【论春秋变周之文（何休解）】
三家之传，迂诞奇怪之说，《公羊》为多，而何休又従而附成之。后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鲁之学与夫谶纬之书者，皆祖《公羊》。《公羊》无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谓《春秋》变周之文従商之质者，皆出于何氏，愚未尝观焉。滕侯、薛侯来朝。齐侯使其弟年来聘。何休曰：质家亲亲。故先滕侯而加录齐侯之母弟。且夫亲亲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后异姓者，周制也。郑忽出奔卫。《公羊传》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词无所贬。”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变周五等之爵而従焉。《记》：“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郕伯来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词也。”忽之出奔，其为失国，岂不甚明，而《春秋》独无贬焉。虽然，《公羊》何为而为此说也？《春秋》未逾年之君皆称子，而忽独不然，此《公羊》之所以为此说也。且《春秋》之书，夫岂一概。卫宣未葬，而嗣子称侯以出会，书曰“及宋公卫侯燕人战”。郑忽外之抚援，内之无党，一夫作难，奔走无告，郑人贱之，故赴以名，书曰“顾忽出奔卫”。卫侯未逾年之君也，郑忽亦未逾年之君也，因其自侯之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变常而示讥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従周”。由此观之，夫子皆有取于三代，而周居多焉。况乎采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变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卷四十二
◎论十首
【宋襄公论】
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苏子曰：“《春秋》书战，未有若此之严而尽也。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后，于周为客，天子有事番焉，有丧拜焉，非列国诸侯之所敢敌也。而曰“及楚人战于泓。”楚，夷狄之国，人微者之称。以天子之上公，而当夷狄之微者，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而《公羊传》以为文王之战不过此，学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辩。
宋襄公非独行仁义而不终者也。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齐宣有牵牛而过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于德未有所损益者，而孟子与之以王。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执曾阝子用于次睢之社，君子杀一牛犹不忍，而宋公戕一国君若犬豕然，此而忍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败国衄，乃欲以不重伤、不禽二毛欺诸侯。人能纟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饥于壶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于曾阝子，而不忍于重伤二毛，此岂可谓其情也哉？桓文之师，存亡继绝，犹不齿于仲尼之门，况用人于夷鬼以求霸，而谓王者之师可乎？使曾阝子有罪而讨之，虽声于诸侯而戮于社，天下不以为过。若以喜怒兴师，则秦穆公获晋侯，且犹释之，而况敢用诸淫昏之鬼乎？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诸侯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为可以文取也。其得丧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则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损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盖王莽之篡。使莽无成则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一莽也。
古人有言：“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师，犹足以当桓公之师，一战之余，救死扶伤不暇。此独妄庸耳。齐桓、晋文得管仲、子犯而兴，襄公有一子鱼不能用，岂可同日而语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
【秦始皇帝论】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养生之具，击搏挽裂与禽兽争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谋夕，忧死之不给，是故巧诈不生，而民无知。然圣人恶其无别，而忧其无以生也，是以作为器用、耒耜、弓矢、舟车、网罟之类，莫不备至，使民乐生便利，役御万物而适其情，而民始有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诈生，求得欲从而心志广，圣人又忧其桀猾变诈而难治也，是故制礼以反其初。礼者，所以反大复始也。
圣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适于四体之安也。将必使之习为迂阔难行之节，宽衣博带，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与而不可以驰骤。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视听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迂阔。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笾豆簋，其耕以井田，其进取选举以学校，其治民以诸侯，嫁娶死丧莫不有法，严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时，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轻为奸。故曰：礼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区区于升降揖让之间，丁宁反覆而不敢失坠者，世俗之所谓迂阔，而不知夫圣人之权固在于此也。
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自以为智术之有馀，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废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决坏圣人之藩墙，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来，天下惟知所以救生避死之具，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何者？其意以为生之无事乎礼也。苟生之无事乎礼，则凡可以得生者无所不为矣。呜呼！此秦之祸，所以至今而未息欤！
昔者始有书契，以科斗为文，而其后始有规矩摹画之迹，盖今所谓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隶，其后日以变革，贵于速成，而从其易。又创为纸以易简策。是以天下簿书符檄，繁多委压，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书简策，则虽欲繁多，其势无由。由此观之，则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开诈伪之端也。嗟乎！秦既不可及矣。苟后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则是引民而日趋于诈也，悲夫！
【汉高帝论】
有进说于君者，因其君之资而为之说，则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义可以诱而进，不义可以劫而退。若汉高帝起于草莽之中，徒手奋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与兵之胜负而已，安知所谓仁义者哉！观其天资，固亦有合于仁义者，而不喜仁义之说，此如小人终日为不义，而至以不义说之，则亦怫然而怒。故当时之善说者，未尝敢言仁义与三代礼乐之教，亦惟曰如此而为利，如此而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后高帝择其利与可者而从之，盖亦未尝迟疑。
天下既平，以爱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孙通、周昌之徒力争之，不能得，用留侯计仅得之。盖读其书至此，未尝不太息以为高帝最易晓者，苟有以当其心，彼无所不从，盍亦告之以吕后太子从帝起于布衣以至于定天下，天下望以为君，虽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岁后，谁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谓爱之者，只以祸之。嗟夫！无有以奚齐、卓子之所以死为高帝言者欤？叔孙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计，独有废嫡立庶之说，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轻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为天子，惠帝为臣，绛灌之徒，圜视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与其全安而不失为王之利也？如意之为王，而不免于死，则亦高帝之过矣。不少抑远之，以泄吕后不平之气，而又厚封焉，其为计不已疏乎？
或曰：吕后强悍，高帝恐其为变，故欲立赵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时而言之，计吕后之年，当死于惠帝之手。吕后虽悍，亦不忍夺之其子以与侄。惠帝既死，而吕后始有邪谋，此出于无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
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乐从吾说，而欲以势夺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计，高帝顾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势不得不从，是以犹欲区区为赵王计，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犹未悟，以为一强项之周昌，足以抗吕氏而捍赵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无有以告之者。悲夫！
【魏武帝论】
世之所谓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审乎计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为智犹有所穷。唯见天下之利而为之，唯其害而不为，则是有时而穷焉，亦不能尽天下之利。古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计，而权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权之，轻敌者败，重敌者无成功。何者？天下未尝有百全之利也，举事而待其百全，则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胜人，而人不知其所以胜我者，天下莫能敌之。
昔者晋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宫之奇，齐鲍叔知鲁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于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长，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诈力相并，其道术政教无以相过，而能者得之。当汉氏之衰，豪杰并起而图天下，二袁、董、吕，争为强暴，而孙权、刘备，又已区区于一隅，其用兵制胜，固不足以敌曹氏，然天下终于分裂，讫魏之世，而不能一。
盖尝试论之。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有所轻为而至于败。刘备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方其新破刘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惊，斩之不能禁。释此时不取，而其后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终其身。孙权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长，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争利。犯此二败以攻孙权，是以丧师于赤壁，以成吴之强。且夫刘备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缓图。方其危疑之间，卷甲而趋之，虽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孙权者，可以计取，而不可以势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胜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难，特欲侥幸于权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至于败。此不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之过欤？
嗟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天下之能者举知之，知之而不能权之以人，则亦纷纷焉或胜或负，争为雄强，而未见其能一也。
【伊尹论】
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
今夫匹夫匹妇皆知洁廉忠信之为美也，使其果洁廉而忠信，则其智虑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争者，止于箪食豆羹，而箪食豆羹足以动其心，则宜其智虑之不出乎此也。箪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则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办一乡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则其所办者愈远矣。让天下与让箪食豆羹，无以异也。治天下与治一乡，亦无以异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箪食豆羹之积也。天下之大，是一乡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运千金之资。贩夫贩妇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义也，虽禄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为异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将以自广其心，使穷达利害不能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为耳。后之君子，盖亦尝有其志矣，得失乱其中，而荣辱夺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书至于舜、禹、皋陶相让之际，盖未尝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让，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贵，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
夫太甲之废，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僭。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何则？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而岂忍以废放其君求利也哉？
后之君子，蹈常而习故，惴惴焉惧不免于天下，一为希阔之行，则天下群起而诮之。不知求其素，而以为古今之变时有所不可者，亦已过矣夫。
【周公论】
论周公者多异说，何也？周公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宜乎说者之异也。凡周公之所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则周公安得而为之？成王幼不能为政，周公执其权，以王命赏罚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
今儒者曰：周公践天子之位，称王而朝诸侯。则是岂不可以已耶？《书》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又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则是周公未尝践天子之位而称王也。周公称王，则成王宜何称？将亦称王耶？将不称耶？不称，则是废也。称王，则是二王也。而周公将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于名实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为称王者，是以圣人为后世之僭君急于为王者也。天下虽乱，有王者在，而己自王，虽圣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击灭项籍，统一四海，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辞以不德。惟陈胜、吴广，乃嚣嚣乎急于自王。而谓文王亦为之耶？武王伐商，师渡孟津，会于牧野，其所以称先君之命命于诸侯者，盖犹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后其称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由此观之，则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况于文王之自王乎？《诗》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称而已矣。《史记》曰：“姬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时，安知其为成子而称之！故凡以文王、周公为称王者，皆过也。是资后世之篡君而为藉之也。
陈贾问于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监商，管叔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从孟子之说，则是周公未免于有过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诛，非疾之也，其势不得不诛也。故管、蔡非所谓大恶也。兄弟之亲，而非有大恶，则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无周公、成王之事，则管、蔡何从而叛？周公何从而诛之？故曰：周公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也。
【管仲论】
尝读《周官》、《司马法》，得军旅什伍之数。其后读管夷吾书，又得《管子》所以变周之制。盖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故其为法，要以不可败而已。至于桓文，非决胜无以定霸，故其法在必胜。繁而曲者，所以为不可败也；简而直者，所以为必胜也。周之制，万二千五百人而为军。万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数奇而不齐，唯其奇而不齐，是以知其所以为繁且曲也。
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无奇，则千载之日，虽妇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计。唯其奇而不齐，是故巧历有所不能尽也。圣人知其然，故为之章、会、统、元以尽其数，以极其变。《司马法》曰：“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万二千五百人而为队，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为奇，其余七以为正，四奇四正，而八阵生焉。”夫以万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阵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齐者，是以多为之曲折，以尽其数，以极其变。钩联蟠踞，各有条理。故三代之兴，治其兵农军赋，皆数十百年而后得志于天下。自周之亡，秦、汉阵法不复三代。其后诸葛孔明，独识其遗制，以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数岁，魏人不敢决战，而孔明亦卒无尺寸之功。岂八阵者，先王所以为不可败，而非以逐利争胜者耶！
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谓截然而易晓矣。三分其国，以为三军。五人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乡良人。三乡一帅，万人而为一军。公将其一，高子、国子将其二。三军三万人。如贯绳，如画棋局，疏畅洞达，虽有智者无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简一，而民有余力以致其死。
昔者尝读《左氏春秋》，以为丘明最好兵法。盖三代之制，至于列国犹有存者，以区区之郑，而鱼丽鹅鹳之阵，见于其书。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诸侯，威震天下，而其军垒阵法，不少概见者，何哉？盖管仲欲以岁月服天下，故变古司马法而为是简略速胜之兵，是以莫得而见其法也。其后吴、晋争长于黄池，王孙雒教夫差以三万人压晋垒而阵，百人为行，百行为阵，阵皆彻行，无有隐蔽，援桴而鼓之，勇怯尽应，三军皆哗，晋师大骇，卒以得志。
由此观之，不简而直，不可以决胜。深惟后世不达繁简之宜，以取败亡。而三代什伍之数，与管子所以治齐之兵者，虽不可尽用；而其近于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于简而直者，以之决战，则庶乎其不可败，而有所必胜矣。
【士燮论】
料敌势强弱，而知师之胜负，此将帅之能也。不求一时之功，爱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师而陈。诸将请从之，范文子独不欲战，晋卒败楚，楚子伤目，子反殒命。范文子疑若懦而无谋者矣。然不及一年，三诛，厉公弑，胥童死，栾书、中行偃几不免于祸，晋国大乱。鄢陵之功，实使之然也。
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圣人所甚惧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无因而至前，匹夫犹或按剑，而况非常之功乎！故圣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于我乎，抑天之祸余也？故虽有大功，而不忘戒惧。中常之主，锐于立事，忽于天戒，日寻干戈而残民以逞，天欲全之，则必折其萌芽，挫其锋芒，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诱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骄士，玩于寇雠，而侮其民人，至于亡国杀身而不悟者，天绝之也。呜呼，小民之家，一朝而获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则？彼之所获者，终日勤劳，不过数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狭。无故而得千金，岂不骄其志而丧其所守哉。由是言之，有天下者，得之艰难，则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则失之亦然。汉高皇帝之得天下，亲冒矢石与秦、楚争，转战五年，未尝得志。既定天下，复有平城之围。故终其身不事远略，民亦不劳。继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举晋阳之师，破窦建德，虏王世充，所过者下，易于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终其身师旅不解，几至于乱者，以其亲见取天下之易也。
故兵之胜负，不足以为国之强弱，而足以为治乱之兆。盖有战胜而亡，有败而兴者矣。会稽之栖，而勾践以霸。黄池之会，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昔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晋果灭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谏。谏而不纳，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则厉公逞志，必先图于范氏，赵盾之事可见矣。赵盾虽免于死，而不免于恶名，则范文子之智，过于赵宣子也远矣。
【孙武论上】
古之善言兵者，无出于孙子矣。利害之相权，奇正之相生，战守攻围之法，盖以百数，虽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余而未知其所以有智，此岂非其所大阙欤？
夫兵无常形，而逆为之形，胜无常处，而多为之地。是以其说屡变而不同，纵横委曲，期于避害而就利，杂然举之，而听用者之自择也。是故不难于用，而难于择。择之为难者，何也？锐于西而忘于东，见其利而不见其所穷，得其一说，而不知其又有一说也。此岂非用智之难欤？
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于有功也。变诈汩其外，而无守于其中，则是五尺童子皆欲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贪而不顾，以陷于难，则有之矣。深山大泽，有天地之宝，无意于宝者得之。操舟于河，舟之逆顺，与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见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为能贪，惟天下之至静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为能诈。何者？不役于利也。夫不役于利，则其见之也明。见之也明，则其发之也果。
古之善用兵者，见其害而后见其利，见其败而后见其成。其心闲而无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于得，则将临事而惑，虽有大利，尚安得而见之！若夫圣人则不然。居天下于贪，而自居于廉，故天下之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于勇，而自居于静，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于诈，而自居于信，故天下之诈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于此，而即以此自居，则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则明者毕见；居阴以御阳，则阳者毕赴。夫然后孙子之智，可得而用也。
《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君子方其未发也，介然如石之坚，若将终身焉者；及其发也，不终日而作。故曰：不役于利，则其见之也明。见之也明，则其发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论则不然，曰：“兵者，诡道也。非贪无以取，非勇无以得，非诈无以成。廉静而信者，无用于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说行，则天下纷纷乎如鸟兽之相搏，婴儿之相击，强者伤，弱者废，而天下之乱何从而已乎！
【孙武论下】
夫武，战国之将也，知为吴虑而已矣。是故以将用之则可，以君用之则不可。今其书十三篇，小至部曲营垒刍粮器械之间，而大不过于攻城拔国用间之际，盖亦尽于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势，武未及也。
其书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窃以为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天下之势，莫大于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夫天下之患，不在于寇贼，亦不在于敌国，患在于将帅之不力，而以寇贼敌国之势内邀其君。是故将帅多，而敌国愈强，兵加，而寇贼愈坚。敌国愈强，而寇贼愈坚，则将帅之权愈重。将帅之权愈重，则爵赏不得不加。夫如此，则是盗贼为君之患，而将帅利之；敌国为君之仇，而将帅幸之。举百倍之势，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于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
昔唐之乱，始于明皇。自肃宗复两京，而不能乘胜并力尽取河北之盗。德宗收潞博，几定魏地，而不能斩田悦于孤穷之中。至于宪宗，天下略平矣，而其余孽之存者，终不能尽去。夫唐之所以屡兴而终莫之振者，何者？将帅之臣，养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御将之术，开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医之用药，鸟喙蝮蝎，皆得自效于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宪宗将讨刘辟，以为非高崇文则莫可用，而刘氵雍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辟之不克，将氵雍实汝代。”是以崇文决战，不旋踵擒刘辟，此天子御将之法也。
夫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者，何也？天下不乐战，则不可与从事于危；好战，则不可与从事于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为战，战胜而利归于民，所得于敌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养生送死者，非杀敌无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战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虽已坠名城，杀豪杰，销锋镝，而民之好战之心，嚣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与休息而至于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于使之知爱其上而仇其敌，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驱之于战者，凡皆以为我也。是以乐其战而甘其死。至于其战也，务胜敌而不务得财。其赏也，发公室而行之于庙，使其利不在于杀人。是故其民不志于好战。夫然后可以作之于安居之中，而休之于争夺之际。可与安，可与危，而不可与乱。此天下之势也。
【子思论】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于为文，是以未尝立论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归于至当，斯以为圣人而已矣。
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议。此其不争为区区之论，以开是非之端，是以独得不废，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夫子既没，诸子之欲为书以传于后世者，其意皆存乎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论。论立而争起。自孟子之后，至于荀卿、扬雄，皆务为相攻之说，其余不足数者纷纭于天下。
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各持其私说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将惑之，而未知其所适从。奈何其弟子门人，又内自相攻而不决。千载之后，学者愈众，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欤？
昔三子之争，起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恶。”而扬子又曰：“人之性，善恶混。”孟子既已据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恶。人之性有善恶而已，二子既已据之，是以扬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恶混也。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则纷纷之说，未可以知其所止。
且夫夫子未尝言性也，盖亦尝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论也。孟子之所谓性善者，皆出于其师子思之书。子思之书，皆圣人之微言笃论，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为言之名。举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论，昭昭乎自以为的于天下，使天下之过者，莫不欲援弓射之。故夫二子之为异论者，皆孟子之过也。
若夫子思之论则不然，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圣人之道，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是以天下无不可学。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学者不知其所穷。夫如是，则恻隐足以为仁，而仁不止于恻隐。羞恶足以为义，而义不止于羞恶。此不亦孟子之所以为性善之论欤！子思论圣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论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此无以异者。而子思取必于圣人之道，孟子取必于天下之人。故夫后世之异议皆出于孟子。而子思之论，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后知子思之善为论也。
【孟子论】
昔者仲尼自卫反鲁，网罗三代之旧闻，盖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终年不能究其说。夫子谓子贡曰：“赐，尔以吾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天下苦其难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贯之也。是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度礼乐刑政，与当世之贤人君子百氏之书，百工之技艺，九州之内，四海之外，九夷八蛮之事，荒忽诞谩而不可考者，杂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乱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学而不乱，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盖尝求之于六经，至于《诗》与《春秋》之际，而后知圣人之道，始终本末，各有条理。夫王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贼，而足以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夺，而足以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备，此固非有深远而难见，勤苦而难行者也。故《诗》之为教也，使人歌舞佚乐，无所不至，要在于不失正焉而已矣。虽然，圣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礼之所由废也。一失言者，义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残，天下大乱，未尝不始于此道。是故《春秋》力争于毫厘之间，而深明乎疑似之际，截然其有所必不可为也。不观于《诗》，无以见王道之易。不观于《春秋》，无以知王政之难。
自孔子没，诸子各以所闻著书，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无有统要，若孟子，可谓深于《诗》而长于《春秋》者矣。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计。至宽而不可犯，至密而可乐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后世或未之见也。
且孟子尝有言矣：“人能充其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其无欲为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饣舌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饣舌之也。是皆穿窬之类也。”唯其不为穿窬也，而义至于不可胜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计。呜呼，此其所以为孟子欤！后之观孟子者，无观之他，亦观诸此而已矣。
卷四十三
◎论十一首
【孟轲论】
昔者仲尼自卫反鲁，纲罗三代之旧闻，盖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终年不能究其说。夫子谓子贡曰：“赐?尔以吾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贯之。”天下苦其难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贯之也。是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度礼乐刑政，与当世之贤人君子百氏之收，百工之技艺，九州之内，四海之外，九夷八蛮之事，荒忽诞谩而不可考者，杂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乱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学而不乱，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盖尝求之于六经，至于《诗》与《春秋》之际，而后知圣人之首，始终本末，各有条理。夫正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正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贼，而足以为孝矣。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贼，而足以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史弟不相夺，而足以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备，此固非有深远而难见，勤苦而难行者也。故《诗》之为教也，使人歌舞佚乐，无所不至，要在于不失正焉而已矣。虽然，圣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礼之所由废也。一失言者，义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残，天下大乱，未尝不始于此道。是故《春秋》力争于毫厘之间，而深明乎疑似之际，截然其有所必不可为也。不观于《诗》，无以见王道之易。不观于《春秋》，无以知王政之难。
自孔子没，诸子各以所闻著书，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无有统要，若孟子，可谓深于《诗》而长于《春秋》者矣。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计。至宽而不可犯，至密而不可察，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后世或未之见也。
且孟子尝有言矣：“人能充其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其无欲为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饣舌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饣舌之也。是皆穿窬之类也。”唯其不为穿窬也，而义至于不可胜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计。呜呼，此其所以为孟子欤！后之观孟子者，无观之他，亦观诸此而已矣。
【乐毅论】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论曰：“图王不成，其弊犹可以霸。”呜呼！使齐桓、晋文而行汤、武之事，将求亡之不暇，虽欲霸，可得乎？
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则王，小用则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尝行仁义矣，然终以亡其身、丧其国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无取天下之心，乃可与言王矣。范蠡、留侯，虽非汤、武之佐，然亦可谓刚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为者也。观吴王困于姑苏之上，而求哀请命于勾践，勾践欲赦之，彼范蠡者独以为不可，援桴进兵，卒刎其颈。项籍之解而东，高帝亦欲罢兵归国，留侯谏曰：“此天亡也，急击勿失。”此二人者，以为区区之仁义，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
嗟夫！乐毅战国之雄，未知大道，而窃尝闻之，则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论者以为燕惠王不肖，用反间，以骑劫代将，卒走乐生。此其所以无成者，出于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当时使昭王尚在，反间不得行，乐毅终亦必败。何者？燕之并齐，非秦、楚、三晋之利。今以百万之师，攻两城之残寇，而数岁不决，师老于外，此必有乘其虚者矣。诸侯乘之于内，齐击之于外。当此时，虽太公、穰苴不能无败。然乐毅以百倍之众，数岁而不能下两城者，非其智力不足，盖欲以仁义服齐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于此也。夫以齐人苦王之暴，乐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宽其赋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齐人无复斗志，则田单者独谁与战哉！奈何以百万之师，相持而不决，此固所以使齐人得徐而为之谋也。
当战国时，兵强相吞者，岂独在我？以燕、齐之众压其城，而急攻之，可灭此而后食，其谁曰不可？呜呼！欲王则王，不王则审所处，无使两失焉而为天下笑也。
【荀卿论】
尝读《孔子世家》，观其言语文章，循循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言必称先王，然后知圣人忧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远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妇之所共知；而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尽也。呜呼！是亦足矣。使后世有能尽吾说者，虽为圣人无难，而不能者，不失为寡过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贡之辩，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然三子者，每不为夫子之所悦。颜渊默然不见其所能，若无以异于众人者，而夫子亟称之。且夫学圣人者，岂必其言之云尔哉？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为后世必有不能行其说者矣，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要在于不可易也。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
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复不逊，而自许太过。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为不善，犹必有所顾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纣之残暴，而先王之法度、礼乐、刑政，犹未至于绝灭而不可考者，是桀、纣犹有所存而不敢尽废也。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以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而荀卿亦不知其祸之至于此也。
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论，未尝异也，而天下卒无有及者。苟天下果无有及者，则尚安以求异为哉！
【韩非论】
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荡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忧。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
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如此，则举天下唯吾之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敢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欤！
太史迁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
【留侯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贾谊论】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以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雄雌。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
愚深悲贾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慎其所发哉。
【晁错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以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而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所，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不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袁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击吴楚，未必无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霍光论】
古之人，惟汉武帝号知人。盖其平生所用文武将帅、郡国边鄙之臣，左右侍从、阴阳律历博学之士，以至钱谷小吏、治刑狱、使绝域者，莫不获尽其才，而各当其处。然此犹有所试，其功效著见，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于霍光，先无尺寸之功，而才气术数，又非有以大过于群臣。而武帝擢之于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后世之事。而霍光又有忘身一心，以辅幼主。处于废立之际，其举措甚闲而不乱。此其故何也？
夫欲有所立于天下，击搏进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则必有卓然可见之才，而后可以有望于其成。至于捍社稷、托幼子，此其难者不在乎才，而在乎节，不在乎节，而在乎气。天下固有能办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则有侥幸之心，以一时之功，而易万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节”。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马仲达是也。天下亦有忠义之士，可托以死生之间，而不忍负者矣。然狷介廉洁，不为不义，则轻死而无谋，能杀其身，而不能全其国，故曰“不在乎节，而在乎气。”古之人有失之者，晋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节气有余，此武帝之所为取也。
《书》曰：“如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谓欤！使霍光而有他技，则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乐天下之彦圣，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
才者，争之端也。夫惟圣人在上，驱天下之人各走其职，而争用其所长。苟以人臣之势，而居于廊庙之上，以捍卫幼冲之君，而以其区区之才，与天下争能，则奸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夺其权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杀之柄，威盖人主，而贵震于天下。其所以历事三主而终其身天下莫与争者，以其无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欤？
【扬雄论】
昔之为性论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为善，而荀子以为恶，扬子以为善恶混。而韩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说，而折之以孔子之论，离性以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以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遗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于愈之说为多焉。
嗟夫，是未知乎所谓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与才相近而不同，其别不啻若白黑之异也。圣人之所与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谓性也。而其才固将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后生，雨露风气之所养，畅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于坚者为毂，柔者为轮，大者为楹，小者为桷。桷之不可以为楹，轮之不可以为毂，是岂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杂乎才而言之，是以纷纷而不能一也。
孔子所谓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者，是论其才也。而至于言性，则未尝断其善恶，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韩愈之说，则又有甚者，离性以为情，而合才以为性。是故其论终莫能通。彼以为性者，果泊然而无为耶？则不当复有善恶之说。苟性而有善恶也，则夫所谓情者，乃吾所谓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而食，渴而饮，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圣人无是，无由以为圣；而小人无是，无由以为恶。圣人以其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恶。由此观之，则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恶为哉！虽然，扬雄之论，则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此其所以为异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恶，而以为善恶之皆出乎性也而已。
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恶之论，唯天下之所同安者，圣人指以为善，而一人之所独乐者，则名以为恶。天下之人，固将即其所乐而行之，孰知夫圣人唯其一人之独乐不能胜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恶之辨。而诸子之意将以善恶为圣人之私说，不已疏乎！而韩愈又欲以书传之所闻昔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论，区区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鲧、管、蔡之迹而明之！圣人之论性也，将以尽万物之天理，与众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韩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杂乎佛、老。”愈之说，以为性之无与乎情，而喜怒哀乐皆非性者，是愈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也。
【诸葛亮论】
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义于天下。当此时，曹公威震四海，东据许、兖，南牧荆、豫，孔明之恃以胜之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节概慷慨死义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强臣之，闻孔明之风，宜其千里之外有响应者，如此则虽无措足之地而天下固为之用矣。且夫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而后天下忠臣义士乐为之死。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曹、刘之不敌，天下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孔明迁刘璋，既已失天下义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东向长驱，而欲天下响应，盖亦难矣。
曹操既死，子丕代立，当此之时，可以计破也。何者？操之临终，召丕而属之植，未尝不以谭、尚为戒也。而丕与植，终于相残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为寇仇，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间之势，不过捐数十万金，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残，然后举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灭项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
故夫敌有可间之势而不间者，汤、武行之为大义，非汤、武而行之为失机。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吕温以为孔明承桓、灵之后，不可强民以思汉，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诛之。”不知蜀之与魏，果有以大过之乎！苟无以大过之，而又决不能事魏，则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动哉？呜呼！此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
【韩愈论】
圣人之道，有趋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实而乐之者。珠玑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悉力，争斗夺取，其好之不可谓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实。至于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内之于口，而知其所以为美，被之于身，而知其所以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
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昔者宰我、子贡、有若更称其师，以为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之盛，虽尧舜之贤，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学，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为贵，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之污而已矣。若夫颜渊岂亦云尔哉！盖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诱人”。由此观之，圣人之道，果不在于张而大之也。韩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乐其实者也。
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矣。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夫圣人之所为异乎墨者，以其有别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视而同仁”，则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兽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不薄其礼而致其情，不责其去而厚其来，是待夷狄之仁也。杀之以时，而用之有节，是待禽兽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间，相去不能以发。宜乎愈之以为一也。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仁者之为亲，则是孔子不兼爱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为如其存焉，则是孔子不明鬼也。
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婴儿乎？”喜怒哀乐，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则是相率而为老子之“婴儿”也。
儒者或曰老、《易》，夫《易》，岂老子之徒欤？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说《易》，则是离性以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为学，知其人之所长而不知其蔽，岂可谓善学耶？
卷四十四
◎论十一首
【思治论(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举而无功则疑，再则倦，三则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顾而莫肯为者，非其无有忠义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术谋虑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难成而不复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苟立而成矣。
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自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以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是岂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
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
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子产以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如农之无畔也，其始虽勤，而终必弃之。今夫富人之营宫室也，必先料其赀财之丰约，以制宫室之大小，既内决于心，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将为屋若干，度用材几何？役夫几人？几日而成？土石材苇，吾于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听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当，则规摹之先定也。
今治天下则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所用之人无常责，而所发之政无成效。此犹适千里不斋粮而假丐于涂人；治病不知其所当用之药，而百药皆试，以侥幸于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
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其所施设，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晋，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践尝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为未可，及其以为可用也，则破楚灭吴，如寄诸其邻而取之。此无他，见之明而策之熟也。
夫今之世，亦与明者熟策之而已。士争言曰：如是而财可丰，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择。吾从其可行者而规摹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独擅而兼言之，则其所以治此三者之术，其得失固未可知也。虽不可知，而此三者决不可不治者可知也。
是故不可以无术。其术非难知而难听，非难听而难行，非难行而难收。孔子曰：“好谋而成。”使好谋而不成，不如无谋。盖世有好剑者，聚天下之良金，铸之三年而成，以为吾剑天下莫敌也，剑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铸而不知收也。今世之举事者，虽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可成之功常难形，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于收哉！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商君之变秦法也，撄万人之怒，排举国之说，势如此其逆也。苏秦之为从也，合天下之异以为同，联六姓之疏以为亲，计如此其迂也。淮阴侯请于高帝，求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耿亦言于世祖，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世祖以为落落难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谋人国，功如此其疏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于其口，成于其手，以为既已许吾君，则亲挈而还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于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于人而后具也，如有财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于天下，有出而无成者，五六十年于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欤？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无所收欤？故为之说曰：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
且今之世俗，则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于朝廷者不笃，而皆好议论以务非其上，使眩于是非，而不知其所从。从之，则事举无可为者，不从，则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败。夫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议论胜于下，而幸其无功者众也。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欲事之易成，则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
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力不可胜，则莫若从众。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谓逆众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减任子。然不顾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尝有一言。何则？彼其口之所不乐，而心之所同然也。从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犹有言者，则可以勿恤矣。
故为之说曰：“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
【正统论三首?总论一(至和二年作)】
正统者，何耶？名耶？实耶？正统之说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实，而无其位，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德，是二人者立于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统之论决矣。正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云尔。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实也，夫何议。
天下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圣人于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实伤名。而名卒不能伤实，故名轻而实重。不以实伤名，故天下不争。名轻而实重，故天下趋于实。
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贤者矣，未有贱而曰吾贵者也。天下之争，自贤不肖始，圣人忧焉，不敢以乱贵贱，故天下知贤之不能夺贵。天下之贵者，圣人莫不贵之，恃有贤不肖存焉。轻以与人贵，而重以与人贤，天下然后知贵之不如贤，知贤之不能夺贵，故不争。知贵之不如贤，故趋于实，使天下不争而趋于实，是亦足矣。正统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后名轻。名轻而后实重。吾欲重天下之实，于是乎始轻。
正统听其自得者十，曰：尧、舜、夏、商、周、秦、汉、晋、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后唐、晋、汉、周。使夫尧舜三代之所以为贤于后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统。故后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无以为尧舜三代之比。于是乎实重。
【正统论三首?辩论二】
正统之论，起于欧阳子，而霸统之说，起于章子。二子之论，吾与欧阳子，故不得不与章子辨，以全欧阳子之说。欧阳子之说全，而吾之说又因以明。章子之说曰：“进秦梁，得而未善也。进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实之所在也。夫所谓正统者，犹曰有天下云尔，名耳。正统者，果名也，又焉实之知！视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为，魏不能一天下，不当与之统。夫魏虽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无有如魏之强者，吴虽存，非两立之势，奈何不与之统。章子之不绝五代也，亦徒以为天下无有与之敌者而已。今也绝魏，魏安得无辞哉！正统者，恶夫天下之无君而作也。故天下虽不合于一，而未至乎两立者，则君子不忍绝之于无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于一，德既无以相过，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强，于是焉而不与之统，亦见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
章子曰：“乡人且耻与盗者偶，圣人岂得与篡君同名哉？”吾将曰：是乡人与是为盗者，民则皆民也，士则皆士也，大夫则皆大夫也，则亦与之皆坐乎？苟其势不得不与之皆坐，则乡人何耻耶？圣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顾其势不得不与之同名，圣人何耻耶？吾将以圣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圣人哉！
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远也。”且章子之所谓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为正耶？以天下有君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无取乎私正也。天下无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汤武既没，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当时之正而已。
章子曰：“祖与孙虽百岁，而子五十，则子不得为寿。汉与晋虽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则魏不得为有统。”吾将曰：其兄四十而死，则其弟五十为寿。弟为寿乎其兄，魏为有统乎当时而已。章子比之妇谓舅嬖妾为姑。吾将曰舅则以为妻，而妇独奈何不以为姑乎？以妾为妻者，舅之过也。妇谓之姑，盖非妇罪也。举天下而授之魏、晋，是亦汉、魏之过而已矣。与之统者，独何罪乎。
虽然，欧阳子之论，犹有异乎吾说者。欧阳子之所与者，吾之所与也。欧阳子之所以与之者非吾之所以与之也。欧阳子重与之，而吾轻与之。且其言曰：“秦、汉而下，正统屡绝，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为名甚尊而重也。”呜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欧阳子其敢有所不与耶？且其重之，则其施于篡君也，诚若过然，故章子有以启其说。夫以文王而终身不得，以魏、晋、梁而得之，果其为重也，则文王将有愧于魏、晋、梁焉。必也使夫正统者，不得为圣人之盛节，则得之为无益。得之为无益，故虽举而加之篡君，而不为过。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晋、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轻者也，然后魏、晋、梁无以愧文王，而文王亦无所愧于魏、晋、梁焉。
【正统论三首?辩论三】
始终得其正，天下合于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于是乎举而归之名。欧阳子曰皆正统，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统，又曰霸统，是以实言者也。欧阳子以名言而纯乎名，章子以实言而不尽乎实。
章子之意，以霸统重其实，而不知实之轻自霸统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过乎实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过乎实也，则吾以章子为过乎圣人。圣人不得已则不能以实伤名，而章子则能之。且吾岂不知居得其正之为正，(如魏受之于汉，晋受之于魏。)不如至公大义之为正也哉？盖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说，吾将求其备。尧、舜以德，三代以德与功，汉、唐以功，秦、隋、后唐、晋、汉、周以力，晋、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说而与之辨)。以实言之，则德与功不如德，功不如德与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尧、舜而下得统者，凡更四不如，而后至于晋、梁焉。而章子以为天下之实，尽于其正统霸统之间矣。
欧阳子纯乎名，故不知实之所止。章子杂乎实，故虽晋、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恶，而其实反不过乎霸。彼其初得正统之虚名，而不测其实罪之所至也。章子则告之曰：“尔，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为霸，则章子之说，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岂曰弑君者其实止乎霸也哉，盖已举其实而著之名，虽欲复加之罪，而不可得也。
夫王者没而霸者有功于天下，吾以为在汉、唐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后唐、晋、汉、周得之，吾犹有憾焉，奈何其举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呜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实也。霸之于王也，犹兄之于父也。闻天下之父尝有曰尧者，而曰必尧而后父，少不若尧而降为兄，则瞽、鲧惧至仆妾焉。天下将有降父而至于仆妾者，无怪也。从章子之说者，其弊固至乎此也。
故曰：莫若纯乎名。纯乎名，故晋、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统，而其弑君之实，惟天下后世之所加，而吾不为之齐量焉，于是乎晋、梁之恶不胜诛于天下，实于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尧、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轻重其君有是也。”以为其霸统之说。夫执圣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说而不可？吾亦将曰：孔子删书，而虞、夏、商、周皆曰书，汤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为吾皆曰正统之说，其谁曰不可？圣人之于实也，不伤其名而后从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伤？若章子之所谓霸统者，伤乎名而丧乎实者也。
【大臣论上】
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
天下不幸而无明君，使小人执其权，当此之时，天下之忠臣义士莫不欲奋臂而击之。夫小人者，必先得于其君而自固于天下，是故法不可击。击之而不胜身死，其祸止于一身。击之而胜，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诛其侧之恶人，谓之叛。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
世之君子，将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计其后而为可居之功，其济不济则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诛而吾诛之，则是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权，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尝有也。国之有小人，犹人之有瘿。人之瘿，必生于颈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贱丈夫者，不胜其忿而决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汉之亡，唐之灭，由此之故也。自桓、灵之后，至于献帝，天下之权，归于内竖，贤人君子，进不容于朝，退不容于野，天下之怒，可谓极矣。当此之时，议者以为天下之患独在宦官，宦官去则天下无事，然窦武、何进之徒击之不胜，止于身死，袁绍击之而胜，汉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类此。自辅国、元振之后，天子之废立，听于宦官。当此之时，士大夫之论，亦惟宦官之为去也。然而李训、郑注、元载之徒，击之不胜，止于身死，至于崔昌遐击之而胜，唐亦以亡。
方其未去也，是累然者瘿而已矣。及其既去，则溃裂四出，而继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且为人臣而不顾其君，捐其身于一决，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则为袁、为崔，败则为何、窦，为训、注。然则忠臣义士，亦奚取于此哉？夫窦武、何进之亡，天下悲之，以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将何以居之？故曰：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
【大臣论下】
天下之权，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也，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然则是小人者，终不可去乎？闻之曰：迫人者，其智浅；迫于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古之为兵者，围师勿遏，穷寇勿迫，诚恐其知死而致力，则虽有众无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风，则吴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负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则将日夜为计，以备一旦卒然不可测之患；今君子又从而疾恶之，是以其谋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谋深，则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
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为客，小人为主。主未发而客先焉，则小人之词直，而君子之势近于不顺。直则可以欺众，而不顺则难以令其下。故昔之举事者，常以中道而众散，以至于败，则其理岂不甚明哉？
若夫智者则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势；外以阳浮而不逆于小人之意，以待其间。宽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虑，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顺适其意，以杀其怒。然后待其发而乘其隙，推其坠而挽其绝。故其用力也约，而无后患。莫为之先，故君不怒而势不逼。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
今夫小人急之则合，宽之则散，是从古以然也。见利不能不争，见患不能不避，无信不能不相诈，无礼不能不相渎，是故其交易间，其党易破也。而君子不务宽之以待其变，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过矣。君子小人，杂居而未决，为君子之计者，莫若深交而无为。苟不能深交而无为，则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汉高之亡，以天下属平、勃。及高后临朝，擅王诸吕，废黜刘氏。平日纵酒无一言，及用陆贾计，以千金交欢绛侯，卒以此诛诸吕，定刘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则是将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于刘、吕之存亡哉！
故其说曰：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士豫附，则天下虽有变而权不分。呜呼，知此，其足以为大臣矣夫！
【续欧阳子朋党论】
欧阳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国，必进朋党之说。”呜呼，国之将亡，此其徵欤？祸莫大于权之移人，而君莫危于国之有党。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而权之所归也，君子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则徼幸复用，唯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
盖尝论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难，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恶草也，不种而生，去之复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为最难。斥其一则援之者众，尽其类则众之致怨也深。小者复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窃国。善人为之扫地，世主为之屏息。譬断蛇不死，刺虎不毙，其伤人则愈多矣。齐田氏、鲁季孙是已。齐、鲁之执事，莫非田、季之党也，历数君不忘其诛，而卒之简公弑，昭、哀失国。小人之党，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汉党锢之狱，唐白马之祸，忠义之士，斥死无余。君子之党，其易尽也如此。使世主知易尽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惧，则有瘳矣。
且夫君子者，世无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无若是之众也。凡才智之士，锐于功名而嗜于进取者，随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从夫子则为门人之选，从季氏则为聚敛之臣。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昔栾怀子得罪于晋，其党皆出奔，乐王鲋谓范宣子曰：“盍反州绰、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栾氏之勇也。余何获焉！”王鲋曰：“子为彼栾氏，乃亦子之勇也。”呜呼，宣子蚤从王鲋之言，岂独获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变哉！
愚以谓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恶而贷其余，使才者不失富贵，不才者无所致憾，将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报乎！人之所以为盗者，衣食不足耳。农夫市人，焉保其不为盗？而衣食既足，盗岂有不能返农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盗者，开其衣食之门，使复其业。善除小人者，诱以富贵之道，使隳其党。以力取威胜者，盖未尝不反为所噬也。
曹参之治齐曰：“慎无扰狱市。”狱市，奸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几于善治矣。奸固不可长，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奸无所容，君子岂久安之道哉！牛、李之党遍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穷其类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祸也。奸臣复炽，忠义益衰。以力取威胜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续欧阳子之说，而为君子小人之戒。
【屈到嗜芰论】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将荐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违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礼之末，忍绝其父将死之言。且《礼》有‘斋之日，思其所乐，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为道？”
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贤者也。夫岂不知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于将死丁宁之言，弃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于此者而夺其情也。夫死生之际，圣人严之。薨于路寝，不死于妇人之手，至于结冠缨、启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于死生之变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义。至于死生至严之际，岂容以私害公乎？
曾子有疾，称君子之所贵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学礼于仲尼。管仲病，劝桓公去三竖。夫数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道德，或训其子孙，虽所趣不同，然皆笃于大义，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国，若敖氏之贤，闻于诸侯，身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忧，其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国人诵之，太史书之，天下后世不知夫子之贤，而唯陋是闻，子木其忍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夺其情也。
然《礼》之所谓“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母没而不能执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岂待父母之命耶？今荐芰之事，若出于子则可，自其父命，则为陋耳。岂可以饮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
曾子寝疾，曾元难于易箦。曾子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为然，是曾元为孝子，而曾子顾礼之末易箦于病革之中，为不仁之甚也。
中行偃死，视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瞑。呜呼，范宣子知事吴为忠于主，而不知报齐以成夫子忧国之美，其为忠则大矣。
古人以爱恶比之美药石，曰：“石犹生我。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观之，柳子之爱屈到，是之美。子木之违父命，药石也哉。
【龙虎铅汞论】
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自坎、离者。坎、离交则生，分则死，必然之首也。离为心，坎为肾，心之所然，未有不正，虽桀、跖亦然。其所以为桀、跖者，以内轻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尔。肾强而溢，则有欲念，虽尧、颜亦然。其所以为尧、颜者，以内重而外轻。故常行其所然者耳。由此观之，心之性法而正，肾之性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产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达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龙水，汞也，精也，血也。出于肾，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火，铅也，气也，力也。出于心，而肺主之，离之物也。心动，则气力随之而作。肾溢，则精血随之而流。如火之有烟，未有复反于薪者也。世之不学道。其龙常出于水，故龙飞而汞轻。其虎常出于火，故虎走而铅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顺此者死，逆此者仙。故真人之言曰：“顺行则为人，逆行则为道。”又曰：“五行颠倒术，龙从火里出。五行不顺行，虎向水中生。”
有隐者教余曰：“人能正坐，暝目调息，握固心定，息微则徐闭之。(达磨胎息法，亦须闭。若如佛经，待其自止，恐卒不能到也。)虽无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刚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极则小通之，微则复闭之。(方其通时，亦限一息，一息归之，已下丹田中也。)为之。推数以多为贤，以久为功，不过十日，则丹田湿而水上行，愈久愈温，几至如烹，上行如水，蓊然如云，于泥丸。盖离者，丽也，着物而见火之性也。吾目引于色，耳引于声，口引于味，鼻引于香，火辄随而丽之。今吾寂然无所引于外，火无所丽，则将焉往？水其所妃也，而况其妃乎？水火合，则火不炎而水自上，则所谓‘龙从火里出’也。龙出于火，则龙不飞，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脑满而腰足轻，方闭息时，则漱而烹之，须满口而后咽。(若未满，且留口中，俟后次也。)仍以空气送至下丹田，常以意养之，久则化而为铅。此所谓‘虎向水中生’也。”
此论奇而通，妙而简，决为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发此志愿百十回矣，皆谬悠无成，意此道非捐躯以赴之，刳心以受之，尽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败，兄弟隔绝，父子离散，身居蛮夷，北归无日，区区世味，亦可知矣。若复谬悠于此，真不如人矣。故数日来，别发誓愿。譬如古人避难穷山，或使绝域，啮草啖雪，彼何人哉！已令告一禅榻、两大案，明窗之下，专欲治此。并已作乾饼百枚。自二月一日为首，尽绝人事。饥则食此饼，不饮汤水，不啖食物，细嚼以致津液，或饮少酒而已。午后，略睡。一更便卧，三更乃起，坐以待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余时非数息炼阴，则行今所谓龙虎诀尔。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读书著文，且一时阁起，以待异日。不游山水，除见道人外，不接客，不会饮，无益也。深恐易流之性，不能终践此言，故先书以报，庶几他日有惭于弟而不敢变也。此事大难，不知其果能不惭否？此书既以自坚，又欲以及弟也。
卷舌以舐悬痈，近得此法，初甚秘惜之。此禅家所谓“向上一路子，千金不传人”，所见如此，虽可笑，然极有验也。但行之数日间，舌、下盘微急痛，当以渐驯致。若舌尖果能及悬痈，则致华池之水，莫捷于此也。又言：“此法名‘江炉上一点雪’。”宜且秘之。
【上张安道养生诀论】
近年颇留意养生。读书，延纳方士多矣，其法数百，择其简而易行者，间或为之，辄验。今此法特奇妙，乃知神仙长生不互，非虚语尔。其效初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用不可尔。其效初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药，其力百倍。久欲献之左右，其妙处，非言语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略。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其状如左。
每夜以子后(三更三四点至五更以来。)披衣起，(只床上拥被坐亦可。)面东若南，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以两拇指握第三指，或第四指握拇指，两手拄腰腹间也。)闭息，(闭息，最是道家要妙处。先须闭息却虑，扫灭座相，使心澄湛，诸念不起，自觉出入息调匀，即闭定口鼻也。)内观五脏，肺白、肝青、脾黄、心赤、肾黑。(常求五脏图挂壁上，使心中熟识五脏六腑之形状。)次想心为炎火，光明洞彻，丹田中。待腹满气极，即徐出气。(不得令耳闻。)候出入息均调，即以舌接唇齿，内外漱炼津液，(若有鼻液，亦须漱使，不嫌其咸，炼久自然甘美，此是真气，不可弃之也。)未得咽。复前法。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满口鼻也即低头咽下，以气送入丹田。须用意精猛，令津与精气谷谷然有声，径入丹田。又依前法为之。凡九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此涌泉穴上彻顶门，气诀之妙。)及脐下腰脊间，皆令热彻，(徐徐摩之，使微汗出，不妨，不可喘足尔。)次以两手摩熨眼、面、下、项，皆令极热。仍案捏鼻梁左右五七下，梳头百余梳而卧，熟寝至明。
右其法至简易，在常久不废而有深功。且试行一二十日，精神自己不同，觉脐下实热，腰脚轻快，久之不已，去仙不远。但当习闭息，使渐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为一息。近来闭得渐久，每一闭百二十至而开，盖已闭得二十余息也。又不可台闭多时，使气错乱，或奔突而出，反为之害。慎之！慎之！又须常节晚食，食腹中宽虚，气得回转。昼日无事，亦时时闭目内观，漱炼津液咽之，摩熨耳目，以助真气。但清净专一，即易见功矣。神仙至术，有不可学者。一忿躁，二阴险，三贪欲。公雅量清德，无此三疾，窃谓可学。故献其区区，笃信力行，他日相见，复陈其妙者焉。文书口诀，多枝词隐语，卒不见下手径路。今且直指精要，可谓至言不烦，长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宝秘，勿使庸妄窥之，以泄至道也。
【续养生论】
郑子产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论六情十二律，其论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狠。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廉贞故为君子，贪狠故为小人。”予参二人之学，而为之说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为心，水为肾。故五脏之性，心正而肾邪，火为心，水为肾。故五脏之性，心正而肾邪。肾无不邪者，虽上智之肾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肾听命也。心无不正者，虽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肾为政也。知此，则知铅汞龙虎之说矣。
何谓铅？凡气之谓铅，或趋或蹶，或呼或吸，或执或击。凡动者皆铅也。肺实出纳之。肺为金，为白虎，故曰铅，又曰虎。何谓汞？凡水之谓汞，唾涕、浓血、精汗、便利，凡湿者皆汞也。肝实宿藏之。肝为木，为青龙，故曰汞，汞也。肝实宿藏之。肝为木，为青龙，故曰汞，又曰龙。古之真人论内丹者曰：“五行颠倒术，龙从火里出。五行不顺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说者也。方五行之顺行也，则龙出于水，虎出于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肾为政，声色外诱，邪淫内发，壬癸之英，下流为人，或为腐坏。是汞龙之出于水者也。喜怒哀乐皆出于心者也。喜则攫拿随之，怒则殴击随之，哀则擗踊随之，乐则舞随之。心动于内，而气应于外，是铅虎之出于火者也。汞龙之出于水，铅虎之出于火，有能出而复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首也。
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龙当使从火出，虎当使从水生也。”其说若何？孔子曰：“思无邪。”凡有思皆邪也，而无思则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也，而无思则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无思而非土木乎？盖必有无思之思焉。夫无思之思，正庄栗，如临君师，未尝一念放逸。然卒无所思。如龟毛免角，非作故无本性，无故是之谓戒。戒生定，定则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则心火不复炎上。火在易为自住，出入息住则心火不复炎上。火在易为离。离，而也。必有所丽，未尝独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则从其妃矣。水火合则壬癸之英，上流于脑，而益于玄膺，若鼻液而不咸，非肾出故也，此汞龙之自火出者也。长生之药，内丹之萌，无过此者矣。阴阳之始交，天一为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气而后生，故二曰火。生而后有骨，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坚，凡物之坚壮者，皆金气也，故四曰金。骨坚而后肉生焉，土为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口鼻皆闭，而以脐达。故脐者，生之根也。汞龙之出于火，流于脑，溢于玄膺，必归于根心，火不炎上，必从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坚，达于四支，浃于肌肤而日壮，究其极，则金刚之体也。此铅虎之自水生者也。龙虎生而内丹成矣。故曰顺行则为人，逆行则为道，道则未也，亦可谓长生不死之术矣。
卷四十五
◎制策二首
【御试制科策(并问)】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统，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烛于理，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兴夜寐，于兹三纪。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田野虽辟，民多无聊。边境虽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费弥广。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未澄。庠序比兴，礼乐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让之节。此所以讼未息于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宽滥，吏不知惧。累系者众，愁叹者多。仍岁以来，灾异数见。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过节，暖气不效。江河溃决，百川腾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五事之失，六之作，刘向所传，吕氏所纪，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时何行而顺其令？非正阳之月，伐鼓救变，其合于经乎？方盛夏之时，论囚报重，其考于古乎？京师诸夏之表则，王教之渊源。百工淫巧无禁，豪右僭差不度。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レ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推寻前世，探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洪质之言，不宜兼于宰相？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备；边陲守御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子大夫其悉意以陈，毋悼后害。
臣谨对曰：臣闻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缓急之势异也。方其无事也，虽齐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宁之间，将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区区之三竖。及其有事且急也，虽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于无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改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处积安之时，乘不拔之势，拱手垂裳，而天下向风；动容变色，而海内震恐。虽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获，固未足以忧陛下也。所谓亲策贤良之士者，以应故事而已。岂以臣言为真足以有感于陛下耶？虽然，君以中求之，臣以实应之。陛下为是名也，臣敢不为是实也。
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业之重，而自处于寡昧，以为“志勤道远，治不加进”，臣窃以为陛下即位以来，岁历三纪，更于事变，审于情伪，不为不熟矣。而“治不加进”，虽臣亦疑之。然以为“志勤道远”，则虽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诏为然也。
夫志有不勤而道无远。陛下苟知勤矣，则天下之事，粲然无不毕举，又安以访臣为哉？今也犹以道远为叹，则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请言勤之说。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宫之中，其忧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无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远之叹由陛下之不勤者，诚见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轻赋税则财不足，欲威四夷则兵不强，欲兴利除害则无其人，欲敦世厉俗则无其具，大臣不过遵用故事，小臣不过谨守簿书，上下相安，以苟岁月。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
臣又窃闻之。自顷岁以来，大臣奏事，陛下无所诘问，直可之而已。臣始闻而大惧，以为不信，及退而观其效见，则臣亦不敢谓不信也。何则？人君之言，与士庶不同。言脱于口，而四方传之，捷于风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讽诵其言语，以为耸动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赐谴者，何人也？合于圣意诱而进之者，何人也？所与朝夕论议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问讯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闻焉。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
臣愿陛下条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几，可用之人有几。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鸡鸣而起，曰：吾今日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为某事，其事果济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违于心，屏去声色，放远善柔，亲近贤达，远览古今，凡此者勤之实也，而道何远乎！
伏惟制策有“夙兴夜寐，于今三纪。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田野虽辟，民多无聊。边境虽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费弥广。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未澄。庠序比兴，礼乐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让之节。此所以讼未息于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宽滥，吏不知惧。累系者众，愁叹者多”。
凡此陛下之所忧数十条者，臣皆能为陛下历数而备言之。然而未敢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诚得御臣之术而固执之，则向之所忧数十条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己不与。今陛下区区以向之数十条为己忧者，则是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天下所谓贤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余；而其既用也，则常若不足。是岂其才之有变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深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与问答百余万言，今之《六韬》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与问答亦百余万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穷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听其所为，则夫向之所忧数十条者无时而举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办是矣乎？度能办是也，则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无以小人间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无以小人间我也，然后受之。既已受之矣，则以身任天下之责而不辞，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内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轻受之。受之，而众不与也，则引身而求去。陛下又为美辞而遣之，加之重禄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节而有让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谤也，是不能办其事而以其患遗后人也。陛下奈何听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实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显其教之之状。德之之形，莫著于轻赋。教之之状，莫显于去杀。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实不至也。
夫以选举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众，而不行考课；农末之相倾，而平籴之法不立；贫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数无限。天下之阙政，则莫大乎此。而和气安得不乎？
“田野辟”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无聊，则吏政之过也。然臣闻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由此观之，则田野亦未可谓尽辟也。夫以吴、蜀、荆、襄之相形，而饥寒之民，终不能去狭而就宽者，世以为怀土而重迁，非也。行者无以相群，则不能行；居者无以相友，则不能居。若辈徙饥寒之民，则无不听矣。
“边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无安之实也。臣欲小言之，则自以为愧；大言之，则世俗以为笑。臣请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为人障也。朝廷置灵武于度外，几百年矣。议者以为绝域异方，曾不敢近，而况于取之乎！然臣以为事势有不可不取者。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灵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数郡之能抗吾中国，吾中国自困而不能举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举者，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块然如巨人之病追，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举。欲去是疾也，则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断然如战国之世，不待中国之援，而中国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战国之全利，而无战国之患，则夏人举矣。其便莫如稍徙缘边之民不能战守者于空闲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则向之戍卒可以稍减，使数岁之后，缘边之民，尽为耕战之夫，然后数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厌战而不能支，则折而归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渐，中国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将济师之不暇，而又何撤乎？
所谓“利入已浚而浮费弥广”者。臣窃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
“军冗而未练”者。臣尝论之，曰：此将不足恃之过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拥之以多兵，不搜去其无用，则多兵适所以为败也。
“官冗而未澄”者。臣尝论之，曰：此审官吏部与职司无法之过也。夫审官吏部，是古者考绩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为断。今纵未能复古，可略分其郡县，不以远近为差，而以难易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别异之。才者常为其难，而不才者常为其易。及其当迁也，难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为此者固有待也。使审官吏部与外之职司常相关通，而为职司者，不惟举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尽第其属吏之所堪，以诏审官吏部。审官吏部常从内等其任使之难易。职司常从外第其人之优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闲。则冗官可澄矣。
“庠序兴而礼乐未具”者。臣盖以为庠序者，礼乐既兴之所用，非所以兴礼乐也。今礼乐鄙野而未完，则庠序不知所以为教，又何以兴礼乐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责其胥让，将以息讼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向者，下之所趋也，而况从而赏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从而罚之乎。陛下责在位者不务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为赏罚者，何也？无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赏欤？夫禁防未至于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为市也。叙法不为宽滥，而吏不知惧者，不论其能否，而论其久近也。累系者众，愁叹者多，凡以此也。
伏惟制策有“仍岁以来，灾异数见，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过节，暖气不效。江河溃决，百川腾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此岂非陛下厌闻诸儒牵合之论，而欲闻其自然之说乎？臣不敢复取《洪范传》、《五行志》以为对，直以意推之。
夫日食者，是阳气不能履险也。何谓阳气不能履险？臣闻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为一交，交当朔则食。交者，是行道之险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则阳气之有强弱也。今有二人并行而犯雾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道之险一也，而阳气之强弱异。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后为食，其亏也久矣，特遇险而见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为无灾，而其既食而复也为免咎。臣以为未也，特出于险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阳气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诸儒或以为阴盛。臣请得以理折之。夫阳动而外，其于人也为嘘，嘘之气温然而为湿；阴动而内，其于人也为翕，翕之气冷然而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见也。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者，其一翕也。夏则川泽洋溢，冬则水泉收缩，此燥湿之效也。是故阳气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则常为淫雨大水，犹人之嘘而不能翕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骄而益厚其赐，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礼，荡然与天下为咻温暖之政，万事惰坏而终无威刑以坚凝之，亦如人之嘘而不能翕，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阴阳消复之理，殆无以易此矣！
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之作，刘向所传，吕氏所纪，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时何行而顺其令？非正阳之月，伐鼓救变，其合于经乎？方盛夏之时，论囚报重，其考于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惧求端之过，而流入于迂儒之说，此皆愚臣之所学于师而不取者也。
夫五行之相，本不至于六。六者，起于诸儒欲以六极分配五行，于是始以皇极附益而为六。夫皇极者，五事皆得。不极者，五事皆失。非所以与五事并列而别为一者也。是故有毛而又有蒙，有极而无福，曰五福皆应，此亦自知其疏也。吕氏之时令，则柳宗元之论备矣，以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社伐鼓，本非有益于救灾，特致其尊阳之意而已。《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由此言之，则亦何必正阳之月而后伐鼓救变如《左氏》之说乎？盛夏报囚，先儒固已论之，以为仲尼诛齐优之月，固君子之所无疑也。
伏惟制策有“京师诸夏之表则，王教之渊源，百工淫巧无禁，豪右僭差不度”，比在陛下身率之耳。后宫有大练之饰，则天下以罗纨为羞。大臣有脱粟之节，则四方以膏梁为污。虽无禁令，又何忧乎。
伏惟制策有“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レ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此皆一偏之说，不可以不察也。夫见其一偏而辄举以为说，则天下之说不可以胜举矣。自通人而言之，则曰“治内所以为京师也，不挠狱市，所以为レ奸也”。如使不挠狱市而害其为レ奸，则夫曹参者，是为逋逃主也。
伏惟制策有“推寻前世，探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窃以为不然。孝文之所以为得者，是儒术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尽者，是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而其所以为失者，则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贾谊之说，然后待大臣有礼，御诸侯有术，而至于兴礼乐，系单于，则曰未暇。故曰“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若夫用老之失，则有之矣。始以区区之仁，坏三代之内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则又从而杀之。用老之失，岂不过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谓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兴妖祠，大兴宫室，而甘心远略。此岂儒者教之？今夫有国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实，见孝文之福殖，而以为老子之功；见孝武之虚耗，而以为儒者之罪，则过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于宴安，彻去禁防，而为天宝之乱也。
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臣窃闻《豳》诗言后稷、公刘，所以致王业之艰难者也。其后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时，则王业既已大成矣，而其诗为《二南》。《二南》之诗犹列于《国风》，而至于《豳》，独何怪乎！昔季札观周乐，以为《大雅》曲而有直体，《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体者，宽而不流也。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者，狭而不迫也。由此观之，则《大雅》、《小雅》之所以异者，取其辞之广狭，非取其事之大小也。
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洪质之言，不宜兼于宰相”。臣以为宰相虽不亲细务，至于钱谷兵师，固当制其赢虚利害。陈平所谓责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当治其簿书多少之数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领度支而职事以治。及兵兴之后，始立使额，参佐既众，簿书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后裴延龄、皇甫，皆以剥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诚得防奸之要。而韦洪质之议，特以其权过重欤？故李德裕以为贱臣不当议令，臣常以为有宰相之风矣。
伏惟制策有“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备；边陲守御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此六者，亦方今之所当论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轻，则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则多作轻以行之。亦不废重。”轻可改而重不可废。不幸而过，宁失于重。此制钱货之本意。命者，人君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秩者，民力之所供，取于府而有限。以无穷养有限，此虚实之相养也。水旱蓄积之备，则莫若复隋、唐之义仓。边陲守御之方，则莫若依秦、汉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币，是谓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诸侯之士，以为国均，则市不二价，四民常均，是谓五均，献王之所致以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国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
而于其末复策之曰“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此臣有以知陛下之圣意，以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尽其辞，是以复举其大体而概问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诏之曰“悉意以陈而无悼后害”。臣是以敢复进其猖狂之说。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乎难以入，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惟陛下宽其万死，幸甚幸甚！谨对。
【拟进士对御试策(并引状问)】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编排举人试卷。窃见陛下始革旧制，以策试多士，厌闻诗赋无益之语，将求山林朴直之论，圣听广大，中外欢喜。而所试举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为虑，不敢指陈阙政，而阿谀顺旨者又卒据上第。陛下之所以求于人至深切矣，而下之报上者如此，臣窃深悲之。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非复诗赋策论迭兴迭废之比也。是以不胜愤懑，退而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道。学术浅陋，不能尽知当世之切务，直载所闻，上将以推广圣言，庶有补于万一，下将以开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讳恶切直之言，风俗虽坏，犹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谨缮写投进，干冒天威，臣无任战恐待罪之至。
问。朕德不类，托于士民之上，所与待天下之治者，惟万方黎献之求，详延于廷，诹以世务，岂特考子大夫之所学，且以博朕之所闻。盖圣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田畴辟，沟洫治，草木畅茂，鸟兽鱼鳖无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备礼，其和足以广乐，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谓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谓众矣。拯之之术，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后。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来，所谓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时，诗书所称，其迹可见。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详著之，朕将亲览焉。
对。臣伏见陛下发德音，下明诏，以天下安危之至计，谋及于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谓不切，其好之不可谓不笃矣。然臣私有所忧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欤？《礼》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愿陛下先治其心，使虚一而静，然后忠言至计可得而入也。今臣窃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实其中，邪正之党已贰其听，功利之说已动其欲，则虽有皋陶、益稷为之谋，亦无自入矣，而况于疏远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惧也。若乃尽言以招祸，触讳以忘躯，则非臣之所恤也。
圣策曰“圣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臣以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为颠倒失序如此。苟诚知之，曷不尊其所闻而行其所知欤？百官之所以得其职者，岂圣王人人而督责之？万事之所以得其序者，岂圣王事事而整齐之哉？亦因能以任职，因职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谓之职，施有先后谓之序。今陛下使两府大臣侵三司财利之权，常平使者乱职司守令之治。刑狱旧法，不以付有司，而取决于执政之意；边鄙大虑，不以责帅臣，而听计于小吏之口。百官可谓失其职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后者刑也；所宜先者义也，所宜后者利也。而陛下易之，万事可谓失其序矣。然此犹其小者。其大者，则中书失其政也。宰相之职，古者所以论道经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条例司文书而已。昔邴吉为丞相，萧望之为御史大夫，望之言阴阳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为意轻丞相，终身薄之。今政事堂忿争相诟，流传都邑，以为口实，使天下何观焉。故臣愿陛下首还中书之政，则百官之职，万事之序，以次而得矣。
圣策曰“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于未成而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势，服人以诚不以言。理之所在，以为则成，以禁则止，以赏则劝，以言则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者，盖循理而已。今为政不务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势，赏罚之威，胁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谓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则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农民举息，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礼》曰：“微之显，诚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且事有决不可欺者，吏受贿枉法，人必谓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凡人为善，不自誉而人誉之；为恶，不自毁而人毁之。如使为善者必须自言而后信，则尧、舜、周、孔亦劳矣。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害，陛下以为仁；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纭也，则使二三臣者极其巧辩，以解答千万人之口。附会经典，造为文书，以晓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岂如婴儿鸟兽，而可以美言小数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为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为。未服而革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革。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何者？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于慎重，则屡作屡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于轻发，则每举每败，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训、注，其志岂浅也哉？而一经大变，则忧沮丧气，不能复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谋也。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轻发者始若勇，终必怯。乃者横山之人，未尝一日而忘汉，虽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庆历以来，莫之敢发者，诚未有以善其后也。近者边臣不计其后，而遽发之，一发不中，则内帑之费以数百万计，而关辅之民困于飞挽者，三年而未已。虽天下之勇者，敢复为之欤？为之固不可，敢复言之欤？由此观之，则横山之功，是边臣欲速而坏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又甚于前日矣。虽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坚，而势穷事碍，终亦必变。他日虽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复自信乎？人君之患，在于乐因循而惮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锡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群臣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甚未晚也。
圣策曰“田畴辟，沟洫治，草木畅茂，鸟兽鱼鳖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无为，而物莫不尽其天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为之，而况于陛下乎！
圣策曰：“其富足以备礼，其和足以广乐，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兔首瓠叶，可以行礼。扫地而祭，可以事天。礼之不备，非贫之罪也。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陆贾曰：“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刘向曰：“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胜众也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犯之，今陛下躬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欲弭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必不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烦言交攻，愈甚于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广乐，岂不疏哉？古之求治者，将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则欲致刑，此又群臣误陛下也。臣知其说矣，是出于荀卿。荀卿喜为异论，至以人性为恶，则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说者又以为《书》称唐虞之隆，刑故无小，而周之盛时，群饮者杀。臣请有以诘之。夏禹之时，大辟二百，周公之时，大辟五百，岂可谓周治而禹乱耶？秦为法及三族，汉除肉刑，岂可谓秦治而汉乱耶？致之言极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其极欤？天下几何其不叛也？徒闻其语而惧者已众矣。臣不意异端邪说惑误陛下，至于如此。且夫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岂独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时哉！所以诛群饮者，意其非独群饮而已。如今之法所谓夜聚晓散者，使后世不知其详，而徒闻其语，则凡夜相过者，皆执而杀之，可乎？夫人相与饮酒而辄杀之，虽桀纣之暴，不至于此。而谓周公行之欤？
圣策曰：“方今之弊，可谓众矣。救之之术，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后”。臣请论其本与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择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于知人。则所施之宜，当先观大臣之知人与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无知人之明，则循规矩，蹈绳墨，以求寡过。二者皆审于自知，而安于才分者也。道可以讲习而知，德可以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学，必出于天资。如萧何之识韩信，此岂有法而可传者哉！以诸葛孔明之贤，而知人之明，则其所短，是以失之于马谡。而孔明亦审于自知，是以终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无大小，一付之于法，人无贤不肖，一付之于公议。事已效而后行，人已试而后用，终不求非常之功者，诚以当时大臣不足以与于知人之明也。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于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房之称刘秩，关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为笑矣。陛下观今之大臣，为知人欤？为不知人欤？乃者擢用众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结审固而后敢用，盖以为其人可与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猬毛而起。陛下以此验之，其不知人也亦审矣。幸今天下无事，异同之论，不过渎乱圣听而已。若边隅有警，盗贼窃发，俯仰成败，呼吸变动，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临事解体，不可复知，则无乃误社稷欤？华佗不世出，天下未尝废医。萧何不世出，天下未尝废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请待知人之佐。若犹未也，则亦诏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
圣策曰“生民以来，称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诗书所称，其迹可见。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详著之”。臣以为此不可胜言也。其施设之方，各随其时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众，舍己从人。”又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诗书所称，大略如此。未尝言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坚用王猛，而樊世、仇腾、席宝不悦。魏郑公劝太宗以仁义，而封伦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违众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谓贤明忠智者，岂非意在于此等欤？臣愿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于今，王猛岂尝设官而牟利，魏郑公岂尝贷钱而取息欤？且其不悦者，不过数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此。古语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税驾矣。《诗》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忧矣，不遑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上对。
卷四十六
◎策略五首
【策略一】
臣闻天下治乱，皆有常势。是以天下虽乱，而圣人以为无难者，其应之有术也。水旱盗贼，人民流离，是安之而已也。乱臣割据，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权臣专制，擅作威福，是诛之而已也。四夷交侵，边鄙不宁，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数者，其于害民蠹国，为不浅矣。然其所以为害者有状，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乱也。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盗贼人民流亡之祸，而咨嗟怨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之忧，而休养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权臣专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亲。非有四夷交侵边鄙不宁之灾，而中国皇皇，常有外忧。此臣所以大惑也。
今夫医之治病，切脉观色，听其声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热也”，或曰“此寒热之相搏也”，及其他，无不可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乐，问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则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测者矣。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为无足忧，而扁鹊、仓公之所以望而惊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则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鲁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遗文，补葺汉、唐之故事，以为区区之论，可以济世，不已疏乎！
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臣尝观西汉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废，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是以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赞《易》，称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观之，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以其动而不息也。惟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使天而不知动，则其块然者将腐坏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万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则智者愿效其谋，勇者乐致其死，纵横颠倒无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断于中，群臣虽有伊吕稷契，无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断而欲有所立为先，而后论所以为立之要云。
【策略二】
天下无事久矣，以天子之仁圣，其欲有所立以为子孙万世之计至切也。特以为发而不中节，则天下或受其病，当宁而太息者，几年于此矣。盖自近岁，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涤虑，以听朝廷之所为，然而数年之间，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虏之大忧未去，而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
闻之师曰：“应敌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创业之君，皆有敌国相持之忧，命将出师，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为国。故其兵可败，而其国不可动，其力可屈，而其气不可夺。今天下一家，二虏且未动也，而吾君吾相终日皇皇焉应接之不暇，亦窃为执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议，不为长久之计，而用最下之策，是以岁出金缯数十百万，以啖二虏，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议者方将深课当时之失，而不求后日之计，亦无益矣。臣虽不肖，窃论当今之弊。
盖古之为国者，不患有所费，而患费之无名。不患费之无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岁而费千万，是千万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万之足云哉！今者二虏不折一矢，不遗一镞，走一介之使，驰数乘之传，所过骚然，居人为之不宁。大抵皆有非常之辞，无厌之求，难塞之请，以观吾之所答。于是朝廷汹然，大臣会议，既而去未数月，边遽且复告至矣。由此观之，二虏之使未绝，则中国未知息肩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虏之大忧未去，则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
中书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与宰相论道经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无以待天下之劳，非至静无以制天下之动。是故古之圣人，虽有大兵役、大兴作，百官奔走，各执其职，而中书之务，不至于纷纭。今者曾不得岁月之暇，则夫礼乐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何时而议也？
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贩夫竖子，皆得执券以诛其所负，苟一朝发愤，倾倒廪以偿之，然后更为之计，则一簪之资，亦足以富，何遽至于皇皇哉！臣尝读《吴越世家》，观勾践困于会稽之上，而行成于吴，凡金玉女子所以为赂者，不可胜计。既反国，而吴之百役无不从者，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春秋贡献，不绝于吴府。尝窃怪其以蛮夷之国，承败亡之后，救死扶伤之馀，而赂遗费耗又不可胜计如此，然卒以灭吴，则为国之患，果不在费也。彼其内外不相忧，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种二人分国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种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吴者，种不知也。四封之内，蠡不如种，使种主之。凡四封之内所以强国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专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劳而灭吴。其所以赂遗于吴者，甚厚而有节也，是以财不匮。其所以听役于吴者，甚劳而有时也，是以本不摇。然后勾践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吴国固在其指掌中矣。
今以天下之大，而中书常有蛮夷之忧，宜其内治有不办者，故臣以为治天下不若清中书之务。中书之务清，则天下之事不足办也。今夫天下之财，举归之司农，天下之狱，举归之廷尉，天下之兵，举归之枢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纲，听其治要而责成焉耳。夫此三者，岂少于蛮夷哉？诚以为不足以累中书也。
今之所以待二虏者，失在于过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宾客之政。当周之盛时，诸侯四朝，蛮夷戎狄莫不来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让之节，牲刍委积之数而已。至于周衰，诸侯争强，而行人之职为难且重。春秋时，秦聘于晋，叔向命召行人子员。子朱曰：“朱也当御。”叔向曰：“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晋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其后楚伍员奔吴，为吴行人以谋楚，而卒以入郢。西刘之兴，有典属国。故贾谊曰：“陛下试以臣为属国，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惟上所令。”今若依仿行人、属国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责之，使宰相于两制之中，举其可用者，而勿夺其权；使大司农以每岁所以馈于二虏者，限其常数，而豫为之备；其馀者，朝廷不与知也。凡吾所以遣使于虏，与吾所以馆其使者，皆得以自择。而其非常之辞，无厌之求，难塞之请，亦得以自答。使其议不及于朝廷，而其闲暇，则收罗天下之俊才，治其战攻守御之策，兼听博采，以周知敌国之虚实，凡事之关于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则天子与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实不亦甚简欤！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泛泛焉莫任其职，今举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虏，宜无不济者。然后得以安居静虑，求天下之大计，唯所欲为，将无不可者。
【策略三】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当其处而不相乱，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后天子得优游无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国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扰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责成，使西北不过为未诛之寇，则中国固吾之中国，而安有不可为哉。于此之时，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
请言当今之势。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难明，此天下之所以乱也。当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从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从而尤其法。法之变未有已也，如此，则虽至于覆败、死亡相继而不悟，岂足怪哉。
昔者汉兴，因秦以为治，刑法峻急，礼义消亡，天下荡然，恐后世无所执守，故贾谊、董仲舒咨嗟叹息，以立法更制为事。后世见二子之论，以为圣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变改，以惑乱世主。
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国家法令凡几变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议，患天下之士，其进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为之法，曰中年而举，取旧数之半，而复明经之科。患天下之吏无功而迁，取高位而不让也，故为之法，曰当迁者有司以闻，而自陈者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实非大有益也。而议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窃以为过矣。
夫法之于人，犹五声六律之于乐也。法之不能无奸，犹五声六律之不能无淫乐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于人，苟不至于害人，而不可强去者，皆不变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
夫有人而不用，与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尽其心，其失一也。古之兴王，二人而已。汤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与之，而后伊、吕得捐其一身以经营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无后患，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行。其所欲用，虽其亲爱可也；其所欲诛，虽其仇隙可也。使其心无所顾忌，故能尽其才而责其成功。及至后世之君，始用区区之小数以绳天下之豪俊，故虽有国士，而莫为之用。
夫贤人君子之欲有所树立，以昭著不朽于后世者，甚于人君，顾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夺，只以速天下之乱耳。晁错之事，断可见矣。夫奋不顾一时之祸，决然徒欲以身试人主之威者，亦以其所挟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与有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后发，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测，而示其可信，则彼孰从而发哉！庆历中，天子急于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远虑而未有所发也，虽天子亦迟之。至其一旦发愤，条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举朝喧哗，以至于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
居今之势，而欲纳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矫拂于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独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肃，苟且偷安而不知长久之计。臣以为宜如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恶，而谗人之所由兴也。是故先主拒关、张之间，而后孔明得以尽其才；苻坚斩樊世，逐仇腾，黜席宝，而后王猛得以毕其功。夫天下未尝无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勤，相须甚急，而相合甚难者，独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测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铿然明告执政之臣所以欲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内为之信，然后敢有所发于外而不顾。不然，虽得贤人千万，一日百变法，天下益不可治。岁复一岁，而终无以大慰天下之望，岂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天子与执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无疑，可以尽其所怀，直己而行道，则夫当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论，以开功名之门，而后天下可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冲溃决，腾涌漂荡而不可禁止也，虽欲尽人力之所至，以求杀其尺寸之势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乎若不足以终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难杀之忧，而又有易衰之患。导之有方，决之有渐，疏其故而纳其新，使不至于壅阏腐败而无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为沼之可以无忧，是乌知舟楫灌溉之利哉？
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杰之士，务以其所长，角奔而争利，惟恐天下一日无事也，是以人人各尽其材。虽不肖者，亦自淬励而不至于怠废。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贼，使天下不安其生。为天下者，知夫大乱之本，起于智勇之士争利而无厌，是故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天下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谨畏之人，不过数十年，天下靡然无复往时之喜事也，于是能者不自愤发，而无以见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废而无用。当是之时，人君欲有所为，而左右前后皆无足使者，是以纲纪日坏而不自知，此其为患，岂特英雄豪杰之士趑趄而已哉。
圣人则不然。当其久安于逸乐也，则以术起之，使天下之心翘翘然常喜于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为天下者，天下皆为，而己不为。夫使天下皆为而己不为者，开其利害之端，而辨其荣辱之等，使之踊跃奔走，比为我役而不辞，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为而得，则天子谁与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论，开功名之门，而后天下可为也。
今夫庸人之论有二，其上之人务为宽深不测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与议论，举先贤之言，而猎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说其无能而已矣。
夫宽深不测之量，古人所以临大事而不乱，有以镇世俗之躁，盖非以隔绝上下之情，养尊而自安也。誉之则劝，非之则沮，闻善则喜，见恶则怒，此三代圣人之所共也。而后之君子，必曰誉之不劝，非之不沮，闻善不喜，见恶不怒，斯以为不测之量，不已过乎！夫有劝有沮，有喜有怒，然后有间而可入；有间而可入，然后智者得为之谋，才者得为之用。后之君子，务为无间，夫天下谁能入之？
古之所谓中庸者，尽万物之理而不过，故亦曰皇极。夫极，尽也。后之所谓中庸者，循循焉为众人之所能为，斯以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谓乡原也。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曰：古之人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谓其近于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贼也。”孔子、孟子恶乡原之贼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见之。狂者又不可得见，欲得狷者而见之，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今日之患，惟不取于狂者、狷者，皆取于乡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从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与之，然则淬励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论，开功名之门，而后天下可为也。
【策略五】
其次莫若深结天下之心。
臣闻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运之乎茫茫之中，安而为太山，危而为累卵，其间不容毫厘。是故古之圣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资，而恃其有可爱之实；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势，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则？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转相属也，以有其富贵。苟不得其心，而欲羁之以区区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势者，其平居无事，犹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
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欢，去已久矣，适会其变，是以一散而不可复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贱，奔走万里，无敢后先，俨然南面以临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为苟安之计，贤者既无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举天下之事，听其自为而已。及乎事出于非常，变起于不测，视天下莫与同其患，虽欲分国以与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盖用此术以至于颠沛而不悟，岂不悲哉！
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诸箧笥，则器与人不相习，是以格而难操。良工者，使手习知其器，而器亦习知其手，手与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经营祸乱之足忧，而养安无事之可畏。何者？惧其一旦至于格而难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励其百官，抚摩其人民，为之朝聘会同燕享，以交诸侯之欢。岁时月朔，致民读法，饮酒蜡腊，以遂万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尽其词。犹以为未也，而五载一巡守，朝诸侯于方岳之下，亲见其耆老贤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风俗。凡此者，非以为苟劳而已，将以驯致服习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格而难操也。
及至后世，坏先王之法，安于逸乐，而恶闻其过。是以养尊而自高，务为深严，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为之说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书之，后世且以为讥。使其君臣相视而不相知，如此，则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伥伥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杰已议其后。
臣尝观西汉之初，高祖创业之际，事变之兴，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项氏创残之馀，与信、布之徒争驰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绝人之姿，据有土地甲兵之众，其势足以为乱，然天下终以不摇，卒定于汉。传十数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向风，兵革不试，而王莽一竖子乃举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铁，而天下屏息，莫敢或争，此其故何也？创业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将相，皆有握手之欢。凡在朝廷者，皆尝试挤掇，以知其才之短长，彼其视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当此之时，虽有近忧，而无远患。及其子孙，生于深宫之中，而狃于富贵之势，尊卑阔绝，而上下之情疏；礼节繁多，而君臣之义薄。是故不为近忧，而常为远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
圣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礼而务至诚，黜虚名而求实效，不爱高位重禄以致山林之士，而欲闻切直不隐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简约，不为崖岸。当时大臣将相，皆得从容终日，欢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称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缘饰，而开心见诚，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术，御天下之大权也。
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为宜日新盛德，以鼓动天下久安怠惰之气，故陈其五事以备采择。其一曰：将相之臣，天子所恃以为治者，宜日夜召论天下之大计，且以熟观其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远方之民者，其罢归，皆当问其所以为政，民情风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从侍读侍讲之人，本以论说古今兴衰之大要，非以应故事备数而已。经籍之外，苟有以访之，无伤也。其四曰：吏民上书，苟小有可观者，宜皆召问优慰，以养其敢言之气。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虽其至贱，无以自通于朝廷，然人主之为，岂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见之，使不知其所从来。如此，则远方之贱吏，亦务自激发为善，不以位卑禄薄无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饰。使天下习知天子乐善亲贤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发，知爱于君而不可与为不善。亦将贤人众多，而奸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卷四十七
◎策别十七首
【策别一】
臣闻为治有先后，有本末，向之所论者，当今之所宜先，而为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臣请得列而言之。盖其总四，其别十七。一曰课百官，二曰安万民，三曰厚货财，四曰训兵旅。课百官者，其别有六。一曰厉法禁。
昔者圣人制为刑赏，知天下之乐乎赏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乐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终朝而赏随之，是以下之为善者，足以知其无有不赏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是以上之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无有不罚也。《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此乃圣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圣人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罚至于措而不用。
周之衰也，商鞅、韩非峻刑酷法，以督责天下。然其所以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由此观之，商鞅、韩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术也。后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术，与商鞅、韩非同类而弃之。法禁之不行，奸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
今州县之吏，受赇而鬻狱，其罪至于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赎，则至于婴木索，受笞，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为不善，非特簿书米盐出入之间也，其位愈尊，则其所害愈大；其权愈重，则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强御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则其官之所减者，至于罚金，盖无几矣。夫过恶暴著于天下，而罚不伤其毫毛；卤莽于公卿之间，而纤悉于州县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虽刀锯斧铖，犹将有所不避，而况于木索、笞哉！
方今法令至繁，观其所以堤防之具，一举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于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议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岂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欤？古之人君，责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轻也。责之至重，故其所以约束之者愈宽；待之至轻，故其所堤防之者甚密。夫所贵乎大臣者，惟不待约束，而后免于罪戾也。是故约束愈宽，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轻犯法，则固已不容于诛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从于讯鞫论报，如士庶人之法。斯以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
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莅官临民苟有罪，皆书于其所谓历者，而至于馆阁之臣出为郡县者，则遂罢去。此真圣人之意，欲有以重责之也。奈何其与士庶人较罪之轻重，而又以其爵减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开盗贼小人自新之途。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盗贼小人待之欤？天下惟其无罪也，是以罚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罚，则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已举之，而诏曰勿推，此何为者也？圣人为天下，岂容有此暧昧而不决？故曰：厉法禁自大臣始，则小臣不犯矣。
【策别二】
其二曰抑侥幸。夫所贵乎人君者，予夺自我，而不牵于众人之论也。天下之学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贵。如从其欲，则举天下皆贵而后可。惟其不可从也，是故仕不可以轻得，而贵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禄，出乎我者也，我以为可予而予之，我以为可夺而夺之，彼虽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赋敛不可以不均，刑罚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择，此诚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赏，爱名器，而嚣嚣者以为不可，是乌足恤哉？
国家自近岁以来，吏多而阙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无事而食也。且其莅官之日浅，而闲居之日长，以其莅官之所得，而为闲居仰给之资，是以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
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宽，而用之至狭。取之至宽，故贤者不隔；用之至狭，故不肖者无所容。《记》曰：“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然则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进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试官。夫试之者，岂一定之谓哉？固将有所废置焉耳。国家取人，有制策，有进士，有明经，有词科，有任子，有府史杂流，凡此者，虽众无害也。其终身进退之决，在乎召见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爱惜慎重者也。今之议者，不过曰多其资考，而责之以举官之数。且彼有勉强而已，资考既足，而举官之数亦以及格，则将执文墨以取必于我，虽千百为辈，莫敢不尽与。臣窃以为今之患，正在于任法太过。是以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岁月必得，甚可惜也。
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闻于吏部，吏部以其资考之远近，举官之众寡，而次第其名，然后使一二大臣杂治之，参之以其才器之优劣而定其等，岁终而奏之，以诏天子废置。度天下之吏，每岁以物故罪免者几人，而增损其数，以所奏之等补之，及数而止，使其予夺亦杂出于贤不肖之间，而无有一定之制。则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将自奋厉磨淬，以求闻于时。而向之所谓用人之大弊者，将不劳而自去。
然而议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优劣为差，则是好恶之私有以启之也。臣以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昔者唐有天下，举进士者，群至于有司之门。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罗天下之贤俊，而习知其为人。至于一日之试，则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于斯为盛。今以名闻于吏部者，每岁不过数十百人，使二三大臣得以访问参考其才，虽有失者，盖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则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为奸也。
【策别三】
其三曰决壅蔽。所贵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诉而无冤，不谒而得其所欲，此尧舜之盛也。其次不能无诉，诉而必见察；不能无谒，谒而必见省。使远方之贱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识官府之难。而后天下治。
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两手而已。疾痛苛痒，动于百体之中，虽其甚微不足以为患，而手随至。夫手之至，岂其一一而听之心哉，心之所以素爱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听于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圣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众，四海之广，使其关节脉理，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夫是以天下可使为一身。天子之贵，士民之贱，可使相爱。忧患可使同，缓急可使救。
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昔者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故小人以无法为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举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为瑕。所欲与者，虽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为解。故小人以法为奸。
今天下所为多事者，岂事之诚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则新故相仍，纷然而不决，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职，不待教令而办，四方之宾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纤悉，莫不尽举，而人不以为烦。盖史之所记：麻思还冀州，请于猛。猛曰：“速装，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关，郡县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无留事者，至于纤悉，莫不皆然。苻坚以戎狄之种，至为霸王，兵强国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为，固宜其然也。
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顾私，而府史之属招权鬻法，长吏心知而不问，以为当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权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厉精。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
今之所谓至繁，天下之事，关于其中，诉者之多，而谒者之众，莫如中书与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书听其治要。郡县之钱币制于转运使，而三司受其会计。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书不待奏课以定其黜陟而关预其事，则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赢虚至于毫毛以绳郡县，则是不任转运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
古之圣王，爱日以求治，辨色而视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则终日为之不给。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废一事，一月则可知也。一岁，则事之积者不可胜数矣。欲事之无繁，则必劳于始而逸于终。晨兴而晏罢，天子未退，则宰相不敢归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则百官莫不震悚尽力于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则纤悉隐微莫不举矣。天子求治之勤过于先王，而议者不称王季之晏朝而称舜之无为，不论文王之昃而论始皇之量书。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则壅蔽决矣。
【策别四】
其四曰专任使。夫吏之与民，犹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龃龉而不相得。是故虽有长材异能之士，朝夕而去，则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汉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时，以为任人不可以仓卒而责其成效。又其三岁一迁，吏不可为长远之计，则其所施设一切出于苟简。此天下之士，争以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处也，是以扰扰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后迁，则将有十年不得调者矣。朝廷方将减任子，清冗官，则其行之当有所待。而臣以为当今之弊，有甚不可者。
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观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冲，两河之交，舟车商贾之所聚，金玉锦绣之所积，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织之劳。富贵之所移，货利之所眩，故其不知有恭俭廉退之风。以书数为终身之能，以府史贱吏为乡党之荣，故其民不知有儒学讲习之贤。夫是以狱讼繁滋而奸不可止，为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于教化，四方观之，使风俗日以薄恶，未始不由此也。今夫为京兆者，戴星而出，见烛而入，案牍笞，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蹑乎其庭。持词而求诉者，肩相摩乎其门。憧憧焉不知其为谁，一讯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无罪者亦不知其无罪之实。如此则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狱讼之繁，未有已也。
夫大司农者，天下之所以赢虚，外计之所从受命也。其财赋之出入，簿书之交错，纵横变化，足以为奸，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尽知而付吏。吏分职乎其中者，以数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过粗知其大纲，而不能惟吏之听。贿赂交乎其门，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无过此二者。
臣窃以为今省府之重，其择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则？天下之贤者不可以多得。而贤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而欲为长远之计者，则其效不可以朝夕见，其始若迂阔，而其终必将有所可观。今期月不报政，则朝廷以为是无能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见称于人者，又以为有功而擢为两府。然则是为省府者，能与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终岁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吏胥者，皆老于其局，长子孙于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长子孙之吏，此其相视，如客主之势，宜其奸弊不可得而去也。
省府之位，不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为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劳于位，则时有以赐予劝奖之，以厉其心，不闻其骤迁以夺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纵未能一概久而不迁，至于省府，亦不可以仓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则其欺诈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虑周旋于其间，不过十年，将必有卓然可观者也。
【策别五】
其五曰无责难。无责难者，将有所深责也。昔者圣人之立法，使人可以过，而不可以不及。何则？其所求于人者，众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为众人之所不能者，固无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于犯法。夫如此而犹有犯者，然后可以深惩而决去之。由此而言，则圣人之所以不责人之所不能者，将以深责乎人之所能也。后之立法者异于是。责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责也。是以其法不可行，而其事不立。
夫事不可以两立也，圣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禁，必有所宽。宽之则其禁必止，舍之则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长吏举之。又恐其举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长吏任之。他日有败事，则以连坐。其过重者其罚均。且夫人之难知，自尧舜病之矣。今日为善，而明日为恶，犹不可保，况于十数年之后，其幼者已壮，其壮者已老，而犹执其一时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过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强为善以求举。惟其既已改官而无忧，是故荡然无所不至。方其在州县之中，长吏亲见其廉谨勤干之节，则其势不可以不举，彼又安知其终身之所为哉？故曰今之法责人以其所不能者，谓此也。
一县之长，察一县之属。一郡之长，察一郡之属。职司者，察其属郡者也。此三者，其属无几耳。其贪其廉，其宽猛，其能与不能，不可谓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复以为牧人欤？夫为长而属之不知，则此固可以罢免而无足惜者。今其属官有罪，而其长不即以闻，他日有以告者，则其长不过为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职司察其属郡，郡县各察其属，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罚之甚轻，亦可怪也。
今之世所以重发赃吏者，何也？夫吏之贪者，其始必诈廉以求举，举者皆王公贵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爱其同类等夷之人，故其树根牢固而不可动。连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馀人，此如盗贼质劫良民以求苟免耳。为法之弊，至于如此，亦可变矣。
如臣之策，以职司守令之罪罪举官，以举官之罪罪职司守令。今使举官与所举之罪均，纵又加之，举官亦无如之何，终不能逆知终身之廉者而后举，特推之于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职司守令，彼其势诚有以督察之。臣知贪吏小人无容足之地，又何必于举官焉难之。
【策别六】
其六曰无沮善。昔者先王之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无穷之心，力行不倦，而无自弃之意。夫惟自弃之人，则其为恶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圣人畏之，设为高位重禄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踊跃自奋，扳援而来。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终不能至于其间，而非圣人塞其门、绝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贱吏，闾阎之匹夫，莫不奔走于善，至于老死而不知休息，此圣人以术驱之也。
天下苟有甚恶而不可忍也，圣人既已绝之，则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此非独不仁也。以为既已绝之，彼将一旦肆其愤毒，以残害吾民。是故绝之则不用，用之则不绝。既已绝之，又复用之，则是驱之于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无所望而为善，无所爱惜而不为恶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无所望之人，而责其为善，以无所爱惜之人，而求其不为恶，又付之以人民，则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贤者，何常之有？或出于贾竖贱人，甚者至于盗贼，往往而是。而儒生贵族，世之所望为君子者，或至于放肆不轨，小民之不若。圣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于其始进之时，而徐观其所试之效，使天下无必得之由，亦无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后勉强于功名而不敢侥幸。知其不至于必不可得而可勉也，然后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圣人之所以鼓舞天下，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为术欤？
后之为政者则不然。与人以必得，而绝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为进贤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于此。今夫制策之及等，进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间，而决取终身之富贵。此虽一时之文辞，而未知其临事之否，则其用之不已太遽乎！
天下有用人而绝之者三。州县之吏，苟非有大过而不可复用，则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为善以自赎。而今世之法，一陷于罪戾，则终身不迁，使之不自聊赖而疾视其民，肆意妄行而无所顾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于其中，途穷而无所入，则遂以自弃。府史贱吏，为国者知其不可阙也，是故岁久则补以外官。以其所从来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则其中虽有出群之才，终亦不得齿于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将以求贵也，贵不可得而至矣，则将惟富之求，此其势然也。如是，则虽至于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弃，则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赀而仕者，皆得补郡县之吏，彼知其终不得迁，亦将逞其一时之欲，无所不至。夫此，诚不可以迁也，则是用之之过而已。臣故曰：绝之则不用，用之则不绝。此三者之谓也。
【策别七】
安万民者，其别有六。一曰敦教化。夫圣人之于天下，所恃以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也。昔者三代之民，见危而授命，见利而不忘义。此非必有爵赏劝乎其前，而刑罚驱乎其后也。其心安于为善，而忸怩于不义，是故有所不为。夫民知有所不为，则天下不可以敌，甲兵不可以威，利禄不可以诱，可杀可辱、可饥可寒而不可与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国长久而不拔也。
及至秦、汉之世，其民见利而忘义，见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则巧伪变诈，无所不为，疾视其长上而幸其灾。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盗贼，则天下枵然无复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时，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详且密也。学校之制，射飨之节，冠婚丧祭之礼，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后世，教化之道衰，而尽废其具，是以若此无耻也。”然世之儒者，盖亦尝试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无效，使民好文而益偷，饰诈而相高，则有之矣，此亦儒者之过也。臣愚以为若此者，皆好古而无术，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实之所存者也。实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实也。有名而无实，则其名不行。有实而无名，则其实不长。凡今儒者之所论，皆其名也。
昔武王既克商，散财发粟，使天下知其不贪；礼下贤俊，使天下知其不骄；封先圣之后，使天下知其仁；诛飞廉、恶来，使天下知其义，如此，则其教化天下之实，固已立矣。天下耸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后文之以礼乐，教之以学校，观之以射飨，而谨之以冠婚丧祭，民是以目击而心谕，安行而知得也。及至秦、汉之世，专用法吏以督责其民，至于今千有馀年，而民日以贪冒嗜利而无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礼所谓名者而绳之！彼见其登降揖让盘辟俯偻之容，则掩口而窃笑；闻钟鼓管磬希夷单缓之音，则惊顾而不乐。如此，而欲望其迁善远罪，不已难乎？
臣愚以为宜先其实而后其名，择其近于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则不可与久居于安。民不知义，则不要与同处于危。平居则欺其吏，而有急则叛其君。此教化之实不至，天下之所以无变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则莫若务实其言。欲民之知义，则莫若务去其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为军。其始也，官告以权时之宜，非久役者，事已当复尔业。少焉皆刺其额，无一人得免。自宝元以来，诸道以兵兴为辞而增赋者，至今皆不为除去。夫如是，将何以禁小民之诈欺哉！
夫所贵乎县官之尊者，为其恃于四海之富，而不争于锥刀之末也。其与民也优，其取利也缓。古之圣人，不得已而取，则时有所置，以明其不贪。何者？小民不知其说，而惟贪之知。今鸡鸣而起，百工杂作，匹夫入市，操挟尺寸，吏且随而税之，扼吭拊背，以收丝毫之利。古之设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设官者，求以胜民。赋敛有常限，而以先期为贤。出纳有常数，而以羡息为能。天地之间，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广，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趋于贪。臣愚以为难行之言，当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当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义。若曰“国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则臣恐其失之多于得也。
【策别八】
其二曰劝亲睦。夫民相与亲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画为井田，使其比闾族党，各相亲爱，有急相周，有喜相庆，死丧相恤，疾病相养。是故其民安居无事，则往来欢欣，而狱讼不生；有寇而战，则同心并力，而缓急不离。自秦、汉以来，法令峻急，使民乖其亲爱欢欣之心，而为邻里告讦之俗。富人子壮则出居，贫人子壮则出赘。一国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纷纷乎散乱而不相属，是以礼让之风息，而争斗之狱繁。天下无事，则务为欺诈相倾以自成。天下有变，则流徙涣散相弃以自存。嗟夫！秦、汉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难治也！此无他，民不爱其身，则轻犯法。轻犯法，则王政不行。欲民之爱其身，则莫若使其父子亲、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恤妻子。则其所赖于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轻犯法。三代之政，莫尚于此矣。
今欲教民和亲，则其道必始于宗族。臣欲复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亲属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礼》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古者诸侯之子弟，异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祢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后之，则为大宗。族人宗之，虽百世而宗子死，则为之服齐衰九月。故曰：“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别子之庶子，又不得祢别子，而自使其嫡子为后，则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则无服。其继祢者，亲兄弟为之服。其继祖者，从兄弟为之服。其继曾祖者，再从兄弟为之服。其高祖者，三从兄弟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亲尽则易宗。故曰：“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小宗四，有继高祖者，有继曾祖者，有继祖者，有继祢者，与大宗为五，此所谓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为宗，则其庶子之嫡子又各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于四，而其实无穷。自秦、汉以来，天下无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复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亲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
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无宗也。有族而无宗，则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则虽欲亲之而无由也。族人而不相亲，则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贤人君子之后，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远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复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则为之加服，犯之则以其服坐。贫贱不敢轻，而富贵不敢以加之。冠婚必告，丧葬必赴。此非有所难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无孝弟相亲之心，而族无宗子，莫为之纠率，其势不得相亲。是以世之人，有亲未尽而不相往来，冠婚不相告，死不相赴，而无知之民，遂至于父子异居，而兄弟相讼，然则王道何从而兴乎！
呜呼！世人之患，在于不务远见。古之圣人合族之法，近于迂阔，而行之期月，则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难，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曰自小宗始矣。
【策别九】
其三曰均户口。夫中国之地，足以食中国之民有馀也，而民常病于不足，何哉？地无变迁，而民有聚散。聚则争于不足之中，而散则弃于有馀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遗利，而民用不足。
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众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亩，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馀。当周之时，四海之内，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师居其一，有田百同，而为九百万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为六百万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为率，则王畿之内，足以食三百万之众。以九州言之，则是二千七百万夫之地也，而计之以下农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则是万有三千五百万人可以仰给于其中。当成、康刑措之后，其民极盛之时，九州之籍，不过千三万四千有馀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谷常有馀，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术也。
自井田废，而天下之民转徙无常，惟其所乐，则聚以成市，侧肩蹑踵，以争寻常，挈妻负子，以分升合。虽有丰年，而民无馀蓄，一遇水旱，则弱者转于沟壑，而强者聚为盗贼。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盖亦不得均民之术而已。
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贱农而贵末，忽故而重新，则民不均。夫民之为农者，莫不重迁，其坟墓庐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为子孙百年之计。惟其百工技艺，无事种艺，游手浮食之民，然后可以怀轻资而极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贱农而贵末，则农人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其弊一也。
凡人之情，怠于久安，而谨于新集。水旱之后，盗贼之馀，则莫不轻刑罚，薄税敛，省力役，以怀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无变者，则不肯无故而加恤。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则其民稍稍引去，聚于其所重之地，以至于众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
臣欲去其二弊，而开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圣人之兴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为功。必因时之势，故易为力。今欲无故而迁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则怨谤之门，盗贼之端，必起于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为民之情，莫不怀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于迁徙之乐，而忘其乡。昔汉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诸陵。为今之计，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邓、许、汝、陈、蔡之间，今士大夫无不乐居于此者，顾恐独往而不能济，彼见其侪类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则其去惟恐后耳。此所谓因人之情。
夫天下不能岁岁而丰也，则必有饥馑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时，父子且不能相顾，又安知去乡之为戚哉？当此之时，募其乐徙者，而使所过廪之，费不甚厚，而民乐行。此所谓因时之势。
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贷其耕耘之具，而缓其租，然后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渐也。
【策别十】
其四曰较赋役。自两税之兴，因地之广狭瘠腴而制赋，因赋之多少而制役，其初盖甚均也。责之厚赋，则其财足以供。署之重役，则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轻重厚薄，一出于地，而不可易也。户无常赋，视地以为赋。人无常役，视赋以为役。是故贫者鬻田则赋轻，而富者加地则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胜，亦所以破兼并之门，而塞侥幸之源也。
及其后世，岁月既久，则小民稍稍为奸，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则虽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户之赋，官知其为赋之多少，而不知其为地之几何也。如此，则增损出入，惟其意之所为。官吏虽明，法禁虽严，而其势无由以止绝。且其为奸，常起于贸易之际。夫鬻田者，必穷迫之人，而所从鬻者，必富厚有馀之家。富者恃其有馀而邀之，贫者迫于饥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赋。有田者，方其贫困之中，苟可以缓一时之急，则不暇计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加少。又其奸民欲以计免于赋役者，割数亩之地，加之以数倍之赋，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数十年来，天下之赋，大抵淆乱。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以至于破败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赋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
夫天下不可以有侥幸也。天下有一人焉侥幸而免，则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侥幸者如此之众，则其不幸而受其弊者从亦可知矣。三代之赋，以什一为轻。今之法，本不至于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赋敛为病者，岂其岁久而奸生，偏重而不均，以至于此欤？虽然，天下皆知其为患而不能去。何者？势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广狭瘠腴，而更制其赋之多寡，则奸吏因缘为贿赂之门，其广狭瘠腴，亦将一切出于其意之喜怒，则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议，而臣以为此最易见者，顾弗之察耳。
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数。具所直之数，必得其广狭瘠腴之实，而官必据其所直之数，而取其易田之税，是故欲知其地之广狭瘠腴，可以其税推也。久远者不可复知矣，其数十年之间，皆足以推较，求之故府，犹可得而见。苟其税多者则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则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赋少，其役轻，则夫人亡而赋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给其赋，重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实之直而书之契，则夫自今以往者，贸易之际，为奸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与凡赋之所宜多少，而以税参之，如此，则一持筹之吏坐于帐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虚实，不过数月，而民得以少苏。不然，十数年之后，将不胜其弊，重者日以轻，而轻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终也。
【策别十一】
其五曰教战守。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作坐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太平之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酣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毛，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劳苦，而未尝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以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
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所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之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悚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策别十二】
其六曰去奸民。自昔天下之乱，必生于治平之日，休养生息，而奸民得容于其间，蓄而不发，以待天下之衅。至于时有所激，势有所乘，则溃裂四出，不终朝而毒流于天下。圣人知其然，是故严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奸民而去之。
夫大乱之本，必起于小奸。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发也常至于乱天下。今夫世人之所忧以为可畏者，必曰豪侠大盗。此不知变者之说也。天下无小奸，则豪侠大盗无以为资。且以治平无事之时，虽欲为大盗，将安所容其身？而其残忍贪暴之心无所发泄，则亦时出为盗贼，聚为博弈，群饮于市肆，而叫号于郊野。小者呼鸡逐狗，大者椎牛发冢，无所不至，捐父母，弃妻孥，而相与嬉游。凡此者，举非小盗也。天下有衅，锄棘矜相率而剽夺者，皆向之小盗也。
昔三代之圣王，果断而不疑，诛除击去，无有遗类，所以拥护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后世，刑法日以深严，而去奸之法，乃不及于三代。何者？待其败露，自入于刑而后去也。夫为恶而不入于刑者，固已众矣。有终身为不义，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于法者。有巧为规避，持吏短长而不可诘者。又有因缘幸会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于刑，则其所去者盖无几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恶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重罪役之期，以次轻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后宥而舍之。其化之不从，威之不格，患苦其乡之民，而未入于五刑者，谓之罢民。凡罢民，不使冠带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齿于乡党。由是观之，则周之盛时，日夜整齐其人民，而锄去其不善。譬如猎人，终日驰驱践蹂于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于纲罗而后取也。夫然后小恶不容于乡，大恶不容于国，礼乐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
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为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宽厚为称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侥幸，务出罪人，外以邀雪冤之赏，而内以待阴德之报。臣是以知天下颇有不诛之奸，将为子孙忧。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岁时纠察凶民，而徙其尤无良者，不必待其自入于刑，而间则命使出按郡县，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讼而数犯法者，皆诛无赦。诛一乡之奸，则一乡之人悦。诛一国之之奸，则一国之人悦。要以诛寡而悦众，则虽尧舜亦如此而已矣。
天下有三患，而蛮夷之忧不与焉。有内大臣之变，有外诸侯之叛，有匹夫群起之祸，此三者其势常相持。内大臣有权，则外诸侯不叛。外诸侯强，则匹夫群起之祸不作。今者内无权臣，外无强诸侯，而万世之后，其尤可忧者，奸民也。臣故曰去奸民。以为安民之终云。
【策别十三】
厚货财者，其别有二。一曰省费用。夫天下未尝无财也。昔周之兴，文王、武王之国不过百里，当其受命，四方之君长交至于其廷，军旅四出，以征伐不义之诸侯，而未尝患无财。方此之时，关市无征，山泽不禁，取于民者不过什一，而财有馀。及其衰也，内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国之贡，而不足于用。由此观之，夫财岂有多少哉！
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则易为功；仰人以援已，则难为力。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人之为易也。臣请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穷困时，所望不过十金之资，计其衣食之费，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宽然而有馀。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则心意之欲，日以渐广，所入益众，而所欲益以不给。不知罪其用之不节，而以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贪，求愈多而财愈不供，此其为惑，未可以知其所终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向者岂能寒而不衣、饥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财之不足为病，何以异此。
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之地至狭也。然岁岁出师以诛讨僭乱之国，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东下并潞，其费用之多，又百倍于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尝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则亦甚惑矣。
夫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计，则可以九年无饥也。岁之所入，足用而有余。是以九年之蓄，常闲而无用。卒有水旱之变，盗贼之忧，则官可以自办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灾，地不能使之贫，四夷盗贼不能使之困，此万世之计也。而其不能者，一岁之入，才足以为一岁之出，天下之产，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虽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则不免于厚赋。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可逸而不可劳，此亦一时之计也。至于最下而无谋者，量出以为入，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天下晏然无大患难，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
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则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矣。譬之于人，其少壮之时，丰健勇武，然后可以望其无疾，以至于寿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见而无遗，若八九十者，将何以待其后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穷思竭虑，以广求利之门。且人而不思，则以为费用不可复省，使天下而无盐铁酒茗之税，将不为国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费，固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者矣。臣不能尽知，请举其所闻，而其余可以类求焉。
夫无益之费，名重而实轻，以不急之实，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岁而郊，郊而赦，赦而赏，此县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数日而待赐，此诚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谓股肱耳目，与县官同其忧乐者，此岂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庙，今又饰老佛之宫，而为之祠，固已过矣，又使大臣以使领之，岁给以巨万计，此何为者也！天下之吏，为不少矣，将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则凡民之利，莫不备举，而其患莫不尽去。今河水为患，不使滨河州郡之吏亲视其灾，而责之以救灾之术，徒为都水监。夫四方之水患，岂其一人坐筹于京师而尽其利害！天下有转运使足矣，今江淮之间，又有发运，禄赐之厚，徒兵之众，其为费岂可胜计哉！盖尝闻之，里有蓄马者，患牧人欺之而盗其刍菽也，又使一人焉为之厩长，厩长立而马益癯。今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无益之费，不为不多矣。
臣以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厘以往，莫不有益。惟无轻其毫厘而积之，则天下庶乎少息也。
【策别十四】
其二曰定军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废，兵农异处，兵不得休而为民，民不得息肩而无事于兵者，千有余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极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复追矣。至于汉、唐，犹有可得而言者。
夫兵无事而食，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其势然也。今夫有百顷之闲田，则足以牧马千驷，而不知其费。聚千驷之马，而输百顷之刍，则其费百倍，此易晓也。昔汉之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兵，虽皆出于农夫，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郡国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是以其兵虽不知农，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尝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卫府兵，天下之府八百余所，而屯于关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谷，不惟以自赡养，而又有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兵虽聚于京师，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尝无事而食也。
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择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蜀，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于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苦其不给。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
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环往来屯戍于郡县者。昔建国之初，所在分裂，拥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战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余孽犹有存者。上之人见天下之难合而恐其复发也，于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县镇，往往皆有京师之兵。由此观之，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而可以长久而不变乎？
费莫大于养兵，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不竭？馈运之卒，安得不疲？
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劳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丰食，开府库，辇金帛，若有所负，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此何为者也？天下一家，且数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无以异于畿甸，亦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贼，与近岁贝州之乱，未必非禁兵致之。
臣愚以为郡县之土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天下武健，岂有常所哉？山川之所习，风气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战国尝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吴人之短小，皆尝以抗衡于上国，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见郡县皆有禁兵，而待之异等，是以自弃于贱隶役夫之间，而将吏亦莫之训也。苟禁兵可以渐省，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土兵，则彼固已欢欣踊跃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从捍城之外，无所复用。如此，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费之省者，又已过半矣。
【策别十五】
训兵旅者，其别有三。一曰蓄材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岂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欤？器械钝弊而不足用欤？抑为城郭不足守欤？廪食不足给欤？此数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则是无材用也。
夫国之有材，譬如山泽之有猛兽，江河之有蛟龙，伏乎其中而威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鳅元之所蟠，羊豚之所牧，虽千仞之山，百寻之溪，而人易之。何则？其见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谓无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谓无才。然以区区之二虏，举数州之众，以临中国，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气未尝少衰，其词未尝少挫，则是其心无所畏也。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无忧，而大臣恬然未尝有拒绝之议，非不欲绝也，而未有以待之。则是朝廷无所恃也。缘边之民，西顾而战栗。牧马之士，不敢弯弓而北向。吏士未战而先期于败，则是民轻其上也。外之蛮夷无所畏，内之朝廷无所恃，而民之自轻其上，此犹足以为有人乎！
天下未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圣人，以无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实，以可见之实，而较天下之虚名。二者相为用而不可废。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纷然奔走从事于其间，而要之以其终，不肖者无以欺其上。此无他，先名而后实也。不先其名，而唯实之求，则来者寡。来者寡，则不可以有所择。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择之人，则是不先名之过也。天子之所向，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孙、吴之书，其读之者，未必能战也。多言之士，喜论兵者，未必能用也。进之以武举，而试之以骑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将以求天下之实，则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为未必然而弃之，则是其必然者，终不可得而见也。
往者西师之兴，其先也，惟不以虚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择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兴之际，四顾惶惑而不知所措。于是设武举，购方略，收勇悍之士，而开猖狂之言，不爱高爵重赏，以求强兵之术。当此之时，天下嚣然，莫不自以为知兵也。来者日多，而其言益以无据，至于临事，终不可用。执事之臣，亦遂厌之，而知其无益，故兵休之日，举从而废之。今之论者，以为武举、方略之类，适足以开侥幸之门，而天下之实才，终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过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虚名，而不较之以实，至其弊也，又举而废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复以兵术进，亦已过矣。
天下之实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语，又不可以较之于武力，独见之于战耳。战不可得而试也，是故见之于治兵。子玉治兵于，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贾观之，以为刚而无礼，知其必败。孙武始见，试以妇人，而犹足以取信于阖闾，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观将帅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骄豪而难令，勇悍而不知战，此真足以观天下之才也。武举、方略之类以来之，新兵以试之。观其颜色和易，则足以见其气；约束坚明，则足以见其威；坐作进退，各得其所，则足以见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无益之虚名，而较之以可见之实。庶乎可得而用也。
【策别十六】
其二曰练军实。三代之兵，不待择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农，有常数而无常人，国有事，要以一家而备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养，疾病者得以为闲民，而役于官者，莫不皆其壮子弟。故其无事而田猎，则未尝发老弱之民；师行而馈粮，则未尝食无用之卒。使之足轻险阻，而手易器械。聪明足以察旗鼓之节，强锐足以犯死伤之地，千乘之众，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杀人少而成功多，费用省而兵卒强。
盖春秋之时，诸侯相并，天下百战，其经传所见谓之败绩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过犯其偏师而猎其游卒，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万流血于江河如后世之战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壮者以为兵，则其势不可得而多杀也。
及至后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复而为民，于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为兵，其妻子屋庐，既已托于营伍之中，其姓名既已书于官府之籍，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而仰食于官，至于衰老而无归，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是故无用之卒，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终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过四十余年之间。勇锐强力之气足以犯坚冒刃者，不过二十余年。今廪之终身，则是一卒凡二十年无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养兵十万，则是五万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则是五年为无益之费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战，是谓弃财。不可使战而驱之战，是谓弃民。臣观秦、汉之后，天下何其残败之多耶！其弊皆起于分民而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万之众，而见屠于数千之兵者。其良将善用，不过以为饵，委之啖贼。嗟夫！三代之衰，民之无罪而死者，其不可胜数矣。
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陕西之役，举籍平民以为兵。继以明道、宝元之间，天下旱蝗，次及近岁青、齐之饥，与河朔之水灾，民急而为兵者，日以益众。举籍而按之，近世以来，募兵之多，无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当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费，百倍于古。此甚非所以长久而不变者也。
凡民之为兵者，其类多非良民。方其少壮之时，博弈饮酒，不安于家，而后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气沮，盖亦有悔而不可复者矣。臣以谓：五十已上，愿复而为民者，宜听；自今以往，民之愿为兵者，皆三十以下则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为兵，十年而复归，其精力思虑，犹可以养生送死，为终身之计。使其应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为十年之计，则除其籍而不怨。以无用之兵终身坐食之费，而为重募，则应者必众。如此，县官长无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战者，不至于无罪而死。彼皆知其不过十年而复为平民，则自爱其身而重犯法，不至于叫呼无赖以自弃于凶人。
今夫天下之患，在于民不知兵。故兵常骄悍而民常怯。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为兵，兵得复还而为民，则天下之知兵者众，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然犹有言者，将以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则缓急有所不济。夫所谓十年而代者，岂举军而并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将去者，有当代者，新故杂居而教之，则缓急可以无忧矣。
【策别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