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恩溥说的那位仆人的传统面子，几乎一直延续至今，在城市打工仔群体中仍很常见。但凡确认自己将被解雇，某些人会先炒老板鱿鱼，在老乡或者打工圈子保全自己的面子。看起来，好像不是老板嫌自己不好，倒像是自己嫌老板不好，虽丢饭碗却不丢面子。如果既丢饭碗又丢面子，那就麻烦了，传出去名声不好，下一碗饭不好找。
另外，还可以信手拈来一些与古代面子相似的例子。
故事一，搞赠票比买票有面子：
2001年某老牌足球甲A劲旅因为经济压力面临危机，原因是球票卖不动。在该城，大家沾亲带故都是朋友，每逢比赛球迷们千方百计托人蹭票。例如有一位教练，他的朋友平素有恩于他，所以每场比赛必让教练弄票，赛毕再请教练和另几位球友暴撮一顿，花的钱比球票还多。这位朋友图什么呢？教练说，就图每次给他送票时的那种有面子的感觉——“瞧！咱哥们给咱送票来啦”。这叫有面子。球迷面子有了，经济上也没有占便宜，请酒的花销可能比球票更多，肥水流了餐馆、饭店，倒误了足球俱乐部的收入。球队作为主角反倒亏了，该得的收入没得到。
故事二，被人冤枉丢了面子：
据央视《今日说法》2000年4月8日、9日两期连续报道，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一位体面人家的孩子放学时摸了一下路边的自行车，被保安员当作小偷扣留下来盘问，并做了口供笔录。事后，极爱面子的父亲从外地出差回来，一听说此事，勃然大怒，斥责孩子母亲没管好孩子，惹出了丑事，让全家没面子。万万没想到，悲愤之下，母子二人羞愧难当，第二天双双自杀了。
明恩溥的警句：“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是面子问题”，便是中国人讲面子的实质。中国人讲面子仿似一种“洁癖”，不以事实为依据，而以表象为依归。不论多么干净的自尊心，一旦遭损就变肮脏了，而不管它是否真正干净，反映了面子与事实的分裂。
80多年前，鲁迅以小说《阿Q正传》鞭笞“精神胜利法”，国人一片叫好，一片溢美，并人人自省。新中国建立后，更被编入学校教材，阿Q精神和“精神胜利法”臭名昭著，尽人皆知。但是，半个世纪以来，日常百姓生活的阿Q精神有增无减。老阿Q们一批又一批故去，新阿Q们一批又一批诞生，连吸奶嘴上大学的新人类都不乏大量阿Q。不论文人和百姓如何耻笑阿Q，阿Q总是不断地冒出来。甚至连文人圈子自己都不乏大量阿Q，一面骂一面做阿Q，颇有“贼喊捉贼”的意味。如此一来，阿Q便生成一个怪圈，你骂归骂，嘲讽归嘲讽，我逍遥得很。
原因不复杂，这个社会具有批量生产阿Q的土壤。归根结底，追求“精神上”即面子的胜利，是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江湖社会的惯例制度，几乎积习难返。社会生活的基石不是理性，而是教条主义的礼数，而礼数的基本单元是名分。人的一生，生于名分，死于名分。面子，是对优势名分的追求。如此一半，礼教为树根，面子为枝叶，阿Q为叶梢。治理阿Q，等于给树梢剪枝，结果可想而知。阿Q精神不啻中国文化森林里的一株小苗，而面子制度则是一片广袤的森林。文人骂得舒服，骂得安逸，但只要基于名分的个人角色体制不变，中国的面子将始终不变。阿Q精神包含的深层性格，与其他传统国民性乃至文化制度元素交织一处，这些制度元素植根于集体无意识之中，盘根错节。若单铲除一枝，其必故态复萌，不消多久又新叶繁茂。此乃“骂不死的阿Q”之缘故。
阿Q精神怕什么？怕制度革命。
制度未变，人生置身的社会结构就不变——阿Q精神、面子、关系、人情和“混”世态度……这一条藤上的瓜瓜儿都不变。此一切，皆因惯例制度使然。解读阿Q，必先解读面子制度。 面子要素浅说
尊严
对中国人来说，面子的第一要素当然是尊严，这是面子语义的源头。
尊严属现代语义，而面子属传统语义，假若忽略历史语境差异，可以说尊严是面子的现代同义词。尽管二者并非完全同义，但大多情况下可以互换调用。此处枚举几例：“没面子”等于没尊严，“丢面子”等于丢尊严，“有面子”就是有尊严，“保全面子”也就是保住尊严……后面要说，也有不少例外。
自然，尊严是现代名词，古汉语不常用此名词。古语但凡涉及尊严语义，便可说“面子”；稍严肃一些，也可说“脸面”、“颜面”。“脸面”和“颜面”，主要用于明代前；明代后，“面子”用得越来越多，这与民间社会江湖化背景有一定关系。但是，这种互译性肯定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有条件限制。
尊严比面子内涵大。一切人类皆有尊严，面子只是尊严的一种具体民族文化，是尊严作为普遍人性在中国礼教中的投射。古人，尤其拥有话语权的统治者和教化者，通过礼教以及延伸的礼俗，规定尊严的价值判断方式，并且以礼教特有的脸谱方式对个人行为进行表象化，浓缩为“面”的符号。准确地说，“面”不是脸庞，而是文化赋予的面具和角色。用儒家的话说即是名分，名分是儒家设计的一种关于角色和身份的先验概念，用以建构儒家社会组织。“面”导入一种礼教的通俗贯彻方式，简单易行，便于民间群体推广。凡符合礼俗标准就有“面”，凡不符合则没有“面”。
所谓礼俗，是礼教制度在乡土环境的习俗化，相当于法学中的习惯法和先例法，也相当于制度经济学中的惯例制度，是儒教诉求与百姓生活博弈的均衡态。比“面”更口语化的词儿，就是“面子”。村里子弟金榜题名，全村人都说很有“面子”，因为“学而优则仕”符合主流价值标准。凡符合主流价值便有面子，可见“面子”是抽象价值体系与具象行为之间的“孵化器”。
潜移默化地沉积在百姓之间的礼俗制度，即所谓风俗化的儒教，是“面子”文化诞生的制度背景。这一点，正好是“尊严”演化成“面子”的逻辑条件。讲面子，就是礼教或礼俗制度的尊严观。尊严价值一旦进入礼教，或进入作为礼教遗迹的江湖，便是面子。而面子的价值，一旦走出礼教，进入现代话语，便是尊严。
礼教本自西周诞生以来，即具脸谱化和程式化特征。一部儒家经典《仪礼》似如一部剧本，许多章节就同戏词无二至。譬如《仪礼•内则》规定，孝子清晨向双亲问安，台词、服饰、装束、饰佩、动作样样俱全，一概依照脚本，不得丝毫僭越。中国的尊严观不可避免染上面谱色彩，爱面子变成做戏。所以，反过来说，尊严一旦脸谱化，便成面子。
尊严价值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具有跨文化价值。不光中国人讲尊严，世界所有民族都讲尊严，凡人类必讲尊严，不过其具体形态依赖各民族的制度背景和文化观念。感性的、能实践的民族性尊严观，最终被整合成不同的模样，在中国人、玛雅人、印度人、西欧人……身上各有体现。同样讲尊严，讲得却不同。
中国人讲尊严，首先是面子。做人越传统，就越讲面子。
做秀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有尊严多半很有面子，这很好理解。
但是，并非尊严越多则面子越多，“有面子”不与“有尊严”呈正比。最有尊严，不一定最有面子；最有面子，不一定最有尊严。譬如，某文人不愿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当然不会飞黄腾达，于是在众人眼里没什么“面子”；但反过来，做人却很有尊严。因为不仰人鼻息，活得自由自在。有一则德国的故事说，歌德与贝多芬一同在花园散步，恰逢公爵路过，歌德立刻停下，伫立路边——脱帽弯腰、鞠躬；而贝多芬却不屑一顾，顾自继续谈笑风生，成鲜明对照。这个故事，若置于中国语境来诠释，便是：歌德有面子而无尊严，贝多芬面子小而尊严大。后来，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西方化、令中国人意外的结尾：当贝多芬旁若无人时，公爵居然退向路边伫立，向贝多芬脱帽致敬。这也许令中国读者不免吃惊，其实这是西方人借故宣扬人格独立的精神。《艾子》说：鬼，专欺负怕鬼的；同样的道理，奴隶主奴役甘愿做奴隶的。中国古代有不少贝多芬式的人物。譬如，道家宗师庄子，一世不愿为官，自甘清贫，浪迹江湖。在庄子眼里，自由就是逍遥，做官就是奴役。然而，社会主流与之不同，捐官买官晋爵，对下耀武扬威，自忖“很有面子”；对上却低三下四，人看“面子全无”。此时，讲尊严是一种奢望。此处是面子来尊严去，二者分离的。古代所谓“官痞”、“衙棍”，即有面子无尊严之人。
再说，百姓当中也有家境贫寒者，执意套取“份子”大张旗鼓地办喜事，学着富人讲排场。一番心机下，终于得以大操大办，面子固然有了，别人不定真看你高一筹。毕竟排场是别人给的，龙虾鲍鱼是大家凑钱买的，彩电冰箱是某人送的……不是你有本事。就算有面子，也是表面的，与自己的尊严无关。甚至是对尊严的揶揄。
面子这东西总是以一种假冒的“尊严”陶醉自己，自己跟自己做秀，明知道一切是假的，但是却很满足。这种“掩耳盗铃”的症状，经常导致面子与尊严决裂。死要面子，放弃尊严。那些极端爱面子者不免带“白日梦”症状，游离于精神分裂患者和常人之间。
观中国人日常生活，特别是那些高度江湖化的日常生活。譬如，应酬、做人情、走过场和逢场作戏，假面子多于真面子。即便真面子，通常也掺和些许水分，变作几分真几分假。中国人但凡说面子，无形之中都有水分。而不掺水分的人，是现实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实在人”、“老实人”。
《红楼梦》有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中国文化有特点，它不透明，就像伦敦雾。雾里行走，须有导盲系统，做人须有拨云见日的功夫。譬如面子这东西，假戏真做，飘如浮云，真假莫辨。读者不妨自忖每次面临“面子”的语境，是否能做到“世事洞明”，是否每说“面子”都体悟到自己和他人各有“里子”内藏。“面子”的复杂，就是一直与“里子”纠缠不清。
“里子”即利益，银子、欲望、权力、地位。面子在外，里子在内。面子可说得天花乱坠，而里子说不得，戳破就不好了。面子与里子相对存在，面子在嘴边，里子在心底。所谓拨云见日，就是拨开面子看里子，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当中包含双重诉求：面子最大化和里子最大化，又涉及双方的均衡。一旦涉及面子，潜意识要谨慎自省：这只是面子不是里子，千万别上当啊！于是，就有了逢场作戏，大家相互恭维，虚的面子到处送，实的里子到处抢。
“透过面子抓里子”，是中国人做人成熟的标志之一。
做中国人，不管其他方面多么成熟，如果这关过不去，肯定就不成熟，显得傻乎乎的，稚气未脱，听不懂别人逢场作戏的潜台词。不懂套话背后的双关语，不懂暗含的指令或威胁，不懂装疯卖傻，跟在别人后面傻笑。一晚上别人谈些什么，一字儿未听懂。面子上的逢场作戏，几乎相当于黑话，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明打暗帮忙，明捧暗贬，直至搅得天昏地暗。中国人若把面子当真，肯定遭人家嘲笑，昏头昏脑，幼稚可笑，被人骂作“白痴”、“十三点”、“木瓜”、“笨蛋”、缺心眼儿……与此截然相反，成熟的心智是跟着你们玩儿，俗语说：“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场面如何玩法，空话怎么分辨，背地里怎么回事，一清二楚。透过面子抓里子，正是混世江湖之道。
这就是面子的表面性、做秀性，它瞄准下面的“里子”，做大面子，为里子服务。
自我形象
在中国，“做面子”是树立自身形象的一种手段。譬如，青年人结婚时租借豪华轿车作排场，豪华轿车不属于自己，婚礼借来风光一下。它让结婚者暂时忘却了自己的真实角色和地位，在梦乡中进入向往的境界。此时，结婚者努力以豪华形象示人，俨然处在向往的那种富有状态，因而“很有面子”。时下流行的豪华婚仪，但凡以“一辈子只一次”名义满足新人的虚荣心。在这种语境下，面子即个人形象，个人形象即面子，二者同义。新人类们所谓“展现个人形象”，是古人“有面子”说辞的现代版。在受过一些现代教育的年轻人看来，说“面子”既传统又老土。
另一种例子，初出茅庐的商人与新客户谈判，有些人会借一部豪华轿车赴约，希望新客户认为自己很有实力，以使谈判天平倾向自己。反之亦然，经同一文化熏陶的新客户也可能如法炮制，也借豪华轿车赴约。于是，二人演一出假凤虚凰“二人转”，直落得双方头次见面便云里雾里。江湖商人比普通人更狠之处，是他愿赌服输的性格，宁愿承受虚假交易的风险和竹篮打水的亏本，也要冒险争主动占先机，以求暴利。虚增个人形象，并非预谋诈骗。只有少数人真正从事诈骗，对多数好大喜功者来说，做面子只是一种默认的文化游戏，即“演戏”，也称逢场作戏。“演戏”是面子体制的派生物，当然也是礼教的派生物，它极力演出那种自己向往、以为别人也向往的样子，那种风度和气质，那种派头和实力，其逼真的程度，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不由得他人不信。至于对手，信不信则由己，这种逢场作戏的游戏，中国人习以为常。
两人演对手戏，如此假凤虚凰，巫山云雨中还能从事商业合作，便是对游戏参与者的智慧考验。所以，成熟的中国人一般显得很聪明，比外国人聪明，尤其比发达国家的老百姓聪明。令人惊奇的是，去欧洲旅行的友人一概认为欧洲人很笨，中国人比较聪明，当然限于普通人，不说哲学家和科学家。但是，所有的友人都不明白，笨欧洲何以比聪明中国富裕，人均GDP高20～30倍。聪明人折腾半天，比笨人贫穷，这在逻辑上不好理解。普通中国人之所以显得聪明，是因为社会文化和制度语境比欧洲复杂，要应付的压力多，其中之一便是面子语境。复杂语境孕育了一批小聪明，毫无意义穷讲究。越穷越讲究，规矩则越多。
不少男人随身揣两包烟，好烟请客，坏烟自用。形象固然“好”，但是消耗了面子制度的支付成本，使人不堪重负。“文革”期间，成年男子流行穿一种衬衣领子，只有领子没有衣袖，原因是省布料省钱。因为多数人很穷，喜爱干净衬衣的样子，买不起大量衬衣。自从发明了“衣领子”，就可以给人“天天换衬衣”的印象。
什么是自我形象？乔治•米德互动论心理学认为，自己的主观评价和群体对自己的评价，经过互动交流被整合成一个感性意象，就是自己的形象。从根本上说，自我形象关注别人对他的评价，也关注自我评价，是两种评价互动融会的产物。在江湖文化中，面子的属性之一就是这样一种自我形象。江湖人的形象就是面子。
命根子
爱面子与不爱面子的差别，在于是否把面子当生活目的。对爱面子的人，面子就是生活最终目的，不容挫伤、侵犯，更不许剥夺。所谓：“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生命的价值就在一张脸。脸不能弄脏，谁弄脏我的脸，我跟谁拼命。背后反映的是世俗人生的价值观，主要是江湖世界和家族社会的价值观。当然，中国也有许多不太爱面子的人，他们遇上爱面子的人，若有事相求，则只好逢场作戏，曲意逢迎。假装自己也爱面子，迎合对方，捧对方，让对方欢心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说面子是生活目的，当然只限于爱面子的人，尤以江湖人为重。过去，家族主义者是爱面子的主角，不过当今，家族主义时代已然过去，面子文化的主要继承人是江湖。面子是江湖的生命价值，是混江湖的主要目标之一。让江湖人丢面子是一种禁忌，面子丢大了不亚于挖祖坟，他追到阴曹地府也跟你没完。
“命根子”的含义，相当于现代逻辑的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意思？逻辑上，目的和手段是一对相对概念，可以相互转化。一个目的，在另一条件下可能变成另一个手段。譬如，就业的目的是挣钱，而挣钱的目的是生活，生存是就业的最终目的，这组成一个目的手段链。以此可以类推，存在一长条逻辑链，直至一个目的，它的背后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即这个目的不需要其他理由来解释，它自身就是最终和唯一的理由，那么它就是最终目的。譬如生存就是终极目的，不需要解释，是人生的公理。类似说，爱面子就无法用任何原因解释，假如我们问爱面子的人：“你为什么爱面子？”多半回答不出。即便他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很难回答，爱面子就是爱面子呗，还问为什么？对他来说，背后没有别的原因。我就是面子，面子就是我，二位一体。
若理性解读，何以面子是爱面子者的终极目的呢？答案是，它是尊严的载体，是儒教制度下的尊严价值形态。而尊严于人性之重要，不需要解释原因。依照亚伯拉罕•马斯洛说法，它是人类的基本需要。面子既附着于尊严，所以爱面子也没有原因，是基本需要的体现。
所谓终极价值等同于生命价值的观点，有一个显著特征，如果受到伤害，将不惜一切抗争。如无力抗争，可能选择死亡。严重的丢面子，可能导致自杀。“文革”期间，作家老舍、傅雷，钢琴家顾圣婴皆遭到侮辱性批斗——“阴阳头”、殴打、“喷气式”、戴高帽……种种野蛮残忍羞辱之后，他们自杀了。这个事实，不同人有不同解读。从传统语境去解读，就是彻底伤了面子。羞辱摧毁了他们的人生价值，消解了生存的意义。三位艺术家自杀，折射了面子中包含的尊严的毁灭。面子与尊严，密不可分，故而当作命根子。
这一类例子可分出几种层次，显出微妙不同之处，凸显面子文化的形式主义精髓。
更有甚者，有些例子表现出面子与尊严分离，不因尊严毁灭而自杀，却因面子被毁灭而自杀，显示面子的价值高于尊严。面子比尊严重要，因为它是个人在传统社会和江湖社会中主要的角色形式，面子是群体角色的准入证，个人必须依靠角色跻身群体，有些人损尊严倒无所谓，损面子却翻脸了。因为你动了他的“奶酪”，危害了他的生存。譬如，儿子被保安员错怪偷车，母亲遭父亲责骂，母子双双自杀的例子，显示面子与尊严的微妙差别：面子看重名义，尊严看重实质。若站在理性主义角度说，没有事实证据而遭人诬陷，个人应该奋力抗争，讨回公道。但在传统面子制度上，面子是一张漂亮窗户纸，薄如蝉翼，伤害就是捅破了，即使被冤枉的也不可挽回，唯一死了之。这里面反映了一种“贞节”式的人生观，是一种主观的“洁癖”心态。不论一个人面子在逢场作戏场合何等风光，他的面子防线仍很脆弱，一旦被指责不管是事实还是冤枉，都是被玷污了。面子是生命最后的防线，是做人的底线。面子都没有了，还活什么？
中国人的婚前性关系是尊严与面子分离另一个典型例子。婚前或婚外性行为，在传统文化中以“奸”字定义。但是它的惩罚程序，并非发生在性行为之时，而是败露之日。换言之，不论有多大恶果，皆非出于自律，而是他律。自律和他律的机制差异，便将尊严与面子分离，因为尊严的核心是自尊，面子的核心是他律。
“文革”时，有位女学生跟人相好怀了孕，后来大腹隆起终被发现，羞愧难当，服敌敌畏自杀了。若以面子观点琢磨这件事，可以悟出中国人有关“面子”的微妙信息。婚前性行为本身并不让她感觉“没面子”，也就是说，在良心上没任何问题。恰恰怀孕被人发现后，就觉得丢脸了，死活要自杀。这个差异反映了“面子”的舆论依赖，而无关事实本身，也和自我评价无关。如果不怀孕，或者怀孕后偷偷堕胎，没人知道，那么婚前性行为就不关乎面子，就不可能导致自杀。所以，不是婚前性行为杀死了她，而是面子杀死了她。而面子背后，是别人的口水杀死了她。
“面子”还有“脸”，都属周围人群给予的评价或舆论。“脸”，就是熟人群体授予她的角色身份，是她一生获得别人尊重的源泉。源头断了，只得一死。
资信
以上四点都说面子可做人生目的，现在再说近代面子的新蜕变，新面子也可以做手段。两人之间做面子游戏，相互哄抬、追捧、炒作以达到其他目的，这是在晚清民国以后的新机制，而现今十分流行，几乎超过“命根子”的原生态。
有个普通故事展示了面子工具化的特点，是作者考察的一个案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州近郊有一家农场尚未通自来水，其近邻啤酒厂有自来水大管。因为是邻居，老场长穿一身劳动服，骑着自家破自行车越过2公里菜地就往啤酒厂求情去了，声称要找厂长。不想，没进大门就被门卫拦住，上下打量盘问一番，经过折腾终于来到厂办公室，还是被厂办主任婉拒。
场长郁闷几日，遇到一位“师爷”支锦囊妙计。“师爷”道：谈不谈得成是另外一回事，能不能谈是一回事，奥妙是面子。骑自行车进人家大厂，不仅自己没面子，也不给别人面子，大家没面子自然没生意。场长茅塞顿开，专程绕道市区，买了一身名贵西服，租了一辆豪华轿车，径直驶进啤酒厂。这一回，面子文化产生有趣的结果，居然连门卫也不阻拦，“啪”地一声敬礼。得意之间来到办公楼，厂领导热情相迎，谈判尚未开，厂长就笑嘻嘻地“大家邻居，好说好说”，实际上等于应承了。
这个故事说明，做面子可以代替谈判，或者中国的谈判遇有障碍，须以面子开道。有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这个案例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每日在中国各地上演不同版本。在商界，面子相当于一种商业资信，显示身份尊贵和实力雄厚。譬如借款10万元，有面子的人连借条都可以不打，没面子的人想借都借不来。即便借，也要办繁琐手续。至于面子资信大小，取决于个人面子大小。商界是中国面子文化发源地之一。明清以来，在“重农抑商”制度中发育起来的商界，命中注定地带有浓厚的江湖气息，除了交易平等、透明规范、公开这些世界性商业共同元素外，其独有的江湖面子、人情、关系、人缘要素尤显重要，并且成为商业成功的必要条件，构成商业惯例的一部分。不给面子肯定谈不了生意。故而，面子居于个人资信之核心地位，不仅可抵做商业资信，而且效用大于商业资信。在生意场上，老板在银行记录里有几个“A”，都不顶“有面子”三字好办事。一旦圈子中普遍认为你有面子，那就等于拥有身份、实力、地位和排场，不论从文化务虚，还是从功利主义务实，都产生攀附、追随、结交者络绎不绝，人气绝对兴旺。所以从现代商业角度说，在江湖惯例制度支配下，面子可以代用资信，具有资信的同等功效。
面子越大，优惠越大，省却了办事的繁文缛节。在商业银行，办抵押手续可能耗费数周，而在私人老板之间，凭一个电话就可以划账。多大的面子，允许划多大的账。假若涉及公务，公事私办，则可先划账后办手续。一切都很安全，因为面子担保。
以面子作交换，可换得不同结果，常见有以下类型：
以面换面：甲给乙面子，乙也给甲面子。譬如甲到有关部门去办事，点头哈腰给乙递根烟，算给乙面子；乙不刁难甲，笑哈哈给办了，这叫顺水人情，还了甲给的面子。小镇子上，半生不熟的人群最易发生这类事件，不定日后酒桌上友人介绍相遇，还有说头。况且，这也是广结善缘的策略。
以面换情：甲给乙面子，乙还甲人情。比方说，乙孩子做满月，甲奉上红包大礼，给乙做足面子。于是乙欠下甲人情，下回甲有难事，乙尽心帮忙。这是面子换人情。
以面换利：甲给乙面子，乙高兴之余给甲实惠。上面农场兴办自来水工程，就是以面子换实惠，这是面子工具性的常见形态。面子具有浮夸虚增个人资信的作用，使别人乐于与你做买卖。从这种意义上说，面子既是资信，也蕴含泡沫成分。
以面生权：面子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支配别人，演变成社会权力。一位当红明星，被一个贫困县请去做副县长，为的就是借明星效应提高知名度。面子与权力之间，转换很容易。日常生活中，鉴于江湖化的惯例规则，面子在人际关系中具有权力支配性，有面子等于能支配人。结婚交份子钱被称“红色罚款单”，就是受规则支配的表现。熟人向你下喜帖，结婚摊派“份子钱”，你敢拒绝？俗话称“碍于情面”，这“碍于”便是服从。面子导致服从，服从的是权力，不是政治权力，而是世俗社会的权力。面子大的人，可以支配他人，此乃江湖权力机制。
做人情
在一定情境下，“给面子”相当于“卖人情”，即甲给乙一次面子，相当于乙欠甲一次人情。譬如黑老大欲捧红女歌星，朋友们到歌厅里捧场，等于给黑老大面子。当面子语境转换成人情语境时，“给面子”即等同于“给人情”；给了人情，对方便欠下人情。于是，给人情随即变得很有面子。人情和面子之间可行灵活转换，面子一旦变作人情，便可参与人情债务的折算，进入更广阔的人情流通领域。这一部分的面子便与人情相通，譬如俗语“卖面子”和“卖人情”含义大致相同，只是视角和语境不同。
进入人情制度，面子便可当作一种软交换媒介，活跃于“给面子”和“卖面子”的特定情景。无论“给面子”或“卖面子”，按照规矩都要偿还。一给一还，便形成一个对等交换。正如人情一般，面子充当了一种交换的媒介，类似于货币，面子的给和被给，相当于一次支出和一次收入，类似会计账面上一“借”一“贷”。
面子之能成利益交换媒介，盖因面子能向人情转化。转化后，面子给还问题就变成人情计算问题，计算问题又变成“债务”问题（人情债），而债务问题最终可以金钱来解决。所以，面子、人情、金钱、债务等四项元素形成一条利益兑换链，实现了江湖化社会的社会经济合作。在近代中国江湖化社会平台上，可用于社会交换的媒介系统是一个综合体系，其间含有金钱、物资、关系、人情和面子等五种载体。这五种载体各有侧重，功能各有不同，它们之间皆能融通，相互转化。涉及金钱、物资的债务，在一定条件下可用人情、面子偿还；而涉及关系、人情、面子的债务，也可以用送金钱，即礼金偿还。但是，江湖规矩忌讳以金钱赤裸裸方式偿还，做人最好要符合礼数，寻找一个送礼的借口，譬如寿礼婚礼之类，奉上隐含深意、价码适当的红包。
关系、人情和面子三种无形媒介水乳交融，难分莫辨，极其复杂。三者当中，又以面子交换力最弱，交换范围最小，仅仅通过“给面子”的情景间接转化为人情，方才参与交换媒介工作。面子实际上是变成人情后，间接地成为交换媒介。
“双关语”
大约八十年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发现了作为人类心理基本规律的“互动模式”。他的研究证明人类交往乃至人性的生成，都遵循“符号互动”模式，是符号交流的产物。在互动过程中，主要的互动符号体系是语言，其次则是非语言的“语言”，譬如，角色、肢体动作、眼神、气味、音调等等。
中国面子的操作过程基本遵循乔治•米德的“符号互动”模式。也就是说，中国面子历经数千年积淀，尤其近五百年繁育，已生成一种可传达信息的“符号”体系。更准确地说，则是一种“双关语言”，譬如巴赫音乐的复调或赋格，左手一个旋律，右手一个旋律，双手合起来三四个旋律，亦即三四个声部。面子话语的具体操作过程为：语面一层意思飘逸在外，潜台词另一层意思攥住要害。逢场作戏，大幕开启，“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听者透过对方语面揣摩背后意蕴，尔后设计新语面回应对方。这一来一去，不仅像巴赫赋格，也仿似高手玩乒乓球，一招破一招。甚至比乒乓球还难，因为有双旋律，等于双手同时打两个乒乓球。一番腾云驾雾后，直至双方拨云见日，心领神会，分别达到目的。老江湖说的话，圈外人听了如同黑话一般。
譬如，两个互不买账的老熟人在街头看热闹，一抬头遇着了，不免寒暄一番。因为做人互不服气，不免带些抬杠和贫嘴，当中不乏使用双关语，又要损你又不伤到面子。甲道：“您老兄不容易，腿脚不利索还出来关心社会。”明里给您留面子，暗里笑您无聊，退休在家闷了，出来打发日子。乙听出话音后不乐意了，赶忙回敬：“您老弟更不容易，上班都抽时间外出溜达，真懂得浮生偷得半日闲，养生之道高明。”意思是您也不咋样，没退休也照样没事干，比我更无聊。但话语之间都给对方留面子，绝不伤和气，这就是面子规矩，不能逾越。话匣可开，意思可表达，但是不能拂面子，否则闹得大家反目，也给周围人瞧不起。只要留面子，怎么揶揄都成，反正是抬杠闹着玩。
中国的双关语并非全因面子而生，但面子是导致双关语使用的重要压力情景之一种，人们因碍于面子又要务实，只得以双关语来陈述。
譬如，单位竞聘上岗，表面上显示了人事制度的进步。但事实上不少单位的人事由一把手做主，造成了人事改革表象与一言堂事实的落差，衍生出许多人事工作上的双关语境。比方说老领导离职，耍心眼的新领导一定搞一轮“全员竞聘”，具体程序各有不同，大致包含竞岗演说、群众评议、领导定夺。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箭双雕，表面上推行人事改革，实际上是促使全体员工对自己的忠诚表态，尤其敦促中层干部表态，究竟是否认同新领导权威。在规定情景下，大部分中层干部也意欲表达拥护姿态，但苦于口说无凭，唯一的表达途径便是参加竞岗。即便无望当选，也要表现竞选的积极姿态。竞不竞是态度问题，竞不竞得上是上级意图问题。有前朝旧臣，明知新领导不赏识，假如没有调离机会，便只有改换门庭投怀送抱，前提是要投入竞岗。将全过程综合来看，便呈现面子情景下各得其所的双关语言。富有江湖意味的竞岗，或者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的人事改革，实质在于大家伙表态，是否给新领导面子，认同新权威。但是，场面上的热闹——文件、会议、演讲、评议……都属于人事改选。
人事问题的核心是权力，在该单位由一把手说了算。这是问题的里子，但不能直说。能直说的是面子，须要精心装扮一番，叫做“人事改革”。不参透江湖文化，便搞不明白中国人何以“认认真真走过场”。“语言双关”背后“过程双关”的要害不在过场本身，而在过场幕后。表面上看，过场是荒诞的，缺乏实际意义，但是过场的衍生物解决了一个机构权力博弈的真正问题，值得当事人“认认真真”。
在千年礼教熏蒸之下，中国的社会产生显著的形式主义特征，即形式与内容分别演绎的双轨体系。双关语言的逻辑，以及言行表里的分野，成为一般中国人的思维定势，也是江湖社会以及江湖化社会的一般形态。在中国，日常生活言行不少具有双重逻辑甚至多重语义。一个言行，至少要分出两个路径，一边解决现实问题，一边解决面子问题。在这两点中，保面子优先，如果解决现实问题不能保面子，那么许多人宁愿先搁置问题，而不损害面子。或者诉求互相妥协，部分解决问题，部分留面子。我们经常听到“碍于情面”或“这事就算了”的惯用语，背后隐藏的就是“面子优先”规则。面子，阻止人们认真做事。但凡邻里之间、同事之间或熟人之间，每当权利被无意地侵害，譬如楼上滴水、隔壁吵闹、座位挤占一类，一般都“碍于情面”，不了了之。在情面和事情之间，自古以来只有“事情碍于面子”，从未有“面子碍于事情”。在面子价值观大旗下，思维被如此格式化：事情无碍，无非不做而已。情面第一，事理第二。做事，只能在情面之下做，而不能在情面之上做。
这种双关逻辑的实施，导致了两种常见的结局：
（1）既解决问题又保全面子，皆大欢喜；
（2）碍于情面，搁置问题。
第三种可能的结局——不惜伤害情面以求解决问题，在规则上不允许。不惜伤情面来解决问题，不仅双方破坏私人关系，反目成仇，而且必定遭到关系网舆论的批评——“不近人情”，“做人不地道”……违反江湖为人规矩，违反面子规矩。
角色调节
面子与私人关系网络的运行有关，此运行基于各种角色的设置。在一般社会中，角色都是社会运行的细胞。
一个社会角色相当于一个社会单体，但不等同一个人的全部。为此，社会学有一比喻，将社会运行比作一部戏剧（演剧论），将个人比作戏里扮演的一个角色，依附于规定的脚本——台词、动作和唱腔，一切依照剧作的既定方案运转。社会运行的法则和要义，在剧本中得到贯彻。“角色就是他人对自己行为的期待”。一个社会无论多自由，成员都不许为所欲为。个人不能以只能塑造自己，钻进一个贝壳参与社会运行，套上面具的才是角色。现代人所谓人格“成熟”，一个人很“社会化”，或者传统儒家所谓“修身齐家”，在概念上等价于角色塑造——自我反省和社会规范，以符合制度的标准。所以角色，乃是制度构造的细胞。
角色概念出自西方社会学对西方社会的提炼，尽管它对现代中国社会照样适用，但对于传统中国社会而言，未必可直接使用。毕竟，传统社会并未直接提炼“角色”概念和相应思维框架。不过，它涌现过一些类似于“角色”的概念，这就是“名分”和“面子”。所以，我们不妨借鉴“角色”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反过来考量面子在传统中国及江湖社会中的地位。
以传统思维的方式讲，名分是面子的内容，面子是名分的形式；有名分才有面子，无名分则无面子；名分要以面子来体现，面子以名分为依托。在世俗社会和江湖社会，二者几乎混用。对照西方角色概念的内涵，面子和名分几近于中国人的角色。世俗江湖化社会正是在面子即角色概念基础上，运行它的规则和制度。
纵览中国人交往互动，轨道之一是面子互动，面子是传统中国人交往中必戴的面具。大家戴了面具，才开始说正事。即使是兴师问罪，也要先“张兄李兄，请坐看茶”之类。传统社会，包括江湖社会和家族社会，决不允许两人戳破面子赤裸地交流，双方对话应透过脸谱完成。这是脸谱与脸谱的对话，面具与面具的对话，否则就是失“礼”。“面”，是贯彻“礼”的先决条件。这个脸谱或面具，就是面子，也指背后的名分。面对不同名分之人，即不同面子之人，言行皆有不同，分寸自有不同。譬如，长辈要用敬语，下辈直呼其名。
面子在调节个人行为，贯彻关系体制中的首要机制是担当影子法官，消化关系社会中的内部矛盾和纠纷。
一个社会共同体总有人违规，一旦违规，须有办法抑制和惩戒。而关系社会属于非团体性结构，秉承不成文法和惯例制度，靠众人博弈而非强权维持秩序，没有法院，没有仲裁所，甚至没有长老前辈，唯一的仲裁机制只是面子——别人让你没面子，或自己觉得没面子……以此手段制造伦理禁忌，从而减少或杜绝违规，维护关系社会的秩序。面子是私人关系的要害，兼具监督和修复机制。
面子运作最基本的机制，是一对同步使用的评价范畴——“有面子”和“没面子”，背后的依据关涉关系社会的基本准则，尤其是核心价值。符合价值观，就有面子；不符合，就没面子。
面子准则
欠钱不还，很没面子 做人不得赖账占便宜
衣冠不整，没面子衣冠楚楚乃君子本色
开破车，没面子 没钱没本事
公司门面破旧，没面子公司应该有实力
孩子没规矩，父母没面子 养不教，父之过
办喜事，场面冷清没面子 提倡人缘好，办事热闹
捉奸拿双，没面子男女之事务必基于名分，不得苟且
寡妇改嫁，没面子从一而终做节妇
判断面子的关键是价值观，价值是面子的主宰，而讲面子直接服务于价值。强化价值体系下的社会秩序，无形中达到共同体自治的目的，而无须借助强制力或专门机构，譬如法院和仲裁所。因而爱面子的人以及爱面子的群体，至少在某些方面严于自律，清规戒律繁多。
价值观是面子的核心，对面子的判断，随价值观演变而不同。价值观一旦变迁，面子标准也随之改变。曾几何时，“未婚先孕”在过去属于丑事，甚至是家丑，是因为在家族主义价值框架下，薪火相传、根正苗纯的血缘论是头等大事，所有社会价值都须在这一基本价值下重估。譬如，热闹的新婚仪典，实质性的潜语言是给新娘肚皮贴上种姓符号，生儿育女，其血缘才名正言顺。一旦未婚先孕，即代表了一种性生活随意态度，最大的祸害是给家族血缘掺进杂种，怀上别人的骨血，奇耻大辱。而今，时代变迁了，现代制度转型已然发生，家族主义本位过渡为个人主义本位，生育事务逐渐回归人类生物本色，薪火相传、根正苗纯退去神圣光环，繁衍使命渐渐让位于爱情幸福。故而，人们对“未婚先孕”逐渐持宽容态度。这是价值变迁导致面子变迁的例子，学者汪丁丁称之“意义的漂移”。
面子内涵之一是充作江湖角色载体，建构规矩、制度的秩序，是一种约束机制。不怕人违规，一旦违规，通常只一句“没面子”即能使其收手，无须兴师动众诉诸法庭，浪费大量程序成本。当今法庭开庭一日，法官、助理、书记员、律师的薪酬，再加庭租、水电，运作费用不止数千元。在江湖体制中，譬如关系网或者帮会，只一句“没面子”便胜过这一切，真正四两拨千斤。
面子可比一位节俭“法官”，协调人际关系几乎不花钱。然而，它平日的“保养”成本却很高，讲排场和耍派头也很浪费，应酬也不容易。养面子千日，用在一时，临了，一句“没面子”可抵千金。面子维持民间江湖社会的秩序，似春雨润物细无声。平日里，大量潜在冲突在爆发前都被面子消解。因而，它是一个协调员，能够避免大冲突爆发出来。而一旦爆发，它亦无用了。
依托面子，关系社会变成融会儒家礼俗和道家“无为而治”的自治体系，与西方现代政治的自由秩序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譬如，经济方面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或者政治方面的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若以中国的儒、道学术看，市场和自由秩序都属于“无为而治”，即不通过外力，由自身机制自发生成秩序。 面子术语
中国面子，特色有三：
（1）复杂、完整的功能，既包含人生目的，又属于牟利工具；
（2）拥有系统化的行为规矩，并依惯例方式加以传承；
（3）独特的面子俗话概括独特的惯例。
这三项属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化体制——面子制度，其中，尤以面子俗话最富特色，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认真地说，世界各国文化或多或少都有面子或类面子现象，但仅中国拥有完整的面子制度——面子价值观、面子工具和面子语汇，三者构建了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
面子术语是运作面子的符号，一切涉及面子的生活语境——包括内在面子追求和外在舆论评价。这些术语承载和规范了中国人的面子生活，特别是江湖化的面子生活，使它们依照中国特有方式运行。
作者搜集了五十八条涉及面子的常用传统术语，其蔚然成俗，上至先秦、下至现代，既涵盖清朝以前封建时期，也囊括“五四”乃至“文革”以后。从中读者可见出面子生命力之坚韧，与中华文化具有不可分割的命运，纵使社会制度改变它也不变，换了名词术语又冒出来，换了招牌重新崛起。中国人习惯了，就说：“换汤不换药”。何以鲁迅之后，阿Q百骂而不倒，此中藏有秘密，读者不妨细忖之。骂阿Q，其实等于骂汤不骂药。药为何物？背后面子惯例制度是也——面子价值、面子方法以及面子术语，三位一体结成制度。
第一类属基本术语或综合术语，每条包含“面子”二字，描述基本手法或效果，共二十二条：
爱面子、要面子、讲面子、顾面子、做面子、撑面子、光面子、有面子、没面子、丢面子、面子大、给面子、留面子、卖面子、看面子、靠面子、扫面子、碍于面子、迫于面子、拂面子、拉下面子、抹不开
面子；
再细分，此二十二条包含：
十六种手法：爱、要、讲、顾、做、撑、光、给、留、靠、看、卖、扫、拂、拉、抹；
四种效果：有、没、丢、大；
二种状态：迫于、碍于。
先看爱、要、讲、顾，这四种手法大同小异，属于行为态度。爱即爱护，讲即讲究，要即要求，顾即顾及、顾全。四种手法都表明了一种面子价值观，之间有微妙差别，但以爱面子最具代表性。
爱面子，是中性词。在爱面子的人心中是褒义词，在不爱面子的人心中是贬义词，因人而异。
要面子和顾面子，带有善意的贬义，指面子已经与里子脱节，仍装模作样地维持。多用于自嘲或熟人相互揶揄。更进一步，若说“死要面子”，甚而“死要面子，活受罪”，口气开始变硬，贬义趋强，多用于批评或谴责。
讲面子，除了涵盖类似爱、要的含义，另包括两层新意。一，讲面子不仅要自己的面子，还要注意保全别人的面子。二，在特定语境下与做面子相通。
做、光、撑，是手段。其手法极具“泡沫经济”特征，一面明知自己面子与里子脱节，一面仍要“制造”（表演）虚假面子，以满足虚荣心，或者达到蒙骗他人的目的。这个表演，就叫做面子；做得漂亮，脸上有光，就叫光面子；做得吃力，气喘吁吁，就叫撑面子。光面子这个词，现在用得少，不过在清末、民初评话里用得极多，反映了当时的语言习惯和时尚。
给即给予、奉送。送面子不同于送财物。给面子，并非将自己面子奉送别人，而是替别人做面子，是做面子的互动状态。面子不同于物质，不遵守物质守恒定律，面子会越做越多，产生“泡沫经济现象”，就像房价或股市。结果在世俗生活中产生面子膨胀，一眼望去，满街招牌尽是“豪华”、“王宫”、“皇家”、“总汇”、“金奖”、“金牌”、“样板”、“形象工程”……其中大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闹至物极必反，大家都开始反感面子。
留、卖与给之间，大体上是同一个用法，都涉及面子运作中蕴含的人情交换。其中，留面子完全是给面子的同义词，因语境或习惯而异。从字面上看，汉语中“留”与“给”是反义词，但在面子术语体系中，它们给定的动作向度恰好相反，数学上所谓“负负得正”。给，是我给别人；留，是替别人留，受体都是别人，所以意思相同。
至于卖，是从一般社会交换的观点看面子，具体对中国人来说，是从人情交换观点来看面子，带有商业习气。因为有人给，所以有人还。给、还之间，形成（人情观念上的）对等价值交换，形同买卖生意。
靠和看，则涉及第三人，是三人参与的面子游戏，是人情交换的三维博弈均衡。譬如甲请求乙办事，乙不允，遂请来丙说情；乙“看”在丙的面子上，即“靠”了丙的面子，乙才答应了。透过此两种术语，可见面子游戏的多人互动关系，逻辑上不排除三四种……乃至N种，完全依赖当事人的社交、智慧和经验。靠和看，提供了多人参与的可能性，如此，使面子游戏变作一个开放博弈。
接下来是“碍于”和“迫于”。这两个词几乎同义，只是承受压力大小不同，或语言习惯不同。之所以有“碍于”或“迫于”，就因为“留面子”已变成江湖群体或江湖化民间社会的戒律，成为面子制度的基本成分。替人留面子的心理压力，不是惧怕对方，而是来自共同体的规矩和习惯法——面子制度。风俗如此，人人皆受到监视。
扫、拂、拉、抹是面子的负面手法，即破坏手法。扫即清扫，拂即掸，拉即撕拉，抹即揩擦。这四个字搭配面子，都指不给面子，是给面子的反义词。然而须格外留意，四个字大多用在否定句式——即不扫面子、不拂面子，拉不下面子和抹不开面子，以符合江湖维护面子的规矩。少数用在报复或破坏性语境，譬如“让这小子面子扫地”。
以上是第一类，都有“面子”二字。
第二类，是由基本术语衍生的面子俗称或别称，看不到“面子”二字，却有面子内涵，共十条：
门面、派头、排场、场面、型款、赏脸、台阶、脸皮、牛气、死扛。
其中，死扛，源自死要面子；台阶，源自保全面子（找个台阶下来）；牛气是北京话，源自有面子；型款是粤语，派头的同义词，上海话叫做台型。
第三类是面子延伸至道德、人情和公众传播三大领域形成的交叉用语，一共四种：
脸：是面子在严肃道德场合中的说法，比如丢脸和不要脸。它是面子分量的进一步加重，富有浓厚的道德意味。
情面：是以人情视角称呼面子，例如讲情面和碍于情面，等于讲面子和碍于面子。情面的词源，来自人情和面子的合成。情为人情，面为面子。
名声：面子超越家族、超越熟人群体向公众空间传播的效果。
面子的根基，依托于熟人群体，即宗族或关系社会。然而有些人面子特别大，声名远播，一下越出他们的熟人圈，面子就变成名声，向公众社会传播。为什么特别大，这又是一门学问，前面说过面子是对做人符合特定价值观而获得的回报和奖赏。做人符合某种规矩，堪称楷模，面子就会越出小圈子，生成名声。反过来说，不认识却能感受到某人面子，那就是“名声”。譬如《水浒传》里宋江，“呼保义”、“及时雨”就是他的名声，这不光是赞誉，也是他在江湖上混饭吃的本钱。江湖好汉，但凡未见其人先闻其名，这就是名人效应。我们已知，面子是中国人的命根子，又知名声是对面子的进一步超越，所以可推论，名声是面子的更高境界。若面子是命根子，则名声是命根子的命根子。世俗哲学谓中国人，其一为名，其二为利。
“影响”：是名声的另一种说法，正面说法譬如“影响很大”，负面说法譬如“影响不好”。影响二字加引号，因为非影响之本意，而是指公众形象和舆论反响。“影响不好”，即名声不好，很没面子。
第四类是余下其他杂项，涉及面子的程式、表演、隐藏和伪装等，共二十二种：
客气、客套、套话、官样文章、花架子、假大空、浮夸、放卫星、逢场作戏、“宣传”、走过场、形式主义、换汤不换药、葫芦里卖什么药、城府、扯皮、踢皮球、“会说话”、双关，两面派、招牌和“名正言顺”。
放卫星：起源于“大跃进”时代，指吹嘘、邀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地称粮食亩产几十万斤，另一地报道西红柿比南瓜大。后来，将这种吹牛、浮夸的做派叫做放卫星，意即吹牛可以吹上天。
“宣传”：宣传二字加引号，是制造假相，误导舆论，欺骗群众。为了应对恶意宣传，鲁迅活学活用古书《推背图》，发明“推背法”，专门对付“宣传”。你说“前方打胜仗”，即反推你输得一败涂地；你说“形势一片好”，就反推你“不好”了。
招牌：即表面上的名义。鲁迅说中国人开公司，就是往大门口外挂块招牌完事。现在也称“翻牌公司”，即是机构不变，变名称。
走过场：即不解决问题的程序。面子源于礼俗，礼俗源于礼教，礼教有许多固定程式，不论当事人真实意愿如何，程式必须履行，就像戏曲舞台的过场。过场也称龙套，不及主角重要，但也不可或缺，非走不可。依礼教缘木求鱼般的思维定势，走完这些程式，问题就当作解决了，对真实后果置若罔闻。问题可以不认真，走过场一定要认真，否则不合规矩，或者不符合“上谕”，不符合朝廷指示。所以，必须“认认真真走过场”。甚至反对形式主义的运动，也一概走过场。 面子的功能
面子在中国社会之流行，大大咧咧登堂入室，还因为它有许多实际功用，对中国人的生活贡献不小。尤其对儒教社会和江湖社会而言，不啻为“黏合剂”。
缓冲人际矛盾
在五十八种传统面子语境中，“碍于面子”、“留面子”和“给台阶”此三者，无疑与冲突相关，隶属于冲突语境。一旦“碍于”、“留”或“给”成功，必能缓冲或制止矛盾。在冲突爆发之前，矛盾得到缓解。面子像苏秦、张仪，是位不错的外交调停家，平祸于萧墙之内，御争端于千里之外。
但面子机制能防御的冲突通常都是小事，大事管不了。面子只是柔性防御机制。
旧时，两派黑帮喽啰打架滋事，如背后两位老大是仇人，面子问题必引发一场激烈火并；若老大间有交情，比方说师出同门，或拜过把子，结局就大不相同。为维护各自的面子，老大们会故意当着对方面前惩罚肇事的手下，以达到给对方留面子目的。于是大家言好如初，甚至有意到酒楼聚会言欢，冰释前嫌。这种情形，显出熟人圈子是一道界限，如果落在圈内，面子机制具有缓冲的功效。
这是江湖帮会的例子，更进而言之，在民间日常百姓中也不乏其例。面子维护日常关系的平稳，根源在关系网的博弈均衡。讲关系处，必有面子；讲面子处，必有关系。
再谈一件居民例子。城市居民多住公寓楼，生活空间距离近，频繁发生的冲突是四邻骚扰，譬如，麻将声、卡拉OK、弹钢琴、喝酒划拳、烹饪油烟，还有楼道空间、公共卫生……尽管有大量矛盾，但居民很少为邻里纠纷诉诸法院或者社区中心。除了吵架外，更多情形是忍耐，忍无可忍时再作主张。忍字第一，吵架第二，法院第三。为何忍字第一？多数答案是“碍于情面”，即面子机制防御。尤其邻居关系不错时，更是如此。
选择忍耐是为不伤感情，不伤感情是为日后有照应。在一个由关系主导的社会，相互都是资源，谁也不敢保证不落到他人手里。冤家宜解不宜结。表面看它似乎回避矛盾，然则“有所失必有所得”，其内涵符合中国文化“和”的取向。中国人讲“和为贵”——“天时、地利、人和”，数“人和”最高，高于真理，也高于日常利益。换言之，矛盾没什么了不起，绕道行之，则当作无。小事忍了，就是为了在小事上尽可能讲秩序，秩序是关系网的博弈均衡，破坏秩序就是破坏均衡，波及面太大，影响复杂。
再说借小钱。一般中国人借出小钱后，很少主动追债，这是规矩。小钱索债，紧逼不舍，那是双方都没面子的事儿——小气、难堪。究其原因，答案也是“不好意思”，“面子上过不去”，“拉不下脸”等等，等于是面子机制作调停。当然，是消极的调停。消极，即搁置债务。然则在消极与积极之间，存在一道转换界限同。若债额较大超出忍受范围，就会化消极为积极，主动催债、逼债。不过，战略反攻的前奏，必演出一段“台阶”插曲。讲面子者不愿破坏祖宗惯例，故而常选择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预兆将由守转攻的“台阶”，给对方一个台阶，既让对方还债，又不让对方失面子。成例通常如此，可作教科书：“嘿嘿！不好意思，最近手头有点紧，我那笔钱……”后半句通常咽下去，不要说得太白，意思是啥时还啊？给过台阶后，若对方不顺竿溜，按规矩便属对方违反惯例，自己必欲讨伐之，产生一种典型中国情境：“敬酒不吃吃罚酒”。给你面子你不要，那只好撕破面子了——到单位告你，搞臭你名声，赖在你家不走，到法院告你……
“台阶”代表一种双轨制，属于面子二元互动模式，外面一个理由，里面一个利害。敲外面听里面，挤里面看外面。中国有一摞成语形容之，譬如“敲山震虎”，或“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茶壶煮饺子，心里明白”。与“碍于情面”的消极性相比，“台阶”的态度趋于积极，开始着手战略反攻。它把事情分成两面，一个面子，一个里子，分头处理，争取互不妨碍。当两人冲突发生时，或者自身面子与里子矛盾时，寻找一个变通的理由，力争既解决事情也保全面子。无论谁对谁错，损面子都不对。面子比金钱重要，讨债人必须避免使对方又赔钱，又丢脸。故而，上策是既追债又留面子，下策才是不惜面子硬行追债。这个下策导致对方损失的最大化，钱也没了，面子也没了。这样做人，未免太狠毒。所以追债的博弈，一定要寻求最优化策略组合，建立优化的均衡，自己能拿到钱，对方能拿到面子。这样一个圆滑的均衡，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台阶”。
表现和宣泄自我
面子之滥觞，提供了一个心理空间，即一个弗洛伊德式发泄豁口，让礼教压力下循规蹈矩、生性压抑的中国人，在合法场合充分释放个性利比多，突显自我的形象，满足平日难得之优越感。表现自我是人类天性，各民族表现途径不一样。中国人选择面子，用面子炫耀自我，是其特色。面子是中国人自我表现的形式，深具形式主义色彩。
论及众多面子术语，数“有面子”最能体现自我呈现的愿望。“有面子”是人生终极目标，背后没有其他目的，从而体验自我价值的升华。这是终极意义层面的心理游戏。故而，“有面子”时常伴随得意洋洋、兴高采烈的表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按照马斯洛人本心理学的标准，可视是一种“高峰体验”——瞬间的满足感、成就感和自我肯定。
“有面子”的追求是永恒的，但“有面子”的价值判断具有时尚性，随人不同，随时代不同。“文革”时期有面子的时尚是“老三转”——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今日有面子的时尚是名服、名车、豪华别墅……某些底层平民通过奋斗成为大款、大腕，便急于返乡炫耀卖弄，俗语谓之“衣锦还乡”。在中国，“衣锦还乡”不仅是成语，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诉说中国式飞黄腾达的梦想。在这里，“衣锦”实非漂亮衣服，而是面子的借代用语。面子的荣耀，高于锦衣玉食、宝马香车。
再说中国人“小气”和“慷慨”之争，也隐藏面子显摆派头的秘密机制，“慷慨”不过是“爱面子”的同义词。节俭本是美德，但以江湖观之，节俭不符合核心价值观“义气”。以“义气”标准看来，节俭就是小气、抠门……小气，被人瞧不起，让人没面子，人前抬不起头。日常生活中被人说小气，大大没面子，周围人当笑话传播。纵览生活，人们愿意与义气者相处，而不愿与小气者为伍。是故，一旦节俭和义气不期而遇，决不能因贫穷、节俭丢失面子，因而必须勉强做面子、撑面子、光面子，克服小气节俭习性，掩盖贫穷家底。所以，义气先于节俭。而面子，则是协调二者的机制。
上世纪80年代初，某人到乡下看望同学，同学尽管生活窘迫，仍然偷偷向亲戚借来30元钱，买了螃蟹、黄鱼摆了一桌酒，以表达慷慨之情。虽吃得自己心疼，但是客人开心。做面子实际上担当一个反向调节机制，若要有面子，务须掩饰贫寒，跟节俭本性较劲，“打肿脸充胖子”，摆阔装大方。在私人交往上尽量出手慷慨，心里流血，脸上留笑。这是江湖规矩，也是私人关系交往的写照。
反过来看，不论真节俭或真小气，只要你表现慷慨，出手大方，都很有面子。有面子就有人缘，有人缘就有资源，路路通。所以越穷，就越要摆阔，就越需显慷慨，方有翻身一日。某日读报，一则故事反证了这一规律。有个贪官对老婆说，有个“张经理”很义气，出手大方，值得一交，打算帮他，将来肯定不会吃亏。老婆深表赞同。后面故事老生常谈，毋庸赘言。关键的事实是，“张经理”不过是负债累累生意人，是假大方。我们身边的“张经理”们多是资不抵债或资金短缺的主儿。他既不是大方，也不是义气，所谓“义气”的假象无非下手够狠，一锤子敲死对手，不想夜长梦多。一锤敲得死，方能“吃小亏占大便宜”。若一锤敲不死，反而心惊肉跳，只怕扔进更多。假使行贿不套利，商人不行拔一毛利天下之事，何慷慨之有？张经理行为的内涵，是经营面子提升自我形象，从而达到背后的目的。
以“有面子”凸显自我形象，是面子的特有作用，是中国人自我实现路径的特色。谈论这一中国特色，自然要对比西方之“自我实现”，探讨中西社会体制下不同的自我概念。
中国的“有面子”与西方文化的“自我实现”的根本区别，来自面子与自我概念的区别。虽然中国古代观念有“己”之概念，但“己”不同于“自我”。现代中国的“自我”概念，源于西方文化。论自我，若从心理学定义，是人格的自我意识，是他全部性格组成的整体；论面子，还从心理学定义，仅是人格的一部分，是舆论与自我评价两股交汇生成的自我意象。另外，从社会学诠释，面子是儒教制度下的个人角色。以面子为工具，儒教体制对个体角色进行程式化、格式化修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套符合儒教价值的风俗习惯，同时也是费孝通所称的“礼俗”①。在这个空间中，个人的真实本性消失，按照礼俗规矩扮演角色，言行拘泥于《周礼》、《仪礼》精神编纂的各种剧本，譬如各种世俗化“蒙学”、“家训”、“家风”和“规矩”。
扮演角色，生成的外部形象，就是我们的面子。我们是谁？不知道。“我们”本身不见了，留下的是我们的面子。面子是“我们”的影子和痕迹。
有面子与西方人自我实现有何区别？
在西方心理学体系中，谈自我实现最多的是亚伯拉罕•马斯洛。早年，笔者曾依照马斯洛学说调查中国社会“自我实现”的人物，结果意外地发现，作为价值观的自我实现，在中国下层社会基本不存在。不仅人物不存在，价值观也基本不存在。“自我实现、“自我设计”的“粉丝”（fans），多是一群天真可爱的大学师生。学生们在校期间，通常表现出很强的自我实现、自我设计意愿，一旦踏入社会，旋即发现社会根本不存在自我实现的土壤。作者跟踪调查这批人，多数投身社会后便改弦更张，回归传统轨道发展。反潮流的弄潮儿，最终多顺应潮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从“浪漫主义者”变为“现实主义者”。因为，人一旦踏入社会，就要应酬世情，融入江湖规则。江湖混久了，大抵被磨得没了个性、没了脾气，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遑论凸显自我价值。自我价值是幼稚代名词。江湖路上，成功标准是“混出模样，给大家看看”，关系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无关自我真实。自我愿望，自我个性，无关紧要。
江湖社会不鼓励个性，不鼓励自我实现，反而鼓励个性融进既有秩序。切合规矩、遵循价值被称为“有面子”，受大家褒扬、羡慕。由此，但凡人性表现的欲望，可以通过面子工具加以包装，间接地宣泄出来。因为有面子，所以受人夸奖。这就是面子突出自我形象的奥秘。
代用个人资信
“有面子”是一种交往本钱，即互动资源，面子越大越有人缘，人气越旺。这是江湖中的硬道理。
在中国东南沿海，台湾海峡西岸一带是面子之乡，讲面子风气鼎盛，堪称中国一品。民营企业家擅长撑门面，门脸光鲜羡人，厂房富丽堂皇；大门口立着雇来的民工，头戴大盖帽，身着笔挺制服，气派不逊于当街执法的公务人员。恭请地方实力大员题写厂名，意在炫耀背后保护伞。通常走进办公区域，主人与名人大腕合影的巨幅相片悬挂于显耀处，令蓬荜生辉。主人离厂外出办事，热衷驾二手豪华轿车，毕竟外人不知，又省钱又有面子。曾几何时，来自香港、台湾的翻新二手豪华轿车大行其道，在一弹丸之地，大奔、宝马、凯迪拉克川流不息，令内地商人到此瞠目结舌。
假若有读者以为这纯粹炫耀面子，便大错特错了。比面子虚荣心更重要的，是以面子生财，吃小亏占大便宜，其中亦不乏骗术。豪华轿车是谈生意的障眼法，商人未开谈判先看气派。门面做得好，客户被蒙了，恭敬之心油然而生，也稀里糊涂、多多少少掺杂对主人实力的相信，便乐于与之交易。俗语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找有实力的做生意乃是天经地义。撑门面可以一举两得，做人既风光，生意又做得好。
一次，一个沿海小市（姑隐其名）民营企业家代表团访问山区寻求商机。自古以来，东南沿海境内群山逶迤、山路崎岖，情状不逊于蜀道之难。从沿海到山区，交通工具自然以飞机最适宜，可避免舟车劳顿。然而徒步进山城，爱面子的老板们深恐当地民众不信自己是大老板。“震慑”，对于爱面子的人，以及对于讲面子的江湖文化，那是需要的效果。既然说白了，撑门面不乏骗术成分，不如干脆多榨些油水。在充门面思想主导下，老板们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个凯迪拉克、林肯、奔驰、宝马组成的豪华车队（主要是二手车），颠簸辛劳、浩浩荡荡开进山城。霎时间，整个山城被镇住了，万人空巷，民议沸腾，达到了老板们的预期效果。宾主数日言欢，商人们在山城买下大片土地，签下一摞摞意向书，暗地狂喜而归。
在商业法系尚未健全之时，有面子不仅省去资信审查的麻烦，甚而虚提资信，产生“泡沫经济”效应。
在商界，类似例子不绝于耳。有位商人驾驶宝马轿车去有关部门办出境手续，办事员顾自忙于审视文件，头也不抬撂下一句：“回去补办担保！”，忽又抬头看见豪华车，忙改口道“开宝马来的啊，那就不用了”。这是当地的一件真人真事。驾驶豪华车就是面子，面子就是担保，至少在这等小事上是担保。在办事员看来，这么大的款儿，总不至于放着家当不顾，潜逃不归。
在深受江湖习俗浸染之民间社会，或江湖化社会，面子作为一种资源，与其他资源——权、钱、关系、信息等可以相互转化。譬如，面子可以变成关系；反过来，拥有关系也滋生面子。面子可以生成钱财和权力，如上例交易和借贷资信；反过来，有钱有势也很有面子，受不少人羡慕。
基于这种相互转化特性，面子实际蜕变为一种工具，从尊严价值蜕化为敲门砖和垫脚石，被彻底工具化了，凭借面子可达到实惠目的。
面子之能够成为工具，背后基于一个社会原理：
面子在江湖社会，或江湖化后的传统社会里，代表社会地位的相对优势。
在一个大量遗存“上下有别”等级的社会秩序里，地位优势是一种活跃因素，它能主动带来收益优势。面子是生活质量的温度计，是江湖“混”得好歹的指针。一人混得好不好？看面子便知。是故，面子变成群起效尤追逐的目标，有时导致供不应求，稀缺之下有人需要交易，用金钱来买面子，用财物换面子——譬如捐官，或捐慈善，面子的交易性油然而生。
面子是一共同体内的相对优势地位，因而是一种相对稀缺资源。公共资源一旦匮乏，人们只能用高价购买，这个交易过程导致面子工具化。
关系网络自治
面子的第四种作用，就是维持传统社会形态——关系社会、民间会党和家族社会的自治，帮助这类共同体建立个体约束机制，减少行为出轨，维护秩序。它的特点是道德自律，从“我”做起，从个人内心做起。
中国处在一个后传统时代，也称转型时代，一面宪政制度迅速崛起，一面传统习俗的惯例制度依然起作用。在中国比较传统的生活共同体群落——家族、宗族、乡村、街坊、行业圈、关系网，乃至江湖行会、行帮、教门……一切尽以“面对面”交往为基础，社会学称之“初级群体”，俗话谓“低头不见抬头见”。此处，“初级群体”是理解关系社会的重要概念，它是关系网这一现象的属性。关系网，是“初级群体”之一种，其他种类还有帮派、邻里、乡党、家族等等。
最典型的初级群体是“面对面”交往依托的群体——家族、宗族、街坊、熟人或乡亲等。离开了“面对面”的感性交流，纯粹依靠公文、法令、书信等抽象媒体，面子便无所依托。试想，没有人热衷于对着陌生人或公共场合讲面子，那是对牛弹琴。面子，是小圈子的面子。面子的根本诉求，在于寻求熟人面前的心理优势——“我比你行”，或者“我比他行”……共同体将这种优势给予他，既是讲面子人的得意，同时也意味着对周围人的影响。影响是相互的，甲影响乙的同时，乙也影响了甲，最终要建立一个均衡，达到秩序自治。面子做秀的过程是互动的，每个人讲面子的同时，社会也按照一定规矩塑造了他，使每个人都融入规则。个人得到面子，社会得到秩序。面子促进关系社会的自治。
关系社会是“无为而治”的松散人事体系，各自为政，各自为中心，没有警察法官，全靠本人自觉守法，自愿维护秩序。以现代宪政学的观点看，关系社会也遵循一种“自由秩序”原理，遵循一种不同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秩序。这类似于道家的政治概念“无为而治”。
关系网的性质可以“无为而治”，不需要专人维护，秩序自然天成。在无暴力胁迫下，当事人之愿意维护关系网秩序，就其原因有二：一靠利，二靠面子。说利益，维护关系规则，等于维护自己财路，但凡劳动、雇用、生意、为官等，一概依靠人缘。面子是一个人在共同体中的角色。讲面子就是进入角色，不讲面子就是拒绝角色。进入角色就是遵守规则，弘扬共享价值观。一旦个人照此执行，众人面前就很有面子。大家羡慕发财，你发财了；大家羡慕轿车别墅，你有了；大家谈美女，你娶了……如此，面子制度客观上等于一种快乐工具，有面子等于快乐，群体借快乐规范了个人行为。这就像大自然，借性欲诱使人们生育，使人们毕生辛劳。面子实为一种“面子欲”，人们欲罢不能。
人称国人素质差，作者不完全苟同，也不完全反对。但是有一点需要留意，显露坏习惯大多不当着熟人面，即尽量不在熟人面前没面子。作者尝跟踪调查询问，答案还是“不好意思”，或“没有面子”。在熟人面前随地吐痰、墙角溺尿，“顺”人兜里的香烟、打火机、食品、商品……被人知道后很脸红。但是，一旦没有熟人在旁，这一切对某些中国人来说，尤其江湖化的男人来说，又是如此自然而然，俨然旁若无人。
在熟人交往中，面子诉求对个人具有约束力。所以，在民间生活，面子文化变成一种约束，防止行为出轨。面子，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苦行。反过来，作为奖赏，它带给个人满足和荣耀，不管是真实荣耀还是虚拟荣耀。一旦虚拟化，就变成鲁迅式的阿Q。从这种层面说，面子是江湖社会的伦理元素，是可言说、可执行的通俗道德，而不是书本上的抽象道德。
于是，在众多的小事上，面子承担了某种整形作用，对个人一言一行细加督导，从而维护群体自治。
中国地域辽阔，爱面子风气参差不齐，不可一概而论。譬如操闽南语的闽南、粤东至台湾尤爱面子，而操粤语的珠江三角洲甚少爱面子，说话可以直来直去，不怕伤人。面子风气不同，时兴的做人方式也不一样。譬如贪官腐败，以贪多少金额为目标，有何自律，是否越多越好，两地大抵不同。当然，贪官本来没良心，不讲道德，也不顾法律。良心自律机制是不存在的，但是面子自律机制存在——我知道我很黑，但我不能容忍别人说我黑。这是讲面子的贪官的特征。这里说说面子与贪贿目标的内在关系。
腐败现象在不同国度有不同模式。在中国，腐败者绝大多数以关系网和死党为依托，如此一来，作案容易形成“窝案”、“串案”。几个哥儿们集体犯罪，攻守同盟，共进共推。腐败的方式，与江湖团伙斗殴的方式并无不同，肥肉若想一人独吞，在中国难上加难。近十年媒体披露的腐败案件，绝大多数都是集体案件。窝案联手经营的战略，植根于人脉关系，机制是交换人情，我跟你“帮忙”，你给我“感谢”。“权力寻租”多半以“人情来往”兑现，通常数字不菲。如此一来，腐败与人情味混淆不清。
腐败一旦借助于关系网，操作自然与面子有关，受面子因素制约。换句老话说，既然是大家伙一起捞食，拿钱也要漂漂亮亮，脸上有光，不犯规矩，不遭大伙嫉恨。
在金钱面前，讲面子多则约束多，讲面子少则肆无忌惮。所以在行腐败时，面子也是一种自律机制。腐败，腐到什么程度，面子参与做主。此时，面子称为“影响”和“名声”。但凡顾忌“影响”和“名声”，就是顾忌面子。无形中，构成贪欲边际。从这种意义而言，不讲面子的人可以无法无天，它的好处是捞得更多；坏处是倒霉更快，因为不讲面子，没有人缘。讲面子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看起来好似吃亏，其实也是一种均衡。要捞一起捞，要倒一起倒。一圈人倒，比一个人倒困难得多。
各地面子民俗多有不同，它很大程度上影响贪官策略以及结局。若面子风气淡，贪官便如狼似虎，经常单独作案无所顾忌，腐败涉案金额巨大惊人，八辈子用不完。
不讲面子铸成单案，讲面子铸成窝案。因为面子与“窝”——关系网和死党，一脉相承。如果借助关系网和死党，案情既不容易败露，数字也难达到如此巨大，彼此关系盘根错节，有许多顾忌因素——家口老小、三姑六舅……此时，面子和人情机制就会发挥作用。
从江湖意义上说，腐败仅是“混世”方式的一种，与打家劫舍、敲诈勒索、做坑蒙拐骗无异，腐败者本人把腐败当作谋生，其最终目的还在于家庭、家族和亲戚朋友等传统价值。由于存在这样一个价值取向，故而腐败者必顾及自己名声和影响，因为它比钱财重要。有此顾忌，便形成一个“面子自律控制腐败规模”的制约，目的是维护家庭亲情的稳定，而非损害家庭，自己远走高飞。也就是说，在腐败与恋家之间存在一种博弈，顾及面子是一种均衡。
这是一种微妙的价值差异，演绎结果始终不同。譬如勒索一项工程，爱面子的腐败者必关注建筑外观，甚至夸张地加以美化，坚决不搞成“豆腐渣”。这是不可动摇的底线。勒索越多，越要美观，欲盖弥彰。就在这种观念背景之下，作为行贿者的建筑商，相应形成一种共识，也就是现在流行的“潜规则”，老板、工头、师傅一应知晓，构成腐败分肥的安全机制。顾忌面子、名声和影响，可保大家不出事。盖一栋大楼，水泥标号可以降几分，钢筋可以抽掉几根，盘圆可以烂到哪一地步，劣质水管如何假冒国标，根据建筑性质和用途都有相应的经验数据，以此达到一个最优策略均衡，保障双方利益最大化。施工一旦越过这些常识，极易生成倒塌事故，不同的当事人都会站出来拒绝，避免后患。
只要有面子制度的无形约束，腐败者贪小便宜顾忌“影响”，犯大案更如履薄冰、小心万分。
讲面子和不讲面子的腐败者，尽管都腐败，但在手段、目的和结果选择上有所不同。一切腐败都是非法敛财手段而已，背后各有目的。目的不同，过程和分寸自然不同。如果混在江湖，混在关系网，立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子孙满堂、望子成龙，必以面子价值作人生目的。一旦面子作了目的，必然反过来成为约束，成为自律手段。面子能制约利益行为的分寸，促进关系网络的秩序平衡。面子是江湖社会和江湖化社会秩序运行枢纽环节的初级调节机制，它能消解江湖社会和江湖化社会中许许多多的细小矛盾。
传统人际关系并不直接使用严肃道德概念，比如“高尚”、“满足”或“羞耻”一类。现实生活的道德俗语，是“有面子”和“没面子”，及“丢脸”、“汗颜”等其他类似语言。道德“满足感”和“羞耻感”，要翻译成“很有面子”、“丢脸”、“牛×”才易于被人理解。日常语境里，讲道德等于有面子，不道德就是没面子，面子替代了江湖道德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