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副教授欲发表论文升教授，询问国家一级刊物的关系。于是，有朋友自告奋勇，挨个找通杂志社的朋友，然后，再把这些人的联系方式记下来交给副教授亲自接洽。这个过程，就是串，把能办事的关系们串成一溜。
经常听人说某个人很能“串”，就是指很会联络关系。所以，“串”部分类似拉关系的“拉”。这里面究竟有什么不同，其实很难分辨，是个模糊概念，与方言或者个人语言习惯有关，正应了那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老话。若要推敲，“串”可能是“一连串”，也就是同时拉一串关系，是“拉”的复杂技巧。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串”的本事比“拉”更高超，它不仅能拉，而且能够拉出一长“串”，具有系统性和全局观。
13．应
应，就是应酬。
但凡有一官半职的，下班前对家属最常说的就是：“今晚有个应酬，不回来吃了”。话说得多了，家属们便习以为常，压根儿就不准备夫君饭菜。1994年前后，我有工作要找一位乡长，连续一星期晚上家里找不见人，后来寻遍酒店踏破铁鞋才遇着，原来他从来就不曾回家吃过饭。朋友笑他：“工资基本不花，老婆基本不用，三顿基本不在家”，最后一句讲的就是“应酬”。
应酬是关系网的保养，就像汽车需要定期保养。没有应酬，关系就会松懈，人走茶凉。依照江湖规矩“面对面”的基本要求，熟人关系需要经常见面，热乎熟络，加深“感情”。而在应酬之中，个人想办的事情就各自想法委托出去了。这就像一个市场，而市场通常设在红火的酒店里。否则不走动，关系就会慢慢松懈、淡化，人走茶凉。我很理解那位乡长，假如天天不去应酬，晚上在家陪老婆，乌纱帽维持不了几天。
关系网的应酬，有几种简单的方式。
对女人来说，最普遍方式是串门，拎点小礼物到对方家里唠家常，嘘寒问暖。
对男人来说，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在一起喝酒聚会，插科打诨，聚众取乐。男人们表达亲密就说：“好久没在一起喝酒啦”——不仅要碰面，还要灌倒几个。酒菜上齐，还有一些套近乎、从不腻味的老生常谈：“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一点点”，“不醉倒一个，谁都不准走”云云。所以，衡量男人关系的深度有一个很特别的指标，叫做“在一起喝过酒的”——潜台词是已经认识了，是准哥儿们。喝酒对维持江湖关系很重要。
14．袭
老张师傅退休，儿子小张补员顶替进厂，开头没人搭理他，没人认识他。这时，老张的哥儿们老王向大家介绍，新来的是老张的儿子时，大家“啊”地一声忽然围过来问寒问暖，诉说着跟老张关系如何不一般。从不搭理到嘘寒问暖，背后的力量就是“袭”，关系的世袭和承袭。“袭”，是一种看不见的制度力量，在关系网文化里，老王一声招呼，小张就将他爹的关系承袭过来。接上头了。
所谓袭，就是自父母、师父、老大、上司、老板和靠山等处承袭关系的资源。因是袭，就牵涉到上下辈分关系。这就要区分各种关系资源的具体情况。最典型的承袭莫过于世交，自父母处承袭关系。由此，中国话产生两个特殊称谓：一个“世伯”，一个“世侄”。这不是一般的“叔叔阿姨”，而是密友与密友之子之间的关系。只有密友的前后代才可称“世伯”、“世侄”。其次，从上司、靠山承袭资源也是重要方式。怎么才能把靠山、大哥、上司的关系转化为自己的关系，这是“袭”的学问。袭，并不像领受遗产那样自然而然，靠法律程序，而是要靠自己主动去努力。这就是袭的关键所在，它是一种积极的努力，而不是被动的继承。袭，取决于靠山的认同和分享的意愿，只有他把你当作亲信、心腹，才可能让你分享他的资源。
以上谈的是中国关系网的十四种关系术，下面再看经过个人刻意经营努力之后形成关系网的结构。每个人的关系网都有结构，概莫例外，而每个关系网结构之间都具有相似性。这个相似，反映了关系网的结构共性。 费孝通描绘关系：一枚石头扔进湖塘
凡组织必有自己的结构。单位有单位的结构，政党有政党的结构，公司有公司的结构，帮会有帮会的结构。譬如公司，一般都有治理结构，通常有图示贴在办公室，上面是董事会，下面是总经理，再往下是部门，最后是业务员。欲与组织打交道，首先必须了解组织的结构。搞关系也一样，想搞好关系必先在脑子里有一张蓝图。关系网是江湖的一种组织，它也有自己的结构、原理和规矩。
关系网和帮会团伙，这两种模式都是从古典社会家族组织蜕变而来，只不过蜕变的路线、方向各不相同。在关系网里，大家虽然不具亲缘关系，但具有与家族组织类似的相处之道。关系网与家族组织进行类比，类似特性有三条：（1）亲疏，（2）上下，（3）内外。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梯度格局，提示了等级性和异质性的普遍结构，无怪乎费孝通设计一个“差序格局”来描述中国社会，尤其家族为核心的乡土社会。往大里说，西方社会学提炼不出这个“差序格局”，因为那里不具有典型的社会学所谓的特殊主义原则，这是中国社会的特产。西方社会是一个普遍主义的、均质性的社会。
说到中国民间社会，尤其是乡间社会的模式，不能不提费孝通的理论。在五十多年前，费孝通著的《乡土中国》①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一次提出一个有关乡土社会的结构模型，叫做“差序格局”。其大意说：中国乡村人际关系具有特定的结构原理，用图像来表示，就像一枚石头扔进宁静的池塘，泛起一圈圈涟漪：涟漪外形酷似一圈圈同心圆，以自己为中心，一层一层向外推，向外扩散。这个同心圆图式有三个要点：（1）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外在的别人、有形的团体或国家为中心。（2）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均等，有亲疏之分。所谓圆圈，便是由自己某层亲密关系们组成的一串点，越是靠近中心，越是亲近；越是远离圆心，关系越疏远。（3）个人与每一圈上亲疏不同的人际关系，都有特定的伦理规范和各自不同的相处之道，方式规则各不相同。
这个模型提出大半个世纪了，始终都是本土社会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新的理论完全取代它。这实际上也反映了社会学者对乡土社会的认识，在理论上没有进步。
费孝通研究的是乡土社会的格局，即定耕农业社会的构造。与之相比较，本书讨论的是江湖社会的组织结构，尤其是关系网的结构。前面说过，江湖社会是从乡土社会（定耕农业社会）蜕变而来，家族的封闭团体结构蜕变成近代江湖会党和教门，家族里的人伦关系蜕变成了超出家族的人际关系网。江湖的两种形态——帮会和关系网都与家族模式有关，异质而同构，尽管成员不拥有亲缘关系，但结构和操作方式在某一侧面类似，道理相通。家族是各种江湖的通用摹本。
差序原理，用通俗话说就是亲疏二字。亲疏原理不仅适用乡土家族社会，同样适用于江湖，适用于关系网。家族里有亲疏，关系网更有亲疏。搞关系，最讲亲疏。有三个档次——“关系特铁”，“关系一般”和“没有关系”，是人们通常表述关系亲疏的三个等级。除此之外，江湖社会不仅有亲疏，还有“内外”——自己和任何外人，以及“上下”——上人和下人，交往规则极其复杂，繁冗之中又有一定之规，不学不得以悟透。
亲疏有别
依中国人的标准，亲兄比表兄亲，亲表兄又比远房表兄亲，远房兄弟只要不出五服，还算自家人，总比外面熟人亲。再往外说，熟人比点头之交亲，点头之交比陌生人亲。陌生人当中，本地人比外乡人亲，中国人比外国人亲。这就是亲疏的一种解读。关系社会讲的亲疏，肯定不单指血缘亲疏，也不单指空间远近，而是由交往频度构成的牢固性和利益深浅。
依前面所说，关系是一种“面对面”相处，所以处不处得好是一切关系的前提。以“面对面”观点看亲疏，亲疏就是面对面交往的密切度，以及滋生的默契度。相处频密、融洽就是亲，俗称“关系很好”、“很熟络”；反之，不频密就是疏，所谓“关系一般化”、“点头之交”、“没什么来往”。
在亲疏尺度上被定性，这还只是起点，然后在俩人亲疏被定位之后提出不同的交往规矩，依此相处，最终效果就有了大差别。越亲密，相互委托办事越有义务感、责任心，做事越卖力、效率高；反之，越疏远，办起事情来积极性不高，卖力程度差一些，推三诿四，效果难有保证。亲密即是动力，甚至是压力——人情的压力，情面的压力。假设委托不够亲的人办事，担心动力不够，那就需要加油送礼，这是一套规则。俗语称之“金钱开路”，或者“银弹开路”，“炸开一条路”。这是另一重人情因素。
关系亲疏格局分化产生不同伦理规则和不同行为效应。顺势分析下去，就会一清二楚。起初，亲疏字面上仅是指往来的频度差异；而后由于频度增加，就逐渐积聚了相互认同感——关系的“铁”和“磁”，这“铁”和“磁”孕生了替对方担责的义务感。责任大小与关系亲近呈正比，典型的责任感就是把哥儿们的事情当自己事情来做，那就是常说的江湖义气——“替朋友两肋插刀”。私底下，你可能是愿意的，也可能是被迫的，即便不情愿，也要装着“哥儿们的事就是我的事”。熟人之间有情面，有情面必“抹不开”，情面越大，越难拒绝求情。对于哥儿们的请求，不管出于真心还是被迫都要表现出更积极的姿态，先一口应承再说，再咬牙去办理。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例子，譬如有的人自己花钱应付人情，买商品当作赠品以应朋友之托，买球票当作“蹭”票满足朋友虚荣心。当然，江湖文化一旦开创了这个方向，哥儿们的感情建构还会一路朝前走，当主动的态度和感情发展到极点，就产生一种极致升华，变成了江湖常说的“共生死伦理”：“上刀山下火海”、“为朋友两肋插刀”、“咱俩谁跟谁”。
上下有别
成语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就表明权力等级的厉害，而且刚好一级压死人，高两、三级则未必有用。等级是封建社会的一般秩序，大臣晋见皇帝必须“叩见”，也就是五体投地，三跪九叩首，撞青额头为止。“叩见”后，还不能坐下，要一直站着，皇帝“赐坐”方可坐下。在世界其他文化里很难看到这般侮辱性的“五体投地”。更糟糕的是君臣关系被当做脚本推广至地方上的臣民关系，乃至官场内的上下级关系。这就将“等级”二字浸入了中国人的骨髓，也顺势进入了关系网。
关系网的第二特性是等级。
譬如有下面几位长辈：父亲、叔叔、姨妈、堂叔、远房表叔、世伯，以差序观点看，随着血缘、生活空间变化，这些人与自己关系有亲有疏，形成典型的“差序”秩序。但是，无论如何变化，长辈总归是长辈，撇开亲疏，下辈对他们都有一些共同规矩——恭敬、孝顺，不能犯上顶嘴，不能与同辈晚辈的规则相混淆，否则是违规。这就提示了另一个关系学规则：上下有别。以上举例都是亲戚，上下差级的区分主要不在亲戚，而在权力和社会地位，但是处理权力和权贵的态度原型，却来自家族。上下有别，代表了中国社会的等级伦理，是古代社会等级意识形态的遗迹。无论乡土社会，还是江湖社会，等级都存在，这是中国社会的组织模式的一般特征。
等级制是抽象制度，需要演化成具体的尺度来执行。具体的尺度是年龄、辈分、权力、行政级别、社会声望、社会地位、师生（徒）关系等。儿童不知道等级制为何物，但知道在家族里区分长幼，在学校区分师生，因而掌握了一些尺度。
进入等级的语境，就必须遵守一系列模糊的规矩。这些规矩隐性地存在，譬如以下三条：
第一是恭敬态度。这是所有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地位低者对高者，最起码的规矩。恭敬的态度首先体现在语言和姿态，其中磕头便是封建时代遗留的一种极端仪式，代表人格的依附。
第二是奉献“心意”。晚辈向长辈，下级向上级，奉献金钱、礼物来回报长辈或上级对自己的栽培和呵护。现在逢年过节，每每可见子女向父母送礼，下级向上级送礼，群众向领导送礼，小弟向大哥送礼。这是一种制度规范，即便不求人也要送礼，只为确认这层模糊的依附关系。除了贪官以外，礼大礼小无人嗔怪，关键是记得他老人家，强化和确认上下关系的认同。
第三条是交换不对称。这是前一条规矩的延伸。上下级之间如果发生利益交换，双方支付的成本不能对等，在大致认可的折算标准上，下级理当付出多，上级理当付出少——所谓倚上卖上是也。譬如，下级帮上级办事（包括门生帮宗师办事），所获酬谢应该比当上级反过来酬谢时的情形要少一些。不是上级舍不得代价，而是通过差额凸显双方的等级格局。酬谢少到最少的地步，可能只剩下夸奖和口彩。
假若上级在一桩交易中偶然付出超标准的过多回报，下级通常应该表现出诚惶诚恐和不敢当——很可能是上级在考验你的归附心。除非你确认上级刻意施舍，刻意表现慷慨大方，方可收受。但是什么叫“过多”，习俗规矩并没有明说，全靠个人揣摩，依赖对上级价值观的了解和当前行情折算，因时因事而异。这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模糊思维。此外，在更森严的等级关系中，譬如江湖会党，大哥对喽啰的酬劳，甚至都不叫回报，而叫做“赏”。事情干得漂亮，赏钱、赏物、赏女人。
这条惯例的立意，一来确认双方关系的等级差异，二来保证双方交往历史的总量平衡。在传统价值观中，上级对下级的提携、栽培、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恩情”。恩情之大，有如再生父母，终生报答不完。因此，这种附带恩情交换的不对称性，也被当做是下对上终生报恩的一部分。瞬间的不对称，是为了交换历史总量的对称。
内外有别
在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中，个人人际关系像一串同心圆向外推开。我们在此问道：这究竟能推多远呢？在费孝通的“涟漪”图示中，水塘有多大，人际关系规模就有多大。然而，水塘不是大海，究竟有限还是无限，费氏未言。
中国人的关系网范围，即个人关系网的规模，从道理上讲是不能无限发展的。关系网的容量之所以受限制，是因为中国人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熟悉”即面对面交往的基础上。认识几个人，关系网的规模就是这拨人，不可能无限扩张，何况认识人当中还有不能搞关系的。
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阅历都有限，不可能认识无限多的熟人。以婚礼喜酒的嘉宾规模作为样本切入熟人圈子，一户普通市民喜筵的嘉宾规模平均在200～300之间（喜筵20～30余桌，平均25桌）；好客的、善交际的家庭稍多一些，一般达到500人左右（喜筵50桌）；不善交际的人还达不到平均数（10桌以内）。假定关系网的人数规模约等于婚礼喜酒规模（实际上前者略大一点，取其近似值），以喜筵规模代表熟人圈子，那么便可以说：关系网的平均规模大约在200～300人左右；可以取250人近似值。以喜筵数代表熟人数，在逻辑上基于一个假设，就是喜筵人数约等于熟人数。这是普通百姓的情形，活络人营造的熟人圈子要大得多，基本上近1000人。不过这样产生一个坏毛病：熟人的名字很难记全，经常无奈地说：“你不是那个谁谁谁吗？”。
因为熟人数量有限，所以关系网暗含了结构上的闭合、分界和不开放，它的特征就是闭关自守，形成“自家人”和“外人”的分野。“自家人”是共生圈，一起捞，一起吃；“外人”是对手，是竞争者或者是漠视的对象。简单地说，关系网的周边形成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它就是“自家人”理念，它是关系网的边际。“自家人”和“外人”两个概念关涉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体系和游戏规则：“对待‘自家人’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外人’就像秋风扫落叶”。
什么是自家人？什么是外人？
自家人就是关系网里面的人，特别是关系圈里层那些亲近人；外人就是关系网以外的人。二者之间有一片过渡的模糊界区，界区又有三道概念作防线——狭义、中义和广义，形成不同的规矩和语言环境。狭义“自家人”就是自己家族的人，这是辞源本义，是家族主义文化的起点。若是乡里有械斗，当然是帮亲不帮理，同姓帮同姓。中义“自家人”是认识的熟人——哥儿们、姐儿们，平日来往频繁，有事情相互帮忙。广义“自家人”是本地人，或延长到操同一方言的人群。譬如潮汕人听到乡音便称“自己人”，热情异常。在泰国，讲潮州方言就可以得到潮州人照顾，可见潮州人乡谊之盛。凡称“自己人”必定待遇不同，遵循的规则不同。一旦界定“自己人”，脑海马上进入特定语境、价值体系和情感体验。“自己人”有优惠，有互助，遇到“自己人”与外人纠纷要先帮“自己人”，而不论是非曲直。
相反，如果对待自家人的基本态度是“照顾的义务”，那么，对待外人基本的态度就是漠视和排斥，这种二元伦理的本性是排他。
北方人常说南方人排外，尤指广东人和上海人。改革开放以前，外地人在广州以普通话问路通常没人答理。改革开放伊始，外地人到广州高第街买东西通常在价格上要吃亏，若问价后不买，粗野的商贩绝不轻易放过。在前现代化时代，南方地域多排外。沿着海岸线看中国地图，北至上海，南到广西，排外心理十分普遍，南方地方文化普遍具有排外性格。
譬如，闽南人对闽南以外地方一律称“北方”或“内地”，称闽南人以外的所有国人，包括本地讲普通话的移民，一律称为“北方人”、“北仔”或者“内地仔”，甚至歧视称“北仔戆”，即北方傻。一次，两个小青年骑摩托车不慎撞倒了一辆自行车，二人起初面带愧色，不想被撞人踉跄站起来，用北方话嘟哝一声“他妈的”。两个小青年不干了，交换了一下眼色低声道：“北仔戆，揍不揍？”另一个答：“揍！”两人转身回来，又对骑自行车人拳打脚踢一顿，随即逃之夭夭。俩人能瞬间达成一项打架默契，关键在歧视理念背景。按他们想法，本来低人一等的外地人，撞了也白撞，我能面露歉意已经不错了，还敢骂我娘，绝饶不了你。
以上，我们分别谈及关系网的三条“有别”原理：“亲疏有别”、“上下有别”和“内外有别”。概括来说，三个“有别”原理是一种广义的费氏差序格局——即由异质性和特殊主义原则建立的格局。半个世纪前，费孝通总结了中国乡间社会的特殊主义：差序背后的梯度性和异质性，而不是现代法治社会强调的平等、均一和普遍主义。而这种“有别”差异在中国的前现代社会是普遍的，不局限于乡间家族，更涵盖江湖，包括帮会和关系网。 见面熟人二百余
前面谈到，关系网由亲戚、朋友、同学、校友、街坊、邻居、结拜、世交等十七种人脉组成。不同背景和个性的人，关系网规模大小肯定不同，它标志了个人的活动能耐。老实、不善交际、好清静的人，关系网肯定小；活动能力强、有本领、长袖善舞，关系网肯定大。然而，不论个人关系网有多大，它总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张。一个人在河南呼风唤雨，不可能到河北还能搅事，按行话来说：“这不是他的码头”。一个普通人的“码头”，可能遍及一个小城，但不可能涵盖一省。
关系网迥异于现代法人团体组织，后者的规模在理论上没有限制。以跨国公司为例，它究竟可能容纳多少员工，在世界法律制度上没有明确限制。譬如，当今麦当劳加盟连锁店全世界总数已达到三万以上，员工总数过百万，坐落在美国伊利诺斯州Oak Brook总部的老板们纵使一辈子不停地巡视，也不可能逐一莅临旗下分店。然而关键是，不去分店还能赚钱，以中国文化背景来看，真是绝活。在那些靠关系起家的中国老板眼里，麦当劳等跨国公司不啻一宗奇迹：老板投资一块不打算去的地方，居然有本事财源广进，简直匪夷所思！擅长裙带关系的中国小老板坚信，做生意第一靠自己亲力亲为，第二要靠任用亲信来弥补不足，譬如老婆管账，小姨子管货，兄弟管客户。每有新人开店，总有老行尊善意规劝：外人不可信，否则权力旁落外人，早晚被人架空云云。家族人手不够用怎么办？要么维持生意现状罢了，要么去“契”——即“干”几个儿子，或者拜几个把兄弟充数。这实际上是两种组织观念的差异：企业组织到底是依赖面对面的熟人，还是不需要面对面的熟人，只要铁板板的制度。
“面对面”是关系运作的局限，它决定了关系网的规模十分有限。
如何寻找关系网规模的代表样本呢？我们以现代团体类推。一个团体，由章程、契约、证书设定界限，成员角色明确。欲调查团体规模，可以观察该团体的会议，会议是团体的集会，要详细了解团体大小和成员构成，到会议室里一目了然。但是，关系网不同于现代团体，它不开会，没有纲领、章程和纪律，没有成员证书，没有合同契约。实际上，关系网只是一个松散的、边界模糊的人群，它以自我为中心，从不以任何集体为中心，每个人的关系网各自不同，相互之间通过人情纽带编成一张虚拟的“网”。也就是说，社区内部同样一拨人，在我看来是一张网，在你看来又是另一张网，在他看来则是他的网，网与网不同。它是虚拟的，属于各自内心的知觉，甚至是康德式的先验图式，只有网中流动的利益是客观的。关系网是社会心理的，没有物理凭证。
关系网虽不举行会议，但总是有一些场合“召集”成员出席“会议”。对于有志于观察关系网的人来说，结婚吃喜酒是一个特殊机会。除喜酒外，拜年、婴幼儿满月周岁、丧葬等民俗都可作关系网集会样本。以拜年来说，春节期间的拜年人，可涵盖家庭大部分关系网成员，尤其地位低于本家长的成员，一般来说关系近的集中在前几日，稍远的集中在后几日，但凡拜年的都属于关系。相比较而言，依然以喜筵场合下熟人到得最齐，其数量最接近一家一户关系网。下面我们以福建南部地区为例，以喜筵宾客来解读关系网。
在闽南社会，喜筵依例办两次，一次男方，一次女方。个别的，也有由双方家庭联袂操办的，宾客总合双方亲戚熟人。我们只讨论单方操办的情形。
闽南人的婚俗，沿袭古礼之“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聘、请期和迎亲。改革开放后，老规矩有所淡化，剩下来主要是“吃酒”：宾客奉分子红包，然后按固定菜谱饕餮一顿。至于纳彩、问名、纳吉在城市很少人奉行，纳聘有部分人遵守，请期的人较多。至于喜筵，精髓绝不在菜肴，而在排场，摆桌越多，人气越旺，气派就越大。那么一般喜筵请多少桌，来多少人呢？近十年来，作者发现闽南地方普通市民喜筵大多数在20～30桌之间，这个数据采自许多酒店管理层和市民口述。以平均每桌10人计算，宾客人数约摸200～300人。这相当于个人关系网规模的约数。
然后要做一点校正，剔除其中不属于关系、根本不能办事的人，譬如孩童和老人，以及那些凑热闹的间接关系——譬如“关系的关系”、“亲戚的朋友”、“熟人的熟人”，这部分来宾与新人并不熟悉，将来不能直接互助，依赖别人介绍。依闽南习俗，喜筵以父母名义操办，是“某府喜筵”而非“某人喜筵”，这是一种家族主义文化，是家族里的大喜事，部分宾客属于父母朋友或其他亲戚熟人。剔除这部分人后，剩下来基本上是新郎官个人关系。对普通市民而言，这部分人平均大约在200人左右。
换言之，个人关系网的平均规模大约是200人。这个半定量数值虽不精确，但勾勒了关系网的大致规模，决定了关系网作为一种组织体制在制度上的前景，最终制约了关系网不可能成为一种开放社会。通俗说，搞关系搞不出现代化，因为它才运作了200人，这是关系社会的天限，尽管改革开放初期关系网大有用武之地，但它必然会被现代制度代替。以200熟人为中心，经过人际传播的层层传递、引荐，重新配置资源与合作，最大也就能涵盖数十万人的规模。关系网繁荣兴盛之地，总是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或城镇。50万人口这个约数与200人平均关系网有内在联系。在中小城镇，关系经过介绍人三传两递，就可以通达本城任意角落。常听人说：“咱们这地方真小，说起来都是熟人。”相反在1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不可能找着这种“遍地熟人”的感觉，茫茫人海偶然遇着一位旧识，直可比古人“他乡遇故知”，其欣喜丝毫不逊色。在大城市，尤其对于大城市的新移民，因为熟人太稀少，托关系的难度也增加了，这个格局抑制了作为城市主体的新移民们利用关系网的活动。譬如北京和上海，新移民最难搞关系谋取特权。
通俗说，城市越小，关系越好搞；越大，越难搞。关系运作难度与社区规模呈反比。 关系传递：寻觅熟人的熟人
过去几十年来，经常发生如此这般凡人小事。你办一件事情，遇到难度便要托人，如果自己的熟人当中无人胜任，就要委托熟人再寻找关系，然后前赴后继，一直请客送礼推动下去。譬如，早年出国办护照不容易，你跟出入境管理处不熟，便可能找公安局其他部门的朋友：“最近要出国办事，你跟出入境管理处熟不熟？”如果熟，这事交给他去办，事后你负责答谢。这就是关系网默认的社会规则。申领护照本来是你的权利，但是改革开放初期，诸多法律制度尚未建立完全，公共制度的交易费用高得惊人，于是个人保障权利不光靠法律，也靠关系。直接关系不行，就靠间接关系。老江湖道：“有关系要上，没有关系创造关系也要上”。这不是俏皮话，而是江湖的真谛。
在中小城市生活，市民都需要托关系，极少例外。这些托关系情形，又可分成两类：一类在自己的熟人小关系圈内就可办成；另一类直接托熟人还办不了，须请求熟人转托他们的关系才可办成。将事情通过熟人转托他们熟人的过程，这里称作“关系传递”。前面说过，普通人的关系网规模一般在200人左右，且因职业、家居等原因集中在职业、居地的周围。譬如，教师的关系网多集中在教育界，艺人的关系网多集中在娱乐圈，警察的关系网的多半在公、检、法，东城区居民在东城认识人多……这是由生活圈子及其“面对面”交往性质决定的。与此相反，现代社会生活的特点恰恰是突破狭小群体，实现更大范围的生存合作，什么都讲究一个“大”字，大经济、大合作、大循环、全球村。在哲学上，读者可以将关系网的发明和诞生理解为全球现代化的一条岔路。现代制度、关系网制度都诉求突破传统家族，扩大社会合作。开放社会和现代宪政制度是一个世界通解，关系网是一个儒教特解，由儒教家族主义制度蜕变出的特解。这是关系网的特征，对家族视野而言，它是外向型的，是努力超越家族的。为什么拉关系？就因为家族帮不了忙。希冀通过关系网承办的事务首先是外向的，全方位的，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幼儿入托涉及幼教，子女读书涉及教育界，购房涉及地产和家装行业，看戏涉及文化界，看病要有医院熟人，买便宜货跟商家打交道，出国跟公安局联系，开店办厂要工商税务有人照应，开发房地产要跟规划局、土地局打交道。一个普通人不可能认识如此多的熟人，如果正统渠道走不通，就只有托人。
两相对比，问题就来了。
一个人认识的人有限，而要办的事情无限。所办事务，如果恰好能在熟人中解决，便属万幸；如果熟人解决不了，只好再托人，求助于“关系的关系”，请“熟人的熟人”帮忙解决。从社会学说，这个间接方法等于将一个人关系网带入另一人的关系网，为了一个临时目标，暂时并网运作。此时，假若还解决不了，那就再转托一次，委托“关系的关系的关系”，循环往复以至更多……将大量人员牵连进来产生链式的社会合作模式。在合作中，凸显一种链式人际关系：A→B→C→D……你传我，我传他，正是关系网突破了家族窠臼，扩大了人们交往的空间。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家族主义文化，从“薪火相传”价值观到“宗法”制度，再到经济生产组织，都离不开家族二字。至现代以后，生活格局改变了，国际环境开放了，传统家族生活解体了，唯有家族主义文化延迟落后。在此背景下，出于家族胜于家族的关系文化应运而生，适时地扩展了国人交往的范围，大幅度增进了社会交换。换言之，国人不依靠西方式的契约和法律，而依靠旧式人际关系的反复传递，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以达到个人扩展交往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关系网和关系社会在中国必然会发生，而且会长期延续下去。
关系传递突破个人熟人的局限，使原本不容易办成的事变得可以办成。这种功能把传递链上所有人的小关系网串联起来，变成一张硕大的网——复合关系网，产生组织人数上的“规模效应”，使得小关系网望尘莫及。关系网有能力与当代法治相抗衡，譬如“递条子”、“打招呼”通达法院和检察院，死刑能跑成死缓，无期能跑成有期，就因为它在小城市组织的人群规模和累积的权力，与宪政和行政程序等量齐观，形成一个对峙的局面，形成一个“体制外”运行的惯例制度。关系网最大的江湖属性即在于此。 打折扣，传递加速衰减
我们看一个典型例子：
甲受他人委托办一件事，请乙帮忙。乙通常要问：“他同你什么关系？”
甲的回答通常有两种：（1）“他是我很好的朋友。请将这件事当做我的事来办”。（2）“他同我一般关系。能办就尽量办，办不了就
算啦”。
此处看到，不同关系享受不同待遇，关系传递在传递过程中可能被打折扣。
作者跟踪大量实例，发现如下规律：
经熟人介绍，委托间接的熟人办事，效率和成功概率都比直接熟人办事降低，不论具体路经和情景，只要不请客送礼，大势必呈衰减。
如果再辗转二三道，关系被转托两次以上，几乎只剩下情面上的应付和敷衍，办事效率极低，实际上经常办不成事。关系在传递过程中，它的动力逐渐减弱，办事效率和成功概率呈加速衰减趋势，此处称之“传递加速衰减”。“加速”是指衰减趋势呈几何级数，越衰越快，而不止数学级数的均匀衰减。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没有金钱礼物作推助剂。没有金钱的传递，称自然传递。
假使一切用金钱作推助，凡事靠利益驱动，经关系转托达到的程度几乎无限，转托的次数也无限。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这涉及到一种制度下交易费用问题，假如交易费用大到超过事务价值本身，这样的行为是无价值的，不能凡事都靠金钱开路。金钱开路，仅限于吃小亏占大便宜，譬如行贿。以市井头脑的精明计算而言，除非特别重大事项，没有人请客送礼会不计成本，成本不能大于办事的价值。除了政客和商人，老百姓要办的事都是日常生活小事。既然要计较成本，托人办事打折扣便是大趋势。市井生活的期望值，总是以收益来确定成本，决不做亏本生意。收益固定，所以成本最好也固定，托N次最好跟托一次开支差不多，因为事情还是那件事情，它的价值不变。所以，在没有或者有限利益驱动下，关系的自然传递呈现一种渐次衰减规律。所谓“没有利益驱动”，即纯粹基于人情关怀，纯属情面作用的关系越传越弱，辗转多次后跟没委托一样，几乎办不成事。不可能转托一百人后还能办事。不论如何长袖善舞，都需承认关系是有限的，长袖之长，终有鞭长莫及之时。
为什么衰减？
属于直接关系的两人处在义务压力状态，当甲求乙办事，乙不能直截了当地拒绝。这是习俗，是一种惯例制度，即便不情愿也要勉力为之。习俗压力被表述为碍于情面。但是，当丙帮助乙的朋友甲——丙并不认识甲——办事时，这种义务状态立时松绑，由“义不容辞”变成一个问号：“那人跟你什么关系？”潜台词说：你的事情麻烦我尚可；别人的事也来麻烦我，那得看方便了。
这个问题很重要。此时，乙已经基本松绑，原本由关系网惯例制度赋予的压力此时步入悬疑区。如果甲与乙关系密切，丙愿意承担的义务就多一些，办事卖力点；如果甲与乙不那么密切，丙就择顺水推舟态度，方便就做“顺手人情”，不方便就不了了之。
这个问号显出一种微妙意味：关系被传递到第三人后，第三人的动力取决于第一、二人的亲疏。前二人关系亲密，第三人就积极；前二人关系一般或疏远，第三人态度就消极。这是在自然传递下的情况。假若再传到第四人，规律还是一样，他的态度比第三人更加消极。总结下来，纵使关系不停传递，办事的动力却一层层衰减，变得越来越应付了事，越来越像走过场。对于丙而言，甲（原始委托人）纯属于陌生人，无论甲、乙两人关系何等亲近，甲和丙的关系都不可能比和乙更亲近，因为丙只认识乙，不认识甲。未曾谋面，能认真吗？能办事完全看在乙的面子上。因此，丙帮甲办事时的精气神儿，超不过帮乙的情形。至于丁、戊……的态度，就一个比一个更消极。这就是关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传递衰减现象。托来托去，最后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关系传递一次，效率究竟衰减多少？加速的速率是多少？
根据作者对有限样本的观察统计，在自然传递条件下，假设没有利益驱动，关系传递一次后，效率衰减大约一半，成功率也降低一半，这里模糊地表述为50%，当然这只是近似值。继续推理，关系转托一次成功率，大约相当于直接认识人效率的50%；再转托，再衰减，效率只有（50%）2=25%；转托第3次，只剩下（50%）3=12.5%。这是一个估计近似值。
关键是，当事人托人前那一瞬间的思维也依赖粗略定量，托还是不托，基于当事人的模糊计算。人们总是先估计某条线索成功的可能性，判断可行，然后选择委托的关系链。譬如，有人翻盖旧屋要办手续，他决不会向一位毫无路子的人委托此事，他会找建委式房产局的人。期望值为零的事情不会开启委托，毕竟欠人情于己不利。又譬如，办“农转非”肯定首先要找公安方面的关系，而不会是找医院方面的关系。所以，“万一”的事情没人做，“百里挑一”的也没人做。一般来说“十之其一”也就是10%概率的事情有人做，而且是多数人会做。10%也就是大约三次传递后的成功率（12.5%），它意味着还有可能性。对于一般人来说，事情辗转三次以后还办不成，基本上属于没指望。不如改弦更张，另寻门路。改弦更张本身，反映了传递的前景是有尽头的，这种思维方式不打算追求无限，也无能力追求无限。这是关系网的局限，关系网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管理的极限仅仅是一个小社区和小行业，它的人口规模是由三至四次传递到达的人口规模，正如上面谈到：这大约是50万人口。考虑到估计衰减率估计值的误差，更谨慎地说应该处在30～70万人口之间。一个完全靠关系运作的社会，人口至多30～70万人口。
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作为一种由家族主义文化蜕变而来的开放网络，关系网运行依赖“面对面”的相处，“面对面”是关系网的支柱，也是其运行的引擎。搞关系开口闭口不离见面“应酬”，一旦抽掉“面对面”，关系网运行就遇到障碍。俗语说：“人一走，茶就凉”。人走了，没了应酬，所以凉了。以上述甲、乙、丙三方为例，丙与甲因未曾谋面，所以缺少“面对面”基础，替甲办事的信念和做法都有障碍，效果必然衰减。这还仅就传递一次而言，若传递两次以上，困难就更多。常言道：“关系隔几层，办事不容易”。
怎样才能不衰减？
一是利益驱动。通常送礼物、红包，且礼分量足够。所谓足够，既看要办事情难度，也看事情对自己的价值。送礼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关系转托的衰减，逢山开路，遇河搭桥。民间也称这种办法为“金钱开路”。投下的金钱增多，就要盘算这趟办事的价值，不合算的事情没人做。
二是通过努力，变间接关系为直接关系，这叫“关系引荐”。只要牵涉重大或长远利益，譬如寻找官场靠山、投资办企业，上项目弄批文，就值得费功夫，把朋友关系弄成自己关系，然后求得办事不打折扣。此法与前法大同小异，都要请客送礼。不同之处，这种方法要经中间人撮合，大家“见面”。相反，前法不一定见面。前法基于送礼，此法却基于请客，还加送礼。同是请客送礼，道理不同。有见面，便开始“面对面”交往，相互关系在渐渐认同中发展。 不同城市的关系生态
按一般习惯，城市人口千万以上称特大型城市，百万以上称大型城市，50万上下称中型城市，20万以下称小型城市。人口以城区为限，不包括周边农村。
关系网的运作模式和兴盛程度都与社区的人口规模有关联，由于关系传递的衰减现象存在，关系系统的整合能力仅限50万人口以下。一旦城市人口规模超过50万，关系网的控制功能随即衍生两种趋势：一退出社会舞台，由城市公共体制（宪政和市场）取而代之；二转入50万人口以下的社区（譬如城区、街道、居民区）或者行业（譬如文教、交通、公安、商业、制造、服务行业）。
在50万尤其在20万人口以内，关系网可以从容地组织、控制城市社区生活，借能人口话说：“只要在本城，哪里都可以找到熟人”，或者更狂妄地说：“在本地，没有办不成的事”。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在中国的中小城市推行法制和现代市政体系非常艰难，主要阻力来自全城居民业已形成的关系网络和惯例制度。要推行现代城市制度的社团化、法制化，原有关系网络就会毁坏，这不仅改组原有居民互助体系，更涉及利益分配重新洗牌，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神经。
人口超过50万后，关系网控制力就开始削弱，也削弱了人们托关系的意志。此时，城市生活出现关系真空，能托关系办的事情越来越少，不可避免要寻求一种新体制作为替代，而合适替代物只能是宪政体制——社团、法律程序和市场经济。城市越大，补偿需求越大。随着补充的宪政成分增加，它就与旧的关系网产生冲突。当城市超过100万人口，关系网体制就无可奈何的退出主导地位，而让位于正式规则。
这里，作者谈一谈对中国南方地区，主要是福建和广东的一些城市的印象，同时以特大城市上海、北京为参照。本书主要是以这些南方城市城镇为观察样本写成：
特大城市：上海、北京、广州；
大型城市：深圳、福州、厦门、佛山；
中小型城市：东莞、惠州、肇庆、汕头、潮州、江门、建阳、泉州、漳州、莆田、三亚。
上海
上海搞关系的风气相对最淡薄。有事找市场或找里弄，而非找关系，是普通市民的正常心态。普通上海人也有托关系的时候，频率比较低，不当作生存依靠。如果是土生土长的老居民，或者握有实权的权贵，搞关系的便利多于新移民。但上海地域相当广大，即使老上海也觉得找关系很困难，以前的同学、相识、熟人平时很少来往，毕业工作后数十年杳无音讯。这个城市的巨大规模以及殖民地时代延续的市政传统，限制了关系网的潜力。在全中国，上海人最少诉求关系网，这个事实既起源于超大规模城市人口，也起源于租界的公共管理传统。在改革开放以前，上海的城市社区服务功能最健全，求助于关系的事务也最少。
北京
北京也很相似。除非是特权阶层，在北京营造关系网也不容易，原因同样是地方太大了，从东到西几十公里，熟人之间平时难得串门，“面对面”互动模式难以维持。除此之外，北京又是一个新移民城市，市民赖以做关系17种人——亲戚、同学、朋友等等多在原籍，到北京后缺乏人际关系基础，这也决定了移民们营造关系网的困难。所以，在北京能够附着关系网生存的主要属三种人：权贵、老北京和老移民，而且局限于小圈子。
但据作者观察，行业内以及大型机构内关系网运作盛行，而这些行业或机构人事规模相对很小，大约一万至数万人，很适合关系网运作。举凡人事晋升调动、生意合作、举办活动、传媒推广，许多都以关系网的方式运作。还有娱乐圈、传媒界已经形成了山头，产生了垄断人物，新人要出头，都须与之攀关系。譬如北京聚集数十万“北漂”移民，口号是“混在北京”。以娱乐圈为例，歌星影星与媒体、穴头、演出商、唱片公司、影视公司聚合成一个圈子，完全依靠关系网和帮派运作，人数在数万之间，属于关系网的实力控制范围。
广州
改革开放前，老广州可分成东城和西关两个区域。
西关聚集本地人，以商人、市民为主；东城主要聚集移民，以官员、干部、军人、知识分子为主。广州人擅搞关系的多半是老广州和老移民（定居二十年以上）。新移民也托关系，多半在老乡之间。新移民的事务辗转相托，最终多半落到老广州手里，因为他们的关系资源最丰富，且有实权。
三城市比较
看大局，三个特大城市都拥有基本健全的城市行政体系，拥有现代社团格局，居民生活的一般需求可以从中得到初步保障，不托关系也可生活，尽管质量差一点。现代制度可以保障底限的生活。与之对照，小城里的现代制度无法完全保障底限的生活，需要部分求助于私人关系。这三个特大城市有一共同特征，存在着人数众多的自然群体，他们很少或者基本不依赖关系网生存。这个群体的数量，在三城市有差别，他们尽管受私人关系网的挤压，遭受待遇不公，但基本生活无妨。这是与50万人口以下中小型城市的情形有根本差别，后者基本不存在抛却关系网的群体。越少拥有关系网，越被挤向城市的边缘。
深圳
深圳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它是近二十年间迅速窜红的大城市。二十多年来，这个新兴城市的，人口从数万历经数百万达到千万，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一个现代都市。对于研究关系学而言，这样的样本真不可多得，特别适合于观察一个新型关系社会如何兴起。
20世纪80年代深圳建市，人口规模特别小，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相互之间没有渊源瓜葛，是典型的新移民城市。那时，深圳很有现代社会气息。人们找工作、办事情，多半靠自己的本事，依赖公共程序。然而好景不长，深圳毕竟是中国人的深圳，各地人群聚集多了，即开始各自扎堆，相互之间拉起山头，形成了地缘体系——“东北帮”、“湖北帮”、“湖南帮”、“潮汕帮”、“梅县帮”等等。这些民间地缘势力形成后，开始参与控制城市的组织体系。城市关系网形成后，想在深圳闯荡，光凭本事就不行了，要懂得利用关系资源，否则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大约在深圳建市十年以后，深圳社会的关系网及运作平台初步形成，托熟人办事的风气开始兴起。连一些小事，譬如过罗湖海关，都可以开后门。20世纪80年代罗湖一地特点，每逢节假日海关人山人海，排队过关需要几个钟头，十分辛苦。如果有路子，托海关、边防的熟人直接带到联检大楼二楼，就可以轻轻松松插进排队行列，直接办手续。众目睽睽，那些老实排队的香港同胞们，实在敢怒不敢言。
过去十几年，深圳的关系网从无到有，进而兴盛。这个例子彰显了中国社会的特性：只要有中国人，就有关系网。关系网作为近代泛江湖化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存在于中国人灵魂深处，是江湖习俗沉积的心理结构。
厦门
厦门是一个范例，彰显与深圳相反的情形。
深圳显示了在一张白纸上，关系网如何发育，如何枝繁叶茂。而厦门，原本即是一座海滨小城，关系网早就盛行，在20世纪80年代前，它就是一个小型关系社会。十几年改革开放，将她从人口仅30余万的传统封闭小城，变成一座百万人口的大型开放城市。
厦门原本是个很不“正规”的城市。二十年以前，厦门是中国城市中最能搞关系、开后门的城市之一。1979年，厦门只有三路公共汽车，从业人员很少。一次一位仁兄坐车，他上车就开始与司机、售票员聊天，下车打个招呼就走了，也不买票。下车进电影院，也是只跟检票员打声招呼，扬长而入。你问：“为什么不买票？”他答：“都是同学或相识的，您若买票，他们会笑你！”
这样童话般的经历，在今天厦门很难寻觅。但是，在更小型的城市里还是可能遇到，譬如，在厦门附近的同安、龙海，晋江、石狮、南安、安溪，遇着朋友开客车，蹭车也不算奇遇。
当然不是说小城市完全没有现代社会的宪政程序，没有市场经济，只是说，在小城市里，依托权力、利益的关系网，以及相关的惯例制度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这些城市闯荡，特别是想做点大事，光跑政府部门不懂得搞关系，必然四处碰壁。
关系社会的规模极限
目前，中国城市人口90%集中在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只有10%居住在大中型城市。简言之，中国城里人多是小城人，也就是最适宜关系网生长环境的居民。
“关系社会”的特征就是不通过任何公共程序，仅仅通过熟人就可以直达目的。譬如，某地机动车辆年检时，可通过朋友将行驶证拿去盖印，而无需到车管所排队，更无需开车去真检验。结婚婚检，也不需要真体检，拿上表格找熟人盖戳即可。类似例子决不限于车检和体检，而是涵盖所有权力领域和商业领域。关系社会盛行的城市有两套运作系统：一个公共系统（宪政和市场），一个关系网系统。有关系的走后门，没关系的走“前门”。这是数百年历史积聚的传统。不怪谁，这是一种惯例制度，中国人生存博弈的结果。
在上海这类特大型城市，仅城区人口就近1000万，几乎没有听到人敢称其为“关系社会”，尽管上海也有不乏会搞关系的能人，但是这样的能人凤毛麟角。大部分百姓行为都中规中矩，遵纪守法，所以关系网未泛滥成“社会”。有些生意人声称，尽管自己不喜欢上海人性格，但最喜欢和上海人做生意，因为他们做事按部就班，讲程序守规矩。俯览上海，不靠程序而靠关系“捣糨糊”的能人不足1%。然而与此相反，在其他典型的关系网生态城市，依托关系网生存的市民不低于50%，生活大小事宜一应依赖“关系”，连买一根葱都可以讨便宜。
为什么形成这种差异呢？
背后原因复杂，但是城市生态是关键，而城市生态的第一要素是人口。关系网最怕人口多，它的整合力天然不足，最佳人口规模当属20万以下，最好不超过50万，一旦城市人口超过100万，纵然长袖善舞也鞭长莫及。这是关系社会的天限，关系网必须在适当人口生态中发育。
由社区、行业、私交、裙带诸种关系网编织而成的关系社会，遍及依赖关系营生的本地人群。由于关系传递衰减规律的制约，任何关系生态圈生长的规模都有限，不可能无限滋长，不可能通达全省全国。在自然条件下，关系的传递呈一种阻尼性衰减，像地上滑出去的石头，越走越慢。这决定了关系社会必然是一个封闭社会，最终有一个尽头。论规模，它比宗族村落大，但比现代社会小。现代社会的规模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能够达到地球村。而“关系村”，顶多一座小城。
作者通过比较南方沿海中小城市，以观察、数学估算和推测相互印证，认为50万人口是关系网规模一道上限。亦即，50万人口以下城镇容易被关系网制度征服，50万以上人口城市只能部分被关系网统治。
前面我们说过，关系每传递一次，办事成功概率衰减一半。传递三次后，效率低于10%，关系网机器就近乎不能转动。于是，我们就依三次的假设来估算上限。
假设甲是第1人，第2人乙替甲平均办事效率为100%，第3人丙替甲办事只有50%；依此，第4人丁的效率是（50%）2=25%，第5人戊的效率为（50%）3=12.5%。这个数值已经接近10%，也就是关系机器接近停滞，俗说称其“多半不可能”、“可能性很小”。除非是救命之急，或非干不可的大事，否则人们不会选择只有1/8成功率的关系路径，宁可更换路径，改弦更张。
初步结论是：关系网内的传递平均次数约为三次，从甲至丁为止。
现在我们来估算在自然传递状态下，关系社会的规模极限。
实际估算过程只需要考虑二种因素：
①效率的加速衰减；②关系网重叠部分的剔除。
因为第2人认识的熟人中，也有相当部分是第1人认识的，因此不能认为二人的关系网延展总人数，就是甲乙二人熟人数乘积，而应该扣除部分重叠因素。根据作者对福建南部城市一般的观察和估计，更新系数大约70%，亦即重叠系数大约30%。也就是说，平均七成朋友是独自的，三成是共有的，是要剔除的“交集”。
估算过程如下：
设定私人关系网平均人数200人；设定本人甲传递第2人乙的效率为100%。
甲（第1人）托乙：传递效率100%，可传递范围200×100%=200（人）。
乙托丙：效率50%，相对于甲的更新系数70%，可传递范围
200×50%×70%=70（人）。直观地说，丙本来认识200人，扣除乙也认识的，再扣除动力衰减因素，丙的新关系资源只有70人。而不是想象中的200人。
丙托丁：效率25%，更新系数70%，可传递范围200×25%×70%=35（人）。也直观地说，丁本来认识200人，因为是甲的事情，精气神儿只剩25%，还有少量与丙的关系重叠，最终只有35人的新资源。
三数相乘：200×70×35=490000（人）。
也就是说，关系网生态系统的极限，理论上可以达到50万人左右，这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这既是基于一部分假设的估计值，也符合我们对中国城市的观察结论。
换言之，在一个人口少于50万的城市（或者社区）之内，通过关系传递所营造的关系网可通达社区每一角落，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关系社会”，这也是我们实地比较不同城市后的结论。置身此种地方，人们有一种感觉，“说起来大家都是熟人”，你的二婶是我大嫂的姐姐，你的同学的哥哥是我的表弟，你的熟人也是我的熟人。身在小城，熟人遍地开花，这种感觉甚为明显。
如果城区规模超过50万人口，则纯靠关系链条来联系新人，就会产生困难。城市越大就越困难，越不容易靠关系保障日常生活。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增大，关系网逐渐淡出主流社会，蜗居城市一隅低调运作，同时宪政制度和现代公共体系逐渐占上风。
在中小型城市或城镇，关系网是一种主要组织模式和惯例制度，这是中国社会高度江湖化的重要表现。在中国不同地域，关系现象兴盛程度不同，产生的特权和社会分配不公程度各不同。
即使是大部分认为自己吃亏的底层平民，事实上默认了关系网这种中国近代移民阶级创生的惯例制度。因为，在宪政制度功能不健全的共同体里生活，关系网是共同体居民首先可以依赖的互助体系和保障体系。
尤其在20万以下人口的小城市，居民出门满街都是熟人，习惯上倾向于靠熟人办事。在这样的小城市，推行现代法治和市政程序非常困难。以司法诉讼为例，原告、被告、法官和律师之间都是熟人，背后渊源瓜葛一言难尽，难免有内幕交易。
小城市虽然不代表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大趋势，但是代表了中国90%以上的城市人口，因而是中国城市文化的主要载体。
不过，当城区人口增长至约50万左右，这时人口规模已接近关系网整合力的极限。此时，城市市民会自发产生宪政秩序的需求，对“正规办事”的呼吁就具有真正民意基础。
随着21世纪来临，关系网与现代法治制度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某些事情上，一部分人希望通过现代法律体系保护自己的权益，另一部分人则希望通过关系网打通法官、官员，与前一部分人相抗衡；在另一些事情上，双方位置则可能对掉，后一部分人找不到特权保护，所以只能求助于城市法律体系。换言之，人们并没有一以贯之的信念，只有一以贯之的利益博弈，并不能理智地确定自己是一个“现代人”，还是一个传统的“江湖人”。一句话，人的现代性尚未建构。
不论城市有多大，关系网都不会自动死去，它都会在某一个局部里顽强存在，譬如一个行业、一个街区、一个科层制团体……关系网，是多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理念，不会轻易放弃。尽管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现代性变迁，正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但是环顾眼下中小城市，关系网正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并未见衰退之势。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中国人究竟希望更加江湖，还是更加现代化？答案是：普通中国人既不热爱现代化也不热爱江湖化，只渴望富裕。谁让我富裕，我热爱谁。这种心态，决定了对制度的选择。 三、人情制度 没有人情，便没有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敢于欠人情是一种勇气，表明你敢承担义务，不怕还不起；敢于欠人情也是一种态度，表明认同对方，愿意与其交往。义务和认同这两条，是搞好私人“关系”的要诀，如果这两条都不拥有，就妄谈讲人情了。人情与关系二位一体，它们是一个大制度里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这个大制度就是关系网络的惯例制度，是一种体制外的体制，是一种不黑不白的灰色江湖。
按民间习俗，有人给你恩惠，你须记住人家好处，这叫人情债。欠人情的心态就仿佛欠金银债，若不想被人称作“白眼狼”，不想被人疏远，就须早日寻求偿还。这一欠一还，一来一去，就叫人情来往。
说到人情，日常生活随处都是例子，送礼、帮忙、借钱、救急、托事、赏脸、开后门、送特权……都是人情制度运作的表征，其中暗含玄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人情是近代中国社会，尤其关系社会运作的轴线。人情是维护关系网运作，并管理“网”民们进行利益交换的不成文制度——从未明文颁布过的“制度”，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靠关系“网”民心口相传，在生活中互动学习。它的表征是感情，它的要害是利益交换。关系网络因交换而得以凝聚，关系秩序因交换而得以维护。假若交换不对等，譬如来而无往，或有来无往，便惹上“不会做人”的坏名声，属于人际关系惯例违规。违规自然要受罚，第一道是舆论非议，第二道是朋友疏远——没人跟你来往。
依社会学交换理论，一切社会形态——从原始部落到发达国家都以社会交换为根基，没有不交换的社会，也没有社会不交换的。交换与社会两个词蕴含同一个精髓，即分工合作。纵观古今中国社会，交换机制可简单分为两个平行系统：一个公众市场经济机制，一个关系网的人情惯例。谈及经验，许多读者对两种交换都不陌生，而一旦涉及理论知识，不光普通读者，就连经济学者对人情知识的储备都很少，对人情惯例控制社会再分配的知识，相当贫乏。譬如，关于经济市场，我们拥有现代经济学，拥有正在实施的民法、经济合同法、企业法，还知道国家从市场中抽税抵作国家财政，维持国家运营。反过来，国家可曾从人情交换的礼物和红包中抽过税？哪位经济学家能设计一种税制，对“份子钱”、红包和礼物课税？人情是一种以民俗惯例为依托的利益交换，单笔交易数额少则数元，多则数十万之巨。对于人情运行的内在空间，既无相应理论研究，也无相应法规管理，理性知识受制于经验习俗，行为上被某种集体无意识控制，谁都不敢越轨犯规。这个无意识代表着一个幽灵，它是贯彻人情规则和维护关系网的压力。这个压力形成一块“无为而治”的社会空间，没有领袖，没有团体，但是有惯例规则。
抚今追昔，人情对中国人生存的价值不可谓不大。
近代中国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制度反复更迭，社会局势动荡，在正式制度转型之际，宪政尚未学会，礼教早已分崩离析。危难之时，惯例挺身而出，人情习俗制度变成民间社会的实质法理基础，以及维系中国社会不至瓦解的纽带。这个人情制度，是由许许多多习俗碎片拼凑而成的。任凭家法、宗法、民法、刑法、宪法如何更迭，人情制度始终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基本法则。
私人关系网得以聚集成规模，完全依靠有序的人情往来。抽掉人情，关系网连维持一分钟都困难。全然可以说，没有人情就没有关系，人情是关系之母。
没有人情，就没有关系网的繁荣。大规模关系网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组织结构，既是组织，必有运作制度，尤其涉及利益交换的制度。仔细辨析每一次关系运作，都可以发现其中含有人情交易，以人情始，以人情终，以人情着眼，以人情皈依。
换言之，搞关系就等于做人情，关系往来等于人情往来。人情往来，就是“酬”、“酢”，即给予和偿还。人情后面是交换，交换后面是利益。人情与金钱，既相通又不相同。 人情如虚拟货币，支持交易
以社会交换的观点对人情和金钱作一对照，肯定受益匪浅。
大家都知道，货币背后有一套制度，譬如，价格制度定义货币与商品关系，债权制度规定债务关系。假使我欠你100元，这叫债务，如果欠债不还，你可以到法院起诉，法院会强制执行。
同理，人情背后也有复杂制度，它的运作在某些方面类似金钱。譬如我欠你一笔人情，这叫人情债，如果长期不还，就要承受人情压力，类似于债务压力，俗语谓：“人情重于泰山”和“人情紧过债”。承受人情债务，你觉得处处低人一头。依据人情“债权优先”原则，被债权人呼来唤去不得表达怨气，因为人家对你有恩，换言之这是你的义务。权衡之下，你觉得还是早点还掉人情更轻松。这个效果，等效于法院判决。唯一不同的是，人情制度没有公布的价格行情，对人情多少的定量不具体，仅靠双方心领神会达成默契。
从这里也可看出，货币经济是公共社会事务，人情是私人关系事务，这是二者的最大分野。
2000年8月11日，《燕赵都市报》刊登《高官堕落为红颜》，报道成克杰一案，此一例属于典型的人情交换：
1994年初，某国营企业的厂长张某在李平（成克杰情妇）的推荐下前来拜访成克杰。张某道明来意：现在国有企业不好干，能不能请成主席帮忙调到机关工作。成当即答应，可以考虑。有了这句话，张某如获至宝，往成家跑得更勤快了。当然每次都不会是空手前往。事后查明，张某先后4次送给成克杰现金2.9万元，同时送给李平金项链一条，价值3888元。不久，成克杰亲自出面，疏通关节，把张某从企业调到某机关工作。
这里可以看到人情的典型往返模式：求人情和还人情，一来和一去。
另有2001年8月19日《新快报》发表《赖昌星用金钱美色织保护网，反腐纪检组长成腐败者》一文：
……赖昌星利用红楼小姐套牢了赵克明之后，赵克明对于赖昌星送上的10万港币也就不再推辞了。
赵克明说：实际上这十万港币我也不想要，我何必拿他十万港币呢？他是一个那么巨大的大款，他应该给我一百万甚至更多，几百万，我可以帮他做很多很多事情，我可以配合他。
按赵讲话的意思，赖应该拿几百万求他，然后他帮赖做很多事情。反过来说，他能做的事情决不只值10万。
这两个例子表明，人情操作在基本层面上存在共同模式，先送人情，然后再还人情，二者内含对等交换，简称：“一来二去”。其间，逐次、逐项掂量人情价码大小，譬如赵克明说赖昌星送他10万港币太少，以他的价码至少100万，这就是评估。赖昌星是商人，当然更懂得评估，面对着“道高一尺”，显得“魔高一丈”——要是对等交易，我哪有油水？所以要用透人情规则，从中赚价差。先用红楼小姐套牢赵克明，捏着把柄后，迅速挫降他的报价，100万变成10万。降价后，捏着录像带还可以随时治他，占一先手，这是精明之处。赵克明吃了哑巴亏还不敢吱声，谁叫自己裤腰带不听使唤，有了丑闻受制于人。这两个例子呈现现实人情运作的复杂，与人间百事——譬如金钱、调动、生意、婚外恋、裤腰带……盘根错节，非“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不能驾驭自如。
民间人情的模式十分简单：甲向乙送礼托其办事，乙收礼替人办事。简称：送人情和还人情。做人情只管办事，不管法律，只因人情与法律是两个不相干的制度平台，各自为政。而且，诉求人情的事物多半归属无法诉诸宪政一类，譬如诉求特权或打政策“擦边球”。 人情的两个意义空间
在直面人情要义之前，先分析人情的两个含义：一是媒介，二是制度。人情既是人们从事交易的媒介，譬如礼物、金钱和帮助，又是管理交易的惯例制度，俗称：规矩和“礼数”。人情本身看不见摸不着，是一种负载利益的软媒介，同时也是控制交易的惯例。
说到交易，必参考金钱。金钱不完全类似人情，但在社会交换功能上可作人情的参照物。金钱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标识商品的价值，在间接或复杂的交换体系中充当中间物。货币曾给人类初民“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带来交换制度的革命，扩大了原始经济共同体的范围。故而，货币是聚合经济共同体的基本原因，甚至是统一社会制度的经济学原因。古代兽骨、贝壳、纸张乃至金属能成为货币，不在物质本身，而在人们对其替代商品价值的功能，加以制度性约定。假若不依托制度，纸币仅仅是纸，硬币仅仅是金属，支票、银票更是废纸一张。
与货币相像，人情有也交换及凝聚功能，也在交换背后存在制度，也像货币一样凝聚了一种共同体，人情凝聚的共同体便是私人关系网。
以西方的社会交换论看人情，或许带有一丝跨文化的不确切，但是它的观点单刀直入，一针见血，能看到人情的精髓，而不被人情的“情”字所蒙蔽。中国学者很难研究人情，就因为被“情”字欺骗，尤其具有古典文化基础的学者，习惯将商周至唐宋的“人情”语义与现代人情相混淆。西方社会学的交换理论乃至它背后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观点，可以帮助我们领悟人情对于中国近代关系网制度的核心意义：交换和凝聚。因为交换，而得以凝聚。假若没有交换，关系和关系网便无法联系。人情中的那个“情”字，并非固化的感情（或许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而是虚拟之“情”——凝聚、认同和团结。按照中国古语习惯，情感之“情”和世情、民情之“情”都是“情”，前者作情感解，后者作情势解。人情与其说源于感情，不如说源于世情和民情、行情。人情是为人处世的规矩和“礼数”。及至当代，大部分人送人情都无关“感情”，只是办事而已，包含着鲜明的功利主义冷漠态度和计算，一码归一码，从不拉拉扯扯。办事背后，要么有感谢费，要么先搁着，以后再还。至亲至友的真正感情也存在，但大多数关系户们做不到。出门在外混社会，人情到处充斥，然而“世态炎凉”没有多少感情。人情只与利益有关，是假冒之“情”。
生活中的人情，原本很复杂。然而，再复杂的人情都可被还原为一双基本概念：送人情和还人情。其他更复杂的范畴，诸如做人情、卖人情、托人情、欠人情……都可涵盖在“送”和“还”之下，譬如“做”、“卖”、“托”等于“送”，而“欠”牵涉“还”。这一“送”一“还”是一对哲学范畴，可比作牛顿定律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总是并列存在，然方向相反。这一来一往的互动，负载着利益诉求，譬如金钱、礼物、恩惠、便利和关照，于是作为一种社会惯例的基本单元构成社会交换，成为独立于金钱之外的另一种交换。
于是，人情的基本点可归结为一来一往的通行模式。最简单的样本就是常见例子：甲送礼给乙，乙替甲办事。这个简单模式是人情的细胞，包含了人情的基本奥秘。
首先，甲对自己所呈礼物价值自然心知肚明，必依办事价值大小调整礼物大小，大事大送，小事小送。在交易规范上，头一次礼物类似经济合同中的定金，与交易总量有关，一般占小几成的比例，大约5%～30%，但比经济合同模糊。
收礼后，乙对礼物评估则要花工夫，若是金钱自然明了，若是礼物便要猜测。收礼者很少圣人，估价是必然的，如果稀罕礼品价格不明便要询问朋友。送礼物而非礼金，是可进可退的世故方式，是一层台阶。若事情托得成，遂转成定金；托不成，权当串门，也不难看。况且头一次如果礼太大，乙也不敢收受。另一方面，乙对替人办事付出的代价一定要预评，他明白事情的程序和相关成本，这些成本迟早一天摊到自己身上。两相比较，便知道托人值不值，是赚钱生意还是亏本买卖。但不管未来办事代价有多大，只要大家默认人情制度，认真处理好人情关系，就拥有一种信用背景，乙就不怕折本吃亏。反因有恩于人，得意洋洋。
一旦办事毕，用人情衡量，等于乙还甲一个人情，通常超过礼物定金绰绰有余。这时又轮到甲欠人情和还人情，这次人情则是整个人情往返系统的一部分；推而广之，还可看作二人过去和将来长期交往的一部分。此时，作为一个明白人——俗语称“会做人”、“识做人”的人，甲必须综合评估事情于自己的意义，加上乙已经付出代价，然后拿捏二者平衡点，折算成一份大礼还与乙。可以是钱可以是物，也可以与其他事情相抵。
常规下，只要二人处于类似社会阶层，遵循类似心理评估方式和文化规则，评估结果就会接近，因而保持正常沟通和互动。故而其乐融融，相安无事，并大大裨益各人，增进二人情谊。若非如此，反而出现意外误解和矛盾，譬如甲所还人情尚不及乙的办事成本，至少在乙看来如此，便出现人际关系的麻烦和危机。然而，人情习俗的“软肋”（或故障）是：乙一般碍于情面绝对不便开口，开口小气，没有人当面指责对方让自己折本，而将矛盾隐藏心里，或在背后向别人诉苦，一不留神传到甲耳里，往往恶性循环导致私人关系危机。危机的结果往往不确定，实际取决于乙的态度——忍让，还是爆发。这个看似拉拉扯扯、纠缠不休的过程，其实是中国人情互动的特色。拉扯和纠缠，是真正的维系力量。
鉴于人情依赖价值观的沟通，因而人情交往必然产生对象的筛选，形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价值观接近而聚拢，又以价值观分歧而分开，这是关系和关系网因人情交换而得以凝聚的原因。价值观像一把筛子，成为替不同背景的人群划线的裁判。实际上，日常生活的人情交易远比此复杂，私人的毕生交往是一个人情增减损益的开放计量系统，是一张反复颠倒的损益表，有时我欠你，有时你欠我，没完没了，无法割清。无法割清，正是人情得以凝聚的要义，它像一束纽带，维系关系和关系网生生不息。若割清，关系便淡化，转而消逝。
譬如华人走向世界各地，为何聚而不散，有人说是儒家文化。作者敢言非也，此言过于大而化之。答案是中国人的人情制度，它源于儒家而非儒家，是中国的泛化江湖制度，是中国移民文化的延伸。有人情，则有关系，有关系也有网络，于是生成遍及世界的华人圈。
此篇概述人情与金钱相似之处，后面要说人情与金钱不同属性，譬如遵守刻意的不等价交换，还有忌讳清算。
人情诉求利益交换，既养成做人做事规范，还让本身充当交换媒介，让不同类型利益——譬如帮助、关心、优惠、金钱、救命、通融、后门、特权、服务等等，相互进行心理换算和复杂交换，每一次收受之后都折算成人情，然后以另一项利惠去偿还。要进行如此复杂的折算，背后必有类似价格制度的天平，用以评估人情数量大小，否则无以知人情多少。这项制度保障人情往来的总量平衡，维系公正和正义，维持私人关系正常运作。然而，依例而行的人情评估也是一项繁琐哲学，它不具明文制度，也无法明码标价，完全依赖私人交往的感性过程，以及当事人背景的相似性，此外，还要参照双方昔日交往曾经发生的债务损益表，一起算总账。然而在某些特例下，存在类似的人情市场行情可供参照。譬如，在20世纪90年代，甲帮乙办一本护照，酬谢可能只是一瓶洋酒。托人的辛苦与洋酒之间本没有可比性，如果当地行情一概如此，那也是一个参照，双方遂无异议。但是，如果甲帮乙不是一本护照，是一块地皮，那酬谢肯定不止一瓶洋酒，而是土地金额的一个适当百分率。
不论多大人情，大家最终追求的结果都是二人在人情评价上达成认同和默契。假如不认同，便导致冷淡或破裂。 人情二字的各种含义
中国人几乎天天接触人情，若在中小型城市或乡镇生活，则几乎浸泡在人情的汪洋大海。由于人情起源于习俗、口语和惯例，未经显学校正，所以具有民间性和含糊性。同样二字，有时指一件事，有时指另一件事，并非违背逻辑同一律，而是从来就未被整合过，相互之间关联未被廓清。下面，我们就来逐一分析。
1．人情最常见的是礼物
做人情大多要送礼，钱或物，皆可入“礼”。“礼”，最低限度上必须是有意义物品，其意义可务虚，也可务实。务虚诉求精神价值，譬如纪念品或个人嗜好，务实涉及钱财，其中暗含邀约，欲托人办事。至于称“礼”而不称其他，从“礼”字可推测其来源于西周古礼制度。在上古年代，“礼”是宏大涵盖一切的制度平台，超过现在宪法，是法律、伦理、宗教三者的总和。关系网将托人办事称作“送礼”，暗示一定规范，而非彻头彻尾商品交易。
2．不是钱物的人情
人情除了是礼物，有时也不是钱物，譬如典型的人情是救助、赞助、提携、帮忙、支援、通融、特权、后门等非物质、非经济“软类目”……是一般的泛化生存价值，当中部分可折算成金钱，部分则不可。在现代话语里，人情是利益的一种类型，是有中国特色的、拥有特殊交换机制和惯例制度的利益载体。
3．人情含有模糊的情义
21世纪以来，人情现象受市场经济冲击而彻底蜕变，渐与生意市场混淆不清。但在典型传统之下，人情蕴含一种无法剥离的情义，譬如救命之恩、助人之善，以及心存报答、感恩戴德，这当中除开好处，还有情义。人情之所以叫人情，就因为传统人情曾经含有过“情”和“义”，传统人情是以“利”带“义”的二元设计，至于这情义是真心还是做戏，礼教文化并不看重。它是一种格式，允许真也允许假，唯表达心意即可。人情既是江湖宪法，江湖既是蜕化的礼教，那就不可能不受礼教影响。
人情的启动在讲义气，朋友之间尤其如此。情义既付出，即便主人不要求回报，制度规则上也要求对方回报。既回报，便要基本对等。财物归财物，情义归情义，两路各走。若大家只专注钱财，帮助者、受惠者都对财物锱铢必较都等于一笔勾销人情背后应有的情义。往更高层次说，帮助者吃亏，是对帮助者情义的不尊重，被对方或自己践踏了。
4．人情只存于二人之间，无关群体和公共现象
两人间的事才算人情，若离开两人关系，一旦涉及团体或公共社会，利益问题就不是人情问题而是经济体制问题，是社会合作和分配问题。人情与私人关系网相互依存，二者共济组成一组组以各自为中心的交叉群落。人情是二人关系通过利益传递结成关系网的机制，同时也是虚拟的价值载体。
5．凡讲人情必有交换
民间社会交换合作需求是人情的根基，人情不过是社会交换大系统之一环节。所有人情运作都存在双向互动：假设在某个方向上（甲→乙）出现一次人情，那么必然在相反方向（乙→甲）隔一个时间差，产生一个相反人情来履行义务，类似牛顿第三定律之“大小相若、方向相反”。这是人情的互动性。人情往来遵循“来而无往非礼也”规矩，其中包含自然辩证法。一人“送人情”，就这事情本身，意味着对方开始“欠人情”，二者是同时发生的。“欠人情”，就要“还人情”。依规则，“还”还要过量（孔圣人谓：“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理当所还超过所欠，于是导致效果倒置，反过来对方欠自己人情。如此欠还相生，纠缠不清，就保证了人际关系越绑越紧，维系持久和稳定，人情活水不断更新。
交换是人情运作的内在特征，但是人情交换与市场交易相比有根本不同。人情交换中，规则故意安排明显的时间差，不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以免“绝情”、“无情无义”。人情倒更像期货生意，订立与交易，买与卖，“送”与“还”之间要错开，让人情债务拖延一段时间。拖延本身比债务更重要，它是维系私人关系的制度因素。没有时间差，就没有人情制度。除了交易时间差，人情交换还不能像结算债务一样，欠一分钱还一分钱，这样也是“绝情”。这两个特征——时间差和不结算，故意回避“交易割清”，诉求私人关系维系与凝聚。交易割清，两人没有瓜葛，维系就不存在了。恰恰是不时反复倒置的人情债务成全了两人的团结。时间差和不结算是博弈生成的惯例制度，也是非人为的巧妙设计。如果没有这两条，人情就不成其为人情，而是买卖。
6．人情本身就是交换媒介
这种媒介不是物质，不是纸币不是硬币，而是由习俗规范和个人默认的虚拟价值，是一种心理评估值。它在于心，而不在物，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价格体系。它不像货币那样，有一张纸或一块金属承载面值，用制度保障其公信力。不同的是，对于每一次人情的大小分量，都要以二人价值观的公约数（共同部分）来评估，得到彼此相近的模糊值。两人估量不接近不要紧，这也是正常人情现象的一部分。合则聚，不合则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咫尺不相逢。人情以自然主义方式维系私人关系，毋须外力压迫。
说人情是交易媒介，因为它是交易的直接操作对象。看看常见的习语，譬如“买人情”、“卖人情”、“送人情”、“做人情”、“欠人情”、“还人情”……“人情”都作宾语，是被“做”的对象，是操作客体，等效于“买商品”、“卖商品”、“欠债”、“还债”种种说法中的商品或钱财。上面说“人情”是抽象制度，这里说它也是操作客体，即交易载体，这是一词两用，统称“人情”。人情尽管是虚拟、模糊的心理载体，但它承担交换活动的媒介功能，这种功能大体相当市场中的货币。市场交易行为——买卖、送货、提货、消费、欠账、赊账、还钱……最后要用货币结算，货币是市场交易的媒介和商品价值载体。与之相像，人情交换的内容形态也丰富多样，包括钱、物、恩惠、帮助、支援、服务、提携、解难、特权……这些差别可对应商品的种类差别。货币在公共市场交换中作媒介，人情在关系网的利益交换里作媒介。
人情作媒介，可产生关系网中价值的转换和流动，譬如，恩惠换礼物，服务换权力，权力换金钱。人情场（也就是关系网）也像大市场，个人各取所需，相互交换，人情充当中介，人情制度充当监控。
总之，要准确地理解人情的含义，须将以上六条对照辨析。人情是以中国江湖社会为背景，以私人关系为基础，利用惯例制度进行利益交换的媒介物。人情，也泛指相应的交易惯例。 追溯人情名称由来
翻阅史籍，发现今日所谓人情并非自古有之。相反，今天的人情概念很晚才出现，大抵是在清朝初年。唐宋以前，古人也说人情，但不是这个意思。用计算机检索史籍，发现明代以前“人情”，主要指民心、世情。
譬如，宋代小说《太平广记•周穆王》：“然此等虽有不死之寿，去人情，远荣乐，有若雀化为蛤，雉化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气。”此处所谓“人情”乃人之常情，而非今日的人情债务，含义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