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年，女儿志梅得了一种说不清名目的怪病，人急剧消瘦，而且连日高烧不退。医生说，需要用美国生产的一种药，但这药跑遍上海的药房
和医院都买不到，最后也只能放弃。到一九四三年，祖母的七个儿女只剩下了三个：志敬、志杏、志士。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艰苦的年月，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已经打得精疲力尽。死人，在那个时候变得稀松平常。到处都是纸幡飘飘，
哭声连连。祖母的嗓子哭哑了，却很少有人听见。
祖母不知道，她现在感受到的这场灾难，只是十三世纪以来余家前辈生死挣扎的延续。
一天，祖母到菜场为难民收容所采购食品，一个熟悉的身影挡在了她的眼前。祖母一楞：这不是海姐吗？
祖母对她，有点害怕。
（一） 墓碑（2）
祖母站在菜场的过道上一时不知言动，却眼圈泛红。海姐，自从那天你拉我到二楼小客厅里说了鸦片的事情之后，你知道余家发生了什么吗？
海姐一把拥住了祖母的臂膀，还是亲亲热热地叫“阿嫂”。这一声“阿嫂”，叫得祖母头皮发麻。
“阿嫂，你家的事，我全都知道。四个孩子为什么走得那么快？给他们的父亲抬轿子去啦。不多不少，正好四个。所以，你要赶快
给你先生好好做个坟。坟做好了，他也就不必再坐轿子了。”
祖父去世后立即运回家乡安葬了，但是，坟做得比较马虎，这倒是真的。家乡已被日本人占领，灵柩运回去时一路麻烦重重，能安葬已经不容易了。现在听海姐一说，祖母半信半疑，但无论如何，把家乡的坟重新做一做，
是应该的。
要重新做坟，立即想到的是墓碑。书写墓碑最好的人选，远近都知道，是后来成为我外公的朱承海先生。朱家应该还很有钱，但按照祖母万事不求人的脾气，再困难时也没有想过要去叩求“朱门”，因此差点儿想不起来了。这时猛然记起，又知道海姐是他的亲戚，就问：“朱
先生怎么样了？”
海姐一笑，说：“他呀，也气数将尽！”
祖母问：“怎么回事？”
海姐说：“像你老公一样，陷到上海的一个黑洞里去了。”
祖母问：“也抽上鸦片了？”
海姐说：“不，他是迷上了跑狗场的跑狗。”
祖母松了一口气：“哦，那还好。”
海姐说：“什么还好，比抽鸦片还上瘾，手上的五家厂已经毁了
三家半。怎么，你有事找他？”
祖母说：“请他写墓碑。”
海姐说：“这好办，我告诉他，他一定答应。”
祖母说：“不，这不是小事，还得我自己上门
去求他。”
过了几天，祖母叫小儿子志士陪着去朱家，志士竟然明确拒绝。志士现在已经十五岁，上了中学。他与姐姐志杏最要好，志杏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前些年已经虚报年龄到一家纺织厂做了工人。志士上中学的费用，都是志杏供给的。志杏听母亲说过，父亲临终前曾说希望余家出一个读书人。现在家里最有文化的大哥去世了，志杏决心让小弟弟把书读好。志杏在工厂里受到社会反抗力量的强烈影响，年纪轻轻就成了罢工和示威的积极分子，很快又成了组织者。后来她显然已经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而且还是一个不小的首领。这一来，她对弟弟上学的目标有了更明确的设定，希望他成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到共产党的“革命圣地”延安去。
志士在姐姐的影响下，已经开始阅读革命书籍。但他在文化上受大哥志云和堂叔余鸿文的熏染很深，更喜欢的是《红楼梦》。这种喜欢他只是藏在心底的，而在社会观念上，则越来越明确地追求公平、正义、进步、反抗。因此，他完全不能接受朱承海先生这种天天迷溺于跑狗场的富家士绅，认为他们是国破家亡中的“寄生虫”。即使只是见见面，他也不愿意。
他知道，这样激烈的观点不能讲给自己的母亲听，因此换了一种说法来劝阻。他说：“这个人与爸爸，算得上是两代世交。但是，除了在爸爸出殡的时候送了一副挽联，后来就百事不问了，这算什么人哪？
墓碑不能让他写，你更不要亲自上门！”
祖母听了，深深吐了一口气，说：“他不是一个势利人，而是一个糊涂人。糊涂人不知人情世故，你不求他，他想不到你。”
祖母觉得，凭着两代交情，墓碑还是要请他写。但又担心志士心中有气，到了人家面前也会露出脸色，就不要他去了，让志敬陪去。
朱家在沪西安定盘路，口语中叫忆定盘路，现在叫江苏路。当时，这是富人的聚居区。志敬刚刚在铁门环上轻轻叩了两下，门就开了，好像早有准备。我未来的外公朱承海先生快速从书房来到门厅，满脸是一种像做错了事一样的笑容。
有哪个人做了一大串让人生气的窝囊事惹得什么人都想斥责他但一见他真诚的眼神就会把气消了一大半的吗？有哪个人已经两鬓斑白满脸皱纹却又能不知伪饰地咧嘴而笑而且笑出一个既天真又无知的童年的吗？如果有，那个人现在正站在祖母和志敬面前。
祖母一看就明白，今天这里的气氛，完全是海姐造成的。她昨天就派了一个佣人来通报了，什么人将来登门拜访。
对于余家的事，外公知道得很少。不是因为糊涂，而是他被一场心理风暴击倒了。
他在启慧学校与余鸿文一起，信奉国学救国，甚至从学术到服饰都在警惕“汉奸嫌疑”。但是，事实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极为尊重的国学大师罗振玉和另一位国学水准很高的官员郑孝胥，居然都做了汉奸。他认识的一个长期研究古代谋略的长髯学者，居然用文言文写了一本《支那之诈》在日本出版，连“中国”也不想提了。在他自己庞大的朋友圈中，对国学最精通的，是清代硕儒梁章钜的孙子梁鸿志，他经常到毕勋路梁公馆的“三十三宋斋”请教。这个斋名就让人只敢仰望宋代，不敢多提明、清的事。但是，上海沦陷后，外公再到梁公馆，说已经搬到日租界去了，梁鸿志结交了日本军方。
外公发觉自己错了，却不知道错在哪里。他从根子上不喜欢西学，现在又失去了固守国学的理由，心中立即变成了荒原。
他一次次喝醉了酒痛骂汉奸又痛骂自己，骂过后，走向了跑狗场。那跑狗场，离原来梁鸿志的“三十三宋斋”只隔了一条路。
在跑狗场，他总是输。唯一的办法，是贱卖家族企业。他当然不愿意说“贱卖”，甚至连一个“卖”字都不能说，只说“盘”。这次他又搓着手对身边一个企业主说：“我把兆丰公园后门那家厂盘给你，今后不管赢钱输钱，都算在那个账里了。赢够了，把厂还我；输光了，把厂给你。”
过不了一年，兆丰公园后门的那家厂完全不属于朱家了。丢了一家再把另一家“盘”出去，海姐说原来拥有的五家厂已经毁了三家半，其实第四家的产权转移文书也已经签过，海姐不知道。
外公有很多酒肉朋友，主要是同乡。同乡的概念，以余姚、慈溪、龙山为主，东至镇海，西至绍兴，再远一点，就不算了。把同乡当作自己生存的第一群落，这是当时上海的风尚。连已经出了大名的虞洽卿、黄金荣、张啸林、黄楚九等等，也不会拒绝与同乡一起喝酒。那年张啸林做了汉奸，相传即将出任伪浙江省省长，朱承海先生就把同乡们召集起来，几十人签名写了一封绝交信，放在一只砸破的酒坛里，叫人抬到张啸林家的门口。绝交信的最后几句话是朱承海先生自己想出来的：
吾等与尔绝交，实乃家乡与尔断情。故园山水，桑梓鸡
豕，皆鄙尔唾尔，啄尔逐尔。倘若奸公读此函而发怒，下令缉捕，则不必四处查访，吾等于沪西跑狗场左厅大包厢静候。
当然，张啸林并没有下令到跑狗场来缉捕，他成天提心吊胆，后来确实也被中国政府的谍报人员暗杀了。只不过，朱承海先生自从策划了这件事之后，觉得自己的民族气节问题已经解决，就更加安心地跑狗、喝酒了。偶尔，喝到一定程度，他还会冒出半句豪言壮语：“我连汉奸都不怕，难道……”
“难道”什么呢？他永远无法把这句话讲完。
此刻祖母看着他友善而尴尬的表情，笑一笑，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她拍了拍志敬的肩说：“他父亲的坟，想在乡下认真做一做，麻烦你为他写一个墓碑。”
朱承海先生一听，心中的石头落了地，立即就说：“阿哥的碑，我当然要写。这不麻烦，举手之劳。不，不能说举手之劳，我会恭恭敬敬地写，一遍遍写到满意为止，你放心。”
说着，他向门外挥了一下手，招进来一个托着木盘的仆人，木盘上，有几叠塞得满满的红纸袋。显然，这是早就准备好的。
“阿哥家的事，我一直没有尽力。又要过年了，我给孩子们准备了一点压岁钱。这是给孩子们的，大人不能拒绝。”
他边说边把脸转向志敬，又说：“我记得阿哥下世时你们兄弟姐妹有七个，我准备了七份，你代我去分一分。”
一看红纸袋的厚度，就知道这不仅仅是压岁钱，是他对余家的一种援助。这些钱，可能与他刚刚签过产权转移书的第四家工厂有关。
志敬束手，不知接还是不接。祖母慢慢抬起手，从木盘中取下三份交给志敬，然后又把木盘搬到朱承海先生面前，说：“死了四个，只剩下三个了。”
朱承海先生一震，后退一步，眼睛直直地看着祖母：“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祖母说：“我代表三个孩子，谢谢你这么厚重的压岁钱。墓碑写好后，我叫志敬来取。十天，够吗？”
“够了，够了。我很快就能写好。志敬，你明天下午就来取吧。”
（一） 朱家小姐（1）
五朱家小姐
第二天下午，志敬到安定盘路的朱家叩门，开门的是一位小姐。她的容貌，让志敬吃了一惊，连讲话都不利索了。
眼前这个小姐，眉眼间埋藏着浙江山水，而神情又分明被大都市描绘。这对志敬而言，有双重的亲切感。他突然想起，远房堂叔余鸿文曾经说过，他一生所见好女子，以朱家二小姐为最。那位海姐也说过，朱家家境日衰，最大的财富是两个女儿。两个都好看，但论身材，大小姐更胜，而论品级，二小姐更高。
志敬想，眼前的，一定是二小姐了。
“你是余家兄弟吧？”小姐主动开口了：“我爸爸的字写好了，你请进来，坐下喝口茶，我马上去叫爸爸。”
志敬在客厅坐下，小姐就招呼女佣上茶，然后又很随意地说了一句：“我最崇拜你母亲。”
“你认识我妈妈？”志敬奇怪地问。
“不认识，但她的事情我全知道。一个女人，无依无靠，卖房还清了丈夫欠下的债，用自己的力量养育那么多孩子，而且都养得那么登样。”
小姐在说“都养得那么登样”的时候，还用手向着志敬比划了一下，使志敬很不好意思。
“你是二小姐吧？”志敬问。
“我是大小姐，二小姐是我妹妹。”她笑着问志敬：“你是不是也听说了，二小姐更漂亮？”
志敬哪里听过这么爽直的小姐谈吐，连忙解释：“没有，没有，我是看你年轻……”
正说着，朱承海先生从书房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叠折好的宣纸，递给志敬。
志敬站起身来，叫声“朱叔”，恭敬接过。
朱承海先生说：“除了主碑外，我还写了两翼副碑。告诉你母亲，要请好一点的石匠来凿。如果做不好，我对不起你父亲。”
志敬连忙答应，一再道谢。
就在这时，听到内门传出一阵笑闹声，又是大小姐。她说：“来，二小姐在这里！既然你点到了她，就让你看看！谁叫我崇拜你母亲呢？”
二小姐显然在挣扎，传来轻轻的声音：“别这样，姐，不要拉……”
志敬终于看到二小姐了。个子比大小姐略小，满脸因害羞涨得通红，眼睛完全不敢正视客人。志敬一看就明白了，海姐说二小姐品级更高，是指书卷气。有她在边上静静一站，大小姐就显得有点过于热闹，哪怕只是稍稍。
朱承海先生对着大小姐说：“客人在这儿呢，不要哗啦哗啦。”
大小姐笑着声辩：“爸，我什么也没有说啊，怎么变成哗啦哗啦？”
志敬给二小姐打了个招呼：“二小姐。”
二小姐这才抬起头来看了志敬一眼，轻轻地点头一笑，但目光快速移开了。她躲在大小姐身后，一起送志敬出门。
余鸿文先生一手握着酒杯，一手点着朱承海先生说：“你家大小姐，算是许对了人家。王家的两家纱厂去年突然停产，厂房都改作了仓库，囤积了不少棉布和大米，到今年赚了十倍！这真叫闷声大发财啊。”
朱承海先生叹了一口气，说：“哪一天，一仓库的东西都不值钱了，这可怎么办？”
余鸿文先生说：“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亲家，钱财上总算有依靠了。”
朱承海先生说：“嫁女儿不为这个。为这个就对不起孩子了。”
余鸿文先生问：“那你说为了什么？”
朱承海先生说：“人品。找一个人品好的，苦一点也能过一辈子。幸亏王家的少爷人品不错，老实，不刁。”
“要说人品，我们余家堂弟的几个孩子倒是都很挺刮。可惜现在只能免谈婚事了。”余鸿文先生在说我的爸爸和叔叔。
“为什么？”
“他们家多灾多难。要不然，那个叫志敬的后生真可以成为二小姐的候选。咳，我这只是随口说说，余家配不上。”余鸿文先生怕老朋友产生误会。
“志敬？那个后生？到过我家。”朱承海先生说：“本分，有家教，看上去也还聪明。”
“他到过你家？二小姐见过吗？”余鸿文先生问。
“见过。姐妹俩都见了。”朱承海先生说。
一九四二年九月下旬的一天，朱承海先生派了一个仆人给余鸿文先生送来一份邀请喝酒的短信。
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十个月之后，上海已经全被日本军队占领。他们约在一家叫状元楼的宁波菜馆，中午，人很少。朱承海先生早到一步，已经点好了几个菜。
“今天完全没事。大事说也没用了，只说家里小事。”朱承海先生端起了酒杯。
余鸿文先生也把酒杯端了起来，笑眯眯地等他说下去。
（一） 朱家小姐（2）
“我家弄堂口，有家银行，这你是知道的。银行宿舍就在我家隔壁，那些职员，成天围着我的两个女儿转。后来知道大女儿已经订婚，就盯上了二女儿。前天，连行长也上门来，说来说去都是他儿子。我知道他的意思。”朱承海先生很苦恼。
“那你不妨认认真真挑一个当女婿。”余鸿文先生说。
“没法挑，”朱承海先生说：“看到他们那一副副长相，就不适意。”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其实并不急。上海结婚的年龄要比乡下大。如果你家表侄，那个叫志敬的，愿意好好出息几年，我们倒是可以等等看。”
余鸿文先生不知道他所说的“好好出息几年”是什么意思，便问：“你是说，让他有能力在上海成家？”
在上海成家，是一件难事。朱家嫁女，上层社会的亲戚朋友一大堆，大小姐已经与巨商王家订婚，更会牵出一批贵客，从新房到礼仪总要说得过去。但是，“说得过去”又谈何容易！例如，只要亲戚中哪个女人悄声问一句，婚后落户在这座城市的哪个角落，就能把人憋晕了。因此很多闯荡上海的男人只敢回到老家乡下去娶妻生子，自己每年去探亲。像志敬这样的贫困背景，当然也只能走这条路。可惜他从小出生在上海，连家乡话也不会讲。他要“出息”到哪一年才能在上海成家，娶得起堂堂朱家二小姐呢？
余鸿文先生想到这里苦笑一下，也不等朱承海先生回答了，只顾埋头吃菜。
“也不一定在上海成家。”这是朱承海先生的声音。余鸿文先生吃惊地抬起了头。
“二小姐受得了吗？”
“她没有吃过苦，但她吃得起。”朱承海先生回答。
那天离开状元楼后，余鸿文先生独自叫了一辆三轮车，到沪西的兆丰公园坐了很久。
秋天的夕阳下树叶有点晃眼，他在犹豫要不要把朱承海先生的意思向祖母和志敬转达。他到现在还是理不清朱承海先生作出这个重大决定的逻辑，但他很熟悉自己的这个老朋友，毛病很多，却不会讲假话。余鸿文先生掐指一算，朱承海先生最多也只是见过志敬两三回罢了，而且时间都不会长，怎么就看上了呢？他又一次觉得，人世间的所谓“对眼”，实在是一件神秘的事，谁也说不清。
他最不解的是，朱承海先生怎么会把自己的两个同样美貌的女儿推向极富和极贫的两个婆家？这让两姐妹今后如何见面？又让她们背后的两个家庭如何见面？这种极端性的分裂，是作过仔细考虑，还是一时心血来潮？
大概在兆丰公园的长椅上坐了一个时辰，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还是要找另一个人过几天再去确认一下。找谁去？他想起了长期为朱家和自己家做衣服的裁缝铺冯老板。裁缝可以出入内室，认识每个家眷，谈这种话没有忌讳。
第二天他就去找了冯老板，让冯老板过五天之后去找朱先生，证实“从余鸿文那里听来的传闻”。然后，冯老板必须向朱先生说一句关键的话：“如果二小姐可以到乡下去与志敬成家，那几乎立即可以订婚，太便宜这小子了。”
第六天，冯老板传来了朱先生对那句话的回答：“今年就可以订婚。”
当天晚上，余鸿文先生就去找了祖母和志敬。
听完余鸿文先生的话，祖母立即摇头，却不说话。再问，再摇头，还是不说话。
余鸿文先生扭头看志敬，却不见了身影。
余鸿文先生叹一口气，起身要离开。
祖母想站起来送，却又觉得站不起来，又坐下了。
祖母整整十天没有在家里讲话。
志敬也不讲，而且尽量躲开祖母。有几次碰在一起吃饭，只听到筷子碰到碗碟的声音。
直到第十一天黄昏，无声地吃完晚饭，祖母喊住了即将溜脚的志敬：“别走。我想了十天，也看了你十天。今天要问你三个问题。”
志敬站着，说：“妈，你问。”
“第一个问题，我如果不同意这门婚事，你会记恨吗？”祖母问。
“不会。”志敬很快回答。
“既然这样，为什么一直不讲话？”祖母问。
“因为你也没讲话。”志敬说。
祖母又开口了：“第二个问题，如果你与二小姐在乡下成家了，留在乡下的是她，我可以陪着，但你还要在上海做事。人家可是上海富贵人家的千金，你有没有决心用七八年时间，再把她接回来？”
志敬沉默了一会儿，说：“试试吧。”
“这事不能试试，得下决心。否则对不住人家。”祖母说。
志敬抬起头来，轻轻点了点头。
“第三个问题，”祖母又问：“如果二小姐实在住不惯乡下，你又没本事在上海安家，她一气之下回家了，离婚了，你受得了吗？”
“那就只好认命。”志敬说。
过了一会儿，祖母说：“这是余家要冒的最大的风险，比当初卖房还债的风险还要大。就看你了。”
志敬连“唔”一声都不敢。
祖母撩起衣襟擦了一下泪。她平常很少流泪，这样大幅度的擦泪动作志敬更是第一次看到。
事情一旦起头就变得很快，两方都怕哪一步稍有迟疑引起对方不安。结果，在短短几个月之后，就在上海举行了订婚仪式，时间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这天是星期一。
来的人不多。余鸿文先生和冯老板两人共同做了媒人，朱承海先生带来了大小姐和三位白胡子老人，那三位老人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大家都对他们很恭敬，其中最年老的那一位还担任了证婚人。祖母一边来的，有吴阿姨、陈妈，还有女儿志杏和小儿子志士。
吴阿姨一见低头害羞的二小姐就快步迎了上去，凑着脸横看竖看好一会儿，嘴里啧了几声，然后举起右手食指，狠狠地点了志敬三下。
与现场气氛格格不入的是两个年轻的“革命者”：志杏和志士。一个穿着工装，一个穿着学生装，毫无打扮。志杏是个行动者，一切思维都非常简明。她认定朱承海先生是抗日人士，因此是好人，不反对这桩婚事。志士的思维也非常简明，他认定朱承海先生是赌徒，因此从心里反对这桩婚事，但又知道自己没有发言权，也就不发言了。今天是余鸿文先生硬叫他来的。他只坐在屋角，看着一本书。
志杏上下打量了一下穿着银色旗袍的大小姐，又回头看一眼二小姐，说：“你们姐妹俩，怎么长得和月份牌上的美女完全一样？”
大小姐一笑，说：“帮帮忙，总比月份牌上的人好看一点吧？”
志杏原是恭维，没想到对方骄傲得那么可爱，这是志杏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她一高兴，就把手搂到了大小姐的肩膀上，但又似乎觉得不妥，把手收了回来。
志杏觉得需要自我介绍一下，就说：“感谢你的父亲朱先生，为我父亲写了墓碑。”
大小姐听了眼睛一亮：“原来是余家妹妹。现在我们是亲戚了，谢什么。早就听说你很厉害，几十个工厂的工会都归你管，可以呼风唤雨。”
“这是夸张，不能听。”志杏说。
这时，二小姐端起一杯茶，走到一直在低头看书的志士面前，说：“余家弟弟真用功，喝口水。”
志士茫然抬起头来，知道这位给自己端水的是今天的女主角，刚才进门时介绍了。但当时根本没有多看，现在近距离一看，他感受到一种少有的亲切。这是他心中最典范的嫂嫂的目光，但他不知道该不该叫“嫂嫂”，因此楞住了。
“哦，是《史记菁华录》。”二小姐看了一眼他手中的书说。志士有点惊讶，她把“菁”准确地读作“精”，而且把这个书名读得那么流畅。这在当时的中国女性中，少而又少。
志士站了起来，接过茶杯，说声谢谢，却不知道应该再说什么。
（一） 乡下（1）
六乡下
从此，朱家门里的两个小姐都算是订了婚。
她们突然变得客气起来，分头做着各自的事，又会天天抬眉看一眼对方在做什么。
大小姐到平桥路虞洽卿路口的“冯秋萍女子服饰训练班”报了名，又每月一次到“新世界”听金陵女子大学校友的家政知识讲座。她也曾要妹妹陪她去，但妹妹笑着摇摇头。妹妹通过海姐的介绍，到冠生园设在郊区七宝的一个种植场去见习，每次回来脸上都是晒得红扑扑的。
朱承海先生坐在餐桌的上方，喝着酒。他的妻子坐在他的正对面。他的左右两侧，应该是两个女儿的位置，但她们都还没有回来。朱先生看了妻子一眼，说：“两个女儿，一个嫁给巨富，一个嫁给赤贫。这可不是我的故意。”
“还好，是阿凤到富家，阿秀到穷家。要是倒一倒，阿秀哪能抗得住富家，阿凤哪里熬得住穷家？”妻子说。她所说的阿凤，是大小姐的小名；阿秀，是二小姐的小名。
“这是命。”朱先生说。
“说来说去我还是不放心阿秀。结婚后在乡下安家，志敬在上海，只有一个婆婆陪着。要是和婆婆脾气不合怎么办？想来想去，索性我也到乡下去吧，有个照应。”妻子说。
“你走了，我怎么办？”朱先生说：“我也一起回去？”
妻子没有吱声。
这次餐桌闲聊，几个月后，渐渐变成了一种明确的行动。朱先生夫妇在一件件地变卖家产，最后，连m/news/touzi/detail_2010_04/06/511886_0.shtml
房产中介都上门了。
大小姐本来一直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妹妹，寻思着今后嫁入王家后一定要尽力接济。但是，当她真的看到父母亲都要陪着妹妹住到乡下去时，立即产生了惶恐。
那天，大小姐终于爆发了。
也还是在餐桌上，她听到父母亲又在谈回乡的一些具体事项，便放筷子哭了起来。
她边哭边说：“嫁给王家也不是我定的，你们全走了，丢下我一个人在上海？我不嫁了！我不嫁了！”
二小姐也哭了。姐妹的哭是最容易传染的，何况二小姐马上明白这事与自己有关。
朱先生夫妇不知道怎么来劝慰自己的这两个女儿。朱夫人跟着擦起了眼泪。她这一擦，两个女儿哭得更厉害了。
朱承海先生在三个女人的哭声中两眼发直。
他又喝了半杯茶，把脸转向大女儿，说：“阿凤，不是丢下你。是我实在没钱了，在上海过不下去。到了乡下，什么都便宜，好过一点。”
大小姐长这么大，从来没听过父亲对自己讲那么坦诚的话，便把哭声收住了，抽抽噎噎的。朱先生还在说下去：“我和你母亲在乡下，还指望你寄点钱回去呢。你不嫁，跟着我们，大家吃什么？”
大小姐说：“我如果熬不住，一定逃婚，逃到乡下来！”
二小姐破涕为笑，说：“如果你逃婚，王家少爷还不跟着你私奔？”
“那就把财产偷出来私奔。”大小姐也笑了。
余家托媒人余鸿文先生和冯老板去与朱家商量结婚的日期，两位媒人很快就带来了回音：朱家二小姐说，长幼有序，只有在姐姐结婚半年后她才能结婚。
那天余家正好全家都在，大家听了一起点头，觉得二小姐说得有理。志杏突然站起来说：“那我也在哥哥结婚后半年结婚吧！”她强装大方，却还是红了脸。
原来她与一个“革命同志”的关系，早在一系列生死考验中成熟。他们的结婚方式，也会非常简单，甚至连是不是请客吃饭也说不定。
志士也站起来了，大声说：“那我，我也在姐姐结婚半年后结婚吧，可惜还没有女朋友。”
大家都笑了起来。
朱家大小姐与王家少爷的结婚日期是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三日。结婚仪式之隆重，震动了上海商界。
朱家二小姐与余志敬的结婚日期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结婚仪式在浙江省余姚县桥头乡余家村和朱家村之间举行，两个村子相隔半华里。
朱承海先生和夫人早几个月就到乡下定居了，边收拾房舍边为二小姐准备嫁妆。
（一） 乡下（2）
朱家的宅第是朱承海先生的父亲朱乾利先生建造的，当时正是朱家的鼎盛期，造得很有气派。一个高墙围成的院子，大门和正厅之间有贴墙的护花长廊。此刻，二小姐正在几个伴娘的护送下经过这条长廊，走向那顶放了好几天的华丽花轿。
照例新娘子上轿时要哭几声，但二小姐哭不出来，只是微笑着到母亲怀里偎一偎，再伸出双手搂了一下父亲的双臂。朱先生以为她会因势跪下，忙着翻过手来握住了她的手阻止，但她并没有跪的意思，只附耳对父亲轻声说：“等一会儿还要在余家正式拜堂。”
朱先生对女儿客气起来：“免了，免了。”
朱夫人从旁拍了他一下：“拜堂怎么能免？糊涂了吧？”
这时，预先雇来的两位“哭轿嫂”突然高声“哭”了起来。这种“哭”是带词的——
花轿一抬就要出门，
父亲大人你真狠心。
求你再宽限一两天，
我要与母亲诉衷情……
二小姐对这种哭轿毫无思想准备，更没想到有这样的词句。她觉得很对不起父亲，便撩起轿窗上的花布帘，用手指点了点哭轿嫂，笑着向父亲皱了皱眉。朱先生根本没有听到那词句，迎到轿窗口问女儿：“还有什么事？”
女儿摆摆手，又向母亲摆了摆，放下了花布帘。
花轿抬出了花岗石的大门。经过平整的青石板铺成的门场，越过一条“穿堂”，便到了河边。船码头上有挑夫把嫁妆小心搬到船上，花轿不上船，只沿着河边一道道缠满藤蔓的竹篱，走上了田边小路。
过了一座小小的老桥，便到了余家村。余志敬就在村口迎接。
在婚宴上，媒人之一的冯老板指了指门口一桌，对朱承海先生说：“你认识那两个后生吗？”
朱承海先生瞇缝着眼看了一会儿，说：“有点眼熟，记不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