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妻子商量，我们现在可以在剩余的稿酬中捐出五十万元人民币，用最精打细算的方式购买图书和设备，大概可以建三个图书馆。我与自己熟悉的“上海九久读书人网上书城”联系，一定要他们用最大的折扣，购得由我选定的三万册优质图书。我组织了一个工作小组，把五十万元人民币交给了他们。
这事我从未向媒体透露，但工作小组的行动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们猜测我可能要捐建希望小学，当时一般的捐建费是二十万元。有一次一个记者问起，我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只是泛泛地说了一点我和妻子在慈善活动方面的心愿。我知道，只要透露了真相，“伪斗士”们又会闹事。
我捐建的三个图书馆，设在三所重建的学校里。三所学校重建的校舍都将在二〇〇九年九月一日开学时投入使用，我的图书馆应该早一点，在八月底之前建成。这是一个让人充满期待的紧张过程，不断地选书、寄书，又不断调整。这期间，我还到灾区看了那三所学校，在操场上对学生们作了演讲。
出乎意料，赶在三个图书馆落成前两个月，那几个“伪斗士”又动手了。还是北京那个诬陷我白拿房子、发动把我驱逐出世界遗产大会的肖编辑，在网上写出大量文章，说我“出资二十万元捐建希望小学”是假的，他们在账目上没有查到。
当然，又是网络上排山倒海的声讨。我感到，他们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网络黑色别动队”。
灾区一位教育局的负责人说，我捐的不是小学，是三个图书馆，希望大家耐心一点，到八月底欢迎参观。
网上又是一片大吵大闹：为什么不捐钱，却捐书？大概是哪里卖不掉的书吧？钱呢？二十万元钱呢？……这时，有一个文化人出来，用两个字概括了我的行为：诈捐。
于是，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一片“诈捐”声，很少有报纸没有刊登。这些报纸挂在各个机场、车站、码头。那里，我所选定的一箱箱图书设备，还在不断向灾区启运。
网上有人统计，肯定我是“诈捐”的全国网民比例，为百分之八十六。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十日晚上，我外出见两个朋友，一群记者堵在了我的家门口，马兰一人在家，她知道，只要一开门，无数镜头将拍出“诈捐”夫妇的狼狈相，明天就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马兰在门内告诉他们，我不在，外出了。他们哪里肯信，一直堵在门口，坚决不走。
我没有手机，马兰给正在与我见面的两个朋友打电话，叮嘱我千万不要回家。两个朋友陪了我一会儿，又各自有事，我只得像一个逃犯一样在外面蹓跶。夜已经很深，我知道记者没走，镜头没走，我妻子一人，苦苦支撑着。
直到下半夜，记者们实在困了，又看不到有开门的可能，就逐个离开。但是，也可能是妻子的一段话，使有些记者心里一动。这段话，是我后来蹑手蹑脚偷偷回家后，妻子告诉我的。
妻子在门内对那些记者说——夜已经深了，我已经关照丈夫，不要回家。我是为了保护他，却不知道他现在躲在哪里。他的年纪，已经不轻。我建议你们走到走廊那头的窗口，看看头上的天，那里，汶川的七万个****，还在看着我们。谁在捐献，谁在诈捐，谁在诽谤，谁在诬陷，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你们用自己的良心，去问问他们吧。我不明白，中国遭受那么大的灾难，为什么还要给救灾的人带来新的灾难？我不明白，做一点好事，为什么会那么累？
（二） 这样结束（7）
两个月后，三个图书馆准时开张。我没有参加开幕式，怕记者闹出新的事端。让我高兴的是，世上还有一些高贵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一切。王蒙、余光中、白先勇、张贤亮、刘诗昆、冯骥才、贾平凹等文化巨匠闻讯后纷纷为三个图书馆亲笔题词。三个图书馆不大，但学生们在看书的间隙抬起头来，却能直接面对那么多重要的笔触，这是其他再大的图书馆也没有的福分。
图书馆开张的事情有报道，但不多。广大网民记住的还是那两个字：诈捐。
图书馆开张一个月后，二〇〇九年十月，网上有人评选“中国最差作家”，我因“诈捐”而名列前茅。我看到台湾中天电视台报道这一消息时播出了我的照片，下面跟着四个大字：“诈捐作家”。
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结尾。
最后，还有两件小事要顺便说几句。
第一件事，我终于见到了寻找多年的小何老师。原来，浙江杭州有一家小报发起了“收集老照片”的活动，宣布谁能提供一张有意思的老照片就能赠阅该报一年。一位老太太给他们去信问：“我有余秋雨先生七岁时的照片，你们要不要？”她就是当年的小何老师。
我赶到杭州看望她时她正患目疾，戴着墨镜。她一见面就说：“我当时自己才小学毕业就教你们，很不合适。”我说：“不，小何老师，您很合适！我毕生有关阅读和写作的全部快乐，最早是您给我的。您还记得那个最小的图书馆吗？”“那记不得了。”她说：“我只记得，您是全校最干净的孩子，每天都是雪白的衣领。”我说：“这是我妈妈的功劳，我也记不得了。”从杭州回上海，一位华裔美籍教授来找我。我一见面就认出来了，我初中的同学吴坚。
寒暄一通后我静静看着他出神。他祖父吴瑟亚，是我祖父的同学；他祖母吴阿姨，是我祖母的老友；他父亲吴阿坚，是我妈妈的同学、爸爸的同事。这中间有一些永远说不清的恩怨，例如他祖父的鸦片馆对于我的祖父，他父亲的揭发对于我的爸爸。他今天告诉我，他学的是历史专业，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中国近代史。我想，他家和我家三代，便是中国近代史中冗长而隐秘的章节。
他说昨天去看了我们的中学，那幢最气派、最古典的教学大楼，现在以我的名字命名，叫“秋雨楼”。这让我吃惊，感叹一群老师用这种方式默默表扬一个学生却怕学生骄傲，连通知也不通知一声。
“更让我惊喜的是，我在校门口遇到了曹老师。”他说。
“哪个曹老师？”我问。
“教生物的曹老师，曹侣仲，我们背后叫他'草履虫'，你忘了？他因为擦痰事件和红薯事件受委屈，'文革'中赌气组织了'红薯造反队'，'文革'结束后为了造反的事接受审查，最后被开除出了教师队伍，做一些杂务。现在退休了，天天义务给学校看门，当作消遣。我与他谈了好一会儿，他还不断提到你。”吴坚说。
“曹老师！我明天就去看他。”我说。
第二天傍晚我到了母校门口，不见曹老师。问门卫，门卫转身，指了指一个骑着脚踏车远去的背影，说，那就是他。
我伸长脖子，看着曹老师已经有点佝偻的背影消失在人海中。我站立的脚下，就是半世纪前他弯下腰去用手帕擦去痰迹的地方。他一生的坎坷，由此开始。幸好，他还有学生，记得那个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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