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拘捕迟早要发生。但是我们满以为卡德琳娜会先到，有了她就有了保护了！
可是卡德琳娜不在这儿。
卡德琳娜大约是在老爹被带走以后的一小时到达的，她见我们一个个缩在厨房里，大家一声不吭。直到今天一直是我们赖以依靠的艾蒂奈特也被压垮了。她从前是那么坚强，那么勇敢，现在却和我们一样虚弱。她自己也已失去勇气、毅力和主意，正使劲抑制着自己的悲痛忙着安慰丽丝，这当然使她自己更加痛苦，哪里还有力量来顾到我们呢？领航人已落入汪洋大海之中，从此我们这一群孩子没有了掌舵人，没有了指引我们前进的明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导我们驶向港口，我们甚至都不清楚是否还有可以靠岸的港口。我们在生活的海洋中迷失了方向，在风浪中漂泊，无法行动，也不敢行动，头脑中塞满了恐惧，心里充满了绝望。
卡德琳娜姑母是个坚强而富有主见的女人，她曾在巴黎当过奶妈，十年中换了五家。她熟识世间的艰难困苦，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善于随机应变”。
她要求我们服从她的安排，听她这样一讲，我们便松了口气，顿时又觉得找到了方向，我们又重新站立了起来。
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财产的农家妇女来说，这一家孤儿落在她肩上的负担是够沉重的：最大的不到十六岁，最小的是个哑巴，这种情况使最能干的人也会忧心忡忡。孩子们怎么办？当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的时候，人们又怎能承担起额外的负担呢？
她奶过的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个公证人，她便去向他求教。全仗这位公证人，全仗他的忠告和关心，我们的命运决定了。然后，她再到监狱找老爹商量。至于她的计划和意图，她事先连一点风声都没向我们透露。去巴黎一周后回来，她把作出的决定通知了我们。
因为我们年纪太小，都不能独立工作，所以我们将分头到乐意收留我们的叔叔和姑姑家去居住。
丽丝到居住在莫尔旺山区德勒齐的卡德琳娜姑妈家去。
亚历克西到塞文省的瓦尔斯当矿工的伯父家去。
邦雅曼到圣康坦当花农的另一个伯父家去。
艾蒂奈特到另外一个姑妈家去，这位姑妈结婚后住在埃斯南德海边的夏朗德省。
我听着安排，等待分配。可是卡德琳娜姑妈不言语了，我上前一步问道：
“我呢？”
“你？你不是我们家的人。”
“我以后可以替您干活。”
“你不是我们家的人。”
“您问问亚历克西和邦雅曼，看我有没有劳动的勇气。”
“你也有喝汤的勇气，对不对？”
“是，是，他是自家人。”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丽丝往前走到她姑妈面前合上双手，这动作比长篇大论更能表达意思。
“我可怜的小乖乖，”卡德琳娜姑妈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让他跟你在一块儿。可是，你看看，在生活中，事情是不能样样称心的。你是我的侄女，我们到家时，假如我的男人说三道四，或在餐桌上板面孔，我只要回敬他一句话：‘她是我们家的人，我们不可怜她，谁可怜？’就可以了。这话同样可以对圣康坦和瓦尔斯的叔叔和在埃斯南德的姑妈讲。人家收留亲戚，不收留外人。那薄薄的面包只是供家里人吃的，给所有的人吃就不够了。”
我觉得这事已不可挽回，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她说的是大实话，“我不是这一家的人”，我没有什么好再说的了，乞求等于讨饭。然而，倘若我是他们家庭中的一员的话，难道我因此就会比现在更多爱他们一点吗？亚历克西和邦雅曼，难道不是我的兄弟吗？艾蒂奈特和丽丝，难道不是我的姐妹吗？丽丝难道不是象热爱邦雅曼或亚历克西一样地热爱我吗？
卡德琳娜姑妈决不推迟她计划的实施，她通知我们：明天就要分手。说完，她打发我们去睡觉。
一走进我们的房间，大家就把我团团围住了，丽丝扑到我身上哭了，我立即明白：分别是难过的，他们是想着我、同情我的。我深深感到，我是他们的兄弟。于是，有一种思想突然在我的混乱的头脑中发出了亮光：不是说，在好的中间要想到坏的吗，那么，在坏的中间也要看到好的。我的这种思想，更正确地说，这种启示，它从我的心的深处上升到了我的头脑。
“听我讲，”我对他们说，“我有数，你们的亲戚不要我，可你们是把我看作自家人的。”
“对了，”他们三人异口同声地说，“你永远是我们的兄弟。”
丽丝不会讲话，紧紧握着我的手，表示同意他们的说法，她深情地望着我，我不由得热泪盈眶。
“好！对！我将永远是你们的兄弟，我会拿出证据来让你们看。”
“你想在哪儿定居？”邦雅曼问。
“在贝尔尼家有个地方，明天一早我替你去问问，好吗？”艾蒂奈特说。
“我不想定居。一定居，我只好待在巴黎，永远看不见你们了。我想重新穿上羊皮袄，拿上老爹挂在钉子上的竖琴，从圣康坦到瓦尔斯，再从瓦尔斯到埃斯南德，从埃斯南德到德勒齐，一个一个地去看你们，这样你们将通过我永远在一起。我没有忘记唱歌跳舞，我要去谋生。”
看着每个人脸上流露出的满意的表情，我知道我的想法反映了大家的愿望，我在悲伤中感到快慰。我们长时间地谈论着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别离和我们的聚会，谈论着过去和未来。艾蒂奈特要我们大家上床睡觉，可是这一夜谁也没有睡好，可能我比他们睡得更不踏实。
第二天一清早，丽丝把我带到花园，我明白她有话要对我说。
“你想跟我谈谈？”
她点点头作了肯定的回答。
“我们要分别了，你很难过，你不用说，从你的眼神中就可看出来，我从心里感觉到了。”
她做了个手势，意思是与上面所说的无关。
“半个月后，我将在德勒齐了。”
她摇摇头。
“你要我去德勒齐吗？”
一般我是用提问的方式来交流我们之间的想法的，她则用肯定或者否定的方式回答我。
她告诉我，她希望能在德勒齐见到我，但她伸出手，朝三个不同的方向指了指，我明白她的意思，即去德勒齐之前，我应当先去看看她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你让我先去瓦尔斯、埃斯南德和圣康坦？”
她微笑了，因为被人理解而感到高兴。
“什么道理？”
于是，她用双手，用嘴唇，特别用她传神的眼睛告诉我提出这种要求的理由，我现在将她的解释表述如下：
“你应当先去看看艾蒂奈特、亚历克西和邦雅曼，好让我知道他们的消息。你去德勒齐时，把你看到的以及他们对你说的全告诉我。”
他们应当早晨八点钟出发。卡德琳娜姑妈租了一辆大马车，先送他们去监狱和父亲告别，然后，各人拿着自己的小包去乘应当乘坐的火车。
七点钟．艾蒂奈特也把我叫到花园。
“这回要分开了，”她说，“我想送一个小纪念品给你，拿着吧！这是个针线包，里边有针线和剪刀，是我代父①送给我的，路上你会用得着的。往后的日子我不在你身边了，不能替你缝缝补补，你用剪刀时会想到我们的。”
①代父，也有称教父的。按天主教习俗，每个教徒在领洗时应在自己的亲友中选定一对夫妇为自己的代父和代母。
艾蒂奈特跟我说话时，亚历克西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等她一回到屋里，他马上走到我身边，那时我正待在园子里，情绪十分激动。
“我有两枚一百苏的硬币。”亚历克西说道，“你要是愿意接受一枚，我会感到非常高兴。”
从前在我们五个人当中，要数亚历克西最爱钱，我们常常嘲笑他吝啬。他一个苏一个苏地攒着，当最后终于换成一枚十苏或二十苏的新币时，他会打心眼儿里高兴起来，这种时候，他就把新币放在阳光下照着，放在手里翻来覆去数着，把它们敲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他的提议打动了我的心．我想谢绝，可他哪里肯答应。他把一枚发亮的好看的钱币塞在我手里，我由此体会到他对我的深厚友谊胜过他对小小的财宝的感情。
邦雅曼更没有忘记我，他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把小刀。作为交换，他要我给他一个苏，因为“刀会把友谊的纽带割断的”。
时针滴滴答答地走动着，再有一刻钟，再有五分钟，我们就要分别了。丽丝不会惦记我吗？
马车的车轮发出转动的响声，丽丝从卡德琳娜姑妈房间走出来，要我跟她到花园去一趟。
“丽丝！”卡德琳娜姑妈叫了一声。
丽丝不回答，只顾快步走她的路。
在花农和菜农的园子里，每一寸土地都得到充分利用，供玩赏和消遣的植物是没有它们的地盘的。然而，在我们园子不显眼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棵孟加拉湾大玫瑰树，它的一枝一叶都没有被砍掉过。
丽丝走到玫瑰树下，从树上折下一截玫瑰枝。技上有两个含蕾欲放的花朵。她转身面对着我．将玫瑰枝一分为二送给我一枝。
啊！嘴上吐露的话语与眼睛传送的感情相比实在显得太不足道了！话语和眼神相比，显得多么冷漠和空洞！
“丽丝！丽丝！”姑妈叫喊着。
行李早已装上马车。
我背起竖琴，叫了一声卡比。卡地见到乐器，见到我过去穿戴的服装——这服装没有任何使它惊异的地方，它高兴得跳了起来，心里一定明白：我们将重新上路，它又可以自由地跳跃、奔跑了。对它来说，这比关在屋子里有趣。
分别的时刻已到，卡德琳娜姑妈缩短了离别的时间。她让艾蒂奈特、亚历克西和邦雅曼上车，又吩咐我把丽丝抱到她的膝盖上。
看我痴痴地呆着不动，卡德琳娜姑妈轻轻推了我一下，关上了车门。
“上路！”她喊了一声。
马车走了。
在朦胧的泪眼中，我瞥见丽丝的头贴着放下的车窗，她用手给了我一个飞吻。车子在街角急速转了个弯，只见剩下的是一阵阵飞扬的尘土。
我偎依在竖琴上，卡比趴在我的脚下，我呆若木鸡似的，久久地望着那飞扬的、又轻轻地散落在地上的尘埃。
一位受托给这个园子关上大门并为房主保管钥匙的邻居，使我从沮丧中清醒过来，回到了现实之中。
“你留在这儿吗？”
“不，我也走。”
“你上哪儿去？”
“一直往前走。”
那位邻居也许起了怜悯心，他向我伸出了手：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你留下。可是我不能向你作出什么保证，因为你不太结实，往后怎么样，就不好说了。”
我谢谢他。
“随你的便。我说的是为你好，祝你一路顺风！”
他走了。
马车早已走远，大门已经锁上。
我将竖琴斜背在肩上，我这个从前经常做的动作引起了卡比的注意。它站起来，瞧着我的脸，眼睛闪闪发光。
“卡比，走！”
卡比懂了，它跳到我的前面，汪汪地叫着。
我的视线从这所房子上移开，向前方望去。我在这所房子里生活了两年，原先以为将永远在那里生活下去的。
太阳已经老高了，蔚蓝色的天空，暖融融的天气，同我当初在寒夜里累倒在墙脚下的光景多么不同。
两年只是短暂的一次停息，我必须重新上路。
但是这短暂的停息对我是有益的。
它给了我力量。
比我的四肢觉察到的力量更有价值的，是我心中感受到的友谊。
我不是天涯孤子。
我现在有了生活的目标：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使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快乐。
一种新的生活展现在我的眼前．
往前走！
第二部 第一章　往前走
往前走！
现在，在我面前展开着的是一个多么大的世界，东、南、西、北，我可以高兴朝哪个方向走就朝哪个方向走。
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可一切都要靠我自己来做主。
有的孩子好偷偷地对自己说：“啊，倘若能让我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倘若没有人来管我，能让我自由自在，能让我自己做主，那该多好！”他们渴望着的幸福，就是有一天能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去干些蠢事。
我呢，我对自己说：“啊，倘若能有人给我一些忠告和指导，那该多好！”
这些孩子和我之间存在着的差异，竟大得这样吓人……
当他们干了蠢事，总有人在背后等着给他们伸出援助的双手；如果栽了跟斗，就会有人把他们从地上扶起来；我却举目无亲，只要跌倒了，哪怕跌进万丈深渊，也只能靠自己一个人爬起来，当然还必须幸而不跌断手脚才行。
我积累了足够的经验，知道自己随时都有跌得爬不起来的可能，所以我承认，我常常提心吊胆。
我虽年幼，但已饱尝人间苦难，因此，和同年龄的儿童相比，我比他们更审慎、更小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可宝贵的长处。
在走向新的途程之前，我决定先去看望一下在近几年来已经几乎成了我父亲的那个人。卡德琳娜姑妈没有让我同孩子们一起去向他告别，但是现在我可以而且也应该独自一个人去吻他，向他告辞。
我虽然从未去过债务监狱，可是这个名字和这个地方在这些日子里已经听得很够了，它并不难找，只要沿着熟悉的马德莱娜街走去，然后再问一下路就行。既然卡德琳娜姑妈和孩子们可以去看望老爹，那么人们或许也会允许我探监，我是或者说我曾经是他的孩子，他爱过我！
我不敢让卡比跟着我在巴黎街上乱转，警察要来盘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在我的经验里，没有比警察更吓人的了，我永远也忘不掉在图卢兹发生的那件事。我用一根绳子把卡比拴起来，这对于一条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狗来说，当然严重地伤害了它的自尊心，但我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牵着它走上了去克里希监狱的那条路。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很凄惨的，人们见了之后会引起阴森可怕的反应。我再没有见到过比牢门更丑恶、更阴森吓人的东西了：它看去比墓穴的门还要使人发抖。封闭在石头里面的死人是没有知觉的，而囚犯是被活着埋葬的死人。
在跨进牢狱的大门之前，我的脚步停了下来，我仿佛害怕也被关进去，我担心这扇叫人望而生畏的大门在我身后一合上，便再也不会打开了。
按照我原来的想法，进了监狱再想出来是困难的，现在才知道，要把自己的两只脚跨进去也并不容易，这是我这次身临其境之后才得到的体会。
但是我既没有碰钉子被赶走，也没有受到别的难堪，便来到了我要看望的人的身边。
我被引进接待室。同想象中的完全相反，这里没有木头的也没有铁的栅栏把你同里面的人隔开，老爹很快就出来了，他并没有带上脚镣和手铐。
“我一直在等着你，我的小雷米。”他对我说，“卡德琳娜没有带你和孩子们一起来，我责备了她。”
从早晨起，我一直感到很憋气、很难过，可是老爹的话一下子使我打起了精神。
“卡德琳娜太太不愿收留我。”
“她没法收留你，我可怜的孩子。在这世界上，人们不可能样样都很称心。我当然相信你，为了谋生你是会好好工作的，可是我那内弟苏里奥是尼维尔奈运河的船闸管理员，他们那里不可能有你做的工作。你要晓得，船闸管理员是不会雇佣一个花农的。孩子们告诉我，说你想重新靠唱歌谋生，你难道忘记了差点冻死、饿死在我们家大门口的这件事了吗？”
“没有，我没有忘掉。”
“那时你还不是一个人，有师傅在带着你。我的孩子，象你这样年纪，孤零零一个人到处唱歌流浪，是很危险的。”
“还有卡比呢。”
卡比听到我提起了它的名字，便象往常一样，用一种我熟悉的吠声向我回答，意思是：到！我就在这里，您要我替您干什么呢？
“当然啰，卡比是条好狗，但它毕竟是狗，你怎么谋生呢？”
“我唱歌，卡比演戏。”
“光靠卡比演不了戏。”
“我教它做技巧动作。卡比，我教你啥，你就学啥，对吗？”
卡比把爪子捂到胸口上。
“得了，孩子，你如果是个听话的孩子，你就找个职业。你已经是个好工人了，这比流浪好得多，那是懒汉干的。”
“我可不是懒汉。您是了解我的，您可曾听见我说过半句抱怨活儿累的话吗？在您家里，我真想拼命干，我真想一辈子和你们在一起生活，可是别人的家里我不愿意去。”
大概我说最后几句话的时候，神态有点异样，老爹瞧着我，不再说话了。
“你对我们讲过的，”他终于又开口了，“那时你还不晓得维泰利斯是什么人，他对待人的态度和那副上流人物的派头常常使你感到惊讶。你说过，仿佛他自己就是位绅士。你也一样，你的举动、神态似乎也在告诉别人你不是个穷小子。你不愿意到别人家里去伺候人？那么，孩子，也许你是对的。请相信我，我刚才也只是为你着想，没有别的用意。我爱说大实话，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这是你知道的。我总觉得，你没有父母，我也不能再充当你的父亲了，所以，你可以自己做主。象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倒霉的人是无权发号施令的。”
老爹这一番苦口婆心的话，说得我心乱如麻，尤其因为我自己也曾有过同样的想法，虽然说的话不尽相同，但意思是差不多的。
是的，孤身一人到处流浪是危险的，我遭受过这种危险的袭击，尝过它的滋味；我经历过我们的狗被狼吃掉的那种夜晚；经历过冉蒂里采石场的那种可怕的黑夜；我曾几次三番从几乎饿死、冻死的大难中又活了过来；在维泰利斯吃官司的时候，我从这个村被赶到那个村，整天也挣不到一个苏。我当然懂得流浪生活带来的风险，也懂得什么叫贫困。这种生活不仅保证不了你有一个明天，就连今天，连现在，它也未必能确保你活得下去。
假如我放弃这种生活，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老爹他刚才为我指点的那条路，就是去找一个我不愿意干的职业。我很清楚，处在我目前的地位，我的这种自尊心是很有可能被曲解的，但是我自有我的固定不变的想法，我从前被人卖给了一位师傅，他待我很好，别的师傅我再也不要了。
促使我决不再改变主意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能放弃这种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我不能对艾蒂奈特、亚历克西、邦雅曼和丽丝不守信用，就是说，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当然，艾蒂奈特、亚历克西和邦雅曼，他们之间没有我也可以书信往来，可是丽丝呢？她不会写信，卡德琳娜姑妈也不会写。假如我不管丽丝，她就会感到极大的失望。她将怎样看待我呢？她唯一的想法将是我不再疼她了。她曾向我表示过深厚的情谊，多亏她我才感到如此的幸福。现在要我改变主意，啊，决不可能。
“您不想让我把您孩子们的消息捎给您吗？”我问。
“他们已经给我说过了，但是，我刚才建议你抛弃街头艺人的生活时，我想到的不是我们自己，应该首先想到别人而不是自己。”
“正是这样，老爹。您看，现在您为我指明了方向。假如我因害怕您讲到的危险而对别人失信，那我想到的就是自己而不是你们和丽丝了。”
他又一次长时间地看着我，然后突然握住我的双手：
“好啊，孩子，你能讲出这种话，我一定要亲亲你。你的心肠真好，心肠好坏不由年龄来决定，看来是真的。”
接待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是紧挨着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我扑向他的怀里，因听到他称赞我“心肠好”而感到激动和自豪。
“现在，就只剩下一句话要说了，”他接下去说道，“听从天主的安排吧，我亲爱的孩子。”
我们俩沉默了一会儿。时针在滴答滴答地走动，我们分别的时刻到了。
老爹突然用手在他坎肩的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只大银表，银表是用一根细的皮带系在钮扣孔眼上的。
“我们快分别了，你不带走我的一件纪念品吗？那怎么行！这是我的一只表，我送给你。它不值几个钱，你也知道，要是值钱的话，我早该把它卖掉了。它走得也不准，有时还得用大拇指按它几下，不过，这是我眼下拥有的全部财产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把它送给你。”
说着，他把表放到我的手里，看着我不愿意接受这件美好的礼物，他伤心地说：
“你知道，我在这儿用不着看时间，时间过得太慢，要计算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愁死的。永别了，我亲爱的小雷米，再吻我一次吧！你是个好孩子，你得记住：要永远做个好孩子。”
我记得他当时大概拉着我的手一直把我送到出口处。以后发生的一切和我们之间还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已全记不清楚，因为我当时的思想太紊乱、太激动了。
每当我重新回忆这次离别的情景时。能记起来的，只是那天我来到街心时候时那种痴呆和沮丧的感觉。
我在牢门口一定站了很久，因为拿不定主意是向右还是向左走更好。要不是我的手在口袋里偶然碰到了一个又圆又硬的东西，我或许会一直待到天黑的。
我无意地摸了摸这件东西。那是我的一只表！
悲伤、不安和忧虑顿时全忘记了，我只想到我有了一只表，一只属于我的表，一只放在口袋里可以看时间的表。于是我把它从口袋里掏了出来，想看看是什么时候了：十二点。对于我来说，十二点，十点，或者下午两点，都无关紧要。不过，现在正是十二点，我感到非常高兴。为什么，这我说不上来。是的，啊，中午，已是中午了，我能知道现在是中午，那是我的表告诉我的。啊，这只表来得正是时候！我仿佛觉得它是一位密友，我可以向它请教，我可以和它谈心。
“我的表朋友，现在几点钟了？”“十二点，我亲爱的雷米。”“啊，十二点了，我该想着点儿，还有一大堆事情呢，对吗？”“当然啰。”“多亏你提醒了我，真应该好好谢谢你。没有你，我会把要办的事忘掉的。”“有我呢，你不会忘掉什么的。”
除了卡比，我又有了一只表，现在不怕找不到人说话了。
“我的表！”这三个字多带劲！我过去多么盼望有只表，然而我是当然永远也不会有表的！可现在，就在我的口袋里，正装着一只表，它正在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老爹说过，这只表走得不怎么准。其实那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能走就行。如果需要象老爹说的那样，用大拇指去按它一下，那我就按它一下；需要使劲按，我就使劲按，甚至多按几丁也行，我是不会舍不得的。要是这么那么按还不行，那我就亲手把它拆开，啊，这一下就更有意思了，我会看到那里面装着的是些什么东西，又是什么东西在使它这样不停地走动的。我会严格地管教它，叫它只能规规矩矩的听我的话。
我高兴得忘乎所以，竟然没有发现卡比也和我一样兴奋，它牵动我的裤腿，还发出一阵阵尖叫，叫声越来越大，使我从梦中醒了过来。
“卡比，你要什么？”
它看着我。但我心神不宁，没法猜透它的心思。几秒钟后，它爬到我身上，用前肢摸我的口袋，那个藏有表的口袋。
卡比是想知道时间，以便向“贵宾”们报告，象它和维泰利斯一起演戏时那样。
我给它看表，它端详了很久，似乎想起了什么，接着高兴地摇动着尾巴叫了十二声。啊！它没有忘记！用这只表，我们又可以好好挣钱了！现在我又多了一招，这一招，我原来是没有想到的。
这一切均发生在牢门对面的大街上，有人好奇地看看我们，有的甚至停下了脚步。
如果我有胆量的话，我真想立即演出一场，可是对警察的恐惧使我只得放弃这个念头。
再说，时间已经接近中午，该是我上路的时候了。
往前走！
我向牢房看了最后一眼。永别了，牢狱！那可怜的老爹被禁闭在大墙后面，而我却可以自由地到我想去的地方去。我牵着卡比上路了。
对我的职业最有用的一样东西是一张法国地图。我知道这种东西都是在摆满了绿色的旧书箱的塞纳河两岸的旧书摊区①出售的。我决定去买一张，于是我向塞纳河畔走去。
①即巴黎拉丁区圣米歇尔广场南边的旧书摊区，该区沿塞纳河两岸长达数公里。
路过卡罗赛尔广场时，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在杜伊勒利宫的大自鸣钟上，我忽然想起应该看看我的表是不是同这只大自鸣钟走得一样，按理说，它们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发现我的表是中午十二点半，而大自鸣钟是下午一点。是哪一只走得准呢？我真想拨一下我的表，可是反过来一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我的表——我那漂亮而又可爱的表——走慢了。很可能倒是皇宫的钟走得快了。于是，我将表重新放进口袋，对自己说，你在什么时候读干什么，只有你自己的时间才是最合适、最正确的。
要找到一张地图是需要花些时间的，尤其是我需要的那一种，也就是说，一种裱糊在布上的折叠式地图，它的价钱不应该超过二十个苏，因为这对于我已是很大的一笔开支了。最后我终于在一个书摊上找到了我要的东西，它的颜色虽然已经发黄，但书商只要了我七十五生丁。
现在我可以离开巴黎了，我决定立刻就离开。
我有两条路可走：或者经过意大利门走枫丹白露这一条，或者经过蒙特鲁日走奥尔良那一条；走哪一条对我都无所谓，我只是偶然选定了走枫丹白露这一条。
我来到了摩弗达街，街名是我刚从蓝色的路牌上见到的，于是它引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伽罗福里、马西亚、里卡尔多、盖子用挂锁锁着的锅子和皮鞭的抽打，最后还有我可怜而又善良的师傅维泰利斯，他因不愿把我租给卢尔辛街上的戏班头而死去。
当我走到圣梅达尔教堂时，感到一阵惊异，从一个背靠在教堂墙上的孩子身上，我似乎认出了他就是小马西亚。一点也没有错，有着同马西亚一样的大脑袋，水汪汪的眼睛，富于表情的嘴唇，神态是同样的温顺，样子是同样的可笑。可是有点奇怪，要真是小马西亚，他为什么一点儿也没有长高。
我向他走去，对他仔细地看了又看。再也不用怀疑了，确实是他，他也认出了我，惨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是您吗？”他问，“在我进医院之前，您曾和白胡子老头到伽罗福里那儿去过。哎哟！那天我的头实在疼得要命。”
“伽罗福里还是您的师傅吗？”
马西亚在回答之前，往周围看了一眼，小声说：
“他坐班房了。他被捕，是因为他太狠毒，打死了奥尔朗多。”
一听说伽罗福里在蹲监牢，我不觉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平生第一次想到：那些使我感到如此恐怖的监狱原来也是有它们的用场的。
“孩子们呢？”我问。
“喔，我不知道，伽罗福里被捕时我不在场。我出院后，伽罗福里见我不经打，一打就病，就想把我扔掉，他以两年为期、先收租金的条件把我租给了加索马戏团。您知道加索马戏团吗？不知道？喔，那个团不大，是个小团，不过好歹是个马戏团。他们要搞柔体表演，需要一个孩子，伽罗福里便把我租给了加索老爹。我在他那里一直待到上星期一。现在我的头又长大了一点儿，因而不能再钻箱子了，而且我很怕疼，所以他们把我辞退了。我是从马戏团驻地吉索尔来的，要找伽罗福里，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找到，房门关得紧紧的。我刚才对您说的，都是邻居告诉我的。伽罗福里坐牢了，我只好来到这里，天知道我现在该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现在该干些什么才好。”
“您为什么没有回吉索尔去？”
“因为我从吉索尔出发徒步来巴黎的那天，马戏团到鲁昂去了。我怎么能去鲁昂呢？路太远，我又没有路费。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连一口饭还没有吃过。”
我并不宽裕，但不让这可怜的孩子活活饿死的几个钱我还是有的。当年我流浪到图卢兹郊外挨饿时的情景，同现在马西亚的遭遇多么相似，如果那时有人给我一片面包，我不知道会多么感激他。
“您不要走开。”我对他说。
我快步跑向在马路转角处的面包店。很快我就带着一个大圆面包回来了，我把面包送给他，他一手接过去，狼吞虎咽地把面包吃完了。
“现在，”我问他，“您想干些什么？”
“天知道。”
“总得设法干点事。”
“您刚才跟我说话时，我正想去把小提琴卖掉。要不是舍不得的话，我早把它卖掉啦。我的提琴，它就是我的欢乐和安慰，每当我伤心的时候，我便独自找个地方，为自己演奏。我就仿佛在天空中看见无数美好的东西，象走马灯似的，比梦幻中的还要迷人。”
“您干吗不在街头拉提琴呢？”
“拉过，可人家不给我钱。”
我是尝够了观众只看戏不摸口袋的滋味的。
“您呢？”马西亚问，“您现在干些什么？”
我的头脑中忽然出现了一种幼稚的、想吹吹牛的想法。
“我是戏班主。”我回答说。
我说的是事实，因为我有一个由卡比和我组成的戏班，不过这个事实又几乎同欺骗差不多。
“喔！您是否愿意……”马西亚问。
“什么？”
“让我加入您的戏班。”
于是，我只好把老实话说了出来。
“这就是我的整个戏班。”我指着卡比说。
“依我说，没有什么关系，加上我就是两个了。啊，我恳求您，请您不要嫌弃我。要不然您说我去干什么好呢？我只有等着饿死了。”
饿死！听到这种喊声的人，对于饿死是个什么样子，它是什么味道，人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从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去感觉它的。至于我，它在我心中引起的回响是：我懂得饿死是怎么回事。
“我可以干活，”马西亚继续说，“首先，我会拉小提琴；另外，我会做柔体动作，会跳绳、钻圈和唱歌。您看吧，您要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将成为您的仆人，我服从您，我不向您伸手要钱，只要有饭吃就行。我要是干得不好，您尽可以打我。我们就一言为定吧。我要向您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请您千万不要打我的头，这也一言为定好不好？伽罗福里老打我的头，现在我的头最怕疼。”
听着马西亚这样的苦求，我差点儿要哭了。怎么好开口对他讲，我不能收他进戏班呢？饿死！跟着我不同样也要饿死吗？
我只好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但他不愿意听下去。
“不。”他说，“两个人在一起就不会饿死，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谁有了吃的，大家分享。”
他的话一下子使我当机立断地作出了决定：我现在不是有吃的吗？我应当帮助他。
“好，咱们一言为定！”我对他说。
他立刻握住我的手吻了又吻。他的举动在轻轻地捣碎我的心，眼泪慢慢地湿润了我的眼睛。
“跟我来吧！”我对他说，“不过您不是仆人而是伙伴。”
我把竖琴的背带往肩上一持。
“往前走！”我对他说。
一刻钟之后，我们走出了巴黎。
三月里的干燥的寒风已经吹干了道路，现在走在坚硬的土地上是多么轻快。
四月的阳光照耀着万里无云的蓝色晴空，和风吹来是多么舒畅。
这同我踏进巴黎之前的那个风雪天是多么不同，这个巴黎，我曾经把它当作一块乐土而渴望过，但又正是到了巴黎之后，我更渴望有块真正的乐土。
路边排水沟旁已经长出了青草，新绿的草地上点缀着色彩缤纷的雏菊花和草莓花，它们把自己的花冠向着太阳。
我们沿着这些草地百花园前进，看到青葱翠绿的嫩叶丛中，一串串丁香花的伞形花序正在吐红争艳；微风拂过，淡黄色的桂竹香花瓣从饱经风霜的墙顶上飘飘坠下，一直洒落到我们的头上。
在我所说的草地百花园内，在路旁新绿的灌木丛中，在树林里，到处听得见小鸟在欢唱，燕子在我们面前倏忽掠过，寻觅着看不见的小虫。
我们的旅行有了个良好的开端。我满怀信心地走在大路上，路面上回响着我的坚定的脚步声。解了绳子的卡比在我们四周蹦蹦跳跳，它见了马车，见了小石子堆，见了无论是什么，都要无缘无故地汪汪叫几声，也许它是在向我们表示：它很高兴。
马西亚在我身边走着，一声不吭，他也许在考虑什么；我不便打扰他，所以我也默不作声，另外，我自己也有着不少心事要盘算。
我们的步子虽是那样从容不迫，但是我们究竟打算走到哪儿去呢？
我曾答应过丽丝，在去看她之前，先去看她的两个哥哥和艾蒂奈特。可是我并没有说定先看谁，在邦雅曼、亚历克西和艾蒂奈特之间，我可以根据我的选择，先去看这个或那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向塞文走去，也可以向夏朗德或庇卡底走去。
如果我向巴黎的南部走去，那么邦雅曼就不可能是我要拜访的第一个目标。但我还应该在亚历克西和艾蒂奈特之间作出选择。
我决定朝南方而不朝北方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去看看巴伯兰妈妈。
假如我已经好久没有提到过巴伯兰妈妈，那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象个忘恩负义的人那样已经把她忘记了。
同样，也不能因为我们分别以来我从未给她写过信而把我说成是个冷漠无情的人。
曾经有多少次，我想提笔给她写信，告诉她：我一直在想她，打心眼里爱她。但是，对于巴伯兰的恐惧，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使我只好搁笔了。巴伯兰要是利用我的信去找我，把我抓住，谁说他不会又一次把我卖给另一个不是维泰利斯的维泰利斯呢？而且巴伯兰也许是有权这样做的。这样一想，我情愿让巴伯兰妈妈责备我忘恩负义，也不愿冒重新落到巴伯兰手里的风险。他可能使用养父的权力把我卖掉，也可能要我给他干活，听从他的使唤。我宁肯死，饿死也不愿冒这个危险，我承认，只要一想到这个危险，我就吓软了。
如果我没有胆量给巴伯兰妈妈写信的话，那么我似乎觉得象我这样自由来去的人，是可以试着去见她一面的。自从我接受马西亚进“我的戏班”之后，我时常在盘算，觉得这件事办起来也并不一定是太难的。我可以让马西亚走在头里，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跟着。他进了巴伯兰妈妈的家，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和她攀谈．假如只有她一个人在家，马西亚可以把实际情况告诉她，然后回来通知我，我就可以回到我度过童年的家，扑向奶我的养母巴伯兰妈妈的怀里；万一相反，巴伯兰在乡下，那马西亚可以请巴伯兰妈妈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和我见面，我可以在那儿拥抱她。
一路上，我一直默默地想着这个计划。要考虑一个这么重大的问题，小心谨慎一点，多费点心思，是完全有必要的。
事实上，我不仅要判断我是否可以重见巴伯兰妈妈，而且还要考虑我们是否能在路上找到可以挣点钱的城镇和乡村。
那么，最好的办法是请教地图。
我们恰巧是在野外，完全可以在小石子堆上坐下来歇歇腿，用不着担心别人的打扰。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对马西亚说，“我们休息一下。”
“您是想聊聊天吧？”
“您有什么要对我讲吗？”
“我请您称呼我时用‘你’。”
“好，咱们都用‘你’字吧！”
“您可以，我不可以。”
“咱们都用‘你’来称呼。我要向你发命令了，你要不服从，我就打你。”
“行，打吧，可别打我脑袋。”
他笑了起来，笑得那么自然，那么温和，一口洁白的牙齿显露在他黝黑的脸上。
我们坐着。我从背包里掏出地图，摊在草地上。我花了很长时间，在地图上辨认道路和方向，最后我终于划出了一条从科尔贝①经枫丹白露、蒙塔尔吉、吉昂、布尔日、圣阿芒直到蒙吕松的路线，这条路线，看来不仅可以把我们带到夏凡浓，而且，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大概还不至于饿死在半路上。
“这是什么玩艺？”马西亚指着我的地图问。
我向他解释地图是什么和它的用处，我用的几乎全是维泰利斯给我上第一堂地理课时所用的术语。①科尔贝即科尔贝一埃索纳，在巴黎老城附近316
马西亚听得很用心，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的眼睛。
“这样说来，”他问，“还要学会读那上面的字？”
“当然。你不识字吗？”
“不识字。”
“你想学吗？”
“哦，我很想。”
“好，以后教你。”
“在地图上可以找到从吉索尔到巴黎的道路吗？”
“可以。这还不容易。”
我把路线指给他看。
但一开始他根本不相信只要用手指头稍微动一下就已经表明从吉索尔来到了巴黎。
“这条路我是徒步走过的，”他说，“比这可要远得多。”
我就给他讲解人们在地图上标明距离的方法，他听着，但对我讲的无可置疑的科学知识并没有显出太信服的样子，因为我虽然讲得很费劲，但并不等于讲得很清楚。
我的眼光无意地落在那只打开着的背包上，我忽然想到要细细看看里面装着的东西，另外，在马西亚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财富，这在我看来也是很开心的。我便把东西一股脑儿都倒在草地上。
我有三件完好无损的布衬衫、三双袜子和五块手绢，还有一双没有穿过多久的皮鞋。
“你呢，”我问他，“你有什么？”
“一把小提琴，还有现在身上穿的。”
“好。”我对他说，“咱们是伙伴，就该平分，你拿两件衬衫，两双袜子，三块手绢。不过这只背包嘛，我看，也可以象所有的东西都平分一样，你先背它一小时，我再背它一小时。”
马西亚不肯接受。可是我已经养成了下命令的习惯，我不许他回嘴。应当承认，我感到发号施令是似乎很舒服的。
我把艾蒂奈特送给我的那个针线包和一只小盒子放在我的那叠衬衫上面，小盒里装着丽丝送我的玫瑰花。马西亚想打开盒子看看，我不让他这样做，伸手把它取了过来，塞进了背包。
“请你永远也别摸这只盒子，”我对他说，“那是件礼物。”
“行，”他说，“我向你保证，一定不碰它。”
自从我重新披上老羊皮和背上竖琴那天起，有一件东西使我很不方便，那就是我的长裤。我觉得一位艺人是不该穿太长的裤子的，当他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他应当穿短裤和长袜，再在长袜上绕几圈彩色绸带。花农穿长裤才合适，而我现在已经又当上艺人了！……
当人们有了一个主意，他又能自己做主的话，他总是要迫不及待地去实现他的意愿的。我打开艾蒂奈特的针线盒，拿出剪刀。
“我把长裤改一改，”我对马西亚说，“你该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拉小提琴的。”
“喔，很愿意。”
他拿起提琴拉了起来。
这时我当机立断，在裤膝盖下面一点的地方，“喀嚓”剪了一刀。
这是条漂亮的衣昵长裤，同坎肩和上衣一个颜色，在老爹把它送给我的时候，我是何等高兴，但我不认为这样一剪刀是把长裤糟蹋了，我认为事情恰恰相反。
起初，我一面改我的裤子，一面听着马西亚演奏。不到一会儿功夫，我把手里的剪刀和针线都放下了，全神贯注地听了起来。马西亚演奏自如，几乎和维泰利斯难分彼此。
“是谁教你小提琴的？”我不禁拍手称好。
“谁也没有，也可以说谁都教过。当然，主要靠自己用功。”
“谁教会你识乐谱的？”
“我不识谱，听人家怎么演奏，我也就怎么演奏。”
“以后我教你。”
“你什么都懂？”
“那是应该的，我是戏班主。”
没有一点自尊心就不成其为艺术家。我要向马西亚表明，我也是音乐家。
我拿起坚琴，毫不迟疑地立刻唱起了我的拿手歌曲：
哦，虚情假意，冷酷负心的女人……
象艺人之间惯常的做法一样，马西亚对我说了不少称赞的话，作为我刚才给他的掌声的回报。他才能出众，我也一样，我们两个谁也不比谁差。
可是我们总不能老停留在相互的祝贺上，在我们为自己演奏、并欢乐了一阵之后，也应当为自己的食宿想点办法。
我扣上背包，这次该轮到马西亚背它了。
我们走在黄土飞扬的大路上。我们必须在遇到的第一个村子里停下来演出：雷米戏班要登台问世了。
“把你这支歌教给我吧！”马西亚说，“我们以后一起唱，我想我很快就可以用小提琴为你伴奏，演出效果一定会特别好。”
当然会特别好。“贵宾”们除非真是铁石心肠，否则一定会掏出大把钱塞满我们腰包的。
很幸运，我们没有碰到铁石心肠的“贵宾”。过了维尔茹伊夫城，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准备寻找合适的演出场地。我们经过一个农庄的大门，见到院子里人头簇簇，每个人都穿着节日盛装，几乎每人身上都佩带着一个小小的花束，花束是用彩绸小带扎着的，男的系在上衣前襟的钮扣孔眼上，女的别在上衣的胸前。你再傻也能请到这里是在举行婚礼。
我想，他们也许希望有个乐师来给他们演奏，好让他们跳一番舞吧，我立即走进院子，马西亚和卡比跟在我后面。我一手拿着毡帽，向遇到的第一个人深深鞠了一躬，这是维泰利斯的很有气派的施礼方式。
站在我前面的是个脸上已经红成了红砖般颜色的胖小伙子，硬梆梆的白领子一直顶到他的耳朵，他有一副和和气气的大孩子般的神色。
他没有马上回答我，发着亮光的漂亮呢子礼服显然妨碍他转身，他只好整个身体直挺挺地朝参加婚礼的人转过去，他把两只手指头塞进嘴里，吹出一声尖厉无比的长哨声，这哨声使卡比吓了一大跳。
“喂，你们，你们大伙儿听着！”他喊道，“来点音乐，……大……大伙儿觉得怎样？有几个演员来啦！”
“好！好！音乐！音乐！”男的女的都嚷了起来。
“准备——跳四对舞！”
只几分钟工夫，一组组舞伴在院子中央组成了，那些受惊的鸡呀鹅呀全都使劲扑扇着大翅膀逃开了。
“你演奏过四对舞曲吗？”我开始不安起来，悄悄用意大利语问马西亚。
“演奏过。”
他在试琴声的时候，拉了几个节拍，为我指出了这种曲子中的一支，啊，正巧也是我熟悉的，我们算是得救了。
人们从车房里拉出一辆双轮大车，给它装上支撑，让我们上去。
尽管我和马西亚从未在一起合奏过，可是我们在演奏四对舞曲上配合得相当默契。当然，幸亏我们是在为那些并不挑剔、耳朵并不灵敏的观众演奏。
“你们两人中哪一位会吹短号？”
红脸大小伙子问我们。
“会，我会。”马西亚说，“可我没有短号。”
“我去找一支来。小提琴拉得挺漂亮，就是不够劲。”
“你也吹短号？”我照旧用意大利语问马西亚。
“从短号到笛子，凡是一切能演奏的乐器，我都会。”
他，这个马西亚，确确实实是件神奇的宝物。
短号很快拿来了，我们开始演奏四对舞曲、波尔卡舞曲和华尔兹，演奏得最多的还是四对舞曲。
我们一直演奏到天黑，舞伴们不让我们有喘息的时间。这对我倒算不了什么，但对马西亚可真是够他受的，因为他在演奏中担负着比我更艰苦的任务，再加上旅途中的忍饥挨饿，他早就感到劳累了。我见他脸色一阵阵发白，好象身体很不舒服，可是他始终演奏着，一个劲地吹着他的短号。
幸好发现他脸色苍白的不是我一个人，新娘也发现了。
“行了，”她说，“小家伙累得不行了现在请诸位给演员赏钱。”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从车上跳下来说，“让我们的帐房先生出来收钱吧！”
我把帽子扔给卡比，它接过去衔在嘴上。
因为卡比懂得怎样向赏钱的客人致谢，因而引起了热烈的掌声。但是对我们更有用处的是他们赏了它很多钱。我跟在卡比后面，看着白花花的银币一个个掉进帽子里，新郎是最后一个给钱的人，他在卡比的帽子里放了一个五法郎的银币。
多好的运气！可这还不算。他们又请我们饱餐了一顿，把我们安置在谷仓里过夜。第二天，当我们离开这好客的人家时，我们已有二十八法郎的财产。
“小马西亚，全靠了你，我们弄到了这么多钱，”我对我的伙伴说，“我一个人是不可能组成一个乐队的。”
于是，我想起了当初我开始给丽丝上课时，阿根老爹对我说过的那句话，这句话应验了，做了好事是确实会得到报偿的。我立刻学着阿根老爹的样子对马西亚说：
“我还以为把你收进我的戏班是干了一件大蠢事呢！”
口袋里有了二十八个法郎，我们真是成了“大财主”了。因此当我们到达科尔贝时，我用不着太精打细算便添置了一些我认为必不可少的东西。首先，我用三法郎在旧铁器商那里买了一支短号。用三法郎买到的短号，当然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很漂亮的，但只要擦擦干净修理一下，它是会使我们满意的；然后，又买了绑袜子用的红绸带；最后我为马西亚买了只军用背包。我认为轮流在肩上背一只沉重的大背包，倒不如把东西分装在两只背包里，每人背一只，走路更轻快些。
离开科尔贝时，我们的确各方面都处于最佳状态。在买完东西付清价款之后，我们的钱包里还有三十法郎，因为在科尔贝的演出，一连好几天，每天好几场，收入都很不错。自从有了马西亚这个搭档，我只要调整一下节目，不让它们显得太重复，我们便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待上好几天。我和马西亚现在象兄弟一样相处得十分融洽。
“你要知道，”他有时老爱笑着说，“象你这样一个不打人的戏班主，真是太好了。”
“你高兴吗？”
“你问我高兴吗？可以这样说，从我离开那个地方以来，现在是我最高兴的时候；说到那个地方嘛，我觉得住济贫医院也比那里强。”
这种叫人感到时来运转的好境况，使我产生了一个带点妄想的计划。
离开了科尔贝之后，我们朝蒙塔尔吉走去，准备顺道去探望巴伯兰妈妈。
我很想在见到巴伯兰妈妈的时候，能多少偿还一点她奶我养我疼我的恩情，但光是去亲她或者拥抱她，这样还债未免还得太少太轻了。
我能给她捎点什么东西就好了。
现在我阔气了，我应当送她一件礼物。
有一样胜过一切的东西，不仅能使她现在而且也能使她晚年过得幸福，那就是一头代替露赛特的奶牛。
倘若我能给她买一头奶牛，这对她，对我也一样，将会感到多么高兴！
在到达夏凡侬之前，我买上一头奶牛，由马西亚牵着牛绳，把牛带进巴伯兰妈妈的院子。当然巴伯兰不在家。马西亚说：“巴伯兰太太，我替您牵来了一头奶牛。”“一头奶牛？您搞错了吧，我的孩子？”她叹着气。“不，太太，您是夏凡侬的巴伯兰太太吗？那好，王子（童话里就是这样讲的）要我把这头奶牛送给您。”“哪一位王子？”正在这个时候，我出现了，扑到巴伯兰妈妈的怀里。在我们亲够之后，我们便做薄饼和炸糕，我们三个人，当然不包括巴伯兰，我们要象过狂欢节一样好好吃一顿。那回过节我和巴伯兰妈妈都没有吃上，因为正好赶上巴伯兰回来，他推倒了我们的锅，黄油也全叫他放进他的洋葱汤里去了。
多么美好的梦想！不过要实现这个美梦，必须买一头奶牛。
一头奶牛值多少钱？我不知道，也许很贵，非常贵也说不定，但是这些可以先不管。那么，还有呢？
还有这头奶牛必须既不太大也不太肥。首先，奶牛越肥，要价也越高；其次，奶牛越大，需要的饲料也越多。我不想使我的礼物成为巴伯兰妈妈的一个负担。
目前，要紧的是要了解奶牛的行情，或者说我所需要的那种奶牛的价格。
幸好这都是不难打听到的。在我们的流浪生活中，到了晚上住店的时候，我们同牲口贩子和牧人常有见面和说话的机会，向他们打听奶牛的价格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我第一次请教的是个放牛人，他有诚实正派的外表，正是这副外貌，我感到他是信得过的，但在我向他提出问题之后，作为对我的回答，他冲着我的脸哈哈笑了一阵。
笑罢以后，放牛人在椅子上把身体往后一仰，用拳头重重地敲了几下桌子，他对着旅店老板喊道：
“您知道这位小音乐家问我什么吗？他问一头不太大、一不太肥的好奶牛值多少钱。您看，是不是还要加上一个条件，它必须是头会读书会写字的有学问的奶牛呢？”
又是一场哄笑，可是我不甘示弱。
“必须是产奶多的，吃得要少。”
“还必须象你们的狗一样能用绳子拴着在大路上走，对吗？”
在他认为俏皮话已经说够，机智和风趣也已经发挥得很充分以后，他表示愿意认真回答我的问题了，甚至愿意商谈我提出的这笔买卖。
再巧也没有，他正好有着这样一头奶牛，它温顺得了不得，产奶多而且稠得象奶油，它又几乎不吃东西。我只要把十五个皮斯托尔，换句话说，五十个埃居①往桌子上一放，这头奶牛就是我的了。
①皮斯托尔、埃居：均为法国古钱币名。
当初我想请他张嘴说话是多么不易，现在他说得正起劲，我想请他闭上嘴，也同样极难。
最后，我们各自回去就寝，我思索着自己从这次谈话中所打听到的一些对我很有用处的东西。
十五个皮斯托尔，或者说五十个埃居，折合起来就是一百五十个法郎，而我身上所有的钱离这么一大笔款子，还差得远哩！
难道就没有办法挣到这笔钱了吗？我似乎觉得这笔钱是可以挣到的，只要一直象头几天那样走运，我就可以一个苏一个苏地凑足一百五十法郎，当然需要时间。
于是我的脑子里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我们不要马上去夏凡侬，应该先去瓦尔斯。从我们这里直接插过去，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去过瓦尔斯以后，回来时再去看望巴伯兰妈妈，那时我们定能挣到一百五十法郎，我们就可以演出我的童话剧《王子的奶牛》了。
早上，我把想法告诉了马西亚，他一点儿也不反对。
“到瓦尔斯去！”他说，“矿山也许是很有趣的，我很想见识见识。”
第二部 第二章　一座黑城
瓦尔斯煤城坐落在塞文山脉中的一个向着地中海倾斜的山坡上，从蒙塔尔吉到瓦尔斯的直线距离有五、六百公里，但是，我们于的这一行决定了我们必须在沿途寻找城市和较大的集镇来安排可以赚钱的演出，这样，就必须使我们多绕了不少路，而这段距离也就在实际上超过了一千公里。
我们化去将近三个月时间才走完了这千里迢迢的路程，在我们到达瓦尔斯郊外的时候，我满心喜悦，因为我发现这段时间并没有白费，在我那皮革制的钱包里竟已有了一百二十八个法郎，也就是说，只差二十二个法郎就可以为巴伯兰妈妈买头奶牛了。
我觉得马西亚和我差不多，他对于在这一大笔钱中有着他的一份贡献而表现出来的喜悦，不是一般的得意而是非常的自豪。马西亚的贡献确实太大了，没有他，尤其是没有他的短号，我和卡比是无论如何也挣不来这一百二十八个法郎的。
从瓦尔斯到夏凡侬，我们定能挣够还短缺的二十二个法郎。
我们来到的这个瓦尔斯城，一百多年以前还只是一个湮没在群山之中的贫穷山村，在那个时候，它的名字也只是因为让·卡瓦利埃①所率领的、穿白衬衫的“上帝的孩子”②经常利用它作为庇护所而才被人知道。它的这种深藏于崇山峻岭之中的位置，一方面使它成为“卡米察”③对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作战的一个重要基地，另一方面，正是这个地理位置，才使它一直处于由闭塞和偏僻造成的贫穷之中。大概在一七五○年，有一位对采矿事业怀有狂热兴趣的老绅士在瓦尔斯发现了煤矿。从那时起，克尔斯就成了煤田。它和阿籁、圣热尔维、贝赛吉这三个煤田一起，成为法国南部的煤炭供应地，并同英国煤炭在地中海市场展开了竞争。当老绅士开始他的挖掘工作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嘲笑他；当挖掘工作达到一百五十米深而仍一无所获时，人们曾采取过激烈措施，想要把他当疯子关起来；当他的钱财在这荒诞离奇的开采中快要耗尽的时候，他在瓦尔斯地下看到的仍是铁矿而不是煤层；但老绅士并不加以理会，他干脆搬到矿井里住了下来，他吃在里面，睡在里面，不再出来了；在他看来，井下比井上清静，因为到了井下，须要他忍受的，最多也不过是他花钱雇来的工人们的怀疑的目光。在井下，每挖一镐，这些工人就耸耸肩，但他们多少也被吃住都在里面的老板的信念所感动，于是又挖下了第二镐。井越挖越深，终于在二百米深的地方发现了煤层，老绅士不再是疯子了，他成了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一夜之间，身价百倍。
①让·卜瓦利埃（1679-1740）：法国基督教加尔文宗教徒。一七○二到一七○年间，他在朗格多克塞文山区率领由加尔文教徒组成的、被人称作“卡米察”的武装抗暴军同法王路易十四的王家军队转战两年，曾击溃法国元帅蒙脱勒凡和维拉斯的军队，一七○四年，他从后者手里接受一笔巨款后，便放下武器，出走英国，在英国的泽西岛任总督至死。
②“上帝的孩子”：“卡米察”武装抗暴军的富于宗教煽动性的自称。
③“卡米察”：“卡米察”是“卡米梭”的谐音，朗格多克地区方言称衬衫为“卡米梭”。让·卡瓦利埃的军队常在夜间作战，战士多穿白色衬衫以资在黑暗中互相识别，故得名。
今天的瓦尔斯是一座有着巨大工业前景和一万二千居民的城市，瓦尔斯、阿籁、贝赛吉，它们现在是南部法国的希望。
瓦尔斯现在的和将来的财富，都在地下而不是在地上，地上的景象确实叫人感到阴沉和荒凉，到处都是石灰岩高原和稀疏的矮灌木丛，也就是说，到处都是不毛之地；要不是总算在这里那里长着些可怜的栗树、桑树和枯瘦的橄榄树，这一片山地就真成了没有树木、没有绿被、只有灰色和白色岩石的荒野了；另外，在较低洼的潮湿处，毕竟还长着些有活力的绿色植物，它们好歹为这荒凉的群山增添了几分快意。
这种荒山秃岭很容易造成水灾，下雨时，雨水从光秃秃的山坡上流下，就象从石街上流过一样，平时干枯的小溪里，这时就出现了急湍，它迅猛地向山谷中间的河流冲去，河流的水位便暴涨到三米、四米、五米，甚至更高。
瓦尔斯城跨坐在蒂汉纳河上面，这条穿过瓦尔斯城的河流，就是上面说过的那种山谷河流。在瓦尔斯城城内，同时还有着两条小溪沟，即特鲁耶尔溪沟和圣昂多尔溪沟；在平时，它们的涓涓细流都汇进到在城内潺潺流着的蒂汶纳河里。瓦尔斯根本谈不上是座漂亮的城市，既不整洁，又不规则。装载铁矿石和煤炭的矿车，从早到晚在贯穿城市街道的铁轨上驶过，不断把红的和黑的尘粉洒向四处；到下雨天，街上的尘土便变成泥浆，象沼泽地的淤泥一样深；相反，在晴天和刮风的日子，这些尘粉又成了迷眼的滚滚尘土，在城市上空旋转飞扬。所有的房子，从上到下都是黑的，烂泥和尘粉把这些房子从路面一直染黑到房顶；窑炉和高炉冒出的黑烟和烟炱又把它们从房顶到路面再染黑一遍。一切都是黑的：地面、天空、直到蒂汶纳河里流着的河水。然而，在街上湍流不息的人群比他们周围的黑马、黑车和黑树上的黑色树叶还要黑。似乎烟炱的尘雾从早到晚都笼罩着这座城市，或者，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曾经叫沥青淹没过、甚至连房顶也都好象被淹没过似的。城里的所有街道，完全不是为了车马和行人才铺筑的，而是为了铁轨和矿车。在地上，到处都是铁轨和转盘；在人们的头顶上，是天桥、传送带和发出震耳的轰轰响声的传动轴。人们经过高大的地面建筑物时，会觉得房基都在震动。透过这些建筑物的门窗往里瞧，可以看到融化的铁水象巨大的火流星一样在奔流，杵槌在它们周围发射出雨点般的火星，蒸汽机的活塞永远在有规律地上下滑动。广场上没有纪念碑，没有花园，也没有雕像，所有的建筑物看去都十分相象，它们都是按一个式样建筑的，都呈立方形。教堂、法院和学校也都只是按人们的需要、开了几个窗口的立方形建筑罢了。
我们到达瓦尔斯郊外的时候，是下午两三点钟，明净的天空闪耀着灿烂的阳光。可是，我们越是往前走，天色也跟着越变越黑，天地之间象隔着一层厚厚的烟云，烟云在缓缓地、笨重地移动，它不断被高耸的烟囱切开，然后又凝聚成一片。一个多钟头以前，我们就已经听见轰隆隆的巨声，象大海在咆哮，中间还夹杂着沉闷的打击声。轰隆隆的声音来自抽风机，沉闷的打击声来自弹簧锤和杵槌。
我知道亚历克西的伯父是瓦尔斯的一个矿工，他在特鲁耶尔矿干活，但我知道的就只是这么多。至于他是住在瓦尔斯城里还是郊外，那我就一无所知了。
进了瓦尔斯城，我便打听特鲁耶尔矿在哪里，人们让我到蒂汶纳河左岸的一个小山谷里去我，说那里有一条向这条河流去的小溪沟，小溪沟的名字也就是我要找的煤矿的名字：特鲁耶尔。
如果说这个城市的外表并不迷人，那么这个山谷的景象就更加阴森可怕。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光秃秃的环形山丘，它搂抱着一大片难看的红土，红土被一条长长的灰色的岩石带切了开来，在东一块西一块的红土上，没有树木，没有花草。在山谷的入口处，有着采矿用的建筑物：车棚、牲口棚、店铺、办公房和好些蒸汽机的大烟囱。此外，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煤炭和石头。
当我们走近这些建筑物的时候，一个看来精神失常、披头散发的年轻女人，手里拖着一个小孩，走到我们跟前，叫住了我。
“请您告诉我，那条荫凉的路在哪里？”她问。
我吃惊地望着她。
“请问您，那条有树林和浓荫的路在哪里？路边有小溪在卵石上叮咚、叮咚、叮咚地流着，树林的叶丛里有着唱歌的小鸟儿。”
说着，她用口哨吹出几声欢快的调子。
她的眼睛明明看着我，但她丝毫也没有看出我已经吓呆了。
“您没有碰到过这条路？”她看我不回答，就继续说下去，“真遗憾，那么这条路一定还很远。告诉我吧，我的孩子，我该向右边走还是向左边？我在找，可没有找到。”
她接着就换了一种激愤的、语气，声音也随之而变得异乎寻常起来，她对我不再用“您”来称呼了，她的一只手挥动着，另一只手摸着孩子的头，象早已背熟了似的说出了下面的这些话：
“我向你问路，因为我相信在那条路上肯定能碰上马利尤斯。你认识马利尤斯吗？不认识，那么，告诉你吧，他就是孩子他爹。他在矿里被瓦斯烧伤以后，就一个人跑到那条荫凉的路上躲了起来，他现在什么都不干，只在这条荫凉的路上散步，这能治好他的烧伤。他能找到这条路，可我找不到，所以我已经六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人们相爱的时候，六个月是多么长！六个月，六个月！……”
她转过身去，面对矿区的建筑物，用手狠狠指着那些喷吐滚滚浓烟的蒸汽机的大烟囱。
“地底下干活，”她大声喊道，“那是魔鬼干的活！地狱。还我的父亲！还我的兄弟若望！还我的马利尤斯！该死的魔鬼，该死的魔鬼！”
然后她又冲着我说：
“你不是本地人，对吗？瞧你那老羊皮，瞧你那帽子，你是从远地方来的，到墓地去数数坟头吧，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两个、三个。人全死在井底下了。”
说完，她抓住了孩子，紧紧地把他搂在身旁，说道：
“你想要我的小皮埃尔？你要不到手的，永远也要不到！……水是甜的，水是清凉的。路在哪儿？你不知道？你也象那些当面耻笑我的人一样，是一个傻瓜。你为什么要留住我？马利尤斯在等我呐。”
她转过身子，嘴里吹着欢快的曲子，迈着大步走了。
我当然明白这是一个因瓦斯爆炸而失去了丈夫的疯女人。那么，井下有着多么可怕的危险！在矿区的入口处，在这荒凉的地方，在这阴森昏暗的天色下面，我们遇见了这个可怜的女人，这个痛苦的疯子，我心里感到一阵阵难受，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有人给我指明了加斯巴尔大叔住的地方，他的家就在靠近煤矿不远的一条弯曲陡峭、从山岗通往河边的小街上。
我到了那里，看到有个女人正靠在门口和一个靠在另一家门口的女人在说话，我问了她，她说加斯巴尔要六点钟下班后才回来。
“您找他有事吗？”她问。
“我想看看亚历克西。”
她于是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也看了看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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