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歌手的节目演完后，博勃向我们走来，从他和马西亚交谈时的神气上看，我的伙伴是多么能讨别人的喜欢，一个亲兄弟也不见得能比这位从前的小丑在眼神和语调中流露出更多的快慰了。“马戏团里的日子实在受不了，”他对我们说，“我只好换个地方，现在当上江湖艺人了。”但是时间不允许他和马西亚继续把话说下去，卖艺人要多赶场次，这是大家知道的，我们只好很快就分手；他跟着他的班子走了，我们呢。我们就到他们不去的地方演我们的节目。两位好朋友约定在下一个星期日再碰头。他们要畅叙自从分别以来的各自的遭遇。也许是出于对马西亚的友谊，博勃对我也表示很大的好感，从此我们就多了一个朋友；多亏了他的经验和忠告，我们在伦敦的街头生活变得安逸和自在起来了，这是我们直到这个时候为止还从来没有感到过的。博动很喜欢卡比，常常羡慕地对我们说，他如果有卡比这样一条好狗，他一定很快就会发财。他不止一次地建议我们三个人，也可以说是四个人，即他本人、马西亚、卡比和我，大家一起合伙干。可是我不想离开我的家；我既然连回法国去看看丽丝和我的朋友都不愿意，那更无意跟着博勃去跑遍整个英国了。
圣诞节渐渐临近。现在我们离开红狮院的时间不是在上午而是在晚上的八点或者九点钟。到了这个时刻，我们便向选定的一些地区走去。
我们先是在不再有车辆开过来驶过去的广场和街道上演奏，适当的宁静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唯有这样，我们的乐声才能穿过紧闭着的门窗，去唤醒酣睡在床上的小孩，宣布在所有英国人的心目中如此隆重的圣诞节就要到来了。随着时针一圈又一圈地逐渐指向半夜，我们离开小街和广场。走上了大街；这时，戏院已经散场，满载最后一批观众的马车已经驶过，夜的寂静才刚刚代替了白天的嘈杂声，我们的时刻到了。我们开始演奏最动人、最柔和的曲子；这些曲子都具有感伤的或宗教音乐的纯净的特色。马西亚的提琴在哭泣，我的竖琴在呻吟。当我们停下来休息片刻的时候。晚风给我们送来了远处别的歌唱队的乐曲。我们的音乐会结束了，“女士们、先生们晚安！圣诞节愉快！”
然后，我们向更远一点的地方走去，另一场音乐会又要开始了。
夜里，睡在舒适的被窝里，压上暖和的鸭绒压脚被，躺在床上听音乐，想必是非常惬意的；然而，我们是在街上，没有被子，更谈不上鸭绒压脚被。我们必须演奏，而我们的手指是麻木的，它们快冻僵了。有时顶在我们头上的是白雾蒙蒙的天，潮湿的雾气就钻进我们的内衣；有时是闪光的、碧蓝的夜空，北风就把我们紧紧裹了起来，直刺肌骨；温暖柔和的天气是没有的。圣诞节的气候对我们是多么严酷！尽管这样！在连续三个星期的节日中，我们天天晚上出去，一夜也没有漏掉过。
在店铺关上门窗之前，我们不知有多少回滞留在家禽店、水果店、食品杂货店和糖果店的门前张望。啊！多么漂亮的肥鹅！多么肥大的法国火鸡！好肥的白汁子鸡！那橘子山和苹果山，那成堆的栗子和李子干，那冰镇般的水果，不论你的眼睛看到哪里，处处都让你垂涎三尺！
世上有些幸福的孩子，他们只要扑在父母的怀里，就可以得到他们想吃的甜美食品。
象我们这样一些可怜的、贫穷的孩子，大家知道，只有在自己的幻想中，才能看见穷人茅屋里的这些家庭节日可以和贵族气派的庄园里的一样美好。
快乐的圣诞节，是为那些有人爱着的人而来到的。
第二部 第十九章　马西亚的忧惧
詹姆士·米利根先生没有在红狮院露面，至少可以说，尽管我们监视得十分严密，还是连他的影子也没有见着。
圣诞节一过，又应当白天出门了，这样，机会就更少了；只有星期天我们还有些希望，因而在这个本来是娱乐消遣的日子，我们也不得不留在家里，不能出去散步。
我们在等待着。
马西亚虽没有把我们的忧虑向他的朋友博勃全盘托出，但还是把我们正在等候米利根先生这件事向他的朋友说了，问他是否有办法了解到那个始终陪伴着她的残废儿子的米利根夫人的地址，或者能了解到詹姆士·米利根先生的也行。博勃回答说，应该先知道这个米利根夫人是谁，或者知道米利根先生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也可以；因为伦敦有很多人都姓米利根，在英国姓这个姓的人就更多了。
我们没有想到过这一点。我们只知道有一个米利根夫人，她就是阿瑟的母亲；有一个詹姆士·米利根先生，那就是阿瑟的叔父。
马西亚于是又开始跟我唠叨，说我们应该回到法国去，我们的争吵厉害起来了。
“你想放弃寻找米利根夫人了？”我问他。
“不，当然不放弃。但没法证实米利根夫人还在英国。”
“但更没有根据说她在法国。”
“我看有的。既然阿瑟有病，她母亲就会把他带到一个气候对恢复他的健康有好处的国家去。”
“也不见得只有在法国才能找到这种有利健康的好气候。”
“阿瑟在法国已经痊愈过一次，他母亲就会再把他带到法国去疗养；再说，我希望看到你离开这里。”
唉！尴尬就尴尬在这里。我不敢追问他为什么非要我离开这里不可。因为我害怕他回答的正是我不敢听到的。
“我害怕，”马西亚接下去说，“你瞧着吧，我们将要遭到大祸。我们走吧！”
但是，尽管我的家庭对我的态度没有改变。尽管我的祖父依然狠狠地冲着我啐唾沫，尽管我的父亲对我开口就是命令，尽管我的母亲从不正眼看一看我，尽管我的兄弟们无休止地搞些恶作剧来阴损我，尽管安妮只要有机会就向我表示她对我的憎恶，尽管卡特只是在我给她糖果的时候才对我显出热情，但我还是既下不了决心去听从马西亚的建议，也不敢相信他所断言的，说我不是德里斯科尔老板的儿子。怀疑嘛，我也怀疑的，但要我肯定自己是或不是德里斯科尔家的人，那我办不到。
时间慢慢地在过去，过得很慢，但毕竟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了，我们举家离开伦敦到英国各地去奔跑的日子到了。
两辆车子都重新上过漆，它们都已经被装下了可能装得下的所有准备在销售旺季里卖出去的百货。
那么多的东西，居然能够全部装在两辆车子上，不能说不是奇迹：布匹、针织品、帽子、头巾、手绢、袜子、衬裤、背心、钮扣、线、棉花、零头毛料、绒线、针、剪刀、刮胡刀、耳环、戒指、肥皂、香脂、鞋油、烙铁、给马和狗治病的药粉、去污粉、牙痛药水、生发水和染发水等。
人们当着我们的面，把一捆捆并不是从商店直接来到红狮院的包裹，从地窖里取出来，装上了售货车，而这些东西，通常都应该是从商店卖出来的。
车终于装满了，马也买来了，但马是从哪儿买来的，是怎样买来的，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到马被牵了过来，因而知道出发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
我们怎么办，他们会让我们干些什么？是和祖父一起留在伦敦的红狮院里，还是象阿合和南德一样去做送货上门的生意，或者跟在这两辆车子后面，于我们乐师的本行，在沿途的村庄和城镇继续演我们的节目？
我父亲早就发现我们可以用小提琴和竖琴给他挣大钱，所以决定让我们跟着车辆当乐师，但他直到出发的头天晚上才向我们宣布他的这个旨意。
“回法国去，”马西亚对我说，“一有机会我们就逃走。”
“为什么不在英国作一番旅行呢？”
“因为我已经对你说过，大祸就要落到我们的头上来了。”
“但是在英国我们有机会找到米利根夫人。”
“我相信在法国也会有这个机会，而且可能性更多。”
“不过还是先在英国试试。下一步再说吧。”
“那你就要自作自受了，知道吗？”
“不知道。”
“我是说，我要不管你了，我将一个人回法国去。”
“你是对的，我还要鼓励你这样做。我知道我没有权利留住你；我也知道，你是非常乐意和我在一起的。但是，走吧。你看到丽丝的时候对她说……”
“我看到她的时候要对她说，你又傻又坏，居然认为在你不幸的时候我会离开你！因为你现在是不幸的，非常不幸。但我干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竟使你有这种想法？你说吧，我对你犯了什么过错？什么也没有，对吗？那么好吧，我们跟着他们一起上路吧。”
我们于是又重新走上了大路。但是这一次，该去哪里不该去哪里，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都不能再由我来做主了。不过离开伦敦还是使我有一种脱离苦海般的感觉；我可以不再看见红狮院，不再看见地窖的那块翻板。这块翻板，尽管我不愿意看到它，我的目光却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去看看它。不知有多少次，我总是突然从半夜的熟睡中被惊醒，因为我在梦里、在梦魇中看见一束红色的亮光从我的小窗户外面射进来。这当然是一种梦幻，但是，难道因为它是梦幻就不要紧了吗？尽管这种亮光我只见到过一次，但已经够了，我老是感到它在我眼前晃动，好象一团炙人的火焰。
我们跟在车辆后面走着。现在我们呼吸的已经不再是贝司纳尔格林区的那股对健康有害的臭气，而是沿途美丽田野的清新好闻的空气了。这些田野，它们在自己的名字上也许并不带着“格林”这个字眼，但却能让你的眼睛看到绿色，让你的耳朵听到鸟儿的歌唱声。
在我们出发的当天，我看到了父亲是怎样叫卖他的标价极贱的东西的。
我们来到一个很大的村子，先把车辆停放在大广场上，然后放下车身后面的挡板，所有的货物就很快摆开在好奇的顾客面前了。
“请来看看价钱，请来看看价钱！”我父亲大喊大叫，“不管天南海北，反正不会再有比这更便宜的价钱啦！我进货不付钱，卖货就几乎不要钱。这不是卖，是奉送！看看这价钱，看看这价钱！”
我听见那些看了价钱的人一面走开一面说：
“这些货该不是偷来的吧？”
“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
倘若他们朝我这边看一眼，我那个羞得通红的脸就会让他们明白，他们的估计是多么有道理；假如他们没有看到我这一脸害臊的神色，那么马西亚是看到的；因为当晚他就跟我谈到这件事情，而通常他总是避免太直率地提到这个问题的。
“你能一直忍受这种耻辱吗？”他问我。
“如果你不想让这种耻辱更增加我的痛苦，那最好别跟我说了。”
“我可不愿意你痛苦。我愿意我们回到法国去。我一直跟你说，有灾难要降临；我还要对你说，我预感到这个灾难很快就要降临了。你应该知道，总有一天警察会想到该了解一下为什么德里斯科尔老板把他的东西卖得这样便宜，到了那个时候。事情会怎样呢？”
“马西亚，我求你不要……”
“你自己不愿意想这个问题，那我就来替你想：无论我还是你都没有干坏事。但迟早人家会把我们统统逮起来。到那时候，怎么证明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们将怎样为自己辩护呢？我们吃的面包不就是用这些贼赃换来的钱买的吗？”
这种想法还从来没有在我脑子里出现过，我感到好象有人在我头上重重地敲了一锤。
“面包是我们自己挣的。”我尽力为自己辩解。马西亚说这样的话，当然并没有恶意，但我反对这种说法。
“你说的是事实。”马西亚回答说，“但我们已经参与了那些不干活就有面包吃的人的勾当了，这，同样也是真实。警察会这样来看待我们，而且也只能是这样看待。我们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了，所以我们也将跟那些人一样被判刑。一想到我将被当作一个小偷来判刑，我心里是极痛苦的；但是，如果你也落了个这样的下场，那我的痛苦就不知还要大多少倍。我嘛，我不过是个倒霉的穷小子，吃官司不吃官司，都永远是一样；可是你，你要是吃过官司了，将来你找到了你的家，你的真正的家，这对你的家将是一个多么大的悲痛；对你自己也将是一个多么大的耻辱。再说，我们被关了进去以后又怎么再去寻找你的家、发现你的家呢？又怎样再去通知米利根夫人说詹姆士·米利根先生要加害她的儿子小阿瑟呢？趁还来得及，我们赶快逃走吧！”
“你自己逃走吧！”
“你总是说这样的蠢话。我们要么一起逃走，要么一起被抓走。很快就会有人来抓我们了。告诉你，你把我也拖进了监狱，你是有责任的；你马上会看到，这个责任还是不轻的。如果你认为他们需要你，你对他们有用处，所以你坚持要留在他们身边；那么你这样坚持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许还是一种美德。可是他们根本不需要你；没有你，他们过去生活得不错，将来也会生活得很好。我们还是尽快逃走吧！”
“这样吧，让我再考虑几天。我想再看一看。”
“要抓紧一点。吃人妖魔已经闻到肉香了，我已经嗅到危险了。”
马西亚的话，他讲的道理和提出的恳求，从来没有这样深地打动过我的心；当我把他的话又从头至尾细想一遍之后，我对自己说，我的迟疑不决是一种懦夫的表现，我自己应该知道，我该干什么，不该于什么，我应当拿出一个主意来。
后来发生的事情，成全了我自己不敢去做的事情。
离开伦敦好几个星期之后，我们来到一个市镇，它的郊区将要举行一次赛马会。在英国，一个地方的赛马会总是当地的一个盛大的民间节日。这种时候，作为赛马场的荒野和沙丘，就不单是赛马表演的场地，而且总是在好几天以前，就有许多江湖艺人、波希米亚人和流动商贩赶到那里去举办热闹的集市。所以我们也就急匆匆地赶去，要在这个集市上占一块地盘；到了那里以后，我和马西亚将是乐师，德里斯科尔一家将是商贩。
但是，我父亲并没有去赛马场，他却在城里安顿了下来；很可能他是想在城里做点什么更好的买卖。
我们到得很早，在陈列货物的时候用不着我们干什么，我和马西亚就决定出城去赛马场看看。赛马场离城只有一箭之地，那里原来是一片长满石榆树的荒地，现在那上面已经支起了许多帐篷。从远处就可以看到的那一条条袅袅向上的、细细的烟柱，正好向我们指出赛马场的位置和界线。我们很快从一条低洼路来到了荒地，平常这里想必是光秃秃什么也没有的，但现在却出现了许多里面开设着小酒店、甚至小旅店的木板棚和木屋商店；售货帐篷和售货车；还有东一块、西一块的燃着黄火的露营地；正是在这些露营地的周围，挤满了穿着五颜六色、衣衫褴褛的人群。
我们正好从上面吊着一只锅子的一堆篝火前经过，认出了我们的朋友博勃；他看到我们后显得非常高兴，他和他的两个伙伴是来赛马场表演力量和技巧体操的。但是答应同他们合作的那两个乐师不守信用，没有赶来；因此他们明天的进帐将不会象他们原先希望的那样丰裕，甚至很可能会糟得叫人丧气。博勃希望我们能帮他们一把，代替那两个乐师；演出的收入将在我们五个人中间平分，甚至卡比也可以分到一份。
马西亚向我看了一眼，我马上明白我的同伴是极愿意接受博勃的建议的。由于我们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唯一的条件是必须带回一笔可观的收入，除此而外，我们干什么都行，因此我同意了博勃的建议。
事情就这样约定了，我们第二天将来到博勃那里听他和他朋友的安排。
但是回城以后，当我把这一安排告诉我的父亲时，却碰到了难题。
“明天我需要卡比，”他说，“你们不能把它带走。”
一听这话，我的心一下子就抽紧了，感到非常着急，他是不是又要指使卡比去干什么不体面的勾当？但父亲立即驱散了我的疑虑。
“卡比耳朵灵，”他说，“它什么都听得见，有看家的本领，给我们看守车辆很有用。这里人多太乱，会有人来偷我们的东西的。你们自己跟着博勃去表演，卡比留下来。如果你们演得很晚，这是很可能的，你们就到大橡树客店来找我们；我们将在那里过夜，我想在明天天黑时离开这里。”
我们昨天在那里过夜的那个大橡树客店，离赛马场只有一里路，完全是在乡下，在一个荒凉得使人感到阴森森的地方。客店的东家是一对夫妇，他们两人的相貌都有一种叫人信不过的样子。我们在赛马场演完节目，要在夜里找到这家客店倒是再也容易不过的，因为从赛马场到它那里，路是笔直的。这家客店对我们来说，除了因为劳累了一天，不免嫌它路远了一点外，倒也没有其他不合适的地方。
这种看法是不应该在我父亲面前讲出来的，他从来容不得别人的意见，他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不能商量也不能反驳。
第二天早上，带卡比遛过步，给它吃饱喝足、相信它什么也不缺之后，我亲手把它挂在要它看守的车子的车轴上；然后，我就和马西亚奔向赛马场。
我们一到那里就开始演奏，一刻不停地一直演奏到晚上。我的手指尖都疼得好象有千万根针在往里面扎一样；马西亚吹短号吹到后来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尽管如此，还得一直演奏下去。看到博勃和他的伙伴们的演出劲头还很足，丝毫没有松劲厌倦的样子，我们也就只好和他们一样豁出命去干了。到了晚上，我以为总该歇息了；不，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帐篷又来到了一个大木板棚的下面；技巧表演和音乐演奏又重新开始，而且表演得更激烈因而演奏得也只好更兴奋。就这样，一直延续到半夜才停止。如果说我当时还能用我的竖琴奏出一点声音来的话，那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演奏的是些什么，而马西亚也当然不比我好多少。博勃曾宣布“这是最后一个节目”不下二十次，我们重新表演也不下二十次。
如果说我们是累了，那比我们付出了更多气力的博勃他们就完全筋疲力竭了，因而他们在表演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当场失手的尴尬场面，其中最不幸的一次，是那根供他们表演用的大木杆在倒下的时候正好打在马西亚的脚上，以致马西亚当时疼得尖叫了起来；我以为他的脚骨一定被压碎了，幸亏还好，伤得不算重，只是受了挫伤，皮肉绽开了，骨头并没有砸断，不过马西亚已经不能走动了。
于是决定把马西亚留在博勃的车里过夜，我一个人回大橡树客店去。难道我不应该回去看一看德里斯科尔一家，了解一下他们第二天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吗？
“你别去，”马西亚一连对我说了好几遍，“我们明天一起回去。”
“明天回去是不是太晚了呢？我们回去了一个人也找不到怎么办呢？”
“那更好，那样我们就自由了。”
“我要是想离开德里斯科尔一家，也不该这样离开；再说，你以为他们不会很快就重新找到我们吗？凭你这两条腿，你能跑到哪儿去呢？”
“那好吧，如果你要去，我们明天去！但今天晚上别去，我害怕。”
“怕什么？”
“我不知道，我是为你担心。”
“让我走吧，我向你保证，我明天一定回来。”
“要是他们拦住你不放呢？”
“为了不让他们拦住我，我把竖琴给你留下，我总该回来找我的竖琴吧。”
不管马西亚害怕些什么，我还是上路了，我一点儿也不怕。
我怕谁？怕什么？别人能向我这样一个穷鬼要什么呢？
但是，如果说在我心中感觉不到哪怕是最轻微的恐惧的话。至少我是非常紧张的。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孤身一人走夜路，没有了卡比，没有了马西亚，我感到了一种孤独感。我感到这种孤独感在向我逼近，使我一听到那种只有夜间才有的神秘的、异样的声音，就感到慌张不安，甚至那注视着我的苍白的月亮也使我深深地感到忧伤。
尽管累，我还是走得很快，终于到了大橡树客店。我白白地寻找了一阵我们的车子，哪里也没有找到。我看到的只是两三辆可怜的布篷手推车、一个大板棚和两辆带篷的四轮马车。当我走近一辆马车的时候，从里面发出几只猛兽的叫声。德里斯科尔家的颜色锃亮的漂亮的车子却无影无踪。
我在客店周围转了一圈，看见窗户上面的那几块楣窗玻璃上还有着亮光，我想店里的人都还没有睡，就敲了敲门。是我头天看见的那个脸色阴沉的老板自己给我开的门，他的手提灯照亮了我的脸部，我发觉他认出了我。可是，他不但不让我进去，反而把灯放在背后；他朝周围看了又看，听了又听，足足有几秒钟之久。
“你们的车子走了！”他说，“你父亲嘱咐你赶紧到‘路易斯’去找他，要走一整夜呢。祝你一路平安！”
他一句话也不肯多说，劈面把门关上了。
自从来到英国之后，我学了不少英语，我是能够听懂这一个短句的，但是有一个字，一个最重要的字的意思我没听真：“路易斯”。老板说的这个地方是在哪儿呢？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其实这是因为我不知道“路易斯”是英语“刘易斯”的发音，而“刘易斯”是我早就在地图上看见过的一个城市的名字。
再说，即使我知道刘易斯在哪里，我也不能丢下马西亚不管就立刻赶到那个地方去。哪怕再疲劳，也应该先回到赛马场去。
我又开始往回走。一个半钟头以后，我已经爬进博勃的车子里，躺在马西亚身边的一堆麦秸上了。我只用几句话向马西亚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只一会儿工夫我就累得睡死过去了。
几个小时的睡眠恢复了我的体力。早晨一醒来，我就准备去那个地方，但这还要看看马西亚的脚能不能跟我一块儿走才能决定。但马西亚还睡得很香，没有醒。
走出车子，我径直朝我的朋友博勃走去，他比我起得还要早，正在那里生火。他趴在地上，对着一口锅底下的火种使劲吹着。我正看着他，忽然似乎认出了卡比，它被一个警察带着正朝我们这边走过来。
我十分惊奇，站在那里发呆，心想达到底是怎么回事。卡比认出了我，使劲挣脱了警察手里的绳子，几跳就跑到了我的身边；再一跳就跳进了我的怀里。
警察走了过来。
“这狗是您的，对吗？”他问我．
“是的。”
“那好，您被逮捕了。”
他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警察说的话和警察的动作使博勃站了起来，他向前移动了几步。
“您为什么要抓这个孩子？”他问。
“您是他的哥哥吗？”
“不，是他的朋友。”
“昨天夜里，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用梯子从一扇窗户钻进了圣乔治教堂，他们随身带了这条狗，让它在万一有人来的时候好给他们报信；事情也正是这样发生了，它给他们报了信。他们慌慌张张跳窗逃跑的时候，来不及把这条报信狗带着一起走。我们是在教堂里发现它的。我想，用这条狗肯定可以找到小偷；可不就透着了一个。现在那个父亲在哪儿？”
我不知道这是问博勃还是问我，我没有回答，我已经懵了。
可是，我很快就明白发生的事情了，至少我已经猜着了。并不是为了看守什么车辆，而是因为卡比听觉灵敏，可以在他们行窃时候给他们放哨，所以才要我把它留给他们的。还有，他们也不光是为了好玩，才去大橡树客店过夜的，他们是想让车子连夜就出城；毫无疑问，这都是他们早已策划好的。要说车子没有在这家客店停留，那是因为行窃已被发觉，必须尽快逃走。
但我应该想到的，不是那些作案的人，而是我自己。看来他们是谁并没有关系，因为我无需指控他们，也能为自己辩护。我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只要讲清我这段时间干了些什么就行了。
我的头脑正在这样那样作出一些推理的时候，马西亚听到了警察的说话声。或者是听到了围着警察看热闹的人的吵闹声，他走出车子，一瘸一拐地跑到我跟前。
“请您跟他解释，我不是罪犯，”我对博勃说，“我和您一起待到凌晨一点，然后我就去大橡树客店，在那里我和老板说过话，又马上回到了这里。”
博勃把我的话翻译给警察听，正相反，警察并没有象我所希望的那样显出相信的样子。
“贼是在一点一刻的时候钻进教堂的。”他说，“这孩子是一点或一点缺几分的时候从这儿出发的，这是方才他自己说的。那他就有可能在一点一刻的时候和那些偷窃的人一起在教堂里。”
“从这里到城里需要比一刻钟更多的时间。”博勃说。
“啊！可以跑着去嘛。”警察反驳说，“再说谁给我证明他是一点钟出发的？”
“我证明！”博勃喊了起来。
“啊，您吗？”警察说，“该看看您的证词有多大价值。”
博勃发火了。
“请注意，我是英国公民。”博勃庄重地说。
警察只是耸了耸肩。
“您要是侮辱我，”博勃说，“我就向泰晤士报写文章。”
“在等着读您文章的时候，我先把这孩子带走，让他到法官面前去解释吧。”
马西亚扑向我的怀里，我以为他要拥抱我，然而马西亚在用感情来安慰我之前，先用实用的话来叮嘱我。
“你要鼓起勇气，”他对着我的耳朵说，“我们不会抛弃你的。”
于是，他紧紧地拥抱了我。
“你把卡比留下。”我用法语对马西亚说。
警察听得懂我的话。
“不，不！”他说，“这条狗我留下了。它为我找到了这一个；它还会帮我找到别的那几个。”
这是我第二次被警察拘捕，但是这一次我蒙受的耻辱，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深切的苦楚，是远远超过了以往那一次的。因为这一次的问题同那次由奶牛事件引起的愚蠢可笑的指控完全不同。就算我在这场官司中以清白无辜而被释放，难道我能毫无痛苦地看着那几个所谓是我的同谋犯的人被法庭判刑吗？
我由警察押着，通过了那道围着看热闹的人墙。这里的人并没有对着我吆喝或者做出威胁的样子，也没有谁尾随我们，这同我在法国遇上的完全不一样。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农民，几乎全是些从战争年代生活过来的人；他们是些江湖艺人、小酒店老板、波希米亚人和一些邋遢的、有时也向人乞讨施舍的流浪汉。
关押我的监牢，一点也不象我以前见过的堆了洋葱头的可笑的牢房，而是一所真正的牢狱，它有一个用粗铁条做栅栏的窗户。这个窗户，你只要看它一眼，就休想再萌越狱逃跑的念头。牢房的全部陈设是一条板凳和一张吊床。
我倒在板凳上，感到疲惫不堪；我的精神和肉体都被摧垮了。我在板凳上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杂乱无章地思索着自己的遭遇，但我的头脑已经麻木迟钝，不可能再把两种思想连贯在一起、有条不紊地从这一种转到另一种。
现实是何等可怕，未来又是多么叫人寒心！
马西亚对我说“你要鼓起勇气，我们是不会抛弃你的”，但象马西亚那样一个孩子能干得了什么？如果博勃愿意帮马西亚，象他那样的人又能做些什么？
当你被投进了监狱，你的头脑里就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固执地一刻也不肯离开你的思想，那就是想尽办法要从监狱里跑出来。
马西亚和博勃将怎样才能不抛弃我，怎样才能尽力帮我的忙，怎样才能把我从这间牢房里救出去？
我朝窗户走去，然后把窗子打开，试探性地摸了摸那些粗大的铁条，它们是交叉着从外面把窗口堵死的；铁条的下端被牢牢地砌在石头里面。我又审视了一下墙壁，这堵墙壁差不多有一米厚。地上是宽大的石板，门上包了一层铁皮。
我又回到窗前，这窗户开向一个狭长的小院子，尽头有一堵至少四米高的大墙挡着。
即使有了可靠朋友的帮助，我也肯定不能从这座监牢里逃出去。忠诚的友谊对着这样严酷的现实又有什么用呢？忠诚是钻不透厚实的墙壁的。
对我来说，目前唯一的问题，是需要知道在出庭受审之前，我到底还要在这间牢房里呆多久。
尽管在教堂里发现了卡比，我是否还有可能向法官表白自己是无辜的呢？
我是否有可能为自己辩护，而又不让罪责落到我不愿意也不应该指控的那些人的头上去呢？
总之，对我来说，这就是关键；而且正是在这方面，也只能是在这方面，需要马西亚和他的朋友博勃的帮助。他们的任务是去搜集能证明半夜一点一刻我不在圣乔治教堂里的证据。如果他们能够证实这一点，我就得救了，尽管可怜的卡比这个不会说话的见证对我不利。这些证据，我似乎觉得是可以找到的。
唉，要是马西亚的脚不受伤，他是会去找这些证据的，是会为了这些事情操心奔走的；可他现在成了这副样子，能走出车子吗？博勃愿意代替他办这些事情吗？
虽然头天晚上我已疲惫不堪，而且还一直没吃过东西，但内心的焦虑加上我所碰上的种种苦头，使我既不想睡觉，也不想吃狱卒给我送来的饭食。不过，不想吃并不等于不想喝。我口渴，渴得连嗓子都要冒烟了。整整一天，总是等不到片刻工夫，我就要急促地走向那只盛水的陶罐，把它抱起来喝上几口；即使那样，也并不能解渴，也减轻不了我那满嘴苦涩的味道。
一看见有个狱卒进来了，我心中似乎刹那间被希望的亮光照亮了一下，因为自从我被关进来以后，一直有一个我不断自问但又总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在折磨我，使我的头脑象患热病的人一样发胀发疼。我对狱卒提出了这个问题。
“法官什么时候才能审问我呢？我什么时候才能为自己辩护呢？”
我过去听人讲过，说有的囚犯被抓进监狱以后，常常一押就是几个月，既不提审，也不判决；而我才关了一天，那我还要等多久呢？其实这只是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英国的法律的缘故，在英国，一个人从他被拘留到公开受审，是不许超过一天、至多也不能超过两天的。
我要等多久才能出庭受审？这是我自己解答不了的问题，也是我向这个看上去不象凶神恶煞的狱卒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他表示愿意回答我，说我第二天准可以上法庭。
但我的提问也引起了他向我提问的兴趣。既然他回答了我，我不也该回答他才公平吗？
“那您是怎样进教堂的？”他问我。
我的回答实际上是一种异常激烈的无辜者的抗议，他看看我，耸了耸肩。后来，因为我反复地向他重复我压根没有进过教堂，他便向门口走去，又瞧瞧我，用压低的声音自言自语说：
“伦敦的这帮小子确实堕落了！”
他的话使我感到惊慌不安。虽然这个人不是审判我的法官，但是我很想让他从我的声明、从我的眼神中相信我是个无辜的人，他本该看出我不可能是个作案的人！
要是连他都说服不了，那我还能说服法官吗？幸亏我有见证人，他们会替我说话。如果法官不听我的，至少他得听证人的话，相信能证明我无辜的证词。
我必须有旁证，我能弄到这些旁证吗？
在我知道的关于囚犯的故事中，有一个说到人们用各种办法和被关押的人取得联络：他们把纸条藏在从外面带进去的食物中。
马西亚和博勃，他们可能会采用这种办法。当这种想法在我头脑里闪过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掰碎了我的面包，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和面包一起送进来的还有土豆。我也把土豆捣得稀烂，仍然连一点碎纸片也没有见到。
显然马西亚和博勃并没有什么事要对我讲，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不能对我讲什么。
我只好等到第二天了。我尽可能地使自己不要太悲伤。不幸的是，我无法做到。哪怕我寿命再长，到了我头发、胡子都雪白的时候我也决不会忘记我所度过的这一夜的可怕情景，它将如同刚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唉！我是多么愚蠢，竟然不相信马西亚的预感和担忧！
第二天一早，狱卒进了我的牢房，送来了一罐水和一个脸盆。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建议我梳洗一番。他告诉我，根据他的看法，出庭的时候，有一副体面的样子，是被告替自己辩护的最有效的手段。
我梳洗完毕，再也不能老待在原地不动了，我象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在牢房里转来转去。
我本该好好准备我的辩护词和马上要当庭口答的问题，然而我思绪太乱，我所想到的都不是我此时此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仍然是各式各样的使我感到痛苦的、自己做下的愚蠢得可悲的事情，它们在我的头脑里旋转，象魔灯上的怪影一般。
狱卒又回来了，让我跟他走。我走在他的旁边。在穿过好几条走廊之后，我们来到一扇小门的面前，他打开了门。
“进去。”他对我说。
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我听见了一片混杂的嗡嗡声。进了门，我被带进一个很小的讲台里面，我终于在法庭中间了。
尽管我被一种恍惚的、不知所措的神思所困扰；尽管我感觉到额角上的青筋在暴跳，好象就要崩裂似的；但我还是向四周扫视了一眼，清清楚楚、完完全全地看见了我周围的一切：审判厅和满厅的人群。
这个厅很大，天花板很高，窗户也很宽敞。大厅分成用本栏杆隔开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法庭；另一部分是好奇的听众席，也就是旁听席。
法官坐在最高的那只台子上。在他前面稍低一点的台子上，坐着另外三个人，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中间一个是书记官；一个是处理罚金的财务官；另外一个也是法官，这种法官在法国叫做检察官。在我站立着的小台子前面，有一个穿长袍、戴假发的人，那是我的律师。
我怎么会有辩护律师的呢？他是从哪儿来的？谁给我请的？是马西亚和博勃替我请的吗？现在不是推敲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有了一个辩护律师，这就行了。
在另外一个台子上，我看见了博勃和他的两个伙伴，还有大橡树客店的老板和几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在这个台子对面的一个台子上，从好几个人中间，我认出了逮捕我的那个警察。我明白了：这两个台子都是证人席；那么，我站立的那个小台子一定是被告席了。
被木栏杆隔开的旁听席里已经坐满了人，在这排木栏杆上面，我看见了马西亚的面孔，我们两人的目光对叠在一起、吻合在一起了，我立刻感到有了勇气。会有人来替我辩护的，现在我不该自暴自弃，这是我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了。我再也不会被从四面射来的目光吓倒了。
检察官讲话了。他的话极为简短，神色非常匆忙。他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在圣乔治教堂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作案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他们是打碎了一扇窗户用梯子爬进教堂的。他们随身带了一条狗放哨，一有危险，狗就为他们报警。深夜一点一刻整，一个夜归的行人看到教堂里有一团微弱的亮光；他吃惊地停下来听了听，听到了一种敲打东西的声音，他马上城醒了教堂执事。好几个人一齐都向出事的地方奔去，狗就大声狂吠起来，小偷们惊吓得从窗户逃走了，狗不会爬窗户，被他们扔下了。警察杰里把狗带到了赛马场，赛马场那边的人都对杰里的机警和热忱称赞不绝。就在赛马场上，狗认出了他的主人；这主人不是别人，正是现在出庭的被告。至于第二个小偷，我们正在跟踪追捕。
在列举了几条表明我有罪的看法后，检察官不讲话了。有一个尖利的嗓子对着旁听席叫喊：“安静！”
法官问我的姓名、年龄和职业，他的脸根本不对着我，看去象在一个人自言自语。
我先用英语回咎，说我叫弗朗西斯·德里斯科尔，住在伦敦贝司纳尔格林区红狮院我父母家里，然后我请求允许用法语解释，因为我是在法国长大的，来到英国只有几个月。
“别以为能骗我，”法官严肃地说，“我懂法语。”
我于是用法语叙述，解释我在一点钟的时候不可能在教堂里，因为那时我还在赛马场，二点半的时候我在大橡树客店。
“一点一刻的时候您在哪里？”法官问道。
“在路上。”
“这是需要证实的。您说您是在去大橡树客店的路上，起诉书却指控您是在教堂里。说您在一点差几分的时候离开赛马场，来到教堂的墙根底下与您的同谋碰头，他拿着一张梯子在那里等您．您是在行窃不成之后才去大橡树客店的。”
我想竭力证明这个指控是不可能成立的，但我看得出来，法官并不相信我。
“您如何解释您的狗在教堂这一事实？”法官问我。
“我解释不了，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的狗没有和我在一起。我是在早上把它拴在我们的一辆车子上的。”
我如果再要往下说，那就不合适了，因为我不愿意给别人提供对我父亲不利的材料。我看了看马西亚，他示意我继续说下去，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轮到传证人到庭作证了。法官先要这个证人手按福音书起誓，说他将不偏不倚地讲真话。
这是一个肥胖矮小的老头，尽管他有一张红面孔和一个发蓝的鼻子，神情却是令人惊异地庄严。在起誓之前，他向法官席弯下腰来鞠了一个躬，然后又昂首挺胸地站直了身子。他就是圣乔治教堂的执事。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当时人们是如何突然把他叫醒的，又如何对他说教堂里发现了小偷，他又是如何的惊慌和愤怒；他的第一个想法是认为人们在拿他开玩笑，捉弄他。可是人们是不会跟他这样的人开玩笑的，他明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他于是匆忙地穿上衣服，以致背心上的扣子都绷掉了两颗。他终于向教堂奔去，把教堂的门打开了。他到底发现了谁，或者看见了什么？原来是一条狗。
对他的证词，我没有什么可回答的，但是我的至今不吭一声的律师却站了起来，他晃了晃他的假发，用手在肩上把长袍拉拉整齐，讲话了。
“昨天晚上是谁关的教堂的门？”他问道。
“是我。”教堂执事回答，“这是我的职责。”
“您能肯定这点吗？”
“我自己做的事情，我就能肯定是我做的。”
“如果您自己没有做过呢？”
“我就能肯定我没有做过。”
“很好。那么您能起誓您没有把这条狗关在教堂里吗？”
“如果有狗在教堂里，我一定会看见的。”
“您的眼睛管用吗？”
“我的眼睛和所有的人一样。”
“六个月以前，您没有撞进吊在肉店门口的一头开了膛的牛肚子里去吗？”
“我看不出对一个象我这样神志健全的人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重要性。”执事喊了起来，他的脸已经气得发青。
“如果这问题真正是重要的，您是否愿意费心来回答呢？”
“我确实在那里撞过一头寄生，但那是因为有人把它挂得碍手碍脚的缘故。”
“那您没看见啰？”
“我当时心里有事。”
“当你关教堂门的时候是刚吃过晚饭吗？”
“当然啰。”
“那您撞在牛肚子上的时候，也是刚吃过晚饭吗？”
“但是……”
“您是想说没吃过啰？”
“吃过了。”
“您喝的是淡啤酒还是浓啤酒？”
“浓啤酒。”
“喝了几品脱①？”
①品脱：英国容量单位，合O.568升。
“两品脱。”
“从来不多喝吗？”
“有时三品脱。”
“从来不喝四品脱、大品脱吗？”
“很少。”
“您在晚饭后不喝点掺热糖水的烈性酒吗？”
“有时候喝。”
“您喜欢冲得浓点还是冲得淡点的呢？”
“不是很淡的。”
“您喝几杯呢？”
“这得看情况。”
“您能不能起誓说，哪怕在偶然的情况下，你也决不会一次喝三杯，甚至喝四杯呢？”
已经气得脸色发紫的教堂执事不回答了。律师于是坐了下来说：
“这一质询，就足以证明狗可能是被证人自己关在教堂里的。他在吃过晚饭以后，还总是这样牵肠挂肚地操心着他的工作，连挂在那里的整只的牛都看不见。这就是我要弄清楚的事实。”
如果我有胆量的话，我真要上去拥抱我的律师，我得救了。
为什么卡比不会是被关在教堂里的呢？这是可能的。如果卡比是这样被关进去的，那就证明不是我把它带进去的了，我也就不是罪犯了，唯一对我不利的证据也就不存在了。
在教堂执事以后，又听了所有跟随他进教堂去的人的证词。他们除了看见那扇开着的窗户外，别的什么也没有看见，但他们听说小偷是从这个窗口逃走的。
后来，法庭也听了我这一方的证人的证词，他们是：博勃、博勃的伙伴和客店老板。他们全都证明了我那天晚上的作息时间。但只有一点还不清楚，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离开赛马场的确切时间。
审问结束的时候，法官问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还预先告诉我，如果我认为没有必要，也可以保持沉默。
我回答说我是无辜的，我相信法庭的公正。
法官于是把我刚才听到的审讯记录读了一遍，然后宣布我将被转到郡监狱，以便在那里等候大陪审团的裁决，看看是不是要让我上重罪法庭。
重罪法庭！
我倒在被告席上。我为什么不听马西亚的话啊！
第二部 第二十章　博勃
我被重新送回牢房很久以后，才捉摸出法官为什么不宣告我无罪的原因，他是想等抓住了钻进教堂的主犯以后，再判定我是不是他们的同谋。
检察官说过“我们正在追捕他们”，看来很快我就要既羞愧又痛苦地和他们一起出现在重罪法庭的被告席上了。
这一时刻什么时候到来呢？我将在什么时候被解到郡监狱去？这个监狱是什么样子？在什么地方？
对这些问题，我需要动脑筋去好好想想，这样一来，时间比前一个晚上要过得快多了，我已经知道，不该象患了热病那样烦躁不安，应该等待。
于是，我有时踱来踱去，有时坐在凳子上，就这么等待着。
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我忽然听到一阵短号的吹奏声，我听出这是马西亚的吹奏方法。真是好样的！他是要让我知道，他在守着我，他在想念我。这短号的声音是从我窗户对面的墙上飘过来的，马西亚显然是在墙的另一边的街上，我们之间的距离仅有一墙之隔，总共才几米，可惜的是，眼睛透不过墙壁。尽管眼睛不管用，声音却可以飘过来。在这阵短号的吹奏声里，我听出还有人们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和模糊不清的、乱哄哄的说话声。我立刻就明白了，马西亚和博勃大概在这里演节目。
他们为什么选中这块地方？是这里好挣钱，还是他们有什么要紧事情要告诉我？
蓦地，我听见了一个清晰的嗓音，这是马西亚在用法语喊叫：“明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接着是越来越喧闹的小号吹奏声。
显而易见，马西亚那句“明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肯定不是对他的英国观众而是对我喊叫的。但要猜出这句话的意思那就不是显而易见就能明白的了。于是，我向自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我在这以前所想的问题一样，都是找不出合理答案的。
但是，明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我应该醒着，这是既清楚而又明白的；而且还应该作好应付一切的准备，这也是很清楚的。不过从现在起直到那个时候，我应该干点什么呢？却不知道。那就耐心等吧。啊，如果我有这样的耐心就好了。
天一黑，我就躺进吊床，极力想让自己早点入睡；但是直到附近的大钟敲过了好几次以后，睡神才把我带上了她的翅膀。
我醒来的时候，夜色还很浓重，星星还在阴暗的夜空眨着眼睛，四周还听不见任何声音，大概离天亮还早。我从吊床上下来坐到板凳上，不敢走动；因为狱卒会来巡夜，不能引起他的注意。我呆坐着。不久，听到大钟敲了三下。我知道自己醒得太早了，可我不敢再睡；再说，再睡也不可能睡着，因为心里太着急、太紧张了。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默数着大自鸣钟振点的钟声。从一小时到一刻钟，从一刻钟到半点钟，它每隔十五分钟敲一次。这个十五分钟，对我来说，是多么长久！有时我甚至怀疑，也许它已经敲过了，但是我没有听见也说不定；或者，是不是它出了毛病，走得不准了？
我背靠墙壁，两眼盯着窗户．星星似乎暗淡了，天空微微泛出了鱼肚白。
天快要亮了，远处的公鸡打鸣了。
我站起来，掂着脚尖去开窗户。不能让窗发出一点声音来，这可是件非常仔细的工作，不过，我轻轻地、主要是慢慢地终于把这件工作完成了。
多么幸运！我的这间单身牢房原来由一间低矮的旧厅堂改成的，人们认为只要在窗台上牢固地安装上铁条，就可以把犯人关住了；多亏这里的窗户是推得开的，要不然，叫我怎么回答马西亚的召唤呢？然而，只推开窗户还不行，窗台上还有着铁条；要想从这只用厚厚的墙壁、包铁皮的牢门做成的牢固的笼子里飞出去，那简直是痴心妄想；但是我可不死心，总觉得似乎还有点希望。
星星变得愈来愈苍白，清晨的寒意使我感到身子有点哆嗦，我没有离开窗户。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听着，看着，但并不知道自己一定会看到或听到什么；我怀着希望，但我又害怕会失望。
一幅巨大的白幕升上了天空，地上的万物开始渐渐清晰地现出了它们的轮廓，这正是马西亚对我说的“天刚亮”的时候。我屏住呼吸倾听着，听得见我的心在胸膛里咚咚跳动的响声。
我好象听见了有人在攀援围墙的响声，不过在这以前，我没有听到外面有任何脚步声，我认为自己大概是弄错了。我继续听下去。攀墙的声音还在响着。紧接着，我突然看见有一个脑袋从墙上冒出来；我很快发现这不是马西亚的头。尽管天色还不太亮，我却认出了这是博勃。
他看见我紧贴在窗户的铁条上。
“嘘！”他轻轻地向我示意。
他用手向我挥了挥，似乎要我离开窗户远一点。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我听从了。这时，我仿佛看见他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长长的象玻璃一样发亮的管子。他把管子放在嘴上。我看清了这是一根吹管。我听到“噗”的一声，同时看见一个小白球飞了进来落到我的脚下。博勃的头倏地在墙后消失了，我的四周又恢复一片寂静。
我急忙捡起小白球，发现是用薄纸裹住的一颗大铅弹，纸上似乎写满蝇头小字。天还不怎么亮，我看不清楚，只好等天再亮一点的时候去读它。
我小心地、悄没声地关好窗子。迅速回去躺进吊床，把纸团紧紧地捏在手心里。
不管我怎么着急。曙色却慢悠悠地、不慌不忙地先变成黄色，过了半天才让它的一缕玫瑰色的亮光照进了我的牢房。于是我展开小纸团念了起来。
“你将于明天晚上被押解到郡监狱，乘火车去，二等车厢，由一名警察押送。上车后务必坐在车门口。开车后四十五分钟（注意时间），火车会放慢速度过岔道。你这时要马上打开车门，勇敢地跳下去。跳的时候要向前一冲，两手前伸，要让脚先落地。一跳到地上，立即爬上左边的斜坡，我们有一辆马车和一匹很好的马在那里等你，把你带走。什么也不要怕，两天后我们就到法国了。满怀希望、鼓足勇气吧！要注意跳得远一点，让脚先落地。”
我得救啦！我不用再走上重罪法庭啦！用不着再站到那边的小台子去尝那种叫人绝望的滋味啦！
啊！勇敢的马西亚，好样的博勃！我敢肯定这一定是仗义的博勃帮了马西亚的忙。“我们有一匹很好的马在那里等你”，这不是马西亚一个人能做到的。
我把小纸条又重读了一遍，“开车后四十五分钟……，左边的斜坡……，脚先落地。”啊，当然，哪怕我会摔死，我也要勇敢地跳下去。就是死了，也比当作小偷被法庭判刑好得多。
啊！这个主意想得多好！
两天以后我们就要到法国了。
但是我在这一阵狂喜中，却想到了一个凄楚的念头；“卡比怎么办？”但是这个念头很快叫我自己驱散了。马西亚是不会丢下卡比不管的；他既然能找到让我逃跑的法子，那他也一定会找到救卡比的办法。
我把小纸条又读了两三遍，然后把它嚼碎，咽进了肚子。做完这一切之后，我觉得有必要让自己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了。这一觉果然睡得很踏实，直到狱卒来给我送吃的时候才醒过来。
时间过得很快。第二天下午，一个我不认识的警察走进我的牢房，要我跟着他走。这个人看去很合我的心意，他五十岁上下，样子并不那么机灵。
事情看来能够按马西亚所叮嘱的那样去做。火车开着的时候，我坐在紧靠我上车的那扇车门的门口，背着火车前进的方向。警察坐在我的对面，整个车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您讲英语吗？”他问我。
“只会一点儿。”
“您能听懂吗？”
“只要讲得不太快，差不多能听懂。”
“那好。我的孩子，我想给您一个忠告：在法庭上不要耍滑头，还是招认的好，这样您可以博得大家的好感。有些人在确凿的事实面前还想抵赖，不肯认帐，没有比同这样的家伙打交道更叫人恼火的了。正因为这样，人们对那些肯招供的人，是愿意待他们好一点、为他们做点好事的。我就是这样的。您现在把这件事情的经过讲给我听听，您看吧，我会给您好处的。这同出什么价钱买什么货是同样的道理，我会让您在监狱里过得舒服些。”
我正准备回答他，讲我没有什么好招认的；但我想到，根据这位警察的说法，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赢得他的好感，因此我什么也不说了。
“您好好想想。”他继续说下去，“等到您在监狱里想到我这一片好心的时候，您可以叫人来找我。您知道，不应该一见什么人就马上招供，要选择关心您的人。我嘛，您也清楚，我随时准备帮您这个忙。”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您打听道尔文就是了。您一定能记得住我的名字吧，是吗？”
“是的，先生。”
我靠在门上，门上的窗玻璃是开着的。我请他允许我看看沿途的风景。正因为他很想“赢得我的好感”，所以他回答说，我要看什么就看好了。他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火车不是在飞快地前进吗？
不一会儿，他大概感到迎面风太大，便离开车门走到车厢中间的一个位置上去坐了下来。
但我是从来不怕冷的，我把左手悄悄伸到车门外，转动把手；右手紧紧地抓住了车门。
时间在过去。火车的汽笛叫起来了，车速放慢了。时候到了。我猛地推开车门，用足力气往远处跳去，跳到了一条濠沟里。幸好我的手是向前伸着的，它们碰撞在长满青草的斜坡上。我的头部虽然没有碰上什么，但身体的震动毕竟太大，我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失去了知觉。
我醒过来的时候，以为自己还在火车上，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被一种快速地运动着的东西带着向前走去，而且还听到车轮滚动的声音，但是我是睡在一堆麦秸上！
真是怪事！我感到脸上湿漉漉的。我在自己的脸颊上、额头上感到有一种温存的爱抚。
我睁开眼睛，看见一条狗，一条丑陋的黄狗，正趴在我身旁舔我。
我的目光和马西亚的目光相遇了，他正跪伏在我的身边。
“你得救了。”他对我说。他把狗推开，吻了我．
“我们是在哪里？”
“在车上。博勃在给我们驾车。”
“怎么样？”博勃回过身来问我。
“不知道。好象没有什么。”
“您动动胳膊和腿看看。”博勃大声说。
我躺在草上，照他说的那样动了动。
“很好。”马西亚说，“什么也没有摔断。”
“后来的事情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了。”
“你照我说的，从火车上跳了下来，跳到了一条濠沟里，剧烈的震动使你晕了过去。博勃看你没有爬上来，他就让我看住马，自己滚下了斜坡。是他用手把你抱上来的。我们还以为你也许死了。多可怕，多难受！可你现在得救了。”
“那警察呢？”
“火车把他带走了。火车是不会停下来的。”
事情的主要经过，我已经清楚了。我环顾四周，发现那条黄狗正用卡比那样温存的眼神看着我，可是，它不是卡比，卡比是白的呀！
“卡比！”我喊了起来，“卡比在哪儿？”
没等马西亚回答我，这黄狗已经跳到我身上，舔我，它眼里流着泪水。
“这不就是嘛，”马西亚说，“我们把它染成黄的了。”
我回答了好卡比对我的爱抚，我搂着它吻了又吻。
“为什么要染上颜色呢？”我问。
“说来话长，我来讲给你听吧。”
但博勃没有让他讲。
“你来驾马，”博勃对马西亚说，“好好驾着。我要把车子安排一下，让它过卡子的时候不被人认出来。”
这是一辆在拱起的半圆形的铁架上撑着布篷的小马车。现在博勃把布篷退了下来，叠成四折，要我把这厚厚的布篷盖在身上；他把车上的铁架也拆了下来，放到车身底下；最后他自己回到驭座把马西亚换下来，要他也躺进布篷的下面。这样，博勃就把他的小马车完全改变了模样。布篷不见了，三个人变成了一个人。如果我们后面有人追赶，卡子上的人就会告诉他们，说刚才经过的那辆马车并不是他们说的那个模样，人们追踪的线索也就中断了。
“我们去哪里呢？”当马西亚躺到我身旁的时候，我问他。
“去小汉普敦，这是海边的一个小港口。博勃有个哥哥在那里当船长，那条船是跑法国的。他们要到诺曼底①的伊西尼②去收黄油和鸡蛋。我们这次终于得救——我们会得救的，那可全靠了博勃，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安排的。我这样一个可怜虫，我能为你做什么呢？是博勃的主意，把我的纸条用吹管送给你，让你跳火车；是他让他的朋友把马借给了我们；最后也是傅勃给我们弄到了一条去法国的船。你知道，要是你想搭火车走的话，肯定会被抓住的。你瞧，只要有朋友就什么都不用怕。”
①诺曼底：法国西北部旧省名。北临英吉利海峡，包括今海峡省、卡尔瓦多斯省和厄尔省。
②伊西尼：今法国卡尔瓦多斯省的一个城市，盛产黄油。
“那么卡比呢，是谁想的主意把它带着一起走的？”
“那是我。但把它染成黄色却是博勃的主意。我们把它从警察杰里那里偷出来以后，博勃说应该给它变个颜色不让别人把它认出来。检察官称赞的机警的杰里，这回就不那么机警了，因为他听任别人把卡比偷走竟丝毫也没有察觉。说真的，卡比一嗅出是我，其它的行动，不用我教，它自己都干了。再说，博勃很懂得偷狗的伎俩。”
“那你的脚呢？”
“差不多好了。我可没有时间去管它。”
在英国，赶车走路可不象法国那样随便，沿途都有关卡，你必须交一定数目的钱才能通过。当我们到达前面那个关卡的时候，博勃叮嘱我们不要出声，连身体也不要动。所以关卡人员看到的是一辆由一个人驾着的空马车。博勃跟他们开了几句玩笑就抖抖绳走了。
博勃以他扮演丑角的天才，这天晚上把自己化装成为一个农夫；就是最熟悉他的人，现在和这个农民面对面讲话，也决认不出他就是博勃。
我们的车子奔驰得很快，这是因为这匹马的脚力好，也因为博勃是个老练的驭手。但是奔驰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决定停下来让马喘口气、吃点草料；博勃把车子停在一片密林里，因为我们不敢找客栈。傅勃给他的马解下了马嚼子，把装满燕麦的马料袋挂在马脖子上。夜很黑，周围很静，看来不大有可能我们会在这里被突然抓回去。
我便向博勃走去，向他说了些异常感激的话表示道谢，但他不让我倾诉我对他的真诚的感激。
“您帮过我的忙，”他握了握我的手说，“现在是我帮您的忙。轮流嘛！再说，您又是马西亚的兄弟，对马西亚这样一个好小伙子，为他再多做点事情也是应该的。”
我问他这里离小汉普敦是不是还很远，他说还要走两个多钟头的路。他认为我们应该把时间抓紧，因为他哥哥的船期是每星期六开伊西尼，今天是星期五，而这几天的涨潮又都在清晨很早的时候。
我们重新躺在草堆上，重新躲在布篷底下。马已经歇过劲，它现在放开四蹄奔跑了起来。
“你害怕吗？”马西亚问我。
“也怕也不怕。我非常害怕再叫他们把我抓起来，但我觉得他们是抓不住我的。不过逃跑，这不等于自己承认有罪吗？我怕的主要就是这个。怕将来不好说清楚，叫我怎样再为自己辩护呢？”
“我们也想到了。但博勃认为应该尽一切可能，不让你出现在重罪法庭的被告席上。只要你在那个地方过过堂，就算你被宣告无罪，那也将是一个你一生休想洗掉的污点。我是一心一意只想把你带到法国去，所以博勃的主意我心里同意，但嘴里不敢说，我怕这个主意出得不好怎么办？”
“你已经尽力了，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我只有感激你才是。”
“什么也不会发生了。行啦，你放一百个心吧！火车停站后，看守你的警察还要打报告；可是等到他们布置好追捕的时候，时间早已过去很久，我们都跑出老远去了。再说，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去小汉普敦搭船。”
这是肯定的，只要没有人追踪我们，那当然万事大吉，搭上船去法国就是了。但我可不象马西亚那样有信心，认为火车停站的时候，警察就已经失去追赶我们的时间。危险就在这里，这种危险可能还是很大的。
不过，我们的马正被博勃有力地驾驭着，它正在这条荒凉的道路上快蹄奔驰。我们只看到迎面驰过来的车辆，并没有看到有人从后面赶上来超过我。我们经过的村子又都是静悄悄的，很少看到还亮着灯光的窗户。倒是有过几条狗，在发现我们快速经过时，曾在我们车后狂吠过几声。这一切都使我感到似乎可以稍稍放下一点心。在上了一段坡路以后，博勃把马车停下来，让马再歇息一阵。我们也从车上跳了下来，把耳朵贴在地面倾听动静。马西亚的耳朵比我们的要灵，他也没有听到有任何可疑的声音。我们在夜的阴影和寂静中，又继续往前赶路。
现在我们不是为了躲藏才待在布篷底下了，而是为了防寒。寒冷的海风已刮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用舌头舔舔嘴唇，尝到了盐味，我们快接近海边了。又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有一团亮光在有规律地一闪一灭。这是灯塔，我们到港口了。
博勃勒住马，慢慢地把它带进一条岔路，然后从车上跳下来．嘱咐我们拴住马，他自己要先去看看他哥哥是不是已经出发，我们是不是可以毫无危险地搭乘他哥哥的那条船。
博勃离开我们的那段时间究竟有多长，我不知道，但它使我感觉到很长，而且是太长了。当时我和马西亚都不说话，听着海浪摔碎在沙岸上的短促而单调的声音，这声音使我心神不定，马西亚和我一样，也哆嗦起来了。
“太冷。”马西亚低声对我说。
真是这样吗？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的车子飞快驰过草地的时候．曾看到过一些受惊的奶牛和山羊把头向石头和篱笆上撞去，我们当时也发过抖，难道也是因为太冷吗？
我们终于听见路上有了脚步声，也许是博勃回来了，我的命运就要决定了。
博勃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走近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伴着他；这个人穿着一件涂了漆的水手工作服，戴着一顶毛线织的帽子。
“这是我哥哥，”博勃说，“他很愿意你们搭他的船，他将带你们一起走。我们只好在这里分手了，没有必要让人知道我来过这里。”
我想谢谢博勃，他却打断了我的话，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
“别说这些了，”他说，“应该互相帮助，总有一天我们还会见面的。我非常高兴能为马西亚效劳。”
我们跟在博勃的哥哥后面向港口走去，很快走进了城里的僻静的街道。拐了几道弯以后，我们来到了一个码头，海风朝我们扑面吹来。
博勃的哥哥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手给我们指了指一条系着缆绳的单桅帆船；我们明白了，这是他的船。几分钟以后我们就已经在船上了，他让我们下到一个小舱里。
“我要在两个钟头以后才出发，”他说，“待在这里别作声。”
在他把这间小舱的舱门锁上的时候，马西亚不声不响地扑进我的怀里亲我，他不再发抖了。
第二部 第二十一章　天鹅号
博勃的哥哥走开后，有一段时间，船一直静静地停泊在那里；这时只听见风在船桅间啸响，浪拍打着船底发出汩汩的声音。但船上慢慢地开始热闹起来了。甲板上振荡着脚步的响声；缆绳被扔到了水里；滑车响了起来；锚链一会儿绕上，一会儿放开；人们在卷绞盘；帆在升起；船舵在叽嘎叽嘎地叫唤。突然，船先是朝左边倾斜了一下，接着就前后颠簸起来。我们上路了，我得救了。
开始的时候，船缓缓地、轻轻地晃动着；不一会儿，这种晃动变得又急又快，船体在打着旋儿往下降。突然，我感觉到有猛烈的海浪不断打在船的艏柱上或是右边的船舷上。
“可怜的马西亚！”我握着我的伙伴的手说。
“没有关系，”他说，“好在你得救了。再说，我早料到会这样的。当我们还在车上的时候，我看着那些被风吹得摇摇摆摆的树梢，心想到了海上，我们就要跳舞了。这不，现在真跳开了。”
就在这时候，我们的舱门打开了。
“你们愿意到甲板上去走走的话，”博勃的哥哥对我们说，“现在不会再有危险了。”
“哪儿更好受些呢？”马西亚问。
“躺着。”
“谢谢您了，那我就躺下。”
马西亚在船舱里躺下了。
“小水手一会儿会把你们需要的东西都送过来的。”船长说。
“谢谢您了，如果他能快点儿来就更好了。”马西亚回答说。
“已经发作了？”船长笑了笑问，他看出马西亚在晕船。
“开始好长时间了。”
我想留在他身边，他却打发我到甲板上去，反复说；
“没关系，好在你已经得救了。不管怎么说，晕船的味道还真不错。晕船能让我感到挺高兴，这可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
走上甲板后，我只有牢牢地抓住那粗大的帆索才能站稳。在很深的夜色里，人们的视线最远也只能见到眼前那片被海浪涌起的白色泡沫。就在这片泡沫上，我们的小船在滑进；它倾斜着，好象就要翻沉了；但它并没有翻沉，相反，它被浪头升举了起来，它在浪波上跳动着。西风吹着它，抬着它，把它推向前去。
我再回头看看陆地．现在码头上的灯光在雾气浓密的黑暗中变成了那么暗淡的一些小点；在我的眺望中，它们愈来愈微弱，一点接着一点地消逝了。我怀着愉快的获救的心情，向英国告别。
“只要风继续刮下去，”船长对我说，“我们今天晚上到达法国伊西尼的时间不会太晚。埃克利帕斯号真是一艘好帆船。”
在海上要整整待一天，甚至比一天还多。我可怜的马西亚，他还说晕船也会使他高兴！
时间在流逝。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好从甲板走到船舱，再从船舱走到甲板，来消磨我的时间。有一回我和船长聊天，他伸手向西南方向指了指，我看见一根高大的白色柱子映衬在蓝色的天空里。
“那是巴夫勒尔①。”他对我说。
①巴夫勒尔：法国海峡省城市，位于科唐坦半岛的巴夫勒尔角附近。
我迅速地冲下船舱，向马西亚报告这个好消息：我们看见法国啦！但是，从巴夫勒尔到伊西尼，路程还很远；因为在进入维尔河和洛尔河之前，要绕过整个科后坦半岛②。
由于埃克利帕斯号靠伊西尼码头时天色已经晚了，船长同意让我们在船上再住一夜，所以我们是在第二天早上对他表示应有的谢意后向他告别的。
②科唐坦半岛：法国西北部突出于英吉利海峡的部分。
“你们什么时候再想回英国，”他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说，“埃克利帕斯号将随时为你们效劳。我们每星期二从这里出发。”
这是个慷慨的建议，但我们却无意接受，马西亚和我各有各的苦衷，都不想那么快重渡英吉利海峡。
我们在法国上岸时只剩下身上穿的衣服和我们的乐器了。多亏马西亚是个细心人，他把我撂在博勃帐篷里的竖琴也带进了马车；但是我们的包裹和包裹里的所有东西，都还在德里斯科尔家的车子上，这使我们很为难，因为没有衬衣和袜子，尤其没有地图，是没法重新过我们的流浪生活的。幸好马西亚还有十二个法郎的积蓄；我们帮博勃和他的同伴们演出时曾分到过二十二个先令，也就是二十七法郎五十生丁，这笔钱也还没有动用过；这两笔钱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两人现在身边的全部财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差不多四十个法郎。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很可观的了。在我遭遇横祸的时候，马西亚曾经想过，要把这笔钱交给博勃，作为帮助我跳车脱逃所需的费用。博勃不要。他说为朋友效劳是不能要钱的。
我们离开埃克利帕斯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个旧军用包、两件衬衣、两双袜子、一块肥皂、一把梳子、线团，钮扣、针和一件当时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最有用的东西，那就是一张法国地图。
事情确实是这样，我们人是到了法国，但是该去什么地方，该顺哪条路走，该朝哪个方向走，我们还全然无知。
这就是我和马西亚离开伊西尼走上拜依约①大道时一刻不停地讨论着的问题。
①拜依约：法国卡尔瓦多斯省市镇，位于康唐坦半岛上。
“我嘛，”马西亚说，“朝左或者朝右走都行，我可说不上该走哪条路更好，我只有一个要求。”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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