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大多数中国人最感窝心的时间：晚清，慈禧太后当政的时候。
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大多数中国人最感耻辱的地点：租界区。
在这个最窝心的时间，最耻辱的地点，有几个愤青和愤中们在租界区正忙活着开办报纸，他们在一份叫做《苏报》的无名小报上大肆发表煽动性言论，其愤青程度是现代的counterparts绝对不敢想像的，最后居然在报纸上对当朝天子指名道姓骂大街，说出什么“载湉小丑”这样的话来！这个“载湉”可不是阿猫阿狗，人家是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一看，嘿，欺负人也没有这样的啊，古往今来的皇上们哪有受过这种待遇的！怎么办？当然要严办！于是下令地方官府，迅速逮捕《苏报》一干人等！
《苏报》这些愤青、愤中们都是些什么人呢？其实没有一个不是我们现代人耳熟能详的：有蔡元培，有邹容，有章士钊，骂光绪皇帝是小丑的那位仁兄更不是什么无名小辈，乃是堂堂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他老先生的书现在还有不少读者呢。
这案子派到江苏地方长官俞明震头上，俞大人一捉摸：我们官僚机构向来是以办事效率低下著称的，这次自然也不能例外，对了，还有件事要记得：先把风声放出去，然后再抓人。
风声吹了又吹，鞋带系了又系，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一众官差终于以春游的速度抓人来了。
抓蔡元培，没抓着；抓章士钊，又没抓着；正走着，却见章太炎老远迎过来，一脸焦急：“官差大哥，我这些天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把你们给盼来啦！”
官差们一愣：“你是谁呀？”
“我就是你们要抓的章太炎啊。”
“嗯，你就是章太炎？长得不像啊。走走走，别给我们捣乱！”
“我真是章太炎！”
官差头领过来了：“你要真是章太炎，那我就考考你，早听说章先生学问大，你要是真的，肯定答得出来，要是答不出来，那你就是假的，到时候可就别跟我们再纠缠了，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
“哎，也好，官差大哥只管出题！”
官差头领点点头，厉声喝问：“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在水中一冲一冒，二人打赌江边瞧——哼哼，考考你，这是什么？”
章太炎一乐：“嘿，这是和尚洗澡。我答出来了，你们快抓我走吧！”
“好学问！”“好学问！”官差们连连赞叹，没办法，也只好带着章先生回衙交差，这可让俞明震吃了一惊：“派你们去抓人，你，你们还真抓来了？”
官差们连忙报委屈：“大人，您就体谅体谅我们吧，名单上那么多人，我们可就只抓来一个呀。都怪我们办事不力！可话说回来，就这一个也是他自己硬往枪口上撞，推都推不出去！”正说着，门口有人来报：“外边有个自称叫邹容的，说是投案自首来了。”
俞大人白眼一翻，气不打一处来。
可既然已经有两名嫌犯到案了，没办法，那就审吧。在列强的压力之下，这案子没让清政府单独审理，而是在租界区的法庭上由清政府的代表和洋人法官共同审理。我们以小人之心揣度一下，说不定章太炎和邹容正是看准了这点才从容归案的。
庭审开始了，章太炎该怎么给自己辩护呢？想他漫骂当今天子，那可是白纸黑字，证据确凿，以清政府的手段，就算是清白之身都能以冤案入罪，更别提当真铁证如山了。
章太炎能翻案么？
章先生不慌不忙：“不错，《苏报》上的那篇文章确实是我写的，我是写了‘载湉小丑’，可是，我并没有辱骂皇上啊！冤枉啊！”
“啊？！你自己都承认了，还喊什么冤枉？！”
章太炎理直气壮：“我当然冤枉！我的确写了‘载湉小丑’，可你们分明错会了意，‘小丑’这个词是指‘小孩子’，什么时候成了骂人的话了？真是岂有此理！别急，且听我慢慢考据——”
别以为学古文、读旧书只能把人读成孔乙己，也别以为训诂、考据之学都是枯燥无聊又不好找工作的学问，这些东西在关键时刻可是真能救命的！章太炎在法庭之上，引经据典，舌璨莲花，考证“小丑”一词的本义，最后得出结论说：“‘小丑’的意思是‘小孩子’，怎么能说是骂人的话呢？”
原来说别人是“小丑”不算骂人？！庭上众人面面相觑，虽然有心反对，可在考据问题上谁又能辩得过章太炎呢？
——这就是当年“苏报案”的一段轶闻，告诉我们小丑不是小丑。那么，我们此时回过头来再看看“公孙丑”，是不是就得重新掂量一下了，也许这位公孙丑同学并不丑呢？既然“小丑”的意思是“小孩子”，那“公孙丑”的意思就应该是“公孙宝宝”了？
呵呵，其实，这个推论并不成立。
错在哪里呢？
错在简体字上。
不要轻信简体字·古人怎样起名字
现在，有些人读古籍绝对不选简体字的版本，只挑那些繁体竖排的来看，还有些人更加极端，甚至呼吁要恢复繁体字。虽然有人觉得他们迂腐，但这些人谁也不是笨蛋，至少智力水平并不在我们一般人之下，他们这样说、这样做，肯定是有他们的道理的。现在讲的这个“丑”字恰好就是比较能够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
“小丑”的“丑”字是一个简体字，如果用繁体字来写就是“醜”。在用笔写字而不是用电脑打字的年代里，把笔画如此复杂的“醜”字简化为“丑”，确实是功德无量的。但是，这样一来，新问题就出现了：在古代，既有这个“醜”字，也有这个“丑”字，它们本是意思完全不同的两个独立的字，谁也不挨谁。但在简体字里，繁体的“醜”被简化为“丑”，而繁体原本的“丑”字却维持原来的样子不作变动。于是，繁体字里的两个不同的字到了简体字里却变成了同一个字，所以，在用简体字编纂的古籍当中，“丑”字有时是指“醜”，而有时又是指“丑”，这在现代读者看来，就容易产生误会了。
这两个“丑”字的本字各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一个人相貌丑陋，那就是“醜”，而天干地支里“子丑寅卯”的“丑”字才是古文“丑”字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如果阅读繁体字的古籍，既会遇到“醜”，也会遇到“丑”，两个字的意思完全不同，“子丑寅卯”不会写成“子醜寅卯”。公孙丑的“丑”可不是被简化了的“醜”字，而是在古文里仍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子丑寅卯”的“丑”。
现在明白了吧，公孙丑的爸爸不是笨蛋，笨到会给儿子起一个“醜”名字。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现在的父母们给孩子起名字，哪一个不是抱着一摞字典辞书绞尽脑汁呢？中国人起名字通常都很讲究的，名字用的字都是很有意义的。
现代人如此，古人也是如此。《左传》里就记载着好几个起名字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很有说明意义：鲁国的国君鲁桓公生了个大胖小子，高兴坏了，搞了一大堆复杂的仪式来庆祝，但马上面临的问题是，该给儿子起名字了。可怎么起呢？想弄一套《辞海》翻翻吧，这书当时还没出版，这可怎么办？那就找个文化程度高的老先生咨询咨询好了。这一找，就找到了申繻。
申繻确实有学问，对鲁桓公说：“给孩子起名字的规矩呀，是这样子滴——”
——暂停！
咱们先别管申繻怎么说，先想一想，如果是我们现代人来想像祖先的古老智慧，我们猜猜申繻会怎么说。
按照我们很“现代”的一些想法，不少人肯定会这么想：先算算这孩子的生辰八字，排五行、推四柱，名字用的字要算清楚吉利的笔画，等等等等。
可是，在《左传》的年代，或者说是在春秋时代，还没有这套讲究呢，起不出“闰土”那种名字。所以，申繻的回答里并没有什么玄的虚的，反而实际得很。他说：“起名一共有五种方式，分别是信、义、像、假、类。”紧接着，申繻就开始一一解释：所谓“信”，就是用孩子出生时的某一种情况来起名，比如说生下来一个二十斤的大胖小子，就可以按这个规矩起名叫“胖墩儿”；所谓“义”，就是用吉祥的字眼来起名，比如贾老爹一直想发财，就可以给孩子起名叫“贾美钞”，等等等等。看来很自由哦，那么，起名有什么要忌讳的没有？
要说起名的忌讳，现代人的忌讳可多了去了——别说给孩子起名字，就连电话号码、手机号码都有一大堆忌讳。《左传》时代起名字也有忌讳，却和现在大大不同。申繻说：“一般要忌讳这么几种情况：孩子的名字不要用国名、官名、山川名、疾病名、牲畜名、器物名。”
严格说来，申繻所谓的“忌讳”其实是“避讳”，这些避讳是大有道理的，又是很实际的，如果名字犯了避讳，实在是麻烦得很。眼下要起名的这个孩子将来很可能就是鲁国的国君，按照避讳的规矩，如果这孩子起名叫“部”，将来等他继了位，那建设部、铁道部这些机关单位就都得改名，比如改成建设省、铁道省什么的；如果这孩子起名叫“鼎”，那周代最常见的青铜器“鼎”在鲁国就不能再叫“鼎”了，就得改名，比如叫“锅”；如果这孩子起名叫“泰”，那泰山就不能再叫泰山了，比如改成武夷山，等后来人们发现南方已经有一座武夷山的时候，再分别叫它们南武夷、北武夷……这种糗事不是没发生过，晋僖公、宋武公、鲁献公等等前辈都曾在起名字的时候出过这种乱子。
申繻摆事实、讲道理，一番口舌之后，鲁桓公说：“嗯，那就这样吧，这孩子出生的干支和我是一样的，那就叫‘同’好了，取‘和我相同’的意思。”
《礼记》之类的书里还说：孩子出生三个月大的时候由父亲给起名字，这时起的是“名”，男孩子长到二十岁的时候要行冠礼——就是往头上扣个帽子，这是古代男孩子的成人礼。刚刚成人的男孩子直到这时候才有了自己的“字”，从此之后，大家就不再称呼他的名，而改为称呼他的字了。——这背后的道理是：名是很尊贵的，不能随便乱叫。我们看古人互相称呼，比如在大街上你看见关羽了，跟他打招呼，你应该叫他一声“云长兄”，不能直眉瞪眼地喊他“关羽”，还有，“小关”和“羽哥”之类的现代式称呼也不能用。当然，如果你们不熟，你还是叫人家“关将军”比较好。
再往前追溯一下，据说商朝人流行用生日起名，所以我们看到商朝那些国王的名字都是太甲、武丁什么的，都是甲乙丙丁，这或许也是排行，说不准。前辈学者研究出土的青铜器，就是这样按铭文里的人名来判断哪些属于商代、哪些属于周代的。可这种划分真的准确吗？后来又出现新资料，发现周人起名也有这个使用甲乙丙丁的传统，这可麻烦了，比如和王国维恩怨纠缠了一辈子的那位罗振玉，整个儿一部研究青铜器的专著就这样被人釜底抽薪了。
——虽然有些问题还说不清，但这大体上就是当时的古人起名字的讲究。这样看来，公孙丑之所以起名为“丑”，或许是因为他生在丑时吧？总之，不是因为他爸爸嫌他长得丑。
《孟子》一共七篇，第一篇“梁惠王篇”已经在上一本书中全部讲完，这本书是来讲解第二篇“公孙丑篇”的。说到现在，《孟子》的正文还一句都没出现呢，单是“公孙丑”的一个“丑”字就已经费了这么多篇幅，呵呵，是不是很气人呢？
别急，更气人的事还在后边呢。
公孙和公孙先生
公孙丑是齐国人，按现在的地理区划，和他的导师也算是半个老乡。《孟子》的这一篇，就是以公孙丑的一句事关祖国的问话开始的——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公孙丑问了导师一个问题：“如果您老人家在齐国掌了大权，能不能再现管仲和晏婴的功业呢？”
孟子最听不得这种问题，当即把脸一沉，闷声道：“谁的功业？”
公孙丑一愣，不知道哪里惹到导师了，赶紧诚惶诚恐地回答：“学生是说，管仲和晏婴。”
孟子脸色越发阴沉：“公孙先生——”
“学生在！”
“本府问你，你与这管、晏二人有何瓜葛？你且从实讲来！”孟子话音才落，手中惊堂木在桌案之上重重一拍，吓了公孙丑一个激灵。
公孙丑赶紧答道：“学生不敢有半点隐瞒，这二人和学生一样，也都是齐国人，不过呢，他们早就死了好多年了。他们生前都是齐国的国家总理，齐国能走向繁荣富强全是靠了这两个人。”
“哦，”孟子点了点头，“你是说，这二人早就死了好多年了？”
“不错，这事谁都知道啊！”公孙丑一边抹着额头的冷汗一边说，心里还捉摸着：导师这是怎么了？
“啪！”一声惊堂木的脆响打断了公孙丑的思路。只见孟子把头向前一探，二目圆睁，厉声喝道：“公孙先生！”
公孙丑赶紧回答：“学生在！不知包大人有何吩咐？”
孟子冷笑一声，阴沉沉道：“这二人的死与你有何瓜葛？”
“啊——？！”公孙丑当时就一个屁蹾儿。
只听孟子冷森森的声音向两旁喝道：“王朝，马汉！”
公孙丑两眼一黑，心说：“完了，下一句就该是‘狗头铡伺候’了。”可等了一会儿，却不见动静，睁眼一看，见导师笑呵呵地望着自己：“瞧给你吓的！你可是咱们这回书的主人公呢，哪可能才一上场就挂掉呢！”
公孙丑疑真疑幻，好半天才长吁一口气。
孟子说：“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吓唬你么？”
——暂停。
有人发现了没有，我前面这几百字里，犯下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不错，孟子当然不可能招呼王朝、马汉，可这属于修辞问题，不属于知识硬伤。我说的是，我这段文字里出现了一处硬伤。
这个硬伤就是：孟子不可能招呼“公孙先生”。
有人一定觉得奇怪：如果孟子招呼王朝、马汉不算硬伤，为什么招呼公孙先生却算是硬伤呢？
我前文说过，我都开场半天了还没碰到《孟子》正文，只是讲了“公孙丑”的一个“丑”字，实在可气，而现在，更可气的是，我还得把《孟子》正文再放一放，再花些篇幅讲讲这个“公孙”。（想像一个类似的情况：课堂上，语文老师说：“同学们，我们今天来讲高尔基的《海燕》，第一节课讲‘高’，第二节课讲‘尔’，明天和后天的课来讲‘基’……”）
——回过头来，我们知道，包公身边那位公孙先生复姓公孙，单字名策，我套用包公招呼公孙策的场景来写孟子招呼公孙丑，分明是把公孙丑当成是复姓公孙单字名丑了，这就大错特错了。
难道公孙丑不是复姓公孙吗？
——当然不是。
那个时代的人，称谓是非常复杂的，怪里怪气，很难搞懂。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很爱看小说，深深体会读苏俄小说的障碍是最大的，为什么呢，人名实在太复杂了，出版社往往需要单独印一张人名索引表夹在书里，读者要是读着读着搞不清谁是谁了，就得拿索引表来对照一下。孔孟时代的中国人名，其复杂程度丝毫也不亚于苏俄小说。
话说回来，“公孙”如果不是复姓，那是什么呢？
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当时的一个大贵族，姓张，生了个大胖小子，起名叫“牙”，如果按照现代社会的称谓习惯，别人应该管你儿子叫“张牙”，可在当时，很少会把姓和名连在一起称呼。那怎么称呼你儿子呢？他是你家的贵公子，所以叫“公子牙”。等你家这位公子牙张大了，讨媳妇了，给你生了个大孙子，起名叫“恨水”，大家不会叫他“张恨水”，而是叫他“公孙恨水”，这就是“公孙”的来历。
这类称呼，除了“公子”、“公孙”之外，常见的还有“王子”，叫“王子某某”的一般都是周天子的儿子。还有很多种称谓，有体现排行的，有体现封邑的，有的在某一代上获得了赐姓，有的在某一代上以封邑为氏，女人的称谓又是一类，等等等等。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在中国，姓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人们有那么重的家族观念，所以，什么老张家、老王家的，谁家都搞家谱，认祖归宗热闹着呢，可孔孟这时候的人怎么对姓好像不大重视呢？
其实，当时的人倒也没有对姓不重视，要知道，习俗毕竟是慢慢演变的，不过，在当时的社会里，男人更看重的是“氏”，而女人更看重的则是“姓”。
姓氏姓氏，很多人以为姓和氏是一个东西，或者以为，姓就是姓氏的简称。其实不是的，姓和氏本是两个东西。简单来说，氏比姓小，一个姓里会分出若干个氏。你要是在鸡尾酒会上结交一位贵公子，一定要把他的“氏”搞清楚；你要是讨老婆，就必须弄清老婆“姓”什么——如果你是张姓、展氏，你看中的姑娘虽然不是展氏，却和你一样姓张，那你们这门婚事就算吹了，因为周代的人是有“同姓不婚”的规矩的。当然，铁桶般的习俗也限制不了火热的爱情，当时也确实有过个别人娶了同姓的女子，可结果搞得很是遮遮掩掩的不敢见人。
关于姓氏的内容，要一下子讲清楚了还真不容易，既然先遇到了公孙丑，就先把“公孙”交代清楚，后文当中还会有不少古怪人名陆续出现，那就随见随讲好了。
书接上文。
孟子说：“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吓唬你么？”
“啊——？”公孙丑摇了摇头。
孟子“嘿嘿”一笑：“我最讨厌听人提什么管仲了。”
提醒大家一下，在上回书里，齐宣王第一次见孟子的时候，就想听他讲讲齐桓公的事，孟子当时就给撅回去了，说：“我们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没人尿他们那壶！”而管仲就是为齐桓公打天下、成就春秋霸业的一代名臣。所以，别人是提齐桓公的事也好，提管仲的事也好，其实都是一回事。上回书还讲过，齐桓公和管仲走的政治路线是“霸业”，而孟子提倡的却是“王道”，所以呢，跟孟子提霸业就等于在老红军面前夸资本主义，那是叼着香烟往火药桶上撞。
孟子接着该给公孙丑摆事实、讲道理了。
孟子说：“你们齐国人啊，就知道管仲和晏婴。我给你讲一段咱们儒家的历史，你认真听着。”
“嗯。”公孙丑赶紧拿出小本本准备记录。
孟子说：“当年有人问过曾西：‘您跟子路比，谁更贤能啊？’这话把曾西问得有点儿紧张，他说：‘连我爷爷生前都对子路又敬又怕，我哪能跟他老人家相比啊！’那人又问：‘那您要是跟管仲比呢？’”
孟子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大大地伸了一个懒腰。
“嗯——？！”公孙丑着急了，“老师您别卖关子啊，曾西到底是怎么说的啊？”
我给孟子辩解一下：这倒不是他老人家要卖关子，而是一下子出场人物太多了，这个曾西是谁，他爷爷又是谁，子路又是谁，前面说的管仲和晏婴到底又都是怎么回事？这些内容，我得先插进来交代一下。
宁死也不能坏了规矩
从辈分上论，曾西他们一大家子都是孟子的师叔祖。
咱们不少人可能都没听说过曾西，这很正常，因为曾西的名头其实不算很大。可要说起他的爷爷，那可是儒家第二代领导人当中一位响当当的角色——他自然也姓曾，单名一个“参”字，人们尊称他老人家为“曾子”，马三立常说的“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摺上’”，说的就是这个曾子。
儒家第二代弟子都是直接受教于孔子的，这些人当中，在当时最牛气冲天的人物当属子路，而在后世名气最响的却一个是颜回，一个是曾子。
曾子对中国“礼仪之邦”的建设出力很大，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他的这一事迹在《礼记》里被记载下来，传为后人学习的榜样。现在，我们也来认真学习一下曾子的榜样——
曾子生病了，病情很严重。一天晚上，曾子的儿子和学生正守着他老人家，一个小童（应该是照顾曾子的）在旁边随口说了一句的话：“这席子的质地可真好，一定是大夫用的细竹席吧？”
此言一出，就如同半天突然打了个霹雳，在场所有的人心脏都重重地一跳，紧接着，有人脑门儿冒冷汗，有人的衣服后襟上全湿透了。屋子里，所有的声音一瞬间消失一空，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过了也不知多久——也许很久，也许只是片刻——不知是从谁头上滴落了一滴汗珠，在极近的近镜头前以3D的效果无声地向下飘落，镜头推进，在汗珠即将落地的时候，镜头重复了三次，终于，那汗珠可算落地了，一落地便和地面碰撞出惊人的巨响。这一刹那，仿佛豪华影院的低音炮效果开到最足，把地面都带得震动起来。几百公理外的城市都感觉到了这巨大的异常，有人遥望远方，问同伴：“那是什么地方？”同伴回答：“那是通古斯！”……小孩子随口的一句话，竟然产生了这样夸张的威力。
什么话能有这样大的威力？
威虎山上，小炉匠看见了杨子荣，惊呼一声：“这不是少剑波手下的共产党么！”
楼顶，梁朝伟拔出手枪，对刘德华说：“我知道你是卧底！”
可眼下，这小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看着曾子身子底下的席子光滑可爱，便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而已。
小炉匠为自己的话付出了生命。
梁朝伟为自己的话付出了生命。
幸运的是，这个小孩子并没有为自己的话付出生命——为这句话付出生命的是大圣人曾子。
曾子转了转病重的脑袋，突然醒觉：“对呀，我躺的这席子是大夫才能用的席子，我不够这身份，我超标了啊！”
房间里的各位面面相觑，都知道这下可坏了。
曾子连忙挪动着身子：“快扶我起来，把这席子给换掉！”
曾子的儿子哭丧着脸：“老爸，您都病成这样了，一折腾准得咽气。我看不如您先这么躺着，明天早晨再换。到明天早晨您一糊涂，说不定就把这事给忘了，然后就接着躺着好了。”
“嗯——？！”
“哎呦，不好，我怎么说漏嘴了？！”
曾子大怒，大声说：“君子爱人重在德行，小人爱人姑息纵容，你不让我换席子，就是姑息纵容，就是小人！不行，我不干！非得换！我就算死，也不能坏了‘礼’的规矩！”
大家一看，老头子坚持原则，没办法，那就换吧，于是抱头的抱头，抬脚的抬脚，可算把席子换下来了，正要把曾子搀回去躺在不超标的席子上，老人家已经没气了。
——这就是曾西的爷爷，曾子，“礼仪之邦”的第一楷模。如果我们现在部级、局级、处级等等官员住的房子、坐的车，乃至夏天睡觉的凉席都严格符合国家规定而不超标的话，那曾子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安慰的。等我们全国上下真的做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才基本上有资格说我们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
我们再来看看被曾子又敬又怕的这个子路是什么人。
孔子的学生们号称“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这里边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而且，什么岁数的人都有。如果这些人坐在一间教室里上课，那场面就像有学生一起参加的家长会。
子路就不像个学生，而更像个学生家长，他的年纪比孔子只小九岁。
如果从《论语》里来看，子路和颜回正好是两个相映成趣的形象。颜回穷得吃饭都成问题，但一心向学，性情又温文尔雅——我觉得这恐怕一方面是因为人穷底气弱，另一方面因为一个人要总是饿着肚子也自然不会强横起来，但孔子很喜欢他，觉得颜回能做自己的传人；子路性格粗豪，有点儿像鲁智深，而且钱多本领大，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也是个有点儿能力呼风唤雨的人物，当真是建过功、立过业的。孔子虽然对子路的评价远不如对颜回的评价为高，但孔子这一生得力于子路之处极多，得力于颜回之处却似乎绝无仅有。
管仲最像人·最佳损友
再说管仲。
管仲这人是很值得详细介绍一下的。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符号型的人物。所谓符号型，是说这类人已经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多姿多彩的人了，而是具有着鲜明的代表性，代表人类的某一种特定的情操、道德取向或者性格特点等等。比如，一提秦桧，那就是要说汉奸了；一提李广，那就代表着有能力的倒霉蛋儿；还有什么西门庆、潘金莲等等，大都如此这般。
那么，管仲是什么符号呢？
——他是功利派的符号。渴望建功立业的人往往会拿管仲来作为自己的偶像，比如，诸葛亮在南阳隐居的时候，邻居们在床头贴的海报都是玛丽莲·梦露和麦当娜，可人家诸葛亮床头贴的却全是管仲同志——唉，因为语义的变迁，我还得澄清一下，我这里所说的“管仲同志”，取的是“同志”一词的本意，意思是诸葛亮认为自己和管仲是志同道合的人，期许自己将来也能成就管仲一样的事业。
可在儒家眼里，管仲却是两千年来的头号假想敌。孔子对管仲的感觉很复杂、很矛盾，孟子却已经全然看不起管仲这厮，后儒们在这一点上更是变本加厉，谁要是崇拜管仲，他们就得跟谁急眼。于是，管仲变成了“管仲路线”，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谁要走管仲路线，就等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走资本主义路线，谁要是为管仲说话，那就是公然与正统儒家为敌——凡是管仲的朋友，都是我们的敌人；凡是管仲的敌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可是，无论管仲多像一个符号，可他毕竟还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通观管仲的一生，是一个“人”的一生，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说，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活得最像人的少数一些大人物之一。
我所说的“活得最像人”，这个“人”字饱含着文艺复兴时期里“人”的涵义。我们看到，孔子不大像人，他是圣人；孟子也有点儿不像人，他是亚圣；后儒们一个比一个更不像人。在这些不像人的人的相形之下，管仲实在称得上是一个“人”。
我这段话有点儿绕嘴，不过别急，听我慢慢讲来。
管仲年轻的时候，日子并不好过，但好在他有一个最好最好的朋友，叫鲍叔牙。他们两人的交情实在是太好了，好到流传成了一个成语——“交同管鲍”，或者叫“管鲍之交”，的确，如果没有鲍叔牙，也就没有后来的管仲。
两个人既然交情这么好，是不是联手做点儿什么事才好呢？俩人一商量：那就一起做买卖吧。
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个常识，咱们中国人是没什么诚信的，朋友之间绝对不能一起做生意、一起开公司。这个道理不仅在现代社会是个道理，拿到两千多年前也一样是个道理；不仅在狐朋狗友之间是个道理，拿到“交同管鲍”这个中国两千年来的友谊典范的源头哪里也一样是个道理。管仲和鲍叔牙联手做生意，开始做得还不错，真赚了点儿钱，等到分红的时候，鲍叔牙豪爽地说：“咱兄弟之间没话说，二一添作五！”
管仲点点头：“对，咱哥儿俩比亲兄弟都亲，就听哥哥的，二一添作五。”
鲍叔牙把钱一算，两人一人一半。刚刚分完，管仲突然说：“哥哥哎，你先等等，我这儿还有点儿打车的发票没报销呢，都是当时跑业务打的车。”
鲍叔牙非常爽快，大手一挥：“那就赶紧报啊！”
管仲一回身，搬出一个集装箱来：“哥哥哎，你算算吧，车票都在这里呢。”
等第三天晚上鲍叔牙才把账算完，管仲一个月打车累计行程两万五千里，花的钱比本地三大出租车公司一年流水的总和还多。鲍叔牙叹了口气：“怪不得中东的油价要涨呢！”
分红完毕，两人接着做买卖，生意仍然不错，没过多久又该分红了。照旧，还是二一添作五。算完之后，管仲说了：“哥哥，我最近加班可加得厉害，按咱们公司的新章程，得给我加班补贴呀。”
鲍叔牙一听，嗯，在理，难怪最近总看见管仲夜里留在公司连看A片带值班的，眼睛都熬红了，累得还经常流鼻血，腰膝酸软、气血两亏，实在辛苦得很，该多拿点儿钱，也好买点儿万艾可补补身子。管仲拿出来加班单子，鲍叔牙算账，这一算，管仲三个月来连续加班四千三百二十小时！好家伙！鲍叔牙看着这个数字，不禁万分感动，心说：我这兄弟真是太辛苦了，这钱他该拿！
第二天，鲍叔牙还把管仲的加班情况向公司的全体员工做了通报：“大家都学学人家管仲，不怕苦，不怕累，一心为公司做贡献，三个月累计加班四千三百二十小时——我这可不是瞎说，是拿数字说话，你们都学学人家，看人家这加班加的，平均每天得加——嗯？！——平均每天加班——平均每天加班四十八小时？！”
第三次分红的时间到了。鲍叔牙把钱往地上一堆，管仲看了看：“哥哥，咱们还是老规矩，二一添作五？”
鲍叔牙看了看管仲，清了清嗓子，半晌才说：“兄弟，你有什么要报销的没有，先说，呵呵，先说。”
管仲一笑：“没什么要报销的。”
“哦，”鲍叔牙缓了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接着又问了一句，“那，加班的单子有没有？先拿出来，呵呵，先拿出来。”
管仲又是一笑：“没有，最近一直朝九晚五，很规律的。”
“哦，”鲍叔牙又松了口气，停了停，还觉得有点儿不放心，又小心地问了一句，“兄弟，别嫌哥哥多心，嗯，你还有没有什么……哦，这个，这个那个——”
管仲还是笑：“哥哥你这是怎么了，我这回什么都没有，既没报销票据，也没加班单子，其他的也都没有。”
“哦，”鲍叔牙这才如释重负，“那，咱们就分红了，二一添作五。”
桌上一堆钱，两人一人一半。刚刚分完，管仲轻轻说了声：“我说哥哥——”
“咕咚！”鲍叔牙一头栽倒在地。
管仲连忙把鲍叔牙扶了起来，非常诧异地问：“你这是怎么了？”
鲍叔牙带着哭腔：“兄弟，你说，还有什么你就赶紧说了吧，要不然哥哥我这心里就一直悬着。”
管仲又好气又好笑：“哥哥，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什么事都没有，你就安下心来好了。”
“好，好，”鲍叔牙颤巍巍地答应着，晃悠了一会儿，看管仲真不再说什么了，这才拿上自己那一份钱，回家去了。
三天之后，管仲正在家里吃消夜，只听见外边“咚咚咚”有人敲门。
大半夜的，这会是谁呢？管仲开门一看，只见鲍叔牙手里提着一个袋子，满头是汗，一见管仲，话还没来得及说就先把那个袋子塞到管仲手上。管仲接过袋子一摸，嗬，里面全是成捆的大钞。鲍叔牙这才说话：“兄弟哎，这三天我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总惦记着你什么时候会找个辙再划拉我一笔钱去。你越是不说，我心里就越是不踏实，这不，干脆我直接把钱给你送来算了，这我才算踏实了！”
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多拿钱走，鲍叔牙也总是毫不介意。有人就问鲍叔牙：“像管仲这种朋友你还跟他合作什么呀，轻则绝交，重则找黑社会做了他！”
可鲍叔牙说：“这不能怪管仲，他家里有老妈要养活，他老妈嘴又刁，平时非得吃什么醋溜人参、鹿茸炝炒何首乌之类的菜，管仲是个孝顺孩子，所以多拿点儿就多拿点儿呗。”
可管仲虽然总是多拿钱，他也真能替鲍叔牙出主意。管仲后来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才，在生意场上出点儿主意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
这一天，管仲来跟鲍叔牙说：“哥哥，咱哥儿俩支个汽油桶卖烤白薯也有些日子了，最近呢，公司这个财务报表可不大好看，净资产回报率在走下坡。所以，我这两天就一直在研究白薯进销存的曲线图和柱状图，试图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鲍叔牙精神一振：“症结在哪里？”
管仲好整以暇地说：“我觉得，咱们要管理一整个汽油桶和每天好几十块白薯，仅仅靠原始经营方式是无法做到细化管理的。咱们只有按照杰克·韦尔奇的‘六西格玛’理论来控制管理、控制质量，这样才能让咱们的企业在这条胡同里有足够的竞争力。”
“啊，”鲍叔牙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那你说怎么办？”
管仲一咬牙：“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咱们花点儿钱，从国外引进一套现在正流行的ERP管理系统，我听说咱们山东本地的青岛啤酒他们公司就用这套东西，一年能节约成本几千万下来！”
“这么厉害啊！”鲍叔牙两眼睁得大大的，随即一拍大腿，“听你的，就这么定了！”
过了一段时间，管仲又来找鲍叔牙了：“哥哥，根据ERP系统的分析，又根据‘六西格玛’理论，我终于发现了影响咱们企业效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那还不快说说！”
“我最近又研究了菲利普·科特勒的《营销管理》，对了，菲利普·科特勒，你知道他么？”
“？？？”
“哦，他可是市场营销问题的专家！他的书里说，产品要想卖好，就一定要根据产品特点来制订销售策略，所以，这个理论应用到咱们企业——”
“快说啊！”
“咱们产品的特点是：烤白薯一定得趁热卖，放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倒——”
就这样，管仲给鲍叔牙出过不少主意，可事实证明，这些主意里边没有一个不是馊主意。有人就问鲍叔牙：“管仲这是什么脑子啊，你要是听他的，早晚得赔到倾家荡产。”
鲍叔牙说：“这怎么能怪管仲呢，他出的可都是货真价实的金点子，之所以都没成功，那只是因为时机不对罢了。”
管仲可能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算了，不做生意了，去考公务员吧，这世上就这一种金饭碗了。于是，管仲弃商从政，做了一名小小的公务员。坐在办公室里，管仲这才长长地吁了口气：“可算熬出个开始了！”可是，人要是不顺，做什么都不顺，管仲做过三次公务员，三次都以被辞退收场。管仲心里这个气：“靠，谁说公务员是金饭碗，我还一个钱没来得及贪呢，就被炒了！”这时候，旁边有人冷眼看着管仲，对鲍叔牙说：“瞧你那朋友，什么人呐，怎么做什么都不成呐！”
鲍叔牙倒不在意：“这怎么能怪管仲呢，他被辞退不是因为他能力不强，而是因为领导眼瞎！”
管仲还参过军，打过仗，每次都是雄纠纠、气昂昂，跟着大伙一起出发，每次又都是走到一半就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自己悄悄溜回来了。又有人对鲍叔牙说：“瞧你这朋友，狗熊一个！”
鲍叔牙说：“这怎么能怪管仲呢，他可不是狗熊，他只是不愿意在那种无谓的权力斗争中给别人当炮灰，更何况他家里还有老妈要养活呢！”
——各位读者，看看人家鲍叔牙，多了不起，要是换了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处在他的位置上，恐怕早就和管仲绝交了。
那么，这令很多人都会大跌眼镜的所谓“管鲍之交”真的如此吗？
——历史上的很多事情我们其实都是弄不清楚的。这一段记载见于《史记》，按说司马迁不是个满嘴跑火车的人，再查查其他史料，哦，《吕氏春秋》里早就这么写了。可是，有人就是不信，考证出管仲的老爸是齐国大夫，所以，管仲可是生长在一个贵族家庭的，贵族家的公子爷怎么可能出去经商呢？要知道，在那时，商人的社会地位可是非常低贱的啊，而且商业还基本属于官营，虽然不是没有官商的例子，但那到底是非常个别的。
这些考证工作照例留给专家，反正呢，史书有这么一说，我们也就这么一听。当时齐国的领导人是齐襄公，后来，管仲终于在齐襄公的儿子公子纠那里谋了份差使，而鲍叔牙则辅佐了齐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小白。这哥儿俩的不同选择可以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人生启示：要做政治投机，就尽量别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等齐襄公死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立即展开了激烈的王位争夺战。两位公子各带人马，飞速赶奔国都，最先到达国都的人就最有机会成为新一任的齐王。管仲不愧是管仲，比狐狸都奸，怕自己的队伍不够快，干脆想了一个釜底抽薪之计，让大队人马先走，自己则飞马疾驰，赶去拦截公子小白的车队。
还真让管仲给拦上了。我觉得，司马迁写《刺客列传》应该把管仲加上。管仲的刺杀手段比整个《刺客列传》里的刺客都要高明——那些刺客都是把自己置之死地，是以命搏命的打法，可人家管仲不是，大家从前边的内容应该能看出管仲的为人了，也一定就能从他的为人猜出他的行刺手段了。
不错，管仲不管干什么，永远先想着自己，连行刺也不例外。管仲飞马疾驰，冲着公子小白的车队就过来了，在大家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突然射出一箭。管仲箭术了得，这一箭正射在公子小白的肚子上。管仲一击得手，纵马狂奔而去，等众人从错愕中缓过神来了，再找管仲也找不着了。
管仲行刺得手，通报本队，这回就不着急赶路了，竞争对手都死了，那就慢慢游山玩水地回国吧。可等公子纠的队伍终于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时，却惊讶地发现：公子小白已经即位了！
人不能和天斗，管仲当时千算万算，一击得手飘然远遁，却不知道自己那一箭恰恰射在公子小白的腰带扣上。现在可说什么都晚了，大局已定，公子纠也被逼死了，管仲明白自己在政治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站错队了。在古代的政治舞台上，你可以坏，可以奸，可以贪，可以色，但绝对不可以站错队。你若是站对了队，哪怕你再怎样大奸大恶，照样可以风光无限；而你若是站错了队，任凭你再如何公忠体民、精明强干，也必然落得个惨淡收场。管仲此时两眼一黑：完了，我站错了队了！
公子小白在那边把管仲恨得牙根痒痒，非要报这一箭之仇不可。管仲如果真被公子小白报了仇，那他这一生可就当真可以称得上是霉运的一生，是让人唾弃的一生了。管仲死后如果能有追悼会的话，致辞的人该怎么说呢——
我们沉痛悼念管仲同志！管仲同志所走过的路是值得我们大家警惕的。他和朋友合伙做生意的时候就总是贪朋友的钱，给朋友出点子却总是出馊点子，还好，管仲同志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曾经三次考取齐国公务员，主动争取机会为齐国人民服务——不过呢，三次都因为表现不好而被上级领导辞退了。管仲同志曾经勇敢地参军打仗，精神可嘉，不过呢，他从来就没见过敌人长的什么样，因为在部队行军的过程中，管仲同志认认真真，不放过每一个做逃兵的机会。在政治上，管仲同志自甘堕落，做了公子纠反动派的爪牙，公然与齐国人民为敌，还妄图射杀伟大领袖公子小白，实在是丧心病狂！所以，管仲同志的死是我们齐国全体人民之幸，他的罪恶的、反动的一生将会成为齐国最生动的反面教材，永远警醒着我们！
——我们一般人只知道以成败论英雄，如果管仲真在这时候死了，想来我们也一定会这样来评价他的。
还好，做管仲朋友的不是你我，而是鲍叔牙。
公子小白即了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得安排自己的人手了，他很看重鲍叔牙，想让他来当总理。鲍叔牙连忙摆手：“哎哎，我可干不了！”
公子小白一乐：“老鲍，你这叫虚伪的谦虚，心里巴不得升官发财，可嘴上还装出来不情愿，装高尚！”
“嗯——？！”
“得了吧，老鲍，咱哥儿俩谁跟谁啊，别跟我来这套，让你当总理，你就给我好好去当！”
鲍叔牙这才明白过来，连忙解释：“我可不是装高尚，不是假谦虚，我是真觉得有个人比我更合适当总理。”
“哦？”
“这个人您也认识，就是射了您一箭的那个管仲。”
看来，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好领导和好朋友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管仲这样的代不两出的绝世高人也需要仰仗公子小白的胸襟和鲍叔牙的慧眼。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他把管仲从外国监狱里引渡回来了，虽然想要重用管仲，可那一箭之气还没消，所以齐桓公一见管仲，先就气哼哼地问：“你这臭小子，当初竟敢拿箭射我！”
阶下囚管仲还奇怪呢，顺口答音：“我当时明明射中你了呀，怎么你没死呢？”
齐桓公气道：“你这一箭射得太巧了，正射在我的皮带扣上，我这才侥幸捡了条命！”
管仲一听此言，突然眼圈一红，哭了出来。齐桓公看管仲大有懊悔之意，这才消了点儿气：“你也知道后悔了？”
管仲哽咽着说：“我后悔，我后悔死了，我怎么没去买彩票呢！”
“我倒——”齐桓公差点儿没被气死，等缓过劲来，这才对管仲说：“看来你还真有经济头脑，这样吧，我也不怪你了，当时都是各为其主，从现在起，你就当我们齐国的总理好了，好好用你这点儿聪明劲儿，把齐国的经济搞上去。”
就这样，齐桓公尽弃前嫌，任用阶下囚管仲做了齐国总理，从此开启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春秋霸业。
管仲的命运总算出现了转机，他要施展才华，着手改革了。
虽然儒家两千年来总是拿管仲当靶子，其实看看管仲的改革思想，有很多内容是和儒家的主张不谋而合的，而且有些话简直就像是从孟子嘴里说出来的。这些内容且容后再谈，本节重点来说作为一个“人”的管仲。
管仲当了国家总理了，而且还成为了历史上凤毛麟角的好总理之一。照我们一般人心目中的好总理的标准，管仲应该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管仲一当总理，简直就如同小人得志，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超级豪宅，小小一个古代的齐国总理，日子居然过得比现在的一些村长还要奢华！
那么，我们照常理推断，管仲一定搞得天怒人怨了吧？一定是管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还真不是，齐国人都觉得管仲过这样的日子是理所当然的，觉得那是人家应得的，管仲的好生活不是靠贪污腐败得来的，而是带着齐国人一起发家致富得来的——管仲带着大家一起富裕，带着齐国走向富强，那人家自己过点儿好日子难道还有错不成？难道只能让大家富裕，只能让国家富裕，唯独不能让自己富裕吗？圣人才能做到这点，可管仲不是圣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人性角度来看，他和我们大家一样，没什么不同，他不比我们更高尚，他也像我们一样追求利益，想挣钱挣得多些，想日子过得好些，也像我们一样贪生怕死，有很多私心。不知道管仲是不是像孟子主张的那样把私心“推己及人”扩大到整个齐国，反正人家客观上确实是达到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目的。
管仲在事功上做出的成绩是任谁都没法否认的，可他如此“人性化”的为人却让不少儒家学者们感到非常不快。我在“梁惠王篇”里讲过，齐宣王向孟子坦诚自己贪财好色，其实这正是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而管仲的一生则是更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东西方对于政治领导人的人性一面后来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西方倾向于承认这种人性，认为领导人不比我们普通人更加高尚，认为在人性上他们和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需要靠体制的完善设计来限制领导人可能出于人性而做出的出轨行为；而中国人则在儒家传统下要求统治者“正心”、“诚意”，靠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来克服人性的种种弱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在呼唤明主，老百姓一直在呼唤清官，却很少有人（并不是没有）会想到呼唤一个能够不依赖明主和清官的好制度出来。
而且，古代中国人的政治蓝图即便涉及制度，通常也都是纵向结构的，是由上而下的，这就导致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最高领导人的脑袋。大家很少想过横向的制度设计，也很少想过这世上是不是有些制度是能够自动运转的。
——我觉得，儒学在这个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是走错了路了，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想要复兴儒学，嗯，即便真要复兴，最好也拜托要有选择地复兴吧。
说到制度设计，我倒想起外国有个老哲人罗尔斯做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有一个立法委员会，委员们正在为一个未来的社会做着法律与政治体制的设计工作，当这项工作完成的时候，所有的委员都会同时死去——呵呵，别急，他们是不怕死的，他们死后还会在被他们进行过体制设计的那个社会中复活，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虽然可以复活，却无法选择复活后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们醒来之后，有人会发现自己在这个新社会中是个议员，有人会发现自己变成了医生，有人会发现自己做了教师，还有的人变成了清洁工、下岗工人、士兵，甚至从男人变成了女人，从大人变成了小孩。罗尔斯说，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个立法委员会在做体制设计工作时能做到最完善、最公平，不然的话，当你在新社会中苏醒过来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处处受人欺负，还没有任何渠道可以让你伸张正义，那滋味可真够受的。
这个比喻还能给我们另外一个启发：无论是个人的提高还是社会的进步，内因的作用通常都微乎其微，而外因的作用却至关重要——人总是被逼着往前走的。
再举两个例子好了。一直有种流行的说法，说我们中国人发明了火药，这个发明很伟大，可外国人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洋枪洋炮，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却只拿火药做了爆竹；我们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这个发明和火药一样伟大，可外国人拿指南针发展了大航海，我们中国人却闭关锁国。
——这种说法我都听了好多年了，它非常流行，当然，用它来激励我们现代人倒也不坏，可问题是，它既没有把事情讲对，又没有触及到稍微深入一些的层面。
中国人在发明了火药之后，虽然拿它来做爆竹，但它在军事上的应用其实是非常多的，我们的祖先为了打仗能赢，发明了很多的火器，技术不断进步，到明朝的时候，连火箭炮都发明出来了，而且火器也从来不乏在实战中的应用，甚至，就连民间使用火药都远不止是些个过年才放的爆竹，比如，元朝的时候，老百姓上山打猎，腰里就挂着手榴弹。那，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的火器就比不上洋枪洋炮呢？先看下一个例子——
讲“梁惠王篇”的时候说过，朱元璋列过一个“不征之国”的清单，他觉得中华大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犯不上去打那些盐碱地，让他们“万国来朝”不是很爽么。他的想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大一统的时代里，周边几乎从来都没有过文明程度和综合国力能和中国相当的国家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养成天朝大国的心态那才怪呢。而欧洲国家面积大多不大，接壤的若干邻国在文明程度和综合国力上都相差无几，而且，一些国家本来都是同宗同源的，论起祖爷爷来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他们的竞争压力之强自然远远大于中国。这样一看，指南针对古代中国能有多大用处呢？对技术进步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竞争环境：竞争越激烈，技术进步越快，反之就越慢，在这里，地理环境的决定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即便在现代社会，如果缺乏竞争压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很难去苛责老祖宗们“你们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我们时刻得想到人是环境的产物，换作你我投生到那些个时代里去当皇帝，结果也不会更好。
晏婴，人民的好总理
公孙丑在请教导师孟子的时候，把晏子和管仲并称。这个晏子，我们在“梁惠王篇”里已经认识了，齐国历史上有两大名相，第一个是管仲，第二个就是晏子，他的名字叫晏婴。
晏婴虽然这里被公孙丑拿出来和管仲并称，但从功业来说，他可比人家管仲差着一大截子，所以后世不少人都以管仲为偶像，却不大听说有人把晏婴的海报贴在床头的。但是，在管仲之后，齐国的历届总理当中还能被大家叫得出名字的也就只有一个晏婴了，而且，按我们一般人的看法，晏婴比管仲还更像一个人民的好总理。
晏婴是个很有思想的人，他经常发布一些重要讲话——如果说从总理到村长，凡是讲话都是重要讲话，那么晏婴的讲话就是特别重要的讲话。
有一次，齐景公对晏婴说：“只有梁丘据才跟我‘和’。”
齐景公说的这个梁丘据有点儿像电视剧里的和珅，所以也难怪齐景公喜欢他，可晏婴却像是电视剧里的纪晓岚，所以，晏婴当即就反驳说：“他那只不过是‘同’，不是‘和’。”
齐景公很奇怪：“这两个词的意思不都一样么？”
晏婴摇头：“怎么会一样呢。来，我跟您讲讲它们的区别——”晏婴的特别重要的讲话这就开始了，“所谓‘和’，就好比烹调，油盐酱醋都要搭配好了，火候也要掌握得有分寸才行，味道淡了就加点儿盐，颜色浅了就加点儿苏丹红，姜要想显得黄就得拿硫磺熏，火锅要想有回头客就得在汤里放罂粟壳，这样做出来的菜，吃着才会舒心。君臣之间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国君下达一项英明指示，大臣会提建议说：‘您的英明指示里百分之九十都很英明，可也有百分之十不太英明，要不要修改一下？’这样一来，政事才会平和，百姓才不会有争夺之心。音乐也像烹调一样，一个交响乐团那么多音乐家，那么多乐器，互相之间要配合得疏密有致、有条不紊，这才叫做和谐，这和搞政治是一样的道理。可梁丘据这个奸佞小人却不是这样，如果搞乐队，您弹钢琴他也弹钢琴，您指挥他也指挥，如果做饭，您放一勺盐他也跟着放两勺盐，这能行么！”
晏婴的这段“和同之辨”很是有名，影响也很深远。同时代的西哲也捉摸过这个问题，苏格拉底觉得国家越统一越好，亚理士多德却对此不以为然，反驳说：“合唱团搞合唱，有男声、有女声、有各个声部，全要配合起来，这才是和谐的社会，如果按苏格拉底的说法，那就好比把一个人唱的歌录下来，用一百台唱机同时播放。”这不正是晏婴的“和”的理论么？钱钟书在《管锥篇》里也说：“孟德斯鸠尝论亚洲之专制一统不足为训，政体当如音乐，当使相异者协，相反者调，归于和谐。正晏子所言‘和’非即‘同’也。”
所以，如果一个社会里大家的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模式等等全都一样，看上去整齐划一，这样的社会只能叫“同”，符合梁丘据的定义，却绝对不是晏婴和亚理士多德心中的“和”。乍看上去，“同”与“和”长得就像双胞胎，但本质上截然不同。
晏婴在历史上也称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除了他那过人的幽默感之外，他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担任齐国总理一辈子，始终勤俭节约、以身作则。
晏子的节约能节约到什么程度？我以前讲过，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不管身份有多高，吃的东西也基本上就是主食和肉类，那时候是没什么蔬菜可吃的。就在这样一个本已经足够恶劣的饮食环境下，晏婴居然连肉都吃得很少。他当然不是吃不起，他就是为了提倡节约。
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衣服，就算你再有钱，也不可能飞到巴黎请国际顶尖的时装设计师给你量身定做，那么，一个没有时装设计师的社会，衣服的款式自然也丰富不到哪里去，于是，衣服的质地就变得很重要了——当然，服装质地在现代也很重要，如果你拿“的确凉”做一件大衣，款式再好也招人笑话——当时的上流社会里，尤其是女人的衣服，都是帛制品，可人家晏总理家的女人却不许穿这种东西。我没看到晏婴自己穿衣服的记载，想来也不会是什么太好的料子，而且，晏婴是个出名的矮个子，连布料用得都比别人省。
衣食住行，现在我们已经领教了晏婴的“衣”和“食”，再看看他的“住”。
晏婴住得也不好，齐景公有一天实在看不过去了，就问他：“你一个国家总理，偏偏去住在王府井大街上，那是最热闹的商业街，闹闹哄哄的能住人么！”
晏婴说：“王府井大街好啊，闹闹哄哄的，我这叫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大家在议论什么，我不用出门就全能知道。”
齐景公觉得很新鲜，凑上去问：“那，你都听见大家在议论什么啊？”
晏婴突然神色紧张，两只眼珠滴溜溜向左右一扫，见旁边只有几个齐景公的贴身侍臣，这才压低声音，对齐景公说：“我听说啊，周迅现在的男朋友就是章子怡以前的经纪人的女朋友的表哥，而这个章子怡以前的经纪人的女朋友的表哥去年还和赵薇的舅妈的干儿子的前女朋友好过！”
齐景公听得两只眼睛直放绿光，追问道：“可我怎么听说……”
晏婴撇了撇嘴，说：“您的消息太古懂了，他们现在的关系呀，是这样这样……”
齐景公说：“那样那样……这样这样……”
“……”
“……”
晏婴说着说着，突然一拍脑门，惊呼一声：“哎呀，天都黑了！真是真是，瞧瞧我一说就是这么半天，我该回家了。”
旁边一位侍臣这时候插话了：“晏总理，您别着急，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再过十分钟天就该亮了。”
晏婴脸一红，对齐景公说：“我本来是有句重要的话要说的，是我在王府井大街上听说到的。”
齐景公兴头正浓：“快说快说，你刚才正说小甜甜布兰妮跟他前任男友的事，还没说完呢！”
晏婴正色说：“我听说现在市场上有个怪现象，履贱踊贵。”
齐景公一愣：“这是什么意思？”
晏婴说：“这就是说，市场上木头脚的销量比鞋子的销量还大。”
——“履贵踊贱”这个成语就是从晏婴这儿来的。当时的刑法很残酷，有一类叫做“肉刑”，是残人肢体的刑罚，比如割鼻子、剁手脚。人的脚被剁下来之后就得装一种木头做的假脚，这就是“踊”，市场上卖的踊比卖的鞋还多，这就说明齐国的刑罚过分严厉了。
齐景公听了晏婴的话，心头一懔：刑罚太苛了啊，再这样下去，整个齐国要想找几个四肢和五官都齐全的人来还就不容易了！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善待老百姓才行。
看来晏婴的艰苦朴素并不仅仅是艰苦朴素，作为高官，他没有生活得高高在上，没有把自己和人民群众隔绝起来，他就和大家生活在一起，所以对民间疾苦有着非常直接的体会。
晏婴不但住在闹市里，房子还又小又旧，齐景公一再让晏婴搬家换个好房子，晏婴还就是不搬。齐景公说，你不搬也行，翻修一下总可以吧？可晏婴连翻修都不翻修。有一次，晏婴出使外国，那时候没有飞机，所以一去就是很长时间，齐景公趁这个机会，派人把晏婴家给拆了，又把晏婴的几户邻居迁走，把人家的房子也拆了，然后在这片地上大兴土木，盖起了一座豪宅。等晏婴从外国回来了，一下子惊呆了：“咦，家怎么没了？！”
任谁经历这种事情都得愣上一阵子。晏婴跌坐在地上，盯着这座豪宅，不禁有点儿发傻。“我这不是在做梦吧？”晏婴疑惑着，脱了鞋，抱起脚丫子放到嘴边啃了一口，又疼又臭，这才知道不是做梦。那，难道是灵异现象？或者是平行宇宙？——齐景公这会儿正猫在旮旯里往这边看，咬紧牙关不让自己笑出声来，眼泪都憋出来了。
等晏婴终于明白过来了，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去向齐景公道了谢，然后回家休息。晏婴在豪华的大客厅里踱来踱去，闷着头抽烟，一支烟抽完，烟头在手里捏了好半天，这才扔进烟灰缸里。这是怎么回事呢？按晏婴以前的习惯，烟头随手往地上一丢就完了，大不了再踩上一脚，可方才正要往地上丢呢，突然发现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张土耳其驼绒地毯，所以才急忙收手。
“唉，这还是人过的日子么！”晏婴正运气呢，突然听见老婆喊自己吃饭。晏婴应了一声，可四下一看，嗯，没人？！老婆又喊：“抬头，我在上边呐！”晏婴闻言，一抬头，见老婆正在自己头顶上招手——噢，这豪宅敢情还是个跃层。晏婴找着楼梯，到楼上的餐厅吃饭；吃完饭，下楼会客；会完客，上楼换衣服；换完衣服，下楼洗洗脸；洗完脸，上楼拿几份文件；拿完文件，下楼要出门，才出了大门突然想起忘带打火机了，又上楼去取。晏婴本来就是出了名的矮个子，人矮腿短，这一通上下楼险些没把他累死。老婆看着他，很是奇怪：“没见你去蒸桑拿呀，怎么出这么多汗？”
晏婴本来就正运气呢，老婆这句话犹如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晏婴终于崩溃了：“我要住回去，快把这房子给我拆了◎＃￥％……※×”
晏婴果然是个好样的，真把房子拆了，把自家房子恢复到了原先的面貌，还把那几位被拆迁的邻居家的房子也恢复起来了，请邻居们还搬回来住。晏婴在新落成的“旧居”里得意地抽着烟，然后把烟头狠狠地摔在地上，又狠狠地踩上了一脚，最后长长地吁了口气。
说完了“住”，再说说晏婴的“行”。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国家总理，大家可以想想晏婴出门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浩荡的豪华车队？交通管制？街头便衣林立？都不是，晏婴出门坐的是一辆老爷车，拉车的是匹老爷马，按现代的标准说，晏婴总理的座驾不是豪华大奔，也不是特级奥迪，而是一辆二手奥拓，出门也没有什么车队——什么车能给奥拓开道啊？当然更没有什么交通管制。晏婴坐奥拓坐得挺舒服，可齐景公看不惯了。齐景公说：“你这不是寒碜我么！挺大一个总理，出门坐什么不好，偏坐奥拓？！实在要坐奥拓，你也弄一辆豪华奥拓啊！”
晏婴一笑：“奥拓跟我的身材正相配。再说了，奥拓有什么不好，车不就是个代步工具么，咱们齐国还有那么多穷人，我坐豪华车不亏心么！”
可齐景公还是看不惯，非要送给晏婴豪华轿车，送过好几次，可晏婴就是不接受。齐景公急了：“你这个国家总理非坐奥拓，你让我怎么出门啊！你是不是非要逼我坐夏利啊？”
晏婴回答说：“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要求他们节俭办事，我既然要求他们这样，从我自己这里就先得做到了才行，以身作则才能服众，我这个国家总理都坐奥拓，下边的省长、市长们谁还好意思坐大奔？可我要是坐了豪华大奔，上行下效，连村干部都得坐加长的奥迪A6。到那时候，哪怕咱们齐国再富裕，单这公车腐败一项每年就得吃掉老百姓多少血汗钱啊！再说了，官员们要是都养成了作威作福的毛病，只摆排场不办事，那咱们齐国可就危险了啊！”——晏婴的这个作风是非常符合儒家“以德治国”的标准的。孔孟都讲“君子就像风，小人就像草。风往哪边吹，草往哪边倒。”所以，“以德治国”遵行的逻辑是：上梁只要摆正了，下梁自然歪不到哪儿去。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推：当你发现下梁全都歪七扭八不成样子的时候，那你就应该知道：上梁早就歪了。
晏婴还有一则故事，非常著名，也非常有趣。
什么人和领导最近？一般来说，一个是秘书，一个是司机。这个故事就是从晏婴的司机开始的。
晏婴的司机是个魁梧大汉，一身笔挺的司机制服一穿，神采飞扬，俨然是古代男装版的“制服的诱惑”。有一天，司机出完车回家，看见老婆正在忙着收拾东西。司机很纳闷：“你这是干什么？”
司机老婆说：“我要离婚！”
司机更摸不着头脑了：“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要离婚呢？！”
司机老婆说：“我今天才看清楚了你是个什么人！哼，我以前瞎了眼了！”
司机更纳闷了：“我每天一下班就回家啊，洗菜做饭、买米买面，擦油烟机换煤气罐，你不高兴了我是又跪搓板儿又罚站——”
司机老婆怒喝：“打住！说话还一套一套的，你以为你是赵本山呐！”
司机哭丧着脸：“我可是个模范丈夫啊，你为什么跟我离婚啊？”
司机老婆说：“因为今天早晨我看见晏婴了！”
“啊——难道是一见钟情？！”
“呸！别瞎想，我是说，今天早晨你去给晏婴开车，我隔着门缝偷偷往外看。看人家晏婴，论个头儿，站直了才到我踝子骨；要是过过称，怕还没有五分钱棉花糖沉。”
“没这么夸张吧？！”
“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儿，往车上一坐，谦谦和和，毫不张扬，整个儿一个乡下土包子。可人家是谁，是齐国总理啊，名震诸侯，天下拔尖儿的人物。可看看你，啊，再看看你，坐在前边把着方向盘，腆胸迭肚，志得意满，瞧把你牛的，你不就是个小司机么，人家晏总理都那么谦和，你有什么可牛的啊！白长那么大个子！做你老婆我嫌丢人，我要离婚！”
司机急了：“亲爱的，请不要抛弃我，我改，我改还不行么！”
司机还真改了。这一天，晏婴发现司机和以前不一样了：谦谦和和，稳稳当当，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一问，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晏婴点了点头：“小伙子，不错，你已经够格当官了。”于是，司机在晏婴的举荐下当了齐国的大夫。
——现在，管仲、晏婴、子路、曾西、曾西的爷爷曾参，这几位出场人物都已经介绍过了，再回来看看孟子师徒俩吧。公孙丑问孟子：“如果您和管仲、晏婴一样做了齐国的总理，也能做一番他们那样的功业吗？”
孟子给公孙丑唠了唠儒家的家常：曾西的爷爷比不上子路，曾西自己比不上爷爷，所以曾西在儒者当中远远不是最厉害的，可是，就连曾西都看不上管仲呢！孟子觉得自己多少也要比曾西强一点儿，所以说：“连曾西都不屑于去做管仲那号人，何况我呢！”
公孙丑一愣，半晌才说：“老师，您这不是在吹牛皮吧？管仲和晏婴辅佐国君成就霸业，他们可不是简单的阿猫阿狗啊！”
孟子一撇嘴：“成就霸业算什么，齐国就算一统天下都易如反掌。”
这话把公孙丑说得更含糊了，公孙丑问：“老师，您的牛皮怎么越吹越大啊，以周文王那样的圣人，又活了快一百岁才死，他都没能一统天下，到了周武王和周公的时候可算才一统天下成就了王道。这事可不像您说的那么‘易如反掌’吧？”
公孙丑的这个问题真是问得合情合理，孟子非常推崇周文王，可周文王一辈子都没做成的事，怎么这会儿倒成了易如反掌了呢？难道孟子比周文王还强？！
可孟子自有他的道理：“周文王是圣人，谁能比得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想想，商朝从开国到灭亡，贤能的君主出过六七位，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天下人一直都归附于商朝，这就产生了社会的惯性，任凭是谁，想改变社会的惯性都是很难的。商纣王虽然坏，可他接下来的这个家底儿实在太好了，身边的能人又多，像著名的贤人箕子、微子、比干等等。所以，周文王仅仅凭着方圆百里的这么一个弹丸之地要想取商朝而代之，那是多难的一件事啊！”
公孙丑点点头：“嗯，有道理。”
孟子接着说：“你们齐国人不是有句谚语吗，叫‘靠智慧不如靠运气，靠锄头不如靠天气。’也就是说，形势比人强。周文王那时候形势不好，做事不容易，可现在不同了，时机已经到了，要想一统天下可就容易多了。夏、商、周三朝最鼎盛的时候，国土也没超过方圆千里，可现在齐国的土地就已经在方圆千里之上了，而且人口也多，所以呢，国土也不用再扩张了，老百姓也不用再招徕了，靠现在的底子就足够一统天下了。”
公孙丑又点点头：“嗯，果然在理。”
孟子接着说：“理还不止这些呢。天下都乱了这么久了，可是一统天下的大英雄却还没出现，这不正常啊，老百姓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苛政折磨得这么厉害的。你要知道，人饿极了连屎都吃——”
公孙丑连忙插嘴说：“老师，您说的那是狗。”
“哦，”孟子连忙改口，“人饿极了连树皮都吃，人渴极了连尿都喝。孔子还说过，道德的传播速度比邮局投递杂志还快——”（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公孙丑心说：“我订的《齐国国家地理》都十二月了才收到六月那期，里边还做着避暑胜地的广告呢。”
孟子接着说：“现在天下老百姓的心态，就是人饿极了、渴极了时候的心态，只要有齐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实行仁政，那就是解民于倒悬，比起周文王时代事半功倍。”（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为什么不是八百年？
孟子在这一节的结尾处一连为我们创造了两个重要成语，一个是“解民于倒悬”，一个是“事半功倍”，我们现在说话、写文章都还常用这两个成语呢。
孟子这一番话，听上去满是那么回事。至于仁政可行与否，我在“梁惠王篇”中已经讲了很多，不再赘述。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关于“时机”的说法。
“时机”这个东西，从远古一直被人们感慨到现在。“梁惠王篇”篇里我详细介绍过梁武帝，毛泽东曾经用两句诗来评价梁武帝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两句诗原本是唐朝诗人罗隐评价诸葛亮的。这是英雄式的对“时机”的感慨——时机一到的时候，天地万物全在帮你，绊一跤都能捡个钱包，可如果运气一过，吃豆腐都能把牙崩了。其实，写这两句诗的罗隐虽然是写诸葛亮，其实很可能是自伤自怜——他自己就一直是“运去英雄不自由”。
罗隐也算个有名的才子，可科举考试总也考不上，落魄得很。说件他的趣事，有次他路过钟陵，见到了十几年前的一位老相识，一位名叫云英的妓女。久别重逢，云英一看，这不是十几年前的大牛人罗隐么！云英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问了一句：“十多年不见，怎么你还是白丁啊？”罗隐心里这个气啊，好啊，你寒碜我，那我也寒碜寒碜你，当下作诗一首：“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这就是臭文人的阴损，意思是：我考试确实考了十几年都没考中，丢死人了，可你做妓女也做了十几年了，怎么也还没从良啊？噢，咱俩可能都是一路货，谁也别说谁！
抛开阴损不谈，罗隐确实诗写得好，才气也足，脑筋也快，可就是走霉运，考试考了半辈子，就是考不上。所以他一咏叹诸葛亮，自然羡慕人家当年“时来天地皆同力”，跟着也由人家后来的遭遇感怀到自己，于是乎“运去英雄不自由”。
罗隐的“时来”和“运去”还仅仅停留在人生感怀的层面上，“时”与“运”的意义可远远不止于此。其实呢，时也好，运也好，好日子什么时候来，掐掐指头是能算出来的。
怎么算呢？
李敖夸自己的白话文是“五百年来前三名”；我们看评书中的智囊型高人，比如诸葛亮、刘伯温、徐茂公，都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你在聚会上认识了一个人，和你同姓，你们会套近乎说“五百年前是一家”。有谁想过没有，为什么都是“五百年”，为什么不是八百年或者一千年？
——后来人是说“五百年”说顺嘴了，其实这个“五百年”还真是有出处的，“五百年”代表着一个历史周期，这个话头儿在《孟子》里就能找到，《孟子》后文会详细来说，但现在便已经出现苗头了：讲什么时机已到，讲什么一统天下的人很久都不出现了所以不正常之类的话，等我们看到后文孟子来讲“五百年”规律的时候，就会明白这可不是随便一说的，这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周期的，并且是五百年一个周期。
“历史发展周期说”可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说法，这又涉及到讲“梁惠王篇”时一再强调的问题——流变。历史周期的说法越来越复杂，被羼杂进去的东西越来越多，五行、八卦什么的，最后神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一般人的心态是，越是神秘的东西就越是容易相信，就像看医生开的处方，如果医生的字你全都认识，医生写的话你全能看懂，那你就会对这个医生的水平产生怀疑了。孟子讲历史周期，讲历史的时来运转，仅仅是一种朴素的历史感悟，而后人把这一思想发展起来那就了不得了，无限神秘。
历史既然存在周期，那相应的，也就一定可以由这个周期来预测未来。像《三国演义》里说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既阐释了规律，也可以作为预测，这倒是有相当的可信度的，孟子这时候感慨的其实也正是“分久必合”，可他在发愁这个“合”的人怎么还不出现啊？
问题就在这里，这种预测是没有任何量化标准的，到底什么时候“合”，一百年也是它，三百年也是它，而且还不是百分之百就一定得“合”，只能说“合”的可能性似乎稍微比“不合”多些。中国人容易相信诸如循环、周期、预测这些概念，不像基督教文化那样认为历史是线性的，是一条道走到底的。与孟子同时代的邹衍已经把历史周期的理论给系统化了，这可给了儒家后学不少的借鉴，没谱儿的说法越来越多，余绪流入民间，又大大发展了各种算命理论。而算命先生们往前给自己找祖师爷，竟然也会找到了大儒身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算命先生找到的这位大儒祖师爷，就是宋代理学大师邵雍邵康节，是理学的五位祖师爷之一，曾经从祀过孔子的。邵康节很好学，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用一种看上去比较神秘的体系写了一部《皇极经世》。对这个书名，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些印象。——有一本被很多人推崇，也流传很广的书叫《了凡四训》，是明朝一个叫袁了凡的人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教人积德行善的。袁了凡说自己年轻时遇见过一位高人孔先生，断命如神，把自己的命运详细批了一遍，详细到以后考试会考什么成绩，做官做多大，工资多高，反正是把种种细枝末节的事都推算得非常具体，后来呢，真是惊人，居然没有一个预测是错误的。读过《了凡四训》的人应该都对这一段印象很深，这位孔先生之所以这么神，就因为他“得邵子皇极数正传”。通行的权威讲本说，这个“邵子”就是邵康节，这个“皇极数”就是邵康节的《皇极经世》。
这个解释应该说是不错的，而且，邵康节在大众心中也确实是一位算命大师的形象，他精通《易经》，是很多算命先生的祖师爷，他那部《皇极经世》是一部集算命学之大成的天书。
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邵康节要是知道自己被当成算命大师了，非得气死不可，人家是儒家大师，是宋朝理学的五位宗师之一，读书人到庙里拜孔子的时候都得顺便拜拜他，人家可不是在北京天桥混的。邵康节精通《易经》，这不假，可儒家手里的《易经》并不是算命书，朱熹也很精通《易经》，也很精通邵康节研究的易学，也很推崇邵康节，但朱熹就没被人当成过算命大师。《皇极经世》也根本就不是一本算命书，甚至完全跟算命没关系，大体来说，那是邵康节用自己一套特殊系统编纂的历史年表，现代历史专家们搞“夏商周断代工程”来确定古史纪年的时候，有时也要参考一下这本书。邵康节确实用八卦辅助推演过历史周期，想理出一个历史发展体系出来，但他这些东西既没能准确说明过去，也更加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所以，民间传说中的邵康节和真实的邵康节之间的差异就类似于《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和真实的诸葛亮之间的差异，民间传说中的《皇极经世》和真实的《皇极经世》之间的差异也就类似于《诸葛神算》和诸葛亮真实著作之间的差异。——余绪流传不止于此，风水里面有所谓的“三元九运”一派，也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
多说一句，这个《皇极经世》从书名就能大体知道它不是个算命的玩意儿，而且，我们正好顺便复习一下孟子刚才提到的商朝贤人中非常重要的一位——箕子。
书名中的“皇极”是个什么东西？读书如果不求甚解就容易被蒙过去了，这个“皇极”出自孟子经常引经据典的那两本经典中的《尚书》。当年，商纣王暴虐无道，用人分不清好坏，把孟子刚刚称赞过的这位箕子给关起来了。后来武王伐纣，灭了商朝，知道箕子是个贤人，就从牢里把他放了出来。过了两年，周武王来看箕子，问了一个很使箕子难堪的问题：“商朝为什么灭亡？”箕子心说：“你这不是得了便宜卖乖么！”到底是自家丑事，箕子不愿意说，周武王也不好逼问，就转而问他上天安民之道。“上天安民之道嘛，”箕子说，“一共有九大原则。”
周武王赶紧把史官叫进来：“箕子老师要发表重要讲话，快给我好好记下来。”
史官赶紧做记录，而这“九大原则”用文言的说法就是“洪范九畴”，后来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经典（至于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真是箕子说的，这倒真不一定）。
箕子说：“当年鲧治水的时候乱搞一气，上天生气了，不把九大原则（洪范九畴）授给他，天下就乱成一锅粥。后来鲧完蛋了，他的儿子禹接着治水，干得很成功，后来又管理万民，也很勤奋，上天一高兴，就把九大原则授给了他，从此治国有了方法，天下便安定了。”
上天安民这九大原则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只告诉各位，这当中的第五项原则叫做“建用皇极”，看到了吧，邵康节《皇极经世书》的“皇极”就是出自这里。那么，什么是“皇极”呢？很简单，就是君王的行事法则。箕子对此有具体解释，诸如君王要以身作则，给大臣们做出好表率，大臣们不能结党营私，大家都要走正路，不要走斜路，等等，对这些法则呢，要广泛宣传，要在全国大力掀起学习皇极思想的热潮，让大臣们都以皇极思想指导工作，乃至屠宰场也要宣称自己以皇极的重要思想指导屠宰工作等等等等。这就是皇极，是箕子所讲的执政原则。
箕子的这个“洪范九畴”里边还真有一畴是关于算命的，是第七条“明用稽疑”，是说有了疑难问题怎么办呢？大家猜都能猜到，箕子是商朝人，商朝最流行用龟甲占卜，甲骨文不就是那时候的么？所以呢，遇到疑难问题，自然就去占卜，箕子又接着讲如何占卜等等等等。那么，如果邵康节写的真是算命书，怎么也该叫《稽疑经世》而不是《皇极经世》。
说一个从“皇极”衍生来的词，谁都知道——新皇帝上台叫做“登极”，电视剧里不是经常有“皇帝登极”这种话么，皇帝登的这个“极”就是“皇极”，代表着皇帝是接受了上天所授的治国方略的，是受命于天的。
皇帝都愿意接受这种“受命于天”的说辞，这能给自己的身份披一件合法性的外衣，同理，开国君主们最愿意接受历史发展周期论，因为这意味着前一朝的周期结束，该自己这一朝新周期开始了，说到底还是给自己的身份合法化。他们是拿这东西忽悠老百姓，可老百姓有不少人还真就相信这个。
这一类从历史循环、人事循环中找规律的想法，就如同现在炒股的人用K线图去做所谓的技术分析，其准确性就和扔硬币看正反面的概率一样。两千多年前的孟子以对历史的朴素认知犯了一个值得原谅的朴素的错误，可直到现代社会，这类错误还有不少人一再在犯，这就让人觉得有点儿不可理解了。
孟子编排河南人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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