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中國歷史上，經常可以看到一門父子都是出名的人物，比如宋朝的“三蘇”，父親蘇洵、哥哥蘇軾、弟弟蘇轍，父子三人都以文學著名，這可能與遺傳有關，同時也與家庭教育有關。這些家庭的母親，往往都是很了不起的。像蘇東坡，他的父親喜歡到外邊去訪友求學，經常不在家中。所以蘇東坡小時候就跟他母親念書，有一次就讀到《後漢書》的《範滂傳》。這范滂是東漢很有名的人物，因反對宦官而被殺。《範滂傳》中說，當範滂被逮捕時，他對他的母親說： “我是不怕死的，但我死之後，丟下母親在堂不能奉養，心裡覺得很不安。”他的母親就說：“一個人怎麼能夠既得到令名又得到富貴壽考呢?你能夠這樣去死，死有何憾!”讀到這裡，蘇東坡就問他的母親：“將來我如果做範滂，你能夠做范滂的母親嗎?”蘇東坡的母親說：“你要是真能做範滂，我當然能做范滂的母親!”所以你看，母親的教育，對一個人實在有很大的影響。那麼曹丕的母親卞夫人是怎樣一個人呢?她本來是一個倡家女子。曹操這個人，年輕的時候行為是不很檢點的，他喜歡音樂，喜歡歌詩，也常常和倡家女子來往。他娶了卞夫人只是做一個姬妾，並不是他的正室夫人。可是當董卓作亂的時候，曹操起兵討伐董卓，由於勢力孤單而失敗了，只好隱姓埋名逃跑，因而與家中消息隔絕，於是就有人造謠言說曹操已經死了。他手下的這些人信以為真，就要四散離去。這時卞夫人就站出來說：“曹君雖然蹤跡不明，但生死未可知。假如你們現在散去，萬一有一天他回來的話，大家有什麼面目和他相見呢?即使真的不幸，我們不過是一起死而已，有什麼了不起的!”
因此大家就沒有散去，而曹操果然也就回來了，而且成就了大事。所以曹操非常看重卞夫人，認為她是一個有見識的女子，在建安初年立卞夫人為繼室，並且把別的姬妾所生的兒子也都交給她去教養。曹操這個人大家也知道，他本來是文武雙全的，所以曹丕兄弟都從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訓練，這在曹丕自己的文章中也有記敘。曹丕的作品散失得很厲害，《新唐書?藝文志》記載說有十卷，但到《宋史?藝文志》的記載就只有一卷了。清代嚴可均編了一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其中收集了曹丕的文章四卷。曹丕曾寫過很多篇《典論》，到現在留傳下來的最有名的是《論文》和《自敘》兩篇。他在《自敘》中說，漢末天下大亂，那時他只有五歲，父親就教他射箭，六歲就教他騎馬，八歲時他就精通騎射了，經常跟著他的父親到各地去征戰。而且歷史記載，魏文帝八歲時就能夠寫文章，後來又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之書。——順便說一句，曹丕這個人確實是多才多藝，三國時代流行一種遊戲叫彈棋，據說曹丕可以用手巾的角來彈，彈無不中。後來，在建安十六年，曹丕就以五官中郎將兼副丞相，那一年他只有二十五歲。建安二十二年他被立為魏太子。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而在曹操死後不久，曹丕就篡漢做了皇帝。
現在我們後人講曹魏之代漢，用了一個“篡”字，但在當時不叫篡，叫作禪讓。因為據說堯曾讓位給舜，舜又讓位給禹。所以，禪讓乃是三代的盛事。可是自從漢魏以來，歷代就有不少人假禪讓之名，行篡奪之實。但你要知道，這裡邊其實是有一點點分別的。後人在篡奪的時候，一定要把被迫禪位的那個皇帝置於死地，比如晉恭帝禪位給劉裕之後，他們拿毒酒給恭帝喝。恭帝不肯喝，他們就用一個土囊把他的頭按住，悶死了他。南唐的李後主已經投降做了階下的俘虜，後來還賜了牽機藥把他毒死。如果這樣比較起來你就可以看出，魏文帝在所有那些篡奪天下的人之中，還要算是一個不失仁厚的人。他把漢獻帝廢了之後封他做山陽公，給他一萬戶人家的封地，准許他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漢獻帝是得到善終的，他禪位後又活了十四年之久，一直到魏明帝的時候才病死。當曹丕的新朝建立起來之後，很多漢廷的舊臣都歸向新朝，但有一個老臣叫作楊彪，堅決不肯做曹魏的官。一般的篡位者，對不肯歸附自己的人是一定要殺死的，可是曹丕沒有殺楊彪，而且始終以禮相待。所以，明末張溥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中評論曹丕說： “至待山陽公以不死，禮遇漢老臣楊彪不奪其志，盛德之事，非孟德可及。”還評論他的篡漢說， “當日符命獻諛，璽綬被躬，群眾推奉”，那是因為“時與勢迫”，不能完全歸罪於他本人。魏文帝在即位後，曾下了息兵詔，下了薄稅詔，下了輕刑詔。他實在是一個很有理想的皇帝，希望能夠把天下治理得更好。但是很可惜，他只做了七年的皇帝就死了，死的時候只有四十歲。
雖然我在後邊將對曹植作專章的介紹，可是在講魏文帝的時候，我們也必須把他和曹植作一個比較，才能夠更好地理解魏文帝和他的作品。曹丕和曹植雖然是親兄弟，但兩人的才性並不相同。曹丕是一個有反省有節制的人，而曹植卻是一個任性縱情的人。一般人認為曹植的文學成就比曹丕高。據說曹操建築了銅雀台，讓大家作賦歌頌，這曹子建所寫的《銅雀台賦》當場就壓倒了所有的人。有一段時間，曹操幾乎考慮要不要讓曹植做他的繼承人了。可是，曹植做了幾件事情使曹操很失望。有一次，他“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這司馬門是皇宮的外門，平時是不可以開的。但曹植是魏王的兒子，他一定要開，人家不敢不開。曹操知道了十分震怒，殺死了負責看守司馬門的官員。當然，這個人是該當倒楣，替曹植頂了罪了。還有一次，前方打仗失利，曹操想派曹植去救援，但曹植喝酒喝得大醉，曹操只好作罷。曹植做事是沒有反省沒有節制的，所以他作為詩人也是屬於純情的一類，有點兒像李後主。我在講李後主的時候曾說過，純情的詩人大半都是心隨物轉，被外界的環境所左右。就是說，這一類人在順利的環境中生活上和感情上就很放縱；可是一旦遇到挫折，他就沉溺在深深的哀傷裡邊。李後主是如此，曹子建也是如此。曹植的詩分成前後兩期，早期寫得任縱飛揚；而當他的哥哥曹丕做了皇帝以後，他被封在外邊做一個王，平時不許到首都來，還受到很多嚴格的限制，這時他所寫的詩就非常哀怨。他的詩以才與情取勝。所謂情，就是他那種不加反省和節制的、真率的感情；所謂才，就是他驅使辭藻的能力。
可是曹丕完全不是這樣的，曹丕的詩是以感取勝。什麼叫以感取勝?這話很難說清。可是我認為，這“以感取勝”，才真正是第一流詩人所應該具有的品質。所謂“感”，指的是一種十分敏銳的詩人的感覺。就是說，你不一定需要遭受什麼重大的挫傷或悲歡離合，僅僅是平時一些很隨便的小事，都能夠給你帶來敏銳的感受，也就是詩意。這是一種十分難得的詩人的品質。而曹丕顯然就具有這一種品質。讀曹植的詩可以發現，他的好處能夠被人清清楚楚地看到。他那美麗的辭藻，他那飛揚的或者哀怨的情意，都是具體可見的。而曹丕詩中的好處，卻是一種很難說清楚的好處，所以王夫之說曹丕和曹植相比有“仙凡之別”。因為“凡”是一般人可以學習達到的，而“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詩品》之所以抬高曹植，也正是因為他的風格適合了文學演變的潮流和後人學習的需要。
曹丕寫過一篇文章叫《與吳質書》。吳質是曹丕一個要好的朋友，這個人《三國演義》上也提到過。說是曹丕和曹植爭奪地位的時候，曹丕想找吳質幫他出主意，又不能讓曹操知道，就讓人把吳質藏在一個大簍子裡抬進宮去，假說簍子裡裝的是絲絹。曹植手下的人知道了這件事，就到曹操面前去打報告。曹丕的消息也很靈通，他知道曹操曉得了這件事，第二天就又抬了一個簍子進宮。曹操派人檢查，這一回簍子裡真的都是絲絹，於是曹操就認為曹植那些人是故意陷害曹丕。但我現在還不是要說他們兄弟之間爭奪地位的事，我是要說，曹丕寫給吳質的這封書信，真是一篇很漂亮的好文章。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
白日既匿，繼以朗月。
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
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
這是回憶他和朋友們過去的一段生活。古時候還沒有冰箱，古人在炎熱的夏天就把水果浸在清涼的水裡。他說，白天的飲宴很快就過去了，但太陽沉下去還有月亮，於是我們幾個人就一起坐車到後園去遊覽。當車輪慢慢轉動的時候，隨從的侍衛都小心翼翼，不弄出一點兒聲音來，就這樣靜靜地在花園裡走。可是，一陣夜風吹來，帶來遠處低低的吹笳聲，他說這時候我的內心之中忽然就產生一種說不出來的哀傷。這種感情，真是很難講!有的感情是比較容易說出來的，如曹子建被封到外邊做王之後，他希望回到朝廷裡來，可是他的哥哥和侄子都不准許他回來，所以他就悲慨；他和白馬王彪不能同行，必須分離，所以他就哀傷。這都可以理解。可是曹子桓現在寫的是這麼美好的事情，是他和朋友們愉快的遊樂，他為什麼悲哀呢?這就是很難講清的一種詩人的感受了。曹丕還有幾句詩也表現出這種敏銳的感受：“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他說，高山之上一定有高起的山頭，林木之中一定有林木的樹枝，可是我的憂愁襲來的時候從來就沒有一個方向，我根本就說不清它們是怎麼來的!對於曹植來說，當發生什麼不幸的時候，他可以有非常強烈的反應。而曹丕卻是在那些人人都不留意的細微的小事之中，能夠有非常敏銳的感受。而且，他有反省，有節制，不是像曹植那樣完全發洩出來，因此就能夠引起讀者的尋思和回味，於是就產生了“韻”。所以說，曹丕的詩，是以“感”與“韻”取勝的。
鐘嶸《詩品》把曹丕排在中品，並批評說，曹丕的詩“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瞻可玩”。“偶語”，就是兩個人相對講話。他說這些詩都太俗、太樸實，就像人們平常相對講話一樣，只有那十幾首《雜詩》寫得還算可以。那麼鐘嶸又是怎樣批評曹植的呢?他說曹植是：
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 嗟乎! 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 映餘輝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 則公幹升堂， 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這是《詩品》批評文字中最長的一段了!什麼是骨氣奇高?所謂骨者，是敘述的口吻和結構，也就是說把內容的情意與表現的文字結合到一起，使它能夠站得住。所謂氣者是指作品中表現出來的一種氣勢的力量。這氣和骨是結合在一起的。唐朝韓愈曾經把氣比作水，把言比作水中的浮物。他說，如果你的氣盛，那麼你的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在講完曹丕之後，我將講曹植的一組詩《贈白馬王彪)，那時你們會看到，他的每一首詩之間，在口吻和結構上都有呼應，都是連貫的，從而產生了一種很強的氣勢。而且，曹植的文字很美，有很多漂亮的對偶的詞句，這是“詞采華茂”。什麼叫“情兼雅怨”呢?司馬遷曾經說過一句話：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因為《詩經》的《國風》有很多是從各地採集的民歌，其中就有不少是寫男女愛情的內容；《詩經》的《小雅》有很多首詩反映了時代政治上的弊病與民生的不幸，裡邊自然有一種不滿意的哀怨。可是《國風》儘管寫男女愛情，卻不致於發展到放縱淫亂的地步；小雅》雖然寫不滿意的情緒，卻也是有節制的。這就叫做“好色而不淫”和“怨悱而不亂”，這是中國古人所提倡的一種“溫柔敦厚”的詩教。曹子建抑鬱不得志，內心當然有很多哀怨。可是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裡，你要是對天子不滿意，是不能直接寫在書裡的。曹植的詩裡邊有一組《七哀詩》，他把這些哀怨都借女子為喻托表現出來，雖然是寫哀怨，但寫得都很美麗、很含蓄、很有文采，所以鐘嶸說他“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陳思”就是指曹植。曹植被封為陳王，死後諡為思，所以後世稱他為陳思王。說到陳思王在文學上的地位，鐘嶸用了一連串的比喻，說他像人中的周公孔聖，像飛禽走獸中的龍和鳳凰，像音樂中最美好的琴與笙，像女工中最精美的刺繡。他說曹子建使得後來那些作文章的人仰慕得不得了，都要借他的一點兒光亮，意思是說都要學習他的字句和文采。鐘嶸還說，假如孔老夫子用詩歌作標準來衡量他的學生，那麼公幹，就是劉楨，剛剛登上外邊的大堂，而陳思王已經進入內室了。至於張協、潘岳、陸機等——這是西晉太康時代最出名的幾個詩人——都可以坐到兩廊去。
好，這就是齊梁時代鐘嶸的看法。
人們常常說這樣兩句話：“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所以你買東西不要完全相信廣告上的說法，一定要多看幾家的貨用來比較。現在我們欣賞詩歌也是如此，只看一首詩怎能知道他的好壞?你一定要比較，而且一定要找時代相近的、作用差不多的或作風截然不同的詩人來對比。只有經常作這樣的比較，才能夠養成我們欣賞判斷的能力。現在我們恰好就可以用曹植來和曹丕作一個比較。鐘嶸《詩品》是把曹植抬得很高，把曹丕貶得很低的，其主要原因在於鐘嶸所生活的齊梁時代重視詞采。那麼我們再來看，同是生活于齊梁時代的劉勰在《文心雕龍》的《才略篇》裡是怎樣說的：
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 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
剛才我說過，曹植的詩是以才與情勝，曹丕的詩是以感與韻勝。那麼為什麼劉勰現在所稱讚的是“魏文之才”呢?要知道，一般人所說的“才”是一種泛論，所指的就是一個人寫作的能力。而我把情與感分開來說，是作了一個更仔細的分辨。我所說的“才”，是偏重于曹植的那種才氣和技巧，是和“感”對比來說的。而劉勰現在所說的這個“才”，從下文來看，指的也正是魏文帝的那種感與韻。他說魏文之才就好像流動著的清澄的水波，過去人們貶低他，說他比曹植差得遠。但曹植靠著思路敏捷、才情傑出，把詩寫得很美，顯得超出了別人；而曹丕是一個有反省、有節制的人，他的詩中感染力量的傳達是緩慢的，所以不能夠以此論高下。順便說一句，西方人讀中國的書總是弄不明白，為什麼同一個人有很多不同的稱呼。像劉勰在這短短的幾句話中，前邊稱魏文，後邊稱子桓、文帝；前邊稱曹植，後邊稱子建、陳思。他們不知道，中國人寫文章是很注重文章之美的，由於對偶或平仄聲調的需要，有時要用一個字，有時要用兩個字，有時稱名，有時稱字，有時稱封爵，在駢偶的文章中尤其如此。劉勰這段話用了這麼多稱呼，其實就是說的曹丕與曹植兩個人。詩人有兩種不同類型，有的人下筆千言，倚馬可待；有的人寫起東西來就比較慢。詩也有兩種不同的類型，有的詩給人直接的感發，一句話就把你打動了；有的詩必須仔細吟味，才能品出它的好處。李後主說：“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那真是一開口就能打動你。可是晏殊說：“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台”，就須要細細地體會，才能感受到那裡面所包含的感發的力量。曹丕的詩就屬於這後一種。另外，劉勰還說，曹丕的樂府詩寫得很好，他的《典論》說理也很清楚。這話說得很對。曹丕的樂府詩寫得清新超逸，而他寫的《典論》，雖然現在已不完整，但從剩下的這兩三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有眼光有見識的、富於理性的作者。自古以來，秦皇漢武都迷信方術，連魏武帝曹操都不免寫幾首遊仙詩，而曹丕的《典論》中有一篇論方術的文章，表現出可貴的反對迷信的傾向。另外他的《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一篇很重要的理論文章，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劉勰就指出：曹丕和曹植各有短長，這是必須辨別清楚的一件事情。可是一般人他們不肯用心思，也不肯用腦筋，總是跟在別人後邊嚷嚷，人家說曹植好他也說好，人家說曹丕不好他也說不好。於是，就因為曹丕篡位做了天子而貶低了他的詩，因曹植在政治競爭上的失意而抬高了他的詩。這種做法，實在是不正確的。中國人常說， “愁苦之言易工”；又說，“詩窮而後工”。一個人越是遭到不幸的打擊，他的詩越是容易寫得好。為什麼呢?因為詩是一種感發的生命，這種感發的生命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自然界給你的感動，一個是人事界給你帶來的喜怒哀樂和悲歡離合。你要是沒有這些遭遇，就難以引起內心的感動，也就難以寫出能夠感動別人的好詩來，可是，偏偏就有一些人雖沒有碰到過很大的挫折失意，生活上比較順利，卻也能夠寫出好詩來，這樣的人，必然是具有更好的詩人秉賦的人。詞人中的晏殊、詩人中的魏文帝，就都屬於這一類人。好，以上我所講的，是劉勰《文心雕龍》的看法。下面我們再來看王夫之的《薑齋詩話》是怎樣說的。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儒，學者們稱他船山先生。明朝滅亡之後他就不出仕，是一個很有品節的人。因為他的品德學問都非常好，所以跟隨他學習的人很多。而且我還要說，明末清初的幾位大儒像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他們都不是只談文學，而是要講經邦濟世之學。經世致用，這是中國古代讀書人最主要的理想，並被認為是一個人最高的成就。王夫之曾寫過《讀通鑒論》，還有《宋論》。我在講宋詞的時候就曾建議看一看王夫之的《宋論》，那是王夫之對宋代盛衰治亂的形成和結果的看法。看了他的文章，你就會對宋代的歷史背景有更清楚的瞭解，從而對宋詞也就有了更深入的瞭解。王夫之對歷朝政治的盛衰、得失，有很深刻的見解，他真的是一個很有眼光的人。正因為他有眼光，所以當他批評詩的時候，也不隨波逐流，常常能夠看到一些別人所沒有看到的東西。王夫之的《薑齋詩話》說：
曹子建鋪排整飾，立階級以賺人升堂，用此致諸趨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紙揮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韻，以絕人攀躋，故人不樂從，反為所掩。子建以是壓倒阿兄，奪其名譽。實則子桓天才駿發，豈子建所能壓倒耶?
還有一段說：
曹子建之於子桓，有仙凡之隔， 而人稱子建， 不知有子桓，俗論大抵如此。
王夫之說曹植“鋪排整飾”，說得很對。曹子建寫詩用對偶用詞采，往往一點點意思寫了一大串相似的句子，這是鋪排。他還要把外表搞得精彩、漂亮，這是整飾。而這種對偶和詞采，你可以一點點地用功去修飾，它是人力可以達到的。就好像他一步步上臺階，他的每一步的痕跡你都可以看到，可以效仿，所以很容易就能跟著他上去。其實王夫之這一句和鐘嶸《詩品》讚美曹植的“抱篇章而景慕，映餘輝以自燭”，都是指曹植的詩可以被後人學習而言，但卻有貶與褒、抑與揚的不同。鐘嶸讚美曹植，就因為曹植的詩可以給後人做一個學習的階梯；而王夫之不喜歡曹植也是為此，他說曹子建的詩招引來一些喜歡辭藻的人跟著他學，大家寫出來差不多全是一個樣子。這話說得不錯，我們看一看宋齊梁陳的詩壇就可以知道，曹子建那種重視詞采和雕飾的趨勢已經被發展成一種普遍的風氣了。可是曹丕呢?王夫之說他是“精思逸韻”。他的詩不只是一個感情的直接反射，而是有一種思索的意味在裡邊，這是精思；他那種敏銳的感受是一般人所沒有的，而且他也不在文字上進行雕琢，如果你沒有他那種感受，你就沒有辦法也沒有途徑去學他的詩，這是逸韻。這種詩，它的境界較高，很少有人能夠攀登到這種高度，所以大家就不願意追隨曹丕而寧願追隨曹植，曹子建也就是憑著這一點壓倒了他的哥哥，這話也是事實。你看人們講詩都講曹子建，說他有八鬥之才；而提到曹子桓，有的人甚至都不知道他是誰!可是王夫之說，曹子桓和曹子建相比，那簡直一個是神仙，一個是凡人。但人們為什麼只知有曹子建呢?那是由於世俗的人不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不肯用自己的心靈去感受，不肯用自己的頭腦去思索，而只知道人云亦云的緣故。
要想全面地瞭解曹丕，就應該看他多方面的作品。曹丕留下來的作品有詩，有文章，還有賦。他寫過《感物賦》、《感離賦》、《悼夭賦、《寡婦賦》、《愁霖賦》、《喜霽賦》，還有的賦現在只留下序文，原文卻沒有留傳下來。建安十三年，曹操帶兵去攻打劉表，曹丕也跟隨曹操到了荊州。當戰爭結束他回去的時候，路過故鄉譙郡——就是現在的安徽亳縣——寫了一篇《感物賦》。我們且看他這篇賦的序：
喪亂以來，天下城郭丘墟，惟從太僕君宅尚在。南征荊州，還過鄉里，舍焉。乃種諸蔗於中庭，涉夏曆秋，先盛後衰。悟興廢之無常，慨然詠歎，乃作斯賦。
他說，自從國家發生戰亂，也就是黃巾起義和董卓之亂以來，天下各地很多城市都變成了一片廢墟，在故鄉也只剩下一所老房子沒有被毀壞，當我從荊州回來的時候，就住在這所老房子裡，並在院子裡種了很多甘蔗。過了夏天，又過了秋天，我親眼看到了它們從茂盛生長到衰落凋零的過程，於是就覺悟到“興廢之無常”的道理，所以就寫了這篇賦。你們看，這曹丕是多麼善感!而且，他的善感之中還含有一種哲理的思致。曹丕還寫過一篇《感離賦》：
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諸弟皆從，不勝思慕，乃作賦日：
秋風動兮天氣涼，居常不快兮中心傷。
出北園兮彷徨，望眾慕兮成行。
柯條慘兮無色，綠草變兮萎黃。
脫微霜兮零落，隨風雨兮飛揚。
日薄暮兮無驚，思不衰兮愈多。
招延佇兮良久，忽踟躕兮忘家。
這是曹操出兵打仗，曹丕獨自留守時所寫的思念父母兄弟的作品。從中可以看出，他對自己的父母兄弟家人是非常有感情的。曹操死了以後，曹丕寫過《短歌行》來哀悼他的父親，寫得也非常好。在他的賦裡有一篇《悼夭賦》，是哀悼他的一個十一歲死去的族弟；他還有一篇誄文，是哀悼他的小弟弟曹蒼舒，寫得都很感人。建安七子裡邊不是有一個阮璃嗎?他死得很早，留下了妻子兒女生活很苦，於是曹丕就經常去看望和周濟，並且寫了《寡婦賦》以表示對孤兒寡婦的同情。同時，作為天子，當他看到霖雨傷稼的時候就寫了《愁霖賦》；當他看到雨過天晴，就寫了《喜霽賦》。從這些作品中你可以看到，曹丕實在是個感情豐富的人，是個很有人情味的人。曹丕的文章也寫得很好。我剛才曾引了他的《與吳質書》中的一段，是為了說明他有敏銳的感覺。這段文字駢中有散，散中有駢，本身也非常漂亮。還有他的《典論?論文》，不但有見解，持論公正，而且文字上也是駢散結合，搖曳生姿。他不是那種偶然寫出一篇好文章的作者，而是一個能夠保持一貫水準的人。他對父母、妻子、朋友都很有感情，這種感情不是虛假的，因為他那些文章裡真的帶有一種感發的力量。倘若內心沒有這種感發，是寫不出那種文句來的。曹丕是一個感性和理性兼長並美的人，他的很多詔命就充分表現了他理性的這一面，例如他有《禁複私仇詔》，要求人們互相親愛，嚴禁為復仇而相殺戮的行為。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為漢末天下大亂，群雄並起，你殺我，我殺你，倘若每一個人都要報復的話，冤冤相報就沒完沒了，社會就永遠不會安定。所以他下令禁止報復，宣導和解，要使天下養成一種祥和的氣氛。曹丕還有一篇《營壽陵詔》，思想也很通達。古代皇帝都是在沒有死的時候就開始營造墳墓。曹丕做了天子，所以也有人給他營造墳墓。可是你看曹丕是怎麼說的？他說：
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塚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 諸愚俗所為也。
他說葬本來就是藏的意思，人死了，不能眼看著他腐爛，所以要把屍體裝進棺材埋葬起來。而且他還說，“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這真是有反省!秦始皇自稱始皇帝，他的兒子稱二世，打算以後子子孫孫傳之無窮，可事實上又有哪家王朝可以傳之無窮?你看人家曹丕對歷史的盛衰興亡就有一種覺悟和反省，他知道曹魏早晚也是必然會滅亡的，所以他不主張厚葬。他說：我的棺材裡不要放葦炭，不要放金玉寶物，也不要仿效那些愚蠢的世俗之所為，因為保持屍體不朽是沒有用處的。另外曹丕還寫過論方術的文章，不相信那些迷信的方術。總之，你讀了曹丕的作品就會感到，他的立論、他所持守的禮法，都是平正通達，很合乎人情事理的。另外，我還要補充一句：曹丕的文章能夠把駢散結合得這樣好，把抑揚的節奏配合得這樣好，這一點，沒有感性和理性的結合，也是很難做到的。
這節課就講到這裡。
第六節 曹丕之二
這一節課我將講曹丕的《燕歌行》。這首詩很多選本都選了。它雖然也是一首樂府詩，但又是最早的一首七言詩。上節課我曾提到，劉勰《文心雕龍》的《才略篇》曾特別指出曹丕的樂府詩寫得清新超逸。為了對曹丕的詩有更全面的瞭解，在講《燕歌行》之前，我們先簡單看他兩首四言的樂府詩，這兩首詩的題目是《善哉行》。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溪穀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群雊，猴猿相追。還望故鄉，郁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其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妍姿巧笑，和媚心腸。知音識曲，善為樂方。哀弦微妙，清氣含芳。流鄭激楚，度宮中商。感心動耳，綺麗難忘。離鳥夕宿，在彼中洲。延顧鼓翼，悲鳴相求。眷然顧之，使我心愁。嗟爾昔人，何以忘憂。
這真是很好的兩首四言詩，第一首是寫行旅途中的艱辛。大家知道，曹丕從很小就學會騎馬射箭，經常跟著他的父親出去打仗，所以這一首寫的應該是軍旅之中的生活。他說，在軍隊中當糧食沒有了的時候，我們就上山去采野菜，那當然吃不飽，所以到了黃昏時每個人都很饑餓。深山溪穀中風很大，寒霜冷露打濕了衣服。山中的野雞互相追逐，猿猴也都緊隨著它們的伴侶。可是，我的故鄉和家人在哪裡?故鄉那麼遙遠，所以我心裡總是在悲愁。每一座高山都有山崖，每一棵樹木都有樹枝，可是我內心的憂愁湧上來了，都不知它們是從哪裡湧來的，誰能理解我並聽我述說呢?我曾說過，曹丕是一個理性的詩人，理性的詩人是有辦法排遣憂愁的。我們讀過晏殊的“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還有“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那是晏殊的排遣方法。那麼曹丕怎樣排遣?他說“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人生本來就短暫得像一個旅客暫住在旅店裡一樣，如此憂愁有什麼好處?為什麼要讓歲月在憂愁之中度過呢?而且他說：我在外邊漂泊，就像河裡的一隻小舟，隨著水波流轉，不知道該停在哪裡。所以，我就要騎上我的馬，穿上我的皮裘，去盡情地賓士，以此來忘掉我的憂愁。你看，他是有辦法的，絕不會像李後主那一類純情的詞人那樣無可救藥地陷入深深的悲愁之中“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第二首寫一個美麗的女子，說她看起來溫柔和婉，而且眉目秀美。這“清揚”二字是指女子眉目的美麗，出於《詩經?鄭風》的《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而且，這個女子還不僅僅是容貌的美，她還有才能的美。“善為樂方”，是說她很懂得彈奏音樂的方法和道理。她彈出什麼樣的音樂?是“哀弦微妙，清氣含芳。流鄭激楚，度宮中商”，能夠彈非常流利的那種鄭國的音樂，也能夠彈非常激動的那種楚國的音樂，而且都合於音樂的樂律，所以就感動了聽的人，引起了一種聯想。下邊就是作者的想像了。他說，有一隻孤獨的鳥，黃昏投宿在水中的沙洲。你看它伸長了它的頭頸，扇動著它的翅膀，在那裡悲哀地鳴叫，希望找到一個伴侶。 “眷然顧之”的“眷然”，是一種很多情的被感動的樣子。他說，我看到這只鳥的樣子，就使我的內心也產生了和它同樣的一種孤獨的悲哀。下面他說， “嗟爾昔人，何以忘憂”——像這種孤獨寂寞，像這種對美好東西嚮往而不可得，難道只有我一個人遭遇到這種憂愁嗎?你們古人如果遇到這種情形，你們是怎樣解脫的?這首詩也確實不錯，無論是感覺、感情，還是韻味，都寫得很好。王夫之對這兩首詩說了很多讚美的話。對“上山采薇”的那一篇，他說是“微風遠韻，映帶人心於哀樂，非子桓其孰得哉”。在詩歌中，所謂風，是一種感動人心的力量；所謂韻，是能引起讀者尋思回味的一種情韻。魏文帝的詩所表現的，是“微風”和“遠韻”。它們都不是強烈的刺激，而是一種緩慢的感染。他說，現實之中那一點點並不很強烈的刺激，就能夠引發內心之中哀樂的感情，這種境界，除了曹子桓還有誰能達到呢?王夫之還讚美了“有美一人”的那一篇，說它的結尾“嗟爾昔人，何以忘憂”寫得非常好，是“古來有之，嗟我何言。如此胸中，乃許言情”。確實，這首詩中間的轉折寫得很好。他從這個女子容貌的美麗，以及她的音樂所代表的感情的美好，寫到大自然景物中一隻“離鳥”的形象。他不直接寫自己的感情，而是假借這鳥的形象把自己的感情和大自然的景物融合在一起，這是情景交融的寫法。而他在結尾也並沒有怎麼寫自己的哀傷，只是說古人也有過這樣的哀傷。這樣一來，就把他自己的哀傷融會到千古以來所有的人都感到孤獨寂寞都追求嚮往美好這樣一個主題中去了。所以王夫之說，一個人胸中要有這樣的感受，才能夠寫好感情。有的人心中並沒有多少感動，卻說我十二萬分高興或者我十二萬分悲傷，那樣寫感情是永遠不能感動別人的。王夫之還稱讚這首詩說：“排比句一入其腕，俱成飛動。”這是指的“流鄭激楚，度宮中商”這一類句子。這類句子結構相同，本來很容易顯得死板，可是一到了曹丕的筆下就產生了一種飛動的氣象，不但不死板，而且顯得流利婉轉，十分動人。
這兩首《善哉行》，當然是很不錯的詩，但它們都是四言體，四言體的詩古已有之。而曹丕的《燕歌行》，很多人認為是七言詩之始。那麼，我們講過楚歌的“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難道不是七言詩嗎?不是的，它們雖然是七個字，但其節奏並不同於七言詩的節奏。而且楚歌也並非通篇都是七個字的句子。上次我們還看過張衡的《四愁詩》。我說過，那也不是真正的七言詩，只是七言詩的濫觴，因為它是從“楚歌體”變化而來的。還有漢武帝和群臣聯句的《柏梁詩》也是七言，但後人已考證出它是偽作。因此，曹丕的《燕歌行》就成了古代流傳下來的最早的七言詩了。曹丕的《燕歌行》一共有兩首，我們課本上的這一首是大家常選的。另外還有一首普通選本不太選，其實也是很不錯的詩，大家可以課下去看。現在我把課本上這一首讀一遍：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
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
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
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何梁?
這首詩讀起來聲音很好聽。我常說，詩歌傳達一種感發的生命。而在這傳達過程中起作用的，除了所用的形象、敘述的口吻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聲音。所以，首先你一定要注意魏文帝這首詩聲調的諧婉，它裡邊包含著一種可以感動你的力量。其次，我還要先解釋一下詩的題目。《燕歌行》的題目古人有說法，有兩本解釋樂府詩題的書，一本叫《樂府廣題》，一本叫《樂府詩題》。《樂府廣題》解釋《燕歌行》說：燕是地名，．這個題目是說良人從役于燕，而為此曲。“良人”，就是丈夫的意思，是有一個男子到燕地當兵，他的妻子寫了這個曲子。照這樣講，《燕歌行》就是思婦之詞了。但實際上不盡如此。唐代高適也寫過一首《燕歌行》，其中有“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之類的話，寫的都是戰場上的情形，那當然是征夫之詞。所以《樂府詩題》就有另外一個說法，它說在歌行的上邊加上一個地名，比如《燕歌行》、《隴西行》等，都是以各地聲音為主。就是說，是當地流行的曲子。可是後世聲音失傳，作者就以之歌詠各地風土了。燕這個地方，從東漢末到曹魏征戍不絕，常常打仗。所以凡是寫《燕歌行》這個題目者往往作離別之語。即是說，不管是思婦還是征夫，總而言之是寫戰爭所帶來的離別的悲哀。不過，曹丕的這首《燕歌行》比較明顯，寫的是思婦離別的悲哀。
《燕歌行》用的是七陽的韻，但實際上，曹丕那時還沒有這種韻部的名稱。所以我們應該說，他用的是“ang”的這種語尾的聲音。而你要注意到，凡是“ang”的語尾都是鼻音，它有一種迴響——一種共鳴的回音，是不是?因此這首詩的聲調之所以使人覺得很美，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它語尾押的韻是“ang”的聲音，它本身就造成一種和諧的感覺。而且，這是一首很完整的七言詩，所以它在中國的詩歌史上是一篇很重要的著作，是對一個新詩體的開創。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論杜甫七律之演進及其承先啟後之成就》，其中曾談及七言詩的起源。我以為，中國五言詩的興起乃是時勢所趨，是大眾化的事情；而七言詩的興起，則似乎與一些天才詩人的創造與嘗試有密切關係。為什麼說五言詩是大眾化呢?因為漢朝跟西域往來，於是就有一種新的音樂傳到中國來了。這種音樂最容易配合的歌詞是五個字一句的歌詞，而且這種音樂又流行一時，所以大家就都寫五言，這種風氣就使得五言詩流行起來。可是七言詩，你不要看它只多了兩個字，對古代做詩的人來說，多了兩個字就得在音節和句法上費一點功夫子，所以七言詩做起來就比較困難，就不是大眾化而是個人化了，是一些傑出的天才，而且是那種理性和感性兼長並美的天才，帶領和推動了七言詩的演進。因為，只有這樣的天才能夠從感性上把握七言詩的特色，而且能夠用理性對章節句法做適當的安排。第一個這樣的天才是張衡，他把楚歌變化成了七言，可是張衡的《四愁詩》中還有殘留的楚歌句法。而接下來的另外一個天才就是魏文帝曹丕，他消除了楚歌殘留的痕跡，寫出了成功的七言詩。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這開頭三句完全寫的是景物，並沒有直接寫感情。清朝有一個文學批評家沈德潛批評這首詩說， “和柔巽順之意，讀之油然相感。節奏之妙，不可思議。句句用韻，掩抑徘徊”。他這“油然”兩個字用得非常好。你騎自行車的時候，要是給輪子加一點油，騎起來就有一種柔滑的感覺，對不對?那我現在就要說，文學作品有很多種不同的感動人的方法。清末民初的學者梁啟超先生曾寫過一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他說小說對人的感染有四種方式，即“熏、浸、刺、提”。熏就好比燒香的時候，那煙慢慢慢慢地向你籠罩過來。浸是浸泡，煮紅豆湯時紅豆不容易爛，你要是頭一天把它泡在水裡，讓那水分慢慢地浸入，明天再煮就爛了。所以熏和浸的感染是慢慢的、不知不覺的。刺和提就不同：刺，就像針紮了一下；提，是一下子就把你提起來了。所以刺和提的感染都是比較強烈的。李後主說：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他一下子就給你一種很強烈的刺激；而晏殊則說： “小徑紅稀，芳郊綠遍，高臺樹色陰陰見。”小路上的紅花慢慢地就稀少了，郊外的青草不知不覺地就綠遍了。這，就是一種慢慢的感染了。其實李後主和晏殊的對比與曹植和曹丕的對比很相似。曹丕的詩給人的感染就是慢慢的、不知不覺的。他總是先培養出一種感受和氣氛，把你慢慢地引到裡邊去。“秋風蕭瑟天氣涼”，是很平常的句子，而且並沒有說出懷念的意思，但懷念卻是從這裡引起來的。李商隱說：“遠書歸夢兩悠悠，只有空床敵素秋。”所謂素秋者，是那萬物凋零淨盡的秋天。那種寒冷，那種肅殺，就很容易引起離人的思念。所以，這“秋風蕭瑟天氣涼”的寒冷之中，已經醞釀有相思懷念和孤獨寂寞的感情了。
而下一句，“草木搖落露為霜”，就比第一句的力量更大了一些。“草木搖落”是很平淡的四個字，但它出於《楚辭》。宋玉的《九辯》說：“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所以，中國文學從此就有了一個“悲秋”的傳統。其實，人們真正所悲的並不是秋天的季節，也不是草木的搖落變衰，而是由草木搖落變衰而聯想到人的生命的無常。那是眼看著大自然中的生命被摧傷而聯想到自身的一種感受。什麼是“露為霜”?露和霜雖然都是水氣凝結而成，但二者的作用卻完全不同。露使草木滋生，而霜給草木以摧殘。從滋生到摧殘——這真是慢慢地把你帶進這種氣氛中來。
《古詩十九首》中的“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兩句，也許可以用作這一句的注解。他是說，倘若人的生命長存，那麼只要我們都保持感情不變，就可以一直期待下去，總有希望等到見面的那一天。可是人的生命是多麼短暫!就算我願意等待，我又有多少生命可以等待呢?“草木搖落露為霜”，其中就暗含有這樣的意思。可是你看，無論是李商隱的“遠書歸夢兩悠悠，只有空床敵素秋”，還是《古詩十九首》的“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說得都比較明白，表現得都比較有力量。而你看人家曹丕，人家就只是寫景!而且下一句還是寫景，“群燕辭歸雁南翔”——那些候鳥，不管是小的燕子，還是大的鴻雁，天氣冷了都要飛回南方。可是我所懷念的征夫，他為什麼就不跟那些大雁小燕一同飛回來呢?你看，他那種相思懷念的感情是一步步逗引出來的，到了這一句才比較清晰起來。這三句看起來都很尋常：“秋風蕭瑟”是古人常用的句子，像曹操的《碣石篇》裡不是就有“秋風蕭瑟，洪波湧起”嗎?“天氣涼”更不用說，正是鐘嶸批評他“鄙直如偶語”的那種地方。“草木搖落”是宋玉用過的；“露為霜”是《詩經》裡用過的；《詩?秦風?蒹葭》裡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而且白露和霜降都是中國的節氣；大雁和小燕也都是人們常見的尋常景物。曹丕就是用這些尋常的語言、尋常的景物來漸漸引出感情。然後接下來他才說：“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這個“慊”字有兩個不同的讀音。有的時候讀qie（四聲），是心裡邊滿足的樣子；有的時候讀qian（四聲），是有遺憾不得滿足的樣子。這在訓詁學裡叫作反義。類似的字還有“面”，本來是“面對”的意思，可是有的時候卻又是“背對”的意思。比如《史記?項羽本紀》裡寫到項羽兵敗烏江，遇到呂馬童，說“馬童面之”。這呂馬童本來是認識項羽的，這時就背朝項羽，暗地裡指給別人看，說這個人就是項王。所以你看，這個面”就當“背”講。而曹丕用的這個“慊”不是滿足，是有遺憾、不得滿足的意思，讀qian（四聲）。你要注意這兩句：“念君客遊思斷腸”，是說思婦思念征人，那麼為什麼“慊慊思歸戀故鄉”，說的又是征夫了呢?其實他這兩句的意思要連下來讀，他是說：因為我想念你，所以我就想到你一定也想念我，也想回到家裡來看我。杜甫有一首詩說“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蘇東坡有一句詞說“我思君處君思我”，也是同樣的意思。下麵的“淹留”，指長久地停留。他說：可是你為什麼就長久地寄居在那麼遠的地方不肯回來呢?“賤妾煢煢守空房”，“賤妾”是女子的自稱；“煢煢”是孤獨的樣子；這“空房”二字則使人聯想到剛才說過的李商隱的詩“遠書歸夢兩悠悠，只有空床敵素秋”中的“空床”。底下他說“憂來思君不敢忘”。“憂來思君”是說：我的內心常常湧上一種憂傷的感情，那時候我就非常思念你。可是什麼叫“不敢忘”?為什麼不說“不能忘”?這就是沈德潛所說的“和柔巽順之意，讀之油然相感”了。我已經講過“油然”，就是慢慢慢慢地把你帶進這種感情的氣氛裡來。這當然也可以說是一種柔婉的方式，但實際上“和柔巽順”幾個字還不是如此簡單。要知道，這四個字本來是形容“婦德”的。“巽”是八卦中的一個卦名。《易經》中的八卦都有象徵的性質，既象徵大自然中的一切，也象徵人間倫理的一切。而“巽”卦所象徵的是一個家庭中的長女，是女性的卦。這首詩所寫的是思婦，也就是說，是一個征人的妻子。中國傳統的“婦德”主張，作為妻子，無論丈夫怎樣，你都永遠不能背棄他的。現在中國說婦女是“半邊天”，那與古人的主張不同。古人說“妻以夫為天”。丈夫在上邊，是天；妻子在底下，是地。你要變成半邊天，那怎麼得了!如果說“憂來思君不能忘”，那就是單純講感情，或者說叫愛情。而“憂來思君不敢忘”，裡邊就多了一層尊敬的意思，是愛情再加上尊敬。中國古人常常用夫妻男女的關係來比君臣的關係，所以這裡邊還有著忠誠的含義。因此，這“不敢”二字正表現了沈德潛所讚美的“和柔巽順之意”，用得很好。下面“不覺淚下沾衣裳”的“不覺”兩字也用得很好，那是說你內心之中生出感情，不知不覺就流出了眼淚。這也是一種“油然相感”的感受。
“援琴鳴弦發清商”寫得更好，你一定要仔細地讀才能感覺到。要知道，當你內心有一種感情在動盪的時候，你必須找到一種安排的方法和寄託的所在。如果你懂得音樂，你就把你的感情用音樂表達出來。我們講完建安詩就要講阮籍的詩，阮籍《詠懷》詩的第一句就是“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我當年在大學念書的時候寫過這樣幾句詩：“驚濤難化心成石，閉戶真堪隱作名。收拾閒愁應未盡，坐調弦柱到三更。”因為我上大學時，正是北京淪陷在日本手中的時候。我一生經歷過很多災難，有國家的災難，也有我自己家庭的災難。人生在這種患難之中難道心裡就沒有什麼感動嗎?當然有的，然而我無可奈何，所以我說“驚濤難化心成石，閉戶真堪隱作名”，我只有關起門來念書。可是我內心之中有很多感情不能夠安排，而這些感情必須加以收拾整理，所以就“坐調弦柱到三更”。當然，阮籍可能真的是起來彈琴，而我並不會彈琴，我只是用一個典故。就是說，當你有很多憂傷或感動以至夜深不能成眠時，你的內心就有一種需要安排整理的感受。所以你看，他是怎樣從“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轉到“援琴鳴弦發清商”的?那是說，這個女子內心有這樣的感動沒有辦法安排寄託，所以就借著琴的音樂來安排寄託。“援”，就是把琴取過來。所謂“清商”，是一種憂傷的曲調。中國古代常用宮商角徵羽的“商”來代表秋天的季節，而秋天的季節是肅殺哀傷的，所以歐陽修《秋聲賦》才說：“商者傷也。”“短歌微吟不能長”，為什麼不能長?當然你可以說因為歌詞和曲調本來就是短的，這是最簡單的解釋。但人在哀傷的時候要借彈琴來排遣哀傷，可是彈起來反而更加哀傷，覺得不能夠再彈下去。這也是“不能長”的一個原因。歐陽修有一首《玉樓春》的小詞說，“離歌且莫翻新闋”，因為“一曲能教腸寸結”。所以，當這個女子，越彈越悲哀的時候，她就不能夠再彈下去了。
“明月皎皎照我床”也寫得很好。一個人在半夜不能成眠時，就會覺得月光特別明亮，特別寒冷。我曾經寫過一首題目叫《詠懷》的五言古詩，其中有兩句說：“空床竹影多，更深翻歷歷。”那是在抗戰時期，我的母親在北京去世，我父親遠在後方，家中只有我和我的兩個弟弟。我家住的是北京的那種四合院，我住在西廂房，那時候我們睡的是炕，晚上躺在炕上可以看到月亮從東邊升上來。母親在時，我和母親一起睡在炕上，可是母親去世了，我覺得那炕忽然間就空出來一大片。我小的時候曾在窗前種了很多竹子，當月亮升上來時，就把竹影都投射到炕上，到了夜靜更深時，那些竹影顯得特別清楚。所以，“明月皎皎照我床”的那種空寂和悲傷的感覺，我是曾經有過感受的。另外你們還要注意，魏文帝這首詩是從自然景物寫起，慢慢過渡到離別的哀傷。而“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這兩句，是從離別的哀傷又回到自然景物，他過渡得很自然。什麼叫“星漢西流”?這要通過觀察才能知道。我家院子很大，夏天屋子裡悶熱，小時候一到天黑我就搬個小板凳坐在院子裡看天上的星星。我認識很多星，什麼大熊星座，什麼牽牛星、織女星我都認識，而且那時候北京天上的星星和銀河都特別清楚。我覺得現在沒有以前清楚了，可能是由於空氣污染的緣故吧?你要知道，銀河在一年四季方向是不同的。北方有句俗話說：“銀河掉角，要穿棉襖。”所謂“銀河掉角”，就是說銀河的方向改變了，變成東西的方向了，這就到了深秋的季節。
“漢”是水名，古人把銀河想像成一條水。“星漢西流”就是說，銀河向西方流下去了。“夜未央”的“央”是終盡、終了的意思，“夜未央”是說長夜無盡。人們常說“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當一個人寂寞孤獨時，就覺得天總是不亮，夜簡直沒有盡頭。而且這也不僅僅是感覺，因為到了秋天，夜晚果然也就長了。然而你們也要注意’到，這裡雖然過渡到大自然的景物，可是其中卻也仍然結合著離別的哀傷。“牽牛織女遙相望”，你在夜空可以看到，牽牛星是一顆較亮的星，兩旁有兩顆小星；織女星是三角形的，隔著銀河與牛郎星遙遙相對。所以你再看曹丕這首詩結尾的一句，真是畫龍點睛之筆：‘‘爾獨何辜限何梁”。你們本來是相愛的一對，可是你們到底犯了什麼過錯而被阻隔在銀河的兩邊呢?作者本來是寫自己的離別憂傷，可是現在他忽然把筆鋒一轉說：我們人間有離別憂傷，你們天上難道也有離別憂傷嗎?這一句，實在是無理之詞，然而又是至情之筆。就像李商隱也寫過兩句：“人間從到海，天上莫為河。”人間的苦難已經是註定了，只好任憑它去，可是你們天上就不要再有這樣的苦難了，否則這個世界還有什麼希望呢!“爾獨何辜限河梁”，他把自己的悲哀結合了天上的悲哀，寫得如此廣遠，茫茫一片。這一句，使得全篇都振作起來了。
下面，我們再看曹丕的一首《雜詩》：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
輾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
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
草蟲鳴何悲，孤雁獨南翔。
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
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魏文帝在《典論》的《自敘》中說過，他從少年時就常常跟隨曹操到各地去征戰，經常處在軍旅途中。這首詩，也是他在行軍征戰途中思念故鄉的詩。從這一點上看，它和曹操的《苦寒行》有某些相似之處。然而同樣寫思念故鄉的詩，你看曹操寫得多麼有氣魄，而曹丕的詩就不以氣魄見長。這首詩頗有點兒像《古詩十九首》，而且它很明顯是以感與韻取勝的，是屬於“熏”和“浸”的那一類。魏文帝的《雜詩》有兩首，另一首是“西北有浮雲”。這兩首詩都以感與韻取勝，但“西北有浮雲”比較短，熏的力量不太夠，所以比較起來，還是這一首寫得更好。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這首詩的起句和《燕歌行》一樣，都是從大自然的景物寫起的。到了秋天，白日就越來越短，夜晚就越來越長了。“烈烈”，是形容北風很強勁很寒冷的樣子。魏文帝是一個有銳感的詩人，他的詩寫得都很平淡，都不表現強烈的感情。他自己在那種平淡而又平凡的景物中是能夠有所感受的，所以我們讀的時候就也要運用我們的感覺，從平淡和平凡之中去體會他的感受。“輾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就是“徘徊”，是一種走來走去無所依託的樣子。他說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覺，就披上衣服出來徘徊。清人黃仲則說：“為誰風露立中宵?”為什麼夜中不能成眠?為什麼出來徘徊?他們都沒有說。五代馮正中有一首很有名的小詞《謁金門》說：“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風和月都是大自然之間的景物，和詩人有什麼相干?這件事很難說清楚。但北宋歐陽修說得好：“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玉樓春》)那是你詩人心中自有一段憂愁哀傷，和外邊的景物有什麼相干!佛教的禪宗語錄裡講了一個故事，說有一位高僧住在一個廟裡，晚上出來散步，見兩個小和尚在那裡爭論。因為廟裡的竿上有幡，風一吹幡就飄動起來。一個小和尚說這是風在動，另一個小和尚說風哪裡看得見?這是幡在動。他們見高僧出來了，就一起向他請教。這位高僧說：“也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是你們自己的心在動!”人和自然景物本來沒有什麼相干，可是當風突然在水面上吹起了一片漣漪的時候，詩人那敏感的心就動了。謝靈運的《歲暮》詩說：“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明月、積雪、朔風都是大自然景物；哀，卻是詩人的內心感覺。至於這景物為什麼會引起這感覺，並不是都能夠說得清楚。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忽已久”是說，在不知不覺之間就已經徘徊了很長時間了，重複使用“彷徨”，是為了加強和上一句在語氣上的連接。而這句的本身又與下一句“白露沾我裳”有因果關係的連接。李白《玉階怨》的“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就與這兩句十分類似。說到這裡我想起一件事情，前幾天有一位中國當代詩人到溫哥華來訪問，我和他談起了中國的舊詩，他說他當初寫詩就是由讀中國的舊詩而引起的興趣。我說那為什麼你沒有寫舊詩而只寫現代的新詩呢?他說，中國的舊詩看起來差不多都一樣，沒有多少新鮮味道。他的這種看法很有代表性，不但寫現代詩的中國人有這種感覺，研究我們中國詩的西方人也有這種感覺。尤其是西方人，他們特別注重個體的獨創，追求說別人沒說過的話，使用別人沒有用過的形象。而中國的舊詩有固定的形式，如五言詩、七言詩、律詩、絕句，都有固定的字數和句數，聲音的平仄也有很嚴格的規定。而且還不僅如此，中國古詩注重吟誦和直接感發，那吟誦的調子也大同小異，當你吟熟了之後就形成一種固定的形式， “仄仄平平仄，千平仄仄平”，你這樣吟熟了就出口成章，說出話來自然就帶有這種聲律節奏。我的小侄孫女從一周歲起就開始背詩，現在背得多了，說出話來就有了平仄。有的時候她把詩背錯了，但卻是合乎平仄的。李商隱《登樂游原》中有兩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賀之章《回鄉偶書》中有兩句：“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我的小侄孫女就背錯了，她說：“夕陽無限好，只是鬢毛衰。”這“近黃昏”和“鬢毛衰”，平仄是相同的。“近”和“鬢”都是去聲， “黃”和“毛”都是陽平，“昏”和“衰”都是陰平，而且它們的意思也有一點兒相近之處。所以，這是一種傳統的習慣性，出口就是如此了。西方注重思索安排的技術，從他們的眼光看起來，中國的舊詩讀起來都差不多，形式也一樣，平仄也一樣，連常用的那些形象如明月啊，清風啊，也都差不多。所以他們就認為中國的舊詩沒有新鮮感。可是你要知道，中國舊詩的特色在哪裡?就在於從傳統的相同之中寫出了不同。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我講過中國的詞，它們大多都是寫男女的相思離別，可是在我講的時候你們已經看到，不但作風相差很大的作者，如蘇東坡和柳永，風格絕對不同；就連五代的馮延巳和北宋的晏殊、歐陽修，這三個人作風十分相似，以致他們集子中的作品也常常相混，可是仔細研究起來，他們詞的風格也有很大不同。從這些不同之中可以看出，他們的性格、思想方式和對人生的態度也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欣賞中國的舊詩一定要注意這一點——分析它們在相似之中的不同。
好，現在我們返回來再看曹丕的“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它和李太白的“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一樣，都是說在外邊徘徊得太久，以致衣襪都被露水打濕了。所以你要注意中國的舊詩，它一方面帶有個人的感發，一方面還帶有一個歷史的傳統。而這歷史的傳統實際上就是千百年來無數作者的共同的感發。有的人就認為，這歷史的傳統是一個限制。其實，正是由於中國詩裡帶有這種歷史的傳統，所以它就把個人的感發擴展得更大，不但有普遍性，而且有歷史性；這是中國詩的一個特色。另外你們還應該注意到：這“沾我裳”三個字實在用得很好，一個“我”字，就使那寒冷的白露一下子貼近了你的身體，使人產生一直冷到心裡的感覺。我的老師顧隨先生曾寫過一首詞說：“自添沉水燒新篆，一任羅衣貼體寒。”馮正中的詞也曾說：“波搖梅蕊當心白，風入羅衣貼體寒。”寫的就是這種毫無抵擋地被寒風冷露侵入的感覺。這也是詩人一種敏銳的感受。
“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兩句也很難講。因為，一首詩如果有很強烈的感情或很深奧的詞句，你就可以從這些地方下手去講它。可是像“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這樣的句子，卻讓你根本就沒有下手之處。但它真正是好詩，說出了一種詩人的感覺。李白《靜夜思》說：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舉頭望明月”，不就是“仰看明月光”嗎?他為什麼就“低頭思故鄉”了呢?抬頭看見明月可以產生很多不同的觸動，你必須設身處地進入他所寫的那個環境，才能夠有所感觸。我們可以想像：天上既有明月，那麼在清水波上也一定有一輪月影在蕩漾。此時此地，你會產生一種什麼感覺呢? “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這是寫秋天的夜空。銀河到了秋天就接近東西的方向。“三五”指星星，這個詞最早出於《詩?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東”。“縱橫”，是指天上的星星排列不整齊的樣子。“草蟲鳴何悲，孤雁獨南翔”——秋天聽到蟋蟀等草蟲的叫聲，總會使人產生一種歲月如梭的悲哀；而在那疏星點綴的夜空之中，忽然就看見有一隻孤雁向南方飛去了。你看，對於相似的景物，不同的詩人總是有不同的聯想。曹操《短歌行》說：“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他對那只夜飛的鳥所產生的聯想，是賢臣要尋找一位明主。曹丕現在也寫了一隻夜飛的鳥，他的聯想卻是對故鄉的思念，孤雁都飛回故鄉去了，遠征的人何時才能回去呢?於是，在描寫了這麼一大堆自然的景物之後他終於寫到了感情：“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古詩有“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這“綿綿”既可以指空間距離的遙遠，也可以指時間距離的久長。他說，我願意飛回故鄉去，可是我沒有翅膀；我想跨過隔斷歸路的河流，可是河上邊根本就沒有橋樑。這一句，有的版本是“何無梁”。那就是一種問話的口氣，也是可以的。於是，詩人就向著那烈烈的北風發出長歎，因為對故鄉的思念使他的肝腸都要寸斷了!
這首詩，我說它是魏文帝年輕時跟隨他父親在行軍征戰途中所寫的思鄉之作，這只是講法的一種，這種講法有些過於落實。其實，本來也可以不這樣講的。你就把它看成是表現心靈中的一種追求好了：詩人想要尋找一個人生的歸宿之所，可是卻沒有找到，所以就感到苦悶彷徨。抬頭看，天上的星辰是那麼高遠；低頭聽，地下草蟲的鳴叫是那麼淒涼。在這茫茫的宇宙之中，你是無能為力的，“願飛安得冀，欲濟河無梁”，你的精神沒有辦法飛起來，你追求的東西沒有辦法得到。他所要寫的，就是這麼一種在寂寞孤獨之中的追求和懷思的感情。
魏文帝，確實是一個感情很豐富的人，他的詩風和他父親是完全不同的。曹操的詩是以其雄偉的氣魄打動人，而曹丕卻是用一種非常柔順的力量去慢慢地感染人。下一節，我們將講他的弟弟曹植，曹植的詩又是另外一種風格了。
漢魏六朝詩講錄 葉嘉瑩
第三章 建安詩歌
第七節 曹植之一
在曹氏父子三人裡對後世影響最大的，說實在既不是曹操也不是曹丕，而是曹植。因為，曹操處於建安詩歌的初期階段，他的詩比較古樸、直率，而在魏晉南北朝以後，詩歌的發展趨向於駢偶與華麗，曹操的詩風與當時時代的潮流相違背，所以對後來影響不大。曹丕的詩也講過了，我曾引了王夫之《薑齋詩話》對曹丕的批評。王夫之說，由於曹丕是一個天才，因而就“絕人攀躋”。意思是說，曹丕是憑他詩人的感覺取勝的，你要是天生沒有這種詩人的感覺，你就很難學曹丕的詩。而曹子建的詩呢?王夫之也說了，說他是“與人以階梯”。他給你一個臺階，你可以跟著他走上來。正是由於曹植的詩可以供後人學習，所以他對後世的影響也最大。
魏晉的時代，乃是中國文學覺醒的時代，這種覺醒表現在各個不同的方面。魏文帝曹丕是一個有反省的理性的詩人，所以他在文學覺醒的大背景之下走了一條批評、衡量的道路。他寫了《典論?論文》，論述了文學具有獨立的價值。這些我已經講過了。那麼，在同樣的大背景之下，曹植覺醒到哪裡去了呢?曹植的覺醒，表現在他對中國語言文字特色的反省和把握上。也就是說，從曹植起，詩人們就開始自覺地注重詩歌的對偶、鋪排和雕飾。這一點，雖然導致齊梁詩歌的雕琢，但從整個詩歌發展的歷史來看，卻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這些，我在講建安詩歌的概論時也已經講過了，這裡就不再重複。其實，曹丕也不是沒有這種反省和把握，只不過他是表現在文章中而不是表現在詩裡邊。例如他的《典論?論文》中論述文學獨立價值的那一段就寫得極有特色：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 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 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 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 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幾個駢偶的句子並列，然後來一個敘述和感歎；又是幾個駢偶的句子並列，然後又是一個敘述和感歎。因為倘若光是駢偶的句子，就顯得過於整齊密集，而加入散文的句子，可以起一種疏散的作用。駢散結合，使曹丕的文章具有一種獨特的姿態。
在講曹丕的時候我也曾引過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對曹丕與曹植的批評。他說，“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為什麼產生這種現象?這要從作者和讀者兩方面去看。對作者而言，當你受到挫折的時候，你的才能無法從別的方面表現出來，就只能通過文學創作來表現；但如果你有許多政治上的功業需要建立的話，那麼你就沒有更多的精力來從事寫作了。所以歐陽修說，“詩窮而後工”；司馬遷也曾說，古來那些偉大的作品“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而對於讀者來說，他們對這類作者則往往有一種同情、憐憫的心理。西方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提到悲劇，說悲劇在精神上可以起沖洗的作用，所以能夠使觀眾得到精神的愉悅和滿足。因此，對於那些不走運的詩人，人們反而容易覺得他們的詩寫得好；而對於那些一生富貴顯達的詩人，由於他們的詩裡缺少對那種強烈悲苦事件的反應，一般人就不太容易欣賞他們的詩。例如晏殊的詞雖然寫得很好，但很多人不懂得他的好處何在；至於李後主，如果他沒有亡國，只寫那些“劃襪步香階”之類的詞，人們也不會覺得他有什麼好。曹植後來大半生的經歷都是從事於寫作的，因為他受到他的哥哥和侄子的壓制，根本就沒有什麼國家的正事給他幹，只能夠把一腔的感慨和憤激都表現在詩裡邊。所以他就更容易得到大家的同情，他的詩也就更容易被大家欣賞。而且，正由於他有更多的時間從事寫作，所以他的詩和父兄相比，數量更大，範圍更廣，風格的變化也更多。
史書上說，曹操一共有二十五個兒子。他最喜歡的本來是他的一個小兒子，叫做曹沖，但曹沖十三歲就死了。剩下這些兒子裡比較有才華的，就是卞夫人所生的曹丕、曹彰和曹植了。曹彰是曹丕的弟弟、曹植的哥哥，他武功很好，打仗很勇敢。這個人可能是色素比較低，鬚髮都是黃色的。據說曹操在戰場上失利時就大呼“黃須兒何在”，叫曹彰來保護他。曹操遲遲不立太子，於是他這些兒子之間就競爭得很厲害。其中競爭最厲害的兩個人就是曹丕和曹植。一般按中國的倫理習慣是應該立長子的，但曹操一直不立曹丕，就是因為他心裡在考慮要立曹植。可見曹植對曹丕確實曾形成過很大的威脅。可是後來由於發生了私開司馬門和因醉酒不能受命領兵兩件事，使得曹操對曹植改變了看法，認為他不是能夠託付大事的人，最後終於決定立了曹丕。因此，曹丕對於他的兄弟們是有戒心的，尤其對曹植。《世說新語》上記載了曹植七步成詩的故事，說是曹丕做了皇帝以後曾經命令曹植在七步之內寫成一首詩，不成則行大法——就是把他殺死。
我以為這個傳聞並不可靠。因為以魏文帝這個人，從他的文章來看，從他的作風來看，他不會做這樣的事。這還不是說他仁慈不仁慈，以他的智慧才略，就是要殺死曹植，也有別的辦法，絕不會用這種笨辦法。即使真的有這件事，我以為那不過是他和弟弟開玩笑，想試一試弟弟的才學而已。那麼，什麼事情是他真正做得出來的呢?那就是分封諸王各令就國二—把他的那些兄弟們都趕走，不許留在首都。因為你想，曹植飲酒放縱，在他父親活著的時候都敢私開司馬門，父親死了他還有什麼不敢做?若是留在首都，說不定會再做出一些狂妄的事情來!曹丕這個人雖然有詩人的素質，但他是一個理性的人。他既然做了皇帝，就一定有他的一套辦法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不但把他的兄弟們都分封出去，而且在每一個人那裡都派有“監國使者”，負責監視他們。而曹植是一個任性縱情的人，不能夠服從監國使者的管教。派到他那裡的監國使者叫灌均，這個灌均就屢次給文帝打報告，說曹植又做了什麼事情不對了，還說曹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結果就使他不斷遭到貶爵徙封。後來曹丕死了，曹叡即位做了皇帝，但情況並沒有什麼變化，仍然對曹植保持有相當的防範，輕易不准他到首都來。所以，曹植在他生活的後期很不得意，始終處在他的哥哥和侄子的壓制之下，心情是極抑鬱的。
我曾說過，純情的詩人和理性的詩人有所不同。理性的詩人總是有他的節制和反省，無論外邊發生什麼事情，他都要經過自我的思考和消化。在這思考和消化過程中，他有他自己的一個標準在，或者說，他內心有他自己的一個主宰。所以，理性的詩人往往有比較固定的風格，縱有變化，也不會很大很明顯。純情的詩人則不同，他們對外界的反應是直接的，比較缺乏節制和反省。事情怎樣來了，他就怎樣直接地反射回去。曹植沒有什麼節制和反省。比如說，他寫過一篇《與楊德祖書》，其中提到他的一個朋友丁敬禮，他說“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後邊他還寫到丁敬禮對他說：我的文章雖然經你修改了，可是後世又有誰能知道呢?這實在是很不厚道的事情。要不然你就別給人家改，既然改了，人家不願意讓你說你就不要說了。可是他給人家改了之後還把這件事寫下來，使我們千百年之後的人都知道這丁敬禮好為小文，還讓曹子建潤飾過。這真是很不好。可這就是曹植的性情，他本來就是一個很狂傲很任縱的人。他對自己的感情不加反省，很直接地就表現出來了。而這樣的詩人，他作品的風格也就很容易隨外界環境的改變而改變。李後主在亡國之前和亡國之後的作品風格有很明顯的不同。曹子建的詩，也可以分成前期和後期。他少年時才思敏捷，又受到父親的寵愛和欣賞，所以前期的詩寫得任縱發揚。到後期，環境起了變化，他受到自己的哥哥和侄子的管制，心情抑鬱不平，風格也就起了變化，寫了很多感慨和牢騷之辭。實際上，這些感慨牢騷之辭仍可分成前後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剛剛受到壓制的時候，他感到無法忍受，因此其感慨牢騷表現為激奮和直接，像我們下一次要講的《贈白馬王彪》，就屬於後期第一個階段的作品。可是等到他的哥哥曹丕死了，他的侄子曹叡即位，仍然對他採取防範的態度，使他感到再也沒有出頭之日，所以他在晚年更加抑鬱苦悶，而他的感慨牢騷也就從直接的激奮逐漸轉變為間接的喻托，像他的《七哀詩》，就屬於後期第二個階段的作品了。
從總體上看，曹植的詩不管從內容上還是從體裁上都是多姿多彩的。他有很多寫實的詩，像我曾經提到過的《送應氏》；他還有模擬的樂府詩；此外他的賦也寫得很好，其中最有名的一篇就是《洛神賦》了。有同學課下問我：曹子建和他的哥哥除了政治上的鬥爭之外，是否還有愛情上的競爭?這事說來話長。當初在董卓叛亂的時候，曹操和袁紹都曾起兵反抗董卓。可是董卓被消滅以後，袁、曹兩家又有了矛盾，最後曹操終於打敗了袁紹。當曹操的軍隊攻下鄴城時，第一個帶兵進入袁紹家中的是曹丕。他在袁紹家中就看見了袁紹第二個兒子袁熙的妻子甄氏。按年齡推算起來，當時曹丕是十八歲，曹植只有十三歲，而甄氏已經二十多歲。可是歷史上說，甄氏特別美麗，曹丕一看見她就非常喜歡。曹操知道曹丕喜歡甄氏，就把她給曹丕做了妻子。一開始，曹丕是非常寵愛甄氏的。歷史上還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說有一次曹丕宴請眾文臣，飲酒之間把甄氏叫出來和大家見面。甄氏出來的時候，大家都俯首不敢仰視，可是當時座中就有一位狂放的才子劉楨——建安七子之一。他就抬起頭來平視甄氏——眼睛直盯著她看。曹操聽說之後很生氣，本要判劉楨死刑，後來減死一等，罰他去勞動改造。可見，甄氏當年確實是非常美麗的。可是，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曹丕後來做了天子，有了很多嬪妃，對甄氏的愛情就改變了。而甄氏本來一直受到寵愛，忽然之間遭到這種挫折，難免就有怨言。曹丕大怒，於是就將甄氏賜死。歷史上還說，甄氏被賜死後，她的兒子明帝曹敬還是個小孩子。有一次跟隨文帝出去打獵，遇見母子二鹿，曹丕一箭就把母鹿射死了，讓曹散射那只小鹿，曹叡不肯射，說：“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複殺其子。”——這個小孩子實在是很聰明，不但保全了自己，後來還繼承了帝位。
可是怎麼會就有了一段關於曹子建的愛情傳說呢?那就是因為他寫了一篇《洛神賦》的緣故。《洛神賦》前邊有一段序文。曹植在序文裡說，黃初三年，他到京師朝見天子，回去的時候經過洛水，想起了古人傳說的洛水女神宓妃，並有感于宋玉所說的巫山神女之事，所以就寫了這篇賦。我曾說過曹丕也寫賦，在曹丕的賦裡，你可以看到他那種敏銳的感受，比如他的《感物賦》。可是曹丕的賦和曹植的賦不能相比，因為曹丕的賦都很簡短，倘若說到辭藻的華美、敘寫的鋪陳，那一定要數曹植。曹植的《洛神賦》寫了一個想像之中的美女，說她“翩若驚鴻，婉若游龍”，說她“淩波微步，羅襪生塵”，還說她對他“指潛淵而為期”，寫得那真是迷離恍惚，神光離合。一般來說，真實的東西也可以很美，但那種美是有限制的，它的尺寸、大小、顏色都擺在那兒，你不能隨意想像。最美的是什麼?是你想像之中的美。人的想像是不受限制的，你可以把世界上一切的美都加給你所想像的那個對象。中國文學中寫這種想像之中的美女是有傳統的，最早的當然是宋玉所寫的那個巫山神女，後來連陶淵明老先生都寫過一篇羅曼蒂克的《閒情賦》。然而，這些對美女的描寫並不見得都有一個愛情的故事。它們在讀者心中所引起的，往往是一種追求嚮往的詩意。人生常常是這個樣子：已經得到了的就不覺得寶貴了，覺得寶貴的總是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因此人總是懷有那麼一種很有詩意的無窮無盡的追求嚮往之情。這也正是這些賦千百年來流傳眾口的主要原因。
那麼甄氏又是怎麼牽連進來的呢?這個責任就在於給《洛神賦》作注解的人了。《昭明文選》選了曹植這篇《洛神賦》，給它作注的人很多，其中最流行的就是李善的注。李善是唐朝人，他在注解中引了一段話，說是記曰——意思是古時候有這樣的記載。到底是哪裡的記載，他沒有說。這真是很不負責任的做法。下邊他就講了一段故事，說是漢朝甄逸的女兒很美，曹植當初也很欣賞這個女孩子，可是她最後被曹操給了曹丕，從此兩人就不能見面，後來甄氏被郭後讒毀而死。有一次，曹植入朝來見曹丕，曹丕就把甄後的玉縷金帶枕給了他。曹植回去的路上經過洛水，忽然看見甄後來和他告別，還告訴他說，那個枕頭是她特意送給他的，於是曹植就寫了一篇《感甄賦》。後來曹丕的兒子魏明帝做了皇帝，覺得這個名字不好聽，就改成了《洛神賦》。這個故事實在有點兒匪夷所思，且不說曹植比甄氏小著十好幾歲，而且——這曹丕怎麼能夠把皇后的枕頭送給他的弟弟! 《昭明文選》還有一個“五臣注”的注本，那個注本上就沒有引這一段話。可見，這個故事是不可信的。不過這件事在唐朝似乎流傳很廣，李商隱在他的一首《無題》詩中還說過：“賈氏窺簾韓椽少，宓妃留枕魏王才。”總而言之，美麗的甄氏不幸而死，這很令人同情。曹植是個浪漫多情的才子，也許在他的心中也隱約懷有這種同情之感，所以才寫了《洛神賦》，這倒是很可能的。
下面時間不多了，我們抓緊時間來看一首曹植在前期所寫的詩《白馬篇》。這首詩寫得很有氣勢，屬於任縱發揚的那一類作品：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並遊俠兒。
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栲矢何參差。
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
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淩鮮卑。
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
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白馬篇》是樂府詩，這個詩題是讚頌一些英武豪俠的年輕人，他們渴望到邊塞去，為國家建功立業。“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開頭這幾句是說：那白馬配有黃金製作的馬籠頭，飛一樣地向西北邊塞的方向賓士。請問這是哪一家的年輕人?他說那是幽、並一帶的遊俠少年。“幽”是幽州，在今河北省東部，“並”是並州，在今山西省北部。他說這些年輕人從很小就離開了自己的故鄉河北、山西，奔向更遠的大西北沙漠地區，希望在那裡打擊敵人，開拓邊疆，建功立業。“宿昔”在這裡有“一向”或“向來”的意思。你看古代的武士，身上總是佩帶著武器。這些年輕人也是一樣，手裡從來沒有離開過弓箭。“楷矢”，是用一種叫做“槽”的木材製作的箭；“參差”是不整齊的樣子。在他們的箭筒裡，高高低低、長長短短地插滿了一大把箭。下邊幾句， “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這完全是意氣!你要知道，有的時候一首詩寫得好並不一定是因為詩人的感情深摯或思想超越，而是由於詩人的“氣”。這種“氣”使他的詩具有一種能夠震懾讀者的氣勢。就像那些競選演說的人：有的人講得很好，真的是有內容，有思想，有見解；可是也有一些人的演說並不一定有很充實的內容，但他講演的時候大呼小叫，又拍桌子又比手勢，那種聲勢一下子就把你給震懾住了，至於他說的話有道理沒道理，你連想都來不及想。寫詩也是如此，像曹植這種有才氣的詩人，寫詩時往往就逞才使氣。 “控弦”，是拉開弓弦；“的”是射箭的靶子。他說，我一拉開弓弦，就把左邊的靶子射穿了。“右發”呢?我們常說“左右開弓”，那是指一個人的武藝很好，可以從這邊射也可以從那邊射。“月支”，也是一種箭靶。他說，我向右邊發箭，也是一下子就射中靶心。 “仰手接飛猱”是說，我向上一舉手就抓住了正在飛躍的猴子；“俯身散馬蹄”是說，我向下一俯身就使我的馬跑得飛快。他還說：我可以像猴子一樣敏捷，也可以像虎豹一樣兇猛。在這裡邊， “俯、仰”和“左、右”都是對舉的。所謂“對舉”，常常是兩個相反的極端，或者是一南一北，或者是一上一下，或者是一朝一夕，兩者之間可以包容一個極大的空間，從而形成一種“張力”。比如南唐李後主有一首小詞說：“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相見歡》)那就是一種對舉。“朝來寒雨晚來風”，並不是說早晨有雨無風，晚上有風無雨，而是說從早到晚這一天的時間內，無時無刻不是雨雨風風。所以這裡的“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實際上是說，這個少年箭無虛發，四面八方無所不中；“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實際上是說，這少年身手矯捷，馬上的功夫無一樣不精。這就是對舉的“張力”所做成的“氣勢”。
中國的文學批評常常使用一些比較抽象的詞語，“氣勢”就是其中之一。我個人以為，所謂“氣勢”者，就是你的語氣口吻所形成的一種力量，它和句法結構有很密切的關係。一般來說，有力量就一定會有感發，曹植上了戰場並不一定真的就能左右開弓箭無虛發，但是他敘寫的那種語氣口吻卻產生一種力量，從精神上就把你鎮住了，使你不敢不相信他有這種能力。我在對曹植、曹丕加以比較的時候曾經說，曹丕的詩是以感與韻取勝，曹植的詩是以才與情取勝。但現在我要換一個字，曹植的詩實際上是以才與氣取勝。他的辭藻很華麗，這是才；他寫詩的口吻帶有一種強大的感發力量，這是氣。詩的感發力量有多種不同，我曾提到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論及小說感動人的力量，說是有熏、浸、刺、提四種的不同。曹丕詩中的感發力量類似熏和浸的力量；而曹植這種以氣勢取勝的作品，其感發力量就屬於刺和提的力量。那麼曹植這種詩的感發力量，或者說他的“氣”，是從哪裡來的呢?孟子說過，人有一種浩然之氣，這種浩然之氣是要靠你的正直來培養的。我以為，孟子說的這種“氣”和我現在所要說明的“氣”之間，稍微有一點點關係。至少，它們都是指一種精神上的作用。孟子說，如果你有正直的浩然之氣，你就能夠做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這是真的。一個人倘若能對自己充滿自信，他就真的能夠勇敢而無所畏懼。可是，這自信裡邊也還是有一點點差別的，那就是儒家所說的“仁者必有勇，而勇者不必有仁”了。有的人確實已經“聞道”，對是非的道理和宇宙間的一切都看得非常透徹，所以他有自信的勇氣。可是有的人並沒有“聞道”，只是盲目地認為自己就是對，一點兒道理都不講，這種人也有自信的勇氣。一般來說，這後一種人就包括才子類型的詩人。才子類型的詩人，性格上往往放縱不受約束，所以也能充滿自信的勇氣。這種自信的勇氣，也就正是他詩中那種“氣”的來源。讀中國的詩你會發現，曹子建、李太白，都是這種才子類型的詩人。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李白《將進酒》)，千金散盡還能不能複來是另一個問題，但他寫詩的時候完全懷有這種自信。曹子建也是這樣，“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還有後邊的“長驅蹈匈奴，左顧淩鮮卑”，話很沖就說出來了，由於他從精神上就有這種自信，所以他的話說出來也就帶有一種感發的力量。
下麵他說， “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從大西北的邊界地方傳來了警報，敵人已屢次有向我們進攻的跡象。既然國家有了戰爭，那麼我就要趕著我的馬奔赴前線。“長驅蹈匈奴，左顧淩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我將長驅直入踏平匈奴，然後再回過頭來制服入侵的鮮卑人。我置身在萬馬軍中，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性命，也毫不念及自己的父母妻兒。“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既然來到前線參加戰鬥，我就完全不牽掛自己的私事。我願意為國家獻出我的生命，我把死看得就像回去一樣容易!
由於時間的關係，結尾我講得比較匆忙。總而言之，這首詩在造作氣勢上下了很大力量，而且在使用辭藻和駢偶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這就是曹子建的逞才使氣。在這一點上他和李後主不大一樣，李後主比他更真純，也從不逞才使氣。李後主的詞氣勢也很盛，比如“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那種氣勢是一種自然真率的湧現和流露。這是李後主和曹植這兩位純情詩人的不同之處。
《白馬篇》是曹植前期的作品，這時候他年少多才，正得到父親的寵愛。可是到了後來，由於環境的變化，他的詩風也有了變化。下一節課，我們將看他另一種風格的作品《贈白馬王彪》。
第八節 曹植之二
上一次我曾說，曹植的詩分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的詩意氣風發，詞采飛揚；後期的詩多感慨牢騷。而後期的詩又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激奮和直接的，第二個階段就走向含蓄和喻托了。今天我們要看的《贈白馬王彪》，就是他後期第一階段的作品。這一組詩寫得特別激奮、直接。我們先看這首詩前邊的序文：
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 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黃初四年五月”，那就是曹丕做了皇帝之後的第四年了。“白馬王”的名字叫曹彪，是曹操的另外一個妻子孫姬所生。“任城王”就是我說過的那個“黃須兒”曹彰，是曹植同母的哥哥。什麼是“會節氣”呢?會節氣是當時一種朝廷的大典。《後漢書?禮儀志》記載說：“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于黃郊。”黃初四年的立秋是哪一天?據考證是六月二十四日。那麼立秋前十八日就是六月六日，而諸王可能提前幾天來，那就是五月份了。任城王曹彰，歷史上說他是在洛陽暴疾而卒。曹彰這個人與曹植不同，曹植雖然狂傲任縱，總是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可是他不見得真能成什麼大事。而曹彰驍勇善戰，如果他的兄弟之中有哪個人和他聯合起來，對曹丕將是一個很大的威脅，所以關於曹彰之死，就又有一個傳說的故事。這是《世說新語》上記載的，說是魏文帝和曹彰一起吃著棗子下棋，文帝在一些棗子裡放了毒藥，他自己有記號，只挑沒毒的吃，曹彰不知道，把有毒的也吃了，所以就被毒死了。我以為這個故事也不大可信。因為，曹彰他們到京師是在五月，五月份根本棗子還沒有熟。再說魏文帝要想約束諸王不生變亂自有很多辦法，不大可能採取這樣的方式。曹彰得了暴疾，這是事實。五月份洛陽天氣很熱，他得的也許是急性傳染病。總之，同母兄長的死，對曹植的打擊是很大的，而他在會節氣之後返回封地的時候，想和異母兄弟白馬王曹彪同行一段路，也遭到了監國使者的禁止。監國使者當然是秉承了曹丕的意思，因為曹丕時刻防範著他的弟弟們，深恐他們私自勾結起來反對他。對這件事，曹植說是“意毒恨之”，後面又說“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你看他所用的“毒恨”、“自剖”，都是多麼強烈的字眼!他把他的激憤都不加掩飾地直接表現出來了。下邊我把這組詩讀一遍：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泛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
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縱橫。
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郁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
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
蒼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
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
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
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複過，亡沒身自衰。
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唏。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
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複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
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 然後展殷勤。
憂思成疾疚，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
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
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讀曹子建的詩你會發現，他一首一首地寫下來，那才情氣勢，真是了不起。而且這組詩，每一章的末句和下一章的首句都是承接和呼應的。這種寫法其實有例可循，《詩經?大雅》的《文王》就是用的這種寫法。但這組詩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間似乎沒有這種“頂針”的承接關係。因此，有的本子就把這兩章連起來成為一章。其實，第一章和第二章雖然在文字上不銜接，但兩章的用韻是相同的，所以讀起來氣勢不斷。我之所以要重點講曹植的這一組詩是因為，這組詩的感情非常激動也非常真摯，充分反映出曹子建詩的氣勢和他那種純情詩人的特色。純情的詩人往往是沒有節制的。李後主身為亡國之君、階下之囚，還要寫什麼“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他從來也不想一想，他這樣念念不忘故國，人家宋朝的皇帝對他會有什麼想法，以致終於招來了殺身之禍。曹植也是這樣，在發生了任城王暴薨和不准他與白馬王同行的事情之後，他內心非常激憤，就是這樣一口氣把自己的感情寫下來了，並不理會他的哥哥魏文帝看了會有什麼感想。說起來，曹丕和曹植這兄弟倆真是很奇怪的：曹丕貴為天子，卻口口聲聲說什麼“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植才真正是一個專門寫作詩文的人，可他卻口口聲聲說什麼“辭賦小道”，說什麼要“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曹植《與楊德祖書》)。這真是個很奇妙的對比。總之，曹植是有雄心的，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樹。這也正是他的哥哥和侄子始終對他加以防範，他自己也總是焦急痛苦的主要原因。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承明廬”是什麼地方?那本來是漢朝宮殿的名字。可是《文選》李善注說，陸機在《洛陽記》裡曾提到：他向張華請教過這個問題，以博學知名的張華告訴他，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到建始殿去要經過承明門，所以這是魏宮中一個宮門的名字。至於“廬”，當然是“值廬”了，就是朝臣們當班值日臨時住宿的地方。 “逝”，可以是“往”的意思；也可以看作語氣詞。 “舊疆”，指原來的封國。曹植先是被封為鄄城王，黃初四年徙封雍丘王，但此時他的駐所還沒有遷移，還在鄄城。所以他此行是返回鄄城去。“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皇邑”指洛陽，曹丕代漢後定都洛陽；“首陽”是首陽山，在洛陽城東北二十裡的地方。“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 “伊洛”是指伊水和洛水，洛陽古稱“三川之地”，因為它是黃河與洛水、伊水相匯合的所在。曹植離開洛陽東去就要經過伊水和洛水。這個“廣且深”，是《古詩十九首》的句法，像我們講過的《行行重行行》裡邊就有一句“道路阻且長”，這是一種對前途的險阻加重的說法，強調它的難以逾越。曹子建這幾首詩寫得果然是好，他把“賦、比、興”三種作詩的方法都結合起來了。“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直陳起始，當然是賦；“伊洛廣且深，欲濟河無梁”則既是寫實，又結合了比興。據史書的記載，黃初四年六月洛陽下了大雨，伊水和洛水都漲了水，所以“伊洛廣且深”的確是寫實，寫他前途的道路阻隔難行。然而這句還有第二層的意思，那就不是現實的道路而是他整個人生的道路，是他所遭遇的艱險和他所受到的迫害。底下他說，“泛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曹子建的詩氣勢盛，說話非常有力量。讀的時候你可以感覺到，這兩句他幾乎是咬牙切齒說出來的。“泛舟越洪濤”的“洪濤”，就代表著他生活的不安定和遭受的迫害。“怨彼”，也是很重的口氣，他說我就怨恨向東去的那一條路，那條路是如此孤獨，如此遙遠，而且充滿了危險。他並不願意回他自己的封地，而希望留在首都洛陽，可是他又沒有辦法留下來。現在，他已經登上了返回封地的路途，但他的心還在洛陽，所以就“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領”是脖子；“引領”就是伸長了脖子回頭望。他清晨離開洛陽，黃昏到達首陽，這裡離洛陽已經很遠了，可是他還回頭向著洛陽的方向遙望。你要知道，曹植被遣出洛陽後，他寫過《求通親親表》，寫過《求自試表》。因為他的母親卞太后在洛陽，當時的政治中心也在洛陽，他希望留在母親身邊，更希望在政治上得到建功立業的機會。他曾寫過許多表章，但魏文帝不理他，魏明帝也不理他。所以，他滿心都是怨憤。中國有不少詩人寫過離開首都時對首都的留戀，例如杜甫被貶官到華州時寫了一首題目很長的詩，叫作《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豫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結尾兩句說：“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杜甫也希望留在首都，因為他的願望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是現在他被貶出京師了。他說：倘若我有才幹，那麼我也許有一天被召回長安；倘若我還年輕，那麼我也總有一天能回到長安。可是我既年老又無才幹，看來是永遠也不能回來了。所以臨走時我要停下馬來，回頭再望一眼長安城。杜甫只是感傷自己不被任用，而曹植的怨憤之情比杜甫更甚。因為，他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臣子，他是魏武帝曹操的兒子，是當年幾乎被立為太子的人。而且，他的母親、他的哥哥，都在洛陽城裡，他卻被趕出這個政治中心，不得不回到遙遠的鄄城去!到這裡為止，是這組詩的第一個段落。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太谷”就是大穀，即一大片的山谷。首陽山的山谷深遠遼闊，山上長滿了茂密的樹木。有的時候，草木茂密代表著歡喜快樂，但在這裡卻代表著一路上的險阻。“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縱橫”，這個“泥”讀去聲ni(四聲）是個動詞，有阻滯的意思；“流潦”是氾濫的雨水；“縱橫”是水亂流的樣子，這個“橫”字押韻讀huang（二聲）。你看他用的這些字，他的氣勢都從這裡邊傳達出來了。“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 “逵”是道路，他說我們本來應該走大路，可是大路被泥水斷絕了無路可通，我們只好改變方向登上山坡。然而山路更不好走，“修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修”是長的意思；“阪”是坡路。那山坡的斜路很長很長，好像要一直通往天上，所以不但人疲倦了，連馬也疲倦了。這後一句出於《詩?周南?卷耳》的“我馬玄黃”。《毛傳》注解很妙，說“玄馬病則黃”，黑顏色的馬在疲倦衰病的時候那毛就發黃。你看有些人家養的狗，喂得很好，那毛就烏黑發亮，街上有些野狗很瘦弱，它們的毛也沒有光采，沒有光采就顯得發黃。這一段是說：前途的道路如此遙遠難行，以至於馬都疲倦衰病了。
可是“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一個轉折就把路途上的苦惱又加深了一層。有的人寫詩是一口氣投注到底的，像李後主的“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中間沒有表現強烈掙扎的頓挫，完全是一往情深的奔泄。這當然有它的好處。可是，還有另外一種美，它不是一下子整個投入的，而是表現出一種掙扎的力量，竭力要從痛苦中掙扎出來，然而這掙扎並不成功，最後還是沉下去了，於是這種悲痛就顯得更深、更重。馮正中的“誰道閒情拋擲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蝶戀花》)，用的就是這種辦法。曹子建這一組詩裡也有很多這樣的轉折，這裡就是其中一處。他說馬雖然是病了，可是還能勉強前進，最難受的是我內心。“郁”是沉重深厚的樣子；“紆’’是紆曲，指心裡邊的感情千回百轉不能斷絕。“郁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這種沉重的不能解脫的感情是為了什麼而起的?那是因為馬上就要和我親愛的兄弟被迫分別了。“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本圖”，是本來的打算，他和白馬王本來打算同行一段路然後再分開的，可是忽然之間就起了變化， “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疏”。這真是曹子建！他的激憤都直接表現出來了。“鴟梟”就是北方說的“夜貓子”，是最壞的惡鳥。他說鴟梟就飛到我車前的橫木上朝我大叫，豺狼就蠻橫地擋在我的面前。走山路，當然可能會遇到鴟梟和豺狼。可是他這幾句在寫實的同時又有象喻的含義，矛頭所向乃是迫害他的“有司”。“蒼蠅間黑白”，出於《詩?小雅?青蠅》“營營青蠅止于樊”。《詩經》的注解說，蒼蠅這種昆蟲，它可以“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如果你穿的是白衣服，蒼蠅落上去就留下些黑色的污點；如果你穿的是黑衣服，蒼蠅落上去就會留下些白色的污點。你要注意這個“間”字，它是去聲，讀jian（四聲），意思是疏隔，使兩個東西分開。兩個人本來關係很好，但是受到第三個人的疏隔，那就是讒毀的作用了。“讒巧反親疏”，孔子說過：“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那些喜歡說人家壞話的人，用各種花言巧語來挑撥，能夠使本應很親近的人變得疏遠。這話可以理解為兩種意思：一個是指他和白馬王的分別；一個是指他和曹丕的關係。古人是不肯直接指責天子的，不管曹丕對他怎樣迫害，但他認為一一至少表面上認為——這要歸罪於有司的讒毀。“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蹊”是很窄的小路，他說我要回洛陽去，可是就連一條窄窄的小路也沒有了。他說我就只好拉住馬韁停在這裡徘徊不前，因為我向前看是“修阪造雲日”，是“怨彼東路長”；向後看是“欲還絕無蹊”，那麼我該怎麼辦呢?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這裡和上一段呼應，又是一個頓挫。他說，我怎麼能在這裡徘徊呢?我總是要走的。在我們分別之後，我會永遠思念你。在這次分別之後，曹植和曹彪果然就再也沒有見面，曹彪後來是被司馬懿害死了。下邊幾句，又是山野間大自然景色的寫實，但也可以說是象喻： “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秋風和寒蟬都給人以淒涼的感覺，因為它們使人感覺到歲月的變化和生命的短促。這些意象都是舊詩裡常用的。比如秋風，我們剛剛講過的曹丕《燕歌行》裡就有“秋風蕭瑟天氣涼”，這裡又說“秋風發微涼”，都是說秋風，都是說涼，豈不有點兒太相似了嗎?可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說得好：“‘西風吹渭水，落日滿長安’，美成以之入詞，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為我所用。”“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是唐朝賈島的兩句詩，然而北宋的周邦彥在他的詞裡也寫了西風，寫了落葉；元朝的白樸在他的曲裡也寫了西風，寫了落葉。句子都差不多，但他們所要表達的感情不同，是借用了古人的境界卻又有自己的境界。這是中國詩歌的特色：既重視對傳統的繼承，也不能沒有個人天才的創造。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還說：“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什麼叫真景物?你說，我也到過渭水了，我也看見西風落葉了，我寫的難道不是真景物嗎?不一定。因為那西風落葉必須是你帶著自己的感受寫出來的，才叫真景物，才有自己的境界。而面對相同的景物，每個人的感受是會有差異的。曹丕的“秋風蕭瑟天氣涼”是“思婦”的感受，曹植的“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是“逐臣”的感受；曹丕那首詩的風格是和柔巽順，油然感人，這首詩整個是激憤的感情。這是不同的，從環境到個性都完全不同。
另外你看，“秋風蕭瑟天氣涼”和這裡的“原野何蕭條”相比，後者的力量是多麼強大!而且是“白日忽西匿”，太陽一下子就隱匿不見了。“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是對句，其中，“原野”是名詞，“蕭條”是述語，“何”是副詞；“白日”是名詞，“西匿”是述語，“忽”字也是一個副詞。所以在平衡上說起來，曹子建的氣勢就是因為他敘述的口吻而形成的。以空間來說，原野是這麼空曠，這麼寂寞；以時間來說，白天是這麼短暫，這麼倉促，而且對偶句中‘何”字、“忽”字都起了加重語氣的作用。這一章，三、四兩句相對，五、六兩句相對，然後是七、八和九、十兩兩相對，假如畫成圖示，就是這樣的:秋風發微涼原野何蕭條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寒蟬鳴我側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這種進行式的對偶，很容易形成氣勢。所以，有時你讀一個詩人的詩覺得感覺不同，風格不同，為什麼不同?一定要能說出一個道理來才行。
曹子建喜歡用對偶，但他的對偶並不是很死板的。中國的詩用更嚴格的對偶，那是從南北朝的時候。你們以後可以發現，南北朝時的對句和曹植的對句就不一樣了。像“歸鳥”兩句和“孤獸”兩句，分量上是相對的，一個說鳥，一個說獸，可是前兩句裡有“翩翩”，是疊字，後兩句裡就沒有疊字，這在後來的詩裡是不行的。“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是說，那有家可歸的鳥，正張開翅膀飛回巢裡去。“喬林”，是高大的樹林，那是鳥的家，是如此美好的一個地方，所以它們是快樂的。可是，像白馬王和曹植，雖然在洛陽有許多親朋，曹植的母親卞太后，這時也還活著，可是他們不能留下來。於是這時他又看到，“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孤獸”，是一個離群的、孤獨的獸；“走”，在古代是跑的意思；“索”，是求。他說獸在這種孤獨的情況下，你就是有食物給它，它都沒有心情吃。“不遑”，是不暇，沒有時間，然而有的時候卻不一定是時間上的不暇，而是心情上的不暇。人在心情不好時，就常常吃不下飯去。所以這也是象喻，野獸尚且有家，尚且要找到同伴，我們兄弟們為什麼就一定要分開呢?以上他寫了秋風、寒蟬、原野、白日、歸鳥、孤獸，都是大自然景物。
“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作者他看到這麼多大自然的景物，就引起了內心的悲傷。“撫心長太息”是用手捶著胸口發出歎息，那是一種悲傷已極的樣子。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這又是一個轉折。前邊第三首的“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也是一個轉折，但那是揚上去再跌下來；而這裡這個轉折是更深一層地跌下去。因為，太息已經是無可奈何，連太息都否定了，那就更加無法排解。西方小說常常說某某是一個被神詛咒過的人，那就是一種“天命”。“天命與我違”，就是說，一切都沒有希望了，所有的幸福都與我無緣了。既然寫到這一步，他就想起了自己剛剛死去的兄長曹彰： “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曹彰死在洛陽，但妻子兒女都在任城。他說，他的孤魂一定會飛回任城去，而他的屍骨卻還寄放在京師洛陽! 由此他就想到： “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唏。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
“自顧非金石，咄啃令心悲”。人生真像一個旅途的過客，死了之後身體就腐爛消失了。這人生一世，和早晨的露水又有什麼兩樣呢?“桑榆”有兩種講法，一個是天上兩顆星星的名字，位置都在西方；另一個就是指樹，說是太陽西斜，晚景照到了桑榆的樹上。“影”是光影，“響”是聲響，都是刹那間便會消失的東西。他說人過中年也是這個樣子，生命就像光影和音響一樣迅速地消失，就像佛經上說的，“如
露亦如電”，“如夢幻泡影”，那是永遠也追不回來的。“自顧非金石，咄啃令心悲”，“咄唶”是歎息的聲音，人都是血肉之軀，誰都不會長久，最後不是都會腐爛消失嗎?
“心悲動我神”，據說古時候有一個人叫荀奉倩，他的妻子死了，他不在人前流淚，但是卻“神傷而卒”。所以，總是想著悲傷的事一定會使精神受到傷害，應該把它忘掉才好。這又是一個轉折，當悲傷達到極點之後，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所以他要轉回來說一些安慰的話。你要注意，“棄置莫複陳”，用的又是《古詩十九首》的句法。《行行重行行》中有“棄捐勿複道”。雖然《古詩十九首》的風格是溫柔敦厚的，與曹子建的作風並不相同，但曹子建很多句法確實是受到了《古詩十九首》的影響。底下他就開始說安慰的話了： “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疚，無乃兒女仁。”初唐王勃寫過很有名的兩句詩“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顯然就是從曹子建這裡變化而來的。曹子建說，男子漢大丈夫就要以四海為家，只要我們兄弟的友愛之心不變，那麼縱然身隔萬里，情分只能一天比一天更親密，何必非得住在一起呢?“同衾幬”，用的是後漢薑肱的典故，姜肱兄弟十分友愛，經常同被而眠。而曹植說，我們男子漢的感情不是用這種方式來表達的。倘若因思念而成病，那豈不是和婦人一樣了?以上這些都是掙扎，他是想對自己說一些安慰的話，從悲痛裡邊掙扎出去，可是“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一下子就跌下來了。中國有句俗語叫作“看得破，忍不過”，人往往從理性上完全知道該怎樣做才是明智，但在感情上卻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曹彰的死是“暴卒”，和白馬王立刻就要分別事先也沒想到，也是很倉促的。骨肉之親的兄弟們生離死別卻是來得這麼快，又有誰能夠不悲苦呢?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在悲苦酸辛之中他就反省了：人生到底是怎麼回事?真有所謂“天命”嗎?中國古代有很多人在極度悲傷的打擊之下就開始懷疑是否有“天命”，最早是屈原的《天問》，然後是太史公司馬遷。屈原很忠心，後來遭遇到放逐；司馬遷很忠心，可是受到腐刑。一個人悲苦到極點，就會發出對天命的疑問。司馬遷在《伯夷列傳》裡就說：“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曹植說，“天命信可疑”，這個“信”字，用白話來翻譯就是“實在”。人們都說天道是最公平的，可是現在看起來這話實在有點兒可疑。那麼神仙呢?有的人對人失望了，就寄希望於神。基督教說，你這一輩子不快樂，但你死後可以上天堂，得到永存的生命；佛教說，你這輩子做了好事，下輩子就可以有福氣。道教說，你好好地修煉就可以長生。然而，“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松子”是赤松子，相傳是古代一位神仙。他說，神仙本來就是虛幻的，赤松子的傳說其實也是對我們的一種欺騙。既然天命也不可信，神仙也不可信，那麼“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斯須”，就是頃刻。僅這麼幾天就發生了這麼多生離死別的變故，你對哪一件也無法把握、無法預料，又有誰能夠把握自己的一輩子呢?“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我們知道，我們今後永遠不會再見面了。果然，曹植和曹彪以後就真的再也沒有見過面。話說到這裡，已經再沒有什麼好講，只能勉強說些祝福的話了：“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據說，人老了頭髮就由黑變白，到更老的時候頭髮又由白變黃。所以“黃髮”是指高夀。他說，我們就只有各自保重身體，多活一些歲月吧。 “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即長路”就是登程上路的意思，他說在上路之時，我就拿起我的筆來，寫了這些詩。——此次分別之後，這兄弟兩人就再也沒有見面，後來曹植死了，曹彪則在嘉平年間因造反的罪名被殺。這是曹魏的一段歷史。
下一節課，我們再看曹子建後期第二個階段的作品。
第九節 曹植之三
今天我們將把曹植結束。但在講曹植後期第二個階段的作品之前，我還要對上一節課的內容作一點兒補充，那就是曹植在《贈白馬王彪》最後那一章裡對人生的反省。我曾說，古代有很多人在極度悲傷的打擊之下就開始懷疑是否有天命，我還舉了司馬遷在《史記?伯夷列傳》裡所說的“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可是，曹植這首詩只不過是發洩他的激憤，而談到對人生的反省，司馬遷實在要比他深刻得多。關於善惡是否都有報應的問題，是世上很多人都很關心而又不得其解的問題。因為現實世界是不公平的，為善的人常常得不到善報。那麼，人還要不要為善呢?當人們對此產生懷疑的時候，宗教就試圖給人們一種精神上的安慰。所以基督教就說：你在這個世界上雖然受苦，但只要你堅信上帝，死後就能升到天堂；佛教就說：只要你好好修行，那麼你今生雖然不幸，來世一定會得到報償。人，都是軟弱的。尤其當一個人遭到不幸的時候，很容易產生精神上的危機，因此就需要得到安慰和鼓勵，而宗教就起著這種安慰和鼓勵的作用。可是也有那麼一些人，儘管遭到不幸，卻不需要借助宗教的力量，因為他有自己的持守和寄託。你們應該認真讀一讀司馬遷的《伯夷列傳》，那真是一篇好文章。
司馬遷是歷史學家，歷史上那些盛衰興亡，他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在歷史上，有幾個善人得到善報？又有幾個惡人得到惡報？顏淵好學卻貧窮而早夭，盜蹠每天吃人肝卻得到壽終！所以司馬遷就提出疑問：“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可是，司馬遷並沒有停在這裡。因為倘若停在這裡，那麼他得出的結論必然是：既然為惡並無惡報，那麼奈何不可為惡?然而司馬遷的結論不是如此的。他接下來就說：“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因為，貪夫徇財，烈士徇名，每個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理想。如果用正當的辦法可以得到富貴那當然很好，可是如果只有走邪惡的道路才能得到富貴，那麼就寧可不求富貴，仍要堅持走自己的路。古人對此是身體力行的，歷代都有人作出這種選擇。陶淵明，寧可去乞食也不肯為官。他說：“饑凍雖切，違己交病。”(《歸去來兮辭序》)可是儘管如此，難道在饑凍之中他就不需要安慰和鼓勵嗎?陶淵明是有他自己的安慰和鼓勵的，那就是古人的榜樣。陶詩常常寫到古人，像“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和郭主簿》)；像“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詠貧士之二》)。陶淵明寫過七首詠貧士的詩，他認為，在當世雖然?沒有一個人瞭解他，可是他並不孤獨，古人中有他的知音。在中國古代，確實有一些看起來很“傻”的讀書人，他們堅持自己的理想，其品格、德行、操守形成了一個歷史傳統，給後代讀書人留下了一種光照。所以中國的讀書人往往並不需要仰賴宗教信仰的寄託，他們讀書時，在古人的光照裡就能夠得到自己的快樂，得到力量的源泉。而曹子建，是沒有達到這個境界的。由於上一節課講到古人對天命的懷疑，但因時間關係來不及多講，而這個問題如果不講透就容易造成一些偏激的弊端，所以我作了以上這些補充。
曹植早期的《名都篇》、《美女篇》、《白馬篇》，寫得真是意氣風發。那是他沒有經受過人生挫折以前的作品。上節課所講的《贈白馬王彪》，是他遭受挫折之初所寫的作品，所以有那麼多激憤、那麼多不平。可是後來他的哥哥曹丕也死了，他的侄子明帝曹敬即位。曹植認為侄子還比較年輕，也許自己還有機會，於是就上了好幾篇表文。像《求自試表}，是懇求給他一個被用的機會；《求通親親表》，是希望能和母親、兄弟等親人自由來往。可是曹叡——這個人真是有乃父之風——都是“優禮答之”，回答得非常客氣，但就是始終不給他任何機會，所以後來曹植只能在抑鬱中死去。在這段時期中，他寫了一些詩，這就是他後期第二階段的作品了。我們課文上選了他的《雜詩》，還有《七哀詩》。在中國詩歌的演進中，這些詩所占的位置也是不可忽視的。
曹植和王粲都寫過《七哀詩》。什麼叫“七哀”呢?《文選》六臣注呂向說， “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所以叫七哀。這種解釋是很勉強的。比如人家會問：所謂“耳目聞見而哀”與“感而哀”哪裡有什麼區別?清朝有位學者何義門，他解釋說，人有七情，這七情都被悲哀的感情佔有了，所以就叫七哀。這種解釋也不是無懈可擊。比如人家會問：樂也是七情之一，樂又怎樣被悲哀佔有呢?所以，我們不一定要拘限於古人的解釋，總之，“七”是表示多數，“七哀”就是要寫你內心中最感動、最深刻的一種感情。現在我們就來看曹植的《七哀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借問歎者誰？自雲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在講這首詩之前，我先要介紹一下中國詩歌中“棄婦”形象的發展過程。《詩經》中所寫的女子，多是現實中的女子，如“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鄭風?出其東門》)，他說出了東門看到許多漂亮的女孩子，但卻都不是我所愛的那一個。這當然是現實中的女子。還有《衛風?碩人》中所描寫的“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說她的手很細，像初生的茅草；她的皮膚很白，像凝結的脂肪；她的額像蟬的額一樣方正；她的眉毛像蠶蛾的眉毛一樣細長。你看，連詩經中的比喻也是這麼淳樸、現實。這個女子更是現實中的女子，她有名有姓，是衛莊公的夫人莊姜，除了美女之外，《詩經》中還有一類女子就是“棄婦”。其中寫得最好的一首是《衛風?氓》，“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詩中這個男子一開始表現出很淳樸的樣子，來做絲布生意。其實他並不是來做生意，而是來和這個女子訂約會。後來，這個女子就跟著他走了。在舊日中國，男女是不平等的。去年我認識了一位元姓陳的女教授，這位陳女士很勇敢，在離婚之後又第二次結了婚。她對我說：“中國的男子很奇怪，他們追求女子，希望得到佔有權；一旦滿足之後，他們又希望得到控制權；有了控制權又要有使用權；然後，一旦不滿意他還要有拋棄權。好像所有的權力都在男子一方，女子是什麼都沒有的。”《氓》中這個女子所遇到的，就是這樣一個男子。她嫁過來三年，辛勞地為男子操持家務，而這男子由於已經獲得了對她的佔有權和使用權，就開始虐待她了，而且最後拋棄了她。《氓》裡邊有一段說，“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於嗟鳩兮，無食桑椹。於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子耽兮，不可說也”。桑樹茂盛的時候桑葉都很肥大，但是那些鳩鳥啊，你們不要隨便去吃桑葚，這是“興”的寫法，因為據說鳩鳥吃了桑葚就會醉倒。女子也是一樣，千萬不要隨便就愛上一個男子。因為男子沉溺於愛情是不要緊的，而女子沉溺於愛情就會犯下無可挽回的錯誤。這首詩，是用被棄女子自己的口吻來述說她的悲哀的。所以總的來說，《詩經》中所寫的女子主要有兩種形象，一種是現實中的美女，一種就是現實中的棄婦。
後來到了《楚辭》，屈原《離騷》中的美女都不是現實的，而是一種美好的象喻，有時候喻指君王、賢士，有時候也喻指自己，當然這些美女也都不是“棄婦”。上面我還講過《古詩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和《青青河畔草》，那裡邊的兩個女子也不能算“棄婦”，只能說是“思婦”。因為不但我們不可以確定她們是否被棄，而且她們自己也不肯承認被棄。“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那女子還在等待，還沒有放棄希望。
到了建安時代，有些詩人就又開始寫棄婦了。這時的棄婦就有了兩種類型：寫實的和象喻的。曹植這首《七哀詩》中的棄婦，就是象喻的。但我們在講象喻的棄婦之前，還要把寫實的棄婦也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看繁欽的《定情詩》，這個“繁”字，作為姓的時候要讀作po(二聲)。繁欽的詩傳下來不多，這首《定情詩》是很有名的，因為它把女子從期待盼望到相信被拋棄，寫得很有層次也很有感情。所謂“定情”，本來是指男女之間愛情的信約，但這首詩的“定情”卻不是講信約，而是講女子被棄之後設法安定自己的感情。就像陶淵明《閒情賦》的那個“閒情”，有的人解釋為一種不嚴肅的、浪漫的想法，但也有人解釋為“防閑”。就是說：我雖然有這種浪漫的想法，但是我要用禮法把它防守住。繁欽《定情詩》說：“我出東門遊，邂逅承清塵。思君即幽房，侍寢執衣巾。時無桑中契，迫此路側人。，’第一句“我出東門遊”是有出處的，就是我剛才所說《詩經?鄭風》中的‘‘出其東門”。詩中這個女子，又是“與士耽”的一個例子。她到東門外去遊玩，偶然遇到了這個男子，很快就和他發生了密切的關係。“桑中契”出於《詩經?郁風?桑中》的“期我乎桑中”。她說，當時我並沒有和其他男子約會過，所以很快就和他好起來。她說，我們互相愛慕，於是就定情了：“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後……，’後邊還有許多，總之是他們互相之間贈送的定情之物。後來他們分別了：“何以慰別離，耳後玳瑁釵……”，分別以後，女子還想和那男子見面，可是那男子已經拋棄了她：“與我期何所，乃期東山隅。日旰兮不來，穀風吹我襦。遠望無所見，涕泣起踟躕”。底下又說，“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南陽。日中兮不來，飄風吹我裳……”；“與我期何所，乃期西山側。日夕兮不來，踟躕長歎息……”；“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北岑。日暮兮不來，淒風吹我襟……”。這是樂府詩常用的手法，她說我和他相約在東山腳下相會，可是他沒來，相約在南山、西山、北山，他都沒有來；我從日出一直等到日中、日暮，他還是沒有來。這東南西北的空間和從日出到日暮一整天的時間，就代表了一個完整的、從始至終的期待。那男子始終沒有來，於是女子終於明白：自已是被拋棄了。“愛身以何為，惜我華色時。中情既款款，然後克密期。褰衣躡茂草，謂君不我欺。廁此醜陋質，徙倚無所之。自傷失所欲，淚下如連絲”。她說，我為什麼愛惜自己?那是因為女子的美麗為時不多。我是覺得你對我很好，所以才跟你訂了約會。我以為你不會欺騙我，可是你竟然欺騙丁我!我真是覺得自己是最鄙陋的人，心中往復徘徊，不知該到什麼地方去。我已經不再期待，淚水接連不斷地流下來。繁欽所寫的，是現實生活中一個被男子拋棄的女子。
曹植《七哀詩》中的女子，不是現實中的棄婦，他是用棄婦來作象喻。開頭兩句“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是見物起興。在中國詩歌傳統中，“明月”總是引起人的相思懷念，如“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軾《水調歌頭》)；“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李白《玉階怨》)。“高樓”是登高望遠的，亦使人聯想到對遠人的期待，如“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晏殊《蝶戀花》)。所以他這“明月照高樓”什麼都還沒有說，只標舉了“明月”、“高樓”兩個形象，就已經蘊含著很深的情意了。他的下一句“流光正徘徊”，寫得更好。“徘徊”本來是說人來回行走，這裡說流動的月光也像人一樣在那裡徘徊。我們常說“天光雲影”，在天上有雲有月的時候，一片流動的雲彩遮住月亮，地下的月光就暗了；這片雲彩離開月亮，地下也亮起來。這種月亮與雲彩的流移轉動和地上光影的明暗變化，就成了引發你內心相思懷念的一個因素。這就是“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劉勰《文心雕龍?明詩》)。
“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在這月影流移的高樓之上，就正有一個憂愁悲哀的女子，在思念她所愛的對象。“借問歎者誰?自雲宕子妻”，這是樂府常用的問答手法。“宕子”，是指遠行的人。有的版本作“客子”。“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這個女子說，她所愛的男子已經走了十年之久，她一直孤獨地自己住在這裡。中國古代常常有這樣的故事：一個男子在貧賤之時娶了妻子，等他一取得高官厚祿，馬上就拋棄了糟糠之妻，另娶名門之女。所以，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男子就好像路上的塵土，風一吹就可以飛起很高，飛黃騰達；而女子就像水底的沉泥，如果被拋棄了那是一點兒辦法都沒有的。據說中國現在也有這種情況，有的人當年下放到農村時跟農村女子結了婚，而一旦回到城裡，就不要農村的妻子了。為什麼呢？因為“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兩個人的情勢不同了，所以就沒有再團圓的可能。
然而，中國的女子卻一向是比較專一的：“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在中國，春天刮東風，秋天刮西風，冬天刮北風，夏天刮南風。“西南風”是夏天的風，而夏天的風都是受人歡迎的好風。“逝”，是往。這女子說，我願意化作一陣好風從離你這麼遠的地方飛向你，吹開你的衣襟，吹入你的懷抱。可是，你的懷抱已經不會為我而開，那時叫我一個卑賤的女子依靠誰呢?我在講《古詩十九首》的時候曾講到過杞梁妻，她的丈夫死了，她說：“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於是也投水而死。在中國古代，女子一般是不能夠獨立生活的，必須依託於男子。現在詩中這個女子被遺棄，失去了男子的依託，所以她如此悲哀淒苦。然而，這首詩並非寫實而是象喻，那“清路塵”的男子當然是指君王，過去是曹丕，現在是曹敬；“濁水泥”的女子則是曹子建自喻。一個臣子，如果不能得到君王的任用就沒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價值。臣子依附君王和女子依附男子的性質是差不多的，所以曹子建才寫了這種喻托的詩來表現自己的怨情。在遭受多年的壓抑之後仍然看不到出頭的希望，曹植過去那種發揚的意氣受到了更多的挫傷，所以他不再有寫《贈白馬王彪》時那樣的憤慨和激動，而轉為用比喻和寄託來表現他的悲哀。現在我們再看他的兩首《雜詩》，先看短的一首：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讓。
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倪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美人香草的比喻在中國由來已久，這首詩大家一看就能夠懂，所以我只簡單說一下就可以了。他說，在南方有一個美麗女子，容顏像桃花和李花一樣嬌豔。她早晨在江北岸徘徊，黃昏就住宿在瀟湘的水邊。瀟湘，一個多麼容易使人產生浪漫聯想的地方!這女子既美麗又多情，她希望她的感情能夠有所投注，有所奉獻。可是，時人並不欣賞真正的美貌，他們只需要那些工於讒巧、善於吹牛拍馬的人。那麼，她還能為誰開口歌唱呢?更何況，人生不過俯仰之間就到了遲暮歲月，青春美貌又怎能夠長久存在!這首詩，傷心功名之無望，歎息生命之無常，喻托的含義十分明顯。下邊我們再看他的另外一首《雜詩)，比較起來，這一首就不是那麼容易懂了。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
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
翹思慕遠人，願欲托遺音。形景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兩句是“興”。這兩句比較難講，但那種感發實在寫得很好。“高臺多悲風”，字面上很好懂，高的地方風自然就比較大。你要是躲在下邊，風當然吹不著你，可你要是站到高臺上，風就都吹到你的身上，因為你的目標顯著。所以“高臺多悲風”給人的感覺是高絕的、孤單的，甚至是受到摧傷的。可是為什麼又說“朝日照北林”呢?朝陽照到北邊的樹林中，不是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嗎?它與高臺悲風的孤獨與摧傷又有什麼關係?然而你要知道，按中國的習慣，北方是寒冷的，凡是北門、北林，都是背陽向陰，屬於陰寒之地。所以“朝日照北林”，也許就有這樣的暗示：像北林那種陰寒的地方都能得到朝日的溫暖，為什麼就沒有溫暖降到我的身上呢?其實，我這麼一講就太落實了，這真是很笨的辦法。人家這兩句的妙處就妙在不可說，僅這兩組相對的形象就能引起你各種的感發和聯想。
“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有這麼一個人，他離開故國到了萬里之外，他和所思念的人之間也被既深又遠的江湖水所隔絕。“方舟”是兩隻船並在一起，其實就是指一條大船。有的船很小，一葉扁舟，那是不能經受大風大浪的。可是他說，就是我坐上方舟的大船，也難以越過江湖的險阻，這種離別的思念，真是令我難以承受。
“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有一隻孤獨的鴻雁正向南方溫暖的地方飛去，當它經過我的庭院時，發出長長一陣哀鳴。“翹思慕遠人，願欲托遺音。形景忽不見，翩翩傷我心”，他說，我抬頭看見這南飛的孤雁，就想起了遠方那個人，我希望這只雁能夠替我傳個音信，可是它飛得那麼快，一轉眼就飛過去了，它那種自由輕快的樣子，更增加了我心中的悲苦。“形景”，同“形影”，指那只，孤雁的形影。孤雁雖然孤獨，行動卻不受限制，到了寒冷的時候可以自由地飛向南方，而曹植是受到管束的，他要想回洛陽去更是千難萬難。這首詩，我們不必拘限於他懷念的是誰，那也許是一個朋友，也許是朝廷所在的洛陽，也許是他自己的某種理想，甚至我們說他是在思念一個女子，這是一首寫男女之情的詩，也未嘗不可。
上次講完曹操之後，有同學問了一個問題。他說：《短歌行》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明明如月，何時可掇”，你說那是曹操在召喚孫權、劉琦、劉備等人來歸附他。可是如果不這樣講，就只說他是在懷念一個人，甚至可能是個女子，可以嗎?如果你一定要這樣說，當然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因為曹操那首詩的妙處，就在於從表面看並沒有限定懷念的物件，你可以說他是懷念一個朋友，也可以說他在思念一個女子。可是，你一定要注意曹操的《短歌行》是一個整體，他最後的一章是：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讀到這最後幾句你就會知道，他不是隨便思念哪一個朋友或相愛的女子，他是要讓“天下歸心”。當然你可以說，天下歸心的物件不一定只限于孫權、劉琦和劉備，但他當時作戰的對手是孫權、劉琦和劉備。所以，曹操所寫的並非一般的相思懷念，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另外我還要說，曹操的詩裡幾乎就沒有真正寫男女之情的作品。他雖然有那麼多姬妾，但他不是那種才子多情類型的人。而曹植這一組《雜詩》，則比興意味很濃，他所寄託的含義有相當多的可能性，所以給讀者提供的聯想範圍也就比曹操的那首《短歌行》更為廣泛。
第十節 王 粲
建安文學最主要的人物當然是曹氏父子，追隨曹氏父子的人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安七子了。“建安七子”得名于曹丕的《典論?論文》。在這篇文章裡，曹丕把與他同時代的七個作者提了出來，並一一加以評論，稱之為“七子”。這七個人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璃、應碭、劉楨。其實，七子的詩也不是都好，《詩品》裡評價最高的是劉楨和王粲。從這些人的詩裡可以看到，建安時代的詩有三個特色：第一是文士詩與樂府詩的合流，第二是反映現實，第三是多酬應之作。建安七子常常摸擬樂府詩。樂府詩的起源我講過，有很多是從民間採集來的歌謠。可是現在文人們也都模擬樂府詩，於是樂府詩就開始文士化了。文士們使樂府詩變得典雅，但與此同時也繼承了樂府詩反映現實的傳統。這就使得建安詩歌中的感發力量與後來正始、太康的詩歌有所不同。鐘嶸《詩品序》曾簡述中國詩歌發展的歷史，其中有一段說：
降及建安， 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 自致于屬車者， 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 爾後陵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 勃爾復興， 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他在這裡指出，自晉以後，詩歌中的“建安風力”就漸漸消失了。關於什麼是“風力”，我在我的一篇文章《鐘嶸詩品評詩之理論標準及其實踐)中曾討論過。我認為“風力”是指一種由詩人心靈中感發而生的力量，這種力量是通過詩人敘述的口吻和語氣表達出來的。建安的詩歌為什麼與正始、太康的詩歌不同?時代的變化是一個重要因素。“正始”，是魏明帝曹叡的兒子齊王芳的年號。為什麼齊王芳有年號卻沒有帝號?因為他被司馬師廢掉了，後來曾受封為“邵陵縣公”，死後諡為“厲公”。曹芳以後還有高貴鄉公曹髦和陳留王曹奐，他們也完全受制于司馬氏，後來曹髦被殺，曹奐被廢。接下來的太康，就是晉武帝司馬炎的年號了。從建安到正始，從正始到太康，其間年代雖不久遠，政治上的變化卻很多。建安詩歌是反映現實的，而且建安詩人一般都是把自己的感動很直接地寫出來，像曹操、曹植都是如此，連曹丕詩中那種感發的力量，也是直接表現出來的。到了正始詩人就有一個轉變，他們就從向外的探尋轉變為向內的探尋。下一次課我將講正始詩人阮籍，阮籍這個詩人和建安詩人截然不同的一個特色，就是他的隱晦難解。他所寫的都是他自己內心意念的流轉，他的心思、感情從來不在詩裡明白地說出來。為什麼如此呢?這個等講到阮籍的時候再說。 ’那麼太康詩人呢?太康詩人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三張”有不同說法，有人說是張載、張協和張亢，有人說是張華、張載和張協；“二陸”是陸機、陸雲；“兩潘”是潘岳、潘尼；“一左”是左思。這些人裡，除了左思還比較有一點兒“風力”之外，那“三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 自致于屬車者， 蓋將百計。彬彬之盛， 大備于時矣! 爾後陵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 勃爾復興， 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他在這裡指出，自晉以後，詩歌中的“建安風力”就漸漸消失了。關於什麼是“風力”，我在我的一篇文章《鐘嶸詩品評詩之理論標準及其實踐)中曾討論過。我認為“風力”是指一種由詩人心靈中感發而生的力量，這種力量是通過詩人敘述的口吻和語氣表達出來的。建安的詩歌為什麼與正始、太康的詩歌不同?時代的變化是一個重要因素。“正始”，是魏明帝曹叡的兒子齊王芳的年號。為什麼齊王芳有年號卻沒有帝號?因為他被司馬師廢掉了，後來曾受封為“邵陵縣公”，死後諡為“厲公”。曹芳以後還有高貴鄉公曹髦和陳留王曹奐，他們也完全受制于司馬氏，後來曹髦被殺，曹奐被廢。接下來的太康，就是晉武帝司馬炎的年號了。從建安到正始，從正始到太康，其間年代雖不久遠，政治上的變化卻很多。建安詩歌是反映現實的，而且建安詩人一般都是把自己的感動很直接地寫出來，像曹操、曹植都是如此，連曹丕詩中那種感發的力量，也是直接表現出來的。到了正始詩人就有一個轉變，他們就從向外的探尋轉變為向內的探尋。下一次課我將講正始詩人阮籍，阮籍這個詩人和建安詩人截然不同的一個特色，就是他的隱晦難解。他所寫的都是他自己內心意念的流轉，他的心思、感情從來不在詩裡明白地說出來。為什麼如此呢?這個等講到阮籍的時候再說。
那麼太康詩人呢?太康詩人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三張”有不同說法，有人說是張載、張協和張亢，有人說是張華、張載和張協；“二陸”是陸機、陸雲；“兩潘”是潘岳、潘尼；“一左”是左思。這些人裡，除了左思還比較有一點兒“風力”之外，那“三張”、“二陸”和“兩潘”所重視的都是對偶和辭藻、雕琢和修飾。因此，詩歌中那種直接感發的力量就逐漸消失了。太康以後的詩人更是不行。所以鐘嶸說，經過了整個晉代，就“建安風力盡矣”。
建安詩人反映戰亂現實和民間饑苦的詩我們已經讀過一些，這一節課，我們要看王粲的《七哀詩》。在讀詩之前，我們先要簡單瞭解一下他寫作的背景。王粲字仲宣，是山陽高平人。我曾講到董卓作亂時脅迫漢獻帝從洛陽遷都長安，那時候，王粲也跟著遷到了長安。可是長安也不平安，也發生了戰亂，於是王粲就離開長安到荊州去依附劉表。後來劉表的勢力敗亡，他又歸附了曹操，做過曹操的丞相掾、軍謀祭酒和侍中，最後死于建安二十二年。順便說一下，建安二十二年發生過一次疾疫，就是流行性傳染病， “建安七子”中的陳琳、劉楨、徐幹、應碭也是在那一年死去的。總之，王粲的一生主要是生活在戰亂之中，他目睹了董卓之亂和李催、郭汜之亂，他的《七哀詩》就是寫在這個時候。《七哀詩》是當時流行的一種詩題，上一節課我們已看過曹子建的《七哀詩》，現在我再來把王粲的《七哀詩》讀一遍。這個題目的詩他一共寫有三首。我先講第一首，然後如果有時間的話，再看另外兩首。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遞患。複棄中國去， 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 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西京”就是指長安，東漢定都洛陽，長安在洛陽的西邊，所以稱“西京”。所謂“無象”，是說所有的規矩、法則都被破壞了，長安亂得已經不成樣子了。漢末這一段歷史，我在前邊已經講過。關於這一段戰亂給人們帶來的苦難，蔡琰的《悲憤詩》作過最充分的反映。王國維《人間詞話》曾引過德國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話：“一切文學，餘愛以血書者。”蔡琰的《悲憤詩》，就真正是用血寫出來的偉大文學作品。我說這些，是因為王粲這開頭兩句寫得太籠統。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他並沒有講具體亂到什麼程度，而你要想知道究竟，最好是去參考一下蔡琰的那首長詩。底下他說，“複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中國”並不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國家的概念，古人說“中國”是指洛陽、長安這一帶中原地區。什麼是“荊蠻”呢?你要知道，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都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發展起來的，因此南方荊楚一帶就被視為南蠻。所謂“南蠻鴃舌之人”，你們不要笑，這個不是我說的，這是孟子說的。他說南蠻之人怪腔怪調，說話像鳥叫一樣。那並不是指現在廣東、福建等地的南方話，而是指楚地方言。廣東有“客家人”，其實他們所說的話反倒真正是古代中原地區的話，因為客家人的祖先本是西晉末年中原戰亂時逃難渡江的中原人，所以直到現在，他們的話裡還保留了許多古音。這一點，是要分清楚的。總之，古代楚地的語言文化和中原不同，居住在中原的人視荊楚為蠻夷之地，帶有輕視的意思。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戰亂之中一旦分離就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相見。我自己對此是有切身體會的。我家住在北京，我父親在上海一個航空公司裡做事。蘆溝橋事變時，父親跟著公司轉移到後方去了，我母親帶著我和兩個弟弟留在淪陷的北京。一開始我們還能接到父親寄來的信，可是後來漢口陷落、長沙陷落，國民政府一步步撤退，我們就再也接不到父親的信了。在北平淪陷的第四年，我母親去世了，而父親直到抗戰勝利回到北平才知道這個消息。在這八年裡，我們也完全不知道父親的生死存亡。我的老師顧隨先生那時候因家小之累沒有離開淪陷的北京，但他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離開北京去了後方，我不知道他姓什麼，老師稱他“伯屏兄”。兩人在分別時都沒有想到今後不能見面，可是別後八年不通音信，後來消息傳來，說這個朋友已經死在後方了。我的老師曾寫了一首詞懷念他，我記得其中有這麼幾句：“不道生離，竟成長往，猶自盼歸來。”在戰亂之中，生離往往就成了死別。所以戰亂中離別的場面總是很悲慘的。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這種情景蔡琰的《悲憤詩》也曾寫到，說是“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遍地都是死人，有亂兵殺死的，有餓死的，但也有還沒死的：“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他說路上見到一個饑餓的女子，把自己的孩子拋棄在荊棘野草之中。這個母親是流著淚離開的，雖然聽到小孩子的哭聲，卻硬著心腸不再回來。她對責問她的人回答說：我都不知道我自己還能走多遠就會倒斃，又怎麼能保全我的小孩子?“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王粲對這種悲慘的事毫無辦法，既然無法幫助她，只能趕快走開，免得再聽這些悲慘的話。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霸陵，是漢朝文帝的陵墓，在長安城東不遠處。王粲去荊州，出了城先要經過霸陵，所以這兩句本來是寫實的。然而，王粲在寫實中卻有他的感慨在。漢文帝的諡號之所以為“文”，是因為他在位的時候天下和平安樂，沒有戰爭。漢朝文帝、景帝的時代，是有名的安定、富裕的時代。王粲說，我現在登上霸陵的高坡，回頭看一看長安城內，還是漢文帝的那個安定繁榮的都城嗎?漢室天下怎麼會衰敗成這個樣子!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下泉”是《詩經?曹風》中的一首詩：“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下泉》的作者說，很冷很冷的是那種向下流動的泉水，它傷害了苞稂之類的植物；他說我在清醒的時候就不斷地歎息，並且想：周天子為什麼不派一個好的國王來治理我們這個地方呢?《毛詩序》解釋說，這首詩是“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當時曹國的君主對他的老百姓很不好，所以曹國的老百姓渴望得到一個賢明的君主。因此王粲說：過去我以為《詩經》上所敘寫的不過是千百年前的事情，跟我們現在的人沒什麼關係。可是我現在親眼看見了平原上這些慘景，我才真正體會到當時那些曹國人民是遭受到何等的災難才說出那些話來!這首詩所寫的，是王粲剛剛離開長安時在長安附近看到的戰亂之後悲慘的景象。在三首《七哀詩》之中，這一首實在是內容最深刻也最有感發力量的一首。尤其是結尾的感慨，含義十分深刻。《七哀詩》的第二首，是王粲已經到了荊州，寫的是他在那裡所見的南方山水，以及他懷念故鄉的悲哀。我把這一首也讀一遍：
荊蠻非吾鄉，何為久滯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吾心。
山岡有餘映，岩阿增重陰。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襟。
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
羈旅無終極， 憂思壯難任。
“荊蠻非吾鄉，何為久滯淫”，這兩句，其實我們應該結合他的《登樓賦》來看。“王粲長於辭賦”，這是曹丕《典論?論文》裡說的。《登樓賦》就是王粲在荊州時寫，皇邊有很有名的兩句：“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王粲到荊州依附劉表，劉表並不很重視他，他在荊州也不得意。南方的山水雖美可是他心裡並不快樂，所以總是思念北方故鄉。賦這種體裁由來已久，戰國時的荀子就曾把他的一些韻文稱為賦。一般說起來，賦是結合了散文和詩歌兩種體式，既有散文的自由，又有詩歌的修辭和押韻，後來又受到楚騷的影響。這個我以前講過了。漢賦一開始篇幅都很長，很重視誇張和鋪陳，因此其形容描寫的成分較多，而抒情的成分就很少。到漢朝末期，賦的體裁就有了一種轉變，出現了篇幅短小的以抒情為主的賦，王粲的《登樓賦》就屬於這種抒情的短賦。所以，我們可以把王粲的這首詩和這篇賦結合起來，互為參考。這裡，“荊蠻非吾鄉，何為久滯淫”和“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意思是一樣的，都是說：荊州這個地方雖然很好，但它不是我的故鄉，我怎麼能長久地滯留在這裡呢?“方舟溯大江，日暮愁吾心”。“方舟”，是兩船相並，其實就是指．比較大的船。“溯”，其實也不一定是溯流而上，他的意思就是指乘坐大船行走在江面上。古人說“大江”，一般就是指長江。他說當我乘坐大船在長江中行駛時，江面上那種落日黃昏的景色就更增加了我思鄉的憂愁。
現在，我要請大家注意另外一種現象。王粲的第一首《七哀詩》反映的是建安詩歌寫實和表現民間疾苦的詩風，而這第二首就不是了，它反映了曹子建開始的注重對偶的風氣。第一首詩主要是敘事，所以對偶的句子幾乎沒有；但這第二首詩要寫南方的景物，而景物描寫則最適合用對偶。從‘‘山岡有餘輝”到“白露沾衣襟”這一大段景物描寫基本上都是對偶。詩中的對偶有發展層次的不同，最工整的對偶要到唐代近體詩形成之後才大量出現。如李白的“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送友人》)：“青”和“白”都是顏色；“山”和“水”都是大自然景物；“橫”是動詞，“繞”也是動詞；“北”、“東”都是方向；“郭”是外城，“城”是內城。又如杜甫祖父杜審言的“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和晉陵陸丞相早春遊望》)：“淑氣”是秋暖的氣候；“晴光”是晴明的日光；“催”和“轉”都是動詞；“黃”和“綠”都是顏色；“鳥”是動物， “蘋”是植物，都是名詞。對得非常工整。
但建安時代只是對偶的開始，並不像唐詩這麼工整。這從王粲的這一大段對偶的句子中就可以看出來。這一大段，都是寫在船上所看到的落日黃昏的景色。“山岡有餘映，岩阿增重陰”是說太陽雖然西斜了，可是日光還反射在山頂上，而山岩深曲的地方則更加陰暗。這兩句對偶看起來很工整： “山”和“岩”是同樣的性質；“岡”是高起的地方，“阿”是彎曲進去的地方；“有”和“增”都是動詞；“餘映”的“映”是光影，“重陰”的“陰”是陰影，兩個也是相對的。然而你要注意：“岩阿增重陰”這五個字都是平聲，就律體而言，這是不行的。他在字面上對偶雖很工整，但卻不合乎近體詩的聲律。近體詩的聲律應該是： “淑氣催黃鳥”——仄仄平平仄；“晴光轉綠蘋”——平平仄仄平；“青山橫北郭”——平平平仄仄；“白水繞東城”——仄仄仄平平。所以這就是古體詩和近體詩的區別。王粲這首詩雖然有很多對偶，但它仍然是古體詩，不是近體詩。
另外，一個人在心情好的時候，落日餘暉是很美麗的景色。范仲淹《岳陽樓記》說： “朝暉夕陰，氣象萬千。”王勃《滕王閣序》說：“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那都是讚美日落時景色變化的美麗。可是你看這“山岡有餘映，岩阿增重陰”，也是日落時景色的變化，王粲的心情卻不同。當他看落日余暉時所注意到的是什麼?是“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這是一個對比：日落西山，鳥獸都急急忙忙奔回自己的巢穴，可王粲現在流落異鄉依附別人，還不如鳥獸自由自在。這是思鄉之情引起的悲哀。下麵他說， “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船在行走的時候，船旁的水流就發出清越的響聲，而岸邊山上的猿猴也在一聲聲啼叫。 《水經注》說， “猿鳴三聲”就“淚沾裳”。不管是好聽的流水聲，還是悲哀的猿鳴，對於思鄉的人來說，都只能加深他的憂傷之情。更何況還有那“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襟”。古人說上衣下裳，衣和裳有分開的，有連著的。這裡的“裳”應該是指長衣的下擺。“袂”是衣袖。古人的袖子都很肥大，衣服很長，江面上風一吹，就使它們飄舞起來。這時的天氣已開始冷了，傍晚的露水沾濕了他的衣襟。這幾句，都是寫景物，但景物之中卻含有暗喻。其中所透露出來的，都是他思鄉和漂泊的悲哀。
不過，我們現在還是看他的對句。“山岡有餘映”兩句雖然聲音上不對，字面上還是很工整的。而“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兩句就不很工整了。“狐狸”是獸， “飛鳥”是鳥，這兩個勉強可以相對；“馳”是跑，“翔”是飛，也可以相對。但“赴穴”是往洞穴去， “故林”是舊日的樹林，它們的結構是不相同的。下邊的“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對偶也不工整。因為“流波”和“猴猿”雖然都可以算作名詞性質的主語，但“流”是形容“波”的；“猴”和“猿”卻都是名詞，結構並不相同，只能說是大體相對；“激清響”和“臨岸吟”更是不對。“清”是個形容詞，是形容“響”的， “岸”卻是個名詞，是“臨”的對象。“響”和“吟”雖然都有聲音，但一個是名詞的性質，一個是動詞的性質，是不能相對的。然而你要知道：這兩句雖然對得並不工整，但“流波激清響”是一個主詞發出了一種聲音；“猴猿臨岸吟”也是一個主詞發出了一種聲音。這兩句，在整體的分量上是相對的。下面“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襟”二句，也是相對的，寫疾風吹拂著衣袖，白露沾濕了衣襟。這首詩的偶句到此結束，下面就用直承的方式來敘寫了。“獨夜”二句寫一個孤獨的客子，在夜間不能成眠，就整理衣著起來彈琴。“絲桐”二句寫桐琴上的綠弦也為人的情思所感動，為我發出了悲哀的琴音。 “羈旅”二句寫羈留異鄉，旅泊的生活不知何時方能告一結束，末句“憂思壯難任”的“壯”字是“益發”、“更加”的意思，是說我的憂傷的情思，更加使我難以承受了。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只能把王粲的詩簡單結束在這裡。另外，王粲也長於作賦，他寫過一篇《登樓賦》極為後人所稱述，內容主要也是寫羈旅的愁思，可以與這首詩一起參看。
漢魏六朝詩講錄 葉嘉瑩
第四章 正始詩歌
第一節 概 論
從今天開始我們要講正始時代的詩人。正始是魏齊王曹芳用過的一個年號。從正始時代開始，中國歷史上發生一系列政治鬥爭，正始文學所介紹的就是這一特定的政治背景之下一群士人的作品，這些人中較著名的就是被當時稱為竹林七賢的七個人。他們都很有才華，其中最有聲望的領袖和代表一是阮籍，另一個是嵇康，嵇字有人念ji（一聲）有人念xT，一般譯成英文時都讀xT。其實他家本姓奚，後因避怨而改姓嵇。七賢中除阮籍、嵇康外，還有山濤、王戎、向秀、劉伶，還有比較小的一個人，就是阮籍的侄子阮咸。你要知道，當早年政治鬥爭較為緩和時，他們在一起聚會、清談、飲酒、賦詩，這時看不出每個人的操守品性如何，但真正等到有一個重大考驗來臨，需要你做出重大選擇的時候，每個人操守品行的不同就完全分別出來了。這七個人所形成的文化圈在後來政治鬥爭日益尖銳之際逐漸分化，並各自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和作風。
從東漢到魏，從魏到晉的政治更替，一般說起來是假禪讓之名而行篡逆之實。
傳說上古的時候，統治者年老德衰時選擇一個賢德的人將帝位讓給他就叫禪讓。我們以前講過，像魏文帝曹丕之得天下是漢獻帝讓位給他的，晉之得天下，表面上也說是魏禪讓給他的，其實那都是假借禪讓的美名，實行的是篡逆的事實。中國的正統觀念認為，不管你是多麼好的人，只要你把前面那個朝代推翻了，你自己做起皇帝來了就都算篡逆。當年商紂王無道，周武王起兵討伐紂王，這本來是對的，《孟子》也認為“湯放桀，武王伐紂”是正義的，當有人問孟子‘‘以臣弑君可乎?”以臣子的身分來討伐君主這豈不就是不忠了嗎?可孟子卻回答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他說我所聽說的歷史是武王興起了正義的軍隊，把一夫紂給殺死了。孟子已不再承認紂是天子了，而稱他是“一夫”，“一夫”者，就是獨夫，失去了天下所有人的信任和擁護的孤立的人。可是當武王起兵之時就有伯夷、叔齊出來反對。伯夷、叔齊是商時孤竹國君的長子和三子。按照宗法傳統，中國的王位是應傳給長子的，伯夷是長子，本應繼承王位，可他得知父親喜歡自己的小弟弟叔齊，就想成全父親的意願，盡孝順之心，所以就逃走了，他以為自己離開了孤竹國，父親就可以把王位傳給叔齊了。可是叔齊也想，我不能做一個不義的人，如果我做了皇帝，我就不守禮法了，於是叔齊也逃走了。幸虧他們中間還有一個兄弟，後來就把王位傳給老二了。在伯夷、叔齊看來，無論別人如何，我自己終身的品行不能有一點點不合乎道德。所以當武王伐紂時，伯夷叔齊就“叩馬而諫”(《史記》)，跪在馬前勸告武王說，你不可以臣子的身分去攻打天子。武王雖然沒有接受他們的勸告，可也沒有懲罰他們。後來武王伐紂成功了，但伯夷、叔齊仍然認為武王的天下是以不忠不義的非法手段獲得的，所以“恥食周粟”，不肯為周朝做事。“粟”就是糧食，這裡指周朝的俸祿。由於“恥食周粟”，他們無以為生，最後寧可用自己的生命來保全自己的理想和操守，從而雙雙餓死在首陽山上!這就是伯夷、叔齊的道德。所以孟子曾經把古代的聖人分了許多種，他說像伯夷、叔齊這樣的人是“聖之清者”：只是要保持自己的清白，決不能讓自己的品行有一點點的污穢。另外還有一類人是“聖之任者”，如伊尹。伊尹是夏商之際的人，夏朝的最後一個國君是夏桀，夏桀也是暴虐無道的，成湯(商朝的第一個國君)要起來革命，伊尹就輔佐成湯推翻了夏桀，據《孟子》說，伊尹曾經“五就湯，五就桀”，他曾經五次去找成湯，希望成湯任用他，他也曾五次去找夏桀，希望夏桀任用他。孟子所以說他是“聖之任者”，是說他是以拯救人民為己任的，無論誰任用我，只要能實現拯救人民的理想，我都要盡責盡職。可見這些聖賢們也是有他們各自不同的理想標準的。以曹丕得漢之天下而論，若以伯夷叔齊的觀念來看，不管你是多麼好的人，是成湯也好，武王也好，只要你把以前的國君推翻了，你自己做起皇帝來了，你就是篡逆。中國的封建制度就是要培養人們都具有這種思想觀念：任憑統治者再壞，你也不能夠對他怎麼樣。不管如何，總之曹丕之得天下還是相當和平的，而且他允許漢獻帝始終保持著天子的禮法，封他為山陽公，直到十幾年之後的魏明帝時，他才因病善終。可是晉之取得魏的天下卻並非以這種和平之手段，《三國志》與《資治通鑒》上均有記載——曹丕死後，兒子曹叡(魏明帝)繼位。魏明帝沒有兒子，其實在曹操的子孫中不乏賢能之士，可是他有私心，他不肯在武帝的子孫中找近人來立，他就另外立了一個養子，就是齊王曹芳。
當魏明帝病重臨終時，齊王芳只有八歲，明帝就又找了兩個輔佐幼主的人，這就是魏明帝做的一件非常不聰明的事情。立齊王芳的本身就是一個錯誤，本來你兄弟之中有年長的，為什麼非要立個八歲的小孩子做繼承人呢?隨後他又在確定輔佐兒皇帝的人選時找錯了人：一個是司馬懿，一個是曹爽。司馬懿當時帶兵在外邊作戰，當魏明帝臨終前他要托孤給司馬懿，就急詔把司馬懿叫回朝來，當司馬懿到病榻前來見他時，明帝就把他的養子、繼承人曹芳也叫到面前對司馬懿說：天下的事都可以忍耐，唯有死是不可以忍耐，而我卻“忍死待君”，極力地堅持著不肯死去，就是為了見你一面，把曹魏的這個繼承人託付給你，說著就讓齊王芳走上前來雙手摟住司馬懿的脖子表示親近，於是司馬懿聲淚俱下，表示要盡心輔佐幼主，魏明帝這才瞑目而去。可是如果他只託付一個人還好，然而他同時託付了兩個人，這兩個人當然就要爭權了。司馬懿是靠打仗得來的權位，而曹爽呢?他是曹操的養子曹真的兒子。曹操並非沒有兒子，我們知道曹丕、曹植、白馬王曹彪等都是他親生的。可是他還有許多養子，這就是曹操這個人，也可以說他很有人情味，也可以說他很有權術，當年曹操與人打仗，曹真很小時他父母都在打仗時死了，曹操就把曹真收養了，而且據說曹操對曹真“待同諸子”。曹爽就是曹真的兒子，曹爽一見齊王芳那麼小，就萌發了野心，史書上說他“車服擬於乘輿”，是說他穿的衣服、乘的車馬可以比擬天子的規格，其野心可以想見。當曹爽這樣做時，司馬懿就“稱病家居”，司馬懿是一個深謀遠慮的人，他不像曹爽那麼浮淺、顯露，而是暗中慢慢地策劃，待到計畫與時機一旦成熟時，他就滅了曹爽，自己專權了。司馬懿有兩個很能幹、而且很有野心的兒子，一個是司馬師，另一個是司馬昭。當司馬懿去世，司馬師上臺後就把齊王芳廢掉，另立了曹家的宗室曹髦。後來司馬師死了，司馬昭當權，曹髦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看出了司馬氏一家的野心，就立志要消除司馬氏一家的權勢，他曾對左右親近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有一天曹髦對左右說，我不能忍受司馬氏對我的控制了，我現在要親自帶兵去消滅司馬一家。當時有些人因害怕司馬氏的權勢而猶豫，可曹髦的決心已定，他帶上宮中的一部分軍隊果然就去消滅司馬昭了。司馬昭在皇宮中的耳目立刻向他報告了這個消息，司馬昭就派了軍隊來抵抗曹髦，當時一些人心裡還有顧慮，因為曹髦畢竟是天子，天子親自帶兵來，他們就不敢打了，這時其中有個叫成濟的就問司馬的親信該怎麼辦，那些人回答說，司馬家養你們就是為了在這種情況下用的!成濟一聽這個話，上前一刀就把曹髦殺死了。司馬昭一聽這消息，就假裝痛哭流涕，隨後把成濟也殺死了。後來就又立了另外一個人，即曹奐。不久司馬昭的野心就越來越明顯，他自稱為晉公，要加九錫。加九錫是對當時做臣子的最高封賞，“錫”本來是一種賞賜，“九”者，極言其多，極言其高，就是給他最最高的封賞，讓他在大臣裡居最高的地位。歷史上凡是篡逆的人常常都是在他做到加九錫的地位後不久就行篡逆的。果然司馬昭死後，司馬炎當權，司馬炎就將曹奐廢了，自己做起皇帝來了，這就是晉武帝。
我為什麼要講這些歷史背景呢?因為這與我們要講的詩人及作品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我們知道魏晉時喜歡品評人物，崇尚清談，因為當時社會道德的價值觀念完全崩潰了，政治上假禪讓之名而行篡逆之實，就是利用道德的美名來掩飾極不道德的醜行。這就使社會心理出現了兩極的傾斜，一方面是在上位的標榜道德，實際是假借和利用道德；另一方面是士人們的反對名教，反對這種虛偽的道德。與此同時，有些看重眼前權利祿位的，都歸向了司馬氏；另外一些固守正統觀念的仍然效忠于曹魏。剛才我們說的“竹林七賢”在這時就有了各種不同的表現。這七個人之中，反對司馬氏最明顯的，表現得最強烈的就是嵇康。嵇康是與魏宗室結為婚姻的，所以對曹魏最忠心，他是以反對名教禮法來表示自己的態度。我們知道魏之得天下是篡奪來的，司馬炎之得天下當然也是篡奪，可就正是這些不講道德禮法的人，反而更要標榜儒家的堯舜，因為堯舜是禪讓的。禪讓是主動讓位給有賢德的人，篡奪是以武力奪取帝位，這本來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可如果是假借禪讓而實行篡奪，就同時把那個禪讓的美名也破壞了。而且從漢朝以來，社會上表面都很重視“孝道”，你看漢朝的皇帝都加個“孝”字：孝武帝、孝文帝，都是在標榜忠孝的，總之道德禮法的美名都被那些有權勢的人假借去利用了。中國的儒家本來有許多倫理道德是很美好的，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說父親要有做父親的樣子，兒子要有做兒子的樣子；國君要盡國君的本分和職守，臣子要有臣子的責任和職守。總之社會各等級都應受到禮法的約束和規範，並且要通過禮法來建立一個制度……但後來這些禮法道德以及制度逐漸被那些有權位的人所假借利用了，結果那些身居下位的，對上不能施行任何約束作用的臣子最後就只剩下盡忠的義務了，而做君主的就因為他有權位，他可以不遵守任何禮法，不盡應盡的本分，因此中國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的禮法就逐漸變成片面的了，這已不是儒家的本意了。儒家是說每個人都應有每個人所持守的道德和分寸，可到後來都變成有權位者的片面控制了，結果君就可以什麼道德都不講，而臣卻一切都要遵守；父子之間，則天下無有不是的父母，父親什麼都是對的，兒子什麼都要遵守；夫妻間，丈夫什麼都可以不守，妻子卻什麼都要遵守，這就形成了禮法的缺陷。何況中國的法治也是有缺陷的，如果那些執法者利用法來謀私利同樣也是不公平的，所以不管禮治，還是法治，一定都要對那種不守禮與不守法的人真正“治”辦才可以。而中國一向缺乏這樣一種嚴格的、健全的體制，這是一個最大的缺陷。魏晉之間，就因為這些禮法、道德的美名被有權勢者利用了，所以社會上就出現了一種風氣，就是名士們，特別阮籍、嵇康等人之反對名教、嘲諷禮法。在這方面，關於嵇康曾有很多的記述。
在司馬專權的情形還不十分明顯的時候，嵇康曾做過中散侍郎，人稱他嵇中散。後來當司馬的權勢日益強大時，嵇康就不做官了。歷史上記載說嵇康“好鍛”(打鐵)，他的住宅前邊有一個水池，水池周圍種有柳樹，據說嵇康就常常在柳樹下的水池旁鍛鐵。 “竹林七賢”中的向秀也曾跟嵇康在一起學過打鐵。你要知道，一個政治集團想要奪權的時候，總要籠絡當時社會名流來培養、擴大自己的勢力和影響，而“竹林七賢”都是當時很有文采、很有聲望的人，於是司馬氏手下有一個很有權勢的人叫鐘會，就替司馬家人來試探“竹林七賢”的態度。有一天，鐘會帶手下一些人來訪嵇康，嵇康正在樹下鍛鐵，鐘會以當時的權位，還帶了許多人、在嵇康身邊站了許久，嵇康卻依然打鐵，不理睬鐘會，鐘會自覺尷尬，於是就要走，這時嵇康就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心裡很不舒服，便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此後鐘會就很嫉恨嵇康。嵇康之所以不理鐘會，是由於鐘會苟且逢迎司馬，使嵇康看不起他們這類人。這就輕易地傷害了司馬手下一個最有權勢的人，從而種下了禍患。後來有一個叫呂巽的人(是鐘會的好朋友)，道德品行很不好，居然與其弟呂安(嵇康的好朋友)的妻子發生了不正當的關係，當時呂安很生氣，就想告發呂巽，嵇康就勸誡呂安說，這樣事情還是不要宣揚更好，隨後嵇康就為兄弟二人調解，後來呂巽也答應要改過，這件事就算了結了。但後來呂巽竟然惡人先告狀，告呂安不孝，其實那個時代社會上都是不忠不孝的，可就是那些真正不忠不孝的人，他們反倒故意誇張忠孝。所以呂巽就借此把呂安捉去下獄了。而嵇康的性格“峻切”，就是說他激切、剛強、正直、不含蓄，當他知道呂安下獄了，就出來為呂安做證，於是司馬氏又趁機把嵇康也下到獄裡。其實根本沒嵇康什麼事，可他們設想編織一個罪名來陷害嵇康。充個什麼罪名呢?“竹林七賢”裡的山濤(字巨源)原先與嵇康是好朋友，可後來山濤依附了司馬氏，在司馬的手下做到吏部侍郎。山濤想為司馬家籠絡人才，就想說服嵇康也出來做官，但嵇康不做，不想做不做就是了，可嵇康非但不去做官，還寫了一封《與山巨源絕交書》，裡面說了許多激切刻薄的話，他說山濤：你就好像廚房裡的屠夫，自己沾上一身血腥污穢還不夠，還要將別人也拉過來沾得滿身污穢嗎!他說：我天生來就不是個做官的材料，我有“極不堪者七”， “甚不可者二”。“不堪”是不能忍受，他說我喜歡晚起，如果做官就要起早，這個我不能忍受；又說我頭面不經常梳洗，裡面長了許多蝨子，需要不斷地把捉，如果當官在那裡危坐不動，我也不能夠忍受；還說我喜歡釣魚、飲酒，如果做起官來，身後總跟著一大群人，我會感到極不自由的，所以這也使我不能忍受……而最重要的是後面所說的“甚不可者二”中的一件事就是我每每喜歡“非湯、武而薄周、孔”，這是司馬氏最反感的，也是最敏感的一句話。我們知道，商湯把夏桀推翻了，周武把商紂推翻了，先不論湯放桀與武王伐紂這件事本身的對錯，總之二者都是屬於篡逆的行為，嵇康此處說這些話顯然是暗指司馬家族的野心。“非”是批評，他認為湯、武是錯誤的，“薄周孔”是鄙薄周公和孑L子，因為當時的禮法被壞人利用了，那些滿口道德禮法的人幹的都是篡逆不正當的事情，因此他才“非湯、武而薄周、孔”。這本來是嵇康寫給山濤信中的話，可如今他下到獄裡，那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人當然要借此發揮了，於是鐘會就讒毀他，說這些議論不合道德禮法，是擾亂人心，這樣的罪名就是欲置嵇康於死地了，但由於嵇康這個人平時很有聲名，他又是曹魏的宗室，而且他的詩文寫得很出色，他的清談在社會上又很有影響，所以聽說要把嵇康殺死，當時的太學生(大學生)幾千人都來到朝廷門外，請願要求赦免嵇康。你要知道，這太學生不請願，他還許死得晚一點，而太學生這一請願，司馬氏愈發感到嵇康的作用太大了，非殺不可，所以很快就把嵇康殺掉了。據說嵇康臨死之前，他們問他還有什麼要做的，嵇康說他要再彈一曲《廣陵散》。我們知道嵇康是很富文采的，不但如此，《世說新語》記載當時很多人對他的晶評，說他長得很高，容貌俊偉，極有神采，當他站起來時如同“孤松特立”，當他醉了要倒下去的時候如同“玉山之將頹”。而且聲名也很好，還是出色的音樂家，他彈得最好的曲子就是《廣陵散》。要知道一個人對自己的才能是很珍惜的，不甘放棄的，天下除非不生才，如果天生下一個絕世之才，這個人就一定會視自己的才能如生命的!嵇康臨終前要求再彈一曲《廣陵散》，一曲終了，他無限惋惜地慨歎“《廣陵散》於今絕矣!”然後就被殺死了。
以上可以看出在“竹林七賢”裡，堅定不移地擁護曹魏，反對司馬的，態度最堅定的就是嵇康。而山濤和王戎，後來都依附了司馬，這兩個人官都做得非常高。
向秀呢？他本來與嵇康在一起學打鐵，還曾經向呂安學灌園(種菜)。當嵇康被殺死之後，向秀就來到洛陽表示也願意做官。司馬昭就嘲諷他說：以前我以為足下有箕山之志(古代有一賢士叫許由，曾隱居箕山，當時堯想讓天下給許由，許由拒不接受)，你又學打鐵，又學種菜，怎麼今天要來做官了?於是向秀就說：我今天才明白那些隱居箕山的人是“未解堯意”(他們不瞭解堯治理天下的好意)，所以那些人是“不足慕也”。向秀說的“堯意”意在吹捧司馬家的人，從此向秀就轉變了。在時代轉變之際，每個人的立場都可能隨著政治風雲的驟變而動搖和改變，雖然向秀本來不一定真的喜歡祿位，可當嵇康被殺之後，他內心之中深感恐懼，不過即使他轉變了態度之後，他的內心也並未得到安寧，後來他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思舊賦》，就是思念嵇康和呂安的，他當年學鍛于嵇康，學灌園于呂安，那麼好的朋友，而今雙雙被害！這篇賦妙就妙在他欲言又止，有人批評這篇文章說許多話剛要說，還沒說就完了，這不是向秀因沒有文辭而說不出，而是他不能說下去，只能以這種微妙的方法表現他的懷思，要知道只有像魏晉這種微妙的政治環境才會製造出這麼多微妙的作品。“七賢”中還剩下劉伶與阮咸，劉伶這個人也不滿時世，可是他不像嵇康那樣“峻切”地表示反對，他也不願像山濤、王戎那樣追求利祿功名。劉伶最大的嗜好就是飲酒。傳說他出去喝酒時，常喚一童子背著一把鏟子，並囑咐童子說“死便埋我”，我在哪裡醉死，就在那裡隨便挖個坑把我埋掉。他還留下一篇作品叫《酒德頌》。《世說新語》載：由於他酒喝得太凶，有一次他的妻子就勸他戒酒，他說我沒有辦法控制自己，需要借助神力幫我戒酒，請你備下祭神用的酒菜，我要祈禱神靈的幫助。他妻子就“供酒肉於神前”，劉伶於是就“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鬥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說著便拿過酒肉吃喝起來，不一會兒又醉倒了。阮咸是阮籍的侄子，這個人也是鄙薄利祿，輕視功名和外表的禮法的。《世說新語》記載著這樣一件事：當時的人們都喜歡造作虛榮，每年春夏時節各家都要把貴重的衣物、書籍之類的東西拿出來曬一曬，有些人便借機炫耀自家的富貴。阮鹹家裡比較貧窮，這一年夏天，他看到很多人都把華貴的紗羅錦繡晾了出來，他也找了一根很高很高的竹竿，挑出一個犢鼻揮(粗布制的，形如牛鼻，像勞工所戴的圍裙)曬在院子裡，許多人對他的舉動感到奇怪，他卻說：我不能免俗，姑且也應應景!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對當時那種虛偽浮誇之人的嘲諷。不但如此，他還做了一件違背禮法的事情：他姑母有一個婢女，大概長得很美，當他姑母回來住娘家時，阮鹹就與這個女子發生了愛情的故事。後來阮咸的母親死了，待他母親的喪事辦完，他姑母臨走要把她的婢女帶走時，阮鹹聽說後，身上穿著重孝就騎著一頭驢去追她們，而且把這個使女搶了回來，按照當時的禮法，在母親的喪事期間與姑母的使女發生關係就已經不對了，更何況他還戴著重孝出來追搶一個婢女!這當然被那些講求道德的人所不齒，所以阮鹹在仕宦上一直不得意，而且當時的許多人對他的行為都不能諒解。
至此我們已經把“竹林七賢”裡的六個人都介紹過了，嵇康因反對司馬而被殺；山濤與王戎依附司馬家族，後來都得到很高的祿位；向秀出於恐懼而轉變了態度，也因此步入了仕途；劉伶、阮鹹沒有做官，卻都做了一些放浪形骸、不守禮法的事情。現在只剩下阮籍沒講了，我們本來是要先講阮籍的，可只有瞭解了這一時代的背景與他的朋友們在當時那種複雜的政治環境中的不同表現和反映，我們才能更深刻地瞭解阮籍的作品。阮籍的一些詩是非常難以理解的，之所以會如此，就因為在“竹林七賢”這七個人中，阮籍的內心是最為複雜、最為矛盾的。他同時具有兩方面的心理，一方面反對司馬氏不擇手段的篡權，另一方面又害怕遭到生命的威脅，因而他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只有採取委曲求全的態度了。歷史上記載的阮籍，就具有兩種極端不同的表現，一方面說阮籍狂放，不守禮法，另一方面說阮籍非常謹慎，“口不臧否人物”，“臧”是善，“否”是惡，這裡當褒貶講，就是說他從不肯隨意褒貶別人的善惡。
第二節阮籍之一
我們前邊說過阮籍在“竹林七賢”裡是內心最為複雜、最為矛盾的一個人，他外表上具有兩種不同的作風，《晉書》本傳上記載阮籍的幾件事情是很值得注意的——阮籍本來是“志意宏放”，具有“濟世”之志的，少年時曾經有一次登上廣武山(當年項羽與劉邦作戰的地方)，看到楚漢戰爭的戰場遺址，不勝感歎道：“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豎”是短小的意思，短字從豆，豎字也從豆， “豎子”並非指這個人身材短小，而是表示對某個人輕視的意思，他的口氣是從沒把項羽、劉邦放在眼裡，意謂：我阮籍的雄才大志是不次於項羽和劉邦的。還有一次登武牢山他也寫過一首《豪傑詩》。這些都說明阮籍這個人本來是有一番英雄豪傑的志意的，但他不幸生活在魏晉之交的特殊時代，因而無法施展自己的志意和懷抱。當然這也要看你怎麼來說了，曹操就正是在社會政治的動亂中，憑藉自己的能力成為一世之雄的。當然每個人的情況是不同的，阮籍不是一個能夠獨立開創的人，他需要有一個用他的人和機遇，而不善於自己出來開創一番事業，建立一個規模。所以他雖然有志，但卻不得志，因此在行為上就表現得狂放而不守禮法。歷史上記載說他家鄰居有一個賣酒人的妻子非常美貌，阮籍經常去那裡喝酒，喝醉了就倒在那個女子的身旁，而女子的丈夫卻一點也不介意，因為他瞭解阮籍只是外表上不守禮法，實際上一點邪惡的意念也沒有。又說離他家不遠處有一家的一個美麗的女子不幸短命而亡，阮籍與人家根本不認識，竟跑到人家大哭一場。還說他的嫂子要回娘家去，古代叔嫂的界限是極嚴格的，而阮籍卻跑去與他嫂子告別。總之他做了許多在當時被認為是極不正當的事情。此外還傳說他有許多狂放的表現，比如他常常飲酒，酒醉後就駕車出遊，路途上從不按人家路標所指示的方向走，因而“每至窮途”(沒路可走了) “輒痛哭而返”。其實使他“痛哭窮途”的還不是說現實中的無路可走，而是他在人生之路上走不通了!
歷史上還記載說阮籍喜歡彈琴、下棋和吟嘯。彈琴下棋大家都知道。那什麼叫吟嘯呢？嘯就是撮口出聲，不像吟詩。如果要吟誦，一定是有字的，吟嘯是沒有宇的，只有聲調，這實在是一件很妙的事情。你內心有一種感情，你要做一首詩當然很好了，像杜甫所寫的“詩罷能吟”，把自己心中的情懷都抒發出來。可有時你內心的情懷還沒有形成字、詞和詩句的時候，你就可以不要有字，直接發出一種聲音來把你的情懷表達出來，當然會音樂的人可以用音符，可你不會，就撮口出聲，這就是吟嘯的嘯。
魏晉之間有許多對現實生活感到壓抑不平的才智之士，他們都很善於吟嘯。傳說當時有個隱士叫孫登的就很善吟嘯，他住在蘇門山上，嵇康和阮籍都曾拜訪過他，孫登說嵇康是“才高而識短”，你的天賦很高，但對人間的認識不足，而且是“性情峻切，難免於今之世矣”。後來阮籍聽說孫登善嘯就也去見孫登，並當面向孫登表演他的嘯，孫登不理他，等到阮籍自覺沒趣而返回走到半山的時候，忽然山上傳來一陣嘯聲，如同“鸞鳳之音”，這就是孫登在嘯了。當時這些名士都很有意思：阮籍當面請他嘯，他不嘯，等人家走了，他反倒嘯了起來。又傳說阮籍喜歡下棋，當他母親死的時候，他正與一個朋友下棋，有人來報告說你母親去世了，他的朋友就要停止不下了，可阮籍卻堅持要“請終此局”：一定要下完這盤棋。終局之後他就“舉聲一號，吐血數升”。他外表上雖然不守禮法，可他的天性是很淳厚的，當時有很多人外表很講究禮法，對父母好像是很孝順，可內心並沒有孝敬的感情，只是外表做給別人看的。阮籍是不要外表，不要做給別人看，你們說我是好是壞，是孝與不孝都沒有關係，重要的是他自己有一種天性的至情，他只是不願意被禮法所拘束。古人的規矩是父母死後不可以喝酒吃肉，阮籍卻照常吃肉，照常喝酒，可他的內心確是很悲哀的，由於悲哀的緣故，致使“瘠毀骨立”，身體憔悴虛弱得需拄著手杖才能站起來走路。當時有另外一個名士裴楷來給他母親弔喪，當時阮籍喝了酒，披散著頭髮坐在原地“醉而直視”，不為答禮，而裴楷卻依禮而行，“唁畢便去”。有人間裴楷說，阮籍連理都不理你，你為什麼還要行祭拜的禮節呢?裴楷說：阮籍是禮法之外的人，他可以不守禮法，我們是“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意思是說我們是禮法之內的人，還應該按照規矩來要求自己。阮籍雖然表面上不守禮法，但卻言論謹慎，在那個晶評人物、崇尚清談的社會風氣裡，他竟然能夠做到“口不臧否人物”，那個曾經陷害過嵇康的鐘會，幾次去探測他對政治時局的態度和看法，“欲因其可否而致其罪”，結果都因阮籍的酣醉不語而未能得逞。
那麼阮籍對於做官又是什麼態度呢？阮籍本來是不想做官的，最初有一個人叫蔣濟，是當朝的太尉，他要聘阮籍出來做官，阮籍就奏記懇辭，蔣濟不甘心，就派人到阮籍住的地方來請他，不想阮籍竟不辭而走了，蔣濟非常生氣。阮籍的親戚朋友們就敦勸他最好不要得罪這些權要之人，於是阮籍就回來在蔣濟手下做了官。可沒過多久，他就託病辭職了。阮籍平生做了很多次官，都跟這種情形相似，這就可以看出阮籍這個人一方面不滿意當時政治上的當權派，可他另一方面又不願因明顯表示反對而招來殺身之禍。當司馬氏當權的時候，司馬一家的父子都對阮籍非常優厚，這是因為一方面阮籍是當時很有聲望的名士，另一方面他非但沒有明確表示過反對司馬，還一向對司馬家族保持敷衍的態度，因此司馬家就很願意寬容他、拉攏他，所以不論司馬懿的時代、司馬師的時代，還是司馬昭的時代，他都做過官，後來還封了他一個關內侯的爵位。他不但在司馬氏執政以後做官，而且在此之前，即司馬昭有篡位野心，自封晉公，欲加九錫，要下麵的臣子寫一篇勸進的表文：這就是古人的造作，他們自己要加封，卻還要假意推辭，讓別人來屢次地勸他接受封賞，然後才接受；而這篇勸司馬昭接受加九錫的表文就正是阮籍寫的，所以阮籍與司馬氏的關係才會一直維持得那麼好。不過阮籍的做官從來都不是認真的，你讓我做，我就去做，有時他還自己提議要到某地去做官。有一次他與司馬昭說：我‘‘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希望能到那裡去工作。司馬一家很優待他，因為拉攏嵇康沒成功，就總想把阮籍拉過來，聽說他想到東平去，司馬昭就立刻任命他做東平相。阮籍騎著驢來到任所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辦公室內外的門戶都打通了，為的是從裡一眼就可以看見四面的景色，其實他在這裡只住了很短的十幾天就走掉了。又有一次他聽說步兵的伙房裡有人善釀酒，於是“乃求為步兵校尉”，司馬昭就答應讓他去任步兵校尉了(“阮步兵”的稱謂正是由此而來的)，可沒做多久，他又藉口生病而辭職不幹了。剛才不是說到要讓他寫勸進的表文嗎?本來人家與他約定了若干天之後來要這篇文章，等到約定的這天，人家來取時，阮籍又喝醉了，可人家急於拿走，於是阮籍就立即鋪紙拿筆，寫了一篇很妙的表文。文中他先把司馬昭捧了一番，說他的功業可以比美伊、周、桓、文。伊是幫助成湯安定天下的伊尹；周是幫助武王安定天下的周公；桓是齊桓公，文是晉文公，在春秋的時代，當時各個諸侯國也都是很有野心的，齊桓公與晉文公都是能夠以他們的武功聯絡各諸侯國來共同尊奉周朝王室的。前邊他對司馬昭大大地歌頌讚美了一番之後，最後他文筆一轉，這就是文人會作文章的地方了，他說以你這麼高的功德，那麼如果你功成之後，也就可以“臨滄州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謝”是拜見請教的意思，“支伯’’見於《莊子》，據說堯在讓位給許由之前曾經讓位給支伯，而支伯不受。許由隱居在箕山，堯又讓位給許由，許由也不接受。阮籍最後舉出兩位不接受讓位的隱士來是別有用心的：如果你司馬昭有了這麼高的功業之後，還能像《莊子》上所說的支伯與許由一樣不接受天下，那你才真是了不起的!言外之意是說，你最好不要有篡位的野心。可這種話他又不敢明說，只能以這種微妙曲折的方式來表達。關於這方面歷史上還記載著一個故事：說有一次司馬昭為其子司馬炎求婚于阮籍，讓阮籍把女兒嫁給他的兒子。如果當時阮籍答應了，那麼他的女兒以後就成為晉朝的皇后了。可阮籍既不願與司馬家有那麼親近的關係，又不敢明確拒絕司馬家的人，所以當求婚的人來時，阮籍竟一連醉了六十日，令其“不得言而止”。中國古代有許多詩人都喝酒，陶淵明的飲酒，是為了寄託他內心之中的一份幽微、隱約的心意，因為他喝酒的時候，內心中有一種感覺可以在酒醉之中體會得更加深刻和真切，從中可以獲得一種自得自寄的享受。阮籍不是，他的醉酒具有一種全身遠禍的作用，他是借醉酒來逃避現實中的災禍的。所以他才會“口不臧否人物”，而把他內心那一份委婉曲折的複雜情意都微妙地表現到他的詩文裡面去了，這就使他的詩很難讀懂了。下面我們就來看看歷代對他詩的批評——我們開始講六朝詩的時候就曾說過《詩品》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對此一時期的詩人都有著較為詳細的品評。對於阮籍，鐘嶸的《詩品》說：
晉步兵阮籍，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于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年注解，怯言其志。
“竹林七賢”裡面，阮籍的詩寫得最好，用非常隱藏、幽微的方式表達內心無法明說的情意，雖不能說他是開端的一個作者，因為曹子建的《雜詩》裡感情也是十分幽微曲折的。但在這一類詩裡，最複雜、最幽隱、最難懂的，阮籍要算是早期的一位重要作者了，他對後世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我們看《詩品》是怎樣評他的：“晉步兵阮籍，其源出於《小雅》。”
《詩品》的特色就是推溯源流，對每一個詩人，特別是重要的詩人，他一定說這個詩人的源頭是從哪裡來的。寫文學批評的人，除了要對個別的作家與作品有獨到的批評外，還要養成一種通觀的，可以超然在上，能夠對這一滔滔滾滾的詩之長流的淵源與趨向了然如指掌的博大的眼光，這是更高的文學批評。一般的文學批評能夠把一個作者或一首詩說得很具有自己真正的感受和見解就已經很不錯了，但是更高一層的批評還應看到整體的源流與趨勢，而《詩品》是很注意這一點的。此外在分析文學源流時要具有一個能夠籠罩古今的非常通達的看法，因為古人讀的書很多，什麼典故都可以用，你不能因為他偶然用了這個人一句話或一句詩，就說他出自這個人，這就過於狹窄片面了，要看那超出乎表面以外的，那骨子裡面最重要的影響是從哪裡來的，這一點鐘嶸對阮籍的批評很不錯。
從外表來看，阮籍詩與《小雅》一點也不像，《小雅》至少是四個字一句，阮籍的詩五個字一句；阮籍詩裡常用的大都是《詩經》以後的典故，這怎麼能說他是出自《小雅》呢？其實鐘嶸是就他們最基本的內容而言的，《詩經?小雅》中有一部分叫變雅，寫的都是當時才人志士對於亂世的悲慨憂憤之辭，這與阮籍詩所表現的情懷似乎是同出一轍的。所以鐘嶸說他的詩“其源出於小雅》”。
什麼是“無雕蟲之功”呢?按中國詩歌的演進，正始之後太康的詩就注重文字的雕琢，正始以前的曹子建也比較注重文字的雕飾，而阮籍的詩是不在文字的雕琢上下功夫的，因此是“無雕蟲之功”。
下面說到他的《詠懷》之作，根據史料記載，阮籍共留下來八十七首詩，其中八十五首題名叫做《詠懷》，另外兩首叫作《短歌》。《詠懷》這題目就很好，英文翻成Poems From My Heart (我心裡怎麼想就怎麼說)，鐘嶸說他的“《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是說這個人的性情有些急躁了或是不平了，當你讀了他的詩，便可有一種性靈上的修養，同時如果你內心之中也有一種複雜、矛盾、深隱幽微的感情的話，也可借著他的詩而得以宣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我們看他所寫的：天上的月亮，山間的清風，田中的野草……好像言語都在耳目之內，而這其中卻都有另外更深的意思，他的情意的寄託是非常遙遠的，遠在“八荒之表”，我們說東、西、南、北，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共八個方向，四個正的方向，四個斜的方向，八個方向的最荒遠的地方叫作八荒。“洋洋乎會于風雅”， “洋洋”本指水之浩大，這裡是說他內容與情思的豐富，此句意思是說，阮籍的詩不僅有《小雅》的寫亂世的憂憤，而且還有《國風》中比興的意思，所以他能夠會合“風”、“雅”的兩種特色之美。這後面的一句很妙：“使人忘其鄙近”。鐘嶸怎麼會說他“鄙近”呢?我們在講建安詩時說過，《詩品》評曹操的詩是“古直”，曹丕的詩是“鄙直如偶語”，因為鐘嶸的時代是重視“雕蟲之功”的，如果你文字不美，他就說你“鄙近”。阮籍詩表面看是不漂亮的，可你不得不承認阮嗣宗所表現的內容情意是豐富的，這一點就足以使人忘掉他文字的不美了。“自致遠大”，是說他能夠達到那種內容上高遠的、“情寄八荒之表”的成就。“頗多感慨之詞”，是說他詩裡寫的都是內心的感慨。“厥旨淵放，歸趣難求”，說他內容的意旨是很深遠的，最終的意趣目的很難確指它究竟是什麼，所以劉宋時代有一個與謝靈運同時的詩人顏延年在給阮籍詩做注解的時候，就“怯言其志”，心裡很拿不准，猜不透他究竟說的是什麼意思，表達的是什麼情志。這是鐘嶸對阮籍的批評。下面還有《昭明文選》中李善注解阮籍《詠懷》詩中的一段話：
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 因茲發詠， 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 百代之下， 難以情測。
阮籍在魏晉那個爭權奪位的時代做官，他常常害怕會遭到譭謗，像鐘會這些人不是就因為嵇康給山巨源的信而把嵇康抓去殺掉的嗎?因此他也時常擔心恐怕遭此禍患，所以就“因茲發詠”，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他所抒發的內心詠歎就“每有憂生之嗟”。雖然他內心的志願可能也有譏刺當時政治和朝廷的意思，但“文多隱避”，從不明白地說出，所以才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這是《文選》中李善對阮籍的批評。
清代陳沆《詩比興箋》批評阮籍說：
阮公憑臨廣武，嘯傲蘇門。遠跡曹爽，潔身懿師。其詩憤懷禪代，憑弔古人，蓋仁人志士之發憤焉，豈直憂生之嗟而已哉。
這段話是說阮籍登上廣武山歎息“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到蘇門山上對著孫登吟嘯。他在政治上的態度是“遠跡曹爽”，我剛才講得比較快，沒有說清這一點。當魏明帝死時不是將幼主齊王芳托孤給曹爽和司馬懿了嗎，曹爽有一段時間曾經“居服車馬比擬天子”，就在這個時候，曹爽請過阮籍，可是因為曹爽這個人的野心表現得太明白，所以阮籍拒絕了他，沒有接受曹爽的聘請。“潔身懿師”，是說阮籍在對待司馬懿和司馬師的態度上就又不同了，他表面上跟司馬氏妥協，委曲求全，但卻沒有真正卷到司馬家族謀篡的計畫裡去。他的詩所寫的都是對這個以禪讓之名而行篡逆之實的政治現實的憤慨不平，因此他登廣武山憑弔古人與他登蘇門山吟嘯山林，都是“仁人志士之發憤焉”，決不只是像前面李善那段話裡所說的“憂生之嗟而已”。除此而外，清代沈德潛的《古詩源》還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阮公《詠懷》，反復淩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雜集於中，令讀者莫求歸趣， 此其所以為阮公之詩也。必求時事以實之， 則鑿矣。
這是說阮籍的《詠懷》詩常常是同樣一個意思，他前面說了，後面又說，有時前後說法還不一致。由於他內心充滿複雜的矛盾，所以他寫出的詩也顯得“反復淩亂”，而且他詩裡的比興與寄託也常常使你不知從何而起，找不出明晰的頭緒來，他內心的悲哀與他外在表現出來的和平安寧等各種感情雜集在心中，這就使我們讀他詩的人不能夠弄清楚他最後的意趣是什麼。可如果你一定要用一個具體可見的時事來證實，非說這首詩是指曹爽，那首詩是指司馬懿……那未免就太過於穿鑿拘束了。
歷代對阮籍的批評，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上幾段重要的評論。總之阮嗣宗的詩是很好的，但也是很難講的，下面我們就該開始來看他的詩了。阮籍《詠懷》詩裡，五言的一共有八十二首，《昭明文選》中所選共十七首，不管他怎樣選，總是以“夜中不能寐”一詩作為開端的第一首。我以前曾經說過， “組詩”有幾種不同的類型，一類是一組詩的若干首詩在排列上有固定的次序，如杜甫的《秋興》八首，以及曹植的《贈白馬五彪》等，這類詩從文字的敘述、層次的轉折、口吻的呼應等方面都有固定的關聯關係。另一類是看起來它是完整的一組詩，但它們各自之間沒有必然的關聯關係，也沒有一定的次序，像溫庭筠的《菩薩蠻》十四首。還有一種類型的組詩，開端與結尾是固定的，而中間的若干首就沒有一定的排列次序了，像陶淵明的《飲酒》二十首就是如此的。我們今天要講的這組詩，就屬於剛才所說的第三種情況，它只有開端的第一首是固定的，其他的八十一首都沒有固定的順序了，從《昭明文選}所選的十七首《詠懷}詩裡就可以看出，除了開端的一首寫他感發的興起以外，他中間所寫的都是反復淩亂，沒有一個特定的次序的。好，今天我們先講到這裡，下一課再接著講。
第三節 阮籍之二
前邊我們介紹了阮籍所處的時代環境，他的生平、性情以及後人對他《詠懷》詩的評價，現在我們或許已經找到了欣賞阮籍詩的門路，這就像我們裁判籃球與裁判足球的標準不同一樣，對不同的作者、不同類型的作品，要用不同的欣賞角度，否則就會不得其門而間、同一地點、同一內容的，是“反復淩亂，興寄無端”的，但雖然如此，可他開端的第一首卻是固定的。
今天我還要補充一點，就是你判定這一組詩哪一首是開端，哪一首是結尾，也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根據內容的敘述層次來判定，比如陶淵明《讀山海經》第一首說：“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就是在交待他寫這一組詩的緣由和起因，這就從內容的敘述層次上使人一目了然地看出它是這組詩的開端了。另一種情形就像我們說阮籍的這首詩是這八十二首詩的第一首，就不是根據內容敘述的層次，而是由他詩中所傳達出的感發之情的由來與緣起而判定的。
一個人內心感情的生髮觸動是怎樣形成的，又是怎樣發生的，有時連自己都說不清楚，過去我在臺灣講阮籍詩時曾經用過一個比喻，我說阮籍這八十二首詩中第一首詩的作用，就像是你蒸的一籠饅頭，本來這一籠饅頭之間是沒有一定的次序和差別的，可當你吃饅頭的時候，你最先拿起來的那一個與你後來所吃到的那就有了不同，這種差別就在於你打開鍋蓋後拿出的第一個，總是膨松暄騰的，等你吃下這個之後，再看其他的，就會發現它們已經冷卻了，不再具有你剛一揭鍋時所感受到的那種鮮活蒸騰的氣勢了。阮籍的這首詩，你只從文字內容的敘述層次上看不出它像第一首，可如果從它的感情生髮觸引的緣起上看，它使你感到有一種強烈的感發之源正在這裡醞釀發生，這種感覺是很難講的，我們要慢慢來看——“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後人說阮籍詩是“反復淩亂，興寄無端”，是“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這話對於欣賞阮籍詩確實是很重要的，這首詩所具有的悲哀感慨的原始感動，從這頭兩句裡就開始醞釀發生了。先看“夜中”兩個字，要知道，好的詩，每一個字都有它獨到的作用，都傳達著一種感動的興發。這“夜中”指的是“子夜”、“午夜”、“深夜”，“寐”是眠，如果剛入夜，才八點鐘你就上床了，躺著睡不著，那誰叫你那麼早就去睡呢?可他已經是深夜之時了還未能入睡，而且不是不想寐，而是“不能寐”。《孟子》有“不能者與不為者何以異”的話，你自己不去睡與你去睡而不能成眠是不同的。你如果慢慢地去體會，就會發現詩人滿懷的煩悶與哀傷就在這“不能寐”三個字中傳達出來了，雖然他表面上並沒有直說，可他的確是如此的。後面他接得更好：“起坐彈鳴琴”，我既然不能成眠，就乾脆起來，彈奏自己那個能發出美麗聲音的琴，這也是“言在耳目之內”，讀阮籍的詩確實是很難的，這麼簡單的五個字裡究竟包含了多少意思，他沒有直說，但你一定要把他的深意讀出來，我剛才引了《孟子》的“不能”與“不為”是有區別的，《論語}上也有兩句話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這是中國古聖先賢的智慧修養和人生體會，他是說如果這個人的思想品格、學識修養本來是可以與你有共通之處，你們可以交流溝通，而你卻錯過了機會沒有與他溝通交談，這就謂之“失人”，是你把這個人給錯過了；如果這個人品格修養、學識情意一切都很卑下，不值得你跟他談話，而你卻把自己最寶貴的、最崇高的理想志意都袒露在這樣一個根本不瞭解你、與你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人面前，那就是你的失言。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是能夠做到“不失人”，也“不失言”的。讀詩也是如此，如果這首詩裡有深意，你讀不出來，那你就對不起作品和詩人，如果這首詩裡沒有深意，你牽強比附，給它亂加一些東西，那是你的胡思亂想，是不正確的。所以我常常說讀者要“具眼”，要真正有眼光，能夠把他詩中的深淺、優劣一眼就看出來，這就是我們讀詩、講詩所要逐漸培養的一種能力。我以為“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兩句是很有深意的。
中國對琴這種樂器是非常看重的，認為琴聲是一個人品德、思想、甚至是吉凶禍福的流露，琴聲裡不僅可以聽出你稟賦的高低優劣，甚至你命運的凶吉禍福也能從中顯示出來，這方面中國古代有許多記載，我曾講過蔡邕的故事，他從人家的琴聲裡聽出了“殺伐之音”；《紅樓夢》裡寫妙玉聽黛玉彈琴後說這琴聲調太高是不好的，果然一下子，琴弦就斷了，這就預示著林黛玉的悲劇命運。所以琴是一種很微妙的東西，它可以傳達出入的心聲：你內心最深處的思想活動。再看阮籍這句中的“起坐”二字，嶽飛有一首《小重山》詞說“燭殘漏斷頻（奇+支）枕，起坐不能平”，夜深了，蠟燭都快點完了，銅壺裡的滴漏(古代記時用的工具)都停止了， “（奇+支）”是把枕頭放斜了，有時你想半躺半坐時就把枕頭斜立起來，看來嶽飛也是“夜中不能寐”的，因為他那一份報國的志意非但沒能實現，反而遭到朝廷之中的種種猜疑和嫉恨，所以他才“燭殘漏斷頻敬枕，起坐不能平”，這，“起坐”兩個字與阮嗣宗的“起坐彈鳴琴”同出一轍。不過阮嗣宗更妙，他只說“起坐”，連“不能平”三個字他都不說出來，但就是這“起坐”的二個字裡卻飽含了他無限的憂傷、煩亂和悲慨。
陶淵明詩裡也曾有過類似的感情，陶淵明也是個很複雜的人，在他平靜悠閒的外表裡面也飽含了許多複雜不平的感情。我曾在一篇論陶淵明的文章裡說他是“日光七彩融于一白”，他的<飲酒》詩說“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他本來也是有著一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負的，可無奈“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雜詩})，現實中找不到一個可以施展理想抱負的機會，所以他的內心也積鬱了無限的憂憤哀傷，這份感情是無人能夠理解的，我剛才說“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就謂之“失言”，因此作為“智者”的陶淵明只有“欲言無餘和，揮杯勸孤影”，“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了；既然無人理解，無人應和我，我只有高舉酒杯，與我那孤單的身影一起唱和，每想到這些，我的內心就充滿了淒涼悲慨，這使得我徹夜難以平靜。我現在要說的是，嶽飛的“燭殘漏斷頻欹枕，起坐不能平”，陶淵明的“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中都有內心的憂傷煩亂、憤懣不平之情的流露，而且他們說得都比較明白，而阮籍之所以更難讀懂，就在於他只說了“起坐”二字，而將他為什麼“起坐”，為什麼“不寐”，為什麼“彈鳴琴”的原因都隱藏了起來。我常常說人畢竟是軟弱的，、沒有什麼人敢說：我自己能夠獨立地把一切都負擔起來。所以每一個人當他內心有悲哀、有痛苦的時候，他常常要尋求一個寄託，尋找一個容他發洩、給他安慰的物件。如果這種物件是一個“人”那當然很好，你不但能夠傾訴給他，使他能夠真正完全地感受到你的心意，而且他還能用他的感情來回應你，這樣即使是在痛苦當中，你也會覺得幸福和美好。然而這樣的人卻是很難找到的，而且像阮籍這種內心的憂傷痛苦，完全是由於當時那種特殊的政治環境造成的。而這一切，對於“口不臧否人物”的阮籍說來，更是無人可與之言，也是無法言說的。所以他只好把這份感慨寄託在“彈鳴琴”之中，他所傳達出的“心聲”雖然我們無法用準確的語言來表述，但我們可以肯定這裡面確實有一份極其強烈的、激憤難平的感慨在!我之所以說這是他《詠懷》詩的第一首，是他興發感動的緣起，原因正在於此。
接下來的兩句寫得更好：“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其實很難說它哪一句更好，我說它好，是因為這些句子結合起來才好的，這兩句與前後上下之間相互映襯、相互生髮、相互照顧，產生了一個整體效果，我們在講晏小山的詞時說過， “落花人獨立，微雨雁雙飛”用的是晚唐五代翁宏《春殘》中的詩句，在翁宏的詩裡，這兩句並未顯出好來，可到了晏小山的詞裡卻顯得十分好，這是因為它與全詞產生了一種相映襯、相生髮、相照顧的作用。阮嗣宗這首詩的前四句就恰好也產生了這種相得益彰的作用。當他“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以抒發內心不平之情時，他眼睛看到的是“薄帷鑒明月”，所感到的是“清風吹我襟”。“帷”是一種簾帷，這裡所指的是窗前的簾帷。薄薄的一層窗帷，被月光照透了。“鑒”是照明的意思，你如果有百葉窗或很厚的窗簾，那外邊再有明亮的月光你也看不到；如果你沒有窗簾，那麼月光就會一瀉無餘地直接射進來；可現在是有一個薄薄的窗簾，那月光就透過薄帷而照過來。這是很難講的一種感覺，窗上有一個薄的窗簾與沒有窗簾是不同的，甚至假如窗簾之上還有些隱約的花紋，你再看那射進來的月光，就更會有一種朦朧、隱約，使你平添幽微窈眇之想的感覺。況且“明月”又是極妙的，李白說“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歐陽修寫過兩句詞“寂寞起來褰繡幌，月明正在梨花上”(《蝶戀花》)，他沒有說他是否思故鄉，他只是把他所看到的景象呈現在你的面前。我小時候也寫過一首《浣溪沙》詞，當然寫得很不好，不過我從小喜歡說真實的話，我的詩詞也一定要寫我所觀察到的事物和我所體會到的感受，我在詞裡寫了這樣幾句：“翠袖單寒人倚竹，碧天沉靜月窺牆，此時心緒最茫茫。”“翠袖單寒”是用杜甫的詩“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意。杜甫的詩題叫《佳人》，他所寫的這兩句不是“佳人”的外表，而是要表現一個女子的品格，她雖然穿的衣服是“翠”色，比較寒冷的顏色，比較薄的單衣，然而寒冷之中卻反襯出一種堅貞、直立的品格，即“日暮倚修竹”。我幼年讀詩詞時常見其中對竹子的讚美，於是我就到同學家特別移了一叢竹子來，每天給它澆水，後來竟長出許多竹子來。所以我早年寫的詩詞裡，有時寫到竹子，那都是現實所實有的景象。 “翠袖單寒人倚竹”是沿用杜甫的詩意，當然它代表一種品格，但同時也是寫實的，因為晚上是寒冷的，而且我們家中確實有竹子在那裡，有時夜晚的天空萬里無雲，碧藍一片，很沉靜。在那樣一片清冷沉靜之中，你就看到月光從東牆上升起來了，這時仿佛有一種情景，就是“碧天沉靜月窺牆”的情景，給我心裡帶來一種感動，這種感動我很難說出來，總之不是“思故鄉”，因為我就在我的故鄉；也不是要懷什麼人，所以我說是“此時心緒最茫茫”。所謂“茫茫”，就是連自己都說不出來是一種什麼樣子的感觸。可見明月是很奇妙的，雖然有人上了月球，看到月球上並不美麗，不過在讀文學作品時你應當把那個科學的、真實的月球的樣子忘掉，而只欣賞直接感受的月光之美。
“薄帷鑒明月”好像並沒說出什麼感受來，其實這之中的感覺也是很微妙的，與蘇東坡“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的感受十分相近。“清風吹我襟”是說寒風吹進我的衣襟嗎?決不止如此!句中“我襟”兩字用得非常好，我們在講馮正中詞時說過“波搖梅蕊當心白，風入羅衣貼體寒”中的“當心”與“貼體”就用得非常好，“當心”二字不只寫出“蕊”在花心中的含蓄，影在波心中的搖動，還寫出當你看到白色花影在水中蕩漾時你內心之中所觸引起的一種搖盪的感覺。而“貼體”則寫出了“風入羅衣”時所真切感受到的那一種寒冷的侵襲和摧傷的力量。同樣，阮嗣宗寫“清風吹我襟”，也不只是說寒風吹在我外面的衣襟上。這個“襟”，也暗示著襟懷，也是指內心。寒風帶給詩人的不只是身體上的寒冷，而是他內心深處的一種寒冷，這恰好證明了阮籍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的特點，他所寫的“薄帷”、 “明月”、“清風”都是耳目之內的景色，但他內心之中由這些景色所引起的感發卻是非常遙遠而深重的。 ?
如果說“薄帷鑒明月”是阮籍的目之所見， “清風吹我襟”是他的身之所感，那麼後面兩句“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則是他的耳之所聞。“孤鴻”是失群的鴻雁。雁不僅是候鳥，而且是成行結隊地飛翔，有時排成“一”字，有時排成“人”字。而阮籍此詩所寫的是一隻失群的孤雁，陶淵明的《飲酒》詩中有一首寫的也是失群之鳥：“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棲棲”二字出於《論語》，曾經有人問孔子：“丘何為是棲棲者歟?”是說你孔丘為何緣故總是如此棲棲惶惶，各處奔走徘徊不安定呢?可見“棲棲”是猶豫徘徊不安定的樣子，這只“失群鳥”之所以“棲棲”，是因為它一時找不到棲止和歸宿，找不到一個可以托身棲落的地方，所以它“日暮猶獨飛”，而且在“徘徊無定止”中，它“夜夜聲轉悲”，它鳴叫的聲音一天比一天更悲哀，一夜比一夜更淒厲。那麼這倒底是一隻什麼鳥呢?是雁、是雀，還是鵬?或鵠?陶淵明沒有告訴我們，這就是陶淵明最妙的一點，阮嗣宗還說明了他所寫的是一隻“孤鴻”，而陶淵明的作品一向都是寫他概念中的形象，並非現實中所實有。這只“棲棲失群鳥”是陶淵明的一種自喻。陶淵明出身于士大夫家庭，他的祖父陶侃當年曾封做長沙公，以他的階級出身而論，陶淵明本該走仕宦的道路，可他後來卻辭官不做了，而且立志終生不仕，歸隱躬耕。這是他整個生活方式的一個徹底改變，也是對他所歸屬的那個群體的徹底離棄，因為他不喜歡仕宦的黑暗與墮落的生活。前邊我們提到他的《雜詩》中說“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他曾有過拯救人民國家于危亂的理想和抱負，但沒有機會沒有地方去施展，因為他不能與這樣的官僚們同流合污，所以只好脫離了他的歸屬，寧願成為一孤獨的“失群鳥”。不過陶淵明並沒有停留在這裡，他之所以了不起，就在於他在徘徊不安、矛盾痛苦之後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依託和歸宿：“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失群鳥”是個象喻，“孤生松”同樣也是一個象徵的比喻，松樹是堅貞、剛強，在風雪中不凋傷不變色的，我陶淵明同樣也具有這樣的品格，而且我不需要別人的支援，難道我要有很多松樹與我一起站，我才能挺立起來嗎?不是的，我就是一個人，一棵松，也要獨自挺拔地站立起來，這樣的一種品格和境界不是外在的，是我內心中、精神上的止泊和選擇!這就是陶淵明與阮嗣宗的不同，因為阮嗣宗沒有找到這樣的歸宿，所以他的詩“反復淩亂”，而陶淵明無論他前面怎樣地矛盾痛苦，孤獨寂寞，他最終能夠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他不止找到了一個解決的辦法，而且找到了自己可以立足的一方天地，這正是陶淵明所以了不起的緣故。不過阮嗣宗當年矛盾痛苦、孤獨寂寞的情形與陶淵明是相同的。前邊我們講過正始時的時代背景和政治環境，並且知道阮嗣宗是“竹林七賢”中最為矛盾複雜的一個人，因為他既不敢違背司馬氏，怕招來殺身之禍，又不甘依附司馬氏與他們同流合污，所以他是極其孤獨痛苦的，“竹林七賢”裡沒有一個人與他是相同的，所以他滿懷的憂傷無人理解、無處傾訴，於是他用一隻孤獨的、離群的鴻雁來作代表。唐人也有一首寫孤鴻的詩： “幾行歸塞盡，念爾獨何之。暮雨相呼失，寒塘欲下遲。”寫一隻孤鴻向著關塞飛，不知為什麼它就失群了，人家都成行結隊地飛盡了，只有它是孤零零的茫然不知所歸，在黃昏的冷雨之中，它希望能夠喚來一個伴侶，可是“相呼失”，沒有誰來回應它；它飛得很累，呼喚得也很累了，它想尋找一個可以飲水休息的地方，可卻“寒塘欲下遲”，那淒涼寒冷的池塘使它遲疑不敢落下去，它也“徘徊無定止”，它怕自己形單影孤一飛下去馬上就會受到外界的傷害。這種“暮雨相呼失，寒塘欲下遲”的心態，這種“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的境況與阮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的心境是極其相近的。所以阮籍詩中這只“孤鴻”只有“號外野”了，“外野”是野外， “號”是一種悲哀的叫聲，也就是陶詩中那只“夜夜聲轉悲”的失群之鳥的哀鳴，也正是“暮雨相呼失”的那種孤寂淒厲的呼喚之聲。下面的“朔鳥鳴北林”也是同樣的意思。“朔”代表寒冷的北方，“朔鳥”就是寒鳥。寒冷的鳥豈不是要找一個溫暖的地方休息，可這只寒冷的鳥飛翔悲鳴在北方的樹林中，而北方又是寒冷、寂寞、孤獨的象徵，《古詩十九首》上說“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北方本來就是寒冷的，而這只寒鳥因找不到一個溫暖的可以休息的地方，無奈在那寒冷的樹林中徒然悲鳴，這就更進一步增加孤寂淒寒的感覺。詩寫到這裡已將阮嗣宗的目之所見、身之所感、耳之所聞全部傳達出來了。
如果從這首詩的敘寫層次上看，頭兩句“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是全詩的感情基調，就像你畫一張圖畫一樣，總要先確定一個底色，作為整個畫幅的主調。阮籍這組《詠懷》詩的主調從頭兩句就定下來了。“夜中不能寐”，多麼簡單的五個字，我們卻由此想到了陶淵明的“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想到了嶽飛的“燭殘漏斷頻（奇+支）枕，起坐不能平”。緊接著這種激憤不平的內心折射，他然後寫出了目之所見：“薄帷鑒明月”；身之所感：“清風吹我襟”；耳之所聞：“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最後他無限悲慨地感歎道：“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我還要說，凡是好的詩，一定要每一個字、每一個句子都發生作用才可以。“徘徊”是往來不安定中的尋找覓求，“徘徊將何見”，你在往來不安的尋覓中將會看到什麼?獲致什麼呢?宋人李清照詞說：“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她在孤獨寂寞惆悵悲哀之中想尋覓到一個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滿足的東西，那麼她能不能找到那個可以代表光明，代表希望，給人以寬慰和解脫的東西呢?李清照最終未能尋到，她所找到的只是“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阮嗣宗也是這樣的，他“夜中不能寐”，也徘徊尋覓，也希望尋找到可以給他撫慰和溫暖的東西，可他又“徘徊將何見”呢?我們剛才說“薄帷鑒明月”就是他的眼中所見，可他現在所要尋見的已經不再是現實眼前可以看到的一切了，而是他內心與精神的寄託和歸宿，是這個黑暗世界上所能殘存著的一點光明、希望和溫暖!然而他也最終未能找到，所以最後只剩下“憂思獨傷心”了!這個世界給予他的只有這滿懷的、無可言說也無可解脫的憂愁與哀思。這裡他沒有具體寫出到底是哪件事情使他哀傷的，他整首詩都是寫內心中孤獨寂寞、淩亂哀傷之感發的由來，可最終也沒明說這份感發的緣由究竟是什麼，他只是把這種情緒在他內心之中的活動狀況呈現出來，所以這是很妙的一首詩。他後面那些首，就真的是“反復淩亂，興寄無端”了，同樣的意思，這一首詩說過了，下一首詩還說；有時這一首正面說，下一首又從反面說，而且詩中似乎也都隱然有所指了，就是他寫的故事好像是在影射什麼，可又說得不很明白。現在我們先休息，再看他的第二首。
第四節 阮籍之三
現在我們要看阮籍《詠懷》詩的第二首。與前面第一首相比較，你就會看出它們之間的區別和不同來的。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佩，婉孌有芬芳。
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前一首詩只是寫內心的感受，沒有具體寫某一件事情，而以下的幾首詩則往往都是具體地寫一件事情，這種事情並不一定是現實中真正有的，有的是歷史上的，有的是神話傳說中的。對第一首詩，因其只寫內心中直接的感發，我們像前面那樣講就可以了，我們知道他“夜中不能寐”是因為他有許多“起坐不能平”的憂思繁亂的感情就是了。可是以後的這些詩裡既然都有一個具體確指的事件，而且大家都以為這些具體的事件是有托意的，是與當時的政治有關係的，那麼他所喻托的是什麼呢?這就有了兩個層次上的意義，首先是表層的故事本身的含意，再就是隱含在故事深層裡的對於現實政治的諷刺喻托的意義。中國過去給詩歌做注解的人喜歡完全從政治的角度來解說，可是我向來主張先看詩人第一層次上的表意是什麼，而且是用文學的眼光來尋找他第一層的好處在哪裡，然後再看他是不是可能有政治的托意，如果有，應該是什麼。好，現在我們來看這首詩表面所寫的，那是歷史傳說中的一個神話故事。《列仙傳》上記載：“江漢二女出遊于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交甫下請其佩，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韓詩外傳》也有類似的記載： “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台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這故事說的是有兩個女神仙出遊江濱遇到了一個叫作鄭交甫的男子，他們相互之間非常鍾情，於是二女就解下身上佩帶的飾物(有的說是玉，有的說是珠)，如果根據《韓詩外傳》的記載，她們解下來的是大如雞卵的明珠，鄭交甫就接受了這顆明珠，與這兩個女子告別了。當鄭交甫告別二女，走了十幾步之後，忽然發現身上的明珠不見了，再回頭看那二女，這二女也不見了。這是神話傳說中男女遇合的一段故事，現在我們可以確指這首詩表面的第一層意思是在寫一件男女歡愛、由遇合到離別的神話故事，而這個故事在中國文學裡是很流行的，許多人在講到男女間的遇合離別時都用鄭交甫與江妃二女的典故，那麼我們看阮嗣宗是怎麼樣來寫，為什麼來寫這個故事的。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這首詩的前面幾句都是寫男女之遇合的，而且他把這種遇合寫得非常美麗， “逍遙順風翔”，因為是神仙，她們沒有人間的一切拘束，所以是很逍遙的，不像我們一步一步地行走，而是被風一吹，就像在天上飛翔。“交甫懷環佩”，這是詩歌用典可以通融的地方，《韓詩外傳》說二妃解下的是大如雞卵的明珠，這裡阮籍說的是“交甫懷環佩”，本來環佩與明珠是不同的東西，環是玉環，凡是圓圈形的都叫環；如果圓餅形的就是璧；璧中心有圓孔，至於璧間有一個缺口的就叫塊。可見玉佩的各種形狀是不相同的。“佩”是動詞，而這個“佩”是專指佩在身上的玉飾，不過現在這兩個字通用了，這裡的“環佩”是說身上所佩戴的玉環、玉塊之類的裝飾。可是根據神話上原來的記載，二妃贈給鄭交甫的並不是玉環這類東西，而是明珠。不過無論它是珠還是玉，總之是這女子身上所佩帶著的最美好的飾物。接下來我們看什麼叫“懷環佩”呢? “懷”是懷藏的意思，古人穿的衣服都是寬袍大袖，當有什麼東西要收起來時他就或者從斜領子裡塞進去，或是藏在袖子裡。《古詩十九首》曾有這樣的句子：“置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滅”，寫的是他所懷念的那個遠方之人給他寄一封信，他對這封信很珍重，於是就“置之懷袖中”，把它鄭重地保藏起來了，而且一直珍藏了三年，那上面海誓山盟、依依眷戀的字句依然沒有一絲一毫的磨損。所以當這個女子解下身上的佩飾送給鄭交甫以後，鄭交甫也把它珍重地置於懷袖中，這點又與神話的記載不大相合了，神話所寫的是女子把明珠給他之後，他沒有走幾步明珠就不見了，這又是古人用典善於變通的地方，典故的運用並不是死板的、一成不變的生搬硬套，而是可以變通的，但我們要注意的是這種變通裡面，詩人所要突出的重點是什麼，她改變原典故的用意在哪裡。比如李商隱有名的《錦瑟》詩句“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就用了《莊子?齊物論》裡莊子夢蝴蝶的典故，這故事的本意在於說明世間萬物的一切都無區別，都可齊一，都應等量齊觀的一種哲學思想，可李商隱卻在莊生迷蝴蝶的典故中間加了一個“曉”字和一個“迷”字，而這種變通和改變正是李商隱詩的重點所在；為什麼要加這個“曉”字?因為破曉之前的夢是相當短暫的。長夜漫漫，夜長夢多，你儘管去夢好了，可他加這一“曉”字，這就極言其短促。而“迷”字的作用則在於，雖然是曉夢難長，可我還是沉醉迷戀其中了，所以“莊生曉夢迷蝴蝶”不僅寫出了夢迷蝴蝶之美好，與曉夢難長之悲哀，而且還寫出了李商隱那一份明知美夢難長，也要全身心投注的一份既熱烈執著又悲哀悵惘的感情，這正是李商隱所要表現的重點。現在阮嗣宗改變古籍上的典故，也有他變通的重點，這就是說，“環佩”無論是玉、是珠，總之都是女子貼身的、心愛的飾物，中國古代的時候，一個女子肯把自己貼身的飾物贈給別人，這是非同一般的事情，所謂“定情之物”指的就是這樣一種信物。而“交甫懷環佩”的“懷”字則表現出他對這一定情之信物的珍重和寶愛。他所寶愛與珍重的還不在於這塊玉、這顆珠值多少錢，而是這女子對他那份鍾情信賴的感情。接下去的“婉孌有芬芳”進一層寫了這份感情的美好珍貴。“婉”、“孌”兩字中都有一“女”字，所以是特指女子的溫柔美好的樣子。當時鄭交甫與這女子之間的感情不但是這樣的溫柔美好，而且是這樣的芬芳。芬芳不要以為是鼻子聞到的氣味，要知道真正的芬芳不是外表塗上去的香水的芬芳，而是你內在感情、品格所滲透出來的馨香，其中包含了女性所特有的溫柔、美好的種種情意。“猗靡情歡愛”中的“猗靡”都是上聲，同樣也是溫柔的意思，有時我們說“柔靡”。猗是一種溫柔有姿態的樣子，這個女子對他有這樣溫柔、親密的感情，他們兩個人就非常地歡心愛悅。
現在又出來一個問題，一般人都認為感情是應該專一的，可是他前邊所說的是“二妃”，是兩個女子，這又是阮籍靈活用典的地方，他雖然泛稱“二妃”，可事實上他所指的只是一個女子。宋詞裡寫一個女子送給一個男子一首詞說：“此身願做銜泥燕，一年一度一歸來，孤雌獨入郎庭院”，這個女子說得很清楚是一隻燕子飛到你的院裡，可是我們在講《古詩十九首》時也講過這樣兩句：“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這看來不是很矛盾的嗎?你變成“雙飛燕”，那讓“君”愛哪一隻呢，又讓哪一隻去跟他“銜泥巢君屋”呢?其實他這是兩個願望，“思為雙飛燕”是他第一個願望，是願意跟“君”雙雙化作一對飛燕，然後又從燕子有了第二重聯想，如果我要是燕子的話，我就銜泥築巢在你的屋上。由此看來這江妃二女也可不必認真，當然古人也常有姐妹二人同時嫁給一個丈夫的情形，傳說堯的兩個女兒，娥皇跟女英不就同時嫁給舜了嗎?只是我們在講詩的時候不必刻舟求劍，死於句下，總而言之他是寫男女的遇合，是寫感情的歡愛：“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是說我們之間的這種感情是千年萬世，永遠不會背棄的。看來這個女子與神話傳說的故事不同，傳說鄭交甫接受了她的飾物後轉眼就消逝了，而阮籍詩裡所寫是他們在一起生活得很美好，是“猗靡情歡愛”，是“千載不相忘”。而且寫這個女子的容貌美好是“傾城迷下蔡”。“傾城”是一個典故，“迷下蔡”又是一個典故。“傾城”見於李延年的《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所以天下不乏有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據《漢書》載，李延年是一個樂工，他會作很美的歌曲，有一天他在漢武帝面前唱了這首《佳人歌》，他歌中說北方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子，是超絕塵世的，而她一個人孤獨地生活著，如果她“一顧”，看你一眼，嫣然一笑的話，就會使滿城的人都為之傾倒，再回頭一顧，竟會使一國的人為之傾倒。但就算你知道這女子可以使一城一國為之傾覆，你還是希望得到這樣的女子，因為“佳人難再得”。漢武帝一聽天下居然有這樣美麗的女子，就讓李延年給他找來，李延年果然就給漢武帝送來了，她就是李延年的妹妹，也就是漢武帝後來所寵愛的李夫人。至於“迷下蔡”，則是典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我們在講柳水詞時說柳詞常用宋玉悲秋的典故，其實宋玉除了悲秋的典故之外，還有一個好色的傳說，所以柳永之喜歡宋玉，他是把這兩層意義都結合起來了。對此我們應分別來看，宋玉因為寫了《登徒子好色賦》，所以人們就把宋玉與好色連在一起了，其實《登徒子好色賦》裡所寫的是宋玉不好色。因有一個小人讒毀陷害他，說宋玉容貌俊美，體態閒雅，生來好色，於是就告到楚王那裡，楚王就問宋玉：人家說你好色，讓我疏遠你，你到底是不是好色呢?宋玉說我是不好色的。楚王問：你用什麼可以證明你不好色呢?於是宋玉就寫了《登徒子好色賦》，以證明他不好色，是登徒子才好色呢。他說“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裡，臣裡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他說這女子的身材恰到好處，增一分就多了，減一分就少了，擦上白粉就太白了，擦上紅粉就太紅了，一切都恰到好處，、而且她“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陽城”與“下蔡”都是地名，這個女子若嫣然地對你一笑，足可以使整個陽城和下蔡的人都為之而迷惑。接著宋玉又說，就是這樣美麗的女子“登牆窺臣三年”，而他居然“至今未許也”，他說她爬我家的牆偷看我已有三年之久了，而我卻從來沒有答應過她。然後宋玉又拿登徒子來與自己作比較，他說這登徒子的妻子是如何如何的醜陋，而登徒子對她又是如何如何的多情，他們有多少多少的小孩……最後他問楚王你看究竟是我好色，還是登徒子好色呢?楚王認為他說得很好，所以就沒有疏遠宋玉。現在阮籍是斷章取義地用了宋玉這篇賦裡的典故，就是極言這女子有“傾城”的美貌和“迷下蔡”的魅力。下一句的“容好結中腸”是說容顏的美好使這個鄭交甫對她有很深的感情，“結”是系結、捆綁的意思，這是從女子的角度來說的，這個女子想以自己容顏的美好得到男子的寵愛，古時候的女子沒有別的能力和才華，只是以容顏色相來侍奉別人的，所以這個女子便以出色的美貌征服了她所愛的男子，並在他們的內心之中系結了這份美好感情。
到此為止的這一大段都是在寫當年男女相見時的歡愛美好以及希望能夠永久保持這種感情的願望。可是從下一句開始，這種感情就起了變化。
“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當年他們自以為雙方的感情是很好的，可誰知“感激生憂思”，趙岐的《孟子章指》說“千載聞之猶有感激”，這裡“感激”就是感動的意思，趙岐說的是古人那些美好的、使我們奮發激勵的話，千載之下我們讀了都會在內心之中有一種感動。那既然鄭交甫他們有如此美好的“猗靡情歡愛”、 “容好結中腸”的感情與感動，又怎麼會“生憂思”呢?你知道天下的事情物極必反，愛到了極點，不幸的離別就會加倍地使你感到憂思，所以就“萱草樹蘭房”。“萱”有的版本作“諼”，是指一種野生植物，《詩經》有“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句，古人傳說萱草的別名又叫“忘憂草”，它能使人忘掉憂愁，因此當人們有了憂愁時，《毛詩》就說“焉得萱草，言樹之背”，“焉”是如何，我如何才能得到那種使我忘憂的萱草，如果我能夠得到它的話，我就“言樹之背”，“言”是語助詞，“樹”是動詞，當種植講，“背”有兩種說法，一是說“北堂”，另一種說法是指房子的後面，總之是說把這種能夠使你忘憂的萱草種植在你居室的附近，為的是借助它來幫助你忘記憂愁。不過阮嗣宗說的是“萱草樹蘭房”，而不是“言樹之背”，這又是把典故變通了， “蘭房”是女子的閨房，古來有過多少癡情的女子負心的郎，這個女子也是因為男子將她拋棄了，她在憂思之中獨守閨房，所以她說我要找到忘憂的“萱草”種在自己的閨房附近。“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 “膏”是油膏， “沐”是湯沐，膏與沐都是施在頭髮上的，頭髮髒了，用湯沐來洗髮，用油膏來潤發，可是現在那個欣賞我的人走了，縱然有膏與沐，可我又為誰施用呢!這就是中國古人說的“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的意思，《詩經?衛風?伯兮》裡說“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適”在這裡讀“di（四聲）”(地)，是“目的”的意思，“伯”是她丈夫的名字，她說自從她丈夫到東方去了，這個女子就不再洗頭髮，也不擦油膏了，所以就“首如飛蓬”。難道她是因為沒有“膏沐”嗎?不是的，是因為沒有欣賞她的人了，她已經失去了以膏沐來化妝的目的與意義。現在阮嗣宗就用《詩經》中的這個意思，當年這個女子與鄭交甫一見傾心，竟解下身上的飾物，希望能夠與他“容好結中腸”，可如今這個男子卻棄她而走，所以她才會有“膏沐為誰施”的憂傷和“其雨怨朝陽”的哀怨。“其雨怨朝陽”用的也是《詩經?衛風?伯兮》中的典故，詩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其”是預測、將然的意思，是說我預測大概將要有雨。這首詩前面是說丈夫走了，沒有人欣賞她的美麗了，所以她就不化妝了。後面寫的是她渴望丈夫回來而她丈夫卻沒有回來這種希望落空的悲哀，“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是一個比喻， “杲”是一個象形字，上面是太陽，下面是一棵樹，代表太陽高照的樣子。這個女子感情上很寂寞，她渴望自己的丈夫能回心轉意回到自己的身邊來，就像乾旱的土地在渴望雨露一般，所以她總期待著將要下雨了：“其雨其雨”。可是結果呢?非但雨沒下成，太陽反倒高高地升起來了，因此她才抱怨“其雨怨朝陽”，她的丈夫終於沒有回來。所以最後阮嗣宗悲哀地感慨道：“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金石”是金屬與石塊，古人說的“金石之交”是喻指一種非常堅固穩定、永遠也不改變的感情。為何你們當年“猗靡情歡愛”、“容好結中腸”、“幹載不相忘”的感情，居然“一旦”之間就變成了不幸的離別和哀傷的下場?!這就是阮籍這首詩第一層的意思，表面是寫了一個神話傳說中的故事，雖然他只是襲用這個故事的影子，較之其原始形貌有了很多改變，但他的第一層用意就在於寫感情的不穩定、不堅固，而且一旦之間就彼此互相背棄的感慨。那麼他這首詩第二層的意思又是什麼，如果說他有寄託的話，那麼他的托意又是什麼呢?我們先來看歷代評說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古直在《阮嗣宗詩箋》中弓1清朝學者何焯的話，說：此蓋托朋友以喻君臣。……結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易，臣無貳心，奈何改操乎?近代學者黃節的《阮步兵詠懷詩注》引劉履的話說：
初司馬昭以魏氏托任之重，亦自謂能盡忠于國。至是專權僭竊，欲行篡逆。故嗣宗婉其詞以諷刺之。言交甫能念二妃解佩於一遇之傾，猶且情愛猗靡，久而不忘；佳人以容好結歡，猶能感激思望，專心靡他，甚而至於憂且怨。如何股肱大臣視同腹心者，一旦變更而有乖背之傷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借金石之交為喻。
黃節又引王夫之的說法：
未嘗非兩折之作，而冥合於出入之間，妙乃至此。
詩中的托喻原本就很含蓄隱諱，難以理解，而托喻所涉及到的時代背景往往就更難於確指了。阮籍的作品都是產生在當時司馬家族要謀篡曹魏政權的歷史背景下，所以要想讀懂它，至少會有三重困難：第一是詩歌外表文字典故上的障礙；第二層是表意之外所具有的托喻上的困難；第三是在講它這些托意時所涉及到的暗指當時時代社會背景上的困難，所以阮籍詩是非常難講的。從前面援引的幾段文字來看，阮嗣宗這首詩確乎是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有關係。劉履就認為“金石之交”指的就是“初司馬昭以魏室托任之重，亦自謂能盡忠于國”，其實曹魏對司馬家族的托重還不是從司馬昭開始的，我們以前曾經講過當魏明帝快要病死的時候，他特意把司馬懿從前線詔回，將他的繼承人齊王芳託付給司馬懿，還對司馬懿講了“忍死待君”等極為沉痛和信賴的話，所以從司馬懿開始到後來他的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都曾在曹魏坐享最高的權位，而且司馬昭後來被封為晉公的爵位，這一切都可見出整個司馬家族都是得到過曹魏的重托的。所以劉履的《選詩補注》說，當初司馬昭以曹魏家族兩代人對他們的托重，“亦自謂能盡忠于國”，就是說從前、最初的時候表現得還不錯，還有要盡忠于國的信用，而現如今居然“專權僭竊，欲行篡逆”了，所以阮籍就以這首詩宋“婉其詞以諷刺之”，意思是說這首詩所諷刺的就是司馬氏不信守曹魏的重托，欲行篡逆這件事情。本來關於這首詩還有許多別的說法，有時說法太多，反而雜亂了，所以我所引的是我以為比較能夠切合當時史實的、比較可能的一種說法。劉履認為阮籍是托言鄭交甫與二妃的相遇合的故事來諷刺司馬家族的專權行為，那麼是怎麼諷刺的呢?劉履後面更加詳細地解釋，首先從男子鄭交甫這一方面而言：“言交甫能念二妃，解佩於一遇之傾，猶且情愛猗靡，久而不忘”，一般人都認為男子應有大志向、大作為，不應株守家園作兒女態，因此男子可以不必在兩性感情上過分認真，所以自古才出了那麼多的“負心漢”。可鄭交甫以一個可以不必拘執“一遇”之情的男子尚且能夠念在一見鍾情、解佩相贈的這份交托信重的情義上對二妃“情愛猗靡，久而不忘”，這正是他作為男子所具有的道德信義的觀念。人與人之間，如果他把真誠的感情交托給你，那麼彼此之間就應該有一種信賴的情義，這是從男子一方面來說的。那麼就女子這一方而言， “佳人以容好結歡，猶能感激思望，專心靡他，甚而至於憂且怨”，這是中國古人輕視女子的觀念流露。他們認為女子本來不用講什麼道德、品格、信義、修養，她們只是以自己容顏的美好與所愛的男子結成歡愛的關係，可這裡劉履的意思是：就算是個女子，她只是以容顏的美好結成了歡愛之情，她尚且還能夠“感激思望，專心靡他”， “靡他”，是說沒有任何其他二心的改變。也就是說，縱然男女之間的感情，即使她們沒有所謂男子的那些品格、信義等道德觀念的操守，只是以容顏的美好結歡都不應該改變。接下去他的諷喻意味就
顯示出來了：既然男女之間的感情尚且能夠如此，為什麼那麼“股肱大臣視同腹心者”卻竟然“一旦變更而有乖背之傷”呢?!中國古代凡是帝王左右輔助得力的大臣都稱之為“股肱”，即指他們之間具有手足相依、股肱相連的重要關係。當年魏明帝曾把司馬家的人當作自己最親近的人來信賴，並且把心腹的事情都託付給了他們，可萬沒想到司馬氏“一旦變更而有乖背之傷也”。 “乖”字中間是被分隔開的“北”字，一半：向左，一半向右，是分開的意思，沒想到魏明帝以如此重托信賴之的司馬氏，可突然有一天司馬氏竟然背棄了當初的交托，，所以劉履接著又說，“君臣朋友皆以義和”，本來君臣朋友之間都應注重品節信義，即“金石之交”的，所以劉履認為這首詩是“借金石之交為喻”，諷刺司馬氏背信棄義的行為。本來“金石之交”是指朋友間的深厚情誼，據《史記?淮陰侯列傳》記載說，楚漢之爭時有一個淮陰人叫韓信，他曾經投奔漢王(即劉邦)，但劉邦最初沒有任用韓信，韓信以為不得志，就逃走了。劉邦手下有一個謀臣叫蕭何，他認識韓信的才能，當他聽說韓信出走了，就連夜去追回韓信，並向劉邦建議說，韓信是大將之才，你對他這樣輕視是不對的。蕭何還給劉邦出主意，讓他築一個高高的拜將台，在隆重的儀式中拜韓信為將。而韓信果然是善於用兵，在群雄並起、相互競逐的情況下，韓信曾經平定了很多地方，後來被封作齊王。那個時期曾經有人來勸韓信說：以你現在的才能和權勢已經是“威名震主”了，而“威名震主則身危”，所以你不如及早反了，自立天下。可韓信卻不肯，他不能夠忘記和辜負當年貧賤時劉邦對自己“登臺拜將”的恩義，他說我與漢王是有著“金石之交”的，怎麼能夠背棄這一份君臣的信義呢!所以後來這“金石之交”除了作為一般朋友之交的通用意義之外，還包含有君臣之交的意思在裡面。不過後來當劉邦得到天下之後，果然就把他手下包括韓信在內的許多有功之臣都殺死了，這真是“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現在你就會發現這種詩是很難講的，特別是在用典故的時候，詩人所用的往往並不十分符合歷史的記載，比如“金石之交”這個典故，它首先第一層的意思是指朋友的情義，其次又引申指君臣的信義，因為當時韓信說的那個“金石之交”是指的君臣。不過劉邦與韓信之間違背“金石之交”的是君，不是臣，而這裡阮籍所說的背棄者是臣，不是君，是司馬氏違背了魏明帝的重托，篡奪了曹魏的政權，這一點一定要分辨清楚。總之關於這首“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百代之下難以情測”的詩，還有別人的種種猜法，我認為不太妥當的就沒再多引，因為那樣一來就太複雜了。我所引的是我認為在內容托喻上比較有可能的說法，這是從這首詩的內容以及阮籍所生活的時代背景上看有可能蘊含著的一種托意。
後面我又引了王夫之的一段話：“未嘗非兩折作，而冥合於出入之間，妙乃至此。”前邊劉履的那段話是從內容托喻上來說的，而這裡王夫之所講的則是文學藝術的一種表現形式和技巧，或者可以說是一種藝術效果，這一點也是非常難講的，但它卻是中國詩歌中非常之微妙的地方。中國舊詩裡有些意義上的轉折是分幾個層次的，而這些層次轉折之間的聯繫也有時是很微妙的。他說這首詩“未嘗非兩折作”， “未嘗非”是雙重否定，即肯定它是兩折之作，而且這“兩折”之間的聯繫是“冥合於出入之間”的。中國有一些很好的詩文，不是說所有的最好的詩文都是如此，是說有相當一些優秀的詩詞散文都達到這樣一種表現上的層次。這一點真的是非常難講，所以下面我們舉幾個例子來加以解釋說明。
我在與繆鉞先生合著的一本《靈谿詞說》裡曾經用一首絕句來概括溫庭筠詞的一個特色，我說：“金縷翠翹嬌旖旎，藕絲秋色韻參差。人天絕色憑誰識，離合神光寫妙詞。”我現在是從“冥合於出入之間”這裡講開的，等一會還要把話題拉回到這裡來，而且我們不僅可以舉詩詞的例證，還可以舉散文的例證來說明。我在講詞的時候曾經幾次說過，溫飛卿詞的結構與柳永的詞相比是有著明顯的不同的。柳永的詞是一步步按照時間、空間的順序清清楚楚地寫下去的，可是溫飛卿的詞則不然，他東邊說一句，西邊說一句，中間看不出他是如何連起來的，而你又不能說他中間不連貫，因為他在內容意象上是連貫的，這就是“冥合於出入之間”的一種連貫。“冥”是暗中的意思，看起來這兩句好像都不相干，其實它們的相“合”不是像柳永詞那樣一目了然的聯繫，是暗中相合， “出”是顯示，是說有時它表現出來，“入”是隱含，是說它有時又隱藏起來。溫飛卿有些詞就是這種“冥合於出入之間”的，如“翠翹金縷雙鸂鶒，水紋細起春池碧”，“鸂鶒”是鳥，“翠翹”是女子頭上的裝飾。白居易的《長恨歌》有“雲鬢花顏金步搖”、“翠翹金雀玉搔頭”句，可見“翠翹金縷”是一種用金線纏繞著插在頭上，並且上邊鑲嵌著翠玉的裝飾。“雙鸂鶒”是說這種裝飾物的形狀是一對水鳥，不是說有鳳凰、孔雀形狀的金釵嗎?總之“翠翹金縷雙鸂鶒”寫的是頭上的裝飾，可下邊一句他忽然又說“水紋細起春池碧”，他說那水上細細的波紋被風吹起來了，在春天碧綠的池塘中蕩漾。他前一句寫女子頭上的飾物，後一句又跑到閨房外面的景色上去，所以有人批評溫庭筠的詞“不通”(見〈栩莊漫記〉)，說這兩句之間不連貫。此外溫飛卿還有兩句：“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剪”也屬於這類情形，“藕絲”在這裡不是藕斷絲連的絲，而是指一種細軟的絲織品。什麼是“秋色”呢?我以為大概是介於黃綠之間的一種顏色，那麼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東西，他沒有說，這就是溫飛卿的特色，他從來不明白告訴你，他只告訴你一個形象：“翠翹金縷雙鸂鶒”，再一個形象：“水紋細起春池碧”；或是形象的某一特徵：“藕絲秋色淺”。至於這個形象是什麼，他沒說，接下去他又說“人勝參差剪”，“人勝”是人日時女子頭上所戴的幡勝，“人日”是陰曆正月初七，中國傳統中這也是一個節日，這一日天氣的好壞預示著人們運氣的好壞，通常在這天裡女子們都用五彩繽紛的絲綢剪成各式美麗的花樣戴在頭上，這些花樣統稱為“幡”，各種幡式爭奇鬥勝，因而稱之為“勝”，所以後來就把人日插在頭上的幡勝叫作“人勝”了。“人勝參差剪”是說這個女子剪出的人日戴在頭上的幡勝是參差不齊的。從“藕絲秋色淺”這不知道是什麼的形象，突然跳到“人勝參差剪”，從“翠翹金縷雙鸂鶒”的頭飾忽然間又跳到“水紋細起春池碧”的景色，這看起來似乎是極不相干的，所以(栩莊漫記)說它“扡格不通”，就是有阻擋、不通暢的意思，可是它其實有暗中相通的地方。雖然“翠翹金縷雙鸂鶒”是說女子頭上的裝飾，可是當他說到水鳥鸂鶒的時候，他就開始轉折了，所以接下來他就說那“翠翹金縷”的“雙鸂鶒”是這樣的美麗，就好像真的在那“水紋細起春池碧”中遊動一樣。“藕絲秋色淺”，雖然他沒說明是什麼東西，可它與“人勝參差剪”連接起來，你就能悟出它們之間的聯繫。還不僅如此， “秋色淺”、“參差剪”都是舌前音，在聲音上有一種呼應。所以溫飛卿詞的這種暗中相合有的時候表現為形象上的聯想，如“翠翹金縷雙鸂鶒”到“水紋細起春池碧”；還有的時候則表現為一種聲音上的呼應，如“藕絲秋色淺”與“人勝參差剪”。那麼溫飛卿在這種呼應與聯繫之間所要寫的是什麼呢?是那女子的寂寞與孤獨。六朝詩人薛道衡寫過一首《人日》詩，詩中有“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是寫人日懷人的，既然是人日，自然就會觸發懷人的情感，杜甫的朋友岑參就寫過《人日懷杜甫》的詩。薛道衡的《人日》詩是說早該回來的人竟落在鴻雁歸來之後，雖然人沒能及時歸來，可我對於這個人的思念卻早在花開之前就發生了。許多人等萬紫千紅盛開之後，面對如此良辰美景，才發現沒有人與他共同賞花飲酒，因而才會想到他所懷念的人來，可是薛道衡說我對於所懷想之人的思念早在正月初七花還未曾開時就已經開始了。溫飛卿這首詞在前邊也寫了“雁飛殘月天”的“雁”，也寫了“人勝參差剪”的“人日”，他也有人日懷人的情意，也有寂寞孤獨的哀傷。可是假如你對中國詩詞所涉及的有關中國歷史文化、傳統風俗的背景不熟悉，你就很難從他這短短幾個字、幾個形象中引起這麼多的聯想，體會出這麼豐富的含義來，所以我說像溫飛卿這種意象豐美的詞是“人天絕色”，中國不是常常將美好的東西比作美女嗎?因而我也說他的詞之美如同人間天上的絕色佳人。可是誰真正懂得他的這份美好呢?《栩莊漫記》不是就說他“不通”嗎!其實不是人家不通，而是他自己沒看懂。所以我說“人天絕色憑誰識，離合神光寫妙詞”。“離合神光”出於曹子建的《洛神賦》，他在形容洛神這位仙女的美麗時說她是“神光離合，乍陰乍陽”。凡是天下最美好的東西，都不只是外表的顏色和形狀美，有人說溫飛卿的詞只是詞句上漂亮，是“句秀”(《人間詞話》)，像“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剪’， “翠翹金縷雙鸂鶒，水紋細起春池碧”，這聲音、這顏色、這形狀真的美，所以是句秀；而韋莊的詞是“骨秀”，骨指的是結構，韋莊詞感動人的是他“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如今卻憶江南樂，當時年少春衫薄”之間的結構、口吻、層次的轉折等等；至於李後主，王國維說他是“神秀也”，是他詞中所傳達出來的那種精神的光彩，是他外表的語言、文字、結構之外的那一份精神氣象的感發。這一點真的是很難說，有時一個最美麗的女子，她不僅是外表形象的美麗，她真的是具有精神、品格、心靈上的美好，我們常常說有的女子光彩照人，說她有一種神光。曹子建所寫的洛水上的神仙是有一種神光的，因為他所寫的不是一個人間的女子，是洛水之上的仙女，水本來給人的感覺就是柔美的，而洛水之上的仙女可以想像是更應具有旖旎神妙的光彩，而且這種光彩是閃爍迷離的。我在講李白《玉階怨》時引了謝眺詩中“流螢飛複息”一句，這句的形象不但是活動的，而且有光在閃爍、變動，這才是最美妙的、最令人賞玩不盡的。不論是人、是物、還是詩歌，如果你一眼就看透了，這就沒有什麼意思和趣味了，神光離合是說這種美妙隨時隨刻都在變化著，像范仲淹寫外面的風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無論你從哪一方面看她，無論在何時何地看她，都能看出她的好處來，凡是第一流的、最好的詩歌，或是一個最好的人物，都應該是如此的令人賞玩不盡的。所以我說溫飛卿是“離合神光寫妙詞”。剛才我說過，不但詩詞如此，散文裡也能表現這種境界，而我認為散文裡邊表現這種離合神光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就是《史記?伯夷列傳》，這是一篇非常好的、具有非常獨到之境界的文章。對一部書，我們不能死板地去讀，要真正在讀的過程中去體會作者那一份最深刻、最精微的用心，如果忽略這一點，實在是很可惜的，像孔子說的“可與言而未與之言”就謂之“失人”了，這樣你就對不起那書的作者了。關於．《史記》，本來司馬遷是有一定的寫作體例的，比如“列傳”，前面都是對所傳之人生平事蹟的敘述介紹，如“韓信者，淮陰人也”……而在每一篇傳記的最後都要加上一個“太史公曰”，因為司馬遷在漢朝的官職是太史令，所以人稱太史公。“太史公曰”就是他對這個人整體印象的概括品評。司馬遷的《史記》裡共有“列傳”七十篇，這七十篇“列傳”也像一組詩一樣，我說過，凡是組詩，哪一首是第一首，哪是最後一首，有時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作者的用心和主旨常常表現在其中。不但詩歌如此，司馬遷這七十篇“列傳”也是如此，別的“列傳”都是敘述傳記之後，後邊加個“太史公曰”，可他的第一篇列傳——《伯夷列傳》就完全是例外，前邊既不是單純地鋪敘介紹伯夷的傳記，最後也沒有“太史公曰”，這正是司馬遷的妙處。
你要知道，今天我們來看中國的這二十五史，大家都是沿用“本紀”、“列傳”、“書”、“表”等傳統體例來寫，好像千古以來都是如此，其實這是後來人在模仿司馬遷，而人家司馬遷在上起黃帝軒轅，下至他自己所生活的漢武帝時期這茫茫一片的歷史中，很不容易才找到了史料，而且這些史料大都是沒有經過人們好好整理的，他不但把它收集了、整理了，而且用他的理性安排出一個體例，這裡面有他的理想，有他的志意，司馬遷說他的這些作品可以“究天人之際”，可以“通古今之變”，可以“成一家之言”，人家真正是做到這一點了。別人的成就，文學就是文學，史學就是史學，政治就是政治，可司馬遷真正具有一種通觀古今的眼光，他對於興衰治亂，天人感應都有一種通觀的認識，而且他在“八書”裡面，講到了政治、經濟、地理、曆法、平准等，所以司馬遷是一個有多方面才能的、非常了不起的人。在《史記》裡邊，從《伯夷列傳》到《太史公自序》這七十篇“列傳”，這裡不僅有司馬遷的理想志意，還有他的感慨和悲哀，其實還不只是悲哀，應該說是悲憤!你如果讀到《史記》的深處，就會發現，他雖然表面上都是記載歷史上的古人古事，但其中卻包含著他內心潛在的一種憤慨不平之氣，這還不只是他個人的憤慨與不平，而是人間的不平：為什麼有些行仁義道德的人終身貧賤不得志；為什麼有些倒行逆施、胡作非為者，卻一生逍遙逸樂，竟以壽終?!大家都知道司馬遷因為替李陵辯解，觸怒了漢武帝而被處以宮刑，而宮刑對一個男子來說是奇恥大辱，受到宮刑的人還要被關在“蠶室”之中，“蠶室”相當於養蠶用的房子，裡面黑暗而不透空氣，對此司馬遷說：作為一個男子受到這樣的恥辱，本來是應該自殺的，而我之所以沒有去死，是由於我所寫的《史記》未能完成，為此我要忍辱偷生，堅持活下去將這部書完成，可見他在寫《史記》的過程中，內心是懷有怎樣深切的憤慨與不平，同時更可以想見他的這份感慨不平會是何等強烈地貫注其中的!所以《史記》的突出成就正在於它既是歷史，同時又是文學，他把每一個人的傳記，都作為一部文學作品來寫，他把自己的思想重心和總體意旨巧妙而恰當地分佈在每一篇文章中，你看《史記》要真的看出這一點來，才算對得起司馬遷。我現在要說的是這七十篇“列傳”裡，《伯夷列傳》是其中寫得最好的一篇，是最具有“離合神光”之妙的一篇，因為他寫所有“列傳”的用心都在這一篇裡體現出來了。這一篇不像其他“列傳”把傳記與“太史公曰”分開來寫的寫法，篇中他敘述伯夷叔齊生平經歷時，就夾雜了司馬遷自己的許多議論感慨，讀這篇“列傳”你最要注意的是他文中提出了許多該用“?!”這種標點符號的疑問感歎句，比如在敘述了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上之後慨然而歎：“由是觀之，怨邪?非邪?”又如在列舉了古之賢良與盜寇的不同品行與結局之後對“天道”提出質疑：“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他通篇文章中曾多次用這種口氣來暗示，抒發內心的憤慨不平，正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雖然裡面沒有明白地說出，可從這神光離合的一鱗半爪之間，就可以想像整條蟠龍吞雲吐霧、變幻莫測的精神氣勢。
以上我們用溫庭筠的詞與司馬遷的散文來說明文學作品中所具有的“神光離合”的藝術境界，這並不是說所有的作品都應該這樣寫，像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詩，一句一句地讀下來，有非常明顯的層次，那也同樣不失為偉大的詩篇。我只是說有這樣一類作品是人家不容易看懂，不容易體會出作者用意來的，像溫飛卿，人家就說他“不通”，《伯夷列傳》也有很多人認為它很難講，因為你不知道該從哪裡講起。同樣，阮嗣宗的這組《詠懷》也是如此，他也是吐吐吞吞、若隱若現的，所以王夫之這個人很了不起，他不但在哲學、史學、文學各方面都很有成就，而且在欣賞阮嗣宗這組詩上也很有眼光，他看到了這首詩的特色，他說“未嘗非兩折作”，可是為什麼他不直接說此詩是兩折之作，而偏要說“未嘗非兩折作”呢?就因為一般人不以為它是兩折之作，中國讀書人的一般習慣是講究一氣呵成地讀下來，而不習慣阮嗣宗這種含混不明的詩，認為這很難講通。所謂“兩折”是說詩的中間有一個斷折的所在，他前面說的是一個正面的東西，後邊說的是一個反面的東西，前後兩者中間是斷折的，而一般人看不出這點來就要一直講下去，所以就講不通了。王夫之看出了這一特點，所以認為這首詩“未嘗非兩折作”，而且這兩折之間的聯繫是“冥合於出入之間”，即他暗中是相合的，是一出一入，一明一暗，一正一反，相互陪襯的，所以接著讚美它是“妙乃至此”。這個“妙”字還不僅指詩的內容，而且指他藝術表現的手法，那麼哪些地方表現出“冥合於出入之間”的手法呢?我們不妨再回顧一下全詩：從“二妃游江濱”到“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前邊這一大段都是正面描寫男女歡愛相思的感情的，而最後的“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是一個反轉斷折的地方，使前面所說的男女歡愛相思的故事成為一個反面的陪襯——男女的歡愛，只是頃刻之間的一面之緣，還會“千載不相忘”，何況有“金石”之交情的朋友、君臣，怎麼竟“一旦”之間就相互背棄了呢?!
好，以上我們從內容托喻和藝術手法兩方面印證了前人對阮嗣宗這首詩的看法。最後我還要再補充一點，按照前邊所引的劉履《選詩補注》的說法，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兩句指的就是司馬族與曹魏之間的這種君臣關係，其中違背這一“金石之交”的是作為臣的司馬氏一家。他這樣講是有可能的，因為當時確實有這一解說的特定背景在。可是我講詩常常注重的是這首詩本身所蘊含著的感發之力量。不錯，這首詩是在前一大段男女歡愛之情與後兩句“金石之交”的背信棄義中間有一個反襯的對比，而且按照歷史來說，很可能就是諷刺司馬家族的。可是我認為這首詩歌本身的感發力量也就是在其前面的歡愛相思，跟後面的背信棄義的對比中表現出來的，而我所說的感發的力量和作用也不一定只拘限於指司馬家族與曹魏的關係上，而是天下世上、人類中、宇宙間所發生的種種事件都讓你有可能引起這樣一種感觸和興發：即為什麼人世之間本來應該有的“金石之交”的情誼，而竟然背棄了呢?“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這即便在阮籍的時代，也決不只是因司馬家族與曹魏的關係才引起他這份慨歎，在，他們“竹林七賢”之中，開始我們說過，在政治鬥爭沒有明顯激化起來之前，“七賢”在一起飲酒賦詩，也算得上是有“金石之交”的好朋友，可等到政治鬥爭愈來愈激烈時，作為好朋友的“七賢”不是也“一旦更離傷”，而分裂成幾種不同情形了嗎?有明顯反對司馬氏的；有公開依附司馬氏的；還有心裡雖然反對，可後來又不得不依附司馬氏的；而阮嗣宗是其中一個相當特別的人，他對司馬氏的態度始終處在依違兩者之間，既不依附，又不違背，顯得非常莫測高深。所以有人因此批評阮籍在品格上不如嵇康，因為嵇康在品行上是忠於曹魏，反對司馬，人家的立場是堅定的，態度是明朗的，而阮籍所表現出的實在是人的性格之中的軟弱的一面，雖然他也有自己的理想和志意，也應該說他有自己的操守，可他沒有勇氣明白地表現出來，所以就不得不採取一種依違兩可的態度。我在一篇論南宋吳文英詞的文章裡曾經說過，吳文英這個人在品格上也有污點，他曾與兩個人都有作品酬贈，一個是吳潛，一個是賈似道，後來賈似道因政見不合而害死了吳潛。吳文英同時與這兩個人都有交往，他留下許多詞是分別送給吳潛和賈似道的，而且在吳潛被賈似道毒死之後，他還寫詞給賈似道，後人之所以不滿意吳文英，不僅由於他的詞晦澀不通，難以看懂，還因為他品格這一方面的缺陷。我在評說吳文英詞之後，講到對他為人的看法時曾經也提到了阮籍，我說天下有一些人，不是他們的內心沒有美好、光明的一面，他們也有趨向光明正義的嚮往，但他們生性軟弱，在強權威脅之下不能勇敢地站出來反抗，所以只好表現出依違兩可的態度，在這一點上，吳文英與阮籍是很相似的。對此一點，我以為是應該給予同情的，因為那個時代是動輒有殺身之災禍的，阮籍的好朋友嵇康不是被殺死了嗎?所以這正是阮嗣宗的《詠懷》詩為什麼具有“千載之下難以情測”，“反復淩亂，興寄無端”之特點的原因所在。當年的“竹林七賢”整天在一起飲酒賦詩，後來竟然也發生了分裂離傷的情況，這難道不也是很值得感慨的嗎!所以“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二句除了可能感慨司馬家族與曹魏之間的關係外，還可能具有更深遠的悲慨，在千古之下的我們看起來，這“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兩句包含了千古以來人類的悲哀，有多少類似魏晉時代的政治環境，有多少殘酷激烈的矛盾鬥爭鑄成了類似阮籍這樣的悲哀和不幸，所以這“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本身所具有的感發作用要遠比前人指出的更加深廣。
第五節 阮籍之四
前邊兩首詩我們是接連講下來的，所以下面一首我們還是按照這組詩的順序接下來講，第三首是比較容易懂的，而且從這一首詩我們可以證實阮嗣宗的這組《詠懷》確實是有諷刺當時政治的意思。好，現在我們看這組詩的第三首。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披野草，歲暮亦雲已。
前面我們不是說阮籍詩難懂是因為它有典故嗎，所以我們先來看這頭兩句的出處和典故。“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李善《文選}的注解裡引顏延年的說法：“《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季孫氏是魯國的一個大夫，《左傳》上記載說在季孫氏的家裡有很好的樹木。嘉，是美好的意思，嘉樹就是美好的樹，一般人們說花的美好常用這個“佳”，而形容樹的美好則用這個“嘉”，本來這兩個字的意思是一樣的，就因為“嘉樹”兩個字是有出處的，所以說樹之美時就不再用這個“佳”字了，這是中國傳統詩人的一種習慣，他們認為所用的詞語最好要有一個出處才更有意思。不過出處與典故是不一樣的，出處只是說某個詞語曾經被人用過，與它本身的內容不一定有什麼關係，而典故則是指這一詞語本身是有一段故事的。
“嘉樹”二字在《左傳》上被人用過，這說明它是有出處的，而“嘉樹下成蹊”一句就是典故了。《漢書?李廣傳》上記載說，李陵的祖父李廣，他們祖孫兩代都是品格武藝出色的好人，可他們的結局卻不幸，一個自殺在匈奴，一個投降在匈奴。據說李廣帶兵時對於他的士卒們是非常愛護的，他總是身先士卒，置生死於度外，歷史上還記載說，他“訥於言”，即不善言談，但他是用自己的行為和情義來感動、鼓舞別人的，所以士兵們都甘願聽從他的指揮，樂意為他去效死，所以《漢書?李廣傳》後面就讚美他說，像李廣這樣的人就如同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樣。桃樹與李樹本身是不會講話的，但雖然它們不會為自己美麗的花朵和甜美的果實做宣傳，可人們自然還是會被它們的花美果甜所吸引，主動彙聚到它們的樹下，這樣桃李的樹下漸漸被來往的人們走出一條蹊徑來。“嘉樹下成蹊”就正是源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故。我曾經說過，阮籍的詩要分幾層來講，剛才講的只是字面的典故，至於他這兩句暗指的是什麼，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什麼關係，這些我們以後再講，現在先來看他這首詩表面要說的是什麼意思。他說像這樣具有美麗的花朵、甘甜的果實的樹下，自然就形成了路，可什麼樣的“嘉樹”才能使人們自然地歸向它，產生“下自成蹊”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呢?那是“東園桃與李”。我在講詩的時候說到，有時候詩人說的“西園”與“東園”是寫實的，但有時除了寫實之外，還能引起人們不同的聯想，中國古代人認為東、南、西、北、中這五個方位，是分別代表季節和顏色的，東方代表春天，是青綠色的，具有生機勃勃的生髮之意。阮籍這首詩裡的“東園”句有可能是真正指的東面園子裡的桃樹和李樹，但也有可能只是他對一般宇宙自然中的一個印象，這話很難講，就是說詩人所用的形象有時是眼前實有的，有時只是他對大自然中某一物象所原有的一個積存的概念，他是把這種積存的概念化為形象用在詩裡邊了，因為他接下去一下子就跳到“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了，如果眼前是真正的“東園桃與李”的話，怎麼能忽然間就“秋風吹飛藿”了呢?所以說詩人是把他對人生宇宙的許多認識和經驗結合在一起寫出世間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前兩句是寫春天的美好生機，接下去兩句便是寫秋天的衰敗凋零。 “秋風”所引起的聯想是與“東園”恰恰相反的，而“秋風吹飛藿”的“吹”字更使人感受到有一種滌蕩、摧殘的力量。還不只如此，那“秋風吹”什麼?是“吹飛藿”，這樣“飛藿”又與“桃李”形成一個對舉。
什麼是“飛藿”？李善引《說文》曰：“藿，豆之葉也。”這裡你要注意，秋風吹什麼不可以，前面曾說到桃李，你秋風也可以吹桃李呀，李善的注解裡還引了沈約的話：“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凋。”桃李的葉子到秋天也要被秋風吹落的，但他為什麼不說秋風吹桃李，而要說“秋風吹飛藿”呢?要知道這裡面也是有一個差別的，桃李雖然也經秋凋零，可是它們的根株尚在，它的根本不死，只要來年春風再吹回來，它們又會生出新的枝葉，結出新的果實。而“藿”是一種豆類，這種東西，你今年撒種，給它搭了一個瓜棚豆架，它就爬蔓結豆子，秋天當你把豆架一拆，它就連株帶葉零落殆盡了，即使春天再來，這裡也不會再長出豆子來了，所以“飛藿”較之於“桃李”，它是一種根株無存的，是真正徹底的摧殘與凋落!詩的前四句是兩兩的對舉：“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是興盛，是美好，是有人歸附的，可是等到凋零的時候，就像秋風吹豆葉那樣完全衰亡斷送了，所以就“零落從此始”，萬物的衰落就從此開始了，嚴酷寒冷的季節即將到來了。《易經》上有這麼一句話：“履霜堅冰至”，是說當你行進中發現腳下有霜了，你就會意識到天冷了，那個堅硬的冰天雪地的季節就要到來了，因此“履霜”是你看到的一個預兆，而“堅冰至”則是你能測知未來將會出現的結果。宋朝蘇洵的《辨奸論》裡也說過：“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你看到月亮的周圍有了一個彩色的光環，你就可以測知天要颳風了；你看到房基的石頭有潮濕的跡象，就會預感到天要下雨了。同樣當“秋風吹飛藿”的預兆出現時，你就會意識到“零落從此始”了。這裡詩人表面上是寫了一個春天的生髮和一個秋天的零落，其實他真正的用意是在寫人間的形勢，世間朝代的盛衰興亡，前面他所寫的兩種植物一個是興盛的，一個是衰敗的，不但是植物有這種興亡盛衰的不同，接下來他便寫到了人間的盛衰：“繁華有憔悴”。這就是人世了，一切的繁華富貴都會有它憔悴凋零的時候，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無常的變化，《聖經?以賽亞書》說：“草必枯乾，花必凋殘”，一切有生之盡皆如此。有盛就有衰，有繁華就有憔悴。花總是要落的，總有一天你會看到那“堂上生荊杞”的景象，“堂”是廳堂，大堂。一所住宅裡，最繁華、最壯美、最可觀的就是廳堂，它是一座建築物的重點和中心的所在，通常人們把最繁華的、最貴重的東西都裝點在廳堂裡。可是有一天你就會發現，這是賓朋聚會、熱鬧繁華的大堂之上竟然也荒涼地長出荊杞來了。“荊杞”是兩種野生植物，荊是荊樹，杞是杞樹，荊樹的枝條上帶有荊棘(很尖利的刺)。杞樹，有人說是枸杞，不過對此有過許多種說法，《孟子》上說“性猶杞柳也”，他是把杞與柳合起來用，這說的是一種柔軟而不堅強的植物。總之這個“荊杞”在此詩裡指的都是沒有大用的野生植物。這兩句是泛言一般的人世盛衰，世代繁盛、熱鬧非凡的廳堂之上，一旦衰敗凋敝，無人關顧，便荒蕪滿目、荊杞叢生了。我在臺灣時參觀過一個林家花園，林家是臺灣最大的家族之一，當年他們家的建築就是非常精美豪華的，如今家道敗落了，當年的繁華之地只剩下一片殘磚斷瓦。我認識一個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的太太，她也是美國人，她曾隨夫到臺灣大學去教書，有一次她來給我看一個木頭的雕刻，她說這是從林家花園用五塊錢買來的。這是我親眼看到的人間之盛衰。杜甫的詩裡也寫過“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曲江》)，他說當年曲江的江邊上那些精美的廳堂現在都變成水鳥築巢的地方了，遍地都是淩亂的鳥屎。由此可知，這“堂上生荊杞”是泛言人間的這種盛衰之變。
接下來他又說“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這裡已不再是泛指人世間的盛衰之變了，而是具體地就一個人而言了。讀阮嗣宗的這首詩，我們一定要注意其中組織結構的進行，前面是泛指，是總言人間的現象是如此的，這裡是寫當他對於人間有了這樣的認識之後，當他已經知道了有繁華就有衰敗，特別是當他看到“秋風吹飛藿”的現象，預感到那最可怕的“零落”立刻就要出現在眼前的時候，他作為個人的一種反映和決定，所以他說“驅馬舍之去”；我要避開這可怕、嚴酷的“零落”之季，在衰敗、毀滅到來之前“驅馬”(騎著馬)“舍之去”，離開這繁華不久長之地。那麼去到哪裡呢? “去上西山趾”。“趾”就是足趾，即我們所說的腳下，他要到西山的山腳下去。為什麼他要到西山腳下去?上一課我們不是講過《史記?伯夷列傳》嗎?我們已經知道了伯夷和叔齊為了在品格上保持一種完美的操守，為了避免去做不孝、不義、不仁的事情而雙雙逃到西山去隱居，由於他們恥食周粟，不願接受新朝的俸祿，就靠采薇為生，而且他們還寫了一首濤：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最後他們竟餓死在西山上了。那麼阮籍在這首詩裡想要說的是什麼呢?你要知道伯夷、叔齊這兩個形象所代表的是在易代之際，寧肯餓死，也不肯背棄故君舊主的美好節操與忠貞持守，這樣的形象在《孟子》裡被讚美為“聖之清者”，認為他們是聖人裡面品格上最清白、最高尚，決不允許在自己身上留下任何污點的人。而現在阮籍所面對的是從曹魏到司馬氏的西晉之間的更朝易代。在這種“堂上”即將生出“荊杞”， “零落”與衰敗馬上就要開始的時候，詩人表示要“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去效法“聖之清者”的行為，到當年伯夷、叔齊隱居的西山去，至此你可以看出阮籍這首詩的意思所在了，他是要隱避逃脫，遠離這個篡亂衰敗的時代。
接下去他又說“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這是阮籍感慨很深的兩句話：像這樣衰亡零亂之世，我自己的身體能否得以保全尚且不知，何況還要留戀妻子及整個家庭!這正是阮嗣宗的憂懼之詞和憂懼之心。過去我在臺灣的一個《大學國文》的廣播節目裡講過阮籍的《詠懷》詩，那時有一本《大學國文》廣播教材，是臺灣《國語日報)社編的，在這個教材的後邊，附錄有阮籍的生平資料，其中有兩句話，說他是：“夜闌酒醒，難去憂畏，逶迤伴食，內怍神明”。“逶迤”就是委曲，是說你自己不敢直接堅強地表現你自己，只能找尋適當的空隙求得生存。“伴食”是指他信奉著司馬家族，人家叫他出來做官，他不敢說不做，而司馬氏也要遷就縱容他，因為阮籍是當時學問最高、最好的名士，司馬氏要培養籠絡這麼一個人物來增加他們的聲勢。據歷史上記載，司馬家有宴會的時候，常常是把阮籍喊去的，所以說他是“逶迤伴食”。其實阮籍的內心是很痛苦的，他是不贊成司馬家的種種作為的。我以前曾幾次與大家說王夫之這個人在哲學、文學、史學等方面都很有成就，他的《讀通鑒論》裡曾說過：漢魏之間的篡奪與魏晉之間的篡奪是不能等同而論的。因為曹魏之篡漢是在東漢皇帝大權旁落的情況下發生的，正像曹操自己所說：“設使天下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曹操非但沒有滅亡漢朝，還把漢朝延長了二十幾年，建安的二十多年那是曹操的功勞，沒有曹操，說不定漢獻帝早就被人推翻並殺死了，就因為他被曹操所扶持，才得以保全性命，多做了許多年的皇帝。況且曹操他自己並沒有做過皇帝，篡漢稱帝的是曹丕，不過即使曹丕篡位之後也沒把漢獻帝殺死，而是送他去做山陽公，一直到魏明帝時才以病死而善終的，可是曹魏的天下則是被司馬昭用陰謀和暴力篡奪的。歷史記載當時是司馬昭手下的成濟當眾殺死了高貴鄉公曹髦，當時曹髦帶兵出來本想消滅司馬家的勢力，但中間發生了事變，自己反倒被殺死了。從表面上看來魏篡漢、晉篡魏都是篡奪，其實它們之間在善惡的層次上是很不相同的，這種差別阮籍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才不滿意司馬家族的做法，但因軟弱害怕，他只好“逶迤伴食，內怍神明”，“夜闌酒醒，難去憂畏”了。這種內心之中的矛盾痛苦，正是阮籍詩中“反復淩亂”的原因所在。因此他才要逃避這一切， “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的。但事實上他卻不能真正離去，因為司馬氏是不容許他做出這樣的選擇的。司馬家族需要留下他為自己造聲勢，因此他才無可奈何地感歎“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他說我連自己的性命都不知道哪一天因說錯一句話而丟掉，何況我還要保全妻子兒女呢?到這裡，他內心的感慨已經非常深沉，但他無法挽回，所以最後說“凝霜被野草，歲暮亦雲已!”他說我現在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了那凝結著的寒霜和被寒霜覆蓋著的整個郊野和所有的草木，面對這種嚴酷的現實，他又能如何呢?只有無奈的慨歎“歲暮亦雲已”：這一年馬上又要過去了，“歲暮”是一年的終了，它代表一個時代的將要終結，他深感那已是凝霜覆蓋的歲暮，已經無可挽回，只得“亦雲已”，只好說算了，沒有辦法了。
前面我們把這首詩的表面意思講完了，那麼它其中的深層意義又是什麼呢?相對來說，這首詩是比較明白的，我們剛才已經看到他在這裡所寫的盛衰的感慨，是生命難以保全的憂傷與恐懼。這裡我還想便說一說前人對他這首詩的看法。黃節的《阮步兵詠懷詩注》中引用前人的說法比較多，其中有劉履的一段話：
“此言魏室全盛之時，則賢才皆願祿仕其朝，譬猶東園桃李。春玩其華，夏取其實，而往來者眾，其下自成蹊也。及乎權奸僭竊，則賢者退散，亦猶秋風一起，而草木零落。繁華者於是而憔悴矣。甚至荊杞生於堂上，則朝廷所用之人從可知焉。當是時惟身遠遁，去從夷齊于西山，尚恐不能自保，何況戀妻子乎。篇末複謂嚴霜被草，歲暮雲已者，蓋見陰凝愈盛，世運垂窮，朝廷終將變革，無複可延之理。是以情促詞絕，不自知其歎息之深也。”
劉履認為這首詩是當曹魏的朝廷處於全盛的時候，賢才皆入仕其朝，有能力的人都想在朝為官，就如同東園的桃李，往來者眾，其下成蹊一樣。但等到那個司馬家族“僭竊”(即自己不應該得到的而偷竊獲取的，這裡是說司馬家族憑不正當的手段而得到的權力高位)，於是那些賢良的大臣就不願再依附他了，就好像秋風一起而草木零落，繁華者因之而憔悴，甚至於荊杞就生在堂上一般。這裡荊杞還不止是憔悴衰敗的形象，他認為荊杞指的是惡人，是說朝廷裡賢人都走了，惡人都來了。這是劉履的意思。接下去他又說：當這種時候，阮籍是想脫身遠遁，去追尋伯夷叔齊這樣的人到西山上去，但“尚恐不能自保”，何況他還要留戀妻子兒女呢!最後兩句詩劉履認為有對“世運垂窮”的深沉感慨，中國常講陰陽二氣，陰氣凝結的更加強盛了，這個時代的“運數”，就是命運的計算，“垂”就是將要的意思，是說曹魏的運命將要終了， “窮”就是要斷絕了。這是說司馬氏取代曹魏的事情將要發生了，將要到來的變革已無法改變了，因而曹魏已不會再有可以延長的道理和辦法了。所以當詩人看到了這一切的預兆，就“情促詞絕”，感情顯得這麼激動，言詞寫得這麼決絕，最後兩句“凝霜披野草，歲暮亦雲已”就是非常沉痛的決絕之詞，是沒有任何希望的無可奈何之語。所以劉履說他“不自知其歎息之深也”，即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會發出這麼深的歎息來。其實阮嗣宗當然知道他為什麼會有如此之深的歎息了，只是詩人的這種感情完全是在不知不覺中就流露出來了，他內心是絕望的，所以他文字上就表現了絕望和歎息，這就是懷諸內而形於外的道理。
好，今天的時間到了，就講到這裡，下一次請大家準備“徘徊蓬池上”那一首。
第六節 阮籍之五
我們前面說阮嗣宗的詩是有寄託的：“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可是他寄託的層次是有所不同的，有的是泛慨時世。泛慨就是一般的、總體上的慨歎，並不特指某一具體歷史事件。而另一種則是特別諷刺當時政治上的某一事件的。這是就其內容方面而說的。另外從作風方面來看，他的寄託層次也是有所區別的，有的出於直接的感發，有的運用了理性的安排和托喻。
總起來說，阮嗣宗的詩都是有比興寄託的，只是引起感發與聯想的層次、範圍方式有所不同罷了，有泛慨時事的，有專指一事的，有直接感發的，有理性安排的。其實像這種寫作的方法，也並不只是阮嗣宗一人如此，在中國的詩裡，一般說來，只要它不是停留在一個表面的層面，凡有兩個層次的都可能有這樣的表現。比如李商隱，一般都知道，他的詩裡是含有比興寄託的，而且他的詩很難講，我這裡不想講他的詩，只想舉兩首詩為例，這兩首詩都是我在<迦陵論詩叢稿》中討論過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所寫的關於《嫦娥》、《燕台四首》及《海上謠》那三篇文稿。我剛才提出的比興寄託的幾種情況在李義山的這三首詩的評析中都講到了，比如《燕台》詩裡“風光冉冉東西陌，幾日嬌魂尋不得”就有比興喻托，可他的托喻是由感發而生的，他寫春天裡風光移轉、光影閃爍的樣子在東西的小路上隨處可見，他說就在這春光明媚的時刻，我要尋找一個最嬌嬈最美麗的魂靈，這就是“嬌魂”。這裡的“嬌魂”絕不是寫實，而是一個寄託，是他理想之中的最崇高、最美好的屬於精神心靈之中的某一種境界。這裡他用“嬌魂”來托喻自己所要追求的一種精神境界，給予讀者的完全是感動，是直接的感發。而另一首《海上謠》中“劉郎舊香炷，立見茂陵樹”諸句則完全是從思想出發找一個典故用理性安排來表達他的用意的。我們看他用了什麼典故，“劉郎”這裡指漢武帝劉徹。漢朝是姓劉的，那為什麼偏說他指的是武帝劉徹呢?因為下面一句有“茂陵樹”三字，而茂陵就是漢武帝的陵墓。大家知道秦皇漢武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有名的幾個求神仙的帝王，在他們已經功業蓋世之後，其野心和奢望就更大了，他們希望自己能夠長生不死，要求長生就得成仙，就要燃香炷，以求神靈幫助。所以“舊香炷”指的正是漢武帝焚香炷以待神仙的事。然而他最終求來的是什麼呢？是“立見茂陵樹”，“立見”，是立刻就見到的意思，長生非但沒能求得，反而加速了自己的死亡，不但死了，而且死後墳陵中的樹木都將成林了。由此可知，這兩句所敘寫的表面意思好像是說，對於虛幻的理想境界的追求尋覓最終將會落得破滅成空的悲慘下場。但李義山真正用意還不止於此，他更深的用意在於諷刺和影射當時的政治鬥爭。“劉郎”雖指漢武帝，但暗示的則是唐武宗，這兩句詩所影射的是唐武宗之崩、宣宗繼位之後的一段史實。你要學中國的詩歌一定要瞭解中國的歷史，在唐朝的歷史上武宗之死與宣宗繼位是一件值得人注意的重大事件，因為這是兩個政黨競爭中的大變故。唐武宗生前用的宰相是李德裕，歷史上一般都認為唐朝的宰相裡邊比較有理想、有作為的，李德裕算是其中的一個人。李德裕的理想就是要削弱宦官的權力與藩鎮軍隊的勢力。當時武宗是很信任李德裕的，他們君臣本來是可以有一番作為的，可惜唐武宗與漢武帝一樣不但有野心（他們死後的諡號都叫“武”），而且還都酷好神仙方術，結果唐武宗吃金丹中毒，在位僅僅六年就死了。武宗一死，李德裕馬上就被貶出去了，而這個時候，正是宦官掌權，他們想按照自己的意願立宣宗，宣宗不是武宗的兒子，武宗有一大幫兒子都因為宦官在其中弄權而沒能繼承皇位。武宗死後，他們不對外宣佈，就暗中密謀安排宣宗繼位了，這當然與反對宦官的李德裕形成了對立，所以李德裕很快就被貶逐出朝，致使朝廷內政局大變。這件事對李商隱來說無疑是一件大可悲慨的事，可他又不能直言抒寫，只好用典故和理性的安排來托喻了。所以對於不同的內容李義山運用了兩種不同的寫法，寫自己悲慨可以用直接的感發，但要諷刺當時的某一政治事件就不成了，就需暗中喻托，所以對這些有寄託的詩我們應分別來看。另外一個大詩人陶淵明也是如此，我們都知道“淵明不為詩，自寫其胸中之妙耳”(陳師道《後山詩話》)他的詩都是他自己心中的感情意念的流動，是非常富有直接的感發的，這是陶詩的一貫特色。但陶淵明只有一首詩是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就是《述酒》。《述酒》詩寫的是晉朝最後兩個皇帝被劉裕所迫害的事。劉裕不但把晉朝的皇位篡奪了，而且還以極其殘忍的手段害死了晉朝的兩個皇帝，其中一個皇帝不肯喝他送去的毒酒，於是他手下的人就用被子把這位皇帝的嘴、鼻都蒙住活活地憋死了。陶淵明對此的感慨是極其沉痛的，但卻不能公開直寫，於是就在<述酒)一詩中運用了許多典故和理性的安排來曲折地表現，因此《述酒》詩是很難講的。當然陶淵明其他詩裡也有感歎時事的，如他的《雜詩》、《擬古》等等，可那些都是直接寫他的感發和感慨，而且是一種泛慨。只有《述酒》一詩是例外，因為其中所寫的內容與當時的政治時局關係太密切了，若直接抒寫恐招殺身之禍，這與李商隱的《海上謠》用典故和理性安排的用意是相同的。以上我用李義山和陶淵明詩為例想要說明的是，阮籍詩中的比興寄託也有不同的內容層次、不同的寫作方式及不同的風格特色。我讓大家準備的這首“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樑”一詩正是阮籍《詠懷》裡最難講的，是最能體現阮嗣宗用典故和用理性安排來托喻某一特指事件的一首詩，下面我們就來看這首詩：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樑。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俯仰懷哀傷。
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這首詩所特指的是發生在魏晉交替中間的一件事。“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樑”這開頭兩句就有出處、典故和喻托。李善在注解“蓬池”時引了《漢書?地理志》上的話：“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樑也。”這裡從地理位置上說蓬池，是大樑的所在。可是阮嗣宗這裡寫的“蓬池”與“大樑”還不是指地理上的位置所在，他有一個借喻的寄託在裡面。現在你要注意到蓬池是在河南開封的附近；而“大樑”在哪裡，李善沒有詳細地注明，而這“大樑”二字才是他這一首詩的關鍵所在。現在我們說“大樑”除了它在地理上位於河南省的浚儀縣以外，更重要的是它在歷史上曾經是戰國時魏國的城都，而戰國時齊、楚、燕、韓、趙、魏、秦的“魏”與阮籍所處的曹魏的“魏”恰好是同一個字，阮嗣宗正是利用了這一奇妙的巧合把自己的用意安排進去的。也就是說，他要用“大樑”來暗示曹魏的朝廷。蓬池在河南開封的附近，你要知道，戰國時候魏國都城的大樑就是後來北宋的國都汴梁，即現在的開封。而蓬池是河南大樑(開封)城外的一處名勝，阮嗣宗為什麼要徘徊在魏國都城附近的蓬池，回頭顧望呢?這就又要說到中國舊詩的一個傳統。當詩人對一個時代、一個朝廷表示慨歎的時候，他常常都是要以都城的名稱來指代這一朝廷或朝代的，如辛棄疾詞中的“西北望長安”的“長安”就是故國、故都、朝廷的代表，所以古人常說：“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不但如此，中國詩裡還有一個習慣，就是常常以對都城的顧望寫對於時代朝廷的感念、思戀及悲慨。我們前面才講過建安時代的詩有“西京亂無象，豺虎方構患”，寫當年董卓把漢獻帝挾迫到長安，王粲在臨走的時候說我“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杜甫當年離開長安時也說：“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千門”指城裡的宮殿。後來長安被安祿山佔領了，唐肅宗到了鳳翔，當杜甫又一次要離開鳳翔時也說：“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朋滅”。這裡“鳳翔”是肅宗的行在，是皇帝臨時辦公的地方。可見很多詩人都是以對都城的顧望來寫他們的悲慨的，還不僅是詩人們如此，《戰國策》上記載說有一次齊王來到他所在的都城外登上一個山坡上，回頭看到他自己的國都樹木蓊鬱，竟禁不住流下淚來說，想到我百年之後怎麼肯捨得離開這樣美的城市呢!你看連皇帝在環顧自己的都城時也都發生了悲慨，所以這裡阮嗣宗“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樑”所表示的是對曹魏這個朝代的憂患的悲慨。“徘徊”兩字表面上指不停的走來走去，但你要知道身體的徘徊不定正說明他內心的傍徨不安。陶淵明《飲酒}詩裡寫了一隻“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的失群鳥，它就是因內心孤獨無依才徘徊無定的。
那麼阮嗣宗“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樑”，他究竟望見了什麼呢?他望見的是“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是“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這四句表面看起來都是景物的描寫，但其中有許多理性的安排和喻托。“綠水揚洪波”是一種形象的喻托，喻指的是時代的動盪不安。這個我們可以舉古人的詩做例證，杜甫《秋興八首》第一首裡就有“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的詩句。《秋興》是杜甫在四川的夔州寫的，夔州在長江的三峽附近，杜甫所寫的是他眼前的實景。他說三峽處的江水波濤洶湧，浪頭一直打到天上去，而山上邊城關塞之上都是烏雲密佈，而且陰雲低垂一直接到地面。我曾寫過一本叫做《杜甫秋興八首集說》的書，其中我把清代以前所有對這八首的注解都收了進去，從中你可以看出杜甫詩內容含蘊的豐美。他的詩裡常常有多層意思，這兩句雖然是在寫實景，但他能從大自然的景物中引發出許多感動，而這種感動與觸發裡還具有很深的托興，歷代注杜的人從他這兩句詩裡講出了多少重的感動與悲慨。那“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寫的遠不止是巫山、巫峽和長江水，更重要的是寫出了唐朝整個時代的動盪不安。此外《秋興》第七首裡還有一句“石鯨鱗甲動秋風”的詩，表面上看是在懷念唐朝的長安，因為長安城裡有一個昆明池，池水中有一條石頭刻成的大鯨魚。這個昆明池不是唐朝人開闢的，而是漢武帝開鑿的，當時漢武帝要跟雲南昆明一帶的外族打仗，他深知在雲南昆明滇池邊生活的外族軍隊善於水戰，所以為了要訓練自己的軍隊也能在水中、船上作戰，就開鑿了昆明池以象徵雲南的滇池。池中還用石頭修造了一條大鯨魚，神話上傳說每當秋天一颳風，昆明池水一搖盪，你就會覺得這條魚像活的一樣在水面遊動。杜甫在遠離長安的夔府如此細膩地追憶長安昆明池中那想像中的“石鯨鱗甲動秋風”的景象，他所寄託的是對首都、對朝廷的深切懷念。前人注解這句詩時認為它還不止于對長安故都的懷念，其中也象喻了時代朝政的動盪不安。這正是杜甫了不起的地方，別的詩人一用象喻就不寫實了，像李商隱的“嬌魂”、“冤魄”等都不是現實中的實有之物。而杜甫是能把寫實與象喻結合得很好的，這是因為杜甫是帶著強大的感發力量來寫的，這種感發的力量使你有可能產生那麼多的聯想。總之，我的意思是說池水的搖盪，波浪的起伏象徵著時代的不安，朝政的不穩，現在許多人還習慣用政海波瀾來喻指政治鬥爭的險惡。所以阮嗣宗這句“綠水揚洪波”是極寫當時社會的不安定。“揚洪波”三個字是非常有力量，大有洪峰到來，濁浪翻卷之勢。接下去他又說“曠野莽茫茫”。“莽”是草莽，野草叢生叫做莽。他說，大樑城郊外的曠野上到處是一望無際的野草，一派荒涼的景象。這裡我們會奇怪了，既然大樑城是一個都城，那城市周圍本應是車馬繁華，可他為什麼卻說得如此荒涼無人呢?其實這正是他對人世的悲慨。古人所說的無人還不是說真的沒有一個活著的人，是說沒有一個真的配稱其為人的人。韓退之曾寫過一篇很短的文章，其中有“伯樂一過薊北之野，而馬群遂空”的話，韓愈自己注解說：“非無馬也”，是“無良馬也”。伯樂是古時候善於相馬的人，薊北是產馬的地方，伯樂從薊北經過後真的沒有一匹馬了嗎?不是，是沒有好馬了，因為好馬都讓伯樂選走了。所以阮籍說的“曠野莽茫茫”不是說沒有人，而是沒有一個像屈原詩中所說的那種如蘭花蕙草一樣的正人君子，朝野內外到處是“莽茫茫”的惡草荊棘，是“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阮籍的悲慨真的是非常的沉痛，他說他所看到的大樑國都裡沒有能夠堅持品格理想的賢人君子，沒有真正人的氣息，只看到草莽荊棘中互相競逐、相互殘殺的禽獸! “走獸”的“走”是奔跑的意思。《聖經)上說曠野之中有獅子在那裡來往奔跑，它時刻在尋覓著可食的獵物，一旦發現目標就會不顧一切地將它吞掉。阮籍的用意也是說而今大樑城都裡來回奔跑著的也是這些禽獸，它們之中的強者，那些懷有野心的人都變成野獸一樣為了權力祿位彼此殘殺；而那些弱者呢?就像“飛鳥”一樣地跟著風頭、勢頭盲目地隨翔，人家往東飛他就跟向東，人家往西飛，他又向西追。陶淵明也寫過鳥，他寫的是一隻“棲棲失群鳥”，陶淵明之所以了不起，就因為他不是一隻“相隨翔”的飛鳥，他是“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你要知道一般的鳥都是相隨翔的，你這裡撒一把米那鳥群就會落在這裡，你那裡撒一把米，這群鳥又撲向那裡去了，正如杜甫詩裡說的：“君看隨陽雁，各有稻梁謀”。杜甫是用雁鳥來諷刺那些攀權附勢、望風追隨的小人物，這些人就像秋天的大雁，南方暖和了就向南飛去，北方春天來了又飛到北方來，總是追著太陽，他們內心沒有什麼理想，他們所打算的就是稻梁，即食物和實惠。只有陶淵明這樣真正有品格、有操守的人能堅持自己的理想和選擇，不為五斗米折腰。這裡阮籍在“還顧望大樑”時沒有看見像陶淵明這樣真正配稱為人的人，看見的只是一些“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一樣的衣冠禽獸。阮嗣宗這幾句寫得很好，他的用字非常有力量。“走獸交橫馳”， “走”字、“交橫”兩個字，“馳”字，“飛鳥”，“相隨”等字都用得很恰當、很有力，雖然用了安排和托喻，但他裡邊仍然是有強烈的感發的。再接下去的兩句就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到的了。前面他給我們勾勒出一幅禽獸當道，人跡荒涼，皇都內外動盪不安的歷史背景圖，可這幅圖景展現的是什麼時候呢?是“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他真的是說得很嚴肅確鑿的。“是時”就是“此時”，此時是什麼時候，他說就是“鶉火中”的時候。“鶉火中”是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剛才我不是說阮籍這組詩有泛慨時世的，也有特指一事的。如果單就這首詩的前六句來看，那都是泛慨，是普遍地、一般性地感慨當時的不安定。可到了“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兩句，就突然使這一首詩的重點轉移了，變成對某一具體事件的特指了。這裡是阮嗣宗有心安排的托喻。首先“鶉火中”就是一個精心安排的典故。我們先看李善對這句的注解：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 ‘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鶉火中，必是時也。”我們先來解釋一下這段話，《左傳》是左丘明解釋<春秋)的一本書。中國的五經：《詩》、《書》、《易》、《禮》、《春秋》由於記載的內容太古老、太簡單了，後來的人看不懂，所以就有解釋經書的書，即“傳”。後來“傳”也變得古老難懂了，於是就又有了專門解釋“傳”文的疏。所以你看中國的經書裡，往往在大字的經文後不知有幾千幾百個小字的“傳”與“注”。《春秋》這部經典，據說是孔子記載魯國這一個時代歷史的史書，給《春秋》做注解不同于解釋別的經書，只要你把字面意思說清楚就可以了。注釋《春秋》有兩點要注意，一是對具體歷史事件要真實詳盡，二是要注明作者對歷史事件的褒貶態度。《春秋》一書裡是包含著孔子的褒貶意思的，有人說他是“一字之褒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如果他給你下了一個字的貶語，那麼這一個字的嚴厲程度比砍你一刀還厲害呢。這裡我隨便舉一句為例，如《春秋》第一篇第一段所記載的魯隱西元年發生的一件事件，只有六個字：“鄭伯克段于鄢。”《春秋》之所以要有人來注釋，實在是因為它太簡要了，像這六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通過注釋我們知道了：“鄭伯”是鄭國的一位國君，即鄭莊公，“段”是莊公的弟弟，“克”是攻克、征服的意思，“鄢”是地名。這句話的字面意思是說鄭莊公在鄢這個地方打敗了他的弟弟公叔段。我要說的是這裡面重要的在於那個“克”字，就是這一個字，它具有嚴於斧鉞的力量。“克”是擊敗，凡用“克”字為動詞，它的動作物件一定是敵國，如我們常說的如“克敵制勝”；又如《春秋》裡的“晉國伐虢，克之”，這個“克”字就是用在敵對兩國的交戰上的。可這裡鄭伯把他的弟弟打敗了，孔子也用了一個“克”，這其中就含有責備莊公不應採取這種不仁不義的對待敵人的手段來對待自己弟弟的用意，雖然孔老夫子的意思沒有明說，但做傳注的人卻將這一“克”字裡的微言大義說明了。好，以上我是順便介紹一下有關<春秋》、《左傳》的知識。關於“是時鶉火中”的這段故事，《左傳》上說是發生在僖公五年晉國想要向虞國借一條路，以便去攻打虢國。你如果看《古文觀止》，那裡面有一篇《宮之奇諫假道》就是從《左傳》上這段故事裡選的。而這個故事在《春秋》上只記了七個字：“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是虢國的都城。這裡又發生了一個問題：主動攻打虢國下陽的是晉國，虞國只不過是借了一條路給晉國，自己並沒有參與去攻打虢國，但這正是孔老夫子一字之貶嚴於斧鉞的地方。在孔子看來虞國就不應該借這條路給晉國，他借出這條路就是為晉國滅虢大開了方便之門，這就等於虞國參與攻打虢國的事情了，所以孔子在記載這件事時甚至把虞國放在晉國之前說“虞師晉師滅下陽”。我們現在的成語“唇亡齒寒”就是當時虞國的國君要借路給晉國伐虢時，虞國的大臣宮之奇勸諫國君時所作的比喻，他說虢國與我們虞國同屬小國，我們本應相互聯合，共同抵禦大國的侵略，就像唇齒相依、互相保衛那樣才對。可如今你要讓出一條路讓晉國把虢國滅了，就像我們的嘴唇沒有了，牙齒裸露出來一樣，那麼暴露在外面的虞國馬上就會成為晉國的下一個討伐目標了。果然不出宮之奇的預料，晉國在滅了虢國之後返回的路上順便就又把虞國消滅了。當然我現在還不是要講這段故事，而是在講這個典故與我們這首詩的關係。《左傳》上記載說，晉侯伐虢的時候曾經求教於當時的一個有名的占卜師蔔偃，中國古代凡是占卜的人都不說其全名，只說他名字中的一個字，並在這個字的前面加上他的職業，蔔者名偃，就叫蔔偃。如果你看《春秋》、《左傳》就會發現，卜偃是晉國非常有名的占I、的人，晉國每有軍政大事都要交給㈠匣占卜之後才做決斷，所以晉侯這次攻打虢國想要知道成敗如何，就又去問卜偃：“吾其濟乎?”我能成功嗎? 蔔偃說：“克之”，能打敗虢國。晉侯又問：“何時?” 蔔偃答道：“童謠雲：‘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旃(xTn)。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鶉火中，必是時也。” 卜偃認為晉滅虢的時間應該是在鶉火星當空的夏曆九月十月之間的時候。那麼卜偃怎麼知道晉侯能在這時取得滅虢的成功呢?原來中國古人除了用龜甲來占卜之外，他們還認為人間的盛衰興亡常常事先會有徵兆的，而有時候這種預兆是借著小孩子口中的童謠來暗示出來的。中國古代書籍裡有很多這方面的記載。剛才我們所說的蔔偃的預言就是依據當時童謠裡的幾句話，現在我來解釋一下，“丙”是一個日子，中國古代用甲乙丙丁來記時日，他說在丙的那一天，“龍尾”是天上的一顆叫天龍星的尾巴，“龍尾伏辰”是說天上的天龍星的尾巴正伏在辰的方位上的時候；“均服”是指統一的制服，即軍隊的制服，“振振”是振奮、威武、嚴整的意思。他說在這時正是軍威振奮昂揚的時機，你可以“取虢之旃”了。“旃”就是旗子，這裡讀作xin（一聲）(為了押韻)。後面“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焞焞”與“天策”也是天上的兩顆星名，“賁賁”是閃閃的不安定的樣子，“焞焞”是紅亮的樣子，他說等到你看到鶉火星在天中一閃一閃的樣子時，你的軍隊就成立了，即“火中成軍”，那時就會發生“虢公其奔”，虢國的君主奔逃，虢國滅亡的事情。以上是蔔偃所引的童謠的意思，那麼蔔偃為什麼說是九月十月之交呢?因為按照中國的曆法算起來，九月十月相交的時候正是鶉火星行于中天的時候。阮籍所以要用“是時鶉火中”的典故，他的安排、他的托喻就在這“九月十月之交”中。那麼他的托喻是什麼呢?杜預在注釋《左傳》的“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這一句時特別指出：“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什麼是“夏之九月十月之交”呢?這就又牽涉到中國古代的曆法問題，原來中國古代的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曆法。我們在講《古詩十九首》時說過，夏朝是以寅為歲首，商朝是以醜月，周朝是以子月為歲首的。而春秋時代是周朝的時代，所以用的周曆，可是占卜所用的卻始終是夏曆，這也是中國的一個傳統，算卦人所用的曆法直到現在還是夏曆，即我們所說的陰曆，或農曆。所以杜預注釋《左傳》時特別注明是夏曆的九月十月。為什麼我要把這點也說得如此詳細呢?因為阮籍這首詩的用意與這些曆法有很密切的關係。要知道在阮籍所處的曹魏的時代曾經改過兩次曆法。本來自漢武帝的太初年間改用夏曆以來，一直到東漢都沒有變化，可是到了曹魏時的明帝景初年間又改用周曆了。魏明帝死後，七八歲的齊王芳繼位後，又改回來用夏曆了。而就在齊王芳改用夏曆不久就發生了廢帝的一件大事，齊王芳後來被廢了，所以他沒有一個皇帝的稱號。那麼他當時是怎樣被廢的呢?當時司馬懿死了，他的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還在。這個時候，齊王芳已經漸漸長大了，他已覺察出司馬兄弟的野心了。有一次司馬昭帶兵回來要拜見齊王曹芳(當時還是皇帝)，齊王芳左右的親信大臣們就給他獻策，讓他趁機把司馬昭拿下來，可齊王芳膽子小，他因司馬昭握有兵權而猶疑，不敢做這件事情。但後來這件事被傳出去，於是司馬兄弟就策劃廢掉齊王芳。他們就假借郭太后的口吻散佈輿論，說這個兒子不是她的親生子，是過繼的一個養子，對太后如何如何不好，所以要假借郭太后下詔令把他廢掉。可當時郭太后並無廢帝之意，於是司馬氏又找到了郭太后的叔叔，讓他以長輩的身分說服郭太后廢帝，郭太后的叔叔是依附司馬家族的，所以就聽從了司馬氏的安排，去逼迫齊王芳退位。這件事在司馬光的《資冶通鑒》裡有詳細的記載。據說郭太后的叔叔進來的時候，太后與齊王芳母子倆正在下棋，他們母子二人其實相處的還不錯，當郭太后的叔叔進來說明來意後，太后當時並不同意，她說：你把司馬昭請進來，我要跟他討論一下。她的叔叔說：這沒什麼可討論的了，人家已經決定了，你們只有服從的份，而沒有任何可以討論的餘地了。於是郭太后與齊王芳被逼無奈答應退位了。要知道這件事就發生在那一年的九月十九日。廢掉齊王芳後，司馬氏要立一個新的君主，這個人比齊王芳年長一輩，是太后的同輩人，對此郭太后當然不願意：這讓當太后的如何處理呢?所以太后堅持要立一個晚輩，就是高貴鄉公曹髦。曹髦是魏明帝弟弟的兒子，與齊王芳是同輩人，齊王芳是魏明帝的養子，曹髦是魏明帝的侄子，郭太后還可以在上面做太后。剛才我說過，齊王芳被廢是在九月十九日，而高貴鄉公曹髦的繼位是在十月初六，當時所用的是夏曆，由此可見出，阮籍包含在“是時鶉火中”這一時間範圍裡的原來是他對司馬氏廢立之變故的深沉感慨!他的典故安排果然精當，每一個典故所暗示的內容都是準確切實的：地點是“大樑”，曹魏國都的所在地；時間是“鶉火”星行于中天的“九月十月之交”；事件是深受曹魏信任和重用的司馬家族懷著野心策劃了一場陰謀篡奪的大變故。可見阮籍這首詩是特指司馬氏陰謀廢立這一事件的，尤其“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兩句的指向是非常明確的。那麼既然“是時鶉火中”已經暗示出變故的時間是九月十月之交了，為什麼他又說“日月正相望”呢?所謂“望日”就是月圓之日，每逢十五太陽與月球相對相望，太陽的影子全部投射到月球上，這就形成了我們所看到的圓月，這一日就叫作望日。如果太陽與月球之間有個地球擋在中間，那麼太陽的光芒只有一部分投射到月球上，這時我們所看到的只能是半月或彎月，中國古代所說的朔日就是每月的初一，晦日就是每月的三十，而望日就是十五。這裡阮籍所說的司馬氏正式進宮逼迫齊王芳退位是在九月十九日，而他們密謀策劃此事件是在九月的中旬，就是九月十五“日月正相望”的時候。你看阮嗣宗這首詩中的每一句都是有根據的影射和暗示。
要知道帝王的廢立對一個國家說來無異是一場大動盪，而它就發生在“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的日子，發生在“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的時代，這與“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的政治背景結合起來，不由地使阮嗣宗更加深切地感到了“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的陰森可怕!
“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兩句運用了暗喻象徵的手法。《易經》上說過“相彼雨雪，先集為霰”，是說你看雪在降下之前，先會看到冰霜集結的雪霰。也就是說霜霰是降雪的信號和徵兆。阮嗣宗這兩句暗示出當時政治鬥爭的冷峻和嚴酷，司馬兄弟的野心如此顯著，居然到了連皇帝都敢廢立的程度了，這正如霜為雪兆一樣，離著篡位奪權、顛覆曹魏江山的日子不遠了。所以接下去阮籍直抒悲慨：“羈旅無儔匹，俯仰懷哀傷”，“羈旅”是說羈留、行旅在外，這個外是指朝廷之外的“羈旅之臣”，即不屬於中央政治鬥爭圈子之內的人。
我在開始的時候講過，在“竹林七賢”裡面，在魏晉政治鬥爭的險風惡浪中，阮嗣宗的身分是最為微妙和特殊的，阮嗣宗跟司馬氏的關係始終處於依違離合之間，表面上他也不敢得罪司馬家的人，但內心卻不是真正歸屬于司馬氏的，所以他說自己是游離于魏晉朝廷權勢競爭圈子之外的“羈旅”之人。
此外“羈旅”還表示他自己是無所歸屬的，是孤獨寂寞的，沒有可以與之同行的伴侶，所以是“無儔匹”。“儔”是同類的意思，“匹”就是可以與之匹配的伴侶。人是需要有一個歸屬、有一個群體的，可是阮籍當時的處境卻是“羈旅無儔匹”，這怎能不讓他“俯仰懷哀傷”呢？“俯仰”從字面看是指俯首和抬頭，但這裡指代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的所有時間、所有行動。就是說他無論是俯、是仰，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行為中，他的內心總是充滿著孤寂淒涼的哀傷之感。對此他是怎樣看待和平衡這種心態的呢?他最後說：“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他認為在魏晉易代這種特殊的政治環境和時代背景的考驗中，人們所取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這就是“小人”與“君子”的區別。一般我們中國所說的小人與君子有兩種意思，有時它指的是地位的上下高低，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這都是指上行下效的，上邊掌權的人推行什麼樣的政策，做出什麼樣的榜樣，下邊的老百姓就跟著你的風氣像草一樣被風支配著，這裡的“君子”、“小人”是指政治地位的高低。但有的時候“君子”、“小人”，是指品德上的高低、優劣，如“甯為君子儒，不為小人儒”，同樣為儒家弟子，卻有品德上的高低不同，這裡的“君子”、“小人”是指品德上的區別，阮籍這裡所說的正是後者， “小人計其功”他是說那種品格低下的人，他們所計較、所盤算的只是私人的利害得失，這個“計”字很準確，寫出了“小人”們心胸狹隘、患得患失、斤斤計較的本性。而“君子”卻不同， “君子道其常”：“道”是人應遵循的一條堂堂正正的、普天之下的大道，有品格操守的人不但遵循此“道”，而且還“道其常”，“常”是不斜、不變、穩固的意思，不管世界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他永遠都不會改變和放棄他所遵循的大“道”，而且越是在激烈嚴峻的考驗面前，就越能堅定地持守住自己的選擇，即使他明知道會為此付出“羈旅無儔匹，俯仰懷哀傷”，“斯人獨憔悴”的種種代價也在所不辭。所以他在最後就說：“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惜”是顧惜、捨不得的意思，這句是說真正的君子哪能顧惜和計較因遵循正“道”而遭受的自身之迫害與憔悴呢。為了表明自己這一份心意和思想，他才寫下這首詩，即“詠言著斯章”。“著”是明白、明確的意思， “斯章”即指我們講的這首詩， “詠言著斯章”就是用明白的語言把我內心的志意和感慨確切地表達在這首詩裡。當然其實他寫得並不明白，我講了這麼半天還不大清楚你們是否聽明白了。總之這首詩我們一定要弄明白它，因為這實在是阮嗣宗詩裡最明顯的表現出他的喻托，而且他所托喻的是特指魏晉之間司馬家族篡立這一重大事件的深痛感慨的一首典型之作。
第七節 阮籍之六
阮籍的《詠懷》裡還有一首“西方有佳人”的詩寫得也很好，但在一般的選本中都沒有選，《昭明文選》裡就沒選，這是什麼原因呢？方東樹先生所評的《古詩選》裡說“此亦屈子《九歌》之意，然屈子指君，此不知其何指，若為懷古聖賢則為泛言，不可確指矣，故可以不選。”由此可知自古選詩者各有其標準和態度。
大多數的選本都不選它，是因為中國過去一直有個傳統，即把文學與政治教化扯到一起去。他們常常把政治教化的價值附加在文學的價值之上，凡是政治教化上沒有可取之處的詩，他們就不選。這是中國過去的文學批評中的一個偏狹之處。阮籍這首詩不被選的緣故，就在於它裡面找不到什麼政治上的指向。前面我們講過的“徘徊蓬池上”一詩雖然很難講，可是許多選本都選了，就因為它反映出阮籍在魏晉之交“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的殘酷政治環境中所表現出的“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的一份品格上的操守，這就是此詩在政治及教化上的意義與價值。而“西方有佳人”一詩表面上是寫對於一個“佳人”(美女)的追求想望之情的，而中國傳統觀念認為，如果這其中沒有托喻，只是寫男女之間的感情，裡面找不出一個可以比附政治教化的內容來，當然就不值得一選了。所以方東樹說他雖有屈原《九歌》的意思，但指向卻不明確。談到《九歌》，我還要先介紹一下與它有關的一些知識。《楚辭》裡有一組叫《九歌》的詩，雖然稱作“九”歌，其實是十一首歌，這其間有許多說法，有的認為中國古代所說的九是數字之中最大的一位元數，因而它常有指代或象喻各種事物的總體或極言其多、其高的意思，所以《九歌》就是“許多歌”、“歌遍徹”的意思。還有人認為這十一首歌裡面《湘君}與《湘夫人》可以合算為一首，《大司命》與《少司命》也可以合算為一首，這樣就正好符合《九歌》的意思了。另外還有一種看法說這十一首歌中，開頭是一個總序，結尾是一個總結，不算開頭、結尾的兩首，剩下的正好是“九歌”了。那麼究竟《九歌》所歌的是什麼內容呢?表面看起來都是祀神之歌，因為中國古代的楚地一向是以神奇浪漫而著稱的，楚國這個地方的人民“信鬼而好巫”，因此對於神仙鬼怪比較迷信和崇拜。《九歌》就正是他們表達抒發對各種鬼神敬仰、祭祀之情的巫歌，如歌頌日神的《東皇太一》，歌頌雲神的《雲中君》，歌頌湘水之神的《湘君》、《湘夫人》，歌頌山神的《山鬼》，歌頌河神的《河伯》，以及讚頌主宰人類命運之神的《大司命》、《少司命》等等。那麼這些歌曲的作者是誰呢?一般來說也有幾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它是楚國當地流傳已久的地方巫歌，另一種認為它是屈原創作的。還有一種意見調和了前面兩種說法，認為它原本是楚地的民間巫歌，後來經過屈原的修改及再創造而形成了今天這個樣子的。總之在這些祀神的巫歌裡確實有很多表現君子美人、男女思慕的內容，很像是出於屈原之手筆。以前我在講《楚辭》時，曾說過中國古代詩歌中關於“香草美人”象喻傳統是源于屈子的《離騷》的。而《九歌》因為它是巫歌，“巫”是溝通神鬼與人間資訊的特殊之人，這些人中也有男巫、女巫的性別不同，同時他們所祭祀的對象也有男神、女神、男鬼、女鬼的不同性別。一般說來，男性的神、鬼，都由女巫來祭祀，而女性的神、鬼則用男巫來祭祀。這樣《九歌》’中就自然有了表示男女思盼愛慕的內容，他們表示愛慕就是希望這個神早日降臨。如《少司命》裡的“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是說那位神仙像乘著旋風，撐著雲做的旗子飄然而來，倏忽而去，來去無言，行色匆匆。他說當神未降臨時，我就開始懷念你了，“悲莫悲生別離”，而當神仙降臨了，我就非常愉快， “樂莫樂兮新相知”。這兩面兩句的思慕之詞所表現的正是對神靈早些降臨的企盼渴慕之情。此外在《湘夫人》中還有這樣兩句“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這裡寫的完全是香草、美人、男女思念，他說沅水上邊有芬芳的芷草，澧水邊上有美麗的蘭花，我就在這美麗芳香的花草之間思念著君子你的到來，但我卻不好意思將這種思念之情說出來。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像這類表示男女愛悅的內容在《九歌》中是非常多的，但中國詩歌傳統中並不認為它是淫靡、低俗的，可像北宋柳永所寫的那些單純表現男女愛情的詞卻被斥之為市井俗詞，一無可取之處。所以方東樹才說阮籍的這首詩，如果你認為它是具有屈原《九歌》的意思(其實《九歌》是否屈原之作，尚未有定論)，但它又找不出像《離騷》、《九歌》中那麼明確的指君、指神的根據來；如果就算他詩中所說的“佳人”不是指曹魏的君主，而是“懷古聖賢”的，則又不免太過於浮泛不實了，所以這首詩“可以不選”。
我要說“西方有佳人”這是一首很美的詩，我常說，一首好詩的標準，不全在於它裡面有多少道德、倫理、政治、教化的暗示和托喻，而在於它能否傳達出，或能傳達多少感發的力量，是否能夠引起你心靈、精神、品格上的觸動，使你由此生出一種向上、向高、向遠、向美的追求嚮往之情。王國維《人間詞話》裡曾讚美《詩經?蒹葭》一詩“最有風人之致”，所謂“風人”就是詩人，是能夠用詩來打動你的人。“風”在中國文學裡常代表一種感發的力量，自然界的風可以吹動你的鬢髮，撩動你的衣衫，而文學作品中的風”則可以?觸動你的心靈，打動你的情感，鼓動你的精神。《蒹葭》一詩就具有這種使你為其所動的力量，他說“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這真是很美的一首詩， “蒹葭”就是我們所說的蘆葦，它長在水中，每到秋天就開出那種像棉花絨毛一般的花來。他說你看那一湖秋水之中的蒹葭，蒼蒼茫茫，渾然一片，清晨的露水因氣候的寒冷而凝為白霜，遠遠看去更是一派如霧、如煙、似夢、似幻的淒迷景象，就在這樣一個空曠、寂寥、茫然、淒清的時節，我懷念起那位心中的“伊人”(多半指女子)，她似乎就出現在水的那一邊，我逆流而上將她追尋，然而“道阻且長”，忽然覺得路遙且多艱，反而離她更遠；於是我換轉方向，順流而下去與她接近的時候，我明明看到她好似就在水的中央，卻怎麼也不能靠近她。詩中那種對於這位美麗之“伊人”所表現出的一種求之難得、棄之難舍、可望而不可即的企盼、追尋、渴求、想望之感，正是王國維所說的所謂“最有風人之致”的地方。其實，我們不要管這“伊人”是誰，是男，或女，是真有，還是本無，重要的是她啟動了你心靈中的一份美好的追尋求索的情懷，這才是詩歌中最寶貴、最重要的價值所在。阮籍的這首詠懷詩雖然不能夠用魏晉之間的某些政治事件或教化道理來比附，但他所寫的卻是這樣一種對於美好、高遠境界的追尋、嚮往的感情，下面我們來看看這首詩：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璜。
修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
寄顏雲霄間，揮袖淩虛翔。飄飄恍惚中，流盼顧我傍。
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
古直的《阮嗣宗詩箋》在注釋“西方有佳人”這一句時曾舉出了許多出處。他首先引了《詩經?邶風?簡兮》中的“雲誰之思，西方美人”句。這首詩的開頭是這樣的：“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萬舞”是當時周朝的一種舞會的儀式，一個大的典禮活動就要有一個萬舞的儀式。“簡”是選擇的意思，這首詩表面的意思是說我們要簡選那最美的舞者，來舉行一個大型的歌舞的儀式。詩的最後幾句話就是“雲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記得早在講屈原時我曾說過，中國文學自《離騷》以來就有了一個“香草美人”的傳統，但《離騷》裡所說的“美人”可以指君主，可以指賢人，也可以用來自比。而《詩經》裡的美女大半是寫實的，像《碩人》那位“碩人”有名、有姓、有身分、有地位，連與皇親國戚之間的親屬關係都寫得十分落實。再如《有女同車}中寫的“有女同車，顏如蕣華”，寫一個女子與我同坐一輛車，她的容貌跟早上的木槿樹上的花朵一樣美麗。像這些都是很實在的一個人或事，但唯獨《簡兮》這首詩，有人認為“雲誰之思，西方美人”四句是讚美當時周朝的祖先西伯美德的，西伯就是周文王，他是在商紂時被封為西伯的。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他們認為《簡兮》這首詩寫的就是當時為了“萬舞”而要選擇一個真正的美人，而這類人是在西方的，並沒有任何托喻的意思。總之，阮籍這首“西方有佳人”是有出處的，而“西方”二字是出於《詩經》的，那麼“有佳人”這三個字又出於何處呢?古直的注釋裡又引了《漢書‘外戚傳》裡的記載：李延年善歌舞，他曾作有一首惟人歌》：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外在曹子建的《雜詩》裡有一首“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的詩。可見，佳人是各方都有的：‘南國有佳人”，“北方有佳人”，“西方”也“有佳人”。不過在這些“佳人”中，有的是指現實中的真正美麗的女子，像李延年《佳人歌》裡所詠唱的那位“佳人”就是他的妹妹李夫人。而另外的如曹植《雜詩》中“南國”的那位“佳人”卻是含有喻托的，她是作者自喻其才德之美的。那麼阮嗣宗的“西方佳人”說的又是什麼呢?他說這位“西方佳人”是非常美麗而有光彩的，我曾屢次講過，凡是真正的美，不是外表塗上去的顏色，而是從裡面放射出來的光彩。我們讚美一個女子的美麗時經常說她是光彩照人，就是這個意思。阮嗣宗說這個“西方佳人”的光彩亮麗“皎若白日光”，就如同白天的日光那樣明媚奪目。這裡他用白日的陽光來作比喻，也是有其出處的，宋玉《神女賦》中說楚襄王在高陽臺上睡覺時夢到一個神女，當這個女子到來的時候，“共始來矣，光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樑”，宋玉說這個女子是帶著一片光影出現的，好像早晨的太陽剛出來，一道明媚的金光就射到了你房間的屋樑上一樣，阮籍用的就是這個出處。下面他接著說這個女子不僅容貌光彩照人，而且她的衣飾也很美，她“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璜”。“被服”就是“披戴”或“穿著’’的意思，她說這個女子身上穿的是用那種最細、最薄的纖羅織成的最美麗的衣服，身體的左右還佩帶著一雙璜狀的美玉。“璜”是什麼形狀的呢?“半璧曰璜”，是說璜的形狀就好像是半個璧的樣子。你要知道，古人選擇佩飾還不光是為了美觀，他還有一種更深的寓意在裡邊。“環”，從聲音上就給人一種圓滿、全面、環繞的感覺；而“塊’’字的發音就有分裂、訣別的感覺；至於“璜”，從這個字的構造上看，它是個形聲字，右邊從“黃”，你知道“橫”字的右邊也從“黃”，因此“璜”字無論從聲音，還是形狀構造上都具有一種平穩均衡的感覺，所以“左右佩雙璜”這句詩中還蘊含著品德操守上持恒、完美的意思。接下去他又說這個女子“修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修容’’出自屈原《離騷》的“余獨好修以為常”一句，“修”當矯正、調理、修飾講，屈原的意思是說：我是以經常保持清潔美好的形象作為自己一貫的人生態度和習慣的。而這清潔美好的所指即是他的品格修養。總括前四句的意思，他是說那個美麗的“佳人”即使有了“皎若白日光’’的美麗容貌，“被服纖羅衣”的美妙服飾， “左右佩雙璜’’的美好品德，也仍不以為滿足。她還要不斷地修飾完善自己：“修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姿”是說她的風姿、姿質。姿是一種態度，一種風度，是一種活動著的美好姿質。不但如此，甚至當一陣風從她身邊吹過時，都能將她身體內放射、閃耀著的美好而芬芳的溫馨發散開來，傳播出去。假如真有這樣一位“佳人”，這樣一個美好的理想之物件的話，你怎麼能不對“她”產生愛慕、想望和追尋的感情呢？！
所以接下的“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兩句便寫出了這位佳人對她心目中所追尋、所懷念的美好目標的一份渴求思慕之情。這裡你要注意了，前六句是以第三人稱的口吻寫作者眼中的“佳人’’形象，後八句仍然是以作者的口吻來寫這位“佳人”的內心情感，而不是明寫作者自己的情感。當然作者的理想追求及感情寄託，在對“佳人”的心理描敘中也充分地表現了出來，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他說這個女子登上高處，眺望她思念追尋著的一位令她傾心仰慕的人，而這個人在哪裡呢?阮嗣宗以為如果真有一個值得“佳人”渴慕懷念的人的話，那麼這個人一定比這“佳人”更富光彩、更具魅力，那麼這個人一定來自東方日出的方向，因為只有那裡的人才會“皎若白日光”，“光耀照屋樑”，所以她就舉起衣袖(袂)攏住分散的精神和目光，全神貫注地眺望那朝陽升起的地方。講到這裡，我忽然想到很多年前我曾寫過一首《踏莎行》的小詞，是表達我對故鄉故園的懷念之情的，我說：“黃菊凋殘，素霜飄降，他鄉不盡淒涼況。丹楓落後遠山寒，暮煙合處空惆悵。雁作人書，雲裁羅樣。相思試把高樓上，只緣明月在東天，從今惟向天東望。”上闋我寫的是身處加拿大的異國他鄉，天涯飄泊的內心孤獨與淒涼；下闋在寫我對故鄉家園的思念之情時說：“相思試把高樓上，只緣明月在東天，從今惟向天東望。”這幾句所表達的情意與阮嗣宗的“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只是，我登高樓所望的是玲瓏秋月；阮嗣宗筆下這位“佳人”登高所眺的是明媚的朝陽。但無論是“明月”，還是“朝陽”，它們所象喻的都是光明、理想和希望。接下來“寄顏雲霄間，揮袖淩虛翔”寫出這位“佳人”品格追求的高遠與遼闊。她把自己的美好容顏寄託于高深莫測的雲天之上，而不是降落在卑污齷齪的塵世之間，不但如此，當她行動起來時就“揮袖淩虛翔”，古人穿的衣服都是寬袍大袖的，袖子一舉起來，就像兩隻翅膀一樣宛若淩空而上，隨風而翔。她在追尋中期待著與她心中的偶像相遇，可那理想中人在哪裡呢?“飄飄恍惚中，流盼顧我傍”這兩句已不只是借寫“佳人”之情而發揮了，而是直接寫出阮嗣宗內心中的一份如夢如幻的期待渴盼之情。人們常常會有這樣的感受，當你對熱烈嚮往、殷切希望的人或事思之既久，求之過切，並將全部精神都投注進去的時候，你有時會進入一種如真如幻的境界，在這種狀態中，似乎你所希望得到的東西就在你的眼前，只消舉手之勞就能如願以償了。可就在你為這渴望已久，並且近在眼前的所得而激動、驚喜的時候，你再定睛來看，那剛才分明所見的一切竟都化為烏有了!這首詩的最後四句所寫的正是這樣一種境界。你在“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的殷殷企盼之中，忽然眼前一亮，你夢寐以求，朝思暮想的那位理想的“偶像”出現了，她像雲霞一樣飄忽不定、模糊不清；“飄飄恍惚中，流盼顧我傍”，你分明感覺到，她在從你身邊經過時曾回眸一顧，那脈脈含情的目光與你相遇了。
你仰慕已久、渴求已久的心終於與你所期待的人相遇合、相溝通了。這就像宋代詞人周邦彥詞中所說的：“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間風月如塵土。”周清真是說他在通往蓬萊仙境的路途上曾遇到了一位女子，二人相遇合後不用說一句話，只是微微一笑，其相互瞭解、相互傾慕的程度就已勝過與世上任何人的交往了。這也就是屈原所說的“目成心許”的境界，你要知道世上有些交往，就算你和他相識多年，彼此在意識和心靈上都是陌生而有距離的，相比之下，周邦彥詞所寫的那種“一笑相逢蓬海路”的佳會，的確會使那塵世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變得如塵土一樣不值得一提了。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笑’’是在“蓬海路”上，那是在追求神山仙境，追求美好理想的征途上的相逢，是“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之殷切期待中的相遇，是志同道合、嚮往光明、追尋理想的共同願望與努力才使他們一見如故，目成心許的。由此看來，阮嗣宗內心中那一份嚮往光明理想的殷切希望與他詩中“西方佳人”，那“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的企盼之情也在尋求理想的“蓬海路”上偶然相遇了，然而這種遇合來得太突然、太短暫、太迅速了，飄飄恍惚中他還未來得及把握住，她便又飄然而去，最終只落得((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的終生抱憾。“悅懌”是形容他們相互愛悅歡喜的心情；“交接”是交往接觸。“晤”是相見、會晤的意思；“言”在這裡是表示語氣的虛詞，不當說話”講，如《詩經?衛風?伯兮》“願言思伯”中“願言”即“眷然”的意思，“言”在其中只是個語助詞，沒有實在意義。阮嗣宗這兩句是說我們嚮往光明，追尋美好理想的共同心願在不期而遇的恍然一顧中感到了無限的愉悅和欣喜，但未等我們說一句話，有一個交接的機會，就又匆匆離去了，因此反而使我陷入了這種相見不如不見的感傷之中。司馬光寫過一首詞，其中有一句說“相見爭如不見”，人間有這樣一種情形，假如大家都在塵土之間生活，大家都爭逐於世俗利祿之中，如果你沒有什麼更高遠的追求、更深刻的覺悟，你就會像“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一樣習以為常地適應、習慣這一切。但假如你不甘心過這樣的生活，你有更高、更遠、更美好的追求，而且你曾經看到了一線光明和希望，看到過那恍然洞開的天窗外稍縱即逝的迷人色彩，可你卻只能望而興歎，?無法企及。這確是人生的一件很可悲哀的事，對於這種見而欲求、求而不得的情感境界，清末詞人王國維表現得最好。以王國維的品格理想而言，他確是追求高遠、完美的，而且他真的是探觸到了社會、道德、宗教、哲學以及人生的許多真諦的，然而他所處的時代和現實與他所追求嚮往的理想實在是相去太遙遠了，因此他常生活在矛盾、痛苦和悲哀之中，他的許多詞就表現了這種心態和感情。如《蝶戀花》一詞中曾寫到：“憶掛孤帆東海畔，咫尺神山，海上年年見，一霎天風吹棹轉，望中樓閣陰晴變。”又如另一首《浣溪沙》詞說： “山寺微茫背夕曛，鳥飛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雲。試上高峰窺皓月，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讀了上面這兩首小詞，你若以為王國維真的曾經掛帆東海去尋求神山樓閣，或真的登山寺窺皓月，沉迷於天外孤磬的玄妙之音，那就錯了，其實這兩首詞都不是寫實的，而是用象徵主義的手法表現心靈境界的。“憶掛孤帆東海畔”寫出他早年曾志意不凡，敢於獨自一人撐起理想的風帆去追求那最美好最高遠的仙境。中國古代傳說東海上有三座仙山蓬萊、方丈、瀛洲，是仙人居住的地方。或許是他晝思夜想、夢寐以求的緣故，他分明覺得那海上的仙山瓊閣，就在咫尺眼前，而且不是阮嗣宗說的“飄飄恍惚中”，而是“海上年年見”!可是當他滿懷對“神山樓閣”之親見，對“上方孤磬”之親聞，“掛帆”出海，“試上高峰”的時候，突然一切都發生了變化：“一霎天風吹棹轉”，“偶開天眼覷紅塵”。“棹”是船槳；“覷”就是看；“天風”是那種無法抵抗的天外來風；“天眼”是能透視萬物的天神之眼。那曾經是望中的“神山樓閣”，那曾是耳畔的“上方孤磬”，都被無情之“天風”吹得無蹤無影，借助天神之眼，回顧自己所走過的艱險求索之路，結果才發現自己依然還是滾滾紅塵中人!這種情況下，你內心的失望和悲慨是可想而知、不言而喻的，這就是阮嗣宗所說的“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的境界，所不同的是阮嗣宗只寫了一種追尋，單純的追尋和尋而不得的遺憾，而王國維卻表現出一種哲理的反省、思索和覺悟，這與他深受西方哲學的影響有關。但無論怎樣，不管阮嗣宗的“佳人”是指君，還是指古聖賢，也不管王國維的“樓閣神山”、“上方孤磬”是指宗教哲學的靈光，還是社會人生的真諦，總之他們所共同表現出來的是千古才人志士所共有的一份基本心態：他們永遠處在不甘的追求之中，也永遠處在求不得的悲哀之中，這種永恆的矛盾痛苦、感傷悲慨之情正是這首詩之所以會興發感動我們的力量所在。這也是我以為這首詩是應該選，應該講的原因所在。
好，由於時間的關係，阮籍的詩我們就講到這裡，下一次我們再來看嵇康。
漢魏六朝詩講錄 葉嘉瑩
第四章 正始詩歌
第八節 嵇康之一
從今天開始我們就要介紹嵇康的詩了。關於嵇康，我們在講阮籍詩的時代背景時已經做過介紹了，今天我再把他說得更詳盡一點。上一次我曾經談到嵇康的姓氏問題， “嵇”字，有人念“ji（一聲），有人念“xi”，還有人說嵇康本姓“奚”，後來他為了逃避冤仇而改姓“嵇”了；總之關於這一問題，歷代的考證學家有不同的說法。
大陸上有一位叫侯外廬的學者，他在一本《中國思想史》中談到魏晉時代的思想時特別提出了嵇康這個作者，他認為如果以詩歌創作而論，阮籍的詩比嵇康寫得好，而如果就其作品的思想性而言，應該說嵇康比阮籍更深刻、更具思辨性。嵇康寫過許多篇論文，最有名的像《養生論》、《聲無哀樂論》等，此外還寫過《宅有吉凶論》、《難自然好學論》等。他討論了許多天人之間的問題，他認為人若是順乎自然，依其天性就可以延長你的生命，反之你若做了許多損害自然天性的行動，你的生命就會受到斫喪；他認為音樂是沒有哀樂之別的，是由於聽音樂的人有哀樂不同的感受，所以才說音樂是有哀樂的；他認為宅是有吉凶的，可是宅自身不能單獨有吉凶，要與人配合起來才有吉凶的作用。無論他的這些論點是否可靠，總之嵇康確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侯外廬在談到他的姓氏問題時認為他們自稱本姓“奚”，後為避冤仇而改姓“嵇’’的說法不完全可靠，因為假如為“避冤仇”就應該逃離本地之後，然後改姓，可據歷史上的考證，嵇康他們根本不曾離開過本地，因此改姓一說是不可信的。那麼侯先生的看法是如何的呢?他以為嵇康是譙郡人，曹魏的曹操也是沛國譙郡人，他們是同鄉，而從譙這個地方出來的人，有許多都存在著家世出身的疑問，我在講曹操詩的時候講過，曹操的家庭是起於微賤之中的。在他的《讓縣自明本志令》中自己就說他出身微賤，惟恐當時的人們不能認識到他自己的才能和價值，所以才渴望建功立業。後來當他們曹氏家族得意之後，他們就任用了許多故鄉的人，這些人也同樣都是出身微賤的。根據侯外廬《中國思想史》的考證，我們只知道嵇康的父親叫嵇昭，當曹操起兵之後，嵇昭曾經協助督運軍糧，並以此得到了仕宦地位的。至於嵇昭以前的祖輩，歷史上就沒有什麼記載了。所以侯外廬的意思以為，嵇康與曹操一樣都是家世出身背景不詳的微賤門第中人。在當時譙郡，“奚”姓是一個有名望的家族大姓，所以嵇康他們就借此自稱本來姓“奚”，只是後來才改姓“嵇”的，其實“嵇”正是他的本姓。以上所說都是根據侯外廬先生的考證，對這個問題我並沒有做過考證，我只是把前人的看法介紹給大家。關於嵇康與曹操家族的關係，記得我以前也講過，他所娶的長樂亭主是曹操一個孫子的女兒，這就是說嵇康與曹氏家族有宗親關係。
至於說到嵇康的為人，其實毋須我來介紹，他的許多文章都是對自己的詳細介紹，我上次談過他的一篇《與山巨源絕交書》就是他為人的自白書。山巨源就是山濤。山濤到後來依附了司馬氏，在司馬氏的手下做了“吏部郎中”，後來又升為散騎常侍，這時他想要“舉康自代”，想推舉嵇康來接替自己的“吏部郎中”之職。如果按照當時這幾個詩人的年齡采看，山濤應該是年齡最大的，我推測很可能山濤是以長者的身分勸薦嵇康來接受這個官職。但以嵇康與曹魏家的關係而論，他顯然是反對司馬氏的，如果接受了山濤的舉薦，那無異於也投靠依附了司馬氏，所以他當然不會接受的。不但不肯接受，他還寫了一封言辭激烈的與山濤斷絕交往的信，即《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雖然寫過關于養生的文章，也知道人應該泯除喜、怒、哀、樂的感情，因為這些情感是足以斫喪你身體、生命的根源。他雖然能知，且說得很有道理，可他這個人能知不能行。他是個性情剛直的人，這點不論從他的文章，還是他的詩歌裡我們都能看到，他的詩文的好處與缺憾都正在於此。他文章寫得剛直峻切，噴薄而出，具有一股氣性。世上有些人不管受到怎樣的委屈、羞辱也不輕易發火，而另有一些人氣性很強，他們一點屈辱、污穢都不能包容和忍受，嵇康正是這樣的人，從歷史上記載著的與他同時代的幾個人對他的評論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來。我在講阮籍時說過，魏晉之間的名士在當時錯綜複雜，風雲變幻的政治鬥爭中大多不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志意在仕途上發揮才能、施展抱負，所以他們就把自己的才能寄託在飲酒、服藥、彈琴、吟嘯之上。
魯迅先生曾寫過一篇《魏晉風度與藥及酒的關係》，其中就講到魏晉名士們飲酒與服藥的事。據說那時的文人名士們所服的丹藥有很多種類，最有名的一種藥叫“五石散”，說是取許多礦物質，什麼紫石英、什麼‘‘白石乳’’等多種礦物質混合在一起熔煉，待煉成粥狀之後就可以服食了，服用之後就需有許多要注意的事情，比如衣服不可穿得太緊了，因為服食的藥效一旦發作起來，皮膚就會變得很敏感，很容易因摩擦刺激而產生痛癢的症狀，所以你看魏晉時那些名士的衣服都是寬袍、緩帶、大袖的樣子，那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生活上的背景。
《晉書?嵇康傳》上記載說，當時還有一個服藥的人叫王烈，有一次他在山上得到一種“石髓如飴”的東西，我想一定是某種岩石的漿乳，他們認為吃了這個東西可以長生，就把這東西視為寶貴之物，王烈他就自己吃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準備留給嵇康吃，沒想到留下來的那一半很快就凝固成石頭了，於是他們就說嵇康這個人沒有長命的因緣。
《晉書》上還記載了一些當時文人名士們彈琴、吟嘯的故事。阮籍不是說他“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嗎，而且阮籍的侄子阮咸就是中國古樂器“阮鹹”琴的發明者，這種樂器名稱的來歷顯然是依據創制者的名字而命名的。
嵇康也是一個擅長彈琴的音樂家，歷史上記載說嵇康臨死前，人家問他有什麼話要說，他說請把我的琴拿來，我要最後彈一支琴曲，並說從前有一個叫阮孝尼的年輕人要跟我學這支曲子，我不肯教他，可現在我要死了，這支曲子從今以後再沒有人會彈奏了。這就是被稱之為他，臨終絕唱的《廣陵散》。
而關於這曲《廣陵散》，歷史上也流傳著一段故事：據說有一次嵇康到外地出遊，一天夜裡他在野外的一個叫作“華陽亭”的地方留宿，夜深不眠，他就取琴來彈。忽然他發現附近有一人影在聽他彈琴，後來這人漸漸與他接近，並與他共談音律，還要過琴來彈了這曲聲調絕倫的《廣陵散》，並且還把這支曲子教給了嵇康，不過他囑咐嵇康說：這支曲子你可以學，卻千萬不能再教給別人了。說完，那人就不見了。這當然只是傳說，我講這些是為說明嵇康與當時那些文人名士們在寄情酒、藥、琴、嘯中所表現出來的個性，以及他們對嵇康為人的評論，現在我要特別提出那個擅長吟嘯的孫登對嵇康的評價。
在講阮籍時我不是說有一次阮籍登上蘇門山去拜訪孫登的故事嗎，要知道孫登才是一個真正的高隱之士，阮、嵇兩人都無法與他相比，因為他們都不能做到既潔身又自保的程度：阮籍為了苟且全身，內心充滿了那麼多抑鬱痛苦卻不能抒發；而嵇康呢，—為了潔身全節輕易地得罪了司馬氏，最後慘遭殺身之禍。由此可見，真正能夠潔身遠禍、保全身心的人是孫登。歷史上記載著嵇康也去拜訪過孫登，並與之交談了很久，而孫登的表現依然是不大講話，最後嵇康臨走時，孫登才開口說了一句話：你這個人“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意思是說，你雖然很有才氣，但你的“識見”缺乏，所謂“識”者，就是“知幾”的能力，中國古人說“知幾其神乎”，是說在一個人的修養上，你不但要讀書、明理，還要知幾，“幾”是微弱細小的意思，是事件將發之前的細微徵兆。比如古語有“月暈而風，礎潤而雨”，這裡的“月暈”與“礎潤”就分別是“風”與“雨”的徵兆。所以“知幾”是一個人洞察、預料事物發展趨勢的一種見識。孫登這位高隱之士認為像嵇康這種“才多而識寡”的人生當“今之世”這樣激烈複雜的政治鬥爭中是很難倖免於難的。這種徵兆，不但像孫登這樣的人一望即知，就連嵇康的很多朋友和家人也都看到了。後面我們要講他的《贈秀才入軍》一詩，有人說這裡的“秀才”就是他的哥哥嵇喜，從詩中我們能看出他與他哥哥嵇喜在出處的態度上是很不相同的，何謂“出處”，“出”是出仕，“處”是隱居獨處，不去做官。
根據侯外廬先生的考證，嵇康以前做過中散大夫的原因，是由於他與長樂亭主結婚之後，作為曹魏宗親、皇親國戚，?當然得有一個官職了，所以就給了他一個中散大夫之職，不過這種官職是比較閒散的，對政治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和影響。等到司馬氏勢力逐漸強大起來之後，嵇康便連這個閑官也不再做了。所以山濤才推薦他出來接任自己的“吏部郎中”，但他沒有接受。這時他哥哥嵇喜卻出仕了，一會兒我們可以從他與嵇喜兄弟二人互相贈答的詩作中瞭解到他們各自所持的態度。此外他還寫過一些答贈朋友的詩，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答二郭》詩， “二郭”是嵇康的兩個姓郭的朋友。在他們的贈答詩中，我們也看到了這兩位朋友對嵇康的忠諫和規勸，這些話與嵇喜和孫登的看法很相似，都是奉勸他不能如此訐直地得罪這許多人，要知道保全自己，盡力與世俗“和其光，同其塵”(《老子》五十六章)。老子所說的“和光同塵”就是說要涵蓄光芒，混同塵垢，與世俗做一些妥協，這樣才能免除身家性命的危險。你看，通過我們剛才所說的，與他同時代高人孫登、他的哥哥嵇喜，以及他的朋友二郭等人對他的評論與勸說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嵇康的為人是如何的。除此以外，更能表明他為人處世態度的，還是他的那篇《與山巨源絕交書》。我們沒有時間講他的全文，只能摘出其中的幾段話念給大家聽一聽，從中你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嵇康這個人。
在文章的開頭他說：“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意思是說，從前我們最初剛剛在穎川相遇的時候，你就稱讚我，那時我常常認為你是我的知己，不過我也很感奇怪，因為我們以前並不熟悉，怎麼會剛一見面你就能認識我呢？接下去他又說：“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這句是說，前年我就聽我的朋友說你要推薦我代替你去做吏部郎中，這個事情雖然沒有成，但我由此知道了你原本是並不瞭解我的。後面的話就越加激切了：“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屍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膻腥”。他說你這個人是四面“傍通”的，你認為什麼都可以，很少有什麼事情是認為奇怪而不可為的；而我則是個“直性狹中，多所不堪”的人，他這幾個字很準確地概括出自己性情，“直性狹中”是說自己性情耿直，氣量狹窄，對一些不合于自己心意的事情無法容忍，所以“多所不堪”。由此可見我們彼此性情不合，不可能真正瞭解、認識對方，只是偶然與你相識罷了。近聞您又仕途遷升了，我深為憂慮不快，你推薦我來代替你空下來的職位，恐怕就像是“羞庖人之獨割，引屍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膻腥”一樣。 “庖人”是廚師，這裡指那些宰殺豬羊的屠夫。“割”即宰殺。他的意思是說我恐怕你是不願意一個人動手弄得滿手鮮血，於是才“引屍祝以自助”，“屍祝”是古代行祭祀之禮時那個扮演神靈的人，這個人是保持清白、冷靜，決不參加殺豬宰羊的工作的。嵇康認為山濤做了官，還要拉嵇康也出來做官，就像那屠宰牲畜的廚夫，不好意思看到自己一人雙手沾滿淋漓的鮮血，於是就要把那清白的屍祝也拉出來，“手薦鸞刀，漫之膻腥”，“薦”是用手托著，“鸞”是寶刀上的裝飾，他說你一人操刀還不算，還要把刀也傳遞給我，滿不在乎，隨隨便便地也引我走到那個鮮血淋淋、膻腥污穢的場合去，這樣的事情我是絕對不能去做的。你看，在這封信的開頭一段嵇康就把山濤諷刺了一頓。
後來他又說：“吾昔讀書，得並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他說我從前讀書時，常從書中看到有一種耿介、正直，不隨俗沉浮、苟且迎合的人的，那時我不相信天下真會有那種寧可冒著犯上殺頭的危險，也要堅持自己耿介孤直本性的傻瓜。而現在我才相信世上果真是有這樣的人的，因為“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如果你天性中有不能容忍的事情，那真是不能勉強去做的。就像陶淵明，他寧肯去躬耕南畝，忍受饑寒交迫的痛苦，也不能忍受“口腹自役，違己交病”的仕途生活，如果違背了自己的本性去做他不喜歡的事情，那他就會覺得滿身是“病”。“交”者，極言其多，“交病”，是各種各樣的不舒服交織在一起的痛感。嵇康說，他現在才終於發現自己之所以在眾人的勸告之下（他哥哥的勸說，他朋友二郭的勸告，隱士孫登的勸誡……）不能改變的原因是，他天性中具有許多“不堪”與“不可強”的事情。那麼哪些是他所“不堪”與“不可強”的天性呢？他又是怎樣形成了這樣一種天性的呢?在後面的一段話中他做了清楚明確的回答。他說“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複疏懶……”他認為自己形成這樣一種性情是由於他本身就是一個“疏懶”散漫的人，再加上少時“孤露”，無父曰孤；他的父親很早就去世了，故曰孤。“露”是裸露，沒有上面的蔭蔽和保護的意思，正因為“少加孤露”所以才愈加地致使“母兄見驕”，被母親和長兄所寵愛、嬌慣、任縱。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既然我講到這裡，就順便談一下，這裡說的“母兄見驕”的兄，有人說就是他《贈秀才入軍》詩裡的嵇喜。可是根據侯外廬與《嵇康集校注》的作者戴明揚先生的考證，這個嬌縱他的兄長不可能是嵇喜，證據有二點：一是嵇康曾經寫過懷念家裡親人的《思親詩》，在這些詩裡有“思報德兮邈已絕，嗟母兄兮永潛藏”的句子，他說我想要去報答家裡親人對我養育的恩德，可是我所應該報答的這些親人卻都已去世，離開我那麼久遠了，我只有對“永潛藏”，永遠深埋在地下的母親和長兄表示我深切的悲悼之情了。
從這詩裡可以看出嵇康的那位從早寵愛嬌縱他的兄長早已先他而逝了。而且根據歷史上的記載，當嵇康臨死前要求取琴來彈時，那個把琴拿給他的人就是嵇喜，這說明嵇喜是死在嵇康之後的，這是一個證明。此外還有一點也可證明即他的那個有恩德于他的哥哥應該是比他年長得多的，而從他給嵇喜的贈詩中所記載的他們同輩兄弟之間的嬉戲遊玩的事情中看，這個嵇喜不像是那個比他年長很多的長兄。
以上這些都是後來學者們的考證，我這裡順便提一下。無論嵇喜是不是曾經嬌寵過嵇康的哥哥，總之他確實有一個從小對他倍加寵愛的哥哥，所以他說“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他自雲“不涉經學”，沒讀過古代聖賢的經典著作，這實在是嵇康的客氣，其實他不是沒讀過這些經學，而是不受這些儒家禮法觀念的束縛罷了。後面他又說自己“性複疏懶”，“疏”是馬馬虎虎，粗心大意，又很懶惰；“筋駑肉緩”，我身上的肉與筋都是鬆弛的；這還不算， “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我的頭髮跟我的臉常常一月之中有十五日不梳洗，不到悶癢得難以忍耐時，我都不洗頭。後面他說得就更妙了：“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他說我連上廁所都懶得去，直到實在忍不住了，才往廁所跑。你看他什麼話都說出來了，嵇康就是這個樣子：一方面他天性中就有這種耿介、孤傲、率直的本色，另一方面他是要故意說這些不登大雅、不合禮法的話給山濤聽。你山濤不是那麼正經、那麼嚴肅地跟我大談規矩禮法嗎？我偏要說這些難堪的話給你聽，讓你明白我對你那套規矩禮法根本就不屑一顧!
非但如此，下邊他又進一步歷數了他天性中的“必不堪者七”，一定不能忍受的七件事，和“甚不可者二”，別人認為我一定不可以這樣做的二件事。他說“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我喜睡懶覺，早上起得很晚，我若接受你的推薦去做官，那看門的人很早就要催我起床，這是我首先不能忍受的。“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我喜歡抱著琴隨便走到哪裡吟詩歌唱，我還喜歡到草野之間去遊玩釣魚，要是做了官，平時身邊跟著大群隨從，我就不能隨心所欲地自由活動了，這是第二件不能忍受的事。“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複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讓我直呆呆地正襟危坐，身不得動，腿不能搖，我受不了，因為我不喜歡洗頭，也不喜歡洗澡，身上長了許多蝨子，一癢起來就要抓個不停，可一旦做了官，身上就要穿起禮服，頭上也得戴上禮帽，還要給長官作揖叩拜，不能妄動，這是我無法忍受的第三件事。“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幾，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我平時就不喜歡寫信，而人間的繁雜之事如此之多，如果做了官，桌子上堆滿讓我應付處理的公文，我若不去應酬，就不合乎規矩職責，若勉強應付，又不能堅持很久，所以這是我不能忍受的第四件事。“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己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世俗之上有許多需要禮尚往來的應酬，如弔喪等等都是我不喜歡的，但人情世俗對此卻很看重，我如果不去，就會遭人責備，而且我已經因為這些事情招致了許多人的怨恨和中傷了，我雖然有所意識，可本性終不能改，總之我無論怎樣做，都不會有好結果的，因而這是我不能忍受的第五件事。“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這裡嵇康無異是在罵人了，他說我不喜歡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可我一旦做了官就要與這些人一起共事，有時滿座都是賓客，他不說人家講話，而說人家是“鳴聲聒耳”，在我耳邊吵鬧。後邊的兩句就是罵人的話了：“幹變百伎，如在目前”，我們都知道魏晉時的政治鬥爭非常激烈，仕宦途中險惡叢生，那些做官之人要想仕途平穩，有所升遷，就得學會八面逢迎，機巧偽飾，所以官場上到處都是爾虞我詐，勾心鬥角。那些表面看上去正襟危坐、道貌岸然的滿座“賓客”，背地裡什麼營私舞弊的花招和伎倆都使得出來，所以他說這是我第六件不能忍受的事。“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我本來就沒有耐心，如果做起官來，有那麼多公事要處理，那些事務的繁瑣乏味與世故人情混雜在一起要費去我的許多思慮與精神，這也是我不能夠忍受的第七件事。
至於說到在別人看來是絕對不可以做的兩件事，他也十分清楚：“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其實這才是他後來得罪司馬氏，遭致殺身之禍的原因。每非”就是常常非議批評的意思。“商武’’指商湯與周武。他說我平常總愛批評、非議像商湯放桀、武王伐紂那樣的帝王，而且我還鄙薄、輕視像周公、孔子這些極力推行、維護禮法的人。這在當時那些世俗的、講究禮法和教化的人們眼裡是絕對不能夠容忍的，?所以他說是“甚不可”，最危險、最?不應該做的事了。事實上嵇康所非議、指責和鄙視的真正物件是司馬家族，因為你知道在魏晉之交的時代，司馬氏他們是假借著商湯、周、孔等儒家禪讓的美名來做暗中篡逆奪權的事情，所以儒家的那一切禮法美名都被司馬氏利用了作為篡奪的手段。嵇康之所以說不贊成商湯、武王，還不是說不贊成革命，而是不贊成司馬氏的這種篡奪的手段。而“薄周孔”，是因司馬氏把孔、周變成了一個虛偽的外表，變成控制人民的工具。而且後來的專制君主也都假借一些名教禮法來控制人民。這當然不能說是儒家本身的錯誤，儒家的主張和理論有許多都是好的，只是後來被統治階級利用了、敗壞了。你若仔細考察魏晉之間的時代，就會發現司馬家族在此其間是言孝，不言忠的。在他們所標榜的儒家禮法中，他們特別推崇孝道。
以前我講過，司馬集團在為別人羅織罪名時就常常以“不孝”為口實，像嵇康後來被下獄不就是由於他為無辜背上“不孝”之名的朋友呂安說了幾句公道話而受到牽累的嗎?這個故事我前面講過，據說呂安的哥哥呂巽污辱了呂安的妻子，呂安要去告發他哥哥，而嵇康與呂安、呂巽都是朋友，就出面為他們兄弟調合，勸說呂安自家的事情不宜太張揚了，呂安就聽了嵇康的話沒去告呂巽。可沒想到呂巽竟先下手為強，反而以“不孝”之名把弟弟呂安給告了，於是一個“不孝”的罪名就把呂安下到監獄去了。
嵇康是個眼裡揉不得沙子的正直人，他聽說後就親自到獄中為呂安辯護，但因為嵇康的“剛腸疾惡”，得罪了許多司馬氏集團的人。以前我在講“竹林七賢”時提到過鐘會這個人，歷史上記載著說嵇康喜歡打鐵，有一次鐘會帶著人來看他，他不理鐘會，等鐘會要走的時候，他忽然問人家：你“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回答說我“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從此以後鐘會就非常痛恨嵇康這種傲慢的態度。就在這種情況下嵇康來給呂安做證，當然像鐘會這些人是不會聽信嵇康的話的，所以嵇康非但沒把呂安洗刷出來，反而給人家提供了機會，把自己也送了進去。可總不能平白無故地制裁他呀，於是鐘會他們就摘取了嵇康給山濤信裡的這句“每非湯、武而薄周、孔”的話為罪證，告他“破壞禮法”，就這樣嵇康也被關進了監獄。上次我還曾經講過，嵇康被關之後，當時的太學生有三千人公開請願，要求釋放嵇康，而朝廷不但不答應，反而更加快了嵇康的死期，他們懼怕嵇康在學生中的影響，於是就急忙把他斬首了，因此有許多人都說，天下最大的冤案莫過於呂安和嵇康二人的死了。有人說這可能是山濤故意誣陷嵇康，置他於死地的，因為“每非湯、武而薄周、孔”的話本來是寫給山濤的，如果山濤不對別人講，別的人，如像鐘會這些人怎麼會知道的呢？可見山濤是落井下石、蓄意報復嵇康的。對此，我倒覺得山濤還不至於這樣壞，我以為很可能是山濤看嵇康這封信後非常生氣，這是很自然的，你在信裡劈頭就把人家譏諷漫駡了一頓，人家能不生氣嗎?於是山濤當時就拿給別人看了，並且為自己辯白：我推薦你去做官，你不去也就算了，何必要寫出這樣傷人的話來呢。這種辯白確實是很容易喚起別人的同情，當然也會更損害嵇康的形象和聲譽的。所以當嵇康後來下獄了，那些有影響的人非但沒有為他說情，反而覺得借此機會殺了他，也算是他咎由自取、罪有應得的。
好，我們還接著看他這封信，剛才我講了“非湯、武而薄周、孔”是他所說的“甚不可者二”其中的一個，那另一個呢?他說：“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你看嵇康其實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說我內心的心腸，即心胸是剛強、正直的，我對於那些邪惡不公正的事情是深惡痛絕的。這就是他前面說的：從前我讀書時，以為只有書裡有耿介之人，“今乃信其真有耳”，而且深知這種人是因為“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所致，比如我就正是這種性情剛直、遇事就忍不住一定要說、一定要發作的人，這種人的做法是世上所有人都認為不應該、不可以的，而我偏偏具有這種天性，這就像這封信中另外一段話所言： “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湯蹈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這段話意思是說，我的天性固執就好比是動物，你要從小就馴化它，它才會聽話、溫順。若等到它長大了，野生的天性已形成了的時候再把他約束起來，那就好比原野上的一匹野馬，即使你用珍貴的金籠頭、金鞍轡把它裝飾起來，它也不會領會你那一番好意，而照樣狂跳掙脫奔騰，即使前途有刀山、火海，它也在所不顧，因為它忘不了它所生活慣了的?長林豐草、千里原野。嵇康這段話所用—的比喻實在是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瞭他自己的天性和為人。以上我們簡單地介紹了嵇康的生平和性情為人，等會兒我們就開始來看他的詩了。
第九節 嵇康之二
上一節課後有人問我關於《廣陵散》這支曲子的一些事，我想在此再做些補充。
在《晉書》嵇康的本傳裡只記載說這支曲子是得之于神人，卻沒說是怎麼得來的，而據《太平御覽?靈異志》中記載，那是在一天夜裡嵇康因不能成眠取琴來彈，將近一更之時，只聽空中有一個聲音說“善”，是讚美嵇康琴彈得好，但卻看不清說話的人，嵇康就問：既然你說我彈得好，為什麼卻不出來跟我見面呢？那人回答說：因為我已是作古的死人了，而且我的身體是殘損的，不便出來與你相見。於是，他們兩人就以音樂相溝通。差不多等到午夜的時候，空中就有一個人的影像慢慢地清晰起來，這個人是沒有頭的，他是用手提著頭出現在嵇康面前的，他說我也會彈一些曲子，說完就彈給嵇康聽，其中有一首就是《廣陵散》。嵇康認為這支曲子很好，就學會了，並遵照那人的囑咐，沒再傳給別的人，所以嵇康臨死前的唯一遺憾就是“《廣陵散》從此絕矣！”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對待生命價值的問題上，有些人所看重的並不是生命時間的長與短，而是生命意義價值的輕與重，他們更珍重的是自己的才能，無論彈琴的才能，還是寫文章的才能。總之他們對自己所執著投注、全心追求的事情是死也不忍放棄的，就像嵇康和那個傳說中被斬首的無頭人之于《廣陵散》一樣。
說到這裡，我想起曾經看過的一部反映二戰時期生活的電影，它寫的是一個法國女人在一個餐館裡主廚，她的法國菜做得十分有名，當世界大戰開始後，她被迫逃到挪威鄉下去給兩個家庭主婦做管家兼女傭，那兩位主婦以為她什麼也不會，就用自己所會的最簡單的飯菜的做法來每天教她。後來戰爭結束了，她可以回國去，並且還將繼承一筆遺產，就在臨走的時候，她請求兩位女主人允許自己用真正的法國大菜來請一次客。這個故事也同樣說明一個真正有才能的人，他們對自己才能的珍重是超乎金錢和生命之上的。
有一本書我還要提一下，就是戴明揚在1962年寫的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嵇康集校注》，這本書收集的資料很全，而且對其中所收集的資料還附有自己的考證。我要說有些人著書立說，在某一特定的時代環境和歷史背景下是具有特殊的寓意的。阮籍在魏晉之交將自己內心隱藏的萬端感慨借詩歌加以表達，而有的人不用詩，而是用編書來表達。魏晉之交時正直的知識份子嵇康被無端地殺死了，而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反右”之後，“文革”之前將這本表達清白正直知識份子內心感慨的詩文集整理得這麼好，這實在是一件很微妙的事，當然我不能說其中一定有什麼意思，但我深信有許多學術著作之中是有著編著者的理想和志意的。
我要說的主要意思還不是這個，而是戴明揚對《廣陵散》這支曲子做了詳細考證，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戴先生他是懂音樂的，他認識一個朋友，應該是他的前輩，也是懂音樂的，他曾問朋友：你以為《廣陵散》是什麼樣的曲調？從他們的談話我們瞭解到，根據現在音樂書籍的記載，《廣陵散》事實上是傳下來了，樂曲所表現的都是“殺伐之音”。若將這所有的記載與傳聞都集中起來看，那個被斬首的“神人”夜晚提著頭與嵇康相見並傳授了表現“殺伐之音”的《廣陵散》，而且當時有人就說，當司馬家族勢力慢慢強大起來的時候，是有一些人，像母丘儉、夏侯玄等是起兵反叛了司馬的，但這些人後來都失敗了，而慘敗的地點就在廣陵附近，因此有人認為此曲是哀悼因起兵反叛司馬而失敗的英雄們的。而另有一些人卻以起義軍失敗之地並非就是廣陵本地而懷疑、否定這種看法。
對此我個人以為，廣陵是個大城，而且是名城，即使是廣陵的附近，也是可以假託廣陵的。總之，嵇康是否同情當時起兵的母丘儉與夏侯玄，這在歷史上沒有明白的記載，但以他的性格和為人處事的一貫作風而言，他公開反對司馬氏是毫無疑問的，因此而同情、支持起兵反叛司馬氏的人也是極有可能的。而且他當時打鐵的地方，確實留下了一個“淬劍池”，他那時是不是也打制一些刀劍兵器等等，也確實是個疑問，要不然怎麼會僅憑他給山濤信中的幾句話就把他殺死了呢。
以上我是對嵇康的性情行為又做了些補充的說明，作為一個詩人，我們既要瞭解他的詩，又要瞭解他的人，因為人的性情、品格與他的作品風格一定是互為表裡的。《文心雕龍》中有一篇“體性”，就是專門討論詩人性格與作品風格關係問題的，不僅我們中國如此，西方德國的叔本華是個很重視天才的哲學家，他也曾說：作品的風格是作家心靈的相貌。作者有什麼樣的興趣，他喜歡用什麼樣的字和詞，他習慣用什麼樣的結構、形式，這些一定與作者的個性有關係，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花這麼多的時間講嵇康生平性格的緣故。
有許多研究嵇康的人就根據他的性格特點來評論他的詩歌，這裡我要特別提出對魏晉時代作者的研究，有兩本書一定要注意，就是齊梁時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鐘嶸的《詩品》。齊梁是繼魏晉之後南北朝時的兩個朝代，此時期的人對魏晉的作者有許多評語，剛才我提到的《文心雕龍》中專論作家與創作風格的《體性》篇在說明這個問題時曾列舉了許多例證，如“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他說像賈誼這樣性情俊傑英發的人，他的文章寫得非常爽潔，文體格調是清新而壯麗的。而長卿(即司馬相如)，他這個人很狂傲誇飾，你看他寫的長篇大賦都是非常鋪張的。後面他也提到了嵇康，他說“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你知道中國在齊梁時期的文學觀念中，常常把文學批評也視為一種文學創作，因此十分講究用字、用筆、結構、音韻等形式，甚至常常由於追求形式的對稱美麗而有失明白與準確。如這裡說嵇康的“俊俠”，是俊傑、挺拔、偉岸的意思，我們知道嵇康不管他的才華或是他的儀錶都是俊傑的，人家說他“美辭氣，有風儀”，其身高七尺八寸，其站立時“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將崩”，因此有人以為他是比較注意外表的。其實不然，雖然歷史上記載說嵇康是“龍章風姿”，即外表上有龍的神采，內在有鳳的本質，但實際上他卻是“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他視自己的形體與土木一樣輕賤，絕不像歷史上傳說的有人喜歡在衣服上噴香，“橋南荀令過，十裡送衣香”(李商隱詩句)，或是“傅粉何郎”之類的。你看他一月十五日不洗臉、不梳頭，可見他並不注意自己外表的修飾，不過他在本質上是一個很“俊傑”的人，無論其才華或風貌，而且他還是剛腸疾惡，很有俠義之氣的人，所以劉勰說他“故興高而采烈”。
“興高采烈”這個詞，我們現在看，似乎覺得不大合適，還不是說劉勰用的不合適，而是我們後來把這個詞用得與它的本義不相合了，這就跟“風流”這個詞一樣，現在說到“風流”總以為貶意的成分更多一些，而古人，像蘇東坡所寫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裡說的“風流人物”卻是諸葛亮、周公瑾這類英雄俊傑。“興高采烈”也同樣，現在大家都用它來表示很高興的意思，其實這個“興”，是感興，一種感發的力量，宋朝的文學批評家嚴羽的《滄浪詩話》曾標舉“盛唐詩歌唯在興趣”，這個“興趣”也不是你對打球有興趣的興趣，而是因興象高遠而喚起的一種內心感應，由此可知所謂“興高”就是說嵇康的詩有很高、很強大的感發力量，而“采烈”是說他的文辭強烈，極富感情色彩，這是由嵇康的性情所決定的，惟其“俊”，所以才文采濃烈；惟其“俠”，故文辭剛直，感發的力量就直率和強大。此外還有一段對嵇康的批評文字也很精當準確，那是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裡的話：“叔夜婞直，所觸即形，集中諸篇，多抒感憤，召禍之故，乃亦緣茲。”又說，“叔夜衷懷既然，文筆亦爾，徑遂直陳，有言必盡，無複吞吐之致，故知詩誠關乎性情，婞直之人必不能為婉轉之調”。這裡說的“嫜直”是指因性直而得罪人、傷害人。你知道有的人雖性直卻不傷人，如陶淵明，欲仕則仕，欲隱則隱，通篇詩文說的都是真心話、誠實話，但都於人無傷，而有的人，因性直而足以傷害了別人的時候，就稱之為“嫜直”。
嵇康真正是“嫜直”，所以他無論碰到什麼不滿意的事一定要“形”，即表現出來，因此，他的詩文集中的許多篇章都是感慨激憤的，其中最能代表他“抒感憤”的一首詩就是他在獄中所寫的《幽憤詩》，這是非常直率的一首詩，一般的選本沒有選。既然他內心有這麼多幽憤，所以其“文筆亦爾”，文如其人，婞直之人，寫出詩文來也一定是婞直直陳，一點也不掩飾，一點也不含蓄和保留，所以說他是“有言必盡，無複吞吐之致”，不給人留下比較多的反思，缺少回味的餘地。人家阮嗣宗是什麼也不直說，所以阮籍詩就有許多可講的言外之意，而嵇康詩則很難講，因為你一念就把他想說的話都弄明白了，這還有什麼可講的呢，所以陳祚明最後說“故知詩誠關乎性情，婞直之人必不能為婉轉之調矣”。你看他也承認詩歌的創作與作者的性格之間的關係是多麼密切了，我們一定要承認這一點，儘管西方的新批評一派反對用作者的生平來講詩，但我們不是用作者的生平來衡量他作品的價值，我們不是說他人好，詩就好，而是說一個人的性情經歷一定影響他的作品，就如嵇康這樣的“婞直之人必不能為婉轉之調”，一個說話帶有這樣刺激性的人一定不會寫出那種含蓄婉轉的作品來的。好，有關嵇康的材料我們現在就介紹到這裡，下面真的要來看他寫的詩了。
一般的選本在選到嵇康詩時，常愛選《贈秀才入軍》這組詩中的篇章。有的選本還在題目中加上一個“兄”字，即《贈兄秀才入軍》，關於這組詩的篇數，有的說有十九首，有的說只有十七首，其實這種情況我以前在講曹植的《贈白馬王彪》詩時也已曾說過，由於古人所做的組詩是連在一起的，所以在分章的時候就出現了不同意見。另外這首詩裡大多數都是四言的，其中只有一首是五言的，這種情形在講阮籍《詠懷》時也說過，《詠懷》八十五首中有八十二首是五言詩，另有三首是四言的，這一點我們也要知道。還有一個問題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他詩題上說贈兄秀才入軍的那個兄，就是他的哥哥嵇喜。嵇喜曾經舉秀才，你知道魏晉時期是通過舉薦而進入仕途的，如舉孝廉、舉秀才等等，後來被舉進仕途的秀才哥哥從軍了，所以就題名為《贈兄秀才入軍》。由於我們所見的選本一般只選這組詩中的一兩首，因此整組詩中所反映出的問題不容易看出來，比如詩裡有些稱呼不像是給他哥哥的，如“思我良朋”的“良朋”，“佳人不存”的“佳人”等，但也有人辯解說他哥哥從小與他一起玩耍長大，所以也可以用朋友相稱；至於“佳人”與“香草”、“美人”一樣，是什麼人都可以指稱的。總之關於這首詩裡的口吻問題，大家知道曾經有過這些不同看法就可以了。其實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十九首組詩裡所表現出的一種態度，由於一般選本常常選不全，所以整組詩的態度表現得不明確。
這裡我要說第一首的五言詩，這是全組詩裡惟一的一首五言詩，而且這首詩一定是送給他哥哥的，這首詩中所說的話是應該特別值得注意的。其中有這樣幾句我以為可以看出他對嵇喜出仕所持的態度，如“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必危。吉凶雖在己，世路多險峨。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這首詩很長，這只是其中的幾句，你看他哥哥要出去入軍仕宦的時候，他對他哥哥說的是什麼。“鳥盡良弓藏”見於《史記?淮陰侯列傳》，韓信曾輔佐漢高祖奪取了漢朝的天下，可最後卻被高祖殺了，還有一個叫彭越的，也是為漢高祖打江山立了功的，結果也被殺死了，這就像是獵人手中的武器，當他的獵物尚未獲得時，他需要良弓寶箭作為捕獲獵物的工具，但當他的獵物一旦到手，天下既得，江山坐穩了，那些幫他打天下、奪政權的賢人才士就沒用了，所以像韓信、彭越這些人就只剩下死路一條了。這就是“鳥盡良弓藏”的意思。 “謀極身必危”是說有些計謀是為躲避禍患災難而設計的，而結果卻陷入了危及身心的險境。雖說一個人的凶吉主要取決於你做人的態度，但有時的吉凶禍福卻不是你自己所能掌握的。因為世間處處佈滿了艱難險阻，就算沒有走錯路，也難免落入陷阱，所以你不如“反初服”，“初服”是用《離騷》的典故，屈原說我到朝廷上為國君盡忠進諫，可是國君不但不接受，反而還疏遠我，所以我就不做這個官了，而回來重新修整我原來的服飾。而屈原所說的“初服”，是指他所修養成的美好品德。“反初服”就是歸隱江湖，修養自身的品性。“抱玉寶六奇”說的是戰國時楚國的卞和得到一塊非常好的玉石，他將之獻給了楚厲王，楚厲王叫人鑒別後的結論是“石也”，厲王以為卞和欺騙他，就使人砍掉了他的左腳。等到厲王死了，武王繼位，卞和又捧著這塊玉石獻給楚武王，相玉的人又說是石頭，結果又砍去了卞和的右腳。卞和為了要把一塊玉石獻給君王，結果失去兩隻腳，而後來文王繼位把這塊玉石雕琢之後，果然得到了一塊美玉，這就是後來用它做成的傳國的玉璽。這句詩是說你何必非要將自己所寶有的珍奇之物獻給君王呢?為此你將會付上慘痛之代價的，所以你不如“抱玉寶六奇”，“六奇”原指漢時陳平為漢高祖劉邦所謀劃的六奇計。這裡指很高明的計謀，你有好的計謀不一定非要用在這樣的世道，這樣社會之上，因為“世路多險峨”，不知何時就會一失足成千古恨。從這些詩句就可看出嵇康對他這個要去出仕的哥哥的態度了，以前我們說過，那位小時候對嵇康十分嬌寵的哥哥已經死了，而對這個想要出仕的哥哥他是常以“白眼”相加的，從嵇康的詩裡，我們可以看出他對自己的家人、母親、兄長都是很重感情的，可是他們兄弟在對待出仕這件事情上的意見是很不相同的。由於選本選篇的局限，這樣一份思想情緒卻沒有能夠體現出來，這就是我之所以在講他詩之前特別加以說明的緣故。
一般的選本大都是以文學藝術的觀點和標準來選嵇康的詩，那麼這些入選的詩裡代表了嵇康詩的哪些方面的藝術成就呢？
我以為嵇康詩的成就突出體現在他的贈答詩裡，這其中又因所贈物件與所答內容的不同而呈現為兩方面的特色。一種是較為直言峻切，訐直露才的；而另外一種則是那些不能直言的，如他的某些贈兄詩，因為兄弟畢竟不同于朋友，可以說我們從此分道揚鑣，各走各的路，兄弟是同胞骨肉，因此在這些贈兄詩中，除了有一部分是直言的而外，還有一部分是表現一種友誼之情、兄弟之誼的。
而就表達感情這一方面而言，嵇康詩具有兩種不同的成就，一是他的氣勢，再一個就是他的風神。以前我似乎也講過，所謂的好詩，是各有各的好處的，有的以情勝，有的以感勝，有的以思勝，有的以氣勝。以情勝者如“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自是人生常恨水常東”，真可謂使天下有情人都為之感動；以感勝者如“紫薇朱槿初殘，斜陽卻照欄幹。雙燕欲歸時節，銀屏昨夜微寒。”（晏殊詞《清平樂》）既沒有什麼喜怒哀樂的情感，更談不到深廣博大的思想，它傳達的只是詩人的一種纖細、敏銳、微妙的興發和感觸；而以思勝者像陶淵明的“結廬在入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通篇含蘊著一種超越的思致與哲理；再一種以氣勝的詩如前不久我們講建安詩人曹植《白馬篇》時曾說過的那種無所謂感，無所謂情，只是表現了說話時的一種口吻和氣勢的一類詩。至於這種氣勢是如何形成的，等一下我們從“良馬既閑，麗服有暉”這首贈兄詩中即可看到。相對“氣勢”而言，嵇康抒情詩中表現“風神”的一類詩就更難講了，這部分我們將留待最後來看。
現在我們先來看他贈答詩中直言峻切的特色，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他寫給朋友《答二郭》的一組詩。我們先要弄清楚這二郭是誰？詩後注釋說二郭是指嵇康的兩個朋友郭遐周與郭遐叔。前面我們說過當時嵇喜出去仕宦了，嵇康對此表示不同的態度，他對哥哥說，你應該回來追求自己的“初服”，而不應在仕宦中追求功名，因為仕途是極危險的。那麼他哥哥做何反應，我們不得而知，其實如果你看《全三國漢魏六朝詩》，就有他哥哥給他的答詩，詩中是勸他出仕的。他與他哥哥之間是他先贈，他哥哥後答。那麼現在這《答二郭》則是二郭先贈，然後他再回答給二郭。為了節省時間，我就不講二郭給他的贈詩了，總之二郭也是勸他不應該如此激烈剛直，應該比較溫和地接受仕宦，所以嵇康在這首《答二郭》裡表現出了與他們不同的態度。
詳觀淩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
夷路殖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
鸞鳳避囂羅，遠托昆侖墟。莊周悼靈龜，越搜畏王輿。
至人存諸己，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
所好亮若茲，楊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敢謝道不俱。
嵇康認為仕宦是一條險途，他說我曾“詳觀淩世務”，仔細觀察過世上的一切事務，發現到處都是“屯險多憂虞”。“淩”是在上，凡是高高在上的，我們就叫“淩駕”，“淩世”就是在世上。“虞”與“憂”同義，也是憂慮的意思。“屯險”就是險惡、艱危之意。嵇康是生活在魏晉的時代，我們早已知道，他所生活的時代裡，政治鬥爭是非常殘酷激烈的，許多人，像孔融、彌衡，以及當時起兵的母丘儉、諸葛炎、夏侯玄等都是這一時期被殺死的。其實談到殺戮，魏晉之間被殺的人還不夠多，等後來的晉宋之間，即晉朝得國之後那才叫慘不忍睹呢。你知道社會風氣與朝廷政治鬥爭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正因為魏晉以來都是靠篡奪得來的天下，所以養成了非常惡劣的社會風氣，到處都是斤斤計較，都是個人權勢與功利的角逐。而且晉篡魏的手段是極殘酷的，當他們得權之後就把齊王芳廢掉，把後來的陳留王曹奐殺死，他們就靠這種手段建立了晉朝，可當第一個篡奪做到晉武帝的司馬炎剛剛一死，晉國朝內就發生了大內亂，即八王之亂，他們司馬氏家族的兄弟、叔侄之間彼此相互砍殺，這期間被殺死的人不計其數，而且當時被誅戮的還都不是一人，而是一個家族一個家族地被殺。所以從魏晉以來，社會上你奪我爭、勾心鬥角，惟利是圖就逐漸形成了風氣。這就是何以當時阮籍、嵇康等佯狂避世，飲酒吟嘯的原因。所以現在嵇康才說“詳觀淩世務，屯險多憂虞”啊!
“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由於一切人都是惟利是圖，所以人們彼此之間的往來不是因為真正感情上的投合，而成了施與報的關係，他對你親近、施恩惠是因為將有求於你，希望從你那裡得好處的回報，這一切都是利害的平衡、計較，根本談不上感情上的給予。“更相”就是互相，“市’’是交易。整個社會人間都像是在市場上做交易，絕無任何真正的感情可言，所以嵇康痛惜“大道匿不舒”! “大道”是真正做人、做事的道德原則和章法規矩。“匿”是潛藏，被埋沒、被忽視的意思。他說真正好的道理由於人們都不再相信而被潛沒隱匿起來，沒有一個人再去追求理想，沒有一個人再肯相信理想了。講到晉朝初年的情況，有幹寶寫的一篇《晉紀》，前面有一段批評他們那些在上的統治者。清朝的紀曉嵐曾說，天下的風氣的轉變正是從那些在上的統治者開始的，是他們首先敗壞了，於是整個社會的風氣也就隨之敗壞起來。司馬氏得國就靠篡奪殺戮，所以整個晉朝的風氣都是野蠻、惡劣的拼殺和爭奪，所以說“大道匿不舒”。
“夷路殖枳棘，安步將焉如”，“夷”是平的意思，“殖”是繁殖，“枳棘”指那些帶刺的惡木。他說本來我們每個人生活在世上就像走平路一樣，只要你按照正確的方法和路線就達到你的目的地，可是等到這個社會變態了，墮落了，風氣敗壞了之後，你再按照原來正確的辦法反而行不通了，你非要走後門，走旁門左道不可，非要用一種不正當、不合理的手段才能達到目的。所以他說這就像是本來很平坦的一條大道如今居然會走不通了，途中到處都是帶刺的惡木阻礙著你，請問你“安步將焉如?”“安步’’是泰然自若、從容不迫的走路方法，你以這樣的走法，還能走到哪裡去呢？你無路可走，你無事能成，你無法在這樣的社會裡正常生活。
所以下面他又進一步勸道：“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社會上的一切都是競爭，都是巧取豪奪，那些“智巧”之人，這個“智”不是智慧，而是計謀機巧，是所謂聰明巧妙的辦法。“傾”是傾覆，是以傾覆別人來奪取自己想要獲取的利益。所以他說在這樣一個社會，你不要仕宦，你不要去追求功名和高位，因為“名位”正是爭奪的一個目標，而且是一個十分危險的目標。
所以你要學習“鸞鳳避蔚羅，遠托昆侖墟”，“蔚”字上有一個“四”表示網羅。他說真正好的鳥，如鸞鳳等是不隨俗的，它們本能地具備一種防範意識，它們要躲避危險的羅網，於是就寄託自己的身體在遠離蔚羅的昆侖墟。“墟”是山丘，昆侖是中國很有名的一座大山，而且是神話傳說中的一座可以與神人相交通往來的高遠之地。“莊周悼靈龜，越搜畏王輿”，這裡他用了兩個典故。
《莊子》上說，有一次莊子在濮水上釣魚，楚王派了兩個大夫去看他，並對莊子說，楚王願意把他國內的一切事情麻煩你來料理，意思是要請莊子去做官，而莊子卻“持竿不顧”，只對他們說了下面的話：“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他說我聽說楚國有一個能通神靈的大龜，死了已有三千年了，楚王很看重這個龜，把它包裹在絲巾裡，裝進一個匣子保藏在宗廟朝堂之上。然而就這龜本身而言，你們看它是寧可死了留下一堆骨頭讓國王這麼寶貴呢?還是寧可保全生命拖著尾巴在泥土地裡游來遊去呢?兩位大夫說：“寧其生而曳尾于塗中”，我們覺得還是寧願活著拖尾游於泥土之中。莊子於是就說，好吧，那你們就回去吧，我也將“曳尾于塗中”，即不想失去自己的一切而到朝廷裡做官。這就是“莊周悼靈龜”的典故，這句是借莊子為那個被珍藏在朝堂之上，而事實上卻已失去了生命而號稱神龜的一堆白骨的哀悼來表示對於二郭即將出仕的痛惜。
“越搜畏王輿”說的還是《莊子》上的故事。中國的哲學與西方不同，西方哲學講的是一套一套的理論，而中國的哲學講了一個一個的故事。中國人重視直覺的感受，而缺乏系統而邏輯的理論說明，哲學也是如此。在《莊子?讓王》篇中還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越國已經連續三代發生了把國君殺死而傳位的事件了，因此有一個叫搜的王子，他將要做國王的繼承人了，於是很害怕日後他的繼承者會把他也殺死，就逃到山洞裡去了，越國人到處找他，最後就找到了這個山洞，但王子搜不肯出來，越人就用艾草熏洞，逼他出來，無奈王子搜被煙熏出洞後，越國人就準備了一輛精美華貴的車子來迎接他回去繼位，被逼無奈的王子搜只好手持韁轡，登車仰天而歎：“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做君主，做君主，為什麼偏偏不肯把我從這條死路上放過去呢!所以下面就說：“至人存諸己，隱璞樂玄虛”， “至人”是指那些做人境界最高的人，世上一般的人都追求身外的名利、祿位，然而一個人的真正價值、意義和快樂卻是你自己找到了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那麼什麼是這種安身立命的所在呢? 《論語》上說的“朝聞道，夕死可矣”，“道”是什麼東西，為什麼你聽了“道”以後，居然就死而無悔，死而無憾呢?人生的道，生命的價值意義究竟在哪裡?《莊子》上還講了一個故事，他說列子乘風而行，他走起路來就像乘著風在空中飛行一樣，這應該是很瀟灑自在了，可是莊子卻說他還是“猶有所待者也”，還是要憑藉著風的力量來飛行，還是有待於外的，還不能算是最高明的至人。真正最高的“至人”是能“存諸己，而無待於外”的，是他內心之中有了一種自得、自持、自由的境界，他不再依賴或指望任何外力便能進入逍遙自在的精神天地，這就是下一句所說的“隱璞樂玄虛”。上次我們講過卞和獻璞玉的故事，可獻的結果是兩條腿都被砍斷了，所以這裡就說，你沒有必要去獻玉，你要將璞玉珍藏起來，去享受你自己的快樂。在這逍遙自得的境界之中， “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他說世上的人們不惜犧牲自己的身體生命去追求功名，可功名哪裡值得你去殉身以求呢?<史記?伯夷列傳》引賈誼的話說“貪夫徇財，烈士徇名，誇者死權，眾庶憑生”， “眾庶”是一般的人，我們這些普通的庶民所欲求取的不就是自由、安定、逍遙自在的生活嗎?許多人活著總想要建功立業，死後使自己的姓名列入“簡書”(史書)留傳千古，可你連自己的身體生命都犧牲了，還想什麼名垂千古呢! “所好亮若茲，楊氏歎交衢”，這個“亮”是誠然、信然的意思，“若茲”，就是如此，他說我所喜好的就是如此，是“至人存諸己，隱璞樂玄虛”，是“功名何足殉”，而你們非要去追求那些身外的功名，所以我們只有“楊氏歎交衢”了。
“楊氏歎交衢”是(列子?楊朱)上講的一個故事，我上面說了中國戰國時期的哲學書上都是通過講故事來喻示其思想的，這個故事說的是楊朱的鄰居弄丟了一隻羊，楊朱就問，為什麼派這麼多人去追這只羊，對方說，因為岔路太多了，只好多派些人分頭在各條岔路去尋找。等到追羊的人都回來了，楊子就問：你們找到了嗎?眾人說沒找到，楊子很奇怪：你們這麼多人怎麼還把羊追丟了呢?對方曰： “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說岔道之中又出了岔道，我們不知該往哪一條岔道上去追了。這時有一個叫心都子(這是一個假託的人名，是說以自己內心為持守的人)的就說了：“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身。”他說就像歧路太多追不到羊一樣，學者若想追求的東西太多了，也會把生命也賠上去的，而且即使賠上性命，結果也會因為“多歧”而一無所獲，只會落得個“不知所之”的困惑，正如王國維說的“欲尋大道況多歧”。現在嵇康用這個典故，還不是說你們追求的時候歧路太多，不知何往，他的重點是在“交衢”二字上。“衢”是大路，“交”是分歧、交插的意思，凡是大路都有交叉，一交叉就會有分歧，他的用意在於說明你們是要追求仕宦的，而我是不肯同行的，所以我們現在只好在大道的岔路交叉處歎息了：“去去從所志，敢謝道不俱”。你們按照你們的志意去走吧，這裡他用的是《論語》裡的話： “道不同，不相為謀”，你們的理想與我不一樣，我們只有各走自己的路了，所以我大膽地對你們說：實在對不起，我們既然不是同路人，只好在岔路上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了。
以上是嵇康的《答二郭詩》，現在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只好把他跟他哥哥的贈答詩與他跟他朋友二郭的贈答詩結合在一起講，目的是看到他贈答詩中直言峻切的特點。
第十節 嵇康之三
上一講裡我們說過，嵇康的贈答詩中除了《答二郭詩》那樣直言的一類而外，還有一些是不能直言的，這部分作品裡體現出嵇康詩的兩種成就，第一是他的氣勢，第二是他的風神。我們講詩，講到詩的內容思想、章句、辭藻等都比較容易講，而講氣勢、風神卻不容易，尤其是“風神”更是不容易講。好，現在就來看嵇康以氣勢勝的這一方面。
贈秀才入軍 （其九）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
風馳電逝，躡景追飛。淩厲中原，顧盼生姿。
我們看他這首詩中所表現的是什麼呢？無所謂情，無所謂感，無所謂思，但你讀著它的時候只感到他字句、口吻之間帶著一股氣勢，他所寫的這些句子都是對稱的，正因為都是兩兩相對的對稱的緣故，所以才形成了這種氣勢。
唐代的韓愈在談到文氣的時候說，氣盛則言之長短高下皆宜，其實正是因為他的言之長短高下的對應相稱才形成了他的那一股氣的。不僅如此，這兩兩相應的對稱之中還產生了一種張力，張力本來是物理學上的名詞，它是指物體受到拉力作用時，存在於其內部相鄰部分之間的相互牽引的力量，但是並非所有對偶的、兩兩相對的句子都有張力。
說到這裡，我們還要追溯一下文學發展的歷史，從魏晉以來到南北朝的齊梁之間是我們中國文學，特別是詩歌藝術開始有了反省和自覺的時代，這種進展和演變是分為兩個步驟來進行的，一是因為我們的文字是獨體單音的緣故，所以比較容易形成對偶，因此魏晉以來是比較重視對偶的，但對偶並不一定都有張力，要想有張力就不只是一個對偶，而是要有對舉。
像以前我們講的曹子建的“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一個左，一個右，一個是仰，一個是俯，這種左右、俯仰的相互對舉才會產生張力，如果只是一般的對偶，如“魚躍練川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就沒有這種左右、上下相反相成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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