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常识
1，美国没有史玉柱，中国没有乔布斯（1）
哪些被乔布斯所激励的创业者们，最终会不会变成为史玉柱的信徒呢？
这是一个问题。
时光倒流20年。
那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刻。整个世界都在关心着冷战的终结、民主的胜利、意识形态的巨变。
但有两个家伙根本不关心政治。
一个是34岁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这位“硅谷金童”的人生正处于低谷。在被自己参与缔造的苹果电脑公司赶出来后，他为了复仇创办的Next和低价买下的Pixar都处于入不敷出、岌岌可危的境地。这位昔日全美最富有的人之一（远远超过那时的比尔·盖茨），私人财产只剩下2500万美元。
而另一个是27岁的史玉柱。刚刚硕士毕业的他瘦得可以被风吹倒。跟那个年代大多数的热血学子们相比，史玉柱没有狂热的政治理想，他一心想的是如何找梯子登上商业舞台。
20年的跌宕过后，乔布斯和史玉柱已分别成为各自国家商界的标志性人物。而当年关心政治的人们如今只关心经济了。
不过，还没有人去认真地比较一下乔布斯和史玉柱。更没有人去思考：为什么美国没有史玉柱，中国没有乔布斯？
这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变脸 Face Off
在我看来，乔布斯和史玉柱的人生经历就像是同一个剧本大纲拍出的两部电影，只不过更换了不同的导演和时空场景。
两人都是本国知识青年里的佼佼者，脑子好使还天不怕地不怕，早早投身高科技领域创业，并在三十岁左右就达到了事业的第一次高峰。
1983年，年仅28岁的乔布斯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他被看成是“个人电脑的真正发明者”。1992年，在一个国内十大城市万名青年的问卷调查中，史玉柱名列“最受崇拜的青年人物”第二位，第一名是比尔·盖茨。
两人都习惯于蔑视陈规、特立独行，带着点邪性的“范”，一个永远的黑色套头衫配牛仔裤，而另一个光头红白运动衣。
他俩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商业敏感，是真正的跨界高手。乔布斯在PC、音乐、电影、手机等多个领域都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史玉柱则在软件、房地产、保健品、金融投资、网游等战场纵横驰骋。
两人都是执着的完美主义者，能把一个产品做到惊天地泣鬼神。卖了10年的脑白金仍是中国最畅销的保健品，而iPod则占据了数字音乐播放器市场的70%。此外，两人还是洞悉人性的营销天才。只不过一个靠发掘人性的美好赚钱，而另一个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抢金。
或许是因为成功来得太过迅速，他们先后导演过自毁式的高速坠落，幡然醒悟之后，又表现出惊人的自我纠错能力，并重新勾画一条不断向上的弧线。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史玉柱看起来就要成为中国的“乔布斯”。从1989年起，他每一年都要推出一款自主开发的产品，从M-6401桌面排版软件、M-6402文字处理软件到巨人汉卡，再到巨人中文手写电脑、巨人财务软件等等。巨人飞快地成长为一个年产值10亿、利润数千万的高科技集团公司，其年度销售商大会更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电脑盛会。
几乎与此同时，乔布斯只剩下几千万美元的现金，和两个面临着裁员重组的问题公司，他完全可能成为美国版的“史玉柱”，比如在加州搞房地产，去拉斯维加斯开赌场，到中东倒腾石油，或者变成一个精明的股权投资人。但他什么都没有干，只是继续掏自己和别人的腰包来支持两个长期赔钱的公司，固执地等着它们出现转机。
1，美国没有史玉柱，中国没有乔布斯（2）
某种程度上，乔布斯是幸运的。在美国，他的理想主义总能找到合适的欣赏者，所以他可以咬牙不向现实妥协。像罗斯·佩罗这样的前辈创业家愿意签出支票，并与其分担风险。迪斯尼这样的大公司也同意投资给小公司Pixar，让其制作动画长片并参与分成。
而史玉柱之所以蜕变成今天的史玉柱，是因为他发现，做软件公司为他意外地赢得了名声，而在中国，名声就意味着许多新的机会。
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史玉柱恰逢其时地被媒体和政府发现。很快，他被评为“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广东省十大优秀科技企业家”等，获得了珠海市第二届科技进步特殊贡献奖，一位总把裤带提到胸下的领导人视察后题词说“中国就应该做巨人”。
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会来关心你。
为了支持这个“高科技楷模”，当地政府以不到当时市价1/4的价格给了史玉柱一块市中心地皮盖楼（350/平米地价，2007年珠海的平均地价已经是3500/平米）。而在若干位更高层领导的直接鼓励下，他把计划一改再改，从原来的自用变成了商用，从最早的19层变成72层（全中国第一高楼），预算从2亿变成了12亿元。
单纯软件业务的回报根本不足以支撑这样高的资金投入，于是史玉柱中断了技术创新，开始卖楼花、运作保健品、搞服装，杀入更加暴利的行业。最后因为由于工程拖期、宏观环境的恶化，导致整个公司的资金链断裂，巨人大厦从此沦为中国最著名的“烂尾楼”，直到今天。
有意思的是，1998年，背负着2亿巨债的史玉柱想要东山再起。他又算了一笔账，搞软件虽然利润很高，但市场相对有限，如果要还清2亿元，估计要10年；保健品不仅市场大而且刚起步，做脑白金最多5年（实际上只用了3年）。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居然又是对的。
超我 Superego
一个人的性格，会成为他今后命运方向的指针吗？
乔布斯，一个私生子，在中产阶级养父母的宠爱下长大，自卑与自大的双重人格。他的理想主义是与强烈的领地意识、以及咄咄逼人的攻击性混合在一起的。
乔布斯早年的密友、曾经一起吸毒、一起去印度朝圣的丹尼尔·科特克说：“史蒂夫心中总是装着他的苹果电脑。从更深层次上分析，他的成功是由于其内心总有一种深切的不安全感，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使他必须出去闯荡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另外，由于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孩子，他的行为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
就像《星球大战》中安纳金天行者。这种内心深处的“原力”，与加州的硅片、晶体管结合起来，苹果公司诞生了。正如伊甸园里蛇诱惑亚当和夏娃吃下的那个苹果，甜美而带有一点“邪恶”。
事实上，在苹果电脑早期的发展中，沃兹的技术、马库拉的资本运作、斯科特的管理和乔布斯的远见几乎一样重要，但作为公司董事局主席，乔布斯的个人魅力，让他轻易成为了公众关注的中心，并几乎独享了上市成功后的光环。
随着创业伙伴们因为各种原因一个个隐退，他越来越认为自己才是“点石成金”的超级人物，可以将个人凌驾于公司之上。硅谷最著名的投资人之一、当时苹果的董事会成员阿瑟·洛克回忆说：“那时，乔布斯刚愎自用，满脑子主意，肆意而为，毫不考虑公司的前途。”
1，美国没有史玉柱，中国没有乔布斯（3）
按照佛洛依德的理论分析，乔布斯的自我（ego）逐渐被本我（id）所控制，他被原力的黑暗面所吸引，并一步步走向公司的对立面，终于被董事会放逐。
而那个来自安徽小镇怀远，独自闯荡大城市的青年同样拥有着强大的内心世界，激励他的是一种英雄主义情结。
事实上，史玉柱出生的环境里根本连个晶体管都找不到，当乔布斯和沃兹开始组装第一台计算机的时候，他还只能对着《十万个为什么》自制土炸药。更不用说预判到“一人一台电脑”的产业未来？
对于以嬉皮士自居的乔布斯而言，电脑恰好是能帮助他释放旺盛的Libido（欲望）的媒介罢了，但对于史玉柱来说，电脑则是帮助他改变命运的唯一工具。否则他只能像刘震云小说《单位》里的大学生小林一样，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
1984年，在乔布斯策划的那则著名广告里，苹果的女模特挥锤砸烂了“Big Brother老大哥”。在PC世界里，谁都知道“老大哥”就是IBM。
1990年，身高1米80、体重不到120斤的史玉柱给自己的新公司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巨人”，他宣布，巨人要成为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00多年前的刘邦，他在见到秦皇车驾时的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而另一个叛逆者项羽，说的是“彼可取而代之”。
这种自我赋予又被外界不断强化的使命感贯穿了史玉柱创业的前半程。熟读毛选，青年楷模，大跃进式的增长目标，军事化的企业管理，为自己为城市树立一座固化的丰碑……
终于有一天，这些使命变成了他再也承受不起的包袱，庞大的“巨人”分崩离析。三年后，在经历了对人性和坏境的彻底反思，一次次自杀的念头和被追杀的恐惧之后，一个完全理性的、成熟的、内心更强大的史玉柱回来了。
他彻底放弃了珠海时期的企业文化“做中国的IBM”，“这是非常害人的一个空想，制定了一个很虚的目标。它在鼓励什么，鼓励大家搞大跃进、搞浮夸，让大家心里面很浮躁，对于现实没有什么帮助，现在我就不搞那个宏伟的目标了，我觉得实用最关键。”
新的文化很直白，“说到做到、只认功劳、严己宽人、敢担责任、艰苦奋斗。”这是在黄山太平湖，柳传志教给他的。
史玉柱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知识分子”，他坦言“胆子越来越小”，“只做好商人必须做的事情”。在一个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的现实环境里，他找到了正确的生存策略。让企业永远保持充沛的现金流，负债率低于30%；只做高利润率又不跟政府沾边的生意（这样的生意常常处于灰色地带）；既然银行不肯借钱，就干脆参股银行；及时把公司变现，玩资本财技（上海健特借壳、巨人上市融资近10亿美金）；跟有合法伤害权的媒体保持恰当的距离又给予充分的好处。唯一遗憾地是，他对创新不再有兴趣。
乔布斯在“荒野”中被放逐的时间更长。尽管他的坏脾气改变有限，但他学会了宽容和谦卑，知道怎么信任和授权给优秀的人，比如苹果COO库克、Pixar总裁约翰·拉赛特、乔纳森·埃弗。这个设计白色马桶的英国人，后来在苹果公司担当设计副总裁。他学会了合作与开放，让微软入股，用英特尔的芯片，建立了iPhone开放平台。
1，美国没有史玉柱，中国没有乔布斯（4）
人们的第一次成功往往根源于欲望和运气，而第二次乃至更多的成功则需要智慧和自控。
无论乔布斯还是史玉柱，最终都通过克制本我，实现了自我超越（Superego），这才是他们真正的魅力所在。.
不同在于，两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一个变成了真正的商业梦想家，为了创造未来他不惜调动一切资源。而另一个人转变为纯粹而现实的商人，精确地计算着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再做哪些费力不讨好的事。
小王国与大盗
其实，道德感与一个人的成功并无太大关系。
在硅谷，与乔布斯的天才同样闻名的是他的傲慢自负、喜怒无常、抠门小气、巧取豪夺、冷漠无情。前时代周刊的记者，日后红杉投资的大佬迈克·莫里茨，曾将在乔布斯威权统治下的苹果称之为“小王国”（Little Kingdom），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
专制带来效率，难得乔布斯的个人品味和商业直觉又皆属一流。不过，如果乔布斯生在中国的话，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里，他的自大会惯坏他，人们会完全屈服于他的权威，听从他的指令，直到他最终把公司毁灭，就像牟其中、唐万新、孙宏斌这些人一样。
但他生在美国，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机制里有种天生的“对冲”力量。董事会、股东大会、机构投资者像一道道紧箍咒约束着他。这里默认的游戏规则是，只要你有能力做大公司的价值，就算你是个暴君也无妨；反之，等待你的就是自动下台或者政变逼宫。
在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和其创始人的命运，缠绕得太紧密了。权力的垄断和资本的垄断密不可分。我们没有发明出一套“防火墙”的制度，能将创始人的个人行为、个人信用与企业分离开。
于是，考察企业家自身的道德品质，变成了一件无比严肃又异常困难的事情。
相比大多数国内同行，史玉柱，堪称私德无缺。他信守承诺、有情有义、高度放权、慷慨分利，在公司破产之后，其核心团队成员仍不离不弃，甚至拿自己的钱来补贴公司。而他二次创业成功后，主动还债两亿的壮举，也足以表率。
在后来的巨人集团内部，史玉柱甚至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民主管理”的小环境。他成立了七人执委会，任何决策都必须多数票才能通过。除了核心产品，日常人财物管理全部放手，文秘出身的总裁刘伟，事实上已扮演了CEO的角色。
在《庄子·外篇》中，大盗盗跖（传说是坐怀不乱的贤人柳下惠的亲弟弟）与他的徒弟谈论“盗亦有道”。跖曰：“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五者皆备的史玉柱，在现实的商业世界里扮演一个“Big Brother”的角色，通过排山倒海的营销攻势，淹没一切反对声音。居高临下地制订规则，利用消费者的无知、贪婪和权力欲，还有既懒惰而又想过瘾的心理，设计出各种圈钱的工具（详见《南方周末》的文章《系统》）。
史玉柱直言，“商业是什么?商业的本质就是在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获取最大利益。我是一个商人，做的事情就是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为企业赚取更多利润。要一个商人又要赚钱又要宣扬道德，那不是商人，而是慈善家。”
而视道德为无物、几乎从未在慈善事业上捐出一毛钱的乔布斯，从iMac、iPod到iPhone，他所推动的一切都是在迎合“YOU”这个消费者主权的时代。过去唯我独尊、四面树敌的苹果，开始走向一种新的理念：用户要的不是技术，甚至不是电脑，而是利益的最大化和体验的最优化。
1，美国没有史玉柱，中国没有乔布斯（5）
他不再把苹果视作一家电脑公司，归根结底，“我们骨子里就是一家消费品公司，你的生死存亡掌握在消费者的手中。他们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对整个用户体验负责。如果表现不及格，那就是我们的错。错就一个字。”
这是不是“民主”精神在商业里的最好体现？
羊驼
1995年，史玉柱名列《福布斯》中国百富榜第8位，当时他是唯一一个搞高科技的企业家。
2009年，史玉柱仍然是《新财富》500富人榜中，排名最高的与新经济有关的富豪。在他后面的是李彦宏、马化腾、施正荣等。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美国生物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谈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14种被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有13种来自欧亚大陆，为什么欧亚大陆的牛、马、绵羊、山羊、猪，而不是南美洲的羊驼，成为最终广泛分布于全世界的牲畜？
他的答案是环境。最主要的原因是，欧亚大陆由于其广大的面积和生态的多样性，拥有最多的可驯化的候补动物。而这些驯化动物又促进了欧亚大陆民族的繁荣，进而帮助后者征服全世界，而这些动物跟随着征服者遍及其它大陆。
在商业世界里，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在过去100年中，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少数4-5个国家，而不是剩下的100多个国家，集中产生了几乎所有对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创新？几乎定义了这个星球所有成功的商业模式？
史玉柱和乔布斯，两个同样具有商业天赋，且性格背景相似的创业者，最终一个变成垃圾商品的成功贩卖者，而另一个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具创造力的企业家。
当乔布斯在斯坦福的演讲“Stay hungry,Stay foolish”可以影响全世界青年的时候，史玉柱在《赢在中国》里的语录却只能供本土创业者琢磨。
每个社会里都可以孕育出潜在的商业天才。而真正的商业天才，在任何环境下都有可能成功的。
但在某些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商业，就像南美安第斯高原的羊驼。看着很可爱很善良，经济价值很高，但是却无法大规模的繁衍和推广。
美国梦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给一个理想主义者提供梦想成真的舞台。那么中国梦呢？是不是逼着一个理想主义者向现实妥协，最终自己成为这个环境的一部分，才能成功？
“当巨人一步步成长壮大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是有关成功者的书，当巨人跌倒之后，我看的全是失败者的书，希望能从中找出站起来的力量。”史玉柱说。
在2000年CCTV的一次《对话》节目中，史玉柱谈到了所谓“理想的状态，就是说今后市场经济发育到一定时候，法制环境建立，然后就是政企脱钩，我最希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NAL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就是一个政府包括国家领导人，省级领导人，包括地方领导人，他做他的事，我们企业做我们企业的事。就等于你这个领导人你定游戏规则，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按你游戏规则做事。最好是不要有什么太多的接触，我就是这个意思。巨人大厦这个问题上，不管哪一级的领导人没有任何的责任，责任全是我的。”NAL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
当一个人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内因的时候，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改变不了外在环境，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其实近代以来，中国并不缺乏伟大的商人，比如胡雪岩、张謇、卢作孚，但他们死了，人们如今只记得一些轶事；而熊彼得定义的创业家过去了，他还能留下激动人心的产品和伟大的公司。
今天，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创业热情甚至比美国更高的国家。各级政府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启动创业板，政府成立风险投资基金。这些都是好事。但必须承认，我们仍然是一个缺少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垄断资源和与之相关的分配权，资本更青睐与权力结合而非知识，优秀的年轻人希望跻身公务员之列的社会。
哪些被乔布斯所激励的创业者们，最终会不会变成为史玉柱的信徒呢？
这是一个问题。
（后记：本文写于2009年5月。2011年，苹果公司已经超越微软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IT公司，而再次病休的乔布斯也被公认为是过去十年全球最伟大的CEO。史玉柱仍是中国最成功的商人，他和马云、虞峰等一起搞了个云峰基金。并在优米网上公开拍卖自己的聊天时间，3小时拍出了189万的高价）
微博一问：
乔布斯的回归拯救了苹果，迈克戴尔和杨致远的复出却让人失望，那么黄光裕能重振国美吗？还有雷军呢？到底什么样的创始人能带领公司走向复兴？什么样的又不能？
2，我们都是海盗党（1）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海盗党”的一员。在巨人与大卫之间，站在大卫这边；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站在江湖这边；在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站在新的这边；在天理与人欲之间，站在人欲这边；在权威与叛逆之间，站在叛逆这边；在和谐与变革之间，站在Change这边……
上上周末，我没有到电影院排队去看《三枪》，而是蜗居在家，抱着电脑看《海盗电台》（The Boat That Rocked）。顺便坦白一下，这是未经许可，用电驴非法下载观看的。因为我确定地知道，这种“非主流”的文艺片，是几乎不可能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而公开放映的。
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1966年英国的半真实故事觉。那时，国有的BBC是播放正统古典音乐的重地，每周留给摇滚和流行乐的时间只有2个小时。但与此同时，有一个地下的“海盗电台”（Pirate Radio）却在秘密地7×24小时地播放摇滚和流行歌曲。2500万人（超过英国总人口的一半）都在听这个电台的音乐。这个摇滚的根据地建立在北海的一艘渔船上。一群“有头脑、无信仰”的年轻DJ聚集于此，而他们的头头是一个名叫昆汀的精明商人。他利用听众的狂热支持拉到了许多广告赞助，并且绞尽脑汁来规避政府的管制。
当然，就在这帮DJ在海上过着他们所鼓吹的“音乐、性和大麻”的嬉皮生活之时，充满正义感和责任心的政府已经感到责无旁贷了。他们担心这种没有节制的“靡靡之音”会腐蚀英国的青少年，“就像肮脏的下水沟，夹带着不负责任的商业行为，还有不道德”。
负责管理国家电台的大臣道曼迪早就打算拿这帮法外之徒祭刀，他发誓要在一年之内关闭掉这个海盗电台。领命行事的下层官员于是摩拳擦掌，警告海盗电台的广告客户，甚至不惜化装“潜伏”上船来找出漏洞。
但大英帝国毕竟是一个口口声声讲法治的国家，政府不能随意屏蔽其波段，也没有大无畏的城管弟兄帮忙“钓鱼”。既然现有的法律管束不了这帮混球，于是，他们只好创造出一个新的触犯海洋法案来让海盗电台违法（因为他们的电台干扰，“使这个国家中肩挑炸鱼薯片经济的伟大渔业家们，无论男女，生命受到了威胁”），并且成功地在议院获得了通过。
最终，按照官方的报道来理解，“扫黄打非”取得了重大胜利。渔船在逃避执法人员追捕的过程中引擎爆炸而自沉，海盗电台被取缔，DJ们跳海，后被自愿赶来的同情者所营救。
根据影片结尾所述，到1967年的夏天，海上电台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但是，自由的梦想并没有死亡。今天，英国有296个独立电台终日播放摇滚和流行音乐。摇滚文化也已经成为今日的主流之一。
有关这部电影的一切，我不是在《参考消息》，而是通过像“豆瓣”这样的网站了解到的。我还注意到，豆瓣上有32408位朋友评价了这部电影，除了少数留学海外的同胞，估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和我一样，是通过BTchina、VeryCD、迅雷这样的网站下载观赏。
据说，很快我们也将生活在一个没有“黄色”，没有“盗版”，没有“字幕组”志愿工作的新时代。假如真是这样，我想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自己获得热爱艺术的江青同志赏识，躲在“内部放映室”里批判“资产阶级腐朽生活”。
2，我们都是海盗党（2）
关于音乐，还有另外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1999年，18岁的大学退学生Shawn Fanning仅用三个月时间创作出了一个改变网络生活的软件。通过结合档案搜索、交换、即时传输等已有的一些技术，人们能够很方便地把音乐从CD转化成MP3格式，并联网进行音乐的交流和分享。很快，他开办了一家以Napster（他上学时的绰号湿头发）命名的互联网公司，提供平台供用户上传、检索和下载音乐作品。
这家公司开创了互联网上免费的潮流，并很快吸引到数千万用户。人们不再购买昂贵的CD唱片，这让几大唱片公司非常愤怒。1999年，国际五大唱片公司起诉Napster，指其涉及侵权歌曲数百万首，要求每支盗版歌曲赔偿10万美元。2000年2月，法院判定Napster败诉。Napster提出上诉，二审依然判其败诉。几经讼战，2002年6月，Napster宣告破产。
尽管Napsrer的商业冒险失败了，但它的创意却激发了更多的后来者。像苹果这样信奉“海盗精神”的公司设计出了更先进的商业模式（出售iPod播放器，在iTunes上销售定价美分的MP3歌曲）。今天，人们享受音乐的成本大大降低了，但音乐工业并没有因此死掉，衰亡的只是CD唱片而已。像Lady GaGa这样有才华的艺人也发掘出更多的渠道赚钱（中国的特色发明是彩铃）。
转述这两个故事，其实只想重申以下三点常识：
创新就像蓬勃的野草，不会循规蹈矩地生长在规划好的田地里，必然跟现有的环境秩序相冲突；
第二，创新会引发一系列新问题，监管者需要慎重考虑是用理性的方式处理，还是用粗暴的手段打压；
第三，只要是真正好的创新，不管道路如何曲折，假以时日一定会成为市场新的主流。
格子的世界
今年年初以来，在互联网领域创业的许多朋友开始感觉到一种不好的变化，就像《海盗电台》里DJ听到新法案颁布时的感慨：“我们正站在山的顶峰，朋友再过去就只有下坡了。或许将来会有更好的日子，但我表示怀疑……”
从强制安装“绿坝”到无证视频网站的关闭，从“魔兽”的无法落地到谷歌的失灵，再到饭否、译言、BTchina等众多网站因为“技术故障长期维护中”，以及最近的WAP网站计费暂停，移动广告联盟被禁，未备案网站悉数被关……中国互联网业的生存环境比十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酷。
这实在是一件让人感到杯具的事情。互联网产业或许是中国经济过去10年最大的惊喜，也是最干净最生机勃勃的一个部分。仅仅依靠着本土创业者的汗水和智慧，国际风险资本的投入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哺育，就创造了一个全球第二大的市场，网络经济的规模逼近1000亿元。
与潜规则、厚黑学和传统智慧所主宰的其它产业不同，中国互联网产业里洋溢的是一种舶来的“海盗精神”：冒险进取、无拘无束、颠覆传统、破环现有的游戏规则、抢夺既得利益者……正是这种海盗精神成就了美国的微软、苹果、Amazon、Google、Facebook、Twitter， 也成就了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盛大、携程、新浪等等。
因为工作关系，我结识了这些被关网站的一些创业者，在我看来，他们是一帮极其简单善良，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的年轻人。他们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没有破坏和谐社会与腐蚀青少年的意识行为。
2，我们都是海盗党（3）
但或许是因为已经有超过3亿的网民、突破7亿的手机用户，或许是技术的洪流冲垮了一道道行业篱笆，让我们的政府深感责任重大，“看得见的手”要取代“看不见的手”。十年前，只有一个信息产业部是真正管理互联网的，今天，工信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商务部、中宣部、国新办等N多个部门都有权力去干预。
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 中国互联网过去10年的成功，某种意义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成功，是“自由市场”的胜利。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却是在把一张原本平坦的互联网世界，人为地划分成一个个的“格子世界”？而且进入每一个格子，都需要一张通行证。
当然，我们可以相信政府官员们这样做是出于充分的理由。“扫黄打非、保护知识产权、斩断色情产业链、保护未成年人“等任何一面旗帜的举起都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而且我们的官员们也习惯了”家长、保姆和导师”等多重角色的扮演。
但是，为了维护所谓的公众利益，我们是不是就一定要开动强大的行政机器，是不是因为有个别小孩违规喝了啤酒就把所有的酒吧关掉呢？
坦白说，互联网需要的是管理而不是管制。创新的好坏应该交由市场来评判，市场评判不了的，交由法律来裁决。
在一个成熟的法制国家，政府或者其他公司首先看你的创新有没有侵权违法，然后可以上法院告你，申请强制执行，在宣判之前，你还有机会要求第三方的“听证”，即使输掉了，你还有上诉权。除非你像Napster一样官司彻底输了，你在商业上就死了，但在中国，你的网站突然死亡了，你连被谁拔掉网线的都未必知道，因为有权封你的衙门很多，更不要说找地方讲理。
“如果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像我这样的人，我相信它能保护所有人，因为我是最下贱的人渣。”这是美国传记电影《性书大亨》中色情杂志大亨拉里弗林特的名言。
在我们这，爱流眼泪的总理也一再强调“法治天下”。他还做出过具体的阐述：第一，宪法和法律的尊严高于一切。第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一切组织和机构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但实际上，我们推行的是“德行天下”。谁拥有道德裁判权呢？是“以德服人”的政府官员。按照卡尔马克思的理论，“每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完全是其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的产物。统治阶级的利益将成为社会的占优势的道德体系。”
海盗的梦
性产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产业，即使有一天.com消亡了我相信性产业也不会消亡。互联网和手机仅仅只是提供了一个更加廉价和方便的信息传播和沟通渠道，但即使斩断了这两条通路，你认为就能在中华大地上解决这个问题吗？有本事把东莞给平了，看看广东的GDP会不会下来？
至于知识产权保护。它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存在，归根结底是一种多方利益平衡机制。今天，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变成一种商业武器，被财大气粗的大公司用来对付狡猾的“海盗”。但即使在欧美，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也已经被互联网冲击得摇摇欲坠，因为获益的是大公司，而非真正的创造者和需求者。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的，“知识只有通过共享才能有更多的公众价值，因此限制知识的传播必然会使整体社会运行效率低下。所以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不应影响到知识的使用和传播。如果单独一方或者局部利益团体对知识使用拥有绝对的权力，这就人为地增加了垄断，垄断因素又扭曲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并最终抑制更多的创新”。
2，我们都是海盗党（4）
从Linux开始，以BT、山寨为高潮，“海盗”式的创新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平衡，全世界的商业力量都在通过协商，争吵、角力甚至一轮轮诉讼来寻求新的平衡。旧的法律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我们应该寻求一个更优的法律解决方案。
但这个方案绝对不是一个“办证”的方案。现实已经给我们揭示了这样的一种可能：当越来越多的主管机关对互联网实施越来越严格的审批制度或许可证制度时，风险资本必然流向拥有资源和后台的一方，胡雪岩式的智慧也会压倒苹果的“长尾”谷歌的“免费”，而最终被扼制的就是创新活力。
于是，当国外的大公司争先恐后地打造出大平台来吸引更多的创业者时，中移动、央视这样的“正规军”们却在用暂停WAP收费，收编暴风影音这样“堂而皇之”的方式来挤压创业者的生存空间。
更危险的还在于，“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吴敬链语）。”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单纯的创业者要么出局，要么就得像黄光裕那样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不对称的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到那时候，中国的互联网业就会像房地产业一样开始堕落。
今天，互联网还只是刚刚度过它的幼儿期，未来的成长不可限量。但我们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其实可以折射出我们对待创新的态度。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成为一个“自主创新”的伟大国家，那么政府就应该真正理解“自主创新”的涵义：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可以成为创新的主体，创新的思想可以自由的交流，创新的成果可以无障碍地传播。换句话说，创新的前提恰恰是思想的真正解放。
反之，如果我们真的把无国界的互联网变成局域网，如果必须官员们点头才能决定什么人有权搞创新和什么是好的创新，如果只有中科院、中移动、中国联通、CCTV这样的“三好学生”才有资格去实现创新，那么，这样的“自主创新”恐怕“只是一个传说”。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海盗党”的一员。在巨人与大卫之间，站在大卫这边；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站在江湖这边；在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站在新的这边；在天理与人欲之间，站在人欲这边；在权威与叛逆之间，站在叛逆这边；在和谐与变革之间，站在Change这边……
有些时候，我必须承认，自己会对所处的这个社会感到失望，但因为身边总有不放弃希望的朋友，总能看到排除万难的创业者一再被打倒又一再爬起来，所以我们也不会因为失望而选择绝望。
就像在电影《海盗电台》里，最后沉船时，DJ“伯爵”对着话筒喊出的话：“时光匆匆流逝，政治家们会用尽手段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世上的青年男女会继续做梦，把梦编织成歌曲……今晚值得悲伤的是，在未来会有很多很棒的歌，然而我们没有机会去播放了。但相信你我，好歌会继续写下去，它们会在世界各地被欢唱……”
（后记：本文写于2009年12月。斯时，正值整顿互联网“扫黄打非”行动如火如荼之时。一年后，译言、饭否都相继获批重开，但已不复往日繁荣。而电驴下载服务则被全面叫停）
微博一问：
查封BTchina，取缔电驴下载到底是为了谁好？作为一个Verycd的重度用户和知识分享的受益者，我不太理解，它的下载服务伤了谁？如果在欧美知识产权成熟的国家会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我想知道，百度文库和Verycd是不是同样性质的产品？为什么前者可以存在？后者不行？
3，创新的园艺学（1）
也许要很长时间之后，我们才能发现这些人工培养的“异种”企业是否潜藏着某些基因缺陷，一旦它们占据了主流地位，这些缺陷会不会引发新的生态灾难？但那时会不会已经晚了。
1930年代，当第一批欧洲殖民主义的农业专家们来到西非的时候，他们被眼前的“落后”景象震惊了。土著农民居然还在采取混乱无序的多元耕作方式，甚至在同一块地里同时种了四种作物（这还不算亚品种）。
在这些聪明的欧洲人看来，“以如此幼稚的方式将各种不同的作物混种在一起纯粹是傻瓜，它们会抑制彼此的生长……”。仅仅从现代农业的视觉规则考虑，大多数专家无需做进一步的实际调查就会认为这些是技术落后的表现。殖民地的官员，以及独立之后他们的继承者，几乎都以同样的热情推动用单一种植取代多元栽培的运动。但结果却是——广泛的失败。
慢慢地，人们认识到另一种规律的存在——如果其他方面是一致的，在热带环境下自然产生的物种总会比温带环境下的多很多，尽管每种的个体可能少一些。采用多元栽培，是热带农民模仿自然的耕作技术。多元栽培就像热带森林本身，可以保护瘠薄的土壤不因日晒风吹雨淋而出现水土流失。
多元耕作的策略帮助农民在两方面对雨水下注（热带农业更多受制于雨水，而非气温），一方面播种抗旱作物保持土壤，同时播种耐涝作物从雨水中获益。最后，在热带地区形成统一的、可控制的农业环境比在温带困难得多，而且这里人口密度比较小，从严格的新古典经济学角度来看，为开垦梯田和建设水利工程组织大量劳力是不经济的。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热带地区的其它地方。表面上的混乱掩盖了深藏的逻辑。如今，主流专家们不得不承认，以间作、轮作为核心的多元耕作，实际上是对多变环境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中的反应；而单一种植的科学农业恰恰相反，它是通过改变环境使之尽可能地适应集权和标准化的公式，从而最大化其目的——短期直接生产成果。
为此，后者有意地漠视甚至破坏了一些从长期来看更重要的东西，比如生态平衡、可持续性、水土保持、食品安全等等。但悲剧的种子已经就此埋下，并造成了后来西非地区多年的饥荒，前苏联集体农庄的崩溃等……
请放心，笔者无意在这里讨论农业问题。我真正关心的是另一个与“生态多样性”密不可分的领域——商业。
最近学习“两会”讲话，明白了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完善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我的理解中，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应该以“市场经济”为底色，“社会主义”为特色，努力营造一种和谐发展的商业生态：既有苍天大树（央企）、也有各色林木（外企、民企、混合所有制的上市公司），还有花草灌丛（成长型企业）和蕨类蘑菇（创业者）等等。
这样的看法，在过去十年中似乎已逐渐成为市场人士的共识。但前不久，我和一位十年来从事孵化器和早期投资的老总聊天，他却忧心忡忡地告诉我：眼下的趋势是“大树遮天，寸草难生”。
何谓“大树”，是蔚为壮观的国有企业。全球市值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商业银行、有色金属公司，市值排名前五位的石油公司、电力公司、钢铁公司、航空公司，还有垄断性的烟草企业、电视台（非公众公司）、电影公司等等。
3，创新的园艺学（2）
自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之后，卸下包袱的它们表现出了强烈的进取心。仅仅国资委管理的128家中央企业，其涉及的主业剔除重复的也接近300个，甚至囊括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粮酒糖期货、物流连锁、文化娱乐、服装销售乃至兽药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与销售，似乎个个都关系到“国家安全”。
它们的赚钱能力更是毫不含糊。2009年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营收总额超过12万亿元，利润总额超过7500亿元。但这些利润主要来源于上游产业和垄断经营，除了国家给予的显性或隐性的优惠，这些利润还以挤压下游产业利润和消费者福利为代价。换句话说，这些“大树”们将其阴影所笼罩的范围都变成了自己的“后花园”。
上述这位老总给我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2007年，他去杭州一个国家级动漫基地考察项目。当时，里面已经有50多家公司落户，政府支持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光每年减免房租税收和给企业的直接补贴就达2200多万元。而园区企业每年生产的动画时长超过9000分钟，相当于全国产量的1/10。
这是个不错的成绩。但问题在于，动画片卖给电视台，比如中国最有钱的CCTV，每1分钟只付1000块。也就是说，9000分钟只能换来900万的主营收入。三年之后，他再去看，基地里只剩下三家公司。因为三年免租期已到，很多小企业无力支撑高昂成本，搬的搬，倒的倒。
“为什么这些动漫企业没有产出？就是那些渠道都被国企给垄断了，再好的东西也卖不起价。如果是国企就要负责任，你怎么扶植？你说你只在他们制作那端扶植，到了出口那儿又给堵上了，那不是掐人家脖子嘛。”该老总坦言。
还有比这些动漫企业更惨的。在一轮轮的整顿监管、牌照审核、扫黄打非中，许多互联网的中小企业和创业者已经被折腾得死去活来。自从11月30日中移动等运营商宣布暂停WAP计费已经过去4个月，还没有恢复的时间表。很多SP、WAP网站以及广告联盟大概可以关门大吉了。
因为控制了准入门槛和资源分配，我们的监管部门和央企就像挥舞着大剪刀的园丁，他们治下的产业生态，就像“整齐、美观、统一”的人工花园，就像国庆天安门前的团体操表演。在这样的“花园”里，最好只有一类公司存在，那就是人工嫁接栽培出来的公司——异种
。
异种
过往的历史证明，当丛林的主宰者无法再容忍符合自然选择规律的物种散漫生长之时，它们就开始不断尝试按照自己的意愿人工培育，甚至搞出转接不同基因的“异种”。
从当年的小网通到后来的中星微，再到今天的神州泰岳、无限讯奇、恒宝股份，一些雄心勃勃、八面玲珑的创业者，利用特权的支持，嫁接国内外资本，还有看似完美的商业计划，创造出新型企业。它们有着民间的身份，也有着天然的保护伞，很轻松地搞定牌照。但这种“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企业，能够打败自然环境中土生土长出来的公司吗？我表示怀疑。
不过很有可能，它们在一段时间内会比那些原始物种更讨人喜爱。因为其基因生来就为这个环境所设定的，它们的模式从一开始就是谋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它们也有一流的执行团队，更重要的是它们听话守规矩，又值得信托。
“像这样有特殊背景的企业你们敢不敢投？”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中国主流风投机构的老总。他们的回答各具技巧：“我们不太敢投，但很多别的基金敢投呀……”、“不排除吧，得看具体这个背景到底帮不帮得了企业……”、“寄希望于中国足够大，好项目足够多吧……”
3，创新的园艺学（3）
事实上，就连中国风险投资业也已经被一些转基因的“异种”所渗透了，它们的别名叫“权力PE”。
今天，这些拥有转基因的“异种”，还只是少数“隐身人”拥有的特殊专利，这也意味着它没有自我繁衍的能力。但当它们成为被重点培养广泛撒播的物种成批出现，那些原始的物种不得不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主动选择与特殊利益集团嫁接。要么就得自己忍受更恶劣的生存环境，甚至“被死亡”。
也许要很长时间之后，我们才能发现这些人工培养的“异种”是否潜藏着某些基因缺陷，一旦它们占据了主流地位，这些缺陷会不会引发新的生态灾难？但那时会不会已经晚了。
在温总理的最新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家要大力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推动新能源汽车、“三网融合”、物联网……
但我很害怕它又变成一个自上而下的计划工程，变成一个只有“国家队”和“异种”选手才能参与的竞赛。如同20年前的863计划一样。
在这些新兴产业领域，与其相信那些白天做报告晚上写日记的官僚们和发论文争项目剥削学生的专家们，我更看好千万创业者在不同方向上用不同方式所做的“布朗运动”。因为，实践总是走在认识的前头。
我更想知道，在这些新兴产业里，到底是优先“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还是真正“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我们用不用花16亿去扶植一个无人问津的国字号“广州正佳电子商务网”？
如果说，像山西煤矿这样的传统产业还可以强行推成“人工梯田”的话，那么，所有的新兴产业就是真正的“热带丛林”，我们是否应该对“自然”保持一份敬畏之心。
记得十年前，中国提出大力发展移动通讯产业。但只有“国家队”才有资格领取牌照。十年后，中国最牛的设备企业是华为不是大唐，最好的手机制造商也不是普天东信而是深圳的山寨机以及从山寨发家的天宇朗通、宇龙酷派、魅族等。有趣的是，它们都集中在广东，而广东也是国内手机普及率最高数据应用最活跃的市场，中移动收入最高的市场。没有这些野花野草，我真不知道中移动怎么成为全球用户最多的运营商。
记得很小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学唱一首儿歌：“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那个年代里到处都是“花园”，但其实是没有什么花可看的。今天，我们应该意识到最珍贵的其实不是“花园”而是“自然”，最鲜艳的“花朵”也只绽放在“自然”中。
（后记：本文写于2010年2月，是为《创业家》杂志的特别报道“异种：12580”配的评论。文章并不能改变什么？类似这样依附着某个垄断巨头的“异种”企业，在今天的创业板上，比比皆是。）
微博一问：
创业板的神州泰岳冲到200元了，现在除了散户还有机构进场。现在很多PE机构都在寻找类似神州泰岳这种能绑定一个央企大客户的民营公司。信神州泰岳，就是信中移动。问题是，中移动的四川副总刚遁形了，你还敢信吗？
4，制造业主的一声叹息（1）
美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从福特汽车开始给工人发一美元一天的工资开始的，不是从互联网时代才开始的。制造业是所有产业的根本。制造业如果完蛋了，那些失业的年轻人会把更多的金钱投入在网吧里吗？
“这两年政府、学者天天喊过热过热，可我们这些做制造业的，感觉是越来越凉，像开了空调，进了冷库一样。”W君狠狠地抽了一口烟，看着对面的我苦笑。
W是一个典型的北方男人，四十出头，身板结实，精明强干，有威严感。曾经做过一家大型国企的高管，十年前下海创业。
这场谈话不是发生在“谣言”中有20%中小企业倒闭的浙江，也不是“传闻”里港商台商大逃亡的广东，而是在山东，中国的另一个制造业大省。
时间是2008年8月初，2008名子弟兵还在大兴县苦练击缶，股市的“绿色奥运”行情还未发动。
他的公司说小不小，一年十几亿的销售收入，成长速度很快，拿到过PE投资。也不是以出口加工为主，主要服务内需市场。青岛啤酒、蒙牛、康师傅等等都是它的大客户
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
总的来说，W君已算幸运。他的公司去年底香港上市，赶上了“牛尾巴”，拿回了七个亿。
无奈他想做的事太大。公司正在投建的新生产线，年产能50万吨，光设备投资就12亿。如果考虑到厂房、通胀、治污配套等因素，建成恐怕得15、16亿才能打住。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要靠银行贷款支持。
“如果光靠我们自个一年一个多亿的利润滚动发展，恐怕得等十年”，W说。他等不了，他的公司再踮踮脚就能进入行业前20强。
这个行业又是典型的资金密集、技术密集。规模越大，边际效益越高，当然生存概率也越高。“30万吨是生死线，50万吨才能保平安，上了100万吨就健康了”。 “你滚（动发展）吧，人家早就跑到前面了，你就淘汰。现在的装备要求太高，一次性投资很大。受宏观调控影响的很大。”
W的公司在当地是明星企业，跟地方银行的关系也不错。但毕竟不是国有企业，没有优先权。现在，央行把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提高到了史无前例的。据说整个山东省今年下半年的信贷总规模才区区50个亿，还包括流动资金。而去年同期，虽然也是宏观调控，却是300个亿。
短期内在资本市场再融资已经很难也不划算，半年之内，公司的股价已经从最高点掉了一半多。我安慰他，这不算丢人。毕竟“一路发发”的阿里巴巴（1688）都跌了75%。
压力考验着W的头脑与身体。在我们来的前一天，他从早上7点多一直开到晚上10点，一个接一个的会。“我整整一上午都没去厕所……现在很多其它厂准备上马的项目，不是下马就是缓建了。为什么缓，没钱。光靠自己的钱，搞这么大，门都没有。”
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没电也一样。山东是产煤大省，资源丰富。自W打小记事起，就从未限过电。但今年夏天，整个山东就闹起了“电荒”,一个礼拜，工厂“停三开四”。
W的一条生产线马上要投产了。但前几天，他听副省长开会说，新投产的项目一律不准从网上拿电，不允许投产，要确保奥运会安定，确保农村、城市居民用电。好吧，农村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是10天停6天电。至于城里面，济南商场里的自动扶梯都已经停了。居民6天只有4天用电，有时候还是下半夜去电。
4，制造业主的一声叹息（2）
“电荒”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电煤价格倒挂”，导致电厂全面亏损。煤价已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多，电价却被死死摁住。报纸消息说，整个山东省的发电机组开机率不到40%，大多停机了。电厂有煤也不愿意发电，一发就亏，而且亏得一塌糊涂。当地的主要电厂，“要是正常开机又没补助，一个月亏几个亿进去跟玩似的。”
政府当下的思路就是国家调控计划管制，控制物价上涨。所以，发改委出头把国家经济彻底管了。油价涨了，发改委管油。煤价涨了，发改委管煤。学费涨了，发改委管学费。听说方便面和馒头涨价了，发改委还管面。
我跟W开玩笑，发改委不该再叫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得改叫中央计划委员会，前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好像有这一号机构。
不过，还得感谢政府。奥运会期间，山东人民还是能够看到菲尔普斯和姚明的。因为副省长下了强制令，电厂必须开起来，就算亏本也得开。不过这时候，各家电厂已经不是市场经济的独立个体，而是和谐社会的“一盘棋”了。
目前，W的公司还能基本正常开工，全靠着它自己控股一个热电联供的厂。比起网上买电7毛一度，自己的电厂要价不到6毛（当然，电厂因此会损失大半利润）。但搞煤成了W的另一块心病。一年前按每大卡算是7分5，现在是1毛六，估计很快会涨到2毛。一大卡2毛，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发电量为6000大卡的1吨煤价格是1200元。
他早前跟山西的几个大煤矿公司签过协议，打了预付款，存了部分煤。但现在运煤出山西，得要“出省票”，一吨煤就得买64块钱的出省票。W承认，“要做工作，去送礼，否则煤还是运不过来。”我后来上网一查，倒腾出省票果然已成为山西一个新的产业。
相比一年前，什么都在涨价。国内原材料已从过去的6、7百块一吨涨到2000块一吨。他的产品还需要进口原材料，这个价格基本没涨，因为美国自身经济萧条，需求下滑。但运费却翻了足足一番多。从美国西海岸过来一个集装箱，去年是570美金，现在1100美金。国家还有强制性的燃油税，一个集装箱再加100美金。
去年，W的公司刚在海外市场打开了突破口，但照现在的情形，恐怕又得缩回来了。因为人民币还在升值，来料加工的政策取消了，出口退税的政策也取消了，再加上能源涨价、运费提高，成本优势早没了。
一叶知秋。讲政治的W天天翻报纸、看新闻联播，他预感“整个经济实际上在下滑”。 “人大财经委员会打报告建议，其中一句话就是防止国民经济出现大幅度的下滑，什么叫防止大幅度的下滑，就是实际上已经下滑了。”
“你看常委们还是高度重视啊。总书记来了山东，温总理去了广东，李克强到了江浙。中南海都开了四个座谈会。但到现在还拿不准，到底改用什么办法，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很麻烦的。”
虽然W对自己产品的价格转移能力还有些信心。毕竟是做进口替代的，毛利率还比较高。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萧条就会从经济链条的那头传导过来。
广东大量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倒闭，已经使他丧失了一批小客源。物价的飞涨迟早也会抑制消费，打击他的那些大客户，进而伤害到他。
奥运也成了 W君想不到的“黒天鹅”。北京、天津是他最大的市场。前几天，他的一位常驻北京的销售副总跑回来告诉他：“完了，北京城现在坏人进不去，好人也进不去了。进去了也出不来。”单双号限行后，货运不进去，“逼得我在天津租了一个仓库，然后先运到这个仓库里面，换成当地牌照的车，还要12点以后出发，到第二天凌晨3点，你说怎么办啊？要了命了。怎么搞啊？”
4，制造业主的一声叹息（3）
W现在颇欣赏郎咸平，尤其认同其对中国“二元经济”的判断。这位非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小企业主中很受追捧。
“一方面政府推动了房地产各方面基础建设非常过热。城市建设、形象工程特别热。他为什么热衷于搞这个东西呢？因为资源都在它手里控制的。像房地产商一个项目都赚几个亿。另一方面，实实在在搞制造业的，真没有人愿意搞了。你看海尔都去做房地产了，制造业利润比刀片还要薄了。”
抢救制造业。W认为政府有两招可用。一条是改变一刀切的信贷政策，改变一调控就拿民营企业开刀的歧视。另一条就是大幅减税，给企业松绑。因为中国是全球企业税负最重的国家，也包括个人税负。
但W对改变并不乐观。美国政府为了解决次贷危机，很快拿出了1000亿美金。两院一开会就通过。因为美国经济运行的机制、法律特别健全、处理的很快。
但在中国，有些事情没有人敢拍板。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市场规则来调节，主要是靠开会讲话来管理。开会主要是贯彻会议精神，以讲话为主，不是以法律为主来指导。不是以经济规律来指导。”
我看第一财经日报，早在4月，发改委已经注意到电力企业全面亏损的现象，正在研究对策，并上报国务院。发改委能源局还紧急召集了电监会、部分煤炭和电力企业及相关行业协会，就协调当前煤电矛盾问题进行讨论，希望能拿出一个利益各方都能接受的良策。
结果呢？就是8月电荒。
最后，W半开玩笑地跟我说，“现在很乱，按套路来一般都吃大亏，所以最后就是谁赢了谁算，老实玩套路的都不行了。”我无话可对。
回来这几天，看网易、腾讯的财报都是连连报喜。自己想，是不是中国的制造业注定要被淘汰了，大家都玩网游、搞山寨机、做房地产、挖矿、开保险公司典当行算了。
可我又想，美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从福特汽车开始给工人发一美元一天的工资开始的，不是从互联网时代才开始的。制造业是所有产业的根本。制造业完蛋了，那些失业的年轻人会把更多的金钱投入在网吧里吗？
FT中文网的一个消息说，中国最快在2009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头号制造大国。哦，原来美国一直都还是制造强国。
上帝知道，我不知道，经过这些折腾，中国制造还能不能在2009年赶上美国制造。
（后记：本文写于2008年8月。中国制造的危机苗头从那时开始出现。此后，政府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但大部分资金都投向了国资密集的产业。中国经济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
微博一问：
随着以富士康比亚迪为代表的大批代工制造企业越来越多地内迁湖南江西重庆甚至河北，过去十多年蔚为壮观的民工潮会不会渐渐退去？东南沿海靠什么样的新兴产业才能弥补制造业"空洞"？内地城市的劳动力收入上升会带来什么样的消费产业新机会？全国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网会给物流业什么刺激？
5，中国商业的黑暗原力
理解中国商业种种吊诡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认识这种原力的黑暗面。
几年前，我和一个著名国际投行的中国并购主管M聊天，谈到几个敏感话题，这老兄对媒体很OPEN，说话不太避讳。?? 问：“你做了那么多按国际惯例来的并购，怎么看健力宝的收购，为什么那么多外资看好健力宝，却被张海拿走了？”?? 答：“这个项目太有中国特色了。他们也和我们接触过。我们没敢接这个项目。中国很多资产的出售没有安全进入国际轨道。虽然国家有规定，进产权交易所、拍卖，但真正是谁做拍卖，真的是举牌拍卖还是怎样，也没有与国际接轨的拍卖程序，现在有几个交易，是完全与国际接轨的？没有这个过程，就会出现很多中国特色的现象。”?? 再问：“怎么看深圳航空的收购？”?? 对方老实回答：“我们看不懂，我们也没有介入，具体的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程序是怎么设计的？不知道有没有赢的机会。我们不懂为什么拍卖一个国有航空公司跟在嘉德拍卖一幅国画一样，谁出价高就给谁。但这个中标价是以什么标准出的，对出价方真的做过尽职调查吗，这绝不仅仅是价格就能决定最终谁赢的呀。”（以上对话有录音为证，绝非杜撰）???? ?我相信这老兄知道的绝对比他说出来的多。广控为什么会把深航卖给一个在东北做系统集成的亿阳信通和它的合作方汇润投资（一个刚刚注册几个月，连身份证和地址都是假的空壳公司），难道仅仅是因为前者比国航南航什么的出价多出1千万嘛？
我知道我们的媒体朋友曾经孜孜不倦地“扒粪”，但我相信最终的结果会跟健力宝收购、平安上市、周正毅丑闻、覃辉骗贷等等过去上演过的故事一样，被各家演绎成一个前戏极尽挑逗铺陈但却永远缺少关键一击最后莫名其妙就早泄收场的连续剧。可怜那些不解恨的看官又如何“浇胸中块垒”。
常识是伟大的，但在实践中，更伟大的是藐视常识。
多年之后，深航的杯具终于碎了。整个过程十足就是一出黑色幽默的荒诞剧，而且它是真实的。一个“保外就医”服刑人员李泽源，勾结新华人寿的老总关国亮，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完成收购。目的却是利用曾经连续赢利11年的深航作为融资平台，偿还收购款，搞房地产，跟地方大员勾兑，卷走数十个亿。而深航在其蹂躏之下，已经触及“资不抵债”的红线。按《新世纪周刊》的报道标题，这是《最坏的私有化》。但问题在于四年之前，几乎所有明眼的人都已经看出这事不靠谱，但为什么就硬是无法阻止呢？?? 当然，李泽源也好，关国亮，我相信他们仍然只是台前跑场的龙套。每一个公开丑闻背后都有一个看不到尽头的黑洞。操纵健力宝收购的XX家族，帮助周正毅只判两年缓刑的沪上高官，鲁能莫名其妙的私有化，山西内蒙的煤矿寻租，神州泰岳的神秘股东……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商业的黑暗原力。到处伸手寻租的权力，每一笔肮脏钱背后的保护伞，每一笔非正常交易背后的“胡雪岩”式逻辑。在《星球大战》里把天行者安纳金拖下水的黑暗原力，在把整个中国官场拖下水之后，也在把整个中国商业最有生气的部分拖下水。??? 我认识的一个民企富豪，在福布斯榜上名列前茅的主，当初为了进入房地产业，曾经极力巴结50年代的全国劳模后来的首都副市长，可惜不被待见。以至多年在这个产生最多富豪的行业里毫无建树。因为没有保护伞，甚至被人搞进局子。后来，他在一个乏人问津的行业里，吭哧吭哧搞出了大名堂，终于又大张旗鼓地进入房地产业，并在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大赚特赚，现在他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消灭一切不利于己的舆论，因此我相信，他一定跟魔鬼达成了交易。顺便说一句，人家现在是美国人民了。??? 理解中国商业种种吊诡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认识这种原力的黑暗面。为什么要多元化？银行是提款机，连锁是印钞机，房地产是苹果机，互联网是鼓风机……在权力掩护的明抢暗送下，用什么去管理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占有，然后转手高价卖给洋人；谈什么中国的公司治理？没有政府治理，一切公司治理都是扯淡;想MBO?看看仰融李经纬的下场，看看华晨健力宝的下场？还想什么国退民进？
最坏的私有化和最横的国有化，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呢？如果没有，你该怎么办。我所认识的那位投行高管，如今摇身一变，变成XX产业基金的管理合伙人了，这个基金有着央企的背景，现在干着都是Pre-IPO和并购的买卖。???? 是什么造就了这种黑暗原力？是什么让中国的市场经济进化变成今天这样血淋淋的？是不是一直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花团锦簇的GDP繁荣的红色中国和一个遵循着最丑陋的弱肉强食的法则的黑色中国？??? 如果我们再不加阻止，中国的商业恐怕将彻底沦为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商业。恐怕当中国人民的正常寿命在逐年增加的时候，中国企业的商业寿命和中国官员的政治寿命一样，逐年递减！?????? 这个世界常常让人沮丧。中国商业媒体的工作就象故宫的导游，除了让你在空旷的广场照照相，就是带你到无数个游人止步的门牌前，告诉你真正的好东西是你我永远看不到的。当然，如果你的真诚能感动故宫的管理员，说不定人家会顺手卖给你两件假文物。??? 作为媒体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你作为导游把无知的观光客领到黑心商店然后转手拿提成，要么你从此隐藏在BLOG/Twitter里靠拉背包客自助游为生。?? 最近，在CCTV-8上，正播放着一部由大嘴女星姚晨主演的青春轻喜剧《与空姐有关的日子》。片中的女演员扮演的都是深航空姐，深航还是协助拍摄方。只是不知道有多少看戏的观众了解，深航背后的那场真正大戏……
（后记：本文初稿写于2005年6月，修改发表于2010年4月。5年过去了，深航的大戏已经谢幕，但文章的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中国商业的黑暗原力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
微博一问：
短期内，国内PE产业会不会出现一轮优胜劣汰甚至整合？我的观点是五年内都不会。由于市场机制扭曲，权力介入，傻钱太多，再烂的机构也能融到钱，贵得离谱的项目也可能通过IPO套现，关系背景远比商业逻辑重要。所以，劣币和良币会在很长时间内共存，水会一直混下去吗？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1，船长（1）
一支船队在等待某一个人的指挥号令，一群各怀本领的成员为了某一个人的召唤而集合，一群希望以一搏十的投资者需要某一个人来下注金钱。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他是不是真正的“船长”？
他，36岁，葡萄牙人。一个身材矮小的没落贵族，历经十年磨砺的军官、水手，在征战印度时落下了一条瘸腿。因为性格孤僻内向，甚至无法给自己谋到一份体面的差事。祖国的君主没有耐心听取其远航计划，他只能跑到西班牙去兜售梦想。这个人叫麦哲伦。
他，23岁，哈佛大学的大二学生。一个腼腆羞涩内心却极不安分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弟。天资聪颖，好胜的高中击剑队长，一流的电脑黑客。他做了好几个颇受欢迎的网站，帮助性饥渴的大学生，却因为破坏校规而遭到留校察看的处分。这个人叫马克·扎克伯格。
这两个人是我最近正在读的两本传记《麦哲伦传》和《Facebook效应》的主角。前一位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而后一个则正在创造有文明以来聚合最多人的全球社区。
他俩都有幸生在一个沸腾的年代。作为古典意义上最了不起的船长，抑或现代意义上的创业家（马克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海盗船长），率领一群未知的人，闯入了一片未知的海洋，完成一个未知的事业。
让我感兴趣的是，不管是在15世纪后期—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还是1990年代—2000年代的互联网浪潮中，都蜂拥而出大批的冒险者。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有激情、想象力、煽动力、长袖善舞，很多个野心勃勃的商业项目在互相竞争。命运女神为什么偏偏青睐他俩？
在这样的小概率事件中，除了运气之外，一定还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在作祟。要知道，他们不是资源最丰富的，也不是实力最强的，更不是背景最牛的，但他们绝对是生存欲望最旺盛的，意志最坚强的和策略运用最得当的。
一支船队在等待某一个人的指挥号令，一群各怀本领的海员为了某一个人的召唤而集合，一群希望以一搏十的投资者需要某一个人来下注金钱。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他是不是真正的“船长”？
“船长”都是天生的
“你是怎么找到这12个项目的Leader?”
前不久，我和创新工场的李开复老师交流时问他这个问题。
开复承认，一开始的想法是以他为首的核心层先规划项目，然后招募优秀的工程师进行开发，他们兼着带。等项目成熟到可商业化的时候，再物色一个合适的经理人当CEO。
但4个月后，他们意识到此路不通。“最初只招到一批厉害的工程师。没办法我们只好自己带起来。这些工程师很厉害，但我们自己分身乏术管不了，带又没精力”。找到一个既符合要求又认同文化的项目负责人其实很难。
然后，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有几个小工程师团队，做着做着内部就有一个人冒出来，非常明显的领袖气质。他很快成为大家追随的灵魂人物，不用开复挑选或指派。
一个年轻工程师，2008年才从复旦大学毕业去Google。李开复当时根本不认识他。后来到了创新工场，这个年轻人迅速展现出对产品、用户以及商业的良好感觉。“真是全才，自己去跟运营商谈判，跟200个开发者合作。仅仅用4个月时间就开发出够复杂的产品”。
1，船长（2）
他自己组织团队，发动复旦的学弟们替他工作。“出去吃个饭，就能弄一个人回来”。就连开复远在美国的投资界朋友也知道这个年轻人了，飞过来直接找他。这个今年3月才开始的项目，10月份就可以脱离创新工场单飞。
是在李开复的大船上苦苦培养创业者，还是找到那些天才创业者帮他们造条船？换句话是当传统的孵化器，还是高效的超级天使(Super Angel)？
创新工场明智地转向了后者，转向了那些带着计划书主动跑上门来的外部创业者。
“我们已经充分地了解到，绝大多数的创业最好都是创业者自我驱动。他的点子、他的方向，他去寻找拍档，他有热情做好这个事。找这个人很困难，一旦找到了我们的日子就非常好过。他是我们可以信任和委托的人，要多少钱，需要我们做什么事你开出来。我们只做投资人和教练，完全让他做老板。”
在过去一年里，创新工场收到了10万份简历，却发现了5个这样的创业者。猜一猜他们是从多少毛遂自荐者里面找出了这5个？“我们是从超过500个人里找出来，我们必须认可这个人，也认可他的项目。”明年，创新工场计划找到至少10个。
据说，这个世上只有25%的人适合创业，而其中仅有5%的人适合当真正的创始人。大众在迷茫中渴望指引，他们自己给自己指路。
“对大多数人来说，到12岁时，你要么有企业家精神，要么没有。”全球最大的网上鞋城Zappos创始人谢家华如是说。他在24岁时以2..65亿美元把自己创办的LinkExchange卖给了微软，又在36岁时以12亿美元把Zappos卖给了亚马逊。
一个有趣的现象，IT互联网业的天才创业者，通常在20岁前后早就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听起来，这样的年龄正适合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创业？
错。谢家华很早时便自制徽章，通过邮购方式销售，中学阶段则不时接一些写代码的工作。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谢家华不仅获得电脑大赛冠军，还和室友圣杰·马丹盘下一家快要关门的比萨店，顾客则是他的宿舍同学。
80后创业者的代表李想，在他2000年创业之前就自学电脑7年时间，其实际应用水平在所在学校和当地电脑城是最好的。还给各个报刊杂志投稿3年，稿费也是最高的。
至于扎克伯格，他19岁时已经连续创办了三个网站，写了一堆程序。不管是帮别人做的还是自己做的。他知道怎么创造出让大学生用户爱不释手的产品。事实上，他的每一个早期产品都像是在为日后Facebook的诞生做准备。
重要的不是你在什么年龄创业？而是你在创业之前是否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生存技能和生存意志。
“他在35 岁之前，懂得和体验了战士和水手在战场和海洋上应当掌握的一切。他四次绕过好望角——两次从东向西，两次从西向东，他曾无数次险些在东方丧命，他温暖的血肉之躯三次受过敌人冰冷武器造成的创伤。他对世界的见闻之多是无可比拟的；他对地球东方部分的了解超过当时的一切著名地理学家和制图家。十来年的经验使他成了各种军事技术的专家：他学会了使用剑和火枪，掌舵和运用罗盘……其他人只能好奇地在书本上读到的一切，他都亲身经历过。十年的时间，他学会了等待，也学会了当机立断。他十分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这是传记作家茨威格对于麦哲伦的描述。
1，船长（3）
在整个大航海时代，那些伟大的船长都具备足够丰富的人生经历。有意思的是，他们几乎都是在40岁左右这个最佳年龄段，开始自己指挥的第一次远征。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这样的家伙，既是天生的，也是后天的。
现在，人人都知道成功需要所谓的“一万个小时”。但创业跟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还有不同。不仅是你在所擅长的事情上反复锤炼一万个小时，还有尽可能早和尽可能狠地在不同的领域与不同的人一起多尝试不同的东西，以找到命中属你的那个方向。
单一经验和单一能力根本不够。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习惯在地中海、红海游弋，习惯定期进行补给的商船船长们，不管有多少年的经验，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航海家。因为航海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职业，并非一个使命。
不同行业的竞争要求不同能力的组合。我的一位VC朋友，在分析投资机会时，总是先思考创业者要在这个行业中胜出，必须具备哪些关键能力。比如B2C电商，他认为依次重要的是“懂货、懂技术、懂物流、懂营销”。接着，他会建立起一个能力模型，把相关企业的创始人们一一代入研究。他所下注的企业，其创始人的能力一定比同行更加健全，而且年龄上更具优势。
按照柳传志的说法，一个真正的创始人应该能“从海图上看到自己企业的未来”，就算手中的这张海图是错误的，只要启航了，他就会想尽办法去达成目标。
如果没有托斯卡涅尼的地图问世，哥伦布不敢贸然远航，而这张地图将地球外形歪曲到荒谬的地步，使他错误地认为在最短期间便能到达印度东海岸。
葡萄牙人发现哥伦布理论上的错误。自信的哥伦布在法国、英国也四处碰壁。最后西班牙人因为没有足够的地理知识，接纳了他。王后伊莎贝拉同意支持疯子哥伦布。
即使是最荒谬的理论，让一个天才碰上，如果时机凑巧，也可能从中产生出伟大的发现。但你敢下注他吗？
米提斯
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鼎鼎大名的船长——《荷马史诗》里的英雄奥德修斯。他在远征的归程中，遭到神明戏弄，在海上整整漂泊了十年，最终才找到回家的路。
古希腊人赞美奥德修斯，不光是他的勇敢，还有他取之不竭的米提斯（metis）。他的米提斯既用来设计特洛伊木马、欺骗女巫Circe、独眼巨人Cyclops，或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以免受女海妖Sirens的歌声之惑，也包括把自己的人团结起来，随机应变地从一个个困境中解脱出来，智取那些比他强大的对手，不管神还是人。
在英文里，“米提斯”后来被翻译为“狡猾的智能”、“实践技能”、“Know-How”，本质上这是一种能够成功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迅速地领悟和找出解决方案的能力。
而在我看来，这种能力正是那些伟大的“船长”（现代意义上的创业家Entrepreneur）所拥有的一个最关键的不同之处。而那些看起来更好身家背景、更具形象魅力、单一条件下的丰富经验、在常规航线上游刃有余的人通常更容易赢得投资者的欢心，但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这又是为什么？
所有的人类活动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米提斯”技能，但是一些活动更需要，比如航海、比如创业。要适应反复无常的现实环境、要影响伙伴、客户和对手的行为，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航海家要适应风、海浪和暗礁，但不能直接影响它们；创业者与他们的对手总是处于持续的相互作用中。他们需要迅速并很快地对突发事件作出反应，并且运用有限的资源以创造最好的结果。
1，船长（4）
事实上，创业中那些最关键的技能，都是非标准化的，不易言传和经验的。这跟开车和烹饪是一样的道理，光背好交规和菜谱没有用，要学会开车，只能通过反复练习，获得手眼协调以及“读懂”时机并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也只有通过实践，你才能“感受”到平衡，并自动地进行平衡。好的教练只会在几个关键的节点上发挥作用，比如在什么时候踩刹车。
我们常常发现某些人商业感觉特别好，这种商业感觉就是“米提斯”。某些人总能比别人更快地获得并掌握所需技能的要点。这或许是天生的。但像奥德修斯这样最好的实践者，一定是日积月累了许多不同条件下的经验。如果你的生命就依赖于你的船是否能从恶劣天气中幸存的话，那么你一定希望有个经验丰富的船长，而不是可以分析洋流规律却从未掌过舵的海洋学家。
对于创业者来说，为什么“米提斯”如此重要，就在于创业所面临的世界是一个非标准化的世界，是一条无人走过无从验证的航线，更无法遵循同样的规则。
因为严重错误的海图，麦哲伦船队被迫在无人居住的圣胡利安湾扎营了整整一个冬天。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漂流了100天才看见陆地。他亲手处置了西班牙船长的叛乱，在发现船队损失殆半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前行。
在扎克伯格做Facebooke之前，Friendster、Myspace已经遍地开花，但马克坚定地扎根校园，一个一个地开放。他始终坚持把用户利益最大化放在营收增长之前。抵制了维亚康姆、雅虎、微软等一个个巨头抛来的绣球。只要第三方应用做得比自己好，就大胆开放自己的平台资源给第三方做。这个年轻人的很多做法，完全与商学院教的那些东西背道而驰。
为什么创业没办法在MBA课堂上学出来？因为课本上面所有的内容只是关于已有商业世界的规律化总结。为什么看完所有成功创业家的传记，你会发现自己仍然不懂创业？因为他们所写出的代表不了他们大脑所知的全部，而只是其中可以简化展示的一小部分。
在切身利益生死攸关的情况下了解如何与什么时候应用、甚至打破这些经验规律才是“米提斯”的本质。
一个商学院的教授只能教授标准化的知识，至于创业，他很可能还不如一个高中辍学的年轻人。在硅谷，连续创业家总是备受青睐。Ron Convey做天使投资12年，投资项目逾500。他投连环创业家的成功率是66%。因为什么？新司机越开胆越大，老司机越开胆越小。
真正的“船长”，需要在脑海中长出一棵决策树——如果它在这里生长，我们就向这个方向走。而如果它在这里绝迹，我们就往另一条路去。换句话说，就是要把“米提斯”变成下意识的本能。
商业的竞争如此残酷。在你之前已经开始，在你之后不会结束，试图掌握所有的已发生的事情和精确地了解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根本不可能。所以，在这些变化的、不确定的、特殊的背景下，“米提斯”才最有价值。
真正的“船长”绝不会在毫无胜算的事情上搭上身家性命。同伴们把扎克伯格描述成一个非常理性的家伙。他常常疑虑，这是不是一时的狂热？这会不会一去不返？他喜欢Facebook这个创意，也愿意毫不动摇地坚持到最后。可是，他和那些最杰出的帝国建立者一样，信心十足也疑虑重重。
1，船长（5）
检验米提斯的试金石是实践中的成功。奥德修斯的计谋是不是击败了独眼巨人？苹果的App Store是不是促进了iPhone的销售？Facebook为什么每个月都在尝试新变化？米提斯的实践者知道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测试并推出新产品和服务，如果证明有效并反复地达到预期的目标，他们也不会停下来思考它为什么和如何发挥作用，而是先想尽办法迅速放大优势。至于寻找因果链条，那是教授和媒体爱干的事。
周鸿祎讲“微创新”，换个角度就是“微试错”。没有一个伟大的创新从一开始就像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它的价值必须经由那些创造性的运用而被人逐步意识到。至于什么是创造性的运用，做了成功了才知道。“不要期望通过做多么了不得的事就能改变行业，事实上，先从一个尚未解决的用户问题出发，反复探寻用户的G点，快速地调整改进，集小胜到大胜。”
所有的风险投资、研究机构，总是希望找到一把标准化的尺子，或者用“分类标签”的方式来理解新事物，他们如此看重主题、看重模式、看重趋势，只是为了估价、比较和传播的方便。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太多相互竞争的案子。
但真正的创业者，必须找到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不可模仿，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船长的“契约”
我所见的中国历史，没有所谓的海洋文化，也没有真正的“船长”。
只有两个名人跟远航有关，都是带了政治任务去的。一个是秦朝的徐福，目的是为始皇帝求不老仙丹。最后，人间蒸发。谣传是带着3000童男童女跑到了扶桑。另一个是太监郑和，据说他也发现非洲、澳洲、美洲，但“带去的都是友谊，没有占一寸土地”。送了土著一大堆礼，牵了几头狮子长颈鹿回来。
而在西方的重大发现史上，鼓舞人们去冒险的通常是精神道德因素；而促成这些发现的则往往是物质方面的欲望。在这之上，关键是对于契约的尊重和私有财产合法权利的保护。
跟今天创业者需求风险投资的支持一样，哥伦布、麦哲伦拥有航海技术与冒险精神，但缺少财力与实力，于是由国王、富商提供财力、建设航队、物资后援，而前者则用自己的航海技术与冒险精神入股，并按合约保证发现新的大陆与航线。
在远航之前，哥伦布与王室博弈了6年，才最终与伊莎贝拉女王签定了历史上有名的《圣塔菲协议》。
这份协议规定：（1）女王陛下任命哥伦布为他行将发现或获得的一切海岛和陆地的统帅并且可以世袭。（2）任命哥伦布为他行将在所过海洋上发现或获得的陆地和海岛的副王和总督。（3）在这些地区将来的一切黄金、白银、珍珠、宝石、香料及其它商品他都可以征收和保留1/10，并且一概免税。（4）任何涉及这些商品或产品的案件都由他或他的代理人以统帅身份进行裁定。（5）他被赋予选择权即对驶往这些新属地的船只负担其总费用的1/8，或收取其利润的1/8。此外，哥伦布还得到了海军上将军衔和“唐”的贵族称号。
哥伦布完成了他的四次远航，尽管他到死都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东海岸。伊莎贝拉女王兑现了向哥伦布允诺的所有物质和精神奖励，但她依然完成了历史上最成功的风险投资。据统计，从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18 600吨注册白银和200吨注册黄金。伊莎贝拉女王的风险投资得到了一个新大陆——美洲大陆。直到现在，西班牙语还是美洲大陆的主要官方语言。
麦哲伦也与西班牙国王签署了一份类似的协议。他虽然不幸死于归程。但那些幸存的船员们仍然成为巨大的受益者。
此后的世界史证明，哪个国家能设计出更好的财产保护和创新激励制度，哪个国家就会涌现出更多敢冒险的“船长”。某些事情，在出发之前就已决定成败。
（后记：本文写于2010年10月。2个月后，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来华私人访问，我恰好在北京什刹海的一家餐馆里遇到了他和他的华裔女友。斯时，我已投身创业，而扎克伯格被评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他的创业故事被好莱坞拍成电影《社交网络》在全球热映，但不包括中国）
微博一问：
听了解内情的高人讲，分众和聚众传媒前后只差两个月成立，贴身竞争。江南春承认最后胜出的主要原因是“三个一点”。相比对手，首先融资时间早一点，其次企业估值定价低一点，最后是融资规模小一点。结果，分众成功IPO，收购聚众。你知道这三点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吗？
2，W和L（1）
中国没有一个所谓“全民的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是人为割裂的。它既存在于精英的Think笔记本上，也存在于草根的MTK山寨机中。我们的精英也许和美国同步，草根却与越南同步。
我有两个朋友。
W猫在北京中关村。他从小就是个脑袋很大眼睛发亮的天才少年，数理化成绩很好，逻辑思维超强，英文和中文一般流利。在首都某著名大学毕业后，W直接去美国名校拿了硕士，接着回国创业。我一直觉得，他是硅谷Geek们的中国版。诸如iPad之类的新玩意，我总能第一时间从他那儿找到。他也是国内把玩Facebook、Twitter、Groupon、Foursqure的人。啥叫互联网的未来，W做的网站就代表互联网的未来。
L的大部分时间泡在广东。他是华南某所不太知名的大学毕业的，小眼睛质朴男，多年以前还是个文学青年。哥们做手机网游的，我见他使过好几款手机，但最贵的一个也不过1千多块钱。比起什么、移动互联网的概念，他更关心珠三角的几千万农民工和城市边缘的大学生“蚁族”，怎么关心？在东莞的夜宵摊上跟他们拼啤酒，在富士康厂区外网吧里刷夜，跟靠做他们生意开上宝马的便利店老板扯淡……
W比L拥有更多的掌声和名声。但遗憾的是，他接连做了好几个连投资人都觉得很酷的网站，却始终没有挣到大钱。原因不外如下：要么是起个大早，却被一大堆抄近道的同行给围追堵截；要么因为资金接济不上，只能让一个更有资源实力的大公司直接吃掉，还有的不知道触了哪根高压线被主管部门直接暂停。
L的生意是实实在在每天都能数着钱的，他并不想告诉无关人等他挣到钱了。说了也没人信，几十万月薪不到2000的打工仔拿着300块钱买的山寨机玩L公司做的游戏，每月给他贡献过百元的ARPU值，换句话说，他们收入的十来分之一都心甘情愿地送给L了。我有时也想不通，W针对的客户明明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中最有消费能力的精英。为什么他们舍得花钱买最贵的手机，换最新的笔记本电脑，下最好的馆子，在网上却什么都要免费。
圈里公认，只要是W做的事情必定引来围观。同行也好，媒体人、营销人也罢，口口相传，网站流量和用户量几乎是一条直线往上蹿。但奇怪的是，过了没多久就停止上升势头，开始跟中老年同志的心脏一样来回震荡。我也问过L，他的这些草根用户没几个有自己的电脑，更谈不上3G，究竟是怎么发掘的？L笑笑说，网吧都不是最有效的渠道。厂区周边有很多便利店，工人一下班就聚到哪儿。老板提供一台电脑，里面装了各种手机用的游戏、MP3、电影，再备一本类似早年K歌房里的“点歌簿”。不用上网，拿根USB数据线，想要什么下什么。还有更方便的，用手推车直接送到宿舍门口。
有次跟L吃饭，他提问我：如果一款游戏要打入45万富士康工人的市场，该请哪位代言人合适？我先猜周杰伦，摇头，丫目标受众是城市，又猜春哥也不对，她只杀伤学生和少妇，怒了，决定猜当红的凤娇，还是被鄙视！正确答案是凤凰传奇，有百度歌手榜单为证。备选是慕容晓晓，唱的是《爱情买卖》。完全超出我知识范围，还好我没猜韩寒。
过去W单纯地以为凭技术就能改变社会，现在他知道你可以不过问政治，但政治会来过问你。不过，要让一个海归精英学会怎么跑门子疏通关系确实有点害臊。L曾经愤青过，但如今很务实，好的商人都是知道怎么看《新闻联播》的。他挺关心运营商的人事变动和扫黄整顿，还搞过几次工友联谊会，虽然目的是为了推广他的游戏。前一段富士康工人“12连跳”，他很严肃地跟我说，这事他们有责任。我吓一跳。L讲，那些一想不开就跳楼的年轻人正是他的衣食父母。一部手机通常就是这些工人唯一的娱乐设备，与厂外世界交流的唯一媒介。他们有责任让工人们更快乐。
2，W和L（2）
我所认识的投资人都对W评价很高，但却更爽快给L投钱。因为他们的心里也明镜似的：在中国，做精英的只能赚吆喝，做草根的才能赚着钱。腾讯、百度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嘛。
上海那位梳分头打摩丝的笑星说过一句经典：我是喝咖啡的，北方那两位是吃大蒜的。咖啡是舶来品，感觉很洋气，吃大蒜却有益身心。今年炒大蒜的都挣了很多钱，没听说谁倒腾咖啡挣了钱。中国的互联网好像也是一样？
我曾经突发奇想，如果把W和L对调位置，情况会不一样吗？他们会更理解各自商业的长短吗？后来想想觉得这事不太可能。
W所追求的互联网，其实是一个“美式的互联网”。在美国，信息革命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从1950后到1990后都是“数字化的一代”。他们之间并没有太大的“数字鸿沟”，他们的生意与生活，工作与娱乐都与互联网分不开。这也是为什么80后的扎克伯格能够和50后的乔布斯、60后的贝索斯、70后的佩奇同台竞技的原因。
同时，美国的社会结构是一颗“橄榄”，没有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异、城乡之别，所以，美国的互联网可以说是“全民的互联网”。
但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原本我们以为它会是一座“金字塔”，但越来越变成一颗“图钉”。W和L一个站在削尖的头上，一个站在遥远的钉帽上。中国没有一个所谓“全民的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是人为割裂的。它既存在于精英的Think笔记本上，也存在于草根的MTK山寨机中。我们的精英也许和美国同步，草根却与越南同步。
事实上，中国的“数字化一代”只存在于北上广等一些大城市，20-40岁之间的几千万中产阶级。剩下的几亿中国互联网用户归根结底都只是QQ用户。互联网改变不了这个现状，能改变它的也许需要更宏大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
我相信，L看穿了所谓“中国的互联网”的本质。哪些精英们的欲望从来不缺乏满足的渠道，太多的企业在追逐宠坏其实有限的一群客户。相反，有一大批“数字化贫民”却没有办法利用互联网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条件通过网络让自己的生活质量飞升，只能沉醉于廉价的虚拟娱乐中。L的商业很符合本土国情，很和谐社会，但他能够走出国门吗？
我一直相信，终有一天，W能做点“代表先进互联网”的事情，让美国人也能跟着咱们屁股后面学。可现实的磨难会不会打消他的意志呢？
按照哲学家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呆在自己挖的一个洞穴里，我们所见的世界只不过是被阳光抛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像，而我们这些洞穴的居民却把它当作是真实的世界，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过其他的东西。而真实的世界却是在洞穴之外，在有太阳的地方。
不管看这篇文章的各位精英们是否承认，我们和某些人——一群数量比我们大得多的人（中国的农民工、刚毕业的大学生等等，大概3亿人），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如果能关注那一群人，还会有很多机会。但很有可能，我们永远都走不出自己呆的洞穴。
（后记：这篇文章写于2010年7月。之前半年多，W（王兴）做的的饭否和海内两个网站相继被关停整顿，他不得不选择做团购网站美团网重新出发。事实证明，模仿美国Groupon团购模式，走预付费路线的美团网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王兴拿到了红杉的投资，饭否在今年年初也重新开放。而L则在广东继续针对打工青年做无线互联网）
微博一问：
MSN越来越烂了，让我难以忍受。想起一个问题。国外互联网巨头在国内几无成功的，除了卓越亚马逊还在坚挺。很多人说是水土不服。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三星、诺基亚、通用汽车、GE、IBM在中国都赚到手软。互联网巨头们就偏偏搞不定，还动不动放弃这市场，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互联网特色？
3，给海归技术创业兄弟的九个忠告（1）
中星微是不是国内IC设计公司，以及一大批海归创业的高科技公司值得效仿的对象？我表示怀疑。如果把联发科作为参照系，那么中星微所选择的另一条道路，看起来很光彩，却很可能越走越窄。这或许也能解释另外一个事实，在中国，大多数成功的技术型公司都不是由海归派创立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国内IC设计产业的困境感到迷惑不解。
在这个产业里，聚集了中国最聪明的头脑（其中绝大多数是海归精英）。政府很舍得花钱支持，VC也很重视，有硅谷的成熟商业模式，又背靠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和消费电子市场。但事实很悲哀，远在整个经济的冬天到来之前，这个产业就处在集体委靡之中。不断有公司倒闭的消息，仅有的三家海外上市公司，有两家——中星微（Nasdaq：VIMC）和展讯（Nasdaq:SPRD）都处于亏损之中，市值甚至远远不到1亿美元。
为此我和我的同事一道，拜访了中星微的创始人邓中翰，北极光创投的合伙人陈大同，他曾是展迅通信的创始人之一兼CTO，以及一些业内人士。
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会提到一个台湾公司的名字：联发科（MediaTek Inc., TW:2454），它很像旧社会的“三座大山”，把整个大陆IC设计产业压得无法喘气。 过去，我的媒体同行常常把联发科称为“黑手机之父”，它比中星微仅仅早出生四年，但如今已经是市值超过80亿美金，年营收约30亿美金，全球第三大手机和第二大数字电视IC设计公司（国内前十大IC设计公司加起来的营收总和也不到它的一半）。更让人郁闷的是，它的成长，它的利润主要都来自于大陆。 我跟邓中翰博士很认真地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他觉得联发科虽然厉害，但其技术大都是“偷学”而来的，产品只满足低端市场，而且其客户大都是些中小品牌甚至“山寨机”企业。至于中星微则是通过“自主创新”，正大光明地赢得了今天的价值，赢得了三星、飞利浦、微软等国际大厂对其品牌的认可，这是一条索尼、松下们曾经走过的正道。 我不能说他的观点不对，但我总觉得这个说法很像《神雕侠侣》里面名门正派的青年才俊永远瞧不上杨过这种到处偷学的流浪儿。 于是，我上卓越亚马逊买了一本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写的书《竞争力的探求》。在这本书里，老蔡总结自己30年的江湖经验，和盘托出了一套后发国家的技术公司如何成功的实战策略。
看完以后，我承认自己有点被雷到了。因为联发科的这套策略一点都不神秘：完全客户导向，选择规模庞大的应用市场而非细分的利基领域，在市场刚刚进入成熟期时迅速杀入，通过对国外技术的消化吸收进行逆向创新，提供真正低成本（但绝对不是低技术）的解决方案，依靠工程师团队而非个别天才作战，用速度、效率和贴身服务来弥补质量上的差距，通过打破行业的现有规则来确立新标准，与自己的上下游结成统一战线…… 事实上，华为、比亚迪、腾讯、金风科技这些中国最厉害的高科技公司，和联发科使用的是几乎同一套战法。 对于一个公司而言，尤其是非国有的上市公司而言，为股东赚钱就是它的本分。赚钱的公司不一定是好公司，但不赚钱的公司肯定不是个好公司。 以此标准来衡量联发科与中星微，则高下立判。 所以，中星微是不是国内IC设计公司，以及一大批海归创业的高科技公司值得效仿的对象？我表示怀疑。如果把联发科作为参照系，那么中星微所选择的另一条道路，看起来很光彩，却很可能越走越窄。 这或许也能解释另外一个事实，在中国，大多数成功的技术型公司都不是由海归派创立的。也许有看官会反驳我说，还有百度、搜狐、无锡尚德和曾经辉煌的UT斯达康呀！但请注意，它们都是在“更懂中文”之后，才取得成功的（凡参加过百度的营销大会，就知道是百度的技术强大，还是Sales强大）。 马上要过新年了，2009年很可能是中国市场经济有史以来最寒冷的一年。我很担心各位海归的、创业的、还是搞技术的兄弟们，如果一条路走到黑的话，很可能会冻死，很可能会熬不到下一个春天。 于是，我试着总结了九个朴素的忠告（抱歉，没有“十全大补丸”），其实没有原创，都是听前辈过来人讲的血泪教训。不一定都对，但应该不会全错。第一，别作“28个半布尔什维克” 中共历史上有个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以王明为首的留洋派。马列理论很“正宗”，苏联老大哥很喜欢，也给津贴补助，高调做事，觉得在中国干革命，就得发动城市工人阶级，尽管后者可能比现在的白领还少。 这很像现在的一些海归创业公司，拿着美国VC的银子，言必称硅谷、GOOGLE、商业模式，不赚钱不要紧，先请最贵的人搞研发，再花钱砸市场。只是学得再像，也不过一个好学生而已。一旦老大哥接济不上，一旦离开租界，就麻烦大了。 而井岗山上的“朱毛”很饥饿，生存问题压倒理论焦虑，不打土豪劣绅就得挨饿，不发动千万农民就没地盘没人手，打一仗总结一次经验，无人关心自己宽心，吃甘蔗先啃最难吃的。谁笑到了最后？ 从硅谷回来的海归们，大多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欧美的市场已经是高度成熟和分工细化。而在国内，很多产业还处在跑马圈地粗放经营的阶段。第二，别在北京、上海创业 北京、上海是中国两个最大，也最容易让创业者产生幻觉的城市。似乎离硅谷很近，资讯很发达，打个“飞的”就来去。天天看着CBD陆家嘴，就以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了。母校里还有专门的孵化器，软硬件俱全，挺像斯坦福大学的车库。但是，两地最成熟的清华创业园、复旦创业园，10年了也没孵出一个上市的技术公司。更别说其它的。 政府鼓励多衙门也多，优惠政策首先倾斜国企和外企，公文审批累死你。大公司大客户是很多，不过都是“关系型客户”。人才也多，要价很高，而且一有风吹草动就回安稳窝了。媒体热闹，营销大师公关顾问多，忽悠你的也多。夸你几句你就当真，你当真你就傻子。 我的建议：技术创业首选深圳。完全移民城市，山寨精神，开放文化。毗邻香港，技术资讯不落后，融资也不难。背靠珠三角，制造业发达，有技术不怕没地方变现。没人注意你，正好可以多磨练自个本事。地方政府相当务实，营商环境好，没事不缠你。有钱的天使多，忽悠的人少。如果精力富余，还可以多去华为、腾讯、比亚迪学习一下。 当然，杭州、无锡、大连也值得推荐。第三，别让技术最牛的那个家伙当CEO
3，给海归技术创业兄弟的九个忠告（2）
这话是谁说的？是展讯的前CTO陈大同说的，他在硅谷还参与创办过一个公司。陈的亲身体验是，在硅谷那边，工程师都不愿意去做管理。因为硅谷已经把技术看成是生存之本，渗透入血液。在一个公司里面，都有几个宝贝似的技术大拿，其影响力真是可以跟CEO平起平坐的。 而在中国，过去一直是制造业文化，没有搞技术研发的氛围。在企业里，做技术的地位根本没法跟做管理的比。所以，技术大拿的重要性非得通过管理岗位才能体现出来。 但很遗憾，真正适合做管理的工程师可能不到20%。技术出身的人常常只相信自己，不信任别人。给人职责，不给人权力。技术出身的人当管理者非常容易把技术看得太高。最后是公司少了一个顶尖的技术大拿，多了一个二流的领导人 。 百分之一的技术难题只有百分之一的技术高手能解决。同样，百分之一的市场机会也只有百分之一的市场高手能发现。凡是大家嚷嚷的机会都不靠谱。 称职的技术公司CEO必须是一个市场高手，一定得是公司里最懂市场的人。但不一定是学市场出身的。他要懂技术，但不能痴迷于技术。他必须判断这百分之一的机会是不是真正适合你的机会。陈很骄傲地说，他在离开展讯之前，已经是公司里最懂市场的人之一。 “邓中翰是从来不见客户的。” 原中星微的一位员工也说。在邓自述的工作日程表中，最重头的是技术开发，然后是投资者关系、政府关系和日常管理等。 这在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看来，绝对是不可想象的。他去深圳的次数远比去北京和上海的多。联发科专门设立了深圳子公司，还派驻技术服务人员和天宇朗通、联想、TCL这些大厂深入合作，提供技术支持。天宇朗通的CEO荣秀丽甚至公开称联发科为“老师”。第四，别跟政策要市场 本世纪初，硅谷有4家大陆留学生创办的搞3G芯片的公司，最后只剩下展讯一家活着。因为谁也没想到，只到今天，中国的3G还没有大规模商用。 展讯能侥幸活下来，是因为它把80%的精力放在搞2G/上，只把20%放在3G上。2003年，展讯内部讨论未来集中开发哪种技术标准的时候，在WCDMA和TD-SCDMA之间摇摆，管理层争论非常大。后来决定做TD，因为做TD好歹也是先行者，又是国家标准，花了很大血本。 结果，今天TD-SCDMA这个“阿斗”算是硬扶上马了，可能不能成为产业，迄今还是疑问。而展讯今年3季度巨亏3000多万美金，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TD手机销售远不如预期造成的。 咱们国家的国情是，搞拆迁修马路盖房子是挺快的，要推进一个技术标准是很慢的。TD、MP4、数字电视、EVD、WAPI标准，不知拖死了多少小技术公司，现在又出了一个CMMB手机电视标准。 政策的市场常常是未来的市场。没人知道苹果何时落地，但肯定比你想象得要晚很多。联发科的董事长蔡明介特别强调S曲线的概念（代表了一个产品从发展初始到最后消亡的曲线），即在市场将要走到接近要大幅成长的中间阶段才切入，因为他认为谁在竞争中最先达到经济规模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联发科从来没有第一个进入市场，都是作为后来者的角色进入，用的是成熟技术，但进入后就能引发价格雪崩，将先发者挤出市场。 如果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划，当年的小灵通根本就不在标准考虑之列。可只要有几千万人用了，政府也不能说灭就灭了。今天，政府能取缔“山寨机”吗？不可能的。因为老百姓需要它。 第五，创业公司不要做产业报国梦 据说一拿了美国绿卡，才会有真正的爱国热情。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潜意识的负疚感，特别想为祖国做点什么。 不过，真有大理想也埋在心里，也别急着说出来。一说出来，你就把自己给架着了。企业不是运动员，老想着怎么为国争光，就忘记提升自己赚钱的能力了。 当然，运气好的话，这些真真假假的理想能把政府领导给感动。但“汉芯”、“龙芯”、“中国芯”……，这么多“芯”里面有一个真正成大器的吗？没有。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企业拿这个来做整体营销，包装过度别人是被忽悠了，你自己也就只能一直包装下去。 当年中星微做宣传，声称携手微软、富士通，“世界首个智能机器人富士通Maron-1的视觉芯片采用中星微的星光三号”，真实的情况是富士通的机器人采用微软的WinCE操作系统，微软推荐其影像采集芯片采用中星微芯片，其实就是在“星光一号”基础上进行了方案修改，为借助此事造势就命名为“星光三号”，为了把戏做足，公司还派人在美国市场上买来一个玩具机器人，摆放在公司的荣誉展厅，对外宣传这就是“富士通智能机器人Maron-1”，当然，新闻报道传说中的各种功能，它一个也不具备。 创业公司一谈产业报国，上帝估计也笑了。第六，忘掉硅谷式的“技术洁癖” 在中星微，从CEO、COO、CTO到每个事业部的总经理都是清一色的美国海归，而且绝大多数是技术出身。据说中星微招人也喜欢要高高大大的，因为这里最提倡的集体运动是美式篮球，老总们都好这个。或许正是这种“硅谷血统”，让中星微变成了一家有“技术洁癖”的公司。 理想主义、精英文化、要做就做最先进的技术、建立一套标准，然后通吃整个产业；模仿偷学是丢人的……如果放在硅谷，邓中翰的这些想法实在再正常不过。 无论是从企业定位、技术研发、战略制定和人才培养，中星微都是按照硅谷模式和美国的趋势来制定的。但恰恰是这些先进的东西让这个拥有多达1400多项专利和众多知名企业客户的中星微电子陷入难以做大做强的尴尬境地。 硅谷是所有技术梦想家的天堂。我建议，真正想搞最先进技术的人还是应该留在硅谷。硅谷有成熟的技术市场，有真正识货的客户和VC，有足够的技术应用空间。你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卖产品，也可以把技术卖给思科、微软、ORACLE这样的大公司。 如果你是一个技术海归，想回国创业。恐怕你得想清楚，这里需要的不是最先进的技术，而是最价廉物美的技术。 在中国，“反向工程”和低成本创新才是真正的王道。当年比亚迪做锂电池，想向日本人买设备，开价就是500万美金。最后一发狠自己做“手工+模具”，只有100万人民币。从此，手机电池的定价权就掌握在比亚迪的手上。 事实上，在中国做低成本创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工人不便宜了，但工程师还便宜。华为有3万工程师，比亚迪有多少工程师，欧美公司请不起的。 “联发科不是大公司，没有太多资源去做早期阶段的研发，尤其是在早期定产品规格的阶段，我们不能好高骛远。即使是在S曲线的中段才切入，只要掌握好技术、弹性和效率，不见得扳不到巨人。”蔡明介在《竞争力的探求》一书中这样强调。 更重要的是，通过低成本创新赚来的钱，提升了公司以战养战的能力和自信，下一次就可以更往S曲线的前端切入。今天只能打游击，明天就可以围歼，后天就可以攻城。第七，别忘了自己的主要客户是谁 中国真正的市场在哪里，不是北京上海的几百万白领，是10亿金字塔基的消费者。北京上海的白领们都在用MSN，可二三四五六线城镇的年轻人都在用QQ，结果最没钱的人造就了中国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当经济萧条出现的时候，不仅仅是女士的裙子越来越长的时候。也是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往“下流社会”走的时候。“价廉物美”成为整个社会的需求。 诺基亚和多普达用的TIOMAP芯片组动辄好几百块人民币，外加软件研发成本，手机价格能下来才怪了。而联发科提供的单芯片解决方案，让国产手机客户装个外壳就可以卖。在深圳的华强北市场，差不多16元就能买一个，而且什么功能都有。联发科借此迅速掌握了整个国产手机产业链的控制权，议价能力很强，尽管不断降价，但它依然能够保持50%以上的毛利润率。它把最难的事情都替客户做了，所以客户都跟吸毒一样爱上它。 “我们做的多媒体芯片各方面的功能和性能都比它（指联发科的单芯片）要强，多媒体要做好是很难的，所以它能够进入山寨机，进入不了诺基亚、三星，因为他们对照相的功能和视频功能要求很高。山寨机是说我有这个视频功能、照相功能就可以了，至于你效果如何，速度是不是够快，能否打印，都不在乎，”邓中翰反复跟我们讲。 在这种“眼睛向外，市场在外”的主导思路下，主打中高端市场的中星微来自内地的收入比例不足5%。相比之下，联发科手机芯片去年出货量已经达到了亿颗，其中九成是内地客户 。 但问题在于，“别看中星微的国际客户这么多，而且都是知名企业，但它根本不是主流供货商。说句不好听的，大公司采购很多东西，中星微提供的属于螺帽钉子之类的零配件。”曾经的中星微电子职员直言。 在硅谷创办技术公司，卖出32亿美金高价的朱敏，回国以后大谈“中国服务”而不是“中国创造”。因为他知道，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环境。他对技术公司的建议就是：你先把本土市场拿下来，第二步是把第三世界拿下，第三步你再把创造加进去，最后你再渗透到第一世界去。 想一想，这不就是华为的战略嘛。第八，80分主义，不要100分主义 展讯向联发科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千万不能技术导向，而要市场导向。 2004年，MP3音乐手机是国内的首创。展讯和联发科几乎同时在研发一款不用附加其它芯片的单基带芯片。 展讯这边想的是芯片质量一定要做到最好。必须要有100K的传输速度，双声道。可第一代产品只做到了64K。于是，继续改进。而联发科的技术其实落后于展讯。它的芯片只有32K的速率，还是单声道。 但联发科迅速把产品推向市场，结果等展讯的产品进入市场时，时机已经落后了半年多。市场主流客户已经接受了联发科。 “我们太想做到100分，把功能做到最好，结果耽误了市场时机。而联发科可能只做到80分就推出产品，但已经足够了。因为客户原本只期望60分”。陈大同由此知道，只要比客户能接受的稍微好点就行。不用追求技术完美。 产品从80分做到100分，也许花的精力要比从60分做到80分多几倍，客户体验只是好一点点。但技术公司永远人手不够，关键是你的资源是不是合理分配了。第九，别做卖萝卜卖得最好的 做技术不像做别的，不能老想着蓝海。是的，你是在蓝海里面，可你这个蓝海只有游戏池那么大，而人家的红海有太平洋那么大。 进入难度最大的市场往往也是空间最大的市场。 中星微是精心选择了一块空白的利基市场，数字多媒体芯片当时并不被主流的英特尔、AMD、高通、德州仪器等厂商所重视。而其主要应用的领域是在高端PC和笔记本的摄像头上，可这块市场规模太小，每年不过2-3亿美金。按照一位前中星微管理人员的描述，“就好像一个菜市场里，别人都在卖鱼卖肉，我们不过是在卖蔬菜里面，卖萝卜卖得最好的”。 换句话说，如果一台主流电脑的出厂价是400美金的话，中星微的一个解决方案只能卖到4-5美金，仅仅占到了总成本的1%左右。“PC的利润大部分给了英特尔和微软，没办法，这个东西是人家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优势，我们能进入它们的采购名单已经不错了。”邓中翰也承认。 可问题是，满足于做一个第一流的阑尾又有什么价值呢？
（后记：本文写于2008年12月，正是中国芯片业集体找不着北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它的状态正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创新的缩影。此后，我又陆续见到展迅通信的创始人武平、国民技术的CEO孙迎彤，他们对于行业问题的认识非常清醒,详见《创业家》杂志文章“武平：芯路漫长”。2009年后，芯片业走出低谷，展迅通信和国民技术成为行业领头羊）
微博一问：
在深圳，跟国民技术的老总交流。他讲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创新。因为道理很简单：“跑在前面的人永远比跑在后面的人更知道路在何方”。国外第一流的企业，都是在主动探路，探到路以后修路，修完路就开始建收费站，这时中国企业再跟着跑就得交钱。他决心自己找路自己修路，先从小路开始修起……你认同吗？
4，在一个不伟大的行业里，做一个伟大的公司…
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只有当做好事的人赚钱比做坏事的人多的时候，人们才会主动去做好事。反之，则劣币驱逐良币。甚至有可能把一个伟大的产业做成不伟大的行业
地震之前的某天，跟的创始人吴刚交流，他高中毕业就开始创业，做过好几个公司，失败过，被坑过，直到2004年把做手机游戏的数位红卖给了盛大，再次创业又得到了IDG和成为基金的支持。
他非常聪明，学习能力超强，实在且能干，不装大尾巴狼。尤其让我印象深刻是他说的两句话：
“ V8要在一个不伟大的行业里面做一家伟大的公司。”
“我们现在做什么，取决于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公司！”
V8做的是手机应用服务。火星人恐怕都知道这个由SP衍生出来的行业有多烂。从骚扰短信到诡异铃声，从甩不掉的收费服务到无休止的广告。移动联通动不动要出来整风杀头。
在这样的行业里，赚快钱赚流量直到今天都是很容易的，但一旦把戏被人识破就很难再玩下去，事实上，纳斯达克上的那些SP公司都快成SB。当初的“蓝海”已经变成“红海”，再下去恐怕就是“死海”了。
什么是不伟大的行业？进入门槛低，维持行业秩序的成本大大高于搞破坏的成本；市场玩家众多且分散，没有所谓的龙头老大；不讲行规就是行规，或者只有完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消费者为敌，故意搞信息不对称；员工流动性高且完全没有职业荣誉感；产品技术含量低，模仿抄袭容易……
这样的行业在中国还有很多，电视直销，家政服务，保健品，各种中介，低档餐饮，旅游酒店，系统集成，教育培训，物流快递、家装等等……
这样的行业有机会吗？当然是有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小公司在里面搵食。这样的行业能出一流的公司甚至伟大的公司吗？难，很难，不过一旦品牌确立，就会一骑绝尘。
可口可乐用了近百年，麦当劳用了50年，沃尔玛用了40年，星巴克和全食超市用了20多年，新东方用了15年，携程用了8年，如家用了5年……
上述这些公司，都有着统一的共性：毫无例外地都早早确立了强大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创始人或CEO带头实践；心无旁骛，经年累月，专注地完成简单任务，并把它做得无比精致，在组织不断放大的同时，始终保持甚至提升着质量标准；极端看重消费者的口碑而非利润，像爱护眼珠子一样重视自己的品牌，老老实实做好本份。
对于大多数没有技术天才或者独特资源、雄厚资本的创业者来说，选择一个不伟大的行业（通常是围绕着人们衣食住行的行业），只要有恒心，同样可以做大做成。关键在于创始人有无超越同行的价值观和标杆管理，并长期坚持做正确的事和正确的做事。
沃尔玛当年起家时，沃尔顿老先生做的就是乡村杂货店，没有风险投资，没有卫星通讯，没有规模优势，没有全球采购，没有中国的廉价工厂，有的只是“天天低价”的理念而已。当他建立第一个配送中心的时候，距他开办第一家店已经20多年了。
天下也没有做不大的生意。以家政清洁服务为例，1947年创办的ServiceMaster(服务好集团)就是一家服务全美超过1000万客户的清洁服务公司，2007年被PE以5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其创始人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公司宣言中有四条，“尽心竭力荣耀主，助人成长成功，追求卓越，不做亏本生意”。
4，在一个不伟大的行业里，做一个伟大的公司…
当然，现在是世代了。如果碰巧你知道如何利用互联网和新模式的杠杆作用的话，从创业到成功的时间会大大缩短。就像携程当年靠互联网、CALL CENTER 和6西格玛，打败了无数旅行社一样。如果你又恰好认识一两个胆大的VC，比如当年敢投连锁旅馆的IDG,你滚雪球的速度肯定要更快一些。
换句话说，创业者没有必要把眼睛老盯在那些伟大的能改变人类生活的产业上。钢铁、汽车、电信设备、电脑、互联网、软件、金融等等，这些曾经引领风骚的行业里的确曾产生过不少伟大的公司，但技术趋势太难预测，产业环境的变化太快，昨天的赢家很可能明天就会死在沙滩上，比如克莱斯勒，比如王安电脑，比如网景，比如MOTO，比如贝尔斯登。
股神巴菲特最喜欢的就是那些做的行业很普通很普通但运营很出色的公司。它们通常都有一个拿钱不多非常敬业的CEO，有几十年传承的企业文化，现金流稳健不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最重要的是有一个优质品牌，就像“护城河”一样，帮助它们在一个个不伟大的行业里自成王国。比如他最近就特别喜欢一个糖果公司。
不光是资本市场应该给这些在不伟大的行业里脚踏实地的公司以溢价。政府的工商税务等监管部门，也应该少骚扰良民。而我们这些消费者也应该更加理性，不是光用价格来判断价值，不买假货盗版，别再上“八星八钻闪到不行的劳诗丹顿”的当。
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只有当做好事的人赚钱比做坏事的人多的时候，人们才会主动去做好事。GOOGLE“不作恶”也能成功带来的示范效应，使互联网业没有堕落下去。
反之，则劣币驱逐良币。甚至有可能把一个伟大的产业做成不伟大的行业，比如中国的家电，比如手机，比如软件等。
在有关创业的经典著作《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一书中，作者阿玛尔毕海德对比了两个排行榜：
一个是最受新企业欢迎的行业爬行榜 ；另一个是美国INC杂志最有前途公司500强。
结果显示，INC500强企业尽管来自各行各业，但显然在一些行业里的500强数目要比其它行业的更多。比如计算机软件业，进入500强的4倍于它在整个经济体中的比重，而它却并非最热门的行业。相反，500强创业者中没有一人是在洗衣业、美容院、手工艺、园艺承包、草坪维护等行业中开始创业，但这些行业都在最受创业者追捧的20个行业之列（当然，排名更靠前的是建筑、餐饮、零售、房地产、汽车服务、顾问这样的行业）。
这个对比说明什么呢？投身一个伟大行业，意味着成功的机会更大，当然竞争也更加激烈。选择一个不伟大的行业里，创业的门槛更低，但大成的机会也更小，除非你比别人更努力更坚持。
（后记：本文写于2008年9月。吴刚是一个天生的创业者。但选择手机阅读作为突破口，却并不成功。后来，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新公司数字顽石上，这是做手机游戏的。目前，进展顺利）
微博一问：
听到一个说法。有两种公司。一种是被动的适应社会的变化，看到顾客的需求而生，比如餐饮企业。这些企业发展时间长，口碑很重要，现金流好;主动的企业创造市场，推动社会发生变化，但需要大量资金来推动，比如互联网企业。不同的性格能力适合做不同的企业，各位更想做那种企业呢？理由？
5，当创业遇上黑天鹅（1）
我相信对于创业者而言，研究失败远比研究成功更加靠谱，研究成功者如何捱到好运降临远比记住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更有价值。
比尔盖茨的故事，乔布斯的故事，柳传志的故事，马云的故事，江南春的故事，李彦宏的故事，牛根生的故事……我相信，只要你是一个创业者或者有志创业的人，一定看过不少类似的成功神话。
大多数这样的故事是由媒体和当事人一起制造的。而我就是其中一位制造者。作为一名还算认真的商业媒体工作者，过去八年来，我一直都是个“寻找原因的动物”。我和我的同行们努力向读者解释，为什么极少数人物比大多数人都成功，为什么某几家公司比大多数公司都伟大，为什么某一笔小小的投资会给VC带来大得不成比例的回报。
为此，我们不得不沉溺于细节的汪洋之中，努力总结经验规律，为后来者提供榜样和教科书。但经常有这样的时候，看起来逻辑链条完备的解释连我们自个都难以说服，你总感觉“复原的拼图”好像缺了一两块。更要命的是，当我们并试图以此预测未来时，却发现经验和规律常常只适合解释过去，而下一个成功者又是一个意外。到最后，我们只能耸一耸肩，叹一声“这厮好运气”。
最近，我终于理解为什么过去我的很多工作会事倍功半。而影响我的是一本名为《黑天鹅》（The Black Swan: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的书。它的作者塔勒布先生很酷，既是“当今世界最辣的思想家”（时代周刊语），又是个传奇的证券交易员（事件和本轮次贷危机前，他的两次重仓做空都让其大赚特赚。）
这位来自黎巴嫩的新鲜哲人讲了一个故事：17世纪之前，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世界上除了白天鹅还有其他什么颜色的天鹅，直到有一天，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为止，人们认识天鹅的视野才打开。但这并不是故事的意义所在。它揭示了我们从观察或经验中学习的巨大局限性及我们知识的脆弱性。只需一个黑天鹅的观察结果就能使从无数次对白天鹅的观察中推理出的一般结论失效。如果按照塔勒布的精神导师、20世纪最NB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说法就是：一个人们普遍接受的“真理”被“证伪”了。
塔勒布用“黑天鹅”这个隐喻，指代那些意外性事件：它们极为罕见，在通常的预期之外，在发生前，没有任何前例可以证明，但一旦发生，就会产生极端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人的本性倾向于在事后为其发生编织或寻找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解释和可预测的。
而黑天鹅理论，恰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无法解释或者预测那些商业世界里的意外。
请注意，塔勒布先生还宣称，正是这些稀有的黑天鹅事件左右了整个世界的运行，而不是我们日复一日让世界正常运转所付出的努力。
那么，创业者又该如何理解“黑天鹅”，并用什么样的策略来面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成功本身就是黑天鹅
在你决定创业之前，首先需要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成功本身就很偶然，而从概率的角度来看，像比尔盖茨、马云、江南春那样的成功更绝对属于黑天鹅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