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塔鲁说，一边不慌不忙地把手伸向他的杯子，“可以到我们的卫生防疫组织里来。”
朗贝尔又显出他那经常出现的带着一副倔强的神情思考问题的样子，重新坐到他的高凳上。
“难道您认为这些组织没有用处吗？”塔鲁喝了一口酒说，他留神地看着朗贝尔。
“十分有用。”记者说着，喝了一口酒。
里厄注意到朗贝尔的手在发抖。他想，不错，这位记者肯定完全醉了。
第二天，朗贝尔第二次走进西班牙饭店，他从一小伙人中间穿过，这些人把椅子搬到了门口，正在领略热气已稍退、绿树成荫、晚霞满天的黄昏景色。他们抽着一种味道辛辣的烟草。饭店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朗贝尔走到摆在屋子深处的桌子前坐下，他同贡扎莱斯第一次相遇就在这个地方。他告诉女服务员他要等人。那时是七点半，人们渐渐回到店堂里就座。开始上菜了，在低拱顶的餐厅里充满着餐具碰撞声和低低的谈话声。八点了，朗贝尔一直等待着，灯亮了，后来的顾客坐到了他的桌边。他点了菜。到八点半，晚餐吃完还不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前来。他抽了几支烟。店堂里的人渐渐少了。外面夜幕降下得非常快，从海面吹过来的一阵暖风微微拂动落地窗的窗帘。到了九点，朗贝尔发觉店堂里的人已走光了，女服务员惶惑不解地注意着他。他付了账走了。饭店对面的咖啡馆开着，朗贝尔进去坐在柜台边，留心看着饭馆的人口处。到九点半钟，他起身回旅馆，一路上白费心思地想着如何再找到不知住处的贡扎莱斯，一想到这一整套接洽步骤得从头开始，感到不知所措。
正像他后来告诉里厄的那样，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救护车疾驶的夜里，他觉得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把他的妻子丢到了脑后，专心致志地思索如何在把他和她隔开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切途径再次被切断的时刻，在他欲望的中心又出现了她的形象，一阵突然爆发的痛苦使他不禁拔脚向旅馆奔去，想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内心的煎熬，但它却始终紧追着他不放，使他头痛欲裂。
次日一清早他就来找里厄，问他怎样才能找到科塔尔：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一步步地从头做起。”
“您明晚来；”里厄说，“塔鲁要我去邀请科塔尔，我不知为什么。他十点来这里，您十点半来好了。”
下一天，当科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和里厄正谈论着在里厄那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治愈病例c
“十个中间只有一个，那是这个人运气。”塔鲁说。
“啊！有这回事，”科塔尔说，“这不是鼠疫吧。”
他们告诉他说这一点没错，确是鼠疫。
“既然这个人治好了，那就不可能是鼠疫。你们跟我都知道，鼠疫是不会放过一个人的。”
里厄说：“一般情况是这样，但使上一股牛劲，有时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科塔尔笑了。
“看来不像。你们听到了今晚的数字没有？”
塔鲁善意地看着这位领年金者说他知道数字，情况是严重的，但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只是说明还要采取更为特殊的措施。
“呀！你们不是已在做了吗？”
“不错，但是必须做到每个人都把这当作自己的事。”
科塔尔瞧着塔鲁，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塔鲁说没有行动起来的人太多了，又说瘟疫是大家的事，人人有责。志愿组织的大门是向每个人敞开着的。
“这个主意不错，”科塔尔说，“但这一点用处也没有：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耐心地说：“等到一切办法全都试过以后，我们才能做出结论。”
在他们讲话时，里厄在他的书桌上誊录卡片。塔鲁则一直打量着在椅子里焦躁不安的年金享受者。
“您为什么不愿过来同我们一起干呢，科塔尔先生？”
科塔尔好像受到冒犯似地站了起来，拿起他的那顶圆帽，说：“这不是我于的事。”
然后他以顶撞的口气说道：
“再说，我呀，我在鼠疫中间也过得不坏，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参加进来去制止它。”
塔鲁拍拍自己的前额，恍然大悟：
“啊！对了，我倒忘了，没有它您已被捕了。”
科塔尔陡地跳了起来，急忙抓住椅子就像要跌倒似的。里厄搁下了笔，既严肃又关切地注视着他。
“这是谁告诉您的？”靠年金吃饭的人叫道。
塔鲁露出诧异的神色说道：
“是您自己嘛！至少医生和我是这样理解的。”
科塔尔一下子变得怒不可遏，说话语无伦次起来。于是塔鲁接下去说：
“请您不要激动，医生和我都不会揭发您的。您的事同我们毫不相干。再说，警察局，我们从未对它有过好感。好了，请坐下吧。”
科塔尔看看椅子，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过了一会，他叹了一口气。
“这已是过去的事了，”他承认了，“而他们偏要旧事重提，我本来以为人们已忘记了，但是有一个人讲了出来。他们把我叫去，并告诉我在调查未结束前要随传随到。我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把我抓去。”
“事情严重吗？”塔鲁问。
“这要看您怎么说了。反正这不是一件血案。”
“监禁还是苦役？”
科塔尔显得十分沮丧。
“监禁，那算我运气……”
但过了一会儿，他用激烈的语气重又说道：
“这是一个错误。任何人都难免有错误。但是我一想到因此要被带走，与家庭隔离，与习惯断绝，与我所有的友好分开，我就觉得不能忍受。”
“啊，”塔鲁问，“就是为了这个，您才想到寻短见的吗？”
“对，这是一件荒唐的事，毫无疑问。”
里厄第一次开了口，他对科塔尔说他理解他的担心，但这一切或许会解决的。
“噢，就眼前说，我知道一点也用不着担心。”
“我明白了，”塔鲁说，“您是不会参加到我们的组织里来的。”
科塔尔手里转动着他的帽子，抬头对塔鲁投以疑虑的眼光：
“请不要怪我。”
“当然不，但至少不要去故意散布病菌。”塔鲁微笑着说。
科塔尔辩解说，并不是他要鼠疫来的，它要来就来了，目前鼠疫叫他财运亨通，这也并不是他的过错。那时朗贝尔刚来到门口，听到拿年金者正使劲地说：
“何况，根据我的看法，你们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
朗贝尔获悉科塔尔不知道贡扎莱斯的住址。但是再到小咖啡馆去候他总是可行的。他们约定第二天去。由于里厄表示想知道经过情况，朗贝尔就请他和塔鲁在周末晚上到他的房间里来找他，任何时候都行。
早上，科塔尔和朗贝尔到了小咖啡馆，叫人传话给加西亚约好晚上见面，如有不便，顺延至第二天相见。他们白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加西亚到了，他静听着朗贝尔叙述经过。加西亚对情况不了解，不过他获悉为厂核查户口，有些地区曾禁止通行二十四小时。可能贡扎莱斯和那两个青年无法通过警戒线。至于他力所能及的，就是使他们重新同拉乌尔取得联系，当然这不可能在两天以内办妥。
“我明白了，”朗贝尔说，“就是说一切都得重起炉灶。”
两天后，拉乌尔在路角上证实了加西亚的说法：城市外围地区曾禁止通行。必须同贡扎莱斯再度取得联系。两天后朗贝尔同那个足球运动员一起进午餐。
“我们真笨，”贡扎莱斯说，“我们早就该考虑好碰头的办法。”
朗贝尔完全有同感。
“明天早晨，我们到那两个小家伙家里去，把一切都安排好。”
次日，两个年轻人不在家。他们只好留下一个约会的时间，定在第二天中午国立中学广场见面。朗贝尔下午回家时遇到塔鲁，他的面部表情引起了塔鲁的注意c
“怎么，事情不成吗？”塔鲁问他。
“重起炉灶搞累了。”朗贝尔说。
他又再次提出邀请：
“今晚请过来。”
当晚两个人走进朗贝尔的房间时，他躺在床上。他起来在预先准备好的杯子里斟了酒。里厄拿起了他的酒杯问他事情是否正在顺利地进行。记者说他把全部环节从头至尾又干了一遍，现在已到达前一次同样的程度，他即将去赴最后一次约会。他喝了一口酒又说：
“当然罗，他们还是不会来的。”
“不要把这看成是一种规律嘛。”塔鲁说。
“你们还没有懂得。”朗贝尔耸耸肩膀说。
“没懂什么呢？”
“鼠疫。”
“啊！”里厄叫起来。
“不，你们没有懂得，就是这个要叫人重起炉灶。”
朗贝尔走到他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打开一台小型留声机。
“这是什么唱片？”塔鲁问，“听上去怪熟的。”
朗贝尔回答说是《圣詹姆斯医院》。
在唱片放到一半的时候，远处传来两声枪响。
“不是一条狗便是一个逃犯。”塔鲁说。
过了一会，唱片放完了，可以听到一阵救护车的呼啸声，声音越来越大，在旅馆房间窗口下面经过，渐渐微弱，直至最后完全消失。
“这张唱片听了使人怪难过的，”朗贝尔说，“我今天已足足听了十遍了。”
“您那么喜欢它？”
“不，但我只有这一张。”
过了一会儿，朗贝尔又说：
“我对你们说还得重起炉灶哪！”
他问里厄卫生防疫队工作进行得怎样。里厄回答说有五个队在工作，希望再组织一些。记者坐在床边，好像一心专注在他的指甲上。里厄打量着他蟋曲在床边的粗矮壮健的身形。忽然他发现朗贝尔在注视着他。朗贝尔说：
“您知道，医生，我对你们的组织考虑得很多。我没有和你们一起工作，有我的理由。还有，我认为自己还是个不怕冒生命危险的人。我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是在哪一边？”塔鲁问道。
“失败者的一边，但从那时起，我思考了一些问题。”
“思考什么？”塔鲁问。
“勇气。现在我明白人是能够做出伟大的行动的c但是如果他不具有一种崇高的感情的话，那就引不起我的兴趣。”
“我的印象是，人是任何事情都能干的。”塔鲁说。
“不见得，他不能长期受苦或长期感到幸福，因此他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来。”
他看了他们一眼又说：
“您说说，塔鲁，您能为爱情而死吗？”
“我不知道，但目前看来不会。”；
“对啦，但您能为理想而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为理想而死的人我是看够了。我并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这并不难，而且我已懂得这是要死人的事。使我感兴趣的是为所爱之物而生，为所爱之物而死。”
里厄一直留神倾听着记者的话，始终望着他。这时他和颜悦色地说：
“人不是一种概念，朗贝尔。”
对方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激动得脸色通红。
“人是一种概念，不过，一旦脱离了爱情，人就成为一种为时极短的概念。而现在正好我们不能再爱了，那么，医生，让我们安心忍耐吧。让我们等着能爱的时刻到来；如果真的没有可能，那就等待大家都得到自由的时候，不必去装什么英雄。我嘛，只有这点想法。”
里厄站了起来，好像突然感到厌倦起来。
“您说得对，朗贝尔，说得完全对，我丝毫没有叫您放弃您想干的事情的意图，您的事我认为是正确的，是好的。然而我又必须向您说明：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而是实事求是。这种想法可能令人发笑，但是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指什么？”朗贝尔突然严肃起来问道。
“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义。但是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是做好我的本分工作。”
“啊！”朗贝尔怒气冲冲地说，“我不知道我的本分工作是什么。我选择了爱情，也许这事儿做错了？”
里厄面对着他，有力地说道：
“不，您没有做错。”
朗贝尔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
“你们二位，我看你们在这一切活动中，一点也不会失去什么：在正路上走嘛，总是容易的。”
里厄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
“走吧，我们还有事呢。”
他走了出去。
塔鲁跟在他后面，但刚走出去又改变了主意，回过头来对记者说：
“您知道吗，里厄的妻子在离这里儿百公里之外的一个疗养所里？”
朗贝尔做了一个表示惊异的动作，但塔鲁已走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朗贝尔打了个电话给里厄：
“在我找到离开这座城市的办法之前，您能同意我跟你们一块儿干一阵子么？”
对方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接下来说：
“行，朗贝尔。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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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鼠疫而受到囚禁的人们就这样在整整一周中不断地努力挣扎着。其中也有一些像朗贝尔之辈的人，显然还存在着幻想，自以为仍是自由的人，可以自行作出抉择。但事实上可以说，到了八月中旬，瘟神的黑影已笼罩住一切。个人命运已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一边是鼠疫，一边是众人共同的感受。各种感受中最严酷的是分处两地和放逐之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和反抗情绪。在这热浪和疫潮双双达到顶峰时期，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总的情况叙述一下，并举些具体例子，谈谈活人的激烈行动，死者的埋葬经过和情人们两地相思之苦。
那一年，六月刚过就刮起风来，一连几天疫城上空风势不衰。奥兰居民向来特别怕风，因为城市建在高原上，毫无天然屏障，因此大风能长驱直人，横扫街巷而威力不减。数月来，城里没下过一滴雨，到处罩上一层灰色外衣，被风一刮，纷纷脱落，尘土与废纸齐飞，不断打在越来越少的散步者的腿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人用手帕或手捂住嘴，俯着身子在街上快步疾行。过去到了晚上，人们总是成群地聚在一起，尽力把日子拖得越长越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天都可能是自己的末日，现在则不然，人们遇到的是三三两两地急急忙忙想赶回家去或到咖啡馆去的行人。几天来黄昏来得更早，街上行人绝迹，只听到不断的凄厉的风声。从那白浪滔天而从城里又见不到它的大海里吹上来一股夹着盐和海藻的气味。这座荒无人踪的城市，尘埃遍地，海水的味儿扑鼻，狂风呼啸之声不绝，宛若一座孤零零的岛屿在低声哀鸣。
迄今为止，鼠疫造成的死亡在居民拥挤、条件较差的外围地区远远多于中心区。但它似乎骤然挨近市中心，侵人了商业区。居民们归咎于大风把病菌吹了进来。“它把事情搞复杂了，”医院院长说。不管怎样，当中心区的居民听到黑夜里越来越频繁的救护车铃声在他们的窗前经过，响起了瘟神阴沉无情的召唤时，就意识到轮到自己的时刻到了。
在城里，人们又把某些鼠疫特别猖撅的区同其他各区隔离开来，除了工作上绝对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离开。住在这些隔离区里的居民当然要认为这项措施是专门要使他们难堪，不管怎样，对比之下，他们倒把其他各区的人，看成是自由的人了。反过来，后者一想到别人比他们更不自由时，在困难重重的时刻里便会感到某种安慰：“还有比自己关得更严的人呢！”这句话总结了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希望。
大约就在这一段时期里，火灾次数有所增加，特别在西城门那里的娱乐中心地区。据调查，有些检疫隔离完毕回家的人，由于遭到飞来横祸，亲人死亡，因而精神失常，纵火烧屋，幻想烧死瘟神。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制止这种行动，因为这种纵火不断发生，加上狂风助威，使一些地区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人们尽管提出证据说明当局采取的房屋消毒措施已足够消除感染危险，但依旧无效，于是不得不颁布极为严厉的刑法来对付那些无辜的纵火犯。可是，毫无疑问，使这些不幸的人望而生畏的并不是徒刑本身，而是因为全体居民没有一个不知道判处徒刑等于判处死刑，理由是根据统计，市监狱中的死亡率非常之高。这种想法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理由很明显，瘟神打击得最凶的对象似乎就是那些一向过着集体生活的人：士兵、修道士和囚犯。在监狱中，尽管其中有些在押犯是单独监禁的，但仍不失为一个集体生活单位，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市监狱中无论看守人员或犯人都同样有被瘟神攫走生命的。在瘟神的傲慢的眼里，任何人，上至典狱长，下至最卑微的在押犯一概被判了刑。全监上下绝对公平，这也许还是第一次。
在各种身份平等化的现象面前，当局试图推行一种等级制度，设想出一套颁发勋章给执行任务期间死亡的看守人员的办法，但仍解决不了问题。鉴于戒严令已经颁布，从某个角度看来，可以把监狱看守人员看作是动员入伍的军人，因此对这些死去的人员追发军功勋章。当然犯人对此不会提出任何抗议，但军界却不能同意，而且很有理由地指出，这样做法可能会遗憾地使公众思想产生混乱。他们提出的要求得到了同意，大家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死去的看守人员改发抗疫勋章。可是对以前死去的看守人员已经错授了军功勋章，也就不能再要回来，而军界方面对此却仍保持他们原来的看法；另一方面，抗疫勋章有它的弱点，起不到军功勋章能起的精神方面的作用，因为在疫病流行期间，取得一枚这种性质的勋章实在是不足为奇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
另外，管理监狱不能像管理修道院那样，更不能像管理军队那样。城中仅有的两处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已暂时分散居住到虔诚的教徒家中去了。与此相仿，每当情况许可，一连一连的士兵便离开营房去驻在学校或公共建筑里。这样，表面上疫病迫使市民处于一种被围困者紧密团结的状态中，但同时却把传统的团体搞得四分五裂，使其中成员重又进入孤立状态，这些都造成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大风劲吹，可想而知，必然也在某些人心头引起熊熊大火。深夜中城门又数度遭到袭击，但这次冲杀的是手持武器的小组。双方相互射击，伤了几个，逃出城去几个。守卫加强了，动乱很快平息，但已足够在城里引起一股暴动之风，出现了一些暴力的场面。一些出于防疫原因而被焚或被封的房屋遭到了抢劫。当然很难断定这些行为是否出于预谋。在大部分情况下，往往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机会促使一些素来令人尊敬的人做出一些应受谴责的举动，而且旁人立即群起效尤。比如：一所房子起火了，一些发狂的家伙会当着痛苦得发呆的房主的面，冲进那熊熊烈火还在燃烧的房子中去。看到房主没有反应，许多围观者也会学样。于是在被火光映红的阴暗街道上，只见许多黑影四处奔逃，这些影子在行将熄灭的火光映照下，肩上扛着各种物件和家具，一个个都变得奇形怪状。由于发生这类事故，当局被迫把出现鼠疫的状态当作戒严状态来处理，并采用一切与此有关的法律。两个盗窃犯被枪决，但这在人们心中是否产生效果颇令人怀疑，死人的事已司空见惯，处决两个人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根本不会被注意到。说实在的，此类趁火打劫的场面经常重复出现，而当局似乎视而不见。唯一能使全体居民感到震动的措施是宵禁。从十一点开始，全城一片漆黑，成了一座毫无生气的石头城。
月光下，它的灰白色的墙和笔直的街道排列得整整齐齐，看不到什么树影夹杂其间，听不到行人脚步声或犬吠声。在这种情景下，这座庞大的静悄悄的城市只是一些死气沉沉、厚实的方形建筑物的聚合，在它的行列之间，竖立着一些默不作声的人像，那是被遗忘的行善之人，或是过去的大人物，如今封闭在青铜之中。唯有这些石质或金属雕像的模拟的人脸还在试图使人想起这里曾有过人类，虽然形象已暗淡了。在愁云密布的天空下，在死一般沉寂的十字街口，这些平庸的偶像，粗野无情的雕塑，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气概，象征着我们已进入了那九泉之下的幽冥王国，至少是象征这王国最后的命令，指示人们进入墓窟，那里鼠疫之神，沉沉的石块和漫漫的长夜将使一切声音消失。
长夜同时也已笼罩了人们的心灵，市民们在听到有关埋葬事宜的传奇式的报道后增加了不安。埋葬的情况不得不讲述一下，笔者对此感到非常抱歉。他也知道免不了因此要受到人们的指责，他唯一能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就是在整个这段时期里埋葬的事儿是不少的，而且从某个方面来看，笔者也和所有同城的人一样不得不关心埋葬的事。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等于说他对此等仪式发生兴趣，正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活人的社会，比如说，海滨浴场。但是海滨浴场已被封掉，活人的社会整天胆战心惊地害怕不得不在死人的天地面前让步，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当然人们总可以想方设法不去看这个事实，把眼睛捂住，拒不承认，然而明摆着的事实却具有雷霆万钧之势，最终将席卷一切。有朝一日，当您的那些亲人需要安葬时，试问您有什么办法拒绝让他们人土？
一开始，葬礼就有一个特点：快速！一切手续悉行简化，殡殓仪式一概取消。病人死时亲属都不在身边，守尸礼节又被禁止，因此晚间死去的人只能独自过夜，白昼死去的人则立即安葬。当然死者家属是得到通知的，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属是来不了的，因为如果他们曾在病人身旁呆过，则现在正接受检疫隔离，如果不是和死者住在一起的，那也只能按规定的时间前来，所谓规定时间，那就是出发前往公墓的时间，那时尸体早已擦洗干净，被放入棺材。
我们假定这项过程发生在里厄医生领导的辅助医院中吧。这所由学校改成的医院的主楼后面，有一个出口。通向过道的一间很大的平时堆放杂物的屋子里，停放着许多棺木。在过道中死者家属可以看到一具灵柩，已盖了棺。于是立即进行最重要的手续：请家长在文件上签字。然后把棺木抬上汽车，可能是一辆真正的灵柩车，也可能是一辆经过改装的大救护车。死者家属上了一辆出租汽车——那时出租汽车还准许驶行，车辆沿着外围地区的马路风驰电掣一般开向公墓。到了城门口，守卫拦住了车队，在官方通行证上盖上一个戳子——没有这个戳子就无法获得市民们称之为“最后归宿地”的墓穴——然后闪过一边，让出通路，车辆就开到一方冢地边上，那里有许多墓穴等着人去填满。一位神甫在那里候着尸体，因为教堂里的宗教追思仪式已被取消。棺材在祈祷声中抬出车外，用绳子捆好，拖了过来，滑下穴去，碰到了穴底，神甫才挥了几下洒圣水器，第一铲土就已投在棺盖上，土屑乱进。救护车已先一些时候开走，以便浇洒消毒水。当一铲铲土投在棺木上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时，死者家属已钻进出租汽车，一刻钟以后又回到了家里。
这样全部过程确是以最大的速度来完成而且把危险性也减到了最低限度。毫无疑问，至少在最初阶段，这种做法显然使家属心中感到难受，但在鼠疫期间，这也就无法考虑了：为了效率，一切都得牺牲。开始时，上述办法使居民精神上受到一定打击，因为希望葬礼举行得隆重得体的愿望是很普遍的，超过人们的想象。幸好不久食品供应问题变得棘手起来，于是居民的注意力就被转移到更迫切的问题上来了。如要吃饭，就必须排队，交涉，办手续，忙于此事后，就无暇顾及周围的人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以及自己有朝一日又将怎么样离开世界。所以，这些物质上的困难本应是坏事，后来却变成了好事。正如前面已看到的，如果鼠疫已停止蔓延，情况本当不坏。
由于棺木渐渐少了，裹尸用的布和公墓中的穴位都不够用了，必须开动脑筋。看来，最简单的办法，而且还是从效率出发，就是埋葬仪式一组一组地进行，必要时救护车在医院和公墓之间多开上几个来回。在里厄工作的医院里，现存棺木只有五具。一等全部装满了，救护车就来运走。到了公墓，从棺中取出铁青色的尸体，装在担架上放在特设的棚中等着。棺材浇过灭菌溶剂后，又再运回医院；同样的操作重新开始，次数按照需要而定。这项工作组织得不错，省长颇为得意，他甚至向里厄表示，总的看来，这比历史上有关鼠疫的记载中所说的由黑人拉运尸车的情况要好些。
“不错，”里厄说，“埋葬是同样的，但我们现在还做登记卡，这个进步是抹杀不了的。”
尽管当局取得这点成就，可是目前履行的手续使人感到不快，因此省府不得不禁止死者亲友走近现场，只允许他们走到公墓门口，而且这还不是公开允准的，因为最后一项埋葬仪式已经有所变动。在公墓的尽头，在一块除了乳香黄连木，其他一无所有的空地上刨了两个大坑，一个埋男尸，一个埋女尸。从这点看来，当局还是尊重礼仪的，只是过了很久以后，迫于形势，方才连这最后一点廉耻之心也丢了：不分男女乱七八糟地往里堆，什么体统也不顾了。幸而这种后来发生的混乱现象出现在瘟疫已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现在报道的还是男女分坑时期的情况，那时省府对这一点还很重视。在两个坑的底部堆着厚厚的一层生石灰，沸腾着，热气直冒。坑边上生石灰堆得像座小山，无数气泡就在流通的空气中噗噗破裂。救护车运输完毕，担架排成行列抬了过来，让赤裸的。微微弯曲的尸体滑到坑底，大致上还是一具接着一具排整齐。这时先覆盖上一层石灰，然后掩土。泥土只覆盖到一定高度为止，以便留下地方接待“新客”。第二天，家属被叫来在登记册上签字，这标志着人和其他动物，例如狗，这两者是不同的：凭此日后还可核查。
要完成所有这些工作，这是需要人手的，可是人手看来随时就要不足。这些护士和埋尸人员开始是公家雇佣的，后来是临时凑起来的，其中许多人也死于鼠疫：不管免疫措施多么严密，总有一天会传染上。可是仔细想一下，最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发生瘟疫的整个时期中，干这一行的人始终没有缺少过。最危急的时期是在疫情达到最高峰之前不久的那些日子，里厄医生那时确实不能不担忧了，因为无论是办事人员或他称之为干粗活的人，都感到缺乏人手。可是等到鼠疫真正席卷全城时，那过度的危害反而带来了方便，因为疫病破坏了全部经济活动，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者。一般情况下，无法从这些人中招募到办事人员，但对干粗活的人手却不必担心。从那时开始，贫困的力量超过了恐怖心理，尤其因为劳动报酬与危险程度成正比的缘故。卫生机构手头就有一连串的申请工作者的名单，一等有了缺额，就马上通知名单上开头的几个人，这些人除非在等待期间本人也成了缺额，否则是决不会不应召的。许久以来，省长一直犹豫着是否要动用判过有期或无期徒刑的囚犯来执行这项工作。但现在这一来，就可不必采取这个极端的办法，因此只要失业者一日不断，他就同意继续采用目前这种办法，以后再说。
直到八月份为止，市民们总算能凑合着被带到他们的最后归宿地，虽然不一定诸事如仪，至少还不致乱不成章，而行政当局也因能尽到责任而心安理得。不过现在我们得把事件的后面一部分提前叙述一下，以便把最后所采取的步骤作一报道。从八月开始，疫情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死者的数字大大超过那小小的公墓所能容纳的数量。墓地的一部分围墙被拆掉，为死者打开一个缺口进入到邻近的土地上去，但仍无济于事，还得赶快另想别法。先是决定埋葬工作在夜间进行，可以一下子免去某些规矩仪式：在救护车里的死尸可以越堆越多。有些越轨的夜行者在宵禁时间开始后还逗留在外围地区（或是因工作关系而到那里去的），他们往往会遇到那些长长的白色救护车，飞也似地疾驰，暗淡无光的铃儿的当当声在深夜空荡荡的街上发出回响。尸体被急急忙忙地抛人坑中，晃动尚未停止，一铲铲的石灰便已压到了他们的脸上，然后黄土一掩，便把他们连同姓名一起埋葬完毕，而那些坑儿也越挖越深了。
过不多久，人们不得不另作打算，扩充地盘。省府一纸公文征用了永久出租墓地，将挖出的尸体全部送往火葬场焚化。不久，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也不得不送去烧掉了事。为此，城外东郊的旧焚尸炉又得利用起来。站岗的守卫线又往外挪了些，有一位市府职员提了一个意见，建议使用过去沿着海滩峭壁旁的道路行驶的电车来运尸——这些电车当时已被搁置一旁，停止行驶。这一来大大方便了行政当局的工作。于是便把电车的机车和拖车内的座位全部拆掉，把路线改道，通向焚尸炉，这样焚尸炉便成了电车路线的终点站。
在夏季末尾以及连绵的秋雨时期，每天到了子夜，就能见到这些没有乘客的奇怪的电车沿着海滩峭壁摇摇晃晃地驶过。居民们终于弄清楚了这是怎么回事。尽管巡逻队禁止人们走近陡坡，还是时常有人三三两两地钻进俯瞰海滩的岩石丛中，在电车经过时把鲜花扔进拖车车厢中去。夏日夜晚，一直可以听到这些载着鲜花和尸体的车辆颠簸行驶的声音。
开始几天，曙光初现时，一股奇臭的浓烟弥漫在东区上空。根据所有的医生的判断，这种散发出来的气体虽不好闻，却对任何人都无害处。但该区居民却坚信这样一来鼠疫便会自天而降，纷纷扬言要离开居住地区，于是当局被迫设计出一套结构复杂的管道使烟雾绕道改向，居民方始安定下来。只有在刮大风的日子里，从东面吹来一阵难以形容的味道时，人们才想起周围环境不同往常，鼠疫的火焰每晚吞噬着它的牺牲品。
这就是瘟疫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不过幸而疫情后来没有变得更为严重，因为人们已开始怀疑机关的创造性，省府的手段，甚至焚尸炉的容量，是否已经应付不了形势。里厄获悉当局已考虑过一些绝望中的解决办法，譬如说将死尸抛人大海，他的脑海中很自然地浮现出一幅蓝色的海面上漂浮着可怕的残骸的景象。他也明白如果统计数字继续上升的话将会出现什么局面：那时效率再高的组织机构都将束手无策；尸体堆积如山，就在街上腐烂起来，而省府对此一筹莫展；在市里的公共场所，可以看到垂死者怀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仇恨和毫无意义的希望死命地缠住活人。
总之，就是这些明显的事实和担心害怕的心情使我们的市民经常处于流放和分离的感觉之中。关于这方面，笔者深感遗憾没有什么真正引人注目的事可报道，如某个鼓舞人心的英雄人物或某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像老故事中屡见不鲜的例子那样。这是因为没有比一场灾难更缺乏戏剧性的东西了，而且大的灾祸，由于时间拖得很久，往往是非常单调的。根据亲易经历过的人们的回忆，鼠疫的可怖的日子并不像烧个不尽的残忍的大火，而却像一种永不停止的践踏，其势所至，一切都被踩得粉碎。
不，鼠疫和在瘟疫开始时期久久盘踞在里厄医生头脑中的惊心动魄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一开始，鼠疫是通过一套谨慎小心、运行有效、无可指摘的行政措施表现出来的。顺便加上一句：笔者为了不歪曲任何事实也不违背他个人的想法，尽力做到客观。他不愿通过艺术加工使任何东西失去真实，除了不得已为了使故事有些连贯性时才这样做。正是出于客观的要求，他才说：这段时期中最普遍、最深重的痛苦固然是别离，而且完全有必要把鼠疫的这一阶段的情况实事求是地重新描绘一遍，可是也得承认这种痛苦本身已失去了它的悲怆性。
市民们，或是退一步说，那些被相思之苦纠缠得最深的人能否适应他们的处境呢？说他们能够适应，那大概是不完全正确的。恐怕更确切的说法是，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正在尝“魂销形瘦”之苦。鼠疫开始发生时，他们清晰地回忆得起失去的人儿，苦苦思念。然而尽管对对方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尽管对心上人幸福高兴的某一时日丝毫不忘，他们却想象不出就在他们思念的此时此刻，远方的人儿究竟在做些什么。总之，记忆有余，想象不足。到了鼠疫的第二阶段，连记忆也已消失。并不是说他们忘了心上人的脸容，而是——其实结果也差不多——失去了心上人的肉体，他们在自己身体内部感觉不到心上人的存在。在最初几个星期中，令他们怨恨的是怀中与之温存的人只是个影儿，接下来的感觉是这个影儿愈来愈没有血肉了，连记忆中的一丝颜色也已褪个干净。待到分别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已无法想象过去亲身体验过的卿卿我我的生活，甚至连过去曾有过一个生活在一起、随时可用手触摸到的人儿这一回事也感到不可思议起来。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已进入鼠疫的境界，这境界越是平淡无奇，对他们的影响也越大。没有一个人还有什么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同样平凡单调。“该是收场的时候了，”市民们都这样说。这样说的原因，一方面是疫病横行时盼望共同的苦难快点结束是很正常的事，另一方面是事实上他们也真是这样盼望着的。但讲这句话时，初期的冲动和怨气已没有了，只是脑筋还算清楚，但已脆弱无力。开始几周内的野性十足的冲动已为一种沮丧情绪所代替，这种状态如果当作是逆来顺受当然不对，但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暂时的认可。
我们的市民们已不再违抗，他们像人们所说的，已适应环境，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带着一副痛苦不幸的姿态，但已感觉不到它的煎熬。也有人，如里厄医生，就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以往这些别离者还不能算真正的不幸，他们的痛苦中还存在一线光明，现在连这一线光明也已消失。他们呆在路角上，咖啡馆中，或是朋友家里，静悄悄的，心不在焉，眼里带着如此厌倦的神情，以致整座城市有了这样一群人在里面就像一间候车室。有工作的人干起活来也和鼠疫的步态一样：小心翼翼而又不露声色。每个人都变得不骄不躁。别离者谈到不在眼前的人儿时，第一次不再快快不乐。他们用的是相同的语言，用对待有关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别离情况。在这以前，他们绝不同意将他们的苦恼和全城人共同的不幸混为一谈，现在也接受把它们掺在一起了。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已置身于当前的现实之中。说实在的，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成了眼前的事。必须说上一句：鼠疫从大家身上带走了爱情，甚至友谊，因为爱情总得有一些未来的含义，但这时对大家来说，除了当下此刻，其余一无所有。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所有的别离者确实都会走上这条路，但到底是有早有晚的，而且即使到了这种地步，还会有瞬间的旧梦，短暂的回忆，霎时的清醒，为这些患相思病的人带来更痛苦、更敏感的旧创复发。有这么一些时刻，为了消闲解闷，他们会计划一番鼠疫结束后的生活。有时他们触景生情，会料想不到地受到一种莫名的嫉妒心理的刺伤。另一些人在一星期的某些日子里会突然振奋起来，摆脱了麻木不仁的状态，例如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因为当亲人尚在身边时，这两天就是他们习惯地进行某些活动的日子。有时到了傍晚，一阵伤感攫住了心灵，向他们预示：往事又要在脑海里重现——当然也不一定准会如此。这傍晚时分对宗教信徒说来是反省的时候，但对囚徒和流放者说来，却是难受的当儿，因为他们除了空虚感之外别无可反省的内容。在这个时刻里，他们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但不一会儿，又回到精神麻痹的境地，重新置身于鼠疫的囹圄之中。
他们已懂得，在这种境界中，就得放弃更切身的私事。这和鼠疫刚出现时不同：那时，萦回脑际的尽是个人琐事，一点一滴也放不下，别人的生死则与己无关，他们的生活经验仅限于个人；现在，他们也开始急人之所急，你我不分了，他们头脑中出现的是大家一样的想法，他们的爱情也成了最抽象的概念。他们已完全听凭瘟神摆布，即使有时也希望些什么，但这只是在睡梦之中，甚至当头脑中出现这样的想法：“这些腹股为淋巴的事儿啊，快快过去吧！”这时，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奇怪。事实上他们都已进入梦乡，整整这一段时期不过是一场黄粱大梦。城中居民都是些白日做梦的人，只有很少这么几次，在深夜中，表面上已愈合的伤口突然开裂，这时他们才算真正清醒一下。惊醒过来后，迷迷糊糊地触摸一下又痒又痛的伤口边缘，旧创突然带着一股新的力量复发，随之而来的是爱人的悲哀的面容。晨光一现，他们重又面临灾祸，也就是说返回机械的生活中去。
人们也许要问，这些别离者的模样究竟像什么？很简单，他们什么都不像，或者可以说，他们像所有的人，一副大家都具有的模样。他们分担着城市的沉寂和孩子气的骚动。他们失去了议论是非的习惯，换上了泰然自若的神情。比如说，他们之中有一些最聪明的人也装模作样地像别人一样看报听广播，寻找些根据以说明鼠疫即将过去，似乎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再不然读了某个无聊到叫人直打呵欠的新闻记者信手拈来的一篇述评，便毫无根据地恐慌一番。剩下的人中，不是喝喝啤酒，便是照料病人，不是没精打采，便是筋疲力尽，不是把卡片归归档，便是听听唱片，大家都是彼此彼此。换句话说，他们已不再挑这拣那了。鼠疫将辨别优劣的能力一扫而尽。这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没有人在购买衣服和食物时再计较质量，来者不拒，一概接受。
最后，可以说那些与亲人分处两地的人也已失去了瘟疫发生时起到保护作用的奇怪的特权，爱情的自私心理已消逝，由此得到的好处也随之化为乌有。至少现在看来，情况已明，疫病已成为与大家有关的事。城门口枪声呼呼，一下下盖的戳印有节奏地敲出了我们的生和死，一场场火灾，一张张档案卡片，一片恐怖的气氛，一项项礼仪手续伴随着经过登记的不体面的死亡，可怖的浓烟，冷酷无情的救护车铃声：我们就生活在这一片喧嚣之中，啃着流放犯的囚粮，心中无数地等待着那将轰动全城的共同重逢和共同安心的日子。我们的爱情无疑还存在，但它发挥不了作用，变得沉重难忍，毫无生气，就像犯了罪、判了刑那样的无所作为。爱情已变为无尽头的忍耐，执拗的期待。就此看来，某些市民的态度使人联想到各处食品店门口排着的长队。同样的坚韧不拔，同样的逆来顺受，出头无期，不抱幻想。不过这样的精神状态应该加强一千倍才符合与亲人分离的人的情况，这是另一种的饥馑之感，它能把一切都吞噬下去。
不管什么情况，如要对城中那些与亲人分离的人的心绪有一个正确的概念，那就有必要再一次回顾那满天残照和遍地尘埃的永远不变的傍晚，当暮色降临到这座缺树少荫的小城中时，男男女女都走出户外，拥上街头。这时从沐浴在晚霞中的露天座上能听到的，已不再是城市中通常都有的、那种由车声磷磷、机器隆隆组成的市声，而是乱哄哄的、低沉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在闷热的天空中，瘟疫的呼啸声为那成千上万的人痛苦地移动着的脚步声打着节拍，永无尽期、沉闷难忍的街头踯躅声逐渐充满全城，一晚又一晚，这种声音无比阴沉地也无比忠实地体现了一种盲目的顽固情绪，它终于取代了我们心中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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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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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九月和十月，鼠疫已经使奥兰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城。由于疫病势焰不减，几十万居民也只得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没完没了地在城里团团转。在天空中，浓雾、热潮和阵雨相继而来。一群群来自南方的鸫鸟和椋鸟无声无息地掠过苍穹，绕城而过，好像帕纳卢神甫所描述的瘟神在屋顶上空正把那根古怪的长矛挥舞得呼呼作响，吓得它们不敢飞近。十月初，滂沦大雨把街道冲洗得一千二净。在这段时间里，笼罩着一切的就是这种疫病势焰不减的严重局面。
里厄和他的朋友们都感到疲惫不堪。事实上，卫生防疫人员已经再也忍受不住这种劳累了。里厄医生意识到这一点，是在觉察到自己和朋友们身上滋长着一种满不在乎的奇怪心理的时候。比如，这些人在这以前，对一切有关鼠疫的消息一直都十分关切，然而现在他们却置若罔闻。朗贝尔是主管一个隔离病房的临时负责人，那个病房是不久前才设在他旅馆里的，他对在他那里隔离观察的人数了如指掌。他对自己制定的那套制度的细则十分熟悉：一旦发现瘟疫迹象，必须立即将病员转移至医院医治。另外，这些用在隔离病人身上的血清所产生的效验数据，他都能历历如数家珍。但是，他说不出每周死于鼠疫的人数有多少。他确实不知道疫情是愈来愈猖撅还是在逐渐缓和。而且，不管情况如何，他仍然希望不久能逃出城外。
至于其他人员，由于夜以继日、专心致志地忙于工作，他们既不看报，也不听广播。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一个医疗效果，他们作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们是漫不经心地姑妄听之，使人感到，他们好像大战时那些因构筑工事累得筋疲力竭的士兵一样，只致力于使他们的日常工作不出差错，而对决战或者停战再也不抱什么指望。
格朗虽然在继续进行有关鼠疫的必要计算，但是可以肯定，他统计不出总的结果。他与塔鲁、朗贝尔和里厄不一样，不像他们看上去就是不容易累倒的人；他的身体一向不很好，但却同时担任几件工作：市政府助理，里厄的秘书，还有他自己在夜间的工作。人们可以看到他经常处于一种筋疲力竭的状态。他常用这么两三个决定好的打算来振奋自己的精神，比如：在鼠疫扑灭以后，要彻底休息一段时间，至少一个星期，以便认认真真地把他目前正在着手进行的使人“脱帽致敬”的工作做完。有时，他也会突然变得情不自禁起来，遇到这种情况，他往往会自动地向里厄谈到让娜，思念她此时此刻可能在哪里，以及她看到报上的消息会不会想到他。有一天，里厄用十分平淡的语气同他谈起自己妻子的事，这使里厄自己都感到奇怪，因为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谈过。他妻子打来的电报总是说她很好，并请他安心，但他有点放心不下，于是就决定给他妻子住的那个疗养院发一个电报去问问主任医师。结果，对方回电说他妻子病势加重，但院方保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控制病情不让它恶化。他一直把这一消息压在心里，现在他自己也无法解释，怎么会把这件事告诉格朗的，除非是因为过分疲劳的缘故。原来这位公务员先是对他谈到让娜，然后问起他的妻子，于是里厄才回答的。“您知道的，”格朗说道，“现在这种毛病会很快治好的。”里厄表示同意，并且很坦率地说，他开始感到与妻子分离的时间太长了一点，并说，要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或许早已帮助妻子战胜病魔，可是现在看来，她准会感到十分孤独。后来他就不说下去了，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了格朗提的问题。
其他人的情况也是一样。塔鲁比较能顶得住一些，不过从他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到他爱东探面问的习惯，如果按深度来说并没有丢掉的话，那么从广度来看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样化了。其实，在整个这段时期中，看来他似乎只关心科塔尔。自从旅馆改成隔离病房以来，他已搬到里厄家里去住。他不大爱听格朗或者里厄平时晚上谈论抗疫的情况。他往往没听上几句，就立刻把话题转到他通常关心的奥兰日常生活的琐事上去。
至于卡斯特尔，他有一天跑来通知里厄医生血清已准备就绪，两人决定要在奥东先生的男孩——就是那个刚送进医院，在里厄看来似乎已经没有希望的孩子——身上作首次试验。医生在把最近的统计数字告诉他那老朋友时，发现对方已经在安乐椅上睡得很沉了。平时卡斯特尔的脸上总是露出一股温文尔雅而又带有讥讽的神色，显示出无限的青春活力，而这时映人他眼帘的却是一张突然变得毫无生气的脸，只见半开的嘴边挂着一丝唾液，显露出他的精力衰竭和年迈苍老。面对着这张脸，里厄禁不住一阵心酸，喉咙哽塞。
每当感情脆弱时，里厄就意识到自己确是疲劳了。他控制不住，感情外露。平时，他大多能控制住自己，显得心肠很硬，不动感情，但偶尔也会感情爆发，有时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唯一的抵御方法就是躲藏在这铁石心肠的外表之下，把他心中用以控制感情的绳索上的结紧紧扯住。他深知这是他能继续干下去的好办法。至于其他方面，他没有什么更多的幻想了，即使他还保持了一些，但现在也都被疲劳所磨灭了，因为，他知道，在这看不到尽头的时期里，他的职责不再是给人治病，而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就断定病人患了不治之症，这就是他的任务。病人的妻子往往拉住他的手腕嚎叫：“医生，救救他的命吧！”但是他在那儿并不是为了救人性命，而是为了下令隔离。他从那些人的脸上看出人们憎恨他，但是憎恨又怎么样呢？有一天，人家对他说：“您没有心肝！”怎么会没有呢？他有。就是这颗心使他能坚持每天工作二十小时，目送那些本该活着的人离开尘世。就是这颗心使他能日复一日地工作下去。今后，他的心只够使他做到这一步。这样的心，怎么能足以救人的命呢？
不！他整天给人的不是援救，而是提供情况。当然，于那种事不能叫做是真正的职业。但是，在这群惶惶不可终日和面临瘟疫浩劫的人们中间，究竟谁还有这闲心思从事真正的职业呢？疲劳还真有点好处。如果里厄头脑清醒一点的话，这种到处都在散发出来的死人气息一定会使他触景生情，无限感慨。但是，每天忙得只有四小时睡眠的人是不会多愁善感的。对待事物就是公事公办，就是说要按照公正的原则，一种丑恶的嘲弄人的公正原则办事。至于别人，就是那些病人膏盲的人，他们也体会到这一点。在鼠疫发生以前，人们把这位医生当作救星，三粒药丸和一个针筒就解决问题，而且人们常常挽着他的胳膊，顺着走廊一路送他出来。这样虽然有传染上疾病的危险，但毕竟是使人感到愉快的。现在是截然相反了，他到人家家里去要带上几个士兵，必须用枪托砸门，人家才会出来开门，就好像他们是要把这一家人送上死亡的道路，把全人类送上死亡的道路。唉！这倒是真的，人不能离群索居，他也和这些不幸的人一样感到空虚，他也同样应该得到别人的怜悯，因为每当他离开这些不幸的人的时候，这种怜悯的心情就会在他的心里油然而生。
在这些没完没了的日子里，这至少是里厄医生的一些想法，而且在这些想法里还交织着与亲人分离的孤独情绪。这些想法也同样在他朋友们的脸上反映出来。所有那些坚持不懈地进行抗疫斗争的人都渐渐感到支撑不住，可是这种疲乏所引起的最危险的后果，还不是他们对外界动态以及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漠不关心，而是在于他们对自己那种放任自流、漫不经心的态度，因为他们有这么一种倾向：凡是不是绝对必要的事，凡是在他们看来是自己力所不及的事，他们都懒得去做。因此，这些人就越来越忽视他们自己所制订的卫生规则，对于他们自身应该进行消毒的许多规定，其中有一些，他们也忘了遵守，有时甚至顾不上采取预防传染的措施，就赶到肺部受鼠疫侵袭的病人那里去，因为他们都是临时被叫到感染者家里去的，他们感到已无此精力再到某处去为自己滴注必要的防疫药物。这倒是真正的危险，因为正是这场同鼠疫进行的斗争使他们成了最易受感染的对象。总之他们是在碰运气，而运气又不是人人都能碰得到的。
可是，城里却有一个人看上去既没有疲劳不堪，也没有灰心丧气，仍然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色。这就是科塔尔。他对别人继续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但却选中了塔鲁，只要后者有空，便去看他。一方面是因为塔鲁对他的情况很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塔鲁总是诚心诚意地接待这位靠年金生活的小矮个儿，从不怠慢。这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奇迹：不管工作得多么劳累，塔鲁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关心备至。甚至有几个晚上他累垮了，但第二天照旧精神抖擞。科塔尔曾经对朗贝尔说：“我跟塔鲁很谈得来，因为他很通人情。他总是很体谅别人。”
所以，在那段时期里，塔鲁的日记内容就逐渐集中到科塔尔的身上。塔鲁曾试图在日记中如实地、或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反映出科塔尔告诉他的种种想法和对事物的看法。这篇题为“关于科塔尔和鼠疫的关系”的记录占了笔记本好几页纸，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它的要点。塔鲁对这位靠年金生活的小矮个儿的总印象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这是一个形象正在高大起来的人物。”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他的心情显得越来越愉快。他对事态的发展并无不满，在塔鲁面前，他有时会用这类话来表达他思想深处的想法：“当然，情况仍不见好转，不过至少大家是同舟共济的。”
“当然，”塔鲁补充着写道，“他同别人一样，受到鼠疫的威胁，但好就好在他是和大家共患难的。其次，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真的相信他自己会染上鼠疫。他似乎是靠着这样一种想法在过日子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倒是一种并不愚蠢的想法：当一个人遭到某种严重疾病或者某种深重的忧虑折磨时，他就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疾病或忧虑。他曾对我说过：‘您可曾注意到，一个人是不会同时害上所有的病的。假设您患有重病或者某种不治之症：严重的癌症或肺结核，您就决不会被鼠疫或斑疹伤寒所侵袭，决不可能。而且这方面的效果比上述的还要大得多，因为您决不会看到过一个癌症患者死于车祸。’这种想法，暂且不问正确与否，倒使得科塔尔感到心情舒畅，他唯一担心的事，就是怕把他跟别人隔离开来。他宁可和大家一起被围困起来，而不愿做单身囚徒。鼠疫一来，什么秘密调查啊，档案啊，卡片啊，密令啊，迫在眉睫的逮捕啊，全都谈不上了。说得确切些，那就是警察局也罢，旧的或新的罪行也罢，罪犯也罢，全都化为乌有厂，只有被鼠疫‘判了刑’的人在等待着它的完全独断独行的恩赦，而在这些人中间就有警务人员。”因此，根据塔鲁的解释，科塔尔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这种宽容、体贴而又满意的态度去看待市民们忧虑和惊慌失措的表现，他那副神情仿佛在说：“你们尽管讲吧，反正这种事我比你们领教得早。”
“我曾经告诉他——但也是白说——要使自己不脱离群众的唯一途径，归根结底，就是要做到问心无愧。他带着恶意看了我一眼，对我说：‘那么，照您这么说，人与人就决不能相处(口罗)。’他接着又说：‘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过我跟您说，使人们团聚在一起的唯一途径，仍然是把鼠疫带到他们中间去。您还是看看您周围的情况吧。’其实，我懂得他想讲什么，我也明白今天的生活对他说来是多么舒适。旁人对事物的某些反应有时正好和他相同，他当然不会不看到：人人都企图使大家跟自己在一起；有时候热心地给迷途者指路，可是有时候却显得很不耐烦；人们争先恐后地拥进豪华的饭店，乐滋滋地呆在那里久久不去；每天，闹哄哄的人群，站在电影院门口排队，把所有的剧场和舞厅都挤得满满的，像奔腾而来的潮水一样拥人公共场所；人们怕与别人进行任何接触，但对人类的热情的渴望却又驱使男男女女相互接近，肩摩肘接。显然，科塔尔对这一切早就领教过了。不过对女人除外，因为凭他的那副嘴脸……我猜想当他需要找妓女时，为了避免造成恶劣印象而害了自己，他就自我克制。
“总之，鼠疫对他有好处。鼠疫使这个不甘孤独的人成了它的同谋者。是的，很明显，是一个同谋者，而且是一个乐此不疲的同谋者。他赞许他所看到的一切：那些惶惶不安的人的迷信、莫名其妙的恐惧、易于冲动的脾气；他们力避谈及鼠疫、却又不停地谈及鼠疫的怪癖；他们从得知这种病是以头痛开始的这一天起，一发觉有点头痛就心惊胆战、面无人色的表现；还有他们一触即发的脾气和反复无常的心理——这使他们会把别人的遗忘看作是冒犯，或者会因丢失一粒裤子纽扣而伤心不已。”
塔鲁经常和科塔尔在晚上一同出去。他后来就在笔记本里记叙他们如何在傍晚或深夜走人人影幢幢的人群中去，摩肩接踵地夹杂在若隐若现的人堆里，因为每隔相当距离才有一盏发着微弱亮光的路灯。他俩就这样跟随着人群去寻欢作乐以摆脱鼠疫的阴影。这就是科塔尔几个月前在公共娱乐场所寻求的奢侈豪华的生活，也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而又无法得到满足的放荡不羁的享乐生活，而现在全城的人都趋之若骛。各种东西的价格都在上涨，无法遏止，而人们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挥金如土，尽管大部分人都缺乏生活必需品，但人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量地消耗奢侈品。所有各种为有闲阶级服务的游戏赌博场所开办得越来越多，而这种有闲生活却只不过反映了失业现象。塔鲁和科塔尔有时花了不少时间跟在一对男女的后面。过去，这种成对的男女总是小心翼翼地要避人耳目，而现在却是相互紧紧偎依，肆无忌惮地在全城游逛，火热到忘乎所以，把周围的人群完全置之度外。科塔尔情不自禁地说：“啊！真是好样儿的！”面对着这种群众性的狂热，面对着明目张胆的调情，在周围一片响亮的大手大脚丢小费的闹声中，他兴高采烈，高声喧嚷。
然而，塔鲁认为，在科塔尔的这种态度中并没有多少恶意。科塔尔常说：“这些事我在他们之前早就领教过了。”这句话与其说是显示了他的得意心情，毋宁说是表明了他的不幸遭遇。塔鲁在笔记本里写道：“我觉得他开始疼爱这些飞不上天、出不了城的人了。比如，一有机会，他就向他们解释鼠疫并不像大伙儿所想象的那么可怕。他曾对我说：‘您且听听他们说些什么：鼠疫过后，我要做这，鼠疫过后，我要做那……他们不想安安逸逸地过日子，而偏偏要自寻烦恼。他们甚至看不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难道我能说：在我被逮捕之后，我要做这做那吗？被逮捕是事情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可是遇到鼠疫……您要我谈谈我的看法吗？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不能听其自然。我这样说并不是信口开河。’”
塔鲁接着写道：“确实，他并不是信口开河，他恰如其分地猜测出奥兰居民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迫切需要使他们相互接近的热情，一方面却又由于存有戒心而彼此疏远。人们都深深懂得不能轻信自己的邻居，因为他会在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乘您对他毫无戒备之机，把鼠疫传染给您。如果有人，像科塔尔那样，花上许多工夫在他所找的同伴中间去发现一些可能会告密的人，那么，他就能理解这种心情，就会十分体谅有下述想法的那些人：他们认为，鼠疫会在旦夕之间降到他们身上，可能准备就在他们庆幸未被传染上的时候，突然来临。尽管有这种可能，但是在恐怖的气氛中，科塔尔仍能泰然自若，因为他早在别人之前就领教过这一切了，所以我认为他不会完全像别人那样受到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的折磨。总而言之，跟我们所有这些还没有丧命于鼠疫的人一样，他也感到他的自由和他的生命每天都濒于毁灭。但是，由于他已亲身体验过恐怖的味道，他认为，现在轮到别人来尝一下这种滋味，这也是完全正常的。说得更确切一些，在他看来，大家分担恐怖，那比他一个人单独忍受要好受得多。他错也就错在这一点上，而且就在这一点上，他比别人更难被人了解c但是，不管怎么说，正因为这样，他才比别人更值得我们去了解。”
最后，塔鲁在笔记本里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它证实在科塔尔和鼠疫患者身上同时存在着一种奇怪心理。这件事大致上可以说明一下当时难以忍受的气氛，因此笔者认为它很重要。
那天，科塔尔邀请塔鲁到市歌剧院去观看歌剧《俄耳南斯与欧律狄刻》①。演出该剧的剧团是在春天鼠疫刚发生时来到本城的。这个被鼠疫封锁在城里的剧团在与市歌剧院协商以后，迫不得己每周把这部歌剧重演一次。因此，几个月来，每逢星期五，市歌剧院里就响起了俄耳市斯的回肠荡气的悲歌和欧律狄刻的微弱无力的呼吁。但是，这部歌剧却继续受到观众的欢迎，卖座率始终很高。科塔尔和塔鲁坐在票价最高的正厅前座中，周围坐满了本城的上流人士。那些姗姗来迟的人总是竭力让人注意到他们的进场。在耀眼的幕前灯光下，当乐师们在轻声调音的时候，只见一个个人影清晰地从一排座位走到另一排座位，温文尔雅地向座上的人鞠躬致意，在斯文的轻声交谈中，人们又恢复了几小时前他们在城中阴暗的街道上行走时所失去的那种镇定情绪，服饰打扮驱走了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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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部歌剧是德国音乐家格卢克（1714一1787）谱写的。根据古希腊神话，俄耳甫斯是个善弹坚琴的歌手，传说他奏的音乐可感动鸟兽木石。他的妻子欧律狄刻在结婚那天被毒蛇咬死，他到阴间去，用乐曲感动了阴间的神灵，获准放回他的爱妻，但规定在离开阴间之前，不能回顾。俄耳南斯没有能够遵守诺言，最后还是回头看了一下在他身后的欧律狄刻，随即被雷击死。
在整个第一幕中，俄耳南斯引吭悲歌，如泣如诉，唱得十分出色自如，几个穿长裙的妇女开始高雅地评论俄耳甫斯的不幸，接着他用小咏叹调唱出了他的深情。全场以一种颇为适度的热情作出了反应。人们几乎没有发觉俄耳甫斯在第二幕的唱腔中带有一些不应有的颤音，以及他在向阴间的神灵哭诉，恳求怜悯时，悲哀的声调稍为有点过分。他有些动作做得不稳，可是连行家也把这种失误当作是别具风格，认为它使这位歌剧演员的表演增添了光彩。
演到第三幕，在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唱二重唱时（即在欧律狄刻和她的爱人诀别的时候），场内才出现某种惊讶的反应。好像这位男演员就是在等待观众的这一波动，或者更肯定地说，好像来自正厅的嘈杂声证实了他此刻内心的感情，他选定这个时刻穿着古装，伸出双臂，分开两腿以滑稽的姿态向台前的脚灯走去，在一片牧歌声中倒了下去。这些牧歌向来是不合时宜的，但观众们感到，此时此刻它是第一次变得真正不合时宜，非常不合时宜，因为，就在这同一时刻，乐队停止了演奏，正厅前座上的观众都站起身来，开始慢慢地退出场去。起先是肃静无声，就像人们刚做完礼拜离开教堂，又像瞻仰死者遗容之后走出殡仪馆，妇女们整理了一下衣裙，垂头丧气地离去，男人们手挽女伴，领着她们退场，不让她们碰撞那些挡道的加座。但是，这种波动逐渐加剧了，窃窃私语变成高声惊叫，人群拥向出口，挤作一堆，相互冲撞，大声叫嚷。科塔尔和塔鲁这时方才站起身来，亲眼目睹了他们当时生活中的一幅画面：从一个古怪地弯曲着四肢的蹩脚演员身上看到了降临在舞台上的鼠疫，而这时剧场里一切豪华的装饰品，比如那些被遗忘的折扇和红色椅子上的凌乱的花边织物都变成了一无用处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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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月头上的几天里，朗贝尔一直跟里厄一起非常认真地工作，他只请过一天假，因为他那天要在国立男子中学门口会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
那天中午，贡扎莱斯和记者看到那两个小伙子笑嘻嘻地来到会面地点。他们说上次运气不好，不过这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事。总之，这星期没轮到他们值班，只好耐心等到下星期，一切再重新安排。朗贝尔说他也这么想。贡扎莱斯建议下星期一再碰碰头。不过，这次他们将把朗贝尔安置在马塞尔和路易家里。贡扎莱斯说：“咱俩再碰一下头。要是我不在，你就直接到他们家去。有人会把他们俩的地址告诉你的。”但这时，马塞尔和路易两人中有一个说，最简单的办法是立刻领这位朋友到他们那儿去。要是他不挑剔的话，他们那儿有够四个人吃的。这样，他就知道地址了。贡扎莱斯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他们就向港口走去。
马塞尔和路易住在海军区的尽头，靠近通往峭壁的关卡。这是一幢西班牙式小屋，墙很厚，有油漆过的木外板窗，几间空荡荡的阴暗的房间。这两个小伙子的母亲是一位笑容可掬、满脸皱纹的西班牙老大娘。她用大米饭来招待客人。贡扎莱斯表示惊讶，因为城里已经很少有大米了。马塞尔说：“住在城门口附近总可以想到一点办法的。”朗贝尔又吃又喝，贡扎莱斯说他是个好伙伴，而这时候记者的脑子里却只是在想他在城里还得呆一个星期。
实际上，他还要等上两个星期，因为为了减少值班班次，警卫值班已改为两个星期换一次。于是在这两周中间，朗贝尔持续不断地拼命于，几乎闭着双眼从黎明一直埋头工作到夜晚。他总是到深夜才上床睡觉，而且睡得很沉。从以前的闲散生活突然转人现在的令人疲乏不堪的工作，使他几乎丧失了幻想和精力。他很少谈及关于他即将潜逃出城的事c只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在一个星期以后，他私下告诉里厄医生说，在头天夜里，他第一次喝醉了酒。他走出酒吧时，突然感到他的腹股沟胀得厉害，两臂上下活动也感困难。他想，这下子传染上鼠疫了。当时他唯一的反应——后来他与里厄一致认为这种反应是没有道理的——就是奔到这个城的高处，在那儿，从一个狭小的地方可以看到比较开阔的天空，但是仍看不到大海，就在那儿，他大声地呼唤他妻子的名字，吼声回荡在城墙的上空。后来回到家里，他没有发现自己身上有任何感染的征兆，因此，他对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动感到有些难为情。里厄说他很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做出这种事来的。“不管怎么样，”他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可能感到需要这样做。”
当朗贝尔向里厄告辞的时候，里厄突然补充说：“今天早晨奥东先生对我谈起了您。他问我是否认识您。他对我说：‘劝劝他不要同走私贩子们打交道。他已经引起别人注意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要您赶紧办。”
“谢谢。”朗贝尔握着医生的手说。
他走到门口突然回过身来。自从鼠疫发生以来，这是里厄第一次看到朗贝尔笑。
“那您为什么不阻止我离开这儿呢？您是有办法这样做的嘛。”
里厄习惯地摇摇头说，这是朗贝尔自己的事，朗贝尔已作出了选择，要的是幸福，那么，他里厄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在这件事情上，他感到没有能力去判断哪是好的，哪是坏的。
“在这种情况下，您为什么催我快点办？”
这下轮到里厄笑了。
“这可能是我自己也想为幸福出点力吧。”
第二天，他们俩什么事也没有再提，只是照常一起工作。第二个星期，朗贝尔终于在这幢西班牙小屋里住了下来。房东给他在大家共用的房间里搭了一张床。由于那两个年轻人不回来吃饭，加上人家又要求他尽量少出门，因此，他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呆在屋里，或者和那位西班牙老大娘聊天。老大娘个子很瘦，但人倒挺精神，穿着一身黑色衣服，于净的白发下面是一张布满了皱纹的棕色的脸。她不爱说话，当她瞧着朗贝尔时，只有她的一双眼睛充满笑意。
有时候，她问他怕不怕把鼠疫传染给他的妻子。他认为传染的风险是有的，但总的说来风险极小，可是如果他留在城里，那么他俩就要冒永远分离的风险。
“她人可爱吗？”老大娘微笑着问道。
“很可爱。”
“漂亮吗？”
“我认为是的。”
“啊！”她说道，“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
朗贝尔沉思了一下。他想或许是为了这个原因，但不可能只是为了这个原因。
这位天天早晨要望弥撒的老大娘问道：“您不信仁慈的天主吗？”
朗贝尔承认他不信，于是老大娘又说他是为了这个原因。
“应该去和她团聚，您是对的。要不然您还有什么奔头呢？”
在剩下的空闲时间里，朗贝尔就顺着四周光秃秃的涂着灰泥的墙壁来回转，有时用手摸摸钉在板壁上的装饰用的扇子，或者数数台毯边缘垂着的羊毛小球。晚上，小伙子们回来了，他们也谈不上几句话，至多说一下今天还是没机会。晚饭后，马塞尔弹吉他，大家喝茵香酒，朗贝尔显得心事重重。
星期三那天，马塞尔回来告诉他：“明天半夜可以走了。您准备好吧。”另外两个与他们一起值班的人，其中有一个传染上了鼠疫，另一个因为平时常跟前者呆在一个房间里，已被隔离观察。因此，在两三天内，只有马塞尔和路易在值班。当天夜里，他们将安排一下最后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二天，就有可能走了。朗贝尔表示感谢。老大娘问：“您高兴吗？”他日里回答高兴，但是他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第二天，气压很低，天气又潮湿又闷热，使人十分难受。关于疫情的消息很不妙。然而，这位西班牙老大娘很镇静。她说：“这个世界造孽太多，非得这样不可！”跟马塞尔和路易一样，朗贝尔光着膀子。但尽管如此，汗珠还是从他的肩胛和胸部冒出来。在百叶窗紧闭、光线暗淡的屋内，他们的上身看上去像涂了一层棕色的油漆一样。朗贝尔一声不响来回走着。下午四点钟时，他突然穿好衣服，告诉他们他要出去。
马塞尔对他说：“注意，半夜就要动身的。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朗贝尔走到医生家里。里厄的母亲告诉朗贝尔，他可以在城内高地的医院里找到她的儿子。在岗哨前面始终有这么一群人在原地转来转去。一个长着金鱼眼的中士嚷道：“走，走厂人群走动了，但还是在周围徘徊。这位汗水湿透了上衣的中士对众人说：“没有什么可等的了。”这也是大家的看法，但尽管烈日当头，大家还是呆在那儿不走。朗贝尔向中士出示了一下通行证，中士就向他指了一指塔鲁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面向院子。他迎面见到帕纳卢神甫刚从办公室里出来。
在一间散发着药味和潮湿的被褥气味的肮脏的白色小屋里，塔鲁坐在一张黑色的木制办公桌后面，卷起了衬衣袖子，用一块手帕在臂弯上擦汗。
“您还在这儿？”塔鲁问道。
“是啊，我想找里厄谈谈。”
“他在大厅里。不过，要是没他也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最好就别找他。”
“为什么？”
“他太累了。我自己能办的事，就不去找他。”
朗贝尔看了看塔鲁。他瘦了，疲劳得眼都花了，脸也落形了，宽厚的肩膀也塌下来了。有人敲门，进来了一个戴白口罩的男护士，他把一叠病历卡放在塔鲁的办公桌上，隔着口罩，闷声闷气地只说了一声“六个”，就走出去了。塔鲁看了看记者，并把这些病历卡摊成扇形给朗贝尔看。
“这样很好看，对吗？嘿，这可并不好看，这些是昨天夜里刚死的病人的病历卡。”
他皱着前额，重新把卡片叠好。
“现在剩下来要我们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结账了。”
塔鲁站起来，将身子靠在桌边，说道：
“您不是就要动身了吗？”
“今天半夜里。”
塔鲁说，他听到这消息很高兴，并叫朗贝尔多保重。
“您这是说真心话吗？”
塔鲁耸了耸肩膀答道：
“到我这样年岁的人，说话总是真诚的。撒谎太累人了。”
“塔鲁，”记者说，“我想见见医生。请原谅。”
“我知道。他比我更通人情。我们走吧。”
“不是这么回事，”朗贝尔很尴尬地说。他停了下来。
塔鲁看了看他，突然向他微笑起来。
他们穿过一条小走廊，走廊的墙漆成浅绿色，墙上反射出的光线使人联想到水族馆。在快要走到两扇玻璃门前的时候，他们看到门后有几个人影子在晃动着，动作很怪。塔鲁让朗贝尔走进一个四周全是壁橱的小房间。他打开一个壁橱，从消毒器里取出两只纱布口罩，递了一只给朗贝尔，并请他立即戴上。记者问他这是否能起点作用，塔鲁回答说这并不起什么作用，只不过使别人放心点罢了。
他们推开了玻璃门。这是一间宽敞的大厅，尽管天气炎热，窗户还是紧闭着。墙的上部有几架调节空气的装置在嗡嗡作响，装置里弯曲的风叶搅动着飘浮在两排灰色病床上空混浊而炎热的空气。大厅内四面八方，只听到一片单调的哀鸣声，有人在低声呻吟，也有人在高声呼号。从装有铁栅栏的高高的窗口中泻进来一股强烈的光线，有几个穿着白衣的男人在这光线下缓慢地走动。在这大厅里朗贝尔感到热得十分难受。里厄弯着身子站在一个正在呻吟的病人面前，朗贝尔几乎认不出是他了。医生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有两个女护士在床的两旁帮着把病人的下肢分开。当里厄重新直起身子的时候，一位助手递过一只盘，他把手术器械往盘里一扔，接着就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凝视着这个正在包扎的病人。
当塔鲁走近时，里厄问道：“有什么消息吗？”
“帕纳卢同意代替朗贝尔在隔离病房工作。他已经做了不少事。剩下的就是在朗目尔走后重新组织第三调查组。”
里厄点点头。
塔鲁接着说：“卡斯特尔做出了第一批制剂。他建议做一下试验。”
“啊！这很好。”里厄说。
“还有，朗贝尔在这儿呢！”
里厄转过身来。当他看到记者时，他那双露在大口罩上面的眼睛就眯了起来，他说：
“您来干什么？这儿不是您来的地方。”
塔鲁说他今天半夜里走。朗贝尔补充说：“原则上是这样。”
每当他们中间有谁说话，谁的纱布口罩就随着鼓起来，而且在靠近嘴的地方也变得潮湿了，这似乎使人感到他们的谈话不大像真的，好像是雕像在谈话。
朗贝尔说：“我想跟您谈谈。”
“要是您愿意，我们一起出去。您在塔鲁的办公室等我。”
不一会儿，朗贝尔和里厄坐在里厄汽车的后座上，塔鲁坐在前面开车。
在起动的时候，塔鲁说：“汽油要没了。明天我们得步行了。”
“医生，”朗贝尔说，“我不走了，我想留下来跟你们在一起。”
塔鲁不动声色，继续开车。里厄似乎还没能从疲劳中恢复过来。
他声音低沉地问道：“那么她呢？”
朗贝尔说，他经过再三考虑，虽然他的想法没变，但是，如果他走掉，他会感到羞耻，这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但是里厄振作了一下，用有力的声音说，这是愚蠢的，并且说选择幸福，谈不上有什么羞耻。
朗贝尔说：“是啊，不过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
在这以前一直没吭声的塔鲁头也不回地说，要是朗贝尔想分担别人的不幸，那么他就不会再有时间去享受自己的幸福。这是要作出选择的。
朗贝尔说：“问题不在这里。我一直认为我是外地人，我跟你们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这城里的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于是朗贝尔好像忍不住了。
“再说，你们也都很明白这一点，否则你们在这医院里干什么？你们自己作出了选择没有？你们是不是也放弃了幸福？”
塔鲁和里厄仍然都没有回答。大家沉默了很久，直到汽车驶近医生家，朗贝尔才又重新提出他那最后一个问题，而且语气更加坚定。这时里厄独自转过身去看了一下朗贝尔，他费劲地挺直身子说：
“朗贝尔，请原谅我，您讲的这一点，我不清楚。既然您愿意，那么就跟我们一起留下。”
汽车突然往旁边一偏，打断了他的话。接着他凝视着前方，继续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丽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像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
他又重新让身子倒在靠垫上。
“这不过是一个既成事实罢了，”他疲乏地说，“让我们把它记下来，承受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后果吧。”
“什么后果？”朗贝尔问。
“啊！”里厄说，“我们不可能一边还在给人治病，一边就知道结果。还是让我们尽快地医治病人吧！这是当务之急。”
当塔鲁和里厄在给朗贝尔画由他负责调查的那个区的地图时，塔鲁看了看自己的表：已经是半夜了。塔鲁抬起头来，他的目光刚好跟朗贝尔的碰在一起。
“您已经通知他们了？”
记者避开了他的目光，费劲地说：
“在我来看你们之前，我已写了张条子叫人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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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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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是在十月下旬试验的。实际上，它是里厄最后的希望了。如果试验再次失败，那么医生就确信这座城市将听任病魔摆布，这场瘟疫或者还要拖好几个月，或者莫名其妙地自行收场。
在卡斯特尔去看望里厄的前一天，预审推事奥东先生的儿子病倒了，因而全家都得进隔离病房。刚从那儿出来不久的奥东夫人又只得第二次过隔离生活。推事很遵守颁布的命令，他在孩子身上一发现病征，就立即派人请里厄医生来。当里厄进屋的时候，奥东夫妇俩正站在孩子的床边。他们的小女儿已经被隔开了。病孩正处于衰竭时期，因此他听任人家给他检查，没有一丝呻吟。当医生抬起头来时，他的视线刚好与椎事的相接，同时他也看到在推事的后面，奥东夫人的那张苍白色的脸。她把手帕捂在嘴上，张大了两只眼睛注视着医生的举动。
推事冷静地说：“是这病，对吗？”
里厄再看了看孩子，回答说：“是的。”
孩子母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但她仍没有吭声。推事也默默无言，后来他用更低的声调说：
“好吧，医生，我们应该照章办事。”
里厄使自己的目光避开那位把手帕一直捂在嘴上的奥东夫人。
他犹豫不决地说：“如果我能去打个电话，这很快就能办妥。”
奥东先生说他马上领医生去打。但是医生转身向奥东夫人说：
“我很遗憾。您最好准备一些衣物。这您是知道的。”
奥东夫人好像愣住了。她看着地上，点点头说：
“是的，这我会准备的。”
在与奥东夫妇告别之前，里厄禁不住问他们是否需要什么。奥东夫人还是默默无言地看着医生。但这次是轮到推事避开目光了。
“不需要什么，”他说。然后他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不过请救救我的孩子。”
隔离原先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而已，但后来里厄和朗贝尔将它组织得非常严格。尤其是，他们要求同一家庭的成员必须始终相互隔离。万一家中有一个人员不知不觉地被鼠疫杆菌感染了，那就决不应该让这种病有扩散的机会。里厄把道理向推事解释清楚，推事也认为十分正确。但是，奥东夫妇俩在分手时的那种相互凝视、难分难舍的样子，使医生感到这一分离弄得他们俩多么狼狈。奥东夫人和她的小女儿可以住在由朗贝尔管理的隔离病房里，但对这位推事来说，他却没有地方可去，除非是住到省里正在市体育场上搭起来的隔离营中去——隔离营的帐篷都是向公路局借来的。为此，里厄表示十分过意不去，但奥东先生说，规章制度对大家都是一样，他应该服从。
至于那孩子，他被送到辅助医院的一间摆了十张床的病房中，那里原来是间教室。过了约二十个小时，里厄断定孩子的病已经没有指望了。小小的躯体已经全部被瘟神的魔爪攫住，变得毫无反应。几个范围很小的腹股沟肿块才出现，但折磨着孩子，使他那瘦弱的四肢关节不能活动。他早已被病魔打垮了。因此，里厄想在小孩身上用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进行一下试验。当天晚上，晚餐后，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接种，但是孩子丝毫没有反应。第二天黎明，大家都到病孩跟前来观察这一决定性试验的效果。
孩子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在裹着的床单里翻来覆去地抽搐。自清晨四点钟以来，里厄、卡斯特尔和塔鲁一直守在他旁边，一步一步地注视着病势的起伏。在床头那一端，是略微弯着魁梧身材的塔鲁。在床脚这一端站着里厄，卡斯特尔坐在他旁边，表面上看来似乎他在很平静地阅读着一本旧书。随着天渐渐地亮起来，其他人也陆续地来到这个原先是学校教室的病房中。先是帕纳卢来了，他走到床的另一头，背靠墙，站在塔鲁的对面。在他的脸上显示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这几天来他不辞辛劳，累得他那通红的前额上也布满了皱纹。然后是约瑟夫·格朗来了。那时是七点钟，这位办事员气喘吁吁，他道了一下歉。他表示只能呆一会儿时间，可能大家已经心中有数了。里厄没说话，向他指了指小孩。这时只见那孩子的脸完全变了样，闭着眼睛，死命地咬紧牙关，身体一动不动，而他的头却在没有枕套的长枕上左右来回转动。在病房的尽头，那块黑板仍挂在墙上，上面还留着没有擦净的方程式的宇迹。当晨光最后亮得足以使人看清那些字迹时，朗贝尔来了。他把身子靠在旁边一张床的一端，接着他拿出一包香烟。但是在他向小孩看了一眼之后，他就把那包香烟放口口袋里去了。
卡斯特尔仍旧坐着，他从眼镜的上方看了看里厄：
“您有没有他父亲的消息？”
里厄回答说：“没有。他在隔离营里。”
孩子在床上呻吟，里厄使劲地握住床架的横档，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病孩，孩子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直起来，接着又咬紧牙关，身体有点弯成弓形，四肢渐渐分开。从盖着军用毛毯的赤条条的小身体L，散发出一股羊毛和汗臭混杂在一起的气味。病孩的肌肉渐渐松弛下来了，他的两臂和两腿也向床中央收拢，他始终闭着眼，不声不响，呼吸显得更加急促。这时里厄的目光刚好与塔鲁的相接，但后者却把目光避开了。
他们已经看到过一些孩子的死亡，因为几个月来，使人感到恐怖的鼠疫是不选择对象的，但是他们还从来没有像今天早晨那样，一分钟接着一分钟地看着孩子痛苦地受折磨。当然，这些无辜的孩子受到痛苦的折磨，这在他们看来一直是件令人愤慨的事。但是至少在这以前，可以说，他们是在抽象地感到愤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面对面地这样长时间地看到过一个无辜者的垂死挣扎。
这时病孩的胃好像被咬了似的，他的身体又重新弓起来，口里发出尖细的呻吟声。有好几秒钟，他的身体就这样地弯成弓形，一阵阵寒战和痉挛使得他全身抖动，好像他那脆弱的骨架被鼠疫的狂风刮得直不起来，被连续不断的高烧袭击得断裂开来。狂风一过，他又稍稍松弛了一点，热度好像退了，他就像被遗弃在潮湿而又发臭的沙滩上，微微喘息，暂时的意息已像进入了长眠。当灼热的浪潮第三次向他扑来，使他有点颤动的时候，他就蟋缩成一团，在高烧的威胁下，他退缩到里床，发狂似地摇晃着脑袋，掀掉被子。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红肿的眼皮底下涌出，开始沿着铅灰色的脸往下流去。经过这阵发作之后，孩子已筋疲力尽，他蜷缩着他那瘦骨嶙峋的两腿和那两只在四十八小时内瘦得像劈柴的胳膊。在这张被弄得不成样子的床上，他摆出了一个怪诞的、像钉在十字架上的姿势。
塔鲁弯下身去，用他那笨拙的手擦掉小脸上的眼泪和汗水。卡斯特尔早已合上书本，看着病孩。他开始说话，但是因为嗓音突然走样，所以他不得不咳上几声才能把那句话讲完。
“里厄，这孩子早晨的病势没有缓解过，是吗？”
里厄说是，但是他说这孩子坚持的时间比通常人们所看到的还要长。帕纳卢看上去好像有点歪倒在墙上，他低声说：
“如果这孩子还是要死掉的话，那么这样反而会使他受苦的时间拖得更长些。”
里厄突然转向神甫，张开口想说什么，但是他没出声，明显地是在极力克制自己。他又把目光转移到孩子身上。
病房里充满了日光。在其他五张床上，病人在动，在呻吟，但是都有点拘谨，好像是大家商定了似的。只有一个病人在房间的另一端叫唤着，他每隔一定时间就发出一声又一声轻微的叹息，而这种叹息听上去倒像是惊叫而不太像痛苦的哀鸣。看来连病人也不像开始时那样感到害怕了。现在，他们对染上这种疾病抱着一种心甘情愿的态度。只有这孩子在拼命地顽抗挣扎。里厄不时地按小孩的脉搏，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需要，而是为了摆脱他目前无能为力、静止不动的这种状态，他一闭上眼睛就感到孩子焦躁不安的表现和自己热血沸腾的感觉已浑然一体。那时他觉得自己和这个受尽折磨的孩子已不分彼此，于是就试图尽自己的尚未消耗过的全部力量去扶持这个孩子。但是他们两颗心的跳动仅仅结合了一分钟就不协调了，孩子没领他的情，他的努力落空了。于是他放下那只纤细的手腕，又回到他原来站的地方去了。
沿着用石灰粉刷过的墙，阳光由粉红色逐渐变成黄色。在玻璃窗外，一个炎热的早晨开始了。格朗在离去时说他要回来的，但大家几乎没有听见。大家都等待着。孩子一直闭着眼睛，现在好像平静了一点。他的两只手变得像爪子似的，慢慢地刨着床的两侧，然后，又举起来，去抓靠近膝盖的床单。突然，孩子蜷起两腿，直到大腿碰到腹部才停止不动。这时，他第一次张开眼睛看看站在他面前的里厄。在他那张土灰色的凹陷下去的脸上，嘴巴张开来了，几乎立即就发出一声拖长的、音调几乎不因呼吸而发生变化的叫喊，整个病房里突然充满了一种单调的、刺耳的抗议声，它简直不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而像是所有的病人同时发出来的怪叫声。里厄紧咬牙根，塔鲁转过身去。朗贝尔走到床前，站在卡斯特尔旁边，这时，卡斯特尔合上了那本摊开在膝盖上的书本。帕纳卢看着那小孩因病而污垢满布的小嘴，它在发出那种让人辨别不出年龄的叫声。神甫跪了下来，在那连续不断、不可名状的哀叫声中，大家自然而然地听到他用一种有点儿压低但又很清晰的声音说：“我的天主，救救这孩子吧。”
但是孩子还是在叫喊，他周围的其他病人也骚动起来了。那个在病房另一头不停地叹息的病人加速了呻吟的节奏，最后他也真正地叫喊起来，与此同时，其他人也呻吟得越来越厉害。一片痛苦的哀鸣声像潮水一样在病房里泛滥，淹没了帕纳卢的祷告声。里厄紧紧抓住床架的横档，闭上眼睛，感到极度疲劳和厌烦。
当他重新张开眼睛时，他发现塔鲁在他身边。
里厄说：“我必须走开，看到这些人我已再也忍受不住。”
但是突然之间，别的病人都一声不响了。这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叫声早已变得很弱，它越来越低，终于停止。在孩子周围的病人又开始呻吟起来，但声音很低，犹如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这场刚刚结束的斗争的回声，因为这场斗争已经结束。卡斯特尔已走到床的另一边，他说，完了。孩子的嘴张开着，但是默默无声，他躺在乱成一团的床单之中，他的身体一下子缩得很小了，脸上还残留着泪痕。
帕纳卢走近病床，做了一个祝福的手势。然后他拿起他的长袍，沿着中间过道走了出去。
塔鲁问卡斯特尔：“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吗？”
老医生摇了摇头。
“说不定，”老医生强带笑容说，“他毕竟支持了很长时间。”
但是里厄已经离开病房，他走得那样快，神态那样冲动，以至当他走过帕纳卢身边时，神甫伸手去拉住他。神甫说：“算了，医生。”
里厄仍像刚才那样冲动地转过身来粗暴地对神甫说：“啊！这个孩子至少是纯洁无罪的，这一点，您知道得很清楚！”
接着他转过身去，走在帕纳卢前面，穿过病房的门，走到院子的尽头。他在积满尘土的小树中间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来，擦了擦已经流到眼睛里的汗水。他想再高声呼喊一下，好解开使他心碎肠裂的心头死结。热浪慢慢地在无花果树的枝权中间降临。早晨的蓝天很快地就被一层微白色的云彩遮住，使空气变得更闷热了。里厄灰心丧气地坐在长凳上，看着树枝和天空，呼吸慢慢地平定下来，疲劳也逐渐恢复。
他听到背后有人说：“为什么跟我说话发那么大火？这样的情景，我也是一样受不了的啊！”
里厄转身向帕纳卢说：
“是啊，请原谅我。疲劳简直是一种疯狂。在这个城里我有时候按捺不住，忍受不下去。”
帕纳卢喃喃地说：“我明白。因为这一切超过了我们的承受限度，这就令人恼火。不过，或许我们应该去爱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
里厄一下子站起来，激动地瞪着帕纳卢，摇了摇头说：“不，神甫。我对爱有另一种观念。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
在帕纳卢脸上闪过了痛苦的阴影。
“啊，医生，”他悲伤地说，“我刚懂得什么叫天主的恩惠。”
可是里厄又颓丧地在长凳上坐下。他又感到十分疲倦，对神甫的话，他用较缓和的语气回答说：
“我知道，这正是我所缺少的。不过我不想跟您讨论这些事。现在我们在一起工作是为了某一个事业，而这个事业能使我们超越读神或敬神的问题而团结在一起。唯有这一点是重要的。”
帕纳卢在里厄身旁坐下来。他显得很激动。他说：
“对，对。您也是为了人类的得救而工作。”
里厄略带笑容。
“人类的得救，这个字眼对我说来大大了。我没有这么高的精神境界。我是对人的健康感兴趣，首先是人的健康。”
帕纳卢迟疑了一下说：
“医生……”
但是他停下不说了。他的前额上也开始冒出汗来。他喃喃地说了声“再见”，他站起身来，眼睛闪闪发光。在他要走的时候，正在沉思的里厄也站了起来，向神甫走近了一步说：
“再一次请您原谅。今后我决不再这样发火了。”
帕纳卢向他伸出手，忧伤地说：
“不过，我没有把您说服！”
里厄说：“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所憎恨的是死亡和疾病，这一点您是很明白的。可是不管您愿不愿意，我们在一起是为了忍受它们和战胜它们。”
里厄一边握着帕纳卢的手，目光不朝神甫看，一边说：
“您瞧，现在就连天主也无法把我们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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