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
林友梅
长篇小说《鼠疫》的作者阿尔贝·加缪是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他的父亲生于阿尔萨斯，从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离寄养的孤儿院，长大后在阿尔及利亚当农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在对德作战中受伤身亡，当时加缪还不满一岁。加缪继《鼠疫》之后，曾计划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第一人》中描写他的父亲的一生。他的母亲是祖代移居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人后裔；在她的扶养下，加缪在贫困的阿拉伯居民中间长大，对他们的处境始终怀有深切的同情。加缪在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攻读时，因患肺病而中途辍学。后来他和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劳动剧团”，后因准备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矿工罢工遭到镇压为主题的戏剧，被殖民当局禁演，剧团也因而解散。那时加缪开始为当地报纸写文章，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正式从事新闻工作。1934年他参加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共产党支部，翌年脱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虽然有一段时间肺病复发，但仍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继续为反对法西斯撰写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以后，加缪担任戴高乐派的《战斗报》主编，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缪正式宣告脱离这份报纸。后来他除了从事生平向往的戏剧活动和写作外，长期为巴黎大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挑选文艺作品。战后初期，他与当时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学界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作家让·保罗·萨特曾一度过从甚密，但加缪始终否认自己属于这一派，认为他对一切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属于任何派别体系。1946年他发表了论著《反抗者》以后，受到萨特的批评，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曾轰动一时。1960年春，加缪乘坐伽里玛驾驶的汽车出游时，翻车身亡，时年四十七岁。
《鼠疫》这部以象征手法写出的哲理小说，与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年发表）问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鼠疫》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划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像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那样，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后来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纳卢作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疗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在加缪看来，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小说中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之际，特别是刻划了法国资产阶级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发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尽管加缪按照习惯，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假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发生鼠疫的地点，但我们从这座商业昌盛，物质文明发达，但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表现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活着没有意义。因此，加缪虽然再三否认自已是存在主义者，西方文学史家仍然把他列为这一流派的作家。加缪自己曾这样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这部后期代表作中，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变。《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面对着同样荒谬的世界时，态度就完全不同：莫尔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连对母亲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里厄医生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有时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里厄医生不是孤军作战，他最后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
加缪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认为个人应置于一切的首位；但在发现强调“个人绝对自由”的存在主义并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矛盾时，加缪终于回到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去寻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类的出路在何处”的问题。
《鼠疫》的作者虽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能形象地反映他那个时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而且全篇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刻划得深入细致；小说中贯穿着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海滨色彩奇幻的画面，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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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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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可取。
——丹尼尔·笛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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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丹尼尔·笛福（1660—1731），英国十八世纪名作家，著有《鲁滨孙飘流记》等。
故事的题材取自四十年代的某一年在奥兰城发生的一些罕见的事情。以通常的眼光来看，这些不太寻常的事情发生得颇不是地方。乍看起来，奥兰只不过是一座平淡无奇的城市，只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的一个省城而已。
城市本身相当丑陋，这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它的外表很平静，但要看出它在各方面都不同于很多商业城市，那就必须花费一些时间才行。怎么能使人想象出一座既无鸽子，又无树木，更无花园的城市？怎么能使人想象在那里，既看不到飞鸟展翅，又听不到树叶的沙沙声，总之这是一个毫无特点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只有观察天空才能看出季节的变化。只有那清新的空气，小贩从郊区运来的一篮篮的鲜花才带来春天的信息，这里的春天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夏天，烈日烤炙着过分干燥的房屋，使墙壁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埃，人们如果不放下百叶窗就没法过日子。但到了秋天，却是大雨滂沦，下得满城都是泥浆。直到冬天来临，才出现晴朗的天气。
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于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在我们这座小城市中不知是否由于气候的缘故，这一切活动全都是用同样的狂热而又漫不经心的态度来进行的。这说明人们在那里感到厌烦，但同时又极力使自己习惯成自然。那里的市民很勤劳，但目的不过是为了发财。他们对于经商特别感兴趣，用他们的话来说，最要紧的事是做生意。当然，他们也有一般的生活乐趣和享受，例如：喜欢女人，爱看电影和到海滨去沐浴。但是他们很有分寸，把这些娱乐安排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其他日子里则设法多赚些钱。下午下班后，他们按时在咖啡馆相聚，在同一条林阴大道上散步或者呆在阳台上。年轻人喜欢寻找一些短暂而强烈的刺激，至于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的嗜好，则不外乎跑跑滚球俱乐部，参加联谊团体举行的宴会，或者上俱乐部去狂赌，碰碰牌运。
有人一定会说，这并不是我们这个城市特有的现象，我们的同时代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不错，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看到人们从早到晚地工作，而后却把业余生活的时间浪费在赌牌、上咖啡馆和闲聊上，这种情况，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有些城市和地方的人们却不时地在考虑一些其他的生活内容。虽然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可是能有这种考虑就比没有强。而奥兰却相反，它似乎是一座十足的现代城市，也就是说，那里的人们除了日常生活外是不考虑什么其他事情的。因此，没有必要确切地描绘我们这里的人们的恋爱方式。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不是短暂地纵欲狂欢一番，就是安于长期的夫妇生活。除这两个极端之外，很少有中间状态。这也不是他们所独创的。奥兰跟别处一样，由于缺少时间和思考，人们只能处于相爱而又不自觉的状态。
本城比较独特的地方是死亡的困难。不过困难二字用得并不好，还是说难受比较恰当。生病总是不舒适的，但是在有些城市和地方，你如生了病就会得到帮助，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听其自然。一个病人需要人们的体贴，要有扶持，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奥兰，为了适应严酷的气候、大量的生意经、枯燥无味的景色、短促的黄昏、娱乐的方式等等，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生病的人在哪里都感到孤寂，更何况是垂死的人。试想当全城的人都忙于在电话中或在咖啡馆里谈着票据呀、提货单呀、贴现呀等等的同时，一个关闭在被烈日烤得劈啪发响的重重墙头后面的垂死病人该是什么境况？人们可以想象，即使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在一个干热的地方，当死神来临时将会带来何等难受的滋味！
这番情况介绍也许能使人对该城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虽然如此，这一切毕竟不该过分予以夸张。值得提出的是该城的市容和生活一样平庸。但是一旦过惯了也不难打发日子。既然在这个城市里生活是不难习惯的，因此可以说一切都还过得去。当然，这样看来，这个城市的生活的确不太有情趣。不过，这里至少没有发生过什么混乱，本城居民的坦率、友好和勤劳常常赢得外来游客的理所当然的好评。这个没有景色、没有草木和没有灵魂的城市却给人们一种宁静的感觉，最后会把人带人梦乡。可是，应该说句公正话，该城四周风景之美倒是无与伦比的，它处在一个光秃秃的高原中间，周围是阳光照耀着的丘陵，前面是一个轮廓完美无缺的海湾。令人遗憾的只是城市是背着海湾建造的，因此如果不走上一段路是看不到海的。
知道了上述这些情况，就不难相信，这个城里的居民是根本不会预见到发生在那年春天的那些小事件——我们下面会看到——是此后一连串严重事件的先兆，而这一连串的事件也就是本书要报道的内容。这些事在有些人看来是不足为奇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简直不可置信。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写报道的人是不能考虑这些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务只是：当他知道某件事确已发生，而且这件事已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生死，因而会有千千万万的见证人从内心深处证实他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时他就说：“这件事发生了。”
再者，这件事的叙述者——到时候读者就会对他有所了解——只是由于一种巧遇才使他有机会收集到一定数量的证词，而且当时的形势使他本人也卷人了他要叙述的事情中去，否则他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有机会充当史学家的角色。不用说，一个史学家，即使是业余的，也总是拥有一定的资料的。因此这段历史的叙述者也有他自己的资料：首先是他自己的见证；其次是别人的见证，因为他的地位使他能收集这篇报道中所有人物向他倾诉的心里话；最后还有终于落入他手中的一些文字资料。他可以在自己认为需要时加以引证和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他还可以……然而这段开场白和哗众取宠的话也许该到此为止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有关下述这件事的头几天的经过，还得说得详细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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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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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里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当时他只是踢开了这只小动物，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就下楼了。但是当他走到了街上，突然想起这只老鼠死得不是地方，于是再走回来把这事告诉了看门人。看门人米歇尔老头儿的反应，更使他感到这个发现不寻常。出现这只死老鼠，对他说来只是有点奇怪而已，但在看门人看来，简直是一件荒唐事。他断言这幢楼房里根本没有老鼠。医生对他说在二楼的楼梯口确实发现一只老鼠，而巨可能是死老鼠。但这也白说，米歇尔丝毫不动摇：楼房里没有老鼠，这一只一定是人家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这是个恶作剧。
当晚，贝尔纳·里厄站在楼房的过道中掏钥匙打算上楼回家，忽然看见一只全身湿漉漉的大老鼠蹒跚地从过道的阴暗角落里走了出来。它停了一下，像是要稳住身子，然后向医生跑过来，接着又停下来在原地打转，同时又轻轻地叫了一声，最后半张着嘴，口吐鲜血，倒在地上。医生细看了一会儿就上楼了。
他当时想的并不是老鼠，只是这口鲜血勾起了他的心事。他那病了已有一年的妻子明天就要到山区疗养所去。他一回家就看见她按照他的吩咐在卧室里躺着，这是为了应付旅途劳顿，预先做的准备。她微笑着说：“我觉得很好。”
医生在床头灯的亮光下注视着她转过来向着他的脸庞。尽管她已有三十岁了，又是带有病容，但在里厄看来，她的脸始终同她少女时一样。大概是这一微笑使其他不足之处都消失了。
“能睡就睡吧，护士十一点钟来，我陪你们上十二点钟的火车。”
说完，他吻了一下她那有点湿润的前额。她带着微笑，目送他到房门口。
第二天，也即四月十七日，八点钟，看门人在医生经过时拦住了他，责怪那些恶作剧者又在过道中放了三只死老鼠。这些老鼠大概是用大型诱捕器捕获的，因为它们浑身是血。看门人拎着死老鼠的脚，在门槛上已站了一些时候，想等有人来时说些挖苦话，从而使那些恶作剧者自我暴露。然而并无下文。
“好啊，这些坏家伙，”米歇尔说，“我终究会把他们抓住的！”
里厄觉得迷惑不解，他决定从城市的外围地区开始他的出诊，他最穷的病人都住在那里。在那些区里的垃圾清除工作要比别处晚得多，汽车沿着那里的尘土飞扬、笔直的道路行驶时，掠过一些放在人行道旁的废物箱。在一条街上医生数了一数，丢弃在菜皮和破布堆里的死老鼠大约有十二只。
第一个病人住在一间沿街的屋子中，吃饭睡觉都在这间房里。床上躺着病人。他是个面孔铁板、满是皱纹的西班牙老人。被子上有两满锅鹰嘴豆放在他面前。病人原来坐在床上，医生进来时，他把身子往后一仰，想喘口气，重又发出那老哮喘病人的尖声哮呜。他老婆拿来一只面盆。
医生在为他打针时，他说：“嗯，医生，它们出来了，您见到了吗？”
他老婆接口说：“不错，隔壁人家捡到了三只。”
老头儿搓搓手又说：“它们走出来了，所有的垃圾桶里都有，是饿坏了哪！”
里厄接着注意到全区的居民都在谈论老鼠的事。出诊完毕，他就回家了。
米歇尔告诉他：“有您一份电报在楼上。”
医生问他有没有发现别的老鼠。
“噢，没有，”看门人回答说，“你知道，我守在这里，量这些畜生也不敢来。”
里厄从电报中得知，他母亲将于明天来到。她是因儿媳要离家养病，所以来为儿子照料家务的。医生走进屋子，护士已到了。里厄看见他的妻子站着，穿着一色的上衣和裙子，已经梳妆打扮过了。他微笑着对她说：
“这样好，很好。”
过了不久，他们到了车站，他把她安顿在卧铺车厢里。
她注视了一下车厢说：
“这对我们来说，太花费了，对吗？”
“需要这样，”里厄说。
“关于这些老鼠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这事很奇怪，但是会过去的。”
他接着急速地对她说，请她原谅，他本该好好照顾她的，但却对她太不关心了。她摇摇头，好像叫他不要再往下说了。但是，他又说：
“你回来时，一切会变得更好。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她的眼睛闪着光，说道：“对，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c”
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去看窗外。月台上人群熙熙攘攘，你推我读。火车的排汽声传进了他们的耳朵。他叫了一下妻子的名字，她回过身来，他见到她脸上挂满着眼泪。
他轻声地说：“不要这样。”
她含着泪，重又露出笑容，但笑得有点儿勉强。她深深地透了口气说道：
“去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他紧紧地抱住了她。回到月台上，透过玻璃窗，他看到的只是她的微笑。
“得好好保重啊！”他说。
但是她已听不见了。
里厄走近月台的出口处，迎面碰到了预审推事奥东先生，手搀着他的小儿子。医生问他是否出门去。奥东先生是个高个儿，黑头发，相貌一半像过去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物，一半像一个阴郁的运尸人。他用和蔼的声音简短地答道：
“我在等我的夫人，她是专程去探望我家属的。”
火车鸣笛了。
推事说：“老鼠……”
里厄朝着火车行驶的方向注意了一下，但又回过头来向着出口处，说：
“老鼠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时候，唯一使他不能忘记的是一个铁路搬运工人打那儿经过，膀子下挟着一只装满死老鼠的箱子。
同一天下午，门诊一开始，里厄接见了一位青年人，据人家告诉他，这人是新闻记者，早上已经来过。他叫雷蒙·朗贝尔。这是一个身材不高，宽肩膀，神色果断，双目明亮而聪明的人。朗贝尔身穿运动衣式样的服装，看来生活宽裕。他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他是受巴黎的一家著名报纸的委托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的，要找些关于他们卫生条件的资料。里厄告诉他，他们的卫生条件并不好。但是在进一步谈论之前，他想知道，记者是否能据实报道。
“当然，”对方说。
“我是说您能全面地对这种情况进行谴责吗？”
“全面？说实话，不能。不过我想这样的谴责可能是没有根据的。”
里厄不慌不忙地说，这样的谴责实际上可能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他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只是想知道朗贝尔的见证是否能做到坦率而毫无保留。
“我只能接受无保留的见证，因此我不能提供资料支持您的见证。”
“您的话简直同圣茹斯特①如出一辙，”新闻记者微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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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茹斯特（176—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之一。
里厄继续用平静的语调说，他对圣茹斯特一无所知，他讲的是一个对世界感到厌倦的人的语言，但他喜爱他的同类，因此，就他本人来说，决不接受不公正的事物，也决不迁就。朗贝尔缩着脖子瞧着医生。
“我想我理解您的话，”最后他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
医生送他到门口说：
“谢谢您能这样看待问题。”
朗贝尔显得不耐烦地说：
“好，我懂得，请原谅我打扰您。”
医生同他握手，告诉他此刻市内发现大量死老鼠，关于这件事，可能有不寻常的报道可写。
“哦广朗贝尔叫了起来，“这事我感兴趣。”
下午五时，医生正要为另一些病家出诊，在楼梯上同一个年纪还比较轻的人擦肩而过，此人外形厚实，肥头大耳，凹陷的脸上，横着两条浓密的眉毛。在住这幢楼房最高一层的那些西班牙舞蹈家的家里，他曾经见过这个人几次。这人名叫让·塔鲁，他站在梯级上，一本正经地吸着香烟，一边注视着脚旁一只快要死去的老鼠在作最后的抽搐。他抬起头来，灰色的眼睛冷静地盯住医生，向他打了一个招呼，接着说这些老鼠的出现是件奇怪的事情。
里厄说：“不错，可是这件事到头来会令人厌恶的。”
“不全是这种看法，医生，只是从某一个方面看是这样。我们不过是从未见过类似的事罢了。但是我对这事感兴趣，不错，实在感兴趣。”
塔鲁用手向后掠了掠头发，重新观察那只老鼠，这会儿，它已不动了。他向里厄笑道：
“总之，医生，这主要是看门人的事情。”
医生正好看见看门人在楼房前面，背靠着门口附近的墙上，他那平时充血的脸上显露出一副倦容。
里厄告诉看门人，又发现了死老鼠，老米歇尔说：“对，我知道，现在是三三两两地出现。不过在别的房子里情况也是这样。”
他神情沮丧，显得心事重重，漫不经心地用手擦着脖子。里厄问他身体怎样。当然，看门人不能说自己身体不好，他说只是觉得有些不舒服。根据他的看法，这是心理作用引起的。这些老鼠使他感到不安。要是不再看到老鼠，一切都会大大好转。
可是第二天早晨——那天是四月十八日，医生从车站接他母亲回来时发觉米歇尔的面颊下陷得更厉害了。从地窖到楼顶，楼梯上有十来只死老鼠。邻居们的垃圾桶里也装满了。医生的母亲知道了这事却不吃惊。她说：
“这类事情是有的。”
她身材矮小，一头银发，一双黑眼睛显得很和善。
她说：“贝尔纳，见到你我很高兴，这些老鼠一点也影响不了我的情绪。”
医生同意他母亲的话；真的，跟她在一起，什么事情总好像很容易解决似的。
但是，里厄仍然打了一个电话给市镇灭鼠所。他认识那里的所长，问他是否听到有大量老鼠死在露天这件事。梅西埃所长说他听说了，并且，在他那离开码头不远的所里就有人发现五十来只。不过，他不能肯定这情况是否严重。里厄也决定不了，但是他认为灭鼠所应该管一管。
梅西埃说：“对，有命令下来就行。如果你认为真值得这样做的话，我可以要求上级下命令。”
“值得一做，”里厄说。
刚才他的女佣告诉他，在她丈夫工作的大工厂中，已捡到了几百只死老鼠。
大致上就在这一时期，城里的人开始担心了。因为，从十八日起，从工厂和仓库中清除出了好几百只死老鼠。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把临死抽搐时间过长的老鼠弄死。而且，从城市的外围地区到市中心，凡是里厄医生所经过的地方，凡是有人群聚居的地方，成堆的老鼠装在垃圾桶中，或者一连串地浮在下水道里有待清除。晚报自那天起抓住了这桩事情，责问市政府是否在准备行动，考虑采取什么紧急措施来对付这一令人厌恶的现象，以保障市民的健康。可是市政府根本没有打算，也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措施，只是先开了一次会进行讨论。灭鼠所奉令每天一清早就收集死老鼠，收集后，由该所派两辆车子运往垃圾焚化厂烧毁。
然而此后几天中，情况严重起来了，捡到的死老鼠数目不断增加，每天早上收集到的也越来越多。第四天起，老鼠开始成批地出来死在外面。它们从隐匿的屋角里、地下室、地窖、阴沟等处成群地爬出来，摇摇晃晃地走到光亮处踌躇不前，在原地打上几个转，最后就死在人的脚旁。到了夜里，在过道中或巷子里都可以清晰地听到它们垂死挣扎的轻声惨叫。在郊区的早晨，人们见到它们躺在下水道里，尖嘴上带着一小块血迹。有些已肿胀腐烂，有些直挺挺地伸着四肢，须毛还直竖着。在市区可以在楼梯口或院子里见到一小堆一小堆的死老鼠。也有孤零零地死在市政大厅里，学校的风雨操场上，有时还死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中间。使城里的人惊愕不止的是在市区最热闹的地方也能发现它们。武器广场、林荫大道、海滨马路，一处接着一处遭到污染。尽管人们一清早就把死老鼠打扫干净，但是它们在白天又越来越多地在市内出现。不少夜行者在人行道上行走时，脚下会踏到一只软绵绵的刚死不久的老鼠。就仿佛负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它的体液，让直到现在为止在它内部作祟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发作。看一下我们这座小城市的惊愕心情吧！直到那时为止它还是安安静静的，几天之内就大乱起来，就像一个身体健壮的人，他那浓厚的鲜血突然沸腾，造起反来。
事态发展得愈来愈严重，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搜集、提供各种题材的情报资料的机构）在义务广播消息中报道，仅仅在二十五日一天中收集和烧毁的老鼠就达六千二百三十一只。这个数字使人对市内每日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清楚的概念，它更加剧了人们的慌乱。在这以前，人们的心情不过是对一件令人厌恶的偶然事件有所抱怨。如今却发觉这个尚不能确定其广度、又找不到其根源的现象具有某种威胁性了。只有那个患气喘病的西班牙老头儿仍旧搓着手重复地说：“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他说话时露出一副老年人兴致勃勃的神情。
到了四月二十八日，当情报资料局宣布收集到八千只左右的死老鼠时，人们的忧虑达到了顶峰。有人要求采取彻底解决的办法，有人谴责当局，还有些在海滨拥有房屋的人已经在谈论躲到哪里去的打算。但到了第二天，当情报资料局宣称这个怪现象已突然停止，灭鼠所捡到的死老鼠数目微不足道时，全城才松了口气。
可是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医生正在把汽车停靠在屋子前面的时候，发现看门人正从路的另一端吃力地走来，歪着脑袋，叉手叉脚地活像一具牵线木偶。老头儿挽着一位教士的胳膊。医生认识这位教土，和他见过几面。他是帕纳卢神甫，是一位博学和活跃的耶稣会教士，在市内威望很高，即使在那些对宗教抱着淡漠态度的人们中间也是如此。医生等着他们过来。老米歇尔两眼发光，呼吸很粗。他觉得不大舒服，需要换换空气。但是他的脖子、腋下和腹股沟痛得厉害，迫使他往回走，并要求帕纳卢神甫扶他一把。
“有几个肿块，”他对医生说，“可能是因为我用力过度了。”
医生将胳膊伸出车门外，用手指四面按按米歇尔伸过来的颈子底部，那里长着一种木头结节似的东西。
“去躺下休息，量一量体温，下午我再来看您。”
看门人走后，里厄问帕纳卢神甫对于老鼠事件的想法。
“哦！这该是一种瘟疫，”神甫说，在圆形眼镜后面的双目露出一丝笑意。
吃了午餐后，里厄正在重新看那份疗养所打来的通知他妻子到达的电报时，电话铃响了。这是他的一个老病人打来请他出诊的电话。他是市政府的一个职员，长期以来患主动脉瓣狭窄症。因为他穷，里厄不收他的诊费。
他在电话中说：“对，是我，您还记得我。但这次是别人。请赶快来，我邻居家出了事。”
他说话时声音很急促。里厄首先想到看门人，但决定晚一步去看他。过了几分钟，医生就来到了外围地区费代尔布街上的一幢矮房子前。进了门，在那又阴又臭的楼梯上他碰到了约瑟夫·格朗——就是那个职员，他下楼来迎接他。这是个五十来岁的人，黄色的短髭，高个儿，背有点驼，狭肩膀，四肢瘦长。
他一边走下来，一边对里厄说：“他现在好一点了，我本来认为他完了。”
说着，他擤了一下鼻涕。里厄在三楼，也是最高一层楼的左边门上看到了用红粉笔写的几个字：“请进来，我上吊了。”
他们进了门，看到一根绳子系在吊灯上笔直垂着，下面是一张翻倒在地上的椅子，桌子已被推到了角落里。绳子孤零零地挂着。
格朗说：“我及时把他解了下来。”他虽然用的是最普通的言语，但似乎老在斟酌字句。“正当我出去的时候，我听到有响声。我一见门上写的字——怎么跟你说呢？——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但他发出一声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可怕的呻吟。”
他搔搔头又说：
“照我看，过程恐怕是痛苦的。当然，我进去了。”
他们推开了一扇门，站在门槛上，面前是一间明亮、但陈设简陋的房间。在一张铜床上躺着一个矮胖子。他吃力地呼吸着，一双充血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医生停步不前。在这个人呼吸的间歇中，他好像听到老鼠的吱吱声。但是在屋角里毫无动静。里厄走向床边。这人不是从太高的地方掉下来，跌得也不太突然，脊椎没有断，当然，有点窒息难受。需要进行一次X线摄影。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并且说过几天就没事了。
那人带着呼吸困难的声音说：“谢谢您，医生。”
里厄问格朗是否已报告了警察分局。格朗显得有点尴尬。
“没有，”他说，“嗯，没有，我当时想最要紧的是……”
里厄打断了他的话说：‘当然，那么我去报告。”
可是就在这时，病人激动起来，一边从床上竖起身子，一边抗辩着说他已好了，没有必要去报告。
里厄说：“安静些，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请您相信我，我有必要去报告一下。
病人叫了一声：“哦！”
接着他把身子往后一仰，开始啜泣起来。格朗捻弄着他的短髭已经有一会儿了，这时走过来对他说：
“科塔尔先生，您得明白，别人会归咎医生的。比如说您企图再干的话……”
科塔尔挂着眼泪说自己不会再搞了，又说这次不过是一时糊涂，他只要求人家让他安静些就行了。里厄开了一张药方并说：
“明白啦，这个咱们别谈了，过两三天我再来，但可别再做糊涂事了。”
里厄在楼梯口对格朗说他不得不去报告，但是他将要求警察分局局长过上两三天再来调查。
里厄又告诉格朗：“今天晚上要看着点儿。他有亲人吗？”
“有没有亲人我倒不清楚，不过我会亲自当心他的。”
格朗摇着头又说：
“告诉您，我连他本人也谈不上认识，不管怎样，互相帮助总是应该的。”
里厄在过道中下意识地看了一下阴暗的屋角，问格朗在他这个区内老鼠是否已经绝迹。这位公务员对此一无所知。他听说有这么一回事，但对本地区的传闻没有十分在意。他说：
“我脑子里有别的事。”
在格朗说话时里厄已同他握别，因为急于想在写信给他的妻子之前去看望一下看门人。
叫卖晚报的在高声喊叫，告诉人们鼠患已经停止的消息。但里厄却发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翻出床外，一只手按在腹部上，另一只手围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往脏物桶中呕吐浅红色的胆液。看门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挣扎了好半晌才重新躺下。他的体温达39.5℃，颈上的淋巴结和四肢都肿大，侧腹部位发现有两处浅黑色的斑点，正在扩大。他诉说他现在感到内脏难过。
病人说：“烧得厉害，这混帐东西在烧我。”
布满煤烟色日垢的嘴使他说话时结结巴巴，他将目光转向医生，剧烈的头痛痛得他一对圆滚滚的眼睛淌出泪水。他的老婆忧心忡忡地望着默不作声的里厄。
“医生，”她问道，“这是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可能，现在一点也不能肯定。到今晚为止，按规定给食和服用清血药。要多喝水。”
看门人正渴得要命。
里厄一回家就打电话给他的同行里夏尔，后者是城里最有地位的医生之一。
里夏尔说：“没有，我没有发现特别情况。”
“没有人因为局部发炎而引起发烧的吗？”
“啊，这倒有的，有两例淋巴结异常肿胀。”
“肿得不正常吗？”
里夏尔说：“嗯，所谓正常，您也知道……”
晚上，看门人不停地讲胡话，抱怨那些老鼠，体温高达40℃。里厄试行固定性脓肿处理。在松节油的烧灼下，看门人嘶声嚎叫：“啊！这些畜生！”
淋巴结已肿得更大了，摸上去像木块似地坚硬。看门人的妻子急疯了。
“夜里得守着他，”医生对她说，“有什么情况就来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天空一片蔚蓝，已经微带暖意的和风送来了湿润的空气。随风而来的是一阵从远郊吹来的花香。早晨街头的人声好像比往常更加活跃，更加欢乐。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全体居民从一星期来暗中担忧的心情中解放出来，这一天颇有大地回春的气息c里厄自己也由于接到了他妻子的回信而放了心，怀着轻松的心情下楼来到了看门人的家中。病人早上的体温已下降到38℃。他觉得浑身软弱无力，躺在床上微笑着。
他老婆对医生说：“医生，他好点了，是吗？”
“等一下再看。”
但到了中午，体温一下子上升到40℃。病人吃语不断，又呕吐起来。颈上的淋巴结痛得不能碰，看门人好像拼命要把他的头伸出身子之外。他老婆坐在床脚边，双手放在被子上轻轻握住病人的两只脚，眼望着里厄。
里厄说：“这样吧，把他隔离起来进行特殊治疗。我去给医院打电话叫辆救护车来把他送去。”
过了两小时，在救护车里，医生和看门人的老婆俯身望着病人。从他布满章状赘生物的嘴里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老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皮也呈铅青色，呼吸短促，身体被淋巴结肿胀折磨得像在撕裂开来，他蜷缩在小床里，好像想让床把自己裹起来似的，又仿佛地底下有什么声音在紧迫地召唤着他。看门人在某种无形的压力下呼吸停止了。他的老婆哭了起来。
“医生，难道没有希望了吗？”
“他死了。”里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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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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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这样说：看门人的死标志着一个充满使人茫然失措的迹象的时期已结束和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已开始。在这一时期里，原先的震惊正在逐渐转变为恐慌。市民们以前从未想到我们这座小城会成为一个老鼠倒毙在光天化日之下、看门人死于怪病的鬼地方。现在，他们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过去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不得不修正了。如果事态发展仅仅到此为止，那么人们久而久之无疑也就会习惯成自然了。但是，在市民中间不仅是看门人和穷汉，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走上了米歇尔领头走的道路。就从这一时刻起，人们开始感到恐怖，开始思考。
在详细叙述新发生的事件之前，作者认为有必要提供另一位见证人对于刚才描述过的这一时期的看法。在本文的开头，我们曾提到过让·塔鲁，他是在几个星期以前来奥兰定居的，从那时起就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大旅馆里。表面看来，他依靠自己的收入过活，生活相当舒适。城里的居民虽然渐渐地跟他熟悉起来，但谁都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也不明白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在所有的公共场所都碰得到他。从早春起，人们常在海滨见到他在欢畅地游泳。这位脸上常带笑容的好好先生好像对一切正当娱乐都很来劲，却不人迷。事实上，他唯一为人所知的习惯是同本城人数不少的西班牙籍舞蹈家和音乐家经常地往来c
他的那些笔记本里的记载，不管怎么说，也可算是这段困难时期的一种记事。但是这段记事很特别，似乎反映出一种偏重细小事物的成见。初看起来，人们可能以为塔鲁是一个着眼于琐碎细节的人。在这全城的大动乱中，他总是致力于记述这段历史的轶闻琐事。人们无疑地要为他这种成见感到惋惜，对他的铁石心肠表示怀疑。可是，正是这些笔记本能够对这一时期的记事提供大宗具有重大意义的次要细节，也正是这些细节的离奇古怪，使人们不至过早地对这位风趣人物作出判断。
让·塔鲁是从他到达奥兰之时开始写这些记录的。记录一开始就说他能住在这座那么丑陋的城市里，感到出奇地满意。对点缀市府的两座铜狮作了细致的描绘。对这里缺少树木、房屋简陋和城市布局荒谬等，都不苛求。塔鲁还在描述中夹杂了他在电车中和马路上听到的一些交谈，但不加评论，在稍微后面一点提到的一段有关一个名叫“康”的人的对话则属例外。塔鲁曾经亲耳听到两个电车售票员的交谈：
“康这个人，你很熟悉吧？”一个售票员说道。
“康？那个高个子，黑胡子的是吗？”
“就是他，过去在铁路上扳道岔的。”
“对，一点也不错。”
“可是，他死了。”
“啊！什么时候死的呢？”
“在老鼠事件之后。”
“哟！他到底生的什么病？”
“不清楚，他当时发烧。不过，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在腋下长了脓肿，没有能顶住。”
“可是看上去他的健康情况和别人没有两样啊！”
“不，他的肺部比较弱，还参加市军乐队，一直吹短号，这玩意儿是伤身体的。”
“啊！”另一个最后说，“一个有病的人就不该再吹短号了。”
塔鲁写了这些环节后提出了疑问：康明知参加市军乐队对自己有害处，但为什么仍然参加了？又有什么深奥的理由使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参加星期日的游行演奏？
接下去是记述塔鲁所看到的窗户对面的阳台上时常出现的情况，对此他似乎很有好感。原来他的房间朝向一条小小的横街，那里的墙影下经常睡着几只猫儿。每天吃完午饭，全城正在炎热的天气里打瞌睡的时候，马路对面的阳台上就出现一个矮老头，他长着一头梳得整整齐齐的白发，穿着军人式的服装，显得笔挺而庄重。他用并不亲切但柔和的“咪咪”声，呼唤那些猫儿。猫儿张一张睡眼，还是一动不动。那人在小街的上空将一张张小纸撕碎，散落下去的白纸蝶儿吸引住这些畜生，它们走到街心，犹豫地把爪子伸向那些最后还在飘落的纸屑。矮老头就对准猫儿使劲地吐唾沫。假如有一口吐中了，他就会笑起来。
最后，塔鲁好像还是被这座城市的商业魅力所吸引住了，那里的市容、繁华、甚至娱乐都像是受做生意的需要所支配似的。这个特点（笔记本里是这样写的）获得塔鲁的赞赏，甚至在他某一段颂扬的文字里用上这样的感叹作为结束语：“总算不虚此行！”在这位旅客的这一时期的笔记里，只有这些地方似乎才是出于他本人的真情。不过要看出这些笔记的意义和严肃性那是困难的。另外一段笔记的内容也是如此，在记述一个旅馆出纳员由于发现一只死老鼠而记错了账目后，塔鲁比平时较为潦草地加上了这些话：“问题：要不浪费时间，怎么办？答案：到漫长的时间里去体验。方法：在牙医生的候诊室里，坐在不舒服的椅子上，过上几整天；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度过星期日的下午；去听别人用听不懂的语言做报告；在选定一条路程最远又最不方便的铁路线上去旅行，当然还得站着；去剧院售票处前排队而没买到票等等。”但是紧跟这些不着边际的语言和思想之后，笔记里又开始详细记叙起城里的电车来，说它的模样像条舢板，它的颜色模糊不清，它的车厢永远肮脏，末了用一句不知所云的“真了不起”来作结束。
现在且看塔鲁在老鼠一事上所作的记载：
“今天，对面的矮老头失了常态。猫儿都不见了。由于街上发现大量死老鼠，猫儿也就失踪了。依我看来，这并非是猫儿去吃死老鼠了。我记得我的一些猫儿就是厌恶死老鼠的。可能它们钻到地窖里去乱跑，而矮老头就不知所措了。他的头发也梳得不那么整齐，人也不那么精神了。看上去他有心事。过一会他进去了。但在进屋前他还毫无目标地吐了一下口水。
“今天城里有一辆电车中途停驶，因为里面发现一只死老鼠，不知它是怎么来的。两三个妇女下了车。丢掉了死老鼠，电车就重新开走了。
“旅馆里，值夜的——这是个诚实可靠的人——对我说这些老鼠是灾难的先兆。‘当老鼠离开轮船的时候……’我回答他说，就轮船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城市里还从未有人证实过这种先兆。然而他却断定不疑。我就问他，依他看来，可能发生什么灾难。他也说不上来，因为在他看来，灾难是不可能预见的。反正如果发生地震，他也不会感到意外。我认为这是可能的，他又问我这是否会使我担心。
“我对他说：‘我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求得内心宁静。’
“他完全理解我的意思。
“在旅馆的饭厅里，有一家人很有趣。父亲是个瘦高个儿，穿着黑色衣服，硬领子。在他秃顶的左右两边，有两撮灰白的头发。他有一双圆而冷酷的小眼睛，削尖的鼻子，横阔的嘴，活像一头驯服的猫头鹰。他总是第一个到饭厅门口，然后侧身让他的妻子走进来——他的妻子小得像只黑鼠，后面又跟着进来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打扮得像两只训练有素的小狗。他走到餐桌旁，等妻子坐下，然后自己人座，最后轮到两只小狗爬上椅子。他称呼妻子和孩子都用‘您’字，但对妻子讲的常是彬彬有礼的刻毒话，对孩子用的则是权威的口吻：
“‘尼科尔，您真是讨厌极了！’
“小姑娘几乎要哭出来。这也是必然的。
“今天早晨，男孩对老鼠事件很起劲，想在吃饭时讲一讲。
“‘吃饭不要讲老鼠，菲利普。我不许您以后再提这个词儿。’
“‘您爸爸说得对，’小黑鼠说。
“两只小狗埋头到狗食盘中去了。猫头鹰就点了点头，表示谢意，其实这也是多余的。
“即使有着老先生的这番训诫，城里还是大谈其老鼠事件，报纸也介人了。本市新闻栏里通常登载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现在却整栏都是攻击市政当局的内容：‘我们的市政官员们是否注意到这些腐烂的死老鼠会引起的恶果？’旅馆经理讲来讲去的也是这件事，其原因是他正在恼火：在一家体面的旅馆的电梯里发现老鼠，在他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为了安慰他，对他说：‘但这是大家都碰到的嘛！’
“‘正是因为这样，’他回答我说，‘我们现在也和大家一样了。’
“是他对我讲起这种奇怪的高烧症最早的一些病例，现在这种病已使大家开始担忧了。他的收拾房间的女佣中，已有一人得了这种病。
“‘但是可以肯定，这是不会传染的，’他赶紧加以说明。
“我对他说这对我是无所谓的。
“‘啊，我知道，先生您跟我一样，是位宿命论者。’
‘我根本没有这样的高见，反正我也不是宿命论者。我对他说……
就从这时起，塔鲁的笔记开始比较详细地记述这种莫名其妙的、大家都已在担心的高烧症。塔鲁记下了那个矮老头终于在老鼠不再出现后重新见到了他的猫儿，以及他耐心地校正自己吐唾沫的位置的情况。接着他又记载了有人已能举出十几起这样的高烧病例，其中大多数是不治之症。
最后可以把塔鲁对里厄医生的刻划转述一下作为资料。据笔者的判断，他描绘得相当逼真：
“看来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宽肩膀，近乎长方的脸儿，深褐色的眼睛，目光正直，但是下颌突出。鼻子高而挺，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嘴角微翘，嘴唇厚实，而且几乎总是紧闭着。他的皮肤黝黑，汗毛也呈黑色，他总是穿着深色的服装，但很合适。他的外表有点像西西里的农民。
“他走路敏捷。跨下人行道也不改变步伐，但是过了马路踏上对面人行道时，大半是轻轻一跳。他驾驶汽车，常常心不在焉。指示方向的箭头也常不放下，即使车子转了弯也是这样。头上从来不戴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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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鲁记载的数字是正确的。里厄医生也掌握了一些情况。看门人的尸体运走后，他曾打电话给里夏尔，询问关于腹股沟淋巴结炎的情况。
“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懂，”里夏尔说，“两人丧命，一个是两天，另一个是三天内死去的。那天早晨，我离开后者的时候，他的病情从各方面看来似乎都已好转。”
“如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里厄说。
他又问了几个医生。调查结果是在几天里同样的病例有二十来起，几乎都是致命的。于是他向奥兰医师公会主席里夏尔提出要求：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开来。
“我可办不到，”里夏尔说，“这应由省政府采取措施。再说，谁告诉您这有传染危险的？”
“没人跟我说过，可是这些症状是令人担忧的。”
然而里夏尔认为他自己“没有权”办这件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汇报。
正在谈论时，天气却变坏了。在看门人死后的第二天，大雾漫天。骤急的倾盆大雨冲击全市；骤雨后就是暴热。海水失去了它的深蓝色，在雾天之下，只见一片银灰色的刺眼的反光。这又热又潮湿的春天还不如夏天的盛暑舒服。在这座像蜗牛那样隆起在高原上的几乎全面背海的城市里，笼罩着一片忧郁阴沉的气氛。在这些粗涂灰泥的长墙之间，两旁尽是积满尘垢的玻璃橱窗的街道中，以及肮脏发黄的电车里，到处都觉得有点被天气困住似的。只有里厄的那个年老病人哮喘没有发作，因而感到这种天气是一种享受。
“热得难熬，”他说，“但这对支气管倒挺不错。”
热得的确难熬，其程度正如发烧一样。整个城市在发烧，这至少是里厄医生当时的印象。那天早上他去费代尔布街，参加科塔尔自杀未遂事件的调查。但是他觉得自己这种感觉毫无根据。所以产生这种印象，他认为原因在于焦躁的情绪和大量的心事在纠缠着他，因此他觉得必须快点使自己的头脑镇定下来。
他抵达那儿的时候，警官还没有到。格朗在楼梯口等着，他们决定先到格朗家去，把门开着。这位市府职员住两间房，陈设很简单。令人注目的只有一只白本书架，上面放着两三本字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虽已拭去一半但还能认得出来的“植花的小径”等字样。据格朗说，科塔尔昨晚睡得很好。但早上醒来，头部痛得不能动弹。格朗显得疲倦和心烦，不住在房里踱来踱去，把桌上一只装满稿纸的大文件夹，打开了又合起来。
他告诉医生，他对科塔尔不太熟悉，只是认为他有点小积蓄。科塔尔是个古怪的人。他们之间长时期来只有楼梯上相遇时打个招呼的关系。
“我只跟他谈过两次话。几天以前，我在楼梯口打翻了一盒带回家来的粉笔，有红色的也有蓝色的。这时，科塔尔走到楼梯口，帮我拾起来。他还问我，要这些不同颜色的粉笔作什么用。”
格朗于是向他解释：他想重新学点拉丁文。自从离开中学后，他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
“对呀！”他对医生说，“有人向我保证：这对更好地掌握法语的词义是有益的。”
他就把拉丁文的单词写在黑板上，用蓝粉笔再抄一遍词尾的变化——性、数、格的变化和变位，又用红粉笔抄写那不变的部分。
“我不知道科塔尔是否懂得，但是他对这表示感兴趣，并向我要了一支红粉笔。我当时感到有点奇怪，但这毕竟……当然我没想到他会用它来完成他的计划。”
里厄正在问他第二次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但是警官带着秘书来到了。他首先要听听格朗的陈述。医生发觉格朗在谈到科塔尔时，总是称他为“绝望者”。他甚至一度用上“致命的决定”这种词儿。他们讨论了自杀的原因，格朗却显得咬文嚼字。最后大家同意选用“内心痛苦”一词。警官问从科塔尔的态度上是否事先一点也看不出他的所谓“决定”。
“昨天他来敲我的门，”格朗说，“问我要火柴。我就把自己的一盒给了他。他一边表示歉意，一边对我说邻居之间……然后他向我保证一定把火柴还来。我叫他留着。”
警官又问这位职员，科塔尔有没有异常的表现。
“我觉得他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好像要跟我谈话。但是我正有事。”
格朗转向里厄，有点尴尬地说下去：
“一件私人的事情。”
警官于是要去看看病人。但是里厄认为最好让科塔尔在访问前有个准备。当里厄走进科塔尔的房间时，他只穿了一件灰色法兰绒衣服，在床上竖起身子，带着不安的神情，转身向门日望着。
“是警察局吧？”
“不错，”里厄说，“且别激动。完成两三项手续后，就没您的事了。”
但是科塔尔回答说这毫无用处，再说他是不喜欢警察局的。里厄不耐烦了，说：
“我也对他们并无好感。如要一次就完事，必须对他们的问话回答得快、回答得正确。”
科塔尔不吭声了，医生转身向门口走去，但这个矮胖子叫住他，井在他走近床边时拉住了他的手：
“他们不会伤害病人，一个上吊过的人，您说对吗，医生？”
里厄看了他一会，然后向他保证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而且自己也是为了保护病人，才来到这里的。病人似乎松了口气，里厄就叫警官进来。
他向科塔尔宣读了格朗的证词，并已问他能否清楚地说明他这行动的种种动机。他两眼不望警官，只是回答说，“内心痛苦”，当时正是这个动机。警官追问他是否还要再犯。科塔尔激动起来，回答说不想再干了，只想人家不要来烦他。
警官气愤地说：“我要提醒您，现在是您在找别人的麻烦。”
里厄当即做了个手势，这对话也就到此为止。
警官走了出去，叹了口气，说：“您想吧，自从大家议论这个高烧的事儿以来，我们要做的事可真不少呢……”
他问医生高烧的事儿是否严重，里厄说他完全不知道。
“这全是天气关系，没有别的原因，”警官下了这个结论。
的确，这是天气关系。就在这一天里，各种东西变得愈来愈粘乎，而里厄每出诊一次，他的担忧也就增加一分。当天下午，郊区那个老病人的邻居，双手紧压着腹股沟，边说吃语，边在呕吐。淋巴结比看门人的要大得多。其中一个开始流脓，很快就溃烂得像只烂水果。里厄一回到家，就打电话给省里的药物仓库。他那天的工作记录上写着：“他们答复说没有”。而别处又有人来叫他去处理同样的病情。显而易见，必须打开这些脓肿。用手术刀划上个十字，淋巴结就溢出带血的脓水。病人流着血，四肢叉开，腹部腿部出现斑点。有的淋巴结停止出脓，继而重新肿大。大多数情况就是病人在难闻的奇奥中死去。
报纸只在老鼠事件上大事渲染，对这些情况却只字不提，这是因为老鼠死在路上，人却死在屋里，而报纸只管路上的事情。但是省政府和市政府开始商议起来。在每个医生只掌握两三个病例的情况下，当然没有人会想到采取行动。其实只要有人想到把这些数字加一加，就会发觉总数是惊人的。不到几天工夫，死亡病例大大增加。谁要是关心这种怪病的话，都能肯定这是真正的瘟疫。里厄的一位同行、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卡斯特尔，就选中这个时候前来找他。
他对里厄说：“里厄，您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等待化验结果。”
“我知道的，我倒用不着化验。我曾在中国做过一段时期医生，约在二十年前在巴黎也见过这样的病例。只不过是在疾病发作的当儿没有人敢直说出它的名字罢了。舆论不可惊动：不能慌乱，切不能慌乱。而且就像一个同行说的：‘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这种病在西方已经绝迹了。’不错，大家都知道，除非是死人。得啦，里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跟我一样明白。”
里厄思忖着。他从诊所的窗日眺望那远处遮住海湾的峭壁悬崖。天空虽然一片蔚蓝，但色彩暗淡，随着夜幕的降临而逐渐消逝。
里厄说：“对！卡斯特尔。这是难以相信的。但是看样子，这很像是鼠疫。”
卡斯特尔站了起来，朝着门口走去。
这位老医生说：“您知道人家会怎样回答我们：它在温带地区已经绝迹‘多年’了。”
里厄耸了耸肩膀说：“绝迹？这怎么理解呢？”
“对，而且不要忘记：约在二十年前巴黎还发生过。”
“好吧。但愿这次的情况不比过去更严重。不过这简直难以叫人相信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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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这个词第一次被提出来了。写到这里，暂时不提留在窗后的贝尔纳·里厄，让笔者谈一下医生心里产生疑虑和感到惊异的道理，因为这也是大多数市民的反应，虽然程度各有不同c本来，天灾人祸是人间常事，然而一旦落到头上，人们就难以相信是真的。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里厄医生也和我们这些市民一样，一点也没有准备，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犹豫不定，也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既是担忧又有信心的矛盾心理。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人们说：“仗是打不长的，真是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确是太愚蠢了，但却也不会因此而很快结束。蠢事总是不会绝迹的，假如人们能不专为自己着想，那就会明白的。在这个问题上，市民们和大家一样，他们专为自己着想，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人道主义者：不相信天灾的。天灾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认为它不是现实，而是一场即将消失的噩梦。然而噩梦并不一定消失，在噩梦接连的过程里，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未曾采取必要的措施。这里的市民所犯的过错，并不比别处的人更多些，只不过是他们忘了应该虚心一些罢了，他们以为自己对付任何事情都有办法，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他们依然干自己的行当，做出门的准备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会想到那使前途毁灭、往来断绝和议论停止的鼠疫呢？他们满以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祸从天降，那就谁也不得自由了。
不久以前，一些散居各处的病人，没有什么预兆而死于鼠疫。里厄医生甚至在他的朋友面前确认这些情况后，还不认为真有危险。只是因为做了医生，对于病痛有他自己的认识，想象也就丰富一些。医生从窗口眺望这座尚未变样的城市，面对令人疑虑的未来，他所感到的还仅仅是一阵轻微的不安。他竭力回忆自己关于这种疾病所知的情况。数字从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他心想，在历史上已知的三十来次大鼠疫中，竟死了将近一亿人。可是一亿人死亡又算得了什么？对打过仗的人来说，死人这件事已不怎么令人在意了。再说一个人的死亡只是在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得到重视，因此一亿具尸体分散在漫长的历史里，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医生想起在君土坦丁堡的鼠疫中，据普罗科匹厄斯①的记载，一天之内死去一万人。一万个死者相当于一座大型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这是完全比拟得当的。把走出五座电影院的观众集合在一起，带领到市里的广场上，让他们成堆地死去，这就能看得更清楚些。在这无名死尸堆上，至少可以安上几个熟识的面孔，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况且谁认得一万张面孔呢？其实像普罗科匹厄斯那样的人是不会计数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七十年前于广州，在疫情蔓及居民以前，就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不过在1871年人们尚无计算老鼠的方法，只是个大概的数字，显然会有误算的地方。然而一只老鼠如果身长三十公分，四万只老鼠一只只连接起来，就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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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罗科匹厄斯（约499——565），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
医生这时已感到不耐烦。这样漫无边际地想下去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病例还不能称作瘟疫，做些预防工作就可以了。要注意已掌握的情况：昏睡和衰竭、眼睛发红、口腔污秽、头痛、腹股沟腺炎、极度口渴、谵语、身上有斑点、体内有撕裂感，出现了这些症状后……想到这里，里厄医生回忆起一句话，就是他在手册里罗列症状后，写下的一句话：“脉搏变得细弱，身子稍微一动就突然断气了。”不错，出现了这些症状后，人的性命如同悬丝，而四分之三的病人——这个数字一点没错——都耐不住要做这难以观察的动作，结果一命呜呼。
医生一直在凭窗眺望。窗外春光明媚，而室内还回荡着“鼠疫”两字的声音。这一个词不但具有科学的含义，而且带有一连串特别的景象，它们和这里的情调很不谐调：这座灰黄色的城市，这时还不太热闹，只能说是嘈杂，还算不上喧哗；它的气氛既欢乐，又忧郁——如果这二者可以并存的话，但总的来说，则是欢乐的。那样安宁无争的平静环境颇容易使人忘却以往的灾情旧景：雅典受鼠疫袭击时连鸟儿都飞得无影无踪；中国受灾的城市里尽是默不作声的垂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把血淋淋的尸体堆人洞穴里；普罗旺斯省为了阻挡鼠疫的狂视而筑起了高墙；雅法①城里丑恶的乞丐；君十坦丁堡的医院里，硬泥地上潮湿而腐烂的床铺；用钩子把病人拖出来的景象；黑死病猖撅时到处都是戴口罩的医生，就像过着狂欢节一样；米兰墓地里成堆的尚未断气的人；惊恐的伦敦城里一车车的死尸，以及日日夜夜、四处不停地传来的呼号声。不，这一切还不足以打破这一天的宁静。窗外忽然传来一辆瞧不见的电车的丁当声，一刹那驱走了残忍和痛苦的想象。只有在星罗棋布的简陋屋子那边的大海，才是世界上骚动不安、永无宁日的见证。里厄医生一边望着海湾，一边想起卢克莱修②所描述的、雅典人染上疫病后准备焚尸而在海边架起的柴堆。晚上运来了尸体，但是柴堆上的位置已经不够，为了争夺安放自己亲人的尸体的位置，活人举起火把，相互厮打，宁愿头破血流，也不肯抛掉亲人的尸体。这种情景可以想象：燃烧着的柴堆在死气沉沉的水边发出熊熊的火光，在火把的搏斗中火星四溅，恶臭的浓烟冉冉升向黑夜的长空。人们就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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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今以色列港口。
②卢克莱修：即Titus Lucretius Carus，古罗马拉丁诗人。
但是，理智驱走了这种荒诞的想象。不错，“鼠疫”两字已被提出来了；不错，就在这个时刻里，疫病已使一两个人罹难。可是没有关系，有办法可以制止疫病蔓延。必须要做的，就是该认清的事情要认请，然后驱除无用的疑虑，采取适当的措施。这样鼠疫就会停止蔓延，因为这种疫病并不是凭想象就会发生的，或者说，人们对它的想象是不正确的。如果鼠疫停止蔓延——这极有可能——那当然最好，否则的话，我们也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以及是否能找出办法来制伏它。
医生打开窗户，外面的声音一下子传了进来。隔壁工厂里的锯木机发出老是不变的急促的呼啸声。里厄振作起精神来。日常工作才是可靠的，而其他一切都不过是系于毫发之上，一个难以察觉的动作就能断送掉它们。不能纠缠在这些上面。要紧的是把本位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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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厄医生想到这里，有人告诉他约瑟夫·格朗来了。这位市府职员虽然担任很多职务，们他经常定期被叫到统计部门，去管户口。因此他就有机会统计死亡数字，他为人殷勤，答应过里厄将统计报告的一份抄本亲自送来给他。
医生看见格朗和他的邻居科塔尔一同进来。格朗举起一张单子，告诉里厄说：
“医生，数字在上升：两天里死去十一人。”
里厄向科塔尔打了个招呼，并问他近来觉得怎样。格朗解释说科塔尔定要前来向医生致谢并对给医生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但是里厄却注视着统计表。
里厄说：“看来，或许有必要下决心肯定这种疾病的名称了。直到目前，我们还犹豫不决，随我来吧，我要去化验室。”
“对，对，”格朗说着，跟随医生走下楼梯。“是什么东西，就该叫它什么东西。不过，这个叫什么？”
“我不能告诉您，反正这对您也没用。’”
“您瞧，”职员微笑着说，“这并不那么容易吧。”
他们向阅兵场走去。科塔尔一直不吭声。街道上的行人开始多了起来。这里短暂的黄昏已近尾声，夜幕即将来临，星星开始出现于昼光未尽的天际。街头的路灯不久就亮了起来，天色显得暗了下去，而谈话的声音倒好似提高了音调。
在阅兵场的角落里，格朗说：“对不起，我要去乘电车了。我晚上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我们家乡人所说的：‘今天该做的事绝不可以搁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出生在蒙特利马尔的格朗的癖好，他爱用那里的成语，再会加上几句没有出处的平庸的陈词滥调，诸如“梦幻的时刻”或“仙境般的灯火”等等。
科塔尔说：“啊，的确不错。晚饭以后可休想把他从家里拖出来。”
里厄问格朗他的活儿是否为市府做的。格朗回答说不，他是为自己做的。
“啊！”里厄随口问了一句，“那么进行得如何？”
“我在这上面花了好些年工夫，必然有些收获。但也可以说并无多大进展”
“大致上是关于哪一方面的事？”里厄停下来问道。
格朗整了整他两只大耳朵上的圆帽，不清不楚地说了一番。里厄模模糊糊地听出似乎是有关个性发展方面的事。这时格朗却已离开他们，迈着碎步在无花果树下顺着马恩大街走去了。他俩到了化验室门口，科塔尔对医生说很想找他谈谈，请教些问题。里厄正在摸弄口袋里的统计表，就叫他到诊所里谈，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说自己明天正好要到科塔尔的地区去，顺便在傍晚时分去看他。
医生离开科塔尔时却发现自己在想格朗，设想他遇上了一次鼠疫，这可并非是像这一次那样微不足道的鼠疫，而是一次历史性的大鼠疫。“这种人倒可幸免于难。”他记得在书本上读到过：鼠疫往往放过体质孱弱的人，而特别损害身强力壮的人。想着，想着，医生忽然发现这位公务员似乎有点神秘莫测。
初看上去，约瑟夫·格朗确实是个恰如其分的市府小职员，他的外貌和风度充分说明他的身份。他的身材又长又瘦，穿的衣服晃晃荡荡，他总是存心要尺寸特别宽大的，以为这样可以穿得长久些。他的下牙床还有着大部分牙齿，但是上面的牙齿却全掉光了。微笑起来，掀起的主要是上唇，因而口腔显得黑洞洞的。如果再加上修士般的走路姿态，贴着墙根悄悄进门的习惯，以及他身上的一股烟酒气味和毫无气派的神情，那么只能设想这是一个趴在办公桌上的人物，一心一意核对着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为编制税收的年轻工作人员收集清除垃圾的新税率的参考资料。连一个一无成见的人也可看出，他好像生来就是当一名市府临时辅助工的人，每天收人六十二个法郎三十分，干着那些默默无闻而又必不可少的工作。
在他的就业登记表“擅长”栏里，就是这么填写的。他在二十二年前考上学士学位后，因为经济拈据，只能辍学，接受了这个工作。据说当时人们曾经给予他很快“转人正式录用”的希望。这当然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核，证明确有能力处理我们城里的一些行政上的棘手问题。随后人家又向他保证能获得一个生活可以过得比较宽裕的科员职位。当然，约瑟夫·格朗做事并非出于飞黄腾达的欲望，这在他的苦笑中可以得到证实。但是能够依靠正当手段，换取稳定的物质生活，从而问心无愧地从事自己心爱的工作，这样的远景非常使他向往。所以他接受这个差使，自有光明正大的动机，也可以说是出乎对自己理想的忠实不渝。
经过好多年，他这个临时性的工作一直没有改变，这期间生活开销却大幅度上涨。格朗的工资虽有几次一般性的增加，可是小得可怜。他在里厄面前也曾吐过怨言，但似乎谁也没理会这件事。格朗的古怪之处，或者至少可以说他的特点之一就在这里。他本来可以提出要求，即使不给他应享的权利——该享什么权利他也没有把握——至少也应履行过去许下的诺言。但是当初雇用他的领导已死了多年，而他本人却又回忆不起以前的诺言到底是怎样讲的，归根结底，还是约瑟夫·格朗缺乏适当的言词。
正是这最后的特点最能刻划出我们这位同胞的形象，这一点里厄也能看得出来。也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一直写不出一份他盘算已久的申请书，或伺机进行必要的活动。据他说，“应得的权利”一词特别难以出口，他对此也并不坚持；也不宜使用“许下的诺言”这个词，因为这就指明要许诺人承担义务，不兔显得太放肆，和自己低微的职务不太相称。另一方面，他又拒用诸如“照顾”、“请求”、“感激”等词，因为他感到这样用词有失个人尊严。正是因为没有找到恰当的字眼，我们这位同胞才继续把这个庸庸碌碌的差事干下去，直到如今上了年纪。再者，正如他经常对里厄医生说的，经历一段时间习惯以后，他发觉自己的物质生活总算有了保障，只须做到量人为出就行了。市长——我们城里的一位工业巨头——曾经有句名言，格朗认为说得很对，那就是：到头来（市长特别强调这个词，因为全部道理都在这个词上），到头来，从未见到过有人饿死。总之，格朗的生活虽然艰苦得近似苦行修士的生活，“到头来”倒也使他从这一方面的忧虑中解脱出来。他在继续推敲他的用词。
他的生活作风，从某种角度来说，可称值得人们学习。他一贯勇于坚持正确的思想，这样的人在我们城里或其他地方都是不多见的。从他吐露的有关自己的只言片语中就可看出他的善良和富于感情，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是不敢承认有这些品质的。他毫无愧色地承认热爱他的外甥们和自己的姐姐，这是他仅有的亲人，他每隔两年要回法国去探望一次。他的父母早在他幼年时即已去世，一想起他们，他就觉得伤心，这个事实他也并不否认。他直言不讳最爱听每天下午五点传来的他那个区里的柔和动人的钟声。虽然感触是那么单纯，可是一个字眼得费多少力气！表达乏术，实是他最大的忧虑。每次碰到里厄，总是跟他说：“唉！医生，我还得好好学习如何才能表达我的衷情。”
那人晚上，医生目送这位公务员离去，突然想出了格朗要说的话来：原来他在写一本书或类似的东西。里厄边想边走，一直走到化验室，一路上这种想法使他感到放心。他明知这样的印象是愚蠢的，但他怎么也不会相信，有了那么简朴奉公、连癖好也是无可指责的公务员，这座城市竞会遭到鼠疫横祸。说实在话，他无法想象这样一些癖好竟然会出现在鼠疫横行的环境中，所以他认为鼠疫实际上不会在我们的居民中蔓延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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