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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里厄提出被大家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坚决要求，终于使省府同意召开卫生委员会会议。
里夏尔表示：“百姓果真担心不安，但流言蜚语也在肆意夸大事实。省长对我说：‘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迅速行动起来，但是不要声张。’他又认为肯定这不过是场虚惊。”
贝尔纳·里厄带了卡斯特尔同车前往省府。
卡斯特尔对他说：“您可知道省里没有血清吗？”
“知道，我已经打过电话给储存处，那里的主管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东西得从巴黎运来哪！”
“希望不要太慢才好。”
“我已打电报去了。”里厄答道。
省长待人很和气，但很容易激动。
他说：“开会吧，先生们，要我把情况简单地介绍一下吗？”
里夏尔认为不必要，这些医生对情况都很了解。问题倒在于该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
老卡斯特尔粗声粗气地说：“问题在于要弄清楚这究竟是不是鼠疫。”
有两三位医生惊叫了起来。其他的人似乎在犹豫。省长陡地一震，下意识地掉过头来望着门日，仿佛要看看这扇门是否已挡住了这桩骇人听闻的事，不让它传到通道中去。里夏尔表示，依他看来不必惊慌，现在能够确认无误的只不过是一种伴有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并发症的高烧而已，而任何一种假定，不论在科学上或生活上，都是危险的。老卡斯特尔一边安详地咀嚼着他那上唇的发黄的短髭，一边抬起头来，目光炯炯，看了里厄一眼，然后善意地环顾了一下其他的人，告诉大家他心里十分明白这确是一场鼠疫。不过，如果公开承认这件事的话，那肯定得采取一些无情的措施。他也知道使得他的同事们裹足不前的，归根结底就是这个原因，因此为了使他们安心，他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不是鼠疫的说法。省长激动起来，他宣称，不管怎样，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不妥当。
卡斯特尔说：“问题不在于这种方式妥当不妥当，重要的是它能叫人开动脑筋。”
大家见里厄一言不发，于是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这是一种伤寒性的寒热，但是伴有腹股沟腺炎和呕吐。我做过腹股沟肿块切开手术，并送化验室去进行过化验。化验室认为已找到鼠疫特有的粗短形杆菌。不过我要补充说明，细菌的某些特异变化不符合通常对其形态的描述。”
里夏尔强调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斟酌一下不马上作出结论，有一批化验已进行了几天，至少要等结果出来了再说。
沉默片刻后，里厄说道：“可是当一种细菌能在三天内使脾脏肿大四倍，使肠系膜神经节增大到像桔子般大小，并具有像糊状物那样的质地，这就不容许我们继续斟酌下去了。传染源正在不断扩大，如果听任疾病按照这个速度蔓延开去而不加制止，那要不了两个月，城内居民就有可能死去一半。因此你们管它叫鼠疫也罢，发育热也罢，关系不大，重要的倒是你们得设法不要让疫病引起城中一半居民的死亡。”
里夏尔的意见是决不能把情况说得太严重，何况疾病是否传染尚未证实，因为病人的亲属都还安然无恙。
“但是其他人中间也有死的，”里厄提醒大家说，“当然，疫病的传染性从来也不是绝对的，否则的话，那就会出现死亡数字无限增长，人口会突然迅速减少的现象了。这不是把情况说得太严重的问题，而是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罢了。”
然而，里夏尔认为要把问题归纳一下，他提醒大家说，如果疫病不自行停止蔓延的话，那就有必要采取法律规定的严厉的预防措施，才能制止。但要做到这点，又必须正式承认这是一场鼠疫，而这事至今还不能绝对肯定，因此需要考虑。
里厄则坚持说：“不用考虑法律规定的这些措施是否严厉，要考虑的倒是为了使城里半数居民免于死亡，这些措施是否必要。余下的是行政方面的事情，而正好我们的制度规定要有一位省长专门来解决此类问题c”
“那当然，”省长说，“不过我需要你们正式确认这是一场鼠疫。”
“即使我们不确认这是鼠疫的话，它照样会夺去半数居民的生命。”里厄说。
里夏尔激动地插嘴说：
“事实是我们这位同行相信这是鼠疫，他有关征候群的描述证实了这一点。”
里厄回答说他并没有描述过征候群，他不过叙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他所看到的，就是腹股沟腺炎、斑点、带谵语的高烧，和四十八小时内死亡。他问道：“里夏尔先生是否能担保即使不采取严厉的预防措施，这场瘟疫也会停止蔓延呢？”
里夏尔踌躇不决，注视着里厄说：
“请您老实告诉我您的看法，您肯定这是一场鼠疫？”
“您这个问题提得不对头。现在的问题不是推敲字眼，而是争取时间。”
省长说：“您的见解大概是，即使这不是鼠疫，也要采取规定在鼠疫发生时适用的防疫措施吧。”
“如果一定要我有个看法，那么这就是我的看法。”
医生们商量了一会儿，最后里夏尔说：
“我们必须担负起责任来，就当作鼠疫来处理吧。”
他的这种说法博得大家热烈的赞同。
“我亲爱的同行，这也是您的意见，是吗？”里夏尔问。
“词句如何，关系不大，”里厄说，“我们要讲的只是，我们不应当根据半城人命决不会遭殃这样的假定来决定我们的行动，因为如果这样做，到头来半城的人命就恐怕真的会送掉。”
里厄在惶惶不安的气氛中离开了会场。过了一些时候，里厄到了那散发着油煎食物香味和便溺臭味的郊区，一个垂死的妇人在惨叫，胯间血淋淋的，她回过头来望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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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高烧症又有了些发展，甚至见了报，不过，报道的方式轻描淡写，对此事只作了些暗示。又过了一天，里厄在城内最不显眼的角落里看到省府匆忙地叫人张贴的小小白色布告。从这种布告中很难看出当局正视事实的态度，采取的措施也并不严厉，看来是为了迎合有人不想惊动舆论的愿望。省府决定的开场白宣称在奥兰地区发现了几例危险的高烧症，是否会传染还不能确定。这些病例的特征尚未达到令人真正担忧的程度，相信市民是会保持镇静的。尽管如此，为了谨慎起见——大家都能理解这点——省长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这些措施纯为防止任何瘟疫的威胁，市民应予理解和照办。省长完全相信能得到币民的通力合作。
布告接着开列采取的全部措施，其中包括在下水道中喷射毒气进行科学灭鼠，以及对用水进行严格的检查等。布告要求居民们保持最大限度的清洁卫生，还要求身上有跳蚤的人到市医务所去。此外，规定病人家属必须申报医生的诊断结果，并同意把病人送医院特设病房进行隔离。这些病房具有特殊设备，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疗效。另有几条补充条例规定病人房间和运输车辆必须进行消毒等事项。布告最后要求患者家属接受卫生检查。
里厄医生猛然一转身离开布告处，往诊所走去。正在等着他的约瑟夫·格朗一见到他便又举起了双手。
里厄说：“是，我知道，数字上升了。”
前一天晚上，市内有十来个病人死去。医生对格朗说他可能在晚上和他见面，因为他要去访问科塔尔。
“您做得对，”格朗说，“您这样对他会有好处的，因为我发觉他变了。”
“怎么了？”
“他变得彬彬有礼起来。”
“以前他不这样吗？”
格朗犹豫起来。他不能说科塔尔以前没有礼貌，这样讲法可能不正确。这是个不开朗、沉默寡言的人，他的姿态有些像头野猪。呆在自己屋子里，在一个小饭馆里进餐，外出时行踪诡秘，这就是科塔尔的全部生活情况。他的公开身份是推销各种酒的代理商。每隔一段时间总是有两三个人来看他，大概是他的顾客。晚上，他有时也到他家对面的电影院去看电影。这位公务员甚至注意到科塔尔似乎比较爱看强盗片。在任何情况下，这个代理商都表现得性情孤僻而多疑。
根据格朗的看法，这一切都大有改变，他说：
“不知怎么说好，反正我的印象是，不知对不对，他在设法与人随和相处，想同大家厮混在一起。他现在常常同我说话，常邀我一起出去，我不好意思老是拒绝他。再说他也引起我的关心，总之，我救过他的命。”
自从自杀事件发生以来，就再也没有人来看过科塔尔。不论在路上或在他的供应商那里，他到处博取人们的好感。他从未用过那么和气的口吻同食品杂货店老板聊天，也从未有过那么大的兴趣去听一个女烟商讲话。
格朗说：“这个女烟商是一条十足的毒蛇。我曾告诉过科塔尔，但是他却说我错了，应当看到人家也有好的方面。”
也有这么两三回，科塔尔请格朗到城中高级饭店和咖啡馆去，他已开始涉足那些场所。
“那儿挺不错的，”他说，“而且在那里，周围的人都不坏。”
格朗注意到那些地方的服务人员都对这位代理商招待得特别周到，当他发现科塔尔在给小费方面显得特别大方时，他懂得了其中道理。科塔尔对于人家回报他的殷勤显得十分领情。有一天，餐厅服务员领班送他到门口并且帮助他穿上大衣时，他曾对格朗说：
“这是一个好伙计，他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
科塔尔犹豫了一下说：
“这个……证明我不是一个坏人。”
此外，他有时会脾气突变。有一天，食品杂货店老板稍稍怠慢了他一点，他回家时异乎寻常地火冒三丈，反复谩骂：
“这个混蛋，他跟别人一样都得了小费！”
“别人是哪些人？”
“所有其他的人。”
格朗还在女烟商那里见到一幕奇怪的场面。当时大家正起劲地谈着话，那妇人谈到新近轰动阿尔及尔的一个罪犯落网的消息。这是一件涉及一个年轻的商店职员在海滩上杀死一名阿拉伯人的案件。妇人说：
“要把这些败类都关起来，才能让好人松口气。”
可是她的话不得不突然中断，因为科塔尔突然神色大变，连招呼也不打，就冲出了店门。格朗和女烟商看着他跑掉，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格朗又向里厄描述科塔尔其他方面的性情变化。科塔尔的思想过去一向带有非常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大鱼总是吃小鱼的”就是很好的佐证。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只买奥兰正统派思想的报纸，而且就在公共场所堂而皇之地阅读，人们简直会说他是有点故意做给人看的。还有一次，在他病愈起床后没几天，当格朗要上邮局去的时候，科塔尔请他代劳给他一位关系疏远的姐姐汇去一百法郎的月规钱。但是当格朗要走的时候，他又关照说：
“给她汇上二百法郎吧，这样可以叫她喜出望外。她认为我从来不想到她，而事实上我是十分惦记她的。”
他同格朗还有过一段奇特的对话。他对格朗每晚从事的一点工作感到好奇，问过格朗，想要知道底细，格朗不得不告诉他。
“好啊，您在写书。”科塔尔说。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这比写书更复杂些！”
“啊！”科塔尔惊叹了一声，又说，“我真想能像您一样。”
格朗露出惊异的神情，于是科塔尔结结巴巴地说，当上一个艺术家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何以见得？”格朗问道。
“因为一个艺术家比别人有更多的权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许多地方人家都会让他三分。”
看布告的那天早上，里厄对格朗说：“我看他也不过是和别人一样，已被老鼠事件搞得晕头转向罢了。再不然就是，他可能也害怕得高烧症。”
格朗答道：“我却不信，医生，假使您愿意知道我的看法……”
外面灭鼠的车子在窗下经过，排气声大得吓人。里厄沉默不语，直到对方能听到他的话时才漫不经心地问那位公务员的看法。格朗则以严肃的眼光看着他说：
“这是个心有内疚的人。”
医生耸耸肩膀。正像警察分局局长所说的那样，还有别的更要紧的事要做。
午后，里厄和卡斯特尔作了一次交谈。血清仍未运到。
里厄问道：“不过这种血清是否管用？这种杆菌有些古怪。”
“哦！”卡斯特尔说，“我倒不同意您的看法。这些生物的样子总是有些独特，但终究都是一样的东西。”
“这不过是您的假定。事实上，我们对于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当然，这是我的假定。不过大家都这样认为。”
在这一天中间，每当医生想起鼠疫，就会感到脑袋微微发胀，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厉害。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也害怕起来了。他两次走进顾客很多的咖啡馆，他也跟科塔尔一样需要人们的热情。里厄知道这样做是可笑的，但是这倒能提醒他曾答应过去看这个代理商的事。
傍晚，医生看到科塔尔坐在饭厅的桌子前。他进去的时候，看到在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着的侦探小说，但是天色已经很暗，看来，在夜色朦胧中很难看书。比较可能的是，科塔尔在一分钟前坐在昏暗中沉思。里厄问他身体可好。科塔尔一边坐下，一边唠唠叨叨地说他身体不坏，不过要是能保证没有人来打扰他，身体还会更好些。里厄劝告他说，一个人不能老是孤独地生活。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那些专门找你麻烦的人。”
里厄没作声。
“请注意，我讲的不是我自己。我刚才正在看这本小说，里面叙述一个倒霉的家伙在一个早上突然被捕。人家一直留心他，而他却蒙在鼓里。大家在办公室里谈论他，把他的名字写人档案。您认为这是公正的吗？您认为他们有权这样对待一个人吗？”
“这倒不能一概而论，”里厄说，“不错，从某一方面说来，他们完全没有权利，但这一切都是次要的。您不应长期与世隔绝，该出去走走。”
科塔尔好像恼火了，说他是经常出去走动的，有必要的话，整个区的人都能为他证明。甚至在本区外，认识他的人也不少。
“您认识建筑师里戈先生吗？他是我的朋友。”
室内光线越来越暗。郊区街道渐渐热闹起来。路灯一亮，外面传来一阵低低的、轻松的欢呼声。里厄走上阳台，科塔尔也跟了出来。跟城里寻常的夜晚一样，阵阵微风从周围各区吹来，传来了喃喃低语，送来了烤肉的香味，吵吵嚷嚷的年轻人拥到了街上，渐渐地街上到处都是由于感到自由轻松而欢乐的人们的嘈杂声，这声音随风飘来，夹杂着一股芬芳的气息。黑夜中，瞧不见的轮船发出响亮的鸣笛声，从海面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传来了喧闹声，这是里厄往日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时刻，今天由于他所获知的一切情况的影响，这时刻却似乎使他感到压抑。
他对科塔尔说：“可以开灯了吧？”
灯光一亮，这个小矮个儿眨巴着眼，瞧着里厄。
“请告诉我，医生，假使我得了病，您是否将收我进医院到您的科里治疗？”
“为什么不呢？”
科塔尔又问是否有过在诊所里或医院里逮捕人的情况。里厄回答说有过这种事例，但是这一切要根据病人的病情而定。
科塔尔说：“我呀，我对您是信任的。”
接着他问医生是否可以让他搭他的车子到市里去。
在市中心区，街上的行人已较稀少，灯光也寥若晨星，孩子们还在门口玩耍。医生在科塔尔的要求下，把车子停在一伙孩子的面前。他们在玩跳房子游戏，边玩边大声叫嚷。其中一个黑色的头发梳得很平伙、头路笔直、但面孔却很脏的孩子用带着威胁性的炯炯的目光瞅着里厄。医生不去看他。科塔尔站在人行道上同医生握手道别。他讲话嗓音嘶哑，发音困难，他一连回头向身后望了两三次，说：
“大家都在谈论鼠疫，是否真有此事，医生？”
“人们一直在讲，这并不奇怪。”里厄说。
“您说得对。一旦有十来个人丧命，那就末日来临了。这恐怕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吧。”
发动机已开动，里厄的手已搭在变速操纵杆上准备开车。他又重新看看一直以严肃而平静的目光打量着他的孩子。孩子忽然向他咧嘴一笑。
“那么我们希望些什么呢？”里厄问，一边朝着孩子微笑着。
突然，科塔尔一把抓着车门，用带着呜咽而狂怒的声音呼喊：“希望来一次地震，一次真正的地震！”说罢，掉头就跑掉了。
地震没有发生。第二天，里厄整天满城奔走，忙着跟病人家属交谈或直接找病人谈话。里厄自行医以来，从未感到他的职业对他有过这样大的压力。直到现在，病人们很配合他的工作，他们完全信任他。可是现在医生第一次发现他们不愿讲真话，并且带着惊恐。不信任的神色，对他们的病情真相讳莫如深。这是一场他还不习惯对付的斗争。晚上十点光景，里厄驱车到最后一个病人——老气喘病患者的门前时，他已累得难以从车座中爬起身来，就停留了一下，望望昏暗的街头和漆黑的天空中忽隐忽现的星星。
老气喘病患者坐在床上，气好像顺了一点，正在数着鹰嘴豆，从一只锅中拿出来，放到另一只锅里。看见医生进来，高兴地招呼。
“怎么啦，医生，”他说，“是霍乱吗？”
“从哪里听说的？”
“在报纸上看到，无线电广播也这样说。”
“不，不是霍乱。”
“不管怎么讲，”老头十分激动地说，“那些头头们太会夸张了，嗯？”
“不要听人家瞎说。”医生说。
他看过了老头儿的病，就在这间寒酸的饭厅当中坐了一会儿。不错，他害怕，他知道明天一早市郊有十来个患腹股沟腺炎、蜷缩着身子的病人在等他。经施行腹股沟腺切开手术，仅有两三例可以有所好转，大多数得送医院，而他明白医院对穷人说来意味着什么。有一个病人的妻子对他说过：“我不要他给他们当试验品。”他不会给他们当试验品，只不过一死了事罢了。十分清楚，采取的措施是不够的。至于“特别配备”的病房是什么模样，医生也心中有数：这是两座把别的病人仓促地搬走后空出来的楼房，窗门缝隙已经堵塞，楼房四周用防疫警戒线加以隔离。如果瘟疫不自行停止蔓延，行政当局所设想的这些办法看来是难以奏效的。
然而，晚上发表的官方公报仍很乐观。第二天，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声称，省府的措施已被接受，群众情绪平静，并且已有三十来个病人申报了病情。卡斯特尔打了个电话给里厄：
“特别病房里有几张病床？”
“八十张。”
“市内肯定不止三十个病人吧？”
“有些人是胆小，还有其他更多的人来不及申报。”
“埋葬尸体有人监督吗？”
“没有，我已经打电话给里夏尔，告诉他应该采取完善措施，而不是专讲空话，还应该对瘟疫建立起切实的防止蔓延的壁垒，否则干脆什么也不要做。”
“他怎么说？”
“他对我说，他无能为力。我看数字还会上升。”
三天内，两座楼房就住满了。里夏尔听说快要把一所学校出空，以筹办一所辅助性医院。里厄在等待防疫疫苗，并为病人开刀排脓。卡斯特尔则长时间呆在图书馆里，从古书堆中找资料。他的结论是：
“老鼠现在是死于鼠疫或死于一种同鼠疫十分相象的疫病。这些老鼠散播了成千上万只跳蚤。如果不及时防止，这些跳蚤传播疫病的速度将会以几何级数增加。”
里厄默然。
这时候天气像是稳定下来了。最近几次大雨后的积水逐渐被太阳晒干。蔚蓝的天际进射出一道金黄色的阳光，刚开始出现的热浪中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这季节的一切都引人进入宁静的境界。然而在四天中，高烧症有过四次触目惊心的跃进。四天时间，死亡的人数从十六人、二十四人、二十八人一直增加到三十二人。到了第四天，一所幼儿园被宣布改为辅助病房。市民们以前还在用相互开玩笑的办法来继续掩盖内心的忧虑，但现在他们走在街上已显得沮丧和沉默了。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个电话，他说：
“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省长说：“我已看到数字，果真是令人担心的。”
“这些数字已不只是令人担心的了，它们已说明了问题。”
“我即将向殖民地政府报告，等候命令。”
里厄在卡斯特尔面前把电话挂了，说：
“命令！恐怕还得想象一番才行！”
“血清呢？”
“本星期内可以运到。”
省府通过里夏尔请里厄打一个报告向殖民地首府要求发布命令。里厄还写了病人情况，加上数字。当天，有四十个人死亡。据省长说，他要亲自负责自第二天起加强原来的措施。强制申报和隔离措施仍按原计划执行，患者住房必须封闭并加以消毒，患者亲属须进行安全性检疫，病人死亡后的埋葬事宜由市政当局组织安排，具体办法看情况决定。过了一天，飞机运来了血清。这些血清足够供正在治疗中的病人应用，但如疫情有所发展那就不够了。里厄接得回电说血清的应急储备已经提尽，现在已开始制备新的。
这时候，近郊把春意送到了市场。沿着人行道成千上万朵玫瑰花正在卖花人的篮子里萎谢，浓郁的玫瑰花香飘浮全城。表面上一切如常：电车在高峰时间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他的时间则乘客稀少，车子肮脏不堪；塔鲁依旧观察那个矮老头，后者仍然在吐口沫；格朗每晚照旧回家去于他的神秘的工作；科塔尔还在到处乱转；预审推事奥东先生还是带领他那几只动物来来往往；患气喘病的老头儿照样在搬弄鹰嘴豆。人们依然有时会遇到新闻记者朗贝尔，他态度安详，但只关心自己；到了晚上，街上依旧人群熙攘，电影院门前排着长队。至于疫情，倒好像缓和下来了，几天中只死了十来个人。但不多久，疫情一下子恶化，死亡人数重又直线上升。在死亡记录重新达到三十人左右的那天，贝尔纳·里厄读着省长交给他的官方拍来的电报，一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封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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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起，鼠疫可说已与我们人人有关了。在此以前，尽管这些不平常的事件使本城居民感到意外和忧虑，但每个人都能够各就各位照常办理自己的事情，而且看样子这种情况一定会持续下去。但是一旦城市封闭，他们就发觉大家、包括作者在内，都是一锅煮，只有想法适应这种环境。情况就是这样，一种与心上人离别那样的个人感情就在开始几个星期中一变而为全城人共有的感情，而且还夹杂着一种恐怖之感，这就成了这种长期流放的生活所带来的最大的痛苦。
封城的最突出的后果之一，是人们突然面临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分离。有些母子、有些夫妇和情侣在几天前分手时还只作了暂时离别的打算，他们在车站的月台上说了两三句叮咛的话后拥抱道别，满怀着人类愚蠢的信心，以为过几天、或至多过几个星期肯定又能见面，亲人的别离对他们的日常事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可是突然一下子，他们发现自己已陷于远离亲人、无依无靠、既不能重逢又不能通信的绝境。因为在省府禁令发布之前几小时，实际上封城已经开始，而且任何特殊情况均不在考虑之列。我们可以说，疫病无情袭击的第一个结果是迫使市民们要像没有个人感情一样地行事。在法令实施那天的头几个钟头里，要求解决问题的人群拥向省府，有的打电话，有的亲自去向官员们申诉情况。情况都同样地值得关心，但又都同样地不可能考虑。说真的，需要经过许多天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是处在毫无协商余地的情况中。“通融”、“照顾”、“破格”等词都已失去了意义。
甚至连通信这样能使人稍感安慰的事也不许可。因为一方面，城市与外界的一切正常交通联系已全部断绝；另一方面当局又下令禁止同外界通信，以免信件传带病菌。开始时还有些幸运者向城门把关的守卫人员说情，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把信件传递了出去。这还是在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后的开始几天，那时守卫人员被同情心所打动也是自然的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守卫充分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不肯再承担这种谁也无法估量其后果的责任。最初还允许同别的城市用长途电话通讯，但结果公用电话处拥挤得水泄不通，所有线路全部忙得不可开交，以致有几天全部停止通话。而后又严格加以限制，只有在诸如死亡、出生和结婚等所谓紧急情况下才可通话。剩下的唯一途径是电报。向来以心灵、感情和肉体联系着的亲人和情侣，现在只能从一封用大写字母书写的十来个字的电报里去重温旧梦。然而由于事实上电报中所能运用的字眼很快被用尽了，人们长时期的共同生活或悲枪的情绪只能匆促简短地概括在定期交换的几句现成的套语里，例如：“我好，想你。疼你。”等等。
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仍然不死心地继续写信，不断想出些办法，希望能与外界保持联系，但到头来终于是一场空。我们所设想的办法有些可能奏效，但是谁也无法判断，因为没有收到对方的回音。一连几星期之久，我们只能重复地写同样的信，发出同样的呼吁，这样过了一阵，原先出自肺腑的心声都变成空洞的字眼。我们还是机械地重复同样的内容，试图通过这些毫无生气的字句来表示我们艰难的生活。这番固执而又毫无结果的独白，这种和墙壁进行的枯燥对话，结果看来还不及电报的规格化的用语顶用。
又过了几天，人们终于清楚地看到没有人能出得了城，于是提出要求：是否可以让鼠疫发作前出去的人回来。省政府经过几天的考虑后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是规定口来的人不论什么理由都不得再次离城。只能进，不能出。这一来，也有些家庭——但为数不多——一心只想与亲人相见，不经慎重考虑就草率地作出决定去请他们利用这个时机回来。然而那些困于鼠疫的人们很快地明白过来，他们这样做无异把亲人驱人虎口，于是宁愿忍受别离之苦。在疫病最严重的时期，只出现过一个例子，说明人的感情胜过了对惨死的恐惧。但出乎人们意料，这次事例并不涉及一对狂热的爱情凌驾痛苦之上的情侣，而是发生在结婚多年的老夫妇卡斯特尔医生和他的老伴身上。卡斯特尔太太是在发现鼠疫前几天到邻城去的。他们的家庭也并不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模范家庭，作者甚至敢说直到如今，还不能肯定这对夫妇对于他们的结合是否感到满意。但是这次无情而又持续的隔离使他们深切地体会到彼此分处两地无法生活，而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一点，鼠疫也就算不了一回事。
上述情况是一桩例外。对大多数人来说，离别显然要持续到鼠疫被扑灭为止。就我们大家而言，我们自以为很熟悉的生活中的思想感情（上文已提到过，奥兰人的感情是简单的）现在却已改变了面貌。平时最放心对方的丈夫或情人发现自己变得嫉妒多疑。那些自己承认在爱情问题上轻浮风流的男子也变得忠贞不渝起来。平时对住在一起的母亲不加关心的儿子发觉如今脑际经常索绕着母亲面上的一道皱纹，在那上面集中了他全部的忧思和懊悔。这种无情的、彻底的、前途茫茫的分离把我们推人了心烦意乱的境地，使我们成天魂梦索绕于那离别不久却如隔世的人影而一筹莫展。我们实际上受到的痛苦是双重的：首先是自身所受的痛苦，其次是想象在外面的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所受的痛苦。
如果换一种环境，我们这些市民会在寻欢作乐、忙忙碌碌之中去寻找排遣。但是此时此刻，鼠疫却使他们无事可做，只好在这阴沉沉的城市里兜来转去，日复一日地沉湎在使人沮丧的回忆中，因为当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这小城中阔步时，走来走去总是那么几条街道，而且大部分还是前一时期同现已不在身边的亲人一齐走过的街道。
这样，鼠疫给市民们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流放之感。作者在这里可以肯定他所写的东西也能代表大家的感受，因为这是作者同许多市民在同一时间中的共同感受。我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确是一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一种焦心的回忆之箭，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时间飞逝。有时候我们让自己陶醉于幻想境界，设想自己在愉快地等候亲人回来的门铃声或楼梯上熟悉的脚步声，再不然便是故意把火车不通的事忘掉，在平时乘傍晚快车来的旅客应该到家的时刻，赶回家中等候亲人。当然，这些游戏是不能持久的，清醒地知道火车不通的时刻总是会到来，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同亲人的两地分离注定要持续下去，而且我们必须设法安排自己的一切来度过这段时光。总之，从此我们重又陷入被囚禁状态，我们只有怀念过去。即使我们中有几个人寄希望于未来，但当他们受到了相信幻想的人最终所受到的创伤，他们也就很快地、尽力放弃了这种奢望。
特别是，全体市民很快就克制住以前养成的推算他们还要分离多久的习惯，即使在公开场合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有一些最悲观的人把这一分离的时间推断为六个月，于是他们对这一段时期事先作好含辛茹苦的思想准备，鼓足勇气接受考验，井竭尽全力来熬过这漫长而痛苦的岁月；可是当他们偶尔遇到一个朋友，或见到报上一则消息，或者头脑中闪过某种臆测，再不然便是突然变得有远见起来，这时他们就意识到没有理由不相信疫病会持续到半年以上，可能是一年，甚或超过一年。
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耐心一下子都垮了，垮得这么突然，以致使他们感到好像再也爬不起来。因此他们强制自己不再去想解放的日期，不再去展望未来，或者可以说强制自己一直垂着脑袋过日子。但是这种小心谨慎、回避痛苦和高挂免战牌的做法效果当然不大，他hJ竭力避免这种绝对不希望发生的精神崩溃，结果连把鼠疫暂且置于脑后、幻想日后与亲人团聚的情景——这种幻想，总的说来，是常有的——也给冲掉了。他们陷身于峰顶与深渊的中间，上不上，下不下。不是在那里过日子，而是在不住地浮沉，被遗弃在没有定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之中，就像一群漂泊不定的幽灵，除非甘愿生根于痛苦的境地，否则便无立足之地。
他们体验了一切囚徒和流放者的悲惨遭遇，那就是生存于无益的回忆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留恋着过去，而感觉到的不过是惆怅。他们真想把同现在所盼望着的亲人以前在一起时能做而未做的事情都补进过去的回忆中去。同时，在他们的囚禁生活中，脑海里无时无刻不印上在外地亲人的影儿，即使在比较愉快的情况下也如此，因为他们当时的实际处境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对眼前他们感到心焦，对过去他们感到憎恨，对未来他们感到绝望。他们活像受到人世间的法律制裁或仇恨报复而度着铁窗生涯的人。到末了，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空虚感的唯一方法是再次让火车在幻想中通车，让时光在幻想中充满响个不停的门铃声——然而这门铃却顽固地保持沉默！
如果说这是一种流放，那么大多数的情况是放逐在自己家中。虽然作者比较熟悉的是一般群众的流放生涯，却也不能不提一提像记者朗贝尔这样一些人的处境。这些人是在旅途中意外地被鼠疫关在城里的，他们既不能见到他们的亲人，又远离故乡，因而倍增了他们的别离之愁。在所有感到被流放的人中，他们的感受是最深的，因为虽说在时间引起的烦恼方面，他们也和大家的感受一样，但是他们更多一层空间引起的烦恼——思乡之情。他们时时碰撞在一堵高墙上，它把他们所在的疫区和远在天涯海角的家乡隔离了开来。这些人白天整天地在灰尘飞扬的城内徘徊，默默地呼唤着只有他们知道的家乡的薄暮和清晨，一些无足轻重的浮光掠影和令人心烦意乱的迹象都能增加他们的苦恼：长空的燕影，黄昏的露珠，或者僻静街道中的一线阳光异彩。这个能为人们排解一切烦恼的外部世界，他们闭上双目不去观望，却沉湎于他们那些过于逼真的幻想，竭力集中思想于一片土地上：在那里两三座小丘，喜爱的树木，几张妇女的脸盘，沐浴于一片光芒之中，构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境界。
最后我们来专门谈谈最耐人寻味的情侣情况。这恐怕也是作者最有资格谈论的问题。这些人受到不少其他烦恼的困扰，其中必须一提的是悔恨情绪。他们目前的处境倒能让他们用一种既激动又客观的眼光来思考他们的情感。在这种环境中，他们本身的缺陷很少会不明显地显露出来。首先，他们发觉对于在外地的亲人的事迹和动作姿态已不能准确地想象出来。他们抱怨自己完全不知道在外地的情侣的时间安排，他们责怪自己太轻率，没有去了解这一点，反而装腔作势地认为，对一个在恋爱中的人说来，知道对方的时间安排也不见得就是快乐的源泉。从这时开始，他们就很容易去追溯过去的爱情，并察觉它的美中不足之处。平时我们大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知道任何爱情都可变得更完美，尽管我们往往毫不赧颜地甘愿让自己的爱情停留在平庸的水平上。但在回忆之中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就比较高了。这个打击我们全城的飞来横祸不仅带来令人抱怨叫屈的苦难，而且还必然引起我们自己造成的痛苦，使我们甘心忍受。这就是疫病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及把事情搞得复杂化的情形之一。
这样，每个人必须接受独自面对着苍天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这种普遍的得过且过的生活久而久之也许能磨炼人的性格，但目前却已开始使人变得斤斤计较小事的得失。比如说，我们城里的某些人已成了另一种事物的俘虏，他们受晴天雨天的支配。看他们的样子仿佛他们出生第一遭直接受到天气好坏的影响。只要金色的阳光一露头，他们就显得喜形于色，而一碰到下雨天，那么他们的脸上和精神上就像蒙上一层阴沉的幕帘。仅在几星期前，他们还没有这种脆弱和不合情理的听天由命的心理，因为他们在人前并不是孤独的，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在一起生活过的人在他们的宇宙中还占有一个位置。但从现在起，他们则显然听凭老天爷摆布，就是说他们毫无道理地受着苦，又毫无根据地抱着希望。
在这种极端孤单的情况下，终于没有人再指望邻居来帮助自己，各人都是心事重重地独处一隅。假如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偶尔试图在人前谈上几句心里话，流露出一些情绪，那么不管对方回答些什么，其结果十之八九都反而会刺伤他的心。他会发觉他和谈话对象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一个讲的确实是他整整几天来思念和痛苦所凝成的语言，他想表达的是长期受到等待和激情煎熬的形象，而另一个却认为他发的只是些老生常谈的牢骚，谈的是那种比比皆是的苦闷，人人都有的伤感。不管回答是善意还是恶意，总和讲话者的意愿相违，因此还是闷声不响为妙。有些人耐不住沉默寡言的苦闷，但又不能和别人推心置腹，于是只得人云亦云，讲些老生常谈的话，聊聊一般的人情来往，社会动态，无非是每天的新闻而已。把最真实的痛苦通过庸俗的套语来表达，这已习以为常了。鼠疫的俘虏们只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他们的看门人的同情或引起听他们讲话的人的兴趣。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不管这些流放者的苦恼多么难忍，不管他们那颗空虚的心感到多么沉重，在发生鼠疫的初期，他们却仍可说是一群幸运儿。因为正当全城开始感到恐慌的时候，他们的心事却都集中在期待中的人儿身上。在全城陷于绝境的时候，爱情的自私心理却保全了他们。他们想到鼠疫，只因为它有把生离变成死别的危险。因此在疫病发作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却显出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态，这倒也是好事，而且简直可以被当作是一种泰然自若的气概。绝望的心理使他们不感到恐慌，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比如说，即使他们中间有人被死神攫走，事情也总是发生在他毫不提防的时候：正当他在思想深处和一个影子不绝地喁喁细语时，突然被揪了出来，不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一下子被抛到黄泉之下，悠然长眠。他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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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民们想方设法适应这突然来临的放逐生涯的同时，鼠疫已使城门旁有了守卫，使前来奥兰的船舶改道他往。封城以来，连一辆车子也没进过城。从封城那天开始，汽车仿佛都在原地打转。从林阴大道高处俯瞰，港口也呈现出一片异常景色：在整个海岸线上这里是最大的港口之一，但现在喧闹繁华一下子销声匿迹。几艘接受检疫的船还泊在那里，但在码头上，闲着的大吊车，车斗斜倾在一边的翻斗车，孤零零的成堆的酒桶和袋子，这一切都说明贸易也被鼠疫夺走了生命。
尽管眼前有着这一幅幅不寻常的景象，可是看来我们城里的人还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大家都感到恐惧，或是感到别离之苦，但是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疫病的来临。对大部分人说来，他们主要感到的还是习惯遭到破坏，利益受到损害。他们感到恼火、生气，但不能光用这样的情绪来对抗鼠疫。他们首先的反应便是责怪当局。报刊反映了群众的批评（《究竟能不能考虑放宽一些目前采取的措施呢？》），省长的答复却相当出人意料：迄今为止，报纸和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还没有收到过官方送来的有关疫病的统计数字，现在省长却逐日把数字送给该局，并要求它每周公布一次。
然而公众对此也不是立即就作出反应的。因为公布在发生鼠疫的第三周中共计有三百零二人死亡，这样的消息并未引起公众的猜想。首先，这三百零二个人可能并非都死于鼠疫；其次，城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在通常情况下每周死亡的人数是多少。本城居民总数是二十万人，大家不知道上述死亡的比例是否正常。虽然这一类精确数字具有明显的意义，然而平时从来也没有人去过问。可以说，公众缺乏比较的依据。要等日子久了，发现死亡人数有所增加，公众方始意识到事实的真相。第五周的死亡人数是三百二十一人，而第六周已达三百四十五人。数字的增加至少已很具有说服力了，但力量还不够强，仍不足以改变市民们的看法，他们在一片愁云密布之下，依然认为这只是一次令人不快的事故，终究是不会拖得太长的。
他们照旧在街上来来往往，或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闲坐。一般说来，他们还称不上懦夫，谈笑风生的时刻多于唉声叹气，对这显然是暂时的不便仍能笑脸相迎。因此城市的体面算是保持住了。可是到了月底左右，几乎就在下面还要谈及的祈祷周里，更为严重的新情况使城市的面貌起了变化。首先，省长对车辆往来和粮食供应采取了一些措施：粮食受到限制，汽油实行配给，甚至还规定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可通过陆运和空运运人奥兰。这一来市内交通车辆逐步减少，直至几乎完全停止交通，卖奢侈品的商店很快便停止营业，另一些商店的橱窗里出现了“无货”的字牌，而购货者则在店门口排着长队。
奥兰呈现出一派奇怪景象：行人增多了，即使不是高峰时刻也一样，因为商店和某些办事处关了门，闲着没事干的人群挤满了街头和咖啡馆。暂时他们还不是失业者，只能说是放了假。下午三点，在明朗的天空之下的奥兰简直给人以一种节日中的城市的虚假形象：停止了交通，关上了店门，以便让群众性的庆祝活动得以开展，市民拥上街头共享节日的欢乐。
不用说，电影院是不会放过这种公共假日的，它们趁机大做其生意。但是省里影片的正常轮流放映已经中断，因此经过两周的放映后，各电影院不得不相互交换影片，又过了一段时期，电影院终于只得将同样的几部片子放了又放。可是它们的收人却也不见减少。
最后再来谈谈咖啡馆的情况。在一座葡萄酒和烧酒贸易居于首位的城市中，这类商品的库存总是可观的，因此咖啡馆倒是能满足顾客的需求的。说实在的，酒喝得可真是不少。有一家咖啡馆贴出了“醇酒具有杀菌效能”的广告，群众本来就自然而然地相信酒精有防止传染病的作用，这一来舆论就表示对此坚信不疑。每逢到了半夜两点，街头上到处可见相当数量被逐出酒店的醉汉，乐观的言论也到处可闻。
但所有这些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显得异乎寻常，又出现得突如其来，因此很难说这是正常和会持久的现象。最后，个人情绪还是在大家的头脑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在封城后两天，里厄医生从医院出来遇见科塔尔，他得意地迎向里厄。里厄说他的面色很好。
那矮子说：“不错，我身体完全好了。医生，请告诉我，这该死的鼠疫，嗯！严重起来了吧？”
医生承认情况确是如此，而科塔尔却以一种异常轻松的口吻发表意见：
“现在它没有理由停止蔓延。一切都将被它搞得乱七八糟。”
他们两人一起走了一段路。科塔尔讲到他区甲的一个食品杂货店大老板囤积居奇，以图厚利。当人家来送他去医院时，发现床底下藏着罐头食品。“他死在医院里，鼠疫是不会给钱的。”科塔尔有着一肚子这种真真假假的有关鼠疫的传闻。譬如有人说在市中心区，一天早上，一个带有鼠疫症状的男子在高烧中精神错乱，奔出屋外，向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扑去，把她紧紧搂住，大喊他已得了鼠疫。
“好吧！”科塔尔用一种同他语气不相容的和悦的语调说道，“我们大家都将发疯，这是肯定的。”
同一天下午，约瑟夫·格朗终于向里厄医生倾吐了他的秘密。他见到放在书桌上里厄夫人的相片，回过头来向里厄望望。里厄回答他说他的妻子正在外地疗养。“在某种意义上说，”格朗说道，“这还是运气。”医生回答说这的确是运气，只要她的病能好起来。
“啊！我懂您的意思。”格朗说。
自从里厄第一次认识格朗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话说得那么多。尽管他说话时依然咬文嚼字，但是几乎总是能找到适当的字眼，好像他对当时要讲的话，早已思考过了似的。
格明很早就结婚，对象是邻居家的一个贫穷的年轻姑娘。他就是为了结婚才辍学就业的。让娜和他都从未到他们那个区以外的地方去过。他是到她家去看她的，让娜的父母看见那位沉默寡言、举止笨拙的追求者感到有点好笑。她父亲是个铁路工人，休息时间常常见他坐在靠窗的角落里，一双粗大的手平放在腿上，沉思地注视着街景。她母亲则终日忙于家务。让娜帮着她。她身材长得那么纤细，使格朗每次见她过马路时总是要为她担上几分心：所有车辆一到她面前都成了庞然大物。有一天两人在卖圣诞节礼物的店铺面前走过，她朝着橱窗里陈列的东西看得出了神，把身子往后一仰靠住他说：“太美了广他紧握着她的手腕。这样他们就订了终身。
往后的事，照格朗说，十分平凡，正如一般人一样：他们结了婚，还有点相爱，两人都工作，工作一忙，爱情也就淡了。由于办公室主任食言，让娜也只得工作了。读者读到这里，应该用些想象力才能了解格朗的话。劳累的工作助长他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思想，他越来越少说话，他也没有能够继续满足他妻子的希望：仍得到他的爱。一个忙于工作的人，生活在贫穷中，前途逐渐渺茫，每晚在晚餐桌上默默无言，在这样的环境中哪里还谈得上爱情？让娜也许已感到痛苦了，但当时她忍着没离开他；人们长期饮着苦酒而不自知的情况也是有的。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到后来，她走了。当然她不是一个人走的。“我爱过你，但现在我厌倦了……我并不因这次出走而感到幸福，但是并不一定为了幸福才找新的开端。”这就是她信中的大意。
现在轮到约瑟夫·格朗开始难受了。他也可以有新的开端，正像里厄提醒他的话那样，但他却失去了信心。
他就是经常地想着她。他本来想写一封信给她为自己辩解。“但是，”他说，“这有困难。对此我已想了好久了。在我们相爱时，我们无需说什么话就彼此了解。然而双方的爱情不是永久不变的，有一个时期，我本来可以找些话来留住她，但我没有做到。”格朗用一块方格子的手绢擤鼻涕，再擦擦他的胡髭。里厄瞧着他。
“医生，”格朗老头说，“请原谅，但是我怎么说呢？……我信任您。在您面前，我能说话，说了使我感到激动。”
显然，格朗离关心鼠疫还有十万八千里。
晚上，里厄发了一份电报给他的妻子，告诉她说，城已封了，他身体健康，要她继续当心自己的身体，他惦念着她。
封城后过了三个星期，里厄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位年轻人在等他。
那人说：“我想您认识我吧。”
里厄觉得好像曾见到过他，但思索着不敢肯定。
“我曾在事件发生前，为了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而来讨教过你，”那人说，“我叫雷蒙·朗贝尔。”
“啊，对了！现在您大有文章可做了。”里厄说。
对方显得有些烦躁，他说他来不是为了这件事，他是来请里厄医生帮忙的。
他接着说：“原谅我的冒昧，但是在这城中我没有熟识的人，我们报馆的通讯员不幸是个笨蛋。”
里厄邀他陪自己步行到中心区的一家诊疗所去一次，因为他有事要吩咐。他们就顺着黑人居住区的小街走去。天色逐渐朦胧，但是过去一到这个时刻就很吵闹的城市，现在却变得出奇的安静，从余辉未尽的天际传来的几声军号声，只能说明军人们还作出像在执行任务的样子。他俩沿着坡度很大的街道往下走，两旁是阿拉伯式房屋的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头。朗贝尔谈着，情绪十分激动。他把妻子丢在巴黎，说真的，这也不是他的妻子，但同妻子没有多大区别。封城开始后他曾给她打过一份电报。起初他认为事情长不了，他只想设法同她通信联系。他在奥兰的同行们告诉他，他们对此无能为力；邮局把他拒之门外；省府一位女秘书对他的要求则嗤之以鼻。他最后只好去排了两个钟头的长队，获准打了一份仅仅只有“一切均好，不久再会”几个字的电报。
但是今天早晨起床时，他忽然想到毕竟他不能预计事态会持续多久，决定离开奥兰。由于他是经人介绍过的（他的职业有这种便利），所以他能够见到省府办公室主任，他向主任说明原委：他与奥兰市无关，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他是偶然来此的，因此按理应让他离去，即使出去后要接受检疫隔离也在所不惜。主任对他说他对此十分理解，但就是不能作例外处理。主任又说他将再研究一下，但总的说来情况是严重的，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朗贝尔说：“但我毕竟是外地人。”
“这没有疑问，但总而言之，还是希望这次疫病不要拖得太久。”
为了结束谈话，他试图安慰朗贝尔，提醒他能在奥兰找到很好的报道资料，如果仔细考虑一下，任何事件都有可取的一面。朗贝尔只能耸耸肩膀。这时他们已走到市区的中心。
“真是糊涂话，医生，您是明白的。我不是生来就是为着写报道的。也许我是生来为着同一个女人一起过活的，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里厄说，这种说法不管怎样，看来还是合情合理的。
在中心区的大街上，见到的已不是平时的人群了。几个行人急急忙忙地向远处住所走去，没有一个人面带笑容。里厄想，这是那天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的通报造成的。一般情况下，市民们本来在事后二十四小时就会恢复信心，但是在当天，人们对数字仍然记忆犹新。
朗贝尔突然说道：“这是因为她和我，我们相识不久，但十分投机。”
里厄不说什么。
朗贝尔又说：“我打扰您了。我只想要求您为我出一张证明，说明我没有患上这种倒霉的疾病。我想这也许对我有用。”
里厄点头答应。这时一个小男孩撞在他的腿上跌倒在地，他轻轻地把他扶起，然后两人再起步走到阅兵场。蒙着一层灰色尘土的无花果树和棕榈树的树枝一动不动地下垂着，树丛中有一座满是尘土的、肮脏的、象征共和国的雕像。他们在像前停步，里厄把两只满是白灰的脚先后在地上蹬了蹬。他朝朗贝尔看看，这位记者的呢帽戴在后脑勺上，系着领带的衬衫领子的纽扣解开着，胡髭也没有好好剃过，脸上一副负气不服的神情。
里厄最后说：“我理解您的心情，这点您不用怀疑。但是您的想法是有问题的。我不能为您出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患有这种病，即使您现在没有病，我也不能证明您在离开我直到走进省政府的一段时间内不会传染上。况且，即使……”
“况且，即使什么？”朗贝尔问。
“况且，即使我给了您证明，对您也无济于事。”
“那为什么？”
“因为城中像您这种情况的人有好几千，然而没有放走过一个。”
“但假使他们本人都没有染上鼠疫呢？”
“这个理由还不够。我也明白这是笑话，但是事关大家安全，也只有这样做。”
“但是我不是这里的人嘛！”
“从现在起，唉，您同大家一样，也算是这里的人了。”
朗贝尔激动起来，他说：
“这是个人道问题，我向您发誓。也许您不体会一对情投意合的人两相分开的滋味。”
里厄并不立即回答。过了一会，他说他认为自己是能体会这一点的。他衷心希望朗贝尔同他的爱人重逢，希望一切相爱的人们再度相会，但是碍于法令，碍于鼠疫，他的任务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朗贝尔痛苦地说，“您不会体会，您是在讲大道理，您生活在抽象观念中。”
医生抬头望着象征共和国的雕像说，他不知道他是否在讲大道理，不过他讲的是明摆着的事实，这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记者整了整领带说：
“那么照您说我只好另想别法了？但是，”他接着以不服气的口吻说，“我会离开这个城市的。”
医生说他是理解他的想法的，但是这事情与他无关。
朗贝尔突然发作了，大声说：“不，这事与您有关。我来找您就是因为人家告诉过我，在这次决定中有您很大的份儿。当时我想过，您这个参加系铃的人至少可以解一次铃。但是您却无动于衷，您根本不顾任何人。您没有为分居两地的人着想。”
里厄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这话不错，他确是不想考虑这方面的情况。
“啊！我明白了，”朗贝尔说，“您就要讲些为了公众利益之类的话厂，但是公众利益也要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
甲厄仿佛从分心的状态中醒了过来。“得了，”他说，“不光是有这一面，还有另一面，不要就下断语。但是您发火总是不对的。假使能解决您的问题，那我当然高兴之至。但问题就是我的职责所在，不能徇情。”
朗贝尔忍不住大摇其头。
“不错，发火是我错。而且我这样也浪费掉您不少时间。”
里厄要求朗贝尔随时把进行的结果告诉他，并且请这位记者不要对他耿耿于怀。他又表示以后肯定会有一项计划让他们走到一起来的。朗贝尔突然显得困惑不安起来，他沉默了一阵之后说：
“这我相信，不管我怎么想法，也不管您方才和我说些什么，我相信这点。”
接着他又犹豫起来说：
“不过我不能赞同您的看法。”
他把呢帽往前额一压，快步走开了，里厄目送他走进让·塔鲁住的旅馆。
过了一会儿，医生摇了摇头，当然记者盼望重获幸福的着急心情是有道理的，但责怪他“生活在抽象观念中”是否正确呢？鼠疫蔓延得更快了，使医院中每周的牺牲者高达五百来人，而他在医院中过的这些日子难道也是抽象的吗？的确，这场灾祸中也有抽象或不现实之处，但当这种抽象观念涉及到人的生死问题时，那就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了。里厄只知道这不是最容易办的事。比如说，他所负责的那所辅助医院（像这种医院现在已有三所）就不很容易管。他叫人把那间面对门诊室的房间修改了一下，供接收病人之用。那间房间的地上挖了一个水池，水中加了臭药水，池中央有一个砖砌的小平台。病人抬到平台上，迅速地脱去衣服，丢入池中。病人洗过身，擦干后，披上医院里的粗布衬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进入病房。现在不得已只好把学校的风雨操场用来收容病人，总共放了五百张病床，但几乎全部都有病人了。早上里厄亲自主持病人的人院、防疫、腹股沟肿块切开等工作后，还要查核统计数字，午后回去看门诊，最后到了晚上再去出诊，直到深夜回家。前一天晚上，他母亲把媳妇的电报递给他的时候，注意到他的双手打着哆嗦。
“是在抖，”他说，“但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这样紧张了。”
他体格健壮，能顶得住，而且事实上他并未感到疲劳。倒是这些出诊中的情况使他感到受不了。一旦断定是瘟疫，就得立刻把病人运走c于是又得开始讲抽象的大道理，困难的场面也开始出现，因为病人家属知道，只有这个病人痊愈了或是死了才能再见到。“可怜可怜吧！医生！”洛雷太太说，她是在塔鲁所住的旅馆中工作的女佣的母亲。但这有什么用呢？当然他心里是可怜她的。但是这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好处，他必须打电话。一会儿传来了救护车的警钟声。起初，邻居们推窗望望，后来就抢着把窗关上。接下来便是挣扎、啼哭、劝说，总之是些抽象的观念。在这些被发烧和恐慌搞得乱哄哄的寓所里，出现了一幕幕疯狂的场面，但是病人还是被带走了，最后里厄自己也可以走了。
开始几次，里厄打了电话不等救护车来就赶去看别的病人。但是后来病家却关上了大门，宁愿同鼠疫病人相聚在一起而不愿与他作别，因为这一别结局如何，他们心中明白。先是喊叫、命令，继之以警察的干预，最后是出动军队，把病人强行抢走。头几个星期，里厄只好等到救护车来了才走。到后来，当每位医生都在一个志愿便衣警察陪同下去出诊时，里厄才能一家一家地赶。但在起初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的情况都像那晚在洛雷太太那小公寓中的一样：当他走进墙上装饰着扇子和假花的屋子时，病人的母亲欲笑不笑地来迎接他说：
“我想这不会是大家所说的那种发烧吧？”
他掀开了毯子和衬衣，默默地观察着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肿胀的淋巴结。那母亲看着女儿的腿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惊叫起来。每天晚上都是这样，母亲们在露出的腹部所显示的致命的症状前号哭，脸上带着茫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每天晚上，里厄的胳膊被她们紧紧抓住，无济于事的话、许诺、哭泣，一片混乱；每天晚上，救护车的警钟声引起了无济于事的、情绪激动和痛苦的场面，晚上出诊时间长，而且遇到的情况千篇一律，最后里厄感到，除了这种相同的场面不断地重复出现外，再也盼不到出现任何别的了。不错，鼠疫跟抽象的道理一样地一成不变，只有一样东西也许是在起着变化，那就是里厄自己。那晚他在象征共和国的雕像前深深感觉到了这点：他两眼盯着朗贝尔的身影消失在那里的那家旅馆大门，觉察到那难忍的麻木不仁之感已侵袭到他整个心灵。
几个星期的令人筋疲力尽的生活过去了，每晚暮色降临后全城的人照旧拥上街头在原地转圈，这时，里厄已懂得不必再花力气去克制同情心。当人们觉得同情也无补于事后，对它也就厌倦了。在那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日子里，唯一能使里厄感到轻松的却是心肠慢慢变硬起来的感觉。他明白这样反而可以便于完成仟务，因而借以自慰。他的母亲每当深夜两点见到里厄回家时茫然的目光，感到难受，同时也因里厄将他唯一能得到的母爱的温暖漠然置之而深为痛心。要同抽象观念作斗争，就不得不像他一样。但这又怎样能使朗贝尔明白这一点呢？对朗贝尔说来，抽象观念就是一切和他的幸福背道而驰的东西。说真的，里厄也知道这位记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是他也知道有时候抽象观念比幸福更要紧，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重视前者。这就是朗贝尔将要遇到的情况，里厄将在朗贝尔日后向他说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中了解到详情。这样，每人的个人幸福和与鼠疫有关的那些抽象观念之间的阴沉险恶的斗争，在新的局面下展开，构成本城在这一冗长时期中的整个活动。而里厄则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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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的人看到的是抽象的观念，有的人看到的却是事实。鼠疫发生后一个月，情势变得令人沮丧，首先是由于疫情再次猖撅，其次是因为帕纳卢神甫作了一次措辞激烈的讲道。这位神甫就是在米歇尔老头儿初发病时帮助过他的那位耶稣会教士。帕纳卢神甫由于为奥兰地理协会的杂志经常写文章而声誉卓著，在碑铭的复原工作方面是个权威。他曾在现代个人主义问题上作过一系列的报告，拥有的听众比这方面的专家所拥有的还要众多。他在讲演时热烈捍卫严格的天主教教义，对现代的放浪主义和过去几世纪的愚昧主义同样不妥协，毫无保留地向听众灌输严酷的大道理，由此而享有盛誉。
在鼠疫流行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城内的教会当局决定采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与鼠疫作斗争：组织一个星期的集体祈祷。这种群众性的表示虔诚的宗教活动的结尾是星期日一次庄严的弥撒：向为照料疫病患者而献身的圣人——圣罗克——祈祷。借这一机会，人们要求帕纳卢神甫讲话。这位神甫为此在半个月前已从关于圣奥古斯坦和非洲教会的研究工作中抽身出来，在这方面他在所属修会中具有特殊的声望。这位天性激烈而热情的神甫答应了人们的要求，毅然担当了这一任务。在这次讲道之前，全市很早就已谈开了。这次讲道也可算是这一时期中的一件大事。
参加这一星期活动的群众很多。这倒不是因为奥兰的居民平时对宗教特别虔诚，比如说在星期日早上海滨浴场就一向是同教堂中的弥撒唱对台戏的，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灵魂突然受到感召而皈依宗教，而是一方面由于封城，港口封锁，不可能再到海滨去游泳，另一方面，他们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心境之中，他们的灵魂深处虽然尚未真正意识到那些使他们遭受打击的意外事件的真实性，但是他们显然感到事情是有点不同往常了。有不少人却总在希望着瘟疫即将过去，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都能安然无恙。所以他们还不觉得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对他们来讲，鼠疫不过是一个讨厌的不速之客，既来了也总有一天会走的。他们虽然害怕，但并未绝望。把鼠疫看作他们的生活方式，忘却在发生这场瘟疫前的生活，这样的时刻尚未到来。总而言之，他们处于期待中。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同对待许多其他问题一样，鼠疫使他们的思想处于一种独特的状态，既不是无所谓，也不太热情c用“客观”一同来形容是较为恰当的。参加祈祷周的大多数人的想法，就像一个忠实信徒对里厄医生所说的那样：“不管怎样，反正这没有坏处。”塔鲁也在笔记中写着：中国人在类似情况下将敲锣打鼓赶瘟神。但他指出：事实上敲锣打鼓究竟是否比防疫措施更有效是根本无法知道的c接下来他只是加上了这么两句话：为了解决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是否存在瘟神。这点不弄清楚，谈论其他任何想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不管怎么说，城里的教堂在整整一星期中几乎挤满了善男信女c头几天，不少居民还停留在门廊前栽着棕榈树和石榴树的园子里，倾听着一直传到街头、波涛般起伏的祈求和祷告声。不久，这些旁听者在别人的榜样鼓舞下，也渐渐地进入教堂，他们胆怯的声音混杂在教堂内的祈祷声中。到了星期日，大群的人拥进教堂正殿，连教堂大门前的广场上和台阶的最后几级上也挤满了人。前一天开始，天色阴沉，大雨倾盆，那些站在外面的人撑着雨伞，教堂里飘浮着一股炉香和湿衣服的气味，这时，帕纳卢神甫登上了讲道台。
他中等身材，相当粗壮，当他靠着讲道台的栏杆，两只粗大的手紧握本栏的时候，人们只见一个厚实的乌黑身形，上面是两块红得发亮的面颊和一副钢丝边眼镜。他的声音宏亮，激动，传送得很远。他面对望弥撒的信徒，开始讲了一句激烈的、一字一顿的话：“我的弟兄们，你们在受苦，我的弟兄们，你们是罪有应得。”从教堂内直到广场上，信徒们立即一阵骚动。
神甫接下来讲的话，在逻辑上，似乎和这个扣人心弦的开场白不相衔接。然而正是听了这段话市民们方才明白，神甫像猛击了一棍似的，用巧妙的演讲技巧一下子就突出了他整个讲道的主题思想。帕纳卢紧接着他的第一句话，诵读了《圣经》的《出埃及记》中关于埃及发生瘟疫的原文，接下去说：“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灾难是为了打击天主的敌人。法老①违反天意而瘟疫就使他屈膝。天主降灾，使狂妄自大和盲目无知的人不得不屈服于他的脚下，有史以来一直如此，这点你们要细想一番。跪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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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埃及君王称号。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这最后一句话讲出口时，全场鸦雀无声，暴雨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更增加了教堂内肃静的气氛，话音显得分外嘹亮，有几个听道的人，经过片刻的犹豫，从他们的座位上滑下，跪倒在跪凳上。其他人认为也应该效法，渐渐地在一片椅子的嘎嘎声中，全体听道的人都跪了下来。这时帕纳卢重新直起身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越来越重的语气接着说：“如果说今天鼠疫降到了你们头上，那是因为你们考虑问题的时刻到了。好人不用怕它，坏人则应该发抖。在人间这座巨大无边的粮仓里，毫不容情的灾难打着人类的麦子直到麦粒从麦秆脱下为止。麦秆总是比麦粒多，受上天召唤的人总是多于得救者，这种不幸井不是天主的意志。很久以来，这个世界已经成为罪恶的渊薮，很久以来，它一直依靠天主的宽容而存在。人们以为只要能忏悔，什么罪过都可以犯。有了忏悔，每个人都有恃无恐，到时候，肯定会起仟悔心，那就行了。从现在起到那时的一段时间里，最容易做的就是因循下去，得过且过，余下的事，仁慈的天主自会安排。好吧，这种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天主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以慈悲的目光俯视着这城市里的人们，已不耐烦再等了，在他永久的期待中已失去了信心，他已掉转脸去了。失去了天主的灵光，我们只落得长期陷在鼠疫的黑暗中。”
教堂里有一个人像一匹不耐烦的马似的长吁了一口气。神甫略一停顿，继续说下去，语气比较低沉了：“在《金色的传说》①中说，在翁伯托国王时期，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受到一场鼠疫的浩劫，活着的人几乎不够埋葬死者。这次鼠疫在罗马和帕维亚地区尤其猖撅。当时有一位善神显圣，命令一个手拿打猎用长矛的恶神对着房屋挥打，他在一所房屋上打多少下，这所屋子里就得死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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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圣徒传记作家雅克·德沃拉季内于公元1260年左右所著的圣徒传。
帕纳卢朝着教堂前广场的方向伸开两条短短的胳臂，好像指着飘摇的雨幕后的什么东西似的，他有力地说：“弟兄们，现在就是那场致人死命的追猎在我们的街道上进行着。请看，这位像魔王一样神气、凶神一样威武的瘟神，站在你们屋顶的上空，右手举着红色打猎用长矛，左手指着你们的一所房屋。也许就在此刻，他正指向你们的门口，那长矛敲在房屋的木板上砰然作响。就在此刻，鼠疫走进你们的家，坐在你们的房间里等着你们回家。它在那里，不慌不忙，全神贯注，不怕你们跑掉，就像世间的因果报应一样万无一失。它只要向你们一伸手，那么世界上任何力量，你们要明白，甚至徒劳无功的人类科学也不能使你们免受其难。结果你们在那痛苦的血淋淋的打谷场上受到了敲打，和麦秆一起被扔掉。”
讲到这里，神甫更进一步详述这场灾难的悲哀景象。他描绘那根巨大的长矛在城市上空挥舞，随心所欲地打击一下，重又鲜血淋漓地举起，然后把鲜血和人类的痛苦一起散播下去，“作为来日收获真理的种于”。
帕纳卢神甫讲完了这一长段话，停顿了一下，他的头发技在额前，浑身颤抖着，扶着讲道台的双手使讲道台也抖动起来。接着他用低哑的嗓音带着谴责的语气说：“不错，思考的时候到了。你们以为每星期日来朝拜一次天主就够了，其余日子可以自由自在了。你们想，做些跪拜动作就可以抵消你们罪恶的无所谓态度了。但是天主是需要热情对待的，这种一曝十寒的态度是不足以报答他无边的深情的。他要更经常地见到你们，这是他爱你们的方式，说真的，这是爱的唯一方式。现在他已等得失去耐心，而让灾难降临在你们的头上，像降在有史以来一切有罪的城市头上那样。现在你们领略到什么是罪恶，正像该隐①父子、大洪水前的人们、所多玛和蛾摩拉②、法老和约伯③以及一切受诅咒的人们所经过的那样。自从城市把你们和灾难一起团团围困起来那天起，你们像上述所有的人一样对生灵和事物有了新的看法。你们现在明白了，终于要回到根本问题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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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经》中的人物，亚当之子，曾杀死他的兄弟。
②巴勒斯坦古城。据《圣经》传说，因人民犯罪而焚于天火。
③《圣经》中受上帝考验的人。
一股潮湿的风刮进教堂正殿，大蜡烛的火焰被吹歪，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帕纳卢在浓烈的蜡烛味、咳嗽声和打喷嚏声中用一种非常高明而巧妙的技巧继续发表他的高论。他以平静的音调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不少人正在揣测我的讲话究竟是什么用意。我要把你们引向真理，尽管我说了刚才那一番话，我却要告诉你们应当感到欣慰。现在已不再是用一些劝告，用一只友爱的手来劝人从善的时候。今天真理就是命令，而得救的道路就是红色长矛向你们指出的和把你们向那边推过去的那条路。弟兄们，上天的仁慈就在这里显示无遗，他在一切事物上都安排好两个方面，既有善，也有恶，既有愤怒，也有怜悯，既有鼠疫，也有得救。这场鼠疫，它既能把你们置于死地，也能超度你们，向你们指明道路。
“很久以前，阿比西尼亚①的教友们把鼠疫看作一种上天所赐的获得永生的有效方法。那些没有得病的人用鼠疫病人用过的被单裹在身上以求必死。当然，这种要求得救的过激做法并不值得推荐。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操之过急的行为，非常近乎傲慢。我们不应当比天主更性急，一切企图加速天主早已安排好、不可动摇的命令的行为都会导致走向异端。但是这一事例至少也有它的教育意义：它使我们更有远见，能察觉到隐藏在痛苦深处的这道美妙的永生之光。这道光照亮了通向解脱的昏暗的道路。它显示了万无一失。能变恶为善的上天意志。今天这道光又一次通过这条充满着死亡、恐慌、号叫的道路把我们引向真正的宁静和一切生命的本源。弟兄们，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无限的安慰，希望你们从这里得到的不仅是谴责你们的话，而且还有使你们心境平静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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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埃塞俄比亚。
讲到这里，人们听出帕纳卢的话已结束。外面的雨也停了，从露出太阳但尚有雨意的天空，一道淡淡的阳光泻到了广场上。街上传来了嘈杂的人声，辘辘的车轮声，城市已苏醒过来，各种喧闹声又传人耳中。听道者们在一片悄悄的骚动声中轻轻地收起他们的用品。这时神甫重又发言，他说，在阐明了鼠疫的天意根源和这一灾难的惩罚性质后，他的话已经讲完。他不想在这么悲惨的问题上不合时宜地用漂亮的词句来修饰他的结论。他认为一切问题都已对大家讲得一清二楚。他只提醒人们说，在马赛发生大鼠疫时，历史学者马蒂厄·马雷曾抱怨当时陷身于既无助又无望的地狱之中。然而马蒂厄·马雷是瞎了眼！恰恰相反，帕纳卢神甫认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今天更体会到天主赐予大家的帮助和希望。他唯一的希望是，这个城市的人不要管这些日子的景象多么可怖，垂死者的悲号多么凄惨，都向上天发出虔诚教徒的心声，倾诉爱慕之情。其余的事，天主自会作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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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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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布道对我们这里的人是否有作用，还很难说。预审推事奥东对里厄医生宣称，帕纳卢神甫的演讲是“绝对驳不倒的”。但大家的意见并不都是如此肯定的。然而这次布道使某些人在至今还是模糊的概念上稍为清楚了一些，使他们感觉到他们是因犯了不知什么罪恶而被判处一种无法想象的监禁。有些人仍继续他们的平凡生活，设法适应这种禁闭生涯；另一些人则截然不同，一心只想逃出这个灾难的牢狱。
开始时，人们对同外界隔绝一事还能忍受，就像他们忍受任何暂时性的麻烦一样，反正只是打乱了他们某些生活习惯而已。但是突然间他们发觉这是一种非法监禁的生活：置身于苍穹之下，开始承受夏日的闷热。这时，他们模糊地感到这种囚禁的生活已威胁到他们的生命。有时一到傍晚，凉爽的空气使他们精力恢复，这时，他们往往会干出绝望的事来。
最初，不知是否由于巧合，就是从这个星期日起，城中的恐惧心理的普遍和深刻的程度，足以使人能猜想到这个城里的人开始真正意识到了他们的处境。从这一角度看来，我们城市的气氛有点变了。但是说真的，究竟是气氛变了还是心理变了，这倒是个问题。
布道后没几天，里厄同格朗在一起走向市郊的路上谈论着这一事件。里厄在黑夜中撞到一个在路上摇摇摆摆、不往前走的汉子身上。这时，城中亮得越来越迟的路灯突然大放光明。他们身后的路灯一下子照亮了这个人，他闭着眼睛，无声地笑着，因此而绷得紧紧的苍白脸庞上流着大滴的汗珠。他们绕了过去。
“这是个疯子。”格朗说。
里厄刚挽住他的手臂，发觉这位职员神经紧张，浑身打着哆嗦。
“要不了多久，这座城中就只有一些疯子了。”里厄说。
他已累得嗓子冒烟了。
“喝点东西吧。”
他们走进了一家小咖啡馆，那里只有柜台上的一盏灯亮着，人们在昏暗的淡红色光线下轻声地交谈着，这个样子讲话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里厄惊异地看到格朗向柜台上要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并且说这杯酒很凶。过后他就想走了。到了外面，里厄好像听到黑夜中到处都是呻吟声。在路灯上面，从黑暗的夜空某处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呼啸声，使他联想起那无形的瘟神正在一刻不停地搅动着炎热的空气。
“还好，还好。”格朗说。
里厄想知道他要说什么。
“还好，”他说，“我有我的工作。”
“不错，”里厄说，“这是您的一个有利条件。”
里厄决定不去听那呼啸声，问格朗对他的工作是否满意。
“反正我认为我搞得很顺当。”
“还要搞很长时间吗？”
格朗显得很兴奋，酒意已出现在他的话音里。
“我也不知道。但问题不在这儿，医生，这不是问题，不是问题。”
里厄在黑暗里猜到他正在挥舞着手臂，好像他准备好的什么话突然来到了嘴边，滔滔不绝地讲了出来：
“您知道，医生，我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当我的手稿送到出版者手中的时候，他看后站起身来向他的助手们说：‘先生们，脱帽致敬！’”
这突如其来的说明使里厄感到意外，他好像看到他这位朋友把手举到头上，接着又把手臂一挥，做出脱帽的动作。上空传来的奇怪的呼啸声似乎越来越响了。
“对，”格明说道，“应该做到十全十美为止。”
里厄虽然对文学界的习惯知道得不多，但根据他的印象，事情做起来不会那么简单，而且出版者在办公室里大概是不会戴帽的。但是，事情也很难说，里厄认为还是不说为妙。他不由自主地又倾听起鼠疫的神秘呼啸声来。这时他们已走近格朗所住的区里，因那里的地势比较高，一阵微风吹来，身上感到凉快，同时也吹走了城中所有的喧闹声。格朗还在不断地讲，但里厄并没有完全听见这位老好人在说些什么，只明白他所说的那本书页数已写了不少，然而这位作者为了使作品达到完善的地步，真是绞尽了脑汁。“为了一个字，往往整晚整晚，整个星期整个星期的时间花上去……有时只是为了一个连接词。”讲到这里，格朗停下来抓住医生大衣上的一颗纽扣，一连串的话音从他那张缺了牙的嘴中含糊不清地吐了出来。
“医生，您总知道，必要的话，要在‘然而’和‘而且’之间作出选择，这还不算太难。要在‘而且’和‘接着’之间进行挑选，这已比较不容易了。如果要从‘接着’和‘随后’之间决定用哪一个，那就更难了。但是确实还有比这更难的，就是‘而且’该用不该用的问题。”
“不错，”里厄说，“我明白。”
他说罢又往前走。另一个显得不好意思，又追了上来。
“请您原谅，”他嗫嚅着说，“今晚我也不知怎么搞的。”
里厄轻轻地拍拍格朗的肩膀，说愿意帮助他，并说对他所讲的很感兴趣。对方的情绪略略平静了一些，在走到他家门前时，他犹豫了一下后就邀请里厄上他家去坐一坐。里厄接受了邀请。
格明请里厄坐在餐室的一张桌子前，桌上摆满着稿纸，稿纸上字迹写得很小，还划着一道道涂改的杠子。
“对，就是这个，”格朗冲着里厄探询的目光回答说。“你要喝些东西吗？我这里有点酒。”
里厄谢绝了。他看看稿纸。
“请别看了，”格朗说，“这是我的初稿，它使我头痛，头痛得要命。”
他自己也在注视所有这些稿纸。他的手似乎无法抗拒地被其中一张所吸引住，把它拿了起来，隔着没有罩子的灯泡照着。纸在他手中颤动着。里尼注意到职员的额上湿漉漉的。
“坐下吧，”里厄说，“请念给我听。”
那职员向里厄看了一眼，微笑着，显出非常领情的样子。
“好，”他说，“我也确实很想这样做。”
他一直看着稿纸，略等一会儿，然后坐下。同时，里厄在注意聆听城中传来的模糊的嗡嗡声，好像是在回答鼠疫的呼啸。就在这个时候，里厄对展现在他脚下的城市，对被这个城市禁闭的人们以及黑夜里压抑住的恐怖的嚎叫声都有一种特别敏锐的感觉。格朗提高了他低沉的嗓门念道：“在五月份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英姿飒爽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富丽的枣骝①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格朗念完这一句后，两人都不作声，这时他们又听到了这苦难城市的模糊不清的嘈杂声。格朗放下了稿纸，继续对它凝视着。过了一会，他抬头问里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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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为“栗色”。下文中，格朗因未解“栗色”的词义，误以为“栗色牝马”系马的一个品种，因而在修改句于时，将“富丽”改为“黑色”，闹了笑话。故此处模拟作者的用词，改译为“枣骝”，使译文与下文配合。
“您觉得怎么样？”
里厄说这个开头使他渴望知道下文，而对方却兴奋地说这个观点不对头。他用手掌拍拍他的稿纸说：
“这里只能写出个大概。如果我能把我所想象的情景完美无缺地描绘出来，如果我的句子能和这个骑马小跑的节奏‘一、二。三，一、二、三’合拍，那么，其余部分就更顺利了，特别是一开始想象力就非常丰富，这样就有可能使他们说；‘脱帽致敬’。”
但是要做到这点，他的工作还着实不少。他决不同意就这样去付印，因为尽管这个句子有时令他感到满意，他也明白‘且还不能完全同实际情况相吻合，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句子流利的笔调使它或多或少近于陈词滥调。这至少是格朗所要表达的意思。讲到这里，窗外传来人们奔跑的脚步声。里厄离座站起身来。
“您将会看到我搞出些名堂来，”格朗说着，把脸掉过来望着窗口，又加上一句：“当这一切完工的时候。”
急促的奔跑声又传来了，里厄已下楼走到街上，有两个人从他面前跑过。看来，他们是在向城门口奔去。我们这个城里有些人被炎热的天气和鼠疫搞得晕头转向，失去理智，打算硬来，试图蒙混过关，逃出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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