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此处原稿有涂抹；也许是删去了港口的名字。——原编者注
我在郊外看到一条清澈的河流；出于习惯，我尝了尝河水。爬上陡峭的河岸时，一棵多刺的树划破了我的手背。痛得异乎寻常。我悄悄地看伤口缓缓渗出一滴血，感到难以置信的幸福。我又成为普通人了，我重复说，我又和别人一样了。那天晚上，我一觉睡到第二天天明。
……一年之后，我重新检查了这些底槁。我发现内容与事实相符，但是前面几章，以及其他几章的某些段落，有点虚假。这也许是由于滥用细节刻画的原因，我从诗人那里学来这种手法，以至把什么都染上虚假的色彩，事实固然有许许多多细节，但是记忆里却不会有……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原因。即使人们认为难以置信，我将写出来。
我叙说的故事看来不真实，原因在于故事里混杂了两个不同的人的事情。第一章里，骑手想知道底比斯城墙外的河流叫什么名字；弗拉米尼奥·鲁福先前给那个城市加了一个“百柱”的形容词，说河名叫埃及；这些话都不像是出自鲁福，而应出自荷马之口，荷马在《伊利亚特》里明确提到百柱之城底比斯，在《奥德赛》里借普罗特奥和尤利西斯之口总是把尼罗河叫做埃及河。第二章里，罗马人喝永生之河的水时，用希腊文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出自荷马笔下，在著名的船舶名单的结尾处可以找到。随后，在那座叫人眼花缭乱的宫殿里，鲁福谈到“近乎内疚的责怪”；这也是荷马的话，他设计了那个可怕的场景。这些异常现象使我感到不安，另一些属于美学范畴，使我有可能披露真实。最后一章可以看到；那上面说我参加了斯坦福桥战役，我在布拉克誊写了水手辛巴德的航行，我在阿伯丁订购了蒲柏译的英文版《伊利亚特》。此外还有：“我在比卡尼尔和波希米亚干占星的行当。”这些自白一句不假；重要的是把它们突出了。第一句似乎很适合一个军人的身份，可是接着又说明讲故事的人不仅仅关心打仗，而更关心人们的命运。后面的话更奇特了。一个隐秘的基本原因使我不得不把它记载下来；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它凄楚感人。它出自罗马人弗拉米尼奥·鲁福并不凄楚。出自荷马之口情况就不同了；稀罕的是荷马在13世纪誊写另一个尤利西斯，也就是辛巴德的历险记，经过许多世纪之后，在一个北方王国看到用一种不开化的文字写他的《伊利亚特》。至于那段以比卡尼尔名义说的话，显然是一个渴望卖弄辞藻的文人（正如船舶清单的作者）杜撰的①。
①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巴托认为同古董商卡塔菲勒斯讨论《伊利亚特》作者是谁的“贾巴蒂斯塔”是贾巴蒂斯塔·维柯；维柯坚信荷马是象征性人物，和普路托、阿基里斯相同。——原注
接近尾声时，记忆中的形象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语句。毫不奇怪，漫长的时间混淆了我一度听到的话和象征那个陪伴了我许多世纪的人的命运的话。我曾是荷马；不久之后，我将像尤利西斯一样，谁也不是；不久之后，我将是众生：因为我将死去。
1950年后记：前文发表后引起一些评论，其中最奇怪但并非最谦和的是一篇用《圣经》典故题名为“百色衣”的文章（曼彻斯特，1948年），出自内厄姆·科尔多韦罗博士执拗无比之笔。文章有百余页。提到了希腊和下拉丁语系国家的诗文摘编，提到了借用塞内加的片断评价同时代作家的本·琼森，提到亚历山大·罗斯的《维吉尔福音》、乔治·莫尔和艾略特的虚假，最后还提到那篇“伪托古董商约瑟夫·卡塔菲勒斯叙说的故事”。他指出第一章插进了普林尼的话（《自然史》第五章第八节）；第二章有托马斯·德·昆西（《著作集》第三卷第四百三十九页）；第三章有笛卡特致比埃尔·夏努大使信里的话；第四章有萧伯纳（《回归梅杜塞拉》第五幕）。他根据这些插入，或者剽窃，推论说整篇文章都是伪撰。
依我看，结论是不能接受的。卡塔菲勒斯写道：接近尾声时，记忆中的形象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语句。语句，被取代和支离破碎的语句，别人的语句，是时间和世纪留下的可怜的施舍。
献给塞西莉亚·因赫涅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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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苏珊娜·邦巴尔
每天早晨浏览报纸的人不是过目就忘，便是为当天下午的闲聊找些话题，因此，谁都不记得当时议论纷纷的著名的马内科·乌里亚特和敦坎案件，即使记得也恍如梦中，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再说，事情发生在出现彗星和独立一百周年的1910年，那以后，我们经历和遗忘的东西太多太多。事件的主人公已经去世；目击证人庄严地发誓保持沉默。当时我只有十来岁，也举手发誓，感到那浪漫而又严肃的仪式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注意到我作过保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信守诺言。不管怎么样，下面是事情的经过，由于时间久远，文字表达的好坏，难免同真情有些出入。
那天下午，我的表哥拉菲努尔带我去月桂庄园参加一个烧烤聚会。我记不清庄园的地形地貌了；只依稀觉得是在北部一个树木葱宠的静谧的小镇，地势向河边缓缓倾斜，和城市或草原完全不同、我觉得火车路程长得烦人，但是大家知道，小孩子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我们走进庄园的大门时，天色已经开始昏暗。找感到那里的古老而基本的事物：烤肉的香味、树木、狗、干树枝、把人们聚在周围的火堆。
客人一共十来个；都是大人。我后来知道最大的不满三十岁。我还发现他们熟悉的东西都是我所不了解的：赛马、时装、汽车、奢华的妇女。我怯生生待在一边，没人打扰，也没人理会。一个雇工慢条斯理地精心烤着羊羔，我们则在长饭厅里耐心等待。有一把吉他；我记得仿佛是我的表哥弹奏了根据埃利亚斯·雷古莱斯①的《废墟》和《高乔》谱的曲于，以及当时那种贫乏的俚语写的十行诗，诗里讲的是胡宁街一场动刀子的决斗。咖啡和雪茄端上来了。谁都没有提回家的事。我感到了“为时太晚”的恐惧（卢戈内斯②语）。我不愿看钟。为了掩饰小孩在大人中间的孤独，我匆匆喝了一两杯酒。乌里亚特大声嚷嚷要和敦坎玩扑克。有人反对说，那种玩法没意思，不如四个人玩。敦坎同意了，但是乌里亚特以我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的固执态度坚持要一对一。我除了消磨时间的摸三张和独自思考的打通关以外，一向不喜欢纸牌游戏。我溜了出去，谁也没有注意。一座陌生而黑暗的大房子（只有饭厅里点着灯）对于小孩的神秘感，比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旅行者的神秘感更强烈。我逐一探索那些房间；记得有一间台球房、一道安有长方形和菱形玻璃的回廊、两个吊椅、一扇可以望到外面凉亭的窗子。我在暗地里迷了路；庄园的主人——经过这么多年，我忘了他姓阿塞韦多还是阿塞瓦尔——终于找到了我。他出于关心或者收藏家的虚荣心，带我到一个玻璃柜子前面。点灯后，我看到柜子里面陈列的是白刃武器，一些被用得出了名的刀剑。他告诉我说，他在佩尔加米诺附近有一注地产，平时两地来往，陆陆续续收集了那些东西。他打开玻璃柜，没看卡片说明就如数家珍地介绍每件武器的历史，大体上是一样的，只是地点日期有些差别。我问他那些武器中间有没有莫雷拉的匕首，莫雷拉是当时高乔的代表人物，正如后来的马丁·菲耶罗和堂塞贡多·松勃拉。他不得不承认说没有，不过可以给我看一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有U字形护手柄的匕首。这时，愤怒的嚷嚷声打断了他的话。他立刻关好柜子门，我跟着他出了房间。
①雷古莱斯（1860—1929），乌拉圭医师、诗人、剧作家。
②卢戈内斯（1874—1938），阿根廷作家，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著有《高乔战争》等。
乌里亚特嚷嚷说，他的对手玩牌作了弊。伙伴们站在两人周围。在我印象中敦坎比别人高大，膀粗腰圆，金黄色的头发淡得发白，脸上毫无表情。曼内科·乌里亚特浮躁好动，皮肤黝黑得像是古铜色，傲慢地留着两撇稀疏的胡子。大家显然都喝多了；我不敢确定地上是不是有两三个酒瓶；也许是电影看多了，似乎有这种印象。乌里亚特不断地骂娘，字眼尖刻下流。敦坎仿佛没听见；最后他不耐烦了，站起来给了乌里亚特一拳。乌里亚特倒在地上，喊叫说他绝不能容忍这种侮辱，要决斗解决。
敦坎说不行，解释似的补充说：
“问题是我怕你。”
大家哄笑了。
乌里亚特爬起来说：
“我要同你决斗，就是现在。”
不知是谁——愿上帝宽恕他——怂恿说武器是现成的，多的是。
有人打开玻璃柜。马内科·乌里亚特挑了那件最显眼、最长的带U字形护手柄的匕首；敦坎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拿起一把木柄的刀子，刀刃上镌刻着一棵小树花纹。另一人说马内科挑选的简直是把剑，倒也符合他的性格。那时他的手在颤抖，谁都不奇怪；然而大家感到惊讶的是敦坎的手居然也抖得厉害。
按照习俗要求，人们不能在他们所在的室内决斗，而是要到外面去，否则是对主人不敬。我们半是正经、半是开玩笑地到外面夜晚潮湿的园子里去。我感到陶醉，并不是因为喝了几杯酒，而是由于将要看到的冒险行为；我盼望有谁杀人，以后有可以叙说、可以回忆的材料。在那一刻，别人的年岁也许不比我大多少。我还感到一个谁都无法控制的旋涡，把我们卷了进去，搞得晕头转向。大家并不相信马内科的指责；认为他们早有积怨，这次无非是借酒发泄而已。
我们经过凉亭，走进了树林子。乌里亚特和敦坎两人走在最前面；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互相提防着，唯恐谁搞突然袭击似的。我们来到一块草坪旁边。敦坎略带威严地说：
“这地方合适。”
两人犹豫不决地站在草坪中央。有人朝他们喊道：
“扔掉那些碍手碍脚的铁家伙，凭真本领打。”
但是两个人已经交上了手。起初仿佛害怕伤着自己似的有点笨拙；他们先瞅着对方的武器，后来盯着对方的眼睛。乌里亚特忘了愤怒，敦坎忘了冷漠或轻蔑。危险使他们变了模样；现在打斗的不是两个小伙子，而是两个成人。在我原先的想像中，那场决斗即便是混乱的刀光剑影，至少也应该和象棋那样，能让人看清，或者几乎看清它的一招一式。虽然过了那么多年，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并没有被岁月冲淡。我说不准他们打了多久；有些事情不是通常的时间所能衡量的。
他们没有用斗篷缠在手臂上防护，而是用前臂直接抵挡打击。袖管很快就破成碎布条，被血染成殷红色。我想，当初以为那两人不善于这种格斗是错误的估计。我很快就发现，由于武器不同，他们使用的方法也不同。敦坎要弥补短兵器的不利条件，想尽量贴近对手；乌里亚特步步后退，以便用较长的武器劈刺。先前提醒玻璃柜子里有兵器的那个声音喊道：
“他们起了杀心。不能让他们斗下去了。”
没人敢上去干预。乌里亚特逐渐失去了优势；敦坎便冲上去。两人的身体几乎接触到了。乌里亚特的武器在寻找敦坎的脸，突然好像短了一截，因为已经捅进了敦坎的胸部。敦坎躺在草坪上，发出很低的声音说：
“真奇怪。好像是一场梦。”
他眼睛没有闭上，一动不动；我亲眼目睹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
马内科·乌里亚特低头瞅着死者，请求宽恕。他毫不掩饰地抽泣起来。他刚干下的事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我现在知道，他后悔莫及的不是自己的罪行，而是莽撞。
我不想再看了。我期盼的事情已经发生，使我震惊。拉菲努尔后来告诉我，他们好不容易才掰开死者的手指拿掉刀子。他们秘密商谈了一番。决定尽量讲真话，只不过把动刀子的格斗说成是用剑决斗。四个人自愿充当见证人，其中有阿塞瓦尔。一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打点妥帖；朋友熟人总是能帮忙的。
纸牌和钞票杂乱地散在桃花心木桌于上，谁都不想看，不想碰。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不止一次想把这件事告诉哪个朋友，可是又觉得保守秘密比讲出来更让我得意。1929年前后，一次偶然的谈话使我突然打破了长期的沉默。退休的警察局长堂何塞·奥拉韦和我谈起雷迪罗底层社会刀客的故事；他说那种人往往抢先出手，什么卑鄙的事都干得出来，在波德斯塔①和古铁雷斯②描写的决斗以前，几乎没有正派的决斗。我说我亲眼看到一次，便讲了多年前的那件事。
①波德斯塔（185—1920），阿根廷医师、现实主义小说家。
②古铁雷斯（185—1889），阿根廷作家，著有《胡安·莫雷拉》等描写高乔人生活的小说。
他带着职业的兴趣听完了我的故事，然后说：
“你能肯定乌里亚特和另一个人以前从没有见过面吗？他们也许有过什么前嫌。”
“不，”我说。“那晚所有的人都清楚，大家都很吃惊。”
奥拉韦慢吞吞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一把护手柄是U字形的匕首。那种匕首有两把是众所周知的：一把是莫雷拉的，另一把是塔帕根的胡安·阿尔马达的。”
我隐约想起了什么事；奥拉韦接着说：
“你还提到一把木柄的刀子，有小树的图形。那种刀于成千上百，但是有一把……”
他停了片刻，接着又说：
“阿塞韦多先生在佩尔加米诺附近有地产。上一个世纪末，那一带有个大名鼎鼎的刀客：胡安·阿尔曼萨。他十四岁就杀过人，此后一直用那样的短刀，据说能给他带来好运。胡安·阿尔曼萨和胡安·阿尔马达结了怨仇，因为人们经常把他们搞混。他们多年来互相寻仇，但从来没有见面。后来，胡安·阿尔曼萨在一次竞选骚乱中死于流弹。在我印象中，另一个病死在拉斯弗洛雷斯的医院里。”
那天下午没有再谈这件事。我们都在思索。
十来个已经去世的人看到了我亲眼看到的情景——长长的刀子捅进一个人的身体，尸体露天横陈——但是他们看到的是另一个更古老的故事的结局。马内科·乌里亚特并没有杀死敦坎；格斗的是刀子，不是人。两件武器并排沉睡在玻璃柜子里，直到被人触动唤醒。它们醒来时也许十分激动；因此乌里亚特的手在颤抖，敦坎的手也在颤抖。两人——不是他们的武器，而是他们本人——善于格斗，那晚斗得很激烈。他们在茫茫人世互相寻找了多年，终于在他们的高乔先辈已经成灰的时候找到了对方。人的宿怨沉睡在他们的兵刃里，窥视时机。
物件比人的寿命长。谁知道故事是不是到此结束，谁知道那些物件会不会再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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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扎伊尔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扎伊尔是一种面值二十分的普通硬币。我那枚硬币一面有刀刻出来的NT两个字母和数字2，反面刻着年份1929。（18世纪末，印度的古吉拉特邦，一头老虎叫扎伊尔；爪哇的梭罗清真寺前有个盲人被信徒们用石块砸死；波斯的纳迪尔国王下令把一个星盘扔进海底；1892年前后，马赫迪的监狱里，鲁道夫·卡尔·冯斯拉廷抚摩用头巾撕下的布条包着的小罗盘；据佐膝伯格说，科尔多巴寺院的一千两百根大理石柱子中有一根的一条纹理叫扎伊尔；摩洛哥土得安的犹太人区里，有一口水井的井底叫扎伊尔。）今天是11月13日；6月7日凌晨，那枚扎伊尔到了我手里；今天的我已经不是当时的我了，但我还能记得，并且也许还能叙说发生的事情。我即使不那么完全，还是博尔赫斯。
6月6日，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去世。1930年左右，她的照片大量刊登在通俗杂志上；种种情况或许表明人们认为她长得很美，虽然并不是她所有的形象都支持这种假设。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更关注的是完善，而不是美貌。希伯来人和中国人把人类的全部规范都整理出来，汇编成文字；《米示纳》①记载说，星期六从清晨开始，裁缝外出便不能带针；《礼记》说，客人接受第一杯酒时应该神态庄重；接受第二杯时，应该表示尊敬和高兴。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的要求有相似之处，不过更加严格、她像孔子的门徒或者信守犹太教法典的人一样，每一件事都要做得完全正确，无可挑剔，但是她的努力更令人钦佩，更加生硬，因为她信奉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巴黎或者好莱坞的新潮而转移的。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总是在正统的地点，正统的时间，以正统的气质显出正统的厌烦，然而厌烦、气质、时间、地点几乎立刻就会过时，（用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的话来说）完全是矫揉造作。她像福楼拜②一样追求绝对，但只是暂时的绝对。她洁身自好，然而内心不断地受到绝望的啮噬。她仿佛自我逃避似的，不断尝试改变自己的形象；她头发的颜色和发型变化多端是出了名的。她的音容笑貌和眼神顾盼也经常改变。从1932年起，她瘦了许多……战争使她思虑重重。德国人占领了巴黎，时装潮流由哪里领导呢？她始终不敢信任的一个外国佬居然以她的善意为好欺，卖给她一批圆柱形的帽子；第二年，听说巴黎根本没有出现过那种可笑的式样，其实算不上是帽子，只是异想天开的奇形怪状。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比利亚尔博士不得不迁居阿劳斯街，她女儿的肖像用在护肤霜和汽车的广告上。（她抹得厌烦的护扶霜和已经没有的汽车！）她知道她在艺术方面的发展需要机遇；便宁愿退下来。再说，同那些浅薄的黄毛丫头竞争让她伤心。阿劳斯街那套不祥的公寓房租也太高；6月7日，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时乖运蹇地死于南区。老实说，当时我也受大多数阿根廷人赶时髦的虚荣心理所驱动，爱上了她，她的去世使我流泪。或许读者已经猜到了。
①《米示纳》，犹太教法典的第一部分。
②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历史小说《萨朗波》、取材于宗教传说的《圣安东尼的诱惑》等，作品文字精练，是法国近世散文的典范。
守灵时，我发现死者在败坏的过程中恢复了先前的面貌。6月6日夜里某个混乱的时刻，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奇妙地成了二十年前的模样；骄傲、金钱、青春、自视甚高、缺少想像力、眼高手低和愚蠢探合在一起的神气又浮现在她脸上。我模模糊糊地想道；这张使我激动万分的脸上的任何一种神情，都不会比目前这样使我难以忘怀；既然有过第一次，但愿永远如此。我离开了僵卧在花丛中的、由于死亡而显出完美的蔑视神情的她。我出来时大概已是凌晨两点。外面那些意料之中的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和两层的楼房在寂静和黑暗里显得格外空灵。我满怀悲天们人的感觉，茫然走在街上。我看到智利街和塔夸里街拐角一家杂货铺还开着。不幸的是，铺子里有三个男人在玩纸牌。
所谓矛盾修饰法的修辞方法，是用一个貌似矛盾的性质形容词来修饰名词；相信神秘直觉的诺斯替教徒所说的暗光，炼金术士所说的黑太阳均属这一类。我见了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最后一面后到外面铺子里喝上一杯，也是一种矛盾修饰法；我不由自主地做了这种失礼而顺便的事。（有人在打纸牌的情景更增加了反差。）我要了一杯桔子酒；找钱时给了我那枚扎伊尔；我瞅了一下；走到街上，也许有点发烧。我想，任何钱币都是历史和神话中那些无休无止地闪闪发光的钱币的象征。我想到卡隆特①的银币；想到贝利萨里奥②乞讨的银币；犹大出卖耶稣得到的三十枚银币；名妓拉伊丝③的德拉克马；以弗所的长睡者④之一拿出的古币；《一千零一夜》里巫师的后来变成圆纸片的透亮的钱币；到处流浪的伊萨克·拉克登的用之不竭的迪纳里；菲尔杜西⑤退还了国王赏赐的六万银币，因为它们不是金的；阿哈布吩咐钉在船桅上的金盎司⑥；利厄波尔·布卢姆⑦的那枚不能翻转的弗洛林；以及在瓦伦附近暴露了逃亡的路易十六身份的那枚有头像的金路易。仿佛在梦中似的，我觉得钱币引起的这许多著名的联想虽然解释不清，但十分重要。我在街道和广场上走着，脚步愈来愈快，累得在一个拐角停下。我见到一溜老旧的铁栏杆；里面是康塞普西昂教堂的黑白两色细砖铺的院子。我不知不觉地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找给我那枚扎伊尔的杂货铺所在的街区。
①卡隆特，希腊神话中，地狱冥湖上运送亡灵的渡船夫，家属在死者嘴里放小银币贿赂船夫。
②贝利萨里奥（494—565），拜占廷王朝大将，被控阴谋弑君，家产没收。传说他给剜去双眼后，在君士坦丁堡行乞，袋子上写“请给可怜的老贝利萨里奥一枚小银币”。
③拉伊丝，古希腊两个同名的美貌绝伦的妓女，雄辩家德摩斯底尼曾指出虽然村伊丝要价一千德拉克马，狎客仍纷至沓来。
④公元249—251期间，罗马皇帝德西奥残酷迫害基督徒，以弗所有七个青年避入岩洞，长睡三百零九年，《古兰经》说一条名叫卡特米的狗始终守护他们。
⑤菲尔杜西（940—1020），波斯诗人，著有史诗《王书》，长六万行。
⑥阿哈布，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中的捕鲸船长，为报白鲸咬断他一条腿之仇，固执地追杀白鲸，把一枚金盎司钉在船桅上，奖励首先发现该鲸的水手。
⑦布卢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中的主角。
我拐了弯，从远处望见街角黑灯瞎火，说明铺子已经关门。我在贝尔格拉诺街坐上一辆出租汽车。我毫无睡意，几乎有一种欢快感，心想世上唯有金钱才是最实实在在的东西，因为严格说来，任何钱币（比如说，一枚二十分的硬币）都包罗了未来的种种可能性。再说，钱又是抽象的东西，钱是未来的时间。可能是郊区的一个下午，可能是勃拉姆斯的音乐，可能是地图，可能是象棋，可能是咖啡，可能是爱比克泰德①教导要蔑视金子的名言：它是比法罗斯岛②的海神普罗透斯更为反复无常的普罗透斯。它是无法预见的时间，柏格森③的时间，不是伊斯兰教或者芝诺学派的僵硬的时间。宿命论者否认世上有什么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凡事皆有定数；一枚钱币象征的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不怀疑这些“思想”是反对扎伊尔的手段和它的魔鬼般的影响的主要形式。）我苦苦思索后睡了，但梦见自己成了狮身鹰面怪兽守护下的钱币。
①爱比克泰德，公元1世纪时的希腊哲学家，有禁欲主义思想，认为除自由和满足以外别无他求最为明智。
②法罗斯岛，埃及亚历山大城对面的岛屿，岛上建有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法罗斯灯塔，高四百五十英尺，四十二英里外就能望见。
③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有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认为在时间的长河中，过去和现在都与意识和记忆不可分。
第二天，我确信自己前晚醉了。我还决定摆脱那枚使我深感不安的钱币。我看看它：除了一些划痕以外并没有什么特别。最好把它埋在花园地下或者藏在书房的旮旯里，但我要它离得远远的。那天早晨，我没有去大桥或公墓；我乘上地铁到宪法广场，再从宪法广场到圣约翰和博埃多。我未经思考在乌尔基萨下了车；先往西再往南，故意拐弯抹角地在一条毫无特点的街上随便走进一家酒店，要了一杯酒，用那枚扎伊尔付了账。我本来戴着茶色镜片，再眯起眼睛，没有看门牌号码和街道名称。那晚，我吃了一片巴比妥，睡得很安稳。
6月底，我忙于写一篇幻想小说，其中有两三个哑谜般的词组——用“剑的水”代替“鲜血”，用“蛇窝”代替“黄金”。用第一人称讲故事的人是个苦行僧，住在荒野，与世隔绝。（那地方叫尼塔黑德。）由于他生活清苦俭朴，有人把他看做是天使；其实那是善意的夸张，因为没有过错的人是不存在的。远的且不去说，正是这个人杀了自己的父亲；而他父亲则是有名的巫师，用邪法敛聚了无数宝藏，花了毕生的时间，日夜守护着宝藏，防止贪婪的人们疯狂争夺。不久后，也许太快了，守护不得不中断：他的星辰告诉他说，斩断守护的宝剑已经铸成。那把剑的名字叫格拉姆①。故事以越来越曲折的笔调赞美了剑的光亮和坚韧；其中一段还漫不经心地提到鳞甲；另一段则说他守护的宝藏是闪闪发光的金子和红色的指环。我们最后才明白，苦行僧是一条名叫法夫尼尔②的龙，守护的是尼贝龙根人的宝藏。西古尔德③的出场使故事戛然而止。
①格拉姆，斯堪的纳维亚传说《沃尔松萨伽》中主神奥丁刺入树干的宝剑，被齐格弗里德的父亲西格蒙德拔出。
②法夫尼尔，北欧传说中守护安德瓦里宝藏的毒龙，为齐格弗里德所杀。
③西古尔德，北欧传说《尼贝龙根人之歌》里的遍身鳞甲、刀剑不入的英雄，即《沃尔松萨伽》里的齐格弗里德。
刚才说过，我写那篇无聊的东西时（其中还卖弄学问地插进《法夫尼尔之歌》的一些诗句），暂时忘了那枚钱币。有几晚，我十拿九稳地认为能把它忘掉，却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它。可以肯定的是，我糟蹋了那些时间；开头要比收尾难。我徒劳地重复说那枚可恨的镍币和手手相传的无数一模一样的别的镍币没有区别。在那种念头的驱使下，我试图把思想转移到别的钱币上去，但也不成。我用智利的五分和十分钱币以及乌拉圭的铜币做试验都失败了。6月16日，我弄到一枚英镑；白天没有瞧，那天（和以后几天）晚上，在强力的电灯光下用放大镜仔细观察。随后又把它放在一张纸底下，用铅笔拓出来。闪电、龙和圣乔治①的形象对我都不起作用；我无法改变固定的念头。
①圣乔治，英国的守护神；传说他杀了利比亚西伦湖中的毒龙，救出埃及公主。
8月份，我决定去看心理医生。我没有向他和盘托出我的可笑的故事；只说我受到失眠的困扰，脑子里老是浮现任何一件物品，比如说一个筹码或者一枚钱币的模样……不久后，我在萨缅托街的一家书店发现—册尤利乌斯·巴拉赫汇编的《扎伊尔传说发展史有关文献》（布雷斯劳，1899）。
那本书里指出了我的病根。作者在前言里说，他“试图把全部涉及扎伊尔的迷信的文献收集在一卷便于阅读的大八开本的书里，包括属于哈比希特档案的四篇文章和菲利普·梅多斯·泰勒报告的原稿”。似乎早在18世纪伊斯兰教就相信扎伊尔一说。（巴拉赫驳斥了佐登伯格认定是阿布菲达写的文字。）“扎伊尔”一词在阿拉伯文里是“显而易见”的意思；也就是神的九十九个名字之一；在穆斯林国家里是指那些“具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特点的人或物，其形象最后能使人发疯”。第一个不容置疑的证词是波斯人卢特弗·阿里·阿祖尔作出的。在一部名为《火庙》的传记百科全书里，那个学贯古今的托钵僧叙说没拉子的一所学校里有一个铜制的星盘，“谁看了一眼后就不想任何别的东西，于是国王吩咐把它扔到海底，以免人们连宇宙都忘了”。曾在海得拉巴任土司幕僚、写过著名小说《杀手忏悔录》的梅多斯·泰勒的报告更为详尽。1832年前后，泰勒在布季城郊听到一种奇怪的说法：说谁“看到了老虎”，就是说那人疯了或者成了圣人。人们指的是一头有魔法的老虎，见到它的人，不论相距多么远，统统都完蛋，因为他从此以后到死为止除了那头虎以外什么都不想了。据说有一个倒霉的人逃到迈索尔，在一座宫殿里画虎。几年后，泰勒参观那个邦的监狱；总督带他看尼特胡尔监狱的一间四室，地上、墙上和顶上是一个穆斯林托钵僧画的虎（色彩非但没有由于年代久远而消退，反而更加鲜艳）。那头老虎由无数虎组成，教人看了眼花缭乱；虎皮的花纹里有许多小虎，甚至海洋、喜马拉雅山和军队仿佛也是虎形构成。画家多年前死在这个囚室；据说他来自信德或者古吉拉特，当初打算画一幅世界地图。至今仍有那幅庞大的作品的痕迹。泰勒把这件事告诉威廉堡的穆哈默德·阿尔·耶梅尼时，他对泰勒说，世上没有不偏爱扎希尔①的生物，但是仁慈的主不允许两个扎希尔同时存在，因为一个就能倾倒众生了。他还说，古往今来只有一个扎希尔，愚昧时代的扎希尔是名叫亚乌克的偶像，后来是一个来自乔拉桑的、蒙着石珠缀成的面幕或者带着金面具的先知②。他又说神是神秘莫测的。
①泰勒写的原文如此。——原注
②巴拉赫指出亚乌克见于《古兰经》（七十一章二十三节），先知是阿尔·莫坎纳（蒙面者），除了语出惊人的记者菲利普·梅多斯·泰勒以外，谁也没有把他们同扎伊尔联系起来。——原注
我把巴拉赫的专著看了好多遍，却琢磨不出自己有什么感受；只记得当我明白什么都救不了我时，我感到绝望；当我知道我的不幸不能由自己负责时，又感到宽慰；那些人的扎伊尔不是一枚钱币而是一块大理石或者一只老虎，让我妒忌。我认为不去想老虎该是何等容易的事。我还记得我看到这段话时感到特别不安：“《古尔珊》的一个评论家说，看到扎伊尔后很快就能看到玫瑰，他还援引了阿塔尔的《阿丝拉尔·那玛》（《未知事物之书》）里的一句诗：扎伊尔是玫瑰的影子和面幕的裂缝。”
为特奥德利纳守灵的那个晚上，我没有见到她的妹妹，阿瓦斯卡尔夫人，感到奇怪。10月份，她的一个朋友对我说：
“可怜的胡利塔，她变得古怪极了，已送进了博什医院。护士们喂她吃饭被她折腾得够呛。她念念不忘那枚钱币，说它和莫雷纳·萨克曼的汽车司机一模一样。”
时间冲淡了记忆，却加深了扎伊尔的印象。以前我想像它的正面，后来是反面；如今我两面都看到了。不是说那枚扎伊尔仿佛是透明的，两面并不重叠；而是景象似乎成了球形，扎伊尔出现在球中央。我看到一个不是扎伊尔的透明而遥远的形象：特奥德利纳的轻蔑的模样，肉体的痛苦。丁尼生①说过，假如我们能了解一朵花，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些什么人，世界是什么了。他或许想说，事物不论多么细微，都涉及宇宙的历史及其无穷的因果关系。他或许想说，可见的世界每一个形象都是完整的，正如叔本华所说，每个人的意志都是完整的。神秘哲学家认为人是微观宇宙，是宇宙的一面象征性的镜子；按照了尼生的说法，一切事物都如此。一切事物，甚至那枚令人难以容忍的扎伊尔。
①丁尼生（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重视诗的形式的完美，辞藻绮丽，音调铿锵，名篇有《食荷花人》、《尤利西斯》、《国王叙事诗》、《伊诺克·阿登》等。
1948年前，胡利塔的命运也可能落到我身上。人们不得不喂我吃饭，帮我穿衣，我分不清下午和早晨，我不知道博尔赫斯是何许人。把那种前景说成可怖是虚假的，因为它的任何一种情况对我都不起作用。正如说一个上了麻醉接受开颅手术的病人的疼痛十分可怕一样。在那种情况下，我根本不能感知宇宙，不能感知扎伊尔。唯心主义者说，浮生着梦，“生”和“梦”严格说来是同一个词；我将从千百个表面现象归为一个表面现象，从一个极其复杂的梦归为一个十分简单的梦。别人也许会梦见我发了疯，而我却梦见扎伊尔，当世界上所有的人日日夜夜都在想扎伊尔，那么哪个是梦，哪个是现实，是世界还是扎伊尔？
在阒寂的夜晚，我仍能在街上行走。拂晓时分，我往往坐在加来伊广场的长凳上思考（试图思考）《阿丝拉尔·那玛》里那段关于扎伊尔是玫瑰的影子和面幕的裂缝的话。我把那种见解和下面的说法联系起来：为了和神融为一体，泛神论神秘主义者一再重复他们自己的名字或者神的九十九个名字，直到那些名字没有任何意义为止。我渴望走上那条路。也许我由于反复思考，终于会花掉那枚扎伊尔；也许上帝就在那枚钱币后面。
献给沃利·岑纳
南美的打手
在寥廓天幕的衬托下，两个身穿黑色衣服、脚登高跟鞋的打手在跳一个性命攸关的舞，也就是一对一的拼刀子的舞蹈，直到夹在耳后的石竹花掉落下来，因为刀子捅进其中一个人的身体，把他摆平，从而结束了没有音乐伴奏的舞蹈。另一个人爱莫能助，戴好帽子，把晚年的时光用来讲述那场堂堂正正的决斗。这就是我们南美打手的全部详尽的历史。纽约打手的历史要芜杂卑鄙得多。
北美的打手
纽约黑帮的历史（赫伯特·阿斯伯里1928年出版的一本八开四百页、装帧体面的书里作了披露）像野蛮人的天体演化论那样混乱残忍面庞杂无章，织成这部历史的是：黑人杂居的废弃的啤酒店的地下室；多为破败的三层楼建筑的纽约贫民区；在迷宫般的下水道系统里出没的“沼泽天使”之类的亡命徒帮派；专门收罗十来岁未成年杀手的“拂晓少年”帮；独来独往、横行不法的“城郊恶棍”帮，他们多半是彪形大汉，头戴塞满羊毛的大礼帽，衬衫的长下摆却飘在裤子外面，右手握着一根大棒，腰里插着一把大手枪，叫人看了啼笑皆非；投入战斗时用长棍挑着一头死兔当做旗帜的“死兔帮”；“花花公子”约翰尼·多兰，油头粉面，夹着一根猴头手杖，大拇指套着一个铜家伙，打架时专门剜对手的眼珠；“猫王”彭斯能一口咬下一只活耗子的脑袋；“瞎子”丹尼·莱昂斯，金黄色头发、大眼睛失明的妓院老板，有三个妓女死心塌地为他卖笑；新英格兰七姐妹经营的红灯区一排排堂子，她们把圣诞夜的盈利捐赠慈善事业；饿老鼠和狗乱窜的斗鸡场；呼卢喝雉的赌场；几度丧夫的“红”诺拉，“田鼠”帮的历届头子都宠爱她，带她招摇过市；丹尼·莱昂斯被处决后为他服丧的“鸽子”利齐，结果被争风吃醋的“温柔的”马吉割断了喉管；1863年疯狂一周的骚乱，烧掉了一百所房屋，几乎控制全市；会把人踩死的街头混战；还有“黑鬼”约斯克之类的盗马贼和投毒犯。他们之中鼎鼎大名的英雄是爱德华·德莱尼，又名威廉·德莱尼，又名约瑟夫·马文，一又名约瑟夫·莫里斯，又名蒙克·伊斯曼，是一千二百条汉子的头目。
英雄
那些扑朔迷离的假姓名像累人的假面游戏一样，叫人搞不清楚究竟谁是谁，结果反倒废了他的真姓名——假如我们敢于设想世上真有这类事。千真万确的是，布鲁克林威廉斯堡的户籍登记所里的档案表明他的姓名是爱德华·奥斯特曼，后来改成美国化的伊斯曼。奇怪的是那个作恶多端的坏蛋竟是犹太人。他父亲是一家饭馆的老板，饭馆按照犹太教规调制食品，留着犹太教博士胡子的先生们可以在那家饭馆放心吃按规矩屠宰、放净血水、漂洗三遍的羊肉。1892年，他十九岁，在父亲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兼卖猫狗的鸟店。他探究那些动物的生活习惯，观察它们细小的决定和捉摸不透的天真，这种爱好终身伴随着他。他极盛时期，连纽约民主党总部满脸雀斑的干事们敬他的雪茄都不屑一顾，坐着威尼斯平底船似的豪华汽车去逛最高级的妓院时，又开了一家作为幌子的鸟店——里面养了一百只纯种猫和四百只鸽子——再高的价钱都不出售。他宠爱每一只猫，巡视他的地盘时，往往手里抱一只猫，背后跟着几只。
他的模样像是一座有缺损的石碑。脖子短得像公牛，胸膛宽阔结实，生就两条善于斗殴的长手臂，鼻梁被打断过，脸上伤疤累累，身上的伤疤更多，罗圈腿的步态像是骑师或者水手。他可以不穿衬衫，不穿上衣，但是他大脑袋上总是有一只短尾百灵鸟。他的肩膀给人印象深刻。从体型来说，电影里常规的杀手都是模仿他，而不是模仿那个没有男子汉气概的、松松垮垮的卡庞。据说好莱坞之所以聘请沃尔汉姆是因为他的形象叫观众马上想起那个声名狼藉的蒙克·伊斯曼……他巡视他的亡命徒帝国时肩头栖息着一只蓝色羽毛的鸽子，正如背上停着一只伯劳鸟的公牛。
1894年，纽约市有许多公共舞厅，伊斯曼在其中一家负责维持秩序。传说老板不想雇他，他三下五除二打趴了舞厅原先雇用的两个彪形大汉，显示了他的实力。他一人顶替了两人的位置，无人敢招惹，直到1899年。
他每平息一次骚乱就用刀子在那根吓人的大棒上刻一道。一晚，一个贼亮的秃头喝得酩酊大醉，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棍子就打昏了秃头。“我的棍子正好差一道，就凑成五十整数！”他后来说。
霸据一方
从1899年开始，伊斯曼不仅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成了一个重要选区的把头，向他管辖范围内的妓院、赌场、街头野雉和流氓小偷收取大笔孝敬。竞选委员会和个人经常找他干些害人的勾当。他订有酬劳价目表：撕下一只耳朵十五美元，打断一条腿十九元，用手枪打伤一条腿二十五元，身上捅一刀二十五元，彻底解决一百元。伊斯曼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有时候亲自出马执行委托任务。
由于地盘问题（这是国际法尽量拖延的微妙而伤和气的问题之一），他同另一个黑帮的头目保罗·凯利正面冲突起来。巡逻队的枪战和斗殴确定了地界。一天凌晨，伊斯曼越境，五条大汉扑了上来。他凭猿猴般敏捷的手臂和大棒打翻了三个对手，但是肚子上挨了两颗枪子，对方以为他已经毙命，呼啸而散。伊斯曼用大拇指和食指堵住枪眼，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自己走到医院。他发着高烧，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好几星期，但守口如瓶，没有举报任何人。他出院后，火并已成定局，枪战愈演愈烈，直到1903年8月19日。
里文顿之役
百来个同照片不太相像、逐一从罪犯登记卡上消失的英雄，浸透了酒精和烟草烟雾，头戴彩色帽箍的草帽，或多或少都有花柳病、蛀牙、呼吸道疾患或肾病，像特洛伊或胡宁战争的英雄们一样做不足道或者功勋彪炳，这百来个英雄在纽约高架铁路拱形铁架的影子下面展开了那场不光彩的武装斗争。起因是凯利手下的泼皮向一家赌场老板，蒙克·伊斯曼的同伙，勒索月规钱。一个枪手毙命，紧接而来的是无数手枪参加的对射。下巴刮得很光洁的人借着高大柱于的掩护不声不响地射击，满载手握科尔特左轮枪、迫不及待的援军的出租汽车接连不断地赶到现场，增添了吓人的气氛。那场战斗的主角们是怎么想的呢？首先，（我认为）百来枝手枪震耳欲聋的轰响使他们觉得马上就会送命；其次，（我认为）他们错误地深信，只要开头的一阵枪弹没有把他们撂倒，他们就刀枪不人了。事实是他们借着铁架和夜色的掩护打得不可开交。警方两次干预，两次被他们打退。天际刚露鱼肚白，战斗像是淫秽的勾当或者鬼怪幽灵似的突然销声匿迹。高架铁路的拱形支架下面躺着七个重伤的人、四具尸体和一只死鸽子。
咬牙切齿
蒙克·伊斯曼为之服务的本区政客们一贯公开否认他们的地区有帮派存在，他们解释说那只是一些娱乐性的社团。里文顿肆无忌惮的火并使他们感到惊慌。他们召见了两派的头目，吩咐他们必须和解。凯利知道，为了稳住警方，政客们比所有的科尔特手枪更起作用，当场就表示同意；伊斯曼凭自己一身蛮力，桀骜不驯，希望在枪头上见高低。他拒不从命，政客们不得不威胁他，要送他进监狱。最后，两个作恶多端的头目在一家酒吧里谈判，每人嘴里叼着一枝雪茄，右手按在左轮枪上，身后簇拥着各自的虎视眈眈的打手。他们作出一个十分美国式的决定；举行一场拳击比赛解决争端。凯利是个出色的拳击手。决斗在一个大棚子里举行。出席的观众一百四十人，其中有戴着歪歪扭扭的大礼帽的地痞流氓，也有发型奇形怪状的妇女。拳击持续了两小时，结果双方都打得筋疲力尽。一星期后，枪战又起。蒙克被捕，这次也记不清是第几回了。保护人如释重负地摆脱了他，法官一本正经地判了他十年徒刑。
伊斯曼对抗德国
当蒙克莫名其妙地从辛辛监狱里出来时，他手下一千二百名亡命徒早已树倒猢狲散。他无法把他们重新召集拢来，只得单干。1917年9月8日，他在公共场所闹事。9日，他决定参加另一场捣乱，报名参加了一个步兵团。
我们听说了他从军的一些事迹。我们知道他强烈反对抓俘虏，有一次单用步枪枪托就阻挡了这种不解气的做法。我们知道他从医院里逃出来又回到战场。我们知道他在蒙特福松一役表现突出。我们知道，他事后说纽约波威里街小剧院里的舞蹈比欧洲战争更带劲。
神秘而合乎逻辑的结局
1920年12月25日凌晨，纽约一条繁华街道上发现了蒙克·伊斯曼的尸体。他身中五弹。一只幸免于难的、极普通的猫迷惑不解地在他身边逡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