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匆匆出门上街之前，母亲交代亲戚看好门，维护好房屋。一出门我们就跑，我们都知道，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我们心里都只想马上结束它。我们从一间房屋跑到另一间房屋，尽量缩短在外面的时间，留心观察门厅和黑魆魆的窗户有无任何动静，谛听枪声，以便确定前方是否有机枪手或者狙击手。
没走多久我们遇到了一个妇女，正朝我们跑来。她站在我们面前一动不动，歇斯底里地喊：“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听她的口音应该是哈扎拉人①。
我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母亲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妇女难掩激动情绪，不住地摇头，蒙面长袍上的蓝色兜帽随着抽搐不停地抖动。泪水落到网眼上，形成一颗颗的小珠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几天前，她的房子在战争中被毁，她和女儿别无选择，只有逃亡。她们在一个什叶派清真寺避难，寺里还有大约150名死了丈夫或者遇上战斗的妇女，跟她们一样也是出来逃难的。
她向我们讲述了清真寺被火箭弹击中、着火的全过程。我这才想起，自己曾经在父亲的房子里从远处目睹这幢建筑物被烧毁的过程。清真寺烧得很快，幸存者朝出口狂奔，但是，在浓烟、灰尘和尖叫声中，几十个人要么被踩踏，要么受不了浓烟和烈火而倒下。这个妇女还说，炸弹就落在她和女儿身边，混凝土和屋顶都被炸碎，母女俩被震得双脚离地，其他妇女和孩子吓得惊叫大哭，慌忙四处逃散。火焰上方发出的光芒一下子蹿得老高，一些妇女赶忙拉着自己的孩子往安全地带跑，不料踩在了别的孩子身上。找不到自己孩子的妇女发出的尖叫声震耳欲聋，更增添了几分恐怖气氛。
这个妇女的女儿在墙上发现了一个炸开的洞，于是两人就从洞里爬出来，来到了安全的场所，并躲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她们来到一个游击队的哨卡时，已经是又累又饥渴，于是向游击队员乞求安全放行。妇女说，游击队员指挥官同意给她放行，但她很小心：先是让女儿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自己一个人走到哨卡。等士兵告诉她可以走了，她才让女儿出来。于是，她女儿就出来跟她一起走了。
游击队员等的就是这一刻。他们抓住她女儿，接着，一个指挥官把她拖进一个钢铁集装箱，那是他在野外的办公室。接着就把她按倒在桌子上，当着她母亲的面施暴。在蹂躏的过程中，女孩尖叫着求母亲帮忙，可是她被其他几个士兵拦着，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受欺负。
有些游击队员强奸了女子之后不用承担任何罪责，这才是女性最担心的。在这起强暴事件中，士兵们或许找到了某些借口——那就是被害人是哈扎拉族人。曾经发生过好几个案子，受害的都是哈扎拉女子，要么被强奸，要么被割去乳房。逊尼派伊斯兰教是世界上15亿伊斯兰教徒的主要教派，说到逊尼派伊斯兰教与其他伊斯兰教派的主要区别，就不得不提一个历史性大争议，那就是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真正继承人之争。逊尼派认为，最早的4个伊斯兰教主，也就是精神领袖，才是真正的继承人，而什叶派认为先知的堂弟及女婿阿里 - 本 - 阿比 - 塔利卜才是合法的继承人。这一分歧自伊斯兰教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了，随着历史的进展，这个争议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争议中最激烈、最容易引发血腥暴力的一个。内战时期，哈扎拉人经常遭到屠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他们也成了塔利班屠杀的对象。塔利班把他们视作异教徒，直到今日，许多哈扎拉人依然认为其他民族轻视他们，认为自己低人一等。
等折磨完女孩之后，指挥官掏出枪，活活将她射杀，就像处置令人厌恶的东西一样，然后放走了可怜的母亲。
等这位妇女讲完经过，母亲愤怒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抓起她的手，用另一只手握紧我的手，开始狂奔。我们三个人手牵着手，穿过弹痕累累的街道，越过死尸，绕过被烧毁的汽车，进入一间破碎的屋子。
我们一直跑啊跑，担心会遇到危险，但是我们更担心的却是我们正试图努力要摆脱的。在拐弯的时候，我们终于见到了最大的救星——出租车。
母亲坚持要求哈扎拉妇人来跟我们一起住，但是她婉言拒绝了，说要到城外找亲戚。母亲劝了她一会儿，可那妇人很坚决。后来，出租车司机让我们抓紧走，我们上了车径直往马克洛里安的公寓开去。看到我们回来，哥哥都不知道是高兴得大叫还是大笑。母亲没有跟他的信使回去，他很生气。等他得知我们在路上走，还听说了哈扎拉母女的经历之后，他朝母亲狠狠地瞪了一眼，说怎么可以冒这么大的风险呢？万一那样的不幸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办？但他也不去追究那么多，毕竟我们已经安然无恙地到家了。
母亲开始有些异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呼吸也开始变得困难。她一生饱受过敏之苦，这时越发严重，只要有一点点气味——劣质香水、炒货的气味、风中夹着灰尘,都会引发过敏，影响呼吸，她却试图证明自己很好，还不让我们担心，可我们看得出她的身体日渐衰弱。尽管如此，她依旧为我操心，我学习的时候她给我做饭菜，坚持让我去学习英语，回家的时候她还在楼下等候。
这一年夏尽冬来，我仿佛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开始对阿富汗失去了兴趣。苏联被击退，西方国家似乎很高兴，再没有比得知这个消息更令他们激动了。巴基斯坦和伊朗这两个邻国对接壤的阿富汗发生的一切饶有兴致，好多游击队首领都成了他们的代理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互相残杀。就在游击队员为争权夺利、清算旧账、与邻国做肮脏交易的同时，一股新的力量在阿富汗各地蓬勃崛起，一场运动在阿富汗南部地区的教会学校里兴起，这股新力量被取名为塔利班。这股势力后来不仅震动了阿富汗，也震惊了全世界。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生活是真主赐给我们的一个奇迹。有时，生活既是祝福也是魔咒，有时生活让我们无法应对，但我们仍然要面对，因为人类的承受能力无限。
可是，我们人类并不伟大，唯有真主才配得上“伟大”这个字眼。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就像小小的昆虫。我们遇到的问题有时候虽然看起来很大，难以克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即使我们的生命很长，但和地球漫长的岁月相比也不过只是一瞬。最重要的是我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我们死后能够给那些依旧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留下怎样的遗产。你们的姥姥留给我们一笔巨大的遗产，比她生前所能知道的、所理解的还要多得多。
挚爱你们的妈妈痛失母亲1993年11月我第一次见到未来的老公，是母亲正处于弥留之际。
此前三个月，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到了这时，她几乎不能呼吸，体弱得动都不能动。她住进了医院，但大家都知道她活不了多久。
我听说，离巴达赫尚省我老家所在村庄不远的豪汗区有一个名叫哈米德的男子想向我提亲。我从没见过这个人，也对他一无所知，只听说他是个知识分子，是一名老师。
一天，我正坐在母亲的床边，有几个巴达赫尚人来探望母亲，哈米德就是其中一个。我很尴尬，因为在伊斯兰文化里，除非婚约已经得到同意，不然女的是不允许见那个提亲的男人的。我当时才17岁，甚至都还没有结婚的念头。
来的人总共有10个，虽然我跟哈米德未曾谋面，但我一眼就能认出他来。他年轻，身材瘦削，长着一张英俊、智慧的脸。没有书生气，但表情充满好奇和同情，他是那种一见面就让人倍感亲切的人。
我心里窃喜，因为结婚对象外表迷人。我尽量不直接看他，不然很不好。但是，病房里空间局促，我想不瞥他几眼也难。
母亲正坐在轮椅上，身体虚弱得几乎不能说话，但她仍然坚持要接待来访的客人，这个角色对她而言再自然不过了。看到她病痛缠身的模样我的心都碎了，有一会儿，她让我把她膝盖上的毯子拿掉，推着轮椅带她去晒太阳。哈米德立马站了起来，俯过身，帮着把毯子拿走。他动作很温柔，给母亲重新整理了垫在头下的枕头。他那么细心，动作那么温柔，真叫我吃惊。那一刻，我心想，这个阿富汗男人能做到这么体贴，我将来嫁给他，很可能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温柔。
母亲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因为等探访的人回去了，她抓住我的手，盯着我说：“法齐娅，我的宝贝，我希望你的婚姻幸福。我喜欢这个男人，他对我们来说条件够了。等我病好了，我们就去跟他一起住。”她的眼睛在期待我的反应。我微笑了，点了点头，于是笑容也爬上了她的脸，她苍白湿润的双眼依然透露出刚强和坚毅。我转过身去，竭力不让眼泪掉下来。我是多么希望她能过来跟我和这个和蔼的男人一起住啊！多么希望能够照顾她，就像她曾经照顾过我那样。但时间每过去一秒，她就虚弱一分。
我坚持不离开母亲半步，所以就睡在医院里，第二天我就听说哈米德提出了求婚。按照传统的仪式，他家的一个男性成员要来我们家向我哥哥提亲，但我哥哥当晚恰好也跟我们住在医院。求婚一定要亲自见到本人，所以那一晚的不算。
第二天上午，医院里一名热情的医生说有话要跟我私下里说。她头发灰白，双眼碧绿，想要把前一晚跟我哥哥说的话向我重复一遍。她轻声对我说：“法齐娅，花开花谢，没有哪棵树能例外，这是自然规律，是时候把你母亲送回家了。”我懂她的意思，母亲就快不行了，真的没有希望了。我又是大叫，又是乞求，央求让母亲继续留在医院。他们可以尝试新药，一定还是有希望的，他们总会有办法的……医生抱着我，摇了摇头说，他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把母亲接回家，尽量让她过得舒适。她还是像平常一样不肯休息，一刻也坐不住，依旧在家里忙忙碌碌。有一回，我哥哥故意对她说，如果再不休息，就要捆住她手脚，不让她动。有一次，我躺在她床上，抚摸着她的头发，一如往日，跟她聊我的学校生活。她说自己是多么为我骄傲，还说像她这样的文盲居然有一个受过这么好教育的女儿，她还开玩笑似的提醒我说将来有一天或许我还能成为总统呢。
换成过去，我很喜欢她这么说，尤其是听她说对我的期望和信任，我总会高兴得飘飘然。但是，那一天，这一切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我只觉得眼前有一个巨大的黑洞，一个命运的空洞正向我们逼近，想躲也躲不了。后来我睡着了，凌晨两点钟，听到母亲在喊我。我跑过去一看，她摔倒在卫生间门口。因为不想吵醒别人，她独自一人上卫生间。我半抱半拖地把她弄到客厅的床上去。她在我怀里就像一只小鸟。那一幕深深烙在我脑海里，如今一回想起还刺痛我的神经。曾经是多么坚强与高贵的一个女人，一生中忍受过多少苦难——毒打、死亡、悲剧、丧父丧子之痛，然而，此时此刻她竟然孱弱到连去卫生间的力气都没有。接着我带母亲回卧室，把她放到地铺上。结婚后，她曾经要么跟丈夫共睡一床，要么就睡在厨房的地铺上，现在她有了自己的床。因为身子虚弱的关系，她不方便上上下下，所以将就着睡垫子。我想她心底里还是喜欢睡垫子的，毕竟睡了那么多年，习惯了。
通常睡在垫子上的时候，她喜欢有孙子孙女（也就是我哥哥的孩子）作伴。那一晚，睡在她身旁的是我6个月大的侄女卡塔杨。看到婴儿的小手指抓着母亲的头发，我笑了，我还小的时候也常常这么干。
等母亲完全睡着了，我才爬上她那张床，开始睡觉。后来，我做了个非常奇怪的梦。在梦里，我什么都看不见，只有恐惧和黑暗，我试图跑开，然后就惊醒了。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睡在垫子上的母亲，发现她一动不动。我掀起毯子，只见她呼吸微弱得几乎看不出有生命的迹象。我惊叫着，唤醒了家里的所有人。哥哥本来正准备开始晨祷，听到之后马上跑过来，手里拿着《古兰经》，他本想读几章向母亲做最后的道别，我大声呵斥他停下，因为我不敢相信母亲就要断气了。
我朝其他人大声喊，让他们快叫医生过来。我们隔壁的一间房子里住着一名医生，几分钟后，不知是谁把他叫了过来。医生看了之后说的跟大家见到的情况没什么两样，母亲已经走完了人生的路程。我听到了他说的话，但就是没听进去。“对不起，”他不停地重复说，“对不起。她差不多了。”终于，我明白了医生的意思，顿时感觉自己就像被扔出5层楼高的窗外。灯熄了，星星也不见了，我真想随着它们一同熄灭，我不知道没有了母亲自己该怎么活。
母亲走后40天，我的所有行动都是无意识的，这个打击和创伤几乎让我的身体完全罢工。整整有半年的时间我一直处于精神恍惚之中，不想跟任何人讲话，也不想去任何地方，谁都没办法跟我讲话，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想不想活。没有谁强迫我早点走出阴影，我的家人放任我，让我由着自己的节奏在悲伤中度日。失去母亲，他们当然也悲伤，但他们明白我和母亲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纽带。
母亲在世时，我一直跟她睡一张床，没有她躺在身边我就睡不着，我弯曲着的手指会放在她的头发中。如今，每到夜里我都会醒来，想象着她就在我身边。我哭了又哭，像个婴儿似的哭着要妈妈。
家人见我连续这样哭了6个月，担心我永远不会好转，于是召开家庭会议，发现唯一能助我走出阴影的就是让我重新投入到学习中来。母亲是在秋天走的，如今已经是春天了，新的学期就要开始，哥哥建议我回学校学习英语和计算机课程，曾经坚决反对我上学的哥哥也都认为只有让我重返学校才能帮我摆脱丧母之痛。
母亲生前生病时，我本来要参加高中毕业考试的。当时因为难过至极，没参加考试，现在一回去，老师就安排我考试。如果不考，就会被默认为不及格，我不得不去备考。学习果然有用，我渐渐地重新融入生活。
马上我就要过19岁生日了，我报名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复习课程。我立志学医，将来准备做一名医生。哈米德知道我参加了这门课程，就经常开车过来，停在街头，尽管他没必要这么做。他以为我没看到，其实我认识他的车，也认识车里面的他。我从来没朝他走近，也没有朝他挥手，因为那么做在阿富汗的文化里是不合适的。
这样过了几个星期，他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下课后会走过来和我打个招呼。我们打招呼很正式，从来不讨论涉及个人的事，更不会提彼此的好感。他会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则很礼貌地一一回答，仅此而已。在阿富汗文化里，没有追求、约会一类的习俗，我们连通电话都是不被允许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陆上通信线路也不通，电线在战斗中遭到损坏。因为我们俩都尊重传统文化，所以都是规规矩矩地遵守文化规则的。但是，有这么点时间跟他在一起我已经知足了。即使他只对我说了三个字，也够我回想一个星期，在脑子里反复玩味。哈米德的微笑减轻了我的丧母之痛，我想起了她临终前说的话：“这个男人对我们来说条件可以了，法齐娅宝贝。”这个时候，战争渐渐平息了下来。游击队的不同派系开始互签协议，喀布尔仍旧四分五裂，由不同的派系控制不同的地区，但他们开始谈判，并且起草了一份新的宪法。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战争快结束的标志。街上不再有士兵巡逻，不穿蒙面长袍也安全了。当然，通常我还是用一条围巾裹住头，但我也会穿牛仔裤和一些色彩鲜艳的时尚束腰刺绣长外衣。
街上的气氛明显地缓和了许多。因战争而关门的电影院重新开门迎客，上映最新的印度电影；之前被狙击手占据的公园现在成了孩子们的天堂；喀布尔市中心的街道再次繁荣起来，小贩和顾客们因为觉得安全了，也都回来了，街上又能闻到喷香的烤肉味。喀布尔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我的生活也渐渐回归正常，只是，创伤太深，悲痛依旧还在。我有个漂亮的布娃娃，布娃娃手里拿着个填充狗，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之一，放在小车里。我已经长大了，再玩布娃娃就显得太幼稚，但我需要安全感和安慰，布娃娃刚好能满足我的这两项需要。我能花好几个小时给她梳头，穿漂亮的衣服，痴迷地在她的小车旁摆上一个插得满满的花瓶。
那个时候，哈米德不是唯一一个向我求婚的人，许多游击队军官也来我家向哥哥提出要娶我。幸运的是，我的哥哥们从来不会强迫我嫁给谁。该同意哈米德的求婚了，将其他男人与哈米德比较得越多，我就越想嫁给他。我不想成为士兵的妻子，只想成为有着善良的眼神的知识分子的配偶。
哈米德是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经营着一家小金融公司，做着类似于货币兑换的业务，还在大学里兼职讲授化学。嫁给一名开办了自己的公司的大学讲师远比嫁给一名靠枪吃饭的士兵浪漫。
哈米德的家人好几次来跟我哥哥谈话，提出娶我，但每次都被我哥哥拒绝了。哥哥担心哈米德的家境不如我们家富有，由此我们俩的生活方式也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哈米德依靠薪水维持收支，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兄长们则希望我能延续家族传统，通过与某个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家庭联姻，来扩大我们家的政治圈子。哈米德的家庭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米尔沙卡伊坦诚地跟我讨论了这个话题。他说知道我喜欢这个男人，但是，他反对这桩婚事也是为我好。“法齐娅宝贝，如果他丢了工作你怎么办？你是在一个不用靠月薪维持生计的家庭里长大的。想象一下吧，每月都要付房租、要买柴米油盐酱醋茶，还不知道该从哪里筹到这笔钱，这样的生活压力该有多大？”我哥哥的忧虑并没有令我退缩。我一直也想工作，接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我完全可以有一个美好的职业前景。我们两人可以同时工作，共同养家；可以组成一个团队，一对真正的好搭档。我想要过上一种能够和丈夫共同商量家事的生活。因为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不能告诉哥哥我对哈米德有多喜欢，或者我们俩在大学校园外的谈话内容，这些是万万不允许的。但是，哥哥讲起哈米德的负面情况时我的沉默以及脸上明显流露出的痛苦表情似乎已经道出了一切。
我还试图从姐妹们那里得到支持，以为她们会帮我说服哥哥的，没想到她们也反对我嫁给哈米德。她们也希望我能有个好归宿——在她们眼里，财富和身份才是最重要的。她们跟我讲起参加过的婚礼，在婚礼上，来宾人数成千上万，新娘因戴了珠宝，身份倍增。她们想点燃我对这类婚礼的热情，这样我就会嫁给富有的追求者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些都不值一提。金子有什么用？我想要的是自由。如果活在她们推荐的世界里，我会感到像一只小鸟被困在镀金的笼子里。
在我家，一夫多妻制是正常的，但我不想嫁给这样的家庭。父亲有7个老婆，我的两个哥哥每人也都有两个，所以我看够了女人们因此所受的痛苦和嫉妒。许多来求婚的人都已经有老婆了，我去了只能当个小老婆。我不想去破坏别的女人的幸福，就像我曾经看到父亲后娶的妻子破坏了我母亲的幸福生活一样。在那种婚姻里，我没有独立性，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接受的。这样的日子我过上一个星期就会受不了，甚至会自杀。
母亲走后的第二个冬天到了，这时我已经取得英语学位，并开始做一名英语教师志愿者，教授各个年龄段的妇女英语。看到我的学生们脸上荡漾着光芒我就知道她们听懂了，这事儿真是神奇，我热爱这样的教书生活。
我并没有要求工资，但有一天课程主任给了我2000阿富汗尼，相当于40美元。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工资，我骄傲得几乎要哭了。这笔钱我一直舍不得用，藏在钱包里，有空就拿出来看看。我想永远保留这笔钱。
等到天开始下雪了，我的心情也终于开始好转起来。我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获得了医学院的学籍。我还顺便教教书，有了一定的独立和自由。在我的内心深处，母亲去世的伤口依然没有愈合，但痛苦已经慢慢减轻至可控水平。
战斗越来越零星了，拉巴尼政府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平静。1995年的夏天，政府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希克马蒂亚尔同意放下武器，以换取拉巴尼政府中的总理位置。签订和平协议的动因是南部的塔利班势力越来越强大。
人们对塔利班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是宗教学生，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一所伊斯兰宗教学校里学习。根据很多谣传，这些年轻人身穿白色衣袍，自称“拯救天使”。南部的村民和阿富汗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厌倦了战争，厌倦了无法无天的游击队和懦弱的中央政府。喀布尔的战斗此起彼伏，而其他省份相对平静，那些省份的人们总觉得被冷漠淡忘了。极端的贫穷在政局动荡之下加剧了，人们因此更加迫切地希望有个正义的政府帮助他们脱离贫穷。
于是，那些自称天使的人们乘着皮卡，来到了村子里，从社区层面着手，恢复秩序，重构安全。他们就像自发治安会会员，但是，对那些担心遭到洗劫而不敢开店门营业的人或者不敢送孩子上学的人来说，这些治安会成员确实有助于个别社区的治安，这就足以培养他们对这群人的信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刚刚签署的游击队和平协议竟然让拉巴尼政府有效地运转，这还是头一次。内战就这样结束了，游击队政府内的各股势力终于能够和平共享政权，在国家治理上也有了一定的成绩。只不过，像这样值得肯定的地方太少了，也来得太迟了，没法安抚一群绝望的人们。平静已经降临，但是在阿富汗，它就像蝴蝶的生命一般脆弱短暂。阿富汗人民已经开始寻找新的英雄，新的崇拜对象。于是，塔利班顺势而起。
亲爱的妈妈：
我依然在等待，希望你能回来。直到现在，一想到你已经离开我们，不在人世了，我就会哽咽。我现在成了一名政治家，但有时我只不过是个傻女孩，会犯错误的女孩。犯错的时候，我就会想，你就在那里训斥我，纠正我。如果回家比平时晚了，我依然希望你穿着蒙面长袍，站在院子里等候。
待我到达前门，我希望你还能推着我的后背进屋。我依然希望还能蜷成一团，躺在你身边睡觉，就像在你生命的最后一天还躺在你身边一样。我多么想躺在你身旁，手指埋入你的头发，听着你讲述自己的故事，讲你的起起落落、你遭受的痛苦、你的耐心、你对生活的期待。
妈妈，你的故事教会了我怎样去生活。
你的故事告诉我，作为一名女性我应该学会承受苦难，学会有耐心。我记得，还小的时候，会有不开心的时候———哥哥们反对我去上学的时候我不开心，上课注意力不能集中时我不开心，看到同学的父亲开着新车来学校接他我也不开心，我的朋友努里雅讲起她父亲的时候我也不开心。每每这个时候我就想起自己的父亲，心里无比悲伤。
当我听说你才16岁就嫁给了父亲时我怎么还能不坚强？当我听到你说父亲一个接一个地纳妾，你尽管心里很痛苦，但还是和父亲以及其他妻子共同生活，为的是你自己的孩子有个好未来的时候，我怎么还能软弱呢？
对你来说，我父亲理应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这也是为什么你总是任劳任怨地为他的客人准备最好的食物，为什么你总是将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也是为什么你待父亲的其他妻子好，以便她们不互相嫉妒，不给他添麻烦。
我还记得，父亲不在身边时，你曾经不遗余力地用你的智慧解决大家的问题；父亲去世之后，你意识到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必须上学，以及与你同住的重要性，因为这样你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才会及时引导他们。你很注重把我的兄长们培养成品行优良，能够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才。为了让他们读书，上大学，你自己默默地承受痛苦，忍饥挨饿。
每每想到这些，我惊讶地发现，尽管经历了这么多苦难，承担了那么大的责任，你依然笑对人生。你总是笑对人生。我也希望能够像你一样笑对人生中的各种磨难。
妈妈，我就是听着你的这些故事长大的。
有意思的是，我越长大越喜欢听这些故事。我躺在床上，一想起这些故事就会感到很平静、很安全，或许我就是想逃避身边的战争吧。
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你讲完故事后把注意力全部投向我，预言我将来会成为重要人物。
你曾经说过，父亲在我出生后不久曾预言我长大后会成为像你一样的女人：美丽、聪明、英明、热情。虽然这些都是很普通的话，却成了鼓励我争取更美好生活的强大动力。
当我问你我会成为什么人时，你笑着回答说：“法齐娅，你或许会成为一名老师，或许会是一名医生。将来会有你自己的诊所，给来自各省的病人免费看病。你会成为一名善良的好医生。”我则笑着说：“不，妈妈，我要当总统。”我这么说是因为曾经听到你跟邻居说：“我的女儿在学校很用功，我敢肯定她将来能够当一名总统。”
你的这些故事总是让我受益匪浅。
无论跟谁在一起都比不上跟你在一起时那么平静与安全。妈妈，从你那里我学会了什么是自我牺牲。从你那里我明白了，单靠文化知识是不能够抚养孩子成长的，更重要的是聪明、耐心、规划和自我牺牲。你就是阿富汗女性的榜样———你饿着肚子步行好几公里为的就是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上学。
从你那里我还明白了，即使是个“可怜的女孩”，只要她有积极正确的态度，也是能够改变一切的。
妈妈，你是一名勇敢的阿富汗女性。我很庆幸，你看不到这几年来在阿富汗发生的恐怖事件———现在是塔利班的天下。
你的女儿法齐娅
一个平凡的星期四
1996年
我永远忘不了塔利班进入喀布尔的那一天。那是九月的一个星期四，我刚从学校回来，待在家里学习。我的姐姐沙阿简想去买面包，我也想买双新鞋，于是我们俩下午就到集市逛街购物。
我穿上了最喜欢的短袍，还戴了彩色鲜艳的头巾。姐姐给我讲了个笑话，逗得我咯咯发笑。一个店家朝我们笑着说道：“你们女孩子明天起就不能穿成这样到集市来了。塔利班就要来了，今天是你们在集市上开心购物的最后一天，所以抓住机会尽情玩吧。”他一边说一边笑，碧绿的眼睛周围起了皱纹。我只当他是开玩笑，尽管如此，他的话还是让我很生气。我严厉地瞪了他一眼，告诉他，还是带着这个愿望进坟墓吧，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对塔利班并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他们是宗教学生，曾经发起了一场政治运动，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代表谁的利益。在抵御苏联入侵的岁月里，阿富汗游击队吸纳了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巴基斯坦人以及车臣战士。美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国资助他们，为的就是抗击苏联军队。这些国家之所以帮助我们是因为他们都有既得利益和政治目的。起初，这些外来的游击队士兵很受欢迎，但他们在加盟的同时也带来了宗教激进主义思想，也就是瓦哈比派教义，令当时的阿富汗耳目一新。瓦哈比派起源于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伊斯兰教中特别保守的一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带，伊斯兰宗教学校促进了瓦哈比教义向阿富汗年轻人的传播。这些人中有许多还是小孩，还有许多人是饱受战争创伤的脆弱难民。
在那些日子里，关于这些人的谣言满天飞。一些喀布尔人把塔利班奉为天使，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是换了一副面孔的共产主义分子。不管他们是谁，我不相信他们或者别的什么力量已经将游击队击垮。要知道，游击队曾经打败了苏联红军，就凭几个学生怎么可能将他们击垮？说塔利班第二天就要接管我站着的这家商店，简直太荒唐。
我开始认为塔利班和游击队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小时候，我非常害怕游击队员。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大学生，却开始对塔利班心存恐惧。在我看来，他们都不过是拿着枪的士兵，只知道打仗，不知道坐下来谈判的武夫。我讨厌他们。
那天晚上，我们从英国广播电台里听到惊天大消息。我们整整听了一个晚上，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据英国广播电台报导，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的军队已经从喀布尔撤出，退至潘杰希尔峡谷根据地。我仍旧不能接受这是败退，因为马苏德惯用撤退战略。我天真地以为他在第二天早餐之前一定打回来，恢复和平，支持政府。大多数喀布尔人也跟我想的差不多。
这时，我家前门突然打开，高级警官米尔沙卡伊哥哥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他慌慌张张地说，时间不多了，还让嫂子马上收拾行李。原来，他跟许多政府官员一样，准备马上逃往潘杰希尔峡谷马苏德的根据地去。
我对未来形势还有许多疑团待解，于是就跟他争辩。嫂子哭了起来，哥哥让我们安静，接着便道出了真相。
米尔沙卡伊有两个妻子，一个留在喀布尔的公寓里陪我，另一个当晚就前往巴基斯坦。他在拉合尔市已经买好了一幢房子。
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们几乎不相信是真的。哥哥刚出门，姐姐就倒了一脸盆水。这是我们的文化习俗：如果水朝着出门的人走，那么他很快就会回来。
米尔沙卡伊走了之后，我们几个女人围着收音机仔细听。最新的报道称拉巴尼总统和他的部长们也逃亡了，他们先是乘飞机前往潘杰希尔，然后回到拉巴尼的故乡巴达赫尚省。接着又有报道说，前总统纳吉布拉遇害了，他曾经被视为苏联政府的傀儡和共产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纳吉布拉本来已经得到联合国的庇护，但是，随着游击队政府的垮台，马苏德曾经前去会见他，提出要带他回到潘杰希尔峡谷。纳吉布拉不再信任游击队，也不相信塔利班，甚至担心会遭到游击队设圈套陷害。或许在他那样的位置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关键时刻不相信马苏德是他犯的致命的错误。马苏德撤退几个小时之后，纳吉布拉就遇害了。
当晚8点左右，喷气式飞机在我们头顶飞来飞去。家里人揶揄我说：“即使外面战火纷飞，法齐娅也能埋头看书。”我并不是很喜欢拉巴尼政府，但至少它是个政府，其制度体系也还算完备。可是现在，像我哥哥这样的高级官员也弃岗逃跑，看到这些领导人这么轻易放弃，我真的难掩内心的愤怒。
那一晚我们几乎没睡，守着收音机，密切关注国家的形势。第二天早上6点钟，我朝窗外看去，看见所有人都戴上了白色祈祷帽。于是，我赶紧拉上窗帘，回到书房，真想把这样的世界挡在外面。喀布尔的这种景象让我无法理解。
接着，谣言又开始满天飞。那天是星期五，正是祷告日。报导说塔利班强迫人们去清真寺，不去就要挨打。到了这一刻，我们终于明白了，他们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拯救天使。那他们是谁呢？他们是我们阿富汗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很显然，他们是一股奇怪的势力，不受阿富汗控制。他们做事那么极端，也不可能受阿富汗控制。
我们了解到，纳吉布拉被塔利班从避难的联合国大厦里强行逼出来。他们对联合国大院进行地毯式搜索，拖出纳吉布拉，直接处死。他们把他和他的弟弟的尸体挂到繁忙的大街上示众，整整挂了三天，直到尸体开始变黄、发肿。人们开车经过，不敢作声，更没有人胆敢把尸体取下。
接着，他们洗劫了博物馆，毁坏成千上万的阿富汗历史文物——年代久远的佛教塑像、昆旦装饰品、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饮食器具、早期伊斯兰教国王时期的文物。这帮人是在以真主的名义破坏我们的历史。
当他们炸毁巴米扬立佛的时候，才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注意。这些古代石塑被公认为世界的一大奇迹，于公元6世纪在偏僻的巴米扬地区建造。当时阿富汗处于贵霜帝国统治时期，几个皇帝大力支持艺术发展，那个时期伊斯兰教还没传入阿富汗。这些大佛不仅是阿富汗文化史上重要的作品，也是我们宗教多样化的最好见证，同时也能反映哈扎拉民族在巴米扬地区的生活面貌。这么多年来，这些佛像不知吸引了多少全球各地和阿富汗的游客，也因此促成了旅游业的发展。这本来是一个贫穷的省份，多亏了旅游业，当地人民才有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全世界各国电视台播放的恐怖悲惨画面上，观众可以看到塔利班用火箭和重型火炮炸毁塑像，直到这些巨大的历史遗迹灰飞烟灭。
接着，塔利班开始摧毁人民的思想。他们烧掉学校和大学教学楼，烧毁书本，封了文献资料。我刚刚开始学习心爱的医学课程，那个周末我本该参加考试的，还精心准备过。但后来得到消息说不用去了，因为医学院已经关门大吉。女性已经不允许在大学里学习医学，更别提当医生了。
顷刻之间，喀布尔人习以为常的生活都不见了。即使是在以前的战争期间，小型娱乐活动，比如在集市上邀几个朋友喝喝茶、听听音乐或者收音机，或者更大一些的活动，比如婚礼，都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这些活动一夜之间消失了。和世界上大多数文化相同，在我们的文化里，婚礼要邀请整个家族和所有朋友参加。传统的阿富汗婚礼场面宏大，人数从五百到五千的都有。开一家婚礼大厅或酒店相当赚钱，最上档次的可以开出很高的价钱，预先支付两三万美元作为整个婚礼的费用是很平常的事。
塔利班执政的第一个周末就禁止在任何公开场合举办婚礼，成百上千的新人们只好取消了婚礼。这不仅意味着他们不能庆祝大喜的日子，而且他们的家庭还要损失一大笔定金。对一个女孩来说，那梦寐以求的婚礼就这样化为泡影。战争本来就使得经济陷入瘫痪，让百姓处于苦苦挣扎的境地，现在又这么一折腾，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塔利班还下令人们只准在家里举行婚礼，不准邀请客人，不准播放音乐，不准有娱乐活动。原本打算纪念结婚周年的夫妻看来只能纪念塔利班的严厉统治了，对夫妻们来说，他们期盼的不是结婚日，而是要留下一点儿能够让他们老了还能铭记的聚会。
当然，很多人试图挑战禁令。有些高傲的父亲不想让这股新势力搅和如此隆重的好日子，坚持让婚礼照常进行。一些酒店老板也无视新规，照常营业。塔利班士兵裹着头巾，开着卡车，扛着枪，拿着鞭子，到处转悠。一听到婚礼音乐，马上冲进会场，将其洗劫一空。所谓的拯救天使就这样成了暴力先锋。他们闯入婚礼大厅，大声咆哮，砸烂扩音器，拿出摄像机里的带子，将胶片撕得粉碎。他们还将人打晕，当着新娘的面打新郎，将年迈的老人打倒在地，看得客人们心惊胆战。我时不时听到类似的事，但仍然不相信是真的。看来我是在自欺欺人。
第二天，我的姐姐像往常一样穿着蒙面长袍到市场去买菜，回来之后她泪流满面。原来，她看到塔利班分子将所有没穿蒙面长袍，只戴头巾的妇女毒打了一顿。我听了大为震惊，因为我就是像她们那样穿的。
姐姐一边啜泣一边对我说，她看到一对夫妻推着自行车在街上走，车上装满了购物袋。妻子的穿着不是现代牛仔裤，也不是裙子，而是传统服饰夏尔瓦克米兹，头上还戴了一条大头巾。两人边走边聊的时候，塔利班分子突然走了过来，从背后袭击那女人。三个塔利班分子用鞭子拼命地在她脑袋周围抽打，很快她就被打得匍匐在地。当三人开始打她丈夫时，他竟然否认刚才那女人是他妻子。为了自保，那男人竟然当场休妻。
一个阿富汗男人竟然这么容易就离弃自己的妻子，真是叫人不可思议。在阿富汗传统文化中，男人为了保护妻子和家人可以奋战到死，但是，在塔利班的恐怖压力和邪恶行径下，阿富汗的许多男人变质了。一些曾经品行良好的丈夫开始动摇了，因为恐惧或者从众心理，竟然接受了这种扭曲的意识形态。
接下来的那一个星期我哪里都没去。电视被禁了，国家广播电台也被塔利班接管，被用作政治宣传。即使那些又老又丑，不化妆的，游击队员喜欢的女主持人，也统统被替换掉了。一名广受欢迎的男主播在一次节目中因为对塔利班指挥官之死用错了一个词，被挑了脚筋，关在集装箱里三天，没吃没喝。当时，他因为紧张，本该用“悲惨的”来描述指挥官之死，却用了“快乐的”——试想一下，好几个士兵拿着鞭子站在你身后监视着你直播，你能不紧张吗？谁没有紧张的时候呢？所谓的新闻其实就是政治宣传，我听都不要听。真希望有真实新闻，能够将我与外界联系起来。没了真新闻我仿佛就在坐牢，然而，邻里之间互相传递的秘密新闻却是无法禁绝的，而从这种途径听到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恐怖。
喀布尔之外的战争仍未平息，位于潘杰希尔基地与喀布尔城之间的舒马里平原现在成了战争最前线。大多数人仍然以为马苏德的部队能够杀回来，人们不大相信塔利班的势力能够维持长久。我唯一能够和其他女孩子闲聊的地方是公寓里的公用阳台，那个时候我正在打扫卫生，可以和她们搭讪。从阳台上看下去，我还能看到其他公寓里的女孩子。年轻漂亮的女孩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不能呼吸新鲜空气，不能感受阳光的温暖，因为一听到塔利班分子的声音，她们立马溜进屋子，一刻也不敢多留。
在这种情况下，我多么希望能与母亲取得联系啊！我是那么想念她！但也庆幸她不用目睹国家之殇。我很想给她上坟，可又不想穿蒙面长袍。其实我连真正属于自己的蒙面长袍都没有，只好向姐姐借一件阿拉伯风格的遮蔽面纱。这种面纱看起来就像一顶大帽子，也能遮住脸，穿上它应该安全了。街上冷冷清清，空气中弥漫着恐怖气息，几乎要置人于死地。
就连男人也没几个敢外出，更别说女人了。敢出去的是穿蓝色羽毛球状蒙面长袍的妇女。如今，这种蓝色衣服成了阿富汗妇女的制服。她们只能默默地小心翼翼地在街上走，想购物也得尽快，以便尽快安全回家。人们不敢彼此交谈，店主把袋子交给顾客，也不说话；妇女们接过袋子，头也不敢抬，目光都不敢跟店主接触。塔利班的皮卡时不时开过来，车上的喇叭广播着宗教教条，车里面的人险恶地朝外面看，寻找新的下手目标。我以为看遍了所有形式的恐怖，但这样的恐怖还是第一次，它令我的内心感到冰冷、绝望，还有一丝愤懑。是的，我心中堆积了愤懑。在那之后，我足足有两个月不敢离家半步。
自从第一批塔利班分子控制喀布尔以来，我们都没有收到米尔沙卡伊哥哥的任何消息。许多前游击队员和政府官员也都像他一样携着家眷逃亡。舒马里平原和潘杰希尔峡谷，这两个地处喀布尔北部省份的地方，现在成了激烈的战场，但仍然处于马苏德的控制之下。逃亡的不只是马苏德的部下，其他人，包括大学教授、医生，也都跟着逃亡了。他们带上能够带的——几件衣服、珠宝、食品，装上车，离开城里，留下了曾经辛辛苦苦挣得的一切。他们几个星期前或许还在庆祝自己运气好，房子没有遭受战火损毁，现在却将大门一锁，再也不愿回头看。
并非所有人都能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们听说有好些汽车遭到洗劫，本来就不多的家产被夺走，妇女项上的金项链被扯走，耳环也被摘下。那帮人就是一群趁火打劫的罪犯。当逃亡的人们来到边境线，以为国界的另一侧相对安全些的时候，许多人却被杀害了，他们的车子要么被火箭弹击中，要么被流弹炸毁。
我不知祈祷了多少次，希望马苏德打回来。每一晚，我入睡时都在心里暗暗祈祷他早日把前线推到市中心。真希望，一觉醒来就能发现塔利班和扭曲的思想消失得无影无踪。
后来我们终于收到了哥哥的来信，说他正躲在喀布尔北部的伯尔万省。伯尔万是个风景优美之地，一条河流贯穿而过，峡谷两岸绿郁葱葱，一到夏天就成了野炊的胜地。传统的阿富汗野炊是个非常好玩的项目——煮鸡蛋、制果汁、从果树上采摘新鲜的丰满的桑葚。
哥哥想把妻子和孩子接回去，于是我决定跟他们一起去。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不想穿裹头蒙面长袍，于是我就穿一件遮蔽面纱来代替，确保头部完全遮住了才敢上路。为了把自己掩盖得更安全，我还戴了一副眼镜。即使头部裹得如此严密，我还是担心有人会认出我是警官的妹妹。
虽然伯尔万就挨着喀布尔，走直线才一个小时的车程，但是，由于太靠近游击队和塔利班交火的前线，所以车不能开得太近。我们不想冒着被火箭弹击中的危险，所以先朝南走，从萨罗比前往塔哈布，接着又前往卡皮萨省的尼吉拉，在颠簸的路上几乎开了整整一天。这跟我们的目的地恰好反方向，走直接路线太危险，所以我们只好在兜圈子，来来回回，转来转去。逃亡的人们发现了许多田间的新路，迂回曲折，让人摸不着方向，有些路不知道通往何处，另一些则通向其他环路。走这样的路太可怕了。12个小时的行车过程中，我就怕遇上地雷、遭到抢劫、被炮火击中。我们不敢停下来休息，也不敢下来喝水。
我又一次觉得自己正在驶离梦想。每次刚要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总会横生变故。这哪里还是生活？总是在路上，总是在逃命，绷紧了神经过日子，生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我与哈米德也越走越远，我都没能告诉他要出门。大学关门前，他曾过来跟我打招呼，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记得当时我是注视着他的后脑勺看他上车的，风吹起了他如丝般的头发，微微卷了起来。我没跟他说上几句话，但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对他的那份爱。既然现在我跟家人在逃亡路上，我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他。
战争已经正式告一段落，世界也开始照常前进。冷战结束了，强大的苏联解体了。阿富汗对苏联的战争也不再与西方国家有关系，晚间国际新闻也不再有这方面的消息。我们的内战结束了，全世界也都认为塔利班现在是我们的政府。阿富汗发生的事成了明日黄花。新闻媒体的头条头版已经被其他悲剧事件所取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悲剧走到了尽头，在很多方面这其实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几年里，世界忘了我们，而这几年恰恰也是阿富汗最凄凉的时期，是最需要帮助的阶段。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如果说战争年代我们生活在黑暗里，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完完全全地把我们投到地狱的深渊。这样的人间地狱是一群自称为真主和伊斯兰教徒的人所创造的。但是，根据我以及千千万万的其他阿富汗人的生活经验判断，这些人一点儿都不像伊斯兰教徒。我们的信念中有和平、宽容和慈爱，与全人类的权利和价值相符合。
我希望你们明白，作为妇女，真正的伊斯兰教会赋予你们政治和社会权利。它给你尊严，赋予你们自由受教育的权利，让你们有权追逐梦想，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它还要你举止端庄、态度谦卑、待人友善。我认为在这俗世，伊斯兰教义能够引导一个人走上正途，过着正当的生活。我为自己是个穆斯林而自豪。我把你们俩抚养成人，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正派、坚强的穆斯林妇女。
这些自称塔利班的人，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他们的伊斯兰教义对我而言完全陌生，他们关于伊斯兰教的许多观点来自不同文化，但大多数来自阿拉伯国家。这帮人开着卡车，扛着枪，向阿富汗人民承诺会保护街道安全、恢复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局部和谐。刚开始，许多人都相信他们，但很快这种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变成了恐惧和厌恶，对阿富汗的妇女和女孩子们来说尤其如此。
好在那个时候你们不是年轻女子。你们真的非常幸运。
挚爱你们的母亲
冒着生命危险的求婚
1996年
在伯尔万，我们住在哥哥的司机家。尽管他家并不富裕，但还是把我们安排到一间附属楼内。他们不让我们亲自下厨，而是把所有饭菜烧好，让我们吃现成的。我们受到贵宾礼遇，根本不像是不受欢迎的负担。
喀布尔的形势继续恶化，于是姐姐和姐夫也逃难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姐夫是名警官，所以也有被塔利班抓获的危险）。后来我们决定让他们俩继续往北走，到一个叫普勒胡姆里的地方找栋房子，然后我们大家再过去与他们会合。伯尔万虽然眼下还算安全，但是距离喀布尔太近，安宁的日子不会很长。在北方，没有人强迫你穿蒙面长袍，对我来说，有这么个重要的理由就够了。
我的姐姐和姐夫到了普勒胡姆里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但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而塔利班在伯尔万节节胜利，步步逼近我们的住处。有一晚，我正在熟睡，米尔沙卡伊把我摇醒，大声说我们得马上上车。当时，游击队员封锁了萨朗关口。这是世界第二高关口。当年苏联人在山中央炸了个长达五公里的隧道，建成了这个关口，堪称工程史上的奇迹。这是一条单行道，也是通往阿富汗北部的大门，只有在干旱季节才能通行。
游击队担心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北部会招致更多的不安全因素，也怕人群里混杂着塔利班分子，所以他们封锁关口的决定虽然残忍，但也是出于军事策略需要。可这么一来，两边的人都无法走动，也意味着我们无法跟普勒胡姆里的家人会合。
哥哥从北方盟军指挥官那里弄来了一张通行证，这样我们就可以开两辆车经过关口：一辆载着我们，另一辆给随行警卫人员。我们一行人中有个妇女没有蒙面长袍，也没有遮蔽面纱，我就把自己的面纱给了她，自己只围了一条红色的围巾。战场就在附近，万一塔利班发现了我，我就会被打得半死。
随行的警卫汽车也是红色的，是一辆海拉克斯牌汽车。这样的颜色很有讽刺意味，我禁不住笑了。我真不知道还能怎样把我们变得更显眼，尤其是我自己。从家里出来，我们径直开向街道。到处都是逃亡的人们。有一辆大车朝我们开过来，车上塞满了人，个个面带惊恐的神色，有三四个人挂在车窗外，还有好多人直接躺在车顶。这辆车活像一个蜂窝。
车子开出村子，上了大路，融入了逃亡大车队。成千上万的人都因即将到来的塔利班而逃命。车子上全是人们的衣服、厨房用品、毯子和家禽，有什么都带什么了。汽车的边上也都挂满了人，能挂的都挂满了。
我看到一辆出租车上挂着一名男子。从外表判断，他是乌兹别克族人，圆圆的脸，杏仁形的双眼。他很像个游击队员，他的一条腿上鲜血直流，接着他跳下车，显然是抓不住出租车了。然后他朝我们的车子走来，手里还拿着一把枪，他挥了挥枪，命令我们停车，但是司机没理他。于是他就瞄准轮胎开了一枪。轮胎马上就爆了，车子来了个急转弯，几乎要撞上这个男子。我坐在车子前部，担心他过来拽我下车，可是司机很冷静，依然开着车前进。那男子朝后面的车子拼命地射击，我不敢回头看他是否杀害了某些无辜的家庭。
人们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命，只想出城。时值初冬，去往萨朗关口的路上，寒气逼人。因为纬度高，呼吸困难，车内的寒气把我们的脚指头手指头冻得生疼。关口已经封闭，没有通行证的家庭要么待在冰冷刺骨的山头，要么开车回去直接进入塔利班前线。即使有通行证，穿过关口也要好几个小时。指挥官不想让关口另一侧的战士看到有大批难民涌入，不然就等于在说他们已经败退，所以每次他们只放行一部分车辆，尽量让一切看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
在车队里，我嫂子看到了她的表妹。她刚刚结婚，和丈夫以及一个星期大的婴儿坐在车子里，神情恐慌，原来他们没有通行证。在那么寒冷的天气里，如果走不了，婴儿必死无疑。因此，我们决定把警卫车先留下，让他们的车顶替。我们所有的家当都在警卫车里：行李包、钱、珠宝，把守关口的人说警卫车过会儿就放行。
安全通过关口后，我们沿一条环山公路上山，车子在悬崖峭壁上颤悠地爬行。通常我对这么高的破旧山路很害怕，但那天却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终于成功摆脱了塔利班分子。
嫂子终于成功找到一栋房子，房间不多，而且已经住了60号人。他们都是我哥哥的部下，以前都是警察，现在没别的地方可去。这也是为什么阿富汗有那么多非法武装力量的原因。一旦政权倾覆，他们就没得选择，只好跟从老领导，组成一支武装力量。但是，我哥哥并不想让我们被一大群男人包围，所以就遣散他们回家。
午夜时分，警卫车辆已经通过关口，将我们的所有家当运达。等行李包一被扛进屋，我就上前一把拿了过来，心想，里面的珠宝一定不见了。这帮来保障我们安全的人已把它们全部掳走，他们是当地另一名指挥官的部下，派他们来护送我们过关已经是给我哥哥面子了，所以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嫂子把行李包搜了个底朝天，就是找不到珠宝。她几乎要哭了，而且有点歇斯底里，接着她搜出一条手绢，大声擤鼻涕。我禁不住笑了，她也跟着笑了出来，除了笑我们还能怎么样呢？只有手绢跟她打包时差不多。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总算安全了。
家国之殇再次让我的生活失去了控制，我当医生的梦想也随之破灭。塔利班已经全面禁止妇女上学，即使喀布尔足够安全（但事实上显然不安全），我回校念书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我整天待在普勒胡姆里，烧菜做饭，打扫卫生，在花园里喝茶。这是我母亲和姐姐们忍受过的生活，也是我努力摆脱的生活，我的心情变得十分沮丧。白天慢慢变为黄昏，进入漫漫长夜，接着又是慵懒的早晨。我只想闭上眼睛，挡住黎明的阳光。
这个时候，许多男学生、教师和教授都已经逃亡到国外，所以上大学也已经失去了意义。塔利班的统治已经将喀布尔从一个饱受战乱的城市变为一座死城。说实话，我也说不准两者孰优孰劣。
人们稍有不端的行为就要被拘禁或毒打。塔利班挨家挨户搜查，要求居民交出武器，他们不相信喀布尔会有人不藏武器，根本不会把“没有”当作回答。如果谁不交出武器，或者真的没有武器可交，就会被拘捕，关进监狱。有些家庭只好出去买武器，交给塔利班，为的是让他们释放被关押的亲人。
最恐怖的要属被带到“恶习与美德部”，一提起这部门的名字就足以让最勇敢的人心石化。一幢白色的水泥别墅，坐落在一个叫做舍尔诺（新城）的地方，外带一个花园，里面长着茂盛的葡萄树和芳香四溢的玫瑰花。被指控犯有亵渎宗教罪的或道德罪的所谓犯人都被带到这里来审判。胡子不够长的男人、没穿蒙面长袍的妇女统统被抓来，被塔利班分子用钢丝绳抽打脚底心，屋外的塔利班分子气定神闲地坐在玫瑰花丛中呷着茶、讲着笑话。在这里，受到惊吓的喀布尔妇女被指控不道德，接受从阿富汗南部保守的乡村来的毛拉①的审判。喀布尔与这些乡村一直以来在文化和社会习惯上简直是两个世界。几个月前，以穿着最时尚的服饰拿着书本上大学为荣的女性现在却遭到不洗澡不识字的文盲的审判。
奥林匹克运动馆，一座大型圆顶建筑，曾经回荡着板球和足球观众的掌声，如今却成了一种新运动的场所——公开行刑。在这里，通奸犯和小偷被石头打砸，要么就是当着欢呼的人群被砍去双手。这种种残忍的场面让人不禁联想到古罗马竞技场。犯人被装进皮卡带到场馆中心，拖下车，绕着馆子走一圈，供人群娱乐。接着他们不是被子弹打爆脑袋就是被活埋至半身腰，然后被人活活用石头砸死。无论是审判的人还是第一个扔石头的人，他们是从来不管场馆内的贼犯的是什么罪的。对他们来说，那贼偷了一块面包给饥饿的孩子吃或者那所谓的通奸犯实际上是被人强奸的受害者等事实，统统与他们无关。
如此种种表面上看都是以真主的名义执行的，但是，我绝对不相信这是真主的旨意。我敢说，即使真主见了也会掩面而泣。
大量的塔利班支持者涌入喀布尔。超级保守的阿富汗南部家庭搬家到喀布尔，从那些准备逃跑的人手中以超低价购得房子。维齐尔阿克巴卡恩小区曾经是阿富汗最漂亮最令人羡慕的小区，里面的房子全部由现代设计师亲自打造，带有美丽的花园和宽大的游泳池，如今成了众所周知的“客人街”。与塔利班领袖有关系而又受宠的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士兵抢占了这里的房子。如果房子空着，他们就直接搬进去，据为己有；如果还有人住着，他们就拿枪将房东赶出去，让“客人”住进来。
至今还有许多家庭没能收回在这段时期内被侵占的财产。2001年塔利班被美国和北方盟军击败之后，许多在欧洲和美洲的阿富汗难民重回祖国家乡，想取回被夺走的财产。但是，由于没有证件证明，加上战后混乱，政府腐败，他们发现想要回财产无比艰难。我就亲自遇到许多来找我帮助追溯财产所有权的人们，结果都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的。过去几年里，阿富汗兴起了建房热潮。这些建筑往往破坏了当年那些典雅美丽的别墅，就连别墅内的果树和葡萄藤也遭了殃，真是叫人痛心。别墅推倒之后，在上面建起了所谓的“罂粟之宫”。这种建筑具有巴基斯坦和伊朗风格，装饰华丽，安装了烟灰色玻璃和奇形怪状图纹的瓦片，样子丑陋，一点儿都没有阿富汗文化的内涵，纯粹凸显了战后的暴发户心态，而修房子的钱往往来自腐败或者海洛因交易收入。
如今，各色各样的“客人”入住维齐尔阿克巴卡恩小区，这些房子在战火中幸免于难，也没有被开发商拆掉，还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看起来跟当初刚建成时几乎一样时髦。住在里面的是国外援建工人和国际新闻机构的记者，比如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法国24频道等。生活、工作在这么个经常发生自杀式爆炸的首都城市让他们深感不安，这点可以从他们住的这个小区设置的防护装置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绿色区域”，街道围上了水泥栅栏，设置了哨卡，目的就是将自杀式爆炸挡在门外。没有身份证或者相关的通行证非但人不能进去，车子也不能开进。这一措施经常引发交通堵塞，成了喀布尔居民愤怒的由头，也常常令居民们倍感沮丧，他们认为这都要怪这些外国人。
英国大使馆接管了一整条街上的房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基地，他们将街道两头的入口堵死。过去，这条街喧闹繁华，孩子们还可以上街玩球，如今却成了一座堡垒，禁止大多数的阿富汗人入内，除非他们到那里真的是有事情要办。
在普勒胡姆里，我们不知等待了多久，只希望战事快点结束，我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能早日回到喀布尔。战争前线和塔利班或者马苏德的地盘老是在变化，但很明显的是塔利班的地盘越来越多，一步步将马苏德逼回去。
不知道哈米德是依然住在喀布尔还是也和家人一起在外逃亡，我一直在想他，但也明白兄长仍然反对我们的婚姻。一天，我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远方的高山上下雪。我正渴望回到喀布尔去，还在想不知道那里是怎样的天气，突然，哈米德的姐姐，她的孩子还有哈米德的一个叔叔出现在我家门前。
原来，哈米德去找过我们，发现窗帘拉上了，没有人在，就到处打听，得知我们已经走了。他认为我们还是走了好，因为如果我待在游击队控制的领地上，到处都是各种军队和指挥官，遭到强奸的可能性也很大。哈米德知道，我哥哥要保护自己的两个妻子就已经够他忙的了，现在还要担心我的安危，所以他就想，在这种情况下，我哥哥或许会对我们的婚事网开一面。
所以哈米德派了姐姐来提亲。她这次还带上了叔叔以及她的几个三四岁的孩子，从喀布尔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再次向米尔沙卡伊提出这门婚事。这段路险象环生，除了凶险的炮火，他们差点儿还被一场雪崩埋藏。那一夜，他们就是在冰天雪地里度过的，他们差点儿送了命，而我也在心里暗暗责怪哈米德让他们为了我经受这么多苦难。尽管如此，他对我们的婚姻的那种百折不挠的决心还是让我暗地里非常高兴。
正如哈米德所料，我哥哥不再拥有在喀布尔时的权力。他疲惫不堪，压力重重，但也没有马上答应的意思。在我们的文化里，如果你想礼貌地拒绝某人的求婚，通常不会直接说，而是向对方提出一大堆无法满足的要求。我哥哥知道，为了提亲，哈米德的家人已经冒着生命危险不远千里而来了，总不能狠下心直接打发他们回去，但他并没有完全同意这门婚事。于是，吃完饭之后，他悄悄告诉他们说，如果要结婚，哈米德家要以我的名义购买一套房子，赠送大量的金银珠宝外加两万美元现金。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对他那样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尽管他家不算赤贫，但绝对不是富裕之家。当然，我是不能参与这样的谈判的。哈米德的姐姐和我在另一个房间，我们俩竖起耳朵，贴着墙壁试图听听他们商谈的进展。当听到哥哥提出的条件时，我惊讶得张开了嘴巴，但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哈米德的叔叔竟然答应了。听语气他好像有点震惊，而且也不是十分高兴，但是他很快定下神来，一点儿也不显得慌乱。在内心深处，他一定火冒三丈，但他摘下缠头巾，放到我哥哥面前，感谢他答应这桩婚事。
哈米德的姐姐叫上孩子，跟我拥抱告别，还不忘给我个微笑，然后穿上蒙面长袍离开了。哈米德的叔叔也戴上缠头巾走了。到了这时，塔利班早已下令强迫所有男人必须缠头巾蓄胡子。
几天之后，我哥哥接到命令去潘杰希尔峡谷帮忙策划一起政府领导的攻击喀布尔的行动。他走了之后，萨朗关口再次封锁，人也就被困在另一头。此后40天内他杳无音信，这样的紧张心情真叫人无法忍受。要是他遇难了，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
后来我们终于收到消息说他到巴达赫尚省去了，上司临时命令他为游击队员建立一个根据地，并组织一道新的防线。塔利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地盘，我哥哥的上司担心他们还会夺取中部、北部更多省份的领地。后来，我哥哥还是安全地回到了我们身边。
春天，嫩芽已经从积雪覆盖的泥土里冒了出来，而我却感到一阵沮丧。本来春天是新学期的开始，我真的很想回到大学校园去。
一天，嫂子叫我去给家里买菜。不知怎的，在集市上，我好像看到了哈米德的身影。每次离开一家店或是拐个弯，我都觉得看到了他，接着他又消失了。刚开始我以为自己眼睛出问题了，回到家，发现家里来了个客人，他十几岁左右，是我们的一个远房亲戚，跟哈米德家也有姻亲关系。我又开始感到沮丧，于是礼貌地对他说我想回自己的房间。那男孩跟了过来，然后一边向我道别，一边把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
我关上房门，打开纸条看了起来，是一封信。我把目光直接移到信末，看看究竟是谁的来信，其实，在内心深处我已经猜到是谁了——哈米德，他就在普勒胡姆里。在集市的时候我眼睛没出问题，我真真切切见到哈米德了，原来他一直偷偷地跟着我。信上说，他来到本地，打算明天就来跟我哥哥谈我们的婚事。这一次，他保证能成功。
那一晚我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第二天，正如他在信里所承诺的，哈米德来到我家，提出见我哥哥。当哈米德拿出两万美元现金和一份房契的时候，米尔沙卡伊大吃了一惊，或许是有点被怔住了。尽管如此，米尔沙卡伊还是没有立即答应。即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没有给出哈米德最期望听到的那两个字——“好的”。
虽然哈米德家远远称不上富足，但他家在巴达赫尚省有土地，为了筹钱，已经卖掉了一些。倒不是说他们家一无所有，但是，我的哥哥不这么想，因为他自己在喀布尔有四套房子，在拉合尔还有一套。
商谈婚姻大事仍然还是男性的专利，我们女人只能在另一个房间待着。默默地坐着，竖起耳朵听着自己的前途被当做一场交易似的谈判，对我来说这不是滋味。我想起了童年时代曾偷偷来到父亲的会客室外，偷听里面的谈话。听着听着，我百感交集，有骄傲、有好奇，更有无助。
当听到他们筹足了钱，我再也抑制不住地尖叫了一声。普勒胡姆里的生活真是发霉了，没有大学，没有一点儿刺激，无所事事。我不知道婚姻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比现在的日子有趣许多。
在阿富汗，订婚跟结婚一样严肃，有着几乎同等的约束力，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解约。我突然想到了解约的严重后果，耳边开始响起哥哥给我的种种警告。他总是不停地说：“法齐娅，不要嫁给这个穷小子。你想嫁给谁都可以，靠他的薪水很难过日子。嫁个有钱人，有权力的人。”不得不说实话，我要好好考虑一下了。你无法想象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一对新人的生活之艰难。安全保障和生存考虑总要摆在第一位，梦想只好退居其次。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塔利班势力会持续多久，这场战斗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们住哪里，我是否还能到哪里上学或者去哪儿上班？这一切的一切，我心里没底。
我姐姐见我脸色发白，就一脸严肃地问道：“法齐娅，你必须做出决定。马上！如果你不想结婚，这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你明白吗？”几天前，为了不让我嫁给哈米德，我哥哥曾做过最后的努力，劝我去巴基斯坦和他的第二个老婆一起住在拉合尔，还说可以到巴基斯坦的大学里注册上学。一想到能在一个没有战乱的国家学医，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尽管我几乎还不了解哈米德，但跟他交往的那段时间里已经足以让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结婚的。我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不同寻常的阿富汗男人，能够平等地待我，真心支持我去参加工作。他的确不富裕，未来也充满变数，但在我内心里依然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我的选择。
按照我家的传统，需要一个女人做出最终决定。当姐姐马里亚姆要我做决定时，我没做声，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她敲了敲男人们商谈室的门，走进去要求跟我哥哥说话。她把哥哥叫出房间，严肃而又勇敢地对他说：“不要再为难这个年轻人了。钱他们也按照我们的要求准备好了，是该做出决定了。要么答应，要么拒绝”。哥哥撅着嘴，然后转了转眼珠子，发出一声叹息，最后同意了，尽管显得那么勉强。
姐姐于是准备了一碗糖果，里面放了些花和一条手绢，手绢上面还有一朵红花。我至今还保留着这条手绢。碗里的东西代表着我家人接受了男方的提亲，碗被端到房间里去的时候，哈米德正坐着。当他看见碗，知道自己的梦想实现的时候，他那喜悦之情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我真希望能够看到他当时的表情。分享糖果是阿富汗传统的敲定订婚的方式，新郎的家人接着就会把婚礼费用放到碗里。哈米德拿了一颗糖，小心翼翼地剥掉吃了，之后又在碗里加了5000美元——他把糖果钱都准备好了。
第二天他们又来吃午饭，我早早起床在厨房里忙开了。我一边淘米，一边削黄瓜，内心的喜悦爬上了脸，那顿饭菜倾注了我全部的爱。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女人们能体会到，给心爱的人准备吃的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这一定是我们的生物属性使然，是有着千百年的历史传统的。我想起了母亲为父亲烧饭的情景，她总是做得很完美，我现在做的正是如此。切菜时，我确保把它们切成可爱的一小条一小条，好让他吃得开心。
这个时候我还是不被允许见未婚夫的。那一天，唯一的一眼是在他和家人离开的时候，我躲在窗帘后面，偷偷看他走向大门。我猜当时他是知道我要看他的，因为他突然停了下来，做挠头状。他一定也在打算偷看我一眼，但显然觉得那样太冒险了，怕被我哥哥发现。
哈米德朝车子走去，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自第一次向我求婚到现在，已经快4年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的追求。这一年我21岁，终于要成为新娘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不知有多少次，我和家人幸亏由于好心人的帮助而渡过了难关。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给我们提供保护，帮我们藏起来。当然，得到这样帮助的不止是我们。在全国各地，不知有多少男男女女开门接纳需要帮助的人们。邻居对小女孩们偷偷去地下室里的秘密学校上学故意视而不见，这些学校由勇敢能干的阿富汗妇女创办。尽管她们知道这样做是惹火烧身，但她们不忍心让塔利班破坏下一代的教育。
那段时期，阿富汗有许多因战争守寡的女人。这成千上万的女人失去了丈夫和父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保证让孩子吃饱穿暖成了她们的职责。但是，塔利班剥夺了妇女工作的权力，于是，这些已经失去很多的妇女被迫去乞讨，靠着陌生人的慈悲施舍度日。一些人存活了下来，因为人们看到她们在街上乞讨时，不忍心从她们身边视而不见地走过。尽管他们自己也没有多少东西，他们还是尽自己的能力给一点儿。这才是真正的穆斯林。施舍穷人是伊斯兰教的主要教义之一，《古兰经》也教导我们不仅在大型庆祝活动时（如古尔邦节开始时）要施舍，在其他日子里也应该一样。
我们家门前经常有人排起队，我知道这让你们俩很沮丧。这些人不是找我说话就是找我帮忙的。每天从拂晓时分开始，这些人就开始在门外排队等候了。有时候，我们还没吃早饭就已经排了一打人。我知道，你们觉得烦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提前预约，占用我的时间又长，而你们俩也需要妈妈的时间和关注。尤其是在早上，我要帮你们整理书包，享受与你们在一起的难得时光，然后才去处理议会事务。但是，孩子们，虽然门外的那些人令你们很沮丧，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理解我，我是万万不能打发他们走的。
我希望你们记住：不要打发上门求助的人们，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也需要他们的帮助。
挚爱你们的妈妈
70全线飘“白”1997年自从成功夺取喀布尔之后，塔利班继续在阿富汗北部攻城略地。游击队依然奋力抵抗，但是他们掌控的地盘越来越少，都已经渐渐输给了塔利班。在游击队政府控制的区域里，突然会有一个村子在某一天飘扬着白色的塔利班旗帜。
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他们的支持者，只要他们与当地人民有种族联系，就会出现他们的旗帜。过去的政府根据地，诸如马扎、巴格兰、昆都士，相继插上了白旗。塔利班在北部地区扩张势力的同时，还摧残当地的文化。他们禁止妇女穿白色裤子和白色短袜。在他们看来，穿与旗帜颜色相同的服装是对他们的不敬。但是，在许多北部省份，蒙面长袍最常见的颜色就是白色，只有在喀布尔和南方才是蓝色的。在北部的大多数妇女也只有白色蒙面长袍，但是塔利班分子依旧为此而毒打她们。先是因为不穿蒙面长袍而打她们，现在是因为穿的颜色不对而打她们，这帮人真是疯了。
这时的塔利班正迅速向北部扩张，他们完全控制了巴格兰和昆都士，只剩下塔哈尔和巴达赫尚省还没有他们的根据地。一旦夺取某个省份，他们立马关闭学校，逮捕人们，这是非常野蛮的行径。他们会不经审判、不讲任何公平正义折磨人们，规则他们想怎么来就怎么来。阿富汗北方本来比南方思想开放，现在是万马齐喑，集体震惊。
后来，一些北方盟军指挥官（就是原来的游击队员）为了自保，开始与塔利班做交易。但这两派的意见根本无法统一，因为塔利班的思想比游击队更加趋于激进主义。再则，塔利班的幕后力量均在海外，因此并不需要联合阿富汗国内的势力，这些人被塔利班利用完之后要么被出卖，要么遭到暗杀。在塔利班看来，只有两种人，要么你是他们的一分子，要么你不是。
我们原本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家庭到了这时已经散居在全国各地。我的大多数姐姐仍然住在巴达赫尚省，嫁给了当地的村民。我非常想念她们。自从穆基姆死后，米尔沙卡伊变了许多。他认为已经受够了阿富汗的生活，所以决定先到巴基斯坦，再带上妻子儿女，然后远赴欧洲旅行。
还没等他施行这个计划，马苏德和拉巴尼就派人来送信，命令他去塔哈尔省建立一支军队抵抗塔利班。我们就这样跟着他去了塔哈尔，开始了另一段寄人篱下的生活。几个星期之后，马苏德亲自从塔哈尔前往潘杰希尔峡谷组建部队，我哥哥趁机向他请求，要求将家人经由喀布尔安全送达巴基斯坦，马苏德同意了。
米尔沙卡伊脱下制服，穿上平民服装，女人们则匆匆忙忙地往行李包内塞东西。然后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往喀布尔出发，来到了老地方——普勒胡姆里。因为天色已晚，我们决定留在那里和米尔沙卡伊的几个朋友过夜。第二天早上，这些人决定和我们一起回喀布尔。
除了我之外，家里的其他女人都穿上了蒙面长袍。我有一件黑色的阿拉伯式遮蔽面纱，和蒙面长袍一样，也能遮住脸。女人们起得很早，煮了鸡蛋和土豆，准备带在路上吃。路途并不遥远，但是，因为有战斗，我们不知道多久才能抵达目的地。
将近黎明时分我们动身起程。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战斗声，我们直接进入了前线。大路因为猛烈的炮火已经变得不安全，我们坚持走小道。天亮之后，我们看到前方有一座桥，连接两座村庄，桥下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发出的响声就像有炮火在逼近。就在我们到达桥边的时候，一颗迫击炮弹落到桥上，将桥炸得粉碎，金属碎片和木片四处乱飞。
我们没得选择，只好下车步行。我嫂子最近刚刚怀上了孩子，身上还背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她根本没想到我们还要走路，而且，她还非常不明智地穿了高跟鞋。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要走路。这条小径并不笔直，而是蜿蜒迂回的。我们还得爬过一座嶙峋的山，穿过玫瑰花园和桑树林，然后沿着小径下来，因为两边都有炮火袭来，我们险些成了被袭击的目标。好几次，许多火箭弹就从我们头上嗖嗖而过。每每这时，我们只好停下来，躲到灌木丛里。偶尔我们还可以叫一辆出租车，载我们一程。这些车子不是正规出租车，都是普通人开车载人要钱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拉人，因为实在需要钱。
有一辆车带我们进入塔利班和马苏德交火的前线。那是舒马里平原上的一条道路，横穿加布萨拉区。过了之后，就来到了喀布尔的外围。正常情况下，这条路上车辆很多，但现在几乎没有出租车敢开到这里来。我们只好加入步行大军，这不就是塔利班占据喀布尔当日逃难的人们吗？这真是个天大的讽刺。现在，曾经寂静的城镇成了战场，喀布尔倒成了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饥饿的野狗在平原上奔走，不时朝人们咆哮。我在草上走的时候，差点儿踩到了一条蛇，我被吓了一大跳，因为蛇之于我就跟火箭弹一样恐怖。
就在这时，我嫂子哭了起来，她穿的是高跟鞋，怀里的男孩伊尔沙德快抱不动了。我穿的是平底凉鞋，于是主动提出跟她换鞋子。不知怎的，我穿着高跟鞋也能走健步如飞，即使在战场上也是如此，我还跟他们开玩笑说这是我的一大才能。
就在我们停下来换鞋子的那一刻，火箭弹来得更加密集了，我们只好再次找地方躲起来。我躲到了一棵树下，享受难得的片刻休息。我们看到树上有几个苹果，正想伸手去摘，树开始晃得厉害，接着便听到一阵长长的呼呼声—— 一枚火箭弹刚好从头上飞过，我僵在那里一动不动。几英尺之外，火箭弹炸开，苹果树应声而倒，叶子也被炸得粉碎。
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一秒钟前，我还在树下坐着，一秒钟后树就不见了。我已经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死里逃生了。
我们接着走，发现很多妇女和孩子没我们那么走运，死于火箭弹之下。我哥哥看到尸体尖叫着催促我们不要停下来。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曾经是野炊圣地，就位于萨雅德河边上。这个地方溪流湍急，瀑布流淌，颇有一番田园风味。
赶了那么多路，我们个个筋疲力尽。高跟鞋让我双脚发疼。有一户人家看到我们来了，出门招呼我们进去，还上茶、上面包和桑葚，最后还给我一双凉鞋穿。像这样来自陌生人的好心帮助我都牢记在心。
休息了一会儿，我们恢复了体力，在向主人家道谢之后我们继续赶路。这次我们要穿过一条河流，唯一的办法就是走一座人工搭成的颤悠悠的人行桥。这座桥由一块块木板用绳子和金属丝简陋地联结而成，一些板块之间的缝隙很大，看上去随时都会塌下来的样子。我哥哥的一个保镖站在桥头，帮助大家一个一个地过桥。而他的口袋里藏着我们所有人的护照和文件，保镖抓住我的手，劝我踩在第一块木板上。这时已是黄昏，风很大，人站都站不稳。抓了他的手后，我总算到对岸去了，抱着孩子的嫂子也过去了。可就在她离开最后一块木板的时候，把我跟她换的一只凉鞋掉进了河里。她又开始哭了，哭得震天响。等所有人都过桥了，保镖自己才开始走，因为没有人牵着，他只好一个人独自过桥。走到了桥中间，脚下的一块木板晃了一下，他掉进了河里。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我突然闪过一个令我难过的念头：他要是淹死了，我们的护照也全没了。幸运的是，这个可怜的保镖突然从水里钻了出来，一只手还高举着伸出水面，手里拿着护照。神奇的是，他竟然安全地回到了岸边，我哥哥马上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护照在他手里一点儿都没湿。所有人都喜出望外，包括保镖自己。我哥哥还抱了抱他，向他表示感谢。
这个保镖一直以来都是我哥哥最喜欢的部下，人很忠诚。遗憾的是，我哥哥去了国外，他被迫改投塔利班。因为没有别的收入，他别无选择，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被迫加入这个组织的。他们或许并不赞同塔利班的意识形态，但是，当塔利班是唯一愿意支付他们薪水、供养其家庭的人时，他们就加入了。
又走了3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塔利班控制的区域，叫了另外一辆出租车。我实在太累了，瘫倒在后座，然后就睡着了。等我醒来，天色已黑，车子也已经进入我心爱的喀布尔的大街上。米尔沙卡伊让司机开到马克洛里安。我们不在的时间里，他的姻亲留守在那里。公寓温馨又熟悉，洗完一个热水澡，吃了一顿像样的饭菜之后，那种轻松真的是难以言表。穿着高跟鞋走了一天的路，一边走一边躲避火箭弹和子弹，然后能回到家吃一顿最简单的菜，这样你就会吃得特别香。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喜欢母女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每当听到你们喋喋不休，我就想起我们这一代人跟你们这一代的差别是多么巨大呀。你们讨论从电视上看到的野生动物纪录片，向我展示从印度电影中学到的宝莱坞舞蹈。还跟我讲起电脑，在网络上搜索到的资料，你们接触外面世界的方式是我那个时代根本不具备的。
我喜欢听你们讲朋友的故事，即使有些故事听上去叫人悲伤，比如舒拉的那个与她父亲和继母共同生活的朋友。继母对那个女孩很不好，舒拉为此还伤心得哭了。
我也喜欢和你们分享故事。我小的时候没人听，因为没人对我的生活感兴趣。我的哥哥们不喜欢听我谈梦想，不喜欢听我谈白天发生的琐事。或许他们唯一有兴趣听的是当我带回家一张成绩单，告诉他们我得了班级第一、第二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会为有我这么个聪明的妹妹而自豪。
每次听到朋友谈论生日礼物或者他们邀请我参加生日会的时候，我就特痛苦。我一直都很希望也能给自己庆祝生日，然后在他们面前炫耀一番。有时我真的很想对同学撒谎，假装自己举办过一场有音乐有舞蹈的生日大聚会。可是我担心她们会邀请我去参加她们的生日会，而我却不能赴约，因为这在我们家是不被允许的。在我们家，庆祝女孩的生日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希望这样的情况在你们身上能有所变化。无论你们俩谁生日，我都会花好几个星期来筹划。我会给你们买气球和蛋糕，还派车去接你们的朋友。能为你们俩做这些，我很乐意，因为我想让你们热爱庆祝活动。我希望你们既能庆祝大事，也能庆祝小事。
记住，无论环境如何，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事情值得我们庆祝。
挚爱你们的妈妈
一场塔利班式的婚礼
1997年
每个女孩都憧憬婚礼，我也不例外。
我一直认为生活就是一系列重要时刻的集合，这些重要时刻决定了我们的个体特征。我们都会珍惜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无论它是一场欢乐的派对、雨后花草的一阵清香、河边的一次野炊、大学的毕业典礼、和爱人谈笑风生的一个良宵，抑或是宝贝孩子的出生。
新娘选择婚纱的日子就是这样的重要时刻。可是，那天我穿上衣服去集市的时候，却感觉自己像个行走的幽灵。
由于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我姐姐和母亲老早就讨论过我会有怎样的婚礼。几年来，她们一直在聊个不停，从我穿什么样的婚纱，到什么样的发型，到酒桌上的菜品。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家相对富裕，所以大家都认为我的婚礼会很有排场，四面八方的宾客云集。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排场，但是，真的到了自己快结婚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有这么一天啊。此刻，我什么也不想听，只想听母亲再一次讨论她对我的婚礼的计划。失去了她依然是我心中无法弥补的伤痛。
还有一件事我从来没想过的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竟然会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度过。因为他们的统治，婚礼上不能播放音乐，不能拍录像，不能跳舞。所有的饭店和婚宴大厅都关闭了，欢庆仪式也遭到禁止。我想，所有的女人，无论她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希望婚礼举办得完美无缺。这听起来像是少女的口吻，有点傻气，但是在婚礼之前的几个晚上，我伤心得哭了，因为失去母亲而哭，为失去当个漂亮新娘的机会而哭。
尽管当局立法强迫妇女穿蒙面长袍，我还是一百个不情愿去买件新的。每当不得不出门时，我就穿上母亲生前穿的那件。她的蒙面长袍比起如今常见的在巴基斯坦设计并大批量生产的蓝色便宜货漂亮许多。在母亲那个时代，妇女们视长袍为身份，母亲有一件与她权贵之妻身份极其相称的长袍。这是一件深蓝色丝绸长袍，浅浅的折痕随着她的步伐发出柔和的沙沙声。遮脸部分是一层银色细网纹，眼睛刚好可以从这里透视。衣服脏了，母亲会交给一个专业洗衣工，将每一个折痕用蒸汽熨斗熨回原样。对她而言，拥有这件衣服是值得骄傲的事。可是，对我来说却是一大耻辱。即使我结婚了，穿的还是母亲的蒙面长袍，可如果我不得不穿一件，那么至少这件衣服应该能够让我回想起母亲来。
出门购物的那天，我由未婚夫陪伴。这是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跟他重逢，上一次我正面看到他的脸的时候是在大学里，当时塔利班还没掌权。那天他来普勒胡姆里找我哥哥确定婚事时，我躲在窗帘后面只看到他的后脑勺。在大学的时候，游击队还控制着时局，他刚长出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但是，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他的头发和胡须都蓄长了，看起来也不那么英俊了。透过讨厌的蒙面长袍，我不停地偷看他的胡子，长在他脸上真叫人不喜欢。我再一次深深感受到阿富汗在倒退，谈不上有任何进步，唯有文盲统治下的黑暗。
塔利班这时开始实行一项新规：任何女性外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必须有一个与其有血缘关系的男性陪伴。这条规定与其他规定一样，不是阿富汗文化，倒是更像阿拉伯文化，我奶奶那一代的女性才不单独外出。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传统在阿富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任何其他文化的自然进程一样。可如今，塔利班又把人们带回到旧时代。
塔利班在市内到处设置关卡。如果他们拦下你的车，就会盘问个不停，要你说出名字，你父亲的名字和亲戚的名字，问题多得数也数不清，直到他们认为男的跟女的确实不是朋友而是亲戚关系时为止。“恶习与美德部”就是负责执行这些政策的，而且尤其喜欢毒打妇女。在婚礼集市上，他们打的就是像我一样去买礼服的女子。有一个女孩子穿了白色的裤子，或许她不知道穿白色是禁令，或许她没受过教育，或许是太害怕了，而不敢出来，一直躲到今天的缘故。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我听到一个阿拉伯人朝她大声叫喊（这时很多阿拉伯士兵加入塔利班组织，并居住在喀布尔）。几名士兵拿着一根橡胶皮鞭，把女孩按倒在地，抽打她的双腿，女孩疼得号啕大哭。我不忍看，转过脸去，咬紧了嘴唇，都咬出血来了。这样的不公令我义愤填膺，而我却无能为力。
“恶习与美德部”的汽车声我永远都忘不了。这种车往往是海拉克斯牌的皮卡，走街串巷，上面载着读《古兰经》的祈祷人，通过扩音器大声宣传。一听到车子的声音，在户外的女人们马上找地方躲起来。即使是最微小的错误或者一丝儿的不端行为，只要被塔利班发现，你就会遭到毒打。有时候，他们甚至就看着你，然后无缘无故用鞭子打你。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女孩子被打，她的母亲和姐姐见状就扑了上去，试图保护她。塔利班就把三个人一起打。这一幕真是疯狂至极。
那天我们一行四人外出：我嫂子、我未婚夫，他的姐姐和我。幸运的是塔利班分子没理睬我们。我们买了婚戒，至少也得有个能从中获取一点儿小小的快乐回忆的物件吧。我敢说，哈米德透过蒙面长袍的网眼一定看得出我开心的笑容，当时他正为婚戒付钱。由于婚礼活动管得甚严，集市上大多数的衣服店都没进新货，东西少得可怜，我只好用心慢慢寻找。我一直想拥有一件蓬袖礼服，可如今裸露手臂也被禁止了。
在婚礼上，阿富汗的新娘通常先后换三到四次礼服，每次的颜色均不同，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在“海娜之夜”①，我选的礼服是浅绿色的。在“尼卡”②环节，也就是仪式的第一部分，新娘常常穿深绿色的衣服，但我想与众不同，所以就选了粉红色。这是一种带有玫瑰色的粉红，它代表的是一种欢乐的色彩，给塔利班的灰色统治带来一丝亮丽，光看着这粉红色的礼服就让我精神振奋。“尼卡”环节之后新娘再换一次礼服，进入接待晚会环节。通常在这个环节里，新娘穿的婚纱是白色的连衣裙和面纱，与西方国家的新娘穿的类似。
如果是在正常时期，我的婚礼可以按照传统想办多大就多大。不但亲戚、朋友，还有政治上的同盟、支持者、巴达赫尚省的老乡都会受到邀请。在我们的文化里，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政治之家，婚礼兼具大型社交功能。可是，由于眼下婚礼宴会厅关门了，我们没地方举行大型宴会。再说，战争时期，我们的经济条件也大打折扣，我怀疑是否还能办得起那么大的婚礼。即便如此，我家还是邀请了1000人来参加我的婚礼，到后来，真正到场的来宾数接近1500人。
阿富汗的婚礼一般也遵循严格的隔离制度。女人和孩子在一侧，男子在另一侧。如果在一个婚礼宴会厅里举行，这就意味着要么给男性女性各自单独一个房间，要么就在大厅中央用大窗帘布隔开。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将婚礼放在两栋房子举行：一栋是我哥哥的房子，另一栋是邻居家的。婚礼前夕，我们举办了传统的海娜仪式。按规矩，新娘的双手要涂上海娜墨水，我们是去美容店做这件事的。本来我很喜欢去这种美容店，但在这样的特殊时刻我提不起一点儿兴趣。这场婚礼，无论是礼服的质量还是我的发型，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也不是我所期望的。我已经尽了力，但在内心里总觉得很粗糙，顶多算凑合。
海娜仪式持续了大半个晚上。通常这一仪式在婚礼前几天举行，以便新娘有几天的休息时间来准备婚礼，我们没得选择，只好在婚礼前夕举行。几个女子围成一圈，击着“戴拉”（一种类似鼓的乐器），唱着歌。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已经累得没有一点儿力气。但说实话，即使“海娜之夜”提前一个星期举行，我在婚礼前夕也一定彻夜难眠。
我的婚礼既甜蜜又痛苦。母亲已经归西，健在的姐妹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不能来参加婚礼。曾经刚生下我来就想让我死的母亲，这么多年来干得那么起劲为的就是我能有个好未来，在病榻上，趁弥留之际给我挑个好丈夫的母亲，竟然不能参加我的婚礼。准备婚礼的时候，没有她在场握着我的手，对我说鼓励的话语，真的比走在滚烫的钉子上还令人心痛。
早上六点，发型师用卷发器给我卷发。她嘴里不停地发出啧啧的叹息，说我面色很憔悴，应该多睡一会儿。坐在椅子上我都快睡着了，一直睡到十点半，然后才开始化妆。发型师看到我这副模样，依旧用啧啧声对我表示同情。照了镜子之后我才意识到她说的一点儿都不差，我确实很难看，黑眼圈，满脸痘痘。还有一件令我异常失望的事就是，我本来打算偷偷地用录像机或者让专业的摄影师将婚礼全程拍摄下来，塔利班禁止人们录像，但一些录像从业人员愿意冒险，只是服务价格比以往贵两倍，因为他们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可是，我哥哥不允许我这么做。他的一些老朋友在政府部门地位卑微，他就怕这些人会向塔利班当局告发我。所以，我的婚礼没留下任何形式的纪念，只有几张朋友们用自己的照相机偷偷拍的粒相快照。
婚礼上的很多人我不认识。来宾中很多是我哥哥的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还有他的同事。我开始有点生气，心想，他们是不是为了吃免费大餐而来呢？很显然，他们不是真正为了向我道喜而来的。
婚礼中的宗教仪式部分是由一名毛拉主持的。哈米德、我，还有两位证婚人被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那天，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哭了起来，当然那绝不是最后一次。结果可想而知，我所化的妆——那天唯一令我看起来显得迷人一些的东西，开始顺着脸颊滑落。我忘情地抹了抹眼睛，自然而然地把睫毛膏抹到了粉红色的礼服上来。幸运的是，仪式结束之后，我就换上了白色长袍。在花边袖子和长长的网眼之下，我觉得自己稍微漂亮了些。
当晚迟些时候，按照传统，家中的长者，要么父亲要么兄长，拿着一些布，包一些糖和布料，绑到新娘的一只手腕上，这象征着新娘将被送往新郎的家。这是一个感人的场面。米尔沙卡伊拿饰带往我手腕上绑糖果的时候我哭了，他竟然也跟着哭了起来。于是，我们兄妹俩就相拥而泣。我们哭并不是出于仪式的需要，而是为那么多理应在场却不能在场的人而哭：母亲、穆基姆、父亲。我们为大家庭失去的一切——失去的身份和地位，失去的家园和生活方式而哭泣。在这短短的几分钟私人时间里，兄长和我相拥，默默哭泣，深深体会到失落的苦楚，继续前行的喜乐，生活变故的苦痛。到了后来，他止住了哭泣，来了一句“来，法齐娅宝贝”，然后摸了下我鼻尖，微笑着将我领出房间。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你们的父亲是我此生最爱。对我这个“可怜的女孩”来说，他不仅仅只是般配，和他结婚确实是我最大的幸福。
婚姻是女人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仪式，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婚姻不该阻止女人去实现梦想。恰恰相反，她的梦想也应该成为她丈夫的梦想，而她丈夫的梦想也应该是她的梦想。作为新人，他们应该风雨相依，打造一个属于他们的世界，一个专属于他们的世界。
有时候，我渴望看到你们结婚，但是，另一些时候，我又不希望这样，因为，真到了那么一天，你们就不再是我的小女儿们了，而是真正成了女人。我不希望那一天这么快就到来。
当然，我希望你们有一天能找到真爱。爱是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但并非人人都这么想。许多人认为责任、尊重、宗教信仰和纪律相较于爱情更为重要。
而我认为，这些事情并非不能相容。爱情可以和责任并存。因为责任，爱情长青，因为尊重，爱情永恒。
挚爱你们的妈妈
准备迎接新生活
1997年
婚礼当天标志着我的人生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我将为人妻，但我万万没想到这注定是一个短暂而悲惨的段落。
我丈夫住在马克洛里安第四街区一间三卧室房子里，房子简朴、结实、功能丰富。他确实花了一番心思（我怀疑他的姐妹们一定帮过忙），把我们的卧室打扮得漂漂亮亮，购置了粉红色窗帘，粉红色枕套，就连床头的粉红色花瓶里也添置了几朵粉红色丝绸花。每一个摆设都很到位，只是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粉红。第一次看到房间的布置，我几乎不禁要咯咯发笑了。到了新婚之夜，我已经整整24小时没合眼。真是谢天谢地，经过一整天忙碌，我丈夫也筋疲力尽，并没有向我提出性要求。我们一躺下就呼呼大睡。
第二天早上，我先醒过来。有那么一刻，我感到一阵恐慌。睁开眼睛，我看到了粉红色的窗帘，外面是朦胧的日光。在陌生的床上，我身边躺着的竟然是一个男人。就在一刹那，我在想自己究竟身在何方，但很快就想起来了。我嫁给了哈米德，嫁给了躺在我身边安然入睡的这个男人。他轻轻地打鼾，我忘情地看着他，微笑着，伸手去抚摸他的脸颊。这是我身为人妻之后的第一天的开始。
哈米德的姐姐和她的两个孩子也跟我们一起住。她刚刚守寡，没地方可去。我却为有这么个女人在身边而觉得安慰，她曾经当过老师，聪明优秀、精神饱满。我们相处也很融洽，终于我也过上了较为惬意的日子了。哈米德温和善良，跟我一直以来对他的印象完全吻合。我们很享受朝夕相处的日子，整天有说有笑，筹划着美好的未来。自从7岁刚开始上学的那天我非常开心过之后，再也没像现在如此开心了。生活终于朝着我理想的方向前进。
婚礼之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又举行了一个所谓的塔哈特加米仪式。新娘新郎坐在装饰品、鲜花和彩带之下，喜迎客人。来宾过来道贺，奉上礼物。孩童时代，我姐姐和母亲常常哄我说，在塔哈特加米仪式上，我将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或许还会收到一辆车，一间乡村别墅，甚至一吨黄金。然而，在塔利班时代，生活不能太张扬。朋友和亲戚来了，也带来了他们的礼物：一块桌布，几个新碟子，50美元。
等送走了最后一名客人，哈米德马上去他的办公室做事了。他的姐姐和我正要沏茶，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我的大姑子打开门，迎进来几个留着胡子的男人，缠着黑色头巾。原来，毛拉奥马尔，也就是当时的塔利班头领，听说我哥哥米尔沙卡伊回到了喀布尔，就签署了一张逮捕证。他们已经搜捕了他三天三夜，我哥哥已经躲了起来。亲戚们没有告诉我是因为他们希望我安心度蜜月，不受惊扰。
而现在塔利班分子竟然找上门来了。他们冲进我的喜乐天堂，就像一群困兽，什么都没问，径直走向我的卧室，而我还坐在花环之下，穿着华丽的衣服，化了妆。看到他们恶狠狠地盯着我，我脸上的神采立马黯淡了下来。生命中实在有太多的麻烦，他们的到来意味着我快乐的生活马上接近尾声。他们大声叫嚷，要我们待在原地别动，然后直奔我卧室，开始了一番彻底搜查。他们一见到床单就撕，那可是我和哈米德刚刚开始新生活的地方啊。
这是对隐私、庄重和阿富汗文化的赤裸裸的侵犯，可这帮野蛮人才不管这些。他们搜遍床底，还翻箱倒柜，就这样一言不发地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那脏兮兮的手把漂亮的家具糟蹋得不像样。
见一无所获，这帮人便朝我大叫：“米尔沙卡伊在哪儿？”“警察总长在哪儿？”一边叫嚣一边在我眼前挥舞着逮捕令。当意识到他们要找的人是谁时，我胃里一阵难受。但我平静地告诉他们，我不知道。这时，他们已经差不多把我家搜遍了，所以知道我没有撒谎，接着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哈米德！千万不要从办公室回来呀！我心里默默祈祷他不要在这个时候回家。再工作一会儿，千万不要在这个点回家啊！千万不要回来啊！”他们就这样走了，只要听到他们走了五段楼梯，到了大楼的门口，我的呼吸才不再那么紧张。他们每往下走一步，我的呼吸就轻松了一些。还有四段，三段，两段。就在他们到了第一段的时候，我听到了开门声。我紧张得张大了嘴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是哈米德。要是晚几秒钟，他就远离凶险了。但不巧的是，他进了屋子，高高兴兴地走过前门，手里提着巧克力礼盒，那是给我买的。就这样，哈米德遇上了这帮野蛮人。要是他在路上买些水果，跟邻居聊聊天，甚至弯腰系下一鞋带，都有可能避开这帮恶徒。
抓不着我哥哥，气无处发，他们就抓走了哈米德。他什么都没做，什么罪都没犯，但他们还是把他带走了。我尖叫着跑下楼。“我们结婚才七天，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丈夫的房子，我们是新婚燕尔，无辜的好市民，放过我们吧。”我哀求道。
他们只是再问了我一遍：“米尔沙卡伊在哪儿？”接着不由分说便给哈米德上了手铐。他几乎僵在了那里，一动不动，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感到震惊，手里给我买的花也掉到了地上。几个邻居围过来看这场面，谁也没说一句话。我一把拿起蒙面长袍，跟了出去。哈米德心里明白，让我待在家里坐等消息我是怎么也不会答应的。
他们把哈米德带上一辆红色皮卡，将我推向一边。我想跟在哈米德身后，却遭到了他们的嘲笑。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摇下车窗，说：“对不起，女士。对不起，姐妹。你有穆哈兰姆（男性亲属）同行吗？”我急促地说：“什么？你让我上车吧，我要跟着那辆车。”他摇了摇头：“你一定要有穆哈兰姆同行才可以，这位姐妹。这些该死的人，你一旦跟着他们，让他们发现车上只有你和我，我们俩都要被关进监狱。”他说完就开走了。
我目送着皮卡，见它渐渐远去，拐进了大街，沿着大路开走了。接着来了个左转弯，进入新镇。我只希望它不要离开视野范围。于是，我又拦下另一辆出租车。这一次，还没等司机开口，我就抢先跟他说。我一开口就向他请求：“兄弟，亲爱的兄弟，帮我个忙。请你帮帮忙。他们带走了我丈夫，我要跟着他。我只有一个人，你能载我吗？”他让我上车。他一边开，一边匆匆地说：“如果他们拦下我的车，你就说是我妹妹。我的名字是……我住在……”这个好心的司机与我素昧平生，却把最重要的个人信息告诉给我，以防万一我被盘问，好让我假装与他是兄妹关系。这样的事听上去荒唐，但这名司机的所作所为恰恰表明：无论当权者对普通的阿富汗人民实行怎样的压迫措施，阿富汗人的正派和善良精神却屹立不倒。
哈米德被带到情报机构办公室，地点位于市中心，靠近内政部。我记不得给了司机多少钱，但肯定是很多。他能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一个陌生女子，令我很感激。我认为，多给他钱，他或许遇到同样的情况还会挺身而出，拔刀相助。
我来到了情报机构办公楼的大门口，他们不让我进去。这时我冒了个巨大的风险，向门口的塔利班分子撒了个谎。我就说，自己被塔利班分子逮捕了，他们命令我到这里来，但是我又不能跟车上的男人们一起进去。我还说，如果你们不放行，上头怪罪下来，谁都担当不起。于是，他们就让我进去了。
进了大门之后，我找到了监狱大楼。哈米德就站在那里，身边有两个塔利布①看着。我惊讶地发现，哈米德几乎没任何反应。前一秒钟，他还匆匆赶回家，手里拿着买给妻子的巧克力，下一秒就被逮捕了。我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手。透过蒙面长袍的网眼，我盯着塔利布，说：“看！看我的手！这是指甲花，新娘才有的。你们口口声声说信奉伊斯兰教，但你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一样合乎一个穆斯林分子应有的标准。我们刚刚结婚，如果你把他关进监狱，我就再也没有穆哈兰姆了。我该怎么生活？我该怎么活下去？没有人跟我一起去买东西，没有人照顾我。我还是个年轻女子，除了老公，无亲无故啊！”我以为自己的理论能够激起他们的怜悯之心，说不定还会让哈米德回家。但是，这些人是根本不会被一个女人的请求所打动的。他们理都没理我，还带着哈米德去了另一扇门。我跟在身后，还紧紧抓住他的手，不依不饶地请求。等他们开了门，我的心立马沉了下来，因为门后是成百上千的囚犯。一些囚犯戴着手铐，一些囚犯被捆绑，一些囚犯站着，所有人都被赶到发着恶臭的院子里，挤在一块儿。
其中一个塔利布抓着哈米德的手，我仍旧握着他的另一只。我们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他们就要将他从我身边带走，拆散我们，我甚至担心他们不加审判就要对他执行死刑。既然不给任何理由就逮捕他，那么不加审判行刑也完全有可能。我依旧没有松手，并且再次请求说：“我也要进去，我怎么能够独自离开呢，我是个女人，不能一个人在外面生活。你是个穆斯林，你怎么能这么做？”塔利布用普什图语回答我，语气粗鲁，口音就像没受过教育的乡巴佬。“闭嘴，你这个女人，你讲得太多了。”说完用力推我。我一不留神，趔趄着栽倒在一个散发着臭味的小水坑里，当时我还穿着高跟鞋和礼服。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迎接客人呢。哈米德转过头试图拉我起来，但塔利布推着他朝相反方向走去，进了一扇大门。就在我挣扎着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瞥了他最后一眼。然后，大门就合上了。
哈米德进去之后，我就想到了哥哥，他才是塔利班要找的人。现在安全吗？他人在哪里？我身上没钱了，坐不起出租车，于是穿着高跟鞋在城中拼命地跑，跑向我哥哥家。他的妻子在家。她对我说，哥哥最近在亲戚家不停地换着住，连续三个晚上每天都换一次，以防被抓。此刻，他正躲在卡尔特瑟，一个在内战中饱尝战火之苦的喀布尔西部地区。既然我现在帮不了哈米德什么忙，那就帮帮我哥哥吧，于是我就去找我哥哥。
到了之后，没有跟亲戚行额手礼，我就粗鲁地直接闯进去，我要亲眼看到哥哥才放心。房主夫妇都是教师，丈夫是喀布尔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妻子跟千千万万个阿富汗勇敢女人一样，不顾禁令，冒着巨大的危险在家里私设学校。这对夫妇膝下无子。
房间没有沙发，好多垫子靠墙一字排开。米尔沙卡伊躺在一个垫子上，面对着墙壁。看我来了，他的脸上突然警觉了起来。自从婚礼过后，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我，那天他还抱着我默默哭泣呢，之后我就开始了新婚生活。此刻重逢，我们又哭得一塌糊涂。
我赶紧把哈米德被捕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还说此刻他们是如何在对他进行四处搜捕。这里对他不安全，因为他们会挨家挨户搜索我们所有的亲戚。打的出逃也不安全，外面到处是塔利班的哨卡，如果拦下我们盘问，他们手里是有我哥哥的照片的，很快就能认出。于是我们走着出逃。我仍然穿着该死的高跟鞋，脚疼得要命。
那是我第一次穿着蒙面长袍走那么长的一段路。我向来就不擅长走路，穿上高跟鞋再加上心里一焦急就更是如此，人行道的每一块石头或者每一道缝隙都可能将我绊倒。
我们往城市的郊外走去。其实，本来我们是没地方可去的，但是，真要去找个地方躲藏还是有的，虽然能选择的余地是那么有限。太中央的位置或者人多的位置都有哨卡，郊外我们能躲藏的地方也多，人却较少，所以我们才往那里去。一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哥哥问起哈米德的情况，问他符合不符合我的期望。我高兴地告诉哥哥说，哈米德确实很好，我没嫁错人。
我告诉哥哥说，哈米德跟我讨论了定居的计划，甚至还考虑要不要离开阿富汗。哈米德曾经建议到巴基斯坦定居，可我说，哥哥都在喀布尔，我不能离开。后来我们还讨论搬回巴达赫尚省的首府法扎巴德，也就是我最早开始上学的地方。巴达赫尚省没有被塔利班控制。我的姐妹们，哈米德的家人也都在那里，我们俩也都非常怀念那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成了我们的计划。我们打算搬到乡下，我可以教书，哈米德可以经营他的公司。
向哥哥讲述这些计划比脚跟上的水泡还要让我心痛，所有新婚之际的梦想和计划此刻都已经付诸东流。漫无目的地走了四个小时之后，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我记得哈米德有一个亲戚，当时跟她一个儿子住。虽然不知道确切的地址，但应该就在马克洛里安街区，也就是在我和哈米德的住所附近。前往那个亲戚家的途中，我们经过了一个哨卡。坐在车上，我们提心吊胆，生怕他们摇下窗户查看我哥哥。但那天真是幸运，哨兵没往车内看就示意我们开走。 我哥哥见过哈米德的这个亲戚，当时来我家提亲她也在。我哥哥还说，她化妆太浓，指甲太长。在他看来，这样的女人往往很懒，但现在只好去找她了。我问了问街坊，有人指给我们一套公寓。到了她家之后，我立马向她解释情况，问她能否留宿我哥哥一晚。她嘴里答应，心里却不甚高兴。可以想象，她很害怕。如果被发现留宿非血缘关系的男子，她就要被抓到“恶习与美德部”。让她陷入这样的为难境地我很难过，但别无选择。
我就在那里跟哥哥道别，然后走回家。到家后，我的双脚就像着了火，汗水迷糊了双眼和双耳，头发似一块抹了油的垫子盖在头上。我一把甩掉蒙面长袍，跑向卧室，心里很难受，悲痛得号啕大哭。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痛失亲人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难忍受的痛苦之一。
但是，失去所爱的人是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够例外。或许，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遇害死去，你们已经失去了我。我们都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发生，我们还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我也希望你们对这一必然性有所准备。
失去一个家庭，就像战争时期我们多次经历过的一样，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对孩子来说，失去家庭是最痛苦的。但是，阿富汗成千上万的孩子就曾经饱尝这样的痛苦。你们有房子住，有火取暖，有柔软舒适的床可以睡，有台灯可以看书，有书桌可以做作业，所以不要忘了你们是多么幸运。我知道这虽然算不了什么，但并非所有的孩子都有这么好的条件。
对一个女人来说，或许最糟糕的莫过于迷失了自己。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没有任何梦想，那么这才是女人最大的损失。这本来不是无法避免的，而是那些阻止我们去追求梦想、去追求成功的人强加给我们的。我祈求上苍，你们千万不要失去梦想。
挚爱你们的妈
黑暗蔓延
1997年
那一晚我几乎没睡，因为担惊受怕，人几乎要疯掉了，脑子飞快地运转，拼命地在想到底谁能帮我出主意。早上，站在镜子前刷牙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曾跟我说，她曾经给一名塔利班官员的妻子教刺绣。我马上穿上蒙面长袍，朝那朋友家奔去。听完哈米德的遭遇之后，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又是震惊又是同情。成不成我们都没有把握，但她答应带我去官员的家中，给我引荐。
我们是走着去的，一度喧嚣的城市道路此刻竟出奇的安静。几辆汽车和出租车经过，总算让人看到了一丝生气。空荡荡的街边小摊和木板隔成的商店里，晨光照了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尘土在飞扬。我看见一个面容沮丧的女人，塌着双肩，穿着蓝色蒙面长袍，我几乎认不出来那就是我自己。原来，我在一家空荡荡的摄影店的玻璃窗前看到了自己的影像。蒙面长袍几乎完全掩饰了我的身份，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我被这样的陌生感吓了一大跳，于是就朝店内张望。摄影店早就废弃了，褪色的照片却还贴在墙壁上。在瀑布背景下，年轻男子摆出了宝莱坞演员般的姿势；婴儿们手中拿着升腾的气球，对着镜头咧嘴在笑，嘴里还没长牙，很显然镜头后面的父母正想尽办法逗他们笑；穿着花边衣服和及踝短袜的小女孩羞涩地笑着；穿着白色婚纱的新娘自豪地站在西装笔挺的丈夫身边。
看着这些照片，我心里在想，这些面带笑容的人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如今安在？自从塔利班上台执政以来，阿富汗的1800万人口有三分之一死于战火，还有另外三分之一流亡海外，只有大约600万人口还留在本土。照片上的这些人都没了吗？摄影店的老板呢？所有的摄影活动均被塔利班勒令停止，既然这个生计没了，老板就只好关门，另谋出路了。或许他也可以违背塔利班的律法，偷偷地干着老本行；或许他入狱了，和哈米德关在一起。一想到素不相识的摄影店主躺在牢房里的哈米德身旁，我回过神来。朋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于是我们接着赶路，一直来到一个带大门的公寓大楼，也就是要找的那个塔利布的房子。门外有个小男孩在玩耍，煮羊肉散发的香味扑鼻而来。
塔利布男子和妻子在家。妻子有着一双碧眼，看上去似乎和她丈夫一样对我们的悲惨处境很同情。他们把我们迎进屋，给我们斟上热茶。男人年轻，三十来岁的样子。他表示不一定能帮得了，但一定会尽量帮忙解决。一旦官员的办公室开了，他就会尽早去打听。我有点沮丧，但并非不感激。我惊讶地发现，一个塔利布，随便一个塔利布也都有可能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他跟我素昧平生，但他居然打算帮我，本来他完全没必要这么做，他改变了我对许多塔利班分子的看法。那一刻，我意识到，虽然他的理想和政治观点不能和我一致，但并不等于他是个可怕的人。
许多阿富汗人和塔利班站在一道是因为属于共同的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出于共同的地域和经济需要。当时如此，今天也还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工作可做的村子里，如果塔利班给人工资，那么一个穷苦人会怎么做？许多阿富汗人，尤其是南部的坎大哈和赫尔曼德等省份，倾向于接受伊斯兰文化中的强硬元素。这与我所信奉的观点相左，但是，我对许多不同的观点、民族、语言、文化怀有深刻的理解和尊敬，因为正是这些不同才构成阿富汗。在西方国家，真正知道阿富汗同时在用三十多种语言的人不多。于我而言，正是这种多样性显示了我们的强大——至少在和平时期是如此。战争时期，民族的多样性却成了阿富汗最大的弱点，也是许多无谓的杀戮的根源。
离开塔利布的家时，他友好地送我们到公寓大楼门口，并再次表明他也没把握能帮上多大的忙。回家的路上，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哈米德被处决或者被随便加个罪名，判处终身监禁。我不愿去想这件事，但知道必须面对很可能发生的坏情况。我尽量不去想哈米德双手被捆绑着拖到监狱的院子里，接受处决。我也不敢去想他躺在肮脏冰冷的牢房里，日渐憔悴，在饥寒交迫之下渐渐发疯。这些想法足以将我逼疯。
到家后我脑子里还全是这些恐怖的想法，突然，从浴室里走出一个熟悉的面孔。
竟然是哈米德，瘦削的脸颊上，水珠子泛着亮光，胡子上还挂着小水滴。
我以为自己在做梦，要不就是眼睛出问题了。
我丈夫站在门厅里，朝我微笑，好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朝我走过来，叫了我的名字，瘦弱的双腿蹒跚着。我跑过去，趁他没摔倒前给他一个紧紧的拥抱，他昔日的雄风在狱卒的暴力摧残下所剩无几。他的突然出现是我始料不及的，一时难以承受，所以，我们只是高兴得啜泣，心中的那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哈米德，我的哈米德，我的爱人，终于回家了。
离他被拘捕不到24小时，但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们又把他给放了。我给哈米德煮了几个鸡蛋，泡了甜茶当早餐。吃完后他躺下来休息。心情上的大起大落让我筋疲力尽，可我却没时间休息。既然哈米德回来了，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再去找我哥哥。我们得尽快找间房子供他藏匿，时间紧迫。
我想起了一个女人，她很坚强，曾经来听过我的英语课，就住在附近几个街区之外。她有一条腿不好使，走路不方便。自从丈夫死后，她就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女儿。他们不是政治家庭，跟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一样，他们只不过是想在疯狂的喀布尔市苟延残喘。米尔沙卡伊住在他们那里应该不会有人去找，所以我觉得他们家对我哥哥来说最合适了，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他送到国外去。
我穿上蒙面长袍，跑着到这寡妇家去。房子很朴素，由于战争时期物资短缺，更是显得简陋。客厅地板上铺了几块磨旧的小地毯，屋内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猜测其他值钱的都已经拿去卖了，用来换大米、油、煤气。女主人在客厅里蹒跚着走来走去，一边劝我坐下，一边命令大女儿给我泡茶。我直奔主题，说想让我哥哥在她家留宿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被塔利班发现，对她来说有危险。她的语调马上显露出受了冒犯的意味，她并不是因为我来到她家，提出这样的请求而生气，而是以阿富汗独有的方式表明我根本没必要因为这样的小事而特意请求。我哥哥留下来当然没问题，这是问都不需要问的！喝完茶我马上去叫米尔沙卡伊。我们收拾了几件衣服，多备了一些吃的。我知道，那女主人看我带了食物过去，也一定会生气，但不管怎么说，她收留我哥哥已经给她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多了一张嘴，就会给她本来就少的资源增添了短缺的压力。我陪着哥哥回到那寡妇的屋子，我必须这么做，不是因为我哥哥不认得路，而是让一个陌生男子单独去一个寡妇的家必定引起怀疑。一个男人和一个穿了蒙面长袍的女子前往就像是一次平常的社交走访；一个男人单独去，就像是在犯道德罪，必定引起邻居的闲言碎语，到时候塔利班必来无疑。
寡妇和她的家人对米尔沙卡伊很友善，我想他也能够稍微放松一会儿了。他在那里待了10天。这之后，我们断定事情已经平静下来了，他也可以出来到我家住，但让他和家人一起搬家还是太危险。和往常一样，塔利班还是不断地去骚扰我嫂子，常常不请自来，从来不会事先打招呼。他们常常用威胁的口吻对她说：“你丈夫在哪儿？你最后跟他说话是什么时候？快告诉我们。” 哥哥是个通缉犯，所以嫂子遭到他们的日夜监控。
后来，我嫂子实在怕得不行了，也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哈米德跟我结婚日子不长，本来应该好好享受新婚生活，但是，家里的事情那么多，我们几乎没多少时间可以安静地在一起。我想，在这个星球上，没有哪一对新婚夫妇不会不对步入婚姻生活的头几个月怀有美好的期盼吧，然而，无论对我自己还是对于千千万万个其他女人，成人世界的现实很快取代了少女时代期待的新婚欢乐。起初，我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所遭遇的突然苦难愤愤不平，但这样的心情没过多久就被责任感所取代。再者，我要帮的人是我哥哥，是我如此心爱的一个人。我深深记得，小时候他是多么疼我，他对我的整个人生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我为自己那些自私的想法感到愧疚，难道如今不该轮到我照顾他和他家人吗？换成是他，无论有多么危险、多么艰难，他一样会为我这么做的。
米尔沙卡伊下定决心逃离阿富汗，这是保障自身安全的唯一方法，尽管也意味着从此过上流亡国外的不稳定生活。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不剃胡子，任其生长，长得又浓又黑。过不了多久我们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我们祈祷塔利班也认不出来。
我们的计划是坐出租车前往与巴基斯坦交界的最繁华的城镇多尔汗。小镇靠近著名的开伯尔山口，位于巴基斯坦的联邦直辖部落地区边上。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由部落长老统治，伊斯兰堡政府方面几乎没有实际控制权。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这一边境地带从来没有获得阿富汗方面的正式认可，是众所周知的杜兰德线。即使在今天也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政府紧张关系的最大源头。阿富汗拒不承认这条线。美国和其他反恐的北约国家声称这条边境线是基地武装组织的老巢。巴基斯坦否认这一点，但是在控制该地区的原教旨主义方面几乎无所作为。
当地的社交礼法相当严格。美国的轰炸机曾经对该地区狂轰滥炸，地面部队也来搜捕本 - 拉登及其支持者，但村民就是拒不透露他们的行踪，任凭轰炸像暴雨一样落到屋顶。置身该地区你就会感觉仿佛回到了五百年前，明白了这一点你才能够理解这个地方。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么你就会像那么多政府和国外势力一样，都将以失败告终。
与今天不同的是，1997年，当我们计划哥哥的逃亡时，阿富汗人无需签证即可越过边境十字路口进入巴基斯坦。卡车、商贩和旅行者源源不断地前往多尔汗，我哥哥希望趁着这样的嘈杂来个浑水摸鱼，偷偷地溜过边界。
米尔沙卡伊安排了一辆出租车，让它第二天早上来接人。我四处奔走，为他的逃亡做准备——购买途中所需的食物，诸如几个圆盘烤饼和水煮鸡蛋，他的妻子为他收拾行李。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还没停下来仔细想想就把门打开，以为司机到了。然而，站在门厅里的是两个黑乎乎的裹着头巾的塔利班。他们径直闯入公寓，手里挥舞着枪。所有人都站着一动不动，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也没地方躲藏。大家面面相觑，心想：这下完了，我们被抓了。
两个塔利班分子一把抓住我哥哥，强行将其按倒在地，面露得意的神色。两人都才二十出头的模样，其中大一点儿的那个抬起膝盖用力撞了一下我哥哥的腰部，疼得他大声直叫。另一个也丝毫不掩饰鄙夷的神情，抓住哈米德的脖子，用力将其往客厅地板上撞，好像他就是个布娃娃。他们一边嘲笑嫂子和我，一边将我们的丈夫推出客厅，带上皮卡。就在他们离去的时候，我哥哥大声对我说，不要跟着他们，好好待在家里。即使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他仍然不愿放下男人的自尊让一个女人到监狱去营救。
到了警局之后，我哥哥劝服一个警卫，让他捎一张字条到家里。字条上说让我们去找他的一个老同事，他现在为塔利班政府效劳。当年他曾做到将军的位置，如今是一名塔利班高级军事顾问。我哥哥希望这个老同事能够托关系将他和哈米德救出。字条上还给出了一个地址，是机场附近的一栋住宅。
这将是又一次漫长而残酷的等待，我一度没有一丝力气，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天，在挫败感和恐惧的双重打击下，几乎陷于瘫痪。哈米德又被带走了，只是，这一次，留下的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我们未出生的孩子。
三天前我得知自己怀孕了。和许多初孕的年轻妈妈一样，好几个早晨我都有恶心和呕吐，这才知道自己怀上了。哈米德和我当然是喜出望外。但是，这样的兴奋很快就被生活中的动乱浇灭了，或许没有什么比在战争时期怀孕更令人揪心的了。战争年代，生存本身就是一场战争，只有最坚强的人才能幸存。把一个无助的婴儿生下来，带到这样的地狱里合适吗？或许真的不合适。
但我也明白，无论是枪林还是弹雨，生活总归要继续。在某种程度上，无论环境有多艰难，庆祝新生命的强烈愿望永远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本质特征。是的，我害怕过，可我认为，生个宝贝小孩便多了一份积极的力量，也多了个关注对象，这样也很好。
高兴归高兴，但话又说回来，战争时期怀孕保胎谈何容易。阿富汗是世界上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医疗资源匮乏，再加上文化保守，大家都不愿意公开谈论妇科和儿科医疗，导致医生非常难找，而仅有的几个医生往往又没受过多少正规训练。一般家庭不愿意给妇女找医生，除非实在是别无他法，或者是不医治必死无疑了。但每每这个时候，无论是救母亲还是救孩子，都已经为时已晚。当一名医生，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真的需要高超的技术、坚韧的耐心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在以前，阿富汗最好的医生都是女医生。我敢肯定，无论在哪里，当遇到需要亲密接触才能治疗的健康问题时，女性在接受同性医生的治疗时总会更自在些。好长一段时间我想让自己成为一名医生，加入她们的行列。
但是，塔利班禁止妇女从医，这条法令给阿富汗医疗队伍以致命的打击。接着，还出台了一条又残忍又变态的规定，男医生不准给女病人看病。男医生甚至不能给患普通感冒的女病人开阿司匹林。结果呢？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成千上万的妇女死于流感、细菌感染、血液中毒、发烧、骨折、怀孕，而这些病本来完全可以得到医治。她们的死纯粹是因为统治这个国家的残酷男人认为她们的命与苍蝇一样低贱。这些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真主之子的人竟然对真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 ——女人，丝毫没有怜悯之心。
我晨吐得厉害，还不仅限于每天早上的那几个小时。现在我可以自我解嘲了，但是，那个时候，想憋住呕吐，避免弄脏蒙面长袍的面纱可真不是说笑的。我想，没有哪个母亲需要像我一样，不得不拿起头巾，把头向前倾，对着两腿之间的空地，抑制住本能，以免吐到膝盖上。
我几乎吃什么吐什么，这真是个大麻烦，尤其是我拿到哥哥的字条的那一天。拿到之后我按照上面的说明立马动身去找他老旧同事的家。我哥哥知道，找这个老同事帮忙肯定要费很大的劲儿，但再怎么费劲也得一试。
一进入屋子我就感到浑身不自在，但当我把目光投向阴暗处，我意识到心里仍然涌起无限的感激之情。尽管大多数阿富汗人十分贫穷，但他们依然很自豪。他们为自己的家庭自豪，无论这个家有多简陋，他们总会给客人沏茶、端食物、拿糖果。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被客厅里的可怕景象所震惊。客厅地板污秽不堪，显然好久没有打扫清洗了。我真想把地毯拿到屋外，好好掸一下灰尘。墙壁也好久没擦拭了，我也很想把窗户打开，让光线照进来，让新鲜空气透进来，驱散满屋子的发霉气味。
迎接我的是女主人。这时我才发现，她是个很淳朴的妇女，应该从来没受过任何教育，她迎接客人的方式、走路的仪态都显得相当拘谨笨拙。环顾一下房间，我看到她有一排的孩子，脸上脏兮兮的，还有大家庭里的其他成员，一个比一个肮脏。于是，我明白房间里的气味是怎么来的了。
我找不到一处干净的地方，所以只好在一处略微不那么脏的地方蹲下来，心里恶心得不得了。尽管我已经在屋内了，而且还打算耐心等待好长一会儿，但我不打算把蒙面长袍脱掉。我渐渐地习惯了怎么对付塔利班了，第一条原则就是有耐心。我被告知，20分钟后可以见我哥哥的老同事了，但我心想，如果有必要，就算等上一天也不要紧。这时我已经不再那么担心哈米德了，如今回过头来想想觉得当时的自己真是奇怪。哈米德有我哥哥在牢中和他作伴，这于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他们俩一定能够从彼此身上获得慰藉，无论敌人对他们施加怎样的折磨。
我坐下来等着，无聊地看着女主人将其中一个儿子那又黑又绿的鼻涕拭去。我想跟她寒暄，但不是很顺利。我突然发现，在一间脏兮兮的屋子里，在一个脏兮兮的房间里，等待一个脏兮兮的男子，是很难做到文明的。而就是这么个脏兮兮的男人竟然是政府的国防顾问，就连自己的家都这么污秽，老婆和孩子无人照料，你还能指望这样的官员整出怎样的国家来？如果阿富汗都是这帮文盲执政，那还能有什么希望？一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我联想到，如果连塔利班的高级顾问家的客厅都如此破旧，那么塔利班的监狱要糟糕到何等程度？后来，男主人终于出现了，跟其他人一样粗俗，一样的不修边幅，和我预料中的当权者大相径庭。我对他说，哈米德和我哥哥被关进监狱了。他听了，一点儿也没有觉得烦，还说他还牢牢记得我哥哥。他耐心地听我讲述事情的经过，并向我保证一定让他们得以释放。他说去打几个私人电话，让我先等着，然后就走开了。我又坐回到脏兮兮的地板上去，尽量调整心态去适应这肮脏的环境，然后耐心等待。房间里的臭味没有了，应该是我的鼻子习惯了的缘故吧。
过了好久，男主人终于再次出现，但带来的消息不是那么令人振奋。他叹了口气，看着脏兮兮的双手，告诉我说释放他们需要时间。他保证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一有消息就跟我联络。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出那不是百分之百的真诚，好像是一副迫不得已才出手相救的姿态，很明显他不会花大力气去做。我听了有点担心，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哈米德因为上次的监禁，身子才刚刚开始恢复，现在仍然很虚弱。这时的空气开始变得寒冷干燥起来，时值深秋，冬雪开始在城市远处的山上降落。很快，喀布尔也将被积雪覆盖，气温会降低至零下15摄氏度。我能想象得到，哈米德和我哥哥在冰冷的监狱院子里互相依偎着取暖，身上穿的还是被捕时的衣服。没有暖和的夹克，没有马夹，没有羊毛袜子。一想到哈米德的脚指头冻得发紫我就紧紧咬住嘴唇，竭力忍住了泪水。我不知道丈夫孱弱的身子还能撑多久，他的脑袋是智慧和力量的堡垒，无论受到怎样的折磨都能够默默忍受。但是，每一个人都有生理上的临界点。夜间，在凛冽的寒风中，连呼吸一下都会很痛。我知道，哈米德的临界点快要到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是老样子——弯着腰，站在厕所旁，拼命狂吐。但这天的晨吐多了个理由。前一天晚上下过雪，就在从卧室匆匆跑到浴室的途中，我看到，窗外的屋顶覆盖了一层白皑皑的雪毯。哈米德和我哥哥整夜都站在雪地里吗？监狱的院子里会不会多了两具尸体，被一层冰紧紧地冻在一起？我穿上衣服，赶紧朝塔利布的屋子跑去，这次叫上了哈米德的姐姐赫蒂彻。冰雪覆盖的街道已然成了溜冰场，表面坚固，实则薄脆，一路上我们走得跌跌撞撞。蒙面长袍给我增加了层保暖，但同时也使我看不清路面，降低了灵活性，我的脚伸向哪里就朝哪里走去，一只手臂伸出来保持平衡，另一只放在腰间保护还未出生的宝宝，以防跌倒时有个保护。
到了我哥哥的老同事家，我发现有什么东西变了。臭气还在，只是这次有人在用力地打扫房间，孩子们的脸上留下用布擦过的污痕，但没擦干净。男主人也变了，他热情地朝我微笑，露出一排黑黑的牙齿。
“我想让你教我孩子英语。”他说。他这话不像是命令，倒更像是个请求，一个我无法拒绝的请求。“当然可以，”我马上答应了下来，“或许他们来我家更好。那里有地方供他们玩耍，而且我教的效果也会好一些。”谢天谢地，听了这话之后他似乎很高兴。除非迫不得已，不然我真的不愿在那样的房子里多待一秒钟。我要取悦他，让他保持高兴，我自己内心也受到了鼓舞——如果我能多教育一些这样的孩子，让他们走出如此肮脏破旧的墙壁之外，那么，我们的国家或许还有希望。我不知道自己今天会遇到什么，明天又能遭遇什么，也不确定能否守诺教他们，但这件事让我发现，这些孩子，包括所有的孩子都是有价值的。只要接受适当的教育，得到良好的帮助，任何孩子长大之后都有可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离开我哥哥老同事的家时，我心里渐渐乐观了起来。尽管他几乎没提到我日夜想要拯救的囚犯，但是，他让我教孩子们英语，以及我所看到的房子内所发生的变化都是令人振奋的迹象。这些事情都表明他打算帮助我们。
那天晚上，有人用拳头用力地捶我的房门，我小心谨慎地打开一点点。一只毛茸茸的手用力地推了进来，碰到我的额头。我向后退缩了几步，浓浓的眉毛下面，两只黑色的眼睛牢牢地盯着我看。那人的头上还缠了黑色头巾，但我一点儿都不害怕。事实上我几乎没去看那个塔利布的脸，因为在他身旁站着哈米德和米尔沙卡伊。那个塔利布用力地将两人往门厅内推，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很不情愿拿自己的玩具跟人分享。他嘴里嘟囔着，说了一些威胁的话，其实根本没用，因为还没等说完我就当着他的面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接着马上投入哈米德的怀抱。我嫂子兴奋得从客厅里尖叫着跑出来，也朝自己的丈夫扑了过去。我哥哥的老同事果真说到做到。
我们一刻也不敢耽搁，马上安排一辆出租车，让它第二天一早来接我们。我们计划前往巴基斯坦，虽然哈米德和我哥哥获得了释放，但是，塔利班一个心血来潮，随时有可能重新将他们俩抓回去。我们再也冒不起这个险。
第二天，哈米德，我，我哥哥，嫂子，以及他们的婴儿挤进了等候我们的出租车。哈米德坐在后座靠边位置，我穿了蒙面长袍挤在他身旁，我哥哥夹在中间，他妻子坐在另一侧靠窗位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人认出我哥哥来。一个世交好友坐在前排乘客的位置。那人也是个退休的将军，普什图人，主动提出帮我们一把。万一我们路上遇到麻烦，他的将军身份或许可以派上用场。即使将军身份帮不了忙，那么他的普什图族人身份对于我们经过塔利班的哨卡乃至越过边境都会有一定的分量，因为，大多数塔利班是普什图人。他愿意陪我们一程纯属慷慨义举，每当想到这么多年来，那么多朋友和邻居不惜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帮助我们，我觉得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这也是为什么如今我从来不会向寻求我帮助的人关上大门的原因之一。伊斯兰信条教导我，对我们所行的每一个善举，我们都应该向他人做一件善事作为回报。
聊天中，司机的语调有点紧张，但他一直向我们保证出租车坚实牢靠，我不是很相信。这次米尔沙卡伊坚持要我们和他一起前往巴基斯坦，我答应了。经过这几个星期以来的高度紧张生活，我觉得真应该离开这个国家，即使只离开一个星期也好。再者，哈米德也可以趁此机会好好治疗一下。第二次入狱，他的身体又虚弱了许多，我几乎是看着他在我眼前孱弱下去的。我依然深受晨吐的折磨，途中，我带了碗，放在蒙面长袍底下，随时防备吐出来。这是一次痛苦的旅行。车上很挤，极为不舒服，还要提心吊胆，就怕在塔利班的哨卡口被拦下。可是，那名将军镇定自若，每次见到持枪的哨兵都能来几句逗笑的寒暄。大多数的塔利布一听到普什图口音的母语，马上放松了警惕。将军天生一副威严，引人尊敬，即使大呼小叫的年轻塔利布，见了他这样的老兵所独有的风范也会立刻蔫了下来。
“您请便，大叔。”每次听到这几个字，我都会松一口气。穿过多尔汗边境地带时我的情绪突然高涨了起来，进了巴基斯坦，整车人一下子就有说有笑了。你会深深体会到自由：令人提心吊胆的塔利班压迫没了，心头的重担也放下了。
那天下午四点钟，我们来到了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我们在那里上了一辆夜间大巴，一直坐到历代君王之城——拉合尔。我们去了哥哥位于该市的房子，受到他的正室及其岳父岳母的热情接待，两位老人就住在那里。那一晚，我们喝着可口可乐，吃着查帕里卡巴，这是一种牛肉粉拌石榴和干椒粉的食物。那一顿可以和我吃过的任何一顿相媲美，更何况那是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吃到的不受塔利班禁令约束的美味。
拉合尔真好。这是自结婚以来，我和哈米德第一次能够像正常的夫妻那样出去尽情地放松自己了。拉合尔的景色真美，到处是清真寺，座座都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商店更是鳞次栉比。我和哈米德一连逛了好几个小时，饱览当地风光。在一个专门向妇女和家人开放的公园，我们还进行了一次野炊。为了娶我，哈米德努力争取了好几年，可是，婚后我们几乎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悠闲地坐下来，慢慢品味共同呼吸相同空气的乐趣。
拉合尔干净、便利，与骚乱中的喀布尔完全不同。内战时期，喀布尔不知有多少建筑物轰然倒下。拉合尔的历史建筑也让我赞叹不已。16~18世纪，这个城市处于莫卧儿人的统治之下。莫卧儿时代正值印度伊斯兰王朝统治时期，那时的皇帝曾经控制了大部分亚洲次大陆。莫卧儿人以建筑出名，像泰姬陵就是莫卧儿帝王沙 - 贾汗建造的。在拉合尔市，他们建造了许多著名的建筑，其中有很多后来成了这个城市的地标，包括气势恢宏的拉合尔城堡和夏利玛尔花园，这两处如今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时我已经怀孕三个月，感觉依旧不舒服。哈米德两番入狱，遭到塔利班的残酷对待，也十分脆弱。但是，拉合尔的宁静让我们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得到身心上的恢复。用“宁静”来形容这个拥有五百万人口的巴基斯坦城市或许不是十分恰当，但我们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之后，彼时彼刻的感受实实在在如此。
在拉合尔过上一个星期，我们就收到消息称阿富汗总统拉巴尼到了白沙瓦。他虽然遭到了塔利班的废黜，但我们和其他国家依旧视他为合法的领导人，拉巴尼的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仍然代表着阿富汗，只有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合法地位。我哥哥曾经在拉巴尼政府的内政部任职，与他颇有交情，他联系上了总统，总统马上邀请他和哈米德前往。于是两人前往觐见，并听取了他夺回国家政权的宏伟计划。
拉巴尼和我们一样，都来自巴达赫尚省。他是我爸爸的朋友，偶尔也是竞争对手，我们对他无比尊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反对阿富汗倾向苏联的主要力量。苏联入侵期间，他在巴基斯坦组织军事政治力量进行抵抗。
倾向苏联分子失势之后，纳吉布拉也跟着垮台，拉巴尼选举当上了总统。但那个时候游击队政府派系斗争很厉害，这些势力挑起了拉巴尼和 马苏德一派与以杜斯塔姆将军和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另一派之间的斗争，最终导致了内战。
拉巴尼的营地里聚集了很多人。哈米德和米尔沙卡伊两人从他那里回来之后情绪高涨，他们坚信只有拉巴尼才能维持阿富汗政局稳定——尽管现实情况是，塔利班依然牢牢地掌权，就连拉巴尼自己也不敢想象夺回政权的那一天。他们的乐观精神感染了我，在拉合尔平静安全的环境里，我对阿富汗的前途又重新燃起信心的火焰。
因为想到拉巴尼能够重新执掌政权，哈米德和我几乎当场决定立马回到喀布尔。一来，我们刚刚获得了新希望；二来，哈米德守寡的姐姐以及她的孩子们都还留在喀布尔，所以，哈米德和我都很想回去照顾她。我哥哥认为回去太危险，决定留在巴基斯坦，往返于白沙瓦和拉合尔两处的住宅。离开哥哥嫂子真是不舍，因为我不知道何时才能与他们再见面，甚至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跟他们见面。但是，我现在是已婚少妇，我应该做的就是紧紧跟随丈夫。
很快就要进入深冬，天上的雪越下越大。在我们回喀布尔的途中，开伯尔山口已经白雪皑皑，天气显得分外寒冷干燥。或许那凹凸不平的岩石就像塔利班，刚下的雪就如阿富汗新的开端——将他们的冷酷无情永远雪藏。我真的希望如此。
哈米德和我越过边界，进入阿富汗境内，一路平安无事，很快就回到喀布尔的家中。离家一个星期，回到家，足以让我再次体会到在家的舒服。即使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我的拳拳爱国心也没动摇。这是我的喀布尔，是我的阿富汗。
斋月开始了，和所有穆斯林一样，我们也禁食，从日出一直到日落。黎明之前我们就起床，吃了点撒哈。撒哈是天黑之前吃的早餐，这一顿要维持一天，直到日落我们才可以再进食。通常我们吃得很早，吃完后再上床小睡一会儿，接下来就开始晨祷。
哈米德和我刚刚上床准备睡觉时，有人敲门，哈米德起来应门，我们都以为是邻居找我们帮忙或者别的什么。我听到了讲话声，接着便是哈米德回卧室的脚步声，只见他脸色刷白，好像很不舒服的样子。他问我要外套，说塔利班在门口等，车子就在门外。哈米德别无选择，只能跟着去。我真想冲出去，请求塔利布不要带走他，放过我们。我们回到喀布尔，为的就是能够平平淡淡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可现在他们又要把他带走。
哈米德处变不惊，淡定地命令我回到卧室去。我穿的是睡袍，不方便向那些陌生人请求，即使在凌晨五点钟这样的时候站在自己家的门阶上也不行。我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抓走哈米德，他并没受到任何指控。来的几个人只是说需要他走一趟，他就只好跟着走了。听到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随后就倒在枕头上啜泣，一边捂着鼓鼓的肚子，一边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认识一个从巴达赫尚省来的人，他正给塔利班效命。在一本旧笔记本里我找到了这人的地址。他是普勒恰尔希监狱的工作人员。这是一座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监狱，在苏联入侵时期，曾因折磨囚犯手段之残忍而臭名昭著。我不知道哈米德被那些人带到哪里去了，只知道能够帮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你只能叫别人帮你一次忙，多了，对他们自己也危险，所以再去找以前帮忙过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可能的了。
我与这个巴达赫尚人不怎么熟，可我希望他能看在老乡的分上，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接受我的请求。第二天一大早，醒来之后，我立马穿上蒙面长袍，冒着寒冷的晨风，去找他了。
普勒恰尔希监狱在喀布尔郊外10公里远的地方，我是走着去的。一路上，城市的景象渐渐隐去，接着是一座座的村庄，再后来连村庄都没了，只有几间稀稀落落的泥土房，走到最后，公路也变成了灰尘满天飞的小道。女人真不该单独来这种地方，尤其是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下。小道不知通向哪里，走着走着，监狱突然从地表冒了出来。卫兵的刺刀和高墙上密布的铁丝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粗糙的泥浆墙面透露着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上面的瞭望塔阴森恐怖。这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被称为阿富汗的阿尔卡特拉兹①，想逃跑是万万不可能的。我走进门卫室，向他们解释了情况，请求跟巴达赫尚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见一面。一个警卫进去问了。回来后只说了一个词的答案：“不行。”“巴达赫尚省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我让门卫将这话转达给他听。难道他就不能发发慈悲让一个妻子去问问她失踪的丈夫的去向吗？我希望这样的激将法能够刺激那个老乡采取某些行动。我是个新婚的穆斯林妻子，从传统文化上讲，不应该独守空房，无人照料。门卫听了似乎觉得羞愧，答应向上司传达我的信息，但那个所谓的老乡还是拒不见我。我能猜出几种原因，一定是我当着他手下的面指责他，让他感受到了羞辱。我被告知几天后再过来。
我只好走回家，又饥又渴，肚子里的胎儿还在乱踢。对于丈夫的下落我一时没有任何头绪。
中午时分，我万分沮丧地到了家。哈米德的一位年长的亲戚刚刚去世，我和小姑子按理应当去参加葬礼以表示慰问。我实在不愿意去，但是，家庭的责任和名誉容不得我不去。那天的葬礼情况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脑子里全是对哈米德的担心，根本容不下其他。正当我心事重重地在一块地毯上坐下来时，一位长者走了过来。原来，虽然哈米德被捕才几天的时间，但消息已经传开了。老人乌黑的眼睛里流露着同情，他一说话，灰色的长须也动了起来，他悄悄地对我说知道哈米德在哪里。据他的一名亲戚称，老人没说亲戚是谁，也没提他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我丈夫被关押在情报三处，这是所有情报机构中最为危险的一个。这个部门的工作就是找出政治上的异己，然后将其清除。我开始为哈米德的处境担忧，不过至少知道他在哪儿了。
每天我都到情报处办公室，每天都被冷嘲热讽的门卫挡了回来，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七天，我终于获允入内探望丈夫。他身子本来就瘦弱，这下更是瘦骨嶙峋，背也弯了。整天遭到狱卒的毒打，疼得他直不起身来。发黑的面容在苍白肤色的衬托下越发明显：眼窝凹陷，颧骨凸出。
我们在一张粗糙的木桌边坐了下来，低声聊了一会儿。我多么渴望能抱一抱他，但是，塔利班的监狱不是卿卿我我之地，即使夫妻之间也不行。他跟我说，塔利班让他整夜站在雪地里，白天不停地拷问他，鞭打他。他们问：“你为什么去看拉巴尼？你们那次会面的目的是什么？你跟拉巴尼什么关系？”保卫拉巴尼总统的是来自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特工，长期以来就有人怀疑许多特工与塔利班沆瀣一气，果不其然。巴基斯坦特工很显然向塔利班透露了拉巴尼见过的人，包括哈米德，当然也很可能包括我哥哥。
离开监狱的时候，一名年长的塔利布过来问我：“如果我们释放你丈夫，你愿意出多少钱？2500美金？5000美金？”很明显，他们已经得知哈米德不是名政治犯。他们会整日整夜地拷问他，而他却什么都不会说，因为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但对他的羁押给他们制造了创收的机会。如果有钱我真的想给他们，但我实在没有。我们没那么富有，至少在金钱方面我们实实在在是贫穷的。即使能够通过我哥哥从巴基斯坦汇钱过来也不大现实，塔利班已经破坏了银行系统，汇款或者借出大笔现金已经不可能了。我就是付不起赎人费，这也是令我愧疚一辈子的痛。
遭受那么多的虐待之后，哈米德病得更加厉害了。他被饿得半死，冻得要命，冷气进入肺部，越来越严重，加上日渐衰退的免疫力，与患重病的囚犯密切接触，没地方洗澡，他不幸患上了肺结核。
我拟了一封信，准备递给情报处的执行委员会，恳求他们释放哈米德。在信中，我写道，哈米德是无辜的，他现在身患传染疾病，对其他囚犯的健康构成很大威胁。我亲自将信送至一名狱卒的办公室。他不是个塔利布，而是个戴眼镜的普通工作人员，好像对新上司的许多做法困惑不解。从他的年龄判断，我猜测应该先后效劳过三代主子——苏联人、游击队员和如今的塔利班。
等他从我手中接过信件，我马上讲起哈米德的故事，讲到他的疾病和我们的婚姻。我想博取他的同情，以期他能尽快将信交给委员会。我站在隔板的另一侧，身上穿了蒙面长袍，看着他透过厚厚的镜片读着那封信。读完了，他问：“妹子，这封信谁给你写的？”“我自己，”我回答说，“我曾经是名医学系毕业生。我只想将生病的丈夫从监狱里救出来。”“你丈夫真幸运，有个这么爱他的妻子，还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妹子，如果他们将我关了起来怎么办？谁来救我呢？我的妻子目不识丁，谁来给我写陈情信呢？”说完，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奇怪的叹息，然后把信压到一堆信件底下。毫无疑问，那些信件也是其他救人心切的囚犯们的亲人写的。“请回吧，妹子。我不敢保证，但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信交给执行委员会的。”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哈米德的性命和自由就全靠那上百封信件之下的那一封了。我知道，戴眼镜的狱卒转交这封信的可能性相当渺茫。
我冒着雪走回家。爬楼梯的时候，我感觉到，没有丈夫的家就像我那空空如也的胃。脚一迈进公寓，哈米德的姐姐赫蒂彻马上跑过来，问我有没有哈米德获释的消息。我没能给她一个答案，只管朝卧室走去，往床上躺下来，强忍住泪水。打了好几个瞌睡之后，我睡着了。过了几个小时，我被毛拉喊“一福塔”（开斋后的晚餐）的声音吵醒。 我饥肠辘辘，便起床到另一个房间去，以为赫蒂彻和孩子们已经在那里吃了，却发现她跟我一样没精神，睡过头了。没一个人做饭，我心里一阵愧疚。这是哈米德的家，我是他妻子，他不在，家里的大小事务就该由我来操持。再说，毕竟是因为我家人的缘故才导致他入狱。于是，我出去买了些大米，肉，拿回来准备煮着吃。赫蒂彻来到厨房，说我有孕在身，不要忙活了，应该好好休息才是。她从我手中拿走菜刀，切起了洋葱。我陪着她，默默地准备饭菜。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喀布尔的雪下得很大，城市在恐惧和百无聊赖中出奇的死寂。
我噙着泪水，转身对赫蒂彻说：“对不起，亲爱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给你家添麻烦。真希望哈米德没有娶我，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痛苦。”她放下刀，拭去因洋葱刺激而流出的泪水，然后抓住我的手说：“好啦，法齐娅，他是个坚强的男子汉，监狱生活只会让他的性格越来越坚强。你不要难过，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才是。他是一名政治犯，不是一名刑事罪犯。”这是我们第一次谈到哈米德入狱的原因，我惊讶地发现，面对当时的环境赫蒂彻竟然能如此平静，丝毫不慌乱。她本来完全可以对我和我家人怀恨在心，可是她没有。她一直是我崇拜的一个女人，那么坚强、聪明、理智。我被她的话语深深地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继续搅拌着米罐子，以默默的眼神表达我对她的感激之情。
她抱了抱我，然后劝我到餐厅找颗枣子或者水果开斋，说我应该把婴儿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我来到了餐厅，独自一个人坐了下来，童年的记忆刹那间浮现在了脑海。长期没去回忆，那童年的一幕幕此刻在我忧郁的情绪中渐渐清晰。我想到了父亲还健在时在呼利大宅开斋的日子，那几天，我们会拿一块桌布大小的传统小方布铺到房间正中央的地板上。
小方布是当地农村妇女一针一线精心编织的，上面染了红色和橙色，鲜艳活泼，相当漂亮。这些自然色都采自山上的植物。我们还会在小方布的周围摆上床垫和小垫子，大家盘腿坐在垫子上吃东西。
小方布上堆满了营养美味的开斋食品，像蔬菜馅薄脆饼、洋葱酸奶肉馅包、葡萄干扁豆萝卜什锦饭。我的姐姐们都会去帮忙做这顿饭，往往在斋戒结束之前几分钟就准备妥当，等着饿得发慌的大家庭成员下楼来吃。
父亲要么出差在外，要么就是在会见客人。除了他之外，所有的家人都坐下来聚在一起——他所有的妻子，我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我们坐着吃，有说有笑。那时我还很小，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样的团聚时刻。每每这样的场合，大家都很放松，聊着当天发生的琐事。每当想到战前幸福美满的大家庭，我的心就像在滴血。我是多么想念母亲、兄弟姐妹们呀！真想回到彼时彼地，再做一回天真无邪的乡村儿童，无忧无虑，整天想着偷偷拿几颗巧克力或者一些调料放到一双木鞋里。
赫蒂彻端上来一份热气腾腾的烩肉饭，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朝她感激地笑了笑。有了她，我才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现在，哈米德的家人也就是我的家人了。这时，赫蒂彻的孩子们也跑进来和我们一起吃饭。看着大家吃得那么开心，我的心里也亮堂了许多。
每天我都会去探望哈米德，但并非每天都能见到他。每次见面，他都会露出一副勇敢的面孔，装作受到良好对待的样子。他不想让我担心，可是我发现，他的手开始不由自主地抖动，日渐瘦削的脸上还多了许多淤青。我也假装相信，尽量表现得像个尽责的妻子，因为我知道，如果拿淤青反驳他，只会令他更难受。他在怀孕的年轻妻子面前掩饰狱中所受的折磨有助于强化他坚忍的力量，因此，我们就抓住短短的几分钟宝贵时间，聊日常家庭琐事，就像当天他刚参加商务会议回来或者刚逛过菜市场，或者其他平淡无奇的场合，总之都是再寻常不过的家常事。能这么做对我们来说轻松多了——就像怪异、恐怖、不正常的事都没发生过。有些人会说，拒绝承认现实是不对的，或许是吧，但是，当你处于汹涌澎湃的绝望之海，拒绝承认现实就成了你的救命木筏，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你的救命稻草。
我决定再次试着去劝说那个在普勒恰尔希监狱工作的巴达赫尚省老乡。经过一番漫长的走路，我终于抵达那里。这一次，我终于舒了一口气，因为他邀请我进入办公室。我告诉他，哈米德没有犯任何政治罪，却受尽了折磨，如果再不释放就要活活被折磨死。尽管费尽了唇舌，可依旧无济于事。他说，他什么忙都帮不上。我急得哭了。他见了，发出一声长叹，接着很不情愿地答应我说，他会试着向看守哈米德监牢的狱卒说情。
星期五的下午，我通常可以见到哈米德。那天，赫蒂彻穿上了蓝色羽毛球状蒙面长袍，我穿了阿拉伯风格的遮蔽面纱，一同向监狱走去。
我们在门口等候，门卫进去叫哈米德。他进去后，门没有关，我刚好看到了里面的大楼。这时，我看到了另一个门卫，20岁都还不到的模样，正在里面洗手洗脚，显然是在斋戒沐浴，为伊斯兰祷告仪式做准备。进去的那个门卫走上前去禀报，他则用普什图语反问：“什么？”进去的门卫说：“哈米德的妻子来了。”那男子放下水壶，朝我们走来。我立刻转过身，他们没发现我在看他们。还有几个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我听到他们说的是乌尔都语，也就是巴基斯坦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他们不是囚犯，我推测应该是支持塔利班的巴基斯坦人，在这个监狱工作的。我握紧赫蒂彻的手，希望这位年轻人能够过来对我们说，哈米德可以回家了。他径直朝我们走来，问：“谁是哈米德的妻子？”我走上前去，用左手撩开面纱，回答说：“我是。”那人一言不发，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朝我头上扔了过来。我一惊，赶忙往后退缩。“你这娘们，竟敢在你的巴达赫尚省老乡面前告我们的状？你以为你是谁？滚，赶紧离开这里，你这娘们。”足足好几秒，我震惊得动弹不得。我赶紧向他解释说只想让我无辜的丈夫重获自由。但他仍然不由分说，捡起另一块石头扔了过来。石头没打中我，而且，就在他投掷石头的时候，我举起一只手做出保护性动作，没想到这么一来，倒让他瞥见了我的指甲油。
他嘲笑我，还往地上吐了口痰。“看看你的指甲！还说自己是穆斯林，手指涂得像个妓女。”我一听，火冒三丈，涨红了脸。我真想说，他没资格对别人的老婆说三道四。我是个穆斯林，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所以他没权利对我评头论足。他才是个穆斯林坏蛋，而我不是。
赫蒂彻看出了我的心思，赶紧上前制止了我。那人又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过来。“滚开，你这臭娘们。”赫蒂彻抓住我，半走半跑地回到大门口。我眼看着到了安全范围，就故意大声对她说，好让他们都能听到。“这帮人不是穆斯林，他们连人都算不上。”那人恶狠狠地再扔了我一块石头，然后转身进去了，嘴里骂个不停。那些词那么难听，我从来还没见哪个穆斯林用过。
就在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了这样一个恐怖的现实：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而且我找那个巴达赫尚省老乡的负面影响很大，把情况弄得很糟糕，反而对哈米德更不利。
我浑身发抖，在面纱里面大哭，赫蒂彻也哭了。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一辆出租车，司机不顾塔利班禁止搭载非血缘关系女乘客的规定，答应送我们回家。我知道自己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由于愤怒、恐惧、羞辱，我已经颤抖得厉害。一到家，我马上就倒在床上号啕大哭。
那一晚，我和赫蒂彻一致决定，近期还是不去看哈米德比较安全。我们都担心，去见他反而会害了他，他们会打他打得更厉害。狱卒已经断定哈米德的妻子是个蛮横的妓女，不但抗议丈夫被监禁，而且手上还涂了指甲油。我恨死了巴达赫尚省来的那个老乡，甚至怀疑他非但没有帮我们，还有可能故意给我们制造麻烦。事实上，我连情况都没有跟他说，只说了哈米德的病情和他的无辜。
那一夜，我对哈米德获释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整整两个星期，我都不敢去看望哈米德，不想再次蒙受那些狱卒的攻击和羞辱，甚至还担心，即便他们允许我见丈夫，我也很可能会崩溃，甚至会当着他的面大哭一场。但是，第三个星期五，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我要见他，还有一些重要事情要问他。身为已婚妇女，我需要他准许才能外出。我已经决定到巴基斯坦的哥哥那里生小孩，我不能让第一个孩子在喀布尔出生，原因是塔利班禁止所有的女医生从医，禁止男医生给女性治病。
赫蒂彻坚持要同我一起去探望哈米德。快到监狱大门口的时候我紧张得不得了，对于他们会不会让我进去，我并不抱乐观态度。我站在几步之外的位置，让赫蒂彻去问狱卒能不能见哈米德。狱卒进去了，出来时多了上次那个朝我扔石头的男子。我没做声，赫蒂彻也没说话，提防着随时都会有石头飞过头顶。他盯着我看，然后命令道：“走近一些，娘们。”我慢慢地朝前面挪动了一下，暗地里对自己说，如果他还敢扔我石头，我就回敬他。
“把你的左手给我看看。”他命令我说。我什么都没说，也没伸手给他看，反而将双手藏到了面纱底下。在我看来，那人粗鄙不堪，一点儿阿富汗式的礼貌和风度都不懂。
看我藏起了手，他笑了，说：“我跟你说，不要再涂指甲油。如果涂了，你就不是穆斯林。”透过面纱，我瞪了他一眼。他竟然敢说我不是穆斯林，而他自己却要对他人的老婆的化妆评头论足。“你为什么要涂指甲油呢？告诉我。”他接着命令道。
我镇静地回答说：“我们结婚才4个月。新娘子第一年化妆，穿漂亮的衣服既是习惯也是传统文化。作为一名阿富汗人，你难道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他发出一阵带着嘲讽的喉音，露出一排黄牙。“我明白了。你想让我放了你丈夫吗？”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心里猜测他只不过是想取笑我罢了。我回答说：“他犯了什么罪？他什么罪都没有。”狱卒耸了耸肩，说：“你回去，带一个男性亲戚过来。带一个男的来，要有财产证明。如果这个男的愿意以他的财产担保你丈夫不会离开喀布尔，那我就放了他。”我没再说一句话，马上转身跑出大门，能跑多快就跑多快。赫蒂彻跟在我后面。我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我们俩站在街上，你看我，我看你。这是一个男人主宰的世界，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我们都不知道该找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的兄弟都已经离开了喀布尔，而哈米德的家人几乎全部住在巴达赫尚省。
就在这时我想起来一个开店的表哥。于是，我们俩就沿着街道跑过去找他。到了店门口，我们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却失望地发现店门紧闭。我们俩只顾着激动，却忘了那天是星期五，正是祷告和休息的日子。
我不想给狱卒改变主意的机会，更不想失去拯救哈米德的良机。我们跑回到监狱，那个狱卒正坐在椅子上晒太阳，看起来很放松的样子，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我不敢走近他，怕再惹恼了他。赫蒂彻于是走了过去，把情况讲给他听。他站了起来，没讲一句话就到监狱里边去了，好几分钟都没出来，但我感觉就像过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他出来了，身边多了哈米德和另一个更年轻的狱卒。他说：“哈米德可以跟你们回去，这个狱卒也跟着去。如果你们带一封邻居或者朋友的担保书回来，我就会放了他。”他命令一名塔利班司机开了一辆海拉克斯皮卡送我们，我们全部上了车。我心里怕再生什么变故，不敢多看哈米德一眼，但偷偷侧过脸瞥了他一下，发现他脸色白如蜡纸，人几近崩溃。
随行的年轻塔利布告诉我们说，他来自瓦尔达克。这人看起来友善，但是很年轻，我怀疑他在监狱里没什么权力，也没多大影响力，更担心邻居没有人愿意帮忙，那样的话他就会直接把哈米德带回去。等车子抵达马克洛里安后，夜幕开始降临。赫蒂彻记得我们邻居中有一户人家拥有一间房子，她跟这家不熟，但没得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找他们担保试一试。她去找这户邻居，哈米德、我，还有年轻的塔利布到楼上我们自己的公寓里等候。等待很不是滋味，哈米德此刻坐在自己的客厅，可我却不能跟他讲话，还要担心他随时被带回监狱。
这时我头上依旧戴着遮蔽面纱，可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塔利布盯着我的脸看，试图读出我的心思。我一惊，低下了头。我想，他应该看到了我的悲伤与恐惧。他的母语是普什图语，但这会儿却用不太熟练的达里语跟我们说话。他知道我和哈米德说的就是这种语言。只听他说：“不要担心，大姐。我也刚结婚不久，才20天，我能理解你的痛苦。即使你找不到担保人，今晚我也会让哈米德留下，明天再过来拿担保书。”他竟然冒着被责备的危险主动帮助我们，这真是我想都没想到的，也是令我震惊的一个善举。哈米德和我为此对他感激不尽。
我们都静静地坐着，等待赫蒂彻回来。
不久，我听到了公寓走廊里有男子的声音。出门一看，竟然来了6个男邻居，他们朝我微笑，还说，很高兴看到哈米德获得释放。每一个人都劝我不必担心，他们会集体为哈米德担保。我真是感激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唯有以哭答谢。他们进了房间，一一和哈米德相拥。两个有房产的邻居签署了担保书。担保书上说，哈米德是一名工程师，他不会离开喀布尔，一旦塔利班要求他前往内政部，他一概不能爽约。如果违反上述约定，他们两人就要失去财产。这对邻居们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风险，而我也再一次感受到，即使在战争时期，还是有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能够如此慷慨。
我拿出一条最近刚刚刺绣好的花边手绢递给年轻的塔利布，权作送给他妻子的一份小礼物。他真诚地向我表示感谢。我真想知道，像他这么亲切善良的小伙子是怎么加入到塔利班的队伍中去的，他是如此与众不同。
好像过了好久好久，邻居们才渐渐散去，我终于得以和丈夫单独相处了。他看上去就像个幽灵，赫蒂彻和我想逗他微笑，给他讲笑话。他笑了，笑得喘不过气来，于是就咳嗽。这一阵咳嗽真猛烈啊，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赫蒂彻和我面色严峻，互相看了看对方，便心领神会——哈米德染上了肺结核。咳嗽得这么厉害意味着情况会更糟糕。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在生活中，你们常常会遇到信心和力量尽失的时候。每每这个时候，你们只想放弃，不愿面对这个世界。但是，我亲爱的女儿们，放弃不是我们家的人应有的所作所为。
和我刚结婚不久，你们的父亲就被捕了，当时我也想放弃。要不是我当时有孕在身，感觉到莎哈扎德在我肚子里踢来踢去，我或许真的放弃了。但是，我明白，即将生下一个新生命意味着我要更加努力地生活。我还想起了我的母亲，也就是你们的姥姥。想象一下，如果我父亲死后她放弃了我；如果她选择了一条轻松的道路，改嫁给一个不想要我们的男人，或者把我们交给孤儿院，或者干脆不理我们，那么结局会怎样？她不这么做是因为一个女人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放弃。
请你们再想象一下吧：如果当中央政府命令你们的外公修建阿坦加通道，他选择了放弃，那又会是怎样的结局？你们只需想一想，有多少人会命丧山崖。正是因为他没有放弃这项工程，这么多年来，他拯救了不知多少人的性命。
感谢真主安拉，我身上流淌着他们两人的血液。正是因为他们，我也才能做到从不言放弃。
而你们——我亲爱的女儿们，也要继承这一优良的血统。如果将来有一天，当恐惧占据了你们的心，使你们失去了斗志，那么请你们记住以下几句话：放弃不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奋斗！我们幸存！我们永存！
挚爱你们的妈妈
重归故里
1998年
在监禁的那几个星期里，哈米德被打昏，戴上手铐脚镣，在风霜雨雪中受罚好几天，他染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没人说得出理由。他什么罪都没有，而他们就是以什么都没有控告他。不幸的是，在塔利班时代，像哈米德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不知还有多少人也像他一样在塔利班的监狱里遭受同样的命运。
1998年，春天伊始，天气一天天转暖，冬天所下的大雪此时融化得很快，又出了太阳，真是件喜事。这样的天气对哈米德也大有裨益，他仍然病得厉害，咳嗽个不停。
这时我怀孕已经7个月，胎儿很活跃，在里面又踢又扭的，就像是在锻炼身体，而哈米德整晚不停地咳嗽，一阵接一阵，我想睡个安稳觉都不行。
哈米德病得厉害，根本没法工作，医生开的药也不见效。尽管太阳越来越暖，可是喀布尔仍然令人压抑。在首都，塔利班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住在这里，我们整天提心吊胆，担心他们随时出现在家门口，把哈米德带回监狱。这不是他们会不会再来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来的问题。
但狱中的生活对哈米德的健康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再羁押一次就无异于给他判死刑。我们认为不逃离塔利班的统治不行了，而逃往巴基斯坦并不是个好选择。自从巴基斯坦间谍将哈米德会见拉巴尼总统的事情禀报塔利班，他已经成了他们的目标，如果回到巴基斯坦，他就很可能会被跟踪。
虽然我们向塔利班做过保证不离开喀布尔，但我们依旧决定逃往巴达赫尚省。曾经签署过担保书的好邻居也支持我们的决定，劝我们还有机会逃的时候赶紧离开。
马苏德和拉巴尼总统的军队仍然在北部边远地带安营扎寨，与塔利班对抗。即使是强大的苏联军队也没能击败巴达赫尚省的游击队，因此我们认为那里才是真正能够远离塔利班的安全地带，但我们也明白这样的旅途险象环生。
哈米德的医生给他开了6个月的药量，我们带上药就出发了。一路上我们走过崎岖的道路，蜿蜒的山道，就算塔利班的危险忽略不计，这也将是一次艰难的旅行。哈米德重病缠身，我有孕在身，让我们的这次旅途更加危险。之所以非这么做不可是因为我们想孤注一掷，此外别无他法。这个曾经被我视作天堂的安全城市如今成了个监狱，被一帮残酷成性的狱卒主宰着。
为了这次出门，我收拾一些行李，大多数是结婚时收到的礼品和一些家人留下的纪念物。我想在箱子底下藏一些母亲的珍贵照片以及被害的穆基姆的遗照，可转念一想，万一塔利班发现了这些照片，它们一定会被破坏殆尽，我不敢冒这个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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