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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阿富汗）法齐娅-库菲 著 章忠建 译
作者简介：
法齐娅-库菲是阿富汗第一位女议长，也是著名的妇女儿童权利激进主义分子。目前，她是2014年阿富汗大选的主要候选人之一，曾接受过英国广播公司、《时代》杂志、《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加拿大《环球邮报》等多家世界知名媒体的采访。2009年，库菲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被授予“全球青年领袖”殊荣。2002年至2004年间，当选议员之前，她曾受雇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担任儿童保护干事。目前居住在喀布尔，育有两女。
内容简介：
法齐娅-库菲是阿富汗唯一女性国会议员，出生在阿富汗最传统的家庭，却在政权动荡，战火纷飞的环境下不畏自身安危，投身政治。她的顽强、坚韧和昂山素季如出一撤，也有一个 “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的丈夫和一段凄凉的爱情。她代表阿富汗最贫穷地区的利益，代表正义的力量，她的每一次走出家门都是充满危险的未知旅程，而她只能在出门前用写信来告诉女儿，如果她不在了，女儿们要怎样面对生活。书中的每一章开端都是一封信，是一个坚强女性对女儿的期望和教育，也是一个看似柔弱的女性爆发出强大的振奋人心的力量。
献给
我的母亲———世界上最善良、最有才的老师；
我的一对女儿———我生命中的星星；
阿富汗所有的女性朋友们。
目录
序言I
第一部分
真主让我活着有他的理由
童年往事
痛失父亲
新的开始
另一颗最闪耀的星星陨落了正义何处寻？
内战不休
痛失母亲
第二部分
一个平凡的星期四
冒着生命危险的求婚
全线飘“白”
一场塔利班式的婚礼
准备迎接新生活
黑暗蔓延
重归故里
两个女儿诞生
走出黑暗
新的征程
一切为了变革
后记：战乱之国的梦想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今天我要去法扎巴德和达尔瓦兹处理政治事务，希望很快就能回来见你们，但我不得不告诉你们的是：或许我不会回来了。
这次旅途中我已经遭遇多次生命威胁，或许下一次他们就会得逞。身为母亲，我真的不忍心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但是，请你们理解，如果我的性命能够换来阿富汗的和平，能够为这个国家的孩子们换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那么我牺牲得心甘情愿。
我之所以过这样的生活是希望你们———我的宝贝女儿们———能够自由地过你们想要的生活，实现你们所有的梦想。
如果我遇害，再也见不到你们，那么，我希望你们记住以下这些话。
首先是不要忘了我。
你们还小，还要去上学，而且还不能独立生活，所以我希望你们去跟赫蒂彻姑妈同住。她很爱你们，一定会代我把你们照顾得好好的。
你们有权支配我在银行里的所有存款，但一定要省着点用，要用在学习上。务必以学业为重。想要在这个男人主宰的国家里出人头地，女孩子非得接受良好的教育不可。
待你们毕业后，我希望你们去国外留学，通晓全球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广阔、魅力、神奇的世界，等着你们去探索。
一定要勇敢，不要对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心存惧怕。
人总有一天会死，或许今天就是我的忌日。如果我真的走了，那么请你们记住，我是为了一项崇高的使命而死。
不要死于一事无成。要以帮助他人、致力于改善国家和整个世界为荣。
吻吻你们俩，我爱你们。
你们的母亲
真主让我活着有他的理由
1975年
从出生的那天起，我注定是个“该死的人”。
在35年的生涯里，我无数次直面死亡，但至今仍然活得好好的。我不知道为何如此，只知道真主让我活着一定有他的理由。或许他想让我来管理这个国家，带领它走出腐败和暴力的深渊；或许他还想让我好好做一个母亲。
我父亲有23个孩子，我是第19个，也是我母亲生的最后一个孩子。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怀我的时候，她已有7个孩子，养育这么一群孩子使她疲惫不堪，偏偏在这个时候，父亲新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令她十分沮丧，所以她真的不想把我生下来。
我是在田间出生的。每年夏天，母亲都会和一帮仆人到附近最高的几个山峰上去放牧旅行。因为那里的草甜美可口，他们就在那放牧奶牛和绵羊。这是她能够出门的好机会，而且一走就是好几个星期。她负责安排整个行程，带上充足的干果、大米、食用油，够一帮人在外头吃上三个月。行前的准备和收拾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每一件事的准备工作都做到了极致，然后，大家才骑着马和驴起程，穿越山道，寻找更高的山峰。
母亲喜欢这样的旅行。骑着马穿过一个个村庄，暂时摆脱了家庭和家务的枷锁，呼吸着新鲜的乡间空气，她的神情也很明显地轻松了起来。
在当地有一种说法，一个女人越强大、越有激情，她穿上蒙面长袍骑在马背上就越好看。人们也常常夸奖说，没有人骑在马背上比我母亲更好看。她骑马的时候背部挺直，端庄高贵，自有一种风格。
但是，1975年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并不怎么开心。13个月之前，她站在我们家的呼利大宅门口，观看一场婚礼。呼利大宅是一间单层的大房子，墙壁全是泥巴做的。母亲就站在大宅的黄色大门口，看着一群迎亲队伍沿着山路蜿蜒而下，迂回着朝我们村中心走来。新郎是我母亲的老公。我父亲正迎娶第7个妻子，一个才14岁的女孩。
每次他再婚，母亲总是很受伤——尽管父亲开玩笑说每次迎娶一个妻子，我母亲都会越发漂亮。在所有的妻子当中，父亲是最爱我母亲贝比简（字面意思：漂亮宝贝）的。但是，在我父母所处的山村文化里，爱和婚姻几乎完全不搭界。结婚是为了家庭、传统、文化，服从这一切比任何个人的幸福更为重要。在当地，没有人需要爱，没有人去感受爱。爱情只会招惹麻烦。人人都认为，幸福在于不加怀疑地履行个人的责任。我父亲想当然地认为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有责任娶不止一个老婆。
那天，母亲站在呼利大宅大门后面的大石阶上，看着十几个人骑着马从半山腰缓缓而下。父亲穿着上好的白色夏尔瓦克米兹（一种及膝外衣）和棕褐色马甲，还戴了羔羊皮帽。他骑的是白马，马勒上挂着浅粉红、绿色、红色的羊毛流苏，晃来晃去。旁边是几匹小马，驮着新娘和她的男性亲戚。这些男人都穿着长袍，负责护送新娘到新家去。在这个新家里，她要跟我母亲和其他叫我爸爸丈夫的女人一起相处。我父亲身材矮小，双眼瞳距短，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此刻正大方地朝那些迎接他、观看婚礼盛况的村民们微笑，并一一握手。村民们交头接耳，“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来了”，“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新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他的民众都喜欢他，是打心底里喜欢。
父亲全名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是阿富汗国会成员，是代表巴达赫尚省人民的，就跟今天的我一样。在我们父女俩成为国会议员之前，我父亲的父亲阿扎姆沙阿是社区领袖，部落里的长老。据家里人回忆，在当地担任公职，参与政治一直是我们家族的传统和荣耀。可以这么说，政治就如流经群山和巴达赫尚省峡谷的河流，在我的血脉里静静地流淌着。
我的姓和名取自巴达赫尚省的库夫区和达尔瓦兹区。这两个地区偏僻多山，即使在今天，从省府城市法扎巴德坐汽车到该地也得花上三天时间，这还是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到了冬天，山上的道路根本没法通行。
我爷爷的工作职责是帮助人们解决社会问题和实际问题，在群众和中央政府驻扎在法扎巴德的办公室之间建立联系，和省里的区域长官办公室一道向人们提供服务。他从山峦起伏的达尔瓦兹区到法扎巴德政府当局办事，唯一的出行方式就是骑驴或者骑马，通常需要花一个星期到十天的时间。他的一生中从来没坐过飞机，也没开过汽车。
当然，我爷爷绝不是唯一一个以这么一种原始的方式出行的人。乡亲们与大一点儿的镇来往的方式也是局限于骑马或步行。农民买种子、到市场上卖牲畜、病人去医院、因嫁娶而分开的家庭要互相往来探望，靠的也都是这两种方式。在这些山区，也只有暖春或者夏天的几个月才可以出行，而即使是在这段时间里也是险象环生。
最凶险的地方要数阿坦加横渡。阿坦加是一座大山的名字，阿姆河就从它边上流过。这条清澈的水道正好是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分界线，虽然美丽，却也非常危险。春天，积雪融化，雨水充沛，河水暴涨，形成一系列湍急的水流，足以致人于死地。阿坦加横渡由一系列粗糙的木梯系在两侧的山上而成，供人们从一侧爬上去，从另一侧爬下来。
这些梯子的横档很窄，摇摇晃晃，又特别滑。脚下一绊，人就会直接落入水中，被湍流一冲，必死无疑。想象一下，你从法扎巴德购回一袋七公斤重的商品，要么是大米，要么是盐，或许也有可能是油，你一家人全靠这些东西过一个冬天，你负重徒步走了一个星期已经疲惫不堪，此刻还要冒着生命危险，通过一个危险重重的关口，而这个地方或许已经夺去了你许多朋友和亲戚的性命，这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我的爷爷实在不忍心看着人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被夺去生命，于是就尽其所能要求政府建造一条像样的公路和安全一些的渡口。尽管他在巴达赫尚省比大部分人富有，但他只不过是个身居偏远乡村的地方官。他最远也只到过法扎巴德，没有办法也没有权利前往喀布尔，那里才是国王和中央政府的办公地点。
爷爷知道，在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什么实质性变化的了，于是就让最小的儿子接手他的位置去参加竞选。爷爷开始训练我父亲从政的时候，他才不过是一个小孩。多年之后，有一天，当我父亲经过了无数个月的不懈游说，他终于实现了我爷爷的梦想，那就是在国会里成功说服政府在阿坦加隘口修建一条道路。
说起这条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讲的是我父亲和查希尔国王为了这个项目而吵架的事。父亲站在国王面前，说：“国王陛下，这条路计划了多少年了？可如今什么行动都没有。你和你的政府官员虽然有规划讨论，但现在却不守诺言。”尽管国会那时由选出的代表组成，但真正掌握国家治理权的仍然是国王和大臣。很少有人当面批评国王，除非那人实在非常勇敢，要不就是莽夫。国王摘下眼镜，严厉地盯着我父亲看了好一会儿，说：“瓦基勒大人，你最好记住，你现在是在我的宫殿里。”父亲吓了一跳，意识到自己做得过了头，于是赶紧离开宫殿，他甚至担心在出去的路上就会被捕。但是，一个月之后，国王派来了公共工程部长到巴达赫尚省与父亲会面，并筹划修路事宜。部长到达之后，看了一眼山就说这项工程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就没再多说一句话，准备打道回府。父亲聪明地点了点头，接着让部长先跟他骑马走一遭。部长答应了，两人就并肩骑到隘口的顶端。就在部长下马的那一刻，父亲一把抢过他的坐骑，一个劲儿地往山下跑，把他一个人丢在山上过夜，让他尝尝村民平时被困隘口的滋味儿。
第二天上午，父亲回到山上接部长。部长勃然大怒，他身上被蚊子叮得满身红肿，还因为担心被野狗或者狼群攻击，吓得整夜都没合眼。但这样的一个晚上令他对当地居民的艰苦生活有了切身的感受。于是，他同意带工程师和炸药来给村民建一条通道。父亲建议修建的阿坦加通道至今还在。多亏了这项工程，多年来，成千上万的巴达赫尚人才得以幸免于难。
在我父亲还没成为议员，通道也还没修成之前，我爷爷早就任命这个小阿卜杜勒 - 拉赫曼为“阿巴卜”，也就是社区领袖。实际上这等于就把部落长老的权力赋予了一个才12岁大的孩子。父亲就这样开始承担起解决村民们的土地、家庭、婚姻争端的责任，谁家想要给女儿嫁个好人家、挑个好夫婿都会先跑来征求他的意见。过不了多久，他就开始跟法扎巴德的省政府官员会面，谈判卫生、教育项目，商量如何共同筹集资金。尽管他当时还只是个孩子，但这些官员深知，在我们的“阿巴卜”制度下，父亲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所以他们不得不做好与他打交道的准备。
早期的这些年月给了我父亲处理社区问题的机会，等他成人之后，很自然地就能领导社区了。他真是生逢其时，因为那个时候，阿富汗刚刚开始了民主化进程。1965年，国王决定组建民主国会，允许人民投票选举地方代表，赋予他们从事国家决策的权利。
巴达赫尚省的人们此前一直觉得被中央政府忽视了，此刻突然得知自己的呼声能够得到中央的回应，非常激动。在选举中，我父亲被选为新的议会成员，是达尔瓦兹历史上第一个进入议会的人，他代表的人们不仅仅是阿富汗最穷的，也是世界上最穷的。
巴达赫尚人虽然贫穷，但非常自豪，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动摇。他们像多变的高山气候一样狂野暴怒，也会像长在河岸上花岗岩丛中的野花那般娇柔坚韧。
阿卜杜勒 - 拉赫曼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当地居民。他一走上新岗位就全力以赴。
那个时候，巴达赫尚省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方式是通过收音机。父亲从爷爷那里继承了村里唯一的一台收音机。那是一台笨重的俄国产木质无线电收音机，上面有个黄铜按钮。我父亲第一次在喀布尔国会发言的那天，所有村民都聚集到我们家来收听广播。
没有一个村民会开机、调音，除了我哥哥贾迈勒沙哈。因为丈夫当上了国会议员，我母亲满心自豪。她打开呼利大宅的大门，让村民到家中听他演讲，还打算叫贾迈勒沙哈为她打开收音机。
可是，我哥哥那天刚好不在家。惊慌失措的母亲跑遍村子去找他，就是找不到。父亲的讲话马上要开始了，呼利大宅里人越聚越多，表兄弟、表姐妹、村里的长者、妇女、孩子都来了。有些人甚至还从来没听说过收音机，所有人都想听听新代表在国会上的发言。母亲知道自己不能让父亲失望，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弄那个新发明的玩意儿。
她朝收音机走去，试了一下所有的按钮，但是没成功。聚集起来的人们都看着她，满怀期待，她内心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害怕，竟至于要哭了。她想，丈夫的脸都要被自己丢尽了，要是贾迈勒沙哈在就好了。这孩子去哪儿了呢？绝望之际，她举起拳头猛地朝收音机上面砸了一下。神奇的是，收音机居然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她不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不过，由于音量太小，没有人能听清里面在讲什么。她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个朋友，也就是我父亲的第四个老婆，建议拿一个扩音器来。女人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用，只见过男人们曾经用过那玩意儿。他们搬来了扩音器，放到收音机旁，想尽了一切办法，把两个机器连接起来。最后居然成功了。整个村子的人都听到了我父亲在国会上的现场发言。母亲满心欢喜，甚是满足，她成功地经受住了父亲的种种苛刻要求。后来，她对我说，那一天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
很快，我父亲赢得了国会里最辛勤的议员的名声。巴达赫尚省依然穷得可怜，但是，那段时期却是阿富汗难得的好日子。国家安全，经济、社会总体上比较稳定，但这样的稳定局面却是我们的邻国不愿意接受的。阿富汗位于欧洲大国、中国、伊朗、俄罗斯之间，有人说，这样的地理位置对阿富汗自身来说是悲，对世界来说是喜。这话非常在理。只要问问玩过里斯克征服世界游戏的人，他就会告诉你，如果你赢了阿富汗，你就赢得了通往全球其他地方的通道。此话千真万确。那个时候正值冷战高潮时期，阿富汗的战略地位和地理位置已经预示了它日后的悲惨命运。
我父亲直言不讳、勤勤恳恳、慷慨大方、诚实守信，恪守伊斯兰教价值观，不仅在巴达赫尚省，就连在整个阿富汗都受人尊敬。当然，因为拒绝向权贵行磕头礼，又不喜欢像同侪那样玩弄权术，他在宫廷里招致个别人的反感。不过，最重要的是，他虽然是个守旧的政治家，却笃信担任公职和帮助穷苦的人们是崇高的事业。
他长年累月在喀布尔，主张修路、建医院、建学校，并成功争取到资金，完成部分工程，尽管某些工程一直没能争取到。居住在喀布尔的统治者们没把我们的省份当回事，所以父亲很难争取到中央的资助，这让他极为恼火。
据母亲回忆，在父亲每年国会休会回家前的一个月她就开始准备迎接了——为他准备好各种甜食和干果、打扫房子、派仆人到山上捡足够柴火供父亲回家后做饭烧菜用。每到傍晚，一头头驴排成一排，背上驮着柴火，走进呼利大宅的大门，母亲会在那里指引它们把柴火运到花园角落里的一个木柴仓库。母亲做事自有一套风格，但她跟父亲一样拼命，只要还有一丝可以改进的空间，她都不会放过，总是追求完美。可是，父亲从来没有因此而感激她。在家里，他有时就是个暴君，母亲身上的淤青就是拜他所赐。
父亲的七个老婆中有六个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娶的。通过迎娶临近部落领导或有权势的长老的爱女，父亲巧妙地巩固了他势力范围内的权力基地。我姥爷是临近区的一位显赫长老。之前这个区还跟我父亲的村子打了一仗。父亲迎娶母亲之后，最终与那个区订立了一项和平协定。
少数几个老婆是他真正爱的，有两个被他休了，大多数都受他冷落。他一生中娶过七个老婆，毫无疑问，我母亲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她身材娇小，长着一张俊俏的椭圆形脸，有一双褐色的眼睛，一头长发乌黑发亮，两道眉毛整整齐齐，皮肤白皙光洁。
我母亲最得父亲的信任，也是她掌管着保险箱和食品储藏室的钥匙，父亲政界朋友来访时的饮食都是她全权负责。她带领仆人和其他妻子，在呼利大宅的厨房里烹制出一道道喷香的烩肉饭、古斯特咖喱肉①、热腾腾的圆盘烤饼。
仆人和我的兄弟们站成一排，将滚烫的食物从厨房传到隔壁的会客厅入口，父亲就在里边招待客人。妇女是不允许进入这一男人专属的领地的。在我们的文化里，一个已婚妇女是不能够被亲戚之外的其他男人看的，因此，在这种场合下，我那些从来不需要做家务的兄弟们也只好帮忙了。
每当举行这样的招待会时，父亲总会要求一切都办得尽善尽美。米饭要煮得松软，饭粒与饭粒要分开，不能粘在一起。如果达到这个标准了，他会露出满意的微笑，为自己的好运气、有眼光挑选了最优秀的老婆而自豪。如果发现有几粒米饭粘在一起，他就会沉下脸，客气地向客人打个招呼，然后走进厨房，不由分说，一把抓起我母亲的头发，从她手里夺过金属长柄勺，朝她头顶击下去。母亲飞快地往头上举起手，试图保护自己。那双手就这样不知被打过多少次，伤痕累累的。有时她被打昏过去，等苏醒过来后，不顾仆人惊恐的眼神，抓一把热的柴火灰压在头顶止血，然后又开始干活，确保下一次的米饭粒粒分开。
她默默地忍受着这样的暴打，因为在她的世界里，毒打意味着爱。她向我解释说：“如果一个男人不打他的老婆，那就表示他不爱她了。他对我有期望，只有我令他失望时才打我。”在现在的人们看来，这话听上去怪怪的，可她就是这么想的。这是她生存下去的信念。
母亲决心满足父亲的期望，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或因为恐惧，其实也是出于对他的爱。她是真心实意地崇拜我父亲。
正因如此，那天，当她看到父亲的第七个妻子的迎亲队伍从村子里蜿蜒走来的时候，她非常伤心。她站在台阶上，边上的一个女仆正拿着杵在一个大石臼里磨粉。她竭力不让眼泪流出来，接着突然夺过杵，在石臼里疯狂地磨起粉来。身为家中的女主人，她通常是不干这样的粗活的。
但即使是自怜，在今天这样的大喜日子里也是不允许的。她要负责这次婚宴的餐饮，并且确保新娘在阿卜杜勒 - 拉赫曼家吃的第一顿囊括了最佳美味和最优招待，这才能与父亲的身份相符合。如果她未能为自己的新情敌准备一场最丰盛的宴会，她的丈夫一定会生她的气。
婚礼中有一个环节就是为我母亲而设的。身为众多妻子中的头儿，她要去迎接新娘的队伍，然后把拳头紧紧地放在新娘头上，以显示自己的权力比新娘大，身份比新娘高，今后对方要听从她的命令。她抬头一看，新娘、新娘母亲和妹妹三人一进了呼利大宅的大门，就有仆人帮她们下马。她们脱掉了长袍，两个年轻的便在众人面前展现她们的美貌。两人都长着齐腰的乌黑头发，其中一个有一双绿色的眼睛，以自信的眼神直盯着我母亲，撅着嘴唇。我母亲不慌不忙，把拳头牢牢地放到她头上。那女子大为吃惊。我父亲咳嗽了一声，又马上笑开了。另一个女子满脸涨得通红。原来，我母亲认错了新娘，她把拳头放到新娘妹妹的头上去了。母亲惊讶地迅速缩回了双手，但已经太迟了，婚礼的队伍已经进屋准备吃喜酒了。她唯一的一次公开展示管家权力的机会就这么溜走了。
13个月之后，我母亲来到一座偏僻小山上，在一间简易的木棚里生孩子。此时的她已经失去了最心爱的男人的宠爱，孤独可怜。三个月前，父亲新娶的年轻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恩内亚特，有一张红扑扑的脸蛋和一双巧克力般的大眼睛，活蹦乱跳的。我母亲生完我就压根儿没打算再生。她怀孕期间，浑身难受、脸色苍白、筋疲力尽，正因为生了太多的孩子，她的身体也垮了。恩内亚特的母亲则完全不同：因为是第一次怀孩子，她胸部坚挺，脸颊红润，闪烁着幸福的光芒，看上去越发漂亮。
虽然我母亲怀有6个月的身孕，但她还是坚持着为产妇接生。就在恩内亚特呱呱坠地，呼吸生平第一口气的时候，贝比简抓起他的小手贴近自己的肚皮，轻声祷告自己也能生这么个男孩，然后赢回丈夫的宠爱。在我们的文化里，女孩被视为一无用处。即使在今天，妇女仍然祷告生男孩，因为只有男孩才让她们有身份，令她们的丈夫欢喜。
母亲生我的时候，疼痛持续了30个小时。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呈半昏迷状态，听到我是女孩时，她几乎已经没有力气去流露那种失望的神情。我被抱到她跟前时，她竟然转过脸去，抱都不要抱。我身子小小的，皮肤乌青——我本来应该像恩内亚特一样健康可爱的。生下我之后，母亲处于生死边缘，没有人在意我是死是活，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怎么拯救我母亲身上了，我被裹进一个棉布襁褓里，放到屋外炽热的太阳底下烘烤。
我差不多在太阳底下躺了整整一天，把嗓子都哭哑了，还是没有一个人来看我。他们完全是顺其自然，让我自生自灭。我的脸被太阳灼伤得那么严重，以至于青春期的时候，脸颊上的疤痕都还没褪去。
等到他们开始怜悯我，把我抱回屋内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好多了。见我还活着，喜出望外，而看到我脸上的晒伤，又非常担忧，一改最初的冷淡，转而迸发出母爱的本能来。她把我抱在怀里，紧紧地搂着。等我终于停止哭泣了，她倒默默地抽泣起来，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让我受一点点伤害。她似乎明白了：真主让我活着一定有他的理由，她应该好好爱我。
我不知道那天真主为什么饶我一命，也不知道为什么从那时起他在多个场合拯救我，但我知道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也知道，真主是真诚地祝福我，让我从此成为贝比简最宠爱的孩子，并在我们母女之间形成一道牢不可破的感情纽带。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在你们还小的时候，我就深切体会到在阿富汗做个女孩子真难。一个新生的女孩听到的第一句话往往是接生现场的人们对她母亲说的安慰话：“是个女儿。可怜的女儿。”这句话怎么听都不像是一句迎接新生儿的欢迎词。
然后，等女孩到了上学的年龄，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否被允许上学。送她去上学？她的家庭够勇敢够富有吗？当她的兄弟长大了，他就能代表整个家庭，挣的薪水也可以帮助维持一个家，所以人人都希望让儿子接受教育，而在我们的社会里，女孩子唯一的前途就是嫁人。她们在经济上对家庭没什么贡献，所以，在很多人眼里，根本没必要让她们接受教育。
等女孩子到了十二岁，亲戚和邻居开始在背后议论为什么她还没嫁人。“有人向她求婚了吗？”“有谁准备娶她了吗？”如果没有人向她提亲，饶舌的人就会说她是个坏女孩。
如果家庭成员不理会这种闲言碎语，等女孩子长到十六岁，也就是法定结婚年龄，还没给她找到一个婆家；如果让她自由恋爱嫁给某人，或者允许她不听从父母的安排（这是极罕见的），那么她或许还有一丝找到自己幸福的希望。但是，如果这个家庭有经济压力，又被闲言碎语所怂恿，他们就会在她还不满十五岁的时候把她嫁出去。那个一生下来就听到“是个女儿”的人此刻自己也成了母亲；如果她生的也是女儿，那么她的婴儿听到的第一句话也是“是个女儿”。就这样，一代传一代。
这就是我人生的开端，一个文盲妇女生的“女儿”。
本来做个普普通通的女孩是我的命运，很可能也是你们的命运。但是，我的母亲，也就是你们的姥姥，凭着她的非凡勇气，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她是我心目中的女英雄。
挚爱你们的妈妈
童年往事
1977年
我的童年早期就像山上的黎明一样，金黄金黄的：阳光从帕米尔山脉照射下来，穿越峡谷，爬到我们村庄的土屋屋顶。我对那段时期的记忆已经模糊，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一闪即过。屋顶就这样沐浴在橙色的夏日阳光里、白色的冬日大雪中，空气中弥漫着果树散发的芬芳，还有我母亲一头乌黑的长辫子散发的香气，而她满脸的微笑更是为景色平添了几分亮丽色彩。
我们居住的地方叫库夫峡谷，号称阿富汗的瑞士，草木青葱、土地肥沃，峡谷边上长着密集的黄绿色树林，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地方还有这样浓郁的色彩。我们的房子正对着一条波光粼粼的蓝色河流，远处就是陡峭的山脉，沿着山脉是一排排高大的松树和榆树，刚好长在草木茂盛的岸边。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驴叫声、有切干草的嗖嗖声、有河水的叮咚声，还有孩子们的欢笑声。直到现在，库夫仍然是唯一一个能令我一闭上眼睛就安然入睡的地方。
我们的屋前有一个花园，母亲把它修整得井井有条。我们在里面种了很多生活必需的作物和各种水果，如：胡椒、大南瓜、橄榄、桑树、桃子、杏、苹果。我们甚至自己养蚕，搜集蚕丝制作地毯。父亲很喜欢从国外进口树苗和种子，所以我们的花园里有阿富汗为数不多的几棵黑樱桃。那一天，黑樱桃幼苗运到时的情形，种下幼苗的场景，那种弥足珍贵的氛围，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天气暖和时节的傍晚，女人们纷纷来到花园，在桑树底下，坐上半个小时——这是一天之中她们唯一放松的时段。每人都会捎来一小碟吃的，大家坐着聊天，孩子们在一旁玩耍。
那时候，许多村民穿的还是木鞋，因为去法扎巴德买双普通的鞋子还很困难，村里有个老人专门做木鞋。这种鞋子看上去就像雕刻出来的小型威尼斯刚朵拉，坚固耐穿。他还会在鞋跟上敲一枚钉子，冬天的时候，妇女们出去打水，鞋子就可以扎进冰面，不至于滑倒。我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双这样的鞋子，尽管穿上去并不舒服，而且也不是给儿童穿的。每当有女人来拜访，把鞋子脱下放在门口，我就过去偷偷穿上，然后一拐一拐地出去玩耍。有一回，我穿上一件刺绣连衣裙，是我母亲的一个朋友给我做的。我本来不该穿着它出门，可我不想换，还穿了一双木鞋，和我的小伙伴到井边玩。鞋子太大了，结果可想而知，我绊倒了，摔个仰面朝天，连衣裙也划破了。
但我真正的童年始于呼利厨房。这个房间墙壁上涂了泥浆，一端有三个柴火炉子，中间有一个大型塔努尔面包炉，另一端是一扇离地面很高的窗户。
跟大多数同时代的妇女一样，我母亲一天中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厨房里度过的，打盹、炒菜做饭、照顾孩子。唯有在这个房间里，她拥有绝对的权威。
女人们每天要做三次面包，有时一天要做的面包多达五六十个。房间里总是烟雾缭绕。在烤面包的间隙，她们还得准备午餐和晚餐。如果父亲有客人，四个炉子一起烧，散发出的热气真叫人无法忍受。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小孩子就特别兴奋，因为我会把朋友们带到厨房吃剩下的饭菜，这可以提高我的人气和威信。大多数村民比我家穷，有品尝美食的机会当然不会错过。我们这些孩子是从来不被允许靠近会客厅的，倘若有人胆敢往里面偷看，守卫门厅的保镖只要朝我们一瞥，大家就会四散逃窜，寻找避身之处。
因为没有男人们看着，厨房就成了妇女们闲聊的天堂，大家在这里可以放心地说笑，孩子们总能得到从架子上一排排的罐子里拿出来的干果和糖果。冬天的晚上，面包烤熟之后，我们就着塔努尔面包炉里的灰烬给双脚取暖，腿上盖着一条厚厚的毛毯，那情景毕生难忘。
每天夜里，我们展开睡垫，铺在厨房的地板上睡觉。妻子和女儿们没有自己的卧室，只有睡垫。男孩年纪还小的时候，也跟这些女人一起睡，一起生活。等他们长大一些，就会几个人共用一个卧室。母亲会给我们讲故事。首先，她从与家庭有关的故事讲起。她从不避讳谈自己的婚姻，讲第一次见到父亲时的感受，讲从少女时代到为人妻子过程中的艰难，因为成婚后要承担起很多责任。讲完这些，她又会跟我们讲起遥远的王后、国王、城堡以及为了荣誉不惜牺牲一切的勇士，我们总能听得津津有味。她还讲爱情故事，也讲大灰狼的故事，吓得我们尖叫。我一边听，一边看着窗外的月亮、星星。我敢肯定，自己看到的是整个天空。
我对峡谷源头的大山之外的世界毫无概念，也不关心。我只在乎我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们是不可分离的。不知怎的，母亲似乎把从父亲那里失去的爱在之后的岁月里加倍给了我。自从听了我大姑妈佳达讲的事之后，母亲不再因为我是个女儿而耿耿于怀了。有一天，我父亲从外头回到村庄的时候，大姑妈对他说：“阿卜杜勒 - 拉赫曼，你妻子给你生了一只老鼠，一只小巧的红色老鼠。”他哈哈大笑，马上要求见见我，那是他头一回提出要看看新生的女儿。看到我被太阳晒得轻微灼伤，满脸疤痕后，他把头往后靠，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还对我大姑妈说：“不必担心，姐姐。她的妈妈有着优良的基因，我相信这只小老鼠长大了一定也可以像她妈妈那么漂亮。”母亲听说这件事之后，高兴得哭了。在她看来，这表示父亲依然爱她，也等于是在向她说，不要因为没有给他生个儿子而觉得自己很失败。她后来经常讲起这件事，我听了不止上百遍。
但是，那时的父亲态度冷淡，总让人感觉不可接近。那段时期，政治在阿富汗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因为政权发生了更迭。穆罕默德 - 达乌德国王趁着沙哈国王在国外的时机，发动和平政变，废除了国王，任命自己为阿富汗第一任总统，还中止了宪法，解散了国会。
不久，我父亲就因为不服从新总统的领导而被囚禁了。他大力抨击新政权，向达乌德施加压力，要求恢复宪法和国会。政治上的反对声在全国此起彼伏，失业率上升，社会问题不断涌现，阿富汗的邻国，尤其是巴基斯坦和苏联，再次将政治触角伸到了阿富汗的国土。
我父亲很少在家，基本上都在喀布尔。他不在的时候，整个屋子的气氛也轻松许多，孩子们的笑声响彻房间。但是，当他回到家，整个大宅的女人们就会在走廊里紧张地来回穿梭，忙着给他的客人备酒菜，还要设法让孩子们保持安静，以免打扰到他。
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和朋友们通常还是很高兴的，想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我们肆无忌惮地从厨房的储物柜里偷偷拿一些巧克力出来吃，因为知道母亲全部心思都在父亲身上，无暇阻止我们。
对于父亲，我没有多少真正清晰的记忆。我依稀记得他常穿着一件白色夏尔瓦克米兹及膝长袍，外套一件褐色羊毛马甲，头戴一顶羔羊皮帽，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放到背后。呼利大宅的屋顶又长又平，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连续几个小时在上面走来走去。下午开始不停地踱步，一直到黄昏也不停歇，边走边思考，手一直放在背后，保持一个姿势不变。
即使是少不更事的年纪，我已感觉到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无论他给我们带来多少压力和麻烦，也不管他对我们的打骂有多吓人，我依然对他充满敬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既有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压力，也有政治压力，更有代表阿富汗最贫穷的人们的压力。他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在家的时候，位于我们呼利大宅后面的单层楼会客厅总是高朋满座：有人是来征求他的意见的；有人是来找他帮助解决家庭纠纷的；还有人捎来消息，说是大山里的部落叛变或是发生暴力事件；还有一些人穷困潦倒，迫切需要他的资助。他对所有人敞开大门，自己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娱乐。既然如此，怎么能怪他对家人苛求呢？当然，我并不宽恕父亲毒打母亲，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在其他方面，就社会传统而言，父亲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好丈夫。今天，我比任何时候更能理解父亲，因为我可以想象他的工作量。我能理解政治竞技场上的压力，能体会没有个人时间、身担要职和重任的滋味。我想，我母亲也是理解的，这也正是她为什么能默默忍受那么多的缘故。
按照父亲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法中的法律制度，男人应该平等对待所有的妻子，不能厚此薄彼。我也认同伊斯兰教义所倡导的公正精神。单纯地就理论而言，这是建立在伊斯兰教伦理价值基础上的一种公平制度。但是，人的心不能总是遵循理论的，在一夫多妻制下，这样的平等无法存在。怎么可能让一个男人不对一些妻子好一点儿，对另一些差一点儿呢？父亲的套间取名巴黎套间，是他特意从喀布尔请来一名画家用手绘壁画装修的。房间的两扇窗户面朝杏树花园，夏天一到，一股清新的杏树芬芳悄然而入，任何空气清新剂都无法与这种自然的芳香相媲美。
父亲在家时，每天都要跟不同的妻子共睡一张床，唯一的例外是他的第一个妻子，哈利法。伊斯兰教教义规定男人最多只能娶四个妻子，父亲为了能娶到更多，跟最初的那个妻子离婚，让第二个妻子顶替了哈利法的位置。根据约定，离婚后的女方保留妻子的身份，经济由男方承担，是失去了婚姻内的亲密关系，永远不能再跟丈夫一起睡。我至今还记得这个女人眼中的悲伤：本来作为原配，她很有权力和身份，但却被迫过着无性的生活，使她的地位大打折扣。而我的母亲虽然是第二个老婆，却成了正室。哈利法从来没有生我母亲的气，也没对她不敬，我真想知道，我母亲第一次被我父亲带回家时以及被授予正室身份时哈利法是否感到很伤心，可怜的原配竟然被一个十几岁的黄毛丫头夺取了正室位置，这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儿？我想，我父亲最期待的还是和我母亲一起睡的晚上。母亲记得，在必要的婚内亲密行为结束之后，他们就会躺着聊天，一直聊到凌晨。父亲会向她讲述工作上的事，在喀布尔遇到的政治压力，还会教她怎么种地、怎么收割庄稼、怎么出售奶牛。父亲不在家时，她俨然是一家之长，所以当地人都称她是瓦基勒先生的副手，或者说是老板的代理人。
政治上的事务越难，父亲就越依赖母亲。只有家庭和睦，家中运行得有条不紊，他就能安心应对国会里的种种阴谋。经营农场和大小事务的是母亲，父亲不在时把家管理得秩序井然的也是母亲，解决各个妻子间争端的也是母亲。处理这些事务她没有一套自己的技巧可不行。
个别妻子，尤其是第三个妻子尼亚兹，嫉妒我母亲的地位，还试图挑拨我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这女人很聪明，但因为一生做的都是单调乏味的活儿， 很有挫败感，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嫉妒我母亲拥有的那么丁点儿的自由和权力。但她每次试图赢得父亲宠爱时总是碰壁，因为父亲根本不相信诽谤我母亲的任何言语，而且我母亲能够预测形势，采取回避策略，不给她机会挑衅。
母亲是个善良、宽容的女人。她本来可以把年轻的妻子们打一顿，让她们去干最粗重的活儿，但她却尽力营造幸福的家庭氛围，让所有孩子均得到平等的关爱，妻子们可以像姐妹或朋友般一起做事。有一次，我父亲的一个小老婆从厨房后面的一间上锁的地窖里——家庭食品储藏室——偷东西被发现，我母亲知道后，并没有禀告父亲，因为她知道，父亲得知内情后肯定会把小老婆毒打一顿。她便悄悄地处理了这件事，也正因为如此，她慢慢地赢得了其他人的感激和忠诚。
只有第六个妻子不是因为政治目的，而是因为出色持家能力而被娶进门的。她是个蒙古女人，长得特别漂亮，编织技巧高超，能够织出大小不一的地毯。她把这些技能毫无保留地教给我母亲。我曾经看到她们一连几个小时坐在一起，气氛融洽地编织着，手拿彩色的毛绒线有节奏地绕来绕去，穿来穿去。
我母亲最要好的朋友要属四太太哈尔。她称呼我母亲为阿帕，即姐姐。有一次，我母亲眼部感染，村里没有医生，于是一位年长的老太太建议说，如果谁能在每天早上用舌头舔一下母亲的眼睛，那么唾液里的天然抗生素就能医治好她的眼疾。哈尔太太毫不犹豫地就这么做了，每天早上用舌头舔我母亲那双肿得长脓的眼睛，一连坚持了8个星期，果然，正如那位长者所说，母亲的眼疾治好了。
母亲和三太太尼亚兹则没有这么好的关系，她们一直合不来。有一天，众太太坐在地上吃圆盘烤饼的时候，她们两人吵了起来。尽管我当时才18个月大，但不知怎么的，竟然也能隐约感觉到她们之间的敌意。我蹒跚着朝尼亚兹太太走去，拿起她的辫子猛的一拉。她惊讶地倒吸了一口气，接着便大笑起来，伸出双臂把我抱在怀里。她们两人不但忘记了刚才的吵架，还都大声笑了。“这孩子真聪明，贝比简。她跟你一模一样。”我母亲的敌人——尼亚兹太太一边这么说一边不停地在我脸上狂吻。
即使还那么小，我都能感觉到我们文化中妇女地位的不公平。我现在还记得那些不受父亲宠爱的妻子们无言的绝望，也记得得宠的妻子们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有一次，我亲眼看到父亲在走廊里追着母亲打。我飞奔过去，用脚踢父亲，想以此来保护母亲，他伸出一只手拎起我，用力地把我丢到一边。
还有一次，父亲在打母亲的时候狠狠地拔掉了母亲的一绺头发。一周之后，我舅舅来访，按照习俗，他都是跟家里的男人们一起来的，所以我母亲没机会跟他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离开之前，我母亲为他准备了午饭，供他骑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时充饥。她很聪明，巧妙地在包裹里放了那绺被父亲揪下来的头发。我舅舅离开整整一个上午之后，在山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停下来吃午饭时，打开包裹就看到姐姐的头发，他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他纵身上马，策马直往我们家奔来，当面跟我父亲对质。他还向我母亲保证说，只要她想离婚，他们全家人都会支持。
这样的家庭支持是罕见的。通常，大多数家人都会叫女人不要抱怨挨打，应该默默忍受。如果受不了婚内暴力逃回娘家，女人的父亲常常会把她送回到毒打她的丈夫那里去。毒打成了婚姻生活里再正常不过的一部分。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见惯了母亲和奶奶或姥姥挨打，所以等她们自己被打的时候，也并不觉得意外。
但贝比简不同。她跟父母住得近，每年都回去看他们，而且兄弟们也都很爱她。我舅舅和她坐在呼利大宅的花园里，对她说，只要她想走，随时都可以跟他离开。在长柄金属勺子的毒打下，她几近绝望。她常常沮丧至极，头疼得几乎要裂开，手也接近残废。每次丈夫娶了个新妻子对她而言都是一种羞辱，她已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她已经受够了，也认真考虑过离婚。
可是她知道，离开父亲也就意味着放弃至爱的孩子们。阿富汗和大多数伊斯兰教文化一样，离婚之后，孩子随父亲而不是母亲。她提出先见见孩子们，然后直盯着孩子们的眼睛和脸。那时，她一句话也没说。可是多年后她告诉我，当时在孩子们的眼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她不能就那样扔下孩子们不管，放弃他们来结束自己的困难生活，这样的代价于她未免太大了。
于是，她对我舅舅说，要留下来和丈夫孩子们一起，让他一个人回家去。舅舅不情愿地上了马，回了家。我不知道舅舅走后父亲有什么想法，他有没有因为母亲“不懂规矩”而再打她？抑或他意识到差点失去自己需要的女人而懊悔，然后变得温柔、和蔼？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我还记得姐妹们一个接一个嫁出去时的情形。第一个姐姐出嫁时，男方特地从沙特阿拉伯带来一套嫁妆。精美的服饰、珠宝有好几箱子。这么多的嫁妆为的都是迎娶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女儿。这些东西被运到呼利大宅后，被小心翼翼地打开，看了后，没有谁不赞叹。那一天，她成了一件重要的商品，一个被用来交易的珠宝。那是她生命中唯一一次那么受重视。
我还记得嫂子嫁到我家时的情形。当时她才12岁，跟我现在的女儿莎哈扎德一样大。我哥哥当时17岁。就这样的年龄，他们竟然要开始过夫妻生活。对我来说，让我12岁大的女儿在这么幼小的年纪就开始被迫过性生活真是不敢想象。嫂子当时还很小，母亲还得帮她洗澡，早上还要给她穿衣服。我在想，看到这个可怜的女孩遭到自己儿子生理上的摧残，母亲会有怎样的一种感受。小女孩她自己呢？会不会在看到这种不公的待遇之后惊恐得退缩？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就是女人的生活和命运。媒人上门说媒后，女孩子就该嫁人了，不照做，就会使家庭蒙羞。或许，我母亲能做的就是安慰我嫂子，给她分配轻一点儿的活儿。她也知道，正如其他年龄大一点儿的女人一样，这个女孩也会毫无怨言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阴谋，将这些女人束缚在沉默和默许中。没有人能够提出非议，也没有人能够改变现状。
然而，我却敢于向社会传统发起挑战，敢于挣脱这种束缚，尽管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或许部分原因是我和七太太的儿子恩内亚特关系比较亲密。他只比我大了几个月，虽然刚生下来我们之间有那么一会儿在竞争谁更受父亲的喜爱，但我们还是很快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兄妹之情一直保持到今天。他调皮，喜欢搞恶作剧，我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知道自己是女孩，有些事情不好做，就常常让他去代表我做，尤其是一些调皮的事。和我们一起顽皮捣蛋的还有穆基姆，比我大三岁，是我同父同母的哥哥。我们三个人简直就是三个小火枪手。
我老是让恩内亚特陷入麻烦中。我们常常潜入果园偷苹果，要不就是我让他去父亲的储藏室偷东西，然后分给我的朋友们。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厨房偷杏子，把衬衫塞得鼓鼓的。他让我尽可能多拿些。我把腰带系到藏杏子的部位，以便多装一些。然后我们偷偷溜回去，在花园台阶上遇到几个太太在准备做饭，我身上的杏子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往外掉。我背对着墙壁，只希望她们不要朝我看，不巧的是，就在这时，一大堆的杏子掉到了地上。我羞愧难当。恩内亚特见我把事情搞砸了，气得要命。好在几个太太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朝我们哈哈大笑。我们常玩的另一个游戏是偷蛋糕，先从底部开始吃，吃出一个洞，再把蛋糕放回到架子上，没有人注意，直到他们拿去吃的时候才发现少了一圈。
最近，我让恩内亚特回忆他当年对我的印象，他以惯有的那种大哥式的讽刺幽默回答我说：“你很丑，而且还非常令人讨厌。”现在，恩内亚特和我的其他兄弟都非常出色，是女孩子们追求的对象。他们支持我从事政治，帮助我竞选，还尽可能保护我。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知道他们是男孩，我只是个女孩，和库夫的其他家庭一样，在我们家，男孩子才是真正受器重的。男孩子的生日可以庆祝，女孩子的就不行，我的姐妹中没有一个人去过学校。女孩都是第二等的，我们的命运就是待在家里等着结婚，然后住到丈夫家去。
男孩子在家中占据领导位置，拥有一定的权力。兄长说的话或者命令往往比母亲的还管用。我母亲去地窖储藏室的时候，穆基姆会跟着她要糖果吃，母亲不会给他太多，因为这样的美食往往是给客人预留的，穆基姆就会生气，跺着脚离开储藏室。每每这时，母亲就会抓住我的手，看也不看，悄悄地把巧克力塞到我手中。如果穆基姆发现了，他会很生气，对我母亲说如果我吃了，他就不让我走出地窖。身为男孩，他有权控制我做什么，不准做什么，无论我母亲怎么跟他对着干。不能和朋友到外面玩是我无法忍受的，于是我就极不情愿地把糖果给了他一些，然后跑出去玩。
我还小的时候，经常听到“度和塔拉克”这个词。这是一个常用的贬义词，翻译过来的大致意思是“连个女孩都不如的东西”。当然，我是非常讨厌这样的说法的。有一次，我还不到5岁，一个堂兄说我是度和塔拉克，还命令我给他泡茶。我站了起来，面对满屋子的人，双手叉腰，回答他说：“堂哥，我给你泡茶可以，但以后你再也不能这么叫我了。”在场的人被我这句话逗得哄堂大笑。
我也曾听到父亲亲口对我说这个词，不过也就那么一次。那天，他在花园里组织一场政治集会，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他在树上装了大喇叭，自己对着话筒说话。那是我们小孩子第一次听立体声，所以很好奇，就悄悄潜藏到树边偷听，尽量靠近喇叭而不被发现，但很快我就听得烦了，开始发出吵闹声。当时父亲正在讲话，被我的尖叫声打断了。他停了下来，朝我们转过身，盯着我看。我一下子愣住了，一动不动，仿佛过了好几分钟，接着便听到父亲咆哮：“度和塔拉克！丫头们！走开，你们这群小丫头！”我们拼了命地跑。那之后，我非常怕他，甚至都不想再见到他。几周之后，我甚至还担心他要是看见我一定会生气得想杀了我。
在我童年的幻想中，我根本没料到很快被杀的那个人是他，也没料到我的金色童年很快就这样残酷地结束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长大的。我知道那段时期对你们来说可能有点遥远。那时，世界各地政治变革此起彼伏，阿富汗人民正饱受来自苏联和无法无天的伊斯兰教圣战游击队头领的压迫之苦。
在那些岁月里，阿富汗人民和我童年的灾难刚刚开始。革命爆发时我才三岁，正是一个孩子需要爱、安全感和家庭关怀的年龄。但是，那时候我大多数朋友的父母都在讨论移民去巴基斯坦和伊朗，准备到这两个国家避难。家长们所说的许多东西，像坦克和直升机，孩子们闻所未闻，只是在一旁听。
我们无意中听到一些诸如“侵略”、“战争”、“伊斯兰教圣战游击队”的词语，但我们全然不懂它们的含义。虽然孩子们不懂，但从母亲在夜里紧紧抱着他们的方式来看，隐约觉察出有什么不对劲。
我很高兴你们不用经历那样风云变幻的时局，不用担惊受怕。作为孩子，本来就不该承受那样的苦难。
挚爱你们的妈妈
痛失父亲
1978年
1978年，伊斯兰教圣战游击队员和苏联人开始在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当时仍是冷战时期，苏联迫不及待地希望展示自己的实力，与此同时还企图实施一个扩张计划。阿富汗刚好位于莫斯科和巴基斯坦温水港之间，苏联早就想把海军舰队停放在那里，因此它很想控制阿富汗，便开始发挥大国的影响力，以达到这一目的。最终，它入侵了阿富汗。
之后几年，阿富汗的战士，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伊斯兰教游击队员，击退了苏联人，成了民族英雄。但此刻，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游击队员只不过是反对政府的叛军，活跃在北部的巴达赫尚省。
喀布尔的政权再次发生变动。篡夺王位、迫使国王流亡国外的达乌德当总统和哈菲祖拉 - 阿明接管了政权。紧接着塔拉基成了阿富汗第一位由苏联支持的总统，但几个月之后，苏联政府方面下令，让阿明杀了塔拉基。
阿明接管了政权，他是阿富汗历史上最残忍的总统之一，统领着一个苏联扶植的恐怖政权，逮捕和严刑拷打是家常便饭。他试图清除一切反对政府或者敢于对他说不的人士，包括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这些人要么在夜里从家里被带走，要么直接被送到阿富汗最大的监狱——普利查希监狱，要么面临审问和严刑逼供，要么干脆被丢进河里。那段时期，阿富汗的河流暴涨，就是因为堆满了成千上万的尸体。这些人均遭到无缘无故的谋杀或者审判。
在这样的白色恐怖时期，父亲依然坚守岗位，力图帮助巴达赫尚省渡过这一难关。尽管面临酷刑和监禁之虞，他依然保持言无不尽的本色。或许政府知道，留他一条活命比让他死更有用，所以后来就命令他回到自己的省份，让他平息伊斯兰教游击队员之乱。政府跟他讲得很清楚，完不成任务就是死罪。
爱好和平的父亲相信自己能够和游击队员理论，毕竟他们也是阿富汗同胞。他深知时局充满变数，也看到了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这些游击队员来自他所在的巴达赫尚省，所以他深信自己能够消除他们的恐惧、倾听他们的抱怨、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以换取他们与政府的合作。
但是，父亲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以为自己很了解的阿富汗、爱国主义价值观、伊斯兰教传统以及他深信不疑的公平公正，已经湮灭殆尽。
他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巴达赫尚省执行这项任务的。对于阿明政府他根本不喜欢，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才是阿富汗人民的最佳选择。他召集了省里的长老，举行一个吉尔加会议（即部落首领和长老会议），向他们讲述自己在喀布尔的所见所闻：政府滥杀无辜，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政府阻止青年人接受教育，以防他们成为异己，这一制度令知识分子担惊受怕；政治上的异己遭到镇压。沙哈国王在位期间，阿富汗曾经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滑雪胜地如雨后春笋而起，旅游行业蓬勃发展，现代电车公交系统再加上商业主导的民主制度，曾经是那么令人陶醉。可如今，看到阿富汗的社会现实，真叫人心碎。
一些跑到山上追随游击队员的阿富汗人真心觉得他们是为阿富汗的未来而战。尽管父亲是国家工作人员，但他理解并尊重游击队员的努力。他向长老们征求意见，吉尔加会议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一些人想加入反叛组织，另一些则希望支持政府的统治。最终，当地的迫切形势占据了上风。一名男子站了起来，清晰而又大声地说：“先生，我们已经穷得不行了，再也打不起战。我们应该去跟游击队员谈判，让他们下山来。”大家最终还是同意去跟反叛分子谈判。父亲决心为他所代表的人们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且从不推脱，因此他深受支持者的喜爱。等到了谈判那天，他叫上全省各地的长老代表一个不受尊敬的政府去跟游击队员谈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拒绝。他们都高高兴兴地一起去了。
就这样，一群长老在我父亲的带领下，骑上马，往叛乱分子的营地走去。美丽的帕米尔山脉又高又险，肥沃、青葱的山谷转眼间就变成色彩斑斓的岩石——蓝色的、绿色的、橙赭色，一切随光而变，接着便是高耸入云的雪峰和高原。即使在今天，巴达赫尚省也没通几条公路，在那时只有驴、马道，有些又窄又陡，人只好下来，紧紧抓住坐骑的尾巴，跟着走，还要闭上眼睛，在心里面祈祷前面的坐骑步履千万要稳健，不要有什么闪失。一旦掉下去，必死无疑——你会落入山腰，掉进冰冷的河流，被湍急的河水冲走。
经过一天半的艰苦跋涉，队伍终于抵达帕米尔的最高点，来到了一处天然平地，几乎与天比肩。冬天的时候，省里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来玩“布兹卡西”运动，也就是西方的马球的起源。这种运动很能考验骑马人和坐骑的技术。骑马的选手跑过去捡起一具奶牛尸体，然后将其放到场地上一块标了记号的目标区。只不过，在古代，尸体用的是囚犯的尸体。这项运动速度很快，惊险刺激，有时成百上千人骑马参赛，甚至会持续好几天。这项运动狂野、危险、机智，正如参与这些运动的选手，它把阿富汗勇士的本质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父亲骑马上山的时候脑子里根本没有去想布兹卡西运动有多好玩。他头戴羔羊皮帽，骑着白马走在队伍的前面，依然像往常一样沉着冷静。突然，路中间闪出三个人，用步枪瞄准队伍。
其中一个大声喊道：“果然是你，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为了杀你，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好久了。”父亲冷静的大声回答说：“请听我说，阿富汗的政府很强大，不是你们可以战胜的。我来这里是希望劝服你们为政府效力，站到我们这边跟我们合作。我会倾听你们的诉求，将你们的意见传达给国会。”那人只是笑了笑，然后二话不说就开了一枪。接着，从山后又有几枪射过来。人群顿时大乱，手无寸铁的村民四散逃命。
父亲的马中了枪，痛得后腿一蹬，这一来父亲的脚就离开了马镫，掉落马背，被马拉着跑。受伤的马朝一条小河奔去，那小河就在布兹卡西运动场的边上。一些年轻人企图跟着父亲，但他大声劝他们逃命。“我是个长者，”他一边被马拖着跑，一边大喊，“他们会跟我好好说话的，但他们不会对你们手下留情。你们尽管快逃。”游击队员在后面追，后来追上了我父亲。他们俘虏了他，让他做了两天的人质。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给他谈话的机会，听他理论，考虑他提出的条件，我也不清楚他们有没有打他，羞辱他。我只知道，两天后他们用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脑袋，残忍地处决了他。
父亲牺牲的消息很快传遍全村，虽然位置偏僻，但消息还是传得很迅速。因为这里有一套发达的紧急消息传递系统，一路上，消息在小村与小村之间进行接力传递。一些随我父亲去的人已经回到家，将马匹遭到射击的情况报告给了村民听。按照伊斯兰教的礼仪，人死后，24小时之内必须朝着麦加方向安葬。我们家不忍心让父亲的尸体被孤零零地留在山腰，得不到安葬，他的尸体一定要运回来。而游击队员放出话来，警告我们说，谁胆敢把尸体取走，他们就杀死谁。没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取一具尸体。
英勇取尸的重任最终落到了一个女人身上。我的大姑妈佳达带了几件裙子，穿上长袍，对在场的男人们说，她将前往山中取回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尸体。看她疾步走出房间，径直朝山上走去，她的丈夫和我父亲的一个堂兄也只好跟了出去。
他们走了13个小时之后发现了父亲的尸体。原来，游击队员把它扔在村子与营地的半路上。
那时我才三岁半，清楚地记得他被害那天大家的悲痛。村中男男女女无不哭泣，村子里弥漫着恐惧和骚乱。那一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眠，还竖起耳朵听。直到凌晨两点，我终于听到大姑妈走进村子高声说话的声音。她扛着父亲的棺材，然后啪的一声放到地上。
“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回来了，大家都起来欢迎，我们把他带回来了，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回来了。”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心想：他还活着，我父亲还活着。
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父亲回来了，他知道怎么恢复秩序，他还会安慰大家不要流泪。
我光着脚跑上街，一看到母亲在哭泣，立马停了下来，惊恐得紧紧抓住她的衣服。接着，我从她身边飞驰而过，便看到了父亲的遗体。他的头盖骨，就是挨了一枪的地方，被打飞了。
我号啕大哭，虽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我很清楚，今后我们的生活将大不相同。
父亲的尸体被运回呼利大宅，摆放在巴黎套间，等待安葬。母亲前去看护尸体，一直守灵到第二天下葬。所有妻子中，她是唯一一个进去跟父亲遗体做最后道别的。在这个房间里，她怀上了我和其他孩子，也就是在这里，父亲和妻子们曾经好不容易躺在一块儿说说话，营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母亲默默地肩负起父亲入殓前的准备工作，正如她在艰苦的生涯里默默忍受其他一切一样。她是那么有尊严，那么负责任。她没有尖叫，也没有号啕大哭，只是默默地按照真主的旨意替他擦洗身体，整理衣服。即使父亲已经走了，母亲也没有负他，正如他活着的时候一样。
到了上午，当地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入库夫村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人们脸上的悲痛，加上对他们未来的担忧，使得整个气氛异常凝重，仿佛天就要塌下来砸到头上。
头发灰白、满嘴胡须的老人，戴着缠头巾，穿着绿色外套，坐在花园里哭得像小孩似的。父亲后来安葬在呼利大宅后面的一座小山峰上，朝向麦加和他所钟爱的库夫山的一个峡谷。
对村民来说，失去这么一位捍卫他们的事业、支持他们的诉求的人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同时这也标志着政治动荡的开始。很快，阿富汗迎来了一场全面的战争。
对我们家人来说，父亲的去世意味着失去一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家庭领袖乃至我们生存下去的理由。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没听说过“战争”、“火箭”、“受伤”、“杀戮”、“强奸”等字眼。令人悲哀的是，今天的阿富汗孩子对这些字眼再熟悉不过了。
四岁之前，我知道的都是描述幸福、快乐的字眼。
我真的很怀念一家人躺在叔叔家平坦的屋顶一起睡觉的夜晚。他的房子挨着我们的呼利大宅，在屋顶能看到最美丽的峡谷风景，所以大家都喜欢到那里去。我母亲、婶婶们、还有我的“小妈”（父亲的第四个妻子，也就是我母亲最好的朋友）坐在一起儿，讲着老掉牙的故事，直到半夜才罢休。
我们这些孩子们安静地坐在夜空下，或者沐浴在淡黄色的月色里，听这些甜美的故事出了神。夜间我们从来不关门，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那时候根本没有盗贼，也无需担心其他危险。
在那段时期里，生活在爱的包围中，我几乎没想到我的生活是在母亲对我的厌恶和悲叹中开始的，也根本没想到自己曾经被放到太阳底下暴晒并差点儿死去。
我也从来没觉得自己的出生是个错误。我只感觉到自己被人爱着。
但这样的幸福生活持续不了多久，我不得不尽快成长。父亲的遇害只是降临到我家的一系列悲剧和死亡的开端。我的童年也随着我们被迫离开库夫美丽的花园而结束。我们告别了花园里清冽的井水和枝叶茂盛的大树，成了自己国土上无家可归的难民。
唯一不变的，是我的母亲，也就是你们外婆的笑容。
挚爱你们的妈妈
新的开始
1979~1990年
尽管母亲为失去心爱的男人痛苦不已，但父亲的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母亲的成熟与老练。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母亲就展现出了天生的领导能力。她执掌家中大小事务，组织资源，决定孩子们的命运。正是有了之前辅佐父亲的经历、高效的家庭管理能力和营造大家庭和谐的能力才让她成功地带领我们走出那一段黑暗时期。不让一个孩子走散，确保他们的安全总是她的首要任务。那时也有很多人向她求婚，但是，出于当初不同我父亲离婚的同样目的，她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因为她不想冒失去孩子的风险。
在我们的文化里，继父没有义务接纳女方在前一段婚姻中所生的子女。恩内亚特母亲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父亲死后，恩内亚特的母亲依然年轻，再加上有点轻浮，她改嫁给了一个曾经给我父亲牧养过奶牛的英俊男子。那男人去伊朗找过工作，刚从那边回来，带回来一些新奇的消费品，比如磁带录音机之类的玩意儿，这在我们这种乡下地方是根本看不到的。他向她求爱，对她讲了许多自己在伊朗的经历，还送她时尚的小玩意儿，最终俘获了她的芳心。
除了恩内亚特之外，父亲的第七个妻子还给他生了另外三个孩子：一个女儿，名叫娜济；两个儿子，分别是希达亚特和萨菲乌拉。她坚持要带着孩子们改嫁，但新丈夫就是不给孩子们吃穿。我母亲很同情她，于是几个星期之后就去拜访她。我母亲发现，三个孩子都在屋外的院子里哭泣，原来他们的继父不让他们进屋，让他们挨饿，衣服脏了也不给他们洗。母亲见到这番情景马上就带他们回家。
但是，那年轻的女人不肯放弃婴儿萨菲乌拉，于是，母亲只好把他留下，而正是这么一留，令她抱憾终身。几天后，萨菲乌拉发高烧，没人给他吃，也没人安慰、照顾他，就这么孤零零而又凄惨地死去了。后来我们听说他一连哭了好几个小时，小脸蛋上都是苍蝇，而他的继父竟然不允许他母亲去抱。恩内亚特一直没有走出这一悲痛的阴影，为了纪念这个小弟弟，后来把自己的大儿子取名为萨菲乌拉。
和我母亲非常谈得来的哈尔太太幸运多了。她改嫁给了当地的一名领袖，人很善良，没有孩子。他竟然视哈尔的两个孩子如己出，甚至在死后还把财产留给他们，这在阿富汗的文化里真是闻所未闻。
跟我母亲合不来的尼亚兹太太嫁给了一位老师，依旧住在库夫。尽管尼亚兹太太和我母亲有矛盾，但多年后，当我参选议员时，那位老师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为我安排交通，还在竞选途中一路护送我。这么庞大的家庭结构对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但在我看来这是件好事：这种关系纽带超越了世代，消除了小分歧，跨越了地理隔阂。家毕竟是家。
祖尔迈沙哈，哈利法的孩子，也是我父亲最大的儿子，继承了呼利大宅。后来他遇害，二儿子纳迪尔——五太太（被我父亲休了的老婆之一）的儿子，继承了这所房子。他住在那里一直到现在。
父亲遇害几个星期后，我们甚至都没来得及哀悼，大山之外的世界渐渐向我们逼近，政权迅速瓦解，局势恶化的不良后果很快就要降临到我们头上来。
父亲遇害之后没几天，凶手头目回来找我们。我们跑到饲养奶牛的地里，躲在一块巨石后面，看着他们洗劫房屋，掳走一切能掳的东西：收音机、家具、锅碗瓢盆。
又过了几个星期，一天半夜里，我们正在叔叔的屋顶上睡觉，这帮人又来了。他们用步枪的枪托把我们吵醒，大喊大叫，要求我们把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儿子交出来。我哥哥穆基姆当时才7岁，我们知道，如果这帮人发现了，就会杀死他。我母亲不知怎的，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他交给一个住在隔壁的堂姐，堂姐把他藏在裙子底下。与阿富汗其他地方的妇女不同，巴达赫尚省的农村妇女常常里面穿一条宽松的马裤，外罩一条长长的夏尔瓦克米兹裙子。多亏了那条裙子，我哥哥才逃过一劫。
我姐姐马里亚姆和我的一个嫂子，两人都才16岁，游击队员抓住她们一顿暴打，我叔叔试图上前阻止，被他们打退了回去。叛军（游击队员）带着两个女孩离开屋顶，朝呼利大宅走去。叔叔和几个堂哥堂弟大声对他们说，这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暴行。根据教义，除了妻子和有亲缘关系的女人外，伊斯兰男人不准去碰任何别的女人。
我们只好在屋顶上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打了这两个女孩一整夜，手枪落到她们身上，步枪枪托砸在她们身上，一遍又一遍地要求她们讲出武器的藏匿位置。两个女孩没有一个屈服，没有一个说知道。我母亲面如白纸，神情凝重，但什么也没说。他们还把刺刀放到我姐姐的胸口，慢慢地压进去，直到胸口开始流血。我们家有一条看门狗，名叫钱伯，被链条锁在呼利大宅的大门边。为了保护家人，它猛拉链条，挣脱束缚，朝那些恶徒奔去，大声狂叫。几个恶徒转身开枪射击，钱伯当场死亡。
那些游击队员一直打到黎明，直到山上响起了祷告召集声，他们这才离去，大概是回去做晨祷了。
两天之后，他们又来了，威胁说要把我们统统杀掉。这次他们胁迫纳迪尔说出藏枪的位置，母亲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上一回女儿和儿媳妇虽然遭到毒打，但依旧没有说出藏枪的处所，当时她也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心里明白，如果枪没了，我们就失去了保护自己的武器。他们已经抢走了我们的一切，下次来就会要我们的命。
村里的男人看到游击队员的暴行后吓坏了，就派人给他们捎信说，如果还敢再来，村民就拿起铁锹、鹤嘴锄、木棒等只要能用来当武器的物件，来保护女人。游击队员答应不再到村中恐吓，但他们想让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家人死，他们的头头下令要除掉我们。在我短暂的生命里，我将第二次直面死亡，但最终我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早早地来了。那时，哈利法和她的孩子们已经搬到了一个名为豪汗的村庄，父亲在那里有一间房子，比库夫区的还大，需要有人照看，所以我母亲是唯一一个留在呼利大宅的妻子。我的哥哥恩内亚特和穆基姆幸好在外面玩耍，所以能够躲到邻居家的屋子里避难。母亲一把抓起我，跑去躲进奶牛棚。邻居拼命地往我们头顶上堆牛粪作遮掩。牛粪气味难闻得令我窒息，那感觉简直就像是被活埋。我紧紧抓住母亲的手，吓得连咳嗽都不敢，就怕被他们听到。我们就那样一动不动地保持了好几个小时，气都不敢出，胆战心惊，唯一的安慰就是能感受到母亲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们听到他们的搜索声，有一次就在我们藏身点上方。只要他们轻轻拨弄牛粪，粪堆就会掉落，我们就会暴露无遗。天知道他们为什么没去拨弄牛粪呢？等他们最终走了，我们马上从那里走出来，却发现外面已经是一片狼藉。母亲抓紧时间收拾衣服，她一把抱起我、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拼了命地跑。我们穿过花园，进入干草地，跑到河岸边。我们什么都没带上，甚至连头都不敢回。
母亲每跑一步，似乎就离昔日的生活远了一步。所有的毒打、所有的疼痛、几年来为这个家和生活而做的辛苦工作，这样的生活正随着我们向河岸逃生而结束。
正如我们所料，那帮人果然杀了个回马枪，还看到我们在逃跑。他们开始追逐我们，比我们强壮，跑得也快。我跑累了，开始磕磕绊绊，拖了后腿。姐姐开始大声对母亲说： “如果你不把她丢进河里，那帮人就追上来了，我们所有人都得完蛋。干脆把她丢进河里吧。”母亲几乎要照做了。她抱起我，举在半空中，做出扔的动作，可就在刹那间，她盯着我的双眼看，想起了我刚出生不久时的承诺——永远不会让我再受一点点伤害。她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抑制住了那股冲动的劲儿，不但没有扔下我，反而把我抱到肩上，以便牢牢抱着我逃命。我们已经落后了其他几个人，我也听到了那几个游击队员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心想：他们随时都会追上我们，将我从母亲背上拉下，杀死我。时至今日，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依然能够感觉到那冰冷、恐惧的一刻。
突然，一名苏联士兵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时我们已经到达山谷的另一侧，这里是政府军掌控的领地，前来追杀的游击队员不敢再往前，转身回去了。我们累得瘫倒在地，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母亲哭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经常看到苏联人，那天见到的苏联士兵是第一个。他们是来侵略阿富汗的，尽管给某些地区带来教育和发展，但也对无辜的阿富汗人犯下了许多暴行。不过，这个苏联人对我还是友善的。他高个子，金黄色的头发，穿着制服，看上去挺帅气。他喊我过去，我迟疑不决地走上前去，他递给我一包糖，我接了，跑回来递给母亲。那是我母亲第一次从一个陌生人那里领受慈善，但那绝不是最后一次。
刚开始，我们5个人住在河边一名叫拉姆拉的老师家里。他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人之一，双眼透露着热情，笑起来眼角起皱纹，灰白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他家很贫穷，实际上供养不起额外的人口，但是，他是我父亲政治上的支持者，他觉得瓦基勒的家人能到他两居室的房子里住是他的荣幸。
他家花园的一侧直接对着河流，我还记得跟他的女儿们玩水玩得很开心。我和他家的关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多年后，拉姆拉为了帮女儿解除一段强迫的婚姻关系，特地跑来向我求助。这段婚约是在他女儿还很小的时候订立的，但是，那个男的长大了之后是出了名的暴力，所以他女儿不想嫁给那个男的。男方家庭坚持要结婚，而拉姆拉支持女儿的决定。我在双方家庭之间做调解，最终，男方同意解除婚约。这样一来，拉姆拉的女儿就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接受教育，将来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老师。为了报答我，拉姆拉在我竞选时给予全力支持。如今，每当我造访该地，最喜欢的事莫过于和这个热情好客、富有爱心的家庭一起在河边吃上一顿简单的米饭和鸡肉餐。
在拉姆拉家待了两个星期之后，我母亲开始有点焦躁不安，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也不知何去何从。我们听到消息，说我们家房子被焚，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嫂子遇害。不过，万幸的是，这些消息都不可靠，后来证实两人都还活着。
我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名叫贾迈沙哈，当时是个学生，另一个叫米尔沙卡伊，时任警察总长。游击队员袭击我们之前，他们两人就已经搬到省府法扎巴德去了。后来，他们听到我们有难的消息，马上租了一架直升机来接我们。
直升机一着陆，母亲抽噎着松了一口气。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心情无比兴奋。我跑到了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前面，直升机内有两张木椅，我一屁股就抢了一张，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母亲和姐姐则坐到另一张上面。因为恩内亚特和穆基姆没有坐，我还得意地朝他们笑了笑。
米尔沙卡伊在法扎巴德租了间房子给我们住。他是警察，收入微薄，能做到这分儿上已经相当不易。房子是两居室泥土棚屋，当地居民给母亲配备了一些最基本的厨房用具，她在呼利大宅用进口瓷器餐具的时光早已成为历史。母亲开玩笑说我们住的是间玩具屋，实在太小了，她费了好大力气在墙上糊了纸、挂了花毯，房间才亮堂起来，也才像个家。
那个时候我已经7岁，可看上去依然是个典型的农村女孩：蓬乱的头发，脏兮兮的脸，鼓鼓的及膝长袍，长长的围巾老是在泥巴里拖着，脚上穿着一双惠灵顿长靴。我与这个大城市格格不入。
在“玩具小屋”里，我经常看到女孩子们上学。她们是那么聪明、阳光，叫我异常羡慕。我们家还从来没有哪个女孩接受过教育，因为父亲觉得没这个必要。如今父亲不在了，于是我问母亲我是否可以上学。她盯着我，仿佛看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朝我微笑道：“可以啊，法齐娅宝贝，你可以去。”其他人没有一个不反对的，尤其是我的几个兄长，但母亲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第二天，我跟着穆基姆去了他的学校，进了校长办公室，咨询他是否同意我上这个学校。办公室干净整洁，椅子都放了垫子。我觉得自己又矮小又肮脏，鼻子里的两行鼻涕进进出出，脸上东一块灰尘，西一块土的。突然我觉得尴尬，于是就用围巾拭去一大把鼻涕。
校长见了，皱紧了眉头，凝视着我。他一定在想，这么脏的乡下女孩也想到我这里来念书？“你是谁家的孩子？”他问我。当我自豪地说出自己是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女儿时，他惊讶得眉毛一扬。自从父亲去世之后，我们都落魄成什么样子了呀！和蔼的校长说我被录取了，第二天就可以到学校来上课。我记得自己当时是跑着回家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的，围巾在泥土里拖着，还把我给绊倒了。我心里满是兴奋，将父亲的死、家庭蒙难之痛、生活窘困等一概抛到九霄云外了。我法齐娅 - 库菲要上学了！在学校，我专心学习，充分利用在这里的分分秒秒，所以很快我的成绩就赶上了其他女同学，成绩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们的课程很基础：半天综合学习，半天到当地的清真寺听阿訇讲授《古兰经》。我母亲尽管目不识丁，但对《古兰经》的学习非常感兴趣。
夜里，我和哥哥穆基姆睡在母亲的床上，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差不多：母亲每天都会问我们学了什么，我们把学到的一一说给她听，还背诵《古兰经》给她听，不对的地方她都会一一纠正。这是她间接体验我们的教育的方式，而她对此也是乐此不疲。
等我去法扎巴德第一高中——帕米尔高中就读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自信的女孩。为了与其他女孩保持一致，我剪短了头发。几个兄长看不下去了，可母亲说服了他们，还因为我有这样的信心和进步大加鼓励。
有时候我们也能看上电视。通过电视，我认识了英国的玛格丽特 - 撒切尔和印度的英迪拉 - 甘地，两人至今仍然是我心目中的政治英雄。那时，我会张着嘴全神贯注地看着荧屏上的她们，心想：一个女人居然能站在那么多人面前演讲，她的勇气和力量是哪里来的呢？一个女流之辈是怎么领导一个国家的呢？有时，我和朋友爬上学校的屋顶去玩耍。慢慢的，我的视野开阔起来。我刚蹒跚学步的时候，站在呼利大宅的厨房里，看着天空，就觉得那便是自己的全部世界；此刻，凝视着学校周边的大街，我想到的却是笼罩法扎巴德群山的天空。这个城市及周围的区域构成整个世界，一个我的世界。
在这里我非常快乐。遗憾的是，我11岁的时候，贾迈沙哈哥哥升迁去了喀布尔。我们不得不随他迁徙。搬家那天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天，不仅仅是因为我可以搬到首都居住——这个只有在电视上看过的城市，而且还因为我可以转学到当地的高中大校园里学习。车在首都的大街上开着，我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胸膛。
喀布尔与我想象中的首都一模一样：令人激动，喧嚣不已。我惊叹于黄色的出租车，车身两侧画有黑色带子；看到蓝色的米莉公交车上，女司机穿着时髦的蓝色迷你裙制服，我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个时候，电车被称为米莉公交车；靓丽夺目的女司机则被称为米莉。）绚丽夺目的商店橱窗里摆出了最时尚的商品，鳞次栉比的饭店里飘出喷香的烤肉味，身处其中的我欢喜得不得了。这个城市张开双臂欢迎我，叫我入神，而我也报以全身心的热爱。如今，我对这个城市的那份爱丝毫未减。
在喀布尔的三年是我童年里最快乐的三年。母亲也很喜欢这座城市，于她而言，在集市上购物的经历既刺激又难忘。或许乍一听没什么，但是，这样独立自由的时刻是她嫁给我父亲时想都未曾想的。我也享受着连做梦都未曾梦到的自由。我不但尝试时尚，还跟朋友们交流起了诗歌和文学。我们背着书包，面带自豪，一起沿着绿树成行的大道放学回家。
对我来说，这些同学特别老练，魅力四射。他们住的是带有游泳池的房子，母亲梳着时尚短发，父亲和蔼宽容，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剃须水香和苏格兰威士忌味道。有些女孩子甚至还化了妆，涂了指甲油。我的兄长绝不允许我碰化妆品。有一天，我在朋友家涂了一点儿，还借了条长袜和一条短裙。我就这样和朋友沿着悠闲地马路逛着，为自己的老练外表沾沾自喜，恰好贾迈沙哈开车经过，他看到了我，然后放慢车速，从车窗里往外望。我来不及躲避，只好转过身面对着墙壁。我当时就像只鸵鸟，心想只要我看不到他，他也就看不到我。结果可想而知，他看到我了，后来还在家等我回去。正当他做出准备打我的姿势时，我就跑开去躲了起来。我听到他哈哈大笑，还把母亲叫过去，跟她说起事情的经过。母亲听了也大笑起来，我则害羞得偷偷溜进餐厅去吃晚饭。
在喀布尔的生活无忧无虑，轻松惬意。不幸的是，外面的大世界很快就要跟我安全的小世界再次发生激烈的冲突。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还小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变。每次我们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居住或者刚过上一段平静的日子，战争总是会来打破这种平静。
那些日子里，我讨厌改变。我只想待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家庭，然后好好上学。我心怀伟大的梦想，但我也想过一种心满意足的生活。这也是我对你们的期望。我希望你们自由飞翔，追逐梦想，当然我也希望你们能有幸福的家，一个爱你们的丈夫，也能有朝一日享受到生儿育女的快乐。
在短暂的生命里，你们必须经历诸多改变，或许要远远超乎我的期望。在逆境面前逆来顺受比被迫做出改变要容易得多。但有时我担心自己让你们忍受了太多的委屈：我长期不在你们身边，还常常令你们担心我会遇害而使得你们孤苦伶仃。
有时候忍受不一定是正确的处事方法。所有伟大的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能力调节自己，适应形势，然后重新开始。改变并不一定都是我们的敌人，你们必须学会接受它，视其为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与“改变”结为朋友，欢迎它的到来，那么，下次它来造访我们的时候，或许就不会对我们那么残忍了。
挚爱你们的妈妈
另一颗最闪耀的星星陨落了
1991~1992年
20世纪90年代初，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已经结束了，柏林墙也倒下了，伟大的苏联帝国也开始解体，冷战也接近尾声。
当时，游击队员已经成了久经沙场的老兵。他们跟入侵的苏联人展开了一场消耗战，终于在1989年成功地将苏联军队赶回莫斯科。红军被迫羞愧地撤退，阿富汗人民上街高声欢呼、鼓掌。叛乱分子的士气高涨到了顶点，许多人视他们为英雄。当然，最著名的还是有着“潘杰希尔之狮”之称的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他是公认的游击队领导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也是击退苏联军队的幕后战略家，他的照片至今仍然出现在阿富汗各地。
红军败走后，游击队员便急着攫取政权。他们派出军队横扫喀布尔。游击队员认为当权者是苏联的傀儡，尽管苏联军事力量已经撤走，政府依然跟莫斯科方面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时任总统的纳吉布拉确实给阿富汗带来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但是，因为他允许苏联军事力量驻扎在阿富汗，所以招致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三年来，阿富汗军队均由他控制，把游击队员挡在千里之外，然而，他最终还是被打败了，政权也随之垮台。
人们期待政权更迭能够带来稳定和一个全新的纯阿富汗的政府，但叫人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刚刚推翻旧政府后不久，游击队员开始起内讧。没有了共同的敌人，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渐渐浮出水面。尽管都是阿富汗人，但这些游击队将军操不同语言，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观念。他们无法就如何分享权力达成一致。这些权力之争最终演变为阿富汗内战，这场血腥恶战足足持续了十几年。
16岁那年，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纳吉布拉总统企图逃离阿富汗时被逮捕的消息。我们听了大为震惊，也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
那时我依旧住在喀布尔，也在那里上高中。事情发生时，我们正在与家乡巴达赫尚省和法扎巴德的亲戚们共度长假。
听到总统被捕消息的那天，我们还听到从法扎巴德上面的山上传来的枪声。政府军在山的一侧建立了阵地，包围了这个城市，而游击队员在另一侧也驻扎了下来。双方用步枪和机枪交火，偶尔还用上了炮弹。据我判断，游击队开火的次数比政府军频繁许多，政府军在枪和火药的数量上无法跟游击队相匹敌。
政府军似乎不怎么进攻，只在防卫阵地。大量的政府军士兵已经逃掉了，许多人都不愿意对自己的同胞开战，而且他们也知道游击队员在之前的战斗中曾经对苏联士兵做过什么：折磨加杀戮。随着时间的推移，折磨的手段也不断翻新，残忍程度也越来越强。有时他们把人活活烧死；有时他们会问俘虏的年龄，然后把所得到的数字用钉子钉入其头盖骨；有时他们甚至将俘虏的头割下，浇上滚烫的油到剩下的躯体之上，热油一碰到神经末梢，无头尸体就到处乱转，持续了几秒，就像在跳舞，这种折磨方式被称之为“死人跳舞”。
政府军很清楚，这就是他们的新敌人，而且也不指望他们比苏联军仁慈多少。于是，很多士兵脱下军装，复员过上平民生活。
经过两天的交战，游击队方面宣布接手新政府。投降和谈以及政权移交在两年前，即1989年的一次日内瓦会议上。所以，喀布尔的中央政府垮台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觉得惊讶。仿佛一夜之间，游击队员从山上的营地走下来，法扎巴德顿时全是他们的影子。我还记得，当时看到他们，心想这些人的脸煞白煞白的，真是有趣。他们住在山头的营地里，靠着稀少的口粮维持生命，好几年来都是天天作战。在我的印象里，士兵总是穿着光鲜整齐的军装，所以，当看到他们穿着工装裤和帆布胶底运动鞋，我觉得很异样。
我心想，他们中的某些人怎样才能再次适应平民生活呢？其实，有这样疑惑的不止我一个。政府办公楼里现在突然全是这些人，这可一下子把当地人吓着了。许多学校因此关门大吉，因为家长拒绝让女儿上学，怕她们遭到这些人的强奸。这些人之前还是战士，现在却趾高气扬地满大街行走。
但总体上，阿富汗的大多数人还是很高兴苏联人终于走了。他们期盼游击队员能够解决争端，组建一个像样的政府。
这段政治上的动荡时期是我一生中非常绝望的时期。当时我还是个少女，如果我想到市区走走，那么我不得不穿上蒙面长袍。这是我第一次穿蒙面长袍。这倒不是因为游击队员是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者，也不是说他们非要人穿蒙面长袍不可，穿蒙面长袍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保护。外面那么多男人，几年来都在深山老林里打仗，没碰过女人，所以对一个少女来说还是不要在公众场合展现美貌为好。
过去，穿蒙面长袍是高贵身份的象征，还兼具实际功用。这种衣袍之所以如此设计，主要是为了遮挡烈日、沙尘、强风等恶劣的环境元素。
我知道，许多西方人士至今依然把蒙面长袍看做压迫女性和宗教教原教旨主义的象征。对此我却不敢苟同。
我希望拥有穿我认为最合适的衣服的权利，但前提是遵循伊斯兰教教义。用头巾盖住头发，再穿一件宽松的束腰大衣，遮住双臂、胸口和臀部，这就足以合乎伊斯兰教提倡的在真主面前穿着庄重的要求。谁要是说女人必须完全遮住脸才是真正符合伊斯兰教规那就大错特错了，蒙面长袍绝对不是伊斯兰教的要求，人们穿它只是出于文化和社会的原因。
我也知道，在西方某些国家，蒙面长袍已经成为一大政治话题，甚至有政治家和领袖想通过立法禁止。虽然我认为所有政府都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立法和文化习惯，但我也信奉自由选择。我希望西方政府允许穆斯林妇女穿她们想穿的服饰。
有一天，母亲、姐姐和我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准备去参加一场在我姨母家举行的晚会。我还化了妆，对自己的外表非常满意，而且，我有史以来罕见地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漂亮。游击队员下山之前，我外出时通常只在头上戴一块头巾。现在，母亲坚持要我穿上一件她特意从邻居那里借来的蒙面长袍。我怒了。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穿过蒙面长袍，再说，今天穿的是最漂亮的衣服，还做了头发，化了妆，为的就是参加聚会，可她竟然要我穿一件厚重的蓝色“麻袋”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我坚决不穿，还跟母亲吵得很凶。母亲对我又是央求、哄劝，甚至还威胁我说这是为了保护我。她说：“如果看到我没遮得严严实实，那些士兵保不准就打我的主意，所以我应该穿得保守点儿，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哭了，但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生气，因为脸上的妆都被毁了。那一刻，我突然来了青年人特有的叛逆精神。我说：“如果非穿蒙面长袍不可，那么我就不去姨母家了。”我坐在地板上，双臂抱在胸前，一副不肯妥协的模样。母亲最终还是说服了我，而我确实想参加聚会，而且还是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不去实在可惜。于是，我极不情愿地拿起蒙面长袍套在身上，第一次这样走在法扎巴德的街上，感觉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
透过蓝色小网眼，我感觉被周围的一切所包围。山似乎就在我肩上，仿佛世界在变大的同时也变小了许多。在厚厚的蒙面长袍之下，我的呼吸声变得很响，身子也很热，看来就要得幽闭恐惧症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被活埋——那块厚厚的尼龙布几乎要把我闷死。那一刻，我觉得这样的穿着很不人道。我的信心消逝得无影无踪，人突然变小了，不重要了，孤立无援了，好像穿上蒙面长袍的那一刻，我曾经努力开启的生活大门突然又关闭了。学校、漂亮的衣服、化妆、派对——这一切对我来说不再有一丝意义。
从小到大，我看到母亲总是穿着蒙面长袍，但我总觉得那是属于她们那一代人的东西。这一文化传统正在渐渐消亡。我从来没觉得有必要遵循这个传统，家里人也从来没要求过。我只是把自己当成是阿富汗新一代女性中的一分子，穿蒙面长袍的传统既不代表我的个人意思也不代表阿富汗的意向。和母亲不同，我接受过教育，但我并不满足于此。我有的是机会和自由，其中一项自由便是选择穿或者不穿蒙面长袍的自由，我选择了后者。
这倒不是因为我过去或者说现在穿蒙面长袍有什么问题。蒙面长袍是一种传统服装，在我们的社会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妇女带来保护。全世界各地的妇女总是时不时地需要应付某些来自男人的不必要的关注，对某些女性来说，穿上蒙面长袍就是躲避男人目光的方式之一。我所反对的是人们强迫妇女穿什么样的衣服。当塔利班政府立法规定妇女必须穿蒙面长袍的时候，我就非常讨厌。在西方社会，如果一个政府用下令的方式要求所有的女性从青春期开始一定要穿迷你裙，那么她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在阿富汗，伊斯兰教和文化传统提倡的端庄仪表要求是很高，但也不至于严格到让每一位女性都要把自己藏到尼龙衣袍底下。
到了姨母家，我马上脱掉蒙面长袍，心里无比轻松。这次经历让我很震惊，也令我对自己的生活和国家的前途感到担忧。在派对上，我没有尽情玩耍，而是独自一人在一旁回想刚才路上的可怕经历。我仿佛还被围困在那移动的小空间里（指蒙面长袍），难受得要窒息。与此同时，我也在寻思怎么回家才好——我多么希望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回去，不要碰上任何熟人。蒙面长袍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是连我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事实，更别说是其他人了。
我怀念起了喀布尔，学校，还有那里的朋友。喀布尔机场已经被游击队员关闭，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被从首都孤立开来的感觉。我极其担心在那里发生的一切。虽然游击队员现在是合法政府，但他们内部在彼此厮杀。几名将军掌控着不同的部门，虽然全面内战还没爆发，但是，根据喀布尔传来的消息判断，局势越来越混乱。令我尤其揪心的是学校，即使它还没有在战火中被摧毁，那么也很有可能关门了，而我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去上学。
那时，我们时刻留意收听收音机，确保不错过一则新闻，但很难分辨哪些消息是真哪些是假。游击队政府很聪明，控制了广播和电视。播音员向听众保证说，一切正常，风平浪静，但我们知道无论是电视还是收音机上的内容都是政治宣传。有一天我和母亲听到收音机里说学校开放了，女孩子能上学了。但事实上，家长都不愿意将女儿送去上学，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
可我在电视上看出了变化。原先漂亮聪明的女新闻播音员突然间从荧屏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穿着邋遢的妇女，裹着围巾，结结巴巴地播着新闻。
阿富汗曾经有一批极受尊敬的女性主播晚间新闻。她们聪明干练，极富魅力，干起工作来很有职业素养，是我这样的女孩子们的榜样。我喜欢听她们播国际新闻，也喜欢她们那不断变化的发型。她们夺人眼球，接受过教育，事业成功，但她们突然间从荧屏上消失令我很是担心。
有一天，我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弄得焦躁不安、担惊受怕、心神不宁，于是双眼噙泪，来到母亲跟前。我把肚子里的苦水一股脑儿倾倒出来，她静静地听着。等我说完了，她说我可以在法扎巴德找个学校临时读一下。
我想念喀布尔，想念我朋友家豪华的房子。但是，能够重新回到学校念书更让我感到高兴，尽管这所位于法扎巴德的学校规模小、思想狭隘。但曾经在我眼里，它是那么大、那么气派。
不管怎样，我还是坚持穿蒙面长袍。我渐渐习惯了被包围的感觉，但就是受不了闷热。法扎巴德没有公交车，我只好顶着烈日上学放学。汗水直接从我身上滑落，我出汗又出得特厉害，以至皮肤因为汗水的缘故，再加上不透气，竟然冒出了黑色疙瘩。
尽管我觉得不舒服，但我还是结交了许多朋友。能够重返课堂，人生又充满了诸多机会，我真的很开心。放学后，老师们邀请我参加一些园艺课程，不仅可以学习植物学知识、繁殖知识，还可以学到土壤养护知识。在巴达赫尚省，即使是在今天，人们掌握的生物和耕作知识依然很基础。这门课我很感兴趣，可母亲却不让我再去。即使穿了蒙面长袍，她还是担心我这个青春少女有可能吸引游击队员的游离的目光。只要我在户外多待一分钟，就很有可能增加一次不必要的求婚——游击队员的求婚不是说拒绝就能拒绝的，后果相当严重。如果你拒绝，他们肯定用强迫手段来达到目的。在母亲看来，上学是不得不冒的危险，也是她唯一允许我去冒的险。放学后学习花草种植就不一样，那是一种奢侈，她漂亮的女儿完全可以不去冒这个险。
游击队员的到来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户外生活，但让我没料到的是也改变了我在家中的生活。在我回来上学上了一个月之后，同父异母哥哥纳迪尔有一天突然出现在家门口。自从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参军去打苏联人算起，我已经15年没见到他了。此刻站在客厅里的这个男人已经是游击队的一名指挥官，他和手下的士兵负责通向库夫的军需路线，确保该地的战士有足够的武器和火药。这对游击队员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将军一般不轻易让人占据这个位置。
看到纳迪尔，母亲非常高兴。当然，她也坦率地表示对他工作的不满，也责怪他在家里的困难时期没有帮上一把。身为一名游击队员，我哥哥完全有权打她一顿，甚至可以因这么无礼的言语将她杀死，但他没有。母亲在家庭内部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至于他还得向她道歉。他说，现在自己是个男人了，知道孰对孰错。他眼前最重要的不是打仗，而是如何尽可能为家庭办事。
他想把我带到他住的村里，那样就可以保护我不受其他游击队员的侵犯。他在游击队里的身份足以保障我的安全，但他很明白，如果我和母亲留在法扎巴德，即使凭他的影响力也不足以阻止当地的游击队员强迫娶我，如果他们真的要强迫我的话。
这也正是我母亲所担忧的。于是，大家决定让我跟随纳迪尔到他所住的亚富特尔区，去那里唯一的方式是骑马。那天晚些时候，他来到家门口，带了两匹白马，都装有马勒，上面还带着流苏，在巴达赫尚省很常见。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就一直没骑过马，再说，穿着蒙面长袍上马鞍更不方便了，对我绝对是个挑战，更不必说骑马穿过拥挤的人群。每次喇叭一响或者听到某一奇怪的响声，马就会吓一跳。后来，我哥哥只好为我牵着缰绳，领着马穿过市区，而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让自己摔下来。每次马踢腿或者弓起马背，他就扯缰绳，而我总以为自己快要摔到路上了。
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再也没有比那天更落后的了——我穿着蒙面长袍，骑在马背上被人牵着，仿佛倒退到我母亲甚至我姥姥的那个时代去了。那一刻，我觉得不但我个人，就连我的国家也都从来没有进步过。
我们骑马出法扎巴德，一直朝哥哥的村庄骑去。我们还需要骑整整两天，路况很差，有时几乎就是泥泞的小道。令我高兴的是，我已经学会驯服坐骑了。蒙面长袍还是妨碍我骑马，尤其是我拐弯的时候。由于穿了蒙面长袍视野受局限，我的方向感也差了许多，如果马踩进小坑，我就很难保持身体平衡。
夜幕降临了，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打算停下来休息。尽管我们才骑了一天的路，可我已经觉察出这里的人们与城市居民的差别了。这些农村妇女非常热情，迫切想跟新来的人们说说话。在谈话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她们脏兮兮的双手，黑乎乎的，上面还沾着尘土，显然是长年累月的辛苦劳动和不经常洗澡的缘故。她们的穿着也是典型的淳朴的乡下农民衣服，不过我看了并不惊讶，只是久久挥不去心中那份回到旧时代的感觉。先是蒙面长袍，接着是马，然后是脏兮兮的农村妇女，她们的生活跟她们奶奶的生活甚至奶奶的奶奶的生活并无多大差别——看到了这些，我仿佛觉得这就是祖国的不幸前景。
第二天醒来，我感到浑身僵硬酸痛，骑马引起酸痛的部位你想都想不到。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因为在落马好几次之后，我终于可以自己骑马走过崎岖的山路了。在阿富汗的这个地方，骑马要有点技术才行，有时候事关人命。
和纳迪尔一家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去拜访一位叔叔以及邻村的一些远房亲戚。我在一名妇女的边上坐了下来，她刚好认识我母亲，就问我哥哥穆基姆遇害时我在不在喀布尔。这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我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件事。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看出了我脸上的惊恐，才意识到我还不知道这个噩耗。我叔叔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的，他本能地引开话题，并暗示那位妇女所说的人其实是我的同父异母哥哥马莫沙哈，他15年前就被游击队谋害了。
当年游击队袭击豪汗镇时，马莫沙哈和当时村里的一群小伙子奋起反击，将他们击退。那一晚，他整夜待在一间小浴室里，用仅有的一把手枪朝窗外开火。为了能让他够得着高高的窗台，他可怜的妻子只好四肢着地，弓成一团，让他踩在她背上。那一场恶战中，他们夫妻俩都存活了下来，但他却成了被追杀的对象，于是他们先去塔吉克斯坦躲一阵子，但最终还是偷偷回到了阿富汗，也就是这次的回来他才被游击队抓获的。这再次显示出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团结传统：母亲整夜出去走关系，向一个又一个军官求情，求他们释放马莫沙哈。他不是她的亲骨肉，可她视如己出，正如她爱所有其他妻子的孩子们一样。但求情最终没能成功，和父亲一样，马莫沙哈在黎明时分被一颗子弹射进脑袋，就这样被残忍地处决了。
我是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的。这事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既然我当时在场，那她为什么还要问我呢？尽管我的亲戚们都往好的方面说，可我还是担心她说的确实就是穆基姆。他就住在喀布尔，所以我担心遇害的是他。我忧心不已，连一口饭都吃不下，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还感觉一阵恶心。真想长出一双翅膀，飞到喀布尔，去看看穆基姆是否有事。
在回家的路上，纳迪尔反复强调说那个妇女肯定是弄错了。我知道，他是想保护我，而我也宁愿相信他编的谎言也不愿相信这可怕的真相。
或许是由于一直牵挂着穆基姆的生死吧，我总觉得后来在乡下的日子不惬意。我开始想念家人，尤其是母亲。我很难适应乡下的生活，渴望能够回到城市喧嚣和活力的生活中来，最好是喀布尔这样的城市。在这里，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我甚至还觉得连村里最珍贵的水煮肉和圆盘烤饼都很难吃，身体也渐渐瘦了下来。最重要的是我开始怀念课堂。
村里那时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因此，吃过晚饭，收拾完毕，大家就上床睡觉——通常每晚7点就睡了。对我来说实在太早了，躺在床上的我，为了有事可做，就在脑子里复习数学题和物理、化学公式，这至少能够让我觉得跟课堂还保持一丝联系。我太想念上学了，就在回忆数字与符号的过程中，希望能够很快返回喀布尔，重新捡起阔别一年之久的学业。
没多久我就让纳迪尔准许我回到法扎巴德。我太想念母亲了，真的需要尽快回到她的身边。我开始跟亲戚们讨论这个计划，但最终大家决定，我不必回法扎巴德，而是让母亲、姐姐、姐夫，还有我一起回到喀布尔。我母亲的二儿子米尔沙卡伊在首都当了警长。他说，现在喀布尔够安全，我们回去住完全没问题。于是，纳迪尔和我骑马返回法扎巴德，然后所有人从那里坐飞机前往昆都士。
能和家人一起回喀布尔，尤其是能和母亲一起走，真叫我高兴。我没告诉她关于穆基姆的死讯，因为我自己还没勇气相信这个事实。当不安向我袭来，我干脆就不去想它。母亲看到我回来也很高兴，虽然我们都不知道回喀布尔后会面临什么情况，但能回来已经足以让我们兴奋不已。
到了昆都士后，我们还得坐300公里的公交车才能到喀布尔。那年7月的阿富汗，跟往年相比，温度高了许多。太阳炙烤着群山，到了中午，岩石被晒得滚烫滚烫的，手一碰就有灼伤之虞。风扬起尘土，在空中盘旋，活像微型龙卷风，冲入屋子，钻进汽车、机械装置，甚至掉进你的眼睛。我已经习惯了穿蒙面长袍，当然我依然讨厌它。尘土不顾女性端庄的穿着，依旧千方百计往蓝色布料里钻，粘在我汗津津的皮肤上，痒得不得了，我不停地扭动身子，这个小动作比以往频繁了许多。
在法扎巴德和哥哥家之间往返的时候，至少我还能迎着微风骑马赶路，而此刻我却和家人以及几十名其他乘客挤在一辆令人窒息的公交车里前往喀布尔，这还不算，蒙面长袍内的温度叫我无法忍受。昆都士与喀布尔之间的公路是阿富汗最危险的一段，这几年来，路况已经改善了许多，但如今在上面行走依然很伤神。公路狭窄，车子经过，留下一条条车辙。沿着凹凸不平的群山，车子盘了一个又一个弯，有时一侧通向碧蓝的天空，另一侧陡然向下，经过峡谷上方突出的岩石。许多不幸的人们就是在峡谷中丧命的。周围并没有任何防护设施，每当卡车或者更大的车子，比如我们的公交车，会车时，几乎是擦身而过，中间顶多剩下几厘米，轮子都要从悬崖峭壁的边缘经过。
我坐在上下跳跃、左右颠簸的座位上，听着车子的引擎在咆哮。司机用力换挡，偶尔按下喇叭，以发泄对路过的司机的不满。好在我要复习物理方程和公式，根本没心思去理会那么多。因为沉浸在一连串的数字中，我也没心思去理会汗流如注的后背，也无暇顾及笼罩在蒙面长袍之下的头发。
当热浪渐渐退去，群山开始呈现淡紫色，景色变得柔和起来。你时不时还能看到牧羊人蹲在河床边和阴凉处，看着羊群吃着肥美的牧草，驴子围着野生的罂粟花嗅了又嗅。每隔几英里，就能看到苏联坦克或卡车的残骸被丢弃在路边。
快到喀布尔的郊外时，我们已经疲惫不堪，身上湿漉漉的全是汗水，鼻子和皮肤被一层厚厚的灰尘弄得发痒。车子慢了下来，就像虫子在爬行，原来前面有一长队的车子排队前进。成百上千的汽车，前脸贴着后车的保险杠，把公路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好静静地等着，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车窗透不进一丝的风，车内又热得叫人无法忍受，许多孩子哭着央求他们的母亲给水喝。
一名男子手持AK-47步枪朝车子走来。他满脸浓密的胡须，头戴棕色帕库尔帽子，把头伸进车窗。他身穿的夏尔瓦克米兹，上面全是汗，看起来很脏。乘客们竖起耳朵听他和司机的谈话。男子对司机说，堵车是因为游击队指挥官阿卜杜勒 - 萨布尔 - 法里德 - 柯西斯塔尼被任命为新政府的总理，为安全起见，首都的道路全部封锁，以便让他的车队通行。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即使苏联人还在的时候也没有因为给一个大人物让行而封锁全城。阿富汗现在掌控在游击队员手中，他们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平民。不错，他们确实赶走了苏联侵略者，我尊重敬佩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但我怀疑，像他们这样毫无从政经验的人怎么能够有效地治理这个国家？最终，道路还是通畅了，我们径直入了城。到处可见刚发生过战争的痕迹——毁坏的建筑、烧毁的车子。游击队员持枪站在哨卡口。我们来到了米尔沙卡伊公寓所在的马克洛里安街区。这是一个苏联人修建的公寓街区，米尔沙卡伊住在五楼。
米尔沙卡伊这时已经是内政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负责协助管理警务。我们走进公寓的时候，客厅里全是客人，大多数是男士，在等候他的接见。有些人是来办警务事项的，有些是给在狱中的朋友或亲戚求情的，许多人是从巴达赫尚省来拜访他的，场面还真有点混乱。
我哥哥到三楼来接我们，我一见到他，泪水就夺眶而出。喀布尔比我离开时改变了许多，我真担心这对我的家庭和祖国意味着什么。但我最关心的还是穆基姆为什么不来迎接我们，他的不在场印证了我最大的担心，但是每一个人似乎都不准备承认他已经牺牲的事实。当我问他在哪里，他们告诉我说他去了巴基斯坦，还计划去欧洲。“什么时候？”我问。大约40天前，他们回答，但我知道他们在撒谎。接着我看到了客厅书架上有他的一张照片，相框上装饰了丝绸花。这是个不祥的征兆，第一次明显地证实了穆基姆的命运。
“你为什么用花装饰相框？”我问嫂子。她身子不自在地动了一下，回答道：“因为，你知道吗，自从他去了巴基斯坦，我思念他思念得厉害。”我知道她也在撒谎。在阿富汗，用花装饰相框是悼念死者的一种方式。我的家人一直想保护我，但我不需要这样的保护——我需要的是真相。我母亲根本还不知道实情，完全相信他去了巴基斯坦。
那天晚些时候，我在公寓里随便看看，无意中拿起客厅摆着的几本书和照片。我看到一本日记本，不是出于对穆基姆的怀疑，而是出于无聊与好奇心。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首诗，一首透露残酷事实的诗。这首诗由我哥哥最好的朋友阿明所写，是一首挽歌，里面描述了穆基姆遇害的过程。我一看前三行就失声尖叫。与其说那是愤怒的狂叫还不如说是痛心的哭喊。这是穆基姆遇害的最有力的证明。母亲和哥哥冲进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已经哭得情不自禁，几乎没办法说话，只能站在那里，手里朝母亲挥舞着日记本。她颤巍巍的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盯着诗歌，并不理解，但哥哥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无论谎言的初衷有多好，这一刻，都该结束了。当母亲听到了真相，她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刺耳的尖叫声越来越响，回荡在混凝土墙壁上，像一把钢钻，钻进我们的心。关于哥哥之死的证据无可辩驳，像一把锤子，深深地敲进我的心。对母亲来说，这样的打击实在大得难以承受。全家人挤在客厅，见证穆基姆的死讯。
那一晚，悲痛将全家人再次紧紧联结在一起——我、母亲、姐姐、哥哥、两个嫂子，还有三个姨母一同放声大哭。为什么这么一个优秀、健康的年轻人无端地被夺去生命？这公平吗？为什么？我家另一颗最闪耀的星星陨落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家”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字，但或许是一个孩子学到的最重要的字。家是孩子出生的场所，是一个让他觉得安全、温暖、受保护的地方。无论是风霜雨雪还是火箭、子弹，家应该永远保护着一个孩子。在家里，孩子可以在母亲的臂膀里睡得安稳，父亲站在一旁幸福地看着。
很遗憾的是，许多孩子，包括你们俩，没有双亲。但至少你们还有一个母亲，她爱你们，尽力弥补你们因失去父亲所失去的一切。有些孩子甚至连母亲都没有呢！有多少的阿富汗孩子在战争中失去了所有亲人，没有人抚养呢！兄弟姐妹之情也是家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有多少兄弟姐妹连我自己都数不过来。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存在竞争和妒忌，尤其是在我父亲的那么多妻子中间，但从来没有哪一个孩子觉得自己缺乏爱。每一位母亲都平等地爱着所有孩子，被那么多母亲爱着，我真觉得幸福。我的父亲，也就是你们的爷爷去世时，我母亲挑起重担，将所有的孩子团结在一起，所以我们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我和兄弟姐妹们会打架、吵架，互相踢来踢去，用拳头打来打去，甚至互相揪头发，但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彼此相爱，也从不会对彼此漠不关心。我还跟哥哥们作斗争，为的是能够上学，能够学会独立。尽管他们并不喜欢我这样，但还是同意我这么做。当然，他们如今都为有我这个政治家妹妹而骄傲。他们也为曾经思想够开放，帮助我实现梦想而自豪。如此一来，我们保住了家族的地位，也保持了我们家的政治名声。
我多么希望能给你们生个弟弟，一个品行良好、谈吐得体的弟弟一定会非常爱你们这两个姐姐。我敢肯定你们还会和他吵架，甚至打架，但是，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爱他。如果真的有这么个弟弟，我会以我那已经牺牲的哥哥的名字给他命名——穆基姆。
挚爱你们的妈妈
正义何处寻？
1992年5月
先给舒拉和莎哈扎德讲个故事：一个星期五的夜晚，从兴都库什山脉刮来了一阵狂风，还带来了暴雨。喀布尔灰尘满地的道路很快全是泥浆，踩上去又湿又滑。露天排水沟暴涨，褐色污水四溢，形成一个散发着恶臭的水池。街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几乎看不出形状的阴影在移动。那是一个男人，在漆黑的夜里大声呼吸。雨水打湿了他的胡须，像一条小溪，顺着他的身子流下去，流进了脚踝深陷的水坑里。他手里拿着一把AK-47突击步枪，这把苏联产的枪又重又滑，他松了松手，慢慢地前进。他故意往黑魆魆的泥沼里走，每一步都迈得小心翼翼，在完全踩下去之前先用脚轻轻试探。
接着，他转身朝向6英尺高的大院围墙，轻轻地举起枪，放了上去。即使是在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件武器没拿好掉到墙上发出的撞击声也能传得很远。他平衡了一下身子，停了下来，双臂举过肩部，接着双手一把抓住院墙，然后像猫一样弹了上去。他把脚指头塞进砖缝，在湿漉漉的墙面寻找支撑点。由于用力控制体重，他的手臂和背部肌肉紧绷了起来。接着，他把右手肘甩到墙头，脸贴着粗糙冰冷的水泥墙面，左腿弯成弧形一甩，勾住了墙壁的边缘。等整个身体上了墙头，他轻轻地固定好位置，扫视了一下院子，看有没有警卫。见没有卫兵，他跳了进去，脚一触地，发出了一阵溅水声。他用拇指推了一下AK-47上的保险杠，做好开火的准备。
他弯下腰，借着果树的阴影朝着正房走去。院子内一片漆黑，大雨阻碍了他的视线，他就着门上铜把手一阵乱摸。随着门闩的一声刮擦，门开了。他屏住气，轻轻地打开一条缝，然后慢慢推开，眼睛朝漆黑的房间张望。房内一片寂静，因为瓦片厚，大雨的声音在房间内听起来轻了许多，但他可以清晰地听到身上的水滴在地板上的声音。他依旧弯腰穿过客厅，手里的枪随时准备发射。凉鞋踩在地板上，发出“嗒——嗒——嗒”的声音，在大厅里，密闭的砖墙越发反衬出其响亮。他一找到卧室的门，便停下了脚步，准备好步枪，用右手拿着，像是在握一把手枪，左手去转门把手。锁开了，门露出了一条缝。
就这样，这个男子残忍地将我哥哥谋杀了。
杀手打光了枪膛里的子弹，将正在睡觉的穆基姆射死。卡拉什尼科夫枪的弹夹可以装30颗子弹，枪手打光了弹夹里的所有子弹，然后逃离现场。
我的另一个嫂子听到枪声后醒了，她和我的另一个哥哥住在另一侧的楼上。我那个哥哥想安慰妻子，对她说，枪声可能是有人朝空中开枪，用来庆祝婚礼或者庆祝赶走了苏联人的。而就在这时，一个惊慌失措的邻居突然从院子外面大声呼喊——穆基姆被人枪杀了。
穆基姆遇害时年仅23岁。他是一名法律系的学生，高大、英俊、聪明，获得过空手道黑带，在那个时代，就算在喀布尔也是很罕见的。他是我最喜欢的兄弟之一，从小到大，我们一起玩过、吵过，也打过，但彼此相爱。只要他说一句好话，我就可以笑上好几个小时；而他一句严厉的话立马会让我大哭。他、恩内亚特和我一直以来都是铁三角玩伴，还很小的时候，穆基姆就是在一名妇女的裙子底下死里逃生的。可是这一回，再也没有人能够藏他、保护他了。
这真是沉痛的一击，我甚至觉得自己身上的肉被割走了一部分。自从父亲死后，所有的兄长在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变得更加重要起来。穆基姆喜欢用他家长式的权威命令我做这做那，比如叫我洗他的袜子，要不就是洗衣服。身为小妹妹的我非常崇拜他，所以并不介意他那副家长作风，我只想得到他的赞同与关注。
大多数时候，他鼓励我好好学习。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法齐娅，我希望你能成为医生。”每每得知他对我怀有这么高的期望，我心里就会感到自己与众不同。但在生气或是沮丧的时候，他就不准我第二天去学校，还会用手指着我，严厉地宣布：“明天你待在家里。你是个女孩，对女孩来说，做好家务就够了。”可见穆基姆哥哥的观点还是很传统的。不过，我还是能体谅他，因为这是他缓解压力的独特方式，在这点上他有点像我父亲。通常，在跟我说不许去学校的第二天，他回家时总会给我带礼物—— 一个新书包或者是一个新文具盒。然后他又会叫我回学校，夸我是多么聪明，将来能干一番大事。如果我的其他兄长叫我别去学校，那绝对是他们的真心话。但是，我知道，穆基姆的话只是说说而已，不会当真。
无论是从他穿的衣服还是吃的食物来看，穆基姆都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当他告诉我他爱上了大学里的一个女同学，我就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他才刚刚上大一，学的是法律，而她也才刚刚开始学医。当他告诉我女朋友非常漂亮时，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以前还经常指着我最漂亮的布娃娃说：“我女朋友跟这布娃娃一样漂亮，唯一的区别是她还有一双蓝色的眼睛。”穆基姆追求了她4年，但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他从来没能够告诉她自己的感受。他经常围着她的房子转，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为的就是能够瞥见她一眼。他写了不知多少情书，但她原封不动一一退了回来。她是个很传统的女孩，未经家里同意，是不随便打开追求者的信的，而穆基姆希望能有所突破。他期望我母亲尽快回到喀布尔，拜访这个女孩的家，提出这门亲事。如果父亲还在的话，这事就是父亲去做的，既然他不在了，就该由母亲作为家长出面。遗憾的是，还没等母亲正式去提亲，穆基姆就遇害了。
挚爱的家人的死讯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我感到无比的失落。穆基姆的死就像空出了一个洞，无论什么都无法填补。你再也无法见到那个人，这样的痛苦就好比牙疼，只是牙疼还有止痛药，而丧亲之痛根本无药可解。
由于游击队和政府还在交战，警方也没办法展开调查，即使像我哥哥米尔卡沙伊这么高级别的警长也没办法将杀害穆基姆的凶手绳之以法。凶手留下的唯一证据就是逃跑时掉在墙边的一只沙滩鞋，但穿这种鞋的男人阿富汗到处都是，再则，当时DNA检测也还没面世，法证手段也不流行。阿富汗还处于战时状态，战争时期死人很正常。穆基姆的遇害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本算不了什么，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被害，妇女遭到强奸，家庭遭到洗劫和破坏。食物和水都还奇缺，更别提正义了。
米尔卡沙伊为穆基姆的死深深自责。身为警察，他没有抓住凶手，而且他还觉得自己对穆基姆的死负有责任。他是个警长，手下有一支警卫队，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跟随。夜间，他们的职责就是保卫他和家人就寝的房子。穆基姆遇害当天是星期五，正是祷告纪念日，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里，米尔卡沙伊体恤他的警卫，早早打发他们回去以便和家人在一起。穆基姆从体育馆回来大约是晚上10点钟，他全身湿透，还说有一只眼睛发炎了，我嫂子从化妆包里给他弄了点眼线膏。在巴达赫尚省，妇女们常常用一种山间草药制成眼线膏，据说治疗眼睛发炎有奇效。她弄了一点儿放到他的眼睛上，然后他就去睡了。没想到那一刻竟成了永别。如果警卫在岗，枪手根本进不了屋子，穆基姆也就不会遇害，米尔卡沙伊因为打发警卫队回家而懊恼不已。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自问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是个伊斯兰教徒，有着自己的信条。我相信这些信条都是真理，它们构成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相信只有真主才能决定我们的命运，他决定我们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但即使有这么个信念也依然不能减轻我失去亲人的痛苦。
至于穆基姆的死，我们根本无法回答为什么。为什么有人会杀害这么一个善良、聪明、温和的年轻男子呢？他是个优秀的学生，只不过是想过自己的生活。他只想有一份工作、一个妻子和一个家庭，他没有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可他的生命顷刻之间就被夺走了。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临死之人必须三呼真主安拉，可怜的穆基姆都来不及这么做。
来不及跟爱的人道别，这个我渐渐地习惯了。至于为什么，我想这个问题也没意义。那段日子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等你们长大一些就会明白忠诚的含义。忠于信念，忠于家庭，忠于朋友，忠于邻居，忠于祖国。在战争时期我们的忠诚就会接受严酷的考验。
你们必须忠诚于既真又善的伊斯兰教信念，即使你力不从心也不要忘记帮助并关爱周围的人们。对家庭忠心至关重要，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如此。我们的家庭纽带不能因为死亡而断裂，但你们也要牢记缅怀先人不能以生者为代价。你们还要忠于朋友，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所为。如果他们也是你真正的朋友，那么他们也会忠诚于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会出手相助。
你们还要忠于阿富汗同胞。并不是所有的阿富汗人都整齐划一，一个样，我们的同胞讲的语言不同，生活的方式也有差异，但是，你们要接纳种族差异和文化差别，更不要忘记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我们的祖国——阿富汗。
你们一定要忠于国家。如果不忠于祖国，国将不国。你们一定要辛勤努力，为你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而壮大我们的国家。
忠诚是一门很难学习的课，但是比它更有价值的课真的不多。
挚爱你们的妈妈内战不休1992~1993年能够回到喀布尔我感到很高兴，并迫不及待地想恢复以前的生活。只是，现在战争全面爆发，我以前的生活秩序被完全打乱了。
我们依旧住在马克洛里安区哥哥家里。马克洛里安翻译过来大意是“居住空间”，那里的公寓是苏联人用最先进的科技建成的，比如中央热水供应系统可以同时满足十几幢楼的人使用，每幢楼有50套房子。马克洛里安区的房子虽然几经炮火，但至今屹然挺立，足见苏联人的建筑质量之高，就连热水供应系统仍然能正常工作。如今，这个小区的房子很抢手，人人都想在那里面安家。
我终于能够继续在喀布尔上我的英语课了。这些课程非常重要，我舍不得放弃。为了上这门课，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上街行走。街道现在已经成了战场，游击队的领导和他们的部下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殊死搏斗。
喀布尔被分割成好几块势力范围，中央部分、海尔汗纳、马克洛里安、王宫周边由游击队政府掌控。时任总统布尔汉努丁 - 拉巴尼来自巴达赫尚省，曾经是一名将军，跟我家交情很深，所以我兄弟在内政部的位置比较高。有“潘杰希尔之狮”之称的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是国防部长。
喀布尔的西部由一个名叫马扎里的人控制着，他是哈扎拉族的首领。（哈扎拉人据说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外表明显带有蒙古人的特征：圆圆的脸，大大的杏核眼。他们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徒，属于少数派，占绝对多数的是逊尼派穆斯林。）在喀布尔远郊有一个叫帕格曼的地方，由赛义夫和他的手下掌控。还有一个地区则被乌兹别克族首领阿卜杜勒 - 拉希德 - 多斯顿控制，此人是出了名的恐怖。就在城墙之外朝南方向，是希兹布族首领古勒卜丁 - 希克马蒂亚尔的地盘。还有一个希兹布伊斯兰教首领阿卜杜勒 - 萨布尔 - 法里德 - 柯西斯塔尼担任总理。
在抵抗苏联人时，他们结成联盟——即北方盟军，因为大多数人来自阿富汗北部地区，并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但现在他们却为了夺权而互相厮杀。随着国内战争的升级，临时的忠诚就像天气随时发生着变化。
反对游击队政府最强烈的要数希克马蒂亚尔，他不满在政府中的地位，企图攫取更大的权力和资格。每天，他的士兵在喀布尔边上的军事高地发射几十枚火箭弹，火箭弹落到集市、学校、医院、花园里，每天都有几十人死伤。有时候形势一夜之间发生逆转，前一秒还支持政府的士兵转眼之间倒戈相向，开始厮杀。几天之中，成百上千的平民因此而丧命，而这群人很可能在全国电视台上宣布这样的互相残杀是个误会，现在他们又开始支持共同政府了。公众根本无法预料接下来的一天会发生什么，或许我们的领导人也想不到。
从家里到我学英语的地方本来不远，打个车很快就到，但要经过好几个战斗最激烈的战场。有些小区我可以绕开，但有些相当危险的地区却是不得不经过的，相当危险。我的路线绕来绕去，挺复杂，而且经常要根据某一政治集团是否占上风而改变。从街上的行人那里获取情报对我选择合适的路线至关重要，对出租车司机寻找稀少的汽油供应而言更是如此。
持枪的士兵一队又一队在街上走过，除此之外，你还得提防狙击手，他们的子弹可不长眼。一声步枪响，一颗子弹“砰”的一声，就有一个可怜的生命扑倒在地；绝望地出来找食物、找水、寻药的人也有可能就此死亡。重要的十字路口和破旧的房子里常常都被架上了机枪，位置是精心挑选的，既可以隐蔽自己，又可以获得最大的火力面积，总之是尽可能让敌人暴露在枪口之下。你最多只能瞥见他们的头部，那还是躲在废墟里，被障碍物遮掩着的。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无时无刻都在透过准星监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车子最容易引起注意，也是最容易致命的，但总的来说，它们还是最快最安全的出行方式。好几次，我坐的出租车成了炮火的目标。
有些路段是指挥官们袭击的目标，侦查员每当见到车子经过，就发出信号，指挥官只需下令开火，汽车、卡车或者坦克就被炸上天。我记得有一次火箭弹从一条街道上朝我们射来，好在我们的头顶刚好有一棵树，树枝就像一只手，专门等着去接发射物。火箭弹撞上树枝后爆炸了，街上立马全是弹片和折断的碎木，我们加速前进，很快逃出了火力范围。要不是那棵树，火箭弹早就将薄脆的车子炸得粉碎，我和司机也肯定是同样的下场。
很少有司机愿意为了挣那么点微薄的车费而冒性命危险，那些不怕死的往往都是迫不得已，因为不出去开车就有饿死之虞。不出车，他们的家人就没得吃，那是必死无疑的，冒着枪林弹雨开出租车起码还有一丝活下来的希望。正因如此，我常常打不到出租车，只好步行去上学。我从一个隐蔽处飞快地跑到另一个隐蔽处，避开我所知道的枪手的藏身之处，祈祷自己不要踏入陌生的路径。
放学后，我还得摸黑走回家去。有时甚至要走上两个小时。夜里在街上走动极其危险，尤其是一个单独行走的女孩。除了子弹和火箭弹，我还有可能遭到强奸。夜幕降临后，开枪就变得很难预料。黑暗中，枪手因为紧张，手指头扣扳机扣得会比白天更紧。只要一弄出响亮的脚步声或者是在废墟中绊了一跤，就会招来一连串的子弹。
母亲常常穿着蒙面长袍，在公寓楼下紧张地为我放哨，等候我回去。她会小心地透过夜色四下观望，偶尔一声枪响都会把她的心吓得几乎要跳出胸膛。想到女儿要穿过战区回家，她一定非常担惊受怕。看到我安全回家，她放下心来的表情是很明显的，但她从来不会通过拥抱我的方式表达出来。相反，她会马上责备我一通，把手放到我后背推我上楼梯，一直推到安全地带。一路上，她总要埋怨：“就算这些英语课程能让你做上这个国家的总统，我也不在乎。我不希望你当总统，我只希望你能好好活着。”我的兄弟姐妹们也不喜欢我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去上课，但从来没说得这么直接。他们向母亲唠叨，让她阻止我去上课，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她愿意让我夜复一夜地冒这个险。
但是，只要我能去学校，母亲就算把自己的头置于机关枪下都在所不辞。尽管目不识丁，她人却非常聪明，看到我接受教育，她仿佛也跟着受了教育。她打心底里喜欢跟我聊课堂，而且她对我的爱从来不曾动摇过。她没有听从我兄弟姐妹们的请求和唠叨，只是一笑置之。
回首这段往事，我现在也吃惊当时母亲怎么会同意我去上课。每当我想起自己有可能消失在子弹交加的夜色里，而她却要为我担惊受怕时，我就感到相当愧疚。由于刚刚失去穆基姆，我想她的这种忧虑就更加强烈了。他的死影响了整整一家人，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我母亲。每天早上，她都会去上坟，然后献上鲜花。但是，这一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的行为很快就被更加离奇、更加令人担忧的行为取代了。
到了这时，整个城市都变成了战区。我们附近的小区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听说每晚都有好几百平民死于战火。炮火声响彻城市上空，在寂静的夜里，这种声音回荡在环绕喀布尔的群山里，像一个幽灵，在这座城市里徘徊，见证着这里发生的种种恐怖事件。
火箭弹是再平常不过的了，火箭弹可不长眼睛，想落到哪里就落到哪里。有时摧毁的是一间民房，将住在里面的平民压在土墙之下；有时是一家商店或者一所学校，抑或一群在集市的摊子旁买菜的妇女。火箭弹飞过上空，你会听到嗖嗖声，然后嗖嗖声突然停止，几秒钟后，火箭弹就掉下来，开始爆炸。你根本不知道它会落在哪里，落到谁身上。
对阿富汗妇女来说，她们不仅要面对死亡，更糟糕的是还要面对性暴力威胁。我的朋友纳希德的悲惨故事就印证了这一点。纳希德18岁，住在我们附近的一间公寓里。一天夜里，几个枪手突然闯进她家，显然是想强奸或者绑架她。为了免受这样的凌辱，她从5层楼高的窗户跳了下去，当场毙命。
我们还听说在好几个案例中，女人的肢体被割去，甚至有乳房被切去的。在一个道德胜过一切的国家里，你很难相信人们会堕落到如此邪恶的地步。
一天晚上7点钟左右，我正在家里做饭，忽然发现母亲不在家，通常这个时候她不在厨房就在忙家里别的活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她一定是去了某个地方，我必须去找她回来。穆基姆刚死不久，我还在服丧期内，所以就戴了块黑色头巾出门。公寓楼附近的一名保安告诉我母亲出走的方向，我就知道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她又去了穆基姆的坟头。
当时没有出租车，公交车根本就不运行了，我只好步行朝市中心走去。刚开始，街道上出奇的安静。我所了解的喀布尔在战前到处是汽车和摩托车，人们来来往往，走亲访友，一片喧嚣的景象。现在，街上空无一人，建筑物被炮弹炸平，横亘在我和穆基姆的墓地之间。
我紧张地走着，心想母亲应该就在前面。我开始发现了尸体，不是刚刚被枪射死就是刚被炸弹炸得血肉模糊的，还没开始肿胀。我心里一阵害怕，但与其说是害怕死亡，还不如说我是因为想到这些尸体是一个个家庭的成员，想到明天，说不定我家里的某个人也会有这样可怕的下场。
等到了一个叫代马赞的地方，我遇到了一辆出租车。后座已经被司机撤掉了，他正往车上装尸体。他浑身是血，身上的白色衬衫被染成鲜红的一条条，口袋和纽扣周围更是鲜红。他的车子简直像一个屠宰场，装满了战斗中遇害的男男女女，有缺胳膊少腿的，有脑袋和躯干被炸得粉碎的。血流到了司机脚下，积成一个小池，透过锈迹斑斑的下水道洞口，消失在灰尘满地的路上。司机显然震惊了，汗水浸透了衣衫，但似乎还想往车上再多装一具尸体。在伊斯兰教里，人死后越早埋葬越好。司机或许想都没想自己正面临危险，他只是认真地做着这件严肃的事，仿佛他装的是一袋袋的大米。
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这奇怪的一幕。那个炎热的夏夜，整条街上就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唯一的声音就是炮火声和勇敢的中年司机冒着生命危险让一群素昧平生的战争受害者得到像样的安葬时发出的喘息声。
等他发现车子里再也装不下尸体了，才发动引擎，车后冒出一股蓝烟。他朝医院方向开去，后门就那么开着。车子经过凹凸路面时，尸体随着车子的摇晃而甩来甩去。看着这已死的和快死的人们，我想到了我的家人。看着这些无名的受害者，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家人的影子，他们互相交错，任我怎么努力都挥不去这样生与死的错位。快到墓地了，我得赶紧去找母亲。
天渐渐暗下来，经过喀布尔大学的时候，一群穿制服的男人朝我喊，他们问我去哪里。
我不作声，低下头加快脚步。其中一个男人举起枪，又问了我一次：“去哪里？”我停了下来，转过身，看着枪。
“我去找哥哥。听人说在前面的拐角处看到了他的尸体，我想去核实情况。”我随便撒了个谎。他想了想，然后放下了枪。“好吧，走。”他说。我急忙走开了，心扑通扑通直跳。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想他们可能做出比杀死我更糟糕的事情。
坟地有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尘土飞扬。战争过早地结束了很多人的性命，新的几座坟墓挤在一起，粗糙的墓碑立在地上，基部堆了几块小石头作支撑。在地势高一些的地方，埋的是有身份的人，墓地周围还围了铁栅栏。如今在这寂静的地方，栅栏长满了铁锈，绿色的旗帜破旧不堪，随风抖动着，那是用来纪念死者的。
母亲弯着腰跪在坟头。我看到她在慢慢地整理穆基姆坟上那束鲜艳的黄色丝绸玫瑰。她很专注，我走到她身边了也没察觉。她一边哭一边用手抚平穆基姆的照片，身子在战抖，照片上的穆基姆年轻又英俊。母亲转身看我，我站在那里，眼泪扑簌直下，既有找到母亲的喜悦，也有看到这一幕的悲伤。
我不能自已，在她身边跪了下来，两人抱着哭了好一会儿，接着说起了哥哥，说起了我们有多么想念他。我问母亲为什么她要在夜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难道她就没看到那么多死人，那么多持枪的男人，难道她就没想过我会有多担心？她抬起满怀悲伤、泪水纵横的脸，仿佛在说“你知道原因的”，然后马上又低下头看照片去了。
我们在那里坐了很久，都没意识到天已经很黑很晚了。因为战火，没有几盏街灯是亮着的。我开始变得非常害怕。我们不能像来时那样冒险回去，一是太远了，二是太危险。于是我们决定再等一个小时，等天色完全暗下来，然后悄悄从坟地走出去。我们从一条非常熟悉的捷径走向父亲当国会议员时留下的一座房子。房子位于城市边缘一个叫巴格巴拉的地方，与著名的地标洲际大饭店相望。洲际大饭店是喀布尔有钱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大多是退休的政治家。我父亲的几个亲戚住在巴格巴拉为我们看房子。今晚我们肯定回不了家，但如果能够到那所房子里至少我们能脱离危险。母亲和我悄悄地沿着小胡同走，一个声响或一个紧张的动作都有可能引来子弹，所以我们几乎是寸步前行的。爬上山，我们来到了安全地带。
房子是按传统的喀布尔风格建造的，用的是大块的灰棕色砖头。房子宽阔结实，开的是小窗，冬暖夏凉。倾斜的屋顶盖着弧形瓦片，与小山平行。屋后是一个小院，里面种了水果和花。用力敲门的时候，我心想的是屋后的树木还在不在。亲戚开了门，很显然被我们突如其来的拜访吓到了。他们还以为是游击队员来洗劫了，要不就是来屠杀。认出我们之后，他们马上把我们拽进屋，关上门。终于安全了，我松了口气，但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回到这座房子，心里有点难过。这是我哥哥穆基姆遇害时居住的地方。我母亲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她又哭了。我们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筋疲力尽，除了哭实在没其他更好的表达方式了。
亲戚们给我们端来了茶和一些食物，可我们俩什么也吃不下。在他们的再三劝说下，我们终于勉强咽下一点点。毯子拿来之后，我们就去睡了。母亲坚持要睡穆基姆的房间，那一晚我们俩都没睡。我把自己裹在毯子里，想起哥哥，想着那天见到的可怕经历。看着我的祖国发生内乱，这是多么痛心！出租车司机往车上装尸体，这是那一天看到最有人性的一幕了；一位母亲冒着被火箭弹击中的危险，去哀悼死去的儿子，这是多么感人的事迹；为什么手拿枪械的阿富汗士兵在过去能勇敢地抵抗苏联人，解放阿富汗，如今却为了满足权力的欲望而糟蹋这个国家？母亲蜷缩着，膝盖弯曲，触及胸口，整晚都在哭，为失去儿子痛心不已。那一晚似乎特别漫长，天迟迟不肯亮，在某种意义上我倒希望它真的不亮。黎明时分，房间亮了，从卡拉什尼科夫枪里射出的几环子弹（也就是杀死穆基姆的子弹）留下的弹孔依稀可辨。此情此景似乎更加坚定了母亲的决心，她的决心和实用主义回来了。那天早上，她给我泡了暖暖的绿茶，然后坚定地宣布我们要从马克洛里安公寓搬到这里来，这样就能离穆基姆的坟墓更近。母亲的逻辑一如既往的完美——如果你非穿过战区不可，那就尽量缩短路程。
但真正的原因是她想住在这里，这里让她对穆基姆有更加真切的回忆。房间里有小单人床，被子上布满弹孔；他的套装和其他衣服依然挂在衣橱里面；小书架上有他的藏书和柔道比赛奖杯，书架上方的墙上依次钉着黄色、棕色和黑色柔道绶带。这些遗物给母亲带来悲痛的同时也带给她安慰，似乎拉近了她与穆基姆的距离。
这座房子本来是欣赏城市风景的一个好位置，但是，从城中一直到山脚没有一丝好风光。相反，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底下的城市在疯狂地激战，就像在看一部恐怖片。机枪嗒嗒嗒嗒地吐着子弹，火箭弹嗖嗖地飞过，一碰到建筑物就轰然爆炸。从我们这个高度可以看到双方交火的场面，曳光弹把黑魆魆的天空照得通红。我还看到战士们排兵布阵向敌方阵地发起新的进攻的场景。
城里的一些房子外墙涂有彩色泥浆，一天，我正在观看战斗，突然一个火箭弹直接落到了一座非常漂亮的粉红色房子上。爆炸引起大地剧烈震动，房屋上的几块巨石也被炸飞了，起码飞出一百多米。刚才还是房屋挺立的地方顷刻之间变成了粉红色云团，纷纷落到周围的建筑物上去。我看到有一座蓝色房子也是如此下场，就像烟花爆炸后一样，房子顷刻间化为乌有，唯有一团蓝色烟雾纷纷落到街上，可怜的屋内居民也被炸得粉碎。
对我来说，最悲伤的时刻莫过于理工大学遭到战火的袭击。这是苏联人创立的优秀高等学校，是当时他们创办的众多类似的教育机构中的一所。所有阿富汗人都希望苏联侵略者滚回去，但同时也感谢他们改善了基础设施，建造了大量的建筑。许多高中毕业生在这所理工大学学习过，苏联人撤回去之后，该大学依旧对外开放，培养了许多计算机科学、建筑、工程等方面的人才，就连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也是这里的毕业生。
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渴望有朝一日能到这所学校学习，可是，这个梦想在理工大学被炸毁的那一天破灭了。那天晚些时候，战斗渐渐平息了下来。我不知道谁会故意朝理工大学发射火箭弹，不知道他是否有意轰炸理工大学和它所代表的势力。没有人将大学作为基地，或许这不过是个意外，可是无论如何，结果是一样的。当火箭弹在图书馆边爆炸时，我震惊得倒吸了一口气。接着，就像是在看一部惊悚片，不想看恐怖场面，但没办法转移视线，我只能继续看着。只见浓烟慢慢退去，火势越来越旺，沿着刚炸开的口子不断蔓延。图书馆内是成千上万的书籍，它们曾经教育过多少阿富汗的年轻人啊！这些书此刻成了燃料，把火越烧越旺。当然，消防队是肯定没有的了，也没有谁冲进去拯救可以改善国家、教育人民的知识。除了我，似乎也没有谁关注过这场灭顶之灾，我一直看到上床睡觉的时间。我是木然上床睡的，心里始终在牵挂着：那么多的文章、那么多文献以及学识，竟然就这么付之一炬！但我也有深深的愧疚，毕竟也有人被烧死，而我却只关心书。
母亲很快在这间屋子里形成了自己的生活规律，每天早上，她醒来后吃点简单的早餐——圆盘面包和绿茶，然后冒险去给穆基姆上坟。她会抄近路下山，穿过胡同，经过岩石突兀的小径，最后悄悄穿过平地，来到坟前。过了一会儿，她就离开，眼睛总是哭得肿肿的。
这样的生活让她闷闷不乐，尽管危险重重，但似乎也让她更坚强。回家之后，她通常又忙这忙那的，尽管亲戚们住在那里守护财产，但并没有将屋子打理得像个家。母亲便着手这项事务，整理、装饰，清洗家具、晾晒衣物、拍打地毯、清洁餐具，直到黑的泛黑，铜黄色的泛着铜黄色。院子里也清扫过了，不留半点垃圾。
有时她会到穆基姆的房间坐着痛哭，但她从来不去打扫这个房间，所以还保持着我们来时的模样：破旧，弹痕累累。我们都认为，不管住多久，穆基姆的房间都应该始终保持不变，除非母亲有另外的打算。哥哥虽然已经去世，但他仿佛依旧活在我们中间：阳光、英俊，正如他坟上的丝绸鲜花——我们尽量不去想他临终时的暴力场面。
我的哥哥米尔沙卡伊打算每天都来看我们，说得委婉点儿，他并不喜欢母亲住到这里来，但他理解母亲的用心，准备让我们暂时住下。有时他会带上我姐姐和嫂子，每每这些时候，我们就坐下来，吃一顿和平时期常吃的饭。我们聊聊天，说说笑，可是，说笑归说笑，大家对未来的担心是怎么也无法避免的。
对城市的中产阶级来说，内战似乎就是一个转折点。直到今天，大多数人还是选择袖手旁观、静观其变。选择永久离开就意味着留下房子任人洗劫，眼看内战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许多知识分子和专家纷纷逃往巴基斯坦，他们往车上装生活必需品——主要是衣服、证件、珠宝，趁着战斗平息的间隙，开始踏上新生活的征程，前往国外安新家，至于前途，则是个未知数。由于大多数阿富汗人生活在大家庭里，所以通常是父亲和妻子（或者妻子们）携着孩子，开车前往巴基斯坦。年迈的或者远房亲戚留下来看家，勉强维持生计。
没有人谴责这些远走他乡的人们，许多留下来的人只要有机会也迟早会走。随着战事升级，离开似乎是个正确的选择。一天早上，米尔沙卡伊的一个朋友突然出现在家门口，很明显受到过惊吓。他刚从战斗最激烈的区域开车过来，坚持要我们马上跟他走，原来是我哥哥派他来接我们回马克洛里安的公寓。母亲拒绝回去，我哥哥的朋友再三请求她听从哥哥的意思，两人为此还吵了起来。可我母亲心意已决，她不能丢下儿子的坟墓，无人看顾，无论这个信使怎么说怎么做都无法改变她的决定。母亲就是这么倔，无论这里有多危险，她都要坚持住下来。
她当时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然而，几个小时之后听到的一个消息立马让她改变了主意。母亲外出买菜时听到了一件事：前一天晚上，一群游击队员砸碎附近一所房子的房门，冲进去强奸了所有的妇女和女孩，那所房子离我们家只有几墙之隔。母亲倒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她最为关心的是我的贞洁和尊严。
在阿富汗文化里，强奸很受人鄙视，而在战争时期，这是再平常不过的罪行。尽管强奸犯可能会被处死，但受害的妇女则要忍受很长一段时间的惩罚。她成了贱民，即使在家里也是遭到遗弃的。这些受害者常常像妓女一样被人唾弃，就好像她们做了什么事引起男人的攻击或者激起男人的欲望，在兽性的驱使下，这样的男人才失去了控制。没有哪个阿富汗男人会娶一个遭到强奸的女人为妻，每个求婚男子都无一例外地要求新娘纯洁无瑕，他们才不管她遭到蹂躏时有多么凄惨、多么不公平。
母亲听了这件事之后态度马上从坚决住下来改为坚决离开。她没有跟我细说，只是命令我立刻收拾行李，她自己也赶忙收拾去了。这次我真的害怕了，但我知道现在还不是跟她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走，一刻也没有再耽搁。
哥哥派来的信使已经开着车子回去了，所以我们回去的唯一方式是走路，第一次穿越城市的记忆至今还像幽灵般萦绕在脑海。我们跑着经过好几条大道，边上到处都是狙击手，还要经过无数个关卡，很有可能看到前一天晚上被炮火夺去性命的人们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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