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荒废的耕地而言,据康熙二十三年奉命巡视粤闽开界事宜的工部尚书杜臻列举的数字,广东一省"广州、惠州、潮州、肇庆、高州、雷州、廉州等七府所属二十七州县、二十卫所沿边迁界并海岛港洲田地共三万一千六百九十二顷";福建一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四府、福宁一州,所属十九州县,原迁界外田地共二万五千九百四顷零"③.两省合计折合亩数为五百七十五万九千六百余亩.又如浙江省温州府属原额田、园、地二万四千六百一十三顷零,经过康熙八年展界部分复业之后实存田地数也只有一万六千四百九十九顷零.其中平阳一县七千七百五十一顷零田地园在顺治十八年迁界时竟全部"弃置",康熙九年以后部分展界,招民复业,直到康熙二十年编审时各则田地园还只有三千二百六十三顷零①.台州府属的临海县顺治"十八年奉文迁界,弃田一十九万九千二百九十三亩"零;宁海县也弃去民田一千一百五十顷六十六亩零,另有民涂田二百一十二顷三十三亩零,也在"顺治十八年全迁"②.可见,由于迁海而荒芜的田地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问题还不仅是耕地,沿海地区历来是捕鱼和煮盐的重要场所.厉行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和迁界之后,"万顷沧波舟楫绝,何人更有羡鱼心?"③渔业几乎完全陷入绝境."渔者靠采捕为生,前此禁网严密,有于界边拾一蛤一蟹者杀无赦.咫尺之地网阱恢张,渔者卖妻鬻子,究竟无处求食,自身难免,饿死者不知其几"④.海盐的生产也差不多完全停顿.广东的盐场原有二十九个,康熙"元年迁界,诸场多在界外"."闽中盐场有七,在福州者曰海口场、曰牛田场,在泉州者曰惠安场、曰浔美场、曰■州场、曰浯州场,在兴化者曰上里场,初迁多在界外"①.浙江省温州府属的乐清县长林盐场、瑞安县双穗盐场也在顺治十八年迁海时弃之界外②.台州府属"渔盐之利较他郡为胜,但只临海、黄岩、宁海三县有场".然而,临海县的杜渎场、黄岩县的黄岩场、宁海县的长亭场这三个主要产盐地都成了迁海政策的牺牲品,直到康熙九年局部展界以后才逐渐地恢复起来③.正是由于盐场多在界外,使关系民生甚大的食盐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福建的老百姓往往"淡食"④.广西南宁、太平、思恩三府原来食用广东廉州产盐,郁林州等处食用高州产盐,"路近价贱,有便于民";迁海之后,高、廉二府的"盐田尽迁",不得不改销价高的梧州引盐⑤.
二,迁民的颠沛流离.
受迁海之害最深的自然是被迁的所谓界外居民.他们好比生机勃勃的草木突然被拔离故土,忍受烈日的炙烤.广东的情况是:
先是,人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以归者.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
福建的情况也并不好一些:
海滨迁民,初时带有银米及锱重,变卖尚可支持.日久囊空,既苦糊口无资,又苦栖身无处,流离困迫,……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展转待毙,惨不忍言.②
康熙元年十一月,也就是福建迁海之后的第一年,礼科给事中胡悉宁上言:"据福建抚臣许世昌疏报,海上新迁之民,死亡者八千五百余人."胡悉宁还说,此外"未经册报者又不知凡几"③.康熙四年,李率泰在遗疏中也说:"臣先在粤,民尚有资生,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④可见徙民受难的深重.
迁民们既然被视若蝼蚁、泥沙,任人践踏,软弱者成了牺牲品,强悍者则铤而走险.一部分迁民参加了郑氏义师⑤,或在当地揭竿而起⑥,由清朝子民逼成了反清战士.还有一部分迁民在内地无法谋生又不甘心坐以待毙,就砍人树木,伐人坟墓,掠人妻女,无所不为.甚至"夜间什伍为群,剜壁抉门,善入强出,人不敢撄.……又或百十为群,各执枪刀,强劫乡间富室"①.内地居民因之皇皇不安,政府官员也穷于应付.
三,清政府赋税收入的减少和百姓的摊赔.
界外土地全部抛荒,自然无法从这些地方征收赋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因而减少.康熙十二年福建总督范承谟的奏疏中写道:"自迁界以来,民田废弃二万余顷,亏减正供约计有二十余万之多,以致赋税日缺,国用不足."②康熙十九年福建总督姚启圣又说:"照得边海地方播迁,百姓抛产弃业,流离失所者二十年矣,朝廷正供以徙界缺额者四百余万两."③根据复界时工部尚书杜臻的报告,福建省由于迁海废弃的田地为二万五千九百余顷,同范承谟所说"民田废弃二万余顷"相合,可知亏减正课二十余万两是福建省一年的数字,缺额四百余万两是福建一省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十九年二十年间的累计数字.广东由于迁界损失的赋税还要更多些,据康熙七年广东巡抚王来任的遗疏说,该省"每年抛弃地丁钱粮三十余万两"④.如果考虑到盐课、渔课、商税等方面的减额,再加上浙江、江南、山东各省的数字,清政府在赋税方面的损失肯定是相当大的.
当时,清朝廷因为连年用兵,财政入不敷出.顺治十二年工科给事中王命岳在疏中就说过:"今国家所最急者,财也.岁入千八百一十四万有奇,岁出二千二百六十一万有奇,出浮于入者四百四十七万.国用所以不足,皆由养兵."①顺治十八年还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朝剿饷,加赋五百多万两.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采取了责令界内居民摊赔的办法来弥补部分缺额."其(界外)四十里之岁课,同邑共偿之.至有所偿过于其土著者.……自江南达东粤数千里,盐场在界内者勿论,其界外缺额商赔之"②."惟以浙、闽、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曰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矣"③.
四,对外贸易停顿.
我国海上对外贸易在明代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明末崇祯年间由于"通番获利十倍,人舍死趋之",出现了"穷洋竟同闹市"④的兴旺局面.清初实行禁海特别是迁海政策以后,不仅私人海上贸易被阻塞,连封建官府直接控制的市舶贸易也一度完全停顿.杜臻在奉派巡视广东、福建两省展界事宜时说过:"是役也,有当行之事四焉",其中之一是"故事:直隶天津卫、山东登州府、江南云台山、浙江宁波府、福建漳州府、广东澳门各通市舶,行贾外洋,以禁海暂阻,应酌其可行与否"①.他在巡视途中经过澳门,又谈到"禁海时番舶暂阻,澳人贫困.康熙二十年贡一狮子,求通商,以济远旅.许之.由是番舶复通".由澳门进口的货物允许经陆路运到香山,朝廷派官员董其事.可见,在迁海政策的直接影响下,从康熙元年到二十年,我国大陆的海上对外贸易中断了二十年.清初慕天颜(曾在福建任知府,后任江宁巡抚、漕运总督等职)说:"本朝顺治六、七年间,海禁未设,见市井贸易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后,绝迹不见,是塞财源之明验也."②复界之后,禁海政策仍然延续了下来,至多不过是在一段时间里放宽一点出海的限制.这种作茧自缚式的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发展.
迁海政策加重了我国社会的闭塞性,人民的活动领域和地区都受到限制.以海南岛为例,清代在这里设琼州府,下辖三州十县.由于岛的内陆五指山区是黎族同胞居住的地方,"州县反环其外,惟定安居中,余皆滨海,势不可迁".但是,清政府仍然在全岛"边周环立界二千七百里,惟海口所津渡往来如故,自余鱼盐小径俱禁断不行"③.可以想象,在这种禁令下海南人民的活动范围是多么狭窄,给他们带来的困苦又是多么严重了.
清政府为了防微杜渐,对入海的河流一律发兵把断,河中钉立木桩,防止舟船透越.如福建省,"其入海之水曰潘渡河、曰铜镜河、曰廉村河、曰洋尾河、曰大梅河、曰赤头河、曰云霄河、日开溪河,皆断而守之"①.苏北兴化县白驹场原来建造了闸口四座,按照旱涝情况调节淮扬一带的河水入海.尽管"白驹场离海甚远,并非沿边地方",清政府也悍然下令填塞,"以致水无所出,淹没田亩",使水利变成了水害②.
清廷颁布迁海令,原来的目的是断绝郑成功义师的物资供应,以收不攻自破之效.这样的目的达到了没有呢?清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自然是声称效果显著,说什么此策既行,"贼势果绌,降者接踵"③.就康熙二十三年台湾回归大陆,实现了全国统一来看,似乎证明迁海政策不无效果.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就在清政府雷厉风行地强迫驱赶沿海百姓迁往内地的时候,郑成功亲统大军渡海作战,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了我国神圣疆土台湾.郑成功对清廷的决策迁海深为不满,同部下将领谈及此事时叹息道:"吾欲留此数茎发,累及桑梓人民,且以数千里膏腴鱼盐之地、百万亿众生灵,一旦委而弃之,将以为得计乎?徒殃民而已.吾若不决志东征,苟徇诸将意,株守各岛,岂不笑吾英雄为其束缚?今当驰令各处,收沿海之残民,移我东土,开辟草莱,相助耕种,养精蓄锐,俟有衅隙,整甲而西,恢复迎驾,未为晚也."①郑经还接受忠振伯洪旭的建议派遣屯兵入山伐木,修造船舶战舰,"又别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鸟船,装白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熕、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从此台湾日盛,田畴市肆,不让内地"②.由于布帛等物来源阻隔,价值昂贵,郑经又从参军陈永华之请,派江胜驻扎厦门,"斩茅为市,禁止掳掠,平价交易.凡沿海内地穷民乘夜窃负货物入界,虽儿童无欺.……其达濠货物聚而流通台湾,因此而物价平,洋贩愈兴"③.郑氏父子"课耕积谷,务生聚,招徕远人"④,凭借着军民的勤奋劳动和优越的自然条件,终于把台湾经营成了"田庐辟,亩浍治,树畜饶"⑤,"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的宝岛.到康熙二十三年清军收取台湾时,统军大将施琅所见到的情况是:"臣奉旨征讨,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渔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兹则木棉盛出,经织不乏;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饬禁虽严,终难杜绝.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①杜臻也说:郑成功入台之后,"规度便近地,给兵屯种,而收赋于诸社以自给,又多种桐树及枲麻为治船之需."②这就表明,清廷的迁海政策不仅没有达到从经济上困死郑成功义师的目的,相反,迫使他们走自力更生之路,在开发台湾的宏伟事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清政府沿着人为的标界挖沟立墙,设兵戍守,固然增加了濒海居民同郑成功义师联络的困难,但并没有能够割断他们之间的来往.清初一位福建人士依据耳闻目睹写了下面一段话:
当是时,大吏以界外为大荒,人迹阻绝,寇指日穷饿死.而寇窃笑于岛屿曰:"是畀我以田园矣,予我以薮泽矣."于是,群浮游于其间,架阁瓯脱,渐通奸民,为越贩之利,物之竹木,食之五谷,器用之油铁,以及布帛麻枲之属,昼伏宵行,络绎成市.……予尝游清漳,过蒜岭,望江阴废城,烟火迷漫,而缠头之寇(指不剃发的郑成功义师)且观剧其市.惊避之,肆主人曰:"无伤也,是征米者."亦异矣③.
这委实是一种滑稽的场面.在距厦门不远的一些地方,清方守边将士为求得安静宁谧,也私下放宽禁令."虽汛地谨防,而透越不时可通,有佩鞍穿甲追赶者,明是护送;即巡哨屡行,有耀武扬威才出者,明使回避.故台湾货物船料,不乏于用"①.一位当时的福建乡绅在诗中不无讽刺地说:"闽海昔迁徙,流离我黔首.高栋灰咸阳,寒烟昏白昼.四郡美田园,割弃资逋寇.拒门撤藩篱,阶除议战守.群盗方揶揄,佃渔恣奔走.流亡死内地,穷蹙遑相救?"②沿海居民不顾禁令,冒着生命危险给郑氏义师提供粮食,在清政府官方文书中也有反映.康熙十七年福建总督姚启圣曾发布文告说:"近闻界内不法居民每每鸠输米谷于贼,公然赍为盗粮.……其中必有为首之人,代贼科敛."③
这些材料令人信服地表明,迁海政策只是给沿海居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给清政府自身带来了重重困难,对郑成功父子领导的义师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威胁作用.康熙二十三年台湾的回归大陆是当时的大势所趋,无论在直接意义上还是在间接意义上都不是迁海政策的结果.如果清廷抱住迁海政策不放的话,台湾问题不仅不能解决,分离的局面还将继续拖延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大臣中主张进取台湾的人(如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福建总督姚启圣)都是迁海政策的反对者.清朝统治者对于自己的文治武功历来是不厌其繁地张扬备至.惟独对于沿海迁界这个涉及东南各省,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年的重大政策却很少记叙,连清实录当中也只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这种现象多少可以说明清廷事后终于明白自己的失策.依赖当时承办官员的文书、地方志和私家记载才多少保存了事情的真相,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清初推行的政策是怎样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①蒋良骐《东华录》卷七.
①《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初集卷十二.
②《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初集卷十三《清除弊害以图治安七条》.
③《清世祖实录》卷一四○.
①王沄《漫游纪略》.
①《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据夏琳《闽海纪要》卷上记,建议沿海迁界者为苏纳海.
②康熙五十三年《漳州府志》卷三十三《灾祥》.
③康熙十七年《山东通志》卷二十五《职官》.房星烨、房星焕两人的名字在各种文献中写法不一致,应以《漳州府志·秩官志》和《山东通志·职官》为准.
④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一.按,此疏未收入《李文襄公奏议》.
①王来任遗疏引自光绪十九年《新宁县志》卷十四《事纪略下》.
②《靖海纪事》卷上.施琅轻视西北长城塞外疆土,反映了他的利益所在和眼界局限.
③康熙元年《宿迁县志》卷七,《艺术》,《蔡士英传》.
④《清圣祖实录》卷三十三.
①《总督福建少保兵部尚书姚公奏疏》(又名《忧畏轩奏疏》卷六,见《闽颂汇编》).
②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田产二》.
③《清圣祖实录》卷九.
④《清圣祖实录》卷十二.
①《清圣祖实录》卷十四.
②《漫游纪略》.
③《明清史料》丁编,第二五七页.
④乾隆十六年《福州府志》卷十三《海防》记:"顺治十八年辛丑,户部尚书苏纳海至闽迁海边居民入内地,离海三十里."海外散人所著《榕城纪闻》也说:"福建、浙江、广东、南京四省近海处各移内地三十里."
⑤查继佐《鲁春秋》记:"(丁酉)内海禁严,沿海居民内徙四十里,计清野洋师,防其接济,犯者不赦."
⑥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说:"令滨海居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道光十三年《廉州府志》卷二十《事纪·国朝》记:"康熙元年壬寅,诏迁海界.差内大臣科尔坤、介山亲行边海,东起大虎门,西讫钦州防城,令民徙内地五十里,设排栅,严出入,以杜接济台湾之患."
⑦野史落帽生许旭《闽中纪略》说:"曩者朝廷差满洲大人阅视海疆,恐沿海百姓相通海上,遂为清野之计,凡沿海二三百里弃为瓯脱,荒畜牧,焚庐舍,百姓尽徙入内地."
①洪若皋《南沙文集》卷三.
②高兆《长乐福清复界图记》,见《闽颂汇编》,记.
①《粤闽巡视纪略》.
②这里说的是实际奉行情况,并不排除朝廷发布的迁海诏书中有一个大致的控制里数,如洪若皋所说的三十里.直到目前还没有见到这份具体诏令.
③《广东新语》卷二.
④钮琇《觚剩》卷七,徙民.
⑤王沄《漫游纪略》.
⑥乾隆二十八年《长乐县志》卷十,《祥异》.
⑦《清圣祖实录》卷四.
①《粤闽巡视纪略》.
②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八《事略》记:"官折界期三日,贫无依者不能遽如令.五月,夷其地."
③《靖海纪事》,陈迁鹤所作《叙》.
④高兆《长乐福清复界图记》,见《闽颂汇编》,记.
①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八《事略》.
②海外散人《榕城纪闻》.
③余■《莆变纪事》.
①钮琇《觚剩》卷七《徙民》.
②余■《芦中全集》,纪一,《界庙记》.
③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卷四十三《祥异》.
④陈鸿、陈邦贤《清初莆变小乘》.
⑤陈鸿、陈邦贤《熙朝莆靖小纪》.
①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
②王沄《漫游纪略》,《粤游》.
③洪若皋《南沙文集》卷三,奏疏.按,洪若皋为浙江台州人,在福建任职.
④陈鸿、陈邦贤《清初莆变小乘》.
①陈鸿、陈邦贤《清初莆变小乘》.
②《莆变纪事》.王来任遗疏中也说:"地迁矣,又在在设重兵以守其界内.立界之所筑墩台、树椿栅,每年每月又用人工土木修整,动用之资不费公家丝粟,皆出之民力.未迁之民日苦派办,流离之民各无栖址,死丧频闻,欲生民不困苦其可得乎?"(见光绪《新宁县志》卷十四,事纪略下).
③《粤闽巡视纪略》.《广东新语》卷二也说"毁屋庐以作长城,掘坟茔而为深堑,五里一墩,十里一台".
①《金门志》卷十二,兵事,《历代兵事》.
②王沄《漫游纪略》卷三.
③杜臻《粤闽巡视纪略》.
①康熙二十三年《温州府志》卷九《贡赋》.
②康熙六十一年《台州府志》卷四《屯赋》.
③康熙五十三年《漳州府志》卷二十九,艺文,张士楷《望海》诗.
④《闽颂汇编》《恩德述略》.
①杜臻《粤闽巡视纪略》.
②康熙二十三年《温州府志》卷十三《盐法》.
③康熙六十一年《台州府志》卷四《盐课》.
④《闽颂汇编》.
⑤《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
①《广东新语》卷二,地语.
②《清初莆变小乘》.
③《清圣祖实录》卷七.
④光绪十九年《新宁县志》卷十四,《事纪略》下.
⑤康熙十九年六月福建总督姚启圣上疏请求复界时说,郑部"投诚之众率皆前日迁徙之民也"(见《忧畏轩奏疏》卷四,载《闽颂汇编》;又见《粤闽巡视纪略》).迁民的参加郑氏义师途径不一,有的是越界,有的是乘三藩之乱.
⑥道光《香山县志》卷八《事略》就记载了康熙"七年,迁民结党为乱".
①《清初莆变小乘》.
②范承谟《条陈闽省利害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四.
③《禁止派扰复业》,见《闽颂汇编》,《忧畏轩文告》.
④光绪十九年《新宁县志》卷十四《事纪略》下引王来任遗疏全文.
①《清史稿》卷二四四,王命岳传.
②查继佐《鲁春秋》.
③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田产二》.
④《明季北略》卷五《浙江巡抚张延登请申海禁》条.
①《粤闽巡视纪略》.
②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一《银》条内注文.
③杜臻《粤闽巡视纪略》.
①杜臻《粤闽巡视纪略》.
②《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七.
③杜臻《粤闽巡视纪略》.
①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二.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四《郑成功传》;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建国纪》也记载了郑成功这段话,但比较简略,文字也有所不同.
②《台湾外纪》卷十三.《金门志》卷十二也载:康熙"八年,(郑)经将江胜往来两岛(指金门、厦门),踞埠头与奸民互市."
③《台湾外纪》卷十三.《金门志》卷十二也载:康熙"八年,(郑)经将江胜往来两岛(指金门、厦门),踞埠头与奸民互市."
④《郑成功海东事·郑成功传》,见《野史无文》卷十二.
⑤谢金銮《蛤仔难纪略》,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四,兵考.
①施琅《谨题为恭陈台湾弃留之利害仰祈睿事》,见《靖海纪事》卷下,又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四,兵政.
②《粤闽巡视纪略》附纪澎湖台湾.
③高兆《长乐福清复界图记》,见《闽颂汇编·记》.
①《台湾外纪》,卷十五.
②《闽颂汇编》,五言古,黄璂诗.
③姚启圣《忧畏轩文集·文告》,见《闽颂汇编》.
第五节鲁监国病死与张煌言就义
鲁王朱以海在1645年(顺治二年)七月出任监国以后,在东南沿海的抗清事业中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1651年(顺治八年)清军攻陷舟山,鲁监国在张名振等的军队扈卫下移居金门、厦门,由于郑成功不承认监国政权,而在西南建立的永历朝廷基本上得到了包括郑成功在内的南明各方势力的一致拥护,1653年三月,朱以海也承认了永历帝的正统地位,派使者上疏提出退位归藩.永历帝为了维护朱明王朝对东南地区的影响,仍然让他保留监国的名义.但这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福建沿海的抗清实力基本上控制在郑成功手里,朱以海只是作为"寓公"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1661年(顺治十八年)永历帝及其太子被清军俘获,明统告绝.东南沿海的一些忠于明室的文官武将又重新酝酿拥戴朱以海出面组织朝廷.但是,掌握实权的郑成功父子对此毫不热心.次年(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突然得病去世.张煌言等一心以恢复明朝为己任的官绅志士立即提出由鲁监国继统.《海东逸史》卷二载:"五月初八日,延平王郑成功卒.海上诸臣议复奉王监国."这一记载并不准确."海上诸臣"商议的并不是"奉王监国",而是拥立朱以海为皇帝.张煌言在这年七月《上鲁监国启》中说:"为国难已极,天命宜还.伏乞早定大计,以存正统,以图中兴事.春来阅邸抄,知去年十一月,缅夷内变,导虏入缅,致我永历皇帝蒙尘,一时扈从宗室官员无一得免.……但中华正统岂可久虚.只今胡亦以诸夏无君,遍张伪檄,荧惑视听.四顾敷天,止海上尚留左袒.臣以为延平藩(郑成功)必当速定大计,以申大义,亟誓大师,以报大仇.而至今寂寂,道路谣传又有子弄父兵难信之事(指郑经在众将领支持下违抗成功之命).……计惟在闽诸勋镇,正在危疑之际,不若急用收罗之术,以为拥卫之资.然后速正大号,使天下晓然知本朝尚有真主,中国自有正朔.……臣今拟上诏书一道,伏祈主上密与宁靖王及诸缙绅谋之,发愤为雄,以慰遐迩."①当时他在浙江濒海军中,还不知道郑成功病逝.八月间,张煌言得到郑成功在台湾去世的消息,又曾两次启奏鲁国主,其中讲到:"去冬缅甸之变,君亡臣死,天下已无明室矣.止海上犹存一线,而主上尚在龙潜,真乃天留硕果.自当誓师讨贼,以维系人心,以嗣续正统.昔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北狩,晋元称制;徽钦蒙尘,宋高继立.以视今日,谁曰不然."②张煌言明确地表达了他认为在永历朝廷覆灭以后,当务之急是拥立朱以海为帝,借以存有明之正统,号召远近,致力于复兴事业.然而,郑经对鲁监国态度的冷淡却较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张煌言启本中就提到:"八月八日,御史臣陈修捧纶音至臣营.臣焚香开读,知主上薪胆忧危,较昔倍甚.臣南望仓皇,罔知所措."另一件启本中说"顾岛上勋贵,罔识春秋大义",批评了郑经之流不能从大局着眼.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张煌言《答闽南缙绅公书》中竟然出现这样的句子:"日来浙直老稚,喧传鹭左勋镇绅衿,复奉鲁王监国.正在疑信间.及接老先生公函,谆谆以鲁国主玉食为商.""今不幸延平殿下薨逝,大丧未毕,繁费难支,即军储尚恐不给,何暇言及宗禄.旁观者岂不谅当事苦心?""然我辈所为何事,而致亲藩流离琐尾,饥饿于我土地,非特诸勋贵之责,亦诸老先生之羞也.若新府(指郑经)肯敬承先志,敦厚天潢,哀王孙而进食.又何烦不肖之片芹寸曝哉."①透过张煌言的启本和书信,不难看出郑经掌权以后,鲁监国的"宗禄"被停发,日常生活都不能保证,还谈什么即位做皇帝.张煌言当时只有少数兵船驻泊于浙江沿海僻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臣以孤军,孑处荒壤,夷艘星列,五倍于臣,而臣又无蚁子之援.臣日夜枕戈,与死为邻,亦以死自誓.若轻为移跸(指从金门迎出鲁监国),则风鹤频惊,臣罪谁倭?倘仍栖浯岛(即金门),窃恐号召既远,复与臣呼应不灵."②处于焦虑两难之中,张煌言仍抱一线希望,"犹幸旧主之在",拥明诸绅衿将领"或能旋乾转坤","首为拥戴"③.可是,这个希望很快就化作泡影.朱以海当时正值中年,但身体状况却不佳,长期患有哮喘病,这年十一月十三日"中痰"去世①,享年四十五岁.
张煌言在鲁王病死后,对前途感到完全绝望.他始终是一位抗清志士,而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何况他对郑氏父子的所作所为常有异议,所以没有像其他一些官绅那样跟随郑氏移居台湾,满足于保住先人衣冠头发.复明运动的旗帜既已不复存在,继续同清军作战也就失去了意义.1664年(康熙三年)六月,他下令解散自己部下的军队②,只留下几个亲信居住于人迹罕至的悬山花岙,这是个距离舟山不远的孤岛.由于岛中不产粮食,日常所需不得不以寺庙和尚的名义前往舟山购买.清浙江提督张杰从降将处探知张煌言藏身于附近海岛,就派遣兵丁潜伏于舟山的普陀、朱家尖一带,不久果然截获了张煌言的购粮船,当即利用所获船只连夜赶往花岙.七月十七日天色未明时分,清兵出其不意地突然闯入煌言居室,煌言及随从被活捉,搜出永历帝颁发的"视师兵部"银印和九枚关防①.张煌言被俘以后,断然拒绝了清政府的招降,在押解到宁波、杭州直至就义之前,写下了许多壮丽诗篇.如《被执过故里》诗云:"知者哀其辱,愚者笑其颠.或有贤达士,谓此胜锦旋.人生七尺躯,百岁宁复延.所贵一寸丹,可逾金石坚.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②《甲辰八月辞故里》诗更是脍炙人口:"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③九月初七日,张煌言在杭州遇害④.在南明为数众多的人物中,张煌言的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他历尽了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黄宗羲为他撰墓志铭说:"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⑤"可谓定评.
①《张苍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一版,第二十六——二十七页.
②《张苍水集》第二十九页.
①《张苍水集》第三十——三十二页;第二十八页;第二十九页.
②《张苍水集》第三十——三十二页;第二十八页;第二十九页.
③《张苍水集》第三十——三十二页;第二十八页;第二十九页.
①光绪八年《金门志》卷二《墳墓》记"监国鲁王墓在古坑后埔",附录了道光十六年巡道周凯的两篇短文,文中引林霍子■《续闽书》载"王素有哮疾,壬寅十一月十三日中痰薨.生万历戊午(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十五日,年四十有五.葬于金门王所尝游地".又说,王墓久已湮失,当地土人虽称其墓为王墓,但"不知何王墓也".道光十二年春天当地生员林树海访得,参考诸书确定为朱以海墓.墓前尚"镌王手书'汉影云根'四字,并镌从亡诸公题咏".台湾有关方面在金门曾对鲁监国墓进行发掘考证,有圹志等实物出土,惜未见到详细报告.《海东逸史》卷二记壬寅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薨",较《续闽书》所载晚十天.至于野史云鲁监国被郑成功沉于海中毙命,更属不根之谈.
②《张苍水集》第二四七页.
①《清圣祖实录》卷十二引浙江总督赵廷臣疏报七月二十日夜间擒张煌言于悬山范岙.
②《张苍水集》第一七六页.
③《张苍水集》第一七六页.
④参见《张苍水集》附录之多种材料,特别是高允权作《奇零草后序》,第三三四—三三五页.《清圣祖实录》卷十二记张煌言被杀于十月初十日.
⑤黄宗羲《有明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见《张苍水集》附录,第三一二页.
第三十二章夔东抗清基地的覆灭
第一节清廷组织三省会剿
清朝初年,由于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征服政策,使民族矛盾在一段时间里上升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大顺军余部和大西军余部一直是这一斗争的主力.
顺治十八年(1661),南明永历帝被俘,次年李定国病死,部将有的牺牲,有的降清,结束了以大西军为主体的西南抗清斗争.这时,除了经营台湾的郑氏和张煌言部少数兵力驻于浙江沿海岛屿以外,在中国大地上继续坚持武装抗清的只剩下了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以大顺军余部为主的所谓"夔东十三家"."十三家"这个词并不大准确,它指的是以李来亨、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党守素、塔天宝、马腾云为首的大顺军余部以及王光兴、贺珍等为首的其他抗清武装.所谓夔东,大致相当于长江三峡地区,这里山高水急,形势险要,从军事上来说,不仅是易守难攻的地方,而且切断了四川同湖北的通道,进可以出击两湖、豫西、陕南和四川,退可以据险自守.
然而,由于这个地区基本上是重峦叠嶂,人烟稀少,生产很不发达,要维持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无论在人员补充上还是在物资供应上都有很大困难.直到顺治帝在位的中期,清军用兵的主攻方向是西南地区,不可能调集重兵围攻夔东抗清基地.郝摇旗、李来亨等人还有可能进军郧阳、襄阳一带,既打击了清朝的统治,也取得了部分人力、物力的补充.西南抗清斗争的失败,使清廷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兵力镇压夔东抗清武装.
康熙元年(1662)七月,清朝四川总督李国英向朝廷建议发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会剿,并请朝廷确定统一进兵的日期.他在密疏中说:
……闯逆余党郝摇旗、李来亨、刘体纯、贺珍、袁宗第、党守素、塔天宝、王光兴等贼窜伏于荆、郧、蜀东之间.在楚则远安、兴山、归州、巴东、施州卫、房、竹等处;在蜀则大宁、大昌、夔州、巫山、建始等处;而逼近陕西之兴安.计其切(窃)据地方横亘数千余里,……楚蜀难通,气脉梗阻.向来勾通滇寇李定国等假窃号召,摇惑人心,其肆猖獗而稽天讨盖有年矣.前者台臣两次建议,奉旨会剿;旋又奉旨暂停.庙谟深远,诚非愚臣所能窥测.但诸逆向所倚恃观望,惟在滇南.今大兵远伐,六诏敉宁;而诸寇尚负固弄兵,阻我声教,……逼处内地,有同养痈.……且楚、郧、秦、蜀处处设防,旷日持久,息肩无期.……惟祈立奋乾断,敕行进剿,俾屡年逋诛之巨寇速就殄诛,……庙堂之上酌定师期,三省士马同于是日进发.……①
李国英的建议正中清廷统治者的下怀.这年九月初四日奉旨:"这所奏三路进兵剿除郝摇旗等贼,说的是.著密速议奏,兵部知道."兵部经过秘密会议后,同意了李国英的建议,提出如下具体方案:由湖广提督董学礼调总兵三员统兵三万,从湖广进剿;陕西提督王一正调总兵二员统兵二万五千,另调河南省的河北镇总兵鲍照统兵五千,凑足三万,从陕西进剿;四川由总督李国英亲自率领,官兵酌量带往.进剿的日期确定为康熙元年十二月二十日逼近抗清基地,同时发动进攻.这个方案在九月十三日得到清廷的批准,下达给川、楚、陕三省.这年年底,三路清军进迫夔东抗清基地,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战斗从此开始了.
由于夔东地区重峦叠嶂,山势险峻,进兵运粮困难重重,清政府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采取了剿抚齐下的方针.顺治十八年八月初九日,清廷特地发布一道诏书招降刘体纯、郝摇旗等义军首领;诏书中说:"兹特开一面,赦其既往之辜,予以功名之径.刘二虎等果能悔罪投诚,真心向化,即赦其前罪,优加升赏",云云②.次年,又颁发了同一精神的谕旨,在康熙元年,陕西总督白如梅《招抚刘体纯等书》、《回贺道宁书》内除了传达清廷旨意,还反复说明清兵入缅、永历朝廷被俘,白文选和李定国之子李嗣兴、刘文秀之子刘震部已投降,郑成功也已病死,"天下事无复可望,又何所待乎?"劝他们作"识时务之俊杰",并且以孙可望封义王、黄梧封海澄公、谭诣、谭弘封慕义、向化侯作典型,多方引诱.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文书中都提到清方派遣招降义军首领的使者几次被郝永忠阻回①.尽管清廷的招降政策收到了部分效果,夔东之战仍然是惊心动魄的.
1663年(康熙二年)正月初一日,李国英趁新春佳节之际,带领重夔镇总兵程廷俊、抚剿署总兵梁加琦两部官兵从夔州(奉节县)出发,顺长江北岸"沿岸前进",于初三日渡过大宁河,占领了大昌县(今大昌镇).驻守在这里的明军袁宗第部战败,被迫将城内房屋粮草放火烧毁,撤往茶园坪.据守大昌北面大宁的是岐侯贺珍②,这时已经病死,由其子贺道宁以富平伯名义统率部众.贺道宁见袁宗第败走,清兵迫近营垒,吓得失魂丧魄,于正月十八日向李国英投降.李国英即于是月下旬分兵两路夹攻茶园坪,同时派出部分军队堵截郝摇旗、刘体纯来援之路.袁宗第虽然据险拼杀,终因寡不敌众,将士阵亡和跳崖跌死的多达二千五六百人,被俘三百余名,部下新化伯冯启凤缴印投降.袁宗第带着残兵败卒乘夜跳崖脱走,同郝摇旗部合营.四川清军也因为粮草不继,暂时停止了追击.
与此同时,湖广清军在提督董学礼率领下攻占了香溪口,这里是李来亨部据守的兴山县进入长江的重要通道.正月上旬,陕西提督王一正带领陕西、河南兵也由白土关进入湖北,攻占了竹山和竹溪二县.二月十五日,郝摇旗率部同清军交战于房县赤土坡,郝部被击败.清军三十六营驻扎于房县西面的茅坪,接着又在邓川峪再次击败明军①.郝摇旗因兵力不敌,在房县境内无法立足,于六月二十日带领部下士卒和家口放弃该县山中营寨,取道上龛,在七月初十日到达川鄂交界处的吴家垣子,同刘体纯部会合②.郝摇旗经营了十二年的房县据点从此落入清军之手.
在清军步步进逼、形势逐渐恶化的情况下,郝摇旗同刘体纯商议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联合以兴山县为基地的李来亨部对清军实行反击,借以变被动为主动,打破清政府的围剿计划.这个提议得到了李来亨的积极赞同,决定首先合力迎击湖广清军.出战之前,李来亨命人杀猪备酒犒赏了刘、郝两部将士,鼓舞斗志.七月二十三日,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三部联合对湖广清军大举反击.明军英勇作战,清"楚师全军失利"①,董学礼指挥的三万官兵被杀得抱头鼠窜,"带伤、死者甚多"②,"除杀伤外,挤窜于南阳河(在兴山县境内),水为不流"③.湖广清军一直逃回彝陵(今湖北宜昌市),喘息方定.
取得东线重大胜利以后,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又联合袁宗第、党守素、塔天保、马腾云共计七部约五万明军(均为原大顺军)乘胜西上,准备一举击破四川清军.当时,清四川总督李国英统率的官兵已进抵巫山县城.部下除提督郑蛟麟和重夔、建昌、遵义、永宁等镇陆师以外,还有不久前降清、熟悉三峡形势的明向化侯谭诣、慕义侯谭弘部水师,兵力相当雄厚.
八月二十四日,刘体纯,李来亨等七部数万之众乘船直抵巫山城下.次日凌晨,开始强行攻城.巫山县地处长江三峡之中,县城面江背山.清人李调元《巫山县》诗云:"小小巫山县,云峰密似麻.天宽才一线,地仄控三巴.……瞿塘天下险,莫更说褒斜."这一地形特点既决定了它易守难攻,而一旦攻克,守敌势必全军覆没,逃跑的可能性很小.李国英意识到生死成败决于此战,除了两次向清廷告急请速派援兵以外(就巫山战役而言这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致力于加强防守.他对部下将领说:"巫地势低凹,难驰骤.贼众若远来,利速战;我坚壁以待,彼不能久持.乘其懈,可击而歼也."李国英"躬先士卒缮完城垣,北城下锭梅花木桩,桩下挑品字深坑;西城外之高唐观地高峻,可瞰城中,立敌楼炮台;东城外一阜峻阔,筑土寨焉"①.他责成部将分汛把守,自己坐镇城内最高处调度指挥.为了鼓舞士气,他一面"大书赏罚之格,悬示城头",一面"以小刀自随,指其地以告将士曰:'此本部院报国之所,不令诸君独冒锋刃也.'"②明军从八月二十五日起昼夜轮番进攻,志在必克.他们建造了土囤、挨牌、云梯等攻城设施,还开挖地道准备用爆破式透入城内的方法夺取县城.李国英则严厉督率部下官兵负隅顽抗.双方拼死搏斗了几天以后,李国英发现了明军给攻城部队运粮的饷道,就派出几百名精兵用白布包头伪装成明军,潜伏在明军运粮路旁.见有运粮士兵经过,就从暗中猝然击杀,然后把尸体和粮食拖到林木荒草间.他还下令把明军为运粮和兵员往来而铺设的浮桥砍断①,使攻城明军得不到食品等物资和兵员的补给,陷于饥疲交困之中.九月初七日,李国英认为时机已到,在黎明时分突然开城出战.明军虽然奋勇迎敌,但已成强弩之末,被清军击败,阵亡将士多达七千人②.刘体纯、李来亨等被迫于次日撤退.
1663年(康熙二年)七月至九月的东、西两线反击战,是原大顺军改编成的明军在夔东地区为了打破清军围剿而展开的两次规模较大的战役.结果是一胜一负,虽然打击了清军的嚣张气焰,自己却并没有摆脱战略上的被动局面.在这以后,随着清军兵力的不断增强,夔东基地逐渐缩小,抗清义师基本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这年秋天,清廷接到湖广清军严重失利的报告,四川当局又一再求援,决定增派满洲八旗兵参战.命西安将军傅喀禅、副都统杜敏带领驻防西安满兵由陕入川,从水路抵巫山;另调京师八旗禁旅一万名,以都统穆里玛为靖西将军、都统图海为定西将军率领前往湖广,加强东路清军实力③.十一月二十九日,傅喀禅、杜敏带领的西安满洲兵到达巫山.由于途经汉中入川,"栈道崎岖,马匹困惫",李国英奴颜卑膝地下令把自己所统四川绿营兵的马匹让给满兵骑乘,"鼓励汉兵荷戈步走"①.十二月,穆里玛、图海带领的八旗禁旅也进至房县,从北面向兴山推进②.清政府重兵的集结,标志着一场大战即将开始.明军内部一些意志薄弱者既震慑于清军的浩大声势,又忍受不了穷山僻水的艰苦生活,不断发生叛变事件.十一月间,郝摇旗部下的挂印总兵罗茂同向清军投降.十二月上旬,又有郝部挂印总兵马进玉、王之炳、张大盛、武自强,袁宗第部下的挂印总兵邓秉志、杨洵、赵云等带领部众集体哗变,叛投清朝.郝摇旗、袁宗第无可奈何,带着为数不多的士卒前往巴东投靠刘体纯③.可是,这时刘体纯部的处境也已经相当困难.从四川方面推进的满汉清兵在十二月二十三日逼近了刘体纯的营垒陈家坡,大举进攻.刘体纯部抵敌不住,退到天池寨,部下总兵锁彦龙、吴之奇、王加玉、李之翠、刘应昌、胡君贵、田守一、王之礼等先后降清④.清军乘势攻占了刘部重要据点老木崆.刘体纯见大势已去,同家属一道自缢而死.据文献记载,刘体纯"骁勇有方略,御众严明","颇知爱民"①.他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当地百姓都为之伤心落泪.清四川总督李国英为收买民心,下令以礼安葬②.二十六日,清军追至黄草坪,郝摇旗、袁宗第两人带领兵丁拼死抵抗,终因敌势过大,郝摇旗、袁宗第和永历帝所委派的部院洪育鳌被俘,长期依附于郝摇旗的明东安王朱盛蒗也被清军擒获,永历帝派出的监军太监潘应龙自缢身死.郝摇旗、袁宗第、洪育鳌、朱盛蒗被押解到巫山县城,后奉清廷旨意于1664年(康熙三年)十月十二日在该地杀害③.
①《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
②《明清档案》第三十七册,A37—71号、A37—72号均为此件影印本;《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九九三页所录文本即A37—71号,个别字模糊不清.第一档案馆藏本亦有残缺,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三五二—三五三页.这件诏书现存(北京、台北)共有三份,约为当时颁往相关省分誊黄广为张挂所用.
①《甲申朝事小纪》三编卷七收"陕西白制台"的两封信,白制台即清陕西总督白如梅.这两封信的起草人为白如梅的幕客郑与侨.
②贺珍在陕西降清、反清事已见前述.岐侯当为永历朝廷所封.贺珍在大宁屯驻期间颇有建树,道光《夔州府志》载《大宁场龙君庙碑记》云:"自岐侯贺公建节兹土,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赋而民租减,革盐法之弊而税课蠲.诸如虑民之病涉也,则造梁以济之,惧神之匮祀也,则捐赀以享之.出则以勤王灭虏为事,入则以课农练兵为本".
①同治四年《房县志》卷六《事纪》;《竹山县志》卷十八《兵防》.
②李国英《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
①《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一,康熙二年十一月初十日题本.
②同上书,康熙二年八月初九日题本.如襄阳镇南营游击王进忠、前营守备张所蕴、千总李三畏等均被击毙,见《襄阳府志》卷二十《名宦》.
③乾隆十五年《直隶澧州州志》卷十九《兵难》.康熙五十四年《巫山县志》《兵防》记:"五月,郑提督命师于巫.适郝摇旗弃房、竹至巴东,与诸逆合攻七连坪,楚师失利,势猖獗,且谋犯蜀."(郑提督指四川提督郑蛟麟).康熙八年《当阳县志》卷一《事纪》载:"越明年(指康熙二年)七月,我师稍却,复屯当邑.是年冬,益以禁旅,复由当阳进."
①康熙五十四年《巫山县志》《兵防》.
②《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一,康熙二年十一月初十日题本.
①按,巫山县城在长江北岸,城东为大宁河,这里讲的浮桥当是架设于大宁河上,而不是跨越长江之桥.
②李国英在康熙二年十一月初十日题本中报告巫山之捷说:"通共斩杀伪总兵、副、参、都、守、领旗四十八名,贼兵共六千九百四十四名",另"正法"被擒"活贼"一百一十九名,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一.
③《清圣祖实录》卷九.
①《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二,康熙三年二月十九日题本.
②同治四年《房县志》卷六《事纪》云:"十二月,定南将军图海率禁旅抵房,督秦豫诸师入蜀会剿."按,图海为定西将军,他和穆里玛带领的八旗兵由房县南攻兴山县茅麓山,都在湖北境内,说他"入蜀"不妥.
③《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一.
④同上书,卷二十二.
①光绪六年《巴东县志》卷十四《事变志·寇乱》.
②光绪六年《巴东县志》卷十四《事变志·寇乱》.
③李馥荣《滟滪囊》卷四记:"遂生擒宗第、摇旗献功.太保(指李国英)命囚于巫山,请旨.命下,斩宗第、摇旗."《南疆逸史》卷二十三《洪育鳌传》记:"甲辰(1664)十月十二日杀于巫山,投尸峡中."
第二节关于"韩主定武"政权的考辨
在讲述夔东地区的抗清活动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澄清.清朝初年查继佐撰写的《罪惟录》中依据不可靠的传闻在南明诸主间添了一位所谓年号"定武"的"韩主",对后世研究南明史事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其文云:
韩王本铉,系太祖十九子宪王松之后,世封平凉.崇祯十六年,李贼自成陷陕,王被执,间脱.适献贼陷楚,其部将郝永忠者枭悍,军中望永忠摇旗辄奋,遂以郝摇旗著名,敌遇之震.及献贼死,摇旗内款,独奉韩王为主.自闽事坏(指隆武帝遇难),韩便称尊,改元定武.尝移书桂主(指永历帝),叙长幼,不称臣.……癸卯(1663,康熙二年)定武十七年,来亨被困,弃七连,保谭家寨.永忠与二虎(指刘体纯)合力,从来亨北御,大战四昼夜,北协湖广之师大挫.已而,巫山不能守,先败.房山旋败,韩主不终.①
这段史料中的错误不胜枚举,如:一,郝摇旗原是大顺军李自成部下偏裨,误作大西军张献忠麾下之枭悍.二,永忠乃郝摇旗联明抗清后隆武帝所"赐"之名,误作本名.三,郝摇旗长期追随永历朝廷,不仅同何腾蛟、瞿式耜交往甚多,还曾在桂林亲自护卫永历帝出逃(见上文),误为自隆武帝遇难后即拥戴韩王本铉称尊,改元定武.四,即便有明初所封韩王后裔在大动荡中流落他乡自称或被推为"韩王",也不可能名为"朱本铉",因为按朱元璋亲自反复修改酌定后颁布的《皇明祖训》《礼仪》篇规定了诸藩命名世系的二十字,"本"字为封于山东兖州的鲁王位下第十九世,明朝灭亡时鲁藩才传到第九世"以"字辈,如袭封鲁王朱以派、朱以海(即鲁监国)兄弟,根本不可能出现"本"字辈;韩王位下没有"本"字辈,所谓"韩王朱本铉"完全是空穴来风.查继佐曾经在鲁监国政权中任职,所著《罪惟录》中也记载:"自帝系成祖下,预派二十字,世以辅名,名旁按五行取相生义.……而亲王亦各派二十字,载玉牒"①,可见疏于查考.查氏立志著史,但常有失误.如他在《鲁春秋》一书中开头就说:"乙酉夏五月,南都不守,……杭诸绅奉皇太后命敦请潞王朱翊镠监国."把朱常淓误记为其父老潞王.记鲁王监国事又云:朱以海"甲申(1644),甫袭封四日而东师入兖州,王南奔浙江",显然是把1642年清军攻破兖州与1644年大顺军接管山东两件事混为一谈.记绍武政权则说:"唐王朱聿镇据广州自立",把朱聿■的名字误写作聿镇.查继佐在清初搜罗史料不易,辨别不清,误信讹传本不足怪.
辛亥革命后,孟森先生依据查氏所记,不厌其烦地抄录最常见史籍,撰成《后明韩主》一文,尽管他连东安王朱盛蒗、韩王朱本铉是一人还是两人都说不明白,仍然武断地写道:"是年(1643,崇祯十六年)献忠(?)陷平凉,韩王被执而脱走入楚,遂为郝摇旗所得而奉之.摇旗等盖已先降,其奉韩王,自为明延统之意矣.以后摇旗等久不见于史,从《罪惟录》观之,则正于山僻中缔造一韩主之明国时也.韩主立国,在丙戌(1646)九月闽败之后,已当清顺治三年.而十三家之帅,遂以郝永忠、李来亨等著.……"②在南明诸将领当中,郝摇旗的记载是比较多比较有系统的,孟森先生说"摇旗等久不见于史",只能说明他自己所见史料甚少.柳亚子先生撰《南明史纲·史料》一书中有《韩王本铉传》,他察觉了查氏所记有些不可靠,如韩藩排行没有"本"字辈,郝永忠不可能在隆武二年拥立本铉之类,也不列入正"编"(相当本纪)之中,然而在传文中仍然写道:"隆武二年丙戌八月,汀州不守,绍宗襄皇帝殉国.本铉方拥众保郧西乱山中之房县,遂建号自立,改元定武.然局蹐一隅,不能有所展布也."①柳亚子文中根据的除查继佐《罪惟录》外,多次提及全祖望、赵之谦撰写的《张苍水年谱》作旁证.其实,张煌言本人的诗文集中从来没有提到"韩王"、"定武",他写的《送吴佩远职方南行访行在兼会师郧阳》诗,意在寻访昆明破后流离失所的永历帝并且同夔东十三家军建立联系.全祖望、赵之谦撰年谱为此诗作注时即误信查继佐《罪惟录》窜入了"奉韩主本铉为主,改元定武"的情节,既歪曲了张煌言的原意,更无助于证实"韩主定武".我们无意于对前辈学者吹毛求疵,但是,在南明史上凭空增加一个立国建号十七年的朝廷事关重大,不容不辨.即如孟森所言,"治明史者,不能忽为细事".既然不是"细事",又何必在未加详考的情况下作出极大胆的论断?只要对南明众多史料和清初档案加以排比考证,就可以知道根本没有什么年号定武的韩主.
指出称尊建号的"韩主"纯属讹传,并不是说明清易代之际没有一位"韩王"曾在郝摇旗营中参与复明运动.明崇祯朝廷覆亡前后,诸藩有的被擒杀,有的轻信清廷给以"恩养"的谎言自投罗网,有的流离失所.南明自弘光以后,除了对身分明确者予以安置外,已经不能依据谱牒确定袭封人选.朱明宗室人数既多,谱系亦紊,有的自称或被推为"一字王"(亲王)、二字王(郡王)以资号召,并不足怪.在现存档案、野史等文献中无论是在清统治区还是在南明管辖区都有很多谱系袭封情况不清楚的明朝藩王.郝摇旗营中确实曾经有过几位藩王,一位是东安王朱盛蒗,一位是通山王朱蕴釨①,另一位是韩王朱璟溧.朱璟溧是明太祖之子韩宪王朱松的九世孙,顺治五年山西反清运动风起云涌时,他被虞胤、韩昭宣推举为"韩王",作为复明运动的号召.山西兵败以后,朱璟溧逃到湖广南明控制区,不迟于1651年(顺治八年)进入设于湖北房县山区的郝永忠营里.他虽然很可能不是韩藩世袭近支,但是由于在山西等地复明志士中有一定影响,又受到夔东抗清义师郝摇旗等人的郑重接待,永历朝廷在宗藩凋零、谱系紊乱的情况下,出于策略考虑承认了他的韩王封号.从现有档案等文献看,韩王朱璟溧的任务主要是代表永历朝廷联络北方的复明势力.清初档案内有一件报告"逆王"朱存梧在河南洛阳地区秘密联络反清人士,准备在1656年(顺治十三年)元宵节起事,夺取洛阳的案件.朱存梧被清政府捕获后供述他在1651年(顺治八年)到过郝摇旗部据守的湖北房县山中,"住半年,与韩伪王相处,他是一字王"①.朱存梧的供词明确说这位寄居于郝摇旗营中的韩王只是"一字王",并没有说他建号称尊.何况朱存梧还供称在这以前(1649,顺治六年),他还"潜身至贵州省下投见永历,说要中兴,领受有龙边伪票一张,无龙边伪札四张,又空头伪札二张,结连会兵"②,显然同郝摇旗等人一样是尊奉永历朝廷的.另一件清方档案为湖广总督祖泽远在顺治十三年的奏疏,其中说:山西人李企晟"先在韩城一带与虞胤同韩昭宣结草作乱,私立伪韩王,行伪永历事.企晟自加伪总督职衔,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内自华山出营",后来取道潼关、河南邓州、淅川,到达湖北均州,"郝永忠将企晟接入营盘安住.……至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引企晟出山.比企晟遂于贼营内携带镀金印一颗、伪银印五颗、铜关防十八颗,伪永历敕劄一道、伪历日一本,伪韩王龙劄三十二张、伪龙票一十八张、伪国公劄付五十张、伪咨揭帖三件、伪告示一十七张、伪书劄五十件",本拟"往陕西一路给散",为南明招兵买马,不料进入清辖区不久就被清军捉获.李企晟在供词中说,他"于十二年间自华山来到邓州浙川县,至十一月十五日到均州黄家湾过河,十六日进山,十一月二十四日到房县郝永忠贼营住两月半,见韩王并郝永忠商议联络内外兵马,会同兴山、巴东各家头目,随领出敕印关防共二十四颗并龙告示书劄,仍往山西一带散给众党陕西虞胤、太行山牛光天、五台山高鼎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文件中还提到李企晟派随行人员李得福到郝永忠营后"差赴云贵通信未回"①.沈佳记:丙申十年(1656,顺治十三年)五月初一日,永历帝由李定国扈卫到昆明不久,就批准了韩王璟溧的请求,加封虞胤为莱国公,仍以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军务的头衔联络山西、陕西清统治区内的复明势力进行斗争②.从上面引用的文献来分析,韩藩宗室朱璟溧是在山西姜瓖等人于顺治五年反清时被虞胤、韩昭宣等拥立的,以"韩王"名义"行伪永历事",权宜委任参加起义的文武官职.晋、陕大规模反清运动失败以后,朱璟溧辗转逃入湖北房县一带的郝摇旗营中,同永历朝廷的关系肯定比在山西时要密切一些;郝摇旗以至永历朝廷也希望借助他在晋、陕一带的旧有影响和关系联络北方清统治区内的复明力量.尽管我们掌握的只限于几件片断的可信材料,这些材料却毫无例外地证明韩王朱璟溧只是作为永历朝廷的代表人物进行过活动.从1656年(顺治十三年)到1662年(康熙元年)清军对夔东明军根据地展开三省会剿,时间已过六年,没有见到文献中再提及韩王朱璟溧,大约是已死.同郝摇旗、袁宗第等人一道被俘的只有东安王朱盛蒗,毫无"定武十七年,韩主不终"的任何迹象①.如果清军擒杀了一位纪号称尊的南明皇帝,当事文官武将必然在奏捷疏中大肆吹嘘一番,怎么可能一字不提呢?至于夔东十三家武装尊奉永历朝廷,十三家首领人物和部将接受永历朝廷颁授的官爵,作为朝廷的象征和负责联络各部的"督师"、"阁部"、"部院"和太监都由永历帝委任,有大量材料证明.为了维护历史的真相,必须剔除所谓以"韩主"为首的"定武"朝廷的谬说,以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①《罪惟录》附纪卷二十二《韩王附纪》,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四三五页.同书卷十九《鲁王监国附纪》也两处提到"定武"建号称尊,"以延明运",见第四一六——四一七页.
①《罪惟录》卷二十五《宗藩志》,排印本第九二四页.
②孟森《后明韩主》,收入中华书局印《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引文见该书第九十四页.
①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南明人物志》四《韩王本铉传》,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二页.按,《罪惟录》在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以前一直以抄本行世,"本鉝"、"本铉"字形相似,故有差异.
①鲁可藻《岭表纪年》卷二记:永历二年(1648)二月郝永忠营中有宗藩通城王蕴舒、东安王盛蒗."守辅(瞿式耜)为蕴舒,郝永忠为盛蒗疏请承袭楚王",鲁可藻说这两人都是楚藩疏裔,自称郡王都有问题,更不要说袭封亲王了.通城王蕴舒在瞿式耜《贤王宜优异疏》中作通山王蕴釨,符合明代宗室命名原则(见《瞿式耜集》第一二○—一二一页).《岭表纪年》作通城王蕴舒有误,但也说明南明时期宗藩袭封已经无章可循,相当紊乱了.
①刑部尚书图海等题本残件,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下),第二○九页.按,存字为秦王朱樉之后第十一辈,但朱存梧是不是秦藩下世袭郡王已难查考.
②上引刑部尚书图海等残题本.
①湖广总督祖泽远"为飞报密擒渠逆叛党并获金印、银印及伪爵关防敕劄,以沮贼谋,以弥内患事"题本,原件尾部残缺,现藏第一档案馆.
②沈佳《存信编》卷四.
①参看《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等清方摧毁夔东抗清基地的原始文件.
第三节茅麓山战役
在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原来坚持抗清的一些领导人丧失了信心,先后率部向清朝投降.其中最著名的如据守长江南岸施州卫(今湖北省恩施)一带的荆国公王光兴的降清.当清军开始围剿夔东义师时,他还拒绝清方招降,回信说:"当日郧阳一举,至今泪滴九原","不佞首阳饿夫耳,老此地云云"②,表示鉴于其兄王光恩无辜被杀,同清廷誓不两立.康熙二年(1663)十月,他却和永历朝廷任命的巡抚蒋尚膺一道带领部下兵丁七千余名向清朝湖广当局投降①.康熙三年(1664),永历朝廷委派联络夔东各支义师的最高官员总督部院毛寿登也屈膝降清②.甚至原大顺军旧部高级将领马腾云、党守素、塔天宝也觉得大势已去,在这年二月间带领部众向清军投降③.
这样,到康熙三年春天,原来的夔东十三家只剩下李来亨(永历朝廷封临国公)部仍然坚持于湖北兴山县境内的茅麓山区,以大无畏的气概抗击着三省清军和增援的满洲八旗兵共达十万之强敌.清靖西将军穆里玛统兵到达茅麓山下后,自以为兵精将勇,为了收取全功贸然下令向山寨发起进攻.李来亨指挥部众凭借山险予以迎头痛击,满洲兵坠崖落涧,伤亡惨重,镶红旗副都统贺布索、一等阿达哈哈番桑图、穆里玛的第三个儿子苏尔马都被击毙④.穆里玛追悔莫及⑤,改由汉族军队打前阵,满洲兵督战,实行长期围困.满洲八旗兵在茅麓山区吃尽了苦头,直到凯旋回京以后仍然心有余悸.嘉庆年间,礼亲王昭梿在书中写道:"康熙初,命图文襄公海为督师,同川督李公国英、护军统领穆公里玛率三省兵会剿.诸将皆于层岩陡壁间,草衣卉服,攀援荆葛而进,逾年始荡平其巢穴.故今京师中谚语有其事险难者,则曰:'又上茅麓山耶!'则当日之形势可知矣."①
二月初,四川总督李国英、提督郑蛟麟接到穆里玛咨文,领兵进抵茅麓山南面的黄龙山参加围剿.李国英同穆里玛、图海等观察了地势,"见逆寨高险异常,周围一百五十余里",强攻难以取胜,但当地山岚陡峭,地瘠民稀,粮食等物资不能自给,因此他们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战术,由三省官兵会同满洲八旗兵分汛连营扼守.为了达到困死明军的目的,清军构筑木城,挑挖堑沟,树立排桩,切断明军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木城是为清军驻守而设立的,城外挖掘阔深各八尺的濠沟;濠外埋设一道五尺宽的排桩,名为梅花桩.其形制是用长五尺、围一尺的圆木一半埋入地中,地面桩高二尺五寸,各根木桩之间相距仅五寸,参差排列,状如梅花.这项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工事完成以后,给李来亨部明军的行动和军需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双方相持了几个月,李来亨部贮积的粮草消耗得差不多了,求战不得,被迫拼死突围.六月十五日深夜,李来亨亲自率领总兵五名、精兵数千名分路进攻清军防线,另派三名总兵带领士卒旁攻,牵制他部清军赴援.明军抬着云梯、盾牌,手持钩镰大斧,砍断木桩,填平沟堑,"炮矢如雨,蜂拥攻打".由于清军防御严密,突围未能成功.闰六月初九日夜晚,李来亨再次率领数千名士卒向清军阵地发起猛攻,"枪炮齐发,势如风雨骤至".明军战士"莫不奋臂争呼,拼死力战"①.因双方兵力对比悬殊,明军虽"连攻五阵",结果仍被清军击退.两次突围的失败,使李来亨深知打破清军重兵包围的希望已化作泡影,但他仍然大义凛然地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把清方派来招降的叛徒李有实处斩,表达了宁死不屈的高风亮节②.清军见劝降无效,进一步挑深濠堑,加固工事,以求不战而胜.
八月初四日,寨内粮食全部吃完了,军心不稳,少数官兵私自逃出向清方投降.李来亨知道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他先把妻子杀死,放火烧毁房屋,然后自缢而死③.我们对李来亨的情况至今了解得并不多,只知道他是李自成的侄儿李过的养子,在大顺军联明抗清后才崭露头角,他带领的军队估计就是李过(李赤心)在南宁地区病死后留下的部众为骨干转战到夔东地区以后扩充起来的.鄂尔泰主编的《八旗通志》《穆理玛传》记载茅麓山战役时,说"来亨子率四千余贼筑城垛,排列枪炮挨牌拒敌"①.李来亨有儿子能领兵作战,没有见到其他史籍记载.虽然我们对李来亨的生年和早期情况都不清楚,甚至连他的儿子的名字也难以查考,李自成祖孙四代在明清之际为反抗明朝和清朝统治者的暴政而英勇献身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不已.李来亨父子牺牲后,部下士卒除少数投降外,都在混战中壮烈捐躯.清朝将领惟恐有明军将士潜藏逃出,派了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穷凶极恶地实行斩草除根,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扫穴无遗类"②.至此,以原大顺军余部为主体的夔东抗清斗争坚持了二十年之久,以失败告终,大陆上公开以恢复明朝为旗帜的武装抗清运动结束了.
清政府为摧毁茅麓山这一弹丸之地,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投入的兵力多达十万以上,据李国英的描述,四川清军和驻防西安八旗兵由南面和西面,湖广清军由东面,陕西清军由北面,把茅麓山区一百五十余里的地方团团围住,清军主帅靖西将军穆里玛,定西将军图海驻于茅麓山南面的黄龙山督战,相持在半年以上.附近各省为运送军粮、物资、服其他劳役而征发的民夫更是不计其数,使百姓们承受了难以忍受的负担.王夫之记载:"而□(虏)兵督挽运,丁夫死者积崖谷,益峻法驱里民,三千里外诸军负挽,披蓑笠,缘绝峭壁蚁行,延绵弥望不绝."①李国英之子李雯也写道:"先是楚运自西瀼、渣溪起旱(即由船运改为人挑肩负的旱运),用夫背运至茅麓山.道里险远,往返不下半月,运既无多,夫多饥毙."②康熙二年(1663)湖南宁乡人陶汝鼐作《西山行》诗云:
西山旧将久不服,高据巉岩最深谷.绝缴孤悬楚蜀间,中原已一无秦鹿.何妨弃置守其疆,以逸待劳俟穷蹙.一旦张皇大用兵,仰攻四面如缘木.转输骤檄百万人,风雨雷霆驱比屋.正是萧莆寒食时,长沙一路从军哭.抛田应募五千余,顷刻民间空杼柚.大吏轰轰小吏愁,奸胥更喜剜民肉.纷纷鬻子叹仳离,我亦沾襟遣童仆.此去死生那得知,更番且喜还家速.仆夫垂泪向我言,人力如今贱如犊.西山上天下及泉,负挽步步石磨腹.烈日炙顶渴欲僵,百钱买浆才一掬.摇足便堕万丈崖,死者还遭勾摄牍.泣谈未了催檄来,增夫更饷巴东陆.巫山三峡又崎岖,魂魄初收岂堪复?吁嗟再遣诚万难,髓竭膏枯惨心目.谓天盖高胡不闻,六月炎炎书此竹③.
康熙初年任浏阳知县的侯朴也在一首叙事诗中写道:
……加之西山役,繁重不可当.夫草数千万,长驱解荆襄.卖牛卖儿女,赔绝赔逃荒.无计能活口,移徙走他.所以五十都,都都鲜全庄.于中逃最多,东乡与坊厢.伶俜几孑遗,鹄面而羸尪.我闻父老语,泪下沾衣裳.愿言勤抚字,拯救此一方①.
这真可谓长歌当哭,道出了民间几多辛酸.在地方志里更留下了这方面的许多记载,如湖北《安陆府志》记:"康熙二年,……民役西山,起运夫于各州县,往来死伤甚众."②《松滋县志》记"顾觅运夫"云:"锋镝余生,闻征鼓则返走,见旌旗则魂消.一听派取粮石、人夫运米随征,男儿嚎于道,妇子泣于室.视入山一路不啻刀山剑树矣.""二十三里(这是指里甲的里)携妻挚子担囊负耒逃匿数百里外者踵相接也.""况当事者复迫于军情重务,或差舍严催,或亲临督比,数十万呼庚呼癸之众,嗷嗷待哺,能为我凋残之松民宽乎."③《当阳县志》记载:"康熙元年壬寅,李来亨等盘踞竹、房、兴、巴一带,凭险不下,奉旨三省会剿,秦军上庸,蜀军巫山,楚军当阳,转输络绎往返,兵夫不下数百万."④《枝江县志》载:"康熙元年壬寅冬,王师征剿西山,民苦夫役","三年中枝民流离转徙日以百户计."⑤连远在湖北东隅的广济县,康熙二年"西山之役,济一岁索夫三千一百七十焉"①.湖南《安福县志》记:"康熙二年……民役西山,死者十之五"②.甚至有的地方还因为夫役负担过重发生哗变,如湖北大冶县,"康熙三年春正月,运夫哗.西山用师,县派民夫运粮,轮至第三批三百余人,中路逃归,拥聚北关外,左公铉等倡首,要索公县,抢掳后衙与猾胥之家.县官屏匿数日始去.而公铉自称左将军.上檄招安,至县,鼓吹迎之.公铉益恣"③.这些零星史料透露清政府围剿夔东抗清武装给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大致与此同时,为对付郑成功而采取的沿海迁界(史称"迁海"),同样使东南沿海百姓流离失所,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据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而"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当胜利者踌躇满志的时候,被征服被奴役者自然只有忍气吞声,不可能去审判他们.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即便过了几个世纪,云霾散尽,昔日的统治者随时都有押上被告席的可能.
本书作者认为,1664年夔东抗清基地的被摧毁,应当视为南明史的结束.理由是,永历帝虽然在两年以前被俘杀,以明朝为正朔的夔东抗清复明运动仍在继续,他们有永历朝廷委派的全权代表,有相当可观的旗帜鲜明的军队,有地方政权①,维护和行使明朝的制度.至于台湾、厦门一带的郑经、郑克塽虽然遵奉永历正朔,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军攻克澎湖,刘国轩等劝郑克轩降清为止,从这一角度来看,明朔尚存,衣冠未改,似乎也可以列入南明史内.②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康熙十二年(1673)发生了三藩之变,郑经同耿精忠有一段联合与分裂的历史.把三藩之变扯进南明史显然不大合适.自然,南明史的下限学术界同好有不同意见,如主张以永历帝1659年入缅作结束③,主张以永历帝被俘、杀作结束,主张以李定国病死、部卒降清作结束,等等.本书以康熙三年八月夔东抗清基地彻底覆灭作为南明结束的标志,实际上还考虑到了同年六月间在东海沿海活动的张煌言因为复兴无望,主动解散军队,不久被清军俘杀的因素在内.这只是一种看法和叙述体例,无妨与其他说法并存.
②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九(下)《李来亨传》附.
①《清圣祖实录》卷十三、卷十五.按,王光兴、王昌(或作王光泰)兄弟自顺治四年反清后,被清军击败,退入巴东县.不久,王昌病死.顺治十三年王光兴在清军压迫下由巴东转入施州卫,"去之日秋毫无犯",见光绪六年《巴东县志》卷十四《事变志·寇乱》.
②《清圣祖实录》卷十一.
③《清圣祖实录》卷十一.
④鄂尔泰《八旗通志》卷一四一《穆里玛传》;卷一(被禁止)《贺布索传》;卷一六六《哈尔松阿传附子桑图传》.
⑤张玉书《张文贞公集》卷九《柯尔昆神道碑》云:"慕公大悔."穆里玛名译作汉字又作"慕礼".
①昭梿《啸亭杂录》卷八《茅麓山》条.
①《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三.
②王光谦《东华录》康熙七.
③李国英康熙四年五月初八日题本,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三.光绪十年《兴山县志》卷十九《艺文》收雍正年间知县潘内召《茅麓山记》中说:"三年八月,贼食尽,从党争降.来亨计穷,自焚死."
①《八旗通志》卷一四一《穆理玛传》;同书卷二二○《古楞格传》、《倭和仁传》有类似记载.
②《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参见康熙八年《当阳县志》卷一《事纪》.
①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五《李来亨列传》
②《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二.
③陶汝鼐《荣木堂诗集》卷四.
①康熙十九年《浏阳县志》卷十二,诗,知县侯朴《咏怀五十韵》.
②康熙六年《安陆府志》卷一《郡纪》.
③康熙九年《松滋县志》卷下《宦绩》.
④康熙八年《当阳县志》卷一《事纪》.
⑤康熙九年《枝江县志》卷一《灾祥》:卷八《周邑侯实政记》.
①张仁熙《藕湾诗集》卷一《役夫行》题下注文,转引自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
②同治八年《安福县志》卷二十九《祥异》.
③康熙二十二年《大冶县志》卷四《治忽·兵寇》.
①夔东地区有永历朝廷委派的总督、巡抚、关南道、大宁、兴山等县知县,参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光绪十年《兴山县志》卷七《人物列女表》说:"兴山为李赤心、李来亨先后窃据,士民皆奉宏(弘)光、隆武、永历年号,故县无顺治券契."
②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一书即以"永历三十七年""武平侯刘国轩、忠诚伯冯锡范奉延平王出降"作为"明亡"的标志,见一○三页.
③谭其骧先生《俗传中国史朝代起迄纪年匡谬》一文(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六期)中即主此说,他指出:"一般认为是1661年即永历十五年吴三桂兵入缅甸永历被擒之年"终止"是说不通的","又有人说南明终止于1662年永历被杀时,那就更说不通了."
后记
这部南明史终于交付出版社了.说来话长,1982年写完《明末农民战争史》,就开始了南明史的撰作.大约写了一半草稿,由于一些原因曾经一度搁置.原因之一是我感到明代的卫所制度和相关问题非常重要,值得下功夫去探讨.于是,在教学之余集中时间收集有关卫所的资料进行研究,从1986年起发表了一组这方面的论文.卫所制度的探讨刚有头绪,关心南明史的朋友经常询问书稿的进展情况,出版部门也来联系.自己在《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前言里许下诺言要出《南明史》作为"姊妹篇",姐姐早已出世,妹妹却不见倩影,岂非失信于读者.这样,不得不翻出旧稿,重新开手.
本书的初稿在1990年底以前就写出来了.可是,总觉得不满意.尽管热心的出版社编辑催稿信多达数十封,却迟迟未能交稿.南明史牵涉面太广,头绪太多,史料既庞杂又往往在关键问题上缺乏可信的文献,弄清事实真相殊非易事.经过反反复复的查找材料,增删修改,许多章节是改乱了重抄,誊清后又改,一拖就是五年.自己也陷入矛盾的境地,南明史不交稿,腾不出手来从事其他问题的探索,熟悉和未曾谋面的朋友不断催促,又形成一种压力,拖延下去不是办法.然而,南明史中确实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作深入研究,凭借个人绵薄之力想查个水落石出,可谓不自量.何况,我还发现在反复加工中有时会花费无谓的劳动.清人袁枚说过:"因忆四十年来,将诗改好者固多,改坏者定复不少."真是经验之谈.那么,就这样交稿吧,敬听读者的批评.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多得内子何龙素从旁协助,谨此致谢.
顾诚
1996年5月15日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