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官员的尺度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国语-周语上》
“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纽约时报》诉沙利文
案”
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纽约时报》虽正经受电子传媒的挑战，发行量
也有所下降，却从未感受到生存威胁。但是，1960年，一个名叫L.B.沙利文的警察局长提
起的一场诽谤诉讼，却几乎将《纽约时报》逼至绝境，如果不是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
力挽狂澜，这家百年老店或许早已关门大吉。
由威廉?布伦南大法官撰写的本案判决，不仅适时挽救了《纽约时报》，还推动美国新
闻界真正担负起监督政府、评判官员的职能，跃升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
{“第四权理论”（thefourthestatetheory），源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
特1974年11月2日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次演讲。他认为，宪法之所以维护言论自由和
出版自由，就是要维持一个有组织而且负责任的新闻界存在，使之成为立法、行政、司法
三权之外的第四权，真正起到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的作用。这一说法也得到威廉?布伦
南大法官的支持。参见Brennan，Address，32RutgersLawReview173(1979)。}近
半个世纪之后，这起名为“《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YorkTimesv.Sullivan）的案
件，仍影响着当代美国社会，与每一位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本案一审原告为阿拉
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初审案名为“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沙利文作为
原告排列在先。《纽约时报》一审、二审失利后，请求最高法院复审此案。此时，《纽约时
报》为上诉人，沙利文为被上诉人，本案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案名随即变更为“《纽约时报》
诉沙利文案”。}新近发生的一起案件，就是最好的证明。
2011年3月2日，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斯奈德诉费尔普斯案”（Snyderv.Phelps）
的判决结果，九位大法官以8票对1票，判定极端反同性恋组织“韦斯特伯勒浸礼会教会”
胜诉。消息传出，有保守派团体击掌相庆，也有自由派组织表示欢迎，报刊电视亦纷纷叫
好。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能令左右两派、传媒大佬们皆大欢喜呢？
“斯奈德案”触及的，是美国宪法中的一项永恒议题：言论自由。原审被告弗瑞德?费
尔普斯来自堪萨斯州，是“韦斯特伯勒浸礼会教会”创始人。这个教会规模不大，成员多
是费尔普斯的亲友。二十年来，但凡有军人下葬，费尔普斯都会率教众奔赴现场，并在附
近亮出标语。标语内容相当令人反感，多是“感谢上帝，弄死士兵”、为9?11感谢上帝”
“上帝仇恨同性恋”、“你们会下地狱”、“美国应遭天谴”，等等。这些人极端仇视同性恋，
在他们心目中，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国军方，因为对同性恋行为态度过于宽容，正承受上
帝的责罚，那些战死异乡的军人便是明证。
2006年，马里兰州居民阿尔伯特?斯奈德主持了爱子马修的葬礼。马修在海军陆战队
服役，阵亡于伊拉克战场，遗体被运回家乡下葬。葬礼现场庄严肃穆，观者无不动容。当
晚，沉浸在悲痛中的斯奈德打开电视，突然看到一幅令他心碎的画面。原来，葬礼举行时，
距离墓地不远的一片空地上，费尔普斯等人正举牌抗议。白发人送黑发人，本就是人生至
恸。可以想象，“感谢上帝，弄死士兵”这样的标语，会对一位丧子老父造成多大刺激。
斯奈德以诽谤、侵犯隐私、故意造成精神伤害为由，将费尔普斯等人告上法庭。费尔
普斯则援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抗议行为申辩。他提出，既然第一修正案规定“不得
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那么，举牌抗议便是自己的基本权利，骂天骂地骂总统，
都受宪法言论自由条款保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全文是：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或禁
止信教自由；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或向政府陈情请愿申冤之权利。”
其中，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内容，又被称为“言论自由条款”或“出版自
由条款”。}
不过，一审法院和陪审团可不这么看。陪审团经过商议，判定费尔普斯的行为构成侵
权，要求他赔偿斯奈德1090万美元。其中，290万元是补偿性赔偿金，800万元是惩罚性
赔偿金。后来，还是法官网开一面，减免了210万元惩罚性赔款。费尔普斯既不甘心，也
无能力支付这么多赔偿。他很快提起上诉，并在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胜诉，官司随即打
到联邦最高法院。
美国主流媒体多偏向自由派，尽管他们不赞同费尔普斯的反同性恋立场，甚至厌恶他
的平素作为，但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言论自由的边界如何确定，而非同性恋是否合法。
所以，包括《纽约时报》、美联社在内的各大媒体，一边倒地支持教会一方，陆续向最高法
院提交了“法庭之友”意见书，以表达他们维护言论自由的立场。“法庭之友”amicuscuriae
或friendsofthecourt）意见书：是指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向法
院提供与案件事实、法律或政策有关的书面意见，借此达到说服法院，支持某一方立场的
目的。}而斯奈德这边，也得到四十八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司法总长、四十位参议员及各
退伍军人团体的支持。
近两年，尽管最高法院日臻保守，但在捍卫言论自由问题上，立场却颇为坚决，甚至
不惜为此违背主流民意。2010年1月21日，大法官们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
（CitizensUnitedv.FederalElectionCommission）中，宣布企业亦拥有言论自由，解
除了对企业以投资拍摄“竞选广告”形式介入政治选举的限制，激起总统、国会的强烈反
弹。1月24日，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发布首次国情咨文时，一反“三权分立，和和气气”
的规矩，公开谴责了这一判决。。2010年4月20日，最高法院又在“美国诉斯蒂文斯案”
（UnitedStatesv.Stevens）中，宣布国会一部禁止传播包含虐畜内容的音像、图书制品
的法律违宪，得罪了大批动物保护人士。{作为例外，美国最高法院近年适当限制了在校学
生的言论自由，如2007年的“莫尔斯诉弗雷德里克案”（Morsev.Frederick）。2002年
1月，几名高中生观看冬奥会火炬传递时，打出写有“为耶稣抽大麻（BONGHITS4JESUS）”
字样的条幅。学生为此受罚后，起诉校方侵犯言论自由。。2007年6月25日，最高法院以
5票对4票，判定校方胜诉，判决意见指出：校方为保护其他学生不受有害言论影响，可
以处罚学生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中宣扬吸食毒品的行为，这么做不违反宪法言论自由条款。}
人们纷纷预测，这一次，最高法院也会支持教会一方。
果不其然，8票对1票的投票结果，显示了多数大法官的司法倾向。判决意见由首席
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执笔。判决理由部分，汇集了最高法院历史上诸多言论自由名案的经典
判词。比如，“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纽约时报》诉
沙利文案”［1964年］）；“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不只是一种自我表达，更是人民自治的基础”
（“盖瑞森诉路易斯安那州案”［1964年］）；“在第一修正案的价值体系中，关于公共事务
的言论位于最高层级，应受到特别保护”（“康尼克诉迈尔斯案”［1983年］）。
罗伯茨认为，费尔普斯的抗议言论的确“令人不适”，标语内容在促进“公共讨论”方
面的作用，亦细微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针对的不是阵亡士兵马修，
而是军方的同性恋政策。类似抗议行为，已在600场军人葬礼附近发生过，所以，这些抗
议应被视为“对公共事务的讨论”。此外，抗议者站立的地方，距离葬礼现场有1000英尺，
抗议者听从警察指令，既未大声喧哗，也无暴力行为，更没有越界之举。事实上，在葬礼
现场，斯奈德虽隐约看到远方有人群聚集，但根本不知道这是针对葬礼的抗议。这也充分
说明，死者父亲受到的冒犯，主要来自从电视上目睹的标语内容，而非抗议者对葬礼秩序
的直接侵扰。
罗伯茨最后总结道，不能仅仅因为抗议者的言论“对死者不敬，或令人憎恶”，就予以
限制。他说：“言论威力无穷，可激发人们各样情绪，或令他们怆然泣下，或令他们喜极而
涕，而在本案中，某些言论给死者家属带来了巨大痛苦。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为
安抚他人伤痛，而令言者有罪。”基于维护言论自由之立国承诺，“为确保政府不压制公共
讨论，即使是伤害公众感情的言论，也应当加以保护”。
罗伯茨的判决，延续了最高法院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基本立场，那就是，尽可能保护政
治性言论的自由，或者说，保护人民就公共事务开展讨论的自由。这些立场，正是由1964
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的。
费尔普斯的言论自由固然重要，可是，斯奈德的丧子之痛，与此事给他带来的痛苦煎
熬，真的可以忽略不计，甚至让位于抗议者简单、粗暴的“公共讨论”吗？
九位大法官中，惟一持异议意见的小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就认为，费尔普斯的标语完
全是一种“挑衅言论”，不应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不是恶毒污蔑的通行证。的
确，教会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表达抗议，但是，法律不能允许他们用伤害公民私
人感情的方式表达意愿。他说：“就算在一个可以公开、充分讨论公共事务的社会，也不应
当让无辜者受到这样的残忍对待。”尽管在最高法院内部，阿利托大法官属于孤独的少数方，
可我相信，他的观点，也代表着许多普通人的看法：凭什么言论自由与公民情感冲突时，
一定是前者优先？{关于本案详情及对阿利托大法官的异议意见的深入分析，参加林达：一
票反对的意义”，载2011年4月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一百多年来，类似的价值冲突，以案件形式，在最高法院这个大舞台上不断上演。比
如：散发反战传单，是否危及前线将士安危？（“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1919年］）穿着
写有“操他妈的征兵制度”的外套出现在政府办公楼内，算不算扰乱社会治安？（“科恩诉
加利福尼亚州案”，［1971年］）当众焚烧国旗，有没有亵渎人民对国旗的神圣情感？（“德
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1989年］）州法官候选人在竞选中宣扬自己的司法立场，是否违
反了司法伦理？（“明尼苏达州共和党诉怀特案”，［2002年］）往黑人家里投掷燃烧的十字
架，是不是散布“仇恨言论”？（“弗吉尼亚州诉布莱克案”［2003年］）禁止节目嘉宾说粗
口，是否侵犯言论自由？（“联邦通讯委员会诉福克斯电视台案”［2009年］）在这些案件
中，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殚精竭虑，小心翼翼地标定言论自由的尺度，试图通过一系列判例，
在宪法条文、社会现实与价值变迁之间，实现微妙的平衡。这其中，“《纽约时报》诉沙利
文案”在推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尤其是媒体、公民批评政府官员的自由方面，起到了
里程碑式的作用。
今人说起美国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条款”，多以为它巨细靡遗，对形形色色的言论一视
同仁，施以保护。然而，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美国建国之初，制宪者之所以在第一修正
案中规定“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更多只是针对英国殖民者的“事前限制”
措施，也即出版许可制度。这一观点，受到早期大法官的普遍认同，在司法个案中也有所
体现。直到1907年，大名鼎鼎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在审理“帕特森诉科罗拉
多州案”（Pattersonv.Colorado）时，仍坚持认为，言论自由条款的“主要目的”，在于
防范“事前限制”，宪法“并不禁止对那些危害社会安全的言论进行事后惩戒”。
当然，美国宪法能够沿用至今，并被誉为“活的宪法”，靠的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与时
俱进，适时根据社会情势变迁，通过灵活解释，不断赋予宪法条文新的含义。到1919年，
霍姆斯大法官已改变立场，认为宪法既严禁“事前限制”，也保障言者不受事后追惩，惟一
被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的，是可能带来“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的言论。后来，受勒尼德?汉
德法官、哈佛法学院泽卡赖亚-查菲教授等人影响，霍姆斯进一步解放思想，又为“明显而
即刻的危险”标准加上了“迫在眉睫”与“刻不容缓”两个限定，再度拓宽了对言论的保
护范围。1931年，最高法院审理“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Nearv.Minnesota）时，政府
律师詹姆斯-马卡姆试图用霍姆斯1907年的判决意见为打压媒体言论的举措开脱。审判席
上，已经九十高龄的霍姆斯大法官微笑着插话：“写那些话时，我还很年轻，马卡姆先生，
现在，我已经不这么想了。”
一个人的司法立场尚能有如此变化，更何况一个群体，一个机构。。20世纪20年代之
后，在霍姆斯、路易斯?布兰代斯、雨果?布莱克、约翰?哈伦、厄尔?沃伦、小威廉?布伦南
等伟大法官的孜孜努力下，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展，对不同类型言论的保障标准，
亦逐步确立。按照最高法院的分类原则，言论自由并非绝对，为了保护公共治安与普遍福
利，某些言论必须受到限制。如个人不得在法庭作伪证、不得谎报火警引起公众恐慌、不
得教唆或悬赏杀人、不得刊登虚假商业广告。淫秽（Obscenity）挑衅（FightingWords）
泄恨（（HateSpeech）言论也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参见张千帆：《美国联邦宪法》，
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45页。}
对言论进行适当限制，当然大有必要，但是，从操作角度看，依法禁止某种言论并不
可怕，可怕的是禁止者不给出明确的认定标准，想查禁什么言论，就随意给某种言论贴上
禁止“标签”。因此，大法官们的努力，更多集中在列明标准方面，使人们对该说什么，不
该说什么，以及相关结果，有一个理性、明确的预期。20世纪中叶，许多文学作品仅仅因
为有“淫秽”嫌疑，就被政府随意禁止出版。1957年，大法官们在“罗斯诉美国案”Roth
v.UnitedStates）中宣布，淫秽作品不受宪法保护，但是，衡量一个作品是否“淫秽”，必
须根据三个原则：首先，按照当代的社区标准，作品是否通篇都在渲染色情趣味；其次，
作品是否会对普通人产生不良影响，而不止是对未成年人而言；第三，作品是否没有任何
社会价值。这一标准确定后，政府再不能随便以“涉黄”为由，将某本书打入冷宫。{1973
年，最高法院在“米勒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进一步修改了认定“淫秽”的标准：首先，
作品放在本地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判断，主题是否会唤起普通人的淫欲；其次，作品对性行
为的描写，是否明显引起人们的反感，而且违反各州相关法律；第三，作品从整体上看，
是否缺乏真正的文学、艺术、政治或科学价值。如果答案全部是肯定的，相关作品就可视
为淫秽作品，不受宪法言论自由条款保护。为了进一步缩小“淫秽作品”的范围，米勒案”
否定了“罗斯案”“完全没有社会价值”的判定标准，而以“缺乏真正的文学、艺术、政治
或科学价值”取而代之。这么一来，要想认定一部作品“淫秽”，就比过去更加困难了。}
《洛丽塔》、《包法利夫人》、《南回归线》、《尤利西斯》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传统禁
书，终于得见天日。
与此同时，对言论自由的研究也进入繁荣期，各类学说层出不穷，进而影响到法官裁
判。霍姆斯大法官关于“真理只有在思想市场中，才能得到最好的检验”的说法，布兰代
斯大法官关于“靠更多言论矫正异议，而非强制他人噤声沉默”的名言，皆源自英国哲人
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的理论。弥尔顿认为，世上本无绝对真理，只有让不同意见争执
冲突，彼此互补，部分真理才有发展为完全真理的可能。密尔提出，一种言论如果有害，
就需要更多的言论来校正、稀释、中和，而非厉行禁止，令万马齐喑。这些思想，在《论
出版自由》、《论自由》中都有精彩论述，并最终转化为“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Abramsv.
UnitedStates）、“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Whitneyv.California）等著名案件的判词。
进入20世纪，美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进一步提出，言论自由并非绝对，可
将之划分为“私人言论”与“公共言论”，后者亦可称为“政治性言论”。私人言论与公共
事务无关，国会可视其危害程度，决定是否立法限制。但是，公共言论是人民自治的基础，
政府不应干预。他在1948年出版的《言论自由与人民自治之关系》（FreeSpeechandIts
RelationtoSelf-government）一书里，集中阐述了上述理论。尽管私人言论不受宪法保
护的说法，日后受到很大争议，米克尔约翰教授也在晚年修正了这一观点，但是，关于政
府不应干预公共讨论的理论，却逐步深入人心，最终被布伦南大法官吸纳到“《纽约时报》
诉沙利文案”的判决意见中。{按照米克尔约翰早先的说法，私人言论不受宪法保护，与文
学、艺术、科学、教育有关的言论都不在宪法保护范围之类，这一观点受到各方质疑。晚
年的米克尔约翰接受批评，拓宽了公共言论的范围，认为凡与大众参与民主政治相关，能
够增进个人智慧、正直、良知的言论，都属于政治性言论。但是，如此一来，任何言论都
成了公共言论，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反而更加模糊。后来，罗伯特?博克法官修正了米克尔
约翰晚年的结论，认为言论自由保护的言论只限于“纯正、明显的政治性言论”，与教育、
文学、艺术、科学相关的言论，以及商业性言论，都不能被视为政治性言论。参见B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