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执政的极权主义
当一种在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抱负全球化的组织在某一国家里夺得政权时，它就明显地使自己处于矛盾状态。社会主义运动却没有这种危机，第一，因为民族问题——指革命牵涉到的策略问题——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奇怪地忽略了；第二，因为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剥夺了第二国际对民族成员的控制之后，才面对建立政府的问题，而民族成员都认为，民族感情高于国际团结是一个不容改变的事实。换言之，当社会主义运动在各自国家夺取政权的时机到来时，它们早已变为民族的政党。
极权主义运动中从未发生过这种转变，包括布尔什维克和纳粹运动．在它夺取政权时，它的危机在于一方面可能接管了国家机器而“僵化”成一种绝对政府形式。另一方面，运动的自由可能被它掌权之处的领土边界所限制．对于极权主义运动来说，两种危险同样是致命的；走向绝对主义(absolutism)的发展会终止运动的内在驱动力，面走向民族主义的发展将会阻挠它的外部扩张，但是，若没有外部扩张，运动就不能继续生存。这两种运动，创建的政府形式，或者说，出自极权控制和全球统治的双重要求而几乎自动发展的政府形式，最典型的是托洛茨基的口号：“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尽管托洛茨基的理论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对一系列革命的预言，从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到反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它们将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只是这个术语本身意味着“不断”，并完全带有半无政府主义色彩．严格地说来，这是用词不当；然而连列宁也比较感兴趣于这个词。而不是它的理论内容。在苏联，革命以全面整肃的形式，变成了1934年以后斯大林政权的永久措施；斯大林集中攻击托洛茨基那个已半被遗忘的口号。因为他决定利用这种技巧。在纳粹德国，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同样的不断革命倾向。尽管纳粹没有时间将它实现到同样的程度。他们的“不断革命”也以清除党内派别开始。而公开地只敢声称“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因为“领袖与他的老卫士们都知道，真正的斗争还只刚刚开始”。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断革命观念，而是种族的“永远不停的选择”的观念，因此就需要经常使标准剧烈化，便于据此执行种族选择，亦即消灭不适于生存的种族。关键问题在于希特勒和斯大林都许诺要保持稳定局面。目的却是掩盖他们想制造永远不稳定状态的意图。
极权主义的主张与在一块有限领土上的有限权力。以及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国际礼让中的一个成员与统治世界的要求，都是两者之间矛盾的。对这种政府与运动共存的内在混乱，较好的解决方案无异就是剥夺了原本内容的公式。因为极权主义统治者面对着一种双重任务，它最初显得矛盾到荒诞的地步，他必须建立运动的虚构世界，作为每日生活中可以触及的有效现实，另一方面，他必须防止这个新的世界产生一种新的稳定；因为这个世界的法律和制度的稳定必然会消灭运动本身，随之也消灭了最终征服世界的希望。极权主义统治者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防止一种正常化，使新的生活方式可能发展——它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失去混血性质，在全世界各民族广泛不同而又深刻对立的各种生活方式中产生。当革命的制度变成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时(当希特勒宣称纳粹主义不是一种出口商品，或斯大林声称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内建成，这就不止是一种愚弄非极权主义世界的企图了)，极权主义就会失去它的“全面”性质，变成服从于各国法律，根据这种法律，每个国家拥有特定的领土、人民、历史传统，凭此与其他国家发生联系——多元化根据事实本身，否定关于某一种具体的政府绝对有效的论争。
实际上，执政的极权主义的吊诡是，在一个国家内拥有全部政府权力工具和暴力工具对极权主义运动来说并非好事。它不顾事实，严格坚持虚构世界的规则，使它越来越难维持，但又必须像以前一样坚持自已的本质。权力意味着直接面对现实，而执政的极权主义时常要注意去克服这种挑战。宣传和组织再也无力宣称不可能的事情可以成为可能，或者不可思议的事物可以是事实，或者疯狂的坚强可以统治世界；极权主义虚构的主要心理支撑——积极地厌恶现状，群众拒绝将现状当作唯一可能的世界来接受——不再存在；从铁幕后面泄露的每一点真实信息，都对抗来自非极权主义一方带有很大威胁性的现实洪流，比起反宣传之对于极权主义运动来，这是对极权主义控制的更大威胁。
为了对全部居民实行全面控制而作的斗争，想消除每一种与之竞争的非极权主义现实，这都是极权主义政体的内涵；如果它们不将追求全球统治当作最终目标，那么它们只可能失去它们早已夺取的政权，在全世界极权主义的条件下，每一个个人都会绝对无疑地受到控制。因此，上升到权力地位首先意味着建立官方的、受到正式承认的运动总部(或在卫星国里的分部)，得到一个实验室来对现实(或准确地说是反对现实)进行实验，为了最终目的而实验如何组织民众，无视个体性和民族属性，承认尽管条件不完备，但是足以取得部分重要的结果。执政的极权主义利用国家机构来达到它长期以来的征服世界的目标，指挥运动的各个分部；它设置秘密警察作为国内实验的执行者和保镖，不停地将现实转变成虚构；最后，它建立起集中营，作为特殊实验室，来完成它的极权控制的实验。
一 所谓的极权国家
历史教导我们，取得权力和担负责任，会深刻地影响革命政党的性质。经验和常识很好地预示了执政的极权主义会慢慢地失去它的革命动力和乌托邦性质，政府的每日事务和拥有了真正的权力，会减缓运动在执政前的主张，渐渐地摧毁它的组织的虚构世界。看来它毕竟具有事物的本性，无论个人还是集体，极端的要求和目标总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阻挠；而现实作为一个整体，只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由分子化的个人组成的群众社会的虚构倾向。
非极权主义世界在它和极权主义政府的外交事务上许多错误(最显著的例子是在签订慕尼黑协定时相信希特勒，在雅尔塔会议时相信斯大林)可以清晰地追溯，是由于经验和常识突然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与一切期望相反，重要的让步和国际声望的极大提高，无助于将极权主义国家重新纳入国际礼让。或使它们放弃谎言抱怨，说整个世界紧密联合起来反对它们。外交胜利也远不能阻止抱怨，反而促使它们利用暴力工具，导致在一切情况下都增加了对愿意和它们妥协的其他大国的敌视。
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失望与早先慈善的观察家和同情者对新革命政府的失望一样。他们原先期望的是建立新的机构，创造新的法规，无论其内容多么具革命性，都能导致稳定的状态，由此至少在极权主义运动夺得政权的国家里阻止它的势头，实际情形正相反，在苏联和纳粹德国，恐怖的增加和国内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成反比。所以，政治反对派看来不是实施恐怖的借口(正如自由派批评者们对政府不会下这样的结论)，而是它在盛怒时的最后障碍。
更令极权主义政体烦恼的是处理宪法问题，纳粹在掌权初期发布过大量法律和命令，但是从不正式废除魏玛宪法；他们甚至让政府部门多少还有点作用——这一事实引起当地和外国许多观察家们希望对纳粹党有所限制，新政权能够迅速正常化。但是，随着纽伦堡法律的颁布，这种情况的发展就终止了，结果是纳粹本身对自己的立法毫不关心。相反，“只有时常走向更新领域”，以致最后由纳粹制造的“国家秘密警察的目标和范围”以及其他一切国家或政党机构的目标与范围，能够“不受针对它们而发布的法律与规定的约束”。这种持久的无法律状态表现在“再也不公布一系列有效的法规”。从理论上说，这符合希特勒的名言：“完整的国家(total state)不知法律与伦理有别”；因为如果假设有效的法律符合公众伦理，出自他们的良心，那么的确不再进一步需要公开的命令了。苏联革命前的内政官员们在革命中都被清除，在发生革命变化的时期，政府敏感地注意宪法问题，甚至不顾麻烦，在1936年发布了全新的、精心构思的宪法（“表面上自由的语句，背后以断头台为前提”)，俄国国内和国外都欢呼这一事件，以为革命时期结束了。但是，宪法的公布变成了超级大整肃的开端，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整肃了犹存的管理阶层，抹去了一切正常生活和经济复苏的迹象，这一切在消灭富农、对农村强制实行集体化之后四年本来已有较好的发展。从那时起，1936年的宪法的作用完全与纳粹政权下魏玛宪法的作用一样：它完全被忽视，但从未遭废止；唯一区别是斯大林经受得起另一种荒诞现象——除了维辛斯基(Vishinsky)以外，凡是参加起草这部从未遭受批判的宪法的人，后来都作为叛国者被处决了。
吸引极权主义状态观察家注意的。当然不是它的独一(momolithic)结构。相反，一切严肃的研究者至少都认为有一种双重权威——政党和国家——并存(或冲突)的现象。再者，许多人强调极权主义政府奇特的“无形状态”(shapelessness)。托马斯．马沙利克(Thomas Masaryk)很早就发现“所谓布尔什维克制度从来就只是完全缺乏制度”；实际上在第三帝国“即使是一位专家，如果他想阐明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也会被逼疯”。也经常有人观察到，这两种权力源——国家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表面权力和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所以政府机器通常被描绘成无权的一面，它掩蓋并保护了政党的真正权力。
第三帝国行政机器的各个层次属于一种奇特的机构复制现象(duplication of offices)。纳粹异想天开地根据党的机构设置来彻底地规定国家机构的每一个部门设置：魏玛共和国将德国分成州或省，纳粹则加以复制，分成大区(Gaue)，尽管边界线不完全一致，但是每一个特定地区即使在地理上也归属两个完全不同的行政单位。1933年之后，纳粹突出地占据了国家的官方各部之后，仍还未放弃机构复制，例如弗立克当了内政部长或格特纳(Franz Guerthner)当上了司法部长。这些备受信任的老党员一爬上官方的非党职位，就失去了权力，变得与其他政府官员一样毫无影响力。两人都在希姆莱这位地位上升的警察首脑的实际权威的领导之下，按常规，希姆莱应该归属内政部长管辖。位于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的旧德国外交部的命运更是国外人所共知的例子。纳粹几乎未触动它的人员，当然也从未废除它；然而在同时，他们又保留了执政之前的党内外交事务局，以罗森伯格为局长；由于这个机构专门从事与东欧和巴尔干半岛诸国法西斯主义组织的联络工作，他们就建立了另一个机构来和在威廉大街的机构竞争，即所谓里宾特洛甫局(Ribbentrop Burreau)，它处理对西欧的外交事务，在局长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而离去(亦即他进入了威廉大街的官方机构)之后仍还存在。除了这些政党机构之外，外交部还遇到另一个以党卫军机构为形式的复制机构。后者负责“和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的所有日耳曼种族团体谈判”。这些例子证明，纳粹的复制机构是一条原则。而不只是为了向党员提供工作机会。
实际政府与表面政府之间的区分。在苏俄以非常不同的形式作为开端而走向同样的发展。表面政府原先产生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All-Russian Soviet Congress)，在内战期间丧失影响力和权力，被布尔什维克党取代。这一过程开始于红军独立自主、重建秘密警察作为党的机构而不是苏维埃代表大体的机构；1923年，斯大林任党的总书记(General Secretary)的第一年，这一过程就完成了。从那时起，苏维埃成了影子政府，通过由布尔什维克党员构成的细胞——由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指派，向中央委员会负责的实际权力代表——在政府中产生作用。后来发展中的关键要点不是党征服了苏维埃，而是“尽管做起来毫无困难，布尔什维克并不废除苏维埃，而是利用它们作为自己权威的外部装饰性象征”。
因此，表面政府与实际政府共存现象部分地是革命本身的结果，同时也开始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专政。然而，当纳粹简单地保留现有政府机构，却剥夺了乞的一切权力时，斯大林却必须复活他的影子政府，它在30年代失去了一切功能，并且在俄国半被遗忘，是斯大林使苏维埃以苏联宪法作为象征，既存在又无权(在俄国，宪法没有一句话对生活和法律具有丝毫的实际意义)。表面上的俄国政府完全缺乏必要的辉煌传统，因而明显地需要成文法的神圣光辉。极权主义蔑视法律和合法性(“除了最大的变化之外……仍然留有永恒地期望秩序的表现”)。它在苏联成文宪法中(就像从未被遗弃的魏玛宪法一样)为自己的无法律性找到永久背景，对非极权主义世界的永久挑战，以及可以每天显示它无援和无能的标准。
机构复制与权威划分，实际权力与表面权力共存，这些都是以制造混乱，但不足以解释整个结构的“无形状态”。人们不应忘记。只有一座楼房才能有结构，而一种运动——如果这个词根据纳粹意指的内容来认真准确地理解——只能有一种方向，任何形式的法律结构或政府结构对于运动来说都只会是一种障碍，而运动却需要朝着某一个方向增加其推进的速度。即使在执政之前，极权主义运动也代表了那些不愿再生活在任何一种结构之中(更不用说它的性质)的群众；群众开始行动，目的无疑是冲破由政府保证和决定的法律和地理边界。因此，根据我们对政府和国家结构的概念来判断，只要这些运动发现自己仍然身受一块特定领土的限制，必然需要尝试摧毁一切结构，而出于这种有意摧毁结构之目的。单纯地在党内及国家机构内复制一切机构，都还嫌不足。由于复制牵涉到国家表面和政党内核之间的关系，最终也会导致某种结构，而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在一种法律规定中自动结束，这种法律规定限制并稳定了它们各自的权威。
复制机构看来是一党专政中“政党一国家”合一的问题造成的结果，实际上只是一种更复杂的现象中最显著的迹象，这个现象更好的定义是单位的多重衍生(multiplication)。而不是复制。纳粹并不满足于在旧省份之外再建立大区，而且还根据党内组织机构的不同设置来划分和设立地域区；冲锋队的分区单位既与大区不符合，也与省份不符合；另外，它们与党卫军的分区也不一样，与希特勒青年团的分区机构也不对应。这种地理上的混乱还须加上一种事实：实际权力和表面权力之间原先关系尽管不断变化，却总是在重复自身。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居民不仅同样生活在权力竞争中经常互相冲突的各种权威之下，例如行政机构、政党、冲锋队、党卫军；他从来不能肯定地、明确地知道他应该将哪一种权威置于其他权威之上。他必须开发第六感觉，以便在某一特定时刻知道该服从谁，该忽视谁。
另一方面，那些不得不执行上级根据运动的利益而认为真正必要的命令的人——这些命令和政府的措施有矛盾，当然只能托付给党的精英组织——情况也并不见得怎样好。这些命令大多数“意图模糊，发布时希望接受者会认出发令者的意图，并且相应地作出行动”。因为精英组织也并非只有义务服从领袖的命令(这在一切现存的组织中都是委托性质的)．而是“执行領导者的意志”。而且，从党内法庭中对“过分行为”的长期审讯过程中可以搜集到的情况来看，二者绝不是同一回事。唯一的区别是，精英组织由于特别被这类目的所灌输，早已被训练得能理解到某些暗示，意味的不只是单纯的字面内容”。
极权主义统治机构内部运动的动力产生于一个事实；领导者经常变换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将权力中心转移到其他组织，但是并不解散或者甚至公开暴露被剥夺权力的群体。在纳粹政权初期，国会纵火案发生之后，冲锋队立即成为真正的掌权者，而党却成为表面权威；然后权力从冲锋队转移到党卫军，最后从党卫军转移到保安局。权力机构被剥夺权力，从来不假装是领袖的意志。但是，不仅领袖的意志如此反复无常。如果与东方专制君主相比，后者的一时兴致倒是稳定的范例了；实际秘密权力与表面公开表现之间连续变化的倾轧，使事实上的权力位置在定义上变成了神秘之物。统治集团成员本身在秘密的权力层级中也从来无法确信自己的地位。例如，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尽管在党内资格很老，表面权力和职位不断上升，但是仍然谈论要制造一系列东欧国家。作为反对莫斯科时的安全屏障，当时握有实权者早已认定，无论何种国家结构都无法挽救苏联的失败，东欧占领区居民已经变成了无国籍者，因此可以将他们消灭。换言之，既然知道应该服从谁，一种相对稳定的层级制度会带来极权主义统治真正缺乏的一种稳定因素，那么，纳粹经常推翻真正的权威，公开地制造新的统治样式，相应地使旧样式变成影子政府——这种游戏明显地可以无限玩下去。苏维埃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最重要区别之一是，每当斯大林在他的运动内部将权力重点从一个机构转移到另一个机构时，倾向于将前一个机构连同它的人员一起清除，而希特勒尽管嘲笑那些“无法跳过自己影子”的人，但是很愿意将这些影子调到另一个部门继续使用。
多重设置的职务单位对于权力经常转移是特别有用的；再者，极权主义政体留在权力位置上时间越长，单位就越多，完全依靠运动的工作机会也越多，因为当在位者遭清除时，并不废止这个职位。纳粹刑冶重复设置职务单位时，先协调各种现有的协会、团体和机构。全国范围的多重设置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协调并不是指合并人既存的党内各个机构。结果，到纳粹政权结束时，有两个国家社会党学生组织，两个纳粹妇女组织，大学教师、律师、医生等等的纳粹组织也都是两个。但是不能肯定在所有情况下，原先的党内机构会比协调产生的对应机构更有权势。而且谁也不能肯定地预言，党内哪一个机构会在内部层级制度中地位上升。
有一个富于代表性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有计划的无形状态，这件事发生在科学界的一个反犹主义组织。1933年，在慕尼黑成立了一个研究犹太人问题的机构(犹太问题研究所(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由于犹太人问题总是被认为决定了整个德国历史，所以这个研究所很快地扩大为近代德国历史研究所。所长是著名历史学家沃尔特．弗兰克，研究所将传统的大学改成外表上的学术机构。1940年，在法兰克福成立了另一家犹太问题研究所，所长是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他由于是党员，所以地位很高。结果，慕尼黑研究所变成一个影子机构，而法兰克福研究所本应接收掠夺而来的欧洲犹太人收藏，所以应成为规模颇全的犹太教图书馆所在地。但是几年以后，当这批收藏品运到德国时，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没有运到法兰克福，而是去了柏林，被希姆莱的盖世太保特别部门接收，目的是为了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而不只是为了研究)，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埃希曼(Adolf Eichmann)。旧有的研究所也并不废除，所以在1944年，情况变成这样：在大学历史系的门面背后，存在着慕尼黑研究所更加实在的权力之威胁，在它之后，又是罗森伯格的法兰克福研究所。而在这三块门面的背后，才是由它们掩盖和保护的真正权力中心——盖世太保特别分部“国家安全部”(Reichssicherheirshauptamt)。
苏联政府外表上尽管有成文宪法，但是不太引人注目，甚至很难从外部观察它，不像纳粹从魏玛共和国继承和保留的国家行政机构。苏联政权不像纳粹那样在协调时期就积累权力职位，所以更加依赖于创造新的职位，消除原先的权力中心。从这种方法产生的官僚机构剧增现象，受到了大整肃造成的反复清除的阻止。但是我们至少也可以看出，俄国有三种严格分开的机构：苏维埃或国家机构、党的机构、内务人民委员机构(NKVD)，各自有独立的经济部门、政治部门、教育文化部门、军事部门，等等。
在俄国，政党官僚的表面权力与秘密警察的实际权力与纳粹德国政党与国家的权力关系一样，而多重衍生只在秘密警察身上显得特别复杂，特务网广泛密布，指定一个部门监控另一个部门。苏联的每一个企业都有秘密警察的特别部门，一视同仁地监视党员和普通群众。与这个部门共存的是党的另一个警察分支，它监视每一个人，包括内务部特务，它的成员是对手机构毫不知其名的人。除了这两个间谍机构，更有作用的要数工厂工会，它负责监督工人完成预定工作额。但是，比这些机构更重要的是内务部的“特别部门”，它代表“内务部中的内务部”，即秘密警察内部的秘密警察。这些相互竞争的警察机构的一切报告最后送交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Po-litburo)。哪一份报告最重要，应该交给哪几个警察部门去执行警察措施，都在这里作出决定。当然，无论全国普通居民，还是任何一个警察部门，都不知道会有什么决定；今天可能是内务部的特别部门，明天可能是党的特务网，后天可能是地区委员会或一个地区部门，所有这些部门中，没有一个是根基合法的权力层级或权力机构；唯一确实的事情是，最后总有一个部门被选择来体现“领导的意志”。
每一个在极权主义国家里的人可能确信的唯一规律是，凡是政府机构。越明显可见，它们具有的权力就越少，凡是存在的机构越不为人知，最终势必权力越大。根据这条规律，苏维埃由成文宪法承认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权力却比布尔什维克党小，布尔什维克党公开招收党员，被承认是统治阶级，权力却小于秘密警察。秘密开始，实际权力也就开始。在这一方面，纳粹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国家很相像；它们的差异主要在于。希姆莱的秘密警察机构垄断而集权，而俄国的警察活动混乱而互不关联。
如果我们仅仅认为极权主义国家是一种权力工具，将行政效率，工业能力、经济生产力等等问题搁置一边，那么它的无形状态就变成实现所谓领袖原则的最理想、最适合的工具了。重叠的、任务相同的职位之间不断竞争，造成对立和破坏，几乎没有机会产生效率；重点的迅速转移使一个职位沦为影子。另一个职位上升到权力，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又不使任何人意识到变化或存在反对派的事实，这种制度的附加优点是对立的职位好像从来不知道它的失败，原因或者是它并未被废除(例如在纳粹政权里）。或者到很晚才消灭，与具体事情表面上毫无任何关联。由于除了少数几个策划者之外，谁也不知道权力机构之间的确实关系，所以事情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非极权主义世界只偶尔有这些情况。例如一名高级外交官员承认大使馆里的一名小职员是他的顶头上司。回顾历史，倒常常可能看清为何突然发生这样丧失权力的现象，或者这种现象的原因。例如，今天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战争爆发时，像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或汉斯．弗兰克这样的人会转到国家的职位上，因而被清除出真正的权力中心，即领袖的内部小圈子。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仅不知这些运动的原因，甚至可能不怀疑这类明显上升的职位(成为波兰总督或帝国东欧占领区事务部长）实际上不是意味着事业的顶峰。而是他们在国社党内生涯的终站。
领袖原则在极权主义国家里不再像在极权主义运动中那样确立一种层级；权力并非像独裁政体那样从上到下渗透，直至政体的底层。实际原因是，没有权力机构就不会有层级制度，除了对所谓“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无数误解之外，威权原则(principle of authority)在一切重要的方面都和极权主义统治针锋相对。威权(与它在罗马历史中的起源大相径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总是意味着限制自由，但是并不废除自由。但是极权主义统治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无沦多么残暴也要限制自由。技术上而言，极权主义制度中这种缺乏任何权威和层级制度的事实，显示在最高权力(领袖)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可靠的中间层次，各自接受规定的权力和服从的角色。领袖的意志可以随时随地体现，他自己不受缚于任何层级，甚至是确定自身的那个层级。因此，如果说运动在夺取政权以后建立多元原则，在它的范围内，每一个小领导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可以模仿在最高层的大领袖，那是不确切的说法。纳粹宣称“党就是领袖们的序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谎言。正如无限地多重衍生职务和权威的混乱，导致每一个公民都感到自己直接面对领袖的意志(他任意地选择执行他的决定的机构)一样，整个第三帝国的150万名“领袖”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权威直接来自希特勒，而没有官员层级的中间层次。直接依靠的现象是真实的，而中间层次（当然具有社会重要性，却是表面的、对一种权威式国家的虚假模仿。
领袖绝对垄断权力与权力机构，最明显地体现在他和他手下警察首脑的关系上，后者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占据了最有权势的公开职务。但是，作为一支真正的警察部队的首脑和精英组织，尽管他掌握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组织权力，还是明显地不可能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国家统治者。因此，在希特勒垮台之前，希姆莱从未梦想过要问鼎希特勒的领袖地位，也从未被提名为希特勒的继任者。更有趣的是贝利亚(L．P．Beria)在斯大林死后夺取权力未遂，虽然斯大林未允许他的警察首脑中任何人享有可与纳粹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希姆莱享有的地位相比的职务，贝利亚也控制了足够的军队，可以在斯大林死后向党的统治挑战，他只需占领莫斯科，封住通往克里姆林宫的一切道路；除了红军之外，谁也无法阻止他对权力的要求，但是这样可能会引起流血的内战，它的结果是谁也不敢保证的。关键在于贝利亚只在几天之后便自动放弃了一切职务，虽然他必定知道，他将会丧命，因为长期以来他竟敢玩弄警察的权力来同党的权力对抗。
缺少绝对权力，当然了并未阻止警察首脑根据极权主义的权力原则来组织他的庞大机构。所以，最值得注意的是。观察希姆莱接受任命以后如何着手重新组织德国警察，在秘密警察历来实行中央集权的机构中设置了多重职位，他明显地做了极权政体之前的所有权力专家都害怕做的事，他们害怕权力分散会导致权力缩小。希姆莱首先在盖世太保机构中增加了秘密警察。它原先是党卫军的一个部门．是作为党内警察力量建立起来的。当盖世太保和保安局的主要职位最终集中于柏林时，这两个巨大的秘密警察机构的地区分部保留了它们各自的身份，并且分別直接地向希姆莱自己在柏林的办公室报告。在战争期间，希姆莱又增加了两个情报机构：一个由所谓的巡视员组成。控制与协调保安局与警察的关系，服从于党卫军的裁决；第二个是专门的军事情报局，独立于帝国军队之外而活动，最终成功地吸收了军队的军事情报系统。
极权主义专政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完全没有成功的或未遂的宫廷政变(只有一次例外，1944年7月，心怀不满的纳粹分子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军方阴谋)。表面上，领袖原则会招致在政权不变的情况下个人权力的血腥变化。这只是许多迹象之一，指出极权主义政府形式很少与渴望权力或者甚至与欲求一个权力产生机制有关，也很少与帝国主义统治的最后阶段的特点——为权力而权力的游戏——有关。但是，极权主义政府无论外表如何，都不是由一个集团(clique)或一个帮派统治的，这也是它最重要标志之一。希特勒独裁和斯大林独裁清楚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分子化的个人形成的孤立状态，不仅为极权主义统治提供了群众基础，而且孤立状态一直延伸到整个结构的顶层。斯大林几乎枪杀了可以宣称属于统治集团的每一个人，每当一个小集团将要形成时。他将政治局成员随意搬来搬去。希特勒摧毁纳粹德国小集团的手段还不太可怕——唯一的一次血腥整肃是针对罗姆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间的坚强联系实际上依靠同性恋；他阻止小集团形成的办法是经常转换权力和威权，并且经常改变身边最亲近的人员，所以权力圈内的人和他之间先前的一切团结都迅速烟消云散。很明显。希特勒和斯大林性格中显著的特点是可怕的背信。对此的报道用词几乎相同，这种性格不允许他们主宰像小集团这样持久的事物。问题在于在位者之间不存在相互关系，他们的聚合不是由于政治层级中同等的地位，或者上下级关系，甚至也不是匪帮式的不稳定的忠诚．在苏俄，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大工业集团的总经理或外交部的部长，都可能在任何日子里跌落到社会和政治上的最底层，而一个毫不出名的人会取代他的位置，另一方面，在纳粹专政的最初阶段产生某些作用的帮派共谋，后来失去了延续的力量，因为极权主义正是利用它的力量，将这种共谋蔓延到全国，在它的统治下策动全体民众的犯罪。
缺少一个统治集团，便使极权主义独裁者的继任者问题变得特別麻烦和为难。这个问题的确使所有的篡位者困扰，而更有特点的是极权主义独裁者从无一人试过建立一个王朝、指定儿子继位的旧方式。希特勒作了无数次指定，而后又自我否定，斯大林的方式是使继位在苏联成为一种最危险的荣誉。在极权条件下，懂得输送带(transmission belts)的迷宫便等同于最高权力，而每一个被指定的继位者一旦开始明白实况，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被自动清除。有效的、相对长久的任命的确预设着集团的存在，它的成员们会分享领袖垄断的内幕知识，而这正是领袖必须不惜一切予以防止的。希特勒有一次用自己的话向国防军的最高将领们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在战争的动乱中对这个问題可能深感苦恼，希特勒说：“作为最终因素，我必须完全谦虚地(in all modesty)提出：我本人是不可取代的。……帝国的命运完全只靠我一人。”无须在“谦虚”这个词上寻找讽刺意义；极权主义统治者与先前的篡位者、专制君主、暴君不同，似乎相信继位问题并不十分重要，这项工作不需要特殊品质和训练，整个国家最终会在他死去时遵从偶然被任命的任何人，不会有渴望权力的反叛者否定此人的合法性。
作为统治的技巧，极权的设计看来简单而具有实效。它们不仅保证绝对的权力垄断，而且空前地确信一切命令都必定被执行：“输送带”的多元、层级的混乱，都让独裁者完全独立于他的一切下级，有可能使政策变换迅速而出人意料，这一点是极权主义最为人知的特色。国家政体可以防止震荡，因为它根本无形。
这种异常的效率为何以前从未试过，其原因与此设计本身一样简单。职务单位多重设置摧毁了一切责任感和竞争感：它不光使行政背上巨大负担，能力下降，而且实际上使生产力下降。因为各种互相冲突的命令常常使实际工作拖延，直到领袖的命令决定了事情为止：精英干部的狂热对于运动的功能至关重要，它系统地废除了一切对具体工作的真正兴趣，产生了一种思想状态，每一种可想见的行动都被看成某种完全不同事物的工具。这种思想状态不限于精英，它逐渐扩大影响到所有的人，他们的生死问题中最具体的细节都依靠政治决定，亦即取决于和行动表现毫无关系的原因和外部动机。经常性的变动、降职和升级造成不可能有可靠的集体工作，阻止了事物的发展。从经济角度来看，奴隶劳动是俄国没有能力经受的奢侈做法；在技术能力严重短缺的时代，集中营里关满了“高水平的工程师，他们竞相做管线铺设、修钟、电力照明、电话修理等等工作。”从纯粹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苏联不会有能力承受30年代的大整肃，它中断了等待已久的经济复苏，也不会有能力承受破坏红军总参谋部的行为，它几乎导致俄国对芬兰战争的失败。
德国的情况在程度上不同。开始时，纳粹显得很注意技术和管理技能，允许有商业利润，在经济上不过加干涉。在战争爆发时，德国还没有完全极权主义化，如果认为战争准备是一种合理的动机，那么就必须承认，大致上到1942年，它的经济还能够合理地运作。战争准备本身不是反功利主义的，尽管它的成本花费非常高，但是“征服别国以夺取财富和资源，比从外国购买或在本国生产要廉价得多”。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意图掠夺其他国家，来补充国内经济之不足，那么，投资与生产、稳定收益与利润、资源枯竭等等经济规章就不能适用；这是事实，而富有同情心的一些德国人也明白这一点，著名的纳粹口号“大炮或者黄油”实际上意味着“通过大炮获得黄油”。直至1942年，极权统治的法则开始压倒一切考虑。
战争爆发时，极端化的做法立即开始了；人们甚至可能猜测，希特勒挑起这场战争的原因之一是，战争可以使他加快在和平时期难以想象的发展速度。但是，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并未因为像斯大林格勒那样毁灭性的失败而受阻，战争完全失败的危险只是另一种刺激，使一切功利主义的考虑摆上桌面，全力以赴地尝试通过无情的极权组织来实现极权主义种族意识形态之目标，而无论时间多么短促。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一向与民众严格隔开的精英组织作了大规模扩展；军队的党禁开放了，军事指挥权从属于党卫军指挥官。党卫军心怀嫉妒地保卫的犯罪独占权也被放弃了，士兵们任意被指派参加大规模屠杀。军事、经济、政治诸方面的考虑都无权干涉花费极高、麻烦极多的大规模屠杀和驱逐的计划。
如果考虑到纳粹最后几年的统治和他们的“五年计划”，尽管他们没有时间执行，但是它的目标是消灭波兰和乌克兰民族，消灭1．7亿俄国人(在一项计划中提及此事)，西欧的知识分子，例如荷兰人和阿尔萨斯与洛林的人，以及根据即将执行的帝国健康法案或已制定的“社区外国人法”(community alien law)指定无资格生存的德国人，就像布尔什维克1929年(俄国极权主义专政的第一年)的五年计划一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庸俗优生学的口号，另一方面是经济高调，构成了“狂妄之举，其中一切逻辑规则和经济学原理都完全颠倒”的序曲。无疑，极权主义独裁者并非有意识地走上通向疯狂的道路。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对极权国家结构的反功利主义性质的迷惘产生自错误的观念，以为我们是在研究一个正常的国家——是官僚主义、暴政、独裁的国家——我们忽略了极权统治者强调的话，他们将偶然夺得政权的国家看作是走向征服全世界的国际运动临时司令部，他们从几百年、几千年的角度来认识胜利和失败，全世界性的利益总是压倒了它们自己领土的局部利益。著名的口号“凡是对日耳曼民族有利，就是正确的”只是为了大众宣传；纳粹分子们听到的是“凡是对运动有利，就是正确的”，这两种利益并不永远相符。纳粹并不认为日耳曼人就是一个主人种族，世界属于他们，而是认为，他们应该由一个主人种族领导，就像其他一切民族一样，而这个种族正在诞生。主人种族的曙光不是日耳曼人，而是党卫军。希姆莱所说的“日耳曼世界帝国”(Germanic world empire)。或者希特勒可能会说的“雅利安”世界帝国，无论如何总是几百年以后的事。对于“运动”而言，更重要的是显示出，有可能用消灭其他“人种”来造出一个新种族，这比显示赢得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更有意义。使外部观察家感到这是“狂妄之举”的，在于运动绝对高于国家、民族、人民和由统治者自己拥有的权力地位的结果。真正的极权主义统治手段将绝对的、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先前从未试过这种手段的原因是普通的暴君从未发疯到拋弃一切有限的局部利益——经济的、民族的、人的、军事的——以迎合一种无限遥远的将来的纯粹虚构现实。
由于执政的极权主义继续忠于运动的原先宗旨，所以运动的组织手段和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之间惊人的相似性也就不会令人惊奇了。党员与在前锋组织中的同路人之间的区别远未消失，导致已变成同情者的全体民众的“协调”。同情者人数大量增加，而党内力量则限于由几百万人组成的一个特权“阶级”，从中再制造一个由几万名精英组织成员构成的超级党。多重职位、职能复制、使党员与同情者关系适应新的条件，都只意味着运动有一种奇特的洋葱式结构(onion-1ike Structure)，其中每一层都遮着下一层更好斗的组织。国家机器转化为一种同情者官僚构成的前锋组织，它们在国内事务中的功能是在纯粹被协调的公民大众中传播信心，在外交事务中愚弄外部的非极权主义世界。领袖作为国家元首和运动领导者的双重能力，又结合了他个人极度好斗的无情性格和鼓舞人心的正常状态。
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极权主义独裁者比运动领袖更能够而且必须实践经常性的、大规模地撒谎的艺术．这部分是同行者队伍膨胀的自动结果，部分则由于一个政治家令人不愉快的话并不像煽动人心的党领袖那样容易撤销。出于这一目的。希特勒选择了直接回到旧式的民族主义，这是他执政之前多次谴责的；他装作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宣称国家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出口商品”，他同样抚慰日耳曼人和非日耳曼人，暗示当传统的民族主义德国的外交政策要求——归还根据凡尔赛和约割让的领土，并吞奥地利及并吞波希米亚的德语地区——实现时，纳粹的野心就会满足。斯大林同样地重视俄国公众舆论和非俄罗斯世界，他发明了自己的理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将世界革命的重担扔给了托洛茨基。
只有在极权统治的条件下，每日现实的虚构性质使宣传大多成为多余，这样才能安全地、有条不紊地向全世界撒谎。在执政之前；运动难以隐藏它们的真正目的——它们毕竟要鼓动群众组织。但是，既然已有可能用毒气室将犹太人像臭虫一样灭绝，就不再需要宣传说犹太人是臭虫了；既然有权力在向全国教导俄国革命史时可以不提托洛茨基的名字，就不再需要宣传反对托洛茨基了。但是，只能“期望”那些“意识形态上完全坚定”的人来使用执行意识形态目标的方法——无论他们是在共产国际学校还是在特殊的纳粹思想灌输中心获得这种坚定立场——即使这些目标还在被宣传．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必然使单纯同情者们从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这就导致一种吊诡，“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会社”在它被国际礼节承认为正式成员之前。其性质和方法绝不会更带有密谋气息。希特勒在执政之前拒绝在密谋基础上组织政党甚至精英集团，这完全符合逻辑；然而到了1933年，他十分热心地帮助将党卫军改变成一种秘密会社。同样地，莫斯科指挥的各国共产党与它们的前身完全相反，显示出一种奇特的倾向，即使完全有可能处于合法态度，也宁可选择密谋状态。极权主义的力量越显著，它的真正目的就越变得秘密。要想知道希特勒在德国统治的最终目标，聪明的做法是研究他的宣传演讲和《我的奋斗》，而不是他作为第三帝国总理的预言；正如聪明的做法是别相信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话，这是他在列宁去世之后出于夺权之目的的权宜说法，而应该认真看待他反复表现出的对民主国家的敌视。极权主义独裁者们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正常姿态中的内在危险，即一种真正的民族政策或实际上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危险。他们想通过一再保证的话语和实际统治之间长期一贯的差异，通过有意识地发展一种总是言行相反的方法，来克服这种危险。斯大林曾执行这种平衡艺术(它要求比普通的日常外交更多的技巧)，使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路线的缓和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俄国党内的整肃。统一阵线政策和较开明的苏联宪法的起草，伴随着莫斯科大审判，这当然绝非偶然。
在纳粹和布尔什维克的文献中，可以反复见到极权主义政府意在征服全世界、将一切国家置于它们统治之下的证据。然而这些出自前--极权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纲领(纳粹超民族的反犹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的国际革命社会主义概念，并不是决定性的。关键在于极权主义政权实施它们的外交政策是根据一贯的假设。认为它们最终能达到最后目标，无论显得多么遥远，无论它的“理想的”要求会多么严重地与现时需要发生冲突，它们都绝不放弃。所以它们认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永远是外国，而相反，每一个国家都是它们的潜在領土。上升到执政地位，在一个国家里运动的虚构世界变成一种可触及的现实，造成了一种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与非极权统治下极权主义政党的情形相似：可触及的虚构现实。由国际承认的国家政权支持，可以用同样方式输出。正如对议会的蔑视可以输入到一个非极权主义的议会中去，在这一方面，战前“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是纳粹德国出色的出口商品：驱逐犹太人，这就把重要的一部分纳粹主义带到了其他国家；迫使犹太人没有护照、身无分文地离开帝国，“流浪的犹太人”(Wandering Jew)的传说就变成了现实，纳粹迫使犹太人毫不妥协地仇視他们。因此制造了借口。得以热切地干预所有国家的内政政策。
纳粹带着他们是世界的未来统治者的阴谋虚构，多么认真地在1940年露面——尽管是一种需要，面对一切战胜欧洲占领区民族的确实机会——它们开始在东欧占领区实行人口驱逐政策，竟无视失去劳动力和严重的军事后果，执行一种新的法律，带有第三帝国在西欧占領区各国惩治条例追溯力的治外法律部分。将反对第三帝国的每一句言论或每一种行动都当作最高叛逆罪来惩罚，不管何时，何地、何人，这几乎是一种最有效的宣传纳粹征服世界的方式，纳粹法律将全世界都视为潜在地在其法律管辖之下，所以占领军不再是带着征服者的新法律的征服工具，而是强化一种假定早巳为每一个人而存在的法律的执行机构。
假设纳粹法律为超越德国疆界而设立，惩治的是非德国人，这些都已不只是压迫手段了。极权主义政府即使用其他方法，有害于自己民族的利益，也不怕合乎逻辑的征服世界的含义。一项征服世界的计划涉及废除征服者母国和被征服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国外和国内政治之间的差异，这差异是一切既存的非极权主义机构和一切国际交往的基础，在逻辑上是无可辩驳的。如果极权主义征服者的行为在到处都像在自己国家一样，那么同样地，他对待自己的人民也会摆出外来征服者的姿态。事实上，极权主义运动夺得政权，就好比是一个外来征服者可能占领一个国家，他统治这个国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的事情和别人的利益，纳粹在德国的行为像外来征服者，他们不顾一切民族利益，尝试并一半成功地将他们的失败转换成全体德国民众的最后大灾难；同样地在胜利情况下，他们也意图使种族灭绝的政治扩展到“种族不适合”的德国人。
同样的态度激发了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它对俄国人民本身的挑衅，代价也是非常高的；它预定战后向美国大笔贷款，以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使俄国重建劫后荒废的地区，实现国家工业化。在巴尔干半岛诸国扩展共产国际政府和占领东欧大批土地，并未带来实际利益，相反却进一步消耗了俄国的资源。伹是这种政策当然服务于几乎遍布半个世界的布尔什维克运动。
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外来征服者，将每一个国家（包括自己的国家）的自然财富和工业财富看作战利品，当作准备下一步侵略张的准备。由于这种系统地掠夺的经济是为了运动而不是为了民族而进行的，所以作为潜在受惠者的人民和领土都不可能成为这一过程的饱和点。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不知从何处来的外来征服者，他的掠夺不能使任何人受惠。到处造成的破坏也不是为了加强本国经济，而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至于经济目标，极权主义政权在自己国家里随心所欲，就像俗话说的一大群蝗虫。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外来征服者一样统治自己的国家，使事情越来越糟，因为它用无情来达到效率，这在周围国家的暴政中也是明显少见的。30年代初，斯大林对乌克兰的战争比德国可怕的血腥侵略和占领更加有效率。这就是极权主义为何选择傀儡政府来统治，而不顾这些政权有明显危险的原因。
极权主义政权的麻烦不在于它们以一种特别无情的方式玩弄权力政治，而在于它们的政治背后隐藏着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权力概念，正如在它们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中存在着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现实观念一样。不是冷酷无情。而是以最高结果来藐视直接结果；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毫无根由地忽略民族利益；不是不考虑追求自我利益，而是嘲笑功利主义动机；不是渴望权力，而是“理想主义”，即对一种意识形态虚构世界毫不动摇的信念——这些都作为一种新的不安因素进入国际政治，比纯粹的侵略更令人不安。
极权主义相信权力只存在于通过组织而产生的力量。正如斯大林把每一种机构看作独立于它的实际功能之外的“联系党和人民的传送带”，真诚地相信苏联的最宝贵财富不是丰饶的土地或巨大劳动力的生产能力，而是党的“干部”(cadres)(即警察)，希特勒早在1929年就看出运动的“伟大事物”是6万人“几乎变成一个单位，实际上这些人不仅思想统一，而且面部表情几乎也一样。请看这些欢笑的眼睛，这些疯狂的热情，你就会发现……10万人在运动中变成了一种类型”。在西方人的思想中，无论权力同尘世的激情、财富、珍宝发生什么联系，都已融人一种非物质化的机制，它的每一个动作都产生力量，就像摩擦或直流电产生电力一样。极权主义将国家分为富国和穷国，这还不只是一种煽动手段；制造这种说法的人实际上相信可以忽视物质财富的力量，因为它只会阻挠组织力量的发展。斯大林认为警察干部的经常发展比巴库的石油、乌拉尔的煤和铁矿、乌克兰的粮仓或西伯利亚潜在的财富都重要得多。同样的想法使希特勒为了党卫军干部而牺牲整个德国；当德国城市变成瓦砾、工业能力被摧毁时，他并不认为战争已经失败，而当他得知党卫军部队已不再可靠时，他才认为是战败了。”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相信组织力量无所不能，不相信纯粹物质因素(事实的或经济的)，还有，他根据几百年时间来估算他的事业的最后胜利，那么，失败不在于军事灾难或人民挨饿的威胁，而只是精英组织的毁灭，他们本来是要通过一代代人来达到最后目的，完成统治世界的最后阴谋的。
极权主义国家的无结构状态(structurelessness)，忽视物质利益，摆脱利润动机，一般的非功利主义态度，都无与伦比地使当代政治变得不可预测。非极权主义世界无法把握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它不根据人和物、不依靠可估计的行为来发生作用，完全漠视民族利益和人民的福利，使自己在判断力上产生奇怪的两难：凡是正确理解极权主义组织和警察之可怕效率的人，都可能会高估极权主义国家的物质力量，而凡是明白极权主义经济之浪费及无能的人，却都低估了可以无视一切物质因素时所创造的权力潜力。
二 秘密警察
直到现在，我们还只知道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正式形式：1938年后的国家社会主义专政，1930年以后的布尔什维克党专政。这两种统治形式与其他各种独裁、君主专制和暴政统治的形式根本不同；它们尽管以某种连续的形式从政党专政中发展起来，但是它们的极权主义根本特征是新的，不可能产生于一党制。一党制的目标不仅是夺取政府行政权，而且用党员充实所有的职位，达到国家和政党的完全合并，以使党在夺取政权后变成政府的宣传组织。这种制度仅从反面意义上是“极权的”(total)，即占统治地位的政党不会容忍其他政党、反对派和自由政治观点。一旦政党专政掌握了政权，它就使原先国家与政党之间的权力关系保持原状；政府与军队像以前一样行使权力，“革命”的事实只不过是一切政府职位现在都由党员占据。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政党的权力垄断由国家保障。党不再拥有自己的权力中心。
在极权主义运动执政之后发动的革命带有相当激进的性质。从一开始起，他们有意识地努力维持目家与运动之间的根本区别，努力防止运动的“革命”机构被政府吸收。夺取国家机器而又不和它合并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其方法是允许在运动中只有次要作用的党员上升至国家机构的层级体系。一切真正的权力都在运动的组织机构里，而在国家和军事机器之外。在运动内部决定一切国家事务，运动始终是国家的行动中心；政府官员们常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党员若有野心想爬到部长位置，在一切情况下，他为这种“资产阶级的”愿望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他对运动的影响和领导者的信任。
执政的极权主义利用国家作为它的外表，来代表它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的位置。极权主义国家本身是极权主义运动的逻辑继承人，它借用了后者的组织结构。极权统治者以对付非极权政府的方法，在执政之前对付议会各党和党内务派，在一个扩大了的国际舞台上，又一次面对那个双重问题：在现实世界的冲击力之下掩盖运动(或极权主义国家)的虚构世界，向外部的正常世界显示类似的正常状态和常识。
在国家之上，在表面权力的背后和眼花缭乱的职位之中，存在着一切权力更迭，而在无效率的混乱之下，存在着国家的权力核心、秘密警察的超级效率和超级工作能力。强调警察是唯一的权力工具，相应地忽略表面上是更强的权力库的军队，这是一切极权主义政权的特征。其中一部分原因可以解释为极权主义统治世界的野心，以及它有意识地废除外国与本国、外交与内政之间的区别。训练来和外国侵略者作战的军队向来是一种可用于内战目的的可疑工具，既使在极权主义条件下，他们也发觉自己很难用外来征服者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民。在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的价值也变得很可疑。由于极权主义统治者以假设一种最终的世界政府为基础来推行他的政策，所以他对待自己的侵略所造成的受害者就好像他们是反叛者，犯了最高叛逆罪，结果选择用警察来统治占领地区，而不是用军队。
甚至在运动夺取政权之前，它也拥有一支秘密警察和间谍机构，在各国建立分部。后来，它的代表得到比正规军情报机构人员更多的金钱和权力，常常成为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秘密首领。它的主要任务包括组织第五纵队，指挥运动的国外支部，影响各国内政，从总体上使极权主义统治者——在推翻政府或取得军事胜利之后——能够公开感到行动自如。换言之，秘密警察的国际支部是传送带，经常将极权主义国家的表面外交政策转变成极权主义运动潜在的国内事业。
但是，秘密警察为准备极权主义统治世界的乌托邦而完成的这些功能，对于那些要求在一个国家里立即实现极权主义虚构的人来说，还是次要的。秘密警察在极权主义国家的国内政策上所产生的主控作用，自然地使人们普遍误解极权主义。一切专制主义都倚重秘密警察，感到自己的人民比外国民族威胁更大。但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这种相似之处只出现在极权主义统治的第一阶段，这时还有政治上的反对派。在这一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极权主义利用(并且有意识地支持)了非极权主义国家的误解，而无论它们之间根本不能互补的程度如何。希姆莱在1937年对国防军参谋总部那次著名讲话中。假设了一个普通暴君的作用，他用假设存在一种“战争情况下的第四个舞台，即德国国内”，来解释警察力量的不断扩展。同样地，斯大林几乎在同时也一半成功地说服了老布尔什维克卫士们(他需要他们的“坦白”)，使他们相信一场战争正威胁着苏联，因此，即使在暴君之后，全国必须在紧急状态下保持结合。这些说法最引人注目的是，两者都发生在政治对立派被消灭以后，秘密警察扩展了，但是事实上已没有需要监视的反对派。战争发生时，希姆莱在德国本土既不需要，也不使用他的党卫军部队，只用于管理集中营和监视外国奴工；在东欧前线服务的武装党卫军用于“特别任务”——通常是大规模屠杀——和强化经常同军方以及纳粹文官发生冲突的政策。党卫军组织就像苏联的秘密警察一样，通常在军队平息了占领区之后到达，对付胆大的政治反对派。
但是在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最初几个阶段，秘密警察和党的精英组织仍然发挥了一种作用，它与其他形式的独裁和历史上著名的恐怖政权的作用一样；他们的方法过于残酷，在现代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却是无与伦比的。深挖秘密敌人和追踪前反对派的第一阶段，通常是将全体居民都拉进前锋组织，重新教育老党员从事革命的特务工作，以使同情者们的同情虽然相当疑惑，却无须惧怕受过专门训练的警察干部。在这个阶段，如果谁偶然怀有“危险思想”，他的邻居就会成为比官方指定的政治代表更危险的敌人。清除了公开的或秘密的有组织的抵抗，这是第一阶段的结束；这一阶段的结束时间大致是德国的1935年和苏俄的1930年。
只有在完全消灭了真正的敌人，开始捕捉“客观的敌人”(objective enemies)时，极权主义政权的恐怖才成为真正的内容。借口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或者利用某一块领土作为革命的实验室，或者实现“德国民族共同体”，才开始实行极权主义的第二项主张，即要求极权统治。尽管从理论上讲，全面统治(total domination)只有在统治全世界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但是极权主义政权却证明了这一部分极权主义乌托邦几乎可以完美地实现。因为它暂时还不涉及失败或胜利，因此希特勒即使军事上受挫，他仍能为消灭犹太人和建立死亡工厂而感到高兴，无论最后结果是什么，若无战争，就绝不会有可能“烧毁桥梁”，实现极权主义运动的某些目标。
纳粹运动的精英组织和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干部”是为极权统治服务，而不是为掌权政府的安全服务。正如极权主义号称统治世界只是在外表上和帝国主义扩张一样，极权统治也只是似乎像专制主义的学生．如果说，极权主义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主要差异是，前者不承认国内和国外的区别，那么，专制政治的秘密警察和极权主义的秘密警察之间的主要区别就是后者并不追踪秘密思想，并不利用旧的秘密警察方法，即挑拨煽动的方法。
由于极权主义秘密警察在一个国家平息之后才开始活动，在一切外面观察者看来，它总是显得完全多余——或者相反，误导人们认为有着某种秘密的抵制。秘密警察的多余性(superfluousness)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总是被迫证明自己的有用性，在最初的任务完成之后保持自己的工作。出于这一目的而使用的方法，使对革命史的研究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例如，在路易．拿破仑统治下，似乎没有一项反政府的行动不是由警察引起的。同样地，沙皇俄国一切革命政党中特务的作用显示出，若无他们“煽动”挑拨的行动，俄国革命运动就不会那样成功。换言之。挑拨行动极大地帮助维护传统的延续性，也一再打断革命的组织工作。
挑拨煽动的作用十分可疑，这也许是极权主义的统治者放弃它的原因之一。再说，挑拨行动只有在怀疑还不足以构成逮捕和惩罚时才明显地需要。当然，没有一个极权主义统治者会梦想有条件使他能诉诸挑拨行动，以使他认为是敌对者落入陷阱。比这些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事实上极权主义在执政之前，只根据意识形态来确定它的敌人是谁，以致各种“可疑分子”(suspects)的范畴也并不通过警方情报来确定。所以，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或苏俄的前统治阶级的后代并不是任何一次敌对行为的真正嫌疑犯；他们已经根据意识形态，宜布了其政权“客观的”敌人。
专制政权和极权主义的祕密警察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可疑分子”和“客观敌人”之间的区别。后者由政府的政策确定，而不是根据他是否有推翻政府的欲望。他绝不是一个思想是危险的，或其历史很可疑的个人，而是一个“带有倾向的人”(carrier of tendencies)，就像带有一种传染病一样。从实践角度来说，极权主义统治者开始时像一个不断侵扰别人的人，直到每一个人都知道后者是他的敌人．以使他能自圆其说地出于自卫而杀死他的敌人。这当然有点残酷，但是很有效——因为每一个目睹者都知道某些成功的阴谋家是如何消灭竞争对手的。
使用“客观敌人”的概念，对于发挥极权主义政权的功能。比对于各种范畴的意识形态定义要重要得多。假如这只是一个仇恨犹太人或仇恨资产阶级的问题，那么极权主义政权在犯了一次巨大的罪恶之后，便可以回到正常生活和正常政府的规则上来。而我们知道，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客观敌人的范畴大大超过了运动最初在意识形态上确定的敌人；新的客观敌人是根据变化的环境来发现的：纳粹预见到完成灭绝犹太人，他们早已做好了预先的措施来消除波兰民族，而希特勒甚至计划除掉某几类德国人；布尔什维克从过去的统治阶级的后代开始着手，接着将完全的恐怖对准富农(在30年代)，再接着是波兰血统的俄国人(在1936年到1938年之间)，在战时是鞑靼人和伏尔加流域日耳曼人，战后红军占领军中的前战俘和战斗单位，以色列建国后的俄国犹太人。对这些种类的选择绝不完全是任意的；由于他们被用于在国外的运动中作宣传，所以必然显得是可能的敌人；选择一个具体的种类。也许只是出于运动在总体上的某种宣传需要——例如苏联政府突然出现前所未有的反犹主义，这也许是考虑要在东欧卫星国中赢得对苏联的同情。要求“客观地”认定的敌人主动坦白罪行的公开审讯也是出于这些目的；在表演时，最好是那些接受过极权主义思想灌输的人能够“主动地”懂得自己“客观上”有害于国家，并且“为了事业起见”坦承自己的罪行。“客观反对者”(ob-Jective opponent)的概念根据流行的情势而改变定义——所以，一旦清除了一种人，就会向另一种人宣战——确切地符合实际形势，由极权主义统治者一再重申：他们的政权不是一个任何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而是一种运动，它的前进道路上经常遇到新的障碍，需要清除。只要谁能说出极权主义制度内部有何合法思想的话，“客观反对者”必然是它的中心观念。
与这种将嫌疑者转化为客观敌人的做法密切相关的是秘密警察在极权国家内的地位变化。秘密警察向来被正确地称为国中之国，这不仅发生在专制主义国家里，而且也发生在宪法政府和半宪法政府中。仅就拥有秘密情报而言，就永远使这个部门决定性地高于政府的一切其他部门，而且对政府的成员构成公开的威胁。相反，极权主义的警察完全服从领袖的意志，只有领袖才能决定谁是下一个潛在的敌人，或者(像斯大林所做的那样)谁可能挑选出秘密警察的干部作为清除的对象。由于不再允许警察使用挑拨的方法，他们就被剥夺了永远使自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唯一可用的手段，完全变成为了维护自己的工作而完全依靠上级。就像非极权主义国家里的军队一样，极权主义国家的警察只执行政策，失去了他们在专制官僚政治体制下拥有的一切特权。
极权主义警察的任务不是去发现罪行，而是当政府决定逮捕居民中某一类人时，它能立即出动。它的主要政治特征是，只有它才受到最高当局的信任，并且知道要强化哪一条政治路线。这并非只在高级政策问题上有效，例如清除整个阶级或种族群体(在30年代初，只有格别乌干部才知道苏维埃政府的真正目标，在40年代初，只有党卫军组织才知道要清除犹太人)；在极权主义条件下，日常生活中的关键是工业企业中只有内务人民委员会代表才接到莫斯科的命令，知道要他们做什么，例如加速生产铁管——无论这道命令是简单地需要铁管，还是要整垮厂长，还是要清除全体管理人员，或者取消这家特殊工厂，或者在全国传达这道命令，以便开始一场新的整肃运动。
复制秘密警察机构，使它的成员互不知情，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极权统治需要最极端的灵活性：例如，莫斯科可能还不知道，当它发布要铁管的命令时，究竟真的是要铁管——铁管总是需要的——还是要一场整肃运动，增加秘密警察，就造成在最后一刻改变决定的可能，以致当一个部门可能正在向工厂厂长传达列宁的指示，另一个部门却正在布置逮捕他。这种矛盾的任务可能同时下达，警察的效率就可想而知了。
秘密警察在极权政体下和在其他政体下一样，垄断某些重要的情报。但是这种只有警察才能知道的情报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警察不再关心未来牺牲者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不追问这些牺牲者会是谁)，警察变成了国家最大秘密的托管人。这自然意味着极大地改善了声誉和地位，尽管这伴随着失去一定的实际权力。领袖不知道的事情，秘密警察也不再会知道；他们下降到了权力执行者的层次。
从法律角度来看，比从可疑分子转到客观敌人这种变化更有趣的是，可疑的触犯被极权主义置换为可能的罪行(possible Crime)。可能的犯罪不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敌人。嫌疑人的被捕，是因为他被认为可能犯的一桩罪行和他的人格(或者他被怀疑的人格)多多少少相符合，极权主义所说的可能的罪，所根据的是逻辑推断客观发展。对老布尔什维克卫士和红军将领的莫斯科审判是惩罚可能罪行的范例。在异想天开地罗织的指控背后，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下面的逻辑推理；苏联的发展可能导致危机，这场危机可能导致推翻斯大林的独裁，这可能会削弱国家的军事力量，可能引起一种新的情况。新政府可能会签署停战协定，甚至会和希特勒结盟。而在当时，斯大林已开始宣称存在着一个推翻政府的阴谋和一个与希特勒勾结的阴谋。针对这种虽然完全不可能(impropable)的“客观”可能性，只有“主观”因素，例如被指控者值得信任、他们疲乏了、他们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坚定地相信若没有斯大林就会失去一切、他们确实仇恨法西斯主义--一系列事实细节，其中自然缺乏虚构的，逻辑的、可能的罪行的连贯性。因此，极权主义的中心假设——一切都是可能的--就通过不断清除一切事实的束缚，得出荒唐可怕的结论，即统治者可以认定的每一桩罪行都必须受到惩罚，无论此罪是否已犯．可能罪行就像客观敌人一样，当然在警察的能力范围之外，他们既不能发现、发明它，也不能挑动它。秘密警察在此又一次完全依靠政治权威。他们失去了国中之国的独立性。
极权主义的秘密警察只有在一个方面仍然很像非极权主义国家的秘密警察。根据传统做法(即自从福熙以来)，秘密警察从它的受害者处得益，并从某些非正统的来源中扩大官方的国家批准的预算，只消在应该被禁止的活动中参与一角，如赌博和娼业之类。这些自己筹款的非法方式各式各样，从友好地接受贿赂到大胆勒索，这在使秘密警察从公共权威当局下获得自由、加强他们作为国中之国的地位，是一个很突出的因素。奇怪的是，一切都变了；只有警察活动的经费和收入来自他们的受害者这一点没有变。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乎完全依靠剥削奴隶劳工，也确实别无利润，经费也只用于巨大的秘密机构。希姆莱最初通过劫掠犹太人的财产来提供他的党卫军部队经费(他们是纳粹秘密警察干部)；然后他和农业部长达雷(Walter Darré)签订了一份协议，希姆莱从中得到几亿马克，这是达雷每年从国外廉价买进农产品，又在德国以固定价格出售而赚来的。战争期间，这种收入来源当然不见了；托德特(Todt)的继任艾伯特．斯皮尔(Albert Speer)，德国1942年以后最大的劳动力雇主，于1942年向希姆莱提议同样的交易；假如希姆莱同意党卫军将输入的奴隶劳工(他们的工作非常低效)拨给斯皮尔的组织，后者就将利润的一部分提供给希姆莱作为党卫军经费。在这种多少显得常规化的收入来源之外，在经济危机时，希姆莱又加用了秘密警察旧的勒索方法；党卫军各单位在自己周围组织了“党卫军之友”的团体，它们必须为当地党卫军的需要而提供“自愿”基金。(值得注意的是，纳粹秘密警察在它筹集资金的各种活动中并不剥削囚犯。除了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中，集中营的人力不再由希姆莱单独决定，集中营里的工作“没有合理目的，只有对不幸的囚犯们增加负担和折磨”)。
但是，这些不正规的财政现象是秘密警察传统仅有的、但是很不重要的线索。这些现象是可能的，因为极权主义政权的经济和财政事务在正常条件下也采用非法方式，并且会使秘密警察有别于其他比较令人尊敬的行政部门，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个部门享有独立，不受其他权威的控制，在不正规的、不受尊重的、不安全的环境里生存。相反，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地位完全是稳固的，它的事务也完全融人行政当局。这个组织不仅不在法律范围之外，相反却是法律的体现，它之受人尊敬是毫无疑问的。它不再根据自己的愿望而组织屠杀，不再向国家和社会挑衅，它开始严厉地反对一切形式的贿赂、勒索和不正规的财政收入。希姆莱在战争之中还能够对他的部下用非常实际的威胁来进行道德教育——“我们在道德上有权利……消灭这些想消灭我们的(犹太)人，但是我们没有权利以任何一种方式使自己发财，无论是一件毛皮大衣、一只手表、一个马克，还是一支香烟”一在秘密警察的历史上从未能找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说这里仍然牵涉到“危险思想”的话，他们不会足被怀疑为危险者的人；一切知识生活和艺术生活都要求经常性地重新确立和修改标准，这就很自然地伴随着反复地清除一批批知识分子，他们的“危险思想”中通常包含着某些仍然完全属于旧日正统的观念。所以，当秘密警察的警察功能——在其可接受的语词意义上--变成多余时，它的经济功能(它有时被认为已经取代了前者)就更加可疑了。无可否认，内务人民委员会定期圈定苏联人口中的一个百分比，将他们送进集中营，美其名曰强迫劳动营；但是，这虽然很可能是苏联政府解决失业问题的方式，一般也知道，那些集中营里的产量无限地低于普通苏联劳动力，很难满足支付警察机构的开支。
秘密警察是政府一切部门中“组织得最好、最有效率”的部门，在极权主义政权的权力机构中，它的作用既不可疑，也不多余。它构成了政府中真正的执行部门，一切命令都通过它发出。通过秘密警察网，极权主义统治者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直接执行的传送带，它与洋葱结构的表面权力层级不同，完全脱离和孤立于其他一切机构。在这层意义上，秘密警察成员在极权主义国家里是唯一公开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衡量渗透了极权主义社会的整个结构。
从这个观点来看，秘密警察的某些奇特性质是极权主义社会的一般性质，而不是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特性，这也并不太令人惊奇。因此可疑分子的范畴包括了极权主义条件下的全体居民；每一种偏离官方制定的、永远变化的路线的思想都早已受到怀疑，无论它发生在人类活动的哪一个领域。人类仅仅因为有思想能力，就被定为可疑分子，而且这种嫌疑不会由于惩罚了他而改变，因为人的思想能力也是一种能改变人的思维的能力。再者，由于无疑地不可能知道另一个人的心思——在这种情况下，酷刑只是一种想要达到无法达到的目的而作的绝望而无功的尝试——如果相同的价值观念和可预见的自我利益不能作为社会的(不是纯粹心理的)现实而存在，那么怀疑就不可能消除。所以，相互怀疑的风气渗透进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切社会关系，创造出一种无所不在的气氛，甚至在秘密警察的特殊眼界之外亦是如此。
在极权主义政权下，挑拨煽动这种以往只有秘密警察采用的专门手法，变成了一种对付邻居的方法，每一个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被迫学样。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其余每一个人的挑拨者(agent Provocateur)；如果一种普通朋友之间的“危险思想”(或者危险思想的倾向)的交流会受到当局的注意，那么很明显，每一个人都会将自己当作是挑拨的特务。联合民众来谴责政治反对派，自愿做E（口+化）鸽，这些当然都有先例可循，但是在极权主义国家里，他们被组织得如此之好，致使专家们的工作反而成了多余。在特务无所不在的制度下，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警察。每一个个人都感到自己时常处于密探监视之下；在职业特别不保险、最著名的人物的浮沉成为家常便饭的情况下，每一句话都变得模棱两可，任由回溯“诠释”施加其上。
在职业问题上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极权主义社会里秘密警察的方法和标准已经到处渗透。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两面特务替他认为值得为之战斗的事业服务，就像为当局服务一样，有时比为当局服务还要忠诚。他常常有一种双重野心：他既想在革命政党里爬升，也想在秘密警察里爬升。为了在这两处都获得升职，他只能采取某些方法，这在正常的社会里是那些依靠上司才能往上爬的小职员的秘密梦想；通过他与警察的关系，后者当然能够消灭他的对手和党内的上级，而通过他与革命政党的关系，他至少可以有机会除掉他在警察组织内的上司。如果考虑到当时俄国社会的职业情况，与此相同的方法就很明显了。不仅所有的高级官员几乎全靠大整肃才获得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的前任在整肃中被清除了，而且各行各业中的升职也因此加快。大约每隔10年，全国性的整肃就为新的一代让出了职位，这一代人大学毕业不久，正在急于寻找工作。政府本身确定的那些提供升迁机会的条件，正是警察以前必须去创造的。
定期地使用暴力推翻整个巨大的行政管理机器，防止了进一步的竞争，这无疑有许多好处：它使相对比较年轻的官员有了信心，防止了条件的僵死不变(这至少在和平时期隐藏着极权主义统治的危险)；消灭了德高望重者，就能防止发生通常将年轻成员绑在年长者身上的那种忠诚，因为年轻人的升迁取决于他们的意见和善意；它一劳永逸地根除了失业的危险，保证每一个人有一份与他的教育程度相配的工作。因此，在1939年，当苏联的大整肃结束之后．斯大林可以很满意地指出“党能够将50万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提升到国家和党的事务的领导岗位上”。这种要想取得一份工作，就得不公正地清除前任的做法是一种耻辱。与德国在职业问题上清除犹太人一样，具有败坏道德的效果：它使每一个有职业的人都有意识地成为政府罪行的帮凶，无论他喜欢不喜欢政府的恩惠，结果是，卑顺的个人越是敏感，他越会使劲地替政府辩护。换言之，这种制度是最完整的含义上领袖原则的逻辑发展，是最好的忠诚保证，使每一个新的世代都将它的生活依赖于为创造工作机会而发动整肃的领袖之当前政治路线。它也实现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一致，为苏联辩护的人为此感到十分自豪(或者在纳粹那里，是废除了私人生活范围)，因为每一个个人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将他的存在归诸政权的政治利益；而当这种一致利益破产时，下一场整肃将他逐出职位，政府就必使他从生活的世界里消失．两面特务以一种区别不太大的方式认同革命事业(否则他会失去工作)，而不是仅仅认同秘密警察；同样在那个领域。轰动一时的升迁只会以一种默默死去作为结局，因为看来双重游戏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当极权主义政府在一切职业上提供了如此升迁条件，就像先前只流行于被社会弃逐者中间的情况一样时，就在社会心理方面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变化。两面特务的心理(他们愿意以短命为代价来换取几年的绝顶风光)必然变成俄国革命后的一代在个人事情上的哲学观，德国战后情况稍好一些，但也是十分危险。
这就是极权主义秘密警察产生作用的社会，充满着以往秘密警察垄断时期的标准，靠那个时期的方法谋生．只有在最初的阶段，当夺权斗争仍在进行时，只有受害者才被怀疑是反对派。随后极权主义事业就集中在客观敌人上，或者是犹太人，或者是波兰人(这是纳粹的情况)，或者是所谓的“反革命分子”(counter-revolutionaries)——这种指控“在苏俄……建立在被指控者有具体行为之前”——这些人可能在过去某些时候拥有过一家商店，或一幢房子，或者“父母或祖父母拥有过这类东西”。或者曾属于红军占领军部队，或者是波兰血统的俄国人。只有在这最后的、完全极权主义的阶段，关于客观敌人的概念和逻辑上可能的罪行说法才被抛弃，受害者是完全随意被选定的，即使未被指控，也被宜布为不宜活着。这种“不理想者”(undesirable)的范畴，在纳粹的例子中可以包括精神病人、肺病和心脏病患者，或者在苏联的例子中，会是碰巧被扫进百分比里的人，各省的比例不一，凡划进比例者即遭驱逐。
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比任何暴君都更有效地蔑视人的自由。一个人总要至少是暴君的敌人，才会受暴君惩罚。那些勇敢地以自己的头颅来冒险的人并没有放弃言论自由。从理论上来说，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也还可选择做反对派的；但是，假如自愿的行动只带来一种每一个别人都可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这种自由就几乎是无效的。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不仅降低到它那最后一种独特的仍不可摧毁的保障，即自杀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它独特的标记，因为它的操作结果属于完全无辜的人们所共有，如果希特勒有时间实现他的德国健康法案(General German Health Bill)的梦想，肺病患者的命运就会像纳粹政权初期的共产党员和后期的犹太人一样。同样地，俄国政权的反对者遭受的命运，像几百万关进集中营以符合某种配额一样，只减轻了警察做任意选择的负担。无辜者和有罪者一样，不是理想的人。
关于罪行和罪犯的概念变化，决定了极权主义警察的新的恐怖方法。罪犯遭到惩罪，不理想的人从地面上消失；他们留下的唯一痕迹是认识和熱爱他们的人的回忆，而秘密警察最艰难的任务之一是保证甚至连这样的痕迹也随同倒霉的人一起消失。
奧克拉那(Okhrana)，格別乌在沙皇时代的前身，据说发明过一种档案制度，每一个嫌疑犯都有一张大的记录卡，中间是他的名字。用红笔圈出；他在政治上的朋友们名字用小红圈，他的非政治朋友用绿笔圈出；咖啡色的圈标明接触过可疑分子的朋友的人，但是不认识此一可疑分子；可疑分子的朋友们之间的交叉关系(政治的或非政治的)以及朋友的朋友，用圆圈之间的直线连接起来。很明显，这种方法的局限只由档案卡尺寸大小决定，而且从理论上说，一张巨大的单页纸就可以显示出全体居民的关系和交叉关系。这是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乌托邦目标。它放弃了传统的旧警察梦想，那是测谎器仍然想达到的，而不再企图发现谁是准，或者谁在想什么(测谎器或许是最有趣的形象例子，这种梦想明显地印在一切警察的脑子里；很明显，复杂的测量仪最多只能测定受害者冰冷的血或紧张的心情。事实上，使用这种机器背后的弱智的推理只能解释为非理性的愿望，总想有可能读出人们脑子里的某些东西)。这利旧的梦想十分可怕，由于时间使人减退记忆，于是就一律诉诸严刑酷罚和最可鄙的残忍手段。它只喜欢做一件事：要求做到不可能的事。极权主义警察使用现代技术想要达到的现代梦想真是无比恐怖。现在的警察梦想叫人站在办公室墙上的一幅巨大的地图旁，看着地图就随时招供谁和谁有关系，亲密程度如何；从理论上说，这种梦并非不能实现，尽管使用的技术手段比较困难。如果真的有这样一张地图，那么，连记忆也不会阻挡极权主义的统治要求；这样一张地图可以抹去任何人的任何痕迹，似乎他们从未存在过一样。
假如被捕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务的报告可信，俄国秘密警察就令人很不安地接近了这个极权统治的理想。警察有这个广袤国家里每一个居民的秘密档案，仔细地列出了人们之间的许多关系，包括偶然相识的朋友、真正的友情，直到家庭联系；只要去发现被告的这些关系。他们的罪行在他们被捕之前就已“客观地”被确定了，这些关系就提供来作仔细审问之用。最后．至于记忆的天才对于极权主义统治甚有危险，外围观察家们都感到，“如果说大象从不忘记事情这一点是真的，那么在我们看来，俄国人却正好与大象相反……苏俄人的心理似乎使遗忘真的成为可能了。”
从一些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受害者的完全消失对于极权统治机构来说是多么重要。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这种政权总是面对着幸存者的记忆。战争期间，一个党卫军司令官犯了一桩可怕的错误。通知了一位法国妇女关于她丈夫死在一个德国集中营里的消息，这个失误引起一阵纷至沓来的命令和指示。传到各个集中营。警告各集中营在任何情况下不准将消息传到外界去。问题在于，就那位法国寡妇而言，她的丈夫可能在被捕时死去，或者后来死去。同样地。苏联的警察官员们生来就习惯于这种制度，在占领波兰之后，看着人们拼死地想弄明白，他们的朋友或亲戚被捕之后究竟情况怎样，只会大惑不解。
在极权主义国家，由警察统治的一切拘禁之地都要成为使人湮没无闻的真正黑洞，人们很偶然地踉跄进来，身后不留下像尸体或坟墓之类表明先前存在过的普通痕迹。与这种将人彻底抹掉的最新发明相比，旧日式的政治谋杀或犯罪谋杀的方法的确效率不高。谋杀者留下一具尸体，虽然他竭力掩饰他自己的踪迹，但是他没有能力从幸存者的世界里抹去受害者的痕迹。相反，秘密警察的行动奇迹般地留心使受害者在别人心目中似乎从来就不曾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秘密警察与秘密会社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前者的建立总是需要并且利用一种论调：后者的存在会产生危险。极权主义秘密警察在历史上第一次既不需要，也不利用一切暴君使用过的这些旧式的借口。受害人无名无影，不会给政权招来仇敌，他们的身份连执行者也不知道，直到政府决定将他们从活人的世界上消灭。并且也在死人的世界里将他们清除、这已超越一切秘密手段。超越了最严格的保持沉默、超越了密谋式会社的纪律一向强加于其成员身上的双重生活的巨大控制。
极权主义运动在夺权时，模仿过秘密会社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组织，只有在上升到统治地位之后，才创建真正的秘密会社。极权主义政权的秘密会社就是秘密警察；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唯一严守的秘密，唯一秘传的知识，就是警察的行动和集中营里的情况。当然，广大居民和党员具体地知道所有的一般事实——集中营的确存在、人们失踪、无辜者遭逮捕；同时，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谈论这些“秘密”就是最大的罪行。由于人对别人的了解总是依靠证实和理解，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各人自守秘密，这种从不沟通的信息失去了它的现实性质，似乎只有纯粹的梦魇性质。只有那些掌握严格传递的讯息(例如有关最新一类“不理想的人”和干部的行动方法)的人，才处于相互沟通的地位，才知道实际上的一切情况是什么。唯有他们才有资格相信自己所知的是事实。这是他们的秘密，为了严守这种秘密，他们就被编成一个秘密组织。即使这个秘密组织逮捕他们，逼迫他们坦白，最后消灭他们，他们仍然还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只要他们严守秘密，他们就属于精英组织，通常他们绝不背叛组织，即使他们自己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
我们早巳指出讨，违反非极权主义世界常识的许多吊诡之一，是极权主义看来在非理性地运用阴谋方法。极权主义运动明显地有警察执行，在他们夺权的斗争中很少使用阴谋方法来推翻政府，而执政的极权主义在它被各国政府承认，走出革命阶段以后，却建立了真正的秘密警察，作为它的政府与权力的核心。看来，得到正式承认，被当作是对极权主义运动的密谋内容的更大威胁，即内部解体的威胁，这远比非极权政权之下可有可无的警察措施对内部解体的威胁更大。
事实的真相是，极权主义的领袖们尽管相信他们必须继续一贯地虚构现实，以及统治这个虚构世界，这一点在他们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曾被搁置一边，但他们只是逐渐地才发现，如何完整地构筑这个虚构世界并实行对它的统治。他们相信人无所不能，他们相信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组织手段来完成，这促使他们从事实验。而人类的想象力虽可发挥，而人类的活动却不能实现它。他们在可能范围里的骇人听闻的发现，是由一种意识形态的科学性(ideological scientifi-ality)激发的。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比前科学和前哲学的沉思奇想更少由理性来控制，更不愿意承认事实。他们建立的秘密会社。现在不再活动于光天化日之下，秘密警察、政治军人、受过训练的意识形态战士组成的秘密会社，目的是为了能执行不体面的实验，使探究的事物成为可能的事物。
另一方面，极权主义阴谋反对非极权主义世界，它要求统治世界，这种阴谋在极权主义统治的条件下，倒也像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一样，仍然是公开的，不作为应该严守的秘密。它假说整个世界在反对它们的国家，很实际地使全体组织成为“同情者”的人民有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在宣传极权主义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思想时，让每一个在国外的同胞感到向国内报告是他们的职责，一如他是一个特务，并且将每一个外国人看作是他自己国家政府的间谍。正是为了实际地达到将世界一分为二，而不是因为特殊秘密(军事的，或其他)，铁幕才将极权主义国家的居民和世界上其余人隔开。他们的真正秘密(集中营，即极权统治的实验室)却被极权主义政权遮掩起来，不让自己的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看到。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正常世界的正常状态最有效地保障极权主义大规模罪行不被揭露。“正常人不知道一切都是可能的”，他们面对巨大的荒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正如群众在面对正常现实(他们在其中没有位置)时不相信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一样。极权主义政权为何能如此地实现一个虚构颠倒的世界，原因是外界的非极权世界也总是包含极权主义国家本身的很大一部分人，在面对真实的狂妄时也抱持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也逃避现实，正如群众在面对正常世界时的做法一样，常识拒绝相信巨大的荒谬，这倾向也常常由极权统治者强化，他一心使可靠的统计数字、能控制的事实和数据绝不公开，以致关于活死人的地点只有主观的、难以控制的、不可靠的报道。
由于这种政策，我们所知的只有极权主义实验的部分结果。虽然我们已有来自集中营的足够报道，可资评估极权统治的各种可能性，瞥见“可能”的地狱，但是我们不知道极权主义政权性质转变的程度。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周围有多少正常人会愿意接受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即付出缩短寿命的代价，确保完成他们的一切事业梦想。极权主义宣传，甚至是某些极权主义机构，符合了新的无家可归群众的需求，但是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如果他们进一步受到失业的经常威胁，会高兴地默许一种“人口政策”，其中包括定期消灭多余的人，又有多少人一旦完全掌握了逐步承受现代生活重担的能力，会乐于和一种制度保持一致，自发地消除责任感。
换言之，我们知道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运作和特殊功能．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秘密会社的“秘密”如何有效地、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了我们这个时代里群众的秘密欲望和秘密共谋。
三 全面统治
极权主义政权的集中营和种族灭绝营用作实验室，极权主义的基本信念——“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在此经受验证。与此相比，其他各种试验都是次等重要的(包括医学试验，在对第三帝国医生们的审判中，医学界的恐怖事件都有详细记录)，这些实验室的特点是用来做每一种试验。
极权统治努力组织无限多元和无限区别的人，似乎将全人类只看作是一个人，只有每一个个人的各种反应可以降低到一种绝对不变的一致，使每一组反应能够与另一组反应随意互换，才能使极权统治成为可能。问题是要编造某种并不存在的事物，亦即人的种类，像其他动物种类一样，其唯一的“自由”包含在“保存物种”之中。极权主义统治尝试通过精英组织的意识形态灌输和集中营里的绝对恐怖来达到这个目的；精英组织无情地从事暴行，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灌输的实践应用——精英组织必须在这个试验场上证明自身——而集中营相应的目标也设定为完成对意识形态的“理论”证明。
集中营不仅意味着灭绝人和使人类丧失尊严，而且被选用于在科学控制的条件下可怕的杀人试验，消灭人类行为的自发性表现将人类个性转变为一种纯粹的事物，转变成连动物都不如的东西；因为就我们所知，巴甫洛夫(Pavlov)的狗是一种倒错的动物，它被训练不是因饥饿而是因铃声而进食。
这种事在正常情况下绝不可能完成，因为自发性不可能完全被消灭，因为它不仅与人类自由有关，而且与生命本身有关，简单说便是保持生命。只有在集中营里，这种实验才完全是可能的，所以它们不仅是“已实现的最极权的社会”(戴维．罗赛特语)，而且也是全面统治中主导的社会理想。正如极权主义政权的稳定性依靠运动的虚构世界与外界隔绝一样，在集中营里的极权统治实验依靠对外界(即一般生活的世界)封闭集中营，即使对其他极权统治下国家也是封闭的。这种孤立可解释奇特的非现实和缺乏可信度(一切发自集中营的报道都具这种特征)，并且构成了真正理解极权统治的主要困难之一，理解正确与否都取决于这些集中营和种族灭绝营的存在；因为这些集中营是极权主义组织力量的真正中心机构，这听起来似乎不太真实。
幸存者们有许多报道。受苦越多的幸存者越不想叙说那些超过人类理解和经验的事情——苦难使人变成了“不会抱怨的动物”。这些报道都未能激起一向能发动人类正义感的激情和愤怒。相反，任何一个讲起或写到集中营情况的人仍然被看作有嫌疑；如果说话者坚决回到生活的世界，他所言的真实性常常受到怀疑，自己因此也受到攻击，好像他错把噩梦当成了现实。
人对自己、对自己的实际经历的这种怀疑，只揭示了纳粹一向懂得的道理：决心犯罪的人发现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最广泛、最罕见的规模上将人们组织起来。不仅因为这件事说明了不完备的、荒唐的法律制度提供了这一切恕罚；而且因为罪行之大，使杀人者能够以各种各样的谎言来宣布他们无罪，他们比叙述事实真相的受害者更能令人相信。纳粹们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去发现真相。希特勒散发了几百万册他的书，他在书中说，要想成功，就必须撒弥天大谎——这并未使人们不相信他，也未使人们不信纳粹令人讨厌的反复宣言，说犹太人会像臭虫一样被消灭(即使用毒气)，也未能使任何人不相信他们。
有人很想用自由主义的理性化方式解释这种本质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潜伏着这种自由，受到常识的声音的引诱。通向极权主义统治之路经过许多中间阶段，走向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类同现象和先例的地方。极权主义最初阶段特别血腥的恐怖，确实是用来完全对付反对派的，以便不可能再遇到反对派；但是完全的恐怖只在克服了第一阶段的障碍之后发生，这个政权不再害怕任何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有人评论说，手段变成了目的，但这毕竟只是以一种吊诡的说法，承认“目的正确，手段就正确”的范畴已不再适用了，恐怖已失去了它的“目标”，它不再是恐吓民众的手段了。这也不足以解释革命(例如法国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孩子，因为即使在可以被说成是革命之子(他们以这种或那种资格——俄国革命派、政党的权力中心、军队、官僚体制——来跻身革命行列)的每一个人都被吞噬之后很久，恐怖却还在继续。从历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如今变成极权主义政府特有的许多事物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上几乎总有侵略战争；胜利之后杀戮敌方居民的事，在罗马人的怀柔政策(parcere subjectis)之后方才停止；几个世纪来，美洲、澳大利亚、非洲的殖民化伴随着对当地居民的灭绝屠杀；奴隶制是人类最老的制度之一，古代的一切帝国都以拥有的奴隶劳动为基础，靠奴隶建造起了公共大厦。甚至连集中营也并非极权主义运动的新发明。在布尔战争期间，在20世纪初，就首次出现了集中营，而且在南非、印度等地继续被用来对付“不理想分子”；我们在这里也发现第三帝国后来采用的“保护性拘禁”(protective custody)一词。这些集中营在许多方面和极权主义统治初期的集中营一样；它们被用于对付“可疑分子”，这些人的罪行无法得到证实，用普通的法律程序无法审判他们。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指向极权主义的统治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利用、发展和集中使用的成分，其基础是虚无主义的原则“一切都是许可的”，他们继承了这条原则，并且信以为然。但是，凡在这些新的统治形式自称正统的极权主义结构的地方，他们会超越这条原则(因为它仍然出于功利主义的动机和统治者的自我利益)，并且将手试探到一个我们至今尚不完全清楚的范围去：在那个范围内，“一切都是可能的”。最具特征的是，这个范围不会受到功利主义动机和自我利益的限制，更不用说受自我利益内涵的限制了。
与常识背道而驰的不是“一切都是许可的”虚无主义原则，这条原则早已被19世纪功利主义的常识概念所囊括。常识和“正常人”拒绝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我们尝试理解那些超越我们理解能力的目前或收集到的经验中的各种因素。我们尝试区分我们都感觉到的犯罪事物，使之不被任何意图所掩盖。当我们面对着大量“生产”的尸体时，“谋杀”的概念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尝试从心理学角度理解集中营囚徒和党卫军人的行为，必须明白的是，即使不摧毁人的肉体，心理也可以被摧毁。看来在某些情况下，心理、性格和个性只有通过其瓦解速度的快慢才能表现自己。最终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失去活力的人，即在心理上不再能被别人理解的人，他们回到在心理或其他方面可以理解的人类世界，就会很像拉撒路的复活。一切常识的陈述，无论带心理学性质还是带社会学性质，只用来鼓舞那些认为它“肤浅”到“猎取荣誉”的人的信心。
假如说，“集中营是极权主义统治最必然产生的机构”这句话是对的，那么“猎取荣誉”看来就是为了理解极权主义而必不可少的要点。不过，靠收集资料还不如靠那种很难与人沟通的目击者的报告。这两种材料里都有一种内在的倾向，想逃避经历过的事情；这两种类型的作者，或者凭直觉，或者凭理性，都很清楚地意识到那个可怕的地狱隔开了活人的世界和活死人的世界，它们最多只能提供一系列记忆中发生的事，这些事情在叙述者和听众看来一样不可思议。只有那些被这类报道唤起可怖的想象，但事实上自己的肉体未受过摧残的人，只有那些未经历过毫无人性的绝望恐怖的人，在面对实在的恐怖时，毫不动情地麻痹一切并非纯粹反应的事物，才能“思考”什么是恐怖。这类思想只有在观察政治环境和带动政治激情时才有用。任何一种个性的改变，不是由思考恐怖引起的，而是由真实的恐怖经验引起的。人之降低到一堆反应，像患精神病一样，使他和自己内心的一切个性或性格也彻底隔绝。当他像拉撒路一样起死回生时，他发现自己的个性或人格像他离开时一样未变。
正如恐怖或者强调恐怖不会引起他改变性格一样，也不能使人变好或变坏，所以不会变成狭义政治社群或政党的基础。尝试建立欧洲精英，其纲领是欧洲内的相互理解，其基础是欧洲共同的集中营经历，这很像另一种尝试，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前线一代的国际经验中得出的政治结论。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是，经验本身还不如虚无主义的陈词滥调更能相互沟通。例如，像战后和平主义这类政治结果，产生于一般对战争的恐惧，而不是产生于战争经历。不是产生出一种脱离现实的空洞和平主义，而是洞察现代战争的结构．由恐惧引导和推动，才有可能明白，只有一条标准能够证明一场战争是必要的——人们在某种状态下不想再生活下去，战斗是为了反对这种状态——而我们关于极权主义集中营虐待人的地狱的经验，使我们完全明白这种状态的可能性。因此．对集中营的恐惧和由此洞悉极权统治的性质，很可能有助于淡化一切从左派到右派的过时的政治差异。使它们获得政治上最重要的尺度，用以判断我们时代的各种事件，它们是否为极权主义统治服务。
在任何情况下，恐惧的想象很有利于分解诡辩和辩证的政治学解释，政治学的解释都以迷信为基础，认为恶能产生善。这种辩证杂耍至少有一种类似判断，认为人对人造成最大痛苦的事是谋杀。但是就我们所知，谋杀在今天只是一种有限的恶。杀人者杀死一个人——一个无论如何会死去的人——仍在我们熟悉的生与死范围之内；两者在辩证法的基础上实际有一种必然联系，即使并非总是意识到这一点。杀人犯留下了一具尸体，并不假装受害者从未存在过；如果他抹去了一切罪迹，这些却是他自己身份的踪迹，却不是由受害者的人的记忆和悲哀构成的；他毁灭了一个生命，但是他毁灭不了存在本身的事实。
纳粹用他们那种奇特的精确数字记录了在集中营里的行动，标题是“在夜幕掩护下”(Nacht und Nebel)。他们用彻底的措施对待民众，似乎他们从未存在过，使他们完完全全真正消失，这在初看时常常不明显，因为德国的制度和俄国的制度不一致，它们对待各种人也不一样。德国的这些不同的人存在于同一个集中营，但不许他们互相接触；各种人在集中营里相互孤立隔绝，比他们和外界的隔绝更甚。所以，撇开种族问题不谈，在战争期间，斯堪的纳维亚的侨民们受德国人非常不同的区别对待，他们虽然是德国公开宣布的敌人，但是有别于其他民族。其他民族的人中间，犹太人在日程上要立即被“消灭”，波兰人在预期的未来被消灭，俄国人和乌克兰人亦归这一类，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还未被列入这种全面“最后解决”的名单。俄国的情况中，我们必须区别三种多多少少有些不同的独立制度。第一种是正式的强迫劳动群体，生活相对有些自由，判刑期有限。第二种是集中营，人被无情地剥夺一切物质，死亡率特别高，实际上的组织目的是劳役。第三种是死亡集中营，通过饥饿和遗弃，有计划地分批消灭囚徒。
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的真正恐怖在于囚徒(即使他们能偶尔活下来)被有效地切断同活人世界的联系，因为恐怖使人更加容易忘却。集中营里杀人如草芥。有人会因为不断被拷打或饥饿而死亡，或者因为集中营里囚徒大多，多余的人必须被清除。相反，也许会因为缺少新运来的囚徒，集中营的危险就变成了囚徒人数太少，于是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减少死亡率。戴维。罗赛特将他写的德国集中营时期的报道称作《我们死亡的日子》(Les Jours de Notre Mort)，事情的确好像有可能使死亡本身的过程持久下去，并且强化了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正是我们先前不知道的某种彻底的恶之出现，结束了关于性质发展与转化的观念。在这里，既无政治标准，亦无历史标准，更无简单的道德标准，至多只使人明白，现代政治中似乎牵涉着某种事物，照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它实际上不应该被牵涉在政治之中，即或者一切，或者全无——说它是一切，因为它是人类共同生存形式无法制定的无限，说它全无，是因为集中营制度的胜利将意味着对人的无情毁灭，就像使用氢弹会意味着全人类的毁灭。
任何生活都无法同集中营的生活相比拟。它的恐怖绝不是人的想象力可以完全估计的，其原因是它处于生和死之外。对它的情形也不可能有完整的报道，其原因是幸存者回到活人的世界，他不可能完全相信自己过去的经历。好像他要讲一个外星球的故事，因为在活人的世界里，人的地位使人无法知道囚徒们是死了还是活着，似乎他们从未出生过。因此，一切比拟都会制造混乱，分散对实质问题的注意力。监狱里，罪犯充军地、流放地、奴隶制度下的强迫劳动，看来暂时都可以提供有用的比较，但是仔细研究却无一可比。
强迫劳役作为一种惩罚，在时间和强度上都有限制。罪犯保留有人身权利；他并非绝对受折磨，也并非绝对被统治。流放只是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仍然与人类居住在一起；它并不将人完全排除出人类世界。历史上的奴隶制曾是一种社会秩序中的制度；奴隶不像集中营囚徒那样在人们视线中消失，因此也不会失去别人的保护；他们作为劳动工具，有特定的价格，作为财产，他们有特定的价值。集中营囚徒没有价格，因为他总是可以被取代；谁也不知道他属于谁，因为谁也没见到过他。从正常社会的角度来看，他绝对是多余的，尽管在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时候(例如战时的俄国和德国)他被用来劳动。
集中营作为一种机构，它的建立不是出于任何劳动收益的目的；集中营唯一的永恒经济功能是向监督它的上级机关提供资金；因此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集中营大多是为其自身而存在。那里进行的任何工作，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完成，成本更低。尤其在俄国，集中营大多数被称为强迫劳动营，因为苏联官僚们选择这个名称是为了自己的尊严，清楚地显示，强迫劳动不是主要的；强迫劳动是全俄国工人的正常情况，他们没有行动自由，却可以在任何时候被任意抽调到任何地方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和他们在经济上的无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纳粹将这种无用(uselessness)在战争期间推到反功利的极点，尽管缺少建筑材料和圆木，他们仍然建造了巨大的、成本昂贵的死亡工厂，将几百万人运来运去。在严格的功利主义世界眼中。这些行为与军事征伐之间的明显矛盾使整个事业蒙上一层疯狂的非现实气氛。
由于明显地缺乏目的而造成的这种疯狂与脱离实际的气氛，是真正的铁幕，掩藏了一切形式的集中营。从外界来看，集中与其中发生的事情只能用死后的世界(life after death）图景才能描绘，也就是说，这种生活远离了地球上的目的，集中营可以分为三类。对应于西方关于死后世界的三种概念：冥府(Hades)、炼狱(Purgatory)、地狱(Hell)。冥府对应于那些相对温和的形式，这甚至在非极权主义国家里也曾经普遍有过，用来摆脱各种不理想的分子——难民、无国籍者、被社会抛弃者和失业者；例如难民营(DP)、无异于拘禁多余者和麻烦者的集中营，他们在战争中得以幸存；炼狱以苏联的劳动营为代表。人之被忽略与混乱的强迫劳动结合在一起。地狱，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体现为那些由纳粹来创造出来的最完美的集中营类型，在那里，整个生活从一种尽可能折磨人的观点出发来彻底地、系统地组织。
这三种类型有一点是共同的：封闭在其中的人类群众所受的待遇，似乎他们不再存在，似乎他们发生的事情不再使任何人感兴趣，似乎他们早已死去。某个邪恶的精灵发疯了，在让他们进入永恒的宁静之前。使他们在生与死之间暂时滞留，以此来取乐。
并非只有带刺的铁丝网将人圈在里面。技巧娴熟地替他们制造了一种非现实，才使如此巨大的残暴行为和最终的灭绝看上去像一种完美的正常措施。我们知道，在集中营里做的每一件事都出自颠倒的世界和恶意的奇想。使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可怕的罪行像异想天开的游戏。发生在一个幽灵的世界，但是本身又以物质实在的形式，进入一个由感官现实来完成的世界，然而又毫无结果、毫不负责，使现实对于我们来说只变成了一大堆无法理解的资料。它的结果是建立一个地方，人们在那里受折磨、遭屠杀，但是，折磨人者和被折磨者，尤其是外界的人，都不能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远远不止是一种残酷的游戏或一场荒诞的梦。
同盟国于战后在德国和其他地方放映的电影，清楚地表明这种疯狂和非现实的气氛不是纯粹的报道能够驱散的。在毫无偏见的观众看来，这些影片正如在招魂术巫师作法时摄下的神秘现象照片一样。人们根据常识对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奥斯威辛(Aus-Chwitz)发生的恐怖行为提出表面上有理的看法：“这些人犯了什么罪，竟要这样对待他们!”或者在德国和奥地利，在饥饿和人口过多时，普遍带着仇恨的反应：“他们真不该停止对犹太人使用毒气。”而当宣传无效时，在任何地方，人们只会怀疑地耸耸肩膀。
如果宣传事实真相因为内容太可怕而不能使一般人相信，那么，对于那些根据自己的想象来了解情况的人来说是很危险的，他们以为自己也能想象，因此只愿意相信自己看见过的现实。突然之间，几千年来人类想象力无法企及的事物可以在地球上发生，炼狱和地狱，甚至它们永久延续的阴影，也可以用最现代化的毁灭和救治方法来建立。在这些人看来(他们的人数在任何大城市比我们愿意承认的都多)，极权主义的地狱只证明了人的力量比他们敢想到的要大得多，人不用天塌地陷，就能使想象中的地狱变成现实。
对垂死者世界的许多报道中一再重复的类似现象，表达的内容似乎超过了那种绝望地试图说出人类言语难于述说的故事，或许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彻底地将现代大众区别于先前几百年里不相信最后审判的人：最坏的人失去了恐惧，最好的人失去了希望。大众暂时还不能脱离恐惧和希望而生活，他们受到每一种努力争取的希望吸引，看到人为地编造的渴望中的天堂和心中恐惧的地狱，马克思所说的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普遍特征与弥赛亚先知的救世时代奇异地相像，而集中营的现实却完全像中世纪时描绘的地狱图景。
唯一不能复制的是构成人们承认的传统地狱概念的成分：最后的审判，关于公正与无限可能之恩惠结合的绝对标准的观念。因为在人的估计中，根本没有与地狱里永久折磨相比的罪孽。因此，根据常识的诘难，人们会问：这些人究竟犯了什么罪，要受这样非人的苦难？绝对无辜的受害者也会想到：谁也不该受此苦难。而奇诡的偶然性在完全恐怖的状态下选择了集中营的受害者，这种“惩罚”无视公正或不公正，会同等地降临到任何人头上。
与疯狂的最终结果——集中营社会——相比，人被安排于这一目的的过程，以及将个人改变到这种境况的方法，都是透明、符合逻辑的。历史和政治明明白白地为制造活死人做准备，之后便疯狂地大批制造尸体。这种史无前例的状况的动力，以及更重要的是人们的默许，都是一些事件的产物，它们在一个政治瓦解的时期，突然出人意料地使千百万人无家可归，失去国籍，丧失公权，被社会遗弃，几百万人在经济上看来是多余的，对社会就业问题是个负担。反过来说，这种情形必然发生，因为人权在它的传统形式上失去了有效性，它只是被提出，但从未在哲学上确定地位。它只是被宣布，但从未在政治上得到保障。保护之外，同时用剥夺公民国籍的办法，迫使非极权主义国家认可无法律状态(lawlessness)的现状；另一方面，在正常的惩罚制度之外建立集中营，在那种根据惩治法条定罪的正常法律程序之外，挑选人充当集中营囚徒。因此，刑事犯(由于其他原因而应该成为集中营成员的人)一般被送到集中营，只是为了服完他们的刑期。在一切情况下，极权主义统治留心使集中关押的各类人——犹太人、病人、旧阶级的代表——失去正常行为和犯罪行为的能力。从宣传角度来说，“保护性拘禁”是“警察的预防措施”，这种措施意味着剥夺人的行为(犯罪)能力。俄国偏离这条规则，必定是由于监狱奇缺，以及希望(虽然尚未实现)将整体的惩治制度转变到集中营制度。
将刑事犯包括在内是必要的，目的是使运动中的宣传说法——集中营机构的存在是对付反社会的分子——显得有理。如果是因为杀死一个犯了某种罪、但仍是法人的人比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更难，那么刑事犯就不应该关在集中营。如果他们长久地在集中营囚徒中形成一个种类，那么这是极权主义国家对社会偏见的让步，在这种方式下，社会就很容易习惯于集中营的存在。为了使集中营制度天长地久，关键在于，这个国家里有一种惩治制度，为了让刑事犯服完刑期，就必须将他们送进集中营，这就是他们事实上有的所谓自由。集中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变成对特定罪行可预想得到的惩罚。
刑事犯与其他各类囚徒混杂在一起，这有进一步的好处，有明显震惊人的效果。可以让新来者一踏进集中营就明白自己落到了社会最底层。这无疑不久就使他们完全有理由羡妒最低贱的小偷和杀人犯；而最底层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也是一种有效的伪装手段；这种事情只发生于刑事犯，不会有比刑事犯应得的更糟糕的事情。
刑事犯在每一个集中营里都是贵族(在战时德国，他们的领导地位被共产党人取代，因为在刑事犯管理下，情况一片混乱，甚至连一点点合理的工作都无法进行。这只是集中营暂时转变为强迫劳动营，一种持续时间有限的完全非典型的现象)。使刑事犯处于领导地位的因素不是监管人员与刑事罪犯之间的亲缘关系——在苏联，监管人员明显不是党卫军那种专门训练来犯罪的特殊精英——事实上，刑事犯被送到集中营是与某种特别活动有关。至少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集中营，所以还留有一些法人的权利。至于政治犯，他们只有主观上的认识；他们的行动(不是纯粹的观点，或别人模糊的怀疑，或偶然加入一个政治上不被承认的团体)通常不属于国家的正常法律制度，也没有法律上的定义。
俄国和德国集中营开始混合政治犯和刑事犯，在较早时还增加了第三种成分，它不久就构成了集中营囚徒人数中的大半。这个最大的群体从一开始就包括根本没做过什么事的人，无论在他们自己的意识中，还是在拷问者的意识中，都没有任何事情和他们的被捕有合理的联系。在德国，1938年以后，这种人的代表是犹太群众，在俄国，可以是任何群体，他们不曾有过任何行动，只不过是当局不喜欢他们。这些从每一个方面来说都是无辜者的群体，最适合于彻底剥夺公权和摧毁法人资格的实验，所以在集中营的人口中，他们在数量和性质上都是最主要的一类。在毒气室里，这条原则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只因为它们的巨大能力)，它的意图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一般人。在这一方面，有一段对话总结了个人的情况：“请问，毒气室的目的是什么？”——“你出生的目的是什么？”正是这第三个完全无辜的群体，体现了集中营的最坏方面。刑事犯和政治犯都被纳入这一类，因此他们被剥夺了由于他们做过某些事而应受的区别保护，他们彻底面对着被任意处置的可能性。最终目标部分地在苏联实现，在纳粹恐怖的最后阶段也明显地显示出来，这个目标就是使整个集中营内的囚徒都由这一类无辜的人组成。
囚徒的选择完全出于偶然，分类自身并无意义，但是从组织的立场来看，分类是有用的，他们在到达集中营时被划分开来。在德国集中营里，分为刑事犯、政治犯、不合社会群体者、宗教反对派、犹太人，都由标帜来区分。西班牙内战以后，法国建立了集中营，他们立即采用了将政治犯、刑事犯、无辜者(即无国籍者)混合的典型极权主义方式，尽管他们毫无经验，但是在制造毫无意义的囚徒种类方面却表现了出色的创造性。这种技术的发明，目的是防止囚徒中产生团结，证明是特别有价值的，因为谁也不可能知道他自己这个种类究竟比别的种类好一些还是坏一些。在德国，尽管死守成规的组织结构显出固定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犹太人总是最底层的一种，但是情况永远在变化。最可怕和最奇怪的是，囚徒们自己也分别认同这些分类，好像他们代表其法人身份的最后一种正式残余。既使我们不考虑其他一切情况，毋庸置疑。1933年从集中营放出来的一名共产党员会比他进去时更像共产党员，一名犹太人出来之后更是坚定的犹太人，在法国、一个外国军团成员的妻子会更相信外国军团的价值。似乎这些种类会保证可预测的待遇最后的残余，似乎他们体现了某种最后的、因此是最基本的法律身份。
囚徒分成种类。这只是一种组织技术措施。而任意选择受害者却表明了这种制度的根本原则。如果集中营取决于政治对手的存在．那么它们就很难在极权主义政权建立之后再存在下去。只消看一看1936年以后布痕瓦尔德囚徒的数字，就能明白无辜者对于集中营的继续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如果盖世太保在逮捕人时只考虑政治对手，那么集中营就都会消失。”到了1937年年底，布痕瓦尔德的囚徒不到1000名，接近关门大吉，直到11月迫害犹太人时又送进来2万多名新囚徒。在德国，1938年以后，无辜者中大量是犹太人。在俄国，无辜者包括居民中的各种各样群体，它们的不幸完全与他们的行动无关。但是，如果在德国，真正极权主义类型的集中营中囚徒绝大多数是完全“无辜者”。这要到1938年才建立，那么在俄国，建立的日期更是早在30年代初，因为直到1930年，集中营里大多数仍是刑事犯、反革命分子和“政治犯”(此处意指分裂派集团成员)。从那时起，集中营关押了如此众多的无辜民众，他们很难分类——有些人与某一个外国有某种接触。有些是波兰血统的俄国人(这尤其发生在1936年到1938年之间)，有些是农民。他们的村庄由于某种经济原因而被撤销、有些是驱逐出境的少数民族、有些是红军的复员军人，他们碰巧属于占领军，在外国侍的时间太长，或者在德国当过俘虏，等等．对于集中营制度来说，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只是一个借口，即使在最巨大的恐怖之下，全体居民或多或少自愿被“协调”(即被解除各种政治权利)，这种制度的目标仍未达到。一种恣意妄为的制度的目的是摧毁全体居民的公民权，使他们最终在自己的国家里像无国籍者和无家可归者一样，失去法律保护。摧毁人的权利，剥夺他的法人身份，这是完全控制他的先决条件。而这一点不仅应用于一些特殊类型的人，例如刑事犯、政治反对派、犹太人、同性恋，对他们的实验早已做过了，而且也应用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中的每一个居民。对于极权主义统治来说，自由赞同与自由反对一样是一种障碍。任意在无辜民众中选择逮捕对象，破坏了自由赞同之有效性，正如严刑——与死亡不同——摧毁了反对的可能性一样。
即使在最残暴的专制国家里，这种恣意迫害也局限于对某种宗教或政治性质的观点，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或色情的社会行为，或某些新发明的“罪行”，这就会使集中营变得多余，因为长期以来，没有哪一种态度或观点能禁得起这么多恐怖的威胁；而且它首先会形成一种新的公正制度，完全具有稳定性，也不会无法获得一种新的法人身份，避免极权统治。纳粹的所谓“民众利益”(Volksnutzen)常常变动(因为今天有用的东西明天会变成有害的)，永远变动的苏联党的路线(常常是逆动的)几乎每天都在为集中营制造新的民众群体，它只保证了集中营能继续存在，由此继续完全剥夺人的公民权。
在制造活死人的过程中，下一步关键是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这主要靠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这里有多少人仍然会相信，一次抗议会具有历史重要性？这种怀疑主义就是党卫军的真正杰作。他们的伟大成就。他们破坏了一切人类团结。这里的夜幕为未来降临。不留下目击者，就不会有见证人。死亡不再延迟，这是给死亡一种意义，行动才能超越人自己的死亡。为了能成功，连一个手势也必须具有社会意义。我们有成千上万人，都生活在一种绝对孤寂中。这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屈从的原因。”
集中营和杀害政治对手都只是“有组织的遗忘”的一部分手段，不仅包括公众舆论的载体，例如口头和书面文字，而且甚至延伸到受害者的家庭和朋友。悲哀和纪念是禁止的。在苏联，一个女人在丈夫被逮捕后肯定会提出离婚，目的是拯救孩子的生命；假如她丈夫有机会生还，她会愤怒地将他推出屋外。西方世界至今(即使在它最黑暗的时期)允许杀死的敌人有权被纪念，作为承认一种事实的自证——我们都是人(而且只是人)。甚至连阿喀琉斯(Achilles)也出发去参加赫克托尔(Hector)的葬礼，最专制的政府也给杀死的敌人以荣誉，罗马人允许基督徒写自己的殉教者列传，教会在对人的悼念中也让异教徒复活，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没有失去，也永远不会失去。集中营制造匿名的死亡(使人们不可能发现囚徒的死活)，使死亡作为完成人生的终结也被剥夺了意义。总而言之，他们夺走了个人自己的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
这种对人的道德人格的攻击可能仍然遭到人类良心的反对，良心会告诉他，宁可作为一个受害者而死，也不作为一个刽子手官僚而活着。当极权恐怖成功地切断了道德人格的个人退路，使良心的决定绝对成问题和暧昧可疑时，它就取得了最令人可怕的胜利。当一个人面对选择，或者背叛(因此要谋杀他的朋友)，或者使他的妻子儿女(他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要对她们负责)去送死；即使他自杀，也意味着直接谋杀他自己的家庭——他如何作选择？这种选择不再在善与恶之间进行，而是在谋杀与谋杀之间作选择。纳粹分子们允许那位希腊母亲选择，她的三个子女中有一个必须被杀死，有谁能够解决批的难题？
通过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不再有足够的良心，也已完全不可能行善——极权政体的罪行中所有的人有意识地组织的共谋延伸到了受害者，因此造成了真正的极权。党卫军将集中营囚徒——刑事犯、政治犯、犹太人——牵连进他们的罪行，使他们对很大一部分的管理负责，使他们面对毫无希望解决的难题，或者送他们的朋友去死，或者帮助谋杀陌生人，在任何事情中都逼迫他们像杀人者一样行事。问题在于，不仅对有罪之人的仇恨被扭转了(仇恨“头目”比仇恨党卫军更甚)，而且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杀人者和受害者之间的界限也常常变得模糊不清。
一旦道德人格被消灭了，仍然能阻止人被变成活死人的，只有个人的差异化和他的独特性。在严格的形式上，这种个体性只有通过持恒的禁欲主义态度才能保持，当然在极权统治下，许多人已经采取，并且每天都逃避到个人的绝对孤独中，没有了权利和良知。无疑，正因为人的这一部分人格从根本上依靠天性和意志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以最难摧毁(而当它被摧毁时，又最容易修复)。“
对付这种独特的人格的方法有无数种，在此就不——列举了它们开始于被押送到集中营来的路上种种可怕的条件，几百个人被赤条条地塞进一节运牛的货车车厢，互相紧贴，在乡村的路上左摇右晃几天来到目的地；到了集中营仍然如此，最初时刻的震惊是精心安排的。剃光头，奇怪的集中营服装；最后是完全难以想象的折磨，折磨计算精确到不杀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很快死去。这一切方法是用来摆布人的身体——有无限痛苦的可能——无情地摧毁人，就像对付器官性精神病一样。
正是在这里，整个过程的彻底疯狂变得最明显。折磨无疑是整个极权主义警察和司法机构的根本特征；它每天被用于逼人开口说话。由于这类折磨追求一种特定的理性目的，所以就有某些局限：或者囚徒在某一时间开口，或者被杀死。除了这种理性地操作的折磨外，在最初的纳粹集中营和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还有一种非理性的、虐待式的折磨。这大部分由冲锋队执行，它并无目的，也不成系统，大多由反常因素来开始的。它的致死率相当高。]933年进集中营的囚徒中，最初几年便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幸存者。这类折磨似乎不像是经过策划的政治制度，而是政体对其犯罪分子和反常者的默许，他们由此得到授予职务的奖赏。在冲锋队盲目兽性的背后，常常埋藏着对那些社会地位、知识、身体条件比他们好得多的人的仇恨和厌恶，他们现在好像要完成最狂野的梦想，要显示他们的权力。在集中营里，这种厌恶从未完全消失，使我们感到它是人类可理解的一种最后残存的情感。
但是，真正的恐怖开始于党卫军接管集中营。那种旧的自发性兽欲让位给一种绝对冷酷且有步骤的毁灭，毁灭人的肉体，精心摧毁人的尊严；死亡被避免，或被无限延迟。集中营不再是人形野兽的乐园，不属于那些精神不正常的人了；情况倒了过来：集中营变成了“操场”，完全正常的人被训练成标准的党卫军成员。
消灭人的个体性，消灭均衡地由天性、意志、命运形成的独特性，变成了一切人类关系中十分自明的前提。它创造出一种恐怖，罩住了法律一政治人格(judicial-political person)的愤怒和道德人格的绝望。正是这种恐怖引起了普遍的虚无主义，使它足以支撑一种表面有理的说法：所有的人都一样是野兽。实际上，集中营的经验显示出人类可以被转变成兽性人的种类(specimens of the human animad），而人的“天性”是“人”(human)，但只有当它为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时，才可以变成某种高度非自然之物——一个人(a man)。
摧毁了道德人格，取消了法律人格，毁灭个体性就几乎永远是成功的。也许可以找到群众心理学的某些规律，来解释为何几百万人竟会毫无抵抗地排队走向毒气室，尽管这些规律会解释说，这只是个体性的毁灭。更有意思的是，那些个别地被判死刑的人很少尝试与执行者之一同归于尽，也很少有认真的反抗，即使在被解放的时刻，也很少有人自发地去杀死党卫军人员。因为毁灭了个体性就是毁灭了本能，毁灭了人的力量，从他自身的源泉中开始出现了某种新的东西，它不能以对环境和事件的反应为基础来被解释。剩下的只是人面傀儡，行为都像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一切反应都很可靠，即使走向自己的死亡，所做的也．只是反应而已。这就是这种制度的真正胜利：“党卫军的胜利，要求受折磨的人毫不反抗地走向绞架，他宣布放弃自身，摈弃其身份。这不是没有目的的，党卫军人希望他失败，不是纯粹出于虐待。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成功地在受害者走上断头台之前就已摧毁了他……这种无可比拟的最佳方法能使整个民族处于奴役之中，处于投降地位。人类像哑巴傀儡一样走向自己的死亡，任何事情都比不上这种过程更可怕。看到这一切情形的人对自己说‘他们就这样没落了，在主人的手里必然藏着多么大的力量，’他转身而去。内心充满痛苦。而且彻底被击垮了。”
假如我们严肃地看待极权主义的抱负，不被常识误引着断言它们是乌托邦和不现实的，就会发现，集中营里建立的垂死者社会是唯一的社会形式，有可能完全统治人。渴望全面统治的人必须清除一切自发性，如个体性总会产生的纯粹存在，并且追溯到最原始的形式，无论这些自发性如何非政治化、如何无害。巴甫洛夫的狗，降低到最基本的反应的人类样本，一组反应总是可以被另一组以完全相同方式表现出来的反应清除和取代，这些就是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模范“公民”；这种公民如果是在集中营之外制造的，就会不完美了。
集中营的无用性、它们嘲讽地承认的反功利性(anti-utility)，已很明显。在现实中，就维护政权的力量而言，它们比任何其他机构更重要。若无集中营，若无它们引起的那种难言的恐惧，以及它们在极权主义统治中提供的意义完整的训练(这在其他地方都不可能以最彻底的可能性来完全检验)，那么一个极权国家就既不能以疯狂手法刺激核心军队，也不可能使全体民众处于完全冷漠的状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只可能十分迅速地沉回“旧的资产阶级常规生活”；它们在早期的“过激”(excess)之后，会根据人类法则来屈服于日常生活；总之，它们会走上的发展方向，一切以常识来观察的人都会预言这样的方向。所有这些预言的可悲谬误产生于一个仍旧安全的世界，都假设有一种每一个时代都确立的人性，将这种人性与历史等同，于是宣布全面统治的思想不仅是非人道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人的力量如此之大，使他确定能想到做到。
要求无限权力正是极权政体的本质。只有当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可靠地受统治，这种权力才有保障。在外交事务领域，必须经常征服新的中立地区，而在国内，必须经常扩大集中营，来控制不断产生的新的人类群体，或者当情况需要时，就将它们消灭，以便替其他群体腾出地盘。在外交事务和国内事务中，反对派的问题并不重要。任何一种中立，实际上是任何一种自发产生的友谊，从极权统治的立场来看，都像公开敌对时一样危险，正因为自发性本身不可估量，它是极权统治的一切障碍之中最大的一种。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逃向或被召唤到莫斯科，痛苦的经验使之了解到，他们构成了对苏联的威胁。忠诚的共产党人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俄国政权构成了荒谬的威胁，正如罗姆派的忠诚纳粹分子对于纳粹一样。
在极权主义条件下使信念和观点变得荒谬和危险的原因是，极权主义政权以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或任何人的帮助为最大的自豪。只要人不只是动物之反应和功能之完成．那么他们对于极权政体来说就是多余的人。极权主义并不致力于对人的专制统治，而是致力于一种使人在其中成为多余者的制度。只有在一个使人像毫无自发性的傀儡一样，仅能作出有所限制的反应，只有在这种世界里，极权的权力才能获得和维护。正因为人的资源如此之大，所以只有当他变成一种兽性人的种类时，他才会完全被统治。
所以，性格是一种威胁，甚至最不公平的法律规定也是一种障碍，但是，使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的个体性，却令人无法容忍。只要所有的人都还未被造成同等的多余之物——这只能在集中营里才能做到——就难以达到极权主义的理想。极权主义国家常常努力(尽管从未成功)确定人的多余性质，其方法是任意选择各种群体送进集中营，经常整肃统治机构，大规模地消灭人。常识极力地提出抗议，认为大众不是易于顺从的，只有这一切巨大的恐怖机器才是多余的；如果他们能够说出真理，极权主义统治者们就会回答：这机器只对你是多余的，只是因为它用来使人成为多余。
极权主义尝试将人变成多余，这反映出现代大众对于地球上人口过剩的经验。在垂死者的世界里，人被教导说，有一种生活方式使他们成为多余，在这种生活方式里，惩罚不是与罪行联系在一起来衡量的；剥削的实施并不考虑到利润，工作而没有产品；在这块地方。每天重新制造无意义。然而，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根本没有什么有意义、有逻辑之事；假如集中营囚徒都是歹徒，他们就应该被杀死或被毒气毒死，这是符合逻辑的；如果他们是堕落的，就不允许他们玷污世人；如果他们具有“奴隶般的灵魂”(希姆莱语)，那么谁也不应浪费时间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从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集中营里的麻烦问题差不多就是因为他们太具有意义，而原则的执行又是太连贯一致了。
极权政体如此坚决、熟练地替这个世界廓清对于符合常识的功利期望而言是唯一有意义的东西，他们同时强加了一种超意义(supersense)——当他们假装发现了历史的关键或解决宇宙之谜的钥匙时，意识形态的确总是有意义的。在极权主义社会的毫无意义之上，悬置着意识形态迷信的荒谬超意义。只要不去认真地相信意识形态，它就是无害、不持批判态度、任意的观点。一旦它们自称完全有效，就变成了逻辑系统的核心，在这种逻辑系统中，就像在偏执狂的逻辑系统中一样，每一种事物统统被包括在内，一旦大前提被接受，一切都会被强制地包括在内．这种系统的错乱原因不仅在于大前提，而且在于他们建构的那种逻辑性。一切主义的奇怪逻辑性，他们的头脑简单地相信顽固奉献的救世价值，而不顾及具体的、变化的因素，这里面早已埋伏了极权主义蔑视事实的最初细菌。
功利主义思想中训练出来的常识无助于反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超意义，因为极权主义政权建立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功能世界。意识形态之蔑视现实性，还包括了骄傲地提出人类主宰世界；这毕竟是蔑视现实——使得改变世界、创造出人工景观成为可能的现实。摧毁在极权主义对现实的蔑视中的自豪因素的是超意义(因此使它与革命的理论和态度有了彻底区别)，超意义赋予蔑视现实的做法以说服力、逻辑性和连贯性。布尔什维克宣称俄国目前的制度优于其他一切制度，其中的真正极权主义手法是，极权统治者从这一宣言中得出无瑕的结论，即，若无这种制度，人们绝不可能建造奇妙的东西，比方说，一条地下铁路；他从这一点中又得出逻辑结论，任何人只要知道巴黎有地下铁路，他就是可疑分子，因为他可能引起人们怀疑只有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方式，人才能做事。这就导致了最终结论，为了继续忠于布尔什维克，你必须去捣毁巴黎地下铁路。什么都不重要，只有始终一贯的态度最重要。
运用这些新的结构，以超意义的力量为基础，由逻辑性作为驱动力，我们的确到了资产阶级时代利润和权力的末日，也到了帝国主义与扩张时代的末日。极权主义的侵略性并非产生自对权力的渴望，如果它狂热地追求扩张，其目的既不是为了扩张，也不是为了利益，而只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使世界达到连贯一致，证明它的各方面超意义是正确的。
正是主要为了这种超意义，为了逻辑的连贯一致，极权主义就有必要摧毁被普遍称为人类尊严的一切迹象。因为尊重人类尊严意味着承认我的同伴或其他民族都是主体，是世界的建造者，或共同世界的共同建造者。凡是目标在于解释以往一切历史事件、指出未来一切事物的道路之意识形态，都不能承受从事实产生的不可预测性，这个事实是，人有创造性，他们可以制造出无人预见过的新事物。
因此，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或者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改变人性。集中营是实验室，在集中营里试验改变人性和羞耻心，所以集中营不光是囚徒们的事情，也不光是根据严格的“科学”标准来管理他们的人的事情；它关系到所有的人。苦难一向是地球上最多的，但这不是问题，受害者的数目也不是问题。危险的问题倒在于人的天性(humannature)，即使这些实验的结果不是改变人，倒像是摧毁人，其方法是创造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虚无主义陈词滥调中所说的人性(homohominilupus)不断被实现，我们也应该记住，需要全世界控制以显示最终结果的实验必然有局限性。
极权主义关于“一切都是可能的”信念，至今看来仍只证实了“一切都可以被摧毁”。然而，为了证明一切都是可能的，极权主义政权在无意中发现，有一些罪行是人们既不能惩罚，又不可宽恕的。当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时，它就变成不能惩罚的、不可饶恕的绝对罪恶，不再能被理解，也不再能由自我利益、贪婪、渴望、怨怼、权力欲望、怯懦等等罪恶动机来解释；因此，愤怒不能向它报复，爱不能忍受它，友情不能原谅它。正如死亡工厂或被遗忘的洞穴里的受害者，他们在执刑人眼里不再是“人”，于是这一类新的罪犯就处于使人类因原罪而结合的范围之外了。
在我们的全部哲学传统中，我们本来就不能相信一种“彻底的恶”，在基督教神学里，魔鬼本人也是天使出身，康德(他用自己的语言解释恶)至少怀疑这种恶的存在，即使他立即用理性化的概念将之解释成“反常的恶意”(perverted川will)，但是也可以用可理解的动机来阐释。所以，我们实际上不必借助任何事物，就可以理解一种用十分有力的现实来和我们对抗、打破我们所知的一切标准的现象。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操纵这个制度的人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是多余的，极权主义的杀人者最为危险，因为他们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不关心自己是否生活过、是否出生过。死尸工厂和遗弃人的洞穴的危险性在于，如今人口到处在增长，无家可归的现象也到处在增长，如果我们继续根据功利主义来思考世界，那么，人民群众仍然会变成多余者。在每一个地方，政治事件、社会事件、经济事件正在悄悄地和使人变成多余物的极权主义工具共谋。群众的功利主义常识能明白暗藏的诱惑，在大多数国家里，大众仍然十分恐惧死亡。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可以确信，他们的杀人工厂显示了能够迅速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清除从经济上来看是多余的、在社会上是无根的人类群众，这既是一种吸引，也是一种警告。在极权主义政权垮台之后，极权主义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种具有强烈诱惑的形式，将会在可能的时候，以对人有利，并且能够解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悲苦的姿态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