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参考书目
<正文>
第十章 无阶级社会
一．群众
一般的极权主义运动特别是其领导者的名誉方面，其特点是令人吃惊地迅速遗忘，令人吃惊地轻易被取代，这种特点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和它相比的。斯大林多年来苦心经营，通过艰难的宗派斗争和无边的特权所完成的一切?至少借用了前任的名义——即以列宁的接班人的身分使自己合法化——斯大林的后继者则尝试不借用他们的前任的特许名义，尽管斯大林花了三十年时间才控制了列宁时尚未出现的宣传机器，来使自己的名字不朽。希特勒的情形也相仿。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发挥了他的魅力，据说谁都会受到他的影响，但是在他战败并死去之后，如今已被人彻底遗忘，他很难再继续发挥作用，即使在战后德国的新法西斯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团体中。这种短命现象无疑和群众出名的反复无常和以他们为基础的名声必定下长久有关；或许还可以追溯到极权主义运动的那种永恒运动狂，它们只要保持运动，并且使周围的一切也跟着运动，就可以继续掌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种短命现象对于已故的领袖们来说，只要他们曾成功地使自己的国民从具体方面沾染了极权主义毒素，那就是使他们可以得意的奖励了；如果说有一种极权主义的个性或性格，那么，这种异常的可更改性和缺乏延续性可谓它的突出的个性性格。所以，如果假设群众的朝三暮四和过于健忘，意味着他们的极权主义心理妄想已被治愈，那将大错特错，这种心理妄想时常表现为希特勒崇拜或斯大林崇拜；事实上，这种心理妄想是难以医治的。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错误是由于看到这种短命现象，而忘记了只要极权主义还在掌权，只要极权主义领袖们还活着，这种政策就会一直“指挥一切，并且得到群众支持”。根据服从大多数人意志的定则，希特勒崛起掌权是合法的，但是他或斯大林假如对群众没有信心，就不能维持对大多数民众的领袖权，克服许多内外危机，安然度过党内无休无止地发生的无数次内部斗争的危险。如果群众不支持斯大林和希特勒，那么莫斯科大审判或者清除罗姆派（Rǒhm faction)的事都不可能发生。流行的观点认为希特勒只是德国工业家的代表，斯大林只是通过一种险恶的阴谋才在列宁去世后的斗争中获胜，其实许多事实都可以驳斥这两种传奇故事，最重要的事实是领袖们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广泛名声。他们的名声也不能归结于烂熟的谎言宣传手法对无知和愚蠢的胜利。因为极权主义运动的执政之前和执政期间的宣传一贯坦率而且善于撒谎，未来的极权主义统治者通常以吹嘘他们以往的罪行和小心地勾勒他们未来的犯罪计划，来开始自己的事业，纳粹分子们“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作恶有一种病态的诱人力量”，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外都明确地说，他们并不认为一般的道德标准，这已成为共产主义宣传之本，经验一再证明，恶行的宣传价值以及普遍对道德标准的藐视，与政治中最强有力的心理因素，既私利，无关。
恶与罪在暴民心理中的吸引力早已有之。暴民一向会欢迎暴力行为，而且会赞美说：这也许不光彩，但是很聪明。”极权主义之成功中令人不安的因素必定是它的信奉者真正的无私（selflessness）：可以理解，一名纳粹分子或者布尔什维克分子不会因为对不属于运动的民众或者敌视运动的民众犯了罪而动摇他的信念；然而令人惊异的事实是，如果他遭到厄运，甚至自己变成迫害的牺牲品，被整肃出党，被送进苦役营或集中营，极权主义的魔鬼开始吞噬他自己的孩子，他也不会动摇。相反，文明世界都惊奇地发现，只要他在极权主义运动中的成员地位尚未被触动，他甚至会自愿帮助迫害自己，判处自己死刑。如果认为这种愚蠢的信念，不顾一切实际经验，取消一切直接的自我利益，是一种狂热的理想主义的简单表现，那就太天真了。无论是傻瓜的理想主义还是英雄的理想主义，总是产生于某种个人的决定和信念，并且受到经验和理论的支配。极权主义运动的狂热同一切形式的理想主义相反，他在危险时将其狂热的信徒弃之不顾，将他们那种有可能挽救运动本身于颓败的残存信念无情抹杀，到这时，这种狂热就冰消瓦解了。但是在运动的组织结构内，只要它还未分化，那么经验或争论都还不能动摇那批狂热的成员；和运动完全认同及完全的服从是乎摧毁了他们的经验能力，那怕是折磨和对死的恐惧。
极权主义运动将目标定在组织群众，并且获得了成功——这个群众并不是像大陆民族国家的旧的利益党派一样的阶级；不是对管理公共事务有观点、有兴趣的公民，像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政党一样。当其它一切政党都只依靠一部分力量时，极权主义运动是依靠纯粹多数的力量，其程度使人口较少的国家即使在其它有形势下也不可能建立极权主义政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种反民主的、专制主义的半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运动横扫欧洲；法西斯主义运动从意大利蔓延到整个中欧和东欧(只有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部分是显着的例外）；然而，即使是墨索里尼(他十分喜欢“极权主义国家”这个说法），也并未尝试建立一个完全的极权主义政权，他自己只满足于个人专政和一党统治。战前的罗马尼亚、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匈牙利、葡萄牙和佛朗哥的西班牙产生了同样的非极权主义政权的专政。纳粹分子向来直觉地感到这种区别，所以常常嘲笑地评论他们的法西斯主义同盟者的缺点，而他们对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以及德国共产党）的由衷佩服也是有限的，也可以与他们对东欧各种族的蔑视相比。希特勒“无与论比地尊重”的唯一一个人就是“天才斯大林”，而关于斯大林和俄国政府，我们没有（也许永远不会有）像我们从德国得到的那样丰富的文件数据，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知道了，斯大林只相信一个人，那就是希特勒。
问题在于，在所有这些东欧小国中，极权主义运动带来了非极权主义的专政，所以极权主义的野心目标似乎太大，尽管极权主义运动在夺得政权之前有效地组织了群众，但在绝对攫取了国家之后，又迫使群众中的极权主义潜在统治者纳入更加熟悉的阶级专政或政党专政。事实真相是这些国家简直不能控制足够的人力资源来实行极权统治，也不能控制内在的人口巨大流失。暴君们对于征服人口更多的领土不抱多大希望，他们在这些小国家里被迫作某种旧式的缓和，以免失去他们要统治的民众。这也就是纳粹直到发动战争、扩张到整个欧洲前夕，在贯彻及无情的手段方面还落后于它的俄国对手之原因；即使是德国民众，其人数也不足以供使这种最新形式的政府得到充分发展。只有当德国赢得战争，它才知道什么是充分发展的极权主义统治，但是它将会带来的牺牲，不仅是对于“劣等种族”，而且对于德国人自己来说，也都可以从希特勒计划的后遗症中发现和加以评断。在任何事件中，只有在战时，在征服了东欧之后，获得了大量的民众，才有可能建立种族减绝集中营。德国才能建立真正的极权主义统治。（相反，在传统的东方专制的土地上。在印度和中国，极权主义统治却有极好的机会，那里几乎有永不枯竭的材料可以喂养极权统治的那架不断积聚权力、不断毁灭人的机器，更有甚者，那里的人典型地感觉到人口太多——这在欧洲还是一种新现象，过去一百五十年间大规模失业和人口剧增现象并存——几百年来普遍地蔑视人类生命价值。）政府恐惧普遍的反叛时，并不必然采用温和的或不屠杀人的手段；他们自己国家里的人口减少是一种更严重的威胁。只有在大量群众是多余的或可以用不引起灾难性后果的方法来减少的地方，极权统治(totalitarian rule)(与极权主义运动不同）才完全有可能。
在那些群众为了某些原因渴望政治组织的地方，极权主义运动就有可能产生。群众并非由于一种共同利益的意识才聚合，他们缺乏一种具体的、明确表现的和有限的实际目标的阶级组合。群众这个术语只用于人民，或者由于人数过众，或者由于漠不关心，或者两者兼具时，而不能整合进任何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组织、政党、市政府、职业组织、工会。他们潜在地生存于每一个国家，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无动于衷的、从不参加政党、几乎不参加民意测验的大多数人构成。
1930年后，德国的纳粹运动和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它们从群众中招募成员，这些民众明显地是冷漠的，其它一切政党都认为他们太麻木不仁、太愚顽，因而不值得注意，所以放弃了他们。结果是他们的成员中大多数是从未在政治舞台上出现过的人。这就使政治宣传得以引进全新的方法，而毫不关心政治对手的论点；这些运动不仅使自己处于政党制度之外来反对它，而且建立了一种从未达到过、从未被政党制度“宠坏”过的成员资格制度。所以它们不需要驳斥对立的观点。一贯选择以死亡为结局而非以说服为结局的方法，它呼唤出来是的恐怖，而不是信念。它们违背各种产生于深刻的自然、社会或心理的根源，超出了个人的控制范圃，因此也超出了理性力量的范围。如果它们真诚地与其它政党竞争。这就会是一种缺点；但如果它们确定了和那些有理由同样地敌视一切政党的人打交道，这就不是一种缺点了。
极权主义运动在群众中的成功，意味着对一般民主统治的国家，尤其是欧洲民族国家和政党制度，两种幻想的终结。第一种是大多人积极参与政府，每一个个人都同情自己的或别人的政党。事实上相反，运动显示出政冶上中立和无动于衷的群众很容易成为一个民主统治国家里的多数，因此民主可以根据少数人积极地承认的规划来发挥功能。被极权主义运动炸得粉碎的第二种民主幻想是，这些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群众无关紧要，他们是真正中立的。无非是构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意见的背景。别的公共舆论喉舌向来都不能显示的东西，即民主政府有赖于人民的默认和无动于衷的容忍，就像依赖国家中清晰表达意见的机构和组织一样，现在却由极权主义运动来使之显现。所以，当极权主义运动用它们对代议制政府的蔑视来侵犯议会时，它们显得有些矛盾：事实上，它们成功地使一般民众相信，议会中的多数是虚假的，并不必然符合国家的现实，由此破坏了政府的自尊和信心——它本来也只相信大多数人的统治，而不相信宪法。
经常有人指出，极权主义运动利用并且滥用民主自由，以便废止它们。这不仅仅是领袖们的邪恶聪明和群众的天真愚蠢。民主自由也许是以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为基础；然而它们只有在公民们属于群体、由群体来代表，或者构成一个社会政治层级时，才获得它们的意义和功能。欧洲民族国家里唯一的社会政治阶层化是阶级制度，它的崩溃当然是“晚近德国历史中最富于戏剧性的事件之一”，有利于纳粹主义的兴起，就像俄国巨大的农业人口(这种“缺乏政治教育的巨大而松弛的体制，几乎无法达到能够采取高贵行动的思想”)中社会阶层的消失，有利于布尔什维克推翻克伦茨基(Alexander Kerensky)的民主政府。希特勒以前德国的条件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中明显地可以显出其危险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乎在所有的欧洲国家内一再重复地发生阶级制度崩溃的情况，而俄国的情况又清楚地指出了欧洲可能发生不可避免的革命变化的趋向。实际上，极权主义运动采取纳粹主义方式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方式，以种族还是以阶级的名义组织群众。假装遵从生命与自然的法则还是遵从辩证法与经济学的法则，其实并无多大区别。
对公共事务无动于衷，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并不构成充分的原因。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竞争社会对公共生活产生的冷漠甚至敌视，不是(甚至首先不是)仅仅在社会层面上(被剥夺、被排斥于积极参与统治国家之外)，而首先是在它自己的阶级内。当资产阶级满足于成为社会的主要阶级，而没想到取得政治统治时，它乐于将政权留给贵族阶级，接着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在长期虚假的谦逊之后，资产阶级越来越仇视现存的国家机构，开始问鼎政治权力，组织执政力量。早先的冷淡和后来要求得到国家外交事务的垄断专制权力，根源都在其生活方式和生命哲学，一贯地坚持完全集中于个人在无情竞争中的成败，以致一个公民的职责和责任只能看作是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无谓的浪费。一个“强者”总是在专政中自己承担麻烦的的责任，以能从事公共事务，资产阶级的这些态度对那些专政形式非常有用：这些态度积极干预极权主义运动，而极权运动不能够容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像无法容忍其它各种个人主义一样。在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无论那些无动于衷的人如何不愿意承认公民的责任，他们总还是保持自己的个性完整，倘若失去个性，就很难期望在生活的竞争斗争中生存。
十九世纪暴民组织和二十世纪群众运动之间关键的差异是很难观察到的，因为现代极权主义领袖们并非从早先的暴民领袖那里继承心理和精神状态，尽管暴民领袖同资产阶级领袖在道德标准和政治手腕方面非常相像。然而、就个人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和暴民的生活态度的特征而言，极权主义运动倒是可以准确地宣称它们是最早的反资产阶级的党派；它们在十九世纪的先驱，例如帮助路易．拿破仑上台执政的“12月10日社”，德雷富斯事件期间的屠杀集团，俄国屠杀犹太人时的“黑色百人团”，或者是各种泛一运动，都还不曾将其成员逼到完全失去个人要求和野心，或者使他们明白，一个组织可以成功地永远消灭个人的身分，而且不是只在集体的英勇行动片刻。
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社会和崩溃后出现的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副产品暴民之间的关系。群众与暴民只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两者都站在一切社会分枝和正常的政治代表性之外。暴民继承了——尽管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标准和态度。而群众则只反映、并且多少有些歪曲一切阶级对公共事务的标准和态度。人在群众中的标准不仅仅是取决于、而且首先不是取决于他曾经从属过的具体阶级，而是取决于普遍的影响和社会上一切阶级心照不宣和不言而喻地共有的信念。
一个阶级中的成员资格虽然比较松散，不像封建社会里的等级和财产不可更改地取决于社会出身，这是一般也由出生而定，只有非凡的天才或命运才能改变，社会地位对个人参与政治产生决定性作用，除非在民族危难时，个人只是作为一个“民族成员”而行动，无论他属于那一个阶级或那一个政党，否则他绝不直接面对公共事务，或者认为对公共事务的实施负有直接责任。一个阶级在社群中的重要作用上升，总是伴随着将它的某一部分成员教育和训练成以政治为职业，在政府中服务或在议会中作为阶级代表而获得报酬(或者，如果他们有经济能力，就不取报酬)。大多数人在一切政党和其它政治组织之外，对任何人来说都不重要，对这个阶级和对那个阶级也没什么两样。换言之，阶级成员资格及其有限的群体义务和对政府的传统态度，阻碍了公民意识的成长。使公民不会感到对政府的统治负有个人责任。只有当阶级制度崩溃，使民众系结于政体的可见和不可见的关系也随之而去时，民族国家居民非政治的特点才会暴露。
阶级制度的崩溃意味着政党制度的自动崩溃，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政党作为利益政党不再能代表阶级的利益。它们的延续对于各阶级先前的成员具有某些重要意义。这些阶级成员违背意愿地希望恢复他们旧日的阶级地位，他们聚集在一起，并非因为他们还会有共同利益，而是因为他们期待恢复旧日的利益。结果使政党在宣传方面越来越带有心理学和意识形态倾向，在政治方法上越来越带有辩解的和怀旧的倾向。更有甚者，这些政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中立的支持者，这些人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现存的政党没有一个关心他们的利益。所以，大陆政党制度崩溃的最初迹象不是老党员们的退出。而是从年轻一代中招募新党员未能成功，而且失去了未经组织的群众的默认赞许和支持。他们突然表现冷淡，并且一有机会就到处发表他们新的强烈反对观点。
阶级保护墙的倒坍将一切政党背后迟钝的大多数人转变为一种无组织、无结构、由愤怒的个人组成的群众，他们之间只有一点共同之处，既蒙眬地理解到政党成员们的希望落空了，结果将最受人尊敬的、最鲜明地具有代表性的社群成员看作蠢人，将现有的一切力量看作是邪恶的。与以往一样愚顽和具有欺骗性。对于这种新的可怕的消极团结的产生，失业工人痛限现存的以社会民主党为形式的力量、以中央集权的或右翼党派为形式的被剥夺财产的小所有者、以传统的极右派为形式的前中层和上层阶级的成员，其实也没有重要结果。这批普遍不满和绝望的群众人数在德国和奥地利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迅速增加。通货膨胀和失业使军事失败的分崩瓦解局面雪上加霜，促使了这种情势的发展：他们在相关的国家里在人数上占据很大比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法国和意大利则支持了极端倾向的运动。
在阶级社会崩溃的气氛下，欧洲的群众心理有了发展。单一而又抽象地一致的命运降临到一大批个人的身上。这一事实并未阻止他们根据个人的失败来评判自己。或者根据具体的非正义来评判世界。但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痛苦虽然在个人的孤独状态中一再重复，而除了消灭个人差异之外，它并非一种共同纽带，因为它的基础并非共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利益。所以，自我中心(self-centeredness)与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的本能中的关键弱点一起发生。无私的意义倘是不计较个人自我，感觉到可以作出牺牲，那么现在它不再是个人理想主义的表现，而是一种群众现象。古老的格言说，穷人和被压迫者只有锁链可以失去，这句话却不再适用于群众，因为当他们对自己的福利失去兴趣时。他们失去的比苦难的锁链更多；使人类生命烦恼怨苦的一切的忧虑与关心的根源都不见了。同他们的非物质性相比。一个基督教僧侣外表却像一个沉缅于尘世事务的人。希姆莱清楚地知道被他组织起来的那些人的精神状况，他描绘的不光是冲锋队员。还包括从中招募冲锋队员的整个阶层的人。他说他们对“每天发生的问题”不感兴趣，而只感兴趣于“几十年和几百年来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所以人……知道他所效力的是一项二千年中才有一次的伟大任务。”人数规模巨大的个人混合起来，产生了一种心理，像四十年前的赛西尔．罗德斯一样，从各大陆的范围来思考。根据几个世纪的历史来感受。
从十九叶纪初开始。欧洲一些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们都预言过群众的兴起和群众时代的来临。关于群众行为和群众心理的全部研究文献。都显示和传播了人们从古代以来就很熟悉悉的关于民主与专政、暴民统治与暴君统治之间密切关系的睿见。他们为蛊惑、欺骗、迷信和粗野的出现，准备了西方受过教育者的政治意识和超意识。但是，当所有这一切预言在某种意义上实现时，就这种意料不到和无法预言的现象(例如彻底丧失自我利益)而言，预言就失去了大部分意义，而对死亡或其它个人灾难时显出玩世不恭或因厌倦而冷漠，激情倾向于最抽象概念(例如对生命的引导)。普遍地嘲弄甚至最明显的常识规律。
同预言相反，群众并不产生于日益平等的条件、一般教育的普及，以及不可避免地降低标准和普遍满足。美国历来是条件平等之地。实行普遍教育(尽管有缺点)，或许它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疏于了解现代群众心理学。事情不久就变得很明显，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对群众尤其感兴趣，一般说来，有高度差异的个人主义和世故态度并不妨碍（有时反而鼓励)将自我抛掷在群众之中(Self-abandonment into the mass)，投入群众运动。个人主义化和文明化并不妨碍群众态度的构成。由于这个明显的事实如此出人意料之外，常受责备的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虚无主义，一种假定的典型知识分子的自我仇恨，以及精神的“敌视生命”和兴生命力相对抗。但是，备受侮辱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们是一种更普遍现象清晰的代言人。社会分化和极端个人主义化开创了群众运动，比它们造就社会性的非个人主义化的传统式政党成员要早得多，也容易得多，它们吸引了完全未经组织的、典型的“不参加者，那些人本来出于个人原因，总是拒绝承认社会联系或者社会责任。
事实上，群众产生于高度分化的社会内，起竞争性结构和附带的个人的孤独，为有通过在一个阶级内的成员资格才会稍缓。群众中的人的主要特点不是野蛮和落后，而是孤独和缺少正常的社会联系。群众产生于民族国家受阶级所累的社会，它的裂痕曾由民族主义情绪弥补过，所以很自然，群众第一次在无助的新经验下。倾向于一种特别暴烈的民族主义，群众的领袖们违背自己的本能和目的，纯粹为煽动人心而顺应于这种民族主义。
就群众而言，部族民族主义和反叛的虚无主义都既非其特征，又不适合于它的意识形态，但符合暴民的特点和意识形态。但是我们当代最有天才的群众领袖们仍然产生于暴民，而不是群众。在这方面，希特勒的传纪读起来就像教科书，而斯大林也来自布尔什维克党的密谋组织，具体地由流放者和革命者组成。希特勒早年的政党成员几乎全是不适应环境的人、失败者、冒险家、确实代表了“武装的波西米亚人”(armed bohèmians),它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相反面，而德国的的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自己的目的，本应成功地利用他们。实际上，资产阶级受了纳粹的骗，一如帝国卫队的罗姆-施莱彻派（Rǒm-Schleicher faction)认为希特勒或冲锋队（SA）只不过是他们用来作为E（口+化）鸽，用于军事宣传和社会训练的代表人物而已，帮助他们建立军事独裁，两者都根据自己的想法，根据暴民的政治哲学，忽略群众对新的暴民领袖的独立的、自觉的支持，以及暴民领袖创造新的组织形式的真正天才。暴民作为群众的领袖，不再代表资产阶级或任何人，除了代表群众之外。
极权主义运动较少地依靠无结构的群众社会，较多地依靠分子化的(atomized）、个人化（individualized）的群众的具体条件、这可充分地见诸于对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比较，这两种主义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下开始产生于各自的国家。斯大林为了将列宁的革命专政改变成完全的极权主义统治，率先创造了那种虚假的分子化社会，这在德国历史条件下也早巳为纳粹作了准备。
俄国十月革命轻而易举地获胜，令人惊讶。这个国家的中央集权专制官僚政府统治着一群无结构的群众，乡村封建秩序的残余和新生而又虚弱的城市资产阶级都还没有组织起来。当列宁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如此容易地夺取政权、又如此困难地保持这个政权，这时他意识到俄国工人阶级的弱点，也意识到有利于突变的总体社会状况是混乱的。列宁缺乏群众领袖的各种本能，他不是一个预言家，他乐于公开承认和分析自己的错误，这就违背了一个甚至是最普通的煽动家的规则，但是他立即把握住社会的、民族的、职业方面，或许会引进某种结构的差异，而且他似乎也相信，拯救革命的希望存在于这些阶层分化之中。他使农村群众无政府主义式地剥夺地主财产的行为合法化，由此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在俄国解放了自法国革命以来一直最坚定地支持西方民族国家的农民阶级。他尝试用鼓励独立工会的方法来增强工人阶级的立场。他容忍了内战结束后从国民经济计划中悄悄产生的新的中产阶级。他倡导用组织(有时是制造)尽可能多的少数民族的方法，进一步区分特征，提高民族意识，认识到即使在苏联的最原始的部落中也存在着历史和文化的差别。似乎很清楚，在这些纯粹实践性的政治问题上，列宁遵循的是他的政治家的伟大本能，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念：无论如何，他的政策证明了一点：他害怕的是缺乏社会结构和其它结构，而不是新解放的各民族可能产生离心倾向，甚至也不是新建立的中层和农民阶级中间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当内战爆发时，列宁无疑遭受了一场最大的失败，他原先打算集中在苏维埃各国的最高权力，却落到了党内官僚手中；但是，这种在革命过程中本身悲剧的发展不一定会走向极权主义。在一个国家早巳形成的社会结构层中，一党专政只是增加了一个阶级，即官僚阶级，根据社会主义的革命批评家的说法，这个阶级“将国家当作私有财产来占有”(马克思语)。在列宁去世时．这条道路仍然敞开着。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组成的结构并不一定会导致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则曾经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特征。农业仍然可以在集体、合作或私有基础上发展，国民经济仍然可以自由地遵循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自由企业形式。各种形式的选择都不会自动地摧毁国家的新结构。
当斯大林着手替国家准备极权主义政府时，上述这一切新阶级和民族都是他的障碍。为了制造一个分子化的和无结构的群众，他首先清除苏维埃权力的残余分子(他们是国家机构的主要代表)，因为他们仍然在产生某些作用，仍在阻碍政党阶层制度(party hierarchy)的绝对统治。所以他首先引入布尔什维克细胞——中央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皆由其中产生，以此来破坏全国苏维埃。到了1930年，先前的公共机构的最后遗迹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坚实的中央集权政党官僚机构，它的俄罗斯化倾向同沙皇政权没有多大差别，唯一的区别是这个新的官僚制不再惧怕识字的人。
布尔什维克政府接着开始消灭阶级，出于意识形态和宣传的原因，首先着手清除有产者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农村中的农民。由于人数和财产集合的力量，使农民直到那时一直是苏联潜在的最强有力的阶级；结果对他们的清除比对其它阶级更彻底、更残酷，其执行手段是制造灾荒和驱逐出境，借口没收富农财产和实现集体化。清除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三十年代初完成：凡是未死于好几百万人之中，或未成为被押解的几百万苦役犯的人，都懂得了“谁是这里的主人”，明白了他们和家属的生命并非取决于同国公民，而是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兴致，他们孤独地面对政府，得不到来自他们从属的那个团体的任何帮助。集体化(Co11ectivization)产生了一个新的农民阶级，它有共同的利益。这个阶级的形成是由于它的人数和在国家经济中的关键地位，这也表现出一种通向极权主义统治的潜在危险。从统计数字和文件数据中很难准确地确定它的产生时间。但是，如果知道如何阅读极权主义的“数据来源”，就可以知道这一时刻是斯大林去世前两年到来的，当时他提议解散集体农庄，将它们转变成更大的单位。他未能在活着的时候执行这个计划；这一次，牺牲将会更大，总体经济的混乱结果造成的灾难将会大于第一次清除农民阶级，但是，也并没有理由怀疑他可能取得成功：任何一个阶级，只要它的成员被杀害的数字足够到一定程度．它就可以被消灭。
下一个要清除的阶级是工人群体。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比农民更虚弱．作出的反抗更少，因为他们在革命期间自发地剥夺工厂主的所有权，同农民剥夺地主的所有权不一样，立即引起了政府的注意，政府借口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属于无产阶级，将工厂没收，作为国家财产。三十年代初采用的斯达汉诺夫制度(Stakhanov system)打破了工人中间的一切团结和阶级意识，首先是凶猛的竞争，其次是一个斯达汉诺夫式的新贵阶级暂时团结，他们同普通工人之间的社会差异此起工人同管理阶层之间的差异来得尖锐得多。这一过程完成于1938年，当时建立了考勤卡制度，使全俄国的工人阶级正式地转变成一支巨大的强迫劳动大军。
在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是清除那个帮助执行先前的清除措施的官僚阶级。从1936年到1938年，斯大林花了两年时间摆脱了苏联社会的整个管理阶层和军事贵族；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工厂、经济和文化团体、政党、军事当局都落入了新人手中，“将近半数的党员和非党的管理人员被消灭，”党员之中有百分之五十，“至少八百多万人”被清除。接着又建立了内部护照制度，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去必须登记和获得批准，最终摧毁了作为一个阶级的党内官僚。至于它的法律地位，官僚同政党官员一样，现在与工人等级相同：而且它现在也变成了俄国各种各样的强迫劳动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苏联社会中作为一个特权阶级的地位已成为过去。由于这场大整肃以清除最高警察官员而告终——起初是他们组织了这场大整肃——甚至连执行恐怖行动的格别乌官员们也无法再自欺地认为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可以代表什么事物，更无须说是权力了。
人类生命的这些大规模牺牲，其实动机都不是出于旧意义上的“存在的理由”。被清除的社会阶层没有一个会敌视体制，或者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敌视它。积极组织起来的反对派在1930年就停止了，当时斯大林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讲话，宣布党内极右派和极左派皆为非法，这些虚弱的反对派几乎不能将现存的任何一个阶级当作自己的基础。独裁恐怖(dictatorial terror)——它和极权主义恐怖不同，只威胁正式的反对者，而不威胁没有政治观点的无害的公民——十分凶恶地窒息一切公开的或秘密的政治生活，即使在列宁去世之前亦是如此。外国的干涉可能会和国内一部分心怀不满的力量串连，但是到了1930年，苏联政府得到大多数国家承认，并且和许多国家签订了贸易以及其它国际协议，就不存在外国干涉的危险了。(就人民本身而言，斯大林政府难以消除可能的危险：如果希特勒是一个普通的征服者，而不是一个竞争的极权主义统治者，他就可能有一个特殊的机会来赢得他的事业，至少赢得乌克兰人民。)
假如消灭阶级一事毫无政治意义，那么它对于苏维埃的敌人而言却造成了灾难。1933年假饥荒的后果在全国持续多年；1935年提倡斯达汉诺夫运动，它任意提高个人生产指针，完全无视工业生产中协同工作的必要性，结果使年轻的工业陷入“混乱失衡”。清除官僚阶层，即工厂管理者和工程师阶级，最终导致剥夺了新的俄国技术知识分子曾经得到的一点点的技术经验和知识。
自从古代以来，专制及暴君政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臣民之间的条件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然而这种平等化还不足以构成极权主义统治，因为它或多或少地使臣民之间非政治的共体关系(例如家庭纽带、共同的文化兴趣)保持原封不动。假如极权主义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主张，它就必须“一劳永逸地结束棋戏的中立”的态度，亦即结束任何活动的自主存在。喜欢“为下棋而下棋”者被清除他们的人比拟为“为艺术而艺术”者，他们在群众社会里还不是群众社会中绝对分子化的成分(atomized elements)，而群众社会的异质的一致性(heterogeneous unifornlity)是极权主义的首要条件之一。从极权主义统治者的观点来看，一个专心于为下棋而下棋的社会和一个专心于农事的农民阶级此起来，只有程度不同，而较不危险而已。希姆莱(Heisrich Himmler)十分喜欢将党卫军成员描述成新型的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为事情本身而去做一件事”。
由于熟练地运用反复整肃的手段，苏联社会的群众终于分化了，整肃运动不可避免地开始事实上的团体整肃。为了摧毁一切社会的和家庭的纽带，整肃运动在方式上，威胁被告与整肃一切和他有普通关系的人——从一般熟人到最亲密的朋友和亲戚——将遭受同样命运。这种简单直率的“株连罪”(guilt by association)手法造成的结果，使一个人一旦受指控，他先前的朋友们便会立即转变为他的最凶恶敌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们自愿告密，争先恐后地用莫须有的罪证来指控和谴责他：这明显地是他们证明，自己忠实可靠的唯一办法。他们还会倒过来试图证明自己同被指控者相识或结交，只是为了掩护对他的监视，并且揭露他是一个破坏者、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一个外国间谍，或者一个法西斯分子。成绩是“由你揭发的亲密朋友的人数来衡量的”，很明显，最基本的谨慎态度是要尽量避开一切亲密往来一一不是为了防止秘密的思想被发觉，而是在考虑到未来可能发生的麻烦时——杜绝所有的人可能不仅出于一种批判别人的普通廉价兴趣，而且也出于一种不可抗拒的需要：他们给别人带来毁灭，只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命也处于危险之中。说到底，通过将这种手段发展到光怪陆离的极致，布尔什维克统治者成功地制造了一个分子化的和个人化的社会，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社会。光凭事件或灾难还很难造成这样的社会。
极权主义运动是分子化、孤立的个人的群众组织。同其它一切政党和运动相比，极权主义运动最显着的外部特征是个体成员必须完全地、无限制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极权主义运动的领袖们甚至在攫取政权之前就已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通常的做法是在实际掌权之后才开始从总体上组织国家，接着宣布他们的意识形态。声称他们的组织必将包容整个人类。但是，凡在极权统治并非由极权主义运动开始的地方(俄国是这种例子，和纳粹德国完全相反)，运动必须在事后组织，它的生长条件是虚构创造的，其目的是尽可能制造完全的忠诚——这是极权统治的心理基础。这类忠诚只能产生自完全孤立的人，他们没有其它的社会联系，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诚使他们感觉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
忠实(fidelity)包含着具体内容，它可能很自然地会改变人的思想．因此只有消除具体内容，才可能达到完全忠诚。极权主义运动以各自的方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摆脱带有具体内容的、继承自先前非极权主义发展阶段的政党纲领。无论他们的话多么激进，每一种特定的政治目标都不能简单地断言或描述统治世界的主张．每一种针对比“几个世纪来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更具体的问题的政治计划，都是对极权主义的阻碍。希特勒从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小政党中渐渐地建立纳粹运动，他在纳粹组织中的最大成绩是使运动卸下了先前的政党纲领的负担，他不是改变它或者正式取消它，而是简单地拒绝谈论或讨论其要点，那些较为温和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很快就过时了。斯大林在这一方面的任务如同在其它方面一样，显得更加可怕：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主义纲领是一桩非常麻烦的负担。远远超过了一个业余经济学家和疯人政治家的二十五点计划。但是斯大林在废除了俄国党内派别之后，通过共产党的经常曲折的路线，通过经常性地重新解释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取消它的全部理论内容(因为它不再可能预言未来的路线和行动)。最终达到了同样的结果。事实上，最合适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教条并非对政治行为的引导——相反，假如一个人每天早晨重复斯大林昨天晚上的话，他才是遵循了党的路线，——结果自然统一了思想，集中地服从，不会由于试图理解人在做什么而分裂。正如希姆莱为党卫军拟定的口号：“我的忠诚是我的光荣”(My honor is my loyalty)。
缺乏党纲或无视党纲本身不一定是极权主义的标志。前者认为党纲和论坛是无用的纸上空谈和窘迫的诺言，同一场运动的风格和动力丝毫不一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行动哲学就是如此，他只相信通过历史契机本身的灵感。对权力的纯粹渴望，并且嘲笑“滔滔下绝地谈论”他们将怎样处理，这是一切暴民领袖的特点，但是还不够极权主义的标准。法西斯主义的真正目标只是夺取权力，确立法西斯主义“精英”为统治国家的无可竞争的统治者。极权主义绝不满足于用外部手段来统治，即通过国家和一种暴力机器；由于它那奇特的意识形态和它在这种高压政策中被赋予的角色。极权主义发现了一种从内部控制人和威吓人的方法。在此意义上，它消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达到一种新的状态，其中我们所知的权力和权力意志根本不产生作用，或者至多只有次等作用。极权主义领袖实质上不折不扣地体现受他领导的群众的功能：他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个人，对他的臣民不施加暴政和独断意志。他只是一个执行者，随时可以被取代，他依靠的正是他所体现的群众“意志”，群众也依靠他。若没有他，他们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终是乌合之众：若无群众，领袖就成为无足轻重之人。希特勒充分意识到这种相互依赖性，他曾经在对冲锋队的一次演讲中说：“你们之所以是你们，是因为我：我之所以是我，只是因为你们。”我们总是过于低估这些说法，或者误解其含义，认为此处所说的行动(acting)之定义只是下达或执行命令，正如西方历史的政治传统中经常发生的那样。然而这种观点一向假定，领导者思考并产生意志。然后将他的思想和意志强加给被剥夺思想和意志的群体——无论是采用说服、权威、或暴力的手段。但是，希特勒认为甚至连“思想……也只依靠发出或执行命令才存在，”因此即使是从理论上，他也一方面消除了思想和行动的差别，另一方面消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
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未宣称过要建立一种新式政府，或者断言它的目标是夺取政权和控制国家机器。其统治思想是任何国家、任何纯粹的暴力机器都未达到过的一种东西，是一种持久不息的运动：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都永久地统治每一个个人。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这本身绝不是一种目的，而是通向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夺取政权也只是一种可行的过渡阶段，绝不是运动之目的。运动的实际目标是尽可能多地组织民众进入它的架构，推动和保持他们处于运动状态：则能够构成运动目的的政治目标根本不存在。
㈡ 暴民与精英的暂时结合
比极权主义运动的成员们的无条件忠诚和对极权主义政府的广泛支持更能扰乱心灵宁静的，是这些运动在社会上不仅对暴民、而且对精英产生无可置疑的吸引力。若忽略这一点，未免显得轻率，因为艺术家的异想天开或学者的天真，以及一些著名人物，都会成为极权主义的同情者、同路人和注册党员中可依靠的人。
对于理解极权主义运动(尽管不是极权主义政府)来说，精英们所受到的吸引力和他们与暴民的明显关联一样，都是重要的线索。它指出了极权主义崛起时的具体氛围和一般气候。必须记住，极权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和同情者比他们所组织的群众都年长，因此根据日程而言，群众不必在一个衰落的阶级社会(群众正是这个社会里最显着的产物)中间，孤立无援地等待他们的领袖出现。在阶级败落之前自愿离开社会的人又同暴民一起出现了，暴民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早期副产品，他们随时欢迎那些人。目前的极权主义统治者和极权主义运动的领袖们的特点中仍然带有暴民的痕迹，他们的心理和政治哲学是人们相当熟悉的：至于正式的群众代表一旦接管之后会发生些什么，我们还不得而知，尽管大可以猜测，他将像希姆莱那样小心谨慎和说话精确，而不像希特勒那样歇斯底里发狂，更像莫洛托夫(V．Molotov)那样顽固迟钝，而不像斯大林那样敏感、善于报复和残忍。在这一方面，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并无实质区别：正如在二十年代，建立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领导运动的是所谓战场上的一代，他们在战前长大，依然明显地记得战前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极权主义的一般政治和理智气围也取决于一代人，他们也亲身感知先前的时代和生活。这在法国尤其如此，阶级制度的崩溃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极权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就像帝国主义时代的暴民和冒险家一样，与知识界的同情者一样，即使在欧洲各国社会的阶级和民族制度崩溃以前，也早已置身于这个制度之外。
当虚伪自尊的自命不凡让位于无政府主义式的绝望时，这种制度的崩溃仿佛为精英和暴民都提供了第一次巨大的机会。新的群众领袖身上再现了早先暴民领袖的各种特征，这一点很明显：职业和社会生活中的失败，私人生活的反常和灾难。事实上，在转向政治生涯之前，他们的生活是失败的，旧政党比较令人尊敬的领袖们无意地造成了他们的失败，这是他们在群众中产生魅力的最有力因素。他们的个人经历似乎体现了当时群众的命运，他们为了运动可以牺牲一切，他们保证为那些受灾难打击的人献身，他们的决心不会动摇，不会受诱惑回到安全的正常生活，他们对声望尊严的蔑视是出于真心，而不只是出于达到野心的动机。
另一方面，战后的精英们只不过稍微比上一代人年轻些，上一代人被帝国主义利用和滥用。目的是为了除受人尊敬以外还要追求光荣的事业，所以去做赌徒、做间谍、做冒险家、做穿戴闪亮盔甲的骑士和屠龙手。他们同“阿拉伯的劳伦斯”一样，渴望“丢弃自我”(losing their Selves)，极度厌恶一切既存的标准。厌恶一切权力。倘若他们仍然记得“安全的黄金时代”，那么也会记得他们是多么恨它。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的热情是多么真诚。当1914年战争席卷欧洲时，感谢上帝的不光是希特勒，也不光是失败者。他们甚至不用责备自己曾受诱于沙文主义宣传，或者对纯粹自卫性质的战争作解释。精英们兴高采烈地走向战争，期望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包括整个文化和生命特质，都能随着“钢铁风暴”(Storms of Steel)发展(恩斯特．荣格[Ernst Junger]语)。用托马斯.曼精心斟酌的话来说，战争是“惩戒物”，是“净化剂”；“战争本身比胜利更能给诗人灵感。”或者用当时一名学生的话来说，“关键一向在于随时作出牺牲，而不是作出牺牲要争取的目标。”或者用一位年轻工人的话来说，“一个人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都无关紧要。一个人在一生中总想显示某种东西。”很久以前，知识界一位同情纳粹主义的人宣布说，“当我听到文化这个词时，我就会拔出手枪，”诗人们宣称他们厌恶“垃圾文化”，并且用诗句来号召“你们野蛮人、塞西亚人、黑人、印度人，将它踩在脚下吧。”
简而言之，这种对战前时代剧烈不满的虚无主义式爆发以及后来尝试使之恢复(从尼采和索黑尔到巴烈图[Vilfredo Pareto]，从韩波[Arthur Rimbaud]和T．E．劳伦斯到荣格、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马侯[Andrvé Malraux]，从巴枯宁[Michael Bakunin]和纳恰耶夫[Sergi Nechayev]到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k])其实忽略了，在一个弥漫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念和道德标准的社会里，厌恶是多么正当的。然而同样地，“前线世代”(front generation)同他们选择的精神之父们形成明显对比，完全沉湎于一种愿望，想看到这整个虚假的安全、虚假的文化、虚假的生活的世界彻底倾圮。这种愿望如此强烈，它的影响力和说明度大大超过了先前在“价值转变”(transformation of values)时期的一切尝试，例如尼采的努力，索黑尔著作中指出的重新组织政治生活，巴枯宁关于复兴人类真实性的主张，韩波在纯净的奇异探险中表现的热爱生命。在毁灭中没有缓和、混乱和倾圮，这本身就带有最高价值之尊严。这些感觉的真实性可见诸于事实，这一代人中很少有人由战争之恐怖的实际经历医治他们对战争的狂热。战壕里的幸存者并未变成和平主义者。他们得到的经验却是认为，这一切可能会毫不含糊地将他们同可恨的体面环境分隔开来。他们纠缠于四年战壕生活的记忆，似乎他们为确立一种新的精英而构成了一种客观标准。他们不会受诱惑去使这种过去生活理想化；相反，战争崇拜者最早承认，机器时代的战争不可能养育骑士气概、勇敢、荣誉感、男子气等等美德，它强加给人的只是赤裸裸毁灭的经历，以及在屠杀的巨轮之下只能成为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的卑屈感觉。
这一代人记得战争是阶级崩溃和沦为群众的伟大前奏曲。战争以它那经常性的任意屠杀而成为死亡的象征，成为“伟大的平等使者”，因此也是一种新世界秩序之父。追求平等和正义的激情，渴望超越狭隘而无意义的阶级界限，丢弃愚蠢的特权和偏见，这些似乎都在战争中找到了一条出路可以摆脱那种怜悯被压迫者和无继承权者的旧式恩赐态度。在日益悲苦和个人孤立无助的时代，似乎很难在怜悯发展成一种吞噬一切的激情时抵制它，也不用抱怨它无休无止地用一种比悲苦本身更明确无疑的态度来戕杀人的尊严。
在希特勒的早年生涯中，当时欧洲恢复现状对暴民的野心仍是最严重的威胁，他几乎完全诉诸前线世代的这些情感。群众在此显示的奇特无私，似乎只是一个数字，只作为一个小齿轮，在每日的改变中默默无闻，简言之。消灭虚假的具体的身分认同，执行在社会中的预定功能。战争被体验为“最有力的群众行动”，它消除个人之间的差异，因此，即使受难(按传统的说法，受难标志着个人承受独特的、难以改变的命运)现在也被解释为“历史进步的一种工具”。民族差异也不会阻止战后精英们一心一意地希望投入的群众。第一次世界大战多少有点吊诡地几乎在欧洲消除了真正的民族感情，在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属于战壕里的那一代人一一无论他们是哪一边的——而不属于一个德国人或一个法国人。纳粹宣传的基础就是这种模糊的同志情谊，这种“命运共同体”(community of fate)，于是在欧洲各国的各种退伍军人组织中大得人心，这也证明了即使在所谓的右派队伍中，民族主义口号也显得毫无意义。右派利用这些口号只是为了替自己的暴力行为辩护，而不是为了口号中那些具体的民族内容。
在战后欧洲知识界的一般气氛中，没有一种因素是新的。巴枯宁早就承认：“我不想成为我，我想成为我们。”。纳恰耶夫鼓吹“倒霉者”的福音，说他们“没有个人兴趣，没有事情纠葛。没有情感。没有归属，没有时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前线世代的反人道主义、反自由主义、反个人主义、反文化主义的本能，他们对暴力、权力、残酷出色而又充满机智的赞美，是由帝国主义精英们拙劣而又傲慢地作出“科学”诸证而开始的，他们认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就是宇宙规律，扩张在其成为政治手段之前就是一种心理需要，而人必须根据这种宇宙规律来行事。前线世代的著作中特出的地方是他们的文学标准很高，并且带有深刻的激情。战后的作家们不再需要遗传学的科学说明，他们很少引用高比诺或豪斯顿．斯图亚特．张伯伦的著作集，因为它们早巳成为市侩庸人家居的文化装饰。他们不读达尔文的著作，而是读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书。如果说他们还相信宇宙规律的话，他们自然也并不特别关注要同它们一致。他们认为，暴力、权力、残酷都是人的最高能力，人在宇宙中无疑失去了地位，而又过分自傲地渴望有一种权力理论，借以将他们安全地带回到世界，与之重新整合。他们满足于盲目地参与体面的社会里禁止的任何事物，而无视其理论或内容，他们推崇残酷为主要美德，因为它同社会上虚伪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抗。
假如我们将这一代人同十九世纪的意识型态思想家相比。他们在理论上似乎有时会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的主要区别是这一代人更实在、更富于激情。他们更深地受到苦难的触动，更关心使人困惑的事物。比一切带着良善和兄弟情谊的信徒更受到虚伪的严重伤害。而且他们无法再逃避到异域。也无力在陌生而兴奋的人群中再充当屠龙手。他们无法逃避由有教养的谈吐构成的虚假文化掩饰下日常生活中的悲哀、卑微、失败和厌恶；神话般的风俗也不可能使他们免于对上述现象的综合所产生的厌恶心情。
无法逃避到广阔的世界，感觉到一次又一次地跌入社会的陷阱——这与构成帝国主义性格的条件十分不同一一这些都使旧日对匿名的爱好转变为经常不断的紧张和对暴力的渴望。由于在角色和性格方面不可能有剧烈的变化，例如与阿拉伯民族运动认同，或者与印度农村风俗认同，于是自愿沉湎于超人类的毁灭力量，似乎可以摆脱那种自动地进入预定社会功能的命运，摆脱彻底平庸的状态，同时有助于摧毁那种毁灭性力量本身。这些人受到极权主义运动宣布的行动主义(activism)的吸引，同时又受到它们那种奇怪的表面矛盾——既坚持纯粹行动的首要性、又坚持纯粹必要的那种压倒一切的力量——的吸引。这种感情混合，恰恰符合“前线世代”的战争经验，符合在绝对命定的范围内经常性活动的经验。
再者，行动主义似乎对那个困扰人的旧问题作出了新的答案，“我是谁?”在危机时代，这个问题总是一再被提出。假如社会坚持说，“你就是你显示的那个样子，”战后的行动主义就会回答：“你就是你的行为的结果”——例如，第一次坐飞机飞越大西洋的人(正如布莱希特《林德堡的空中旅行》(Der Flug der Lindberghs中描写的)——这种回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再重复，但说法略有改变，沙特(Jean-Paul Sartre)说：“你就是你的生活。”(见《密审》[Huis Clos])这些回答的恰当与否，不在于寻找自我时重下定义的有效性，而在于最终逃避它在社会认同，逃避社会所强加的可互换的角色和作用方面的有用性。关键在于要做出别人都想不到和末决定做的英雄业绩或邪恶行径。
极权主义运动公开宣称的行动主义，它们在一切政治活动形式中选择恐怖主义，这一点吸引了知识界精英和暴民，正因为这种恐怖主义(terrorsm)与早先的革命团体的做法完全不同。它不再是一种精心考虑的政策，它认为恐怖行动是消灭某些杰出人士的唯一手段，他们由于自己的政策或观点而成为压迫的象征。恐怖主义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它变成了一种哲学，表达失落、厌恶、盲目仇恨，这是一种政治的表现，用炸弹来表现自我，兴奋地看着公众以行动来响应，绝对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以成功地迫使正常的社会阶层承认一个人的存在。这种精神和这种手法，就是戈培尔在纳粹德国最终战败之前很久就明显兴奋地宣布过的，假如战败，也懂得如何关上门，几百年不会被遗忘。
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找到一条有效的标准，来辨别极权主义运动之前氛围中的精英与暴民。暴民所需要的也就是戈培尔很精确地说过的，走向历史，哪怕付出的代价是毁灭。戈培尔真诚地相信，“一个当代人在今天能够体验的最大快乐”是成为一个天才，或者为天才服务，这是暴民的典型思想，但不是群众或知识界同情者的思想。后者恰恰相反地认真地主张隐姓埋名，否认天才的存在；二十年代的全部艺术理论都拼命地想证明，优秀的作品是艺术手法、技巧、逻辑的产物，使物质的潜力得以实现。“名誉的光芒四射力量”(斯蒂方．茨威格语)和晚期资产阶级社会热诚接受的天才崇拜只使暴民受到诱惑，而不能诱惑精英。二十世纪的暴民忠实地追随先前暴发户的形式，他们发现了一种事实：资产阶级社会宁可敞开大门，欢迎有趣的“异常现象”、天才、同性恋者、犹太人。而不愿恪守简单的道德。精英们嘲笑天才，渴望匿名，仍然证明了一种精神，从群众或暴民的立场出发都不能理解这种精神，按照罗伯斯庇尔的说法，这种精神努力证明人是辉煌的，而伟大人物则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精英和暴民之间有区别，但是无疑地，每当底层社会使体面社会因恐惧而接受其平等地位时，精英会因之感到高兴。精英成员们根本不反对以文明的毁灭为代价，满怀兴趣地看到那些过去被不公正地排除在社会之外的人挤进了这个社会。他们对于历史编纂中大量作伪并不特别愤怒，反正一切极权主义政府都有份，并且也清楚地宣布自己参与了极权主义宣传。他们相信，传统的编史都有作伪现象，因为其中排斥了人类对被剥夺权利者和受压迫者的记忆。被时代否定的人通常都被历史遗忘，创伤加侮辱使一切敏感的良心感到下安，因为“最后一个将会变成第一个”的信念早巳消失了。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非正义都令人无法容忍，关于正义的天平最终能摆正的希望也不复存在。马克思想根据阶级斗争来重写世界历史，这一尝试甚至吸引了不相信他的论点正确性的人，因为他的最初意图是找到一种方法，使那此被官方历史书排除在外的人为后世所记得。
精英和暴民之间的暂时联盟大多依靠这种真正的愉悦，前者看着后者摧毁体面的社会。与德国钢铁巨子们被迫同希特勒这位房屋油漆工和只有自己承认的无固定职业者交易，并且接纳他进入社交界时，这个目的就达到了，这只有依靠在知识界生活的一切领域由极权主义运动粗暴而卑劣地作伪，它们纠集欧洲历史上一切地下的、卑贱的成分，使之进入历史画面。从这一观点来看，倒不如看到布尔什维克党和纳粹主义开始行动，清除它们自己在学术界和其它官方领域早已获得承认的意识形态根源。激起历史学家们重写历史的原因，不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是三百个家族的阴谋：不是高比诺和张伯伦的长篇科学论证，而是“锡安长老们的草案”；不是天主教会的清晰影响和拉丁国家反教会派所产生的作用，而是关于耶稣会和共济会的秘密文献。最富于变化的历史学理论结构的目标一向是，揭露出官方历史是一场巨大的玩笑，而一些受到秘密影响的领域中的明显的、可追溯的、众所周知的历史。实在只不过是一些外表，用来愚弄人。
知识界精英憎恶官方历史，相信历史一向被伪造，成为骗子的游戏场所，还要加上反道德诉求，以防止巨大的谎言和巨大的作伪最终被确定为无疑的事实，防止人们任意改写他们自己的以往历史，应该分清真史和伪史的区别，防止作伪成为一种狡黠的力量、一种压力和无限重复。产生魅力的不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说谎技巧。而是一种事实，即他们能够将群众组织成一个集体单位，大力支持他们那些谎言，当极权主义运动的整体发展现实支持他们，假装从他们身上取得关于行动的必然灵感时，从学术观点简单的历史伪造似乎受到了历史的认可。
极权主义运动对精英产生了吸引力，只要他们还未取得权力，这种吸引力就会持续下去，此种吸引力令人捉摸不透，因为极权主义明显庸俗、随心所欲及积极的教条，对于外人和旁观者来说，比流行于前极权主义气氛的一般情绪更明显。这些理论根据普遍接受的知识、文化、道德标准而不断变更，以致人们会认为，只有知识分子的一种内在的基本性格缺点，既“知识分子的叛逆”(la trahison des clercs)(班达[J．Benda]语)，或者精神上堕落的自我仇恨，可以归结于精英接受了暴民的“思想”。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代言人们在痛苦的失望中、在对时代的一般经验的陌生感中，通常忽视的是一种氛围，其中一切传统的价值与定则都化为乌有(十九世纪以后，各种意识形态互相排斥，耗尽了它们的巨大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使它更容易接受明显荒诞的定则，而不易接受变成虔诚的陈词滥调所表达的旧日真理，这恰恰是因为无法期待任何人认真地对待荒诞现象。粗俗而玩世不恭地抛弃体面的标准和已被接受的理论、坦率地承认最坏的标准，以及无视一切的态度，都很容易被误认为勇气或是新的生活方式。在日益流行的暴民态度和信念中——这些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清除了虚伪之后的态度和信念——那些按传统方式仇恨资产阶级、自愿离开体面社会的人，看到的只是缺少虚伪和体面，而不是内容本身。
自从资产阶级自称是西方传统的卫士，公开列举一切美德来混淆全部道德问题一一那些美德是，他们在私人生活和商业生活中都没有的，事实上也嘲笑它们——以来，似乎承认残酷、抛弃人类价值和普遍贬低道德便是一种革命，因为它至少摧毁了现存社会赖以存在的双重性。在虚伪的双重道德标准中采取极端态度，由于每一个人都明显地轻率粗鲁而又假装文雅，因此就公开戴上一副残酷的面具，在一个平庸而虚饰的社会中展现邪恶，这种翻转价值的作法是多么大的诱惑!二十年代知识界精英很少了解暴民与资产阶级早先的关联，确信可以充分玩弄过去使资产阶级惊愕的游戏，只要用讽刺夸张地描绘自己的行为来震惊社会就可以了。
那时，谁也无法预见到，这种讽刺的真正受害者是精英，而不是资产阶级。前卫者并下知道，他们一头撞向的并下是墙，而是敞开的门，一致的成功反而违背他们成为革命之少数派的主张，会证明他们表达的是一种新的群众精神，或者时代精神。在这一方面特别有意义的是布莱希特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德国写《三辨士歌剧》(Dreigroschenoper)时的情形。这出戏剧将强盗描写成体面的商人，将体面的商人描写成强盗。当观众中的体面商人想到这是一种深刻观察世界的方式，当暴民将它当作对强盗的一种艺术上认可来欢迎时，戏中的讽刺意义就失去了。戏中的主题歌曲《先吃，再讲道德》(Erst Kommt das Fressen，daim Kommt die Moral)受到每一个观众发疯似地鼓掌欢迎，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暴民鼓掌是因为他们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资产阶级鼓掌是因为它长期以来被自己的虚伪欺骗，渐渐地厌倦了那种紧张，而被这句话里表现的深刻智能触动；精英鼓掌是因为揭去虚伪的面纱是一种最高的奇妙趣事。作品的效果正巧与布莱希特寻求的效果相反。资产阶级不再为此感到吃惊：它欢迎此剧揭示它的隐秘哲学，宣扬这种哲学，证明了它一向正确，以致布莱希特“革命”的唯一政治结果是，鼓励每一个人抛弃不舒服的虚伪面罩，公开接受暴民的标准。
过了十年左右，法国的塞利纳(Céline)的《大屠杀，小伎俩》得到了一种相同暖昧的反应，他在书中提出杀死所有的犹太人。安德烈．纪德在《法国新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cais)中公开兴奋地表态，当然不是因为他想杀死犹大人，而是因为他欣赏直率地承认这种欲望的表达，对于塞利纳的直言不讳和到处围绕着犹太人间题的虚伪谦和之间的矛盾感到有趣。精英中间对揭露虚伪的那种无法抵抗的欲望可以由事实来衡量，甚至连希特勒动手屠杀犹太人的事实情况也不会破坏这种兴致。在塞利纳写那本书时，希特勒早巳大规模地动手了。然而同仇恨犹太人相比，更为相关的反应是厌恶自由派的好犹表现(philosemitism)。相同的思路可用于解释一个显着的事实：希特勒和斯大林广泛发表对艺术的看法，并且迫害现代艺术家，这些都不能摧毁极权主义运动对前卫艺术家的吸引力：这表明精英们缺乏现实感，再加上反常的无私，两者都很接近虚构的世界，在群众中间不求自我利益。他们的问题以一种基本一致的方式表现得很相同，并且预示了群众的问题和心理，这对于极权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也可以说明知识界精英与暴民之间为何能有暂时的结合。
与暴民的不虚伪和群众的不自私对精英的吸引力密切相关的，还有一点，极权主义运动伪称泯除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分离的现象，恢复人的神秘而非理性完整性，这同样地产生了不可抗拒的魅力。自从巴尔扎克揭露了法国社会名流的私人生活，自从易卜生(Henrik Lbsen)将“社会中坚”戏剧化而征服了欧洲大陆戏剧界，双重道德这一问题成了悲剧、喜剧、小说的主题之一。资产阶级实行的双重道德变成了那种“严肃精神”的显着标志，其实它总是浮夸而不真实。私人生活和公共(社会的)生活之间的分野，与个人范围和公共范围之间的正当区分无关，但它却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和公民之间斗争的心理反映，是用私人利益的尺度来判断和利用一切公共机构的人，和关心公共事物有责任心的公民之间的斗争，在心理上的反映。在这一方面，根据自由派的政治哲学，个人利益的总和就能产生公共利益的奇迹，这种政治哲学似乎只是鲁莽行为的理性化，据此个人利益受到抑制，而无视其中是否有共同利益。
大陆政党的阶级精神一向承认自己代表某些利益，他们的自我概念产生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只是总体中的一部分，而极权主义运动与此相反，声称其“优越性”，因为带有一种世界观，可以将人作为一种整体来掌握。运动的暴民领袖们在这种总体性(totality)的宣称中又一次形成，并且只是翻转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资产阶级冲出了社会压力，并且常常经受政治机构的经济讹诈，总是相信公开的权力机构受到它们自己秘密的非公共利益和影响的左右。在这一意义上，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一向是“极权主义的”；它一向假设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致性，政治机构在其中就只是私人利益的表面建制。资产阶级的双重标准，它对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区分，是对民族国家的让步，因为民族国家总是不遗余力地试图使这两种范围分开。
对精英产生魅力的就是这种激进态度。马克思满怀希望地预言，国家将会消亡，出现的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不会是激进的，也不会是基督教先知预言过的。伯德耶也夫指出：“俄国革命者们……一向是极权主义者。”如果他的话是正确的，那么苏俄对纳粹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路人的吸引力几乎同样地产生于一个事实：在俄国，“革命是一种宗教、一种哲学，而不仅仅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冲突。”事实上，阶级转化为群众，以及政治机构的名声和权威性的垮台，给西欧国家带来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同俄国的普遍情况很相似，因此，它们的革命者们也开始采取典型的俄国革命式的狂暴态度，他们不希望改变社会和政治条件，而是希望摧毁一切迄今存在的信条、价值观念、制度，这就不是偶然的了。暴民只是利用这种新的心态，造成了革命者与罪犯的短暂结合，这在沙皇俄国的许多革命组织中出现过，但是在欧洲舞台上却明显地看不到。
暴民与精英之间令人不安的结合，他们的思想奇特地吻合，这起源于一个事实：这两个阶层是民族国家的结构和阶级社会的架构内首先要清除的。他们很容易地互相发现了对方，哪怕只是暂时的，因为他们都感到自己代表了时代的命运，他们身后有无数群众追随，迟早，欧洲各民族中的大多数人会站到他们一边——根据他们的想法——随时发动其革命。
结果它们都错了。暴民，这个资产阶级的底层社会，希望孤立无援的群众会帮助他们掌权，当他们提出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也会支持他们，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取代资产阶级旧的社会阶层，注入更加富有雄心的底层社会精神。但是，掌权的极权主义很快就懂得，雄心壮志不限于人民中的暴民阶层，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自发动力都只会是对绝对统治的一种威胁。另一方面，毫无顾忌的作风也不只限于暴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在短时间里学会。对于无情的统治和灭绝的机器而言，步调一致的“菲利斯丁”(philistines)群众提供了更好的材料，能供使它犯下比所谓职业罪犯更大的罪行，只要这些罪行组织得好，披上日常工作的外衣。
因此，那些为数不多的针对纳粹对犹太人和东欧各民族的大规模暴行的抗议，不是由军人、也不是由与各国受人尊敬的“菲利斯丁”步调一致的群众提出，而偏偏是由暴民的典型代表希特勒的早年同伙提出，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当然也不会是希姆莱这位自1936年以后德国最有权势的人，那批“武装的波希米亚人”(海登语)之一，他的特征却很不幸地同知识界精英很相像。希姆莱本人“比较正常”，也就是说，不像纳粹运动最早的领导人，而像一名“菲利斯”。他不是戈培尔那样放荡不羁，不像性罪犯斯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不像骗子罗森伯格，不像疯子希特勒，不像冒险家戈林(Hermann Gǒring)。希姆莱有将群众组织到绝对控制的高度才能，认为大多数人不是放荡不羁者、疯子、冒险家、性罪犯、骗子，也不是社会上的失败者，而首先是安份守己工作的人、顾及家庭的良民。
“菲利斯丁”退回到私人生活，头脑简单地致力于家庭和职业，这是资产阶级私人利益至上信念早已退化的最后产物。“菲利斯丁”是资产阶级在自己的阶级中孤立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本身败落后产生的分化了的个人。希姆莱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犯罪而组织的群众。带有“菲利斯丁”的特徽，而不是暴民的特征，他们是资产阶级，在自己的世界倾圮之中只担忧个人安全，只要有一点儿挑衅，就会牺牲一切——信念、荣誉感、尊严。对于那些只考虑维护自己私人生活的人来说，最容易摧毁的莫过于他们的隐私和私人道德观。在经过几年掌权和系统地协调之后，纳粹可以正确地宣布：“在德国，只有睡着的人仍然是一个有隐私的个人。”
另一方面，公正地说来，精英中的一些人时常使自己受极权主义运动诱惑，有时由于他们的知识能力而被指责为极权主义的鼓吹者，应该指出．二十世纪这批绝望的人无论做什么还是下做什么，都不会影响极权主义，尽管他们在早期产生过一些作用，成功地迫使外界认真地接受他们的理论。凡是在极权主义运动取得政权的地方，早在政权开始它们的最大犯罪之前，就已经抛弃了这一整群同情者。智识的、精神的、艺术的创造力，对于极权主义来说，就像暴民的歹徒自发力一样危险。两者都比纯粹的政治反对派更危险。新的群众领袖一贯会清除每一种更高形式的知识分子活动，远远超过了他们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一切事物的天然厌恶。绝对的统治并不容许任何一个生活领域中的自由创造力，不容许任何一种无法完全预见的活动。执政的极权主义无一例外地排斥一切第一流的天才，无论他们是否同情极权主义，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骗子和傻瓜，因为他们缺少智能和创造力，这正是他们的忠诚的最好保障。
第11章：极权主义运动
（一）极权主义的宣传
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极权主义本身的锐气所吸引；而只有用宣传才能赢得群众。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极权主义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使用暴力，并与其它政党共同获得必要的坚定支持者，巧言取悦公众。公众在此时此刻尚未与其它一切资讯来源隔绝。
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和恐怖相辅构成，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指出，而且经常被如此认定。然而这只是部分事实。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是恐吓民众（只有在初期阶段，当政治反对派仍然存在时，才这样做），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在相反的事实面前，极权主义不会满足于宣称不存在失业现象；它会废除失业者的福利，作为它的一部分宣传。同样重要的是，拒绝承认失业——尽管是以一种相当出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古老的社会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或者另举一例，当斯大林决定重写俄国革命历史时，他的新版本的宣传中包含了将旧版本的书、文件连同作者和读者一起加以毁灭：1938年出版的新版官方共产党历史是一个信号，意味着那场屠杀苏联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超级大整肃结束了。同样地，纳粹在东方占领区起初主要利用反犹主义宣传来赢得对居民的牢固控制。他们不需要也不使用恐怖来支持这种宣传。当他们清除波兰的大部分知识分之时，并非因为知识分子们的反对，而是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波兰没有知识分子，而当他们计划绑架蓝眼睛金头发的儿童时，意图并非在于恐吓居民，而是要拯救“日耳曼血统”。
由于极权主义运动存在于一个本身是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中，它们被迫使用那种普遍认为是宣传的手段。但是这种宣传总是诉求于“外部范围”——无论是国内居民中的非极权主义阶层，还是国外的非极权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宣传诉求的这个外部范围可能变化很大；即使在夺取政权以后，极权主义宣传可能会针对自己国家里的几部分人，因为在经过足够的灌输之后，他们仍未采取协调一致的态度。在这一方面，希特勒在战时对他的将军们的演讲是典型的宣传，其特点主要是撒弥天大谎，这位领袖借此来娱乐他的客人，以图博取人心。外部范围也可以指一些运动的同情者，他们还未准备接受运动的真正目的；最后，甚至纳粹党员也常常被领袖手下的内部圈子（inner circle）或精英集团成员看作属于这类外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需要接受宣传，因为他们还不能可靠地接受控制。为了不至于低估谎言宣传的重要性，人们应该记得更多的例子，看到希特勒在界定运动的真正目的时，他是完全真诚的，直率而不含糊，然而公众还未准备好接受这种贯彻的说法，所以未被承认。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极权主义统治之努力限制其宣传手法，仅仅在于它的外交政策方面，或者它的国外各分部，目的是向他们提供合适的材料。每当国内的极权主义思想灌输与在国外的宣传路线相冲突时（战时在俄国发生过此类情形，这不是在斯大林结束他与希特勒联盟之时，而发生在对希特勒作战使之站到民主阵营一方时），在国内就将宣传解释为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只要有可能，对于被吸纳到运动内的人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们已不再需要宣传）与对外部世界的真正宣传之间的区别，在运动取得权力之前就已存在。宣传与灌输之间的关系通常一方面取决于运动的规模，另一方面取决于外部压力。运动规模越小，就越有能量扩展纯粹的宣传；外部世界对极权主义政权的压力越大——即使在铁幕后面，也不能完全忽视这种压力——极权主义独裁者就越会积极地从事宣传。根本的要点是，宣传的必须性总是由外部世界控制着，而运动本身实际上并不宣传，而是灌输。相反，灌输不可避免地与恐怖相伴，增强了运动的力量或极权主义政府的孤立，以及不受外部干涉的安全感。
宣传确实是“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都分；但是恐怖更甚。甚至当极权主义政府达到了它的心理目的以后，还会继续利用恐怖手段：它的真正恐怖在于它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凡在恐怖统治达到完美的地方，例如在集中营里，宣传就完全消失了；甚至在纳粹德国，宣传也被明白禁止。换言之，宣传也许是极权主义一种最重要的对付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工具；相反，恐怖是它的统治形式的本质。它的存在很少依靠心理因素或其它主观因素，就像法律在一个立宪国家内的存在不依靠违法者的人数一样。
恐怖作为宣传的对应，在纳粹主义中比在布尔什维主义中作用更大。纳粹并不打击著名人物，像它早先在德国掀起犯罪浪潮时那样（杀害拉德诺和厄兹伯格[Matthias Erzberger]）；相反，他们杀害社会主义的小活动家们，或反对党中有影响力的成员，试图向民众证明只有参加那些组织的人才有危险。这种大规模的恐怖还在相对较小范围内进行时，并逐渐扩大着范围，因为警察和法庭都不会认真地对攻击所谓右翼的政治犯法者执法。一个纳粹宣传家所说的“权力宣传”（power propaganda）是很值得研究的：它至少清楚地向民众表明，纯粹的权力比当局更大，参加纳粹组织比做一个忠诚的共和主义者更安全。纳粹在制造政治罪行时具体地利用了这一点，极大地强化了上述印象。他们对此总是供认不讳，从来不为“下级的过分行为”而道歉——只有纳粹的同情者们才作这类道歉——并且使民众印象深刻，看到他们与其它政党的“高谈阔论者”大不相同。
这种恐怖和歹徒的普通犯罪（gangsterism）之间的相似性已很明显．无需指出。这并不是指纳粹主义就是歹徒帮派，像人们有时作出的结论那样，而只意味着纳粹尽管不承认，它实际上学了美国的黑社会组织，而其宣传却承认是学了美国的商业宣传。
但是，极权主义宣传比直接威胁更具体，针对个人的犯罪行为就是利用间接的、掩盖之下的、险恶的暗示来针对一切不愿跟从他们教导的人们，在此之后，大规模屠杀渗透到一切“有罪”和“无罪”之人。布尔什维主义宣传威胁民众，说他们会被历史抛弃，落后于时代就会陷入绝望，只能虚度生命；而纳粹主义威胁说，民众的生活会违背自然和生命的永恒规律，他们的血液会无可挽回地、神秘地败坏。极权主义宣传非常强调其论点的“科学”性质，这一点常被人用来比较某些在群众面前作自我表演的广告技巧。而事实上，每一份报纸的广告栏都显示这种“科学性” （scientificity），制造商用事实和数字来证明，一个“研究”机构出马相助，例如论证他的肥皂是“世界上最好的肥皂”。同样地，宣传者充满想象的夸张中有某种暴力成分，例如小姐们如果不用这种牌子的肥皂．就会一辈子长粉刺，找不到丈夫，这种说法的背后是垄断欲望的胡思乱想，梦想有朝一日，这位“惟一预防粉刺的肥皂”制造商会有力量剥夺所有不用这种肥皂的小姐们获得丈夫的权利。商业广告宣传和极权主义宣传这两者都明显地只是一种权力追求。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掌握了权力，这种科学证明的纠结就停止了。纳粹甚至抛弃了那些愿意为他们服务的学者，布尔什维克利用他们的科学家的名声来达到非科学的目的，强迫他们做骗子。
但是，经常被高估的群众广告和群众宣传之间的相似性，仅止于此。商人通常并不装扮成先知，他们往往不会表明自己的预言是正确的。极权主义的科学性的特点是几乎完全强调，科学的预言与老式的追溯历史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起源所显示的，无非就是它们的代言人假说他们发现了隐藏的力量，可以在命运链上给他们带来好运。当然，群众极被吸引，是因为“绝对系统（absolutist system）陈述一切历史事件是依靠与命运链相连的第一因，这个绝对系统本身在人类历史上就是压迫人的”。（托克维尔语）但是毫无疑问，纳粹领袖实际上并不只是利用宣传，他们也相信这样的理论：“事实上，我们越是认识和观察自然和生活的规律……我们就越是服从万能之神的意志。我们越是深刻认识到万能之神的意志，我们越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很明显，无需改动多少字，就能表达斯大林用两句话所说的信条：“我们越是精确地认识和观察历史与阶级斗争的规律．就越会遵从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取得伟大的成功。”无论如何，就斯大林关于“正确领导”的概念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解释了。
极权主义宣传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及其用预言形式发表声明的技巧提高到有效方法与荒谬内容的高度，因为从煽动技巧的角度来说，几乎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争论，只能从控制目前情形出发来发表论点、说只有未来才能显示它的优点。但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并未发明这种程序，也并非这种程序的惟一使用者。现代政治普遍地在群众宣传中运用科学性，这被解释为是一般迹象，这种对科学的热中是西方世界自从数学和物理学在16世纪兴起以来的特点；因此极权主义在“科学变成偶像，可以巫术般地医治恶的存在，改变人性”的过程中似乎是最后一个阶段了。群众的兴起和利用科学性之间实际上很早就有联系。群众的“集体主义” （collectivism）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他们曾希望出现“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它能消除个人行动与行为的无法预示性。昂方丹（B.P.Enfantin）常被援引作为例子，他早就能看到一种时代即将到来，“使群众感动的艺术”即将完美地发展，使画家、音乐家和诗人能够拥有一种力量，取悦和感动群众，其自信程度不亚于数学家解决一个几何难题，或化学家解释任何一种物质。其结论是：现代宣传就在此时此刻产生。
然而，无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rism）有何种缺点，无论它们对19世纪常识的形成产生多大影响，极权主义宣传和科学性所诉求的群众的特点完全不是“功利主义存在部分的有害生长”。我们从孔德的学说中知道，实证主义相信，未来最终可以科学地被预测。利益评价是决定历史的主要力量，并且假设可以发现权力的客观规律。罗昂的政治学理论说：“国王指挥民众，利益指挥国王”，客观利益是“惟一不会失效”的规律，“正确理解利益，能使政府生存，错误理解利益，会使政府死亡”，这些都是现代功利它义、实证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传统核心，但是，这些理论都不会假设有可能“改变人性”，如极权主义试图做的那样。相反，它们都或明显、或含蓄地假设，人性总是不变的，历史就是变动的客观环境以及人类对它们作出反应的故事，正确地理解历史，就能导致改变环境，但不能导致改变人类反应。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scientism）仍然假设人类福利是它的目标，这种观念是在极权主义里完全没有的。
正因为认可了功利主义的核心思想，极权主义政府的反功利主义行为、完全无视群众的利益这一点，就成了一种震荡。这在当代政治中引进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和不可预测性的因素。然而，极权主义宣传——尽管其形式上经常变换重点——指出了，即使在极权主义夺得权力之前，群众所关注的早已超越纯粹利益。因此同盟国都怀疑，希特勒在战争开始时下令屠杀精神病人，其实是想摆脱不必要的食物供应之负担，这是毫无道理的。希特勒不是因为战争而被迫抛弃道德上的考虑，而是将战争的大规模屠杀看作是一次无与伦比的机会，可以开始一项屠杀计划，就像他的计划中的其它要点一样，是根据“千年至福”（millennia）的观点来策划的。自从全部欧洲历史几百年来实际上教会人们根据“什么人得益”来判断每一次政治行动，根据背后的具体利益来判断一切政治事件，他们突然面对一种前所未有、无法预见的因素。由于极权主义宣传的煽动性质——早在夺取权力之前很久就清楚地显示出，群众很少受到的自保（self-preservation）本能的驱使——群众很少认真对待这些宣传。但是，极权主义宣传的成功并不十分依赖它的蛊惑人心，而是依赖群众的知识，使他们明白，利益是一种集体力量，只有当稳定的社会在个人和群体之间提供必要的传送带时．才能感到利益所在。群众的主要特点是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政治团体，他们只代表个人利益混乱多变的现状，因此在群众之中，以纯粹利益为基础的宣传不会生效。极权主义运动成员的狂热和一些普通的政党之成员的最大忠诚相比，明显地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他们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的产物（他们随时愿意牺牲自己）。纳粹党人证明了一个人只需用一句口号——“否则我们就完了” ——来引导整个民族进人战争（这种做法是1914年的战争宣传小心地避免的），而且此刻并不处于苦难、失业、或鼓噪民族野心的时代。同样的精神出现在一场明显失败的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纳粹宣传在安慰早已惊慌失措的民众，许诺说：“领袖凭他的智能早已为他的人民准备了一种简易死亡法、假如战败，就让他们进毒气室。”
极权主义运动利用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并且取消它们的功利主义内容，即一个阶级或一个民族的利益。在一贯正确的预言形式中提出这些概念，使形式变得比它们的内容更重要。群众领袖的主要资格是永远无误；他绝不能承认错误。再者，一贯正确的假设之基础不是超人的智能，而是正确解释历史或自然的根本可靠力量，失败和毁灭都不能证明这些力量是错误的，因为长远来看它会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掌权的群众领袖在一切功利主义的考虑中只关心一件事：使他们的预言变为现实。纳粹党人在战争结束时是不犹豫地集中他们尚能掌握的组织，尽可能彻底毁灭德国，以实现他们的预言：如果战败，德国人民就遭毁灭。
“永远无误”的宣传效果，以各种可预言的力量的惟一解释者自居而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这些都鼓舞了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们，习惯于以预言形式来宣布他们的政治意图。最著名的例子是希特勒于1939年1月在国会的讲话中所宣布的：“我今天再作一次预言：假如犹太金融家们……再一次成功地将民众扔进一场世界大战，结果将是……犹太种族在欧洲灭绝。”用非极权主义的语言来解释，这意味着：我想制造战争，我想杀死欧洲的犹太人。同样地，斯大林于1930年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演讲中说，他准备清除党内右派和左派分裂主义分子，形容他们是“垂死阶级”代表。这一定义不仅具体地加重了论调的尖锐性，而且以极权主义的风格宣布从肉体上消灭的那些人，他们的“死亡”正是预言中的事。这两个例子都达到同一个目标：清除对手都符合历史过程的规律，根据永远不变的规律，人的所作所受都是必然发生的。对牺牲者的迫害一旦执行了，“预言”就变成了一种回顾式的辩解：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早已预言的。“历史规律”是否诅咒阶级及其代表的“毁灭”、或者“自然规律是否……消灭”一切不“适宜生存”的人——民主人士、犹太人、东欧次等民族、无法医治的病人，这些都无关紧要。希特勒恰巧也说过“垂死的阶级”应该被“消灭，这不用大惊小怪”。
这种方法就像极权主义其它宣传方法一样，在运动夺取政权以后，只是极其简单明了的事情。那么，关于极权主义独裁者预言之真伪的一切争论都是很古怪的，好比争论一个潜在的杀人犯的未来受害者究竟是死是活一样-—因为杀死这个人，杀人犯可以立即提出他是正确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惟一有效的争论是立即拯救这个被预言判定将死的人。在群众领袖夺取权力以实现他的谎言之前，他们的宣传就是以其极端地嘲弄事实为标志，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事实完全取决于能够编造事实的人的力量。声称莫斯科地铁是地界上惟一的地铁，这个谎言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力量摧毁别国的所有地铁之前会一直存在。换言之，永远无误的预言方式和任何其它极权主义宣传手段不一样，违背了它最终统治世界的目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的世界里，极权主义统治者才有可能实现他的谎言，使他的一切预言变为现实。
预言之科学性语言符合群众的需要，他们在世界上失去了家园，现在准备和永恒的、统治一切的力量合为一体，这些力量本身可以将在险恶风浪中游泳的人带到安全的岸上。“我们根据遗传学的证明来塑造民族的生活和我们的法律”，纳粹此言，正如布尔什维克向他们的追随者保证，经济力量有能力决定历史。因此他们保证会有一种胜利，不受“暂时”的失败和具体企业的失败影响。因为群众与阶级不一样，他们只要胜利和成功，哪怕是最抽象的形式，他们被约束在一起，并非因为他们特殊的集体利益，那是他们感到作为一个群体而生存不可或缺的，以及即便面对逆境也可以坚持的利益。对他们而言，比可能胜利的目标或可能成功的具体努力更重要的是：只要是胜利无论是什么目标；只要是成功，无论是何种企图。
极权主义宣传使群众宣传的技巧更完备，然而它既不发明、也不创造宣传的主题。这些现成的主题，是由50年里帝国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解体替它准备的。当时欧洲暴民进入了政治舞台。极权主义运动的代言人像早先的暴民领袖一样，对一切事物具有准确无误的直觉，这是普通的政党宣传或舆论不关心或不成触及的。隐藏的一切事物，悄悄地发生过的一切事物，都变得具有重大意义，而它们的内在重要性却被忽略。暴民实实在在地相信，真理就是体面的社会虚伪地忽略，或者腐败地掩盖的一切。
在选择论题时，神秘性（mysteriousness）本身变成了第一条标准。秘密的起源无关宏旨；它可以是在合理的、政治上可以理解的渴求秘密（desire for secrecy）中，例如英国情报部或法国第二局（French Deuxieme Bureau）；或者革命团体的密谋需要，例如无政府主义和其它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在社会的结构中，它们原先的秘密内容长期以后却变得十分出名，只有礼仪形式仍然保留着先前的神秘性，例如共济会；或者在古老的迷信中，围绕着某些群体编织传说，例如耶稣会士和犹太人。在选择群众宣传的这些题目时，纳粹无疑棋高一着；但是布尔什维克逐渐学会了这些把戏，虽然他们不依靠传统的被接受的神话，宁可选择自己创造——自从30年代中期以来，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中，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神秘的世界阴谋，从托洛茨基的阴谋开始，接着是300个家族的统治，再接着是英国和美国情报局凶恶的帝国主义（即全世界的）阴谋。这类宣传的效果显示了现代群众的主要特点之一。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可能被同时是普遍的、又是首尾连贯的任何事物捕捉住。使群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是一种他们在其中成为组成部分的系统一致性。重复手段的重要性常被高估，因为在—般情况下都相信群众把握事物和记忆事物的能力很差，其实重复手段之重要仅在于它能及时使人相信事物是首尾一致的。
群众拒绝承认于充满现实中的偶然性（fortuitousness）。他们生来倾向于各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将事实解释为只是一般规律的一个具体例子，否定事物的巧合，发明了一种适应一切的万能解释，假设它是一切偶然事物的根本。极权主义宣传由于这样地从现实逃避进虚构，从偶合逃避进一致性，遂显得颇有生机。
极权主义宣传的主要缺陷是它无法满足群众的渴望—完全一致的、可以理解的、可以预见的世界，而不与常识（common sense）发生严重的冲突。例如，如果苏联的政治反对派的一切“告白”（confession）用语相同,承认同样的动机，那么追求一致的群众就会将虚构接受为真理的最高证明；而常识告诉我们，这种一致性恰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而是编造出来的。说得形象些，似乎群众要求经常重复旧约圣经的奇迹（the miracle of Septuagint），根据古代传说，有七名翻译者各自独立地翻译出希腊文《旧约全书》，而内文完全一致。常识只能将这个故事当做一个传说或一个奇迹来接受；然而它也能说成是证明译本都绝对忠实地译出了每一个词。
换言之，如果说群众受到一种逃避现实的愿望所蛊惑，因为在他们本质上无家可归的存在中，他们不再能忍受事实的偶然件和不可理解，那么同样地，他们对虚构的渴望也与人类思维的能力有关，人类思维结构的一致性高于纯粹的思维现象。群众逃避现实，这是对世界的一种判决，他们被迫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却又不能在其中生存，因为偶然性变成了这个世界里的最高主宰，人类需要经常地将混乱的、偶然的条件转化为一种相对的比较一致的人为条件。群众反对“现实主义”、常识，以及“世界的表面真实”（plausibilities of the world）（伯克语），原因是他们的分子化，他们失去社会地位，随之失去整个社群关系，而常识本来只有在它的范围内才能产生意义。他们在精神上和社会上无家可归的情况下，就无法以一定的尺度来深刻洞悉任意性与计划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常识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识。或者面对混乱的发展和完全任意性的衰落，或者服从于最严格的、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一致性，群众可能永远只会选择后者，随时以牺牲个人来作为代价——这并不因为他们愚蠢或邪恶，而是因为在总体的灾难中，这种逃避至少给予他们一种最低限度的自尊。
纳粹宣传的特点是从群众渴望一致性中获得好处，而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显示出（如同在实验室一样）它对孤独的群众中人的冲击力。苏联秘密警察很愿意使受害者相信他们有罪，尽管他们从未犯过这种罪，而且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根本不可能犯这种罪，秘密警察完全孤立和抹煞了一切真正的事实因素，以使“故事”的逻辑一致性在预先准备好的忏悔书上显得十分明白。在有些情况下，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分界线被骇人的指控和这些指控内在一致性弄模糊了，为了抵制对罪状纯粹抽象的可能性屈服的诱惑，就不仅需要有抵抗经常性威胁的性格力量，而且也要求十分相信人类同伴的存在—他们绝不会相信这些“故事”。
无疑地，只有在极权主义的世界里，虚假和伪造的蠢事才能达到极端。但是，这只是极权主义政府的宣传手段之一部分，忏悔还不是必要的惩罚。“告白”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特产，用追溯法来奇怪地使罪行成立则是纳粹宣传的特产。这两者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在根据它们的理论夺取权力和建立一个世界之前，极权主义运动想象出一个一致的谎言世界，与其说是满足现实本身的需要，不如说是满足了人类思维的需要；其中通过纯粹的想象，使失根的群众能够感到自在，并且使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实际经验在人类期望方面避免没完没了的震荡。极权主义宣传所拥有的力量——在运动有力量降下铁幕来防止任何人用最微小的现实来骚扰一个完全想象的世界中凝滞的平静之前——在于它有能力将群众关闭在真实世界之外。真实的世界仍然提供给分化瓦解状态的群众惟一能理解的迹象——每一次厄运的打击都使群众受骗上当—这些迹象，可以说是真实世界中的空白，是它不想公开讨论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它不敢否认的流言，因为流言尽管夸大和扭曲，却击中了某些痛处。
极权主义宣传从这些痛处中产生了它们需要用来填平现实与虚构之间鸿沟的真理成分和实际经验。只有恐怖可以依靠纯粹的虚构，即使是极权主义政府由恐怖支撑的谎言虚构也还未完全变得随心所欲，尽管它们通常更粗鲁，更厚颜无耻，而已比运动的谎言更有创造性（俄国革命修正过的历史不是靠宣传技巧，而是靠权力来传播的，书中没有一个姓托洛茨基的人曾经当过红军总司令）。另一方面，运动的谎言更精细些。涉及群众眼睛看不到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官方当局周围布置了一种秘密气氛时，谎言最能成功。在群众的眼里，它们获得了最“实在”的名声，因为它们触及了隐秘存在的真实状况。上层社会中腐败政治家的丑闻被揭露，一切属于黄色小报的丑闻，在它们手里都变成了一种不止是耸人听闻的重要武器。
纳粹宣传中最有效的虚构是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故事、自从19世纪末以来，集中于反犹主义宣传一向是普遍的煽动手段，20年代在德国和奥地利尤为普遍。一切政党和舆论喉舌越是一致避免讨论犹太人问题，暴民就越是相信犹太人是所谓权力的真正代表，在整个制度中犹太人问题是虚伪和不诚实的象征。
战后反犹主义宣传的实际内容既非纳粹的独白，亦非特别新的创造。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谎言自从“德雷福斯事件”以后就一直在流传，其基础是迄今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一个犹太民族仍有相互之间的国际联系和互赖。关于犹太人的世界权力的夸张说法出现得更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当时犹太商业与民族国家的密切关系已变得很明显。将犹太人描绘成恶的化身，通常只认为这是中世纪迷信的残余记忆，但是实际上与其后来被解放以后，在欧洲社会中所扮演的暧昧角色密切相关。有一件事是无法否认的：在战后，犹太人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出名。
犹太人本身在权力方面的影响和地位却与他们日益出名和引人注目的状况成反比。民族国家之稳定和力量每降低一分，对犹太人的地位都是一次直接的打击。民族部分成功地超越国家，使政府机器有可能维持它高于一切阶级和政党的地位，因此也就贬低了与居民中的犹太人结盟的价值，犹太人或许仍处于社会各阶层之外，并且对政党政治不感兴趣。资产阶级具有帝国主义头脑，它越来越关心外交政策，对国家机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也就坚决地拒绝让最大部分的犹太人财富进入工业企业，不让它离开传统的资本贸易。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几乎终止了犹太人作为一个群体对民族国家经济上有用的性质，以及社会隔离对他们本身的好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欧犹太团体像法国犹太人在第三共和国的最初几十年中一样同化和归化了。
对于变化了的形势相关的国家在意识上达到何程度到1917年就明朗化了，当时德国政府遵循着一种长期建立的传统，试图利用它的犹太人来一试与协约国的和平谈判。它不和德国犹太社群的领导人说话，相反却与比较不具影响力的犹太复国主义小团体对话根据旧的方式 这些小团体仍然受到信任，正因为他们坚持犹太人独立于公民身份之外存在，因此可望他们依靠国际关系网、从国际观点出发来提供服务。然而德国政府在这一点上走错了一步。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做了犹太银行家们从来未做过的事；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并对政府说他们只愿谈判一种不带附加条件和赔偿条件的和平。过去犹太人那种对政治问题的冷淡态度消失了；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不再游离于国家之上，所以不再有用，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小部分人的无用，则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政治观点。
中欧诸国的共和政体取代专制政府，瓦解了中欧犹太人群体，正如50年前法国第三共和国所做到的那样。当新政府在缺少权力而无兴趣保护犹太人的情况下建立时，犹太人早已失去了他们的大部分影响。在凡尔赛和约期间，犹太人主要被利用来当做专家，甚至连反犹主义者也承认，战后时代的一帮犹太小骗子，大多数是新来者（他们与当地的一些同宗教的人明显不一样，在他们的欺骗活动背后，有一种奇特的态度，和他们早先对周围环境的标准持冷漠态度很相像），他们和假设中的犹太人国际联系网的代表没有任何联系。
在一大群相互竞争的反犹主义团体中，在一种弥漫的反犹主义气氛中，纳粹的宣传发明了一种对付这一题目的方法，与众不同，而且比其它一切方法都高明。话说回来，纳粹的口号没有一条是新的——甚至连希特勒精明地描绘说犹太裔人剥削工人，而他的兄弟在工厂用煽动工人罢工引起的阶级斗争的说法，也不是新的。惟一的新内容是纳粹党要求它的党员拿出证据来说明自己没有犹太血统，尽管有费德尔计划，但是关于纳粹一旦掌权后针对犹太人会采取哪些实际措施方面仍然极端模糊。纳粹将犹太人问题置于宣传中心，意味着反犹主义不再是针对少数人的观点，或只与民族政治有关，而是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个人生存问题；谁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不成序列的“家族系谱”中的成员，而在纳粹的层级制度中，层级越高，在家族系谱中就必须追溯得越远。还有，布尔什维克主义尽管不那么始终一致，却也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最后不可避免的胜利的理论，说他的成员是“天生的无产阶级”，将其他阶级出身说得很可耻。
纳粹宣传很直率地将反犹主义转变成一种自我定义的原则，因此消除了观点动摇不定的状况。它用蛊惑来说服群众，这只是一种预备步骤，而且从不过分估计其鼓动演讲或印刷出版物的持久影响力。这提供给由分子化的、无法定义的、不稳定的、人数众多的个人组成的群众，以一种自我定义和自我鉴别身份的方法，不仅恢复了他们先前产生于社会功能的部分自尊，而且也创造了一种欺骗性的稳定，使他们成为一个组织的更好的候选成员。通过这种宣传，运动可以使自身人为地成为群众聚结的扩延，并使一个分子化的社会里孤立的个人被许诺获得自尊，将歇斯底里地追求安全感的根本感情合理化。
纳粹在对待其它相关问题上也明显地应用了别人制造的以及先前使用过的口号。当公众的关注同等地集中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上，认为这两者不能同等地比较，而实际上在右派和左派之间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分水岭时，“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纳粹）提供了一种假设，仿佛要导致民族统一，这是口头上的解决方案它的双重商标“德国” 和“工人”将右派的民族主义和左派的国家主义串连起来。纳粹运动之名偷自其它各政党的政治内容，公开地借口将这一切结合起来。先前也有将对立的政治理论成功地结合的例子，例如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socialism），等等；但是纳粹以一种方式实现了他们的结合，国会里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全部斗争、那些首先自认工人的人和那些首先是德国人的人之间的斗争都显得好象是一种设计，用来掩盖背地里有害的动机的欺骗——纳粹运动的每一个成员不就是同时包括了这一切吗？
有意思的是，纳粹即使在起家时也不屑利用民主、共和、专政、专制这一类显示一种具体的政府形式的口号。这一点足以说明 他们一向懂得自己的一切将完全是创新的。每一次关于他们的未来政府形式的讨论都沦为空谈纯粹形式——根据希特勒的说法 国家只是保存种族的一种手段，根据布尔什维克宣传的说法，国家只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
但是，纳粹以另一种奇怪的和迂回的方式，在其宣传中回答了关于他们的未来作用是什么的问题，他们用“锡安长老们的草案”作为模式，为在将来组织德国群众建立“世界帝国”而做准备。他们不限于在纳粹党徒中利用这个密谋的说法做宣传；他们还印刷了几十万册在战后德国出售，甚至公开采用来作为政治手册，这已不是新闻了。然而这种造谣的目的主要是谴责犹太人，唤起暴民注意犹太人控制世界的危险。就纯粹宣传而言，纳粹发现群众并不很害怕犹太人统治世界，而是有兴趣追究这一点如何实现，关于密谋的流传实际上是歆羡和想知道内情，而不是基于仇恨，明智的做法是尽可能仔细研究他们的某些显着的公式，例如著名的口号“凡是对德国人民有好处，就是正确的”，这条口号抄袭自“草案”中的“一切有利于犹太人民的事情，在道德上都是正确的和神圣的”。
“草案”在许多方面都是根奇怪而且值得注意的。除了廉价的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anism）方式以外，其重大政治特点是,以想入非非的方式触及时代的每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它们在原则上是反民族的，而且将民族国家描绘成泥足巨人。它们无视民族主权，并且如希特勒曾经说过的那样，相信建立在一个民族基础上的世界帝国。它们并不满足于在一个特定国家里的革命，而是将目标定在征服和统治世界。它们向民众保证说，不管在人数、领土和国家权力方面优劣如何，它们只要通过组织手段就能达到对世界的征服。可以肯定，它们那种令人信服的力量部分是产生于非常古老的迷信成分。这种“草案”是古老的，一个国际间的团体连续不间断的存在，这种概念在自从法国革命以来的小道政治文学中就有了，即使这些18世纪末的写作者未曾想过，这个“革命的团体”， 这个“一切文明民族中间的奇特民族”就是犹太人。
对群众最有吸引力的是“草案”中一场世界性阴谋的动机，因为它契合了新的权力形势（希特勒很早就允诺，纳粹运动将“超越现代民族主义的狭隘界限”，战争期间，党卫军试图将“民族”[nation]这个词从纳粹的字汇中抹除）。只有全球列强看来仍有机会独立生存，只有全球政治才有机会产生永久结果。这种情况会使并非世界列强的小国家恐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草案”似乎可以指出一条出路，不依靠不可改变的客观条件，而只依靠组织的力量。
换言之，纳粹宣传从“由于强烈的民族性而变成超民族的犹太人”中，发现德国世界主人的前驱，并向群众保证：“首先看清犹太人、首先向他们作斗争的民族，将会取代他们统治世界的地位。”关于犹太人早已实行世界统治的幻觉，构成了德国在未来统治世界的幻想的基础。 当希姆莱指出“我们的政府统治艺术应归功于犹太人”时，他心中想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说，归功于“领袖牢记在心” 的锡安长老草案。因此“草案”表现出征服世界在实践上是可能的，整个事情只剩下是否受灵感启发或技巧是否精明的问题，阻碍德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显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犹太民族，他们无需拥有暴力工具就能统治整个世界—因此 一旦他们的秘密被发现，其方法在一个更大规模中被仿效，他们就成了容易应付的对手。
纳粹宣传将这一切新的、充满希望的前景集中在一个概念上，称为“德国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这个新的社群在无产阶级的气氛下，在纳粹运动中形成，其基础是一切德国人绝对平等，这不是权力的平等，而是天性平等、以及他们与其它所有的人绝对不同。自从纳粹掌权之后，这种观念渐渐失去它的重要性。让位给一种态度：一方面蔑视德国民众（纳粹一向持此态度，但在以前不大显露），另一方面非常热心地从其它国家的“亚利安人”中扩大他们自己的队伍，这种想法在纳粹掌权之前阶段的宣传中并不很重要。“德国民族共同体”的说法只是为“亚利安人”种族社会制造舆论，它最终会毁灭各个民族。包括日耳曼民族在内。
在某种范围内，“德国”是纳粹尝试考虑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诺言。如果我们不管一切意识形态含义，那么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宣传对另一种宣传再生的魅力。两者都讲话要平衡一切社会差异和财产差异，没有阶级的社会明显地意指每一个都被平衡到工厂工人的地位，而“德国民族共同体”的含义中有一种征服世界的阴谋，也延伸出每一个德国人最终可以变为一个工厂主的合理希望。但是“德国民族共同体” 的更大利益是它不必等到未来某个时刻，也不依靠客观条件；在运动的虚构世界中它可以即刻实现。
极权主义宣传的真正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无须拥有暴力手段而能累积权力”。出于这个目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创新只能被看做是一种不必要的障碍。我们这个时代的两种极权主义运动，令人惊骇的“新”统治方法，组织方式中的独创性，都没有鼓吹一种新的理论，也都没有发明过一种不曾流传的意识形态，这并非偶然。赢得群众的并非是成功的煽动，而是一种“有活力的组织” 实实在在的力量。希特勒作为一名群众先知的辉煌大才并不在运动中使他赢得地位，而是使他的对手们误以为他是一个单纯的群众煽动者，而斯大林是能够击败俄国革命的伟大演说家。极权主义领袖和独裁者的显着特征是头脑简单和目标单一，他们以此来从现存的意识形态中选择最适合于另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的基础因素。“锡安长老们的草案”和“托洛茨基的阴谋”都是虚构的，两者都包含了看似有理的成分——犹太人在过去的非公开影响和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权力斗争——极权主义舍此便不能安全地建立虚构的世界。它们的技巧包含着使用并超越现实因素和各种经验因素，来选择虚构，使这些因素在某些领域里普遍化，而这些领域在当时又无疑是个人经验不可能控制的。极权主义宣传靠这种普遍化建立的一个世界，适合于和现实世界竞争，后者的主要缺陷是无逻辑、无连贯性、无组织。虚构的连贯性和组织化的严格性可以使通则化的说法在具体的谎言揭穿后，最终仍能存在——认为犹太人在孤立无援地遭屠杀之后仍有力量，而苏联的托洛茨基分子遭整肃和托洛茨基本人被谋杀之后，仍在全世界进行有害的阴谋活动，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极权主义独裁者们面对荒诞局面，仍然顽固地坚持原先的谎言，这种态度远不止是对诡计的迷信，至少在斯大林身上，心理学无法解释说谎的原因，他的成功也许会使他自己成为最后的牺牲品。宣传口号一旦与“有活力的组织”结合，不破坏整个结构，就无法清除它们。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假设，被极权主义宣传从一种客观的、可争议的事情转变为纳粹的主要现实成分；重点在于纳粹起而行动，假设世界已被犹太人统治，因而需要一种反阴谋来保护自己。种族主义对于他们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在科学上价值可疑的、有争议的理论，而是在政治组织功能阶层中的每日现实，在这种组织的框架内，如果对现实产生疑问，那就会是非常“ 不现实”的。同样的，布尔什维主义不再需要争论阶级斗争、国际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的福利无条件地依赖于苏联的福利；第三国际的功能组织比任何论争或纯粹意识形态都更能令人信服。
极权主义宣传比其它政党和运动的宣传更优越，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内容，对于运动的成员们而言，不再是一种人们有可能产生意见的客观问题，而是像数学定律一样，变成了他们生活中真实的而又不可触及的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才能完全实现整个生活结构的组织。在纳粹德国，当只有种族出身至关重要，而一种职业取决于人是否具有“亚利安”相貌（希姆莱一向根据相片来挑选党卫军成员），食物发放量的多寡必须追究一个人的祖辈有几个犹太人时，怀疑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有效性，就好比怀疑世界是否存在一样。
宣传常常为虚弱和不可靠的论争“加人组织的力显”，而立即实现它所说的任何话，宣传之优势，不证而明。明白之理可以驳斥以运动许诺要改变的现实为基础的论点，驳斥以纯粹事实可以揭穿的反宣传——纯粹事实属于或者维护一个任凭摆布的群众不能也不会接受的世界——宣传只有另一种更有力或更好的现实才能否定它。
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失败的时刻才会显现出它的虚弱本质。若无运动的力量，其成员立即就会不相信他们昨天还准备为之献出生命的教条。当运动（亦即庇护他们的虚构世界）被摧毁时，群众就会转向他们原无作为孤立的个人的地位，或者在一个已经变化的世界里愉快地接受一种新的功能，或者沉沦于他们旧日绝望的多余者地位。极权主义运动的成员们只要运动犹存，就会完全疯狂地活动，但不会模仿宗教狂的榜样作为殉道者去死（尽管他们很愿意像机器人一样去死）。相反，他们会放弃运动这种厄运。向四周寻找另一种有希望的虚构，或者等待前一种虚构重新获得足够力量来确立另一场运动。
同盟国想在德国民众中找出一个自我忏悔或被说服的纳粹分子而徒劳无功，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的人很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里是纳粹的忠实同情者，这不能简单地说是人类弱点或机会主义的标志。纳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曾经被完全“实现”过，以至于其内容不再作为一套独立的学理面存在，失去了其所谓知识的存在地位，因此，现实被破坏无遗后没有留下任何事物，信仰者不再那么疯狂。
（二）极权主义的组织
极权主义组织的形式与它们的意识形态内容和宣传口号不同，组织形式完全是新的。它们被设计来用于运动的谎言宣传，围绕着一个虚构的中心——犹太人阴谋、托洛茨基分子、三百个家族，等等——编造一个功能性的现实，甚至在非极权主义的环境里也建立起一个社会，使这个社会的成员根据虚构世界的规律行动作出反应。表面类同的政党和运动——法西斯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一旦达到某个极端阶段（这大多取决于其成员的绝望程度），就会用恐怖来支撑其宣传，相比之下，极权主义运动对于它的宣传确实是很认真的，其认真态度大多表现在组织它的追随者方面，而不在于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组织和宣传（并非恐怖和宣传）是相辅相成的。
极权主义运动在夺取权力之前的阶段最吸引人的新组织手段是创建了前锋组织（front organization），清楚区分党员和同情者（sympathizer）。与这一发明相比，其它典型的极权主义特征，例如自上而下指定官员，任命权是最终垄断在一个人手里，这些都是次要的。所谓“领导者原则”（leadership principle）本身不是极权主义的；它从权威主义和军事独裁借用了某些特征，极有助于隐蔽和缩小实质上的极权主义现象。如果上级指定的官员拥有真正的权威和责任，我们就必须论及层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在这个结构中，权威和权力由法律来委任和运作。根据这一模式建立的军队和军事独裁的组织，其情形也大致相仿，在这里，从上到下的绝对指挥权力和从下到上的绝对服从，符合战斗中特殊情势，这正是它们为何并非极权主义的原因。按层级组织起来的指挥链意味着，指挥官的权力有赖于他在其中操作的层级体系。每一个层级，无论权威大小，每一条指挥链，无论其命令之内容如何恣意专横，都倾向于稳定和限制一个极权主义运动领袖的总体权力。根据纳粹的语言，永不休止的、有力的“领袖意志”（Will of the Führer）——这并非意指一种固定的、限定的权威，即他的命令——变成了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最高法律”。由于极权主义运动独特的组织方式，它将领袖放在一个位置上，只有从这个位置出发，领袖原则才产生了极权主义性质。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事实上的情况使真正的领袖原则相当缓慢地集中形成，与运动的逐步“极权主义化”平行发生。
有一本匿名著作用很大篇幅描述了这种新的组织结构在开始时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我们不知是谁首先决定将同路人组织进前锋组织，谁最先从同情态度不明朗的群众——一切政党在大选日都依靠他们，但是认为他们太易动摇，不宜成为党员——中看到，它不仅是一个蓄水池，可以从中吸收党员，而且本身也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早期受布尔什维克党鼓动起来的同情者组织，例如“苏联之友”（Friends of the Soviet Union）或“红色支持者”（Red Relief）协会，发展成前锋组织，但是原先却恰恰如它们的名称所指出的：一群从经济上或其他方而（例如法律上）提供援助的同情者。希特勒最早说过，每一个运动都应该将它通过宣传争取到的群众分为两种人——同情者和正式成员。这本身就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他这种划分的基础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哲学，认为任何事情一超过纯粹理论上的观察，大多数人就变得太懒惰、太怯懦，只有少数人愿意为他们的信念而战斗。相应地，希特勒第一个发明了一种有意识的策略，经常扩大同情者的队伍，同时又使党员人数严格限制在一定数目。这种观念——人数较少的党员周围环绕着人数多的同情者——非常接近于后来前锋组织的现实。前锋组织这个名称的确很符合它们的实际作用，并且也指出了运动内部成员与同情者的关系。因为同情者的前锋组织在运动中所产生的重大作用丝毫也不亚于正式成员。
前锋组织环围着运动成员，像一堵保护墙，将他们和外部的正常世界隔开；同时 它们又组成一道返回正常状态的桥梁，若非如此 运动成员在掌权之前的阶段就会觉得、他们的信仰和那些普通人之间、自己的虚构谎言和正常世界之间，差异太大。在运动的夺权斗争中所使用的巧妙手段是，前锋组织不仅孤立运动成员 而且也向他们提供一种外部世界正常状态的样子，比纯粹的思想灌输更有效地防止真实现状对他们产生冲击。一个纳粹或布尔什维克成员与同路人之间在态度上的区别，证明了他的信仰在对世界作虚构的解释时是正确的，因为同路人的信念也毕竟相同，形式比较混乱 尽管也比较“正常”（即较不疯狂）；所以在党员看来，凡是运动未明确指认为敌人（犹太人、资本家等等）者，都站在他一边，世界上到处是秘密的同盟者，他们只不过是还未被唤起必要的精神力量和性格力量，来从他们自己的信念中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
另一方面，整个世界通常通过前锋组织才最初看到极权主义运动。同情者们在非极权主义社会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还只是无关的公民，很难说是头脑简单的狂热分子；透过他们，运动制造的疯狂谎言更能被普遍接受，可以用比较温和、比较令人尊重的形式来散布他们的宣传，直到总体气氛被极权主义的成分毒化，这些成分本身很难被觉察，而是显现为正常的政治反应或政治观点。同路人组织用令人尊重的正常状态迷雾笼罩极权主义运动，在外部世界本身真实性质问题上欺骗运动成员，又用掩盖运动实质的手法来愚弄外部世界。前锋组织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既是极权主义运动面对非极权主义世界的门面，又是这个世界面对运动内部集团的门面。
比这种关系更吸引人的事实是，在运动本身内部的不同层级上也重复出现这种关系。正如党员与同路人既联系只分隔一样，运动中的精英结构与普通成员之间也是既联系又分隔。如果说，同路人仍然像是外部世界的一个正常居民，他接受极权主义的命令就像一个人可能接受一个普通政党的纲领一样，那么，纳粹和布尔什维克的普通党员在许多方面仍然属于周围的世界：他的职业关系和社会关系还未绝对地由他的党籍决定，虽然他会明白——这与纯粹的同情者不一样——在他对党的忠诚和他的私人生活之间发生冲突时，前者总是产生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一个战斗集团的成员会完全同运动一致；他没有独立于运动之外的职业和私人生活。正如同情者构成了运动成员周围的保护墙，向他们呈现外部世界一样，普通党员围护着战斗集团，向他们呈现正常的外部世界一样。
这种结构无疑具有优点，它钝化了极权主义基本信条之一——世界分成两大敌对阵营，其中一方就是极权主义运动，而运动能够而且必须和全世界作战——的冲击力，因为这种主张为掌权的极权主义政府不加区别的侵略性铺平了道路。透过一个逐级变化的战斗结构（其中每一个阶层都是上级眼里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形象，因为它战斗性较差，它的成员组织得不够彻底），令人恐怖的极权主义将世界一分为二的震荡效果受到削弱，未能完全实现；这类组织防止了它的成员直接面对外部世界，使外部世界的敌意在他们眼里仍然只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假设。在层层包围之下 他们不知非极权主义世界的现实，也常常低估了极权主义政治的巨大危险。
极权主义运动对现状的抨击无疑比早先的一切革命政党所做的更激烈。它们能够如此激进，明显地不适合于群众组织，这是因为组织是普通非政治生活的暂时替代物——而这种生活是极权主义实际上想废除的。 整个非政治的社会生活世界——“职业的革命者”或者不得不逃避这个世界，或者必须接受它——在运动中以战斗性较弱的群体的形式存在：在这个按层级结构组成的世界里，从事征服世界或从事世界革命的战斗者们从来不会被“革命”信念和“正常”世界之间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的震荡所触及。处于掌权之前的革命阶段的运动为何能吸引如此众多的“菲利斯丁”，原因是他们生活在一个蠢人的正常乐园里；党员被同情者的正常世界包围着，普通党员的正常世界又包围了精英结构。
极权主义形式的另一种优点是它可以无限地复制，使组织永远处于一种流动状态，使之经常可以插人新的层级，确定新的战斗性程度。纳粹党的全部历史可以根据纳粹运动内部新的组织形式来重述。冲锋队（SA；Stumabteilung；the storm trooper；建立于1922年）是纳粹的第一个组织，它比纳粹党本身更好斗；到了1926年，党卫军（SS），作为冲锋队里的精粹而组建起来；三年之后，党卫军脱离冲锋队，受希姆莱直接指挥；只消几年，希姆莱就在党卫军里又重复同样的游戏。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前一个更好斗，首先成立的是“突击队”（Shock Troops），然后是“敢死队”（Dead Head）（系“集中营卫队”），后来并入“武装党卫军”（Armed SS；Waffen SS），最后又成立“保安局”（Security Service）（系“党内意识形态情报机构”，党内执行“负人口政策”的机构）和“种族与移民问题办公室”（Office for Questions of Race and Resettlement；Rasseund Siedlungswesen），它的任务是“积极的”。所有这些组织都从党卫军中发展而来，它们的成员除了“领袖卫队”（Fiuh rer Corps）以外，仍然都只属文职机构。一般党卫军成员和这一切新组织之间的关系，如同冲锋队面对党卫军一样，或者像党员对冲锋队员，或者像前锋组织成员对党员。现在一般党卫军成员不仅受命“保卫……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化身”，而且要“保护所有的党卫军特别干部不脱离运动”。
这种波动的层级制度经常加进新的层面，权威常常易手，它以秘密的控制机构而出名，即秘密警察或情报机关，为了控制控制者，就总是需要新的控制。在战前阶段的运动中，还不可能有完全的间谍活动；但是不断波动的层级制度与秘密警察同样地使控制手段成为可能，即使没有实际上的权力，也有可能削弱任何一个动摇的或表现不像以往那样激进的阶层或群体，其手段只需插进一个新的、更激进的阶层，由此迫使旧有的团体自动地朝前锋组织的层级下降，离开运动的中心。因此，纳粹的精英结构是党内的主要组织：冲锋队上升到党内超级地位，使党失去激进性质，然后又由于同样原因也由党卫军压倒冲锋队。
极权主义精英结构（elite formation）（尤其是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军事价值常常被评价过高，而它们在党内的纯粹意义却有些被忽略了。法西斯的一些穿制服的组织都不是为了具体的防御或进攻目的而建立的，尽管通常的说法是以保护领导人或普通党员为借口。纳粹和法西斯精英集团的类军事形式 是它们作为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蔓延的和平主义而建立的“运动的意识形态战斗工具”的结果。从极权主义的目标来看，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进攻态度的表现”建立一支假军队，尽可能像和平主义者的假军队（bogus army）（和平主义者们不能理解政治团体中的军队的宪法地位，他们谴责一切军事机构是有意识的凶手集团），而不是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的军队。冲锋队和党卫军当然是恣意暴力和谋杀的典型组织；它们不像穿黑军服的德国国防军那样训练有素，也并未有足够的武装可以和正规军对抗。在战后德国，军事化宣传比军事训练更普遍，而制服并未使类军队提高军事价值，尽管它们清楚地显示出在废除平民的标准和道德方面是有用的；他们的制服在杀人时多少能在相当的程度上安慰自己的良心，使他们也更容易无条件地服从权威。纳粹党内的这个部分有军事化的外貌，其主要特点是国家主义和军事化，因此不能将这些类军事部队看作纯粹的政党组织，而是当做一种对国防军的非法扩展（根据凡尔赛和约条款，军队规模是应受限制的），这个部分首先应当被清除。在纳粹掌权之后，冲锋队的首领罗姆的确梦想过，并且也谈判过将他的冲锋队与国防军合并。希特勒杀死了他，因为他试图将纳粹新政权改变为军事独裁政府。在此之前几年，希特勒明确表态，解除了罗姆的职务，认为纳粹运动并不期望这样一种发展。罗姆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他在战场上和在组织国防军方面富有经验，因此他认真地推行军事训练计划。他被解除冲锋队首领的职务后，希特勒选择了毫无军事经验的希姆莱担任党卫军的组织者。
精英组织除了在运动的组织结构中产生重要作用之外，它们构成了运动中变动的战斗核心，它们的类军事性质必须联系到政党中其它专门组织机构来理解，例如涉及教师、律师、学生、大学教授、技术员、工人等等的机构。所有这些机构主要仿照既有的非极权主义职业社会，它们是类职业性质的，就像冲锋队是类军事性质的。欧洲各国共产党越是明显地变成莫斯科指挥下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分支，它们也就越是利用他们的前锋组织来和现存的纯粹职业群体竞争。在这一方面，纳粹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惟一区别是，纳粹公开倾向于认为这些类职业组织是党内精英的一部分、而布尔什维主义者选择从它们中间招募前锋组织的成员。运动的重要因素是，即使在它们掌权之前，也使人感到社会的一切成分都在它们的队伍中有代表。（纳粹宣传的最终目的是将德国民众组织成为同情者。）在这种游戏中，纳粹多走了一步，设立了一些假部门，模仿正规的国家机构惯例，例如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体育运动部等等。和模仿军队的冲锋队一样，上述机构都没有职业价值，但是它们在一起创造了外表完美的世界，以虚假的形式奴隶般地复制非极权主义世界的每一种现实。
这种复制技术对于直接推翻政府而言自然无用，而在积极破坏现存机构、在“使现状解体”（极权主义组织为此必不可免地选择公开显示暴力）方面却成果斐然。如果说，运动的任务是“无孔不入地进入一切权力职位”，那么它们必须随时占据任何具体的社会职位和政治职位。根据它们对极权统治的要求，非极权主义的社会里的每一个有组织的团体，都会对运动提出一种具体的挑战，会摧毁它；可以这么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具体的破坏性的工具。当纳粹夺取了政权，随时准备用另一种教师的组织来立即摧毁原有的教师组织，用纳粹倡导的律师俱乐部来摧毁原有的律师俱乐部等等，这时，假组织就显现出了它的实用价值。它们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德国社会的整个结构——不仅仅是政治生活——这是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队伍中早就确切地准备了相应的结构。在这一方面，当战争到了最后阶段，正规军序列被置于党卫军将军们指挥之下时，类军事组织的任务就结束了。这一“协调”（co-ordination）的技术巧妙而不可抗拒，正如职业标准的退化之迅速和彻底一样，这些结果在特殊的战争领域里比在其它任何领域里更能直接地显现出来。
如果极权主义运动准军事组织令人怀疑的军事价值很难说是重要的，那么它们对正规军的虚假模仿也一样。作为精英组织，它们比其它团体更严重地和外部世界隔开。纳粹分子们很早就明白完全好战和完全脱离正常状态（normality）之间的密切关系；冲锋队从不接受国内的任务，执政以前阶段的冲锋队领导人和纳粹政府中的党卫军领导人经常流动更换，因此不可能习惯于普通世界及在其中发展。它们是根据犯罪帮派的模式组织起来的，用于有组织的谋杀。这种谋杀是公开进行的，得到纳粹上层的官方承认，以致公开的共谋使其成员即使在非极权主义政府治下，即使不受到同伙的威胁（实际上是受威胁的），也不可能脱离运动。在这一方面，精英组织的作用和前锋组织的作用正相反：后者使运动具有一种令人尊敬的气氛，并且鼓舞了信心，前者用扩大共谋的方式使每一个党员意识到，他已永远离开视谋杀为非法的正常世界，精英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中他也有份。这一点即使在掌权前的阶段也已经做到了，当时领导者系统地宣布对一切罪行负责，并且相信他们的犯罪是为了运动的最终的善。
纳粹人为地创造了一种内战条件，以此为威胁而走上通向权力之路，其明显的利益远远超过制造麻烦的效果。对于运动来说，有组织的暴力是它的虚构世界四周的许多保护墙中最有效的一种，当一个成员害怕离开运动，远甚于他的非法活动造成的结果时，当他感到作为一个运动的成员要比做一名反对者更安全时 这个虚构世界的“现实性”就得到了证明。这种安全感的产生，在于精英组织用有组织的暴力来保护党员不接触外部世界，对于组织内部的虚构世界的完整性来说，安全感与恐惧感一样重要。
领袖处于运动中心，是使整个运动运行不息的发动机。精英组织是由合格者组成的内部圈子，在领袖周围筑起一种不透明的神秘气氛来符合他那“不可触及的优势”，并将他隔绝开来。他在这个紧密的小圈子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在小圈子成员中玩弄计谋的能力和他经常更换部下的技巧。他上升至领袖地位，依靠的是一种处理党内权力斗争的极端能力，而不是煽动家或官僚组织的性质。他与先前各类独裁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是他很少通过简单的暴力来取得胜利。希特勒不需要冲锋队和党卫军来保障他在纳粹运动中的领袖地位；相反，罗姆是冲锋队首领，能够依赖冲锋队对他个人的忠诚，却成了希特勒的党内敌人之一。斯大林战胜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群众中更有魅力，而且作为红军总司令，手中握有当时苏俄最大的潜在权力。再者，俄国革命中最有组织天才的、最能干的官僚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另一方面，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处理具体问题的能手，在他们的初期生涯中都致力于人事问题，所以几年后，留在重要的位置上的人几乎全倚仗他的恩赐。
然而，这种个人能力尽管在此类生涯的最初阶段，是一种绝对的先决条件甚至在以后也同样重要，但是当一种极权主义运动建立起来之后，确立了“领袖的意志就是党的法律”时，当它的全部层级制度出于一种简单目的而有效地训练成功、能迅速地将领袖的意志传达给一切阶层时，个人能力就不再具决定性作用。达到了上述目标之后，领袖就不可取代了，因为运动的整个复杂结构会由于缺少他的指挥而失去存在的理由。这样，尽管永远会有内部阴谋集团，永远会有人事变动，他们积聚了巨大的仇恨、痛苦和怨怒，领袖的地位仍能在一次次混乱的宫廷革命中保持稳定，这并非由于他的超人天赋（他周围更密切的人常常对此并不抱有幻想）而是因为这些人真诚地、有意识地相信，若没有他，一切都会在顷刻之间失去。
领袖的最高任务是使运动中每一个层次的双重功能特点得到体现——作为运动抵抗外部世界的奇妙防线，同时又是运动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桥梁。领袖代表运动，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一切普通的政党领袖；他宣称，他以官方的身份替任何一名成员或官员的行动或错误行为负个人责任。这种完全负责的做法，是所谓领袖原则在组织方面的最重要原则，据此，每一名官员不仅由领袖指定，而且也是他的活的化身，每一道命令似乎都发自这一永恒的来源。领袖与每一个由他指定的下级领导人之间完全一致，垄断一切责任，这也是极权主义领袖与一个普通独裁者和暴君之间最显着的关键区别。一个暴君绝不会将自己与下属等同，更不用说包揽他们的行为了；他也许会利用他们做代罪羔羊，为了使自己摆脱民众的愤怒，他会很乐于见到他们受批评，他总是与他的所有下属和臣民保持一段绝对的距离。相反，极权主义领袖不能容忍别人批评他的下属，因为他们总是以他的名义行动；如果他要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就必须清除犯下这些错误的人；如果他要将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别人，他就必须杀死他们。因为在这种组织结构内，一个错误只能是一种骗局：骗子化身为领袖。
对运动所做的一切事情负全部责任，它与它的每一个官员之间完全一致，这导致了非常实际的结果，使谁也不曾经历过一种情况，也就是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或者解释这些行动的理由。由于领袖垄断了解释的权利和可能性，所以在外部世界看来，只有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是运动的惟一代表，人们仍能用非极权主义的语言和他谈话，如果他受到责备或反对，他不可以说：别问我，去问领袖。领袖处于运动的中心，他可以表现得高于运动。因此，当局外人必须和极权主义运动或政府打交道时，一再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和领袖本人的私下谈话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无用的）。真正的极权主义领袖神话是在组织之中，组织使他有可能声称对运动的精英组织所犯的一切罪行完全负责，同时也有可能获得最天真的同路人真诚而天真的尊敬。
极权主义运动曾被称为“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会社”。的确，我们很少知道秘密团体的社会结构和近期历史，运动的结构在先前的党派历史上未曾有过，只能让人联想起秘密社团的某些突出特征。秘密会社（secret society）也根据“加入”（initiation）的程度而形成层级，根据一种秘密的虚构假设来规范其成员的生活，使一切事物着上去就像别的东西一样，采取前后连贯的欺骗策略，欺骗未加入的外部群众，要求加入运动的成员盲目服从，使他们效忠于往往不认识的、一向十分神秘的领袖，领袖本人被一小群最初加入运动的人包围着，这些人周围是后加入者（halfinitiated），后来者来自一个“缓冲地带”，它反对充满敌意的世俗世界。极权主义运动像秘密会社一样，也将世界分成两部分：“歃血为盟的兄弟们”和隐藏不明的大批死敌。以绝对敌视周围世界的态度为基础的划分界线，这与普通政党将人划分成“属于”和“不属于”的倾向做法大不相同。政党和一般的公开社团只认为那些公开反对它们的人是敌人，而秘密会社的原则一向是“凡是不公开表明归属的人都应排除在外”。这种秘密原则对于群众组织似乎完全不适用；但是纳粹至少使它的成员在加入时举行一种与秘密会社在心理上产生相同效果的仪式，他们不是简单地排斥犹太人，而是要求其成员证明自己的非犹太血统，建立了一种复杂的机器，透视8000万德国人祖系不清的状况。这当然是一出喜剧，而且代价昂贵，它让8000万德国人行动起来，去查找自己祖先中有无犹太人；结果每一个人通过检查后都感到，他属于一个可靠的群体，反对想象之中各种不合格的人。布尔什维克运动也证实了同样的原则，通过党内的反复整肃，使每一个不被排除在外的人都再次肯定自己属于群体之内。
秘密会社与极权主义运动之间最吸引人的相同点是仪式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莫斯科红场的游行在性质上与纽伦堡的庆祝政党生日的盛大礼节完全一样。在纳粹仪式的中心是一而所谓“鲜血的旗帜”，布尔什维克仪式的中心是列宁的遗体，两者都在仪式中注入崇拜偶像这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偶像崇拜很难证明——正如有时被认为那样——是假宗教或异教倾向。“偶像”只是一种组织手段，在秘密会社中常用，也常用于以可怕的、令人恐惧的象征物来威吓其成员保守秘密。很明显，人们是通过一种秘密仪式的共同经历（而不是共享秘密本身）来更安全地团结在一起。极权主义运动的秘密即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一定改变那种经验的性质。
这些相同之处当然绝非偶然；它们绝不能简单地被解释为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在成为极权主义领袖之前都曾是现代秘密会社成员——希特勒曾是国防军秘密警察，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密谋组织成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极权主义阴谋虚构的自然结果，建立极权主义组织的目的可能针对秘密团体——犹太人的秘密社会或托洛茨基阴谋集团。极权主义组织中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可以不将自己的目标当做秘密来隐藏，而采取许多秘密会社的组织手段。纳粹想要征服世界，驱逐“异族”，消灭“可怕的生物遗传”；布尔什维克致力于世界革命，这从来就不是秘密；相反，这些目的一向是它们的宣传内容。换言之，极权主义运动模仿秘密会社的一切装饰，惟独放弃一条为自己的方法辩解的途径保守秘密的需要。
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因此尽管历史起源十分不同，却在组织手段方面达到了同样的结果。纳粹在开始对虚构一个阴谋，并且多少有意识地模仿“锡安长老们”秘密团体的例子，而布尔什维克来自革命政党，它的目标是一党专政，经过了一个政党“完全游离并且在一切之上”的阶段，达到党的政治局“完全游离并且在一切之上”；最后，斯大林将密谋组织严厉的极权统治强加给这种政党结构，直到此时，才发现需要用一种中心的虚构来维持群众组织条件下一个秘密会社的铁的纪律。纳粹的发展也许更符合本身的逻辑，但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提供了一幅更好的画面，显示极权主义的虚构本质，因为布尔什维克所反对及所根据的一种虚构的世界阴谋，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固定。这种阴谋一直在改变——从托洛茨基派到300个家族，再到各种“帝国主义”以及“无根的世界主义” ——而且根据需要而调整；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这种虚构，布尔什维主义就不能成立。
斯大林将俄国的一党专政改变为极权主义政权，将全世界革命的政党改变为极权主义运动，其手段就是消除宗派，废除党内民主，将各国共产党改造成由莫斯科指挥的共产国际各个支部。秘密会社，特别是革命政党的阴谋工具，其特点一向就是没有宗派，镇压不同政见，绝对中央化的领导。这一切措施都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即保护其成员不受伤害，保护会社不受背叛的危害；要求每一个成员完全服从，使绝对权力掌握在首领手中，这些都只不过是实践中必不可免的副产品。但是，麻烦在于阴谋者们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认为一般政治中最有效的方法是组织密谋式会社，如果谁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应用，用全国的暴力工具来支持这些方法，就有可能无限地积聚权力。一个革命政党中的密谋策划部门可以和一个完整的政体中军队的角色相结合，只要政党本身仍是完整的：尽管它自己的行为规则与民政的规则大不相同，它为政党服务，从属于政党，并且由政党控制。当军队不再为政体服务，而是想控制政体时，就产生了军事独裁的危险。同样地，当一个革命政党中的密谋策划部门从政党的控制下解放了自身，获得领导地位时，也就产生了极权主义的危险。斯大林政权下布尔什维克党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斯大林的方法一向是党内密谋策划部门使用的典型方法：他专注于细节，强调政治中的个人面，无情地利用及消灭同志与朋友。在列宁去世后，在一系列斗争中，他的主要支持者是秘密警察，秘密警察在当时早已成为党内最重要、最有权力的部门之一。契卡 （Cheka）自然会同情密谋策划部门的代表，那个早已将之看成一个秘密团体，因此想保持并扩大其特权的人。
但是，用密谋策划部门来掌握布尔什维克党，这仅仅是向极权主义运动转化的第一步。俄国秘密警察及其在国外共产党里的代理人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如同希特勒在类军队中组建的精英组织一样，但是这还不够。假如秘密警察的统治保持稳定状态，那么政党本身就必须改变。结果，清除宗派和取消党内民主这件事，在俄国伴随着大批政治上未受过教育的群众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这种统一战线政策很快被各国共产党仿效。
纳粹极权主义从群众组织开始起步，后来渐渐地被精英组织控制，而布尔什维克却从精英组织开始起步，然后组织群众。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另外，纳粹由于他们的军事传统，从一开始起就按照军队的模式和偏见来组建精英组织，而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起就由秘密警察来行使最高权力。然而在几年之后，这种区别就消失了：党卫军首领变成了秘密警察首脑，党卫军组织逐渐并入并且取代了盖世太保先前的人员，即使这些人员早已由可靠的纳粹分子所组成。
正是由于一个密谋者的秘密会社的功能和与之对抗而组织的秘密警察两者之间本质上的亲和性，使基于一种虚构的世界阴谋及以统治全世界为目标的极权主义政府，最终集中一切力量于警察之手。但是，在它掌权之前阶段，“光大化日之下的秘密会社”提供了其它一些组织工作方面的优点。群众组织和惟一可以信任其保密能力的排外性社团之间的明显矛盾，比起密谋会社可以将极权意识形态的两分法——群众对现存社会的盲目敌视，而无视社会中的歧异和差别——变成一种组织原则这一点相比，前者相形见绌。一个组织的作用依据于“凡是不归属者都应排除”、“谁不赞成我就是反对我”的原则，从这样一个组织的观点出发，世界普遍地失去了一切细微的差别、差异和多元化，对于失去地位和方向的群众来说，这个世界的一切事情都是混乱的、难以容忍的。秘密会社的成员毫不动摇的忠诚给予他们的启发，不如那种区分“我们”和一切其它人的秘密更能鼓舞他们。这一点可以用模仿秘密会社的组织结构，取消它那种理性地保密目的来达到。如果密谋意识形态是这种事情的发展源头，例如像纳粹那样，或者寄生在一个革命政党中密谋部门，例如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其实也都无关紧要。极权主义组织的天生要求是运动之外的一切事物都“走向死亡”，这种要求在极权统治的有害条件下完全实现，但是即使在掌权以前阶段，对群众而言也似乎十分有理，他们从分崩离析和迷失方向中逃进了运动的虚构家园。
极权主义运动一再证明了它们能够同样地掌握其成员的誓死忠诚，这一向是秘密会社的秘密特征。一支像冲锋队这样彻底训练和武装的军队，而对着敬爱的首领（罗姆）和几百名亲密战友被谋杀，居然不抵抗，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状况。在当时，国防军的力量支持的可能是罗姆，而不是希特勒。但是纳粹运动的这些事件现在不为人注目，人们过于注意了布尔什维克党内自我告白的“罪犯”不断重复出现的景象。根据荒谬的告白举行的审判，成为一种在内部成员看来非常重要、外人看来不可理喻的仪式。但是，无论今天如何制造牺牲品，这种仪式最初可能出现于1936年老布尔什维克卫士的并非捏造的告白。早在莫斯科大审判之前很久，被判处死刑的人会很平静地接受判决，这种态度“在契卡成员中间特别流行”。只要运动还存在，它的特殊组织形式就能保证至少使精英组织不要相信一群紧密团结的人之外的生活，他们即使被判罪，仍然觉得高于其余未参加他们组织的人。由于这个组织的全部目的总是欺骗、战斗和征服外部世界，它的成员们情愿付出生命，只要此举能再次有助于欺骗世界。
但是，秘密团体或密谋会社的组织结构和出于群众组织目标的道德标准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天然保障无条件的从属和忠诚的内在保证，以及有组织地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盲目仇恨，而在于它们通过连续一贯的谎言来建立和维护虚构世界至高无上的能力。极权主义运动的整个层级结构，从无知的同路人到党员、精英组织、领袖周围亲密的小圈子、领袖本人，都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由易受欺骗（gullibility）和犬儒（cynicism）等不同态度的奇特混合，其中每一个成员依据他的阶层和在运动中所处的地位，对领袖反复无常的谎言和运动的中心永远不变的意识形态虚构应该作出反应。
在暴民变成每日的群众现象之前，易受欺骗和愤世嘲弄的犬儒态度是暴民心态的显着特点。在一个变化无常和难以理解的世界里，群众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会同时相信一切和什么都不相信，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真实。这种混合本身已足够显着，因为它招致幻觉的终结，易受欺骗是不善怀疑的原始人之弱点，而大儒却是最高级的精明头脑的恶习。群众宣传发现它的听众都随时准备相信最坏的东西，无论它多么荒谬；他们并不特别地肯受欺骗，因为他们认为每一种宣言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谎言。极权主义的群众领袖们从事宣传的基础是正确的心理学假设，即在此类条件下，可以在今天使人们相信最疯狂的说法，并且相信，如果明天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这些说法是假的，他们就会遁入犬儒；如果领袖们对他们说谎，他们不会离开领袖，而是抗议说，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宣言是谎言，但同时又佩服领袖们高超而聪明的手法。
群众作为听众而能够显示的反应，变成了群众组织的一种重要的层级原则。易受欺骗和犬儒态度的混合流行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切阶层，层次越高，犬儒态度就越是压倒易受欺骗的情形。从同路人到领袖，一切阶层的基本信念是：政治是一场欺骗游戏，运动的“第一条诫律”是“领袖永远正确”，这对于世界政治（即世界性欺骗）的目的而言是必要的，正如军事原理的规则对于战争之目的是必要的一样。
极权主义运动产生、组织、传播巨大谎言的机器也依靠领袖的地位。宣传声称，一切发生的事物根据自然规律或经济规律是可以科学地预测的，极权主义组织又为之增加一种观点，说一个人若掌握了这种知识及其主要特性，他就是“正确的，而且永远正确”。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个成员来说，这种知识和真理无关，这种正确和客观真实性无关，领袖之宣言正确与否，不由事实证明，而由未来之成功或失败来证实。领袖的行动总是正确，既然这些行动是为往后几百年而设计的，那么，对他所做的切的最终检验就不受他同时代人的经验之约束了。
假定能忠实地、逐字逐句地相信领袖言论的惟一团体是“同情者”，他们的信心使运动蒙上一层忠贞和头脑简单的气氛，帮助领袖完成他的一半任务，即激发运动的信心。党员们从来不相信公众言论，不应该相信，而是对于其优越智能的极权主义宣传，将他们和非极权主义的外部世界区分开来，因而受到恭维，而所谓的外部世界，他们只能从同情者易受欺骗的反常现象中认识。当希特勒在魏玛共和的最高法庭面前作著名的法律宣誓时，只有纳粹的同情者相信他；运动的成员清楚地知道他在撒谎，但是比以往更信任他，因为他显然能够愚弄公众舆论和当局。后来希特勒又在全世界重复这一套表演，他发誓他用意良善，同时却最公开地准备犯罪，但此时此刻，纳粹却受到人们很自然的无限佩服。
运动在组织结构上若无分成精英组织、党员、同情者，领袖的谎言就不会生效。在一种轻蔑态度的层级制度中表现出各种程度的消极嘲讽，至少在面对经常的驳斥时，是像普通的易受欺骗一样必要。问题在于，前锋组织中的同情者蔑视其它公民们完全缺乏积极性，党员蔑视同路人易受欺骗和不激进，精英组织同样地蔑视党员，而在精英组织内部，随着新结构的建立和发展，同样会依层级而蔑视精英组织。这种体系的结果是，同情者们易受欺骗，使谎言在外部世界看来是可信的，而在同时，党员和精英集团不同程度的犬儒态度却解除了领袖被迫面临的危险压力，即他自己的宣传必须言辞漂亮，装出令人尊敬的模样。外部世界在对付极权主义制度时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它忽略了这种制度，因此信以为极权主义谎言之大一方面可以使之不攻自破，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领袖的话（无论他的本意如何）来迫使他做好事。不幸的是，极权主义制度的伪善不会达到上述结果；它的巧妙之处恰恰在于取消了或者可以揭露谎言、或者可迫使领袖言行一致的现实。
党员不相信为群众发表的言论，但是十分相信意识形态解释的标准陈词滥调，相信极权主义运动从19世纪意识形态中得来的对过去与未来历史的答案，并且通过组织手段将它们转化为有效的现实。群众已经相信的这些意识形态成分，尽管相当模糊和抽象，却转变成谎言中的事实，具有完全可以理解的性质（例如不顾一般的种族理论而相信犹太人统治世界，无视一般的阶级理论而相信华尔街阴谋论），并且纳入总体行动纲领，似乎只有“垂死者”——资本主义国家的垂死阶级或没落的国家——才阻碍着运动的发展。与每日不同的运动谎言策略相比，这些意识形态谎言可以被看做是神圣的、不可触及的真理。它们的周围是仔细编织的一系列“科学的”证明，当然并不一定要说服完全“无关之人”，但是仍用“显示”犹太人的可怕之处或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的苦难，来迎合某些人对知识的庸俗渴求。
精英组织与普通党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需要看到这些内容，甚至也不需要相信意识形态陈词滥调的字面真理。这些都是编造来回应群众对真理之探求的，它们不断解释和显示的内容，与正常世界仍有许多共同之处。精英阶层并非由意识形态专家组成；对其成员的全部教育，目的是消除他们区别真理与谬误、现实与虚构的能力。他们的优势是有能力将每一种事实的陈述直接融入目标宣言。群众成员需要事先知道犹太种族的可怕，才能保证叫他们去杀死犹太人，精英组织却理解那种说法——一切犹太人都是可怕的——意味着应该杀死一切犹太人；他们懂得，当他们听说只有莫斯科才有地下铁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应该摧毁其它一切地下铁路，当他们发现巴黎有地下铁路时，不一定会感到惊奇。当红军在征服欧洲的路上遭到失败，幻灭的巨大震荡只有用集中营和大部分占领军被迫撤退才能平复；但是与军队相配合的警察组织对于这种震荡是有所准备的，这并非由于得到不同的和更准确的消息——苏俄没有秘密训练学校可以接触关于国外生活的正确事实——而只是由于一种一般的训练、使他们极其蔑视一切事实和现实。
精英的这种心理状态并非单纯的群众现象，并非社会失根、经济灾难和政治无政府主义的单纯结果；它需要谨慎的准备和培养，形成极权主义干部学校、纳粹的党卫军奥登斯堡学校（Ordensburgen）、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国际代表训练中心的一种更重要的课程，尽管这种课程不很明显，但是比灌输种族思想和传授内战诀窍更重要。若无精英与由人为造成的不懂事实、不能区别真理和谬误，运动就不可能向着实现它的虚构方向发展。极权主义精英杰出的负面性格是，它从不停止思考世界的真相，从不将谎言和真理作比较。相应地，它最值得珍视的美德是忠于领袖，领袖像一个护身符，保证谎言的最后胜利，虚构终将战胜真理与现实。
极权主义运动的最上层组织是领袖周围最密切的圈子，它可以是一个正式机构，像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局，或者是一个变动的人员集团，他们不一定要占据职位，例如希特勒的随从。对于他们来说，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只是一种组织群众的手段，只要组织原则仍有活力，他们不在乎根据情况需要而使自己发生变动。在这一方面，希姆莱的党卫军组织的主要优点是他发现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行动中的血缘问题”，即根据“优秀血统”来选择精英成员，让他们“执行一种无情的种族斗争”，以反对一切无法追溯“亚利安”祖先至175O年的人，或者身高不足5.8英尺的人（“我知道，凡是长到一定高度的人，一定拥有某种程度的理想血统”），或者并非蓝眼金发的人。这种种族主义行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组织活动独立于任何一种种族“学说”的全部具体教条，也独立于与犹太人的天性与角色有关的、作为一种具体教义的反犹主义，犹太人的有用之处随着他们躯体被消灭也就结束了。一旦“种族委员会”（race commission）挑选出一名精英，将他置于一种特殊的“婚姻法”（marriage laws）管辖之下，种族主义就处于安全之中，不受宣传必须具备的科学合理性的约束，而在相反的一头；在这种“精英种族”的法律之下，集中营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显示遗传和种族法则”，依靠这种“有活力的组织”的力量，纳粹可以避免教条主义，向犹太人提供友谊，就像对待阿拉伯人一样，或者和“黄祸”（Yellow Peril）的代表日本人结盟。种族社会的现实，从据说根据种族观点选出的精英组织，都确实很能维护种族理论，比精确的科学证据或假科学证据更有力。
布尔什维主义政策制定者同样比他们自己的立誓教义更高明。他们很能够中断每一种既存的阶级斗争，突然和资本主义结盟，而不会破坏干部队伍的可靠性或者违背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的信念。阶级斗争的二分法原理变成了一种组织手段，本身僵化到无法妥协地和整个世界敌对，通过俄国的秘密警察干部与共产国际国外代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明显地变得没有“偏见”。极权主义层级制度中的最高阶层的特点正是不受它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的束缚。这些人根据组织来思考一切事物和一切人，其中包括领袖，在他们看来，领袖既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护身符，也不是一个永远的人，而是这类组织的简单结果；他的确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种功能，是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但是，和其它专制形式（常常是一个集团实施统治、而暴君只扮演一个傀儡统治者的代表角色）相比，极权主义领袖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依赖随从们的忠诚，甚至可以作出杀死他们的选择。
这种自杀性的忠诚的具体原因是，最高职位之继承并非由继承法或其它法律规定的。成功的宫廷政变会对运动整体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就像一场军事失败一样。由于运动的性质，一旦领袖获得执政权，整个组织就绝对地和他一致，若承认一项错误，或者丧失执政权，就会打破水远无误的神话，使领袖职位周围的人一起失败，一切与运动有关的人也会遭受毁灭的噩运。这种结构的基础并非领袖的言论之真理性，而是他的行动水远无误。若无这一条，在假设永远无误的激烈辩论中，极权主义的整个虚构世界就会四分五裂，立即被真实世界的事实战胜。只有领袖才能防止分裂和失败，使运动朝着永远无误的正确方向前进。
但是，那些既不相信意识形态陈词滥调、又不相信领袖永远无误的人，他们的忠诚另有深刻的原因。坚定地、真诚地相信人类无所不能的信念使他们紧密聚集在一起。他们道德的犬儒，相信任何事物都是被允许的，这些态度的基础都在于坚定地相信“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的确，这批人的人数很少，很难会发现他们在具体问题上说谎，他们不一定会相信种族主义和经济学，也不一定会相信什么犹太人或华尔街的阴谋之类。然而他们也是受欺骗者，他们误以为可以做一切事情，一切障碍都是暂时的，上级组织必定能击破这些障碍。他们充满信心地认为，组织的力量可以摧毁物质的力量（好比是一群有良好组织的匪帮可以用暴力劫掠一个防卫很差的富人的财产），因此常常低估了稳定社会的巨大力量，又太高估了运动的推动力。还有，由于他们实际上不相信真的存在一种反对他们的世界性阴谋，而只是利用它作为一种组织手段，他们就不会懂得，他们自己的阴谋最终会引起全世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
但是，无论这种人类透过组织而变得万能的幻想最终如何受挫，在运动内部，它的实际结果是使领袖周围的追随者在和他意见分歧时，必然怀疑他们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的意见无足轻重，只要组织得当，即使最疯狂的手段也有很好的成功机会。他们的忠诚不在于他们相信领袖永远无误，而是相信任何人只要用高超的极权主义组织方法来指挥暴力工具，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当极权主义政府拥有权力，显示出成功与失效的相对性，并且显示物质上的失败可以变成组织上的收获时，就极大地增强了这些人的幻觉。（苏俄工业活动发疯似的错误管理导致工人阶级的分化；纳粹占领东欧各国时可怕地虐待平民囚徒，尽管造成了“劳动力的可悲损失”，“考虑到后代人，还是值得的”。）再者，在极权主义环境里，事关成败的决策大多事关有组织的、令人恐怖的公众舆论。在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里，不必记录、承认和回忆失败。实相若要继续存在，必须取决于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存在。
　　第十二章 执政的极权主义
　　当一种在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抱负全球化的组织在某一国家里夺得政权时，它就明显地使自己处于矛盾状态。社会主义运动却没有这种危机，第一，因为民族问题--指革命牵涉到的策略问题--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奇怪地忽略了；第二，因为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剥夺了第二国际对民族成员的控制之后，才面对建立政府的问题，而民族成员都认为，民族感情高于国际团结是一个不容改变的事实。换言之，当社会主义运动在各自国家夺取政权的时机到来时，它们早已变为民族的政党。
　　极权主义运动中从未发生过这种转变，包括布尔什维克和纳粹运动．在它夺取政权时，它的危机在于一方面可能接管了国家机器而“僵化”成一种绝对政府形式。另一方面，运动的自由可能被它掌权之处的领土边界所限制．对于极权主义运动来说，两种危险同样是致命的；走向绝对主义(absolutism)的发展会终止运动的内在驱动力，面走向民族主义的发展将会阻挠它的外部扩张，但是，若没有外部扩张，运动就不能继续生存。这两种运动，创建的政府形式，或者说，出自极权控制和全球统治的双重要求而几乎自动发展的政府形式，最典型的是托洛茨基的口号：“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尽管托洛茨基的理论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对一系列革命的预言，从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到反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它们将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只是这个术语本身意味着“不断”，并完全带有半无政府主义色彩．严格地说来，这是用词不当；然而连列宁也比较感兴趣于这个词。而不是它的理论内容。在苏联，革命以全面整肃的形式，变成了1934年以后斯大林政权的永久措施；斯大林集中攻击托洛茨基那个已半被遗忘的口号。因为他决定利用这种技巧。在纳粹德国，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同样的不断革命倾向。尽管纳粹没有时间将它实现到同样的程度。他们的“不断革命”也以清除党内派别开始。而公开地只敢声称“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因为“领袖与他的老卫士们都知道，真正的斗争还只刚刚开始”。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断革命观念，而是种族的“永远不停的选择”的观念，因此就需要经常使标准剧烈化，便于据此执行种族选择，亦即消灭不适于生存的种族。关键问题在于希特勒和斯大林都许诺要保持稳定局面。目的却是掩盖他们想制造永远不稳定状态的意图。
　　极权主义的主张与在一块有限领土上的有限权力。以及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国际礼让中的一个成员与统治世界的要求，都是两者之间矛盾的。对这种政府与运动共存的内在混乱，较好的解决方案无异就是剥夺了原本内容的公式。因为极权主义统治者面对着一种双重任务，它最初显得矛盾到荒诞的地步，他必须建立运动的虚构世界，作为每日生活中可以触及的有效现实，另一方面，他必须防止这个新的世界产生一种新的稳定；因为这个世界的法律和制度的稳定必然会消灭运动本身，随之也消灭了最终征服世界的希望。极权主义统治者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防止一种正常化，使新的生活方式可能发展--它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失去混血性质，在全世界各民族广泛不同而又深刻对立的各种生活方式中产生。当革命的制度变成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时(当希特勒宣称纳粹主义不是一种出口商品，或斯大林声称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内建成，这就不止是一种愚弄非极权主义世界的企图了)，极权主义就会失去它的“全面”性质，变成服从于各国法律，根据这种法律，每个国家拥有特定的领土、人民、历史传统，凭此与其他国家发生联系--多元化根据事实本身，否定关于某一种具体的政府绝对有效的论争。
　　实际上，执政的极权主义的吊诡是，在一个国家内拥有全部政府权力工具和暴力工具对极权主义运动来说并非好事。它不顾事实，严格坚持虚构世界的规则，使它越来越难维持，但又必须像以前一样坚持自已的本质。权力意味着直接面对现实，而执政的极权主义时常要注意去克服这种挑战。宣传和组织再也无力宣称不可能的事情可以成为可能，或者不可思议的事物可以是事实，或者疯狂的坚强可以统治世界；极权主义虚构的主要心理支撑--积极地厌恶现状，群众拒绝将现状当作唯一可能的世界来接受--不再存在；从铁幕后面泄露的每一点真实信息，都对抗来自非极权主义一方带有很大威胁性的现实洪流，比起反宣传之对于极权主义运动来，这是对极权主义控制的更大威胁。
　　为了对全部居民实行全面控制而作的斗争，想消除每一种与之竞争的非极权主义现实，这都是极权主义政体的内涵；如果它们不将追求全球统治当作最终目标，那么它们只可能失去它们早已夺取的政权，在全世界极权主义的条件下，每一个个人都会绝对无疑地受到控制。因此，上升到权力地位首先意味着建立官方的、受到正式承认的运动总部(或在卫星国里的分部)，得到一个实验室来对现实(或准确地说是反对现实)进行实验，为了最终目的而实验如何组织民众，无视个体性和民族属性，承认尽管条件不完备，但是足以取得部分重要的结果。执政的极权主义利用国家机构来达到它长期以来的征服世界的目标，指挥运动的各个分部；它设置秘密警察作为国内实验的执行者和保镖，不停地将现实转变成虚构；最后，它建立起集中营，作为特殊实验室，来完成它的极权控制的实验。
　　一 所谓的极权国家
　　历史教导我们，取得权力和担负责任，会深刻地影响革命政党的性质。经验和常识很好地预示了执政的极权主义会慢慢地失去它的革命动力和乌托邦性质，政府的每日事务和拥有了真正的权力，会减缓运动在执政前的主张，渐渐地摧毁它的组织的虚构世界。看来它毕竟具有事物的本性，无论个人还是集体，极端的要求和目标总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阻挠；而现实作为一个整体，只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由分子化的个人组成的群众社会的虚构倾向。
　　非极权主义世界在它和极权主义政府的外交事务上许多错误(最显著的例子是在签订慕尼黑协定时相信希特勒，在雅尔塔会议时相信斯大林)可以清晰地追溯，是由于经验和常识突然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与一切期望相反，重要的让步和国际声望的极大提高，无助于将极权主义国家重新纳入国际礼让。或使它们放弃谎言抱怨，说整个世界紧密联合起来反对它们。外交胜利也远不能阻止抱怨，反而促使它们利用暴力工具，导致在一切情况下都增加了对愿意和它们妥协的其他大国的敌视。
　　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失望与早先慈善的观察家和同情者对新革命政府的失望一样。他们原先期望的是建立新的机构，创造新的法规，无论其内容多么具革命性，都能导致稳定的状态，由此至少在极权主义运动夺得政权的国家里阻止它的势头，实际情形正相反，在苏联和纳粹德国，恐怖的增加和国内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成反比。所以，政治反对派看来不是实施恐怖的借口(正如自由派批评者们对政府不会下这样的结论)，而是它在盛怒时的最后障碍。
　　更令极权主义政体烦恼的是处理宪法问题，纳粹在掌权初期发布过大量法律和命令，但是从不正式废除魏玛宪法；他们甚至让政府部门多少还有点作用--这一事实引起当地和外国许多观察家们希望对纳粹党有所限制，新政权能够迅速正常化。但是，随着纽伦堡法律的颁布，这种情况的发展就终止了，结果是纳粹本身对自己的立法毫不关心。相反，“只有时常走向更新领域”，以致最后由纳粹制造的“国家秘密警察的目标和范围”以及其他一切国家或政党机构的目标与范围，能够“不受针对它们而发布的法律与规定的约束”。这种持久的无法律状态表现在“再也不公布一系列有效的法规”。从理论上说，这符合希特勒的名言：“完整的国家(total state)不知法律与伦理有别”；因为如果假设有效的法律符合公众伦理，出自他们的良心，那么的确不再进一步需要公开的命令了。苏联革命前的内政官员们在革命中都被清除，在发生革命变化的时期，政府敏感地注意宪法问题，甚至不顾麻烦，在1936年发布了全新的、精心构思的宪法（“表面上自由的语句，背后以断头台为前提”)，俄国国内和国外都欢呼这一事件，以为革命时期结束了。但是，宪法的公布变成了超级大整肃的开端，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整肃了犹存的管理阶层，抹去了一切正常生活和经济复苏的迹象，这一切在消灭富农、对农村强制实行集体化之后四年本来已有较好的发展。从那时起，1936年的宪法的作用完全与纳粹政权下魏玛宪法的作用一样：它完全被忽视，但从未遭废止；唯一区别是斯大林经受得起另一种荒诞现象--除了维辛斯基(Vishinsky)以外，凡是参加起草这部从未遭受批判的宪法的人，后来都作为叛国者被处决了。
　　吸引极权主义状态观察家注意的。当然不是它的独一(momolithic)结构。相反，一切严肃的研究者至少都认为有一种双重权威--政党和国家--并存(或冲突)的现象。再者，许多人强调极权主义政府奇特的“无形状态”(shapelessness)。托马斯．马沙利克(Thomas Masaryk)很早就发现“所谓布尔什维克制度从来就只是完全缺乏制度”；实际上在第三帝国“即使是一位专家，如果他想阐明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也会被逼疯”。也经常有人观察到，这两种权力源--国家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表面权力和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所以政府机器通常被描绘成无权的一面，它掩蓋并保护了政党的真正权力。
　　第三帝国行政机器的各个层次属于一种奇特的机构复制现象(duplication of offices)。纳粹异想天开地根据党的机构设置来彻底地规定国家机构的每一个部门设置：魏玛共和国将德国分成州或省，纳粹则加以复制，分成大区(Gaue)，尽管边界线不完全一致，但是每一个特定地区即使在地理上也归属两个完全不同的行政单位。1933年之后，纳粹突出地占据了国家的官方各部之后，仍还未放弃机构复制，例如弗立克当了内政部长或格特纳(Franz Guerthner)当上了司法部长。这些备受信任的老党员一爬上官方的非党职位，就失去了权力，变得与其他政府官员一样毫无影响力。两人都在希姆莱这位地位上升的警察首脑的实际权威的领导之下，按常规，希姆莱应该归属内政部长管辖。位于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的旧德国外交部的命运更是国外人所共知的例子。纳粹几乎未触动它的人员，当然也从未废除它；然而在同时，他们又保留了执政之前的党内外交事务局，以罗森伯格为局长；由于这个机构专门从事与东欧和巴尔干半岛诸国法西斯主义组织的联络工作，他们就建立了另一个机构来和在威廉大街的机构竞争，即所谓里宾特洛甫局(Ribbentrop Burreau)，它处理对西欧的外交事务，在局长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而离去(亦即他进入了威廉大街的官方机构)之后仍还存在。除了这些政党机构之外，外交部还遇到另一个以党卫军机构为形式的复制机构。后者负责“和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的所有日耳曼种族团体谈判”。这些例子证明，纳粹的复制机构是一条原则。而不只是为了向党员提供工作机会。
　　实际政府与表面政府之间的区分。在苏俄以非常不同的形式作为开端而走向同样的发展。表面政府原先产生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All-Russian Soviet Congress)，在内战期间丧失影响力和权力，被布尔什维克党取代。这一过程开始于红军独立自主、重建秘密警察作为党的机构而不是苏维埃代表大体的机构；1923年，斯大林任党的总书记(General Secretary)的第一年，这一过程就完成了。从那时起，苏维埃成了影子政府，通过由布尔什维克党员构成的细胞--由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指派，向中央委员会负责的实际权力代表--在政府中产生作用。后来发展中的关键要点不是党征服了苏维埃，而是“尽管做起来毫无困难，布尔什维克并不废除苏维埃，而是利用它们作为自己权威的外部装饰性象征”。
　　因此，表面政府与实际政府共存现象部分地是革命本身的结果，同时也开始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专政。然而，当纳粹简单地保留现有政府机构，却剥夺了乞的一切权力时，斯大林却必须复活他的影子政府，它在30年代失去了一切功能，并且在俄国半被遗忘，是斯大林使苏维埃以苏联宪法作为象征，既存在又无权(在俄国，宪法没有一句话对生活和法律具有丝毫的实际意义)。表面上的俄国政府完全缺乏必要的辉煌传统，因而明显地需要成文法的神圣光辉。极权主义蔑视法律和合法性(“除了最大的变化之外……仍然留有永恒地期望秩序的表现”)。它在苏联成文宪法中(就像从未被遗弃的魏玛宪法一样)为自己的无法律性找到永久背景，对非极权主义世界的永久挑战，以及可以每天显示它无援和无能的标准。
　　机构复制与权威划分，实际权力与表面权力共存，这些都是以制造混乱，但不足以解释整个结构的“无形状态”。人们不应忘记。只有一座楼房才能有结构，而一种运动--如果这个词根据纳粹意指的内容来认真准确地理解--只能有一种方向，任何形式的法律结构或政府结构对于运动来说都只会是一种障碍，而运动却需要朝着某一个方向增加其推进的速度。即使在执政之前，极权主义运动也代表了那些不愿再生活在任何一种结构之中(更不用说它的性质)的群众；群众开始行动，目的无疑是冲破由政府保证和决定的法律和地理边界。因此，根据我们对政府和国家结构的概念来判断，只要这些运动发现自己仍然身受一块特定领土的限制，必然需要尝试摧毁一切结构，而出于这种有意摧毁结构之目的。单纯地在党内及国家机构内复制一切机构，都还嫌不足。由于复制牵涉到国家表面和政党内核之间的关系，最终也会导致某种结构，而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在一种法律规定中自动结束，这种法律规定限制并稳定了它们各自的权威。
　　复制机构看来是一党专政中“政党一国家”合一的问题造成的结果，实际上只是一种更复杂的现象中最显著的迹象，这个现象更好的定义是单位的多重衍生(multiplication)。而不是复制。纳粹并不满足于在旧省份之外再建立大区，而且还根据党内组织机构的不同设置来划分和设立地域区；冲锋队的分区单位既与大区不符合，也与省份不符合；另外，它们与党卫军的分区也不一样，与希特勒青年团的分区机构也不对应。这种地理上的混乱还须加上一种事实：实际权力和表面权力之间原先关系尽管不断变化，却总是在重复自身。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居民不仅同样生活在权力竞争中经常互相冲突的各种权威之下，例如行政机构、政党、冲锋队、党卫军；他从来不能肯定地、明确地知道他应该将哪一种权威置于其他权威之上。他必须开发第六感觉，以便在某一特定时刻知道该服从谁，该忽视谁。
　　另一方面，那些不得不执行上级根据运动的利益而认为真正必要的命令的人--这些命令和政府的措施有矛盾，当然只能托付给党的精英组织--情况也并不见得怎样好。这些命令大多数“意图模糊，发布时希望接受者会认出发令者的意图，并且相应地作出行动”。因为精英组织也并非只有义务服从领袖的命令(这在一切现存的组织中都是委托性质的)．而是“执行領导者的意志”。而且，从党内法庭中对“过分行为”的长期审讯过程中可以搜集到的情况来看，二者绝不是同一回事。唯一的区别是，精英组织由于特别被这类目的所灌输，早已被训练得能理解到某些暗示，意味的不只是单纯的字面内容”。
　　极权主义统治机构内部运动的动力产生于一个事实；领导者经常变换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将权力中心转移到其他组织，但是并不解散或者甚至公开暴露被剥夺权力的群体。在纳粹政权初期，国会纵火案发生之后，冲锋队立即成为真正的掌权者，而党却成为表面权威；然后权力从冲锋队转移到党卫军，最后从党卫军转移到保安局。权力机构被剥夺权力，从来不假装是领袖的意志。但是，不仅领袖的意志如此反复无常。如果与东方专制君主相比，后者的一时兴致倒是稳定的范例了；实际秘密权力与表面公开表现之间连续变化的倾轧，使事实上的权力位置在定义上变成了神秘之物。统治集团成员本身在秘密的权力层级中也从来无法确信自己的地位。例如，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尽管在党内资格很老，表面权力和职位不断上升，但是仍然谈论要制造一系列东欧国家。作为反对莫斯科时的安全屏障，当时握有实权者早已认定，无论何种国家结构都无法挽救苏联的失败，东欧占领区居民已经变成了无国籍者，因此可以将他们消灭。换言之，既然知道应该服从谁，一种相对稳定的层级制度会带来极权主义统治真正缺乏的一种稳定因素，那么，纳粹经常推翻真正的权威，公开地制造新的统治样式，相应地使旧样式变成影子政府--这种游戏明显地可以无限玩下去。苏维埃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最重要区别之一是，每当斯大林在他的运动内部将权力重点从一个机构转移到另一个机构时，倾向于将前一个机构连同它的人员一起清除，而希特勒尽管嘲笑那些“无法跳过自己影子”的人，但是很愿意将这些影子调到另一个部门继续使用。
　　多重设置的职务单位对于权力经常转移是特别有用的；再者，极权主义政体留在权力位置上时间越长，单位就越多，完全依靠运动的工作机会也越多，因为当在位者遭清除时，并不废止这个职位。纳粹刑冶重复设置职务单位时，先协调各种现有的协会、团体和机构。全国范围的多重设置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协调并不是指合并人既存的党内各个机构。结果，到纳粹政权结束时，有两个国家社会党学生组织，两个纳粹妇女组织，大学教师、律师、医生等等的纳粹组织也都是两个。但是不能肯定在所有情况下，原先的党内机构会比协调产生的对应机构更有权势。而且谁也不能肯定地预言，党内哪一个机构会在内部层级制度中地位上升。
　　有一个富于代表性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有计划的无形状态，这件事发生在科学界的一个反犹主义组织。1933年，在慕尼黑成立了一个研究犹太人问题的机构(犹太问题研究所(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由于犹太人问题总是被认为决定了整个德国历史，所以这个研究所很快地扩大为近代德国历史研究所。所长是著名历史学家沃尔特．弗兰克，研究所将传统的大学改成外表上的学术机构。1940年，在法兰克福成立了另一家犹太问题研究所，所长是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他由于是党员，所以地位很高。结果，慕尼黑研究所变成一个影子机构，而法兰克福研究所本应接收掠夺而来的欧洲犹太人收藏，所以应成为规模颇全的犹太教图书馆所在地。但是几年以后，当这批收藏品运到德国时，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没有运到法兰克福，而是去了柏林，被希姆莱的盖世太保特别部门接收，目的是为了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而不只是为了研究)，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埃希曼(Adolf Eichmann)。旧有的研究所也并不废除，所以在1944年，情况变成这样：在大学历史系的门面背后，存在着慕尼黑研究所更加实在的权力之威胁，在它之后，又是罗森伯格的法兰克福研究所。而在这三块门面的背后，才是由它们掩盖和保护的真正权力中心--盖世太保特别分部“国家安全部”(Reichssicherheirshauptamt)。
　　苏联政府外表上尽管有成文宪法，但是不太引人注目，甚至很难从外部观察它，不像纳粹从魏玛共和国继承和保留的国家行政机构。苏联政权不像纳粹那样在协调时期就积累权力职位，所以更加依赖于创造新的职位，消除原先的权力中心。从这种方法产生的官僚机构剧增现象，受到了大整肃造成的反复清除的阻止。但是我们至少也可以看出，俄国有三种严格分开的机构：苏维埃或国家机构、党的机构、内务人民委员机构(NKVD)，各自有独立的经济部门、政治部门、教育文化部门、军事部门，等等。
　　在俄国，政党官僚的表面权力与秘密警察的实际权力与纳粹德国政党与国家的权力关系一样，而多重衍生只在秘密警察身上显得特别复杂，特务网广泛密布，指定一个部门监控另一个部门。苏联的每一个企业都有秘密警察的特别部门，一视同仁地监视党员和普通群众。与这个部门共存的是党的另一个警察分支，它监视每一个人，包括内务部特务，它的成员是对手机构毫不知其名的人。除了这两个间谍机构，更有作用的要数工厂工会，它负责监督工人完成预定工作额。但是，比这些机构更重要的是内务部的“特别部门”，它代表“内务部中的内务部”，即秘密警察内部的秘密警察。这些相互竞争的警察机构的一切报告最后送交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Po-litburo)。哪一份报告最重要，应该交给哪几个警察部门去执行警察措施，都在这里作出决定。当然，无论全国普通居民，还是任何一个警察部门，都不知道会有什么决定；今天可能是内务部的特别部门，明天可能是党的特务网，后天可能是地区委员会或一个地区部门，所有这些部门中，没有一个是根基合法的权力层级或权力机构；唯一确实的事情是，最后总有一个部门被选择来体现“领导的意志”。
　　每一个在极权主义国家里的人可能确信的唯一规律是，凡是政府机构。越明显可见，它们具有的权力就越少，凡是存在的机构越不为人知，最终势必权力越大。根据这条规律，苏维埃由成文宪法承认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权力却比布尔什维克党小，布尔什维克党公开招收党员，被承认是统治阶级，权力却小于秘密警察。秘密开始，实际权力也就开始。在这一方面，纳粹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国家很相像；它们的差异主要在于。希姆莱的秘密警察机构垄断而集权，而俄国的警察活动混乱而互不关联。
　　如果我们仅仅认为极权主义国家是一种权力工具，将行政效率，工业能力、经济生产力等等问题搁置一边，那么它的无形状态就变成实现所谓领袖原则的最理想、最适合的工具了。重叠的、任务相同的职位之间不断竞争，造成对立和破坏，几乎没有机会产生效率；重点的迅速转移使一个职位沦为影子。另一个职位上升到权力，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又不使任何人意识到变化或存在反对派的事实，这种制度的附加优点是对立的职位好像从来不知道它的失败，原因或者是它并未被废除(例如在纳粹政权里）。或者到很晚才消灭，与具体事情表面上毫无任何关联。由于除了少数几个策划者之外，谁也不知道权力机构之间的确实关系，所以事情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非极权主义世界只偶尔有这些情况。例如一名高级外交官员承认大使馆里的一名小职员是他的顶头上司。回顾历史，倒常常可能看清为何突然发生这样丧失权力的现象，或者这种现象的原因。例如，今天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战争爆发时，像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或汉斯．弗兰克这样的人会转到国家的职位上，因而被清除出真正的权力中心，即领袖的内部小圈子。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仅不知这些运动的原因，甚至可能不怀疑这类明显上升的职位(成为波兰总督或帝国东欧占领区事务部长）实际上不是意味着事业的顶峰。而是他们在国社党内生涯的终站。
　　领袖原则在极权主义国家里不再像在极权主义运动中那样确立一种层级；权力并非像独裁政体那样从上到下渗透，直至政体的底层。实际原因是，没有权力机构就不会有层级制度，除了对所谓“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无数误解之外，威权原则(principle of authority)在一切重要的方面都和极权主义统治针锋相对。威权(与它在罗马历史中的起源大相径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总是意味着限制自由，但是并不废除自由。但是极权主义统治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无沦多么残暴也要限制自由。技术上而言，极权主义制度中这种缺乏任何权威和层级制度的事实，显示在最高权力(领袖)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可靠的中间层次，各自接受规定的权力和服从的角色。领袖的意志可以随时随地体现，他自己不受缚于任何层级，甚至是确定自身的那个层级。因此，如果说运动在夺取政权以后建立多元原则，在它的范围内，每一个小领导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可以模仿在最高层的大领袖，那是不确切的说法。纳粹宣称“党就是领袖们的序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谎言。正如无限地多重衍生职务和权威的混乱，导致每一个公民都感到自己直接面对领袖的意志(他任意地选择执行他的决定的机构)一样，整个第三帝国的150万名“领袖”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权威直接来自希特勒，而没有官员层级的中间层次。直接依靠的现象是真实的，而中间层次（当然具有社会重要性，却是表面的、对一种权威式国家的虚假模仿。
　　领袖绝对垄断权力与权力机构，最明显地体现在他和他手下警察首脑的关系上，后者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占据了最有权势的公开职务。但是，作为一支真正的警察部队的首脑和精英组织，尽管他掌握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组织权力，还是明显地不可能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国家统治者。因此，在希特勒垮台之前，希姆莱从未梦想过要问鼎希特勒的领袖地位，也从未被提名为希特勒的继任者。更有趣的是贝利亚(L．P．Beria)在斯大林死后夺取权力未遂，虽然斯大林未允许他的警察首脑中任何人享有可与纳粹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希姆莱享有的地位相比的职务，贝利亚也控制了足够的军队，可以在斯大林死后向党的统治挑战，他只需占领莫斯科，封住通往克里姆林宫的一切道路；除了红军之外，谁也无法阻止他对权力的要求，但是这样可能会引起流血的内战，它的结果是谁也不敢保证的。关键在于贝利亚只在几天之后便自动放弃了一切职务，虽然他必定知道，他将会丧命，因为长期以来他竟敢玩弄警察的权力来同党的权力对抗。
　　缺少绝对权力，当然了并未阻止警察首脑根据极权主义的权力原则来组织他的庞大机构。所以，最值得注意的是。观察希姆莱接受任命以后如何着手重新组织德国警察，在秘密警察历来实行中央集权的机构中设置了多重职位，他明显地做了极权政体之前的所有权力专家都害怕做的事，他们害怕权力分散会导致权力缩小。希姆莱首先在盖世太保机构中增加了秘密警察。它原先是党卫军的一个部门．是作为党内警察力量建立起来的。当盖世太保和保安局的主要职位最终集中于柏林时，这两个巨大的秘密警察机构的地区分部保留了它们各自的身份，并且分別直接地向希姆莱自己在柏林的办公室报告。在战争期间，希姆莱又增加了两个情报机构：一个由所谓的巡视员组成。控制与协调保安局与警察的关系，服从于党卫军的裁决；第二个是专门的军事情报局，独立于帝国军队之外而活动，最终成功地吸收了军队的军事情报系统。
　　极权主义专政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完全没有成功的或未遂的宫廷政变(只有一次例外，1944年7月，心怀不满的纳粹分子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军方阴谋)。表面上，领袖原则会招致在政权不变的情况下个人权力的血腥变化。这只是许多迹象之一，指出极权主义政府形式很少与渴望权力或者甚至与欲求一个权力产生机制有关，也很少与帝国主义统治的最后阶段的特点--为权力而权力的游戏--有关。但是，极权主义政府无论外表如何，都不是由一个集团(clique)或一个帮派统治的，这也是它最重要标志之一。希特勒独裁和斯大林独裁清楚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分子化的个人形成的孤立状态，不仅为极权主义统治提供了群众基础，而且孤立状态一直延伸到整个结构的顶层。斯大林几乎枪杀了可以宣称属于统治集团的每一个人，每当一个小集团将要形成时。他将政治局成员随意搬来搬去。希特勒摧毁纳粹德国小集团的手段还不太可怕--唯一的一次血腥整肃是针对罗姆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间的坚强联系实际上依靠同性恋；他阻止小集团形成的办法是经常转换权力和威权，并且经常改变身边最亲近的人员，所以权力圈内的人和他之间先前的一切团结都迅速烟消云散。很明显。希特勒和斯大林性格中显著的特点是可怕的背信。对此的报道用词几乎相同，这种性格不允许他们主宰像小集团这样持久的事物。问题在于在位者之间不存在相互关系，他们的聚合不是由于政治层级中同等的地位，或者上下级关系，甚至也不是匪帮式的不稳定的忠诚．在苏俄，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大工业集团的总经理或外交部的部长，都可能在任何日子里跌落到社会和政治上的最底层，而一个毫不出名的人会取代他的位置，另一方面，在纳粹专政的最初阶段产生某些作用的帮派共谋，后来失去了延续的力量，因为极权主义正是利用它的力量，将这种共谋蔓延到全国，在它的统治下策动全体民众的犯罪。
　　缺少一个统治集团，便使极权主义独裁者的继任者问题变得特別麻烦和为难。这个问题的确使所有的篡位者困扰，而更有特点的是极权主义独裁者从无一人试过建立一个王朝、指定儿子继位的旧方式。希特勒作了无数次指定，而后又自我否定，斯大林的方式是使继位在苏联成为一种最危险的荣誉。在极权条件下，懂得输送带(transmission belts)的迷宫便等同于最高权力，而每一个被指定的继位者一旦开始明白实况，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被自动清除。有效的、相对长久的任命的确预设着集团的存在，它的成员们会分享领袖垄断的内幕知识，而这正是领袖必须不惜一切予以防止的。希特勒有一次用自己的话向国防军的最高将领们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在战争的动乱中对这个问題可能深感苦恼，希特勒说：“作为最终因素，我必须完全谦虚地(in all modesty)提出：我本人是不可取代的。……帝国的命运完全只靠我一人。”无须在“谦虚”这个词上寻找讽刺意义；极权主义统治者与先前的篡位者、专制君主、暴君不同，似乎相信继位问题并不十分重要，这项工作不需要特殊品质和训练，整个国家最终会在他死去时遵从偶然被任命的任何人，不会有渴望权力的反叛者否定此人的合法性。
　　作为统治的技巧，极权的设计看来简单而具有实效。它们不仅保证绝对的权力垄断，而且空前地确信一切命令都必定被执行：“输送带”的多元、层级的混乱，都让独裁者完全独立于他的一切下级，有可能使政策变换迅速而出人意料，这一点是极权主义最为人知的特色。国家政体可以防止震荡，因为它根本无形。
　　这种异常的效率为何以前从未试过，其原因与此设计本身一样简单。职务单位多重设置摧毁了一切责任感和竞争感：它不光使行政背上巨大负担，能力下降，而且实际上使生产力下降。因为各种互相冲突的命令常常使实际工作拖延，直到领袖的命令决定了事情为止：精英干部的狂热对于运动的功能至关重要，它系统地废除了一切对具体工作的真正兴趣，产生了一种思想状态，每一种可想见的行动都被看成某种完全不同事物的工具。这种思想状态不限于精英，它逐渐扩大影响到所有的人，他们的生死问题中最具体的细节都依靠政治决定，亦即取决于和行动表现毫无关系的原因和外部动机。经常性的变动、降职和升级造成不可能有可靠的集体工作，阻止了事物的发展。从经济角度来看，奴隶劳动是俄国没有能力经受的奢侈做法；在技术能力严重短缺的时代，集中营里关满了“高水平的工程师，他们竞相做管线铺设、修钟、电力照明、电话修理等等工作。”从纯粹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苏联不会有能力承受30年代的大整肃，它中断了等待已久的经济复苏，也不会有能力承受破坏红军总参谋部的行为，它几乎导致俄国对芬兰战争的失败。
　　德国的情况在程度上不同。开始时，纳粹显得很注意技术和管理技能，允许有商业利润，在经济上不过加干涉。在战争爆发时，德国还没有完全极权主义化，如果认为战争准备是一种合理的动机，那么就必须承认，大致上到1942年，它的经济还能够合理地运作。战争准备本身不是反功利主义的，尽管它的成本花费非常高，但是“征服别国以夺取财富和资源，比从外国购买或在本国生产要廉价得多”。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意图掠夺其他国家，来补充国内经济之不足，那么，投资与生产、稳定收益与利润、资源枯竭等等经济规章就不能适用；这是事实，而富有同情心的一些德国人也明白这一点，著名的纳粹口号“大炮或者黄油”实际上意味着“通过大炮获得黄油”。直至1942年，极权统治的法则开始压倒一切考虑。
　　战争爆发时，极端化的做法立即开始了；人们甚至可能猜测，希特勒挑起这场战争的原因之一是，战争可以使他加快在和平时期难以想象的发展速度。但是，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并未因为像斯大林格勒那样毁灭性的失败而受阻，战争完全失败的危险只是另一种刺激，使一切功利主义的考虑摆上桌面，全力以赴地尝试通过无情的极权组织来实现极权主义种族意识形态之目标，而无论时间多么短促。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一向与民众严格隔开的精英组织作了大规模扩展；军队的党禁开放了，军事指挥权从属于党卫军指挥官。党卫军心怀嫉妒地保卫的犯罪独占权也被放弃了，士兵们任意被指派参加大规模屠杀。军事、经济、政治诸方面的考虑都无权干涉花费极高、麻烦极多的大规模屠杀和驱逐的计划。
　　如果考虑到纳粹最后几年的统治和他们的“五年计划”，尽管他们没有时间执行，但是它的目标是消灭波兰和乌克兰民族，消灭1．7亿俄国人(在一项计划中提及此事)，西欧的知识分子，例如荷兰人和阿尔萨斯与洛林的人，以及根据即将执行的帝国健康法案或已制定的“社区外国人法”(community alien law)指定无资格生存的德国人，就像布尔什维克1929年(俄国极权主义专政的第一年)的五年计划一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庸俗优生学的口号，另一方面是经济高调，构成了“狂妄之举，其中一切逻辑规则和经济学原理都完全颠倒”的序曲。无疑，极权主义独裁者并非有意识地走上通向疯狂的道路。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对极权国家结构的反功利主义性质的迷惘产生自错误的观念，以为我们是在研究一个正常的国家--是官僚主义、暴政、独裁的国家--我们忽略了极权统治者强调的话，他们将偶然夺得政权的国家看作是走向征服全世界的国际运动临时司令部，他们从几百年、几千年的角度来认识胜利和失败，全世界性的利益总是压倒了它们自己领土的局部利益。著名的口号“凡是对日耳曼民族有利，就是正确的”只是为了大众宣传；纳粹分子们听到的是“凡是对运动有利，就是正确的”，这两种利益并不永远相符。纳粹并不认为日耳曼人就是一个主人种族，世界属于他们，而是认为，他们应该由一个主人种族领导，就像其他一切民族一样，而这个种族正在诞生。主人种族的曙光不是日耳曼人，而是党卫军。希姆莱所说的“日耳曼世界帝国”(Germanic world empire)。或者希特勒可能会说的“雅利安”世界帝国，无论如何总是几百年以后的事。对于“运动”而言，更重要的是显示出，有可能用消灭其他“人种”来造出一个新种族，这比显示赢得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更有意义。使外部观察家感到这是“狂妄之举”的，在于运动绝对高于国家、民族、人民和由统治者自己拥有的权力地位的结果。真正的极权主义统治手段将绝对的、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先前从未试过这种手段的原因是普通的暴君从未发疯到拋弃一切有限的局部利益--经济的、民族的、人的、军事的--以迎合一种无限遥远的将来的纯粹虚构现实。
　　由于执政的极权主义继续忠于运动的原先宗旨，所以运动的组织手段和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之间惊人的相似性也就不会令人惊奇了。党员与在前锋组织中的同路人之间的区别远未消失，导致已变成同情者的全体民众的“协调”。同情者人数大量增加，而党内力量则限于由几百万人组成的一个特权“阶级”，从中再制造一个由几万名精英组织成员构成的超级党。多重职位、职能复制、使党员与同情者关系适应新的条件，都只意味着运动有一种奇特的洋葱式结构(onion-1ike Structure)，其中每一层都遮着下一层更好斗的组织。国家机器转化为一种同情者官僚构成的前锋组织，它们在国内事务中的功能是在纯粹被协调的公民大众中传播信心，在外交事务中愚弄外部的非极权主义世界。领袖作为国家元首和运动领导者的双重能力，又结合了他个人极度好斗的无情性格和鼓舞人心的正常状态。
　　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极权主义独裁者比运动领袖更能够而且必须实践经常性的、大规模地撒谎的艺术．这部分是同行者队伍膨胀的自动结果，部分则由于一个政治家令人不愉快的话并不像煽动人心的党领袖那样容易撤销。出于这一目的。希特勒选择了直接回到旧式的民族主义，这是他执政之前多次谴责的；他装作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宣称国家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出口商品”，他同样抚慰日耳曼人和非日耳曼人，暗示当传统的民族主义德国的外交政策要求--归还根据凡尔赛和约割让的领土，并吞奥地利及并吞波希米亚的德语地区--实现时，纳粹的野心就会满足。斯大林同样地重视俄国公众舆论和非俄罗斯世界，他发明了自己的理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将世界革命的重担扔给了托洛茨基。
　　只有在极权统治的条件下，每日现实的虚构性质使宣传大多成为多余，这样才能安全地、有条不紊地向全世界撒谎。在执政之前；运动难以隐藏它们的真正目的--它们毕竟要鼓动群众组织。但是，既然已有可能用毒气室将犹太人像臭虫一样灭绝，就不再需要宣传说犹太人是臭虫了；既然有权力在向全国教导俄国革命史时可以不提托洛茨基的名字，就不再需要宣传反对托洛茨基了。但是，只能“期望”那些“意识形态上完全坚定”的人来使用执行意识形态目标的方法--无论他们是在共产国际学校还是在特殊的纳粹思想灌输中心获得这种坚定立场--即使这些目标还在被宣传．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必然使单纯同情者们从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这就导致一种吊诡，“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会社”在它被国际礼节承认为正式成员之前。其性质和方法绝不会更带有密谋气息。希特勒在执政之前拒绝在密谋基础上组织政党甚至精英集团，这完全符合逻辑；然而到了1933年，他十分热心地帮助将党卫军改变成一种秘密会社。同样地，莫斯科指挥的各国共产党与它们的前身完全相反，显示出一种奇特的倾向，即使完全有可能处于合法态度，也宁可选择密谋状态。极权主义的力量越显著，它的真正目的就越变得秘密。要想知道希特勒在德国统治的最终目标，聪明的做法是研究他的宣传演讲和《我的奋斗》，而不是他作为第三帝国总理的预言；正如聪明的做法是别相信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话，这是他在列宁去世之后出于夺权之目的的权宜说法，而应该认真看待他反复表现出的对民主国家的敌视。极权主义独裁者们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正常姿态中的内在危险，即一种真正的民族政策或实际上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危险。他们想通过一再保证的话语和实际统治之间长期一贯的差异，通过有意识地发展一种总是言行相反的方法，来克服这种危险。斯大林曾执行这种平衡艺术(它要求比普通的日常外交更多的技巧)，使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路线的缓和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俄国党内的整肃。统一阵线政策和较开明的苏联宪法的起草，伴随着莫斯科大审判，这当然绝非偶然。
　　在纳粹和布尔什维克的文献中，可以反复见到极权主义政府意在征服全世界、将一切国家置于它们统治之下的证据。然而这些出自前--极权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纲领(纳粹超民族的反犹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的国际革命社会主义概念，并不是决定性的。关键在于极权主义政权实施它们的外交政策是根据一贯的假设。认为它们最终能达到最后目标，无论显得多么遥远，无论它的“理想的”要求会多么严重地与现时需要发生冲突，它们都绝不放弃。所以它们认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永远是外国，而相反，每一个国家都是它们的潜在領土。上升到执政地位，在一个国家里运动的虚构世界变成一种可触及的现实，造成了一种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与非极权统治下极权主义政党的情形相似：可触及的虚构现实。由国际承认的国家政权支持，可以用同样方式输出。正如对议会的蔑视可以输入到一个非极权主义的议会中去，在这一方面，战前“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是纳粹德国出色的出口商品：驱逐犹太人，这就把重要的一部分纳粹主义带到了其他国家；迫使犹太人没有护照、身无分文地离开帝国，“流浪的犹太人”(Wandering Jew)的传说就变成了现实，纳粹迫使犹太人毫不妥协地仇視他们。因此制造了借口。得以热切地干预所有国家的内政政策。
　　纳粹带着他们是世界的未来统治者的阴谋虚构，多么认真地在1940年露面--尽管是一种需要，面对一切战胜欧洲占领区民族的确实机会--它们开始在东欧占领区实行人口驱逐政策，竟无视失去劳动力和严重的军事后果，执行一种新的法律，带有第三帝国在西欧占領区各国惩治条例追溯力的治外法律部分。将反对第三帝国的每一句言论或每一种行动都当作最高叛逆罪来惩罚，不管何时，何地、何人，这几乎是一种最有效的宣传纳粹征服世界的方式，纳粹法律将全世界都视为潜在地在其法律管辖之下，所以占领军不再是带着征服者的新法律的征服工具，而是强化一种假定早巳为每一个人而存在的法律的执行机构。
　　假设纳粹法律为超越德国疆界而设立，惩治的是非德国人，这些都已不只是压迫手段了。极权主义政府即使用其他方法，有害于自己民族的利益，也不怕合乎逻辑的征服世界的含义。一项征服世界的计划涉及废除征服者母国和被征服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国外和国内政治之间的差异，这差异是一切既存的非极权主义机构和一切国际交往的基础，在逻辑上是无可辩驳的。如果极权主义征服者的行为在到处都像在自己国家一样，那么同样地，他对待自己的人民也会摆出外来征服者的姿态。事实上，极权主义运动夺得政权，就好比是一个外来征服者可能占领一个国家，他统治这个国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的事情和别人的利益，纳粹在德国的行为像外来征服者，他们不顾一切民族利益，尝试并一半成功地将他们的失败转换成全体德国民众的最后大灾难；同样地在胜利情况下，他们也意图使种族灭绝的政治扩展到“种族不适合”的德国人。
　　同样的态度激发了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它对俄国人民本身的挑衅，代价也是非常高的；它预定战后向美国大笔贷款，以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使俄国重建劫后荒废的地区，实现国家工业化。在巴尔干半岛诸国扩展共产国际政府和占领东欧大批土地，并未带来实际利益，相反却进一步消耗了俄国的资源。伹是这种政策当然服务于几乎遍布半个世界的布尔什维克运动。
　　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外来征服者，将每一个国家（包括自己的国家）的自然财富和工业财富看作战利品，当作准备下一步侵略张的准备。由于这种系统地掠夺的经济是为了运动而不是为了民族而进行的，所以作为潜在受惠者的人民和领土都不可能成为这一过程的饱和点。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不知从何处来的外来征服者，他的掠夺不能使任何人受惠。到处造成的破坏也不是为了加强本国经济，而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至于经济目标，极权主义政权在自己国家里随心所欲，就像俗话说的一大群蝗虫。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外来征服者一样统治自己的国家，使事情越来越糟，因为它用无情来达到效率，这在周围国家的暴政中也是明显少见的。30年代初，斯大林对乌克兰的战争比德国可怕的血腥侵略和占领更加有效率。这就是极权主义为何选择傀儡政府来统治，而不顾这些政权有明显危险的原因。
　　极权主义政权的麻烦不在于它们以一种特别无情的方式玩弄权力政治，而在于它们的政治背后隐藏着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权力概念，正如在它们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中存在着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现实观念一样。不是冷酷无情。而是以最高结果来藐视直接结果；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毫无根由地忽略民族利益；不是不考虑追求自我利益，而是嘲笑功利主义动机；不是渴望权力，而是“理想主义”，即对一种意识形态虚构世界毫不动摇的信念--这些都作为一种新的不安因素进入国际政治，比纯粹的侵略更令人不安。
　　极权主义相信权力只存在于通过组织而产生的力量。正如斯大林把每一种机构看作独立于它的实际功能之外的“联系党和人民的传送带”，真诚地相信苏联的最宝贵财富不是丰饶的土地或巨大劳动力的生产能力，而是党的“干部”(cadres)(即警察)，希特勒早在1929年就看出运动的“伟大事物”是6万人“几乎变成一个单位，实际上这些人不仅思想统一，而且面部表情几乎也一样。请看这些欢笑的眼睛，这些疯狂的热情，你就会发现……10万人在运动中变成了一种类型”。在西方人的思想中，无论权力同尘世的激情、财富、珍宝发生什么联系，都已融人一种非物质化的机制，它的每一个动作都产生力量，就像摩擦或直流电产生电力一样。极权主义将国家分为富国和穷国，这还不只是一种煽动手段；制造这种说法的人实际上相信可以忽视物质财富的力量，因为它只会阻挠组织力量的发展。斯大林认为警察干部的经常发展比巴库的石油、乌拉尔的煤和铁矿、乌克兰的粮仓或西伯利亚潜在的财富都重要得多。同样的想法使希特勒为了党卫军干部而牺牲整个德国；当德国城市变成瓦砾、工业能力被摧毁时，他并不认为战争已经失败，而当他得知党卫军部队已不再可靠时，他才认为是战败了。”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相信组织力量无所不能，不相信纯粹物质因素(事实的或经济的)，还有，他根据几百年时间来估算他的事业的最后胜利，那么，失败不在于军事灾难或人民挨饿的威胁，而只是精英组织的毁灭，他们本来是要通过一代代人来达到最后目的，完成统治世界的最后阴谋的。
极权主义国家的无结构状态(structurelessness)，忽视物质利益，摆脱利润动机，一般的非功利主义态度，都无与伦比地使当代政治变得不可预测。非极权主义世界无法把握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它不根据人和物、不依靠可估计的行为来发生作用，完全漠视民族利益和人民的福利，使自己在判断力上产生奇怪的两难：凡是正确理解极权主义组织和警察之可怕效率的人，都可能会高估极权主义国家的物质力量，而凡是明白极权主义经济之浪费及无能的人，却都低估了可以无视一切物质因素时所创造的权力潜力。
　　二 秘密警察
　　直到现在，我们还只知道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正式形式：1938年后的国家社会主义专政，1930年以后的布尔什维克党专政。这两种统治形式与其他各种独裁、君主专制和暴政统治的形式根本不同；它们尽管以某种连续的形式从政党专政中发展起来，但是它们的极权主义根本特征是新的，不可能产生于一党制。一党制的目标不仅是夺取政府行政权，而且用党员充实所有的职位，达到国家和政党的完全合并，以使党在夺取政权后变成政府的宣传组织。这种制度仅从反面意义上是“极权的”(total)，即占统治地位的政党不会容忍其他政党、反对派和自由政治观点。一旦政党专政掌握了政权，它就使原先国家与政党之间的权力关系保持原状；政府与军队像以前一样行使权力，“革命”的事实只不过是一切政府职位现在都由党员占据。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政党的权力垄断由国家保障。党不再拥有自己的权力中心。
　　在极权主义运动执政之后发动的革命带有相当激进的性质。从一开始起，他们有意识地努力维持目家与运动之间的根本区别，努力防止运动的“革命”机构被政府吸收。夺取国家机器而又不和它合并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其方法是允许在运动中只有次要作用的党员上升至国家机构的层级体系。一切真正的权力都在运动的组织机构里，而在国家和军事机器之外。在运动内部决定一切国家事务，运动始终是国家的行动中心；政府官员们常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党员若有野心想爬到部长位置，在一切情况下，他为这种“资产阶级的”愿望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他对运动的影响和领导者的信任。
　　执政的极权主义利用国家作为它的外表，来代表它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的位置。极权主义国家本身是极权主义运动的逻辑继承人，它借用了后者的组织结构。极权统治者以对付非极权政府的方法，在执政之前对付议会各党和党内务派，在一个扩大了的国际舞台上，又一次面对那个双重问题：在现实世界的冲击力之下掩盖运动(或极权主义国家)的虚构世界，向外部的正常世界显示类似的正常状态和常识。
　　在国家之上，在表面权力的背后和眼花缭乱的职位之中，存在着一切权力更迭，而在无效率的混乱之下，存在着国家的权力核心、秘密警察的超级效率和超级工作能力。强调警察是唯一的权力工具，相应地忽略表面上是更强的权力库的军队，这是一切极权主义政权的特征。其中一部分原因可以解释为极权主义统治世界的野心，以及它有意识地废除外国与本国、外交与内政之间的区别。训练来和外国侵略者作战的军队向来是一种可用于内战目的的可疑工具，既使在极权主义条件下，他们也发觉自己很难用外来征服者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民。在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的价值也变得很可疑。由于极权主义统治者以假设一种最终的世界政府为基础来推行他的政策，所以他对待自己的侵略所造成的受害者就好像他们是反叛者，犯了最高叛逆罪，结果选择用警察来统治占领地区，而不是用军队。
　　甚至在运动夺取政权之前，它也拥有一支秘密警察和间谍机构，在各国建立分部。后来，它的代表得到比正规军情报机构人员更多的金钱和权力，常常成为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秘密首领。它的主要任务包括组织第五纵队，指挥运动的国外支部，影响各国内政，从总体上使极权主义统治者--在推翻政府或取得军事胜利之后--能够公开感到行动自如。换言之，秘密警察的国际支部是传送带，经常将极权主义国家的表面外交政策转变成极权主义运动潜在的国内事业。
　　但是，秘密警察为准备极权主义统治世界的乌托邦而完成的这些功能，对于那些要求在一个国家里立即实现极权主义虚构的人来说，还是次要的。秘密警察在极权主义国家的国内政策上所产生的主控作用，自然地使人们普遍误解极权主义。一切专制主义都倚重秘密警察，感到自己的人民比外国民族威胁更大。但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这种相似之处只出现在极权主义统治的第一阶段，这时还有政治上的反对派。在这一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极权主义利用(并且有意识地支持)了非极权主义国家的误解，而无论它们之间根本不能互补的程度如何。希姆莱在1937年对国防军参谋总部那次著名讲话中。假设了一个普通暴君的作用，他用假设存在一种“战争情况下的第四个舞台，即德国国内”，来解释警察力量的不断扩展。同样地，斯大林几乎在同时也一半成功地说服了老布尔什维克卫士们(他需要他们的“坦白”)，使他们相信一场战争正威胁着苏联，因此，即使在暴君之后，全国必须在紧急状态下保持结合。这些说法最引人注目的是，两者都发生在政治对立派被消灭以后，秘密警察扩展了，但是事实上已没有需要监视的反对派。战争发生时，希姆莱在德国本土既不需要，也不使用他的党卫军部队，只用于管理集中营和监视外国奴工；在东欧前线服务的武装党卫军用于“特别任务”--通常是大规模屠杀--和强化经常同军方以及纳粹文官发生冲突的政策。党卫军组织就像苏联的秘密警察一样，通常在军队平息了占领区之后到达，对付胆大的政治反对派。
　　但是在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最初几个阶段，秘密警察和党的精英组织仍然发挥了一种作用，它与其他形式的独裁和历史上著名的恐怖政权的作用一样；他们的方法过于残酷，在现代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却是无与伦比的。深挖秘密敌人和追踪前反对派的第一阶段，通常是将全体居民都拉进前锋组织，重新教育老党员从事革命的特务工作，以使同情者们的同情虽然相当疑惑，却无须惧怕受过专门训练的警察干部。在这个阶段，如果谁偶然怀有“危险思想”，他的邻居就会成为比官方指定的政治代表更危险的敌人。清除了公开的或秘密的有组织的抵抗，这是第一阶段的结束；这一阶段的结束时间大致是德国的1935年和苏俄的1930年。
　　只有在完全消灭了真正的敌人，开始捕捉“客观的敌人”(objective enemies)时，极权主义政权的恐怖才成为真正的内容。借口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或者利用某一块领土作为革命的实验室，或者实现“德国民族共同体”，才开始实行极权主义的第二项主张，即要求极权统治。尽管从理论上讲，全面统治(total domination)只有在统治全世界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但是极权主义政权却证明了这一部分极权主义乌托邦几乎可以完美地实现。因为它暂时还不涉及失败或胜利，因此希特勒即使军事上受挫，他仍能为消灭犹太人和建立死亡工厂而感到高兴，无论最后结果是什么，若无战争，就绝不会有可能“烧毁桥梁”，实现极权主义运动的某些目标。
　　纳粹运动的精英组织和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干部”是为极权统治服务，而不是为掌权政府的安全服务。正如极权主义号称统治世界只是在外表上和帝国主义扩张一样，极权统治也只是似乎像专制主义的学生．如果说，极权主义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主要差异是，前者不承认国内和国外的区别，那么，专制政治的秘密警察和极权主义的秘密警察之间的主要区别就是后者并不追踪秘密思想，并不利用旧的秘密警察方法，即挑拨煽动的方法。
　　由于极权主义秘密警察在一个国家平息之后才开始活动，在一切外面观察者看来，它总是显得完全多余--或者相反，误导人们认为有着某种秘密的抵制。秘密警察的多余性(superfluousness)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总是被迫证明自己的有用性，在最初的任务完成之后保持自己的工作。出于这一目的而使用的方法，使对革命史的研究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例如，在路易．拿破仑统治下，似乎没有一项反政府的行动不是由警察引起的。同样地，沙皇俄国一切革命政党中特务的作用显示出，若无他们“煽动”挑拨的行动，俄国革命运动就不会那样成功。换言之。挑拨行动极大地帮助维护传统的延续性，也一再打断革命的组织工作。
　　挑拨煽动的作用十分可疑，这也许是极权主义的统治者放弃它的原因之一。再说，挑拨行动只有在怀疑还不足以构成逮捕和惩罚时才明显地需要。当然，没有一个极权主义统治者会梦想有条件使他能诉诸挑拨行动，以使他认为是敌对者落入陷阱。比这些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事实上极权主义在执政之前，只根据意识形态来确定它的敌人是谁，以致各种“可疑分子”(suspects)的范畴也并不通过警方情报来确定。所以，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或苏俄的前统治阶级的后代并不是任何一次敌对行为的真正嫌疑犯；他们已经根据意识形态，宜布了其政权“客观的”敌人。
　　专制政权和极权主义的祕密警察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可疑分子”和“客观敌人”之间的区别。后者由政府的政策确定，而不是根据他是否有推翻政府的欲望。他绝不是一个思想是危险的，或其历史很可疑的个人，而是一个“带有倾向的人”(carrier of tendencies)，就像带有一种传染病一样。从实践角度来说，极权主义统治者开始时像一个不断侵扰别人的人，直到每一个人都知道后者是他的敌人．以使他能自圆其说地出于自卫而杀死他的敌人。这当然有点残酷，但是很有效--因为每一个目睹者都知道某些成功的阴谋家是如何消灭竞争对手的。
　　使用“客观敌人”的概念，对于发挥极权主义政权的功能。比对于各种范畴的意识形态定义要重要得多。假如这只是一个仇恨犹太人或仇恨资产阶级的问题，那么极权主义政权在犯了一次巨大的罪恶之后，便可以回到正常生活和正常政府的规则上来。而我们知道，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客观敌人的范畴大大超过了运动最初在意识形态上确定的敌人；新的客观敌人是根据变化的环境来发现的：纳粹预见到完成灭绝犹太人，他们早已做好了预先的措施来消除波兰民族，而希特勒甚至计划除掉某几类德国人；布尔什维克从过去的统治阶级的后代开始着手，接着将完全的恐怖对准富农(在30年代)，再接着是波兰血统的俄国人(在1936年到1938年之间)，在战时是鞑靼人和伏尔加流域日耳曼人，战后红军占领军中的前战俘和战斗单位，以色列建国后的俄国犹太人。对这些种类的选择绝不完全是任意的；由于他们被用于在国外的运动中作宣传，所以必然显得是可能的敌人；选择一个具体的种类。也许只是出于运动在总体上的某种宣传需要--例如苏联政府突然出现前所未有的反犹主义，这也许是考虑要在东欧卫星国中赢得对苏联的同情。要求“客观地”认定的敌人主动坦白罪行的公开审讯也是出于这些目的；在表演时，最好是那些接受过极权主义思想灌输的人能够“主动地”懂得自己“客观上”有害于国家，并且“为了事业起见”坦承自己的罪行。“客观反对者”(ob-Jective opponent)的概念根据流行的情势而改变定义--所以，一旦清除了一种人，就会向另一种人宣战--确切地符合实际形势，由极权主义统治者一再重申：他们的政权不是一个任何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而是一种运动，它的前进道路上经常遇到新的障碍，需要清除。只要谁能说出极权主义制度内部有何合法思想的话，“客观反对者”必然是它的中心观念。
　　与这种将嫌疑者转化为客观敌人的做法密切相关的是秘密警察在极权国家内的地位变化。秘密警察向来被正确地称为国中之国，这不仅发生在专制主义国家里，而且也发生在宪法政府和半宪法政府中。仅就拥有秘密情报而言，就永远使这个部门决定性地高于政府的一切其他部门，而且对政府的成员构成公开的威胁。相反，极权主义的警察完全服从领袖的意志，只有领袖才能决定谁是下一个潛在的敌人，或者(像斯大林所做的那样)谁可能挑选出秘密警察的干部作为清除的对象。由于不再允许警察使用挑拨的方法，他们就被剥夺了永远使自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唯一可用的手段，完全变成为了维护自己的工作而完全依靠上级。就像非极权主义国家里的军队一样，极权主义国家的警察只执行政策，失去了他们在专制官僚政治体制下拥有的一切特权。
　　极权主义警察的任务不是去发现罪行，而是当政府决定逮捕居民中某一类人时，它能立即出动。它的主要政治特征是，只有它才受到最高当局的信任，并且知道要强化哪一条政治路线。这并非只在高级政策问题上有效，例如清除整个阶级或种族群体(在30年代初，只有格别乌干部才知道苏维埃政府的真正目标，在40年代初，只有党卫军组织才知道要清除犹太人)；在极权主义条件下，日常生活中的关键是工业企业中只有内务人民委员会代表才接到莫斯科的命令，知道要他们做什么，例如加速生产铁管--无论这道命令是简单地需要铁管，还是要整垮厂长，还是要清除全体管理人员，或者取消这家特殊工厂，或者在全国传达这道命令，以便开始一场新的整肃运动。
　　复制秘密警察机构，使它的成员互不知情，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极权统治需要最极端的灵活性：例如，莫斯科可能还不知道，当它发布要铁管的命令时，究竟真的是要铁管--铁管总是需要的--还是要一场整肃运动，增加秘密警察，就造成在最后一刻改变决定的可能，以致当一个部门可能正在向工厂厂长传达列宁的指示，另一个部门却正在布置逮捕他。这种矛盾的任务可能同时下达，警察的效率就可想而知了。
　　秘密警察在极权政体下和在其他政体下一样，垄断某些重要的情报。但是这种只有警察才能知道的情报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警察不再关心未来牺牲者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不追问这些牺牲者会是谁)，警察变成了国家最大秘密的托管人。这自然意味着极大地改善了声誉和地位，尽管这伴随着失去一定的实际权力。领袖不知道的事情，秘密警察也不再会知道；他们下降到了权力执行者的层次。
　　从法律角度来看，比从可疑分子转到客观敌人这种变化更有趣的是，可疑的触犯被极权主义置换为可能的罪行(possible Crime)。可能的犯罪不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敌人。嫌疑人的被捕，是因为他被认为可能犯的一桩罪行和他的人格(或者他被怀疑的人格)多多少少相符合，极权主义所说的可能的罪，所根据的是逻辑推断客观发展。对老布尔什维克卫士和红军将领的莫斯科审判是惩罚可能罪行的范例。在异想天开地罗织的指控背后，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下面的逻辑推理；苏联的发展可能导致危机，这场危机可能导致推翻斯大林的独裁，这可能会削弱国家的军事力量，可能引起一种新的情况。新政府可能会签署停战协定，甚至会和希特勒结盟。而在当时，斯大林已开始宣称存在着一个推翻政府的阴谋和一个与希特勒勾结的阴谋。针对这种虽然完全不可能(impropable)的“客观”可能性，只有“主观”因素，例如被指控者值得信任、他们疲乏了、他们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坚定地相信若没有斯大林就会失去一切、他们确实仇恨法西斯主义--一系列事实细节，其中自然缺乏虚构的，逻辑的、可能的罪行的连贯性。因此，极权主义的中心假设--一切都是可能的--就通过不断清除一切事实的束缚，得出荒唐可怕的结论，即统治者可以认定的每一桩罪行都必须受到惩罚，无论此罪是否已犯．可能罪行就像客观敌人一样，当然在警察的能力范围之外，他们既不能发现、发明它，也不能挑动它。秘密警察在此又一次完全依靠政治权威。他们失去了国中之国的独立性。
　　极权主义的秘密警察只有在一个方面仍然很像非极权主义国家的秘密警察。根据传统做法(即自从福熙以来)，秘密警察从它的受害者处得益，并从某些非正统的来源中扩大官方的国家批准的预算，只消在应该被禁止的活动中参与一角，如赌博和娼业之类。这些自己筹款的非法方式各式各样，从友好地接受贿赂到大胆勒索，这在使秘密警察从公共权威当局下获得自由、加强他们作为国中之国的地位，是一个很突出的因素。奇怪的是，一切都变了；只有警察活动的经费和收入来自他们的受害者这一点没有变。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乎完全依靠剥削奴隶劳工，也确实别无利润，经费也只用于巨大的秘密机构。希姆莱最初通过劫掠犹太人的财产来提供他的党卫军部队经费(他们是纳粹秘密警察干部)；然后他和农业部长达雷(Walter Darré)签订了一份协议，希姆莱从中得到几亿马克，这是达雷每年从国外廉价买进农产品，又在德国以固定价格出售而赚来的。战争期间，这种收入来源当然不见了；托德特(Todt)的继任艾伯特．斯皮尔(Albert Speer)，德国1942年以后最大的劳动力雇主，于1942年向希姆莱提议同样的交易；假如希姆莱同意党卫军将输入的奴隶劳工(他们的工作非常低效)拨给斯皮尔的组织，后者就将利润的一部分提供给希姆莱作为党卫军经费。在这种多少显得常规化的收入来源之外，在经济危机时，希姆莱又加用了秘密警察旧的勒索方法；党卫军各单位在自己周围组织了“党卫军之友”的团体，它们必须为当地党卫军的需要而提供“自愿”基金。(值得注意的是，纳粹秘密警察在它筹集资金的各种活动中并不剥削囚犯。除了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中，集中营的人力不再由希姆莱单独决定，集中营里的工作“没有合理目的，只有对不幸的囚犯们增加负担和折磨”)。
　　但是，这些不正规的财政现象是秘密警察传统仅有的、但是很不重要的线索。这些现象是可能的，因为极权主义政权的经济和财政事务在正常条件下也采用非法方式，并且会使秘密警察有别于其他比较令人尊敬的行政部门，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个部门享有独立，不受其他权威的控制，在不正规的、不受尊重的、不安全的环境里生存。相反，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地位完全是稳固的，它的事务也完全融人行政当局。这个组织不仅不在法律范围之外，相反却是法律的体现，它之受人尊敬是毫无疑问的。它不再根据自己的愿望而组织屠杀，不再向国家和社会挑衅，它开始严厉地反对一切形式的贿赂、勒索和不正规的财政收入。希姆莱在战争之中还能够对他的部下用非常实际的威胁来进行道德教育--“我们在道德上有权利……消灭这些想消灭我们的(犹太)人，但是我们没有权利以任何一种方式使自己发财，无论是一件毛皮大衣、一只手表、一个马克，还是一支香烟”一在秘密警察的历史上从未能找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说这里仍然牵涉到“危险思想”的话，他们不会足被怀疑为危险者的人；一切知识生活和艺术生活都要求经常性地重新确立和修改标准，这就很自然地伴随着反复地清除一批批知识分子，他们的“危险思想”中通常包含着某些仍然完全属于旧日正统的观念。所以，当秘密警察的警察功能--在其可接受的语词意义上--变成多余时，它的经济功能(它有时被认为已经取代了前者)就更加可疑了。无可否认，内务人民委员会定期圈定苏联人口中的一个百分比，将他们送进集中营，美其名曰强迫劳动营；但是，这虽然很可能是苏联政府解决失业问题的方式，一般也知道，那些集中营里的产量无限地低于普通苏联劳动力，很难满足支付警察机构的开支。
　　秘密警察是政府一切部门中“组织得最好、最有效率”的部门，在极权主义政权的权力机构中，它的作用既不可疑，也不多余。它构成了政府中真正的执行部门，一切命令都通过它发出。通过秘密警察网，极权主义统治者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直接执行的传送带，它与洋葱结构的表面权力层级不同，完全脱离和孤立于其他一切机构。在这层意义上，秘密警察成员在极权主义国家里是唯一公开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衡量渗透了极权主义社会的整个结构。
　　从这个观点来看，秘密警察的某些奇特性质是极权主义社会的一般性质，而不是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特性，这也并不太令人惊奇。因此可疑分子的范畴包括了极权主义条件下的全体居民；每一种偏离官方制定的、永远变化的路线的思想都早已受到怀疑，无论它发生在人类活动的哪一个领域。人类仅仅因为有思想能力，就被定为可疑分子，而且这种嫌疑不会由于惩罚了他而改变，因为人的思想能力也是一种能改变人的思维的能力。再者，由于无疑地不可能知道另一个人的心思--在这种情况下，酷刑只是一种想要达到无法达到的目的而作的绝望而无功的尝试--如果相同的价值观念和可预见的自我利益不能作为社会的(不是纯粹心理的)现实而存在，那么怀疑就不可能消除。所以，相互怀疑的风气渗透进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切社会关系，创造出一种无所不在的气氛，甚至在秘密警察的特殊眼界之外亦是如此。
　　在极权主义政权下，挑拨煽动这种以往只有秘密警察采用的专门手法，变成了一种对付邻居的方法，每一个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被迫学样。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其余每一个人的挑拨者(agent Provocateur)；如果一种普通朋友之间的“危险思想”(或者危险思想的倾向)的交流会受到当局的注意，那么很明显，每一个人都会将自己当作是挑拨的特务。联合民众来谴责政治反对派，自愿做E（口+化）鸽，这些当然都有先例可循，但是在极权主义国家里，他们被组织得如此之好，致使专家们的工作反而成了多余。在特务无所不在的制度下，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警察。每一个个人都感到自己时常处于密探监视之下；在职业特别不保险、最著名的人物的浮沉成为家常便饭的情况下，每一句话都变得模棱两可，任由回溯“诠释”施加其上。
　　在职业问题上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极权主义社会里秘密警察的方法和标准已经到处渗透。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两面特务替他认为值得为之战斗的事业服务，就像为当局服务一样，有时比为当局服务还要忠诚。他常常有一种双重野心：他既想在革命政党里爬升，也想在秘密警察里爬升。为了在这两处都获得升职，他只能采取某些方法，这在正常的社会里是那些依靠上司才能往上爬的小职员的秘密梦想；通过他与警察的关系，后者当然能够消灭他的对手和党内的上级，而通过他与革命政党的关系，他至少可以有机会除掉他在警察组织内的上司。如果考虑到当时俄国社会的职业情况，与此相同的方法就很明显了。不仅所有的高级官员几乎全靠大整肃才获得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的前任在整肃中被清除了，而且各行各业中的升职也因此加快。大约每隔10年，全国性的整肃就为新的一代让出了职位，这一代人大学毕业不久，正在急于寻找工作。政府本身确定的那些提供升迁机会的条件，正是警察以前必须去创造的。
　　定期地使用暴力推翻整个巨大的行政管理机器，防止了进一步的竞争，这无疑有许多好处：它使相对比较年轻的官员有了信心，防止了条件的僵死不变(这至少在和平时期隐藏着极权主义统治的危险)；消灭了德高望重者，就能防止发生通常将年轻成员绑在年长者身上的那种忠诚，因为年轻人的升迁取决于他们的意见和善意；它一劳永逸地根除了失业的危险，保证每一个人有一份与他的教育程度相配的工作。因此，在1939年，当苏联的大整肃结束之后．斯大林可以很满意地指出“党能够将50万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提升到国家和党的事务的领导岗位上”。这种要想取得一份工作，就得不公正地清除前任的做法是一种耻辱。与德国在职业问题上清除犹太人一样，具有败坏道德的效果：它使每一个有职业的人都有意识地成为政府罪行的帮凶，无论他喜欢不喜欢政府的恩惠，结果是，卑顺的个人越是敏感，他越会使劲地替政府辩护。换言之，这种制度是最完整的含义上领袖原则的逻辑发展，是最好的忠诚保证，使每一个新的世代都将它的生活依赖于为创造工作机会而发动整肃的领袖之当前政治路线。它也实现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一致，为苏联辩护的人为此感到十分自豪(或者在纳粹那里，是废除了私人生活范围)，因为每一个个人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将他的存在归诸政权的政治利益；而当这种一致利益破产时，下一场整肃将他逐出职位，政府就必使他从生活的世界里消失．两面特务以一种区别不太大的方式认同革命事业(否则他会失去工作)，而不是仅仅认同秘密警察；同样在那个领域。轰动一时的升迁只会以一种默默死去作为结局，因为看来双重游戏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当极权主义政府在一切职业上提供了如此升迁条件，就像先前只流行于被社会弃逐者中间的情况一样时，就在社会心理方面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变化。两面特务的心理(他们愿意以短命为代价来换取几年的绝顶风光)必然变成俄国革命后的一代在个人事情上的哲学观，德国战后情况稍好一些，但也是十分危险。
　　这就是极权主义秘密警察产生作用的社会，充满着以往秘密警察垄断时期的标准，靠那个时期的方法谋生．只有在最初的阶段，当夺权斗争仍在进行时，只有受害者才被怀疑是反对派。随后极权主义事业就集中在客观敌人上，或者是犹太人，或者是波兰人(这是纳粹的情况)，或者是所谓的“反革命分子”(counter-revolutionaries)--这种指控“在苏俄……建立在被指控者有具体行为之前”--这些人可能在过去某些时候拥有过一家商店，或一幢房子，或者“父母或祖父母拥有过这类东西”。或者曾属于红军占领军部队，或者是波兰血统的俄国人。只有在这最后的、完全极权主义的阶段，关于客观敌人的概念和逻辑上可能的罪行说法才被抛弃，受害者是完全随意被选定的，即使未被指控，也被宜布为不宜活着。这种“不理想者”(undesirable)的范畴，在纳粹的例子中可以包括精神病人、肺病和心脏病患者，或者在苏联的例子中，会是碰巧被扫进百分比里的人，各省的比例不一，凡划进比例者即遭驱逐。
　　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比任何暴君都更有效地蔑视人的自由。一个人总要至少是暴君的敌人，才会受暴君惩罚。那些勇敢地以自己的头颅来冒险的人并没有放弃言论自由。从理论上来说，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也还可选择做反对派的；但是，假如自愿的行动只带来一种每一个别人都可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这种自由就几乎是无效的。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不仅降低到它那最后一种独特的仍不可摧毁的保障，即自杀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它独特的标记，因为它的操作结果属于完全无辜的人们所共有，如果希特勒有时间实现他的德国健康法案(General German Health Bill)的梦想，肺病患者的命运就会像纳粹政权初期的共产党员和后期的犹太人一样。同样地，俄国政权的反对者遭受的命运，像几百万关进集中营以符合某种配额一样，只减轻了警察做任意选择的负担。无辜者和有罪者一样，不是理想的人。
　　关于罪行和罪犯的概念变化，决定了极权主义警察的新的恐怖方法。罪犯遭到惩罪，不理想的人从地面上消失；他们留下的唯一痕迹是认识和熱爱他们的人的回忆，而秘密警察最艰难的任务之一是保证甚至连这样的痕迹也随同倒霉的人一起消失。
　　奧克拉那(Okhrana)，格別乌在沙皇时代的前身，据说发明过一种档案制度，每一个嫌疑犯都有一张大的记录卡，中间是他的名字。用红笔圈出；他在政治上的朋友们名字用小红圈，他的非政治朋友用绿笔圈出；咖啡色的圈标明接触过可疑分子的朋友的人，但是不认识此一可疑分子；可疑分子的朋友们之间的交叉关系(政治的或非政治的)以及朋友的朋友，用圆圈之间的直线连接起来。很明显，这种方法的局限只由档案卡尺寸大小决定，而且从理论上说，一张巨大的单页纸就可以显示出全体居民的关系和交叉关系。这是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乌托邦目标。它放弃了传统的旧警察梦想，那是测谎器仍然想达到的，而不再企图发现谁是准，或者谁在想什么(测谎器或许是最有趣的形象例子，这种梦想明显地印在一切警察的脑子里；很明显，复杂的测量仪最多只能测定受害者冰冷的血或紧张的心情。事实上，使用这种机器背后的弱智的推理只能解释为非理性的愿望，总想有可能读出人们脑子里的某些东西)。这利旧的梦想十分可怕，由于时间使人减退记忆，于是就一律诉诸严刑酷罚和最可鄙的残忍手段。它只喜欢做一件事：要求做到不可能的事。极权主义警察使用现代技术想要达到的现代梦想真是无比恐怖。现在的警察梦想叫人站在办公室墙上的一幅巨大的地图旁，看着地图就随时招供谁和谁有关系，亲密程度如何；从理论上说，这种梦并非不能实现，尽管使用的技术手段比较困难。如果真的有这样一张地图，那么，连记忆也不会阻挡极权主义的统治要求；这样一张地图可以抹去任何人的任何痕迹，似乎他们从未存在过一样。
　　假如被捕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务的报告可信，俄国秘密警察就令人很不安地接近了这个极权统治的理想。警察有这个广袤国家里每一个居民的秘密档案，仔细地列出了人们之间的许多关系，包括偶然相识的朋友、真正的友情，直到家庭联系；只要去发现被告的这些关系。他们的罪行在他们被捕之前就已“客观地”被确定了，这些关系就提供来作仔细审问之用。最后．至于记忆的天才对于极权主义统治甚有危险，外围观察家们都感到，“如果说大象从不忘记事情这一点是真的，那么在我们看来，俄国人却正好与大象相反……苏俄人的心理似乎使遗忘真的成为可能了。”
　　从一些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受害者的完全消失对于极权统治机构来说是多么重要。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这种政权总是面对着幸存者的记忆。战争期间，一个党卫军司令官犯了一桩可怕的错误。通知了一位法国妇女关于她丈夫死在一个德国集中营里的消息，这个失误引起一阵纷至沓来的命令和指示。传到各个集中营。警告各集中营在任何情况下不准将消息传到外界去。问题在于，就那位法国寡妇而言，她的丈夫可能在被捕时死去，或者后来死去。同样地。苏联的警察官员们生来就习惯于这种制度，在占领波兰之后，看着人们拼死地想弄明白，他们的朋友或亲戚被捕之后究竟情况怎样，只会大惑不解。
　　在极权主义国家，由警察统治的一切拘禁之地都要成为使人湮没无闻的真正黑洞，人们很偶然地踉跄进来，身后不留下像尸体或坟墓之类表明先前存在过的普通痕迹。与这种将人彻底抹掉的最新发明相比，旧日式的政治谋杀或犯罪谋杀的方法的确效率不高。谋杀者留下一具尸体，虽然他竭力掩饰他自己的踪迹，但是他没有能力从幸存者的世界里抹去受害者的痕迹。相反，秘密警察的行动奇迹般地留心使受害者在别人心目中似乎从来就不曾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秘密警察与秘密会社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前者的建立总是需要并且利用一种论调：后者的存在会产生危险。极权主义秘密警察在历史上第一次既不需要，也不利用一切暴君使用过的这些旧式的借口。受害人无名无影，不会给政权招来仇敌，他们的身份连执行者也不知道，直到政府决定将他们从活人的世界上消灭。并且也在死人的世界里将他们清除、这已超越一切秘密手段。超越了最严格的保持沉默、超越了密谋式会社的纪律一向强加于其成员身上的双重生活的巨大控制。
　　极权主义运动在夺权时，模仿过秘密会社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组织，只有在上升到统治地位之后，才创建真正的秘密会社。极权主义政权的秘密会社就是秘密警察；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唯一严守的秘密，唯一秘传的知识，就是警察的行动和集中营里的情况。当然，广大居民和党员具体地知道所有的一般事实--集中营的确存在、人们失踪、无辜者遭逮捕；同时，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谈论这些“秘密”就是最大的罪行。由于人对别人的了解总是依靠证实和理解，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各人自守秘密，这种从不沟通的信息失去了它的现实性质，似乎只有纯粹的梦魇性质。只有那些掌握严格传递的讯息(例如有关最新一类“不理想的人”和干部的行动方法)的人，才处于相互沟通的地位，才知道实际上的一切情况是什么。唯有他们才有资格相信自己所知的是事实。这是他们的秘密，为了严守这种秘密，他们就被编成一个秘密组织。即使这个秘密组织逮捕他们，逼迫他们坦白，最后消灭他们，他们仍然还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只要他们严守秘密，他们就属于精英组织，通常他们绝不背叛组织，即使他们自己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
　　我们早巳指出讨，违反非极权主义世界常识的许多吊诡之一，是极权主义看来在非理性地运用阴谋方法。极权主义运动明显地有警察执行，在他们夺权的斗争中很少使用阴谋方法来推翻政府，而执政的极权主义在它被各国政府承认，走出革命阶段以后，却建立了真正的秘密警察，作为它的政府与权力的核心。看来，得到正式承认，被当作是对极权主义运动的密谋内容的更大威胁，即内部解体的威胁，这远比非极权政权之下可有可无的警察措施对内部解体的威胁更大。
　　事实的真相是，极权主义的领袖们尽管相信他们必须继续一贯地虚构现实，以及统治这个虚构世界，这一点在他们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曾被搁置一边，但他们只是逐渐地才发现，如何完整地构筑这个虚构世界并实行对它的统治。他们相信人无所不能，他们相信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组织手段来完成，这促使他们从事实验。而人类的想象力虽可发挥，而人类的活动却不能实现它。他们在可能范围里的骇人听闻的发现，是由一种意识形态的科学性(ideological scientifi-ality)激发的。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比前科学和前哲学的沉思奇想更少由理性来控制，更不愿意承认事实。他们建立的秘密会社。现在不再活动于光天化日之下，秘密警察、政治军人、受过训练的意识形态战士组成的秘密会社，目的是为了能执行不体面的实验，使探究的事物成为可能的事物。
　　另一方面，极权主义阴谋反对非极权主义世界，它要求统治世界，这种阴谋在极权主义统治的条件下，倒也像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一样，仍然是公开的，不作为应该严守的秘密。它假说整个世界在反对它们的国家，很实际地使全体组织成为“同情者”的人民有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在宣传极权主义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思想时，让每一个在国外的同胞感到向国内报告是他们的职责，一如他是一个特务，并且将每一个外国人看作是他自己国家政府的间谍。正是为了实际地达到将世界一分为二，而不是因为特殊秘密(军事的，或其他)，铁幕才将极权主义国家的居民和世界上其余人隔开。他们的真正秘密(集中营，即极权统治的实验室)却被极权主义政权遮掩起来，不让自己的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看到。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正常世界的正常状态最有效地保障极权主义大规模罪行不被揭露。“正常人不知道一切都是可能的”，他们面对巨大的荒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正如群众在面对正常现实(他们在其中没有位置)时不相信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一样。极权主义政权为何能如此地实现一个虚构颠倒的世界，原因是外界的非极权世界也总是包含极权主义国家本身的很大一部分人，在面对真实的狂妄时也抱持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也逃避现实，正如群众在面对正常世界时的做法一样，常识拒绝相信巨大的荒谬，这倾向也常常由极权统治者强化，他一心使可靠的统计数字、能控制的事实和数据绝不公开，以致关于活死人的地点只有主观的、难以控制的、不可靠的报道。
　　由于这种政策，我们所知的只有极权主义实验的部分结果。虽然我们已有来自集中营的足够报道，可资评估极权统治的各种可能性，瞥见“可能”的地狱，但是我们不知道极权主义政权性质转变的程度。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周围有多少正常人会愿意接受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即付出缩短寿命的代价，确保完成他们的一切事业梦想。极权主义宣传，甚至是某些极权主义机构，符合了新的无家可归群众的需求，但是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如果他们进一步受到失业的经常威胁，会高兴地默许一种“人口政策”，其中包括定期消灭多余的人，又有多少人一旦完全掌握了逐步承受现代生活重担的能力，会乐于和一种制度保持一致，自发地消除责任感。
　　换言之，我们知道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运作和特殊功能．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秘密会社的“秘密”如何有效地、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了我们这个时代里群众的秘密欲望和秘密共谋。
　　三 全面统治
　　极权主义政权的集中营和种族灭绝营用作实验室，极权主义的基本信念--“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在此经受验证。与此相比，其他各种试验都是次等重要的(包括医学试验，在对第三帝国医生们的审判中，医学界的恐怖事件都有详细记录)，这些实验室的特点是用来做每一种试验。
　　极权统治努力组织无限多元和无限区别的人，似乎将全人类只看作是一个人，只有每一个个人的各种反应可以降低到一种绝对不变的一致，使每一组反应能够与另一组反应随意互换，才能使极权统治成为可能。问题是要编造某种并不存在的事物，亦即人的种类，像其他动物种类一样，其唯一的“自由”包含在“保存物种”之中。极权主义统治尝试通过精英组织的意识形态灌输和集中营里的绝对恐怖来达到这个目的；精英组织无情地从事暴行，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灌输的实践应用--精英组织必须在这个试验场上证明自身--而集中营相应的目标也设定为完成对意识形态的“理论”证明。
　　集中营不仅意味着灭绝人和使人类丧失尊严，而且被选用于在科学控制的条件下可怕的杀人试验，消灭人类行为的自发性表现将人类个性转变为一种纯粹的事物，转变成连动物都不如的东西；因为就我们所知，巴甫洛夫(Pavlov)的狗是一种倒错的动物，它被训练不是因饥饿而是因铃声而进食。
　　这种事在正常情况下绝不可能完成，因为自发性不可能完全被消灭，因为它不仅与人类自由有关，而且与生命本身有关，简单说便是保持生命。只有在集中营里，这种实验才完全是可能的，所以它们不仅是“已实现的最极权的社会”(戴维．罗赛特语)，而且也是全面统治中主导的社会理想。正如极权主义政权的稳定性依靠运动的虚构世界与外界隔绝一样，在集中营里的极权统治实验依靠对外界(即一般生活的世界)封闭集中营，即使对其他极权统治下国家也是封闭的。这种孤立可解释奇特的非现实和缺乏可信度(一切发自集中营的报道都具这种特征)，并且构成了真正理解极权统治的主要困难之一，理解正确与否都取决于这些集中营和种族灭绝营的存在；因为这些集中营是极权主义组织力量的真正中心机构，这听起来似乎不太真实。
　　幸存者们有许多报道。受苦越多的幸存者越不想叙说那些超过人类理解和经验的事情--苦难使人变成了“不会抱怨的动物”。这些报道都未能激起一向能发动人类正义感的激情和愤怒。相反，任何一个讲起或写到集中营情况的人仍然被看作有嫌疑；如果说话者坚决回到生活的世界，他所言的真实性常常受到怀疑，自己因此也受到攻击，好像他错把噩梦当成了现实。
　　人对自己、对自己的实际经历的这种怀疑，只揭示了纳粹一向懂得的道理：决心犯罪的人发现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最广泛、最罕见的规模上将人们组织起来。不仅因为这件事说明了不完备的、荒唐的法律制度提供了这一切恕罚；而且因为罪行之大，使杀人者能够以各种各样的谎言来宣布他们无罪，他们比叙述事实真相的受害者更能令人相信。纳粹们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去发现真相。希特勒散发了几百万册他的书，他在书中说，要想成功，就必须撒弥天大谎--这并未使人们不相信他，也未使人们不信纳粹令人讨厌的反复宣言，说犹太人会像臭虫一样被消灭(即使用毒气)，也未能使任何人不相信他们。
　　有人很想用自由主义的理性化方式解释这种本质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潜伏着这种自由，受到常识的声音的引诱。通向极权主义统治之路经过许多中间阶段，走向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类同现象和先例的地方。极权主义最初阶段特别血腥的恐怖，确实是用来完全对付反对派的，以便不可能再遇到反对派；但是完全的恐怖只在克服了第一阶段的障碍之后发生，这个政权不再害怕任何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有人评论说，手段变成了目的，但这毕竟只是以一种吊诡的说法，承认“目的正确，手段就正确”的范畴已不再适用了，恐怖已失去了它的“目标”，它不再是恐吓民众的手段了。这也不足以解释革命(例如法国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孩子，因为即使在可以被说成是革命之子(他们以这种或那种资格--俄国革命派、政党的权力中心、军队、官僚体制--来跻身革命行列)的每一个人都被吞噬之后很久，恐怖却还在继续。从历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如今变成极权主义政府特有的许多事物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上几乎总有侵略战争；胜利之后杀戮敌方居民的事，在罗马人的怀柔政策(parcere subjectis)之后方才停止；几个世纪来，美洲、澳大利亚、非洲的殖民化伴随着对当地居民的灭绝屠杀；奴隶制是人类最老的制度之一，古代的一切帝国都以拥有的奴隶劳动为基础，靠奴隶建造起了公共大厦。甚至连集中营也并非极权主义运动的新发明。在布尔战争期间，在20世纪初，就首次出现了集中营，而且在南非、印度等地继续被用来对付“不理想分子”；我们在这里也发现第三帝国后来采用的“保护性拘禁”(protective custody)一词。这些集中营在许多方面和极权主义统治初期的集中营一样；它们被用于对付“可疑分子”，这些人的罪行无法得到证实，用普通的法律程序无法审判他们。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指向极权主义的统治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利用、发展和集中使用的成分，其基础是虚无主义的原则“一切都是许可的”，他们继承了这条原则，并且信以为然。但是，凡在这些新的统治形式自称正统的极权主义结构的地方，他们会超越这条原则(因为它仍然出于功利主义的动机和统治者的自我利益)，并且将手试探到一个我们至今尚不完全清楚的范围去：在那个范围内，“一切都是可能的”。最具特征的是，这个范围不会受到功利主义动机和自我利益的限制，更不用说受自我利益内涵的限制了。
　　与常识背道而驰的不是“一切都是许可的”虚无主义原则，这条原则早已被19世纪功利主义的常识概念所囊括。常识和“正常人”拒绝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我们尝试理解那些超越我们理解能力的目前或收集到的经验中的各种因素。我们尝试区分我们都感觉到的犯罪事物，使之不被任何意图所掩盖。当我们面对着大量“生产”的尸体时，“谋杀”的概念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尝试从心理学角度理解集中营囚徒和党卫军人的行为，必须明白的是，即使不摧毁人的肉体，心理也可以被摧毁。看来在某些情况下，心理、性格和个性只有通过其瓦解速度的快慢才能表现自己。最终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失去活力的人，即在心理上不再能被别人理解的人，他们回到在心理或其他方面可以理解的人类世界，就会很像拉撒路的复活。一切常识的陈述，无论带心理学性质还是带社会学性质，只用来鼓舞那些认为它“肤浅”到“猎取荣誉”的人的信心。
　　假如说，“集中营是极权主义统治最必然产生的机构”这句话是对的，那么“猎取荣誉”看来就是为了理解极权主义而必不可少的要点。不过，靠收集资料还不如靠那种很难与人沟通的目击者的报告。这两种材料里都有一种内在的倾向，想逃避经历过的事情；这两种类型的作者，或者凭直觉，或者凭理性，都很清楚地意识到那个可怕的地狱隔开了活人的世界和活死人的世界，它们最多只能提供一系列记忆中发生的事，这些事情在叙述者和听众看来一样不可思议。只有那些被这类报道唤起可怖的想象，但事实上自己的肉体未受过摧残的人，只有那些未经历过毫无人性的绝望恐怖的人，在面对实在的恐怖时，毫不动情地麻痹一切并非纯粹反应的事物，才能“思考”什么是恐怖。这类思想只有在观察政治环境和带动政治激情时才有用。任何一种个性的改变，不是由思考恐怖引起的，而是由真实的恐怖经验引起的。人之降低到一堆反应，像患精神病一样，使他和自己内心的一切个性或性格也彻底隔绝。当他像拉撒路一样起死回生时，他发现自己的个性或人格像他离开时一样未变。
　　正如恐怖或者强调恐怖不会引起他改变性格一样，也不能使人变好或变坏，所以不会变成狭义政治社群或政党的基础。尝试建立欧洲精英，其纲领是欧洲内的相互理解，其基础是欧洲共同的集中营经历，这很像另一种尝试，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前线一代的国际经验中得出的政治结论。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是，经验本身还不如虚无主义的陈词滥调更能相互沟通。例如，像战后和平主义这类政治结果，产生于一般对战争的恐惧，而不是产生于战争经历。不是产生出一种脱离现实的空洞和平主义，而是洞察现代战争的结构．由恐惧引导和推动，才有可能明白，只有一条标准能够证明一场战争是必要的--人们在某种状态下不想再生活下去，战斗是为了反对这种状态--而我们关于极权主义集中营虐待人的地狱的经验，使我们完全明白这种状态的可能性。因此．对集中营的恐惧和由此洞悉极权统治的性质，很可能有助于淡化一切从左派到右派的过时的政治差异。使它们获得政治上最重要的尺度，用以判断我们时代的各种事件，它们是否为极权主义统治服务。
　　在任何情况下，恐惧的想象很有利于分解诡辩和辩证的政治学解释，政治学的解释都以迷信为基础，认为恶能产生善。这种辩证杂耍至少有一种类似判断，认为人对人造成最大痛苦的事是谋杀。但是就我们所知，谋杀在今天只是一种有限的恶。杀人者杀死一个人--一个无论如何会死去的人--仍在我们熟悉的生与死范围之内；两者在辩证法的基础上实际有一种必然联系，即使并非总是意识到这一点。杀人犯留下了一具尸体，并不假装受害者从未存在过；如果他抹去了一切罪迹，这些却是他自己身份的踪迹，却不是由受害者的人的记忆和悲哀构成的；他毁灭了一个生命，但是他毁灭不了存在本身的事实。
　　纳粹用他们那种奇特的精确数字记录了在集中营里的行动，标题是“在夜幕掩护下”(Nacht und Nebel)。他们用彻底的措施对待民众，似乎他们从未存在过，使他们完完全全真正消失，这在初看时常常不明显，因为德国的制度和俄国的制度不一致，它们对待各种人也不一样。德国的这些不同的人存在于同一个集中营，但不许他们互相接触；各种人在集中营里相互孤立隔绝，比他们和外界的隔绝更甚。所以，撇开种族问题不谈，在战争期间，斯堪的纳维亚的侨民们受德国人非常不同的区别对待，他们虽然是德国公开宣布的敌人，但是有别于其他民族。其他民族的人中间，犹太人在日程上要立即被“消灭”，波兰人在预期的未来被消灭，俄国人和乌克兰人亦归这一类，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还未被列入这种全面“最后解决”的名单。俄国的情况中，我们必须区别三种多多少少有些不同的独立制度。第一种是正式的强迫劳动群体，生活相对有些自由，判刑期有限。第二种是集中营，人被无情地剥夺一切物质，死亡率特别高，实际上的组织目的是劳役。第三种是死亡集中营，通过饥饿和遗弃，有计划地分批消灭囚徒。
　　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的真正恐怖在于囚徒(即使他们能偶尔活下来)被有效地切断同活人世界的联系，因为恐怖使人更加容易忘却。集中营里杀人如草芥。有人会因为不断被拷打或饥饿而死亡，或者因为集中营里囚徒大多，多余的人必须被清除。相反，也许会因为缺少新运来的囚徒，集中营的危险就变成了囚徒人数太少，于是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减少死亡率。戴维。罗赛特将他写的德国集中营时期的报道称作《我们死亡的日子》(Les Jours de Notre Mort)，事情的确好像有可能使死亡本身的过程持久下去，并且强化了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正是我们先前不知道的某种彻底的恶之出现，结束了关于性质发展与转化的观念。在这里，既无政治标准，亦无历史标准，更无简单的道德标准，至多只使人明白，现代政治中似乎牵涉着某种事物，照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它实际上不应该被牵涉在政治之中，即或者一切，或者全无--说它是一切，因为它是人类共同生存形式无法制定的无限，说它全无，是因为集中营制度的胜利将意味着对人的无情毁灭，就像使用氢弹会意味着全人类的毁灭。
　　任何生活都无法同集中营的生活相比拟。它的恐怖绝不是人的想象力可以完全估计的，其原因是它处于生和死之外。对它的情形也不可能有完整的报道，其原因是幸存者回到活人的世界，他不可能完全相信自己过去的经历。好像他要讲一个外星球的故事，因为在活人的世界里，人的地位使人无法知道囚徒们是死了还是活着，似乎他们从未出生过。因此，一切比拟都会制造混乱，分散对实质问题的注意力。监狱里，罪犯充军地、流放地、奴隶制度下的强迫劳动，看来暂时都可以提供有用的比较，但是仔细研究却无一可比。
　　强迫劳役作为一种惩罚，在时间和强度上都有限制。罪犯保留有人身权利；他并非绝对受折磨，也并非绝对被统治。流放只是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仍然与人类居住在一起；它并不将人完全排除出人类世界。历史上的奴隶制曾是一种社会秩序中的制度；奴隶不像集中营囚徒那样在人们视线中消失，因此也不会失去别人的保护；他们作为劳动工具，有特定的价格，作为财产，他们有特定的价值。集中营囚徒没有价格，因为他总是可以被取代；谁也不知道他属于谁，因为谁也没见到过他。从正常社会的角度来看，他绝对是多余的，尽管在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时候(例如战时的俄国和德国)他被用来劳动。
　　集中营作为一种机构，它的建立不是出于任何劳动收益的目的；集中营唯一的永恒经济功能是向监督它的上级机关提供资金；因此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集中营大多是为其自身而存在。那里进行的任何工作，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完成，成本更低。尤其在俄国，集中营大多数被称为强迫劳动营，因为苏联官僚们选择这个名称是为了自己的尊严，清楚地显示，强迫劳动不是主要的；强迫劳动是全俄国工人的正常情况，他们没有行动自由，却可以在任何时候被任意抽调到任何地方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和他们在经济上的无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纳粹将这种无用(uselessness)在战争期间推到反功利的极点，尽管缺少建筑材料和圆木，他们仍然建造了巨大的、成本昂贵的死亡工厂，将几百万人运来运去。在严格的功利主义世界眼中。这些行为与军事征伐之间的明显矛盾使整个事业蒙上一层疯狂的非现实气氛。
　　由于明显地缺乏目的而造成的这种疯狂与脱离实际的气氛，是真正的铁幕，掩藏了一切形式的集中营。从外界来看，集中与其中发生的事情只能用死后的世界(life after death）图景才能描绘，也就是说，这种生活远离了地球上的目的，集中营可以分为三类。对应于西方关于死后世界的三种概念：冥府(Hades)、炼狱(Purgatory)、地狱(Hell)。冥府对应于那些相对温和的形式，这甚至在非极权主义国家里也曾经普遍有过，用来摆脱各种不理想的分子--难民、无国籍者、被社会抛弃者和失业者；例如难民营(DP)、无异于拘禁多余者和麻烦者的集中营，他们在战争中得以幸存；炼狱以苏联的劳动营为代表。人之被忽略与混乱的强迫劳动结合在一起。地狱，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体现为那些由纳粹来创造出来的最完美的集中营类型，在那里，整个生活从一种尽可能折磨人的观点出发来彻底地、系统地组织。
　　这三种类型有一点是共同的：封闭在其中的人类群众所受的待遇，似乎他们不再存在，似乎他们发生的事情不再使任何人感兴趣，似乎他们早已死去。某个邪恶的精灵发疯了，在让他们进入永恒的宁静之前。使他们在生与死之间暂时滞留，以此来取乐。
　　并非只有带刺的铁丝网将人圈在里面。技巧娴熟地替他们制造了一种非现实，才使如此巨大的残暴行为和最终的灭绝看上去像一种完美的正常措施。我们知道，在集中营里做的每一件事都出自颠倒的世界和恶意的奇想。使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可怕的罪行像异想天开的游戏。发生在一个幽灵的世界，但是本身又以物质实在的形式，进入一个由感官现实来完成的世界，然而又毫无结果、毫不负责，使现实对于我们来说只变成了一大堆无法理解的资料。它的结果是建立一个地方，人们在那里受折磨、遭屠杀，但是，折磨人者和被折磨者，尤其是外界的人，都不能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远远不止是一种残酷的游戏或一场荒诞的梦。
　　同盟国于战后在德国和其他地方放映的电影，清楚地表明这种疯狂和非现实的气氛不是纯粹的报道能够驱散的。在毫无偏见的观众看来，这些影片正如在招魂术巫师作法时摄下的神秘现象照片一样。人们根据常识对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奥斯威辛(Aus-Chwitz)发生的恐怖行为提出表面上有理的看法：“这些人犯了什么罪，竟要这样对待他们!”或者在德国和奥地利，在饥饿和人口过多时，普遍带着仇恨的反应：“他们真不该停止对犹太人使用毒气。”而当宣传无效时，在任何地方，人们只会怀疑地耸耸肩膀。
　　如果宣传事实真相因为内容太可怕而不能使一般人相信，那么，对于那些根据自己的想象来了解情况的人来说是很危险的，他们以为自己也能想象，因此只愿意相信自己看见过的现实。突然之间，几千年来人类想象力无法企及的事物可以在地球上发生，炼狱和地狱，甚至它们永久延续的阴影，也可以用最现代化的毁灭和救治方法来建立。在这些人看来(他们的人数在任何大城市比我们愿意承认的都多)，极权主义的地狱只证明了人的力量比他们敢想到的要大得多，人不用天塌地陷，就能使想象中的地狱变成现实。
　　对垂死者世界的许多报道中一再重复的类似现象，表达的内容似乎超过了那种绝望地试图说出人类言语难于述说的故事，或许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彻底地将现代大众区别于先前几百年里不相信最后审判的人：最坏的人失去了恐惧，最好的人失去了希望。大众暂时还不能脱离恐惧和希望而生活，他们受到每一种努力争取的希望吸引，看到人为地编造的渴望中的天堂和心中恐惧的地狱，马克思所说的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普遍特征与弥赛亚先知的救世时代奇异地相像，而集中营的现实却完全像中世纪时描绘的地狱图景。
　　唯一不能复制的是构成人们承认的传统地狱概念的成分：最后的审判，关于公正与无限可能之恩惠结合的绝对标准的观念。因为在人的估计中，根本没有与地狱里永久折磨相比的罪孽。因此，根据常识的诘难，人们会问：这些人究竟犯了什么罪，要受这样非人的苦难？绝对无辜的受害者也会想到：谁也不该受此苦难。而奇诡的偶然性在完全恐怖的状态下选择了集中营的受害者，这种“惩罚”无视公正或不公正，会同等地降临到任何人头上。
　　与疯狂的最终结果--集中营社会--相比，人被安排于这一目的的过程，以及将个人改变到这种境况的方法，都是透明、符合逻辑的。历史和政治明明白白地为制造活死人做准备，之后便疯狂地大批制造尸体。这种史无前例的状况的动力，以及更重要的是人们的默许，都是一些事件的产物，它们在一个政治瓦解的时期，突然出人意料地使千百万人无家可归，失去国籍，丧失公权，被社会遗弃，几百万人在经济上看来是多余的，对社会就业问题是个负担。反过来说，这种情形必然发生，因为人权在它的传统形式上失去了有效性，它只是被提出，但从未在哲学上确定地位。它只是被宣布，但从未在政治上得到保障。保护之外，同时用剥夺公民国籍的办法，迫使非极权主义国家认可无法律状态(lawlessness)的现状；另一方面，在正常的惩罚制度之外建立集中营，在那种根据惩治法条定罪的正常法律程序之外，挑选人充当集中营囚徒。因此，刑事犯(由于其他原因而应该成为集中营成员的人)一般被送到集中营，只是为了服完他们的刑期。在一切情况下，极权主义统治留心使集中关押的各类人--犹太人、病人、旧阶级的代表--失去正常行为和犯罪行为的能力。从宣传角度来说，“保护性拘禁”是“警察的预防措施”，这种措施意味着剥夺人的行为(犯罪)能力。俄国偏离这条规则，必定是由于监狱奇缺，以及希望(虽然尚未实现)将整体的惩治制度转变到集中营制度。
　　将刑事犯包括在内是必要的，目的是使运动中的宣传说法--集中营机构的存在是对付反社会的分子--显得有理。如果是因为杀死一个犯了某种罪、但仍是法人的人比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更难，那么刑事犯就不应该关在集中营。如果他们长久地在集中营囚徒中形成一个种类，那么这是极权主义国家对社会偏见的让步，在这种方式下，社会就很容易习惯于集中营的存在。为了使集中营制度天长地久，关键在于，这个国家里有一种惩治制度，为了让刑事犯服完刑期，就必须将他们送进集中营，这就是他们事实上有的所谓自由。集中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变成对特定罪行可预想得到的惩罚。
　　刑事犯与其他各类囚徒混杂在一起，这有进一步的好处，有明显震惊人的效果。可以让新来者一踏进集中营就明白自己落到了社会最底层。这无疑不久就使他们完全有理由羡妒最低贱的小偷和杀人犯；而最底层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也是一种有效的伪装手段；这种事情只发生于刑事犯，不会有比刑事犯应得的更糟糕的事情。
　　刑事犯在每一个集中营里都是贵族(在战时德国，他们的领导地位被共产党人取代，因为在刑事犯管理下，情况一片混乱，甚至连一点点合理的工作都无法进行。这只是集中营暂时转变为强迫劳动营，一种持续时间有限的完全非典型的现象)。使刑事犯处于领导地位的因素不是监管人员与刑事罪犯之间的亲缘关系--在苏联，监管人员明显不是党卫军那种专门训练来犯罪的特殊精英--事实上，刑事犯被送到集中营是与某种特别活动有关。至少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集中营，所以还留有一些法人的权利。至于政治犯，他们只有主观上的认识；他们的行动(不是纯粹的观点，或别人模糊的怀疑，或偶然加入一个政治上不被承认的团体)通常不属于国家的正常法律制度，也没有法律上的定义。
　　俄国和德国集中营开始混合政治犯和刑事犯，在较早时还增加了第三种成分，它不久就构成了集中营囚徒人数中的大半。这个最大的群体从一开始就包括根本没做过什么事的人，无论在他们自己的意识中，还是在拷问者的意识中，都没有任何事情和他们的被捕有合理的联系。在德国，1938年以后，这种人的代表是犹太群众，在俄国，可以是任何群体，他们不曾有过任何行动，只不过是当局不喜欢他们。这些从每一个方面来说都是无辜者的群体，最适合于彻底剥夺公权和摧毁法人资格的实验，所以在集中营的人口中，他们在数量和性质上都是最主要的一类。在毒气室里，这条原则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只因为它们的巨大能力)，它的意图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一般人。在这一方面，有一段对话总结了个人的情况：“请问，毒气室的目的是什么？”--“你出生的目的是什么？”正是这第三个完全无辜的群体，体现了集中营的最坏方面。刑事犯和政治犯都被纳入这一类，因此他们被剥夺了由于他们做过某些事而应受的区别保护，他们彻底面对着被任意处置的可能性。最终目标部分地在苏联实现，在纳粹恐怖的最后阶段也明显地显示出来，这个目标就是使整个集中营内的囚徒都由这一类无辜的人组成。
　　囚徒的选择完全出于偶然，分类自身并无意义，但是从组织的立场来看，分类是有用的，他们在到达集中营时被划分开来。在德国集中营里，分为刑事犯、政治犯、不合社会群体者、宗教反对派、犹太人，都由标帜来区分。西班牙内战以后，法国建立了集中营，他们立即采用了将政治犯、刑事犯、无辜者(即无国籍者)混合的典型极权主义方式，尽管他们毫无经验，但是在制造毫无意义的囚徒种类方面却表现了出色的创造性。这种技术的发明，目的是防止囚徒中产生团结，证明是特别有价值的，因为谁也不可能知道他自己这个种类究竟比别的种类好一些还是坏一些。在德国，尽管死守成规的组织结构显出固定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犹太人总是最底层的一种，但是情况永远在变化。最可怕和最奇怪的是，囚徒们自己也分别认同这些分类，好像他们代表其法人身份的最后一种正式残余。既使我们不考虑其他一切情况，毋庸置疑。1933年从集中营放出来的一名共产党员会比他进去时更像共产党员，一名犹太人出来之后更是坚定的犹太人，在法国、一个外国军团成员的妻子会更相信外国军团的价值。似乎这些种类会保证可预测的待遇最后的残余，似乎他们体现了某种最后的、因此是最基本的法律身份。
　　囚徒分成种类。这只是一种组织技术措施。而任意选择受害者却表明了这种制度的根本原则。如果集中营取决于政治对手的存在．那么它们就很难在极权主义政权建立之后再存在下去。只消看一看1936年以后布痕瓦尔德囚徒的数字，就能明白无辜者对于集中营的继续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如果盖世太保在逮捕人时只考虑政治对手，那么集中营就都会消失。”到了1937年年底，布痕瓦尔德的囚徒不到1000名，接近关门大吉，直到11月迫害犹太人时又送进来2万多名新囚徒。在德国，1938年以后，无辜者中大量是犹太人。在俄国，无辜者包括居民中的各种各样群体，它们的不幸完全与他们的行动无关。但是，如果在德国，真正极权主义类型的集中营中囚徒绝大多数是完全“无辜者”。这要到1938年才建立，那么在俄国，建立的日期更是早在30年代初，因为直到1930年，集中营里大多数仍是刑事犯、反革命分子和“政治犯”(此处意指分裂派集团成员)。从那时起，集中营关押了如此众多的无辜民众，他们很难分类--有些人与某一个外国有某种接触。有些是波兰血统的俄国人(这尤其发生在1936年到1938年之间)，有些是农民。他们的村庄由于某种经济原因而被撤销、有些是驱逐出境的少数民族、有些是红军的复员军人，他们碰巧属于占领军，在外国侍的时间太长，或者在德国当过俘虏，等等．对于集中营制度来说，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只是一个借口，即使在最巨大的恐怖之下，全体居民或多或少自愿被“协调”(即被解除各种政治权利)，这种制度的目标仍未达到。一种恣意妄为的制度的目的是摧毁全体居民的公民权，使他们最终在自己的国家里像无国籍者和无家可归者一样，失去法律保护。摧毁人的权利，剥夺他的法人身份，这是完全控制他的先决条件。而这一点不仅应用于一些特殊类型的人，例如刑事犯、政治反对派、犹太人、同性恋，对他们的实验早已做过了，而且也应用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中的每一个居民。对于极权主义统治来说，自由赞同与自由反对一样是一种障碍。任意在无辜民众中选择逮捕对象，破坏了自由赞同之有效性，正如严刑--与死亡不同--摧毁了反对的可能性一样。
　　即使在最残暴的专制国家里，这种恣意迫害也局限于对某种宗教或政治性质的观点，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或色情的社会行为，或某些新发明的“罪行”，这就会使集中营变得多余，因为长期以来，没有哪一种态度或观点能禁得起这么多恐怖的威胁；而且它首先会形成一种新的公正制度，完全具有稳定性，也不会无法获得一种新的法人身份，避免极权统治。纳粹的所谓“民众利益”(Volksnutzen)常常变动(因为今天有用的东西明天会变成有害的)，永远变动的苏联党的路线(常常是逆动的)几乎每天都在为集中营制造新的民众群体，它只保证了集中营能继续存在，由此继续完全剥夺人的公民权。
　　在制造活死人的过程中，下一步关键是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这主要靠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这里有多少人仍然会相信，一次抗议会具有历史重要性？这种怀疑主义就是党卫军的真正杰作。他们的伟大成就。他们破坏了一切人类团结。这里的夜幕为未来降临。不留下目击者，就不会有见证人。死亡不再延迟，这是给死亡一种意义，行动才能超越人自己的死亡。为了能成功，连一个手势也必须具有社会意义。我们有成千上万人，都生活在一种绝对孤寂中。这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屈从的原因。”
　　集中营和杀害政治对手都只是“有组织的遗忘”的一部分手段，不仅包括公众舆论的载体，例如口头和书面文字，而且甚至延伸到受害者的家庭和朋友。悲哀和纪念是禁止的。在苏联，一个女人在丈夫被逮捕后肯定会提出离婚，目的是拯救孩子的生命；假如她丈夫有机会生还，她会愤怒地将他推出屋外。西方世界至今(即使在它最黑暗的时期)允许杀死的敌人有权被纪念，作为承认一种事实的自证--我们都是人(而且只是人)。甚至连阿喀琉斯(Achilles)也出发去参加赫克托尔(Hector)的葬礼，最专制的政府也给杀死的敌人以荣誉，罗马人允许基督徒写自己的殉教者列传，教会在对人的悼念中也让异教徒复活，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没有失去，也永远不会失去。集中营制造匿名的死亡(使人们不可能发现囚徒的死活)，使死亡作为完成人生的终结也被剥夺了意义。总而言之，他们夺走了个人自己的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
　　这种对人的道德人格的攻击可能仍然遭到人类良心的反对，良心会告诉他，宁可作为一个受害者而死，也不作为一个刽子手官僚而活着。当极权恐怖成功地切断了道德人格的个人退路，使良心的决定绝对成问题和暧昧可疑时，它就取得了最令人可怕的胜利。当一个人面对选择，或者背叛(因此要谋杀他的朋友)，或者使他的妻子儿女(他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要对她们负责)去送死；即使他自杀，也意味着直接谋杀他自己的家庭--他如何作选择？这种选择不再在善与恶之间进行，而是在谋杀与谋杀之间作选择。纳粹分子们允许那位希腊母亲选择，她的三个子女中有一个必须被杀死，有谁能够解决批的难题？
　　通过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不再有足够的良心，也已完全不可能行善--极权政体的罪行中所有的人有意识地组织的共谋延伸到了受害者，因此造成了真正的极权。党卫军将集中营囚徒--刑事犯、政治犯、犹太人--牵连进他们的罪行，使他们对很大一部分的管理负责，使他们面对毫无希望解决的难题，或者送他们的朋友去死，或者帮助谋杀陌生人，在任何事情中都逼迫他们像杀人者一样行事。问题在于，不仅对有罪之人的仇恨被扭转了(仇恨“头目”比仇恨党卫军更甚)，而且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杀人者和受害者之间的界限也常常变得模糊不清。
　　一旦道德人格被消灭了，仍然能阻止人被变成活死人的，只有个人的差异化和他的独特性。在严格的形式上，这种个体性只有通过持恒的禁欲主义态度才能保持，当然在极权统治下，许多人已经采取，并且每天都逃避到个人的绝对孤独中，没有了权利和良知。无疑，正因为人的这一部分人格从根本上依靠天性和意志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以最难摧毁(而当它被摧毁时，又最容易修复)。“
　　对付这种独特的人格的方法有无数种，在此就不--列举了它们开始于被押送到集中营来的路上种种可怕的条件，几百个人被赤条条地塞进一节运牛的货车车厢，互相紧贴，在乡村的路上左摇右晃几天来到目的地；到了集中营仍然如此，最初时刻的震惊是精心安排的。剃光头，奇怪的集中营服装；最后是完全难以想象的折磨，折磨计算精确到不杀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很快死去。这一切方法是用来摆布人的身体--有无限痛苦的可能--无情地摧毁人，就像对付器官性精神病一样。
　　正是在这里，整个过程的彻底疯狂变得最明显。折磨无疑是整个极权主义警察和司法机构的根本特征；它每天被用于逼人开口说话。由于这类折磨追求一种特定的理性目的，所以就有某些局限：或者囚徒在某一时间开口，或者被杀死。除了这种理性地操作的折磨外，在最初的纳粹集中营和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还有一种非理性的、虐待式的折磨。这大部分由冲锋队执行，它并无目的，也不成系统，大多由反常因素来开始的。它的致死率相当高。]933年进集中营的囚徒中，最初几年便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幸存者。这类折磨似乎不像是经过策划的政治制度，而是政体对其犯罪分子和反常者的默许，他们由此得到授予职务的奖赏。在冲锋队盲目兽性的背后，常常埋藏着对那些社会地位、知识、身体条件比他们好得多的人的仇恨和厌恶，他们现在好像要完成最狂野的梦想，要显示他们的权力。在集中营里，这种厌恶从未完全消失，使我们感到它是人类可理解的一种最后残存的情感。
　　但是，真正的恐怖开始于党卫军接管集中营。那种旧的自发性兽欲让位给一种绝对冷酷且有步骤的毁灭，毁灭人的肉体，精心摧毁人的尊严；死亡被避免，或被无限延迟。集中营不再是人形野兽的乐园，不属于那些精神不正常的人了；情况倒了过来：集中营变成了“操场”，完全正常的人被训练成标准的党卫军成员。
　　消灭人的个体性，消灭均衡地由天性、意志、命运形成的独特性，变成了一切人类关系中十分自明的前提。它创造出一种恐怖，罩住了法律一政治人格(judicial-political person)的愤怒和道德人格的绝望。正是这种恐怖引起了普遍的虚无主义，使它足以支撑一种表面有理的说法：所有的人都一样是野兽。实际上，集中营的经验显示出人类可以被转变成兽性人的种类(specimens of the human animad），而人的“天性”是“人”(human)，但只有当它为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时，才可以变成某种高度非自然之物--一个人(a man)。
　　摧毁了道德人格，取消了法律人格，毁灭个体性就几乎永远是成功的。也许可以找到群众心理学的某些规律，来解释为何几百万人竟会毫无抵抗地排队走向毒气室，尽管这些规律会解释说，这只是个体性的毁灭。更有意思的是，那些个别地被判死刑的人很少尝试与执行者之一同归于尽，也很少有认真的反抗，即使在被解放的时刻，也很少有人自发地去杀死党卫军人员。因为毁灭了个体性就是毁灭了本能，毁灭了人的力量，从他自身的源泉中开始出现了某种新的东西，它不能以对环境和事件的反应为基础来被解释。剩下的只是人面傀儡，行为都像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一切反应都很可靠，即使走向自己的死亡，所做的也．只是反应而已。这就是这种制度的真正胜利：“党卫军的胜利，要求受折磨的人毫不反抗地走向绞架，他宣布放弃自身，摈弃其身份。这不是没有目的的，党卫军人希望他失败，不是纯粹出于虐待。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成功地在受害者走上断头台之前就已摧毁了他……这种无可比拟的最佳方法能使整个民族处于奴役之中，处于投降地位。人类像哑巴傀儡一样走向自己的死亡，任何事情都比不上这种过程更可怕。看到这一切情形的人对自己说‘他们就这样没落了，在主人的手里必然藏着多么大的力量，’他转身而去。内心充满痛苦。而且彻底被击垮了。”
　　假如我们严肃地看待极权主义的抱负，不被常识误引着断言它们是乌托邦和不现实的，就会发现，集中营里建立的垂死者社会是唯一的社会形式，有可能完全统治人。渴望全面统治的人必须清除一切自发性，如个体性总会产生的纯粹存在，并且追溯到最原始的形式，无论这些自发性如何非政治化、如何无害。巴甫洛夫的狗，降低到最基本的反应的人类样本，一组反应总是可以被另一组以完全相同方式表现出来的反应清除和取代，这些就是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模范“公民”；这种公民如果是在集中营之外制造的，就会不完美了。
　　集中营的无用性、它们嘲讽地承认的反功利性(anti-utility)，已很明显。在现实中，就维护政权的力量而言，它们比任何其他机构更重要。若无集中营，若无它们引起的那种难言的恐惧，以及它们在极权主义统治中提供的意义完整的训练(这在其他地方都不可能以最彻底的可能性来完全检验)，那么一个极权国家就既不能以疯狂手法刺激核心军队，也不可能使全体民众处于完全冷漠的状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只可能十分迅速地沉回“旧的资产阶级常规生活”；它们在早期的“过激”(excess)之后，会根据人类法则来屈服于日常生活；总之，它们会走上的发展方向，一切以常识来观察的人都会预言这样的方向。所有这些预言的可悲谬误产生于一个仍旧安全的世界，都假设有一种每一个时代都确立的人性，将这种人性与历史等同，于是宣布全面统治的思想不仅是非人道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人的力量如此之大，使他确定能想到做到。
　　要求无限权力正是极权政体的本质。只有当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可靠地受统治，这种权力才有保障。在外交事务领域，必须经常征服新的中立地区，而在国内，必须经常扩大集中营，来控制不断产生的新的人类群体，或者当情况需要时，就将它们消灭，以便替其他群体腾出地盘。在外交事务和国内事务中，反对派的问题并不重要。任何一种中立，实际上是任何一种自发产生的友谊，从极权统治的立场来看，都像公开敌对时一样危险，正因为自发性本身不可估量，它是极权统治的一切障碍之中最大的一种。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逃向或被召唤到莫斯科，痛苦的经验使之了解到，他们构成了对苏联的威胁。忠诚的共产党人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俄国政权构成了荒谬的威胁，正如罗姆派的忠诚纳粹分子对于纳粹一样。
　　在极权主义条件下使信念和观点变得荒谬和危险的原因是，极权主义政权以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或任何人的帮助为最大的自豪。只要人不只是动物之反应和功能之完成．那么他们对于极权政体来说就是多余的人。极权主义并不致力于对人的专制统治，而是致力于一种使人在其中成为多余者的制度。只有在一个使人像毫无自发性的傀儡一样，仅能作出有所限制的反应，只有在这种世界里，极权的权力才能获得和维护。正因为人的资源如此之大，所以只有当他变成一种兽性人的种类时，他才会完全被统治。
　　所以，性格是一种威胁，甚至最不公平的法律规定也是一种障碍，但是，使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的个体性，却令人无法容忍。只要所有的人都还未被造成同等的多余之物--这只能在集中营里才能做到--就难以达到极权主义的理想。极权主义国家常常努力(尽管从未成功)确定人的多余性质，其方法是任意选择各种群体送进集中营，经常整肃统治机构，大规模地消灭人。常识极力地提出抗议，认为大众不是易于顺从的，只有这一切巨大的恐怖机器才是多余的；如果他们能够说出真理，极权主义统治者们就会回答：这机器只对你是多余的，只是因为它用来使人成为多余。
　　极权主义尝试将人变成多余，这反映出现代大众对于地球上人口过剩的经验。在垂死者的世界里，人被教导说，有一种生活方式使他们成为多余，在这种生活方式里，惩罚不是与罪行联系在一起来衡量的；剥削的实施并不考虑到利润，工作而没有产品；在这块地方。每天重新制造无意义。然而，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根本没有什么有意义、有逻辑之事；假如集中营囚徒都是歹徒，他们就应该被杀死或被毒气毒死，这是符合逻辑的；如果他们是堕落的，就不允许他们玷污世人；如果他们具有“奴隶般的灵魂”(希姆莱语)，那么谁也不应浪费时间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从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集中营里的麻烦问题差不多就是因为他们太具有意义，而原则的执行又是太连贯一致了。
　　极权政体如此坚决、熟练地替这个世界廓清对于符合常识的功利期望而言是唯一有意义的东西，他们同时强加了一种超意义(supersense)--当他们假装发现了历史的关键或解决宇宙之谜的钥匙时，意识形态的确总是有意义的。在极权主义社会的毫无意义之上，悬置着意识形态迷信的荒谬超意义。只要不去认真地相信意识形态，它就是无害、不持批判态度、任意的观点。一旦它们自称完全有效，就变成了逻辑系统的核心，在这种逻辑系统中，就像在偏执狂的逻辑系统中一样，每一种事物统统被包括在内，一旦大前提被接受，一切都会被强制地包括在内．这种系统的错乱原因不仅在于大前提，而且在于他们建构的那种逻辑性。一切主义的奇怪逻辑性，他们的头脑简单地相信顽固奉献的救世价值，而不顾及具体的、变化的因素，这里面早已埋伏了极权主义蔑视事实的最初细菌。
　　功利主义思想中训练出来的常识无助于反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超意义，因为极权主义政权建立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功能世界。意识形态之蔑视现实性，还包括了骄傲地提出人类主宰世界；这毕竟是蔑视现实--使得改变世界、创造出人工景观成为可能的现实。摧毁在极权主义对现实的蔑视中的自豪因素的是超意义(因此使它与革命的理论和态度有了彻底区别)，超意义赋予蔑视现实的做法以说服力、逻辑性和连贯性。布尔什维克宣称俄国目前的制度优于其他一切制度，其中的真正极权主义手法是，极权统治者从这一宣言中得出无瑕的结论，即，若无这种制度，人们绝不可能建造奇妙的东西，比方说，一条地下铁路；他从这一点中又得出逻辑结论，任何人只要知道巴黎有地下铁路，他就是可疑分子，因为他可能引起人们怀疑只有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方式，人才能做事。这就导致了最终结论，为了继续忠于布尔什维克，你必须去捣毁巴黎地下铁路。什么都不重要，只有始终一贯的态度最重要。
　　运用这些新的结构，以超意义的力量为基础，由逻辑性作为驱动力，我们的确到了资产阶级时代利润和权力的末日，也到了帝国主义与扩张时代的末日。极权主义的侵略性并非产生自对权力的渴望，如果它狂热地追求扩张，其目的既不是为了扩张，也不是为了利益，而只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使世界达到连贯一致，证明它的各方面超意义是正确的。
　　正是主要为了这种超意义，为了逻辑的连贯一致，极权主义就有必要摧毁被普遍称为人类尊严的一切迹象。因为尊重人类尊严意味着承认我的同伴或其他民族都是主体，是世界的建造者，或共同世界的共同建造者。凡是目标在于解释以往一切历史事件、指出未来一切事物的道路之意识形态，都不能承受从事实产生的不可预测性，这个事实是，人有创造性，他们可以制造出无人预见过的新事物。
　　因此，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或者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改变人性。集中营是实验室，在集中营里试验改变人性和羞耻心，所以集中营不光是囚徒们的事情，也不光是根据严格的“科学”标准来管理他们的人的事情；它关系到所有的人。苦难一向是地球上最多的，但这不是问题，受害者的数目也不是问题。危险的问题倒在于人的天性(humannature)，即使这些实验的结果不是改变人，倒像是摧毁人，其方法是创造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虚无主义陈词滥调中所说的人性(homohominilupus)不断被实现，我们也应该记住，需要全世界控制以显示最终结果的实验必然有局限性。
　　极权主义关于“一切都是可能的”信念，至今看来仍只证实了“一切都可以被摧毁”。然而，为了证明一切都是可能的，极权主义政权在无意中发现，有一些罪行是人们既不能惩罚，又不可宽恕的。当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时，它就变成不能惩罚的、不可饶恕的绝对罪恶，不再能被理解，也不再能由自我利益、贪婪、渴望、怨怼、权力欲望、怯懦等等罪恶动机来解释；因此，愤怒不能向它报复，爱不能忍受它，友情不能原谅它。正如死亡工厂或被遗忘的洞穴里的受害者，他们在执刑人眼里不再是“人”，于是这一类新的罪犯就处于使人类因原罪而结合的范围之外了。
　　在我们的全部哲学传统中，我们本来就不能相信一种“彻底的恶”，在基督教神学里，魔鬼本人也是天使出身，康德(他用自己的语言解释恶)至少怀疑这种恶的存在，即使他立即用理性化的概念将之解释成“反常的恶意”(perverted川will)，但是也可以用可理解的动机来阐释。所以，我们实际上不必借助任何事物，就可以理解一种用十分有力的现实来和我们对抗、打破我们所知的一切标准的现象。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操纵这个制度的人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是多余的，极权主义的杀人者最为危险，因为他们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不关心自己是否生活过、是否出生过。死尸工厂和遗弃人的洞穴的危险性在于，如今人口到处在增长，无家可归的现象也到处在增长，如果我们继续根据功利主义来思考世界，那么，人民群众仍然会变成多余者。在每一个地方，政治事件、社会事件、经济事件正在悄悄地和使人变成多余物的极权主义工具共谋。群众的功利主义常识能明白暗藏的诱惑，在大多数国家里，大众仍然十分恐惧死亡。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可以确信，他们的杀人工厂显示了能够迅速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清除从经济上来看是多余的、在社会上是无根的人类群众，这既是一种吸引，也是一种警告。在极权主义政权垮台之后，极权主义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种具有强烈诱惑的形式，将会在可能的时候，以对人有利，并且能够解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悲苦的姿态出现。
第十三章：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我们在前面各章里反复强调，极权统治的手段不仅比较严厉,而且其极权主义形式与我们所知的其它政治压迫形式（例如专制政府、僭主暴政、独裁）有本质区别。凡是在它崛起执政的地方，它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无论它的意识形态来自何种具体的民族传统或特殊的精神根源，极权主义政府总是将阶级转变成群众，撤换了政党制度（不是用一党制，而是用群众运动来替代政党制度）、将权力中心从军队转移到警察，建立一种公开走向宰制全世界的外交政策。目前的极权主义运动从一党制度中发展起来；每当这些制度变成了真正的极权主义，它们就开始按照价值观念与其它一切制度都完全不同的一种制度来运作，我们的传统法律、道德或常识中的功利主义范畴都不再能帮助我们处理其行动路线，对之作出判断或者预言。
如果说，从追溯历史和分析我们通常所谓的本世纪危机，可以发现极权主义的成分，那么结论就不可避免：这种危机并非来自外部的纯粹威胁，并非德国或俄国某种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的纯粹结果，它不会随着纳粹德国的垮台而消失，也不会随着斯大林之死而消失。甚至只有当极权主义成为陈迹时，我们这时代的真实困境才会显现其真正形式——尽管不一定是最残酷的形式。
正是根据这种思考才提出一个问题：极权主义政府诞生于这种危机同时表现出最清晰的征兆，它究竟是否一种权宜之计的安排，从暴政、专制和独裁的著名政治弹药库中借来了威吓方法、组织手段和暴力工具，它的存在是否只归因于各种传统政治力量——自由派或保守派，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共和制或寡头制，独裁主义或民主主义——可悲的但或许是偶然的失败。或者是否相反地有一种叫做极权主义政府本质的东西，它是否具有自己的本质，可以与其它政府形式（例如自从古代哲学以来的西方思想已熟悉和认可的政府形式）相比较，像它们一样下定义。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全新的、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组织形式和行动路线必定依赖很少的几种基本经验之一，只要人生活在一起并且关注公共事务、这些经验就会产生。如果右一种基本经验在极权主义统治中找到了它的政治表现途径，那么，考虑到极权主义政府的创新形式，不管出于什么原由，这种经验以前必定从未用作一种政体的基础，它的一般情绪——尽管在其它每一个方面也可能是人们熟悉的——从来流行过，从未有指引过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向。
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思考，那么它似乎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经验过的政府形式一向很少；这些形式很早就被发现、希腊人对它们作了分类，它们早已存在很长的时间。假如我们应用这些发现（它们的基本思想尽管有许多不同，但是在从柏拉图到康德的2500（年以来并无变化），我们就立即会倾向于去解释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管理形式，权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是滥用权力，不受法律节制，屈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惧作为行动原则、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这些在我们全部的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
我们不说极权主义政府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也可以说，它探索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在政治学中，关于政府本质的一切定义都以此为基础，这种选择是在守法的和不守法的政府之间，在任意独断的和合法的权力之间的选择。一边是守法政府和合法权力，另一边是不守法的政府和恣意的权力，两者互属而不可分，这从来就毫无疑问。然而极权主义统治使我们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它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极端到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最有名的例子是1936年的苏联宪法），或者并不关心是否要废除法律（例如纳粹政府从未废除魏玛宪法）。但是它的运作既非没有法律指导，亦非恣意行事，因为它宣布严格遵从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而一切成文法都从这两者而来。
极权统治的畸形主张似乎是没有回应余地的，它不是“毫无法纪”而是诉诸威权之源泉（积极的法律从中获致最终的合法性）；它不是恣意妄为，而是比以前的任何政府形式更服从这种超人类的力量；它也不是使权力从属于一个人的利益，而是随时准备牺牲每一个人的重大直接利益，来执行它认定的历史法则和自然法则。它之蔑视积极的法律，宣称这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合法性，因为它出自法律之源，那么就可以踢开小小的法律。极权主义的法律性（lawfulness）是假装发现了一条在地球上建立公正统治的道路——这是成文法承认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法律性。法律性与正义之间的落差不可能泯除，因为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成文法以此为自己的权威根据）——“自然法则”统治整个宇宙，或者在人类历史中揭示神的律法，或者以习俗和传统表达一切人共同情感的法则——必然是普遍的，必须对无数的、无法预计的案件都有效，所以每一个具体的个别案件有许多不重复的情况．因而多少会避开普遍标准的适用。
极权主义之法律性是蔑视合法性（legality），假装建立地球上的直接法治，执行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而不落实到个人行为的正确与错误标准。它不麻烦地针对人的行为而直接将法律运用到人类。假如恰当地执行，那么自然法则或历史法则就能制造人类作为它的最终产物；而这种可能性存在于一切极权主义政府统治全世界的要求背后、极权主义政策宣称要将人类物种转变成一种积极的、永不失败的法律载体（carrier of law），否则人就只会消极地、不情愿地服从法律。如果说，极权主义国家与文明世界之间的联系由于极权主义政权的巨大罪行而中断，那么也可以说，这种罪行不应归咎于简单的侵略性、冷酷无情、战争和阴险，而应该归咎于有意识地打破组成如西塞罗所谓“民族”的“共识法规”（consensus inris）,而且只要国际法继续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石，哪怕是在战争条件下，它已在现代构建了文明世界。道德审判和法律惩治预设这种基本的容认（consent）；正因为罪犯参加了“共识法规”，所以他才能被审判，甚至连上帝启示的法规也能在人际中产生作用，只要他们听从和赞同它。
在这一点上，极权主义的法律概念和其它各种法律概念之间的基本差异就显现了。极权主义政策并不用一套法律来取代另一套法律，并不建立它自己的“共识法规”，并不用一次革命来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法律、它蔑视一切法律，甚至包括它自己的成文法，这意味着它相信自己能够不要任何“共识法规”而行事，并且仍然不使自己落人毫无法纪、恣意妄为和恐惧的专制暴君状态。它可以不需要“共识法则”而行事，因为它保证使执法不受行动和人的意志束缚；它也保证大地上的公正，因为它宣称要使人类自身成为法律的化身。
人与法律的一致性似乎取消了法律与公正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自从古代以来就困扰着法学思想），这种一致性也根本不同于自然法则或良知的呼声（自然或神性作为权威之源或者上帝的命令，会在人身上宣布它们的权威性）。这绝不会使人成为法律的活的化身，而相反仍然有别于作为要求赞同和服从的权威之人。自然或神性作为成文法之权威源，这一点曾被认为是永恒的；成文法根据环境变化，而且是可变的，但是与人的变化正迅速的行动相比，成文法具有相对的持久性；成文法的持久性产生于它们永远存在的权威来源。所以，成文法旨在针对人的永恒变化运动，作为一个稳定因素。
在解释极权主义时，一切法律都变成了运动的法律。 当纳粹谈论自然法则，当布尔什维克谈论历史法则时，自然或历史都不再是尘世人的行动之稳定的权威来源；它们本身成了运动。纳粹相信种族法则是自然法则在人身上的表现，其背后是达尔文关于人是一种自然发展的产物的观念，认为自然发展并不一定停止于人类的目前种类；布尔什维克相信阶级斗争是历史法则的表现，其背后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是巨大的历史运动的产物的观念，历史运动根据它自身的运动规律的奔向历史时代的终结，到那时消除自身。
常常有人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学方法与达尔文的自然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一般都正确地倾向于马克思的方法。这一点会使我们忘记马克思对达尔文理论积极的兴趣；恩格斯在想到马克思学术上的伟大成就时，称他为“历史学界的达尔文”。如果不是考虑这两个人的实际成就，而是考虑这两个人的基本哲学，就会发觉历史运动和自然运动最终是一回事。达尔文将发展的观念引进对自然的研究，他坚持认为，至少在生物界，自然运动不是循环的，而是始终循着一条直线前进，朝向一个无限前进的方向运动，这意味着自然本身被归入历史，自然生命被当做历史来考虑了。适者生存的“自然” 法则正如历史法则，可以用于种族主义，也可以用于马克思的法则：最先进的阶级才能生存。另外，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只不过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化表现，而生产力却源自人的“劳动力”。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劳动不是一种历史力量，而是一种生物自然力量——通过人的“自然新陈代谢”而释放出来，人依靠“自然新陈代谢”而保存他的个人生命，复制物种。恩格斯很清楚地看到这两个人的基本信念的密切关系，因为他理解关于发展的观念在这两种理论中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在１９世纪中期，知识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包括拒绝看待或接受任何事物的“本身所是”概念，一致解释每一种事物都只是进一步发展之前的一个阶段。这种发展的动力究竟称作自然还是历史，相对地说来是次要的。在这些意识形态中，“法国”（law）一词本身含义改变了：原先将它看做一种稳定性架构的表现，人的行动和运动在其中发生，现在却看做是运动本身的表现。
极权主义政治开始遵循意识形态的秘诀，揭露了这些运动的真正性质，清楚地显示出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如果说，自然法则是消灭一切有害的和不适宜生存的事物，那么假如不能发现有害的和不适宜生存的新种类，就会意味着自然本身的终结。如果说，历史法则是阶级斗争中某些阶级会“萎缩消失”，那么如果初步的新阶级并未形成，不能反过来在极权主义统治者手中“萎缩消失”，就意味着人类历史到了末日。换言之极权主义运动借以夺取和行使权力的屠杀法则如果能成功地使全人类服从于它的统治，那么就会继续成为运动的法则。
根据我们的理解，合法的政府是一种政体，需要成文法在其中解释和实现永远不变的自然法则（ius naturale）,或者上帝的永恒戒律，成为正确或错误的衡量标准。只有根据这些标准，根据每一个国家的成文法本体，才能从政治上实现自然法则或上帝的戒律。在极权主义政府的政体中，成文法的位置被极权恐怖占据，极权恐怖旨在将历史运动或自然运动的法则变为现实。正如成文法（虽然它们界定侵越范围）独立于自然和历史之外——任何社会用即使没有犯罪现象，也不意味着法律是多余的，相反，这意味着法律的最完美统治——极权主义政府的恐怖也不再是一种纯粹压迫反对派的手段，尽管它还用于这种目的。当极权独立于一切反对派之外时，恐怖（torror）变成了全面（total）；当谁也不阻挡它的道路时，它就是最高统治。如果守法是非暴政体制的本质，而不守法是暴政的本质，那么恐怖就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实质。
恐怖即运动法则的现实化。它的主要目的是使自然力量或历史力量有可能自由地急行穿过人类，不落后于任何自发的人类行动、恐怖本身寻求“稳定”的人，以便解放自然力量或历史力量。正是这种运动别选出了人类的敌人，恐怖针对他们而发作，不允许反对或同情之类的自由行动去干涉历史或自然，阶级或种族清除其“客观敌人”的工作。有罪和无罪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概念；“有罪”就是阻挡对“劣等种族”、对“不适宜生存”的个人、对“垂死阶级和没落民族”进行审判的自然进程或历史进程。恐怖执行这些审判，在其法庭前，一切有关的人主观上都是无罪的：被杀者并没有做任何反对这个制度的事情，杀人老并非真正谋杀，而是执行某种更高法庭宣判的死刑命令。统治者并不自称公正或聪明，而只是执行历史的或自然的法则；他们并不运用法则，而只是根据内在法则进行一场运动。假如法律就是某种超人类力量——自然或历史——的运动法则，那么恐怖便是守法的。
恐怖即执行运动法则，运动的最终目的不是人的福利或一个人的利益，而是建设人类，为了物种而清除个人，为了“整体” 而牺牲“部分”。自然或历史的超人类力量有其自身的开端和终结，因此只有用新的开端和每一个个人实际生命的终结才能阻挠这种力量。
立宪政府的成文法是为了在人际设置界线，建立沟通渠道，因为人际社会由于新成员的出生加入而不断受到威胁。随着每一个新生儿的出生，对于世界来说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潜在的新世界开始形成。法律的稳定性对应于人类一切事务的恒常运动，人的生生死死使这种运动绝不停止。法律对每一个新的开端设置障碍，同时也保证它的运动自由，这种自由是其种全新的、无法预言的事物的潜在力量；成文法的界限说明人的政治存在，如同记忆说明他的历史存在；它们保证一个共同世界的预先存在，某种连续的实在，它超越每一代人的生命跨度，吸收一切新的起源并由它们来滋养。
全面恐怖很容易被误解为暴政的征兆，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在它的最初阶段必然表现得像暴政，消除人为的法律界线。但是极权恐怖之后并无恣意的无法律现象，没有出于某种任意的意志而发怒，或者为了一个人的专制权力而反对一切人，更不是为了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它在个人之间替界线和沟通渠道换上了一条铁带，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似乎他们的多元现象已经消失，变成了大方向中的一个人一样。撤除人际法律的藩篱——例如专制暴政所做的那样——意味着夺走人的自由，摧毁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政治现实的自由；因为由法律圈围出来的人际空间，是自由的生活空间。极权恐怖利用这种旧的暴政工具，同时也摧毁了暴政留下的恐惧和怀疑的毫无法则、毫无阻隔的荒野。这块荒野无疑不再是一种自由的生活空间，但是它仍然为它的居民提供了由恐惧引导的运动和满心狐疑地行动的空间。
极权恐怖用迫使人们互相反对的方法来摧毁他们之间的空间；与它在铁带之中的条件相比，即使是暴政的荒野，只要它仍然是某种空间，它就会显得好象是自由的一种保证。极权主义政府并不只是剥夺自由权利或废除真正的自由；在我们的有限知识中，它也未能成功地从人们心目中抹去对自由的热爱。它在一切自由中摧毁了一种重大的先决条件，即是活动的能力（capacity of motion），这种能力没有空间即不能存在。
极权恐怖这种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的存在，既不赞同人也不反对人。它假设是提供自然力量或历史力量的，以那无与伦比的工具加速运动进行。这种运动根据它自身的法则开始运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停滞不前；它的力量最终总会比由行动和人的意志产生的最强的力量更有力。但是它可能减慢速度，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已被人的自由减缓了，甚至连极权主义统治者也不能否定自由，因为这种自由——他们以为是不恰当的。任意妄为的——与一种事实相符，即人的出生使每一个人成为一种新的开端，在某种意义上使世界开始更新。从极权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的出生与死亡这种事实只能被看做一种令人烦恼的对更高力量的干涉。因此，恐怖作为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的顺从奴仆，必须在运动过程中清除具体意义上的自由，也清除自由的源泉，自由的源泉随着人的出生而获得，并且处在他创造一个新开端的能力之中。恐怖摧毁人的多元性，从多中选一，使他那种永不失败的意志产生作用，似乎他自己就是自然进程或自然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被发现来解放历史力量和自然力量的手段，而且加快那由他们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速度。从实际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恐怖当场执行自然对“不适宜生存”的种族或个人、历史对“垂死阶级”宣判的死刑，根本不等待自然或历史本身比较缓慢和较少效果的进程。
根据这种观念，凡在政府本质变成活动（motion）的地方，一种很古老的政治思想问题似乎找到了一种答案，类似于一种早已被注意到能解决合法性和正义之间的差异的答案。假如政府的本质定义为守法，假如能够明白，法律是人类公共事务中的稳定力是（自从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里向大神宙斯祈求以来便一直如此），那么就产生了政体的运动及其公民之行动的问题。为法律性行动设定了界限，但是并不激发行动；法律在自由社会里的伟大性（同时也是错综复杂）在于它们只说人不应该做什么，从来不说人应该做什么。如果一种政体的必要运动的本质——同样自从柏拉图以来——一向根据它的永久性来定义，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发现这种本质。衡量一个政府的优点的明确标准之一是它的延续性。根据孟德斯鸠的看法，暴政的坏处之最高证明是它们能从内部被摧毁，会自己衰落，而其它政府是从外部环境被摧毁的。所以，我们历来需要的关于政府的定义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行动的原则”，这在各种政府中是不同的，会同样激励政府和公民对待公共活动，它用作一种判断一切公共事务活动的标准，超越了纯粹消极的守法标准。根据孟德斯鸠的看法，这类指导原则和行动标准是君主政治的光荣、共和政体的优点、暴政的恐惧。
在完全极权主义的政府里，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个人”所有的行动都旨在加速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每一项行为都是在执行自然或历史早已宣判的死刑，也就是说，在可以完全依赖恐怖来保持运动的经常性的条件下，根本不需要与其本质相分离的行动原则。然而，只要极权主义统治还没有征服全世界，还没有用恐怖来使每一个单个的人成为统一的人类之一部分，那么，无法完全实现的不是行动，而是活动。正如立宪政府的守法不足以激励和引导人的行动一样，极权主义政府的恐怖也不足以激励和引导人类行为。
在目前条件下，极权主义统治仍然和其它形式的政府一样，在公共事务中都需要有一种对它的公民的行为指导，它不需要、甚至也不能够利用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行动原则，因为它恰恰会消除人的行动能力。在极权恐怖的条件下，甚至连恐惧（fear）也不再能用作一种如何行事的忠告，因为恐怖在挑选受害者时并不涉及个人的行动或思想，完全根据自然进程或历史进程的客观需要。在极权主义条件下，恐惧或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普遍存在；但是，当恐惧引导的行动不再有助于避免人所害怕的危险时，恐惧就失去了它的实际用处。同情政权或支持政权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极权恐惧不仅根据客观标准来选择受害者；它在选择执行者时，也尽可能不顾其信念和同情。自从苏俄及其卫星国的大整肃以来，一直不断地在清除作为行动之动机的信念。极权主义教育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培植信念，而是破坏形成信念的能力。希姆莱在组织工作方面的最大发明是在挑选党卫军成员的制度中采用纯粹客观的标准；他只看照片，根据纯粹种族的标准选人。自然本身不仅决定谁该被清除，也决定谁应该被训练成杀人者。
一个政体不再使用恐怖作为威吓手段，而它的本质就是恐怖，要使这个政体开始运动的话，没有哪一种来自人类行动范围的行为指导原则——例如美德、荣誉、恐惧——是必要的和有用的。相反，它在公共事务中采用一种全新的原则，完全不用人类的行动意志，又渴求洞悉运动的法则，根据这种法则，恐怖产生了作用，所以使一切个人命运全取决于恐怖。
极权主义国家的居民完全被扔进和受制于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这是为了加速它的运动；于是根据它的内在法则，他们只能做杀人者或者被害者。这个过程可以决定谁可以在今天做杀人者，清除种族与个人、垂死阶级的成员和没落民族，而明天他们自己也成为牺牲品。极权统治在指导它的臣民的行为时，所需要的是只是准备将每一个人同等地归人杀人者角色和被害者用色。这种两面的准备，取代了行动原则的，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即令信奉者满意的，可以解释一切事物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各种主义，它们的解释方法是从一个简单的前提出发来推论——是一种非常新近的现象，许多年来，它在政治生活中只扮演了一种无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只有凭后见之明，才能从中发现某些使它们对于极权主义统治十分有用的因素。（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前，意识形态的巨大政治潜力还未被发现过。）
各种意识形态都以它们的科学特性而闻名：它们将科学方法和相关的哲学结果结合起来，伪装成科学哲学。“意识形态”这个词似乎意指一种观念可以变成一门科学的题材，正如各种动物是动物学（zoology）的题材一样，意识形态（ideology）也有一个附尾字logy，所指的正是logoi，一门“逻辑知识”，关于其题材的科学陈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就会变成一门伪科学和一门伪哲学，在同时跨越了科学和哲学两者的界限。例如，自然神论（deism）就此会变成意识形态，它研究关于神的观念与此相关的是哲学。而它又以神学（theology）的科学方式出现，其中上帝是一种启示的实在。（如果神学不以启示作为既定的实在，而只是将上帝当做一种观念，那么神学就会像动物学一样疯狂，不再确定各种动物是否有肉体的、可触及的存在。）然而我们知道，这只是部分真理。自然神论虽然否定神的启示，但是并不简单地将只是一种“观念”（idea）的上帝处理成“科学的”陈述，而是为了解释世界的进程而利用上帝这个观念。各种主义中的“观念”——种族主义中的种族，自然神论中的上帝，等等——从不构成各种意识形态中的题材，而logy这一附尾字，也从不简单地指一个“科学的”陈述。
根据“意识形态”的原词含义，它是一种观念的逻辑。它的题材是历史，从“观念”的角度运用这种主题材料的结果，不是关于某种事物“足什么”的一套陈述，而是展开一个经常变化的过程。意识形态对待事件的过程的态度，是将它们看作应该遵循它的“观念”所揭示的逻辑“法则”。各种意识形态都伪装知道整个历史过程的各种秘密——过去的秘密，现在的缠结．将来的无法预测——其原因是各自观念中内在的逻辑。
各种意识形态和存在的奇迹从来不感兴趣。它们关注的是历史，关注生成与毁灭、文化的兴衰，甚至试图用某种“自然法则”来解释历史。种族主义中的“种族”一词并不意指将人类各种族当做一个科学探索领域的任何真正兴趣，而是指将历史运动解释为一种连贯过程的“观念”。
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既不是柏拉图所说的集思维的眼睛把握的永恒本质，也不是康德所说的理性规范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 of reason），而是一种解释工具。对于一种意识形态来说，历史并不显示为一种观念（这里指的是将历史看作某种超越历史运动的理想的永恒状态下从属的一个分类），而是某种可以用观念来估算的事物、使这种“ 观念”适合于这种新角色的是它自身的“逻辑”，它是“观念”本身引起的运动，无须外界因素使它启动。种族主义因此是相信种族观念有内在运动，正如自然神论是相信上帝的观念有内在运动一样。
历史运动和这种观念的逻辑过程被假设是互相对应的，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是根据一种“观念”的逻辑发生的。但是，在逻辑领域里，惟一可能的运动是从一个前提出发的推论过程。一旦一种意识形态掌握了辩证逻辑，其原理也是相同的，辩证逻辑的过程是从命题（thesis）通过反题（antithesis）走向合（synthesis），随即又变成下一步辩证运动的命题；第一个命题变成前提，它在意识形态的解释中的有利之处是，这种辩证手法可以将实际矛盾解释为一种一致的、连贯的运动的各个阶段。
一旦逻辑作为一种思想运动（movement of thought）——而不是作为对思维的必要特制——应用于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转变成一种前提。意识形态的世界从事这一类逻辑推理，早在它出于极权主义之因而变得富有成果之前就开始了。纯粹否定性的逻辑强制（禁止矛盾）变得“多产”，以至于能开始一整套思想路线，压制思想，用单一的辩论来得出结论。这种辩论过程既不会被新观念（它会变成另一个前提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打断，也不会由新经验打断。各种意识形态一向假定，用一种观念便足以解释从前提发展出来一切事物，经验不能说明任何事物，因为对一切事物的理解都在这种逻辑推论的连贯过程中。在从整体上解释一种意识形态及其世界观（Weltanschauung）时交换必要的哲学思想，其危险主要并不在于冒跌入通常庸俗的、非批判性的假设之险，而是将人能力中的内在自由换成简单的逻辑外衣，人以此可以几近粗暴地强迫自己，就像他被某种外部力量强迫一样。
19世纪的世界观与各种意识形态本身都不是极权主义的，虽然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20世纪变成了主要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在原则上并不比其它各种意识形态“更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之发生，原因是它们原先根据的经验成分——各种族之间争夺世界统治权，各国内部的各阶级争夺政权的阶级斗争——在政治上比其它各种意识形态所根据的经验成分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其它各种主义的胜利，在极权主义运动抓住这两种意识形态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另一方面，一切意识形态都包含了极权主义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运动中才充分发展，因此这一情况造成了一种欺骗性的印象，好象只有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极权主义性质的。而事实是，一切意识形态的真实本性只有在它们扮演极权统治工具的角色时才暴露出来。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到，对于一切意识形态思想来说，有三种具体的极权主义因素显得很奇特。
第一，各种意识形态在宣布它们的总体解释时，倾向于解释的并非“是什么”，而是“变成什么”，凡生者皆死。它们在一切情况下都只关心运动因素，即只关心历史这个词中的通常含义。各种意识形态总是倾向于历史，即使当它（例如种族主义）表面上从自然这个逻辑前提开始，情况亦如此；自然在这里只用于解释历史事件，并将它们降低到自然问题。宣称从总体上解释，许诺解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对过去作总体解释，提供关于现在的总体知识，以及对未来作作可靠预言。
第二，根据这种能力，意识形态思想变得独立于一切经验，它从这些经验中学不到任何新的东西，即使它刚刚发生过。于是，意识形态思想摆脱了我们凭五官感知的现实，认为有一种“更真实”的现实隐匿在一切可感知事物的背后，从这个隐匿的地方来控制事物，并且要求有一种第六感，使我们能意识到它。第六感正是意识形态提供的，教育机构提供特别的意识形态灌输，教育机构的设立也完全出于这个目的，在纳粹的奥登斯堡里或在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情报局里训练“政治军人”。极权主义运动的宣传也用于将思想从经验和现实中解放；它总是设法在每一桩公开、可见的事件中塞进秘密含义，怀疑每一种公开政治活动背后都有秘密意图。一旦运动取得权力，他们就着手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来改变现实。阴谋的概念取代了敌意，这就产生了一种心态，使现实——真实的敌视或真实的友谊——不再凭本来面目被体验和理解，而是自动地假设有别的含义。
第三，既然意识形态无力改变现实，那么它们从经验之下达到思想解放就必然通过某些方法来显示。意识形态思维将事实都组织进一种绝对逻辑过程，这种逻辑过程从公理上接受的前提开始，从中推论一切事物；也就是说，它展开的那种连续性在现实范围里根本不存在。推论可以从逻辑角度或辩证角度展开；在这两种情况中，它都涉及一种连贯一致的论证过程，因为这种论证是根据过程来思考的，假定它能够理解超人类运动、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理解是靠心智的模仿来达到的，无论是逻辑思维还是辩证思维，模仿的是“科学地”建立的运动法则，通过模仿过程使理解整合起来。意识形态的论证一向是一种逻辑推论，对应于前面提及的两种意识形态因素——运动的因素和从现实与经验中解放出来的因素——首先因为它的思想运动并不产生于经验，而是自我产生的，其次，因为它将取自经验的现实中惟一要点转变成一个公理的前提，从此以后就使论证过程完全脱离进一步的经验。一旦确定了它的前提和它的出发点，经验就不再干涉意识形态思维，它也不能由现实来教导。
极权主义统治者用来将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武器的手法（它可以迫使他进人恐怖运动）欺人耳目地简单而且不显眼：他们极其认真地采用这些手法，将它们因为自己的最高天才——冷冰冰的推理（希特勒语）和“辩证法的无情规律”——着手驱使意识形态的含意进人逻辑上连贯一致的极端，在旁观者看来，这简直“原始”到荒谬的地步：一个“垂死的阶级”包括该死的人：“不适宜生存的种族”应该被消灭。谁若同意有“垂死的阶级”这一种东西存在，但是不得出应该杀死它们的成员的结论，或者同意生存权与种族有关、却又不得出杀光“不适宜的种族”的结论，那么很明显地不是愚蠢就是胆怯。这种严格的逻辑性作为行动的指导，渗透到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政府的整个结构。希特勒和斯大林虽然并没有为他们的运动的观念和宣传口号增加任何一种新思想，但是仅凭上述原因，就应该认为他们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专家。
这些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与他们的先驱者之间的区别是，吸引他们的首先不是意识形态的“观念”——阶级斗争与对工人的剥削，或种族斗争与关心日耳曼民族——而是从中可以发展的逻辑过程。根据斯大林的说法，不是观念，也不是预言，而是“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完全征服了（列宁的）听众”。马克思认为，当观念抓住了群众时，就产生了力量；发现力量，不是为了用于观念，而是为了用于它的逻辑过程“好象一种强有力的触角从四面八方抓住你，你好象被老虎钳夹紧了，你无力逃脱；你要么投降，要么下决心彻底输尽。”只有当实现极权主义的主张——实现无阶级社会，或成为主人种族——到了紧要关头时，这种力量才显示出来。在实现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为了吸引群众而赖以为基础的原初实质问题——剥削工人, 或德国的民族抱负——慢地失去了，好象已被过程本身吞噬；正是根据“冷冰冰的推理”和“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工人们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甚至失去了过去在沙皇压迫下都能准许的那些权利，德国民众蒙受战争苦难，这场战争根本不考虑日耳曼民族生存的最低需要。正是在意识形态政治的本质中——不是为了自我利益或渴望权力而产生背叛——意识形态的真正内容（工人阶级或日耳曼民族）原先引起了“观念”（阶级斗争是历史法则，或种族斗争是自然法则）现在却被用来执行观念的逻辑吞噬了。
极权主义要求取代孟德斯鸠的行动原则，但是制造受害者和杀人者的却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种族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它的内在逻辑性。在这一方面 希特勒像斯大林一样，非常喜欢那种最有说服力的论证；你若不说Ｂ和Ｃ等等，一直说到无数字母的末尾，你就不能说Ａ。在这里，逻辑性的强制力量看来有其根源；它产生于我们对自相矛盾的恐惧。布尔什维克的整肃成功地使它的受害者坦白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行，在这个程度上，它主要依靠这种基本恐惧．并且争辩如下：我们都同意一个前提，即历史就是阶级斗争，也同意党在从事阶级斗争中的角色、所以你知道，从历史角度来说．党是永远正确的。（托洛茨基说：“我们只有和党在一起，并且依靠党，才会正确，因为历史提供的惟一正确道路就是这样。”）在这个历史时刻，根据历史法则，一定会犯某些罪，而党知道历史法则，必须惩罚之。至于这些罪行，党需要罪犯；也许是党知道罪行，但是不知道谁是罪人；比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更重要的是惩治罪行，因为倘若没有这种惩罚，历史就不会进步，而只能在它的过程中倒退。所以，你要么是犯了罪，要么响应党的召唤，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在客观上变成了党的敌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能通过党来推动历史，就变成了真正的敌人。这种论证的强制力量是：如果你拒绝你就自相矛盾，由于这种自相矛盾，就使你的整个生命毫无意义；你说的Ａ，透过它逻辑地产生的Ｂ和Ｃ，主宰了你的整个生命。
极权统治者依靠强迫力（compulsion），使我们能够强迫自己，为了有限动员那些统治者仍然需要的群众；这种内在的强迫力是逻辑性的暴政（tyranny of logicality），除了人开价创造新事物的伟大能力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它对抗。逻辑性的暴政开始于思维服从逻辑这一个永不终止的过程， 依靠这个过程，产生他的思想。由于这种服从，在他向外在的暴君低头，放弃他的行动自由时，也放弃了自己的内心自由。自由作为人的一种内在能力、与他开始做人的能力是一致的．正如自由作为一种政治现实，与人际活动的空间一致。逻辑和有说服力的推论无法控制事物的开始，因为逻辑之链是以前提的形式，假设了开端、就像需要恐怖，以免每一个新人的诞生会产生一个新的开端，提高他在世界上的声音，逻辑性的自我强制力量也必须动员起来，以免有人会开始思考——思考作为人类一切活动中最自由、最纯粹的行动，恰恰是推论的强迫性过程的反面。极权主义政府只有在这种程度上才能太平；它能发动人自己的意志力量，以便迫使他进入历史或自然的巨大运动，这种运动很可能利用人类作为它的材料，而根本不知生与死为何物。
极权恐怖的强制力量用它的铁掌，迫使孤立的人组成的群众集合起来，并且在一个对于他们而言已变成荒野的世界里支持他们，而另一方面。逻辑推论的自我强制力量使每一个个体在他独自的孤立状态中反对一切他人。又相互对应，相互需要，目的是启动恐怖统治的运动，并且使它不停地运动。正如恐怖（即使在极权之前还仅仅是暴政形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逻辑思维的自我强制破坏了和现实的一切关系。当人们与同伴们失去接触，也和周围的现实失去接触时，极权恐怖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因为在失去这些接触的同时，人们也失去了经验和思想的能力。极权主义统治的理想主体不是忠诚的纳粹或忠诚的共产党人，而是民众对于他们来说，事实与虚构（即经验的真实）之间的区别，真与伪（即思想的标准）之间的区别已不复存在。
我们在做这些考虑的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现在回来讨论的问题，就是在人们的共同生在中，什么样的基本经验渗透进了一种政府形式，这种政府的本质是恐怖，它的行动原则是意识形态的逻辑性。很明显，在先前各种形式的政治统治中，从未使用过这种组合。还有，它所倚仗的基本经验必定是人类经验和人们熟悉的经验，因为在一切政体中，即使这种最“有创造性的”政体也是由人发明的，多少回应了人的需要。
我们经常观察到，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政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这种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acting in concert）（伯克语）；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
孤立（isolation）和无能（impotence），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人与人的政治接触在专制政府之下被切断了，人类的行动能力和力量落空了。但是，并非人际一切联系都被切断，并非一切人类能力都被摧毁。私人生活的整个领域，以及经验能力、建造能力、思想能力都还未触动。我们知道，极权恐怖的铁掌不留这种私人生活的空间，极权主义逻辑的自我强制摧毁了人的经验能力和思想能力，正如它当然摧毁了人的行动能力一样。
在政治领域，我们所说的孤立是指社会交往方面的孤独。孤立与孤独（loneliness）不一样。我可以是孤立的——处于我无法行动的情景，因为谁也不会与我共同行动——但是不孤独；我也可以是孤独的——处于我作为一个人而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类同伴遗弃的情景——但是不孤立。孤立是一种人被驱入的绝境，他们的政治生活、他们追求一种共同目的的共同行动都被摧毁。然而孤立（尽管会摧毁力量和行动能力）不仅未影响人的所谓生产性活动（productive activities），而且也是这种活动所必需的。人只要他是一个制作工具的人（homo faber）就会倾向于使自己孤立，暂时离开政治范围。制造（fabrication；poiesis，指制作物品），一方面与行动（action；praxis）有区别，另一方面与单纯的劳动有区别，总是在某种脱离共同关注的孤立状态下进行，无论其结果是一件工艺品还是一件艺术品。人在孤立中仍然与作为人类建制的世界保持接触；只有当最基本形式的人类创造活动（人在共同世界里增加自己的某种东西的能力）被摧毁了，孤立才变得令人完全无法忍受。当一个世界的主要价值受劳动支配，一切人类活动都被转变成劳动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形。在这种条件下 只有纯粹的劳动努力（即努力保持生命）被抛弃，而人与作为人类建制的世界的关系也被打破。在政治行动方面失去地位的孤立的人也会被物的世界抛弃，其前提是他不再被看做是制作工具的人，而被看做是劳动的动物（animal laborans），他的必要的“自然新陈代谢”与任何人无关，孤立因此就变成了孤独。以孤立为基础的暴政一般不触及人的生产能力；但是，对“劳动者”的暴政（例如古代对奴隶的统治）会自动地成为对孤独（而不仅仅是对孤立）的人的统治，而且倾向于变成极权主义。
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独涉及整体的人类生活。极权主义政府像一切暴政一样，不摧毁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来摧毁人的政治能力。就无法存在。但是，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它的自身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用绝望的一种。
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是极权政府的实质，而对于意识形态与逻辑性（即准备它的杀人者和受害者）来说，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这已成为对现代群众的诅咒；而在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它变得更加尖锐；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的崩溃。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者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无根可出成为变成多余者的先决条件，正如孤立可以（但并不一定）成为孤独的先决条件一样、孤独自身并不考虑其最近的历史原因与它在政治中的新作用，它同时与人类的基本要求相反，也与每一个人生活的根本经验之一相反。即使是物质与感官的世界的经验，也取决于我同其它人的接触，取决于我们的共同感觉（common sense），共同感觉规范并控制其它一切感觉，若无共同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封闭在自己特殊的感觉资料中，而这种感觉资料自身是不可靠的。正因为我们有共同感觉，正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才能相信自己的直接感觉经验。然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共同世界，而它却一如既往地存在，为了实现孤独状态这种被一切事物和每一个人抛弃的经验，相对于其同世界的继续存在而言，我们都是多余者。
孤独不是孤寂（solitude）。孤寂要求独处，而孤独却在和其它人在一起时因明显地显示出来。除了几句离题的话之外——通常包装着一种吊诡的气氛。例如古图（Cato）的话：“他从来没有比他独处时更少孤独”，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比他在孤寂中更少孤独”——似乎希腊血统被解放的奴隶哲学家埃皮克提图（Epictetus）首先区别孤独和孤寂。从某种方面来看，他的发现是很偶然的，他的主要兴趣既不是孤寂，也不是孤独，而是独处，其义为绝对独立。埃皮克提图认为（《论文集》[Dissertations]，第3卷，第13章），孤独的人发现他被其它人包围，他和他们无法建立联系，也不知究竟与谁敌对。孤寂的人却相反，他是孤独的，因此“可以自顾自”，因为人有能力“自言自语”。换言之，在孤寂中， 我和“自我”（self）共处，因此合二为一，而在孤独中，我实际上是被众人抛弃的一个人。严格说来，一切思维都在孤寂中进行，是我与自己的对话；但是这种合二而一的对话并不失去与我的同类伙伴世界的接触。因为他们在自我中表现出来，我和这个自我进行思想的对话。孤寂的问题是，这种合二为一需要他者，以便再度变成一个人：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体，他的身份从来不会与其它任何一个人的身份搞错。为了确认我的身份，我完全依靠其它人；正是对孤寂者的同伴情谊这种伟大的救世恩惠使他们重新变成“整体”，使他们免于进行其身份暧昧不明的思想对话，恢复了使他们用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人的单独声音说话的身份。
孤寂可以变为孤独；这发生于我完全靠自己来抛弃自我之时。孤寂的人永远处于变成孤独的危险之中，他们不再发现同伴情谊的拯救恩惠可以使他们免于两重性、暧昧和怀疑。从历史角度来看，似乎这种危险变得巨大到足以引起别人注意，仅在19世纪的历史中才有记录。它清楚地显示出，当哲学家们（只有对他们来说，孤寂才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条件）不再满足于“哲学只是为少数人的”，开始说出，没有人能“理解”他们。在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轶事发生在黑格尔临死之前，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都说不出这样的话来：“除了一个人之外，谁也不了解我；而他也误解了我。”相反，一个孤独者发现了自己并开始孤寂中思想对话的机会总是有的。这似乎发生在尼采在席斯玛莉亚（Sils Maria）构思查拉图斯特拉之时。在两首诗中（《席斯 玛莉亚》[Sils Maria]及《 来自高山》[Aus hohen Bergen]），他叙说了落空的期待和孤独者在渴望中的等待，突然“到了中午，一变成二……确信一致的胜利，我们用最大的盛宴贺庆；我友查拉图斯特拉莅临，他是嘉宾之中的嘉宾”。
孤独令人无法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实现的自我，但是又只能靠同类的信任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下，人失去了对自身的信任（自身本应是他的思想的合伙人），也失去了存在于一个为提供经验而必须有的世界中的基本信心。自我与世界，思维能力与经验，都同时失去了。
人类思维的惟一能力（人类思维为了平安地发挥功能，就既不需要自我，也不需要别人，也不需要世界，当它与思维有关时，它独立于经验之外）是前提自明的逻辑推理能力。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基本规则（二加二等于四之类的自明之理）是即使在绝对孤独的条件下也不能颠倒的。这是人类一旦失去相互保证时可以依靠的惟一可靠“真理”，这也是常识；人为了经验、生存，懂得他们在共同世界里的道路，就需要依靠这种“真理”。但是这种“真理”是空的，或者说根本没有真理，因为它并不揭示什么。（如果像某些现代逻辑学家那样将无矛盾定义为真理，这是否定了真理之存在。）所以在孤独的条件下，自明之理再也不只是知识的手段，而开始多产地发展它自己的各种“思想”路线。以严格的自证逻辑为特点的思维过程（这明显是毫无例外的）与孤独有某种联系，这是路德（Martin Luther）曾经注意到的问题。（他对孤寂和孤独现象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他曾经敢于说“应该有一个上帝，因为人需要一个上帝，以使让人能够相信”。）他对于“圣经”文本有一句鲜为人知的评价。《圣经》上说：“人若孤独，是不好的。”路德说，一个孤独的人“总是从一件事来推断另一件事，并且将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极权主义运动的著名的极端主义中的确包含了这种“将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在这一推论过程中，总是得出最坏的可能结论。
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使人走向极权统治的是，孤独（过去只是一种边缘经验，通常是在像老年这样的边缘社会条件下经历的）变成了我们这个世纪里日益增多的群众的一种日常经验。极权主义驱使和策动群众进人的无情过程。像是对这种现实自杀式的逃避。“冷冰冰的推理”和“抓住你，好象被老虎钳夹紧”的辩证法“强有力的触角”似乎像一个无人可信赖、无物用倚靠的世界里的一种最后的支撑物。正是这种内在强制（它惟一的内容是严格避免矛盾）似乎能在与其它人的一切关系之外证明一个人的身份。即使当他处于孤独，这种内在强制也使他陷入恐怖的铁拳，而极权统治尝试绝不让他独处，除非是让他处于孤寂的幽闭之中。运用摧毁人际一切空间、迫使人们相互反对的手法，甚至消灭了孤立的生产潜力。运用教导并且美化孤独的逻辑推理的手法，使人知道，如果他放弃了整个过程由此开始的大前提，他就会完全失败，连最小的机会——孤独可以转化为孤寂，逻辑对以转化为思想——也被抹去了。如果将这种做法同专制政治的做法相比，似乎是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使荒漠运动起来，让一阵沙暴掩埋地球上各个部分的居民。
我们今天在政治领域生存的条件的确受到了这种吞噬一切的沙暴的威胁。它们的危险不在于它们可能建立一个永恒的世界。极权统治像专制政治一样，带有它自己的毁灭性细菌。正如恐惧和产生恐惧的虚弱无能是反政治的原则，将人扔进一个与政治行动相反的情景，而孤独和从孤独中产生的最坏的逻辑——意识形态推理，代表了一种反社会的情景，包藏着一种摧毁一切人类共居的原则。但是，有组织的孤独更是危险，远甚于被一个人的残暴和恣意妄为的意志统治下造成的未经组织之人的无能。它的危险在于威胁要向我们所知的世界报复——在这个世界里，到处似乎都走到终点——在那一个从终结中产生的新的开端有时间宣告自己诞生之前。
除了这一类思考——它们作为预言。无甚效用，但很少给人安慰——以外，仍然存在着一个事实：我们时代的危机及其中心经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它作为一种潜势、一种始终存在的威胁、十分有可能从现在起就伴随着我们，正如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的其它形式政府，依靠不同的基本经验，总是与人类相伴随——无论有多少暂时的失败——君主政治、共和政体、专制政治、独裁政体及暴政。但是仍然存在着一种真理，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这种开端就是一种希望，是终结所能够产生的惟一“神示”。开端在变成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从政治角度来说，它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创造了人，一个开端形成。”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确实就是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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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手稿于1949年完成，在诠释十九及 20 世纪的政治体制特色及其问题方面，本书的地位无可取代。本书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反犹太主义」说明 19 世纪中，西欧反犹主义的兴起；第二部分「帝国主义」检视自1884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欧洲殖民帝国主义；第三部分「极权主义」处理极权主义运动和政府的组织及运作，将焦点放在纳粹德国和史达林统治下的苏俄。欲了解极权主义的读者不可不读。
译者简介
林骧华
上海复旦大学副教授，1951年生，任职复旦大学出版社。主要著作有《现代西方文论选》（1983）、《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1989）、《当代英国文学史纲》（1993）等。1988年获上海市青年文学奖中的翻译文学奖。
原著/汉娜·鄂兰（汉娜·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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