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来日本之前，对日本文学的最强烈印象是川端康成。川端出身东京大学国文系，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出身法文系（京都大学在自然科学领域拿出了五位诺贝尔得主说事儿，东京大学只有三位，但在文学奖上是东大一面倒的局面），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面向：物哀传统和思辨洋风。不过，晦涩的大江令人知难而退（我一直不敬地认为，大江获奖和高行健一样，唯独法国人最感光荣），川端却常常能抚慰我心。特别是生活在日本以后，重读川端会有更加真切的感受。有一次傍晚乘电车，站在靠门的窗畔朝外望去，看到了玻璃上光影幢幢中浮现的一位陌生姑娘的脸庞。她就站在我的左近。心头一紧，想到了《雪国》中那段经典描写：
“镜子的衬底，是流动着的黄昏景色。也就是说，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好像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在晃动。出场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像，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的世界。特别是当寒山灯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
这是美的一刻。在川端的作品中，此类珠玉片段不胜枚举，而这些珠玉之所以动人心魄者，在于它罕见的纤细微妙。后来去日本棋院的特别对局室，看到墙上悬挂的川端手书“深奥幽玄”，心底赞叹了良久。
可是，随着在日生活和阅读的延续，越来越发现比起川端，三岛由纪夫给我的触动更深，感受更丰富。三岛后来居上，超越了川端。三岛的出身是东京大学法学系。法学专业的文学家阵容已经足够强大，这里又多了一位重量级选手。不算同样法学专业的亲近感，三岛在我看来，可能是现代最能代表日本精神的作家了。
大多数作家的写作总是暗中围绕他的生活。《春雪》中宫廷和公卿的繁文缛节，贵族学校学习院的规制情形，身体羸弱的清显与研习法学的本多，都可以在三岛的个人履历中找到对应。和川端的破落家庭背景不同，三岛成长于官宦门第，中学读的是皇族和华族子弟学习院，这个经历对他日后的精神世界很有影响。贵族学校是个有趣的地方，三岛在此间体会到了“所谓优雅就是触犯禁忌，而且是触犯至高的禁忌。这种观念第一次教会他肉感，这是长期以来抑压着的真正的肉感”。这让人联想到2008年自杀的AV女星麻生美由树，她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学习院系统。这位只有短短20年生命的女子，以极其张扬的方式宣扬自己曾和几十名艺人的性爱经历，叛逆行为之下可见心灵的高度扭曲。
三岛的作品中洋溢着美，美是他的哲学、他的宗教、他的生命源泉。但他和川端不一样的，在于美发自“肉体与知性的均衡即将被打破”又“难以打破的紧张之中”，因此，他的美是突发的、矛盾的、极端的。粗暴野蛮和优雅华丽被扭结在一起，形成了奇特的美感。华族出身的三岛喜欢用一个词：优雅。然而，这个词出现的场合常常比较怪异，比如在《春雪》里：“尽管如此，那是一种多么恬静而优雅的挫折啊。”“优雅的挫折”又或“这是一种优雅的死，犹如把脱下的华丽的丝绸衣裳乱扔在桌面，不觉间滑落在黑暗的地板上”。而这种美感是真正日本式的，它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文学艺术创作的领域，而是上升到了民族文化象征的高度。三岛（日本）式的美正是不带道德评断，在恶中追求美，甚至是愈堕落愈美丽，最终成了一次极具破坏性的、暴烈的偏执探险。同样是选择自杀，川端是口含煤气管，三岛则是最残酷血腥的切腹。
我国诗人北岛在诗作《单人房间》中曾写道：“他渴望看到血/自己的血/霞光般飞溅。”三岛也说过渴望见血，他“一看到血，心里就痛快”（《午后曳航》）。结果，三岛确实用他的实际行动印证了自己的期望。
第47节：我骚扰故我在(1)
我骚扰故我在
各类骚扰现象非日本所独有，但骚扰电话已成为日本社会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报刊和网络上也都有传授各种“击退法”。
说实话，最近好一段日子没有被いたずら了，还有一点失落感呢。
“いたずら”汉字写作“惡戯”，直译就是恶作剧。但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含义也指代来自陌生人的骚扰，如“いたずら电话”。推销贩卖内容的电话虽然也令人生厌，但还不算“いたずら”，那种骚扰电话多在深夜打来，有时只是沉默，有时则发出各种古怪声音或自说自话。一般这类电话很少显示来源，因为可以设定成隐藏号码的184模式（在拨打号码前加上184），甚至有利用公用电话的。你固然能将电话设置为拒绝接受不显示号码和公用电话的来电，但会有万一耽误正事之虞，所以，且把被骚扰当做电话的一个功能吧。
我接过的骚扰电话多数是默不做声的，但也有例外，曾在午夜两点多接到一通，那端传来一位女人低沉的抽泣。挂断之后，我睡意全无，走到窗前，想到这世上此刻有多少伤心人夜不能寐，对那位来电者已没有怨言。若真的能减轻一点她的苦恼，被骚扰一下倒也无妨。不过，某男性友人在夜深亦曾被骚扰过，对方女子发出挑逗的呻吟声，被他身边团聚不久的发妻听到，掀起了一场无中生有的轩然大波。
据媒体报道的案例，某夫妇在两年内接到了50000余次骚扰电话，两人心理生理上都遭受严重伤害，骚扰者使用的是无须登录个人情报的卡式手机，导致警方调查进展缓慢。被逮捕后，与受害者相识的骚扰者说她的动机无他，只是觉得对方冷淡了自己。这种骚扰是怨恨使然，但我们通常受到的应该源于孤独。想象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站在街头的公用电话亭里，投下硬币，拨通不相识的号码，既花钱，又挨冻。为的是什么？孤独啊，孤独。我们在异国他乡的漂泊客，多少会理解这种心情。对方只要接了电话，旋即挂断也好，破口大骂也罢，都是一种安慰。
第48节：我骚扰故我在(2)
各类骚扰现象非日本所独有，但骚扰电话已成为日本社会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报刊和网络上传授各种“击退法”，我估计效果不彰。相识的国人里几乎人人都有过被骚扰经历，严重的如一位女留学生，对方听出她是外国女性后，一天拨打数十次，最后逼迫她花钱更换号码了事。实际上，“いたずら电话”仅是骚扰之一种，尾随（ストーカー）、偷窥、窃取内衣等都算在内。
尾随就是被跟踪，据统计90%是男跟女，10%是女跟男，一半以上是出自“喜爱之情”。警方的案例数据是2008年发生14567件，比2009年增加一成。但这仅是警方立案的部分，应当是冰山一角，我认识的人当中被尾随过的不下十人，却只有一位报了案。
陶渊明《闲情赋》中为了思慕的美人，“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这种情感我们能够理解。尾随者若就是想瞄着“美人”（不论性别）的背影，踩着“美人”的脚步，那倒和陶渊明的理想差不多。然而，有的尾随事件最后发展成住所被探知，以及偷窥、盗窃等暴力犯罪。因此，尽管很多尾随者似乎满足于默默地亦步亦趋，可是对被跟踪的人来讲，当然是很不愉快乃至惊恐的体验。
尾随者的心理状态被称做“执拗”，但它和“いたずら电话”一样，验证着人的孤独和对自我存在的不确定感。在电话或跟踪给对方造成的不快里，和陌生人发生了联系，因此获得了“我骚扰故我在”的自我认知。
香港的日本电影专家舒明提到一个现代日语中几乎成为“死语”的词：垣間見。它指的是平安时代的贵族男子躲在贵族女子的住处附近，偷窥她的容貌。我们中国文学史上，有宋玉被邻女窥墙的典故，所谓“垣間見”也就是扒着墙头或墙缝偷看。舒明认为，日本文化中对这类基于“好色”（爱美）之心的偷窥，非但不加批判，反而赞其风雅。这应当是今之尾随、偷窥者们的有力辩辞吧？但是，跟着走几步路看看也就罢了，偷内衣、拍照片、打电话等可就大大不妥。
骚扰可能违法，可还有合法骚扰者。两位相貌不错的女性朋友曾遭受过日本警察的“合法骚扰”：一位忘记带外国人登录证，虽有学生证为凭，而且离住处不远可以回家去取，就是不容她分辩；一位明明带着护照，偏被怀疑伪造。她们都被几名警察大张旗鼓地带回警署，装模作样地调查一番，等她们错过了本有的约定或被气哭，再宣布无事释放。这种变相的“いたずら”固然等而下之，可还真的拿它没办法。
第49节：道即是空
道即是空
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内容都有“中空”这个特征，比如俳句的写作、茶道、华（花）道等。
初学日语不久，知道了“季语”这个词。所谓季语，就是表示季节景物气候的词语。据说在俳句的写作中，一般是必定要有一个季语的。可俳句本来只有十七音而已，去掉季语，还能剩什么呢？后来买了一本信笺，发现扉页上全是写信时常用的固定季语，如“值此春寒料峭的时节”、“在这初雁带来秋日气息的日子”……诸如此类的文字，让人想起中国隋唐时代的《书仪》。《书仪》专门罗列按照节气时令的问候套话，并组成固定的首尾格式，辞藻华丽雅致但空洞僵化。《书仪》的流行，是因为有人要模仿贵族的高雅和教养，而葛兆光指出，这种拼盘“使得过去人间交往的真情实感与舒卷自如的文人书札，变成了标准尺寸的零件装配”。日本人可以说把《书仪》的模式与精神学到了精髓，并将其空洞僵化加以发扬光大。
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中，对自然四季的变换感觉敏锐是其优点，但季语作为符号，实际上没有意义。它们是空的。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内容都有这个特征：中空。比起季语更闻名也更突显的，莫过于那几样“道”，如茶道、华（花）道。
茶道的说法，唐人称“茶圣”陆羽著《茶经》，“于是茶道大行”。此一茶道，意思是饮茶的习俗和品位。如果茶真的有道，那么道应该在茗品、茶器、泉水和汤侯，而不在于居所、礼仪、姿态和服饰。归根结底，茶是要喝的，人是饮茶品茶的主体。日本的所谓茶道，用外在的烦琐甚至古怪的形式，冠以生硬比附的玄谈奥义，弄得买椟还珠，失去了品茶的真谛。
曾经看过一次茶道表演，表演者属于著名的里千家流派。坦率地说，不论是茶道、花道，我无法区分这些流派的区别（日本插花艺术协会有500多个流派加盟），看上去都是一样的煞有介事。那次观看表演是一次不大舒适的经历，只能出于礼貌表示赞赏并忍耐到结束。不敬地说，有时还会因表演者夸张的动作感到滑稽。
茶自中国传播海外，不论日本还是欧美，最初都是上流阶层的奢侈品（与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不同）。日本室町时代，茶只在贵族与武士中流行，被称为“书院茶”。受到禅宗影响，本来是僧侣的村田珠光将饮茶与宗教文化融合，提出“和、静、清、寂”的原则（华道的基本理念更宏大：天、地、人），茶道或以此为肇始，到千利休而发展完备。不过，我认为考虑到日本历史上宗教势力与世俗武士政权的纠葛关系，茶道的过度阐释毋宁说是僧侣以风雅和修行为名，试图在精神层面控制武士的一种手段。因此，茶道从场所到仪式设计了那么多的繁文缛节，而茶室的入口（日语称“躙口”）更是个只容一人跪爬进去的小洞，里面空间亦颇狭小。这个入口与小屋据说源自《维摩诘经》，维摩诘居士在斗室中与文殊菩萨及四万八千弟子相会，寓意为悟道者的心境之无限广大。可是，茶道以禅宗为极其重要的理论攀附，那些形式上的拘泥却成了“障”，根本无法抵达它所鼓吹的境界。“和、静、清、寂”固然高妙，难道离开形式的束缚就不能参悟了吗？
在今日的大阪城内，可以看到丰臣秀吉当年的“黄金茶室”之仿制品，整个房间全用黄金打造，极尽奢华。它表明茶道之所以受到推崇，得自武人对风雅的追慕。茶道的玄谈确实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忽略的是，茶道的集大成宗师千利休也死于丰臣之手。
战后的日本对外宣传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营造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风雅形象，所以，茶道华道的海外普及工作开展得很有声色，佐以日本的经济成就，更增加了蛊惑力。假如说对东方文化所知有限、容易被表象迷惑的西方人会轻信还情有可原的话，中国人人云亦云就有点不应该。插花固然能陶冶人的审美情趣，品茗文化也是生活艺术，但言过其实则大可不必。认识的在日华人中，有些女性热衷学习华道、茶道，归根结底是出于知识上的短板和对“先进文化”的自卑感。
听说中国近年来兴起所谓“茶艺（道）表演”，更有说法称茶道从中国传到日本，现在又回到中国云云，不禁哑然失笑。茶道是空洞的，“茶艺（道）表演”或许连空洞也谈不上。
饮茶就饮茶，插花就插花，至于“道”，还是免了吧。
第50节：拉面王之死(1)
拉面王之死
《朝日新闻》的调查，得出“国民食品”的双璧是咖喱饭与拉面，寿司、荞麦面、乌东面紧随其后。
意大利男足有一年来日本比赛，托蒂在下榻的酒店吃了一碗日本拉面，花了1000多日元，大呼太贵。以他的收入水准来看，这抱怨颇令人不齿。不过，日本饮食中，拉面确实算性价比比较差的：一碗面很难吃得饱（对成年男子而言），成本又极其低廉（售价却通常七八百日元上下）。但是在日本的吹嘘和包装之下，拉面的名声响亮得很。一些中国来客吃过之后，也大赞日本拉面如何了得，甚至有乐不思蜀之感，可那喜悦我想大概一半是出于新鲜，一半是对“日本”的膜拜。
《朝日新闻》的调查，得出“国民食品”的双璧是咖喱饭与拉面，寿司、荞麦面、乌东面紧随其后。拉面的受欢迎程度虽然略逊咖喱，但食用频率更高，22%的受访者称每周要吃两至三回以上。以汤的口味论，拉面的排行是酱油、大酱（味噌）、猪骨和盐。
偶尔也会去吃碗拉面，谈不上有特殊爱好，仅仅为了换个口味或贪图简便。但在生活中，拉面的身影可谓无所不在：电视里播放着各地“名物”拉面，拉面大赛；书店里排列着拉面词典、拉面全书；超市内各式各样的拉面商品琳琅满目；网络上有人气旺盛的拉面爱好者组织、研究会、讲习所（就差没组党了）；每一处商店街都少不了拉面店，每一家都自诩风味独特、用心良苦（常见的写着“魂入り”）……当然，人愿意吃什么是他的自由，我感兴趣的日本拉面文化体现出的一个特征：过度阐释。
第51节：拉面王之死(2)
吃食物，是人作为生物的本能，但在人类社会中，吃什么，怎么吃，从来就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意义。罗兰?巴特来日本兜了一圈，写下著名的《符号帝国》，26条随笔里多则和吃有关。近年来，由于日本人平均寿命长，日本饮食跟着沾光，似乎成了延年益寿的重要原因，颇受好评。但是，我总觉得这有点夸张，与遗传基因、自然环境、食品卫生、文化传统、保健医疗、社会体制等相比，人的寿命和饮食习惯的关系究竟有多大？
2008年，日本拉面界的旗帜性人物武内伸因肝硬化逝世，享年48岁。他曾获第二届“拉面王”大赛冠军，担任日本拉面协会副会长和横滨拉面博物馆的宣传负责人，经常在媒体上品评拉面，号称权威拉面专家。在他生前出版的《百吃不厌的百家拉面店》一书封面上，赫然写着他“吃过4000碗拉面”的业绩。媒体报道大多没有明说他的病因与拉面的关联，声势浩大拉面业界可不好对付，但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一日三餐皆拉面”的过量油脂摄取，是他肝脏机能崩溃的罪魁祸首。病故前两年，武内伸去看医生，医生便问：“你平时吃什么？”武内伸说是拉面，医生警告他不许再吃，他回答：“我是职业拉面评论家。”令医生哑口无言。以身殉拉面，武内伸或许算是死得其所吧。
世人多以为日本饮食口味清淡，实际上绝大多数拉面既咸且油；世人多说日本文化以简约为特色，拉面文化却极其鼓吹种类繁复之能。拉面的面多半很便宜，一碗分量的便宜者不过几十日元，其要点在于汤。一般而言，拉面的汤多以猪骨、鸡骨大火长时间熬制，备受推崇的是乳白色的浓汤，所谓“浓厚豚こつ”。每家店都强调自己的汤与面如何别具一格，但原材料的高度同一性决定了结果的大同小异。在那些介绍拉面的书籍里，“独特”的拉面简直如日本的神祇（“八百万神”之说），教人眼花缭乱。我没有武内伸阅面无数的资历，仅就个人经验来说，对此颇不以为然。
日本人承认拉面源于中国，但已经被改造成了彻底的日本式食品，这话没错。可要把它上升到天花乱坠的“道”的境界（有“面道”一词），就有点儿滑稽。面道和花道、茶道等一样，都是过度阐释出来的空洞理论。用大剂量的褒美之词，佐以琐细的门类流派划分，加上自己信以为真的虔诚，就成了“道”。惊鸿一瞥般的罗兰?巴特对日本文化缺乏了解，却有敏锐的直觉，他的随感中论述日本饮食的两则，题目分别是《没有中心的菜肴》和《空洞》。拉面的唯一功能就是暂时填补我们肠胃的空洞，可坦率地说，每当我中午吃过拉面，往往临近黄昏就再次感到了空洞的存在。
第52节：性虐
性虐
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女性摆脱不了一种“恶”的特质。
2006年文仁亲王（明仁天皇次子）的妻子诞下日本皇室四十一年来首位男丁那天，我和友人约在上野附近吃饭，店主贴出半价的告示，因为皇室男嗣后继乏人的难题终于暂时得到了解决，不用为是否拥立女天皇而头疼了。
日本历史上曾有代理性的女天皇，但近代以来天皇制国家意识的确立，使得女天皇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了。虽已不再是“现人神”，天皇传统上还担负着祭司的职责，目前每年仍要主持祭祀活动，而女性因为经血缘故被认为是不洁的，所以难以从事此职务。说这些并非为了讨论天皇制，而是意在探讨对女性的视点，由此谈谈日本的性虐待影像作品。
音像出租店内，都有一个用布帘隔开的单间，专门摆放AV；软色情电影则可以和普通影片同列，但要表明限制级别。两类作品中，大抵都有SM专栏，即性虐待题材。其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所谓“绳缚”，照片上的裸体或半裸女子被绳索捆绑成各种姿态。
粗略而言，日本性虐待作品的暴力残酷程度并不太突出，通过肉体的剧烈痛苦换取快感也算不上主流，它更看重的是唤起观者心理上的愉悦和释放，甚至是达到“安心”的状态。比如说“绳缚”，几乎是每部SM片子当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以至于有“紧缚师”的职业和“绳缚美学”，但它并不是以刺激肉体痛感为目的的。这就涉及女性性征的文化意义。
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女性摆脱不了一种“恶”的特质。她的生殖力，她的激情和诱惑，对男人来说是邪恶、神秘而可畏的，男人可能会被耗尽精力或摆布命运，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和恐惧。这种针对女性的看法存在于很多文明之中。在中国，韩书瑞在《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中提到守城者面对叛军，“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朝城下撒尿或扔染有经血的污物，使叛军的炮火失准。类似的说法，直到1900年的义和团之变尚且流传甚广。而现代日本的AV中，对女性的性虐待实际上是男性焦虑与恐惧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五花大绑的捆缚，似乎是要拘束女性身体内部的“恶灵”；鞭打（一般下手并不重）、滴蜡、剃毛等刑罚更像一个“净化”（日本人称之为“调教”）的仪式。值得一提的是，音像制品架子上与性虐待相伴的栏目常常是强奸。强奸是性的暴力，但在此题材影片中，仿佛着重强调的是女性放弃了抵抗，反而显现出对性和暴力侵犯的需求。她的面部表情是痛苦的，不过与其说痛苦来自被强迫的性行为，不如说是在力不从心地抵御自己身体内部的“恶灵”，最后却免不了失败。同样，男性的性暴力得逞的意义，与其说是对女性肉体的野蛮征服，不如说是通过侵略性的“反击”验证了女性诱惑的“危险”。
谈性虐待，还有一类精神上的略加补充。这类片子的主题包括女性在公众场合裸身或性事，在“亲友”（多属于表演性）面前媾合，等等。不论女性是否自愿，它的暴力是精神层面的，是以对“耻感”的打破来取悦观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再次验证了前述的观点：女人能够为了身体内部潜伏的欲望，出卖自己的羞耻之心。
“绳缚”、“拘束”之类的行为被称做“ソフトSM”（轻度性虐待），在一般的娱乐性报刊杂志上并不少见，可见其普及程度。而有关“SM美学”的论述与表现，首推官能文学作家团鬼六，其近年改编成电影的作品《花与蛇》系列，或可作为欲窥门道者的参考。但是，在观看的时候，不妨想想伊恩?布鲁玛的一个提问：“在这样的娱乐中，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第53节：“美国养的狗”(1)
“美国养的狗”
很多人在和日本人打交道后的一个印象是“欺软怕硬”，另一个是“翻脸无情”，都体现出了日本人的高度现实感。
夏天去横须贺看海，登上了日本最早的西洋式灯塔：观音崎灯台。在顶层的平台上，能够眺望远处的东京湾入口处，两三艘巨轮正缓缓航行。旁边有一老一少日本人，老人正在讲述六十多年前的经历：“海面上全是美国人的战舰，有七八十艘呢……”
他说的大概是1945年8月29日的历史现场，日本战败后，美国海军哈尔西上将率领第三舰队驶入东京湾，准备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那是日本历史上最重大的时刻之一。
归途中没有靠近美军基地，也无从看到第七舰队的军容（恰逢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来日不久）。不过，街边的诸多英语招牌和美式店面，显示出这里浓郁的美国氛围。前首相小泉次子的竞选宣传车驶过，高音喇叭聒噪着，仿佛在提醒大家此地是日本。
导演北野武的主业是电视明星，他在主持的一个节目里，率一干同胞和在日各国侨民大鸣大放，很有意思。这一集的主题恰好是日美关系，北野武请几位在日美国人先说说看不惯日本的地方，一位不知在东京大学留学还是授课的美国男子语出惊人：“日本就是美国养的一条狗！”
这话似乎也只有美国人敢如此直说。北野武等日本人的脸上，刹那间有些挂不住。他问在座的其他外国人：“赞同的请举手。”结果，呼啦啦一片手臂的森林举起，两三个伊朗人更是恨不得手脚并用。好在接下来“认为自己的国家也是美国养的狗”的问题，亦博得韩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侨民的认同，多少让日方挽回了一点颜面。接下来，北野武等人展开讨论，一系列的论据拿到了桌面上，表明若依照现行国际法的定义，日本至少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国家。
第54节：“美国养的狗”(2)
当年的日美安保条约规定，日本要向驻日美军支付一定的防务费，这有点像黑社会的保护费，只不过数额越来越大，2008年涨到了2000亿日元。北野武不仅愤愤然：这么多钱可以干多少事情啊！若说美军的正常活动开支倒也罢了，前几年一名澳洲妇女在日本被美军强奸，日本官方出面给了一笔“慰谢料”（赔偿金），连这个钱也要代付委实离谱。在日美军强奸案多年来屡有发生，但日方很难对美军嫌疑人实施调查和逮捕，因为对方拥有治外法权。美军车辆行驶高速公路免费，车牌自成体系，发生事故日本警察无权过问……据说美国政府每年向日本政府提交一份备忘录，详细列举要求日方“改善”的各种事项，甚至具体到手机更换签约公司后可以免费保留原号码（过去不可以，需要缴费）。
美日之间的这种不对等关系，虽然还谈不上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地步，但有点类似明帝国与朝鲜王国的宗主国与藩属国架构。在明帝国建构的华夷秩序中，宗主国负责保证藩属国的国家安全，但并不深入干涉或全部包揽其内政外交，只要求藩属国“事大以诚”。日本今天的境遇，乖乖掏钱埋单，忍受治外法权，采纳被“建议”诸事，却维系着“盟友”的招牌，堪称一种实质性的“事大”。明治维新的豪杰们殚精竭虑，要让日本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可惜一百多年后，仍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强权。当然，这也是咎由自取。
不过，日本人既然常常表现出极强的“自尊”，为何在美国人面前就可以放弃“自尊”？这是值得探究的现象。对此，评论家大宅壮一说：往好听里说，日本人是一个极富弹性的民族；说得难听些，日本人是没有骨头的民族。其实，曾喊着要“一亿玉碎”的日本人倒并非没有骨头，只是非常现实而已。很多人在和日本人打交道后的一个印象是“欺软怕硬”，另一个是“翻脸无情”，都体现出了日本人的高度现实感。
列出了一大堆在日美军的宗主特权，那么，日本到底是不是美国养的一条狗呢？屏幕的下方打出了制作人员的名单字母，节目就要结束，北野武和观众说了再见。
有的问题不必说出答案。
第55节：欺软怕硬
欺软怕硬
和日本往来，不宜轻易示弱，指望同情和理解更有点冒险。因为欺软怕硬本来就是日本文化的特征。
日本人的劣根性中，这一条或许是最令人生厌和鄙视的。
某晚在车站，看到一辆出租车停下来，满头白发的老司机下了车，打开后门，试图推醒一个西装革履的男青年乘客。老司机大声叫着：“客人先生，客人先生……”男子始终如同酒醉酣睡般没有反应。我猜想他多半是装傻，就站下来看热闹。老司机连喊带推几十遍，只好回到驾驶席打电话报警。不出三四分钟，三名警察驾车赶到，老司机上前诉苦，一警察便走过来查看。就在此刻，奇迹发生了——男子双目睁开，生龙活虎地从座位上站起下车，仿佛一下子回了魂。我不禁莞尔，也证实了自己没有看错。生活中多加留意的话，类似故事或可一见，因为欺负弱者，畏惧强者，本来就是日本文化的特征。
东京的池袋附近是在日中国人活动较多的地域，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前些日子在此举行反华集会，高呼：“支那人滚回去！”“支那人都是罪犯！”顺便，他们还抨击以在日韩国人为主提出的争取外国人参政权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在日美军强奸了多少日本妇女，他们绝不会到美军基地前喊“美国佬滚回去”和“美国兵都是强奸犯”。对于美军或美国人在日本享有的超出日本国民之上的特权，他们也从未如此大张旗鼓地痛斥。看人下菜碟，莫过于此。
今天的银座依然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灯红酒绿的繁华商业区，然而，六十多年前，这里曾竖有一张巨型广告牌，上书“告新日本女性书”：“我们寻求新女性的率先协力，参加慰问进驻军的伟大事业。”实际上就是募集18~25岁的女性，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8日，内务省就用密电通知各地警察机构，着手为占领军筹建“慰安设施”。这是教人哭笑不得的日本式效率。尤其滑稽的是，这个官方性质的卖淫组织在皇居前的成立仪式上宣称：“我等并未有损气节或出卖灵魂，只不过尽不可免之礼仪，并履行条约中之我方义务（可美国与日本签订的条约中并无要求为军队提供性服务的条款），为社会之安宁作出贡献。”该机构名为R?A?A，每名日本女性每天“接待”15~60名美国士兵，直到美军因性病激增下令取缔。R?A?A的一大“成就”居然是为了治疗性病，美国首次将青霉素的专利卖给了日本公司。
在人类的武装冲突历史上，针对对方女性的性暴力是一种常态，近年来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中指出，在占领军“全体日本妇女都是潜在的妓女”的观点下，原有的日本人“野蛮残暴”的印象，被柔顺逢迎的女性形象所替代，日本的“慰安政策”对日后的日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像日本这样主动“献身”胜利者的做法，特别是在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的确是最为独特的例子，或许只能从强者至上的文化角度来予以说明。
强者通吃，弱者受弃的价值观，在一定意义上是日本人拼搏精神的内在驱动力。可是，这种价值观极端化之后的另一面，就变成了欺软怕硬的恶习。今日的日本社会中存在很多针对弱势群体的福利设施和政策，舆论也对弱者加以同情甚至讴歌，但在本质上，日本仍然是一个强弱迥然、强者崇拜的体系，体恤弱者只是为了装点其文明程度。比如，已经在日本中小学校园中常态化的“いじめ（恃强凌弱）”现象，文部省对之的定义是：“对比自己弱小的一方进行持续的心理、身体上的攻击，因对方深刻的痛苦而感到快乐。”被欺负的弱者没别的错，就错在弱；而强者欺负别人也无须更多理由，皆因其弱。至于孰强孰弱，只是一个现实的判断。
在一家中餐馆吃饭，华人老板娘正教育看上去刚来日本不久的孩子：“谁要欺负你，就一定要还手。他们要是人多，你就抓住一个使劲儿揍。”这话糙，理却不糙。媒体采访一位加入黑社会组织的在华日本残留孤儿后代，他说因祖母是日本人缘故，七岁时来到日本进小学就读，遭到同学的谩骂殴打等“いじめ”。他看到父母忙于辛苦工作，也不愿让他们担忧，于是决定反击。当他将一名带头欺负他的日本同学打倒在地后，“いじめ”也宣告停止。
人要现实点没错，整天世界大同四海一家的那是狂想症，但欺软怕硬又无疑现实得过了头，看似精明到家，却不知强弱总在变动之中，早晚免不了吃亏。和日本往来，不宜轻易示弱，指望同情和理解更有点冒险。当然，我也绝非在赞赏愤青，没有什么比战斗意志大于战斗力的人更虚弱了。要想和日本这样的对手平等交流，还真没别的捷径，只要你不是弱者。
第56节：寿司为什么这样红(1)
寿司为什么这样红
日本人的饮食结构中确实有比较健康的一面，但把生食和日本人的人均寿命延长扯到一起，更多的成分恐怕是商业噱头。
我不喜欢吃“生もの”（未经加热、盐渍的食品，主要指鱼、肉类），所以对其看法难免有个人好恶在内，爱好生食的朋友或有不同观点，我只是略抒己见而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食不同不相为仇。
有人初来日本，就对生鱼虾牛马肉样样垂涎，而我在日本生活十几年，仍无法适应刺身（生鱼片）、寿司等食物，有时作陪国内来客勉强吃一点，肠胃总要造反。或许是情绪上的抵触暗示了身体的反应，我总以为人类在进化中从茹毛饮血到用火加热，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没必要非得逆流而上。其实，生鱼生肉咱们古人也曾吃过，叫“脍”，后来因防疫等缘故而放弃。当然，基因中来自远祖的积淀，可能导致一些人对生食（本文用意皆不包括水果蔬菜）的偏爱，但要为之建构优越性理论就难免牵强了。
来日本那年夏天，关西地区爆出一个名叫O157的细菌食物中毒的大案，在学校食堂就餐的近万名学生中招，数人死亡。一时间，日本举国的“生もの”生意遭受重创，我打工的店铺临时撤下了菜单上所有的生食。O157的病因就是未经充分加热，但近年来虽然时不时仍有病例，大规模的集团感染少见了，舆论的关注程度也不热心。毕竟，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人类的记性是很健忘的。
生鱼片和寿司是日本人生食的代表，最大的危险应该是寄生虫，所以进食时配以芥末和姜，据说为了消毒。但据我观察，日本人当中皮肤病比例颇高，怀疑和生食习惯有关，后来读德国著名学者海因里希?施里曼一百多年前的《清国、日本游记》，发现他对日本人皮肤病和食用生鱼的关系有同样看法。一位日本朋友体毛比较丰盛，自嘲说刺身和寿司吃得太多，可见他们自己也有感受。
第57节：寿司为什么这样红(2)
不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以寿司为首的日本料理在海外的流行。Sushi是英语中的专有名词，N多的好莱坞明星都说寿司是他们的最爱。寿司为什么这么红？
任何一种人类的“民族料理”，都不仅仅意味着食用价值和味道、原材料、烹饪方式的差别，更蕴涵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容，特别是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来。波兰学者J?Cwiertka曾留学日本，专门研究日本和韩国饮食，他指出，所谓日本料理的概念，是和日本的民族国家概念一同打造出来的。给菜肴安上国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附加了这个国家的印记。比如说纳米比亚（信口借用）料理，很容易有蛮荒色彩；而说日本料理，就产生了精致的印象。
19世纪中叶日本开国之后，到过日本的西方人对JapaneseFood予以普遍恶评，简直到了“除非真的没东西吃，不会去碰那些难以忍受的食物”（英国军官亨利?诺里）的地步。然而，今天的日本料理，尤其是寿司，成功地打入了“第一世界国家的美食界”，成为中产阶级以上民众喜爱的异国风味。在第三世界国家，日本料理也常常具有高档食肆的身份。事实上，这个变化本身只能说明人类的无理性本质。
日本人的饮食结构中确实有比较健康的一面，但把生食和日本人的人均寿命延长扯到一起，更多的成分恐怕是商业噱头。很显然，生食和地球上其他长寿地域的居民并无必然联系。J?Cwiertka认为，寿司在日本以外最初的滥觞，是美国的加州。当地有为数不少的日本裔居民，但更重要的是，寿司被赋予的自然、健康、反传统意义迎合了此间声势浩大的“雅皮士”运动。“雅皮士”代表食物寿司因而登堂入室，成了高收入、高学历而又特立独行、热爱自然的“精英”们的宠爱。他们将这股时尚带到了欧洲，又进而影响了欧美的普通大众，以至于回转寿司的店铺如今遍布西方主要城市，有的华人餐馆也像模像样地搞起了日本料理。
在华人世界，日本料理的身价也比较高，连廉价快餐吉野家都跟着沾光，仿佛应了南宋哲人陆九渊那句话：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尽管那些生鱼虾牛马肉若出自纳米比亚人之手，很可能要被斥为“教化未开”。
第58节：哪怕附庸风雅
哪怕附庸风雅
企业在商言商，却肯花费不小的金钱于社会文娱活动，尤其是一些阳春白雪的项目，看上去有附庸风雅之嫌。
某年亚冠去J联赛鹿岛鹿角队的主场，在体育场内墙壁上看到俱乐部的赞助商名单，有当地的十几家企业。和中国联赛俱乐部不同的是，日本各俱乐部以地域为依托，一般是由现地的多家企业共同出资协办，只不过彼此金额略有差异。日本男足虽然这些年来火热过几次，但J联赛俱乐部极少有赚钱的，大多是赤字，依靠企业赞助维持。那么，企业们又拿不到中国式的“冠名权”，为什么要掏钱呢？理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J联赛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是提高日本足球运动水平，第二是以体育文化促进国民身心健康，第三是推动国际交流发展。这第二条的责任，就落在了提供财力物力支持职业俱乐部的企业身上。他们出钱建设球队，丰富所在地民众的娱乐文化生活，是为了履行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曾和几位在日本活跃的前中国运动员有过交流，对日本企业在这方面的角色略有了解。日本的竞技体育除了职业化的棒球、足球等项目之外，大部分是企业在担任培养、训练运动员的角色。很多企业内部设有体育部或社会活动部，一方面以运动员担任企业形象宣传，凝聚企业向心力；一方面把这笔开销当做回馈社会的支出，因为观看体育比赛是大众性的娱乐。有的企业对运动员们的管理比较宽松，可以为他们的专业训练创造较多方便；有的企业还真的把运动员们当普通职工，一半的时间要花在工作上。当然，后者的做法对运动员退役之后的生活保障无疑大有裨益，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沦落到去搓澡。
《体育日报》提到了日本体育界多年来流传的一句格言：“运动员应该甘于清贫。”这种说法的真正含义是要求运动员有一种求道般的刻苦精神，同时抗拒金钱的诱惑。当然，日本体育界亿万富翁大有人在，可穷人也确实有。获得过奥运女子马拉松金牌的野口曾长时间失业，靠失业救济金生活，连房租都负担不起。获得过柔道金牌的上野雅惠和获得银牌的横泽由贵都在三井住友海上保险公司上班，收入和一般薪族相同。位于大阪的玩具商米奇屋，支持着11名日本运动员，其中的野村在奥运会上曾获柔道金牌。米奇屋表示，每年用于这些运动员的经费是10亿日元，主要为了烘托公司“给孩子一个梦想”的理念。这些运动员平时不用来上班，但要出席社内大型活动。
企业办体育，是日本体育事业的最鲜明特色。以前看到的数据统计，雅典奥运的日本代表团中，居然有一半以上的身份是企业员工。但是，企业办体育并非没有波折，最大的不利影响莫过于经济状况的恶化，就只好削减预算与规模。近年来，日本竞技体育在奥运等场合的表现平平，多少触动了各级政府机关对加大体育事业投资的念头。不过，总体来讲，体育作为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主流模式。
企业表现其负责任的态度，不仅体育，更广泛的包括各类文化事业。温家宝总理访日那年，在国立剧场和时任首相安倍共同观看演出。我在剧场内看到该剧场的所有者艺术文化振兴基金的介绍，虽然是国立，但其背后是123家遍布各个领域的大企业以及无数个人的解囊捐赠。事实上，日本的诸多文化设施其创立、运营都依靠无关企业对社会文化活动的支持，如汽车巨头丰田也会出资办一座音乐厅。日本政府和民间对于此类在文娱事业上有“负责”表现的企业，官方会在税务方面给予优待，普罗大众则增加了好感与信任。
企业在商言商，却肯花费不小的金钱于社会文娱活动，尤其是一些阳春白雪的项目，看上去有附庸风雅之嫌。同时，日本民众对文艺体育之类事物的热情固然很高，但由于跟风性格等缘故，其中附庸型颇为不少。可是，我倒觉得即便是附庸风雅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它至少还表明“风雅”在价值观上的优越地位，好歹没让“风雅”成为被讥笑挖苦的贬义词。
某个夏夜，东京热闹的池袋车站前聚集了百余人，我走近一看，是在围观一位青年的音乐演奏，左手弹键盘右手举小号，一心两用。不论春夏秋冬，繁华的车站附近总有很多这一类自弹自唱的青年，也有或多或少的路人驻足旁观。他们有的摆了筹款或贩卖自制专辑的架势，有的似乎只是单纯为了表现自我。这位双手互搏的青年技艺花哨，观者甚多。突然，人群中挤出一个黑社会分子打扮的中年人，以骄横的步子走向那青年。我心头刚刚闪过砸场子之类的概念，却见中年大哥从钱包中掏出两张万元纸币，放在了青年募款的盒子里。青年没停下来演奏，略一颔首表示谢意。周围的人们一起鼓掌，向那位大哥致敬。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幕，它展现出了“风雅”的力量。
前些日子去横滨中华街，听说原来仅有的一家音像店也早歇业了。某友人曾感慨，中华街殷商巨贾不少，饭店雕梁画栋鳞次栉比，但没有一家书店，“好像中国文化就是吃”。我想，或许是诸公们都不愿被视为“附庸风雅”吧。
第59节：搭讪培训班(1)
搭讪培训班
搭讪培训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的走俏，都和这个个人电脑时代大有关联。
听说搭讪培训班是国内最近的一个朝阳产业，同时也有卫道士站出来批判，斥之为“臭名昭著的泡妞学”。老实讲，搭讪确实是一门学问。相信很多青少年都曾有惊鸿一瞥之下极想与之攀谈的经历，可惜因自己的怯懦未能付诸行动，眼睁睁地目送斯人背影远走。能不能搭讪，敢不敢搭讪，搭讪应该说些什么，搭不上怎么收场，搭上了又能怎样……这学问太大了，想一想都觉得心惊胆战。那些开班收徒的搭讪“达人”，简直让人心生妒意。
中文的搭讪，对应为日语的ナンパ，乃是日本各大都市繁华地段常见的风景。到网络上查一下，除了大量的“ナンパ术传授”、“ナンパ成功率比较”之外，还有“ナンパ研究会”的组织。ナンパ的定义，一般认为是在公众性场合以主动交谈的方式，针对陌生的异性（也可以是同性）提出约会或性行为的试探。从这个意义上说，“搭讪学”当然包括所谓“泡妞学”，后者说法的“政治不正确”在于忽略了女性的主动搭讪权和同性之间的搭讪行为。假如是女性要和男性搭讪，日语称之为“逆ナンパ”。我想，ナンパ爱好者们不仅追求着成功的ナンパ，更渴望着热烈的逆ナンパ吧。走笔至此，不禁想到明末清初歌伎卞玉京对诗人吴伟业说的那句“亦有意乎”，这就是标准的逆ナンパ，可我们的吴伟业先生竟然“若不解”！数百年之下，ナンパ爱好者们恐怕犹想愤而捶之。
第60节：搭讪培训班(2)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ナンパ还是逆ナンパ，都不应该涉及金钱交易。虽然这未免有些理想化，因为金钱可能是劝诱异性的有效手段之一，但不论男女张口就开价无疑有变成“援助交际”之嫌。一位曾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友人给我讲过他的成功经验：大学时代和同窗在居酒屋聚饮，正好旁边有两位姑娘，就邀请她们过来合为一桌。酒阑人散，他和同窗各与一位姑娘去了情人旅馆，翌日清晨道别。这大抵等同于中国人所说的“一夜情”。
自午后起，若是在年轻女孩喜欢游逛的涉谷、新宿等地，车站周边看上去等待ナンパ的男子比比皆是。其中一些身穿黑色西装的家伙搭讪动机通常并不单纯，可能是劝诱女孩去拍摄色情电影或图片，介绍色情行业的工作等，这算不上真正的ナンパ。几位朋友在独行时遇到过类似搭讪，只要默不做声径自前行，那些家伙跟随数米之后就会识相走开。开口拒绝或接话，都是不明智的做法，或将带来更多的纠缠。不过，大庭广众之下动手动脚的现象比较少见，那是触犯《迷惑防止条例》的违法行为。
有时我在车站附近等人，便可旁观ナンパ的过程，总体而言似乎败多成少，尤其是单独的男女之间，绝对需要愈挫愈勇锲而不舍的脸皮。但假如是几个男生看准几个女生上前搭讪，一方面人多壮了胆，另一方面女孩的戒心也有所减轻，热热闹闹同赴酒馆的场景倒是见过几回。
搭讪的至难，在于那开口的勇气。据说，有的公司为了培养新进员工的社交和推销能力，还命令他们来ナンパ一下。电视上也曾有过从未谈过恋爱的大龄男青年，在别人的鼓励和开导下，尝试着对路过的年轻女性搭讪。我觉得搭讪培训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的走俏，都和这个个人电脑时代大有关联。那些沉浸于虚拟世界中的“宅”人，与活人打交道的能力肯定在退化。别看今天被人批评“臭名昭著”，或许，未来的搭讪教员们会博得心理医师般的地位也说不定呢。至于对ナンパ的道德评价，恕我直言，我还真的很难判断，在对陌生异性的大胆搭讪和正式相识后盘问对方收入多少是否有房有车父母身份如何之间，究竟哪一个更不道德。
既然中国的搭讪事业也如火如荼，总不好说它是独特的日本文化，尽管日本人的性意识、社会氛围等都对此有所影响。能体现日本人特点的是各大学的ナンパ成功率排行榜、哪个地方最利于ナンパ之类的资料统计。据说，东京的上野是男孩ナンパ女生的最佳地点，因为那里多博物馆、美术馆和公园，是艺术专业和文科女生较多的“名所”。而ナンパ的沙漠则是大企业密集的丸之内，那些女白领们多半精明得很，不解风情。
第61节：間違い
間違い
凡事皆有利弊，使用相同的汉字固然令中国人觉得方便易懂，可无形中也阻碍了对日语、日本文化加深了解的意愿。
已故的披头士乐队灵魂人物约翰?列农曾与日本女子大野洋子结为夫妇，另一位艺术大师、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最后一任妻子也是日本裔女子玛丽亚?儿玉。博尔赫斯曾在晚年来日本小住过一个月，多少弥补了一点毕生未能履及中国的遗憾。他在接受访问时说：“在日本，你始终能感受到守护神一般的中国的阴影。这与政治无关，这与日本文化是它自己的文化这一事实无关。在日本，人们感受中国就像感受希腊。”
这段论述出自既非中国人又非日本人的第三方之口，博尔赫斯肯定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但也提到“日本文化是它自己的文化”。就像西方人有时会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相貌分别，对于中华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异同，很多人也稀里糊涂。比较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两种：一种是汤因比，他把日本文明与朝鲜文明、越南文明视为中华文明的卫星文明；一种是亨廷顿，他把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并列，共存的还有西方、非洲、东正教、伊斯兰、拉美、印度六种文明。两种看法都对也都不对，汤因比看到的是古代文化的延续性，亨廷顿看到的是当代国际格局的现实性。比西方人怎么看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自己怎么看。在这一点上的误会，中国人尤其有过沉痛的教训。
在日本诸多接纳外国留学生的学校里，中国学生相对其他国家学生而经常感到骄傲的，是汉字。那些非中国留学生（甚至包括废除了汉字的韩国留学生）提起汉字无不切齿，可中国留学生却能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利用书写汉字进行基本交流。初来乍到的中国人也比其他国家游客更不易迷路，因为汉字随处可见。近年来，随着海外游客和居留外国人的增多，东京等都市的很多指示标志都变成了日语、汉语、韩国语、英语四种说明，前两者的相近乃至相同尤为醒目。凡事皆有利弊，使用相同的汉字固然令中国人觉得方便易懂，可无形中也阻碍了对日语、日本文化加深了解的意愿。昔年梁启超著有一本名闻遐迩的《和文汉读法》，号称是任公与友人罗某的心得结晶，却充分表现出当时国人对日本的无知。事实上，和他相过往的日本人士普遍具备汉学修养，双方的粗浅交流确实没多大困难，但这个错觉称得上贻害深远。中国人看到汉字，就认定意思差不多，进而觉得日本不过尔尔，这样的人今天怕还有不少吧？
梁任公倘若今日来到日本，面对那与汉字平分秋色的外来语片假名，想必会大呼头痛。别说外国人，就连年纪稍长的日本人也常常搞不清楚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没了汉字的庇佑，或者大家会更加认真一些？
来日后不久，见到“間違い”这个词，一下子想到《论语》：“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中文原意是说君子哪怕是在吃饭的一段时间里也不能违背仁的操守，但日语把“间违”两个字拿出来发展出“間違い”这个词，似乎是错误的断句导致。“間違い”的主要意思是完全不对，倒很符合这个词的来由：完全不对。中国人看待日本，以这种“完全不对”的眼光望去，要比人云亦云或自以为是好得多。
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忆，他小时候写作文给日文教师中川，提到“中日同文同种”，中川笔下毫不留情地嘲讽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把蒋校长气得哭了一场。中日两国的“同种”问题，留待日后再说，“同文”也谈不上。日语和朝鲜语都属于黏着语，语法上与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语相近，而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日文中的汉字，成了一个亲缘的障眼法。
不过，片假名虽多，毕竟也是咱们汉字的偏旁部首演化，非要弄一个“新和文汉读”也不是不可能的。某年女排日本巡回赛赛场，听几位中国记者对话：“去哪儿啊？”答曰：“木街儿。”又问：“怎么回去啊？”又答：“毛撇钩一儿。”我听得满头雾水，虚心求教，才知道“木街儿”就是“ホテル”（Hotel），“毛撇钩一儿”是“モノレール”（Monorail，单轨铁道），大笑不已。
第62节：打官司(1)
打官司
日本社会的价值观是强者主导，弱者与其抗争，不如显示出足够可怜以换得强者施舍的同情。
这几天，又有几场中国战争受害者起诉日本国家责任的诉讼正在或将要进行。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民间人士就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暴行，向日本国家或企业索赔的案件为数颇多，涉及慰安妇、强制劳工、无差别轰炸及屠杀等多个方面。因法律程序所限，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大多拖沓冗长，就结果论，个别以企业为被告的案件达成了和解，多数是以日方承认受害人陈述的事实但没有责任给予如数赔偿告终。比较典型的，如东京高等法院最近就七名中国劳工起诉日本政府和四家建筑公司并索赔1.4亿日元一案的二审判决。判决承认“强制掳走平民并强迫劳动是政府和企业双方的不法行为”，也“可以理解”原告认为这种行为违犯国际法的主张，但援引日本最高法院之前作出的“在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个人索赔权已被放弃”最终司法裁决为由，驳回原告的请求。
我去旁听过几次庭审，听到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讲述当年的惨痛经历，是一段非常伤感的过程。可是，诚实地讲，我的心里也逐渐质疑起不断涌现的此类诉讼的意义。
第63节：打官司(2)
在一次浙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的现场，我见到了表情严肃的王选女士。对于她的事迹，我早有耳闻，常年投身于对日民间索赔的支持工作，值得敬佩。然而，我看过国内舆论的很多评价，有点像李白“白发三千尺”的修辞手法，说句不敬的话，窃以为过于夸大了。王选女士是能够“让日本沉没”的人吗？日本就这么轻易地沉没了？她和那些诉讼真的令日本“十分头痛”了吗？或者，一连串的驳回诉讼请求是最明确的答案。
我理解受害者及家属想要个说法或得到赔偿的心情，这是他们不容剥夺的个人权利，也是对人道尊严的捍卫。但在现实境况下，若以诉讼的方式来说，结果基本是注定是失望的，过程也未必会如他们所想“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罪恶行径是广为人知的。战后审判中因此而被处死的B/C级战犯约920人，荷兰（236人）、英国（223人）、澳大利亚（153人）都多于受害最巨的中国（149人）。事实上，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迟到的诉讼可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无意中加强了今天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轻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是强者主导，弱者与其抗争，不如显示出足够可怜以换得强者施舍的同情。几无胜算的诉讼这种做法，恰恰强化了中国、中国人的弱者形象。与相识的一些日本人提到这一话题，他们的回答通常是受害者“本当に可哀相です（真可怜啊）”，但这仅仅意味着表面上的、甚至是礼节性的同情。
和客观上“示弱”的索赔诉讼相比，另一类诉讼更有必要，却鲜有实例可寻。
特别是这两三年里，日本的媒体存在一股热衷中国负面报道的“ブーム”。此一浪潮的根源是日本对变动中的中国越发强烈的戒惧与茫然，但表现为民众对华恶感比重的增高和媒体推波助澜的混杂互动。在主流大报的中国报道中，右翼色彩的《产经新闻》说出“中国媒体都归解放军总参谋部掌管”不足为奇，自由主义色彩浓重的《朝日新闻》也杜撰“去长野欢迎奥运火炬的中国人每人得到了大使馆发的两千日元”。一家发行量较大的周刊则说，姚明的父母“是中共强制撮合结婚”，为了进行“人种试验”，姚明是“试验产下的怪物”。北京60年国庆演练当晚日本共同社记者“被打”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作了发生原因的细节说明，但以《朝日新闻》为例，其报道仅说中方“表示遗憾”，原因“中国警方没有解释”。所以，日本媒体涉及中国报道的水准往往极其低下，缺乏良知的擅改、隐瞒与偏见和钳制新闻自由其实是一丘之貉。
对付这种几乎是信口开河的“报道”，法律诉讼倒不失有效的手段。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等政要，多次起诉《经济学人》、《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外国媒体涉嫌诽谤，并且每每以胜诉令对方道歉赔偿告终。
姚明的那个例子，如果起诉恶意诽谤应当极有胜算，而多少会警醒一下越来越口无遮拦的日本媒体。这样的官司也许更有现实意义吧。
第64节：爱美的国民
爱美的国民
我们常说做事希冀“尽善尽美”，在日本人这里，“尽美”似乎比“尽善”更重要，抑或“尽美”本身就是“尽善”。
电车或地铁的车站里，有时会看到挂满整面墙壁的画展，作者是附近中小学的学生。某些展览有特定的主题，某些则任由孩子们自由挥洒。倘若有点时间，我很乐于驻足观赏这些稚气未脱的作品，也能从中试着了解日本儿童的心灵。虽然我对美术没有什么鉴赏力，但其中一些画作的构图与色彩，表现出了让观者惊奇于作者年龄的水准。类似的儿童画展，在不少公共场所都有展示，事实上也展示着日本人对美育的重视。
如此看重美育，是因为爱美。
戴季陶的《日本论》有一个显示他不凡眼力的章节，即“爱美的国民”。他把“爱美”视为日本之所以强盛、发展的两个最基本力量之一，这不能不说是洞见，超出了那些絮絮叨叨于什么君主立宪的前辈和同侪。戴季陶说：“日本的审美程度，在诸国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高尚当然只是一面，粗俗的另一面其实也有。《浮世绘》的很大一部分渊源，本来就是春宫画。但普遍这一点应当是确定无疑的，而且至今依然。
不过，戴季陶对日本人爱美的论述，停留在称道肯定的层面，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他似乎也认可了“美是生存意义当中最大、最高、最深的一个意义”的日本式观念，所以未曾涉及当“美”被当做终极追求的时候，会发生过犹不及的扭曲。最常见的例子，是“美”与“善”的冲突。至美非但不一定意味着至善，相反，可能是以“恶”的面目出现。在日本文学中，被誉为“耽美”、“唯美”的大师级人物谷崎润一郎，是一位极具标志性的研究对象。他的美学观追求虐待快感和官能享受，自诩为“恶魔主义”。在名作《春琴抄》里，盲女琴师春琴与仆人佐助畸恋，佐助为了保持毁容的春琴在自己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欣然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谷崎的“唯美”虽然另类，但日本人的爱美之心，使他们对大众美育的普及深入下了不少工夫。1950年，战后的百废待兴阶段，以“振兴日本美术教育”为宗旨的美育文化协会成立，成为幼儿园到大学的美育教师们的专业组织，并发展为日后的财团法人。以美术教育为例，日本从幼儿园起步的层级传授，使得民众的鉴赏力与创造力都得到提升，进而回馈经济产业，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计大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无论是服装、平面视觉，还是工业外观、建筑等各个领域，日本的设计师成就有目共睹，其源头应当来自扎实的美术教育。任何一项事业，若能达到举国普及的程度，就必然会有所成就，就像乒乓球。
另外，美育和日本人经常被称道的一个特点——认真——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我们常说做事希冀“尽善尽美”，在日本人这里，“尽美”似乎比“尽善”更重要，抑或“尽美”本身就是“尽善”。因此，他们带着对“尽美”的宗教般的热情去发掘、打磨、修缮，自然也就达到了认真的境界。
九年前的春天，在东京曾和已故的画家陈逸飞先生畅谈过几次。陈先生向我讲述他的“大美术”概念，以及他在时装行业上的事业心。他说：“说到美术，大家就以为不就是画画儿？这个误区必须要走出来。”我提到与日本相比中国教育中美育环节的薄弱，他也深有同感，并说曾就中国美育的内容、现状等缺陷向高层反映过，希望能得到重视改善。如今，陈先生遽归道山亦有四年了，想起那时的情景，教人格外欷?#91;。今夜写作此文，谨敬心香一瓣。
谈论日本，最后总是要说回中国。戴季陶说：“一个人如果不好美不懂得审美，这一个人的一生，是最可怜的一生。一个民族如果把美的精神丢掉，一切文化，便只有一步一步向后退，而生存的能力，也只有逐渐消失。”这话当然意有所指。在那一章的结尾，他苦口婆心地道：“我希望中国的青年们要猛醒啊。”
中国的青年们，你们听到了吗？
第65节：图书馆(1)
图书馆
自中央以下直到地方，各级图书馆馆长都在本地公务员体制中处于较高的级别，显示出了日本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
曾说过若有一天离开日本，有两样事物最堪怀念，一是铁道，二是图书馆。
之所以对图书馆这么看重，主要是受过刺激使然。十八年前考上大学，最向往的就是那号称藏书160万册的图书馆。可是，入学以后才发现，我能借阅的开架书库藏书大概连十分之一都不到，需要填写资料的闭架书库则可窥而不可求。为了借几本英国文学作品，我不得不和脸色乖张的管理员陈述法学专业学生阅读侦探小说的必要性，她或许是感到不耐烦，总算恩赐了一本。后来，我在校外找到区立的图书馆，交了押金办个期刊阅览证，虽然书刊有限，好歹不用受欺。那座图书馆是一栋敝旧的建筑，后来的命运应当和少年宫、工人俱乐部之类的公共设施一样被地产商“开发”了吧？
初来日本的寓所不远处，就是东京某区立图书馆的一座分馆。因为靠近规模较大的团地（国营公寓）小区，这座分馆的声势也颇壮观，我进去之后顿有流连忘返之感。后来，不管搬迁到哪里，安定下来就去找附近的图书馆，不论大小，每一次都给人以深切的感动。目前居住地是一座人口50万的城市，共有五座图书馆，总藏书80余万册，最大的中央图书馆落成不久，设备先进舒适；此外还有两个图书分室和几辆汽车组成的“移动图书馆”，方便较为偏远的住户。只要拥有当地的住民身份，就可以办理一张证件，除了书籍杂志，还有大量的音像制品，全部免费借阅。一旦有想借的书刊或音像制品本馆没有收藏，可以通过流通系统从所在市、县的其他图书馆调来。这种公立图书馆的建设和维持费用来自民众的税金，对于爱书人而言，为这个交税是心甘情愿的，并且也身受其益。
第66节：图书馆(2)
在外国人居民较多的地区，图书馆内或有一定数量的外语书籍，一般是汉语、朝鲜语、英语、葡萄牙语等几个语种。本市的中央图书馆内，中文书籍大约有一千册，娱乐性的从金庸、梁羽生、古龙到安妮宝贝、韩寒等，严肃的有古典诗词曲赋到新文学大系。不知道负责选购者是哪一位，作为小型书架，基本上做到了雅俗共赏、学娱兼备。
图书馆在日本所受的重视，从一个细节上可见。日本的国家公务员薪俸等级中，首相以每月2255000日元高居榜首，和首相平级的是国会两院议长、最高法院院长（月薪2073600日元）；接下来的一级包括内阁大臣、最高检察署署长、两院副议长，还有一位就是国会图书馆馆长，月薪1513800日元。自中央以下直到地方，各级图书馆馆长都在本地公务员体制中处于较高的级别，显示出了日本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
现代图书馆在日本的历史不过110年。此前是皇室、贵族、武士的文库时期，日后出现了逐渐扩大的庶民文库和贷本屋（租书店）。福泽谕吉在欧洲考察的记述中，详细介绍了西欧各国的图书馆，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1872年，明治政府设立书籍馆，掀开了新的一页。1899年，明治政府下达图书馆令，将图书馆作为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环，导致日本的图书馆数量出现了飞速的增长，从该年的全国32座变为1912年的541座。此后，图书馆的发展脚步几乎毫不减缓，1936年，全国已经有了4609座。需要指出的是，图书馆在这个时期的意义，更主要是作为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宗旨是宣传“良善的知识”，“排除不好的东西”。所谓“良善的知识”，其核心不外乎是天皇的《教育敕语》代表的国家主义信念；而“不好的东西”与其说诲淫诲盗的书刊，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自由民主观念等“异端”思想。
今天的日本各级公立图书馆，恢复了社会公益设施的面貌。加上私立图书馆，一共有3126座，藏书3.7473亿册。另外，大学图书馆尚有1660座，藏书3.896亿册。日本是书籍的出版大国，但学术性著作肯定也面临着销路不佳的处境。我总觉得这么多图书馆的另一项功能是客观上“消化”了学术性著作，毕竟，一本书只要大部分图书馆都能购入的话，至少就有了几千本的销量。对于社会的文化事业发展来说，有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
第67节：風俗
風俗
日本是“風俗”业大国，其中的业务形态，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去日本走了一圈，可千万别说您考察了日本的“風俗”。
“風俗”应当是现代日语和汉语最容易产生误会的词语之一了。在日语中，它的本意和汉语基本相同，就是指某地的风土人情、习俗世相。后来，对于麻将店、舞场等娱乐场所，官方因为担心影响社会风气，即所谓伤风败俗，要求这些店铺办理“風俗许可”，渐渐地就把此类需要许可的店铺称之为“風俗店铺”。提供性服务的色情业，当然也要申请“風俗许可”，于是就有了“性風俗”。这个词继续流行简化，乃剩下“風俗”，变成色情业的代名词。日本的词典中也特别注明：“風俗”不说清楚的话，会导致严重的曲解。若自称考察“風俗”，就等于坦承寻花问柳了。
日本是“風俗”业大国，其中的业务形态，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以消费金额来看，从最便宜的2000日元（ピンクサロン，粉色沙龙）到100000日元以上（高级ソープランド），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日本对各个产业的市场规模有详尽的数据统计，比如说汽车业，2008年大约是49.4兆日元；再比如24小时便利店业界，2008年约为6.7兆日元。不过，“風俗”产业的统计就非常困难。一来因为不少业者逃税漏税，更有大批色情店铺的后台是黑社会组织，能够用洗钱等方式转移收益；二来一些店铺虽然只是为陌生男女提供见面聊天场所，但双方此后会发生金钱肉体交易，而这一块金额就没法计算。所以，关于日本“風俗”产业的具体规模，有的数字说是1兆多，也有的认为多达7、8兆，总之不是一个小数目。要知道，整个广告业界的市场规模也不过3.9兆而已。
先说说日本“風俗”业的一个现象。与明治维新差不多同时，日本有些年轻女子赴海外卖身，此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二战。在清季士人的记述中，当时上海有所谓“东洋茶馆”，其中的“彼邦二八妖姬，高髻盘云，粉妆替雪，亦觉别饶风韵”，恩客只要两块大洋，“则广中大庭，不难销魂真个”，以至于“少年寻芳客趋之若鹜”。而在日本本土，中国留日学生的前辈郁达夫，是在名古屋的一家妓馆里告别了童贞。但是，今天的日本“風俗”店铺时常能看到“不接待外国客人”的标志，有的店铺虽然没写，进去后也会被婉言拒绝。公共浴池拒入外国客，人权组织可以起诉国别歧视。可“風俗”业就可以公开这么做，因为恐怕没有哪个外国人会诉诸法律公然捍卫自己的“买春权”。问过在色情按摩店做店长的日本人，他解释说那并非歧视外国人，主要的原因是安全，既防止双方语言不通引发误会，也便于政府的卫生管理，假如是“日语流畅整洁和善”的外国人，一些店铺并不会拒之门外。这几年日本经济不景气，色情业受到了不小影响，为了赚钱，也有店铺反倒欢迎起外国游客，而且价码翻番利润加倍。
“風俗”店集中的地段就是“風俗”街，即红灯区，日本各大城市都有一条甚至几条这一类街道。最著名的或许是新宿的歌舞伎町，其实近年来因为警方取缔较力，声势略有萎缩。海外寻欢客慕歌舞伎町之名，纷纷来此觅求“日本妹”，可往往遇到的都是乔装打扮的本国同胞。对日本人来说真正闻名的色情店铺集中地，是距离上野不远的吉原，该地是全日本最大的ソープランド中心，150余家占据了全国总数1400家的1/10强。自1958年4月1日起，公开卖淫在日本历史上首次成为法律禁止行为。不过，ソープランド的存在使得这个法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伊恩?布鲁玛指出，ソープランド的服务内容是一场“肥皂式性杂技表演”，而且，尤为特别的是，在此过程中，男性顾客“保持着相当的被动状态”。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如同花道表演一样，在完成她的工作后有礼貌地送别。
吉原的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江户时代的“游廓”，距今已近400年。顺便说一句，此间有多家“高档”店铺以接待明星、大款著称，著名女星松岛子出道以前，被传闻说是吉原的“泡姬”，身价为80000日元。
吉原邻近的莺谷，有密集的情人旅馆，是“韩国出张”（按客人指定去旅馆或住处提供性服务）型色情店的大本营。由于韩国和日本之间有三个月的观光免签协定，带动了这一产业的迅速壮大。吉原加上莺谷，应该是日本色情业比重最大的地域了。
我所住的西川口，车站的另一边曾是日本具有全国性知名度的红灯区，三年前因居民反对，警方采取强力措施，一度令大部分店铺关门。市政府和街区负责人士呼吁要把“風俗”街改造成美食街，可不出两年，化整为零的“出张”型色情店卷土重来，势头极猛。食色性也，可看来经过这一轮交手，食还是抵不过色。
第68节：被割裂的古典(1)
被割裂的古典
日本人一方面非常看重古代中国的文明成就，另一方面又贬损敌视当代中国的一切，这种分裂耐人寻味。
东京申奥落败，最伤心的应该是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普通民众对申奥的兴趣向来不高，但明年即将卸任的石原，把这一战当做了其政治生涯尾声的重头戏，所以失利后愤而出言指责里约热内卢搞猫腻，弄得巴西人甚为光火。去年年初，曾代国内的某体育杂志采访过石原，那也是他首次接受中国大陆媒体的专访。在交谈中，他提到了自己曾受的汉学教育，对唐代诸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喜爱。这倒不是吹牛或客套，他那一代人的古典汉学教养确实还蛮扎实。1998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位作者来日，曾和他见过面。石原当时大谈中国古典文学，事后对客人的水平还颇有微词。
采访结束，请他题个字，他写的是“欲曙天”，语出白居易《长恨歌》。白居易在日本的声名极盛，我想“老妪能解”应该是重要因素，日本人直观汉字也能明白八九不离十。
石原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尊崇和他对现代中国的态度，无疑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大家都知道日本天皇的年号取自中国典籍，明治、大正出自《易经》，昭和、平成取自《尚书》。一方面是如此看重古代中国的文明成就，另一方面又贬损敌视当代中国的一切，这种分裂耐人寻味。最荒诞的是我有一次在涉谷拿了本右翼的反华杂志，名曰《大吼》，封二上写着“‘大吼’出自《水浒传》中‘鲁智深一声大吼’”。拿《水浒传》和鲁智深辱骂中国人如何如何，平添了几许滑稽色彩。
近年来，一些政经界名人对日本年轻一代的汉学素养下滑而忧心忡忡，但实际上，教科书中汉学的内容并不太少。表弟的高中国语教材中有一册《精选古典/汉文编》（明治书院出版，文部省检定），不妨看看其目录。
第69节：被割裂的古典(2)
故事类包括：断肠（《世说新语》）、漱石枕流（《世说新语》）、推敲（《唐诗纪事》）、塞翁失马（《淮南子》）、卧薪尝胆（《十八史略》）；诗包括古体、近体两类，有《诗经》的“桃夭”、“硕鼠”两篇，《乐府诗集》的“子夜四时歌”，《文选》的“生年不满百”，王之涣《登鹳鹊楼》，王维《竹里馆》，常建《塞下曲》，李白《早发白帝城》，杜甫《月夜忆舍弟》，崔颢《黄鹤楼》；史传类选了司马迁《史记》的《鸿门之会》；思想类，《论语》选了学问六章、人生五章、政治理想五章，《孟子》选了“忧患安乐”、“牛山之木”、“仁者无敌”三篇；古文则有屈平《渔父辞》、陶潜《五柳先生传》、韩愈《杂说》、柳宗元《捕蛇者说》四篇；寓言类较多，有《公输》（墨子）、《混沌》（庄子）、《不龟手之药》（庄子）、《沤鸟舞不下》（列子）、《唇亡齿寒》（韩非子）、《慈惠亡国》（韩非子）、《且买履》（韩非子）、《不死之药》（战国策）、《以不解解之》（吕氏春秋）。文字之外，尚且附有中国文化史年表、古汉语重要句型表、孔圣等历史名人画像、书法绘画作品和文物等图表资料。老实讲，作为外国教科书，这些安排相当丰富。但是，细心看来，其中有一个特点，即几乎集中于唐代之前，只有《十八史略》是宋人所著，至于宋代以后完全付诸阙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体现了日本中国史名家内藤湖南的观点，即中国自宋代就进入了近世，所以古典的概念就局限于唐以前的上古、中古。从某种程度上，它再次印证了日本人把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完全割裂开来看待的不当观念。
导致这种观念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蒙元、清的两次异族入主。元军进攻日本挫于台风，很多官兵被俘，日方将南宋新附军之外者尽数屠戮，“唯唐人不杀”，从中可见其“华夷观念”。而清代明对日本人的对华态度之影响，学者葛兆光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一文论述甚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