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节：黑人和日本人(2)
大批的黑人来到日本，是以二战后的美国占领军身份。说到由此而生的黑人日本人混血儿，中年以上的中国人自然会想起著名的电影《人证》。这类混血儿多少受到了一些歧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歧视未必来自于肤色，更多或源于那些母亲们的经历。去年年底，美（黑人）日混血的演唱歌手JERO不但拿下年度唱片大奖的最佳新人奖，还在红白歌战中登场，成为很受喜爱的艺坛新星。
一般来说，日本人对黑人的看法正面较多。其中美国文化的影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棒球中的黑人球员、黑人歌手，也包括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话说回来，日本女孩喜爱黑人的一个无须讳言的原因，自然关系到性。在日本的成人影视作品（所谓AV）中，日本女演员与黑人男演员的片子并不少见，有的音像出租店甚至还设有黑人对日本女优的专栏。一些出名的AV女星会专程前往国外，与一众黑人共同拍摄作品，找白人搭档的反倒寥寥。假如从表象上来看，这类作品也许会被当做日本女性对性愉悦的张扬追求，然而，考虑到AV的主要观众是日本男性，其内涵就不那么简单了。
几年前，在一家中国商品贩卖店购物时，见到一位黑人顾客，操着流利的京味儿中文讨价还价。随后，我和他一起乘电梯下楼，好奇地问：“请问你的中文在哪里学的？”
“北京啊。语言学院。”
“水平真不错。”
“谢谢。”他笑了，露出雪白的牙齿。
我又问：“在日本生活得怎么样？习惯吗？”
“很好啊。”他说。
我想请他对比一下在两个国家生活的感受，觉得过于冒昧，电梯又到了底层，只好道别。现在想来，未能听他深入聊聊中日文化的比较，有一点遗憾。
其实要想问这个问题，有一位人选最适合不过，他就是北野武旗下的黑人艺人佐马洪（ゾマホン，Zomahoun）。佐马洪出身西非贝宁，1987年至1994年间作为公费留学生在中国北京语言学院留学，并获得硕士学位，据说对孙中山的思想极感共鸣，热爱毛泽东。他说最想去的国家是日本，来中国则是因为中日相邻而且中贝之间有公费留学制度。在华期间，他曾为非洲国家使节担任翻译，还打工洗车，后来经日本友人介绍赴日，一度潦倒，1998年被发掘参加北野武的搞笑节目而走红。日本维基百科称他为“亲日派”，他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第26节：钱汤
钱汤
钱汤的起源，据说是镰仓时代的寺院为僧侣们洗澡所设，也免费接待外来民众光顾。寺院主导的这个公益事业中断后，就出现了收费的公共浴池。
打开电视，看到一个节目在谈钱汤，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公共浴池，想来已经有多年没去过了。现在住所的附近也有一家，某日经过门前时想起十几年前的往事，便去了一次。
钱汤的起源，据说是镰仓时代的寺院为僧侣们洗澡所设，也免费接待外来民众光顾。寺院主导的这个公益事业中断后，就出现了收费的公共浴池。古时的钱汤曾容许男女混浴，后来江户幕府下令禁止，但未能悉数封禁。当时的钱汤不仅是维持公共卫生的场所，更起到平民交流和娱乐场所的作用，就像今天的一些大型温泉洗浴设施也会安排文艺演出助兴。不过，随着现代住宅自带浴室的普及，除了温泉之外，普通钱汤受到了极大冲击，成为不折不扣的夕阳产业。据说在原本比较集中的大阪，钱汤正以每年几十家的速度关门停业。
十几年前寄住的留学生寮破旧不堪，一楼的洗浴间冬天难以利用，打工回来要去洗澡，只好去邻近的一家钱汤。那一家在钱汤中属于中上档次，入浴费约800日元，设有三种水温不同的池子，还有药浴和冲浪浴、露天浴及桑拿室。午夜以后，里面的顾客不多，我曾浸泡在水中，享受难得的休憩时光。
这次去的钱汤简陋得多，费用亦只有350日元，但因年深日久却颇有古意。比如男女更衣室之间，并不像现在的洗浴设施那么隔绝，当中只有一板区别。在分界线处，有一个类似排球比赛中球网处高坐的裁判席那样的椅子，足以俯瞰两边。后来查资料，那个位置叫“番台”，专供管理者高踞之用。那天的番台上，坐着一位四十余岁的妇女，不知道是店主的女儿还是儿媳。男子的更衣处尽在她目光所及以内，男客们要在她面前脱去衣服。这种现象，初来日本的中国人肯定会感到惊异。事实上，在那些大型温泉洗浴中心里，也不时有负责清扫等工作的中老年妇女在一众裸体男人当中走来走去。而在公共厕所中，中老年妇女清洁工人更是进出无碍。记得来日之初，我到打工的东阳町车站上厕所，发现男女厕所居然混用一个，而解手时听到响动，回头惊见一位女清洁工来取工具，着实吓了一跳。分析的话，如果以善意角度出发，可以理解成中老年妇女如同母亲，男人们都是母亲所生，在母亲面前自然也没什么好特别扭捏；可假如带批判眼光来看，这或许能体会出歧视女性的潜台词：难道中老年妇女的性别特征是因年老色衰而被完全忽略？
这么一想，文化差异就出现了。我来日本那年，赶上媒体报道北海道的一桩人权诉讼案。几个俄罗斯水手脱了衣服后直接跳进钱汤的浴池中，导致店主在门前立起了“外国人禁止入内”的牌子，结果被人权组织告上法庭。店家后来败诉，但在钱汤里添加了“要先在淋浴处把身体清洗才能入池”的提示标志。我想到小时候曾去过的一些公共浴池，也和日本的钱汤不同。大家先泡到浴池中，然后再去淋浴，据说这样才能洗干净身上的脏垢。因此，倘若去得晚了，水池里会比较脏，水面上漂浮晃动的皮屑灰垢至今仍能记起。泡完了再冲洗，先冲洗再去泡，两者之不同实蕴有观念分歧。
看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写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提到当时的日本人对清留学生印象不好，其中一条是“不爱洗澡”。来自北方的中国人因水资源缺乏（特别是京津地区），洗澡频率不如日本人是必然的。别样的生活环境，也就造成了文化的差异。
前几年，西安某大学闹过一出日本留学生“下流剧”事件，险些演变成中日学生的严重冲突。可是，说那几个日本青年故意在中国学生面前公然侮辱主人，我倒觉得未必。在日本生活略久的国人，看日本人的一些“祭り”或电视节目恐怕都会有“下流”的观感。就在那些天，巧合的是，我正在读夏目漱石的小说《从此以后》，里面主人公的用人喊着要去看“支那留学生的演剧”，因为“那些支那人居然好意思，脸皮真厚”。夏目没有说明中国留学生们演的是什么戏，即便是对于深受汉学熏陶、能写一手不亚于中国诗人的汉诗的他而言，文化差异的鸿沟可能也是在所难免的。
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说：“我常觉得日本男子在他的奋斗生活当中，有两个安慰，一个是日本人所最喜欢的热汤沐浴……”至于夏目小说中提到的情节，东京大学教授上田在1898年的《关于中国留学生》一文中写道：“尤甚者，于男女关系，旅日中国人中声名狼藉者不知凡几，永田町边常闻丑恶之声。”不知道他说的具体是什么情况，但永田町为今日日本国会所在的政界重镇，世事变幻果然无常。
第27节：君子之交淡如水(1)
君子之交淡如水
“絆”既承认了在家族、友人等状态下人和人的难以割舍，又指出了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可能会对任何一方构成牵扯妨碍。
我们这一代人，在烟雾缭绕的录像厅里消磨了太多的青葱岁月，而吴宇森、周润发等人合作的《英雄本色》等一系列江湖枪战片，曾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当时，我看到的录像多是带日语字幕的版本，还觉得蛮奇怪，来了日本后，才知道这些电影在很多日本影迷心目中也有着近乎神圣的地位。在我初来日本的那几年，至少有过两个元旦的后半夜，电视台连续播放着《英雄本色》和续集。日本雅虎的一个网民投票中，《英雄本色》在二十年后仍然能占据最受欢迎国外电影的前五强席位。一个中年影迷留言说他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观看时的感动和震撼，以及诸多迄今仍不可超越的枪战场景。
因此，在录像带出租店里，我特意看了香港电影所在的片架，一部影片的名字吸引了我：《狼たちの絆》。从剧照一眼便知，该片是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的《纵横四海》，日文译名是什么意思呢？我开始注意到“絆”这个字。
“絆”在日语中最主要的意思，用于形容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之间难以切断的联系”。比较常见的用法，如夫妻之“絆”，亲子之“絆”，朋友之“絆”等。我感到很吃惊，因为中文里“绊”的意义，从感情色彩上讲并不算正面的。绊脚石、绊马索是阻碍性的麻烦，绊子等同于阴谋圈套，羁绊常常指无奈的束缚。事实上，“绊”字源于套住牲口的皮带，词典中解释成“行走时被别的东西挡住或缠住，引申为束缚或牵制”。日本人却把这个字用在本应表示友爱情感的场合，说明了什么？
第28节：君子之交淡如水(2)
有时和朋友聊天，会聊到一个有趣的话题：日本人在日语中采用中文汉字的时候，是何种情景？有何种思考？我不是语言学专家，但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有些汉字的意思中日两国大抵一样，有些相差甚远。这个甚远里面，有的显然是交流中生成的误解或臆想，有的却包涵了他自己的主观感情与思考。这个“絆”字，又属于哪一种情况呢？
不论如何，“絆”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解日本文化的一个侧面的钥匙。日语词典中对“絆”的近义词给出了“缘”，可是，中国人一看就能理解，“絆”和“缘”两个字有太大的分歧。“絆”的含义指“难以切断的联系”，但没说出的台词却是对“假如能够切断的话”的暗暗肯定。哪里会有动物心甘情愿地被拴住操纵呢？体现在日本人对人际关系的态度上，很容易能体会到一种对伦常情感的复杂立场。一方面，“絆”承认了家族、友人等状态下人和人的难以割舍；另一方面，“絆”指出这种难以割舍可能会对任何一方构成牵扯妨碍。前面讲过日本社会存在的弃老、杀亲现象，其实就是人际关系的疏离淡漠，而这种疏离淡漠或许多少来自对“絆”的认知。
老实讲，“絆”字的意义是现实的，它突出了人际关系的两面性。相信每个对自己的内心诚实面对的人都会有同感，我们在亲人、爱侣、友朋等种种关系里，固然得到过真诚热切的爱、慷慨的信任与支持，但也会遭受曲解、伤害和违心的迁就。参见之前的中日“心”与“礼”之别，中国人一下子就要深入内心，作最直接的善恶价值判断，所以只好遮掩或迁就人际关系的“絆”；而日本人却用表面化程式化的“礼”，将人际关系的交往多半停留在礼仪层面，刻意地避免被“絆”。
2003年，霍建起导演的影片《暖》在东京电影节获奖，是一次迟到的“追封”，因为此前他的《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创下8亿多日元的惊人票房，而且是在岩波剧场一家影院。与之相比，该片在中国本土市场据说连一张拷贝都卖不出去。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我在岩波看了一场，观众几乎全是白发老人。打动他们的，应该是影片中的父子关系。在日后张艺谋执导、高仓健主演的《千里走单骑》中，又出现了一对交流冷淡的日本人父子与一对长幼情深的中国父子的对照。
世人谈中日两国的发展方式和里程之对照，这个人际关系上的区别有必要加以注意。日本人的“絆”意识造成了一些中国人看来有虚伪、冷酷之嫌的现象，但减少了社会群体中的人际关系摩擦，降低了由此而来的内在损耗，从集团性上增强了运行力量。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要贬低或否认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理念。两种态度各有其优点缺陷，中国人温情但有点理想化，日本人现实但失之冷淡，其偏颇之处都会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也许，在这两者中间，有一个中庸融合的境界最好吧。
第29节：文字密码
文字密码
人类创造并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可避免地蕴涵了言说者的情感态度。一个民族的语言特色，必定与其性情、习俗等有极大联系。
有一段时间肠胃不好，去药店买药，店家推荐了一瓶“征露丸”。我还不知道其疗效，仅仅看了小盒子上的文字图画，就决定要买来试试。为什么？因为“征露”就是“征讨露西亚（俄罗斯）”之意，显然是日俄战争期间的军方药品，这个历史背景便颇有趣了。
该药疗效不错，特点是味道极重，手上拿过也会残留下强烈的气味。后来和日本朋友说起，原来它是备受欢迎的家庭常备药品。如今，该药已经进军中国市场，名字改成了“正露丸”。在日本，“征露丸”和“正露丸”两种名字都有存在，后者是刻意为之，欲减少一点战争背景的杀伐之气。然而，在对古文经典熟悉的人看来，这是个更加好玩的小把戏。汉字的“征”，本来就有“正”在，因为中国传统史观，或者说儒家道统讲“征”是为了“正”秩序。亚圣孟子说“征”是“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征之为言，正也”。“正露丸”比起“征露丸”，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义战”的意识形态都大大增强了，不但没减轻兵火之气，还浇上了轻蔑的油。反正俄罗斯人又看不懂汉字背后的玄机。
俄罗斯人不管“正露丸”，却曾对被称为“露西亚”而耿耿于怀。露这个字，不管是暴露还是露水，意思都不大好。尤其是日本自诩旭日东升，朝露岂不要被蒸发？所以，今天的日语中称俄罗斯，都用“ロシヤ”（简称ロ），和“支那”一词的命运多少相似。
在称呼外国外族的名字内加入褒贬色彩，源流还在我国，如新之王莽曾诏令将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今之部分韩国人自诩高句丽后代，连“汉城”都受不了，必定抓狂）。而近代以来，东亚一下子被拉扯到西方主导的全球概念当中，那么多外国要命名之，选用哪一个汉字便成了值得琢磨时人心态的要点。事实上，很多外国地名虽然在现行日文中采用按照发音的片假名，但原本都有汉字。和汉语对应的话，维纳即维也纳，伊太利即意大利……葡萄牙英吉利等则完全相同。汉字表意，即使是单纯取其谐音，总让人有意在言外的感觉。中文日语里最突出的例子，非“美国”、“米国”莫属。有日本朋友玩笑说，你们中国人总说我们日本人崇America，可中文为什么叫“美国”，America就那么美？我只好用狡辩的口气说：日文不是也叫英国，English难道就那么“英”？
选字之时，感情色彩是必定有的。最初中国人翻译西方列强国名，还清一色加了“口”字旁，以示对“非人”夷狄的蔑视，遭到抗议后不得不作修改。英国之所以“英”，因为大不列颠帝国当时雄踞世界霸主，中国败于其发动的鸦片战争备尝屈辱，日本则曲意要与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结盟（1902年的日英同盟）。反观美国，当时的中国人认为美国在列强中对华最为友善，每每冀望它能主持公道；而日本人却难忘“黑船”带来的惊恐，更和美国在东太平洋存在利益冲突。日美之战于1941年爆发，但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军方就制订“橙色计划”筹备对日作战。一个用“美”，一个用“米”，各有根源。
我不敢妄议日语研究，但说到当代日语对中国人名的称呼，还有一个问题颇感兴趣。如若华人使用汉字姓名，而这些汉字日语内也都有对应的情况下，有的用片假名直接音译，有的用汉字和日语音读，其间规律何在？举简单的例子，成龙一般被称为ジャッキー?チェン而非“成龍”，姚明则有ようめい（日语音读）和ヤオミン（直接音译）两种读法。问过一些日本友人，都说不出所以然。以日语音读方式读中国人名，有时会闹出笑话，比如男星李亚鹏的“亚鹏”发音接近日语的“阿呆（蠢货）”；但若用直接音译方式读中国人名，同样难以避免尴尬，比如“王（ウォン）さん”听起来和“小狗”的昵称类似。
人类创造并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可避免地蕴涵了言说者的情感态度。中日互相指称的“支那”与“倭”的纠葛，至今仍余波荡漾。不过，日语有汉字有假名，又有音读有训读，咱们的汉语明显吃了亏。一个民族的语言特色，必定与其性情、习俗等有极大联系。日语的片假名或平假名、音读或训读“双轨制”，本身并无多大必要，似乎就是故意在隐藏着所指。罗兰?巴特意识到了日语的这一特点：“功能性后缀词的广泛应用以及接续词的复杂性，意味着：主体通过某些预防性、重复性、拖延性以及坚持性等手段——它们最终的容量恰恰把主体转变成一个空无言语的巨大外皮……”说白了就一句话：本来就不想讲清楚。昔年日本官方在致唐廷的国书中，用训读把“天皇”写为“须明乐美御德”，连张九龄这样的一代贤相也着了道儿。
第30节：为啥学外语(1)
为啥学外语
日本外语培训机构的宣传材料上写着其最高目标是：“不用字幕就能看懂外国电影。”
闲聊在日本找工作，朋友说最好是教中文，理由很简单：“咱们是中国人啊。”说老实话，这还真就未必。以前听说日本警察聘请中文老师，指名不要福建福清人，因为他们在北京留过学的毕业生，面对福清出身不识字不会普通话的嫌疑人一筹莫展，根本没法沟通。所以，即便是中国人，也不一定就能教汉语。
另一位友人的亲身经历更有意思。他曾到著名的语言教学企业NOVA应募中文教师，第一道考试是日文表达能力，日语专业的他顺利通过；第二道是中文水平测试，有填写拼音和汉字，更有一道题“请默写出李白、杜甫、白居易每人的三首诗作”！结果，友人身为中国人，栽在了中文测试这一关，后此事被传为“美谈”。
如今，因经营问题导致破产的外语教学业巨头NOVA已成往事。每当我经过车站，想到那曾经醒目的“车站前留学”广告牌亦难免欷?#91;。这家公司1981年创立，开展业余外语教学事业，1995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2003年时营业额达到615亿日元。该年度，整个日本的业余外语教育产业营业额达1233亿日元，NOVA独占一半。巨无霸垮台后，市场进入群雄乱战的局面，在电车和地铁放映的广告中，现有多家企业各显风采，不知谁能再度一统江湖。
第31节：为啥学外语(2)
值得深思的是，日本的业余外语学校和中国的“同行”新东方之对比。后者把应试型外语教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前者的学员是社会各界对某种外语感兴趣的男女老少；后者的终极梦想是能够轻松应对外国的偏狭的语言测试，而前者，NOVA的宣传材料上写着其最高目标是“不用字幕就能看懂外国电影”。近年来，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都积极推进“终身教育”，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以退休老人为教育对象的各种产业前景看好。到各个业余外语学校报名的退休老人颇多，这股学习热情的动机当然更加单纯。
中国的外语教育是和应试、出国、升迁、评定职称等一系列功利目的相连的，有时候竟然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日本则更注重外语教育对于个人素质的裨益，虽然也有各种资格考试，但多限于较容易掌握的应用层面。而业余外语教育在中日两国的不同状况，尤其能够说明很多问题。一言以蔽之，是功利性当先的应试教育与趣味性为首的素质教育的分野。
前面说过内阁府调查各车站前停放的自行车数量，事实上，内阁府调查（或称总理府调查）是日本政府了解民情的一种手段，有些类似中国古代乐府采诗官的职能。内阁府也曾调查过日本人对学习目的的看法，最多的答案是“出于兴趣”（25%），其次是“打发时间，排遣心情”（20%），“丰富教养”（15%），“出于职业需要”和“增加家庭日常生活的知识”都只有13%。不要小看这个“出于兴趣”，当国民普遍性地对知识抱有单纯而强烈的兴趣，会带来面目一新的气象。
教育是决定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发展水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这一点相信已经得到了人类历史的证明。作为国家之间民众教育的对比，大概可以分为体制、内容、目的以及对象等几个方面，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其理解和实践都各不相同，因此呈现出的结果也有分别。同样被认为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的差别就极为明显。甚至可以说，中国与日本的教育政策、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教育理念的区别，正是导致两国近现代发展历程迥然不同的重要因素。日本之所以总是能比中国先一步实现国力的腾飞，不论是明治时代还是二战之后，其教育优势的作用最不容忽视。
功利目的极强的心态，是中国教育理念至今依旧的重大症结，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几十年前，常见的说法尚且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几年，一部著名的广告片则鼓吹“知识改变命运”。知识的增长，固然可能带来个人命运的改变，但带着为了追求命运改变的迫切愿望，与静下心来丰富提高自身素养的教育理念对比，无疑更容易出现偏差和挫败。
第32节：樱花之美
樱花之美
春樱一年一度灿烂地绽放，数日之后便纷纷凋零。这短暂而热烈的美，便成了日本人的精神象征。
春天赏樱是日本人的重要传统习俗，初来那年的翌日，我在毗邻靖国神社的武道馆附近看到正当盛时的樱花和络绎如织的游人，想起了川端康成的诺贝尔受奖词——《我在美丽的日本》。
每年初春，日本气象部门就会在媒体上发表樱花开花日期预测，称之为“樱前线”。十几年前，我所居住的关东地区大概是四月初开花，现在因气候暖化之故，时间略有提前，而且花期也有所缩短。
春樱一年一度灿烂地绽放，数日之后便纷纷凋零。这短暂而热烈的美，便成了日本人的精神象征。其实中国亦有樱花，我喜爱的晚清词人况周颐词作中有多首吟咏樱花，如这首《浣溪沙》：
烂漫枝头见八重。倚云和露占春工。十分矝宠压芳丛。
鬓影衣香沧海外，花时人事梦魂中。去年吟赏忒匆匆。
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对比中日樱花，如是说：“中国樱花不繁而实。日本樱花繁而不实。薛昭蕴词离别难云：‘摇袖立。春风急。樱花杨柳雨凄凄。’此中国樱花也。入词殆自此始。此花以不繁，故益见娟倩。日本樱花唯绿者最佳。其红者或繁密至八重，清气反为所掩。唯是气象华贵，宜彼都花王奉之。”
况周颐那个年代的人，对日本人民族性格及文化的了解有限，故对日本樱花有此评语。日本樱花要的就是“繁”，比如群花像瀑布直泻一般的枝垂樱。只有“繁”，才突出了谢落时的须臾壮烈。
樱期的东京，几个传统的赏樱名所都是人声鼎沸，特别到了周末，处处摩肩接踵。说到“名所”，中国人自然容易联想到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到的上野：“上野的樱花烂漫时，望去却也像绯红的轻云……”百余年之后，上野依旧是名所。游客中虽不复见盘着辫子的清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着实不少，时不时能听见乡音。另一个名所就是武道馆后面的千鸟渊公园。千鸟渊是一条狭长的湖水，两侧樱树绚丽怒放，和水波相映衬，美得盛大又不失温婉。到夜里，湖畔灯光亮起，水面鳞光唱和灯下樱影，若能泛舟湖上，当有其乐何极之感叹。
但是，或许如况周颐所说的中国式美学观影响，上野或千鸟渊的盛景见过一次之后，总想着找些僻静的赏樱之所。我个人推荐位于东京东北的水元公园，交通虽不大便利，但游人少了很多，樱花开得有些寂寞，却别具孤高。
令我感慨的，是日本人对于赏樱的兴致。即使是街道里不知名的小公园，也能看见有人用精良的照相机对准樱花拍照。据说，有的爱好者会守上整整一天，拍几百张照片。在名所的差不多每一棵樱花树下，都有人铺下塑料布，席地围坐，一众男女老少怡然地饮酒赏花。为了确保一席之地，看起来提前几天就要去占位。
这种感怀自然之妙、体验生命之美的风雅之举，中国人本来也有。南宋词人姜夔的《卜算子》就写道：
月上海云沉，鸥去吴波迥。行过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静。
又见水沉亭，举目悲风景。花下铺毡把一杯，缓饮春风影。
姜夔生活的临安，在南宋时代达到了繁华的顶峰，自然风景也堪称人间“天堂”。姜夔在另一首词中写到的孤山曾有梅花万株，一旦开放有如“香雪海”，而宋人喜欢在其间徜徉，或坐或饮或歌。这份感知并欣赏自然美的传统，古人是非常珍视的。不过，以今日观之，很多美丽的自然风景，若能幸免于污染和扭曲则已属不易。而许多人满足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欢愉，浑然不解如何感受时序变幻中花鸟山水的佳境了。
和研究日本文学的张石老师闲谈，他多次向我强调文学写作中自然景物描写的重要，并指出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大薄弱处。对自然之美的忽略与漠视，或许是中国文学嬗变过程中最令人遗憾的折损吧。
第33节：也许是我多心(1)
也许是我多心
“绘马”上的心愿，发自进学者居多，其次，较为常见的是保佑阖家安康或爱情幸福，小小“绘马”，充满了庶民的温情与浪漫。
去过日本的神社或寺庙的人，或许会对那些写有祈愿的小木牌“绘马”留有印象。我有时陪别人前往游览，最大的乐趣就是流连于挂满“绘马”的架子前，看看大家都许下了什么心愿。这么做似乎略有偷窥之嫌，也不知道我的好奇会不会破坏了人家遂愿的灵验度。带着一点愧疚感，看的时候就在心里默默表达一下我的祝福，愿大家都心想事成皆大欢喜。
“绘马”上的心愿，发自进学者居多，尤其是像汤岛圣堂（日本的孔庙），是期盼入学考试顺利者的首选。接下来较为常见的，是保佑阖家安康或爱情幸福，祈祷世界和平的也颇不少。小小“绘马”，充满了庶民的温情与浪漫。
在外国游客常去的明治神宫等地，外国人写的“绘马”越来越多，尤其是港台来客，好像很热衷在异国留下自己的祈愿。一只“绘马”收费约500日元，诸神既然收了钱，当然要办事。不过好在汉字多少相近，日本的神明们连蒙带猜估计也能懂。
看得多了，其中也有堪琢磨的。前几年，旅日华人棒球巨星王贞治作为日本国家队主帅，率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在那前后，我在某神社看到一只“绘马”上的愿望竟然是：“期望王贞治快点加入日本国籍。他怎么还不加入啊？”这个口气显然表明“绘马”不是王贞治教练本人所写，而来自于某位对他在国籍上仍不是日本人而颇为焦虑的粉丝。
祖籍浙江青田、母亲是日本人的王贞治，曾在日本棒球界创下旷古烁今的伟大成就，甚至有日本球迷把他的地位和天皇相比。1977年，日本设立国民荣誉奖，第一位得主就是王贞治，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非日本国籍受奖者。如果姓王的华人对日本人自我介绍姓氏的话，只要说“王選手”或“王監督”的“王”即可。
第34节：也许是我多心(2)
日本是强者崇拜的社会，王贞治身为外国人，以实力赢得日本社会各界的尊重和喜爱。但是，这个“王教练快点加入日本籍”的小“绘马”折射出了另一种心情。
2002年，媒体爆出王贞治已故妻子存放在东京一座佛寺的骨灰被盗。事隔很久之后，有人打匿名电话到王贞治执教的球队，用骨灰勒索300万日元，警方介入调查但无疾而终。2003年，产经系的富士电视台在一个搞笑节目中，把王贞治的头像放在马桶坐垫上，遭来棒球界的强烈批判而被迫公开谢罪。
假如说把王贞治这些遭遇和他的外国人身份联系起来过于敏感的话，还有两个例子，不知道是否纯属巧合。
旅日围棋大师吴清源在棋道领域的地位，比起王贞治之于棒球，应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1961年，在即将迎来首届名人战的前夕，吴清源在路上散步时被一辆摩托车撞倒，虽然性命无碍，但棋艺受到严重影响，很快告别了巅峰状态。无独有偶，韩国旅日棋手赵治勋九段因在日本围棋史上首度包揽“大三冠”（名人、棋圣、本因坊），声势如日中天。但1986年的棋圣战前夕，赵治勋突然遭遇车祸，被撞成重伤，所幸年轻的他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日后重现了辉煌。赵治勋车祸案发生后，韩国舆论大哗，联想到之前的吴清源车祸案，“阴谋论”的指责纷纷涌现。然而，日本方面也有种种辩解：吴清源最惊人的时代是在中日交战期间，将日本同代高手统统打到降级，那时候并没有人对吴清源下毒手。同理，赵治勋的“大三冠”是1983年就已达成，刻意制造车祸的说法值得商榷。这么说来，确实言之有理，吴清源、赵治勋在自述中也都把车祸当成不幸遇到的意外事故。然而，在日本围棋界，成就最高、几近统治地位的两个外国人先后成了交通意外的受害者，不能不说是非常少见的概率。
在日语里，“外国人”和“外人”这两种说法看似意义相同，实则有强烈的感情差别，后者暗含了“非我族类”的歧视或敌意。“外人”在日本社会的成功，即便是在国际化程度远远高于过去的现在，还是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连王贞治的国籍，也成了那位日本人的心头大事。不过，日本人又是非常现实的，所以巴西人拉莫斯能成为日本足球队的核心国脚。征战1998年世界杯的那支日本队中，有一位举国舆论众望所归的巴西球员吕比须；2002和2006世界杯的国家队阵容内，又有巴西人三都主；2010年，上场的将是名字古怪的混血儿斗莉王。
第35节：既感人也吓人
既感人也吓人
按照各宗教法人报上来的两亿多信徒总数，每个日本人身上要摊到至少两种宗教。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似乎还不止于此。
早在清朝，就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是个严重问题，甚至要为中国近代史以来的衰败与挫折负上很大责任。如今谈及社会风气，对国人没有宗教精神而痛心疾首的人士亦大有人在。有人更批判国人的宗教观念充满功利盘算，很不纯粹坚贞。可是，要说不够纯粹坚贞，日本人的宗教信仰状况可比咱们厉害。
按照各宗教法人报上来的两亿多信徒总数，每个日本人身上要摊到至少两种宗教。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似乎还不止于此，圣诞节去教堂，元旦参拜神社，时不时到佛寺施舍香火钱，今天皈依这个明天改宗那个也不值得奇怪。初来日本的中国人往往会吃惊于看到佛教僧侣们挈妇将雏喝酒吃肉，搞不懂对外在形式很在意的日本人何以到了宗教这里却变得相当洒脱随性。
新兴宗教立正佼成会在1946年到1950年期间的调查表明，入教者的动机是因为疾病的占48%，贫困占18%，家庭不和占18%，这个结果被学界概括为“病、贫、争”，看起来虽然比较功利，却是人类寻求信仰安慰的传统而普遍的动机，也符合战后日本社会百废待兴的状态。对比之下，近几十年来生活富足之后，崛起的新兴宗教则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幸福的科学”调查其信徒，有69%的人是为了“追求真理”，其次，10%的人是为了“让世界更美好”。这两个宏伟志愿听起来都蛮感人，仔细琢磨却也有点吓人。尤其是看到教主大川隆法以通灵本领，让孔孟老庄、天照大神、耶稣圣母、林肯甘地、空海道元（日本佛教史上高僧）等地球历史名人都从他口中说出“灵言”这一招，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宋代词人刘过《沁园春?斗酒彘肩》词中提到白乐天、林和靖、苏东坡等多位前贤，就被岳飞的孙子岳珂讥为“白日见鬼”，若和大川教主的《灵言集》相比，简直连小巫都没资格。
“幸福的科学”并非特例，作为日本新兴宗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一个信徒数十万、号称要“拯救人类”的世界真光文明教团教主冈田据说是五天人事不省后得到神的启示，和吾国史上的洪秀全何其相似乃尔。宗教信仰属于个人自由，只要不损害公共和他人利益，可新兴宗教的“末世论”和“救世论”就比较值得关注，尤其是在末世究竟何时怕说不准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把敌意矛头指向简易的外国“敌人”。幸福实现党主张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修改和平宪法；而另一个曾因全部白色装束被电视台追踪报道的“千乃正法会”教徒，东奔西走是为了躲避“共产主义者用电波对日本的袭击”。
假如以为这些教团的信徒都是底层民众，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幸福的科学”派出参选国会议员的信徒不乏日本四所顶级高校——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的毕业生，职务的来头则包括索尼、松下、日本央行等耀眼招牌，中国漫画迷熟悉的《金田一少年事件簿》作者佐藤文也等文化界名人亦在其列。他们，所谓的“精英阶层”为什么会信仰“幸福的科学”？连日本媒体也不禁如是问。
最简单的答案，莫过于精神空虚。进了名校或大企业，有了财富和地位，物质生活的满足可能会让人对人生的意义与目的越发迷惘满怀疑虑。这不是日本人独有的问题，全世界有很多人遇到了类似的困惑，并因而转向了对心灵的进一步追问和探寻。这个过程未必是简便顺利的，有时甚至意味着灵魂的痛苦拷问与煎熬。不过，日本人或许有点例外，因为其特点是内在的“空”，自然就少了很多的艰难挣扎。本尼迪克特在名著《菊与刀》里着重强调的有趣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加以说明。她指出，有的日军士卒在被俘前拼死顽抗，一旦被俘后却能完全扭转，俨然变成帮助盟军的“模范士兵”。本尼迪克特说这些日本人脑子里“完全没有行为准则”，实际上，前述的信众们与之近似，才会轻易地被一种新兴宗教的玄谈灌了顶。
多嘴几句，日本一些新兴宗教一直想在中国拓展“事业”，如“幸福的科学”就以授权出版“日本畅销书”的方式，推销大川隆法的“哲思”。有兴趣者不妨看看中国新世界出版社的《常胜思考》（大川隆法著），据称是“引领人生走向成功与幸福必备的一本书……给予了中国人在工作、家庭生活等甚至是人生上的建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咱们的学术“超女”于丹在日本出版了一本《庄子的心》，出版社正是“幸福的科学”，翻译者是在日本的“孔子直系子孙”。这世界是不是很奇妙啊？
第36节：日本人的“型”文化(1)
日本人的“型”文化
日本社会因为讲求“型”文化，于是，在“金型”上自然就要投注心力，精益求精。
电视里介绍日本著名空调生产企业大金试图削减成本，选择和中国的同行格力合作，因为格力具有日本企业“无法比拟的人力和流通优势”。格力提出希望得到大金转让某项先进技术，导致大金高层内部爆发激烈争执，有人甚至为此提出辞职。最后，大金董事会仍力排众议，决定和格力合作，但在格力的工厂试验生产时，日方的代表们纷纷大摇其头。一位大金技术人员拿着格力制造的多出毛刺和棱角的部件说：“这就是金型的问题。”
日语里的“金型”，中文指工业用金属模具。但“金型”又不仅是一个名词，这个“型”字在日本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制品的型号、类型之外，乃至于人的血型。有的日本制西装内常带一个名签，可以写上本人姓名和血型，虽然听说它的用处在于发生意外需要抢救时防止输血事故，我总觉得还有为此人定性的意思。（大家或听说过日本人A型血居多，事实上A、O、B、AB四型血的日本国民比例约为4：3：2：1，O型也并不比A型少很多。）毕竟，个人血型与性格、气质之关联的理论首倡者即为日本学者古川竹二。这个与西方星相学比肩的学说之风靡程度，让战前的日军领导层竟一度想收集全军官兵的血型，推断每个人的个性与能力，进而重新编组他所属的军兵种，亦可见日本人心目中“型”之观念的重要。
第37节：日本人的“型”文化(2)
“型”——顾名思义，含有模式化、精确化和门类化的三大特点。日本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迅速成长，离不开“型文化”的影响。在日本多年，每次搬家总要置办一些家具和用品，但购买时在规格上一般不用费什么脑筋，因为有周密的“日本工业规格”的规范在。比如去商场买一台燃气灶，你不用担心厨房灶台那个凹处的长宽能否容纳，它的“型”一定会恰恰好。
“日本工业规格”就建立在对“型”的强调基础上，它使得工业制品具有统一而精确的品质，也给市场树立了讲求秩序的规范。前面说到的血型性格论，实际上是想把对工业制品的要求推广到人身上，若能依照血型把人分门别类，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龃龉矛盾，打造成一个内耗低、行动效率高的集团。不过，人到底是人，不是机器部件，所以，日军那个“血型部队”的“伟大理想”没几年就被放弃了。但今日乘坐电车或地铁，车厢内的液晶屏幕上还是会不断放映不同血型、星座者的当天运气好坏，偶尔和自己对照一下，倒也不失为路途中的一项小小消遣。
因为讲求“型”文化，于是，在“金型”上自然就要投注心力，精益求精。大金指出格力的缺陷，毋宁说是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两国之间工业水平差距的一个根本要素。中国人或许至今仍未充分认识到，这种小部件的生产其实才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日本的“金型”制造者们并非是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企业，90%是工作人员在20人以下的小厂，称之为作坊大概也不为过。大企业的光鲜，要靠这些小厂的支撑。而小厂当中的佼佼者，也会成长为巨无霸，如同本田当年只是为丰田供应活塞环的小分包商。中国企业界流行的是“把蛋糕做大”“打进500强”，可与其有一堆大而无当的“伪巨头”，不如出现一批日本式的中小企业，以坚强的技术能力和品质保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在中国的书店里，看到过一些日本的财经、企管、经营类书籍，常常闪烁着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等赫赫大名。可是，我觉得更有参考价值的是那些有关日本“超强”中小企业的著作，他们的成功经验有更大的借鉴启发意义。在我居住的琦玉县，有家极小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资本金500万日元（30余万人民币），从业人员六名，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铅球制造者。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以来，历届奥运会铅球项目金银铜牌得主全部指定使用该企业的制品。这间小小的有限会社，又何尝不是一个伟大的企业？
山田洋次导演的著名电影《清兵卫的黄昏》，故事背景是江户时代贫瘠的山形县，至今仍然是比较偏远的农业县，但那里有一家生产电源线圈的小公司，其产品占据日本市场的40%，60名员工年销售额30亿日元，是索尼、松下、三菱电机的供货商。该公司的社长上野说，他们也曾把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大连、广东等地，还包括监狱，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成本，进一步加强技术开发，确立未来的优势。该公司目前正投入大笔资金，研发世界第一的自动卷线机，已经持续了六年。上野说，鉴于中国制品的品质和付货日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制造业的回归日本将是历史的必然。”这句话对那些美滋滋于招商引资、出卖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警醒。
第38节：走近她，了解她，原来如此(1)
Part2
走近她，了解她，原来如此
我们或许都曾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过日本，也读过一些“中国人眼中的日本”一类的文字，但是，大部分的书多半不会有助于对日本、日本人的客观认知，有时甚至会起到恰恰相反的作用。因为，太多的人习惯暗自迎合国人的心理，以一种猎奇甚或揶揄的态度审视日本，或是故意强化了其中的某一点。
遵纪、守时、严谨、细致、勤奋、敬业、居安思危、善于学习……这是日本；欺软怕硬、跟风、两面三刀、不近人情……这也是日本。走近她，了解她，还原我们一个更加真实的日本！
服务之多寡
我向来对“顾客是上帝”的说法不以为然，因为我坚信人人平等，做好自己的本分不等于非要把对方奉为高高在上的神明。
2009年8月15日，谢幕在即的自民党麻生太郎内阁成员中，只有消费者行政担当相野田圣子参拜了靖国神社。而去年的8月15日，包括野田圣子在内，当时的福田康夫政权共有三名内阁成员参拜了靖国神社，今年剩下野田一人。野田圣子在参拜后表示：“不管自己是不是内阁成员，都把这个日子看得很重要”，并承认在参拜记名时写的是“内务大臣”。
事实上，这位野田圣子在中国更大的名声不是靖国参拜，她就是每每被提及的前东京帝国饭店“洗厕工”，为了表示对自己工作的热爱与敬业，曾多次喝过自己擦洗过后的马桶里的水。此一事迹在中文世界颇为流传，野田圣子也成为极受称道的励志典范，催生了不少大发感慨推崇备至的文章。然而，我向来不觉得她的作为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无法认可把马桶水能喝当成做好本职工作与否的标尺，也不相信那水有励志之效。喝马桶水的故事给野田圣子带来了知名度，加上她本来就出身于政客世家（祖父曾任参议院议员、建设大臣），所以政坛之旅一帆风顺。但就她曾从事的服务业而言，我称她的行为是“过度服务”，没必要也令人不舒服。
这种“过度服务”，我亲身体验过一回。那年搬家，几位工人忙碌到最后，只剩下客厅天花板的吊灯。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们没有利用桌椅，一名级别稍低的瘦削工人跪倒俯身，另一个人踏在他脊背上，把吊灯安好。我的心底顿时涌起极大的愧疚，也担心那位承重的工人能否吃得消。当他们说全部完成时，我竟有些不知如何作答是好。手边就有足堪借用的桌椅，他们不用的缘故显然是刻意为了以过度的方式为此次服务作结。客观来说，此举也封杀了我对他们的服务有什么不满的可能。后来，看张石老师的文章中提到日本人的“型”文化，想到这样的“过度服务”其实也是一种“型”。他们用此做法来象征劳动过程的辛苦工作以及劳动者的任劳任怨，顾客应该会觉得自己的钱花有所值。可是，对于这一幕，我非但那一刻不舒服，至今想来仍旧耿耿。
第39节：走近她，了解她，原来如此(2)
如今，来日本的中国游客多了，对日本服务业的切实体验自然也多，有时候能在游客们的博客、发帖或发表文章上看到各人的感受，大体上以称道居多。我在留学阶段的两年多里，课余的零工基本上属于餐饮服务业，算是有一些亲身体验。毕竟是“无商不奸”，日本亦不例外。在笑容招待的背后，啤酒里面掺点水、结账时故意多算（成群结伙的客人一共喝了多少杯酒谁能记得清呢）等把戏也时有发生。不过，就餐饮业而言，服务者和顾客之间是一种比较直接的互动关系，前者要殷勤有礼是最起码的职业要求，同时，顾客也不能过于肆意。前面说到了“型”，服务者展现出热情是一部分，另一部分还离不开顾客的配合。无论是服务者或顾客，最好都能有礼亦有节。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提到国人热议的所谓“日本跪式服务”。
在中文Google上检索“日本跪式服务”，登时出来27万多个条目，算是蛮多的数据，也体现出中国人对此话题的关注。可有趣的是，这又是一个文化差异导致的扭曲概念。中国宣传“日本跪式服务”，是表现把客人奉为主子甘为奴才的情操；但跪姿在日本文化中与中国意义大不同，日本人的跪是正常坐姿，礼仪端正而并无奴性，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中就有如何“正坐”。在日本的餐饮业，服务员以跪姿记录客人点菜再正常不过，尤其是榻榻米风格的传统食肆，因桌子低矮又席地而坐，纵想不跪也难。
由此可见，国人热议“日本跪式服务”折射出的问题，并不一定是日本餐饮服务业的服务态度和质量，而是一些人对“服务”的“过度”理解，把提供服务者的敬业精神和卑贱人格混为一谈。换句话说，他们恐怕要的不是服务员，而是奴才；在意的也不是服务，而是自我虚荣心的满足吧。
我向来对“顾客是上帝”的说法不以为然，因为我坚信人人平等，做好自己的本分不等于非要把对方奉为高高在上的神明。这种说法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切为了赚钱的强烈功利心态。而且，假如理解了日本的“型”文化，也没必要对所谓“日式服务”感动莫名。当人的微笑可以用电子图像程序打分评定高低的时候，那微笑似乎也不算微笑了。
第40节：文士与武士
文士与武士
日本的武士强调“文武合一”，他们既是作战时冲锋陷阵的职业军人，也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
和某些日本友人聊天，他们还记着自己祖先的武士身份，但已经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明治天皇时期，政府采取渐进手段，以发行债券或赎买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消灭了武士阶级。一部分高级武士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爵位，成为仅次于皇族的华族。但随着二战战败，1947年麦克阿瑟宪法颁布，华族阶层也成为了历史。今天在书店里还能看到介绍华族世系的书，某家后人现在是谁在做什么，可见日本民众也很八卦。不过，别说华族，皇族中也有混得不怎么样的。有皇族远支凭借身份，办个某某功劳奖，只要花钱就能买得到，还颇受部分在日中国人企业经营者的欢迎。
在我九年前的住所附近，一户住宅的门口立着块石碑，上书“幕末剑士某某习武之地”。我初次经过时停步注视了片刻，脑海中想象着百多年前那位日本武士的样子。
士的概念当然出自中国。许倬云在《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中说：“士的身份为大夫的家臣和武士……强调忠诚，地位介乎于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之间。”士的六艺中，射、御和军事有关，书、数代表要学习文化知识，礼、乐则要求严格遵守礼仪。显然，这个概念与后来日本的武士有诸多接近。
日本武士的产生是在平安时代，一些地方领主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势力。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到了10世纪，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特权统治阶级。武士制度的完备象征是德川幕藩制，整个日本社会的统治阶级由以将军、大名为代表的高级武士到最低级的“足轻”（步卒，低级武士）组成。而从丰臣秀吉的时代起，就实行了兵农分离制度，武士完全脱离了生产。
不过，武士之间的生活水准是相差极大的，即便同为藩主大名，在长崎的也和在山形的截然不同。占武士大多数的是中下级小人物，他们如果不能依靠一位有钱有势的主公，生活往往是在穷困中勉强维持。江户时代的一个笑话说：“小武士的家里除了被子和锅，还有一块大石头，因为当他感到冷的时候，可以举石头取暖。”在《黄昏的清兵卫》中，下级武士清兵卫在吃饭时还要用饭团把汤碗擦一遍。倘若依附的主公犯了事被开革，或是财政困难必须削减人手，低级武士们就只能成为浪人，有的便去为黑社会之类的势力做打手，成为“用心棒”。虽然现代日语中的“浪人”指的是升学受挫准备再战的学生，但在那个时代，浪人是日本社会重要的不安定因素。为了避免国内矛盾的激化，官方就常常默认或怂恿浪人的对外武装侵略，浪人对于对外战争则充满野心。举个例子，郑成功为反清复明，曾派人到日本借兵，幕府虽然拒绝，但下面的浪人们纷纷请战。
据1872年统计，日本共有士族425872人，连家属合计1941286人，他们每年的俸禄消耗了日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直到明治维新，武士都是统治日本社会的支配力量，从体制、职能上看，变得更类似西方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与中国差异明显。
这个差异是理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一个节点。或许可以说，当士分成了文士和武士……
日本的中学世界教科书中提到中国的宋代，称之为“文治主义”。这或许是士的概念在中国经过漫长演变，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清末学者汪士铎批判宋儒及理学，有一段观点颇值注意：“儒者得志者少，而不得志多，故宗孔子多宗其言仁言礼，而略其经世之说。又以军旅未学而讳言兵，由是儒遂为无用之学。”他提到能辅助孔子之道的，分别是申不害、韩非、孙武、吴起，后两者都是军人。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单纯依靠中国式的文士，没有法家兵家的辅弼，不足以令国家富强。
中国的士变成文士，与武士的脱节，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变化。特别是宋代以后，文士因掌握行政权力，压抑武人的地位，形成文臣和武将之间长期的难以调和的冲突。双方互相排斥贬低，造成严重内耗。而反观日本则似乎不存在这种情况，武士“文武合一”，既是作战时冲锋陷阵的职业军人，也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武士被要求学习文化，欣赏艺术，哪怕是附庸风雅。“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出身倒数第二级的下层武士，年轻时为了贴补家用，还兼做代人抄写的零工。或可以说，日本早在古代起就是一个“军人政权”了。
文士与武士，眼界和看法自然不同。清末，日本学者冈千仞来华游历了数月，说了解了中国的病根在于“经毒”和“烟毒”。所谓“经毒”，自然是指中国文士对经书的沉湎。在和那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眼界最为开阔者之一王韬的交谈中，他说：“世谓战危事，兵凶器。此特言用兵之害耳，若就其神功施与天下者而论之，安知危事凶器非即祥云庆星也？”这段话鼓吹暴力手段的积极意义，已经显露出日本未来国策的端倪。
王韬对此持反对意见，称之为“日本儒士一孔之见”，因为“苟必以战斗为练兵之具，是残民以逞而已，非治国家之道也”。王韬的说法也没有错，日本后来确实因暴力倾向失控而滑向了残民以逞的地步。可是，王韬那一刻没有想到的是，十年之后，中国成了日本暴力的第一个受害者。
第41节：与地震同行(1)
与地震同行
日本人临变不惊的素养，得自从小就接受的防灾教育，也受益于生性俱来的警觉。
最近在阅读英国学者托尼?麦克米切尔的著作《人类浩劫：失衡生态的反噬》，其中提到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物性、文化、健康与疾病模式的影响，我就想起日本的自然环境之于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关系。最简单的一个实例，不妨说说地震。
2009年夏天的地震比较频繁，传说中的东海或关东大地震又成了舆论热衷议论的话题。根据手边一本昭文社出版的2007年版日本情势，未来30年内，东海地区里氏8.0级地震的发生概率为86%，关东地区里氏6.7~7.2级地震的发生概率是70%，茨城县海域里氏6.8级地震的概率更是达到90%。近一段小震多发，类似数字便纷纷见诸媒体封面和头条，颇为吸引眼球。似乎谁说得越危言耸听，谁就卖得越好，有点像恐怖电影。
我已记不得来日本之后遇到第一次地震的确切日期，却记得因晃动并不算剧烈，没感到特别的惊恐，反而带一丝新奇生出的快慰。后来的十几年里，经历过上百次的有感地震，最严重的是2005年新泻地震。当时我在东京电影节设置于六本木高层建筑49楼的新闻中心，感到了如同乘船突遇风浪般的摇晃。在那一刻，很多欧美人士惊恐失色，有的甚至画起了十字祈祷，可日方人员大体上保持了淡定（暗示着一种因勇气而生的优越感）。当天一共震了三次，时任首相小泉在开幕式上草草致辞就离开前往灾区。第三次时，发现手机信号因通话量过大而阻滞，我也有些慌了，问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情况如何。他笑了笑：“没事。请放心吧。”让我不禁为自己的怯懦而暗自惭愧起来。
第42节：与地震同行(2)
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中已经有地震的记载，并且描述了给当时人们生活造成的威胁。一个族群在岛国这种相对封闭的土地空间内，不断经受地震的考验，必然会深刻地影响该族群的身心发展。托尼?麦克米切尔说人类自身为了因应周遭环境，会持续地发生着变异，他称之为“天择”。今天的日本人祖先主要是从东亚大陆经由朝鲜半岛而来的移民，他们在日本列岛上的生活历程和人类进化史相比虽然短暂太多，但可以相信，“天择”必定也是在悄然进行的。
在主要的破坏性自然灾害中，地震或许是来得最突然而无法预知的一种。地震对人类生物性的潜在触动可能极其漫长，在心理层面却见效很快。以我个人的心态变化为例，除了第一次的好奇之外，最初的两年是恐惧，曾经有午夜遇震半裸着身子跑下二楼的“可耻”举动。但当几年之内的地震都没伤到一丁点儿皮毛之后，会进入一段懈怠期，就是躺在床上继续大睡，您爱怎么震就怎么震。这段懈怠期不知不觉地过去，一个新的阶段来临了。我还不知道如何为之命名，它的感觉是恐惧掺杂着茫然，成为头脑中的一个预警装置。它带来的变化，就是开始像很多日本人一样，筹划买点应急物资以备不时之需，甚至在陌生的建筑里去留意安全通道的指示。一种因为较长时间接受突发危险冲击的紧张，渐渐演变成了本能性的戒惧反应。
日本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养成了几乎渗透到血液中的防灾意识。1月17日是防灾暨义工日，7月1日是国民安全日，9月1日是防灾日。日本关于防灾的各种演习、训练、宣传可谓繁多，客居的外国人有时也要被组织起来学习防灾知识。寓所楼下几十米是一座小公园，公园内有一栋铁皮屋，名为防灾仓库，里面储藏有工具、生活用品等，以备不时之需。这种铁皮屋是很多公园内的固定风景，而且有专人定期检查。许多国家假如能把防灾工作做到接近日本的程度，相信会减少极大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数日前，一辆大阪开往东京迪斯尼乐园的长途客车在高速公路上骤然起火，满载的乘客以“镇静有序”的方式全部脱险，无一人伤亡。临变不惊的素养，得自从小就接受的防灾教育，也受益于生性俱来的警觉。
如果和中国对照的话，我不禁想到历史学者佐藤慎一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中的一段论述：中国历史上太多的面临异族军事侵略导致的失败，使中国士大夫们在最初的失利之际缺少应有的警觉。佐藤慎一说得很对。在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之威闯入东亚世界时，中国人认识到此乃“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足足花了几十年，在被人家零打碎敲中频频割地赔款以换得片刻苟安。失败太多，何以反倒消磨了警觉？而日本本土在近代之前唯一遭到的外来攻击就是元军那未竟的远征，又为何始终保持了对外患的高度警觉？
关于地震为代表的恶劣的自然环境，给日本文化带来的特质，已有不少人论述过，比如生死观、美学观，等等。我以为，对外界事物和身处环境的恒常警觉，该算是地震的一个副产品吧。
第43节：两面三刀的日本人
两面三刀的日本人
两面性，这可能是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
台大历史系高明士教授在《东亚的政治与教育》中说，日本对隋唐帝国的称呼有两面性，在国内用“邻国”（藩国之意）指称，与隋唐打交道时则称“大国”，俨然自甘居小。高明士称之为“两面性礼仪”。
两面性，这可能是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
说到日本武士，大家自然会联想到死忠，这的确是武士形象极有代表性的一面。来日本这些年，电视经常放映著名的《忠臣藏》，里面的四十七位武士为了“尽忠”已死的主公，拿别人的、自己的生命全不在乎。片子故事极为简单，却不断被翻拍，版本多达数十个，比咱们的第五代导演狂恋秦始皇还厉害。然而，前面也说到本尼迪克特举的例子，日军俘虏转身就能变成配合盟军的模范，甚至反戈一击，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样貌。
二战后期，美国不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应军方要求，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本尼迪克特那本名著《菊与刀》就是此一计划的产物。菊与刀的意象对比，也体现了一种两面性。本尼迪克特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人的伦理会依照境遇变化而随之改变。一个日本人可能温和礼貌，也可能粗野残暴，这要看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扮演的角色。所以，他可以迅速完成从一面到另一面的转变。
人发明的棋类游戏能够折射文化内涵，日本将棋（象棋）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对手被吃掉的棋子可以作为己方的兵力，再次投入棋盘之上（名为“持子”）。表面上看，日本将棋和中国象棋、西洋象棋的阵式没太大分别，但这一招“敌为我用”却非常独特。中国与西洋象棋的死子都完全退出战场，可日本将棋的“持子”竟然能归来与旧主厮杀。它很精辟地从侧面说明，日本文化在对“忠”的大力渲染之外，实际上还有着另一面的价值规范。
在日本生活略久，两面性的人事种种，可以说司空见惯。应该说，不仅是日本人，任何人类的身上都带有程度不等的两面性，即所谓双重人格；而人类的各个文明里，也都存在表面现象和真实本质之间有所差距的状况。只是，没有哪个社会像日本这样，抽离了对两面性的道德判断，并且为这个两面性设置了极大的阐释与转圜空间，似乎是故意地在维护它的两面性。所以，我们看到：一面是法律明文禁止公开卖淫，一面又允许“ソープランド”打广告揽客；一面是根深蒂固的男性威权，一面是寄生般压榨男人的另类女权；一面是风花雪月、触景生情的闲情逸致，一面是血光迸现、残忍好杀的漫画电影；一面讲究“礼仪正しい”和社会公德，一面又在街头随地小便、在车厢里脱鞋晾脚……
两面性的日本，对于外来的观客而言，具有较大的迷惑性。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外来客匆匆一行，通常看到的是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浮现于表层的一面，另一面则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发觉或遭遇。这当然怪不得观光者，就好像游记这个体裁之所以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单纯地描绘风景人物，要想深入揣摩当地的状态绝非易事。但也怪不得日本人。听过有些外国人抱怨日本人“虚伪、阴险、两面三刀”，可不少情况下，日本人并没有刻意地去隐瞒、欺骗、诡诈，只是不加说明而已。按照日本人对两面性的习惯，他们或许压根儿没觉得有说明的必要，是外来者自己想当然而已。尤其是那些对自己出身的国家、文化满腹牢骚的，极容易把个人感情投射到他们所接触的某一面当中去，误判也就应运而生。由此而怪罪日本的话，我倒有些要替日本委屈了。
外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可能会对其两面性感到些许困惑：摸不透。这恐怕正乃日本人之所欲也，如同他们不大愿意见到外国人日语过于流利一样：太容易被你摸透岂不就显不出咱们大和民族的独特了？而且，一个外国人即便意识到了日本的两面性，他还要去琢磨究竟哪一面真哪一面伪，哪一面多哪一面寡，委实大有难度。其实呢，根本就不必去区分什么真伪多寡，任何一面都是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或可以说，日本就建立在这个两面、双重的基础之上。
回到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无论是称赞的还是批判的，常常各自抓住一面滔滔不绝，仿佛真相在手，实则以偏赅全。这种现象由来久矣，估计也还会继续下去。
第44节：首选职业居然是驾驶员(1)
首选职业居然是驾驶员
背着行囊的自己，走出空荡荡的车厢，踏上一个不知名小站的清冷的月台，等候下一趟列车如约而来，带我驶向未知的远方。
“铁男”不是石油工人，“铁子”也不是好朋友（中国东北方言，“铁”比喻关系亲密），他们是爱好迷恋铁道的男孩和女孩。
最近日本媒体报道的一个现象是“铁子”的急剧增加。从普通年轻姑娘的嘴里，听到如数家珍的铁路站名、列车型号，实在教人有点吃惊。在刚刚结束的铁道知识大赛中，1000道问题有九人全对，其中女性占据七席。事实上，日本人对铁道的无尽热爱，在书店、图书馆中和电视节目里都有体现，这是一个值得揣摩的现象。
来日本那年乘地铁，瞥见广告上说翌年是日本地铁开通七十周年，我想到祖国，很是感慨了一回。几年后的住处附近的小公园里，有一辆旧式蒸汽机车车头的实物，说明牌上写着那是早年东京至横滨的机车。夜里，我偶尔散步路过，会在它周围徘徊片刻，思忖它驶过了怎样的历史烟尘。
第45节：首选职业居然是驾驶员(2)
来日后看到针对日本男中学生的调查，说孩子们长大后的第一志愿是电车（今日的列车基本已经电气化）的驾驶员，这也曾让我感到震撼。电车驾驶员的理想无疑比做官发财更显温暖，虽然这个行业的收入也还不错，按去年统计平均年薪641万日元，在主要职业中排行第19位。不过，我想这么多男生以及那么多女子对铁道、列车充满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向往，原因肯定不止于此。在某种程度上，铁道和列车就代表了日本的现代史进程。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不啻真理。立志维新的明治政府最重要的公共工程首推铁路建设。日本第一条铁路由东京至横滨，1870年完工，1889年延伸到神户。政府还鼓励私人兴建铁路，出现铁路投资热潮，带动了股票市场的形成。到1890年，日本已经拥有1400英里铁路，40%为政府投资经营，60%属于私人。而中国第一条铁路是英国人1876年在上海建成，却被清廷赎回拆除。两相对照，夫复何言？历史此后再度重演。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图谋恢复，还是把交通建设定为基础，故有新干线的问世；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却长期忽略交通建设，公共交通运力不足的症结造成大量无畏损耗。
铁路在人类历史上起到的划时代意义，是如何形容都不过分的。它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距离观念乃至社会行为方式。安德鲁?戈登在《二十世纪日本：从德川时代到现代》中指出，日本人注意到火车是按时间表行驶，因此需要精确的时间观念。直到20世纪初，关于日本铁路运营的投诉，还主要是误点和工作散漫，但是在慢慢地改善之下，带动了整个社会遵守时间观念的形成。不要小看时间观念，它的变革反映了人的生存模式的演变。在日本，通过铁道，大致可以做到按时出发抵达，哪怕就是为了赴一次朋友的小聚。而那种因车辆阻塞而难以守时的交通状况，体现的是一种深层的失败。
如今，日本拥有遍布全国的细密铁道网，每年输送人数比中国略少，是美英德法四国总和的二倍，号称“铁道王国”。一个汽车工业极其发达的国家，却有如此之高的铁路载客量，中国人尤其应该深思缘由。本来，东北以辽宁沈阳为核心，在日本殖民时期建成了中国密度仅见的铁道系统，可能发展出类似日本都市地带电车线路的运行体系。遗憾的是，这条正确的路非但没有走下去，反而被毁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高速公路，和奔驰其间的流水般的“私家车”。
将来某一天，我会离开日本，最令人怀念的两样事物之一，就是那铁道与列车组成的交通网络。当然，也会有遗憾，即始终没能实现一次“青春十八”的远途旅行。顾名思义，“青春十八”饱含着青春的气息，它能让你凭借一张低廉的车票，以不断换乘的方式在从北海道到九州的日本全国自由游历。“青春十八”车票的推出，还是在日本铁道（JR）国有化的时代。不过，虽然它的主要贩卖对象是利用假期出门旅游的学生，但并非仅仅限于学生才能购买，没有年龄限制。可是，告别校园进入社会之后的人们，又能有多少闲暇时间呢？等你退休了有了时间，精力却或许不济了。所以，还拥有青春时光的人啊，要懂得珍惜。
我曾多次想象：背着行囊的自己，走出空荡荡的车厢，踏上一个不知名小站的清冷的月台，等候下一趟列车如约而来，带我驶向未知的远方。
吾欲乘兴而行，兴尽而返。
可惜，青春如梦。
第46节：从川端到三岛
从川端到三岛
三岛（日本）式的美正是不带道德评断，在恶中追求美，甚至是愈堕落愈美丽，最终成了一次极具破坏性的、暴烈的偏执探险。
这可不是针对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两位作家的文学评论。
《朝日新闻》头版报道，原来谷崎润一郎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那年输给了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给谷崎写推荐信的包括他的竞争者三岛由纪夫，三岛自己也没获奖，窃以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大把大把的遗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