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济渠注乾宁军。二年七月辛酉，河复决大名府馆陶县之郭固。四年正月乙酉，塞郭固而河势犹壅，议者请开六塔以披其势。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诣铜城镇海口，约古道高下之势。二年，翰林学士欧阳修奏疏曰：朝廷欲俟秋兴大役，塞商胡，开横陇，回大河于古道。夫动大众必顺天时、量人力，谋于其始而审于其终，然后必行，计其所利者多，乃可无悔。比年以来，兴役动众，劳民费财，不精谋虑于厥初，轻信利害之偏说，举事之始，既已苍皇，群议一摇，寻复悔罢。不敢远引他事，且如河决商胡，是时执政之臣，不慎计虑，遽谋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万，骚动六路一百余军州，官吏催驱，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于道途。或物已输官，或人方在路，未及兴役，寻已罢修，虚费民财，为国敛怨，举事轻脱，为害若斯。今又闻复有修河之役，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计其所用物力，数倍往年。当此天灾岁旱、民困国贫之际，不量人力，不顺天时，知其有大不可者五：盖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国家常务安静振恤之，犹恐民起为盗，况于两路聚大众、兴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
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数年以来，人稍归复，然死亡之余，所存者几，疮痍未敛，物力未完。又京东自去冬无雨雪，麦不生苗，将逾暮春，粟未布种，农心焦劳，所向无望。若别路差夫，又远者难为赴役；一出诸路，则两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
往年议塞滑州决河，时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贫虚；然犹储积物料，诱率民财，数年之间，始能兴役。今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决之洪流，此一大役也。凿横陇开久废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横陇至海千余里，埽岸久已废，顿须兴缉，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时，兴一大役，尚须数年，今猝兴三大役于灾旱贫虚之际。此其必不可者三也。
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开。鲧障洪水，九年无功，禹得《洪范》五行之书，知水润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则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势而疏决尔。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夺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
横陇湮塞已二十年，商胡决又数岁，故道已平而难凿，安流已久而难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
臣伏思国家累岁灾谴甚多，其于京东，变异尤大。地贵安静而有声，巨嵎山摧，海水摇荡，如此不止者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虚发。臣谓变异所起之方，尤当过虑防惧，今乃欲于凶艰之年，聚三十万之大众于变异最大之方，臣恐灾祸自兹而发也。况京东赤地千里，饥馑之民，正苦天灾。又闻河役将动，往往伐桑毁屋，无复生计。流亡盗贼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罢，用安人心。
九月，诏：“自商胡之决，大河注金堤，浸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东饥，故未兴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议欲纳水入六塔河，使归横陇旧河，舒一时之急。其令两制至待制以上、台谏官，与河渠司同详定。”
修又上疏曰：伏见学士院集议修河，未有定论。岂由贾昌朝欲复故道，李仲昌请开六塔，互执一说，莫知孰是。臣愚皆谓不然。言故道者，未详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缪。今谓故道可复者，但见河北水患，而欲还之京东。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复之势，臣故谓未详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则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开，而恩、冀之患，何为尚告奔腾之急？此则减水未见其利也。又开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复横陇故道。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已为滨、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顾其害如何？此臣故谓近乎欺罔之缪也。
且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臣不敢广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复之故道，言天禧以来屡决之因。
初，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
昨议者度京东故道功科，但云铜城已上乃特高尔，其东比铜城以上则稍低，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以东地势斗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何缘而顿淤横陇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然则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可去？臣闻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者而为之，犹愈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
又商胡初决之时，欲议修塞，计用梢芟一千八百万，科配六路一百余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则必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所计工费甚大，其后李参减损，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尺，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云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胜？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
大抵塞商胡、开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国劳人，所举如此，而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使其虚费，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就使幸而暂塞，以纾目前之患，而终于上流必决，如龙门、横陇之比，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
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
今河所历数州之地，诚为患矣；堤防岁用之夫，诚为劳矣。与其虚费天下之财，虚举大众之役，而不能成功，终不免为数州之患，劳岁用之夫，则此所谓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择也。
大约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验者较之耳。愿下臣议，裁取其当焉。
预议官翰林学士承旨孙抃等言：开故道，诚久利，然功大难成；六塔下流，可导而东去，以纾恩、冀金堤之患。
十二月，中书上奏曰：“自商胡决，为大名、恩冀患。先议开铜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难卒就，缓之，而忧金堤泛溢不能捍也。愿备工费，因六塔水势入横陇，宜令河北、京东预完堤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数。”诏下中书奏，以知澶州事李璋为总管，转运使周沆权同知潭州，内侍都知邓保吉为钤辖，殿中丞李仲昌提举河渠，内殿承制张怀恩为都监。而保吉不行，以内侍押班王从善代之。以龙图阁直学士施昌言总领其事，提点开封府界县镇事蔡挺、勾当河渠事杨纬同修河决。修又奏请罢六塔之役，时宰相富弼尤主昌议，疏奏亦不省。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命三司盐铁判官沈立往行视，而修河官皆谪。宦者刘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数千万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乃赵征村，于国姓、御名有嫌，而大兴臿斫，非便。”诏御史吴中复、内侍邓守恭置狱于澶。劾仲昌等违诏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进约，以致决溃。怀恩、仲昌仍坐取河材为器，怀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谪，蔡挺夺官勒停。仲昌，垂子也。由是议者久不复论河事。
五年，河流派别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广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转运使韩贽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经，即《沟洫志》所谓‘平原、金堤，开通大河，入笃马河，至海五百余里’者也。自春以丁壮三千浚之，可一月而毕。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为利可必。商胡决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宁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东至于德、沧入于海，分而为二，则上流不壅，可以无决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图》。七年七月戊辰，河决大名第五埽。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监浚二股、五股河，以纾恩、冀之患。初，都水监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浅，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溃，虑一旦大决，则甚于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监张巩、户部副使张焘等行视，遂兴工役，卒塞之。
神宗熙宁元年六月，河溢恩州乌栏堤，又决冀州枣强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乐寿埽。帝忧之，顾问近臣司马光等。都水监丞李立之请于恩、冀、深、瀛等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而河北都转运司言：“当用夫八万三千余人，役一月成。今方灾伤，愿徐之。”都水监丞宋昌言谓：“今二股河门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遂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于是都水监奏：“庆历八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余年，自澶州下至乾宁军，创堤千有余里，公私劳扰。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涩，致上下埽岸屡危。今枣强抹岸，冲夺故道，虽创新堤，终非久计。愿相六塔旧口，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而提举河渠王亚等谓：“黄、御河带北行入独流东砦，经乾宁军、沧州等八砦边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阔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阔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势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渐闭北流，此乃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
十一月，诏翰林学士司马光、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茂则，乘传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视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对：“请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
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宁入于海，是谓北流。嘉祐五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为二股，自魏、恩东至于德、沧，入于海，是谓东流。时议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听，卒用昌言说，置上约。
三月，光奏：“治河当因地形水势，若强用人力，引使就高，横立堤防，则逆激旁溃，不惟无成，仍败旧绩。臣虑官吏见东流已及四分，急于见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内，相去尚近，地势复东高西下。若河流并东，一遇盛涨，水势西合入北流，则东流遂绝；或于沧、德堤埽未成之处，决溢横流。虽除西路之患，而害及东路，非策也。宜专护上约及二股堤岸。若今岁东流止添二分，则此去河势自东，近者二三年，远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冲刷已阔，沧、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减，可以闭塞，两路俱无害矣。”
会北京留守韩琦言：“今岁兵夫数少，而金堤两埽，修上、下约甚急，深进马头，欲夺大河。缘二股及嫩滩旧阔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涨水。今截去八百步有余，则将束大河于二百余步之间，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无兵夫修护堤岸，其冲决必矣。况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既无堤防，必侵民田。设若河门束狭，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流而脱，则二股与北流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创生堤，其东则大河西来，其西则西山诸水东注，腹背受水，两难捍御。望选近臣速至河所，与在外官合议。”帝在经筵以琦奏谕光，命同茂则再往。
四月，光与张巩、李立之、宋昌言、张问、吕大防、程昉行视上约及方锯牙，济河，集议于下约。光等奏：“二股河上约并在滩上，不碍河行。但所进方锯牙已深，致北流河门稍狭，乞减折二十步，令近后，仍作蛾眉埽裹护。其沧、德界有古遥堤，当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导河水东去，生堤本欲捍御河水西来，相为表里，未可偏废。”帝因谓二府曰：“韩琦颇疑修二股。”赵抃曰：“人多以六塔为戒。”王安石曰：“异议者，皆不考事实故也。”帝又问：“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为可治。帝曰：“欲作签河甚善。”安石曰：“诚然。若及时作之，使决河可东，北流可闭。”因言：“李立之所筑生堤，去河远者至八九十里，本计以御漫水，而不可御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御也。”帝以为然。五月丙寅，乃诏立之乘驿赴阙议之。
六月戊申，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吕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视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也。”乃罢光行。
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闭。戊子，张巩奏：“上约累经泛涨，并下约各已无虞，东流势渐顺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静、乾宁等州军水患。又使御河、胡卢河下流各还故道，则漕运无壅遏，邮传无滞留，塘泊无淤浅。复于边防大计，不失南北之限，岁减费不可胜数，亦使流移归复，实无穷之利。且黄河所至，古今未尝无患，较利害轻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东流南北堤防未立，闭口修堤，工费甚夥，所当预备。望选习知河事者，与臣等讲求，具图以闻。”乃复诏光、茂则及都水监官、河北转运使同相度闭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议上。
八月己亥，光入辞，言：“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或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于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薪刍有备，塞之便。”帝曰：“东流、北流之患孰轻重？”光曰：“两地皆王民，无轻重；然北流已残破，东流尚全。”帝曰：“今不俟东流顺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势改移，奈何？”光曰：“上约固则东流日增，北流日减，何忧改移。若上约流失，其事不可知，惟当并力护上约耳。”帝曰：“上约安可保？”光曰：“今岁创修，诚为难保，然昨经大水而无虞，来岁地脚已牢，复何虑。且上约居河之侧，听河北流，犹惧不保；今欲横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时当有成功？”光曰：“上约苟存，东流必增，北流必减；借使分为二流，于张巩等不见成功，于国家亦无所害。何则？西北之水，并于山东，故为害大，分则害小矣。巩等亟欲塞北流，皆为身谋，不顾国力与民患也。”帝曰：“防捍两河，何以供亿？”光曰：“并为一则劳费自倍，分二流则劳费减半。今减北流财力之半，以备东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视之。”
时二股河东流及六分，巩等因欲闭断北流，帝意向之。光以为须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议事屡不合，今令视河，后必不从其议，是重使不安职也。”庚子，乃独遣茂则。茂则奏：“二股河东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张巩等亦奏：“丙午，大河东徙，北流浅小。戊申，北流闭。”诏奖谕司马光等，仍赐衣、带、马。
时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三年二月，命茂则、巩相度澶、滑州以下至东流河势、堤防利害。时方濬御河，韩琦言：“事有缓急，工有后先，今御河漕运通驶，未至有害，不宜减大河之役。”乃诏辍河夫卒三万三千，专治东流。
志第四十五 河渠二
○黄河中
熙宁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决，漂溺馆陶、永济、清阳以北，遣茂则乘驿相视。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卫州王供。时新堤凡六埽，而决者二，下属恩、冀，贯御河，奔冲为一。帝忧之，自秋迄冬，数遣使经营。是时，人争言导河之利，茂则等谓：“二股河地最下，而旧防可因，今堙塞者才三十余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镇河以析其势，则悍者可回，决者可塞。”帝然之。
十二月，令河北转运司开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决口。五年二月甲寅，兴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广四百尺。方浚河则稍障其决水，至是，水入于河，而决口亦塞。
六月，河溢北京夏津。闰七月辛卯，帝语执政：“闻京东调夫修河，有坏产者，河北调急夫尤多；若河复决，奈何？且河决不过占一河之地，或西或东，若利害无所校，听其所趋，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复淀塞。昨修二股，费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泻卤，俱为沃壤，庸非利乎。况急夫已减于去岁，若复葺理堤防，则河北岁夫愈减矣。”
六年四月，始置疏浚黄河司。先是，有选人李公义者，献铁龙爪扬泥车法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爪形，以绳系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棹，乘流相继而下，一再过，水已深数尺。宦官黄怀信以为可用，而患其太轻。王安石请令怀信、公义同议增损，乃别制浚川杷。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绳，两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浚。或渭水深则杷不能及底，虽数往来无益；水浅则齿碍沙泥，曳之不动，卒乃反齿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怀信先试之以浚二股，又谋凿直河数里以观其效。且言于帝曰：“开直河则水势分。其不可开者，以近河，每开数尺即见水，不容施功尔。今第见水即以杷浚之，水当随杷改趋直河，苟置数千杷，则诸河浅淀，皆非所患，岁可省开浚之费几百千万。”帝曰：“果尔，甚善。闻河北小军垒当起夫五千，计合境之丁，仅及此数，一夫至用钱八缗。故欧阳修尝谓开河如放火，不开如失火，与其劳人，不如勿开。”安石曰：“劳人以除害，所谓毒天下之民而从之者。”帝乃许春首兴工，而赏怀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义与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虞部员外郎、都大提举大名府界金堤范子渊与通判、知县共试验之，皆言不可用。会子渊以事至京师，安石问其故，子渊意附会，遽曰：“法诚善，第同官议不合耳。”安石大悦。至是，乃置浚河司，将自卫州浚至海口，差子渊都大提举，公义为之属。许不拘常制，举使臣等；人船、木铁、工匠，皆取之诸埽；官吏奉给视都水监丞司；行移与监司敌体。
当是时，北流闭已数年，水或横决散漫，常虞壅遏。十月、外监丞王令图献议，于北京第四、第五埽等处开修直河，使大河还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渊及朱仲立领其事。开直河#畎顺撸钟描耸杩６杉扒逅蚝樱餐吮秤憷吆釉蛉Ｍ醢彩耸⒀杂描酥Γ舨魂」ぃ涠珊由狭鳎墒剐械刂小？/font>七年，都水监丞刘璯言：“自开直河，闭鱼肋，水势增涨，行流湍急，渐塌河岸，而许家港、清水镇河极浅漫，几于不流。虽二股深快，而蒲泊已东，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略无固护，设遇漫水出岸，牵回河头，将复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闭清水镇河，筑缕河堤一道以遏涨水，使大河复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数万顷，俾民耕种。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岁减修护之费，公私两济。”从之。是秋，判大名文彦博言：“河溢坏民田，多者六十村，户至万七千，少者九村，户至四千六百，愿蠲租税。”从之。又命都水诘官吏不以水灾闻者。外都水监丞程昉以忧死。
十月，安石去位，吴充为相。十年五月，荥泽河堤急，诏判都水监俞光往治之。是岁七月，河复溢卫州王供及汲县上下埽、怀州黄沁、滑州韩村；已丑，遂大决于澶州曹村，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郓、徐尤甚，坏田逾三十万顷。遣使修闭。
八月，又决郑州荥泽。于是文彦博言：“臣正月尝奏：德州河底淤淀，泄水稽滞，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势变移，四散漫流，两岸俱被水患，若不预为经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略无施设，止固护东流北岸而已。适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费之赏，未尝增修堤岸，大名诸埽，皆可忧虞。谓如曹村一埽，自熙宁八年至今三年，虽每计春料当培低怯，而有司未尝如约，其埽兵又皆给他役，实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决溢，此非天灾，实人力不至也。臣前论此，并乞审择水官。今河朔、京东州县，人被患者莫知其数，嗷嗷吁天，上轸圣念，而水官不能自讼，犹汲汲希赏。臣前论所陈，出于至诚，本图补报，非敢激讦也。”
元丰元年四月丙寅，决口塞，诏改曹村埽曰灵平。五月甲戌，新堤成，闭口断流，河复归北。初议塞河也，故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议者欲自夏津县东开签河入董固以护旧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张村埽直东筑堤至庞家庄古堤，袤五十里二百步。诏枢密都承旨韩缜相视。缜言：“涨水冲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势变移无常，虽开河就堤，及于河身创立生堤，枉费功力。惟增修新河，乃能经久。”诏可。
十一月，都水监言：“自曹村决溢，诸埽无复储蓄，乞给钱二十万缗下诸路，以时市梢草封桩。”诏给十万缗，非朝旨及埽岸危急，毋得擅用。
二年七月戊子，范子渊言：“因护黄河岸毕工，乞中分为两埽。”诏以广武上、下埽为名。
三年七月，澶州孙村、陈埽及大吴、小吴埽决，诏外监丞司速修闭。初，河决澶州也，北外监丞陈祐甫谓：“商胡决三十余年，所行河道，填淤渐高，堤防岁增，未免泛滥。今当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横垅二也，禹旧迹三也。然商胡、横垅故道，地势高平，土性疏恶，皆不可复，复亦不能持久。惟禹故渎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间，地卑而势固。故秘阁校理李垂与今知深州孙民先皆有修复之议。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员，自卫州王供埽按视，讫于海口。”从之。
四年四月，小吴埽复大决，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诏：“东流已填淤不可复，将来更不修闭小吴决口，候见大河归纳，应合修立堤防，令李立之经画以闻。”帝谓辅臣曰：“河之为患久矣，后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碍。夫水之趋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则无违其性可也。如能顺水所向，迁徙城邑以避之，复有何患？虽神禹复生，不过如此。”辅臣皆曰：“诚如圣训。”河北东路提点刑狱刘定言：“王莽河一径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临清徐曲御河决口、恩州赵村坝子决口两径水，亦注冀州城东。若遂成河道，即大流难以西倾，全与李垂、孙民先所论违背，望早经制。”诏送李立之。
八月壬午，立之言：“臣自决口相视河流，至乾宁军分入东、西两塘，次入界河，于劈地口入海，通流无阻，宜修立东西堤。”诏覆计之。而言者又请：“自王供埽上添修南岸，于小吴口北创修遥堤，候将来矾山水下，决王供埽，使直河注东北，于沧州界或南或北，从故道入海。”不从。
九月庚子，立之又言：“北京南乐、馆陶、宗城、魏县，浅口、永济、延安镇，瀛州景城镇，在大河两堤之间，乞相度迁于堤外。”于是用其说，分立东西两堤五十九埽。定三等向著：河势正著堤身为第一，河势顺流堤下为第二，河离堤一里内为第三。退背亦三等：堤去河最远为第一，次远者为第二，次近一里以上为第三。立之在熙宁初已主立堤，今竟行其言。
五年正月己丑，诏立之：“凡为小吴决口所立堤防，可按河势向背应置埽处，毋虚设巡河官，毋横费工料。”六月，河溢北京内黄埽。七月，决大吴埽堤，以纾灵平下埽危急。八月，河决郑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阳武沟、刀马河，归纳梁山泺。诏曰：“原武决口已引夺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将贻朝廷巨忧。其辍修汴河堤岸司兵五千，并力筑堤修闭。”都水复言：“两马头垫落，水面阔二十五步，天寒，乞候来春施工。”至腊月竟塞云。九月，河溢沧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静军阜城下埽。十月辛亥，提举汴河堤岸司言：“洛口广武埽大河水涨，塌岸，坏下闸斗门，万一入汴，人力无以枝梧。密迩都城，可不深虑。”诏都水监官速往护之。丙辰，广武上、下埽危急，诏救护，寻获安定。
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决横堤，破北京。帅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数十万众号叫求救，而钱谷禀转运，常平归提举，军器工匠隶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即属都水监，逐司在远，无一得专，仓卒何以济民？望许不拘常制。”诏：“事干机速，奏覆牒禀所属不及者，如所请。”戊申，命拯护阳武埽。
十月，冀州王令图奏：“大河行流散漫，河内殊无紧流，旋生滩碛。宜近澶州相视水势，使还复故道。会明年春，宫车晏驾。
大抵熙宁初，专欲导东流，闭北流。元丰以后，因河决而北，议者始欲复禹故迹。神宗爱惜民力，思顺水性，而水官难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渊，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虽藉其才，然每抑之。其后，元祐元年，子渊已改司农少卿，御史吕陶劾其“修堤开河，縻费巨万，护堤压埽之人，溺死无数。元丰六年兴役，至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废放。”于是黜知兖州，寻降知峡州。其制略曰：“汝以有限之材，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书舍人苏轼词也。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圣烈皇后垂帘。河流虽北，而孙村低下，夏、秋霖雨，涨水往往东出。小吴之决既未塞，十月，又决大名之小张口，河北诸郡皆被水灾。知澶州王令图建议浚迎阳埽旧河，又于孙村金堤置约，复故道。本路转运使范子奇仍请于大吴北岸修进锯牙，擗约河势。于是回河东流之议起。
元祐元年二月乙丑，诏：“未得雨泽，权罢修河，放诸路兵夫。”九月丁丑，诏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图领都水，同问行河。
十一月丙子，问言：“臣至滑州决口相视，迎阳埽至大、小吴，水势低下，旧河淤仰，故道难复。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图亦以为然，于是减水河之议复起。既从之矣，会北京留守韩绛奏引河近府非是，诏问别相视。
二年二月，令图、问欲必行前说，朝廷又从之。三月，令图死，以王孝先代领都水，亦请如令图议。
右司谏王觌言：“河北人户转徙者多，朝廷责郡县以安集，空仓廪以振济，又遣专使察视之，恩德厚矣。然耕耘是时，而流转于道路者不已；二麦将熟，而寓食于四方者未还。其故何也，盍亦治其本矣。今河之为患三：泛滥渟滀，漫无涯涘，吞食民田，未见穷已，一也；缘边漕运独赖御河，今御河淤淀，转输艰梗，二也；塘泊之设，以限南北，浊水所经，即为平陆，三也。欲治三患，在遴择都水、转运而责成耳。今转运使范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暗缪，望别择人。”
时知枢密院事安焘深以东流为是，两疏言：“朝廷久议回河，独惮劳费，不顾大患。盖自小吴未决以前，河入海之地虽屡变移，而尽在中国；故京师恃以北限强敌，景德澶渊之事可验也。且河决每西，则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决，固已北抵境上。若复不止，则南岸遂属辽界，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如庆历中因取河南熟户之地，遂筑军以窥河外，已然之效如此。盖自河而南，地势平衍，直抵京师，长虑却顾，可为寒心。又朝廷捐东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备预之意深矣。使敌能至河南，则邈不相及。今欲便于治河而缓于设险，非计也。”
王岩叟亦言：“朝廷知河流为北道之患日深，故遣使命水官相视便利，欲顺而导之，以拯一路生灵于垫溺，甚大惠也。然昔者专使未还，不知何疑而先罢议；专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议复兴。既敕都水使者总护役事，调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复罢。数十日间，变议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不早为计。北塞之所恃以为险者在塘泊，黄河堙之，猝不可浚，浸失北塞险固之利，一也。横遏西山之水，不得顺流而下，蹙溢于千里，使百万生齿，居无庐，耕无田，流散而不复，二也。乾宁孤垒，危绝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县，皆有终不自保之势，三也。沧州扼北敌海道，自河不东流，沧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师，无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边城失转输之便，五也。河北转运司岁耗财用，陷租赋以百万计，六也。六七月之间，河流交涨，占没西路，阻绝辽使，进退不能，两朝以为忧，七也。非此七害，委之可，缓而未治可也。且去岁之患，已甚前岁，今岁又甚焉，则奈何？望深诏执政大臣，早决河议而责成之。”太师文彦博、中书侍郎吕大防皆主其说。
中书舍人苏辙谓右仆射吕公著曰：“河决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盍因其旧而修其未备乎？”公著唯唯。于是三省奏：“自河北决，恩、冀以下数州被患，至今未见开修的确利害，致妨兴工。”乃诏河北转运使、副，限两月同水官讲议闻奏。
十一月，讲议官皆言：“令图、问相度开河，取水入孙村口还复故道处，测量得流分尺寸，取引不过，其说难行。”十二月，张景先复以问说为善，果欲回河，惟北京已上、滑州而下为宜，仍于孙村浚治横河旧堤，止用逐埽人兵、物料，并年例客军，春天渐为之可也。朝廷是其说。
三年六月戊戌，乃诏：“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右相范纯仁言：“圣人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盖天下大势，惟人君所向，群下竞趋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谨也。今圣意已有所向而为天下先矣。乞谕执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进入。‘免希合之臣，妄测圣意，轻举大役。“尚书王存等亦言：”使大河决可东回，而北流遂断，何惜劳民费财，以成经久之利。今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论，但侥幸万一，以冀成功，又预求免责，若遂听之，将有噬脐之悔。乞望选公正近臣及忠实内侍，覆行按视，审度可否，兴工未晚。“
庚子，三省、枢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彦博、吕大防、安焘等谓：“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范纯仁、王存、胡宗愈则以虚费劳民为忧。存谓：“今公私财力困匮，惟朝廷未甚知者，赖先帝时封桩钱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乏，奈何起数千万物料、兵夫，图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则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设险何与焉？不然，如石晋末耶律德光犯阙，岂无黄河为阻，况今河流未必便冲过北界耶？”太后曰：“且熟议。”
明日，纯仁又画四不可之说，且曰：“北流数年未为大患，而议者恐失中国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顷西夏本不为边患，而好事者以为不取恐失机会，遂兴灵武之师也。臣闻孔子论为政曰：”先有司。‘今水官未尝保明，而先示决欲回河之旨，他日败事，是使之得以藉口也。“
存、宗愈亦奏：“昨亲闻德音，更令熟议。然累日犹有未同，或令建议者结罪任责。臣等本谓建议之人，思虑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结罪，彼所见不过如此，后或误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决北流，为患非一。淤沿边塘泊，断御河漕运，失中国之险，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由孙村故道，岂非上下通愿？但恐不能成功，为患甚于今日。故欲选近臣按视：若孝先之说决可成，则积聚物料，接续兴役；如不可为，则令沿河踏行，自恩、魏以北，塘泊以南，别求可以疏导归海去处，不必专主孙村。此亦三省共曾商量，望赐详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导河并塞河。导河者顺水势，自高导令就下；塞河者为河堤决溢，修塞令入河身。不闻干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于是收回戊戌诏书。
户部侍郎苏辙、中书舍人曾肇各三上疏。辙大略言：黄河西流，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回河大议虽寝，然闻议者固执来岁开河分水之策。今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
今建议者其说有三，臣请折之：一曰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昔大河在东，御河自怀、卫经北京，渐历边郡，馈运既便，商贾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灭，失此大利，天实使然。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压御河故地，虽使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则御河湮灭已一二百里，何由复见？此御河之说不足听也。二曰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臣闻河之所行，利害相半，盖水来虽有败田破税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麦之利。况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赋役全复，此涨水之说不足听也。三曰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按河昔在东，自河以西郡县，与契丹接境，无山河之限，边臣建为塘水，以捍契丹之冲。今河既西，则西山一带，契丹可行之地无几，边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议者尚恐河复北徙，则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为梁，便于南牧。臣闻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盖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势无徙移，此边防之说不足听也。
臣又闻谢卿材到阙，昌言：“黄河自小吴决口，乘高注北，水势奔决，上流堤防无复决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费一金，十年保无河患。”大臣以其异已罢归，而使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画回河之计。盖由元老大臣重于改过，故假契丹不测之忧，以取必于朝廷。虽已遣百禄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观望风旨也。愿亟回收买梢草指挥，来岁勿调开河役兵，使百禄等明知圣意无所偏系，不至阿附以误国计。
肇之言曰：“数年以来，河北、京东、淮南灾伤，今岁河北并边稍熟，而近南州军皆旱，京东、西、淮南饥殍疮痍。若来年虽未大兴河役，止令修治旧堤，开减水河，亦须调发丁夫。本路不足，则及邻路，邻路不足，则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则虽有回河之策，及梢草先具，将安施乎？”
会百禄等行视东西二河，亦以为东流高仰，北流顺下，决不可回。即奏曰：往者王令图、张问欲开引水签河，导水入孙村口还复故道。议者疑焉，故置官设属，使之讲议。既开撅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顾临、王孝先、张景先、唐义问、陈祐之皆谓故道难复。而孝先独叛其说，初乞先开减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势缓，人工物料丰备，徐议闭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则又请以二年为期。及朝廷诘其成功，遽云：“来年取水入孙村口，若河流顺快，工料有备，便可闭塞，回复故道。”是又不俟新河势缓矣。回河事大，宁容异同如此！盖孝先、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余万，未有指拟，见买数计，经岁未及毫厘，度事理终不可为，故为大言。
又云：“若失此时，或河势移背，岂独不可减水，即永无回河之理。”臣等窃谓河流转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无一定。若假以五年，休养数路民力，沿河积材，渐浚故道，葺旧堤，一旦流势改变，审议事理，酾为二渠，分派行流，均减涨水之害，则劳费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谓之一失此时，永无回河之理也？
四年正月癸末，百禄等使回入对，复言：“修减水河，役过兵夫六万三千余人，计五百三十万工，费钱粮三十九万二千九百余贯、石、匹、两，收买物料钱七十五万三百余缗，用过物料二百九十余万条、束，官员、使臣、军大将凡一百一十余员请给不预焉。愿罢有害无利之役，那移工料，缮筑西堤，以护南决口。”未报。己亥，乃诏罢回河及修减水河。
四月戊午，尚书省言：“大河东流，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范百禄、赵君锡条画以闻。
百禄等言：臣等昨按行黄河独流口至界河，又东至海口，熟观河流形势；并缘界河至海口铺砦地分使臣各称：界河未经黄河行流已前，阔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之后，今阔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与《前汉书》大司马史张戎之论正合。
自元丰四年河出大吴，一向就下，冲入界河，行流势如倾建。经今八年，不舍昼夜，冲刷界河，两岸日渐开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甚迅。虽遇元丰七年八年、元祐元年泛涨非常，而大吴以上数百里，终无决溢之害，此乃下流归纳处河流深快之验也。
塘泺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今之塘水，又异昔时，浅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维舟而济，冬寒冰坚，尤为坦途。如沧州等处，商胡之决即已淀淤，今四十二年，迄无边警，亦无人言以为深忧。自回河之议起，首以此动烦圣听。殊不思大吴初决，水未有归，犹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复何虑？藉令有此，则中国据上游，契丹岂不虑乘流扰之乎？
自古朝那、萧关、云中、朔方、定襄、雁门、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间，南北往来之冲，岂塘泺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窃谓本朝以来，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阔，加以朝夕海潮往来渲荡，必无浅淀，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国亦无全失险阻之理。且河遇平壤滩漫，行流稍迟，则泥沙留淤；若趋深走下，湍激奔腾，惟有刮除，无由淤积，不至上烦圣虑。
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诏拨提举修河司物料百万与之。甲午，都水监言：“河为中国患久矣，自小吴决后，泛滥未著河槽，前后遣官相度非一，终未有定论。以为北流无患，则前二年河决南宫下埽，去三年决上埽，今四年决宗城中埽，岂谓北流可保无虞？以为大河卧东，则南宫、宗城皆在西岸；以为卧西，则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决，皆在东岸。要是大河千里，未见归纳经久之计，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铺分决涨水，少纾目前之急。继又宗城决溢，向下包蓄不定，虽欲不为东流之计，不可得也。河势未可全夺，故为二股之策。今相视新开第一口，水势湍猛，发泄不及，已不候工毕，更拨沙河堤第二口泄减涨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虽未保冬夏常流，已见有可为之势。必欲经久，遂作二股，仍较今所修利害孰为轻重，有司具析保明以闻。”
八月丁未，翰林学士苏辙言：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
臣闻河道西行孙村侧左，大约入地二丈以来，今所报涨水出岸，由新开口地东入孙村，不过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涨水，而夺入地二丈河身，虽三尺童子，知其难矣。然朝廷遂为之遣都水使者，兴兵功，开河道，进锯牙，欲约之使东。方河水盛涨，其西行河道若不断流，则遏之东行，实同儿戏。
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不过一月，涨水既落，则西流之势，决无移理。兼闻孙村出岸涨水，今已断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
是时，吴安持与李伟力主东流，而谢卿材谓“近岁河流稍行地中，无可回之理”，上《河议》一编。召赴政事堂会议，大臣不以为然。癸丑，三省、枢密院言：“继日霖雨，河上之役，恐烦圣虑。”太后曰：“访之外议，河水已东复故道矣。”
乙丑，李伟言：“已开拨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铺，放水入孙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即更不须开淘。因昨来一决之后，东流自是顺快，渲刷渐成港道。见今已为二股，约夺大河三分以来，若得夫二万，于九月兴工，至十月寒冻时可毕。因引导河势，岂止为二股通行而已，亦将遂为回夺大河之计。今来既因擗拶东流，修全锯牙，当迤逦增进一埽，而取一埽之利，比至来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复故道。朝廷今日当极力必闭北流，乃为上策。若不明诏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迁延，议终不决，观望之间，遂失机会。乞复置修河司。”从之。
五年正月丁亥，梁焘言：“朝廷治河，东流北流，本无一偏之私。今东流未成，边北之州县未至受患，其役可缓；北流方悍，边西之州县，日夕可忧，其备宜急。今倾半天下之力，专事东流，而不加一夫一草于北流之上，得不误国计乎！去年屡决之害，全由堤防无备。臣愿严责水官，修治北流埽岸，使二方均被恻隐之恩。”
二月己亥，诏开修减水河。辛丑，乃诏三省、枢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阔远，宜权罢修河。”
戊申，苏辙言：“臣去年使契丹，过河北，见州县官吏，访以河事，皆相视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还自契丹，所过吏民，方举手相庆，皆言近有朝旨罢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欢呼鼓舞。惟减水河役迁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间窃议，意大臣业已为此，势难遽回。既为圣鉴所临，要当迤逦尽罢。今月六日，果蒙圣旨，以旱灾为名，权罢修黄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尽罢黄河东、北流及诸河功役，民方忧旱，闻命踊跃，实荷圣恩。然臣窃详圣旨，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语激切，中外闻者或至泣下，而臣奉行，不得其平。由此观之，则是大臣所欲，虽害物而必行；陛下所为，虽利民而不听。至于委曲回避，巧为之说，仅乃得行，君权已夺，国势倒植。臣所谓君臣之间，逆顺之际，大为不便者，此事是也。黄河既不可复回，则先罢修河司，只令河北转运司尽将一道兵功，修贴北流堤岸；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晓然知圣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独河事就绪，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虚诳欺朝廷，弊事庶几渐去矣。”
八月甲辰，提举东流故道李伟言：“大河自五月后日益暴涨，始由北京南沙堤第七铺决口，水出于第三、第四铺并清丰口一并东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为深快，颇减北流横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当减落，若不稍加措置，虑致断绝，即东流遂成淤淀。望下所属官司，经画沙堤等口分水利害，免淤故道，上误国事。”诏吴安持与本路监司、北外丞司及李伟按视，具合措置事连书以闻。
九月，中丞苏辙言：“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乞速罢修河司，及检举六年四月庚子敕，窜责李伟。”
七年三月，以吏部郎中赵偁权河北转运使。偁素与安持等议不协，尝上《河议》，其略曰：“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功费骚动半天下，复为分水又四年矣。故所谓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势导而分之。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约以扼之，开浚河门，徒为渊潭，其状可见。况故道千里，其间又有高处，故累岁涨落辄复自断。夫河流有逆顺，地势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见，职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谓当缮大河北流两堤，复修宗城弃堤，闭宗城口，废上、下约，开阚村河门，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费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绪，而河患庶几息矣。愿以河事并都水条例一付转运司，而总以工部，罢外丞司使，措置归一，则职事可举，弊事可去。”
四月，诏：“南、北外两丞司管下河埽，今后令河北、京西转运使、副、判官、府界提点分认界至，内河北仍于衔内带‘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
十月辛酉，以大河东流，赐都水使者吴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监丞李伟再任。
志第四十六 河渠三
○黄河下
汴河上
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软堰，并依都水监所奏。”门下侍郎苏辙奏：“臣尝以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盖东流本人力所开，阔止百余步，冬月河流断绝，故软堰可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此之东流，何止数倍，见今河水行流不绝，软堰何由能立？盖水官之意，欲以软堰为名，实作硬堰，阴为回河之计耳。朝廷既已觉其意，则软堰之请，不宜复从。”赵偁亦上议曰：“臣窃谓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进其说，或见近忘远，徼幸盗功，或取此舍彼，诪张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听，下滋民患，横役枉费，殆无穷已，臣切痛之。所谓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闭也。是三者，去其患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今不谋此，而议欲专闭北流，止知一日可闭之利，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可并以入东流也。夫欲合河以为利，而不恤上下壅溃之害，是皆见近忘远，徼幸盗功之事也。有司欲断北流而不执其咎，乃引分水为说，姑为软堰；知河冲之不可以软堰御，则又为决堰之计。臣恐枉有工费，而以河为戏也。请俟涨水伏槽，观大河之势，以治东流、北流。”
五月，水官卒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淤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十二月丙寅，监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缘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孙村口，见水趋东者，河甚阔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过杨家浅口复渡，见水之趋北者，才十之二三，然后知大河宜闭北行东。乞下都水监相度。”于是吴安持复兼领都水，即建言：“近准朝旨，已堰断魏店刺子，向下北流一枝断绝。然东西未有堤岸，若涨水稍大，必披滩漫出，则平流在北京、恩州界，为害愈甚。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青丰口以东鸡爪河，分杀水势。”吕大防以其与己意合，向之，诏同北京留守相视。
时范纯仁复为右相，与苏辙力以为不可。遂降旨：“令都水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共议，可则行之，有异议速以闻。”绍圣元年正月也。是时，转运使赵偁深不以为然，提刑上官均颇助之。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须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沧、棣，始播为九河，以其近海无患也。今河自横垅、六塔、商胡、小吴，百年之间，皆从西决，盖河徙之常势。而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亦皆西决，则地势西下，较然可见。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功也。请开阚村河门，修平乡钜鹿埽、焦家等堤，浚澶渊故道，以备涨水。”大名安抚使许将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从北流，则虑河下已湮，而上流横溃，为害益广。若直闭北流，东徙故道，则复虑受水不尽，而破堤为患。窃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闭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议，则民心固而河之顺复有时，可以保其无害。”诏：“令吴安持同都水监丞郑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官具图、状保明闻奏，即有未便，亦具利害来上。”
三月癸酉，监察御史郭知章言：“河复故道，水之趋东，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视，逐司议论未一。臣谓水官朝夕从事河上，望专委之。”乙亥，吕大防罢相。
六月，右正言张商英奏言：“元丰间河决南宫口，讲议累年，先帝叹曰：”神禹复生，不能回此河矣。‘乃敕自今后不得复议回河闭口，盖采用汉人之论，俟其泛滥自定也。元祐初，文彦博、吕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吴安持为都水使者，委以东流之事。京东、河北五百里内差夫，五百里外出钱雇夫，及支借常平仓司钱买梢草，斩伐榆柳。凡八年而无尺寸之效，乃迁安持太仆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则刘奉世犹以彦博、大防余意，力主东流，以梁村口吞纳大河。今则梁村口淤淀，而开沙堤两处决口以泄水矣。前议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则云俟霜降水落兴工矣。朝廷咫尺，不应九年为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内，年年矾山水涨，霜降水落，岂独今年始有涨水，而待水落乃可以兴工耶？乞遣使按验虚实，取索回河以来公私费钱粮、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
会七月辛丑，广武埽危急，诏王宗望亟往救护。壬寅，帝谓辅臣曰：“广武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溢下灌京师，已遣中使视之。”辅臣出图、状以奏曰：“此由黄河北岸生滩，水趋南岸。今雨止，河必减落，已下水官，与洛口官同行按视，为签堤及去北岸嫩滩，令河顺直，则无患矣。”
八月丙子，权工部侍郎吴安持等言：“广武埽危急，刷塌堤身二千余步处，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见今洛口，约不满十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视并开井筒，各称利便外，其南筑大堤，工力浩大，乞下各属官司，躬往相度保明。”从之。
十月丁酉，王宗望言：“大河自元丰溃决以来，东、北两流，利害极大，频年纷争，国论不决，水官无所适从。伏自奉昭凡九月，上禀成算，自阚村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皆闭塞。筑金堤七十里，尽障北流，使全河东还故道，以除河患。又自阚村下至海口，补筑新旧堤防，增修疏浚河道之淤浅者，虽盛夏涨潦，不至壅决。望付史官，纪绍圣以来圣明独断，致此成绩。”诏宗望等具析修闭北流部役官等功力等弟以闻。然是时东流堤防未及缮固，濒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师，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诏给券，谕令还本土，以就振济。
己酉，安持又言：“准朝旨相度开浚澶州故道，分减涨水。按澶州本是河行旧道，顷年曾乞开修，时以东西地形高仰，未可兴工。欲乞且行疏导燕家河，仍令所属先次计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工料。”诏：“令都水监候来年将及涨水月分，先具利害以闻。”
癸丑，三省、枢密院言：“元丰八年，知澶州王令图议，乞修复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吴安持，因纾南宫等埽危急，遂就孙村口为回河之策。及梁村进约东流，孙村口窄狭，德清军等处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虽于内黄下埽闭断北流，然至涨水之时，犹有三分水势，而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决坏民田。近又据宗望等奏，大河自闭塞阚村而下，及创筑新堤七十余里，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今访闻东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既闭断北流，将来盛夏，大河涨水全归故道，不惟旧堤损缺怯薄，而阚村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兼京城上流诸处埽岸，虑有壅滞冲决之患，不可不豫为经画。”诏：权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丞郑佑同北外监丞司，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视，增修疏浚，不致壅滞冲决。
丙辰，张商英又言：“今年已闭北流，都水监长贰交章称贺，或乞付史官，则是河水已归故道，止宜修缉堤埽，防将来冲决而已。近闻王宗望、李仲却欲开澶州故道以分水，吴安持乞候涨水前相度。缘开澶州故道，若不与今东流底平，则才经水落，立见淤塞。若与底平，则从初自合闭口回河，何用九年费财动众？安持称候涨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谈。前来涨水并今来涨水，各至澶州、德清军界，安持首尾九年，岂得不见？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窟，自为潜身之计，非公心为国事也。况立春渐近调夫，如是时不早定议，又留后说，邦财民力，何以支持？访闻先朝水官孙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贾种民各有《河议》，乞取索照会。召前后本路监司及经历河事之人，与水官诣都堂反覆诘难，务取至当，经久可行，定议归一，庶免以有限之财事无涯之功。”二年七月戊午，诏：“沿黄河州军，河防决溢，并即申奏。”
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外都水丞李伟言：“相度大小河门，乘此水势衰弱，并先修闭，各立蛾眉埽镇压。乞次于河北、京东两路差正夫三万人，其他夫数，令修河官和雇。”三月丁巳，伟又乞于澶州之南大河身内，开小河一道，以待涨水，纾解大吴口下注北京一带向著之患。“并从之。
六月末，河决内黄口，东流遂断绝。八月甲戌，诏：“大河水势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转运司，责州县共力救护堤岸。”辛丑，左司谏王祖道请正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之罪，投之远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诏可。
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郑佑、吴安持辈皆用登极大赦，次第牵复。中书舍人张商英缴奏：“佑等昨主回河，皆违神宗北流之意。”不听。商英又尝论水官非其人，治河当行其所无事，一用堤障，犹塞儿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为龙图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兼专功提举河事。商英复陈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复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筑御河西堤，而开东堤之积；五曰开木门口，泄徒骇河东流。大要欲随地势疏浚入海。会四月，河决苏村。七月，诏：“商英毋治河，止厘本职，其因河事差辟官吏并罢。”复置北外都水丞司。
建中靖国元年春，尚书省言：“自去夏苏村涨水，后来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诏都水使者鲁君贶同北外丞司经度之。于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众人偏见，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莫甚于近世。臣不敢远引，只如元祐末年，小吴决溢，议者乃谲谋异计，欲立奇功，以邀厚赏。不顾地势，不念民力，不惜国用，力建东流之议。当洪流中，立马头，设锯齿，梢刍材木，耗费百倍。力遏水势，使之东注，陵虚驾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决，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决溃，又复北流。此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势之必至也。
昔禹之治水，不独行其所无事，亦未尝不因其变以导之。盖河流混浊，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迄逦淤淀，则久而必决者，势不能变也。或北而东，或东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
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栏水势，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淀塘泊，亦祗宜因塘泊之岸，增设堤防，乃为长策。风闻近日又有议者献东流之计，不独比年灾伤，居民流散，公私匮竭，百无一有，事势窘急，固不可为；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溃决未久，势不可改。设若兴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举，实自困之道也。
崇宁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诏措置大河，即由西路历沿边州军，回至武强县，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县，乃达于冀。又北渡河过远来镇，及分遣属僚相视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无有不下，引之就高，决不可得。况西山积水，势必欲下，各因其势而顺导之，则无壅遏之患。”诏开修直河，以杀水势。
四年二月，工部言：“乞修苏村等处运粮河堤为正堤，以支涨水，较修弃堤直堤，可减工四十四万、料七十一万有奇。”从之。闰二月，尚书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诸水，在深州武强、瀛州乐寿埽，俯瞰雄、霸、莫州及沿边塘泺，万一决溢，为害甚大。”诏增二埽堤及储蓄，以备涨水。是岁，大河安流。
五年二月，诏滑州系浮桥于北岸，仍筑城垒，置官兵守护之。八月，葺阳武副堤。
大观元年二月，诏于阳武上埽第五铺开修直河至第十五铺，以分减水势。有司言：“河身当长三千四百四十步，面阔八十尺，底阔五丈，深七尺，计役十万七千余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凡一月毕。”从之。十二月，工部员外郎赵霆言：“南北两丞司合开直河者，凡为里八十有七，用缗钱八九万。”异时成功，可免河防之忧，而省久远之费。“诏从之。
二年五月，霆上免夫之议，大略谓：“黄河调发人夫修筑埽岸，每岁春首，骚动数路，常至败家破产。今春滑州鱼池埽合起夫役，尝令送免夫之直，用以买土，增贴埽岸，比之调夫，反有赢余。乞诏有司，应堤埽合调春夫，并依此例，立为永法。”诏曰：“河防夫工，岁役十万，滨河之民，困于调发。可上户出钱免夫，下户出力充役，其相度条画以闻。”丙申，邢州言河决，陷钜鹿县。诏迁县于高地。又以赵州隆平下湿，亦迁之。
六月己卯，都水使者吴玠言：“自元丰间小吴口决，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诸水，至清州独流砦三叉口入海。虽深得保固形胜之策，而岁月浸久，侵犯塘堤，冲坏道路，啮损城砦。臣奉诏修治堤防，御捍涨溢。然筑八尺之堤，当九河之尾，恐不能敌。若不遇有损缺，逐旋增修，即又至隳坏，使与塘水相通，于边防非计也。乞降旨修葺。”从之。庚寅，冀州河溢，坏信都、南宫两县。
三年八月，诏沈纯诚开撩兔源河。兔源在广武埽对岸，分减埽下涨水也。
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龄言：“今岁夏秋涨水，河流上下并行中道，滑州浮桥不劳解拆，大省岁费。”诏许称贺，官吏推恩有差。昌龄又献议导河大伾，可置永远浮桥，谓：“河流自大伾之东而来，直大伾山西，而止，数里方回南，东转而过，复折北而东，则又直至大伾山之东，亦止不过十里耳。视地形水势，东西相直径易，曾不十余里间，且地势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为马头，又有中氵单，正如河阳。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东北二小山，分为两股而过，合于下流，因是三山为趾，以系浮梁，省费数十百倍，可宽河朔诸路之役。”朝廷喜而从之。
五年，置提举修系永桥所。六月癸丑，降德音于河北、京东、京西路，其略曰：“凿山酾渠，循九河既道之迹；为梁跨趾，成万世永赖之功。役不逾时，虑无愆素。人绝往来之阻，地无南北之殊。灵祗怀柔，黎庶呼舞。眷言朔野，爰暨近畿，畚锸繁兴，薪刍转徙，民亦劳止，朕甚悯之。宜推在宥之恩，仍广蠲除之惠。应开河官吏，令提举所具功力等第闻奏。”又诏：“居山至大伾山浮桥属浚州者，赐名天成桥；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桥属滑州者，赐名荣光桥。”俄改荣光曰圣功。七月庚辰，御制桥名，磨崖以刻之。方河之开也，水流虽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砦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军，其后遂注成巨泺云。是月，昌龄迁工部侍郎。
八月己亥，都水监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东，虑水溢为患。乞移军城于大伾山、居山之间，以就高仰。”从之。十月丁巳，中书省言冀州枣强埽决，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谙河事，诏以王仲元代之。
十一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连经涨淤，滩面已高，致河流倾侧东岸。今若修闭枣强上埽决口，其费不赀，兼冬深难施人力，纵使极力修闭，东堤上下二百余里，必须尽行增筑，与水争力，未能全免决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碱卤及积水之地，又不犯州军，止经数县地分，迤逦缠御河归纳黄河。欲自决口上恩州之地水堤为始，增补旧堤，接续御河东岸，签合大河。”从之。乙亥，臣僚言：“禹迹湮没于数千载之远，陛下神智独运，一旦兴复，导河三山。长堤盘固，横截巨浸，依山为梁，天造地设。威示南北，度越前古，岁无解系之费，人无病涉之患。大功既成，愿申饬有司，以日继月，视水向著，随为堤防，益加增固，每遇涨水，水官、漕臣不辍巡视。”诏付昌龄。
六年四月辛卯，高阳关路安抚使吴玠言冀州枣强县黄河清，诏许称贺。七月戊午，太师蔡京请名三山桥铭阁曰缵禹继文之阁，门曰铭功之门。十月辛卯，蔡京等言：“冀州河清，乞拜表称贺。”
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宁化镇大河之侧，地势低下，正当湾流冲激之处。岁久堤岸怯薄，沁水透堤甚多，近镇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时雨霈然，一失堤防，则不惟东流莫测所向，一隅生灵所系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间诸州往来边路。乞付有司，贴筑固护。”从之。六月癸酉，都水使者孟扬言：“旧河阳南北两河分流，立中氵单，系浮梁。顷缘北河淤淀，水不通行，止于南河修系一桥。因此河项窄狭，水势冲激，每遇涨水，多致损坏。欲措置开修北河，如旧修系南北两桥。”从之。九月丁未，诏扬专一措置，而令河阳守臣王序营办钱粮，督其工料。
重和元年三月己亥，诏：“滑州、浚州界万年堤，全藉林木固护堤岸，其广行种植，以壮地势。”五月甲辰，诏：“孟州河阳县第一埽，自春以来，河势湍猛，侵啮民田，迫近州城止二三里。其令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阳守臣措置固护。”是秋雨，广武埽危急，诏内侍王仍相度措置。
宣和元年九月辛未，蔡京等言：“南丞管下三十五埽，今岁涨水之后，岸下一例生滩，河行中道，实由圣德昭格，神祗顺助。望宣付史馆。”诏送秘书省。十二月，开修兔源河并直河毕工，降诏奖谕。
二年九月己卯，王黼言：“昨孟昌龄计议河事，至滑州韩村埽检视，河流冲至寸金潭，其势就下，未易御遏。近降诏旨，令就画定港湾，对开直河。方议开凿，忽自成直河一道，寸金潭下，水即安流，在役之人，聚首仰叹。乞付史馆，仍帅百官表贺。”从之。
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决清河埽。是岁，水坏天成、圣功桥，官吏行罚有差。四年四月壬子，都水使者孟扬言：“奉诏修系三山东桥，凡役工十五万七千八百，今累经涨水无虞。”诏因桥坏失职降秩者，俱复之，扬自正议大夫转正奉大夫。
七年，钦宗即位。靖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许翰言：“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延康殿学士孟扬、龙图阁直学士孟揆，父子相继领职二十年，过恶山积。妄设堤防之功，多张梢桩之数，穷竭民力，聚敛金帛。交结权要，内侍王仍为之奥主，超付名位，不知纪极。大河浮桥，岁一造舟，京西之民，犹惮其役。而昌龄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势，顿取百年浮桥之费，仅为数岁行路之观。漂没生灵，无虑万计，近辅郡县，萧然破残。所辟官吏，计金叙绩，富商大贾，争注名牒，身不在公，遥分爵赏。每兴一役，干没无数，省部御史，莫能钩考。陛下方将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先诛窜昌龄父子，无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奸赃，以正典刑。”诏并落职：昌龄在外宫观，扬依旧权领都水监职事，揆候措置桥船毕取旨。翰复请钩考簿书，发其奸赃。乃诏昌龄与中大夫，扬、揆与中奉大夫。三月丁丑，京西转运司言：“本路岁科河防夫三万，沟河夫一万八千。缘连年不稔，群盗劫掠，民力困弊，乞量数减放。”诏减八千人。
汴河，自隋大业初，疏通济渠，引黄河通淮，至唐，改名广济。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阴县南为汴首受黄河之口，属于淮、泗。每岁自春及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载为准。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其浅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监总察之。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岁易；易则度地形，相水势，为口以逆之。遇春首辄调数州之民，劳费不赀，役者多溺死。吏又并缘侵渔，而京师常有决溢之虞。
太祖建隆二年春，导索水自旃然，与须水合入于汴。三年十月，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七月，开封府言：“汴水溢坏开封大宁堤，浸民田，害稼。”诏发怀、孟丁夫三千五百人塞之。三年正月，发军士千人复汴口。六月，宋州言：“宁陵县河溢，堤决。”诏发宋、亳丁夫四千五百人，分遣使臣护役。四年八月，又决于宋城县，以本州诸县人夫三千五百人塞之。
淳化二年六月，汴水决浚仪县。帝乘步辇出乾元门，宰相、枢密迎谒。帝曰：“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车驾入泥淖中，行百余步，从臣震恐。殿前都指挥使戴兴叩头恳请回驭，遂捧辇出泥淖中。诏兴督步卒数千塞之。日未旰，水势遂定。帝始就次，太官进膳。亲王近臣皆泥泞沾衣。知县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决于宋城县，发近县丁夫二千人塞之。
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岁运江、淮米五七百万斛，以济京师，问侍臣汴水疏凿之由，令参知政事张洎讲求其事以闻。其言曰：禹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皋是也，或云黎阳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国，为害最甚，乃于贝丘疏二渠，以分水势：一渠自舞阳县东，引入漯水，其水东北流，至千乘县入海，即今黄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东北形高敝坏堤，水势不便流溢，夹右碣石入于渤海。《书》所谓“北过洚水，至于大陆”，洚水即浊漳，大陆则邢州钜鹿泽。“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贵乡县界分为九道，下至沧州，今为一河。言逆河者，谓与河水往复相承受也。齐桓公塞以广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东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于荥泽下分大河为阴沟，引注东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仪县西北，复分为二渠：一渠元经阳武县中牟台下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凿以灌魏郡，谓之鸿沟，莨菪渠自荥阳五出池口来注之。其鸿沟即出河之沟，亦曰莨菪渠。
汉明帝时，乐浪人王景、谒者王吴始作浚仪渠，盖循河沟故读也。渠成流注浚仪，故以浚仪县为名。灵帝建宁四年，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以遏渠口，故世谓之石门。渠外东合济水，济与河、渠浑涛东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晋、楚战于邲。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从“汴”字。渠水又东经荥阳北，旃然水自县东流入汴水。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广武城，二城相去百余步，汴水自两城间小涧中东流而出，而济流自兹乃绝。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谓之鸿渠。东晋太和中，桓温北伐前燕，将通之，不果。义熙十三年，刘裕西征姚秦，复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溃塞，裕更疏凿而漕运焉。隋炀帝大业三年，诏尚书左丞相皇甫谊发河南男女百万开汴水，起荥泽入淮千余里，乃为通济渠。又发淮南兵夫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淮至于扬子江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而后行幸焉。自后天下利于转输。昔孝文时，贾谊言“汉以江、淮为奉地”，谓鱼、盐、谷、帛，多出东南。至五凤中，耿寿昌奏：“故事，岁增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亦多自此渠漕运。
唐初，改通济渠为广济渠。开元中，黄门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长淮西北溯鸿沟，转相输纳于河阴、含嘉、太原等仓。凡三年，运米七百万石，实利涉于此。开元末，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浣，以江、淮漕运经淮水波涛有沉损，遂浚广济渠下流，自泗州虹县至楚州淮阴县北八十里合于淮，逾时毕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艰险，寻乃废停，却由旧河。
德宗朝，岁漕运江、淮米四十万石，以益关中。时叛将李正己、田悦皆分军守徐州，临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邓，南北漕引皆绝。于是水陆运使杜佑请改漕路，自浚仪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沟，经蔡河至陈州合颍水，是秦、汉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则功用甚寡；又庐、寿之间有水道，而平冈亘其中，曰鸡鸣山，佑请疏其两端，皆可通舟，其间登陆四十里而已，则江、湖、黔、岭、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趋东关，经庐、寿，浮颍步蔡，历琵琶沟入汴河，不复经溯淮之险，径于旧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议将行，而徐州顺命，淮路乃通。至国家膺图受命，以大梁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
汉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国兵。”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军、期门郎、羽林孤儿，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卫府兵，皆农夫也。及罢府兵，始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数万人，亦以备扈从藩卫而已，故禄山犯关，驱市人而战；德宗蒙尘，扈驾四百余骑，兵甲皆在郡国。额军存而可举者，除河朔三镇外，太原、青社各十万人，邠宁、宣武各六万人，潞、徐、荆、扬各五万人，襄、宣、寿、镇海各二万人，自余观察、团练据要害之地者，不下万人。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时有水旱，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然则禹力疏凿以分水势，炀帝开畎以奉巡游，虽数湮废，而通流不绝于百代之下，终为国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真宗景德元年九月，宋州言汴河决，浸民田，坏庐舍。遣使护塞，逾月功就。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涨，诏觇候水势，并工修补，增起堤岸。工毕，复遣使致祭。
大中祥符二年八月，汴水涨溢，自京至郑州，浸道路。诏选使乘传减汴口水势。既而水减，阻滞漕运，复遣浚汴口。八年六月，诏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八月，太常少卿马元方请浚汴河中流，阔五丈，深五尺，可省修堤之费。即诏遣使计度修浚。使还，上言：“泗州西至开封府界，岸阔底平，水势薄，不假开浚。请止自泗州夹冈，用功八十六万五千四百三十八，以宿、亳丁夫充，计减功七百三十一万，仍请于沿河作头踏道擗岸，其浅处为锯牙，以束水势，使其浚成河道，止用河清、下卸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长吏、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淀，可三五年一浚。又于中牟、荥泽县各置开减水河。”并从之。
天禧三年十二月，都官员外郎郑希甫言：“汴河两岸皆是陂水，广浸民田，堤脚并无流泄之处。今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淮，望诏转运使规度以闻。”
仁宗天圣三年，汴流浅，特遣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涨，堤危，众情恟忄匈忧京城，诏度京城西贾陂冈地，泄之于护龙河。六年，勾当汴口康德舆言：“行视阳武桥万胜镇，宜存斗门。其梁固斗门三宜废去，祥符界北岸请为别窦，分减溢流。”而勾当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孙村之石限，悉从其请。七年，德舆言，修河芟地为并滩农户所侵。诏限一月使自实，检括以还县官。皇祐三年，命使诣中牟治堤。明年八月，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岁以为常。旧制，水增七尺五寸，则京师集禁兵、八作、排岸兵，负土列河上以防河。满五日，赐钱以劳之，曰“特支”；而或数涨数防，又不及五日而罢，则军士屡疲，而赐予不及。是岁七月，始制防河兵日给钱，薄其数，才比特支十分之一，军士便之。明年，遣使行河相利害。
嘉祐六年，汴水浅涩，常稽运漕。都水奏：“河自应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驶无所阻。惟应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阔浅漫，宜限以六十步阔，于此则为木岸狭河，扼束水势令深驶。梢，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诏兴役，而众议以为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时已尝狭河矣，俗好沮败事，宜勿听。”役既半，岸木不足，募民出杂梢。岸成而言者始息。旧曲滩漫流，多稽留覆溺处，悉为驶直平夷，操舟往来便之。
神宗熙宁四年，创开訾家口，日役夫四万，饶一月而成。才三月已浅淀，乃复开旧口，役万工，四日而水稍顺。有应舜臣者，独谓新口在孤柏岭下，当河流之冲，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则泄以斗门，水小则为辅渠于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议。
五年，先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宫使张方平尝论汴河曰：“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专运粳米，兼以小麦，此乃大仓蓄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近岁已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仓，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今陈说利害，以汴河为议者多矣。臣恐议者不已，屡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旧。国家大计，殊非小事。愿陛下特回圣鉴，深赐省察，留神远虑，以固基本。”方平之言，为王安石发也。
六年夏，都水监丞侯叔献乞引汴水淤府界闲田，安石力主之。水既数放，或至绝流，公私重舟不可荡，有阁折者。帝以人情不安，尝下都水分析，并诏三司同府界提点官往视。十一月，范子奇建议：冬不闭汴口，以外江纲运直入汴至京，废运般。安石以为然。诏汴口官吏相视，卒用其说。是后高丽入贡，令溯汴赴阙。
七年春，河水壅溢，积潦败堤。八月，御史盛陶谓汴河开两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监宋昌言视两口水势，檄同提举汴口官王珫。珫言訾家口水三分，辅渠七分。昌言请塞訾家口，而留辅渠。时韩绛、吕惠卿当国，许之。
八年春，安石再相，叔献言：“昨疏浚汴河，自南京至泗州，概深三尺至五尺。惟虹县以东，有礓石三十里余，不可疏浚，乞募民开修。”诏检计工粮以闻。七月，叔献又言：“岁开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调夫役。今惟用訾家口，减人夫、物料各以万计，乞减河清一指挥。”从之。未几，汴水大涨，至深一丈二尺，于是复请权闭汴口。
九年十月，诏都水度量疏浚汴河浅深，仍记其地分。十年，范子渊请用濬川杷，以六月兴工，自谓功利灼然，请“候今冬疏浚毕，将杷具、舟船等分给逐地分。使臣于闭口之后，检量河道淤淀去处，至春水接续疏导”。大抵皆无甚利。已而清汴之役兴。
志第四十七 河渠四
○汴河下 洛河 蔡河 广济河 金水河 白沟河 京畿沟渠 白河 三白渠 邓许诸渠附
元丰元年五月，西头供奉官张从惠复言：“汴口岁开闭，修堤防，通漕才二百余日。往时数有建议引洛水入汴，患黄河啮广武山，须凿山岭十数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为。去年七月，黄河暴涨，水落而稍北，距广武山麓七里，退滩高阔，可凿为渠，引洛入汴。”范子渊知都水监丞，画十利以献。又言：“汜水出玉仙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积其广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视今汴流尚赢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缓不同，得其赢余，可以相补。犹虑不足，则旁堤为塘，渗取河水，每百里置木闸一，以限水势。两旁沟、湖、陂、泺，皆可引以为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约汴舟重载，入水不过四尺，今深五尺，可济漕运。起巩县神尾山，至土家堤，筑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阴县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属于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视。
二年正月，使还，以为工费浩大，不可为。上复遣入内供奉宋用臣，还奏可为，请“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开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刍楗为之，以节湍急之势，取水深一丈，以通漕运。引古索河为源，注房家、黄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处潴水为塘，以备洛水不足，则决以入河。又自汜水关北开河五百五十步，属于黄河，上下置闸启闭，以通黄、汴二河船筏。即洛河旧口置水，通黄河，以泄伊、洛暴涨。古索河等暴涨，即以魏楼、荥泽、孔固三斗门泄之。计工九十万七千有余。仍乞修护黄河南堤埽，以防侵夺新河”。从之。
三月庚寅，以用臣都大提举导洛通汴。四月甲子兴工，遣礼官告祭。河道侵民冢墓，给钱徙之，无主者，官为瘗藏。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阴县瓦亭子，并汜水关北通黄河，接运河，长五十一里。两岸为堤总长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闭汴口，徙官吏、河清卒于新洛口。戊辰，遣礼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诏差七千人，赴汴口开修河道。
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阔，多浅涩，乞狭河六十里，为二十一万六千步。”以四月兴役。五月癸亥，罢草屯浮堰。五年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槽阻碍上下汴舟，宜废撤。”从之。十月，狭河毕工。
六年八月，范子渊又请“于武济山麓至河岸并嫩滩上修堤及压埽堤，又新河南岸筑新堤，计役兵六千人，二百日成。开展直河，长六十三里，广一百尺，深一丈，役兵四万七千有奇，一月成。”从之。十月，都提举司言：“汴水增涨，京西四斗门不能分减，致开决堤岸。今近京惟孔固斗门可以泄水下入黄河。若孙贾斗门虽可泄入广济，然下尾窄狭，不能尽吞。宜于万胜镇旧减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门，开淘旧河，创开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马河，役夫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毕工。”诏从其请，仍作二年开修。七年四月，武济河溃。八月，诏罢营闭，纵其分流，止护广武三埽。
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辛亥，右司谏苏辙言：“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因此汴水浅涩，阻隔官私舟船。其东门外水磨，下流汗漫无归，浸损民田一二百里，几败汉高祖坟。赖陛下仁圣恻怛，亲发德音，令执政共议营救。寻诏畿县于黄河春夫外，更调夫四万，开自盟河，以疏泄水患，计一月毕工。然以水磨供给京城内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闭断，以此工役重大，民间每夫日顾二百钱，一月之费，计二百四十万贯。而汴水浑浊，易至填淤，明年又须开淘，民间岁岁不免此费。闻水磨岁入不过四十万贯，前户部侍郎李定以此课利，惑误朝听，依旧存留。且水磨兴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钱，国计何阙？而小人浅陋，妄有靳惜，伤民辱国，不以为愧。况今水患近在国门，而恬不为怪，甚非陛下勤恤民物之意。而又减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废罢官磨，任民磨茶。”
三月，辙又乞“令汴口以东州县，各具水匮所占顷亩，每岁有无除放二税，仍具水匮可与不可废罢，如决不可废，当如何给还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辙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监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县水匮，元浸压者几何，见今积水所占几何，退出顷亩几何。凡退出之地，皆还本主。水占者，以官地还之；无田可还，即给元直。圣恩深厚，弃利与民，所存甚远。然臣闻水所占地，至今无可对还，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匮，为雨水浸淫，未得耕凿。知郑州岑象求近奏称：”自宋用臣兴置水匮以来，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废漕运。‘乞尽废水匮，以便失业之民。“十月，遂罢水匮。
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焘言：尝求世务之急，得导洛通汴之实，始闻其说则可喜，及考其事则可惧。窃以广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来其间，夏秋涨溢，每抵山下。旧来洛水至此，流入于河。后欲导以趋汴渠，乃乘河未涨，就嫩滩之上，峻起东西堤，辟大河于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间缺为斗门，名通舟楫，其实盗河以助洛之浅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黄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余波也。增广武三埽之备，竭京西所有，不足以为支费，其失无虑数百万计。从来上下习为欺罔，朝廷惑于安流之说，税屋之利，恬不为虑。而不知新沙疏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势一薄，则烂熳溃散，将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师。是甘以数百万日增之费，养异时万一之患，亦已误矣。夫岁倾重费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冲，以终除其害哉。
为今之计，宜复为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启闭以时，还祖宗百年以来润国养民之赐，诚为得策。汴口复成：则免广武倾注，以长为京师之安；省数百万之费，以纾京西生灵之困；牵大河水势，以解河北决溢之灾；便东南漕运，以蠲重载留滞之弊；时节启闭，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贾大船，以供京师之饶。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两岸舍屋，尽废僦钱，为害者一而甚小，所谓损小费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尔。至于考究本末，措置纤悉，在朝廷择通习之臣付之，无牵浮议，责其成功。又言：臣闻开汴之时，大河旷岁不决，盖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导洛而后，频年屡决，虽洛口窃取其水，率不过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犹幸流势卧北，故溃溢北出。自去岁以来，稍稍卧南，此其可忧，而洛口之作，理须早计。窃以开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辟百余步，即可以通水三分，即永为京师之福，又减河北屡决之害；兼水势既已牵动，在于回河尤为顺便，非独孙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复之理。望出臣前章，面诏大臣与本监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势，具图以闻。
不报。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诏导河水入汴。
绍圣元年，帝亲政，复召宋用臣赴阙。七月辛丑，广武埽危急。壬寅，帝语辅臣：“埽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溢下灌京师。”明日，乃诏都水监丞冯忱之相度筑栏水签堤。丁巳，帝谕执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报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广武埽坏，河、洛为一，则清汴不通矣，京都漕运殊可忧。宜亟命吴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坏，过此须图久计。”丙寅，吴安持言：“广武第一埽危急，决口与清汴绝近，缘洛河之南，去广武山千余步，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满十里，可以别开新河，导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诏安持等再按视之。
十一月，李伟言：“清汴导温洛贯京都，下通淮、泗，为万世利。自元祐以来屡危急，而今岁特甚。臣相视武济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广武埽首所起，约置刺堰三里余，就武济河下尾废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导，回截河势东北行，留旧埽作遥堤，可以纾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诏宋用臣、陈祐甫覆按以闻。
十二月甲午，户部尚书蔡京言：“本部岁计，皆藉东南漕运。今年上供物，至者十无二三，而汴口已闭。臣责问提举汴河堤岸司杨琰，乃称自元丰二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间，未尝塞也。”诏依元丰条例。明年正月庚戌，用臣亦言：“元丰间，四月导洛通汴，六月放水，四时行流不绝。遇冬有冻，即督沿河官吏，伐冰通流。自元祐二年，冬深辄闭塞，致河流涸竭，殊失开导清汴本意。今欲卜日伐冰，放水归河，永不闭塞。及冻解，止将京西五斗门减放，以节水势，如惠民河行流，自无壅遏之患。”从之。
三年正月戊申，诏提举河北西路常平李仲罢归吏部。仲在元祐中提举汜水辇运，建言：“西京、巩县、河阳、汜水、河阴县界，乃沿黄河地分，北有太行、南有广武二山，自古河流两山之间，乃缘禹迹。昨自宋用臣创置导洛清汴，于黄河沙滩上，节次创置广、雄武等堤埽，到今十余年间，屡经危急。况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别为之计，患起不测，思之寒心。今如弃去诸埽，开展河道，讲究兴复元丰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惟省岁费、宽民力，河流且无壅遏决溢之患。望遣谙河事官相视施行。”又乞复置汴口，依旧以黄河水为节约之限，罢去清汴闸口。
四年闰二月，杨琰乞依元丰例，减放洛水入京西界大白龙坑及三十六陂，充水匮以助汴河行运。诏贾种民同琰相度合占顷亩，及所用功力以闻。五月乙亥，都提举汴河堤岸贾种民言：“元丰改汴口为洛口，名汴河为清汴者，凡以取水于洛也。复匮清水，以备浅涩而助行流。元祐间，却于黄河拨口，分引浑水，令自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难以调节。乞依元丰已修狭河身丈尺深浅，检计物力，以复清汴，立限修浚，通放洛水。及依旧置洛斗门，通放西河官私舟船。”从之。帝尝谓知枢密院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为天源河，盖有深意。元祐中，几废。近贾种民奏：”若尽复清汴，不用浊流，乃当世灵长之庆。“布对曰：”先帝以天源河为国姓福地，此众人所知，何可废也。“十二月，诏：”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
元符三年，徽宗即位，无大改作，汴渠稍湮则浚之。大观中，言者论：“胡师文昨为发运使，创开泗州直河，及筑签堤阻遏汴水，寻复淤淀，遂行废拆。然后并役数郡兵夫，其间疾苦窜殁，无虑数千，费钱谷累百万计。狂妄生事，诬奏罔功，官员冒赏至四十五人。”师文由是自知州降充宫观。
宣和元年五月，都城无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将溢，诸门皆城守。起居郎李纲奏：“国家都汴，百有六十余载，未尝少有变故。今事起仓猝，遐迩惊骇，诚大异也。臣尝躬诣郊外，窃见积水之来，自都城以西，漫为巨浸。东拒汴堤，停蓄深广，湍悍浚激，东南而流，其势未艾。然或淹浸旬时，因以风雨，不可不虑。夫变不虚发，必有感召之因。愿诏廷臣各具所见，择其可采者施行之。”诏：“都城外积水，缘有司失职，堤防不修，非灾异也。”罢纲送吏部，而募人决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河，下通梁山泺，乃已。
七月壬子，都提举司言：“近因野水冲荡沿汴堤岸，及河道淤浅，若止役河清，功力不胜，望俟农隙顾夫开修。”从之。五年十二月庚寅，诏：“沿汴州县创添栏河锁栅岁额，公私不以为便，其遵元丰旧制。”
靖康而后，汴河上流为盗所决者数处，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责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余日而水复旧，纲运沓来，两京粮始足。又择使臣八员为沿汴巡检，每两员各将兵五百人，自洛口至西水门，分地防察决溢云。
洛水贯西京，多暴涨，漂坏桥梁。建隆二年，留守向拱重修天津桥成。甃巨石为脚，高数丈，锐其前以疏水势，石纵缝以铁鼓络之，其制甚固。四月，具图来上，降诏褒美。开宝九年，郊祀西京，诏发卒五千，自洛城菜市桥凿渠抵漕口三十五里，馈运便之。其后导以通汴。
蔡河贯京师，为都人所仰，兼闵水、洧水、氵异水以通舟。闵水自尉氏历祥符、开封合于蔡，是为惠民河。洧水自许田注鄢陵东南，历扶沟合于蔡。氵异水出郑之大隗山，注临颍，历鄢陵、扶沟合于蔡。凡许、郑诸水合坚白雁、丈八沟，京、索合西河、褚河、湖河、双河、栾霸河皆会焉。犹以其浅涸，故植木横栈；栈为水之节，启闭以时。
太祖建隆元年四月，命中使浚蔡河，设斗门节水，自京距通许镇。二年，诏发畿甸、陈、许丁夫数万浚蔡水，南入颍川。乾德二年二月，令陈承昭率丁夫数千凿渠，自长社引潩水至京师，合闵水。渠成，潩水本出密县大隗山，历许田。会春夏霖雨，则泛溢民田。至是渠成，无水患，闵河益通漕焉。
太宗淳化二年，以氵异水泛溢，浸许州民田，诏自长葛县开小河，导氵异水，分流二十里，合于惠民河。
真宗咸平五年七月，京师霖雨，沟洫壅，惠民河溢，泛道路，坏庐舍，知开封府寇准治丁冈古河泄导之。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开封府言：“尉氏县惠民河决。”遣使督视完塞。二年四月，陈州言：“州地洿下，苦积潦，岁有水患，请自许州长葛县浚减水河及补枣村旧河，以入蔡河。”从之。九年，知许州石普请于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门，引沙河以漕京师。遣使按视。四月，诏遣中使至惠民河，规画置坝子，以通舟运。
仁宗天圣二年二月，崇仪副使、巡护惠民河田承说献议：重修许州合流镇大流堰斗门，创开减水河通漕，省迂路五百里。诏遣使按视以闻。五年八月，都大巡护惠民河王克基言：“先准宣惠民、京、索河水浅小，缘出源西京、郑、许州界，惠民河下合横沟、白雁沟、京、索河下合西河、湖河、双河、栾霸河、丈八沟，各为民间裁水莳稻灌园，宜令州县巡察。”七年，王克基言：“按旧制，蔡河斗门栈板须依时启闭，调停水势。”嘉祐三年正月，开京城西葛家冈新河，以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京城，请自祥符县界葛家冈开生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河，分注鲁沟，以纾京城之患。”
神宗熙宁四年七月，程昉请开宋家等堤，畎水以助漕运。八月，三班借职杨琰请增置上下坝闸，蓄水备浅涸。诏琰掌其事。六年九月戊辰，将作监尚宗儒言：“议者请置蔡河木岸，计功颇大。”诏修固土岸。八年，诏京西运米于河北，于是侯叔献请因丁字河故道凿堤置闸，引汴水入于蔡，以通舟运。河成，舟不可行，寻废。十月，诏都水监展惠民河，欲便修城也。九年七月，提辖修京城所请引雾泽陂水至咸丰门，合京、索河，由京、索签入副堤河，下合惠民。都水监谓：“不若于顺天门外签直河身，及于染院后签入护龙河，至咸丰门南复入京、索河，实为长利。”从之。
徽宗崇宁元年二月，都水监言：惠民河修签河次下硬堰毕工。诏立捕获盗泄赏。大观元年十二月，开氵异河入蔡河，从京畿都转运使吴择仁之请也。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诏差水官同京畿监司视蔡河堤防及淤浅者，来春并工治之。
广济河导菏水，自开封历陈留、曹、济、郓，其广五丈，岁漕上供米六十二万石。
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规度，发曹、单丁夫数万浚之。三月，幸新水门观放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遂诏左监门卫将军陈承昭于京城之西，夹汴水造斗门，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门，俾架流汴水之上，东进于五丈河，以便东北漕运。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龙武统军陈承昭护修五丈河役，车驾临视，赐承昭钱二十万。乾德三年，京师引五丈河造西水硙.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正月，命发近县丁夫浚广济河。
真宗景德二年六月，开封府言：“京西沿汴万胜镇，先置斗门，以减河水，今汴河分注浊水入广济河，堙塞不利。”帝曰：“此斗门本李继源所造，屡询利害，以为始因京、索河遇雨即泛流入汴，遂置斗门，以便通泄。若遽壅塞，复虑决溢。”因令多用巨石，高置斗门，水虽甚大，而余波亦可减去。三年，内侍赵守伦建议：自京东分广济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达江、湖漕路。役既成，遣使覆视，绘图来上。帝以地有隆阜，而水势极浅，虽置堰埭，又历吕梁滩碛之险，非可漕运，罢之。
仁宗天圣六年七月，尚书驾部员外郎阎贻庆言：“五丈河下接济州之合蔡镇，通利梁山泺。近者天河决荡，溺民田，坏道路，合蔡而下，漫散不通舟，请治五丈河入夹黄河。”因诏贻庆与水官李守忠规度，计功料以闻。
神宗熙宁七年，赵济言：“河浅废运，自此物贱伤农，宜议兴复，以便公私。”诏张士澄、杨琰修治。八月，都提举汴河堤岸司言：“欲于通津门汴河岸东城里三十步内开河，下通广济，以便行运。”从之。八年，又遣琰同陈祐甫因汴河置渗水塘，又自孙贾斗门置虚堤八，渗水入西贾陂，由减水河注雾泽陂，皆为河之上源。九年，诏依元额漕粟京东，仍修坝闸，为启闭之节。九年三月，诏遣官修广济河坝闸。元丰五年三月癸亥，罢广济辇运司，移上供物自淮阳军界入汴，以清河辇运司为名，命张士澄都大提举。七月，御史王植言：“广济安流而上，与清河溯流入汴，远近险易较然，废之非是。”诏监司详议。七年八月，都大提举汴河堤岸司言：“京东地富，谷粟可漕，独患河涩。若因修京城，令役兵近汴穴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广济，则漕舟可通，是一举而两利也。”从之。
哲宗元祐元年，诏斥祥符雾泽陂募民承佃，增置水匮。又即宣泽门外仍旧引京、索源河，置槽架水，流入咸丰门。皆以为广济浅涩之备。三月，三省言：“广济河辇运，近因言者废罢，改置清河辇运，迂远不便。”诏知棣州王谔措置兴复。都水监亦言：“广济河以京、索河为源，转漕京东岁计。今欲依旧，即令于宣泽门外置槽架水，流入咸丰门里，由旧河道复广济河源，以通漕运。”从之。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导自荥阳黄堆山，其源曰祝龙泉。
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领军卫上将军陈承昭率水工凿渠，引水过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余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横绝于汴，设斗门，入浚沟，通城濠，东汇于五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贯皇城，历后苑，内庭池沼，水皆至焉。开宝九年，帝步自左掖，按地势，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门凿渠，为大轮激之，南注晋王第。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诏供备库使谢德权决金水，自天波门并皇城至乾元门，历天街东转，缭太庙入后庙，皆甃以礲甓，植以芳木，车马所经，又累石为间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复引东，由城下水窦入于濠。京师便之。
神宗元丰五年，金水河透水槽阻碍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视。请自板桥别为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后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于蔡。以源流深远，与永安青龙河相合，故赐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启槽，颇滞舟行。既导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丰门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废。然旧惟供洒扫，至徽宗政和间，容佐请于七里河开月河一道，分减此水，灌溉内中花竹。命宋升措置导引，四年十一月，毕工。重和元年六月，复命蓝从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桥、槽、坝、闸，浚澄水，道水入内。内庭池籞既多，患水不给，又于西南水磨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绝汴，南北筑堤，导入天源河以助之。
白沟无山源，每岁水潦甚则通流，才胜百斛船，逾月不雨即竭。
至道二年三月，内殿崇班阎光泽、国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请开白沟，自京师抵彭城吕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长淮之漕。”诏发诸州丁夫数万治之，以光泽护其役。议者非之。会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极陈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园在襄邑，岁苦水潦，私幸渠成。”遂罢其役。咸平六年，用之为度支员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沟河，导京师积水，而民田无害。
神宗熙宁六年，都水监丞侯叔献请储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为源，仿真、楚州开平河置闸，则四时可行舟，因废汴渠。帝曰：“白沟功料易耳，第汴渠岁运甚广，河北、陕西资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废？”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无穷之利也。当别为漕河，引黄河一支，乃为经久。”冯京曰：“若白沟成，与汴、蔡皆通漕，为利诚大，恐汴终不可废。”帝然之，诏刘璯同叔献覆视。八月，都水监言：“白沟自濉河至于淮八百里，乞分三年兴修。其废汴河，俟白沟毕功，别相视。仍请发谷熟淤田司并京东汴河所隶河清兵赴役。”从之。七年正月，都水监言：“自盟河畎导汴南诸水，近者失于疏浚，为害甚大。”于是辍夫修治，而白沟之役废。
初，王安石欲罢白沟、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沟不可为，而卿独见可为？”安石曰：“果不可为，罢之诚宜；若可为，即俟时为之，何必计校人言也。”
徽宗政和二年十月，都水监丞孟昌龄言开浚含晖门外白沟河，开堰放水，仍旧通流。
京畿沟洫：汴都地广平，赖沟渠以行水潦。真宗景德二年五月，诏开京城濠以通舟楫，毁官水硙三所。三年，分遣入内内侍八人，督京城内外坊里开浚沟渠。先是，京都每岁春浚沟读，而势家豪族，有不即施工者。帝闻之，遣使分视，自是不复有稽迟者，以至雨潦暴集，无所雍遏，都人赖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备库使谢德权治沟洫，导太一宫积水抵陈留界，入亳州涡河。五年三月，帝宣示宰臣曰：“京师所开沟渠，虽屡钤辖，仍令内侍分察吏扰。”
仁宗天圣元年八月，东西八作司与内殿承制、阁门祗候刘永崇等言：“内外八厢创置八字水口，通流两水入渠甚利，虑所置处豪富及势要阻抑，乞下令巡察。”从之。二年七月，内殿崇班、阁门祗候张君平等言：“准敕按视开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诸州沟河形势，疏决利害凡八事：一、商度地形，高下连属，开治水势，依寻古沟洫浚之，州县计力役均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开治后，按视不如元计状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偿其费。三、约束官吏，毋敛取夫众财货入己。四、县令佐、州守倅，有能劝课部民自用工开治不致水害者，叙为劳绩，替日与家便官；功绩尤多，别议旌赏。五、民或于古河渠中修筑堰堨，截水取鱼，渐至淀淤，水潦暴集，河流不通，则致深害，乞严禁之。六、开治工毕，按行新旧广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于沟河岸一步外筑为堤埒。七、凡沟洫上广一丈，则底广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处或至五六尺，以此为率。有广狭不等处，折计之，则毕工之日，易于覆视。八、古沟洫在民田中，久已淤平，今为赋籍而须开治者，据所占地步，为除其赋。”诏令颁行。
神宗熙宁元年三月，都水监言：“畿内沟河至多，而诸县各役人夫开淘，十才二三，须二三年方可毕工。请令府界提点司选官，与县官同定紧慢功料，据合差夫数，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开淘，提点司通行点校。”从之。二年闰十一月，诏以府界道路积水，妨民输纳，命都水监差官沟畎。元丰五年，诏开在京城濠，阔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止。
徽宗大观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导。是月又诏：“自京至八角镇，积水妨行旅。转运司选官疏导，修治桥梁，毋使病涉。”
白河在唐州，南流入汉。太平兴国三年正月，西京转运使程能献议，请自南阳下向口置堰，回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达于京师，以通湘潭之漕。诏发唐、邓、汝、颍、许、蔡、陈、郑丁夫及诸州兵，凡数万人，以弓箭库使王文宝、六宅使李继隆、内作坊副使李神祐、刘承珪等护其役。堑山陻谷，历博望、罗渠、少柘山，凡百余里，月余，抵方城，地势高，水不能至。能献复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漕运。会山水暴涨，石堰坏，河不克就，卒堙废焉。
端拱元年，供奉官阁门祗候阎文逊、苗忠俱上言：“开荆南城东漕河，至师子口入汉江，可通荆、峡漕路至襄州；又开古白河，可通襄、汉漕路至京。”诏八作使石全振往视之，遂发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汉江，可胜二百斛重载，行旅者颇便，而古白河终不可开。
三白渠在京兆泾阳县。淳化二年秋，县民杜思渊上书言：“泾河内旧有石翣以堰水入白渠，溉雍、耀田，岁收三万斛。其后多历年所，石翣坏，三白渠水少，溉田不足，民颇艰食。乾德中，节度判官施继业率民用梢穰、笆篱、栈木，截河为堰，壅水入渠。缘渠之民，颇获其利。然凡遇暑雨，山水暴至，则堰辄坏。至秋治堰，所用复取于民，民烦数役，终不能固。乞依古制，调丁夫修叠石翣，可得数十年不挠。所谓暂劳永逸矣。”诏从之，遣将作监丞周约己等董其役，以用功尤大，不能就而止。
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陈尧叟上《郑白渠利害》：“按旧史，郑渠元引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溉田四万顷，亩收一钟。白渠亦引泾水，起谷口，入栎阳，注渭水，长二百余里，溉田四千五百顷。两渠溉田凡四万四千五百顷，今所存者不及二千顷，皆近代改修渠堰，浸隳旧防，繇是灌溉之利，绝少于古矣。郑渠难为兴工，今请遣使先诣三白渠行视，复修旧迹。”于是诏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传经度。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