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礼部尚书。孙即康鞫治镐王永中事，还奏，有诏复讯，群臣举暐及兵部侍郎乌古论庆裔。上使参知政事马琪谕暐曰：「百官举阅实镐王事，要勿屈抑其人，亦不可亏损国法。」上因谓宰臣曰：「镐王视永蹈为轻。」马琪曰：「人臣无将。」由是永中之狱决矣。霍王从彝母早死，温妃石抹氏养之，明昌六年温妃薨，上问从彝丧服。暐奏：「慈母服齐衰三年，桐杖布冠，礼也。从彝近亲，至尊压降与臣下不同，乞于未葬以前服白布衣绢巾，既葬止用素服终制，朝会从吉。」上从其奏。
承安元年八月壬子，上召暐至内殿，问曰：「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给，俟他年可乎？」暐曰：「陛下即位于今八年，大礼未举，宜亟行之。」上曰：「北方未宁，致斋之际，有不测奏报何如？」对曰：「岂可逆度而妨大礼。今河平岁丰，正其时也。」上复问曰：「僧道三年一试，八十而取一，不亦少乎？」对曰：「此辈浮食，无益有损，不宜滋益也。」上曰：「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皆贤君，其寿不永，虽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对曰：「三君矫枉太过。今不毁除、不崇奉，是为得中矣。」是岁，郊见上帝焉。
顷之，翰林修撰路铎论胥持国不可再用，因及董师中趋走持国及丞相襄之门，上曰：「张暐父子必不如是也。」三年，为御史大夫，恳辞，不许。明年，坐奏事不实，夺一官，解职。起为安武军节度使。致仕，例给半俸，久之，暐不复请，遂止。
暐自妻卒后不复娶，亦无姬侍，斋居与子行简讲论古今，诸孙课诵其侧，至夜分乃罢，以为常。历太常，礼部二十余年，最明古今礼学，家法为士族仪表。子行简、行信，行信自有传。
行简字敬甫。颖悟力学，淹贯经史。大定十九年进士第一，除应奉翰林文字。丁母忧，归葬益都，杜门读书，人莫见其面。服除，复任。章宗即位，转修撰，进读陈言文字，摄太常博士。夏国遣使陈慰，欲致祭大行灵殿。行简曰：「彼陈慰非专祭，不可。」廷议遣使横赐高丽，「比遣使报哀，彼以细故邀阻，且出嫚言，俟移问还报，横赐未晚」。徒单克宁韪其言，深器重之。转翰林修撰，与路伯达俱进读陈言文字，累迁礼部郎中。
司天台刘道用改进新历，诏学士院更定历名，行简奏乞复校测验，俟将来月食无差，然后赐名。诏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等复校。怀英等校定道用新历：明昌三年不置闰，即以闰月为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危十三度，道用历在十三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时刻不同。道用不会考验古今所记，比登事迹，辄以上进，不可用。道用当徒一年收赎，长行彭徽等四人各杖八十罢去。
群臣屡请上尊号，章宗不从，将下诏以示四方，行简奏曰：「往年饥民弃子，或丐以与人，其后诏书官为收赎，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识认，官亦断与之。自此以后，饥岁流离道路，人不肯收养，肆为捐瘠，饿死沟中。伏见近代御灾诏书，皆曰'以后不得复取'今乞依此施行。」上是其言，诏书中行之。久之，兼同修国史。改礼部侍郎、提点司天台，直学士，同修史如故。
行简言：「唐制，仆射、宰相上日，百官通班致贺，降阶答拜。国朝皇太子元正、生日，三师、三公、宰执以下须群官同班拜贺，皇太子立受再答拜。今尚书省宰执上日，分六品以下别为一班揖贺，宰执坐答揖，左右司郎中五品官廷揖，亦坐答之。臣谓身坐举手答揖，近于坐受也。宰执受贺，其礼乃重于皇太子，巩于义未安。别嫌明微，礼之大节，伏请宰执上日令三品以下官同班贺，宰执起立，依见三品官仪式通答揖。」上曰：「此事何不早辨正之，如都省擅行，卿论之是矣。」行简对曰：「礼部盖尝参酌古今典礼，拟定仪式，省廷不从，辄改以奏。」下尚书省议，遂用之。宰执上日，三品以下群官通班贺，起立答拜，自此始。
行简转对，因论典故之学，乞于太常博士之下置检阅官二员，通礼学资浅者使为之，积资乃迁博士。又曰：「今虽有《国朝集礼》，至于食货、官职、兵刑沿革，未有成书，乞定会要，以示无穷。」承安五年，迁侍讲学士，同修史、提点司天如故。
泰和二年，为宋主生日副使。上召生日使完颜瑭戒之曰：「卿过界勿饮酒，每事听于行简。」谓行简曰：「宋人行礼，好事末节，苟有非是，皆须正之，旧例所有，不可不至。」上复曰：「颇闻前奉使者过淮，每至中流，即以分界争渡船，此殊非礼。卿自戒舟人，且语宋使曰：'两国和好久矣，不宜争细故伤大体。'丁宁谕之，使悉此意也。」四年，诏曰：「每奏事之际，须令张行简常在左右。」
五年，群臣复请上尊号，上不许，诏行简作批答，因问行简宋范祖禹作《唐鉴》论尊号事。行简对曰：「司马光亦尝谏尊号事，不若祖禹之词深至，以谓臣子生谥君父，颇似惨切。」上曰：「卿用祖禹意答之，仍曰太祖虽有尊号，太宗未尝受也。」行简乞不拘对偶，引祖禹以微见其意。从之。其文深雅，甚得代言之体。
改顺天军节度使。上谓行简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伪，卒难臆度，如何治之则可？」对曰：「臣奉行法令，不敢违失，狱讼之事，以情察之，钤制公吏，禁抑豪猾，以镇静为务，庶几万分之一。」上曰：「在任半岁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行简到保州，上书曰：「比者括官田给军，既一定矣，有告欲别给者，辄从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实取之民以与之，夺彼与此，徒启争端。臣所管已拨深泽县地三百余顷，复告水占沙碱者三分之二，若悉从之，何时可定。臣谓当限以月日，不许再告为便。」下尚书省议，奏请：「如实有水占河塌，不可耕种，本路及运司佐官按视，尚书省下按察司复同，然后改拨。若沙碱瘠薄，当准已拨为定。」制曰：「可。」
六年，召为礼部尚书，兼侍讲、同修国史。秘书监进《太一新历》，诏行简校之。七年，上遣中使冯贤童以实封御扎赐行简曰：「朕念镐、郑二王误干天常，自贻伊戚。藁葬郊野，多历年所，朕甚悼焉。欲追复前爵，备礼改葬，卿可详阅唐贞观追赠隐、巢，并前代故事，密封以闻。」又曰：「欲使石古乃于威州择地营葬，岁时祭奠，兼命卫王诸子中立一人为郑王后，谨其祭祀。此事既行，理须降诏，卿草诏文大意，一就封进。」行简乃具汉淮南厉王长、楚王英、唐隐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谯王重福故事为奏，并进诏草，遂施行焉。累迁太子太保、翰林学士承旨，尚书、修史如故。
贞祐初，转太子太傅，上书论议和事，其略曰：「东海郡候尝遣约和，较计细故，迁延不决。今都城危急，岂可拒绝。臣愿更留圣虑，包荒含垢，以救生灵。或如辽、宋相为敌国，岁奉币帛，或二三年以继。选忠实辨捷之人，往与议之，庶几有成，可以纾患。」是时，百官议者，虽有异同，大概以和亲为主焉。庄献太子葬后，不置宫师官，升承旨为二品，以宠行简，兼职如故。
三年七月，朝廷备防秋兵械，令内外职官不以丁忧致仕，皆纳弓箭。行简上书曰：「弓箭非通有之物，其清贫之家及中下监当，丁忧致仕，安有所谓如法军器。今绳以军期，补弊修坏，以求应命而已，与仓猝制造何以异哉。若于随州郡及猛安谋克人户拘括，择其佳者买之，不足则令职输所买之价，庶不扰而事可办。」左丞相仆散端、平章政事高琪、尽忠、右丞贾益谦皆曰：「丁忧致仕者可以免此。」权参政乌古论德升曰：「职官久享爵禄，军兴以来，曾无寸补，况事已行而复改，天下何所取信。」是议也，丁忧致仕官竟得免。是岁，卒，赠银青荣禄大夫，谥文正。
行简端悫慎密，为人主所知。自初入翰林，至太常、礼部，典贡举终身，缙绅以为荣。与弟行信同居数十年，人无间言。所著文章十五卷，《礼例纂》一百二十卷，会同、朝献、禘佩、丧葬，皆有记录，及《清台》，《皇华》、《戒严》、《为善》、《自公》等记，藏于家。
赞曰：张暐、行简世为礼官，世习礼学。其为礼也，行於家庭，讲於朝廷，施用於邻国，无不中度。古者官有世掌，学有专门，金诸儒臣，唯张氏父子庶几无愧于古乎。
贾益谦，字彦亨，沃州人也，本名守谦，避哀宗讳改焉。大定十年词赋进士，历仕州郡，以能称。明昌间，入为尚书省令史，累迁左司郎中。章宗谕之曰：「汝自知除至居是职，左司事不为不练，凡百官行止、资历固宜照勘，勿使差缪。若武库署直长移刺郝自平定州军事判官召为典舆副辖，在职才五月，降授门山县簿尉。朕比阅贴黄，行止乃俱书作一十三月，行止尚如此失实，其如选法何？盖是汝不用心致然尔。今姑杖知除掾，汝勿复犯之。」
五年，为右谏议大夫，上言：「提刑司官不须遣监察体访，宜据其任内行事，考其能否而升黜之。」上曰：「卿之言其有所见乎？」守谦对曰：「提刑官若不称职，众所共知，且其职与监察等，臣是故言之。」上嘉纳焉。是年夏，上将幸景明宫清暑，守谦连上疏，极谏之。上御后阁，召守谦入对，称旨。进兼尚书吏部侍郎。时镐王以疑忌下狱，上怒甚，朝臣无敢言者。守谦上章论其不可，言极恳切。上谕之曰：「汝言诸王皆有觊心，而游其门者不无横议。此何等语，固当罪汝。以汝前言事亦有当处，故免。」既而以议镐王事有违上意，解职，削官二阶。承安元年七月，降为宁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为山东路按察使，转河北西路转运使。泰和三年四月，召为御史中丞。四年三月，出为定武军节度使。
八年六月，复为御史中丞。八月，改吏部尚书。九月，诏守谦等一十三员分诣诸路，与本路按察司官一员同推排民户物力。上召见于香阁，谕之曰：「朕选卿等随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强、销乏户，虽集众推唱，然销乏者勿销不尽，如一户元物力三百贯，今蠲减二百五十贯，犹有不能当。新强者勿添尽，量存气力，如一户添三百贯而止添二百贯之类。卿等宜各用心。百姓应当赋役，十年之间，利害非细。苟不称所委，治罪当不轻也。」寻出知济南府，移镇河中。大安末，拜参知政事。贞祐二年二月，改河东南路安抚使，俄知彰德府。
三年，召为尚书省右丞。会宣宗始迁汴梁，益谦乃建言：「汴之形势，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群盗并起，宜严河禁以备不虞，凡自北来而无公凭者，勿听渡。」是时，河北民迁避河南者甚众。侍御史刘无规上言：「侨户宜与土民均应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问宰臣。丞相端、平章尽忠以为便。益谦曰：「侨户应役，甚非计也。盖河北人户本避兵而来，兵稍息即归矣。今旅寓仓皇之际，无以为生，若又与地著者并应供忆，必骚动不能安居矣。岂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甚嘉赏，曰：「此非朕意也。」因出元规章示之。三年八月，进拜尚书左丞。四年正月，致仕，居郑州。
兴定五年正月，尚书省奏：「《章宗实录》已进呈，卫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实录》，纂集成书，以示后世。」制可。初，胡沙虎弑卫王，立宣宗，一时朝臣皆谓卫王失道，天命绝之，虎实无罪，且有推戴之功，独张行信抗章言之，不报，举朝遂以为讳。及是，史官谓益谦尝事卫王，宜知其事，乃遣编修一人就郑访之。益谦知其旨，谓之曰：「知卫王莫如我。然我闻海陵被弑而世宗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仕，故当时史官修实录多所附会。卫王为人勤俭，慎惜名器，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设欲饰吾言以实其罪，吾亦何惜余年。」朝议伟之。正大三年，年八十，薨。三子：贤卿、颐卿、翔卿，皆以门资入仕。
赞曰：贾益谦于卫绍王，可谓尽事君之义矣。海陵之事，君子不无憾焉。夫正隆之为恶，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綍之丑，史不绝书，诚如益谦所言，则史亦可为取富贵之道乎？嘻，其甚矣。《传》曰：「不有废者，其何以兴！」
刘炳，葛城人。每读书，见前古忠臣烈士为国家画策虑万世安，辄叹息景慕。贞祐三年，中进士第，即日上书条便宜十事：
其一曰，任诸王以镇社稷。臣观往岁，王师屡战屡衄，率皆自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而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随，委疲懦以临阵，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士卒从而大溃。朝廷不加诘问，辄为益兵。是以法度日紊，仓庾日虚，闾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驾南巡，远近相望，益无固志。吏任河北者以为不幸，逡巡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宝之末，洛阳、潼关相次失守，皇舆夜出，向非太子回趋灵武，率先诸将，则西行之士当终老於剑南矣。臣愿陛下择诸王之英明者，总监天下之兵，北驻重镇，移檄远近，戒以军政。则四方闻风者皆将自奋，前死不避。折冲厌难，无大于此。夫人情可以气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则万夫齐奋，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后威令也。
二曰，结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于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艰危之后，易于为惠，因其欲安而慰抚之，则忠诚亲上之心，当益加于前日。臣愿宽其赋役，信其号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罢。时遣重臣按行郡县，延见耆老，问其疾苦，选廉正，黜贪残，拯贫穷，恤孤独，劳来还定，则效忠徇义，无有二志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危民易与为乱，惟陛下留神。
三曰，广收人材以备国用。备岁寒者必求貂狐，适长途者必畜骐骥。河南、陕西，车驾临幸，当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为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励风俗，缓急可以备驱策。昭示新恩，易民观听，阴系天下之心也。
四曰，选守令以安百姓。郡守、县令，天子所恃以为治，百姓所依以为命者也。今众庶已弊，官吏庸暗，无安利之才，贪暴昏乱，与奸为市，公有斗粟之赋，私有万钱之求，远近嚣嚣，无所控告。自今非才器过人，政迹卓异者，不可使在此职。亲勋故旧，虽望隆资高，不可使为长吏。则贤者喜於殊用，益尽其能，不肖者愧慕而思自励矣。
五曰，褒忠义以励臣节。忠义之士，奋身效命，力尽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后，有司略不加省，弃职者顾以恩贷，死事者反不见录，天下何所慕惮，而不为自安之计邪？使为臣者皆知杀身之无益，临难可以苟免，甚非国家之利也。
六曰，务农力本以广蓄积。此最强兵富民之要术，当今之急务也。
七曰，崇节俭以省财用。今海内虚耗，田畴荒芜，废奢从俭以纾生民之急，无先于此者。
八曰，去冗食以助军费。兵革之后，人物凋丧者十四五，郡县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审权救弊之道。
九曰，修军政以习守战。自古名将料敌制胜，训练士卒，故可使赴汤蹈火，百战不殆。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与敌也。卒不服习，以其将与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与敌也。主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可不慎哉。
十曰，修城池以备守御。保障国家，惟都城与附近数郡耳。北地不守，是无河朔矣，黄河岂足恃哉。
书奏，宣宗异焉。复试之曰：「河北城邑，何术可保？兵民杂居，何道可和？钞法如何而通？物价如何而平？」炳对大略以审择守将则城邑固，兵不侵民则兵民和，敛散相权则钞法通，劝农薄赋则物价平。宣宗虽异其言，而不能用，但补御史台令史而已。
论曰：刘炳可谓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试既不失对，而以一台令史赏之，足以倡士气乎？
术虎高琪，或作高乞，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充护卫，转十人长，出职河间都总管判官，召为武卫军钤辖，迁宿直将军，除建州刺史，改同知监洮府事。泰和六年，伐宋，与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备巩州诸镇，宋兵万余自巩州辘轳岭入，高琪奋击破之，赐银百两、重彩十端。青宜可内附，诏知府事石抹仲温与高琪俱出界，与青宜可合兵进取。诏高琪曰：「汝年尚少，近闻与宋人力战奋勇，朕甚嘉之。今与仲温同行出界，如其成功，高爵厚禄，朕不吝也。」
诏封吴曦为蜀国王，高琪为封册使。诏戒谕曰：「卿读书解事，蜀人亦识威名，勿以财贿动心，失大国体。如或随去奉职有违礼生事，卿与乔宇体察以闻。」使还，加都统，号平南虎威将军。
宋安丙遣李孝义率步骑三万攻秦州，先以万人围皁角堡，高琪赴之。宋兵列阵山谷，以武车为左右翼，伏弩其下来逆战。既合，宋兵阳却。高琪军见宋兵伏不得前，退整阵，宋兵复来。凡五战，宋兵益坚，不可以得志。高琪分骑为二，出者战则止者俟，止者出则战者还，还者复出以更。久之，遣蒲察桃思剌潜兵上山，自山驰下合击，大破宋兵，斩首四千级，生擒数百人，李孝义乃解围去。宋兵三千致马连寨以窥湫池，遣夹谷福寿击走之，斩七百余级。
大安三年，累官泰州刺史，以飐军三千屯通玄门外。未几，升缙山县为镇州，以高琪为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所部飐军赏赉有差。至宁元年八月，尚书左丞完颜纲将兵十万行省于缙山，败绩。贞祐初，迁元帅右监军。闰月，诏高琪曰：「闻军事皆中覆，得无失机会乎？自今当即行之，朕但责成功耳。」
是月，被诏自镇州移军守御中都迤南，次良乡不得前，乃还中都。每出战辄败，纥石烈执中戒之曰：「汝连败矣，若再不胜，当以军法从事。」及出，果败，高琪惧诛。十月辛亥，高琪自军中入，遂以兵围执中第，杀执中，持其首诣阙待罪。宣宗赦之，以为左副元帅，一行将士迁赏有差。丙寅，诏曰：「胡沙虎畜无君之心，形迹露见，不可尽言。武卫副使提点近侍局庆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长撒合辇累曾陈奏，方慎图之。斜烈漏此意于按察判官胡鲁，胡鲁以告翰林待制讹出，讹出达于高琪，今月十五日将胡沙虎戮讫。惟兹臣庶将恐有疑，肆降札书，不匿厥旨。」论者谓高琪专杀，故降此诏。顷之，拜平章政事。
宣宗论马政，顾高琪曰：「往岁市马西夏，今肯市否？」对曰：「木波畜马甚多，市之可得，括缘边部落马，亦不少矣。」宣宗曰：「尽括边马，缓急如之何？」阅三日，复奏曰：「河南镇防二十余军，计可得精骑二万，缓急亦足用。」宣宗曰：「马虽多，养之有法，习之有时，详谕所司令加意也。」贞祐二年十一月，宣宗问高琪曰：「所造军器往往不可用，此谁之罪也？」对曰：「军器美恶在兵部，材物则户部，工匠则工部。」宣宗曰：「治之！且将败事。」宣宗问杨安兒事，高琪对曰：「贼方据险，臣令主将以石墙围之，势不得出，擒在旦夕矣。」宣宗曰：「可以急攻，或力战突围，我师必有伤者。」
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自中都议军事还，上书求见，乞屏左右。故事，有奏密事辄屏左右。先是，太府监丞游茂以高琪威权太重，中外畏之，常以为忧，因入见，屏人密奏，请裁抑之。宣宗曰：「既委任之，权安得不重？」茂退不自安，复欲结高琪，诣其第上书曰：「宰相自有体，岂可以此生人主之疑，招天下之议。」恐高琪不相信，复曰：「茂尝间见主上，实恶相公权重。相公若能用茂，当使上不疑，而下无所议。」高琪闻茂尝请间屏人奏事，疑之，乃具以闻。游茂论死，诏免死，杖一百，除名。自是凡屏人奏事，必令近臣一人侍立。及素兰请密，召至近侍局，给笔札，使书所欲言。少顷，宣宗御便殿见之，惟留近侍局直长赵和和侍立。素兰奏曰：「日者元帅府议削伯德文哥兵权，朝廷乃诏领义军。改除之命拒而不受，元帅府方欲讨捕，朝廷复赦之，且不令隶元帅府。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计者，臣自外风闻皆出平章高琪。」宣宗曰：「汝何以知此事出于高琪？」素兰曰：「臣见文哥与永清副提控刘温牒云，差人张希韩至自南京，道副枢平章处分，已奏令文哥隶大名行省，毋遵中都帅府约束。温即具言于帅府。然则文哥与高琪计结，明矣。」上颔之。素兰复奏曰：「高琪本无勋望，向以畏死擅杀胡沙虎，计出于无聊耳。妒贤能，树党与，窃弄威权，自作威福。去岁，都下书生樊知一诣高琪，言飐军不可信，恐生乱。高琪以刀杖决杀之，自是无复敢言军国利害者。使其党移剌塔不也为武宁军节度使，招飐军，已而无功，复以为武卫军使。以臣观之，此贼灭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惟陛下断然行之，社稷之福也。」宣宗曰：「朕徐思之。」素兰出，复戒曰：「慎无泄也。」
四年十月，大元大兵取潼关，次嵩、汝间，待阙台院令史高嶷上书曰：「向者河朔败绩，朝廷不时出应，此失机会一也。及深入吾境，都城精兵无虑数十万，若效命一战，必无今日之忧，此失机会二也。既退之后，不议追袭，此失机会三也。今已度关，不亟进御，患益深矣。乞命平章政事高琪为帅，以厌众心。」不报。御史台言：「兵逾潼关、崤、渑，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师屯宿重兵，不复叩城索战，但以游骑遮绝道路，而别兵攻击州县，是亦困京师之渐也。若专以城守为事，中都之危又将见于今日，况公私蓄积视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为寒心也。不攻京城而纵其别攻州县，是犹火在腹心，拨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愿陛下察之。请以陕西兵扼拒潼关，与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为掎角之势，选在京勇敢之将十数人，各付精兵数千，随宜伺察，且战且守，复谕河北，亦以此待之。」诏付尚书省，高琪奏曰：「台官素不习兵，备御方略，非所知也。」遂寝。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驻南京以自固，州郡残破不复恤也。宣宗惑之，计行言听，终以自毙。
未几，进拜尚书右丞相，奏曰：「凡监察有失纠弹者从本法。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在京犯至两次者，台官减监察一等论赎，余止坐专差者。任满日议定升降。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制可。高琪请修南京里城，宣宗曰：「此役一兴，民滋病矣。城虽完固，能独安乎？」
初，陈言人王世安献攻取盱眙、楚州策，枢密院奏乞以世安为招抚使，选谋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红袄贼及淮南宋官。宣宗可其奏，诏泗州元帅府遣人同往。兴定元年正月癸未，宋贺正旦使朝辞，宣宗曰：「闻息州透漏宋人，此乃彼界饥民沿淮为乱，宋人何敢犯我？」高琪请伐之以广疆土。上曰：「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讨。」高琪谢曰：「今雨雪应期，皆圣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国，天下幸甚，臣言过矣。」四月，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南边，寻复下诏罢兵，然自是与宋绝矣。
兴定元年十月，右司谏许古劝宣宗与宋议和，宣宗命古草牒，以示宰臣，高琪曰：「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寝。集贤院谘议官吕鉴言：「南边屯兵数十万，自唐、邓至寿、泗沿边居民逃亡殆尽，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烟绝少故也。臣尝比监息州榷场，每场所获布帛数千匹、银数百两，大计布帛数万匹，银数千两，兵兴以来俱失之矣。夫军民有逃亡之病，而国家失日获之利，非计也。今隆冬冱寒，吾骑得骋，当重兵屯境上，驰书谕之，诚为大便。若俟春和，则利在於彼，难与议矣。昔燕人获赵王，赵遣辩士说之，不许，一牧竖请行，赵王乃还。孔子失马，驭卒得之。人无贵贱，苟中事机，皆可以成功。臣虽不肖，愿效牧竖驭卒之智，伏望宸断。」诏问尚书省。高琪曰：「鉴狂妄无稽，但其气岸可尚，宜付陕西行省备任使。」制可。十二月，胥鼎谏伐宋，语在鼎传。高琪曰：「大军已进，无复可议。」遂寝。
二年，胥鼎上书谏曰：「钱谷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天子总大纲，责成功而已。」高琪曰：「陛下法上天行健之义，忧勤庶务，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阶也。鼎言非是。」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为忧，右司谏吕造上章：「乞诏内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无讳。或时召见，亲为访问。陛下博采兼听，以尽群下之情，天下幸甚。」宣宗嘉纳，诏集百官议河北、陕西守御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是时，筑汴京城里城，宣宗问高琪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终当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宗曰：「无濠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来，臣等愈得效力。」宣宗曰：「与其临城，曷若不令至此为善。」高琪无以对。
高琪自为宰相，专固权宠，擅作威福，与高汝砺相唱和。高琪主机务，高汝砺掌利权，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负材力或与己颉顽者，对宣宗阳称其才，使干当于河北，阴置之死地。自不兼枢密元帅之后，常欲得兵权，遂力劝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复为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岁月，不肯辄出一卒，以应方面之急。平章政事英王守纯欲发其罪，密召右司员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谋之。石鲁剌、胡鲁以告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仆散奴失不以告高琪。英王惧高琪党与，遂不敢发。顷之，高琪使奴赛不杀其妻，乃归罪于赛不，送开封府杀之以灭口。开封府畏高琪，不敢发其实，赛不论死。事觉，宣宗久闻高琪奸恶，遂因此事诛之，时兴定三年十二月也。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以英王谋告高琪，论死。蒲鲜石鲁剌、蒲察胡鲁各杖七十，勒停。
初，宣宗将迁南，欲置飐军于平州，高琪难之。及迁汴，戒彖多厚抚此军，彖多辄杀飐军数人，以至于败。宣宗末年尝曰：「坏天下者，高琪、彖多也。」终身以为恨云。
移剌塔不也，东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阁门使。二年，袭父谋克。泰和伐宋，有功，遥授同知庆州事，权迪列飐详稳。丁父忧，起复西北路招讨判官，改尚辇局使、曹王傅。贞祐二年，迁武宁军节度使，招徠中都飐军，无功，平章高琪芘之，召为武卫军都指挥使。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尝面奏高琪党比，语在《高琪传》。寻知河南府事，兼副统军，徙彰化军节度使。上言：「尽籍山东、河间、大名猛安人为兵，老弱城守，壮者捍御。」又言：「河东地险人勇，步兵为天下冠，可尽调以戍诸隘。」从之。自是河东郡县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临洮府事，兼陕西副统军。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贺曰：「塔不也以少败众，盖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兴国皆赖忠贤，今兹立功，皆将率诸贤之力也。」乃以塔不也为劝农使，兼知平凉府事，进阶银青荣禄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灵、安、会等州。兴定元年，知庆阳府事。三年，迁元帅左都监，卒。
论曰：高琪擅杀执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为之说，以诏臣下。就其事论之，人君欲诛大臣，而与近侍密谋于宫中，已非其道。谋之不密，又为外臣所知，以告败军之将，因杀之以为说，此可欺后世邪？金至南渡，譬之尪羸病人，元气无几。琪喜吏而恶儒，好兵而厌静，沮迁飐之议，破和宋之谋，正犹缪医，投以乌喙、附子，只速其亡耳。使宣宗于擅杀之日，即能伸大义而诛之，何至误国如是邪。
金史卷一百七
列传第四十五
○高汝砺张行信
高汝砺，字岩夫，应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进士第，莅官有能声。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诏宰执，举奏中外可为刺史者，上亲阅阙点注，盖取两员同举者升用之。于是，汝砺自同知绛阳军节度事起为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时侍臣皆回避，上所御凉扇忽堕案下，汝砺以非职不敢取以进。奏事毕，上谓宰臣曰：「高汝砺不进扇，可谓知体矣。」
未几，擢为左谏议大夫。以赋调军须，郡县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规取货赂，深为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调发，有犯者乞权依'推排受财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惧。」二年六月，定制，因军前差发受财者，一贯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贯处死，从汝砺之言也。时遇奏事，台臣亦令回避，汝砺乃上言：「国家置谏臣以备侍从，盖欲周知时政以参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必遣谏官随之，俾预闻政事，冀其有所开说。今省台以下，遇朝奏事则一切回避，与诸侍卫之臣旅进旅退。殿廷论事初莫得闻，及其已行，又不详其始末，遂事而谏，斯亦难矣。顾谏职为何如哉？若曰非材，择人可也，岂可置之言责而疏远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谏官得以预闻，庶望少补。且修注之职，掌记言动，俱当一体。」上从之。
又言：「年前十月尝举行推排之法，寻以逾时而止，诚知圣上爱民之深也。切闻周制，以岁时定民之众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数于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征令，三年则天下大比，按为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检前后，迄今三十余年，其间虽两经推排，其浮财物力，惟凭一时小民之语以为增减，有司惟务速定，不复推究其实。由是豪强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贫弱寡援者抑屈而无诉。况近年以来，边方屡有调发，贫户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缘去岁条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强之家预为请嘱狡狯之人，冀望至时同辞推唱。或虚作贫之，故以产业低价质典，及将财物徙置他所，权止营运。如此奸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难矣。欲革斯弊，莫若据实通检，预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条理，严立罪赏，截日立限，关防禁约。其间有可以轻重者斟酌行之，去烦碎而就简易，戒搔扰而事镇静，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于少息，则赋税易办，人免不均之患矣。」诏尚书省俟边事息行之。
是岁十月，上谕尚书省，遣官诣各路通检民力，命户部尚书贾执刚与汝砺先推排在都两警巡院，令诸路所差官视以为法焉。寻为同知大兴府事。四年十二月，为陕西东路转运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转运使。二年正月，为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迁河北西路转运使。十一月，进中都路都转运使。
六年六月，拜户部尚书。时钞法不能流转，汝砺随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语在《食货志》。上嘉其议，敕尚书省曰：「内外百官所司不同，比应诏言事者不啻千数，俱不达各司利害，汗漫陈说，莫能详尽。近惟户部尚书高汝砺，论本部数事，并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谕内外百司各究利害举明，若可举而不即申闻，以致上司举行者，量制其罚。」
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迁，次邯郸，拜汝砺为参知政事。次汤阴，上闻汴京谷价腾踊，虑扈从人至则愈贵，问宰臣何以处之。皆请命留守司约束，汝砺独曰：「物价低昂，朝夕或异，然籴多粜少则贵。盖诸路之人辐凑河南，籴者既多，安得不贵？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将闭而不出，商旅转贩亦不复入城，则籴者益急而贵益甚矣。事有难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难得者谷也，多而易致者钞也，自当先其所难，后其所易， 多方开诱，务使出粟更钞，则谷价自平矣。」上从之。
三年五月，朝廷议徙河北军户家属于河南，留其军守卫郡县，汝砺言：「此事果行，但便于豪强家耳，贫户岂能徙？且安土重迁，人之情也。今使尽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园，扶携老幼，驱驰道路，流离失所，岂不可怜。且所过百姓见军户尽迁，必将惊疑，谓国家分别彼此，其心安得不摇。况军人已去其家，而令护卫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尽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虽告以卫护之意，亦将不信，徒令交乱，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系至重。乞先令诸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熟论可否，如无可疑，然后施行。」不报。
军户既迁，将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论，上敕尚书省曰：「北兵将及河南，由是尽起诸路军户，共图保守。今既至矣，粮食所当必与，然未有以处之。可分遣官聚耆老问之，其将益赋，或与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谕汝砺。既而所遣官言：「农民并称，比年以来，租赋已重，若更益之，力实不足，不敢复佃官田，愿以给军。」于是汝砺奏：「迁徙军户，一时之事也。民佃官田，久远之计也。河南民地、官田，计数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坟茔、庄井俱在其中。率皆贫民，一旦夺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动难安，一时避赋，遂有此言。及其与人，即前日之主，今还为客，能勿悔乎？悔则忿心生矣。如山东拨地时，腴田沃壤尽入势家，瘠恶者乃付贫户。无益於军，而民则有损，至于互相憎疾，今犹未已，前事不远，足为明戒。惟当倍益官租，以给军粮之半，复以系官荒田、牧马草地量数付之，令其自耕，则百姓免失业之艰，而官司不必为厉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麦，今雨泽沾足，正播种之时，诚恐民疑以误岁计，宜早决之。」上从其请。
寻迁尚书右丞。时上以军户地当拨付，使得及时耕垦，而汝砺复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艺麦之时，彼知将以与人，必皆弃去。军户虽得，亦已逾时，徒成旷废。若候毕功而后拨，量收所得，以补军储，则公私俱便。乞尽九月然后遣官。」十月，汝砺言：「今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率三百六十万石，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征粟才一百五十六万有奇，更乞于经费之外倍征以给，仍以系官闲田及牧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谏冯开等分诣诸郡就给之，人三十亩，以汝砺总之。既而括地官还，皆曰：「顷亩之数甚少，且瘠恶不可耕。计其可耕者均以与之，人得无几，又僻远处不免徙就之，军人皆以为不便。」汝砺遂言於上，诏有司罢之，但给军粮之半，而半折以实直焉。
四年正月，拜尚书左丞，连上表乞致仕，皆优诏不许。会朝廷议发兵河北，护民芟麦，而民间流言谓官将尽取之。上闻，以问宰职曰：「为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枢密院遣兵居其冲要，镇遏土寇，仍许收逃户之田，则军民两便。或有警急，军士亦必尽心。」汝砺曰：「甚非计也。盖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麦耳。今已有流言，而复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惧也。不若听其自便，令宣抚司禁戢无赖，不致侵扰足矣。逃户田令有司收之，以充军储可也。」乃诏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阅视田数，及访民愿发兵以否，还奏：「臣西由怀、孟，东抵曹、单，麦苗苦亦无多，讯诸农民，往往自为义军。臣即宣布朝廷欲发兵之意，皆感戴而不愿也。」于是罢之。
汝砺以数乞致仕不从，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完葺关隘、简练兵士之时，须得通敏经纶之才预为筹画，俾济中兴。伏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副使胥鼎，才擅众长，身兼数器，乞召还朝省。」不从。时高琪欲从言事者岁阅民田征租，朝廷将从之。汝砺言：「臣闻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最为政之善喻也。国朝自大定通检后，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贵简静而重劳民耳。今言者请如河北岁括实种之田，计数征敛，即是常时通检，无乃骇人视听，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体不同。河北累经劫掠，户口亡匿，田畴荒废，差调难依元额，故为此权宜之法，盖军储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见也。河南自车驾巡幸以来，百姓凑集，凡有闲田及逃户所弃，耕垦殆遍，各承元户输租，其所征敛，皆准通推之额，虽军马益多，未尝阙误，讵宜一概动扰。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赋，则有司检括亦岂尽实。但严立赏罚，许其自首，及听人告捕，犯者以盗军储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惧，而赋悉入官，何必为是纷纷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岁检括，则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间杂种亦且随时量之，一岁中略无休息，民将厌避，耕种失时，或止耕膏腴而弃其余，则所收仍旧而所输益少，一不可也。检括之时，县官不能家至户到，里胥得以暗通货赂，上下其手，虚为文具，转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与军田犬牙相错，彼或阴结军人以相冒乱，而朝廷止凭有司之籍，倘使临时少于元额，则资储阙误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举事，务在必行，既行而复中止焉，是岂善计哉。」议遂寝。
兴定元年十月，上疏曰：「言者请姑与宋人议和以息边民，切以为非计。宋人多诈无实，虽与文移往来，而边备未敢遽撤。备既不撤，则议和与否盖无以异。或复蔓以浮辞，礼例之外别有求索，言涉不逊，将若之何？或曰：'大定间亦尝先遣使，今何不可？'切谓时殊事异，难以例言。昔海陵师出无名，曲在于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报谕宋主，罢淮甸所侵以修旧好。彼随遣使来，书辞慢易，不复奉表称臣，愿还故疆，为兄弟国。虽其枢密院与我帅府时通书问，而侵轶未尝已也。既而征西元帅合喜败宋将吴璘、姚良辅于德顺、原州，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败李世辅于宿州，斩首五万，兵威大振。世宗谓宰臣曰：'昔宋人，言遣使请和，乘吾无备遂攻宿州，今为我军大败，杀戮过当，故不敢复通问。朕哀南北生灵久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较细故，其令帅府移书宋人，以议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当时堂堂之势，又无边患，竟免其奉表称臣之礼。今宋弃信背盟，侵我边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请和，于理为顺，岂当先发此议而自示弱耶？恐非徒无益，反招谤侮而已。」
十一月，汝砺言：「臣闻国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是以王者必先爱养基本。国家调发，河南为重，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今省部计岁收通宝不敷所支，乃于民间科敛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以补之。近以通宝稍滞，又加两倍。河南人户，农民居三之二，今税租犹多未足，而此令复出，彼不粜所当输租，则必减其食以应之。夫事有难易，势有缓急。今急用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力，其来有限，可缓图。而易为者，钞法也，行于国家，其变无穷。向者大钞滞，更为小钞，小钞弊，改为宝券，宝券不行，易为通宝，从权制变，皆由于上，尚何以烦民为哉。彼悉力以奉军储已患不足，而又添征通宝，苟不能给，则有逃亡。民逃亡则农事废，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远图而贪近效，不固本原而较末节，诚恐军储、钞法两有所妨。臣非于钞法不为意也，非于省部故相违也，但以钞法稍滞物价稍增之害轻，民生不安军储不给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势，俯察臣言，特命有司减免，则群心和悦，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
时朝廷以贾仝、苗道润等相攻不和，将分畀州县、别署名号以处之。汝砺上书曰：「甚非计也。盖河北诸帅多本土义军，一时权为队长，亦有先尝叛亡者，非若素宦于朝，知礼义、识名分之人也。贪暴不法，盖无足怪。朝廷以时方多故，姑牢笼用之，庶使遣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则势浸弱，势力既弱则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与之，州县官吏得辄署置，民户税赋得擅征收，则地广者日益强，狭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并于强，强者之地不可复夺，是朝廷愈难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诸叛将，史臣谓其护养孽萌以成其祸，此可为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羁縻和辑，多方牵制，使之不得逞。异时边事稍息，气力渐完，若辈又何足患哉。」议遂寝。
上尝谓汝砺曰：「朕每见卿侍朝，恐不任其劳，许坐殿下，而卿终不从何哉？夫君臣相遇，贵在诚实，小谨区区，朕固不较也。」汝砺以君臣之分甚严，不敢奉命。
三年，河南颇丰稔，民间多积粟，汝砺乃奏曰：「国家之务，莫重于食，今所在屯兵益众，而修筑新城其费亦广，若不及此丰年多方营办，防秋之际或乏军兴。乞于河南州府验其物价低昂，权宜立式，凡内外四品以下杂正班散官及承廕人，免当暴使监官功酬，或僧道官师德号度牒、寺观院额等，并听买之。司县官有能劝诱输粟至三千石者，将来注授升本榜首，五千石以上迁官一阶，万石以上升职一等，并注见阙。庶几人知劝慕，多所收获。」上从之。
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建议榷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劝上行之。汝砺上言曰：「古无榷法，自汉以来始置盐铁酒榷均输官，以佐经费。末流至有算舟车、税间架，其征利之术固已尽矣，然亦未闻榷油也。盖油者世所共用，利归于公则害及于民，故古今皆置不论，亦厌苛细而重烦扰也。国家自军兴，河南一路岁入税租不啻加倍，又有额征诸钱、横泛杂役，无非出于民者，而更议榷油，岁收银数十万两。夫国以民为本，当此之际，民可以重困乎！若从三锡议，是以举世通行之货为榷货，私家常用之物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为良法，切为圣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请言之：河南州县当立务九百余所，设官千八百馀员，而胥隶工作之徒不与焉。费既不赀，而又创构屋宇，夺买作具，公私俱扰，殆不胜言。至于提点官司有升降决罚之法，其课一亏，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贵贱所在不齐，惟其商旅转贩有无相易，所以其价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设官各有分地，辄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贵处常贵而贱处常贱，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转鬻者增取利息，则价不得不贵，而用不得不难，其害三也。盐、铁、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于分别，惟油不然，莫可辨记。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赏，则无赖辈因之得以诬构良民枉陷于罪，其害四也。油户所置屋宇、作具，用钱已多，有司按业推定物力，以给差赋。今夺其具、废其业而差赋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罢之便。」上是之，然重违高琪意，乃诏集百官议于尚书省。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议同高琪，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瑄、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戩皆以为不可。上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罢之。」
十月，赐金鼎一，重币三。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进拜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寿国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许。九月，上谕汝砺曰：「昨日视朝，至午方罢。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毕，用宝之际，可先退坐，恐以劳致疾，反妨议政也。」是月，复乞致仕，上谕之曰：「丞相之礼尽矣，然今廷臣谁如丞相者，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辅朕可也。」十月，躐迁荣禄大夫，仍谕曰：「丞相数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坚留之。丞相老矣，而官犹未至二品，故特升两阶。」十二月，上复谕曰：「向朕以卿年老，视朝之日侍立为劳，令用宝时退坐廊下，而卿违之，复侍立终朝，岂有司不为设榻耶？卿其勉从朕意。」元光元年四月，汝砺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计。朕之责卿，惟在尽诚，何事小谨，自今勿复尔也。」
七月，上谓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俭者，或曰不尔则安得广畜积。章宗时用度甚多，而得不阙乏者，盖先朝有以遗之也。」汝砺因进言曰：「俭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九月，上又谓宰臣曰：「有功者虽有微过亦当贷之，无功者岂可贷耶？然有功者人喜谤议。凡有以功过言于朕者，朕必深求其实，虽近侍为言不敢轻信，亦未尝徇一己之爱憎也。」汝砺因对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爱憎，不合公议。陛下圣明，故能如是耳。」
二年正月，复乞致政，上面谕曰：「今若从卿，始终之道俱尽，于卿甚安，在朕亦为美事。但时方多故，而朕复不德，正赖旧人辅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砺固辞，竟不许，因谓曰：「朕每闻人有所毁誉，必求其实。」汝砺对曰：「昔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尝毁誉者，由是群臣恐惧，莫敢饰非，齐国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二月，上以汝砺年高，免朝拜，侍立久则憩于殿下，仍敕有司设榻焉。三月，又乞致仕，复优诏不许。上谓群臣曰：「人有才堪任事，而处心不正者，终不足贵。」汝砺对曰：「其心不正而济之以才，所谓虎而翼者也，虽古圣人亦未易知。」上以为然。他日复谓宰臣曰：「凡人处心善良而行事忠实，斯为难得。若言巧心伪，亦复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为平常。」汝砺对曰：「人材少全，亦随其所长取之耳。」上然之。五月，上问宰执以修完京城楼橹事，汝砺奏：「所用皆大木，顾今难得，方令计置。」上曰：「朕宫中别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砺对以不宜毁，上曰：「所居之外，毁亦何害，不愈于劳民远致乎！」
哀宗初即位，谏官言汝砺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厉百官。哀宗曰：「昔惠帝言，我不如高帝，当守先帝法耳。汝砺乃先帝立以为相者，又可黜欤！」又有投匿名书云：「高某不退当杀之。」汝砺因是告老，优诏不许。正大元年三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庙。
为人慎密廉洁，能结人主知，然规守格法，循嘿避事，故为相十余年未尝有谴诃。贪恋不去，当时士论颇以为讥云。
张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庄献太子讳改焉。行简弟也。登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第，累官铜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授监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俄签河东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召见于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一依旧移转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麦，税粟许纳麦以便民。上是其言，令尚书省议行之。崇庆二年，为左谏议大夫。时胡沙虎已除名为民，赂遗权贵，将复进用。举朝无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胡沙虎残忍凶悖，跋扈强梁，媚结近习，以图称誉。自其废黜，士庶莫不忻悦。今若复用，惟恐为害更甚前日，况利害之机更有大于此者。」书再上，不报。及胡沙虎弑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顾也。
是岁九月，宣宗即位，改元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无以系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为储副，必下诏以告中外。窃见皇长子每遇趋朝，用东宫仪卫，及至丹墀，还列诸王班。况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礼，可谓名不正言不顺矣。昔汉文帝元年，首立子启为太子者，所以尊祖庙、重社稷也。愿与大臣详议，酌前代故事，早下明诏，以定其位，慎选宫僚，辅成德器，则天下幸甚。」上嘉纳之。
胡沙虎诛，上封事言正刑赏，辞载《胡沙虎传》。又言：「自兵兴以来，将帅甚难其人，愿陛下令重臣各举所知，才果可用，即赐召见，褒显奖谕，令其自效，必有奋命报国者。昔李牧为赵将，军功爵赏皆得自专，出攻入守不从中覆，遂能北破大敌，西抑强秦。今命将若不以文法拘绳、中旨牵制，委任责成，使得尽其智能，则克复之功可望矣。」上善其言。时方擢任王守信、贾耐兒者为将，皆鄙俗不材、不晓兵律。行信惧其误国，上疏曰：「《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所以垂戒后世者，其严如此。今大兵纵横，人情汹惧，应敌兴理，非贤智莫能。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参预机务，甚无谓也。」于是上皆罢之。权元帅右都监内族讹可率兵五千护粮通州，遇兵辄溃，行信上章曰：「御兵之道，无过赏罚，使其临敌有所慕而乐于进，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后将士用命而功可成。若讹可败衄，宜明正其罪，朝廷宽容，一切不问，臣恐御兵之道未尽也。」诏报曰：「卿意具悉，讹可等已下狱矣。」
时中都受兵，方遣使请和，握兵者畏缩不敢战，曰：「恐坏和事。」行信上言：「和与战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专议和，将兵者惟当主战，岂得以和事为辞。自崇庆来，皆以和误，若我军时肯进战，稍挫其锋，则和事成也久矣。顷北使既来，然犹破东京，略河东。今我使方行，将帅辄按兵不动，于和议卒无益也。事势益急，刍粮益艰，和之成否盖未可知，岂当闭门坐守以待弊哉。宜及士马尚壮，择猛将锐兵，防卫转输，往来拒战，使之少沮，则附近蓄积皆可入京师，和议亦不日可成矣。」上心知其善而不能行。
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粮恐失民心，上书言：「近日朝廷令知大兴府胥鼎便宜计画军食，鼎因奏许人纳粟买官。既又遣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括官民粮，户存两月，余悉令输官，酬以爵级银钞。时有粟者或先具数于鼎，未及入官。忠孝复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数，民甚苦之。今米价踊贵，无所从籴，民粮止两月又夺之，将不独归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大兵在迩，人方危惧，若复无聊，或生他变，则所得不偿所损矣。」上深善其言，即命与近臣往审处焉。仍谕忠孝曰：「极知卿尽心于公，然国家本欲得粮，今既得矣，姑从人便可也。」四月，迁山东东路按察使，兼转运使，仍权本路宣抚副使。将行，求入见，上御便殿见之。奏曰：「臣伏见奥屯忠孝饰诈不忠，临事惨刻，与胡沙虎为党。」历数其罪，且曰：「无事时犹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可使斯人与政乎？愿即罢之。」上曰：「朕始即位，进退大臣自当以礼，卿语其亲知，讽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右司郎中把胡鲁白忠孝，忠孝不恤也。
三年二月，改安武军节度使，兼冀州管内观察使。始至，即上书言四事，其一曰：「杨安兒贼党旦暮成擒，盖不足虑。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军讨赋，不分善恶，一概诛夷，劫其资产，掠其妇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敕有司，严为约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则百姓无不安之心，奸人诳胁之计不行，其势渐消矣。」其二曰：「自兵乱之后，郡县官豪，多能纠集义徒，摧击土寇，朝廷虽授以本处职任，未几遣人代之。夫旧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缓急之间，启衅败事。自今郡县阙员，乞令尚书省选人拟注。其旧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资级未及，令摄其职，待有功则正授。庶几人尽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军官敢进战者十无一二，其或有之，即当责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职。」其四曰：「山东军储皆鬻爵所获，及或持敕牒求仕，选曹以等级有不当鬻者往往驳退。夫鬻所不当，有司罪也，彼何责焉。况海岱重地，群寇未平，田野无所收，仓廪无所积，一旦军饷不给，复欲鬻爵，其谁信之？」朝廷多用其议。八月，召为吏部尚书。九月，改户部尚书。十二月，转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四年二月，为太子少保，兼前职。时尚书省奏：「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言，参议官王浍尝言，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昔汉祖陶唐，唐祖老子，皆为立庙。我朝迄今百年，不为黄帝立庙，无乃愧于汉、唐乎！」又云：「本朝初兴，旗帜尚赤，其为火德明矣。主德之祀，阙而不讲，亦非礼经重祭祀之意。臣闻于浍者如此，乞朝廷议其事。」诏问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实录》止称自高丽而来，未闻出于高辛。今所据欲立黄帝庙，黄帝高辛之祖，借曰绍之，当为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谓也？况国初太祖有训，因完颜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变，乃以大金为国号，未尝议及德运。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议之，而以继亡宋火行之绝，定为土德，以告宗庙而诏天下焉。顾浍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
八月，上将祔享太庙，诏依世宗十六拜之礼。行信与礼官参定仪注，上言宜从四十四拜之礼，上嘉纳焉，语在《礼志》。祭毕，赐行信宝券二万贯、重币下端，谕之曰：「太庙拜礼，朕初欲依世宗所行，卿进奏章，备述随室读祝，殊为中理。向非卿言，朕几失之，故特以是旌赏，自今每事更宜尽心。」是年十二月，行信以父暐卒，去官。
兴定元年三月，起复旧职，权参知政事。六月，真拜参知政事。时高琪为相，专权用事，恶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动遭窘辱，惟行信屡引旧制力抵其非。会宋兵侵境，朝廷议遣使详问，高琪等以为失体，行信独上疏曰：「今以遣使为不当，臣切惑之。议者不过曰：'遣使则为先示弱，其或不报，报而不逊，则愈失国体。'臣独以为不然。彼幸吾衅隙，数肆侵掠，边臣以兵却之复来，我大国不责以辞而敌以兵，兹非示弱乎。至于问而不报，报而不逊，曲自在彼，何损于我。昔大定之初，彼尝犯顺，世宗虽遣丞相乌者行省于汴，实令元帅撒合辇先为辞诘之，彼遂伏罪。其后宋主夺取国书，朝廷复欲加兵，丞相娄室独以为不可，及刑部尚书梁肃衔命以往，寻亦屈焉。在章宗时，猖狂最甚，犹先理问而后用兵。然则遣使详问正国家故事，何失体之有。且国步多艰，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书生无甚高论，然事当机会，不敢不罄其愚，惟陛下察之。」上复令尚书省议，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旧制，然今日之事与昔不同。」诏姑待之。已而高汝砺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议遂寝，语在汝砺传。
时监察御史多被的决，行信乃上言曰：「大定间，监察坐罪大抵收赎，或至夺俸，重则外降而已，间有的决者，皆有为而然。当时执政程辉已尝面论其非是，又有敕旨，监察职主弹劾，而或看循者，非谓凡失察皆然也。近日无问事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的决，以为大定故实、先朝明训，过矣。」于是诏尚书省更定监察罪名制。
史馆修《章宗实录》，尚书省奏：「旧制，凡修史，宰相执政皆预焉。然女直、汉人各一员。崇庆中，既以参知政事梁絪兼之，复命翰林承旨张行简同事，盖行简家学相传，多所考据。今修《章宗实录》，左丞汝砺已充兼修，宜令参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简例。」制可。
二年二月，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谕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称卿才，乃令参决机务。而廷议之际，每不据正，妄为异同，甚非为相之道。复闻迩来殊不以干当为意，岂欲求散地故耶？今授此职，卿宜悉之。」初，内族合周避敌不击，且诡言密奉朝旨，下狱当诛。诸皇族多抗表乞从末减，高琪以为自古犯法无告免者，行信独曰：「事无古今，但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又以行信族弟行贞居山东，受红袄贼伪命，枢密院得宋人书，有干涉行信事，故出之。其子莒，时为尚书省令史，亦命别加注授焉。
初，行信言：「今法，职官论罪，多从的决。伏见大定间世宗敕旨，职官犯故违圣旨，徒年、杖数并的决。然其后三十余年，有司论罪，未尝引用，盖非经久为例之事也。乞详定之。」行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书省。至是，宰臣奏：「自今违奏条之所指挥、及诸条格，当坐违制旨者，其徒年、杖数论赎可也。特奉诏旨违者，依大定例。」制可。行信去未久，上尝谕宰臣曰：「自张行信降黜，卿等遂缄默，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具知，岂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尽言，毋复畏忌。」
行信始至泾，即上书曰：「马者甲兵之本，方军旅未息，马政不可缓也。臣自到泾，闻陕右豪民多市于河州，转入内地，利盖百倍。及见省差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市于洮州，以银百铤几得马千疋，云生羌木波诸部蕃族人户畜牧甚广。盖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势陵夺，遂失其和，且常患银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闻蕃地今秋薄收，鬻马得银辄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艰食，马价甚低。乞令所司辇银粟于洮、河等州，选委知蕃情、达时变如桓端者贸易之。若捐银万两，可得良马千疋，机会不可失，惟朝廷亟图之。」
又曰：「此者沿边战士有功，朝廷遗使宣谕，赐以官赏，莫不感戴圣恩，愿出死力，此诚得激劝之方也。然赠遗使者或马或金，习以为常，臣所未谕也。大定间，尝立送宣礼，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数，后竟停罢。况今时务与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止迁散官者，亦不免馈献，或莫能办，则敛所部以应之，至有因而获罪者。彼军士效死立功，仅蒙恩赏，而反以馈献为苦，是岂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参以时务，明立等夷，使取予有限，无伤大体，则上下两得矣。」
又曰：「近闻保举县令，特增其俸，此朝廷为民之善意也。然自关以西，尚未有到任者，远方之民不能无望。岂举者犹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诏内外职事官，益广选举，以补其阙，使天下均受其赐。且丞、簿、尉亦皆亲民，而独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给，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谓国用方阙，不宜虚费，是大不然。夫重吏禄者，固使之不扰民也，民安则国定，岂为虚费。诚能裁减冗食，不养无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军充役，举家廪给，军既物故，给其子弟，感悦士心，为国尽力耳。至于无男丁而其妻女犹给之，此何谓耶？自大驾南巡，存赡者已数年，张颐待哺，以困农民。国家粮储，常患不及，顾乃久养此老幼数千万口，冗食虚费，正在是耳。如即罢之，恐其失所，宜限以岁月，使自为计，至期而罢，复将何辞。」上多采纳焉。
元光元年正月，迁保大军节度使，兼鄜州管内观察使。二月，改静难军节度使，兼邠州管内观察使。未几，致仕。哀宗即位，征用旧人，起为尚书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颇减。寻复致仕家居，惟以抄书教子孙为事，葺园池汴城东，筑亭号「静隐」，时时与侯挚辈游咏其间。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宫，年六十有九。初游嵩山，尝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终于此。
为人纯正真率，不事修饰，虽两登相位，殆若无官然。遇事辄发，无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为动色，行信处之坦如也。及薨之日，虽平昔甚媢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犹康健，兄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行信为礼部尚书，诸子侄多中第居官，当世未之有也。
赞曰：高汝砺禔身清慎，练达事宜，久居相位，虽为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宠遇不衰。张行信砺志謇谔，言无避忌，然一簉政途，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论事稍不及前，岂以汝砺为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万全之策，行信谏，汝砺不谏，又沮和议。胡沙虎之恶未著，行信两疏击之。汝砺与高琪共事，人疑其党附。优劣可概见于斯矣。
金史卷一百八
列传第四十六
○胥鼎侯挚把胡鲁师安名
胥鼎，字和之，尚书右丞持国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进士第，入官以能称，累迁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国卒，去官。四年，尚书省起复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奏曰：「为人甚干济。」上曰：「著作职闲，缘今无他阙，姑授之。」未几，迁右司郎中，转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递铺转送文檄之制，上从之，时以为便。至宁初，中都受兵，由户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贞祐元年十一月，出为泰定军节度使，兼兗州管内观察使，未赴，改知大兴府事，兼中都路兵马都总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贫民阙食者众，宜立法振救，乃奏曰：「京师官民有能赡给贫人者，宜计所赡迁官升职，以劝奖之。」遂定权宜鬻恩例格，如进官升职、丁忧人许应举求仕、官监户从良之类，入粟草各有数，全活甚众。四月，拜尚书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将南渡，留为汾阳军节度使，兼汾州管内观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权宣抚使。
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积军储、备黄河、选官谳狱、简将练卒、钞法、版籍之类，上颇采用焉。又言：「平阳岁再被兵，人户散亡，楼橹修缮未完，衣甲器械极少，庾廪无两月食。夏田已为兵蹂，复不雨，秋种未下。虽有复业残民，皆老幼，莫能耕种，岂足征求。比闻北方刘伯林聚兵野狐岭，将深入平阳、绛、解、河中，遂抵河南。战御有期，储积未备，不速错置，实关社稷生灵大计。乞降空名宣敕一千、紫衣师德号度牒三千，以补军储。」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数亟给之。」
七月，就拜本路宣抚使，兼前职。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岭外军已皆南徙，代为边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损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阳以代为籓篱，岂可撤去。」尚书省奏宜如所请，诏从之。又言：「近闻朝廷令臣清野，切谓臣所部乃河东南路，太原则北路也，大兵若来，必始于北，故清野当先北而后南。况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无所掠，则势当自止。不然，南路虽清，而谷草委积于北，是资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抚司矣，乞更诏谕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赐诏奖谕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镇方面，式固边防，坐释朕忧，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节，以收绥静之功，仰副予心，嗣有后宠。」寻以能设方略退兵，进官一阶。
十月，鼎上言：「臣所将义军，皆从来背本趋末，勇猛凶悍、盗窃亡命之徒，苟无训练统摄官以制之，则朋聚党植，无所不至。乞许臣便宜置总领义军使、副及弹压，仍每五千人设训练一员，不惟预为防闲，使有畏忌，且令武艺精熟，人各为用。」上从之。
四年正月，大兵略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骑六万围平阳，急攻者十余日，鼎遣兵屡却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赏，预张文榜，招还胁从人七千有奇，绩至者又六千余，俱令复业。窃谓凡被俘未归者，更宜多方招诱，已归者所居从便，优加存恤，无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枢密副使，权尚书左丞，行省于平阳。时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许，因进拜焉，且遣近侍谕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执政时，因有人言，遂以河东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无虞。方国家多难，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虑社稷之计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
时河南粟麦不令兴贩渡河，鼎上言曰：「河东多山险，平时地利不遗，夏秋荐熟，犹常藉陕西、河南通贩物斛。况今累值兵戎，农民浸少，且无雨雪，阙食为甚。又解州屯兵数多，粮储仅及一月。伏见陕州大阳渡、河中大庆渡皆邀阻粟麦，不令过河，臣恐军民不安，或生内患。伏望朝廷听其输贩，以纾解州之急。」从之。
又言：「河东兵革之馀，疲民稍复，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馈饷所须，征科颇急，贫无依者俱已乏食，富户宿藏亦为盗发，盖绝无而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谋安集，而潞州帅府遣官于辽、沁诸郡搜括余粟，悬重赏诱人告讦，州县惮帅府，鞭箠械系，所在骚然，甚可怜悯。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费，招集流亡，劝督农事。彼不是务，而使疮痍之民重罹兹苦，是兵未来而先自弊也。愿朝廷亟止之，如经费果阙，以恩例劝民入粟，不犹愈于强括乎！」又言：「霍州回牛、夙楼岭诸厄，戍卒几四千。今兵既去而农事方兴，臣乞量留侦候，余悉遣归，有警复征。既休民力，且省县官，万一兵来，亦足御遏。举一事而获二利，臣敢以为请。」诏趋行之。
又言：「河东两路农民浸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岁粮储常苦不继。臣切见潞州元帅府虽设鬻爵恩例，然条目至少，未尽劝诱之术，故进献者无几。宜增益其条，如中都时，仍许各路宣抚司俱得发卖，庶几多获贮储，以济不给。」于是尚书省更定制奏行焉。
又言：「交钞贵于通流，今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术收之，不无阙误。宜从行省行部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所支已多，民不贵，乞验民贫富征之。虽然，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其与不敛何异。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将误军储而启衅端。」时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南渡，致物价翔贵，权限路分行用，因鼎有言，罢之。
又言：「比者朝廷命择义军为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帅必兰阿鲁带言：'自去岁初置帅府时已按阅本军，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亲，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战之余，屡试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顾其家，心一而力齐，势不可离。今必析之，将互易而不相谙矣。国家粮储，常恐不继，岂容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况潞州北即为异境，日常备战，事务方殷，而分别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将气挫心懈而不可用，虑恐因得测吾虚实。且义军率皆农民，已各散归田亩，趋时力作。若征集之，动经旬日，农事废而岁计失矣。乞从本府所定，无轻变易。'臣切是其言。」时阿鲁带奏亦至，诏遂许之。
又言：「近侦知北兵驻同、耀，窃虑梗吾东西往来之路，遂委河中经略使陀满胡土门领军赴援。今兵势将叩关矣，前此臣尝奏闻，北兵非止欲攻河东、陕西，必将进取河南。虽已移文陕州行院及陕西邻境，俱令设备，恐未即遵行。乞诏河南行院统军司，议所以御备之策。」上以示尚书省，宰臣奏：「兵已逾关，惟宜严责所遣帅臣趋迎击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闻大兵已越关，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国恩擢列枢府，凡有戎事，皆当任之。今入河南，将及畿甸，岂可安据一方，坐视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奋以少宽陛下之忧乎。去岁颁降圣训，以向者都城被围四方无援为恨，明敕将帅，若京师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诏，先遣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领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领兵五千，由便道济河以趋关、陕，臣将亲率平阳精兵直抵京师，与王师相合。」又奏曰：「京师去平阳千五百余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图入援，须三旬而后能至，得无失其机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诏枢府督军应之。
初，鼎以将率兵赴援京师，奏乞委知平阳府事王质权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权右监军，以镇守河东，从之。至是，鼎拜尚书左丞，兼枢密副使。是时，大兵已过陕州，自关以西皆列营栅，连亘数十里。鼎虑近薄京畿，遂以河东南路怀、孟诸兵合万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遥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趋陕西，并力御之。且虑北兵扼河，移檄绛、解、吉、隰、孟州经略司，相与会兵以为夹攻之势。已而北兵果由三门、集津北渡而去。
鼎复上言：「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在处侨居，各无本业，易至动摇。窃虑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将及畿甸，倘复诱此失职之众使为乡导，或驱之攻城，岂不益资其力。乞朝廷遣官抚慰，及令所司严为防闲，庶几不至生衅。」上从其计，遣监察御史陈规等充安抚捕盗官，巡行郡邑。大兵还至平阳，鼎遣兵拒战，不利乃去。
兴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选兵三万五千，付陀满胡土门统之西征。至是，鼎驰奏以为非便，略曰：「自北兵经过之后，民食不给，兵力未完。若又出师，非独馈运为劳，而民将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动，复何以制之？此系国家社稷大计。方今事势，止当御备南边，西征未可议也。」遂止。是月，进拜平章政事，封莘国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岚官军以备西征，而太原路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以状白臣，甚言其失计。臣愚以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闻。」诏付尚书省议之，语在德升传。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职，诏不从。
朝廷诏鼎举兵伐宋，且令勿复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乃上书曰：「窃怀愚恳，不敢自默，谨条利害以闻。昔泰和间，盖尝南伐，时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马蕃军锐，所谓万全之举也，然犹亟和，以偃兵为务。大安之后，北兵大举，天下骚然者累年，然军马气势，视旧才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属，亦多损弊，民间差役重繁，浸以疲乏，而日勤师旅，远近动摇，是未获一敌而自害者众，其不可一也。今岁西北二兵无入境之报，此非有所惮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还，姑自息养，不然则别部相攻，未暇及我。如闻王师南征，乘隙并至，虽有潼关、大河之险，殆不足恃，则三面受敌者首尾莫救，得无贻后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马精强，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备而后能取胜也。宋自泰和再修旧好，练兵峙粮，缮修营垒，十年于兹矣。又车驾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忧惧，委曲为防。况闻王师已出唐、邓，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军无所得，徒自劳费，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仇，比年非无恢复旧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窥其虚实，故未敢轻举。今我军皆山西、河北无依之人，或招还逃军，胁从归国，大抵乌合之众，素非练习，而遽使从戎，岂能保其决胜哉？虽得其城，内无储蓄，亦何以守？以不练乌合之军，深入敌境，进不得食，退无所掠，将复遁逃啸聚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发兵进讨，欲因敌粮，此事不可必者。随军转输，则又非民力所及。沿边人户虽有恆产，而赋役繁重，不胜困惫。又凡失业寓河南者，类皆衣食不给。贫穷之迫，盗所由生，如宋人阴为招募，诱以厚利，使为乡导，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则内有叛民，外有勍敌，未易图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将兴，若进兵不还，必违农时，以误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计，岂特疆埸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为止当遴选材武将士，分布近边州郡，敌至则追击，去则力田，以广储蓄。至于士气益强，民心益固，国用丰饶，自可恢廓先业，成中兴之功，一区区之宋何足平乎。」诏付尚书省，宰臣以为诸军既进，无复可议，遂寝。
既而元帅承裔等取宋大散关，上谕鼎曰：「所得大散关，可保则保，不可则焚毁而还。」于是鼎奏：「臣近遣官问诸帅臣，皆曰散关至蓦关诸隘，其地远甚，中间堡垒相望，如欲分屯，非万人不可。则又有恆州、虢县所直数关，宋兵皆固守如旧，缓急有事，当复分散关之兵。余众数少，必不能支，而凤翔、恆、陇亦无应援，恐两失之。且比年以来，民力困于调度，今方春，农事已急，恐妨耕垦，不若焚毁此关，但屯边隘以张其势，彼或来侵，互相应援易为力也。」制可。
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谕曰：「卿年既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旧人也，姑宜勉力以终之。」鼎以宣宗多亲细务，非帝王体，乃上奏曰：「天下之大，万机之众，钱谷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则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纲、责成功而已。况今多故，岂可躬亲细务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则恢复之期不远矣。」上览其奏不悦，谓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圣主以宗庙社稷为心，法上天行健之义，忧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阶也。鼎言非是。」上喜之。
三年正月，上言：「沿边州府官既有减定资历月日之格，至于掌兵及守御边隘者，征行暴露，备历艰险，宜一体减免，以示激劝。」从之。二月，上言：「近制，军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帅府不得辄行诛赏。夫赏由中出则恩有所归，兹固至当。至于部分犯罪，主将不得施行，则下无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难之，上以问枢密院官，对如鼎言，乃下诏，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决。
时元帅内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于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诏宣扬国威，所谓'吊民伐罪'者也。今大军已克武休，将至兴元。兴元乃汉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谕帅臣，所得城邑姑无焚掠，务慰抚之。诚使一郡贴然，秋毫不犯，则其余三十军将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师，乃宜有戮。」上甚是其言，遂诏谕承裔。鼎以年老屡上表求致仕，上谓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观其精力未衰，已遣人往慰谕之。鼎尝荐把胡鲁，以为过己远甚，欲以自代。胡鲁固佳，至于驾驭人材，处决机务，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功，迁官一阶。
八月，上言：「臣奉诏兼节制河东，近晋安帅府令百里内止留桑枣果木，余皆伐之。方今秋收，乃为此举以夺其事，既不能御敌而又害民，非计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岂能尽去，使不资敌乎？他木虽伐，桑枣舍屋独非木乎，此殆徒劳。臣已下帅府止之，而左都监完颜闾山乃言尝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诏从鼎便宜规画。是时，大元兵大举入陕西，鼎多料敌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谕枢密院官曰：「胥鼎规画必无谬误，自今卿等不须指授也。」寻又遣谕曰：「卿专制方面，凡事得以从宜规画，又何必一一中复，徒为逗留也。」
四年，进封温国公，致仕，诏谕曰：「卿屡求退，朕初不许者，俟其安好，复为朕用尔。今从卿请，仍可来居京师，或有大事，得就谘决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谕鼎及左丞贾益谦曰：「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军用或阙，为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当何以处之。欲召赴尚书省会议，恐与时相不合，难于面折，故令就第延问，其悉意以陈，毋有所隐。」元光元年五月，上敕宰相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贾益谦、工部尚书札里吉、翰林学士孛迭，皆致政老臣，经练国事，当邀赴省与议利害。」仍遣侍官分诣四人者谕意焉。
六月，晋阳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枢府每檄臣会合府兵进战，盖公府虽号分封，力实单弱，且不相统摄，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为援，臣恐人心以谓举弃河北，甚非计也。伏见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将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东，人乐为用。今虽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总制公府，同力战御，庶几人皆响应，易为恢复，惟陛下图之。」
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二年，起复，拜平章政事，进封英国公，行尚书省于卫州。鼎以衰病辞，上谕曰：「卿向在河东，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归附，须卿图画。卿先朝大臣，必济吾事，大河以北，卿皆节制。」鼎乃力疾赴镇，来归者益众。鼎病不能自持，复申前请，优诏不许。三年，复上章请老，且举朝贤练军政者自代。诏答曰：「卿往在河东，残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镇，敌不复侵。何乃过为嫌避？且君臣均为一体，朕待下亦岂自殊，自外之语，殆为过计。况余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劳于外，朕岂不知，但国家百年积累之基，河朔亿万生灵之命，卿当勉出壮图，同济大事。」鼎奉诏惶惧不敢退。是年七月，薨。
鼎通达吏事，有度量，为政镇静，所在无贤不肖皆得其欢心。南渡以来，书生镇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侯挚，初名师尹，避讳改今名，字莘卿，东阿人。明昌二年进士，入官慷慨有为。承安间，积迁山东路盐使司判官。泰和元年，以课增四分，特命迁官二阶。八年七月，追官一阶，降授长武县令。初，挚为户部主事，与王谦规措西北路军储以代张炜，挚上章论本路财用不实，至是降除焉。贞祐初，大兵围燕都，时挚为中都曲使，请出募军，已而婴城有功，擢为右补阙。二年正月，诏挚与少府监丞李向秀分诣西山招抚。宣宗南渡，转劝农副使，提控紫荆等关。俄迁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签枢密院阿勒根讹论等以谓「今车驾驻南京，河南兵不可易动，且兵不在多，以将为本。侯挚有过人之才，倘假以便宜之权，使募兵转粮，事无不克，可升为尚书，以总制永锡、庆寿两军。」于是以挚为太常卿，行尚书六部事，往来应给之。
挚遂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总天下之纪纲，今随路宣差便宜、从宜，往往不遵条格，辄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于纪纲岂不紊乱，宜革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帅府，所统兵校不为不众，然而弗克取胜者，盖一处受敌，余徒傍观，未尝发一卒以为援，稍见小却，则弃戈遁去，此师老将怯故也。将将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御寇，督民运粮，各有所职，本不可以兼行，而帅府每令杂进，累遇寇至，军未战而丁夫已遁，行伍错乱，败之由也。夫前阵虽胜，而后必更者，恐为敌所料耳，况不胜哉。用兵尚变，本无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辙，臣虽素不知兵，妄谓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肃诸郡据白沟、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阙员，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选勇猛才干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卫至海，宜沿流设备，以固山东，使力穑之民安服田亩。」其六曰：「近都州县官吏往往逋逃，盖以往来敌中失身者多，兼转输频并，民力困弊，应给不前复遭责罚，秩满乃与他处一体计资考，实负其人。乞诏有司优定等级，以别异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将帅轻敌妄举，如近日李英为帅，临阵之际酒犹未醒，是以取败。臣谓英既无功，其滥注官爵并宜削夺。」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穑，官无俸给，上下不安，皆欲逃窜。加以溃散军卒还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优加矜恤，亟招抚之。」其九曰：「从来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何足倚办。宜选骁勇过人、众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上略施行焉。
时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叛，累遣谍者间挚，挚恐为所陷，上章自辩。诏谕之曰：「卿朕素知，岂容间耶。其一意于职，无以猜嫌自沮也。」八月，权参知政事。俄拜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北。先是，挚言：「河北东、西两路最为要地，而真定守帅胡论出辄弃城南奔，州县危惧。今防秋在迩，甚为可忧，臣愿募兵与旧部西山忠义军往安抚之。」制可，故是有命。十一月，入见。壬申，遣祭河神于宜村。十二月，复行省于河北。
四年正月，进拜尚书右丞。尝上言，宜开沁水以便馈运，至是，诏有司开之。是时，河北大饥，挚上言曰：「今河朔饥甚，人至相食，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殍殣相属。伏见沿河上下许贩粟北渡，然每石官籴其八，彼商人非有济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来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无有，谁复为之？是虽有济物之名，而实无所渡之物，其与不渡何异。昔春秋列国各列疆界，然晋饥则秦输之粟，及秦饥，晋闭之籴，千古讥之。况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为可哀，其忍坐视其死而不救欤！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愿止其籴，纵民输贩为便。」诏尚书省行之。
时红袄贼数万人入临沂、费县之境，官军败之，生擒伪宣徽使李寿甫。讯之，则云其众皆杨安兒、刘二祖散亡之余，今复聚及六万，贼首郝定者兗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称大汉皇帝，已攻泰安、滕、兗、单诸州，及莱芜、新泰等十余县，又破邳州硇子堌，得船数百艘，近遣人北构南连皆成约，行将跨河为乱。挚以其言闻于上，且曰：「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实有此谋。」遂诏挚行省事于东平，权本路兵马都总管，以招诱之，若不从即率兵捕讨。兴定元年四月，济南、泰安、滕、兗等州土贼并起，肆行剽掠，挚遣提控遥授棣州防御使完颜霆率兵讨之，前后斩首千余，招降伪元帅石花五、夏全馀党壮士二万人，老幼五万口。
是年冬，升资德大夫，兼三司使。二年二月，挚上言：「山东、河北数罹兵乱，遗民嗷嗷，实可哀恤，近朝廷遣官分往抚辑，其惠大矣。然臣忝预执政，敢请继行，以宣布国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苏，是亦图报之一也。」宰臣难之，无何，诏遣挚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安抚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历黄陵岗南岸，多有贫乏老幼自陈本河北农民，因敌惊扰故南迁以避，今欲复归本土及春耕种，而河禁邀阻。臣谓河禁本以防闲自北来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奸，乞令有司验实放渡。」诏付尚书省，宰臣奏「宜令枢府讲究」，上曰：「民饥且死，而尚为次第何耶？其令速放之。」
四月，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破李全于密州。初，贼首李全据密州及胶西、高密诸县，挚督兵讨之。会高密贼陈全等四人默白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愿为内应，阿鲁答乃遣提控硃琛率兵五百赴之。时李全暨其党于忙兒者皆在城中，闻官军且西来，全潜逸去，忙兒不知所为。阿鲁答驰抵城下，鼓噪逼之，贼守陴者八百人皆下乞降，余贼四千出走，进军邀击之，斩首千级，俘百余人，所获军实甚众，遂复其城。是夜，琛又用陈全计，拔高密焉。六月，上遣谕挚曰：「卿勤劳王家，不避患难，身居相职而往来山堌水寨之间，保庇农民收获二麦，忠恪之意朕所具知。虽然，大臣也，防秋之际亦须择安地而处，不可堕其计中。」挚对曰：「臣蒙大恩，死莫能报，然承圣训，敢不奉行。拟驻兵于长清县之灵岩寺，有屋三百余间，且连接泰安之天胜寨，介于东平、益都之间，万一兵来，足相应援。」上恐分其兵粮，乃诏权移邳州行省。
九月，挚上言：「东平以东累经残毁，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满百而屯军五千，邳户仅及八百，军以万计。夫古之取兵以八家为率，一家充军七家给之，犹有伤生废业、疲于道路之叹。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萧何、刘晏复生，亦无所施其术，况于臣者何能为哉。伏见邳，海之间，贫民失业者甚众，日食野菜，无所依倚，恐因而啸聚以益敌势。乞募选为兵，自十月给粮，使充戍役，至二月罢之，人授地三十亩，贷之种粒而验所收获，量数取之，逮秋复隶兵伍。且战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诏施行之。
是时，枢密院以海州军食不足，艰于转输，奏乞迁于内地。诏问挚，挚奏曰：「海州连山阻海，与沂、莒、邳、密皆边隅冲要之地，比年以来为贼渊薮者，宋人资给之故。若弃而他徙，则直抵东平无非敌境，地大气增，后难图矣，臣未见其可。且朝廷所以欲迁者，止虑粮储不给耳。臣请尽力规画，劝喻农民趋时耕种，且令煮盐易粮，或置场宿迁，以通商旅，可不劳民力而办。仍择沭阳之地可以为营屯者，分兵护逻，虽不迁无患也。」上是其言，乃止。
十月，先是，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廪将乏，扇其军为乱。山东东路转运副使兼同知沂州防御使程戩惧祸及己，遂与同谋，因结宋兵以为外应。挚闻，即遣兵捕之，讯竟具伏，汝霖及戩并其党弹压崔荣、副统韩松、万户戚谊等皆就诛，至是以闻。三年七月，设汴京东、西、南三路行三司，诏挚居中总其事焉。十月，以里城毕工，迁官一阶。四年七月，迁荣禄大夫，致仕。
天兴元年正月，起复为大司农。四月，归大司农印，复致仕。八月，复起为平章政事，封萧国公，行京东路尚书省事。以军三千护送就舟张家渡，行至封丘，敌兵觉，不能进。诸将卒谋倒戈南奔，留数骑卫挚。挚知其谋，遂下马，坐语诸将曰：「敌兵环视，进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宁死于汝曹之手，不忍为乱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诸将诺而止，得全师以还，闻者壮之。十一月，复致仕。居汴中，有园亭蔡水滨，日与耆旧宴饮。及崔立以汴城降，为大兵所杀。
挚为人威严，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荐士，如张文举、雷渊、麻九畴辈皆由挚进用。南渡后宰执中，人望最重。
把胡鲁，不详其初起。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迁，由左谏议大夫擢为御前经历官，上面谕之曰：「此行，军马朕自总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闻。」三年十一月，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充行省参议官。
兴定元年三月，授陕西路统军使，兼前职。二年正月，召为御史中丞。三月，上言：「国家取人，惟进士之选为重，不求备数，务在得贤。窃见今场会试，考官取人泛滥，非求贤之道也。宜革其弊，依大定旧制。」诏付尚书省集文资官杂议，卒依泰和例行之。
是月，拜参知政事。六月，诏权左副元帅，与平章胥鼎同事防秋。三年六月，平凉等处地震，胡鲁因上言：「皇天不言，以象告人，灾害之生，必有其故，乞明谕有司，敬畏天戒。」上嘉纳之，遣右司谏郭著往阅其迹，抚谕军民焉。四年四月，权尚书右丞、左副元帅，行尚书省、元帅府于京兆。时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民力浸困，胡鲁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顺流而下，庶可少纾民力。」从之。时以为便。
五年正月，朝议欲复取会州，胡鲁上言：「臣窃计之，月当费米三万石、草九万称，转运丁夫不下十余万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费已如此，况未必耶。临洮路新遭劫掠，疮痍未复，所须刍粮决不可办，虽复取之庆阳、平凉、凤翔及邠、泾、宁、原、恆、陇等州，亦恐未能无阙。今农事将兴，沿边常费已不暇给，岂可更调十余万人以饷此军。果欲行之，则数郡春种尽废矣。政使此城必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飞挽之役，无时而已也。止宜令承裔军于定西、巩州之地，护民耕稼，俟敌意怠，然后取之。」诏付省院曰：「其言甚当，从之可也。」
三月，上言：「御敌在乎强兵，强兵在乎足食，此当今急务也。窃见自陕以西，州郡置帅府者九，其部众率不过三四千，而长校猥多，虚糜廪给，甚无谓也。臣谓延安、风翔、恐州边隅重地固当仍旧，德顺、平凉等处宜皆罢去。河南行院、帅府存沿边并河者，余亦宜罢之。」制可。
是年十月，西北兵三万攻延安，胡鲁遣元帅完颜合达、元帅纳合买住御之，遂保延安。先是，胡鲁以西北兵势甚大，屡请兵于朝，上由是恶之。元光元年正月，遂罢参知政事，以知河中府事权安抚使。于是陕西西路转运使夹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见知河中府把胡鲁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实朝廷之良臣也。去岁，兵入延安，胡鲁遣将调兵，城赖以无，不为无功。今合达、买住各授世封，而胡鲁改知河中府。切谓方今用人之时，使谋略之臣不获展力，缓急或失事机。诚宜复行省之任，使与承裔共守京兆，令合达、买住捍御延安，以籓卫河南，则内外安矣。」不报。
六月，召为大司农，既至汴，遂上言曰：「迩来群盗扰攘，侵及内地，陈、颍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阔，农事半废、蔡、息之间十去八九。甫经大赦，贼起益多，动计数百，驱牛焚舍，恣行剽掠，田谷虽熟，莫敢获者。所在屯兵率无骑士，比报至而贼已遁，丛薄深恶，复难追袭，则徒形迹而已。今向秋成，奈何不为处置也。」八月，复拜参知政事，上谓之曰：「卿顷为大司农，巡行郡县，盗贼如何可息？」对曰：「盗贼之多，以赋役多也。赋役省则盗贼息。」上曰：「朕固省之矣。」胡鲁曰：「如行院、帅府扰之何。」上曰：「司农官既兼采访，自今其令禁止之。」
初，胡鲁拜命日，巡护卫绍王宅都将把九斤来贺，御史粘割阿里言：「九斤不当游执政门，胡鲁亦不当受其贺，请并案之。」于是诏谕曰：「卿昔行省陕西，擅出系囚，此自人主当行，非臣下可专，人苟有言，其罪岂特除名。朕为卿地，因而肆赦，以弭众口，卿知之乎？今九斤有职守，且握兵柄，而纵至门下，法当责降，朕重卿素有直气，故复曲留。公家事但当履正而行，要取人情何必尔也，卿其戒之。」是年十二月，进拜尚书右丞。
元光二年正月，上谕宰臣曰：「陕右之兵将退，当审后图，不然今秋又至矣。右丞胡鲁深悉彼中利害，其与共议之。」寻遣胡鲁往陕西，与行省赛不、合达从宜规画焉。哀宗即位，以有册立功，进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薨。诏加赠右丞相、东平郡王。胡鲁为人忠实，忧国奉公。及亡，朝廷公宰，下迨吏民，皆嗟惜之。
师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国讳更焉。承安五年词赋进士。为人轻财尚义。初补尚书省令史，适宣宗南迁，留平章完颜承晖守燕都。承晖将就死，以遗表托安石使赴行在，安石间道走汴以闻。上嘉之，擢为枢密院经历官。时哀宗在春宫，领密院事，遂见知遇。元光二年，累迁御史中丞。其七月，上章言备御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国家、息祸乱，不过战、守、避、和四者而已。为今之计，守、和为上。所谓守者，必求智谋之士，使内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敌人之锐，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败之。其所谓和，则汉、唐之君固尝用此策矣，岂独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详议而行。」其二曰：「今敌中来归者颇多，宜丰其粮饷，厚其接遇，度彼果肯为我用，则择有心力者数十人，潜往以诱致其余。来者既众，彼必转相猜贰，然后徐起而图之，则中兴之功不远矣。」上嘉纳之。
九月，坐劾英王守纯附奏不实，决杖追官。及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擢为同签枢密院事。二年，复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尚书、权左参政。四年，进尚书右丞。五年，台谏劾近侍张文寿、张仁寿、李麟之，安石亦论列三人不已，上怒甚，有旨谓安石曰：「汝便承取贤相，朕为昏主，止矣。」如是数百言。安石骤蒙任用，遽遭摧折，疽发脑而死，上甚悼惜之。
赞曰：宣宗南迁，天命去矣，当是时虽有忠良之佐、谋勇之将，亦难为也。然而汝砺、行信拯救于内，胥鼎、侯挚守御于外，讫使宣宗得免亡国，而哀宗复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国也若是哉。胡鲁养兵惜谷之论，善矣。安石不负承晖之托，遂见知遇，以论列近侍触怒而死，悲夫！
金史卷一百九
列传第四十七
○完颜素兰陈规许古
完颜素兰，一名翼，字伯扬，至宁元年策论进士也。贞祐初，累迁应奉翰林文字，权监察御史。二年，宣宗迁汴，留皇太子于燕都，既而召之，素兰以为不可，平章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从。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素兰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则声势俱重，边隘有守则都城可无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实在灵武，盖将以系天下之心也。」不从，竟召太子从。
七月，车驾至汴，素兰上书言事，略曰：「昔东海在位，信用谗谄，疏斥忠直，以致小人日进，君子日退，纪纲紊乱，法度益隳。风折城门之关，火焚市里之舍，盖上天垂象以儆惧之也。言者劝其亲君子、远小人、恐惧修省，以答天变，东海不从，遂至亡灭。夫善救乱者必迹其乱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诚能大明黜陟以革东海之政，则治安之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龙兴，不思出此，辄议南迁，诏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请留，启行之日，风雨不时、桥梁数坏，人心天意亦可见矣。此事既往，岂容复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车之辙不可引辕而复蹈也。」
又曰：「国家不可一日无兵，兵不可一日无食。陛下为社稷之计，宫中用度皆从贬损，而有司复多置军官，不恤妄费，甚无谓也。或谓军官之众所以张大威声，臣窃以为不然。不加精选而徒务其多，缓急临敌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粮乏，故使车驾至此。稍获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备，万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复请陛下何之也。」
三年正月，素兰自中都计议军事回，上书求见，乞屏左右。上遣人谕之曰：「屏人奏事，朕固常尔。近以游茂因缘生疑间之语，故凡有所引见，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无患不密也。」寻召至近侍局，给纸劄令书所欲言，书未及半，上出御便殿见之，悉去左右，惟近侍局直长赵和和在焉。素兰奏曰：「臣闻兴衰治乱有国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虽衰乱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则治安亦乱矣。向者飐军之变，中都帅府自足剿灭，朝廷乃令移剌刺塔不也等招诱之，使帅府不敢尽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于伯德文哥之叛，帅府方议削其权，而朝廷传旨俾领义军，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辄拒不受，不臣之状亦显矣。帅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复赦之，且不令隶帅府。国家付方面于重臣，乃不信任，顾养叛贼之奸，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计者。臣自外风闻，皆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曰：「汝言皆是。文哥之事，朕所未悉，诚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知此事出于高琪？」素兰曰：「臣见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刘温云：'所差人张希韩至自南京，道副枢平章处分，已奏令文哥隶大名行省，勿复遵中都帅府约束'。温即具言于帅府。然则，罪人与高琪计结明矣。」上颔之。素兰续奏曰：「高琪本无勋劳，亦无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诛胡沙虎，盖出无聊耳。一旦得志，妒贤能，树奸党，窃弄国权，自作威福。去岁，都下书生樊知一者诣高琪言：'飐军不可信，恐终作乱。'遂以刀杖决杀之，自是无复敢言军国利害者。宸聪之不通，下情之不达，皆此人罪也。及飐军为变，以党人塔不也为武宁军节度使往招之，已而无成，则复以为武卫军使。塔不也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观之，此贼变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昔东海时，胡沙虎跋扈无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独台官乌古论德升、张行信弹劾其恶，东海不察，卒被其祸。今高琪之奸，过于胡沙虎远矣。台谏职当言责，迫于凶威，噤不敢忤。然内外臣庶见其恣横，莫不扼腕切齿，欲一剚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顾臣父子迭仕圣朝，久食厚禄，不敢偷安。惟陛下断然行之，社稷之福也。」上曰：「此乃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兰复奏：「丞相福兴，国之勋旧，乞召还京，以镇雅俗，付左丞彖多以留后事，足也。」上曰：「如卿所言，二人得无相恶耶？」素兰曰：「福兴、彖多同心同德，无不协者。」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辍。」素兰曰：「臣闻朝廷正则天下正，不若令福兴还，以正根本。」上曰：「
朕徐思之。」素兰出，上复戒曰：「今日与朕对者止汝二人，慎无泄也。」厥后，上以素兰屡进直言，命再任监察御史。
四年三月，言：「臣近被命体问外路官，廉干者拟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罢之，具申朝廷，别议拟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虽令罢去，不过止以待阙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盖徒有选人之虚名，而无得人之实迹。古语曰：'县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后官更劣，则为患滋甚，岂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举堪充司县长官者，仍明著举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赏罚，庶几其可。议者或以阂选法、紊资品为言，是不知方今之事与平昔不同，岂可拘一定之法，坐视斯民之病而不权宜更定乎。」诏有司议行之。
时哀宗为皇太子，春宫所设师保赞谕之官多非其人，于是素兰上章言：「臣闻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无他，在选人辅翼之耳。夫生于齐者能齐言而不能楚语，未习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习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为师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终之功光文、武，垂休无穷。钦惟陛下顺天人之心，预建春宫。皇太子仁孝聪明出于天资，总制枢务固已绰然有余，倘更选贤如周、召之俦者使之夹辅，则成周之治不足侔矣。」上称善。未几，擢为内侍局直长，寻迁谏议大夫，进侍御史。
兴定二年四月，以蒲鲜万奴叛，遣素兰与近侍局副使内族讹可同赴辽东，诏谕之曰：「万奴事竟不知果何如，卿等到彼当得其详，然宜止居铁山，若复远去，则朕难得其耗也。」又曰：「朕以讹可性颇率易，故特命卿偕行，每事当详议之。」素兰将行，上言曰：「臣近请宣谕高丽复开互市事，闻以诏书付行省必兰出。若令行省就遣谕之，不过邻境领受，恐中间有所不通，使圣恩不达于高丽，高丽亦无由知朝廷本意也。况彼世为籓辅，未尝阙臣子礼，如遣信使明持恩诏谕之，贷粮、开市二者必有一济。苟俱不从，则其曲在彼，然后别议图之可也。」上是其言，于是遣典客署书表刘丙从行。及还，授翰林待制。
正大元年正月，诏集群臣议修复河中府，素兰与陈规等奏其未可，语在《规传》。是月，转刑部郎中。时南阳人布陈谋反，坐系者数百人，司直白华言于素兰曰：「此狱诖误者多，新天子方务宽大，他日必再诏推问，比得昭雪，死于榜笞之下者多矣。」素兰命华及检法边泽分别当死、当免者，素兰以闻，止坐首恶及拟伪将相者数人，余悉释之。
八月，权户部侍郎。二年三月，授京西司农卿，俄改司农大卿，转御史中丞。七年七月，权元帅右都监、参知政事，行省於京兆。未几，迁金安军节度使，兼同、华安抚使。既而召还朝，行至陕被围，久之，亡奔行在，道中遇害。
素兰莅官以修谨得名，然苛细不能任大事，较之辈流颇可称。自擢为近侍局直长，每进言多有补益。其居父丧，不饮酒，庐墓三年，时论以为难。
陈规，字正叔，绛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词赋进士，南渡为监察御史。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言：「参政侯挚初以都西立功，获不次之用，遂自请镇抚河北。陛下遽授以执政，盖欲责其报效也。既而盘桓西山，不能进退，及召还阙，自当辞避，乃恬然安居，至于按阅仓库，规画榷酤，岂大臣所宜亲。方今疆土日蹙，将帅乏人，士不选练，冗食猥多，守令贪残，百姓流亡，盗贼滋起，灾变不息，则当日夜讲求其故，启告陛下者也，而挚未尝及之。伏愿陛下特赐省察，量其才分别加任使，无令负天下之谤。」不报。又言：「警巡使冯祥进由刀笔，无他才能，第以惨刻督责为事。由是升职，恐长残虐之风，乞黜退以励余者。」诏即罢祥职，且谕规曰：「卿知臣子之分，敢言如此，朕甚嘉之。」
四年正月，上言：「伏见沿河悉禁物斛北渡，遂使河北艰食，人心不安。昔秦、晋为仇，一遇年饥则互输之粟。今圣主在上，一视同仁，岂可以一家之民自限南北，坐视困馁而不救哉。况军民效死御敌，使复乏食，生亦何聊，人心一摇，为害不细。臣谓宜于大阳、孟津等渡委官阅视，过河之物，每石官收不过其半，则富有之家利其厚息，辐凑而往，庶几公私俱足。」宰执以河南军储为重，诏两渡委官取其八，二以与民，至春泽足，大兵北还，乃依规请。制可。
三月，上言：「臣因巡按至徐州。去岁河北红袄盗起，州遣节度副使纥石烈鹤寿将兵讨之，而乃大掠良民家属为驱，甚不可也。乞明敕有司，凡鹤寿所虏俱放免之，余路军人有掠本国人为驱者，亦乞一体施行，庶几河朔有所系望，上恩无有极已。」事下尚书省，命徐州、归德行院拘括放之，有隐匿者坐掠人为奴婢法，仍许诸人告捕，依令给赏，被虏人自诉者亦赏之。
四月，上言：「河北濒河州县，率距一舍为一寨，籍居民为兵。数寨置总领官一人，并以宣差从宜为名。其人大抵皆闲官，义军之长、偏裨之属尤多无赖辈，征逐宴饮取给于下，日以为常。及敌至则伏匿不出，敌去骚扰如初。此辈小人假以重柄，朝廷号令威权无乃太轻乎。臣谓宜皆罢之，第委宣抚司从宜措画足矣。」制可。
七月，上章言：
陛下以上圣宽仁之姿，当天地否极之运，广开言路以求至论，虽狂妄失实者亦不坐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为缄默，何以仰酬洪造。谨条陈八事，愿不以人微而废之，即无可采，乞放归山林以惩尸禄之罪。
一曰责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边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战无不胜捷，以致神都覆没，翠华南狩，中原之民肝脑涂地，大河以北莽为盗区。臣每念及此，惊怛不已。况宰相大臣皆社稷生灵所系以安危者，岂得不为陛下忧虑哉。每朝奏议，不过目前数条，特以碎末，互生异同，俱非救时之急者。况近诏军旅之务，专委枢府，尚书省坐视利害，泛然不问，以为责不在己，其于避嫌周身之计则得矣，社稷生灵将何所赖。古语云：「疑则勿任，任则勿疑。」又曰：「谋之欲众，断之欲独。」陛下既以宰相任之，岂可使亲其细而不图其大者乎。伏愿特同睿断，若军伍器械、常程文牍即听枢府专行，至于战守大计、征讨密谋皆须省院同议可否，则为大臣者知有所责，而天下可为矣。
二曰任台谏以广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议论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执政，和阴阳，遂万物，镇抚四夷，亲附百姓，与天子经纶于庙堂之上者也。议论之臣者谏官御史，与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岂可偏废哉。昔唐文皇制中书门下入阁议事皆令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国朝虽设谏官，徒备员耳，每遇奏事皆令回避。或兼他职，或为省部所差，有终任不觌天颜、不出一言而去者。虽有御史，不过责以纠察官吏、照刷案牍、巡视仓库而已，其事关利害或政令更革，则皆以为机密而不闻。万一政事之臣专任胸臆、威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见败事机，陛下安得而知之。伏愿遴选学术讠夹博、通晓世务、骨鲠敢言者以为台谏，凡事关利害皆令预议，其或不当，悉听论列，不许兼职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则从而黜之。
三曰崇节俭以答天意。昔卫文公乘狄人灭国之余，徙居楚丘，才革车三十两，乃躬行俭约，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騋牝三千，遂为富庶。汉文帝承秦、项战争之后，四海困穷，天子不能具钧驷，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绨，足履革舄，未几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国家自兵兴以来，州县残毁，存者复为土寇所扰，独河南稍完，然大驾所在，其费不赀，举天下所奉责之一路，顾不难哉。赖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灾之余而去岁秋禾、今年夏麦稍得支持。夫应天者要在以实，行俭者天必降福，切见宫中及东宫奉养与平时无异，随朝官吏、诸局承应人亦未尝有所裁省。至于贵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车马惟事纷华。今京师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于旧，俱非克己消厄之道。愿陛下以卫文公、汉文帝为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樽节，罢冗员，减浮费，戒豪侈，禁戢明金服饰，庶皇天悔祸，太平可致。
四曰选守令以结民心。方今举天下官吏军兵之费、转输营造之劳，皆仰给河南、陕西。加之连年蝗旱，百姓荐饥，行赈济则仓廪悬乏，免征调则用度不足，欲其实惠及民，惟得贤守令而已。当赋役繁殷、期会促迫之际，若措画有方则百姓力省而易办，一或乖谬有不胜其害者。况县令之弊无甚于今，由军卫监当进纳劳效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时贪纵，庸懦者权归猾吏。近虽遣官廉察，治其奸滥，易其疲软，然代者亦非选择，所谓除狼得虎也。伏乞明敕尚书省，公选廉洁无私、才堪牧民者，以补州府官。仍清县令之选，及责随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县令者一员，如他日犯赃并从坐。其资历已系正七品，及见任县令者，皆听寄理，俟秩满升迁。复令监察以时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职者究治之，则实惠及民而民心固矣。
五曰博谋群臣以定大计。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岁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致竭一路终岁之敛，不能赡此不耕不战之人。虽无边事，亦将坐困，况兵事方兴，未见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种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是徒烦有司征索课租而已。举数百万众坐糜廪给，缓之则用阙，急之则民疲，朝迁惟此一事已不知所处，又何以待敌哉。是盖不审于初，不计其后，致此误也。使初迁时去留从其所愿，则欲来者是足以自赡之家，何假官廪，其留者必有避难之所，不必强遣，当不至今日措画之难。古昔人君将举大事，则谋及乃心，谋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台谏及随朝五品以上官同议为便。
六曰重官赏以劝有功。陛下即位以来，屡沛覃恩以均大庆，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满一任而并进十级，承应未出职而已带骠骑荣禄者，冗滥之极至于如此，复开鬻爵进献之门，然则被坚执锐效死行阵者何所劝哉。官本虚名，特出于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极意趋慕者，以朝廷爱重耳。若不计勋劳，朝授一官，暮升一职，人亦将轻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愿陛下重惜将来，无使公器为寻常之具，功赏为侥幸所乘。又今之散官动至三品，有司艰于迁授，宜於减罢八资内量增阶数，易以美名，庶几历官者不至于太骤，而国家恩权不失之太轻矣。
七曰选将帅以明军法。夫将者国之司命，天下所赖以安危者也。举万众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间以决生死，其任顾不重欤？自北兵入境，野战则全军俱殃，城守则阖郡被屠，岂皆士卒单弱、守备不严哉，特以庸将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语云：「三辰不轨，取士为相。四夷交侵，拔卒为将。」今之将帅，大抵先论出身官品，或门阀膏粱之子，或亲故假托之流，平居则意气自高，遇敌则首尾退缩，将帅既自畏怯，士卒夫谁肯前。又居常裒刻，纳其馈献，士卒因之以扰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应敌，在途则前后乱行，屯次则排门择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责其畏法死事，岂不难哉。况今军官数多，自千户而上，有万户、有副统、有都统、有副提控，十羊九牧，号令不一，动相牵制。切闻国初取天下，元帅而下，惟有万户，所统军士不下数万人，专制一路，岂在多哉？多则难择，少则易精。今之军法，每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谋克之下有蒲辇一人、旗鼓司火头五人，其任战者才十有八人而已。又为头目选其壮健以给使令，则是一千户所统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队伍矣。古之良将常与士卒同甘苦，今军官既有俸廪，又有券粮，一日之给兼数十人之用。将帅则丰饱有余，士卒则饥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军士哉。伏乞明敕大臣，精选通晓军政者，分诣诸路，编列队伍，要必五十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五千户为一万户，谓之散将。万人设一都统，谓之大将，总之帅府。数不足者皆并之，其副统、副提控及无军虚设都统、万户者悉罢省。仍敕省院大臣及内外五品以上，各举方略优长，武勇出众、材堪将帅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万户以上都统、元帅之职。千户以下，选军中有谋略武艺为众所服者充。申明军法，居常教阅，必使将帅明于奇正虚实之数，士卒熟于坐作进退之节。至于弓矢铠仗须令自负，习于劳苦。若有所犯，必刑无赦。则将帅得人，士气日振，可以待敌矣。
八曰练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贵精而不贵多，百农夫不能养一战士，奈何朘民脂膏养此无用之卒。苟健懦不分，众何以劝。」因大搜军卒，遂下淮南，取三关，兵不血刃，选练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壮健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取细弱以增虚数。」比者凡战多败，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为敌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独战而遂溃，此所以取败也。今莫若选差习兵公正之官，将已籍军人随其所长而类试之。其武艺出众者别作一军，量增口粮，时加训练，视等第而赏之。如此，则人人激厉，争效所长，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渐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军为上中下，凡临敌则观其强弱，使下当其上，而上当其中，中当其下。敌乘下军不过奔逐数步，而上军中军已胜其二军，用是常胜。盖古之将帅亦有以懦兵委敌者，要在预为分别，不使混淆耳。
上览书不悦，诏付尚书省诘之。宰执恶其纷更诸事，谓所言多不当。于是规惶惧待罪，诏谕曰：「朕始以规有放归山林之语，故令诘之，乃辞以不职忌讳，意谓朕恶其言而怒也。朕初无意加罪，其令御史台谕之。」寻出为徐州帅府经历官。
正大元年，召为右司谏，数上章言事，寻权吏部郎中。时诏群臣议修复河中府，规与杨云翼等言：「河中今为无人之境，陕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见屯军士量力补治，待其可守即修之未晚也。」从之。未几，坐事解职。初，吏部尚书赵伯成坐铨选吏员出身王京与进士王著填开封警巡判官见阙，为京所讼免官，规亦坐之。是年十一月，改充补阙。十二月，言将相非材，且荐数人可用者。
二年正月，规及台谏同奏五事：一，乞尚书省提控枢密院，如大定、明昌故事。二，简留亲卫军。三，沙汰冗军，减行枢密院、帅府。四，选大臣为宣抚使，招集流亡以实边防。五，选官置所，议一切省减。略施行之。
四月，以大旱诏规审理冤滞，临发上奏：「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帅府、从宜凡二十处，陕西行尚书省、帅府五，皆得以便宜杀人，冤狱在此，不在州县。」又曰：「雨水不时则责审理，然则职燮理者当何如？」上善其言而不能有为也。
十一月，上召完颜素兰及规入见，面谕曰：「宋人轻犯边界，我以轻骑袭之，冀其惩创告和，以息吾民耳。宋果行成，尚欲用兵乎。卿等当识此意。」规进曰：「帝王之兵贵于万全，昔光武中兴，所征必克，犹言'每一出兵，头须为白'。兵不妄动如此。」上善之。四年三月，上召群臣喻以陕西事曰：「方春北方马渐羸瘠，秋高大势并来，何以支持。朕已喻合达尽力决一战矣，卿等以为如何？」又言和事无益，撒合辇力破和议，赛不言：「今已遣和使，可中辍乎。」余皆无言，规独进曰：「兵难遥度，百闻不如一见。臣尝任陕西官，近年又屡到陕西，兵将冗懦，恐不可用，未如圣料。」言未终，乌古论四和曰：「陈规之言非是，臣近至陕西，军士勇锐，皆思一战。」监察御史完颜习显从而和之，上首肯，又泛言和事。规对曰：「和事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势不得不然。使彼难从，犹可以激厉将士，以待其变。」上不以为然。明日，又令集议省中，欲罢和事，群臣多以和为便，乃诏行省斟酌发遣，而事竟不行。
十月，规与右拾遗李大节上章，劾同判大睦亲事撒合辇谄佞，招权纳贿及不公事。由是撒合辇竟出为中京留守，朝廷快之。五年二月，又与大节言三事：「一，将帅出兵每为近臣牵制，不得专辄。二，近侍送宣传旨，公受赂遗，失朝廷体，可一切禁绝。三，罪同罚异，何以使人。」上嘉纳焉。
初，宣宗尝召文绣署令王寿孙作大红半身绣衣，且戒以勿令陈规知。及成，进，召寿孙问曰：「曾令陈规辈知否？」寿孙顿首言：「臣侍禁庭，凡宫省大小事不敢为外人言，况亲被圣训乎。」上因叹曰：「陈规若知，必以华饰谏我，我实畏其言。」盖规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宫中举事，上必曰：「恐陈规有言。」一时近臣切议，惟畏陈正叔耳，挺然一时直士也。后出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论惜之。
规博学能文，诗亦有律度。为人刚毅质实，有古人风，笃于学问，至老不废。浑源刘从益见其所上八事，叹曰：「宰相材也。」每与人论及时事辄愤惋，盖伤其言之不行也。南渡后，谏官称许古、陈规，而规不以讦直自名，尤见重云。死之日，家无一金，知友为葬之。子良臣。
许古，字道真，汾阳军节度使致仕安仁子也。登明昌五年词赋进士第。贞祐初，自左拾遗拜监察御史。时宣宗迁汴，信任丞相高琪，无恢复之谋，古上章曰：
自中都失守，庙社陵寝、宫室府库，至于图籍重器，百年积累，一朝弃之。惟圣主痛悼之心至为深切，夙夜思惧所以建中兴之功者，未尝少置也。为臣子者食禄受责，其能无愧乎！且闾阎细民犹颙望朝廷整训师徒，为恢复计。而今才闻拒河自保，又尽徙诸路军户河南，彼既弃其恆产无以自生，土居之民复被其扰，臣不知谁为此谋者。然业已如是，但当议所以处之，使军无妄费，民不至困穷则善矣。
臣闻安危所系，在于一相，孔子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事势至此，不知执政者每对天颜，何以仰答清问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满德仁、工部尚书孙德渊，忠谅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许告老，愿复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国家。太子太师致仕孙铎，虽颇衰疾，如有大议犹可赐召，或就问之。人才自古所难，凡知治体者皆当重惜，况此耆旧，岂宜轻弃哉。若乃临事不尽其心，虽尽心而不明於理，得无益、失无损者，纵其尚壮，亦安所用。方时多难，固不容碌碌之徒备员尸素，以塞贤路也。惟陛下宸衷刚断，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为拾遗时，已尝备论择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今所言，加审思焉。
臣又闻将者民之司命，国家安危所系，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选，为将者亦必以天下为己任。夫将者贵谋而贱战，必也赏罚使人信之而不疑，权谋使人由之而不知，三军奔走号令以取胜，然后中心诚服而乐为之用。迩来城守不坚，临战辄北，皆以将之不才故也。私于所昵，赏罚不公，至于众怨，而惧其生变，则抚摩慰籍，一切为姑息之事。由是兵轻其将，将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御敌乎？愿令腹心之臣及闲于兵事者，各举所知，果得真才，优加宠任，由战功可期矣。如河东宣抚使胥鼎、山东宣抚使完颜弼、涿州刺史内族从坦，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或忠勤勇干，或重厚有谋，皆可任之，以扞方面。
又曰：
河北诸路以都城既失，军户尽迁，将谓国家举而弃之，州县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还，违者勿复录用。未尝离任者议加恩赉，如愿自效河北者亦听陈请，仍先赏之，减其日月。州县长贰官并令兼领军职，许择军中有才略胆勇者为头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长官，州县亦如之，使人怀复土之心。别遣忠实干济者，以文檄官赏招诸胁从人，彼既苦于敌役，来者必多，敌势当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为清野计，事无缓急惟期速办，今晚禾十损七八，远近危惧，所谋可谓大戾矣。
又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