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能采到足够整个工地的人吃一顿的野生菌，运气好的时候还能采到鸡。
鸡是野生菌中味道最鲜美的，贵得很，一斤鸡的价格等于三斤猪肉。
鸡的生长也是所有菌类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这一点，阿明从小就有体会。
七八月份，每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都会让年幼时的阿明兴奋异常，次日天明，外公总会带着他上山找鸡。祖祖辈辈的传说里，鸡是依附雷电而生的精灵，只有在雷雨过后，鸡才会从土里钻出来。
这真是一种浪漫的说法，天赐神授的一样。
但事实或许没有这么浪漫，确切地说，鸡是由白蚁种植出来的。
在每一片鸡下面的土层里都会有一个蚁巢，有经验的挖菌人在挖鸡时都会很小心地尽量不去伤到蚁巢，因为在下一场雷雨来临时，相同的地点上，鸡还会准时长出来。
外公和阿明总会记录下每一片鸡的生长日期和地点，慢慢积累得多了，他们每年都会因此而得到不少的收入。
外公常说：多挖点儿，换成钱攒起来，将来给咱们阿明娶媳妇啊。
缅甸的鸡和云南的没有什么区别。
雨林里，阿明挖着鸡，唱着歌，想念着外公外婆，身上和心里都是湿漉漉的。
有时候他会停下来哭一会儿。
然后接着挖。
（三）
有时雨一下就是数天，天气怎么也没有要放晴的迹象，阿明便会步行十多公里去小镇上。
沿途的罂粟花有的还在盛开，有的已经结果，有的被风雨吹得东倒西歪，很长一段时间里，阿明搞不懂它们到底有多长的花期。
在连续大雨的浸泡下，简易公路早已泥泞不堪，时而山体滑坡，时而泥石流，除了坦克，没有其他交通工具能在这里行驶。帆布鞋已糊上了厚厚的黄泥，每迈出一步都无比吃力，阿明把鞋脱了提在手上，光着脚走到小镇。
镇上有两千多户人家，有佤族人、傣族人、缅族人和一些到此谋生的华人。
佤族人和傣族人阿明不陌生，中国也有，缅族人则比较陌生，他们的肤色比佤族人还黑，说的语言阿明完全搞不懂。
好玩的是，这里明明是外国，当地人却大多会用云南方言交流，汉语是官话，手机也能收到中国移动的信号，能拨打也能接通。
镇上有一所小学，汉语老师是从云南聘请过来的，据说小学文化的人就可以在这里当老师了，且颇受尊重。阿明遗憾地琢磨：可惜，我只念了半年小学。
小镇上还有几家诊所，也都是华人开的，都没什么医疗资质，主要医治伤风感冒之类的小毛病，但是他们必会的技能是医治一种当地叫“发摆”的常见病，热带雨林瘴气重，发病迅猛，分分钟要人命。阿明陪着工友来医治过一回，亲历过一遭人在鬼门关打转的情形。
镇上还有几家三五层楼的旅馆，主要接待过往的商人、赌客和嫖客。
长期住旅馆的妓女是极少的，她们大多住在赌场后面用石棉瓦搭建的简易房里，也在那里接客。个中不乏容颜姣好的华人女子，据说有些是被拐卖来的，也有些是因种种缘故欠赌场的赌资，被扣禁在此卖肉还债，不论哪种情况，她们的命运都已注定：接客接到死。
镇上还有三四家录像室，这是阿明徒步十公里的动力。
录像室主要播放港台枪战片和古装武侠连续剧，可容纳二三十个观众，门票两元。只要买了门票待在里面不出来，就可以从下午一直看到凌晨。
阿明光顾录像室，主要是为了听每部影片的插曲、片头曲和片尾曲，偶尔片子中间有大段的歌词配乐，他总是竖起耳朵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听，一字一句地用心记下歌词。
偶尔，不耐烦的老板把片头片尾快进掉，阿明总会跑过去央求，老板奇怪地打量这个黑瘦的年轻人，搞不懂怎么会有人爱看演职员字幕表。
他陶醉在零星的音符片段里，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神奇的人，这些好听的曲调他们是怎么搞出来的，他们唱歌怎么都那么好听？他们一定都是上过学的吧，他们的父母家人一定都会在他们唱歌时，带着微笑倾听。
当年的录像大多已经开始有字幕，阿明一边看录像一边看字幕，莫名其妙地识了许多字，拜许多港台片所赐，他居然认识了大量的繁体字。
云南临沧的乡下孩子阿明的基础语文教育，是在缅甸佤邦的录像室内进行的。
阿明的生理卫生教育，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凌晨的录像室观众最多，因为这时老板会播放一些香港三级片，有时候也放毛片，痴汉电车东京热，都是日本的。
赶来看毛片的大多是在附近干苦活儿的工人，每个人都屏着呼吸捕捉屏幕上的每一声呻吟，有些人抻着脖子一动不动，有些人的手伸在裤裆里，一动一动。看了一整天录像的阿明往往在这个时候沉沉睡去，有时候，有些三级片多插曲，他又从睡梦中睁开眼睛。
阿明在佤邦待满一整年的时候，他获得了此生的第一份惊喜。
老天送了他一份礼物。
一天中午，阿明干活儿时尿急，还没来得及洗去手上的水泥沙灰，便跑到一旁的草丛里撒尿。刚准备滋的时候，突然发现草丛里有一个醒目的东西，他一边滋尿一边走近，定睛一看，原来是个随身听。
四下举目一看，没什么人影，低头仔细端详，污渍斑斑，貌似已经躺在这里很久。阿明把这个宝贝带回了工地，随身听里有一盘磁带，好神奇，连日的雨居然没让这台小机器失灵。阿明把随身听弄出声响，里面传出叽里咕噜的缅甸歌曲。阿明猜想，这大概是一个缅甸哥们儿在附近瞎逛时把它遗失在了草丛里。
可奇怪的是，这种荒郊野岭，怎么会有人跑来闲逛？
工地太偏远，没有收音机信号，随身听的收音机功能基本作废，看来只能听磁带。阿明剪开自己最好的衣服缝了个装随身听的口袋，然后抱着这只从天而降的宝贝，徒步去小镇。
怀里抱着宝贝，脚下缩地成寸，不一会儿就到了。
正逢小镇赶集。
佤邦赶集的方式和老家一样，每隔五天，山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交易。
交易的物品繁杂，各种山毛野菜，各种低廉的生活用品，水果、蔬菜以及猎人捕获的猎物。以前每逢赶集，阿明都会去看看猎人捕获的各种野生动物，有麂子、穿山甲、野鸡、蛇、猴子、鹦鹉，还有一些说不上名字的动物，但这次，他在集市里寻找的是那个卖录音机磁带的湖南人。
那个湖南人曾撵过阿明。
他的摊位上有个大喇叭，放的是震耳欲聋的各种流行歌曲，阿明曾站在喇叭前一动不动地听了几个小时，湖南人吼他：不买就走远点儿，有点儿出息，别跑到我这里白听。
阿明赔笑：让我再听一会儿吧，你又不会损失什么东西。
湖南人走出来，拤着腰看他，伸手推了他一个趔趄。
阿明不怪他，背井离乡到此地的人，有几个真的过得舒心如意？
今时不同往日。
阿明蹲在地摊前选了一堆磁带，大陆校园民谣、台湾金歌劲曲、香港宝丽金……他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
活到18岁，这算是阿明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了，他找不到人分享这份喜悦，抬头冲湖南人傻笑。
湖南人愣愣地看了他一会儿，送了他一副国产耳机。
自从有了随身听，阿明的生活不一样了。
每天回到工棚的第一件事就是听歌，随身听藏在枕头下面，揭开一层雨布，再揭开一层塑料布，随身听躺在衣服裁剪而成的布包里，擦拭得锃亮。
亟亟地插上耳机，音乐流淌的瞬间，全身的血液砰的一声加速，呼吸都停顿上几秒，太舒服了，工棚几乎变成了宫殿。
工棚是刚来时搭建的，山里砍来的野竹子砸扁后拿铁丝和钉子固定，这就是墙壁了，上面搭石棉瓦当屋顶。
竹子墙壁多缝隙，夏天穿堂风习习，倒也凉快，只不过风穿得过来，蚊子也穿得过来。缅甸的蚊子大得能吃人，天天咬得人气急败坏却又束手无策。人不能静，一静，蚊子就落上来，睡觉时也必须不停翻身，这里的蚊子作息很怪，白天晚上都不睡觉，作死地吸血。
阿明听磁带时很静，音乐一响，他就忘记了身上的痒痛。
他耳朵里插着耳机，腿上插满蚊子的尖嘴，两种不同的尖锐，轻轻针刺着他18岁的人生。
歌曲太多情，阿明开始失眠。
午夜他捧着随身听站在竹窗前，极目所望，苍茫漆黑的森林，无边无际。
心情跟着耳中的歌词一起跌宕起伏，他已成年了，眼耳口鼻舌身意都健全，虽然没上过学、没读过书、没谈过恋爱、没交过好友，但别人该有的情绪情感他都有，且只多不少。
不知为何，一种无助感在黑夜里慢慢放大，让人想要放声痛哭。
他品味着随身听里凄苦的歌词，想想自己的当下，他拿在录像里看到的重罪犯人和自己比较，一个被发配到采石场搬运巨石，鞭痕累累，一个被桎梏在热带雨林里，从日出干到日落，晒得跟非洲鸡一样。
就这么和泥、搬砖、切钢筋过一辈子吗？
一辈子就只能这样了吗？
那些能把声音烙在磁带上的歌手，他们都是怎么活的？
多么美妙，把唱歌当工作，靠唱歌养活自己。
我要怎样去做，才能像他们一样，一辈子靠唱歌去生活？
工友们都已入睡，酸臭的体味阵阵，酣睡声中夹杂着蚊子的嗡嗡声。
一种夹杂着愤怒的动力在阿明心底翻滚。
他翻出磁带里面的歌词，咬牙切齿地对照着随身听里的歌声一字一句学习认字。没有课本和老师，磁带里的歌者就是课本和老师，石子划在竹子墙壁上，这就是纸和笔。
下一个雨季来临时，整整一面墙的竹子已被阿明由青划成白，经过无数次的书写强记，阿明已经可以不用听随身听就能把歌词读出来了，几十盘磁带，几百首歌词，他读写无碍。
工友们漠然看着他的自习，该打牌的打牌，该赌博的赌博，该睡觉的睡觉，没人发表什么意见，像一片随风摇摆的植物在看一只丛林中觅食的动物。
（四）
工程快接近尾声时，阿明被安排去修建地牢。
地牢修建在山坳最低处，四周悬崖，上面灌木茂密。
光地基就挖了一个多星期，采石队从远山炸来许多巨石，拖拉机运到这里，四人一组，拇指粗细的铁链捆住巨石一一抬到指定地点，阿明磨破的肩膀长出了老茧，巨石让他自此一肩高、一肩略低。
耗时两个多月后，地牢初具规模。
阿明站在这个直径10米、深15米的地牢里，抬头仰望天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猛然袭来，四周墙壁光滑，空无一物，地底的暗河里透来阵阵寒流，小吼一声便会发出巨大回响。
真的有人将被终身囚禁于此？
他爬出地牢，一刻都不愿待在这里，打心里盼望工程早日结束，期望能领全工资然后早点儿离开。工头不放人，说工程还没完，他开玩笑吓唬阿明说：你要是现在跑了的话，就把你抓回来扔进去。
虽是玩笑，却让人心悸。
又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地牢正上方修建了一座碉堡，碉堡很严实地将整个地牢隐藏在下面，通往地牢的入口不过是一个直径50厘米左右的洞口，让人从外面无法察觉到地牢的存在，人烂在里面也不会有人知道。
终于结束了，也不知谁将被扔进去。
阿明领到了一部分工钱。
他已经很久没去过镇子上了，现在手上有钱了，他心急火燎地跑去买磁带。
湖南人不卖磁带了，他摊位上挂着三五把吉他出售。
阿明曾经见过吉他。外公外婆的寨子里有户殷实人家，他家里就有一把，寨子里的人都称之为“大葫芦瓢”。那户人家没人会弹，只是挂在墙上做装饰，不让人碰的。
吉他的声音阿明不陌生，几十盘磁带的熏陶已经让他深爱上了吉他的音色。
阿明当机立断买了人生中第一件乐器，国产广东红棉吉他，170块钱，一个星期的工钱。
除了那个捡来的随身听，从小到大，这是他给自己置办的最值钱的一样家产。湖南人收钱时莫名其妙地问了他一句：贵不贵？
他不觉得贵，怎么会贵呢，170块钱买来个希望。
阿明发觉弹出来的声音和随身听里的完全不一样，破铁丝一样，难听得要死，纠结琢磨了好几天，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他怀疑湖南人卖给他一把坏了的琴，生气地扛着吉他去理论。
湖南人骂他：鸟你妈妈个×，你不知道吉他需要按和弦吗？你不知道吉他调弦后才能演奏吗？
湖南人调过弦后，阿明顺手一弹，喜形于色，这次和录音机里的音色一样了。湖南人斥骂嘲讽了他半天，然后丢给他一本《民谣吉他入门教程》。
他对阿明说：要么别练，要练就好好练，吃得苦，霸得蛮，将来你才能靠它吃饭。他怎么知道我有这个野心？
阿明的呼吸急促起来，靠音乐吃饭……就像那些磁带上的歌手一样吗？他抱紧吉他，像抱住一副登天的梯子。
湖南人不耐烦地撵走了他，没收书钱。
工程虽然结束了，但大部分工钱却被拖欠着没有结清。
边练琴，边等工钱，工钱迟迟不到，两个月后阿明加入了另一个工队，到了一个叫作富板的小镇，为那里的村庄接通电线。
富板有个叫作南亮的村子，阿明戏称它为“难亮”，道路崎岖，电缆很难架设，而且当地人都用一种排斥疑惑的态度相待，不怎么待见他们的工作。
村民不太清楚阿明他们的来意，50岁以上的老人都听不懂汉语，还好此行的司机是缅族人，沟通了好几天，村里人才放松了警惕。
这个村子有一两百户人家，依山而建，村前小河，河畔农田。
时已入秋，水稻已收割完毕，田间只剩一堆堆农户储存下来喂牛的草垛，几头水牛散放田间，不时有几只白鹭尾随着水牛，踱来踱去。
如此景致，颇能静心，适合操琴。
阿明工余时间坐在河畔练琴，教材捧在手上，吉他横在膝上，不知不觉就练到暮色昏沉，不知不觉就练到月朗星稀。水牛陪着他，白鹭飞走又飞来，并不怕他，偶有村人路过，驻足半天安静地听，也不过来聒噪打扰他。
基本的吉他和弦他差不多都掌握了，陪着叮咚的吉他声，他轻轻唱歌，水牛扫着尾巴，静静地听，水雾升起来，露水凝起来，衣衫是湿的。
这个村子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全村傣族，村子中央一座佛寺，阿明住的地方就在佛寺边上。
这是一间傣族传统竹楼，一楼堆放着僧人用的柴火，二楼原本是僧人摆放杂物的地方，现在腾出来给工人暂住。
阿明觉少，时常半夜爬起来，坐在竹楼边练琴。整个村子都是睡着的，只佛寺里有几点烛火，僧人的木鱼声有规律地响着，仿佛节拍器。
日间劳作，夜里练琴。
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村子里每户人家都通上了电，村民早已抛去了成见，对待工人很客气，阿明的心里对这个村子生出些亲近，这种感觉和在雨林里的工地时不同，同修建地牢时可谓天差地远。
工程结束，临别时，村里的头人岩嘎领着一大群村民送来了自酿的水酒。从翻译口中得知，头人很感激工人们，问工队里有没有未婚的小伙儿，他愿意把村里的姑娘嫁给他们。
头人说：那个会唱歌的小伙子就不错。
头人岩嘎带领着全村男女老少在佛寺外的大榕树下为工人们送行，他对阿明说：你不肯留下没关系，给我们留下一首歌吧。
这是阿明的第一次演出，几百个人双手合十，笑着看着他。
他紧张极了，半首歌还没弹完，就拨断了二弦，他尴尬地立着，红着脸承诺将来练好了吉他一定再来给大家唱歌。
头人和村民笑着鼓掌，他们说：类的、类的（好、好）。
在富板镇陆续做了一些电路维修工作，一个月后，阿明回到了军校附近的那个小镇。
军校的工钱依然没有结到。弟弟因没考上初中，也来到了这里，阿明和弟弟断断续续地在这个小镇上干一些零活儿维持生计。
就这样，拖满了一年，军校的工钱终于结清了。
那一年，金三角很不稳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频繁发生武装冲突，局势很严峻，当地武装开始从工人中软硬兼施吸纳兵员，已经习惯了佤邦生活的阿明不想扛枪杀人，他背着吉他，揣着那个宝贝随身听，匆匆翻越国境线。
17岁到19岁，他挣了一份苦力钱，练了一手吉他，自学了数千个字，听烂了几百首歌，在金三角的缅甸佤邦待了整三年。
（五）
回国后的阿明找了一个在服装店卖衣服的工作，无他，唯有在这里，他可以一天到晚听音乐，而且可以想放什么歌就放什么歌。
先是卖衣服，后是卖鞋，同事都蛮畏惧他，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奇怪？除了卖东西就是坐在板凳上发呆，都不和人聊天开玩笑的。
他们并不知道，他沉默发呆时是在听歌，脑子唰唰地转着，每一句歌词每一个小节都被拆开了揉碎了仔细琢磨。
他在县城的一隅租了一间平房，下了班就回去练琴。县城实在太小，一家琴行都没有，红棉吉他每次弹断了琴弦，都要托人从临沧捎，他不再扫弦，开始仔细练习分解，古典弹法细腻，不容易弹断琴弦。
他开始知道了一些流派，知道了一些市场流行音乐之外的小众音乐人、一些殿堂级的摇滚人，明白了布鲁斯、雷鬼、蓝草以及民谣。
他喜欢民谣，不躁，耐听，像一种诉说。
既然是诉说，那说些什么呢？
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还是言之有物的思辨和观察？是感慨、感叹，还是真实的生活？
阿明开始尝试创作，自己作词作曲，自己写歌唱歌，没有观众，没有同修，没有表扬和批评，没有衡量标准和参照系，他拿不准自己的歌曲是否及格。
磁带上的那些歌手的生活依旧遥远，他过着朝九晚五的小店员生活，依旧没有找到靠音乐生活的门径。
在服装店里干了两年后的某一天，阿明辞去工作，决心去传说中的北上广闯世界。
在此之前，他先来到了中缅边境的一个小镇孟定，受雇于一个农场主，种香蕉。没办法，外面的世界太陌生，他需要防身的积蓄，需要上路的盘缠，需要出发之前先曲线救国。
民工，店员，再到果农，阿明背着他的吉他，在自己的阶级属性框架里打转转，没有达官贵友可以提携，没有学历证书可以佐证，没有名师指路，也没有钱。阿明跑去孟定挣钱。
他喜欢孟定，这里的居民以傣族人居多，让人亲近，其次是佤族人和汉族人。中缅国境线划定时期，从缅甸迁回的大量华人华侨被安置在这里，他们开建了七个农场，主要种植橡胶和香蕉，阿明去的香蕉园位于华侨农场第三分场旁。
农场主很胖，有双狡黠的眼睛，他承租了200多亩的农田种香蕉，然后将这200多亩的香蕉地划分为四份，由四户人家代为管理。
他承诺收货时，以每公斤香蕉七毛钱的利润结算给每户香蕉管理者，种植期间首先每月向每户人家发放700元生活费，待香蕉收获时再将其从结算的利润中扣除。
阿明怀着满心的憧憬接下了其中一份，五十来亩，两千多株香蕉树，如若丰收，这笔钱足够他冻不着、饿不着、出门闯荡上三年世界。
他高高兴兴地在合同上签名，老板探过脑袋来瞅瞅，说：你的字怎么这么丑？火柴棍一样。
孟定的气候条件十分适宜香蕉的成长，可想而知，这里的年平均气温非常高。阿明刚到时，200多亩的农田刚收获完水稻，拖拉机运来了上万株香蕉树苗，四五十个工人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才把这些香蕉苗全部种在了地里。
接下来香蕉就完全交给阿明了，和当民工时一样，他还是住工棚。
香蕉树生长得很快，没到两个月的时间就长到齐腰高。
香蕉吃起来容易，种植起却繁杂困难，必须每天为它们松土锄草，打药施肥，修剪枯叶，除去再生苗……每一株香蕉树都需要精心呵护，你稍微一偷懒敷衍了事，它立马死得干干脆脆的。
种香蕉比当建筑工人累多了，耗神耗力，琴是没工夫天天练了，阿明每天收工后抽时间、挤时间，确保自己不会手生，有时候太累，弹着弹着，抱着琴睡去。他依旧独来独往，唯一的朋友是小强。
小强一家住在阿明隔壁，他们家分管了另一片香蕉地。
这是一个复杂的家庭，倒霉到底了，复杂到电影也未必拍得清。小强的父亲好酒、懒惰、不务正业，曾娶过三个老婆。
第一个老婆眼看日子过不下去了，在生下小强的哥哥后与人私奔，远走他方。第二个老婆是小强的妈妈，在小强七八岁时去世，太穷，没钱看病，死在自家床上。
第三个老婆是个缅甸女人，在生下小强的弟弟后跑回了缅甸，再也没有回来。
小强14岁，个子不高，严重发育不良，没有上过一天学。他每天穿着一双破旧的人字拖，提着大塑料桶给香蕉施肥，桶大，他提不高，拖着走。
小强的父亲常醉酒误工，有时醉在田间地头不省人事，死猪一样拖也拖不动，他躺在自己的呕吐物里，蚂蚁爬了半身。小强的弟弟只有六七岁光景，还没懂事，哥哥20多岁，整日里东游西逛不好好干活儿，所以这一家人的工作大半都落到了小强头上。
小强没的选，他认命，每天吃饭、睡觉、干活儿，忙得几乎没时间发育。
阿明在他身上看到几分自己当年的影子，心中不忍，有时帮他干干活儿。
小强没妈，没人教他感激人的话，只懂得龇着牙冲阿明笑，一来二去，两个人熟了许多。
一天晚上，阿明在屋里弹琴唱歌，小强推门进来蹲在一旁听得入神，一曲结束，他用崇拜的眼神看着阿明，问学吉他难不难。
阿明说：这有什么难的？只要有手都能弹，我教你。
阿明把吉他递过去，小强却嗖地把双手背到身后，阿明用力拽出来，然后吃了一惊。
这哪是一双14岁小孩儿的手啊！
密布的老茧，厚得像脚后跟，粗笨的手指满是皴裂的口子，脏得看不出颜色的创可贴一头翘起，还不舍得撕掉，指甲盖抠在肉里，上面半个月牙印都没有。小强不好意思地说：别把琴弄脏……我去洗个手。
阿明移开目光，沉默了一会儿，他发现小强穿了一双极不匹配的大拖鞋。他转移话题，问这双鞋这么大是不是他父亲的，小强回答说这是上次赶集时自己买的，之所以买大的，是为了长大后还可以接着穿。
阿明不是没苦过，但怎么也忍不住眼泪，小强是面镜子，他不敢再往里看，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低着头，一味地弹琴。
小强忽然开口：真想快点儿长大，长大后就可以干很多活儿，挣很多钱……也不用再挨打。
他羡慕地看着阿明说：你看，你就已经长大了，真好……
阿明后来写了一首歌，叫《小强》：
他说他就有个梦想，想一夜就能长大
我问他为何那么想，他说他就想长大
云没有方向地飞，落叶不怕跌地落下
他说他很想长大
他说他只想长大……
阿明教了小强半年吉他。
香蕉树长到三米多高时，小强一家被撵出了这片香蕉地。原因很简单：父亲经常醉酒误工，疏于管理，严重影响了香蕉的长势，被农场主取消了管理资格。后来有一天在赶集时，阿明在马路边遇到小强，小强说他在帮一户农家放养鸭子，200多只，太累了，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跟阿明学习吉他。
临别，他对阿明说：别人都说弹琴唱歌没用，不能养活人。
阿明下意识地反驳：能的，能养活！
小强看着他，龇着牙笑了一会儿，摆摆手，走了。
从此阿明再没见过他，听说有人看到他在孟定的街道上捡垃圾，还有人说他在其他香蕉地里干一些杂活儿，还听到一种说法，他被送去了境外，扛枪当了炮灰兵。
（六）
香蕉终于开花了，碧绿的花苞探出枝头，一天一天往下垂。阿明的工作量也一点儿一点儿加大，三天一打药，五天一施肥，还要为每一株香蕉树安置三米多长手臂粗细的撑杆，防止香蕉树因为果实过重而侧倒或倾斜。
夜里弹琴的时候，阿明偶尔会想起小强的话：弹吉他没用，不能养活人。
他开始烦躁，香蕉园像个笼子，囚着他，笼子的铁条看不见，却也掰不断。
工作越来越累，有时又累又烦，阿明会对着香蕉树胡踢乱打一番，或者跳进河里，闭目静泡，半天不愿出来。
他抱着脑袋想，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像我一样岁数的人，里面一定也有许多爱弹吉他唱歌的人吧，他们每个人都在过着这样的生活吗？他们都是怎么活的？我是不是不配弹吉他，我是不是想要的东西太多了？
他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河水清凉，却冷却不了这颗发烧的脑袋。
对岸傣族人的西瓜地里也成片地开满了黄色小花，白天来小河里洗澡的傣族人也一天一天多了起来。小河三四米宽，清澈见底，河底全是细沙，间或散布着一些鹅卵石，河两岸长满了翠绿的凤尾竹。
当地的傣族人在这条河里洗澡的风俗已不知有多少年，天热时，集体沐浴的人上至五六十岁，下至五六岁，小孩儿全部光着屁股，成年男子穿着底裤，女人洗澡时则穿着傣族传统裙子。男女老少赤膊相见，光风霁月，他们搅碎水波嬉戏打闹，笑声飘得很远。
阿明停下手中的活计看着他们，看着看着就看呆了，他取出吉他拨弹，水声交融着吉他声，一时间让人如同入得三摩地。弹着弹着，他不自觉地吟唱起来，没有歌词，即兴吟唱，仿佛长长的叹息，又好似大声的呻吟。
一首歌唱完，心里好似松快了些许，他放下琴，继续干活儿。
当天夜里，阿明刚上床，忽然，六七辆摩托车的马达轰鸣声由远而近，停在了工棚门口，嘈杂的机械声夹杂着些许男女的对话让阿明茫然地坐起。
边民彪悍，与外来人员打架的事件时有发生，阿明不知何时得罪了人家，惴惴然推开门出去看个究竟。
刚出门，一个傣族小伙子迎上来，敞开的衣襟半遮着鼓鼓的肌肉。
他用生硬的普通话问：白天在河边唱歌的人是不是你？
阿明倒退一步：你们想干吗？
傣族小伙子的脸上哗地一下子堆满了笑意，他逮住阿明的手，自我介绍说他叫岩明，白天在河边洗澡时听到阿明的弹唱，很是喜欢，于是约了周围村寨的十个朋友一同来听歌。
阿明松了一口气，邀请他们进屋，十几个人男男女女都笑嘻嘻地看着阿明，他们还带来了一些傣族米酒和酸辣小吃。
三碗酒下肚，阿明敞开了心扉，吉他弹得如流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