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城头飘来的歌，像树上栖存的鸟，我们迟早都会消失。
想到消失，一切坐标回归空白，一切言词全都褪色，一切关系弦断琴毁……
也有一种可能可使消失变成圆满。那就是，你创建过一个小小的善和爱的世界，这个世界留下了，而且会曲折传递，生生不息。
其实，如果没有善和爱的细流，人类早就消失。
即使不是消失在肉体上，也是消失在精神上。
这是因为，人的自然趋向，不是人道，而是魔道。
所以，以善和爱的细流来维系人道，改变趋向魔道的危势，是历来志士仁人的最高使命。
康德说，人世间天天会遇到大量来自多方的指令，却还有一个“第一命令”——任何人不问根由，必须服从。
正是这个“第一命令”，使人道未灭，使地球不坠，使文明延续。
孟子说的恻隐之心，即一个成人见到一个孩童即将落井便会不由分说地一把拉住，便是在冥冥中接受了这个“第一命令”。
历来哲人启示众生：你们心中有这个潜质，你们都有执行这个命令的可能。这是用鼓励的方式来抉发人心荒漠中善和爱的矿沙，而且让人们自己抉发。
有的心灵，这种矿沙的成分比较密集；有的心灵，这种矿砂的成分比较贫瘠，越可扩大抉发的范围，越可延长抉发的时间，这样，也就把心灵的时空拓宽了。
人类终于没有自枯于茫茫荒漠中。即便仅就肉体而言，人类大规模的灭亡也很难避免，如果没有善和爱。
历史上很多场战争的残酷性已经被神经脆弱的历史学家们轻描淡写了。“毁城三座” “灭杀行军途中一切活物” “必使此国永久荒芜”的事端，时有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行动越来越快，心肠越来越硬。
所谓“一代霸主”，主要是比残酷，比那种以庞大的军力 国力周密组织的残酷。有人想替代他们，超越他们，也是在残酷上做文章。这个势头很难遏止，因为此间的逻辑是输赢，是胜败，是荣辱，是王寇，根本没有慈善的地位。
杜甫的劝说那么无奈：“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因为他天天看到的，是无限的杀戮，无疆的掳掠。无限和无疆，已成为延伸残酷的铁则。
然而正在这时，一些看似不重要却极其重要的人物出现了。他们凭着被一代霸主看重的才干，取得了某些信任，或获得了某种职位，然后，以谋略的借口，提出了控制残酷的原则。他们很多失败了，但又间或成功了，使杜甫的无奈变成了有效。
有效的条件是有权，因此这里人物大多出现在营帐中 殿阙间，在史册每遭恶评。其中一个，那夜走出营帐，抬头看月。他刚才的两个建议已被采纳：昨天的三万俘虏免杀，明天的一场恶战取消。
只有月亮知道，世间一大批生灵得以延续。
我们的历史漠视这番月色，它只愿记录昨天和明天的战果。
善和爱的命题，早就出现在人类先哲的典籍中。但是，人类从不依靠典籍生存，它们也就只好流浪在兵戈强权的夹缝间。让它们获得释放而成为普遍的社会话语，宗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即便在宗教中它们也常常败退，例如在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一直默默固守着它们的本原意义的，是佛教。而人文主义的大潮则洗刷出了它们的现代光亮。遗憾的是，既有先哲尊严又有现代光亮的它们，总被冷落。也许，人们把善和爱当作了一种宣传。
当作了宣传，不被误解也难。
《余秋雨人生哲言》 第二部分第三章 仁者爱人（2）
其实，善和爱是一种自身需要——自塑生命的需要。
善和爱拆除了生命的局促藩篱，既通了向外吞吐的江道，使生命从紧张敏感而走向舒展自由；
善和爱改变了自身的生存目的，使生命结束了自耗状态而物我两忘 意气风发；
善和爱优化了个人和群体的生命环境，使自己对世界对人类增加了乐观和信心；
善和爱为照亮别人而磨砺了自己的生命光泽，温煦而又晶莹，提升了被欣赏 被审美 被趋近的可能。
而且，善和爱永远是互相的事，因此必然是自由互通 信心互增 光辉互照，生命的精彩自塑变成了一个整体氛围，这几乎就是天堂的降临。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对于善和爱提出了过于纯粹 过于苛刻的标准，并以这种标准吓退了自己和别人。
善和爱，未必纯粹，也很难纯粹。有心就好，起步就好，即便只有一分也好。
有人说，“离佛一尺即是魔。”这是苛求，近乎原教旨主义。在他们眼里，处处是魔，因此频频采取极端行动。
有人反过来说，“离魔一尺即是佛”。此意甚好，颇合我心。离魔一尺，当然魔气犹浓，但它已面向佛。这是一个根本转折。如果因他魔气犹浓而驱赶回去，那么，离魔半尺 二寸 一寸的初步觉悟者们更要驱赶回去，佛的天地越来越小，而魔的天地则越来越大。
何谓“佛光普照”？只因为也照到了魔的领地。
由此可知，对善和爱，要点滴珍惜，分毫不遗。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善和爱的队伍，渐成气候。长久以来，我向学生推荐得最多的一本书是海伦·凯勒的《我的世界》。即使学生只要求我推荐专业书，我也会加上这一本。
我切身体会，这是有关善和爱的最佳课本。
一个又聋又哑又盲的孩子，有什么途径能对他完成教育，使他进入文明世界？不管怎么想，都没有途径。
但是，善和爱创造了旷世奇迹，不可思议的一条道路出现了。海伦·凯勒走通了这条道路，几乎使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重新珍惜“活着”这件事，又都会惭愧自己以往的不珍惜。它从生命的极地，告诉大家生命是什么。
海伦·凯勒的被教育，首先要进入她聋 哑 盲的无边黑暗，但还不仅如此，那时的她，早已因彻底绝望而变得凶悍，时时狂怒 咆哮。是那位伟大的教师莎莉文，用手指对手指的触摸，开始了第一步。
早就不知道光明是什么的人是不会追求光明的。莎莉文老师的每一步，都包含着重新堕向黑暗的极大可能。如果说，这种可能是千钧磐石，那么，莎莉文老师的努力只是一丝柔韧的细线。这场拉力对抗赛的结果是千钧磐石宣告失败，原因是，柔韧细线牵连着善和爱。
而且，这种善和爱是历史的结果。
莎莉文老师本人在童年也曾陷落于这样的黑暗，眼睛也几乎瞎掉，又患了结核，她暴躁 嘶喊 怒吼 东撕西摔……
把莎莉文老师拉出黑暗的是莫美丽老师 霍布金太太 玛琪 卡罗太太……一大串名字。而她们背后呢？不必细问了，是更长 更大的一串。
莎莉文老师把这一大串名字里边所包藏着的善与爱，加倍地灌输给了海伦·凯勒，海伦·凯勒则转向全世界灌输，其中包括我。
这就明白了，善和爱，是一场代代相传而又艰苦卓绝的接力赛，只是为了把人类拉出无边的黑暗。
人间天堂人人可进，不要高墙，不要禁卫，不要门票，也不要通报。只要你愿意朝着它抬脚迈步，你就进了。
很多人用最豪华的方式修筑通向天堂的阶梯和通道，殊不知，越修越远了。去年我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
写信的人叫贝林。他说，他不认识中文，因此没有读过我的书，但他从中国雇员谈起我名字时的表情看，觉得有必要认识我，并邀我做他的顾问。
他是世界级的富豪，主持着一个庞大的慈善机构，专为多国残疾人士提供轮椅。他开列了一份已聘顾问名单，大半是各国皇室成员和总统夫人。
由此，我认识了他。
他说，他出身穷苦，逐渐致富，曾为自己提出了三个阶段的目标。第一阶段是多，即追求钱多 房多 车多 雇员多；第二阶段是好，即在多的基础上淘汰选择，事事求精，物物求好，均是名牌，或比名牌还好；第三阶段是异，即在好的基础上追求唯一性，不让自己的拥有重复别人，也让别人无法摹仿自己。
他很快完成了求多 求好 求异这三个阶段，本应满足了，却深感无聊，不知今后还要追求什么。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他也没有一丝骄傲。
《余秋雨人生哲言》 第二部分第三章 仁者爱人（3）
终于有一天，一个六岁的越南残疾女孩救了他。那天他把一张轮椅推给这位无法行走的女孩，女孩慌张了一阵，但在很快学会操作后，她双眼闪现出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亮。
贝林先生在那里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第二个救了他的是一位津巴布韦青年。那天，这位青年背着一位残疾的中年妇女，走了两天时间来到了他面前。
贝林先生问：“这是你母亲吗？”
青年回答：“不是。”
“是你亲戚吗？”
“不是。”
“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
“那你怎么把她背来了？”
“只因她在路边提出了这个要求，她需要我背她到你这里。”青年回答。
“只是她需要？”
“是的，只是她需要。”
贝林先生心头一震。这个津巴布韦青年很穷困，却帮了一个不认识的人的一个大忙，不要任何回报。
为什么自己以前总认为，连慈善也要在赚足钱之后才能做？
贝林先生自责了：“我把梯子搁错了墙，爬到了顶墙才知道，搁错了。”
他说：“我居然到六十岁才明白，慈善的事，早就可以做了，我早就可以摆脱无聊。”
我在北京的一个隆重场合，当着贝林先生的面，向广大听众讲述了他的故事。
我说，贝林先生告诉我们，慈善决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而是一种寻找人生意义的自我救赎。
这也应该是人们求学 从政 为富的最终目的。
我为贝林先生自传的中文版定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译名：《为富之道》，并用毛笔题了签。
贝林先生听了我的演讲后随即给我写了一封短信，写在《为富之道》的扉页上。他说，我能成为他永久的朋友。
我读懂了他，并且通过了解他，读懂了慈善的意义和力量。
中国城市的街道上，也出现了大量为残疾人铺设的特殊便道。
每次看到，我总是想：这是残疾人的行走便道，更是全人类的精神便道。
它使不残疾的人，更加健全。在西方的街市间有一件事让我最为感动：只要出现了老人 孩子和残疾人，大家都恭敬让开，或纷纷扶持，如上帝突然光临。
其实，这些弱者并不是被救助者，而是救助者。
此刻街头，似讲堂，似圣殿。因此，我一直认为海伦·凯勒的真实人生故事是上帝故意设计的一个寓言：对人类而言，陷入黑暗的比走出黑暗的可能高出万倍，我们只能伸出一只手来被别人拉拽，再伸出一只手去拉拽别人。
《余秋雨人生哲言》 第二部分第四章 耻于整人（1）
是梅里美吧，还是与他同时的一个欧洲流浪作家，记不清了，在旅行笔记里留下一段经历。
总是瘦马 披风，总是在黄昏时分到达一个村庄，总是问了三家农舍后到第四家才勉强同意留宿。吃了一顿以马铃薯为主的晚餐后刚刚躺下，就听到村子里奇怪的声音不断。
似乎有人用竹竿从墙外打落一家院子里的果子，农妇在喝阻。又有人爬窗行窃被抓，居然与主人在对骂。安静了片刻，又听到急切的脚步声，一个在逃，一个在追……
流浪作家感到惊讶的是，始终没有一家推出门来，帮助受害者抓贼。因为在他听来，那些窃贼并非什么外来大盗，而只是一些本地小流氓而已。他长时间地竖着耳朵，想听到一点点除了窃贼和被窃之外的声音，哪怕是几声咳嗽也好，但全村一片寂静。他终于想自己出门，做点什么，但刚要推门却被一个手掌按住，壮实的房东轻声而严厉地说：“你不要害我。你一出去，明天他们就来偷我家的了！”
三年后，流浪作家又一次路过了这个村庄；仍然是瘦马 披风，仍然是黄昏 农舍。但他很快就发现，所有农舍的门都开着，里边空空荡荡。他急步行走，想遇到一人问问，但走了两圈杳无人影，他害怕了，牵着瘦马快速离开，投入暮色中的荒原。
村庄废弃了，或者说毁灭了。
其实那些夜晚也有人喊过。巴金先生曾经喊道：他们以批判为名，在射杀叫声特别动听的飞鸟。没有反应。他又喊道：他们在拔茬砍树了。还是没人理会，只听得砍伐声越来越响，笑语声越来越高。
于是，不久，这个村庄也荒芜了。
巴金先生叹一声：荒芜的时间应该算得更早。那个可能是梅里美也可能不是他的流浪作家的所见所闻，在那个地区有历史先兆，那是宗教裁判所的功劳。
我在古城托莱多（Toledo）的一所老屋里读到过一些档案。先后四十多万人被处决，罪名全是莫须有，定罪的唯一根据是揭发 告密 谣言 批判。执行死刑那天，全城狂欢，揭发者和告密者戴着面套，作为英雄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批判者不戴面套，道貌岸然地紧随其后。再后面是即将处死的被害者，全城百姓笑闹着向他们丢掷石块和垃圾。实证意识 怀疑精神 同情心理，一丝无存。甚至，连下次会不会轮到自己的担忧，也一点看不出来，大家都在“驱魔亢奋”中表演着自己的纯净和高超。
因此，揭发 告密 谣言 批判，成了多数人的主流职业。把一个疑点扩大成滔天大罪的程序，也操作得非常娴熟；把邻居亲族告发成天生魔鬼的步骤，已演练得不动声色。除了虐杀，就是狂欢；除了狂欢，就是虐杀，几乎成了当时全民的共同心理法则。
当虐杀和狂欢的高潮终于过去，社会出现了新的宣言，但共同的心理法则却沉淀下来，渗透到每条街道 每个农舍之中。集体狂欢的表演不必了，那就彻底回归自私，只剩下了对一切暴虐的胆怯，包括最小的暴虐。于是，村庄以另一种方式走向毁灭。也许，不仅仅是自私和胆怯。
当自私和胆怯纵容了暴虐，那么，它们也就随时随地可以投身暴虐。
中国清代笔记小说中的一个片断，颇可玩味。海隅某镇，突来三名恶棍，专事入室强暴民女。镇民忿恨，请教镇中两位道学儒生如何报官捉拿，不料这两位道学儒士笃信“丽服诲谣，艳容引奸”，闻之反叹民女不守妇德。此后每当恶棍再度得手，他们必定不问恶棍踪迹，只责民女咎由自取。镇民粗鄙无文，遂信之而息声，唯儒士之夫人不服，时有挑衅口角。半年后，恶棍暴行更其嚣张，镇民迁出逾半，未能迁出者唯有逆来顺受。某夜一道学儒士之夫人察觉夫君行止有异，跟踪相随，方知夫君早已与恶棍混成一体，另一位道学儒士亦在其内。
时评者曰：助恶 行恶，本不可分。两位道学儒士历来只责受害民女丽服艳容，现关注久矣。为何关注？饥渴久矣。如此伪君子，迟早必成施害者。
疑惑者问：满口道义，义正辞严，岂能尽假？
时评者曰：不屑道义而明施害者，小恶棍也；高倡道义而暗施害者，大恶棍也。小恶棍为大恶棍开道，大恶棍为小恶棍立言，自古皆然。
我细细观摩了几十年，必须提醒人们：
参与整人的第一步，大多出自于从众；
参与整人的第二步，大多出自于嫉妒；
参与整人的第三步，大多出自于炫耀；
参与整人的第四步，大多出自于乐趣；
参与整人的第五步，大多出自于本能。
——五步既毕，被整者倒下满地，而整人者也不复为人焉。
我细细观摩了几十年，必须提醒人们：
整人的第一度借口，大多是“政治问题”；
整人的第二度借口，大多是“两性问题”；
整人的第三度借口，大多是“历史问题”；
整人的第四度借口，大多是“经济问题”；
整人的第五度借口，大多是“学术问题”；
整人的最后借口，大多是“态度问题”。
——一轮既毕，片甲不留，整人者浅笑一声，搓手寻取新的对象，开始又一度轮盘转。整人之事，举世皆有，而中国的整人在以下五项上独占鳌头：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逗趣的行业，一般不以被整者的死亡为目标，而是让对方留命于世，只在名声和人格上予以侮辱，一遍又一遍，无止无休，如猫逗老鼠，作为一大嬉乐。不慎致死，只是失手；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贴身的行业，一般不以远距离批判为满足，而是非要逼得对方亲自检讨 亲自认罪 亲自忏悔不可。如有可能，最好是自己掌嘴，或当面下跪。被整者的直接表情，永远是决定整人者行动的主要图谱；
《余秋雨人生哲言》 第二部分第四章 耻于整人（2）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堂皇的行业，一般不以这一行动的本质坦示世人，而是借用一系列漂亮命题作为行动代号，并且中国文化也有足够的词汇可供借用。大多是，冒称掌握了何种最遥远或最细小的隐秘，而这种隐秘又足以祸国殃民。因此整人者永远貌似救世者，当他们一旦举起了棍棒，光环也就出现在脑际；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魔幻的行业，一般不暴露整人者和被整者的真实关系，而是让一块黑布永远遮盖着，让私人恩怨永远躲藏着，只需一个人站出来摆出整人架势，他立即成为刀枪不入的魔术师，而他的奇幻想象力也不再有人怀疑和验证。从此，由他张罗，真假可以互换，生死可以颠倒，绝壁可以穿越，活人可以失踪，众人明知其假却能给予全场掌声；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安全的行业，一般从不惩罚整人者，即便被他们伤害的人已获平反。从不揭穿他们的诬陷伎俩，从不嘲笑他们的自露马脚，尽管他们羞辱了那么多人，却从来没有人把“可耻”两字交还给他们。中国法治对于整人者，历来表现出最大的模糊和宽大。中国文化对于整人者，更是表现出举世罕见的容忍和理解。他们永远受到媒体的宠爱，永远受到青年的崇拜……
由于以上五项优势，整人在中国，“坏事变成了好事”。
王小波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人只分两类：做事的人；不让别人做事的人。
怎么才能不让别人做事呢，最有效的方法，整他们。因此，整人的人，和不让别人做事的人，是同一拨人。有时，对人群的简单划分，比长篇大论更加重要。
《余秋雨人生哲言》 第二部分第四章 耻于整人（3）
中国文化的跑道上，一直在进行着一场致命的追逐：做事的人在追逐事情，不做事情的人再追逐着做事的人。
这中间，最麻烦的是做事的人。在他们还没有追到事情的时候先被后边的人追到，使他们无法再去继续追逐事情，固然是一个悲剧；当他们追到了事情正在埋头打理的时候被后边的人追到，更是一个悲剧，因为到那时被损害的不仅是自己，而且还包括已做和未做的事情了，真可谓“人事皆非”。
鉴于此，这些人终于订立了两条默契。第一条：放过眼前的事，拼力去追更远的事，使后面的人追不到，甚至望不到。这条默契，就叫“冲出射程之外”；然而，后面的人还会追来，只能指望他们也会累。因此，第二条默契是：“锻炼脚力，使得我们的速度足以使后面的追逐者累倒。”
我想，这也是历来文明艰难延续的跑道。我在追事，他们在追我，为的是不让我做事。
——这场赛跑具有永恒的价值。
有人设想，只让我安心做事，没有后顾之忧就好了。
我说，没有后顾之忧的事情，做不大，做不新，做不好。
我做事的时候如果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证明我所做的事情没有撬动陈旧的价值系统，没有触及保守的既得利益，没有找到有力的突破因素，这样的事情，在社会转型期值得安心去做吗？
因此，重要的后顾之忧，密集的追杀脚步，很可能是我们生存价值的真实写照。
不必阻断这样的赛跑。只希望周围的观众不要看错了奔跑者的身份，不要在我倒下的时候，把希望交付给我背后的追逐者们。他们不可信任，他们看到我倒下，立即会更换跑道去追逐其他想做事的人。他们与大家，有着相反的目标。
《余秋雨人生哲言》 第三部分第五章 警惕小人（1）
1．自从我在《历史的暗角》里首次比较系统完整地分析了小人，坊间陆续出版了多部剖析小人的著作，几乎每一部，都把我对小人的论述印在扉页上。
看来，我真是与小人摆开阵势了。
阵势前的战事，月月未断。
对方擂响一轮轮战鼓，踏起一阵阵尘土，制造出战争激烈的假象，还不断向外通报，我已一次次出场，与他们一次次打斗，他们赢了几个回合……
而我，一直悠闲地行走在远方。偶然，在异国街头，能买到香港的几家大报，看看“我”与他们打斗的报道。
知道内情的朋友问我何以在喧嚣滔滔间有此定力，我笑道：“我既然首次论述了千年小人，当然要引出几批当代同类给大家看看。历来小人很少中计，这次他们遇上对手了。”
我写那篇论述小人的文章非常郁闷，却让我这几年的行为作了一个乐观的结论：只要不怕纠缠，不怕投污，不怕喧闹，小人有可能被战胜。
我在那篇文章中说，战胜小人以后，自己很可能也变成了一个小人。我以这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个结果可以避免。
更重要的结论是：不与小人交手，很难成为真君子。
这就像，一个有洁癖的人，很难成为大丈夫。
我与小人交手了，而且反复交手。他们的队伍不小。
此刻我搓搓手，感觉很好。
《余秋雨人生哲言》 第三部分第五章 警惕小人（2）
2．高贵，最容易被小人文化所侵吞。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潇洒 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潇洒，一○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么，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余秋雨人生哲言》 第三部分第五章 警惕小人（3）
3．冯道原在后唐闵帝手下做宰相，公元九三四年李从珂攻打唐闵帝，冯道立即出面恳请李从珂称帝，别人说唐闵帝明明还在，你这个做宰相的怎么好请叛敌称帝？冯道说，我只看胜败，“事当务实”。果然不出冯道所料，李从珂终于称帝，成了唐末帝，便请冯道出任司空，专管祭祀时扫地的事，别人怕他恼怒，没想到他兴高采烈地说：只要有官名，扫地也行。
后来石敬瑭在辽国的操纵下做了“儿皇帝”，要派人到辽国去拜谢“父皇帝”，派什么人呢？石敬瑭想到了冯道，冯道作为走狗的走狗，把事情办妥了。
辽国灭后晋之后，冯道又诚惶诚恐地去拜谒辽主耶律德光，辽主略知他的历史，调侃地问：“你算是一种什么样的老东西呢？”冯道回答：“我是一个无才无德的痴顽老东西。”辽主喜欢他如此自辱，给了他一个太傅的官职。
身处乱世，冯道竟然先后为十个君主干事，他的本领自然远不只是油滑而必须反复叛卖了。被他一次次叛卖的旧主子，可以对他恨之入骨却已没有力量惩处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说的信奉“事当务实”的人，只取他的实用价值而不去预想他今后对自己叛卖的可能。
我举冯道的例子只想说明，要充分地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一个人的人格支出会非常彻底，彻底到几乎不像一个人。
《余秋雨人生哲言》 第三部分第五章 警惕小人（4）
4．气吞山河的人物也会产生小人心理。
清代山西票号日昇昌的总经理雷履泰和第一副总经理毛鸿翙之间的纠纷，可以作为最让人痛心的例子。毫无疑问，两位都是那个时候堪称全国一流的商业管理专家，一起创办了日昇昌票号，因此也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创者，都应该名垂史册。雷履泰气度恢弘，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际魅力，几乎是天造地设的商界领袖；毛鸿翙虽然比雷履泰年轻十七岁，却也是才华横溢 英气逼人。两位强人撞到了一起，开始是亲如手足 相得益彰，但在事业获得成功之后却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中国式的大难题：究竟谁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号中休养，日常事务不管，遇到大事还要由他拍板。这使毛鸿翙觉得有点不大痛快，便对财东老板说：“总经理在票号里养病不太安静，还是让他回家休息吧。”财东老板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说，我也早有这个意思，当天就回家了。过几天财东老板去雷家探视，发现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国各地的分号发信，便问他干什么，雷履泰说：“老板，日昇昌票号是你的，但全国各地的分号却是我安设在那里的，我正在一一撤回来好交代给你。”老板一听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万别撤分号，雷履泰最后只得说：“起来吧，我也估计到让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板求他重新回票号视事，雷履泰却再也不去上班。老板没办法，只好每天派伙计送酒席一桌，银子五十两。毛鸿翙看到这个情景，知道不能再在日昇昌待下去了，便辞职去了蔚泰厚布庄。
这事件乍一听都会为雷履泰叫好，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获得了全胜，毛鸿翙一败涂地，然而这里无所谓是非，只是权术。用权术击败的对手是一段辉煌历史的共创者，于是这段历史也立即破残。中国许多方面的历史总是无法写得痛快淋漓 有声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之间必然会产生的恶性冲突。商界的竞争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脱离业务的轨道，在人生的层面上把对手逼上绝路，总与健康的商业动作规范相去遥遥。
毛鸿翙当然也要咬着牙齿进行报复，他到了蔚泰厚之后就把日昇昌票号中两个特别精明能干的伙计挖走并委以重任，三个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商务快速地推上了台阶。雷履泰气恨难纾，竟然写信给自己的各个分号，揭露被毛鸿翙勾走的两名“小卒”出身低贱，只是汤官和皂隶之子罢了。事情做到这个份上，这位总经理已经很失身份，但他还不罢休，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机会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于雷履泰的谋划，蔚泰厚的苏州分店就无法做分文的生意。这就不是正常的商业竞争了。
最让我难过的是，雷 毛这两位智商极高的杰出人物在勾心斗角中采用的手法越来越庸俗，最后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孙子叫雷鸿翙，而毛鸿翙的孙子则叫毛履泰！这种污辱方法当然是纯粹中国化的，我不知道他们在憎恨敌手的同时是否还爱惜儿孙，我不知道他们用这种名字呼叫孙子的时候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口气和声调。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难道这是你们给后代的遗赠？你们创业之初的吞天豪气和动人信义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让如此无聊的诅咒来长久地占据你们日渐苍老的心？
《余秋雨人生哲言》 第三部分第六章 慎为文人（1）
1．“中国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真是一言难尽，十言难尽，百言难尽。你可以投给它最高的崇敬 最多的怜惜，也可以投给它最大的鄙视 最深的忿恨。
——一切，都不会过份。中国文人有过辉煌的典范，辉煌得绝不逊色于其他文明故地的同行。
中国文人的“原型”是孔子 老子 庄子；中国文人在精神品德上的高峰是屈原和司马迁；中国文人在人格独立上的“绝唱”是魏晋名士。
唐代以后，情况开始复杂。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大诗人李白 杜甫，但他们在人格独立上都已不及他们的前辈。科举制度开始，一千三百多年全国文人争走的那条独木桥，造成了中国文人一系列的集体负面人格。觊觎官场 敢于忍耐 奇妒狂嫉 虚诈矫情……即便在科举的缝隙中出了一些出色的学者和艺术家，大多也自吟自享型的，很少真正承担社会的精神责任。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险遭颠覆，中国文人中有一部分站到了社会改革的第一线，却又陷于争斗 走向激进，大多失落了文化本位，很难再被称作真正的文人。而其间的另一部分，则以文行恶，忙于整人，或胡言乱语，侮辱民智，留给人们的是最丑陋的记忆。
《余秋雨人生哲言》 第三部分第六章 慎为文人（2）
2．中国现代文人中最优秀的群落，往往也很难摆脱一个毛病，那就是把自己的大多数行为当作圈子内互为观众的表演，很少在乎圈子外的一切。
这就把文化的制作过程和消耗过程合而为一了，相当于一个工厂把产品的营销范围全都锁定在自己厂房的围墙之内。那么，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的工厂？中国文人对于同行的内心排拒力，肯定是世界第一。这一点，不能仅仅靠“妒嫉”二字就能解释。
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多年的不懈训练，使中国文人早就习惯于把别人当台阶，踩在脚下，好让自己一步步爬上去。一千三百多年的习惯终于沉淀成本能，即便社会已经多元，他们也要在一条小道上争个你死我活。一次小小的地震，把两个蟋蟀罐摔落在地，破了。几个蟋蟀惊惶失措地逃到草地上。
草地那么大，野草那么高，食物那么多，这该是多么自由的天地啊。但是，它们从小就是为了那批人“斗蟋蟀”才抓在罐子里；年年斗，月月斗，除了斗，它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爬行，为什么进食，为什么活着。
于是，逃脱的惊慌和喜悦很快就过去了，它们耐不住不再斗争的生活，都在苦苦地互相寻找。听到远处有响声，它们一阵兴奋；闻到近处有气味，它们屏息静候；看到茅草在颤动，它们缩身备跳；发现地上有爪痕，它们步步追踪……终于，它们先后都发现了同类，找到了对手，开辟了战场。
像在蟋蟀罐里一样，一次次争斗都有胜败。这方的胜者丢下气息奄奄的败者，去寻找另一方的胜者——没有多少时日，逃出来的蟋蟀已全部壮烈牺牲，死而后已。
它们的生命，结束的比在蟋蟀罐里还早。因为那罐子既可以汇聚对手，又可以分隔对手，而在外面的自由天地里，不再有分隔。还有，那枚软软的长草，既可以逗引双方斗志，也可以拨开殊死肉搏，而在这野外的茅草丛里，所有的长草都在看热闹。世上所有蹦跳扑斗的活泼生命，并不都是自由的象征。多数，还在无形中过着罐中日月 厮咬生平。
唉，中国文人。2005年是中国科举制度结束的百年祭。这个制度给中国文人的强有力的塑形，会在多少年后消退？两百年，还是三百年？
——可能还说得太短，因为人家整整塑形了一千多年。“恃弱 逞强交错症”，是很多中国文人的心理流行病。
如何“恃弱”？永远把自己看成是需要被照顾和关爱的人员，不断念叨自己是无权的平民 清贫的寒士。等到政治运动一来，宣称自己是被压迫的一员。政治运动过去之后，他们面对官员和企业家的目光，总是求诉的，期盼的，又是矜持的。
如何“逞强”？面对百姓大众，他们总是面对“媚俗”；面对国际潮流，他们总是反对“媚洋”；面对历史转型，他们总是反对“媚时”。他们究竟要固守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始终俯瞰万象，气吞山河。
这两种病症的任何一种都已经是够受的了，中国文人有本事把它们糅成一体，并在社会上广泛普及，成了一种最不可思议的人格造型。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原来是一个作家，他曾这样描述当年作家协会里的那些文人——
“在作家协会内当时有一种情况是我不能忍受的：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都说创作比开会重要。他们显出一副十分厌烦的样子，不把任何事情放在眼里。但奇怪的是，他们又从来不肯退出，辞职回家。他们甚至都提心吊胆地渴望下次再次当选作家协会里的某个职务，因为这种职务直接影响到书的出版 奖的颁发和出国多寡。总之，可以借着职务获得很多额外利益。但是，刚刚得到利益他又抱怨了，抱怨的声音很响。”
《余秋雨人生哲言》 第三部分第六章 慎为文人（3）
3．在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发达，却尽量不要做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人”这个概念的投影太黑太深，年轻人缺少见识，很容易被它所诱惑 所俘虏。
一旦不幸成了文人，那就要谨慎了。努力学做一件实事，做的时候也不要打出“文人从商” “文人做官”的牌号，而是让自己取得一个成为社会正常谋生者的身份。千万不可以文化知识嘘人 骗人，更不可借文化的名义害人 整人。如果杜绝了做这些坏事的可能，那么，又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究竟做过好事没有？如果有，为什么那么低效，甚至无效？
《余秋雨人生哲言》 第三部分第六章 慎为文人（4）
4．对徐渭我了解得比较多。从小在乡间老人口中经常听“徐文长”的故事，年长后细读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关他的许多不经传说，而对他的印象却愈来愈深。他实在是一个才华横溢 具有充分国际可比性的大艺术家，但人间苦难也真是被他尝尽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孤傲，走向佯狂，直至有时真正的疯痴。他遭遇过复杂的家庭变故，参加过抗倭斗争，又曾惶恐于政治牵连。他曾自撰墓志铭，九次自杀而未死。他不误杀过妻子，坐过六年多监狱。他厌弃人世 厌弃家庭 厌弃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这就产生了特别残酷 也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浙江的老百姓凭着直觉感触到了他的生命温度，把他作为几百年的谈资。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佯狂的一面来作滑稽意义上的衍伸，而实际上他的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剧性的激潮。在中国古代画家中，人生经历像徐渭这样凄厉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没有能力把它幻化为一幅幅生命本体悲剧的色彩和线条。
明确延续着这种在中国绘画史上很少见到的强烈悲剧意识的，便是朱耷。他具体的遭遇没有徐渭那样惨，但作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后裔，他的悲剧性感悟却比徐渭多了一个更寥廓的层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沦，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 残叶 怪石来张罗出一个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让一些孤独的鸟 怪异的鱼暂时躲避。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换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老态的，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一种极度的敏感，它们会飞动，会游弋，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毫无疑问，这样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
5．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 司马迁 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 《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 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追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
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但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外的存在。
《余秋雨人生哲言》 第四部分第七章 清理友情（1）
1．我平生所写的最伤感的文章之一，是《霜冷长河》里的那篇《关于友情》。
我本是兴致勃勃拿起笔来的，谁知真正深入这个题目就发现，人间失败的友情远远多于成功的友情。但是，大家都不想承认这一点，因此大半辈子都在防范着友情的破碎。结果，应该破碎的友情常常被捆扎 黏合着，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反而被捏碎了。而且，事实证明，由于种种心理迷误，最珍贵的友情最容易被捏碎，构成人世间一系列无法弥补的精神悲剧。
我的这些观点，有古今中外大量实例证明。每提一个实例，笔底总是忧伤绵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