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专门负责芯片研发的总裁保罗?欧特里尼（PaulOtellini）试图将整个项目隐藏起来。时钟频率这条准则在英特尔就像是神一样被恭敬地供奉着，他们并不打算举行研讨会来讨论是否要改变这条准则。
“研讨会”（Seminar）是以色列人很熟悉的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起源追溯到以色列建国之时。1947年3月末至5月末，戴维?本–古里安（DavidBen-Gurion）—以色列的乔治?华盛顿—作了一项关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调查，他知道，一旦以色列宣布独立，战争将不可避免。戴维?本–古里安花了几天几夜的时间了解、调查、倾听军队上下各层人员的想法，在联合国通过议案将巴勒斯坦划分为犹太和阿拉伯国家之前的6个多月里，本–古里安强烈地意识到，此后的阿以冲突将和建国前的犹太民兵战斗大不相同。他们需要在正在进行的战斗中学会退让，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关乎存亡的战争作好准备。
研讨会结束之时，本–古里安在其战争檄文中展现了他们的信心：“我们必须承担艰巨的任务—让那些相信自己拥有某些事物的人彻底摆脱这种想法。事实上，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有的是善意和被隐藏的能力，但是他们必须知道：要学会自己去铺路。”
英特尔的欧特里尼不知道，他的以色列团队也给他准备了一条类似的信息。他们认为英特尔应该主动挑战“功耗壁垒”，而不是等到撞墙时才醒悟。以色列人希望欧特里尼采用“迂回”的方式避免这一切，放弃传统的思想，考虑从根本上改变公司的技术指导思想。
圣克拉拉的高管们觉得有必要管制一下以色列团队，据悉已经有许多人受到了他们的“纠缠”。这些以色列人频繁往返于特拉维夫市和加利福尼亚，全然不顾每次航程20小时的奔波劳顿。他们看起来几乎无所不在，随时准备着在门厅里甚至是休息室里逮到某位主管，向他推荐自己的方案。浦大卫每个月有一周的时间待在圣克拉拉总部，而这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都要用来宣传他的以色列团队的方案。
以色列人想要证实的一个观点是，如果说放弃时钟频率这条准则有风险的话，那么死抓着这个教条不放危险会更大。多夫?弗罗曼（DovFrohman）是英特尔以色列分部的创建者，他后来说，要想创造一种真正的创新文化，“对失去的恐惧常常要强于对获得的希望”。
长久以来，弗罗曼一直致力于在英特尔以色列分部内部培养一种鼓励持有异议的文化，他希望圣克拉拉总部能理解这种文化的精髓：“……从鼓励异议和赞成分歧的角度来说，企业领导的目标应该是使阻力最大化，把所有的异议都带到桌面上来，公开讨论以便找到解决之道。当一个组织处在危机之中时，缺乏相反方向的阻力，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这可能意味着你正在努力进行的改革还不足够理智……或者反对的力量隐藏于地下。如果你甚至都意识不到在这个组织中有人和你持不同的意见，那你可能真的有麻烦了。”
弹丸之国 惊世能量 第24节：坚持不懈(10)
很及时地，以色列人胜利了，他们使自己的美国老板理屈词穷，不得不重新考虑那些方案。“每次，只要以色列人出现，他们总会有更有价值的数据、更出色的研究成果提供给你。”英特尔的一位管理人员回忆说，“他们的方案好像穿了防弹衣，对整个行业发展的趋势完全不予理睬。他们说，要么我们引导方向，要么就落于人后。”
最终，时任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欧特里尼改变了思想。要想反击以色列人出色的研究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他们还在坚持不懈。2003年3月，新芯片Banias（代码名称来自以色列北部一个天然喷泉的名字）作为笔记本电脑的“迅驰”系列芯片发布，它的时钟频率仅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奔腾芯片（2.8千兆赫）台式机的一半多一点，价格却是奔腾系列的两倍还多，但是它却给了笔记本电脑用户想要的便捷和速度。
英特尔和整个行业开始认同以色列的设计理念，并将这种转变称为“右转弯”。因为相对于以往只是简单地追求更高的时钟频率，不考虑热输出和功率损耗的方法，现在这种方法带来的改变实在是太大了。英特尔开始不仅将这种“右转弯”用于笔记本电脑的芯片，也用于台式机的芯片。现在想想，以色列团队之所以能研究出这种新的芯片架构，最根本的还在于他们真的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他们关心整个公司的前景，抗争的目的不是要在英特尔内部取得一次胜利，而是要在整个市场的竞争中赢得胜利。
结果，以色列人设计的新的架构，这种曾经在公司内部被人嘲笑的架构，被证明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它成为英特尔2003~2005年13%的销售业绩增长的主要来源。而且这个时机也刚刚好：英特尔面临着成立以来最激烈的市场竞争，它需要以色列人设计的这种全新的芯片架构，以使公司保持行业领先。
但是英特尔还是未能消除行业内存在的威胁，尽管Banias很成功，但是自从迅驰上市之后，英特尔的市场开始被竞争对手蚕食。到2006年，新的竞争导致英特尔的市场份额降至11年来的最低水平；公司决定降低价格，保住自己的市场主导地位，结果利润骤降了42个百分点。
然而，在7月末，当欧特里尼公布了酷睿2芯片—英特尔推出的奔腾系列的接替者之时，公司终于迎来了2006年的一个亮点。酷睿芯片采用了以色列的“右转弯”理念，加上以色列人开发的又一项称为双核处理的技术—使得芯片运行速度更快。“这是我们设计的最好的微处理器，也是我们造出的最好的微处理器。”欧特里尼在英特尔圣克拉拉总部举行的一次庆功会上面对500名观众说，“这不仅仅是量上的改变，更是一次革命性的跳跃。”大屏幕因为一组照片而亮了起来，那是新芯片背后那些骄傲的工程师们，他们在以色列海法，通过卫星参加了这次庆功会。虽然英特尔的股票价格在那个年度下降了19%，但是在7月份的发布会后，股票价格反弹了16个百分点。在100天的时间里，英特尔陆续推出了40种新的处理器，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基于以色列团队的设计成果。
弹丸之国 惊世能量 第25节：坚持不懈(11)
“真是难以置信，仅仅是在几年前，我们还只是在设计一些没人想要的东西。”弗里德曼说，他现在的主要工作依然是在海法，但是他领导着英特尔在全球的开发团队，“现在我们制造的处理器担负着英特尔大部分的收入来源—我们不能把事情搞砸。”
起初只是汪洋大海中毫不起眼的一个孤立的前哨，现在却成了英特尔的生命线，正如美国科技研究公司（AmericanTechnologyResearch）的分析师道格?弗里曼（DougFreedman）所说：“他们（以色列团队）拯救了这家公司。”假如当初海法工厂的中层研发人员没有挑战公司的高层领导，英特尔今天在全球的影响力肯定会大大缩水。
在寻找如何解决功耗壁垒问题的过程中，英特尔的以色列团队还得到了一份意外的奖励。我们认为电脑不会太耗电，所以总是一直开着它们；但是，如果时间久了或者电脑多了，它们的耗电量也很惊人。英特尔的“生态技术”主管约翰?斯金纳（JohnSkinner）作了如下计算：如果英特尔芯片按照先前的方法继续发展下去，而没有采用以色列团队的低耗能设计的话，那么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所浪费的电量将达到20太瓦时，这一电量足够超过2200万盏100瓦的灯泡，在一周7天、一天24个小时永不熄灭的情况下工作一整年。“在电力成本方面，我们大约节省了20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可以少建一些燃煤发电厂，或者让公路上的汽车减少几百万辆……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我们自己的公司正在显著降低二氧化碳带给我们的影响。”
但是，英特尔以色列团队的故事，不仅仅位于这个位于海法的团队用一种革命性的方案扭转了公司的局面。仅靠一个出色的想法是不可能撼动一个看似强硬、固执的领导团队的，你必须乐于承担更重的责任，而不仅仅是简单地跟着高层的节奏亦步亦趋。那么，这种看似放肆的作风源自何处呢？
浦大卫回忆起一位美国同事第一次目睹了以色列公司的精神风貌之后的惊讶状。“当我们都从会议室出来的时候，个个都因为激烈争吵而面红耳赤。美国同事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说：‘没事儿，我们在一些想法上达成了一致，效果不错。’”
这种激烈的争论在其他商业文化中令人厌恶，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恰恰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一位投资于以色列创业公司的美国投资者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能扔掉最初的自负，转而接受这种文化，就会发现这真的非常有益。在以色列的公司里，你很少看见有人在背后议论别人，你总是当面就能知道所有的事情，这的确减少了很多浪费在胡扯和说谎上的时间。”
浦大卫后来调往圣克拉拉，成为英特尔执行副总裁，负责移动计算。他的部门创造了英特尔将近一半的收入。他说：“当我回到以色列，就像回到了从前的英特尔。在一个没那么多繁文缛节的国家，做起事来轻松多了。”
事实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非常之大，以至于英特尔不得不举办了几次“跨文化研讨会”来弭平之间的鸿沟。“在美国生活了5年之后，我发现以色列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的文化。以色列人缺乏纪律意识，从出生开始，我们就被教导要挑战即成之事，多问问题，讨论所有的事情，要大胆创新。”主持该研讨会的邓慕理如是说。
因此，“管理5个以色列人比管理50个美国人还要费劲，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会一直不停地向你提问—往往都从类似这样的问题开始—‘为什么你是我的经理？为什么不是我来做经理？’”
弹丸之国 惊世能量 第26节：战场上的企业家(1)
第二章?战场上的企业家
参加过叙利亚战争的以色列坦克指挥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工程指挥官。他们执行力最强，而且一切以细节为导向。这是建立在20年的实战经验基础之上的—兢兢业业，敏于观察。
—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
1973年10月6日，正值犹太人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的开始，整个国家都处在休息期间；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突然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赎罪日战争”（theYomKippurWar）正式爆发。几个小时之内，埃及军队就突破了以色列苏伊士运河沿岸的防线，当埃及步兵已经越过以军的坦克阵地时，以色列武装部队理应快速反应以防被袭。在这一波突袭之后，数百辆敌军坦克正向着以色列隆隆驶来。
这是在那场以色列大获全胜的战争—“六日战争”（theSixDayWar）之后的第六年；那是一场让人难以置信的战争，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在那场战争之前的1967年，这个刚成立19年的犹太国家，看起来就要在阿拉伯人军队的围攻下解散了。每个边境都有敌人在侵犯，但是，只用了六天的时间，以色列军队就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军队一一击退，扩张了自己的领土，从叙利亚那里取得了戈兰高地，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同时还占领了埃及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
所有这一切让以色列人觉得自己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没人认为阿拉伯国家还会冒险再对以色列发动一次全面进攻。即便是在军队，防御的意识也只是：如果阿拉伯人胆敢再次进攻，那么以色列将再次迅速将其击败，就像1967年的六日战争那样。
所以在1973年10月的这一天，以色列并没有作好战斗的准备。面对跨越苏伊士运河浩浩荡荡而来的埃及军队，以色列的防御工事简直不堪一击。在被摧毁的前线之后，有以色列的三个坦克旅，他们位于前进的埃及军队和以色列的中心地带之间，但是只有一个旅的位置与前线临近。
弹丸之国 惊世能量 第27节：战场上的企业家(2)
这个旅由陆军上校阿姆农?雷瑟夫（AmnonReshef）率领，仅配备了56辆坦克，负责保卫长度为200公里的前线的安全。在雷瑟夫和自己的将士一起反击埃及的进攻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坦克接连受到攻击，可是并未看到敌方军队的坦克或者反坦克炮。究竟是什么武器在攻击他们呢？
起初，雷瑟夫认为他们是受到了RPG火箭筒的攻击，这是一种常见的手提式反坦克武器，在步兵中广泛使用。于是他命令自己的部队向后撤退一段距离，根据培训，为躲避RPG火箭筒攻击，只要撤退到其短射程之外即可。但是以色列军队的坦克依然陆续遭到攻击，以色列人开始意识到袭击他们的是另外一种武器—一种似乎是看不见的武器。
随着战争的白热化，线索出现了。几名从导弹的袭击中幸存的坦克驾驶员报告说，受到袭击时他们什么也没看见，但是他们旁边的战士说看到有一束红光射向目标坦克。后来以色列军队在地上发现了电线，这根电线指向被攻击的以色列坦克。指挥官们终于发现了埃及军队的秘密武器：赛格反坦克导弹。
赛格的设计者是SergeiPavlovichNepobedimyi，他名字中最后一个词在俄语里的字面意思是“不可战胜的”。赛格诞生于1960年，这种新式的武器最初是专门提供给《华沙条约》成员国的，但是其第一次在战争中投入使用却是在赎罪日战争中，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使用了这种武器。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称，赛格在这场战争中摧毁了近800辆以军的坦克，其中包括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天，摧毁了拥有100辆坦克的以军第252坦克分队。
赛格是一种线导导弹，只要一个战士躺在地上就可射击。它的射程达3000米（1.86英里），是普通RPG火箭筒的10倍；另外，赛格的威力也十分强大。
每个射手都可以独立工作，甚至都不需要有人来做掩护—有一个浅沙坑让射手藏身就行。射手只需要将导弹对准坦克的方向，然后在导弹的后面用操纵杆控制红线射击即可。只要负责射击的战士能看到连接着导弹的红线，他就能准确地控制导弹击中远距离外的目标。
其实在这场战争之前，以色列的情报机关就已经知道了赛格，甚至在和埃及从1967年战争之后不久就开始的边境消耗战中还遭遇过这种武器。但是以军高级官员认为赛格仅仅是另一种反坦克武器而已，和他们在1967年战争中打败的敌方武器没什么本质区别。因此，在他们看来，敌人的新式武器确实存在，但也无须专门准备以应对赛格的威胁。
在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雷瑟夫和他的战友们必须找出究竟是什么武器在打击他们，同时还要找出应对这种武器的办法。
弹丸之国 惊世能量 第28节：战场上的企业家(3)
在彼此交换了看法之后，雷瑟夫及其将士们发现赛格也有其缺陷：它们飞行速度较慢，而且最终是否击中目标依赖于射手盯着以色列坦克的那只眼睛。于是，以色列军队找到了一个新办法：只要任何一辆坦克发现一条红线，所有坦克都开始四处移动，同时对着那个看不见的射手的方向进行射击。
坦克移动扬起的尘土模糊了敌方射手的视线，使其看不清导弹后面的红线，同时以方军队回射的火力也使得射手不得不转移自己的目光。
事实证明，这种新发明非常奏效，后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都采纳了这种方法。这既不是在军事学院的演练中长年形成的教条，也没出现在偶发事件的手册中，而只是战士们在前线的随机应变。
通常，以色列军队的战术创新都是由下而上进行的—由个体的坦克指挥官或者他们的军官向上传递。对于这些战士来说，大概永远不可能发生他们去问自己的上级该如何解决问题，或者说他们没权利决定这么做的情况。当然，对于实时担当起发明、采纳以及传播新的战术之类的任务，他们也不会觉得奇怪。
但是这些士兵的所作所为的确很奇怪。如果他们在跨国公司工作过或在其他军队服过役，很可能就不会做这种事，至少不会自己去做这种事。曾经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担任过联络员的历史学家迈克尔?奥伦（MichaelOren）说：“以色列军队里的副官，很可能是全世界所有军队里指挥决策权范围最大的军官。”
这种指挥决策权的范围，在我们前面一章讲到过的公司文化里非常明显。在以色列军队里，这种范围即使不比在公司大，至少也会相当。一般说来，当人们想到军队文化时，总是会和严格的等级、对上级绝对的服从联系在一起，每个士兵都只是大轮子里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螺丝钉。但是，以色列国防军不在这种军队之列。而且，在以色列，几乎每个人都要在军队服兵役；在两到三年的服役期间，这种文化已经深深地植入以色列公民的灵魂了。
以色列国防军的向下授权是必然之举，也是独创之举。《五角大楼与战争的艺术》（ThePentagonandtheArtofWar）的作者，《以色列军队》（TheIsrealiArmy）的作者之一，军事历史学家和战略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Luttwak）曾经说过：“所有军队都赞成随机应变的战术：纵观中国、法国或者英国的军队—无一例外都在谈论随机应变的战术。但是，文字本身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你必须从结构上进行观察。”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勒特韦克开始统计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军队人员结构，最后参与统计的一个国家是以色列，该国军队金字塔最上面一层非常窄。勒特韦克说：“以色列国防军特意让高级军官的人数非常少。这是精心设计的结构，这种结构意味着有更少的人发号施令，同时更少的高级官员也意味着底层士兵有更多的主动权。”
弹丸之国 惊世能量 第29节：战场上的企业家(4)
勒特韦克指出，以色列军队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陆军上校，而副官或者助理人员的数量却很多。美国军队中高级军官占整个作战部队的比例为1∶5，而这个比例在以色列国防军中仅为1∶9。以色列空军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整体来看，以色列空军的规模要大于法国和英国的空军规模，但是它的高级军官人数却比后两者都要少。以色列空军的最高长官是一个两星级上将，一般来说这个级别要比其他西方国家的军队同等位置的军官的级别要低得多。
按照美国的情况，设置更多的高级军官或许是相当必要的；毕竟，美国军队非常庞大，甚至要到远离国土8000多英里的地方去作战，要在几个大洲之间部署兵力，所面对的物流和指挥方面的挑战是巨大的。
但是，先不论每个军队的规模和结构对于它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来说是否合适，事实上，以色列国防军高层人员较少的人员安排的确在作战中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这种安排带来的好处吉拉德?法希（GiladFarhi）告诉了我们。吉拉德?法希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少校，已届而立之年。他的职业生涯应该说非常典型：18岁成为突击队的一名战士，然后指挥一个步兵排，之后是连，而后是南方司令部的发言人，后来他荣升为步兵营副指挥，现在他是以色列国防军最近新成立的某个兵团一个即将成立的班的指挥官。
我们是在约旦河谷一个贫瘠的边境基地上见到吉拉德?法希的。当他迈着大步向我们走过来时，无论是那年轻的面庞还是他的衣着（皱巴巴的标准步兵制服）都不会让人想到，这是一位基地的指挥官。在他的新兵到来之前，我们采访了他。在接下来的7个月里，法希要负责650名新战士的基础训练工作，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刚刚高中毕业，另外还有120名军官、小队指挥官、军士以及行政管理人员。
法希告诉我们说：“在这里，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些连队指挥官，他们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这是一群孩子，年龄大都在23岁左右，每个人手下有100个士兵、20个军官和小队长、3辆车。把这些加起来就意味着120支步枪、机关枪，和炸弹、手榴弹、地雷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真是责任重大啊！”
连队指挥官也是需要为所属领域负责的最底层的官员。法希说：“如果有恐怖分子侵入某连队所属的领域，那么该连队指挥官的名字将和这件事息息相关。请问，在这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还有哪些23岁的年轻人能承担得了这种压力？”
法希通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向我们诠释了这些23岁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执行的一次任务中，法希的一个连队有一名受伤的战士被恐怖分子围困在一栋房子里。此时，连队指挥官只有三样东西可供调配使用：一只攻击犬，他的战士，还有一台推土机。
弹丸之国 惊世能量 第30节：战场上的企业家(5)
如果这名连队指挥官放出攻击犬，那么它有可能会去攻击受伤的战士而不是恐怖分子；如果他让推土机去破坏房子，那也很有可能会伤到这名受伤的战士；如果他派兵闯入房子，则要面临造成更大伤亡的风险。
更复杂的是，这间房子的隔壁就是一所巴勒斯坦学校，孩子们正在里面上课。在学校的房顶上，记者们正在记录整个场面，同时恐怖分子也正在朝着以色列军队和记者的方向进行射击。
“这个时候，这名连队指挥官所面临的麻烦数都数不清，而且你不可能指望能从书本中找到解决的办法。面对这种复杂的状况，指挥官回到基地，他的战士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看着他，他自己也感到有所不同。他正在前线—要为那么多人的生命负责：他的战士、巴勒斯坦学生、记者。看看，他不能征服整个东欧，可他必须想到一个办法来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而他才仅仅23岁。”
后来我们还听说了约西?克莱因（YossiKlein）—2006年黎巴嫩战争中一个20岁的直升机驾驶员的故事。当时，他奉命深入黎巴嫩南部解救一位受伤的战士。当他驾驶飞机到达战场之后，他发现那名受伤的士兵躺在担架上，周围遍布浓密的灌木丛，他的飞机无法正常着陆，即使悬空也无法充分接近地面，以便把担架移到飞机甲板上。
没有课本告诉克莱因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即便有，它们也不会建议克莱因使用他发明的这种方法：用飞机的尾部螺旋桨，看起来有点像割草机，砍倒周围的植物。他这么做，意味着在任何时候，螺旋桨都随时可能坏掉，然后带着他冲向地面。但是，克莱因成功地把灌木丛削低了，这样他就可以盘旋在空中，充分接近地面，把战士接到飞机上去。然后他载着这名战士奔向以色列的医院，最终这名受伤的战士得救了。“有多少和克莱因一样的同龄人会在他们上大学的时候经历这种考验呢？你会用这种方式去培养和锻炼一个20岁的年轻人吗？”法希问我们。
在以色列军队，当局放权给底层的力度之大常常让人惊讶，甚至连以色列的领导人有时也会为此大吃一惊。1974年，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Rabin）第一届任期期间，以色列国防军的情报部门8200—FraudSciences的创立者曾服务于这个部门—有一名年轻的女战士被恐怖分子绑架了。以色列的这个部门相当于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SecurityAgency），阿哈伦?法卡什（AharonFarkash）是该部门的最高长官。他回忆起当时拉宾的疑虑：“被绑架的女孩是一名军士，拉宾让我们提供一份详单，逐条列出这个女孩所知道的所有事项，他担心一些机密的信息会从这个女孩嘴里泄露出去。拉宾看到那份清单后，焦急地告诉我们需要立即展开一次调查：一个普通的军士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对于以色列的安全至关重要的机密信息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弹丸之国 惊世能量 第31节：战场上的企业家(6)
法卡什继续为我们讲述这件事。他说，当拉宾在六日战争期间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最高统帅之时，这种情况让他更加惊讶。“我告诉他说：‘总理先生，这个军士并不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么多机密信息的军士。这不是个错误。在8200，所有战士都必须知道这些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向他们隐瞒这些信息，我们就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完成工作—我们没有足够的军官来做这些。’事实上，人为地对信息加以限制，去建造另一种体制，对我们来说是不现实的。所以这个系统一直没有改变。”
法卡什现在经营一家公司，为企业和居民设施提供创新的安全系统。他诙谐地说，这可谓是最强大的力量，以色列缺少四个“总”—总领土、总人力、总时间、总预算。“但是如果缺少总人力的话，就什么事也干不了。我们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配置那么多的军官，所以我们的军士做的其实就是陆军中校的工作。确实如此。”
人力资源的匮乏同时还是另外一个现象的原因所在，那就是预备役部队在军队中的作用。这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以色列国防军最具特色之处了。与其他国家不同，预备役部队是以色列军队的支柱。
大部分军队的预备役部队只是常备军的附属物，常备军才是国家安全防卫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以色列一个这么小的国家，面对数量远远超出自己的敌人，从一开始他们就很明白，他们的常备军是不可能强大到能对付如此大规模的袭击的。独立战争之后不久，以色列的领导人就决定构建一种独特的军队结构，预备役军人不仅单独编制，全员都是预备军人，而且指挥官也由预备军人来担当。在其他国家，预备役部队一般是由常备军的军官来指挥的，而且在正式投入战争之前，至少也会有几周或者几个月的新兵训练。“没有哪个部队依靠的主力是一群刚刚招募来两天甚至一天就投入战争的战士。”勒特韦克说。
没有人确切知道以色列独特的预备役制度是否会奏效，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这么做。甚至到了今天，以色列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这种制度的国家，正如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所说：“用这种方法管理军队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但是以色列人做得很好，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以色列的预备役制度不仅仅是这个国家创新的一个例证，同时，它还是国家创新的催化剂。当一个出租车司机能指挥百万富翁、23岁的年轻人训练自己的叔叔时，等级制度自然就消失了。预备役制度从本质上强化了这一点，反等级的理念在以色列社会随处可见，从作战室到教室，再到董事会会议室，它无处不在。
纳提?罗（NatiRon）在生活中是一名律师；在预备役部队中，他是一名陆军少校，指挥一个团队。“等级在预备役部队中根本就不存在，”他告诉我们，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一件事，“一个普通士兵可以在训练中告诉一名将军：‘你这么做是错误的，应该那样做。’”
弹丸之国 惊世能量 第32节：战场上的企业家(7)
阿莫斯?戈伦（AmosGoren）是特拉维夫市安佰深公司的一名风险投资家，他非常同意上述观点。阿莫斯曾经全职服务于以色列突击队5年之久，之后的25年他一直在预备役部队。“在这30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向任何人行过致敬礼。我甚至不是一名军官，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勒特韦克说，在预备役制度形成之时，完全平民化的氛围就渗透到了军队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这并不是说战士们就不用服从命令。戈伦解释说：“以色列士兵的区别不在于军衔等级，而在于其所擅长的领域。”或者，如勒特韦克所说：“发布命令和服从本身只是意味着某人有一项工作要做，而且做好很重要。等级的影响很小，尤其是当所谓的等级常常穿梭在年龄和社会地位上差别很悬殊的人之间时。”
当我们问少将法卡什，为什么以色列的军队能做到如此不受等级的约束，而且可以公开质疑和讨论任何事情呢？他告诉我们不仅部队如此，以色列整个社会和历史亦是如此。“我们的宗教本身就是一本开放的书。”法卡什说，带着些微的欧洲口音，这要归因于他早年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经历。法卡什所说的“开放的书”是指《塔木德》—几百年以来拉比们之间关于犹太律法的公开讨论的集大成之作—这种精神不仅影响了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也塑造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
正如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Oz）所说，犹太教和以色列人始终是“……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从犹太文明开始存在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一种善辩的充满争论的文明”。
以色列国防军中无等级之分的做法渗透并现实地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这种影响甚至会打破普通民众中的等级概念。“教授会尊重自己的学生，老板会敬重自己的高级文员……每个以色列人都有几个来自‘预备役’的朋友，他们或许在正常的社会交往中不会有任何联系，但他们曾经一同睡在露天的木屋或者帐篷里，一起吃过无味的军队食物，常常几天不洗澡，一群社会背景各不相同的人平等地聚在一起。以色列还是阶级差异最小的国家，在这方面预备役制度功不可没。”勒特韦克说。
众所周知，在其他国家，对等级和地位如此淡漠的情况并不多见。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军官兼历史学家迈克尔?奥伦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发生在以色列军事基地的典型场景，当时他在部队从事联络工作。“你和一大群以色列将军围坐在一起，然后大家都想来一杯咖啡，那么离咖啡壶最近的那个人就会去为大家准备咖啡。无论这个人是谁，实际上是谁并不重要—对于那些将军来说，为他们的士兵准备咖啡是很平常的事。当然，士兵为将军准备咖啡也是非常平常的事。没有人规定这些事。但是，如果你是和美军的队长在一起，这时一位陆军少校走进来，每个人都会立刻紧张起来；然后，陆军上校进来了，陆军少校也会立刻紧张起来。在美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大家在美国军队看到的那样，‘你是在向地位致敬，而不是在向军人致敬’。”
弹丸之国 惊世能量 第33节：战场上的企业家(8)
在以色列国防军里，甚至还存在一些极端不合常规的制度支持人们对高级军官发出挑衅。奥伦告诉我们说：“我所在的以色列部队，可以直接否决自己的军官，人们只要聚在一起，然后投票决定即可。我亲眼目睹过两次这样的事情。我真的非常喜欢那个人，但是我投了否决票，我们选出了另外一个上校。”当我们惊讶地问奥伦这是怎么回事时，他解释说：“你走过去然后说：‘我们不想让你领导我们了，你不够优秀。’我的意思是，大家关系都很好……你走到级别比你高的那个人面前说这些，那个人会离开……在这里，一切都是以你的表现为导向的，而不是以你的地位。”
退休的国防军将军“妖怪”摩西?亚阿隆曾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担任军队总参谋长，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事情发生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当时在黎巴嫩的达布村有一场预备役部队参加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有9名士兵和军官牺牲了，还有很多人身受重伤，其中就有我的侄子。后来，活着的战士认为，本场战斗的营长指挥不力才导致了如此惨重的伤亡，于是他们到了旅长那里，指责营长在战斗中不合格的表现。然后旅长就此事展开了调查，因为部下们所发起的一次抗议活动后来那个营长被迫下台了。”
亚阿隆相信以色列军队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也正是其效能发挥的关键所在：“对于领导来说,最关键的就是士兵对他的信心。如果你不相信他，如果你对他没有信心，你就不可能跟随他。如此说来，那个营长的确是失败的。或许是专业能力方面的失败，就如这个例子一样；或许是道德方面的失败,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无论怎样，战士必须确信领导是被认同的—有号召力的—号召他主动参与各种事务。”
前西点军校教授弗雷德?卡根（FredKagan）认为,美国可以从以色列方面借鉴一些经验。他说：“我并不认为一个指挥官总是担心自己的下属会不会越级去揭发自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就像现在以色列国防军里的做法一样。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在美国军队里，一个军官想要获得晋升，晋升委员会如实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评估，这会给军队带来诸多好处。问题是现在在我们的体制中，激励都只来自于一方面，为了获得晋升，一名军官必须取悦越来越多的高级军官，底层的军官什么益处也得不到。”
奥伦从绝大部分军队中总结出来的结论（弗雷德?卡根称之为“不服从”）是：事实上，以色列国防军“比美国军队要和谐、主动得多”。这个结论看起来很奇怪，因为美国的军队号称是“志愿”军（虽然无偿，但有自由选择感），而以色列国防军是靠征召才建立起来的。
弹丸之国 惊世能量 第34节：战场上的企业家(9)
但是，奥伦解释说：“在这个国家有一个不成文的社会契约：我们服务于这个政府设立的军队，军队会为我们负责……我想，比起2008年的美国军队，以色列军队的情况与1776年的大陆军（ContinentalArmy）更为相似……顺便提一下，乔治?华盛顿就很清楚他的‘将军’地位并不代表什么；他必须成为一名出色的将军，从根本上说，那就是要让人们发自内心地跟随他。”
奥伦所说的大陆军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这里的战士几乎每天都可以决定要不要继续做个志愿者。但是它是一支“人民的军队”，以色列国防军也是。正如奥伦所说，他们过去或者现在拼凑在一起，不正规但是很默契；因为他们过去或者现在是在为自己国家的存亡而战，由各个领域的人组成，为彼此而战。
不难想象，如果一个士兵不用因为告诉他的老板“你是错的”而忐忑不安，那他自然也就不会顾忌地位的问题。这种“肆无忌惮”，再经过在国防军里服役几年的锻炼，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施瓦特?沙克德能在贝宝的总裁面前高谈网络上“好人”和“坏人”的区别，你也会理解英特尔的以色列工程师们如何敢执著地煽动公司管理层改变最基本的原则，放弃最核心的产品，选择更有行业价值的产品。自信与傲慢，挑剔、独立思考与不服从，雄心勃勃、远见卓识与莽撞自大—根据你自己的看法随便用哪个词吧，但是这就是典型的以色列企业家的写照。
播撒创新文化 第35节：追逐“书”的人们(1)
第二部分
播撒创新文化
第三章?追逐“书”的人们
走远一点，停久一点，看透一点。
—《户外杂志》（OutsideMagazine）
玻利维亚的拉巴斯海拔11220英尺。ElLobo是一个集餐饮、住宿、社交为一体的场所；另外，它还是这个镇上唯一一个供应以色列食物的地方。它的经营者亦是其创立者—多丽特?莫拉利（DoritMoralli）和她的丈夫埃利（Eli），两人都是以色列人。
几乎每个来到玻利维亚的以色列旅行者都会走进ElLobo，不仅仅因为那里有家乡的食物，可以说亲切的希伯来语，能够见到其他的以色列同胞，还因为他们知道在那里，他们会收获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书。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此处说的“书”其实并不是一本书，而是很多不拘泥于形式、一直处在更新过程中的日记集。在世界最偏远的角落也有它的踪迹，每一篇日记都是一本手写的“圣经”，是一个旅行者给另一个旅行者的建议。即便此书不再专属于以色列人，它的作者和读者依然会被认为是以色列人。
据多丽特回忆，ElLobo成为“书”的化身是在1986年。就在她的饭店开业刚一个月的那一天，4个以色列背包客走进饭店问道：“‘书’在哪里？”多丽特听后一脸困惑。于是他们解释说，那是一个可以让客人留下建议，提醒后来的旅行者一些注意事项的册子。然后他们出去买了一个新的日记本，把它送给了餐厅；同时用希伯来语写下了第一篇日记，描写一个丛林密布的边远小镇，他们想其他以色列人或许也会喜欢。
“书”的出现早于互联网，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它就在以色列兴起了。但是，即便是在当今博客、聊天室和短信满天飞的时代，这种原始的、靠纸和钢笔支撑的习俗依然很受欢迎。ElLobo成了一个地区性的“书”中心，共有6卷：对最初始于1989年的那本书的传承，加上巴西、智利、阿根廷、秘鲁和南美洲北部地区各一卷。还有另外一些书在亚洲等地留存，它们最初都是用希伯来语书写的，今天这种书所用的语言种类已经很广泛了。
“各种语言写的记录随意穿插在一起，让人看得头疼；同时它也很美妙，是思考、争辩、自诩和过时的电话号码的狂欢派对。”《户外杂志》对那本珍贵的1989年版的“书”如此报道，“有一页是给那些‘漂亮的女孩’在迪斯科舞厅的建议。下一条推荐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冰穴，撰写者认为这是个‘必去之处’（接下来直到有人在上面写下了一个大大的“不”，对撰写者的看法表示异议）。这条记录的后面紧跟着半页用日语写的记录，然后是密密麻麻的德语，用柱状图和表来描绘各种各样的植物……随后是一整页的涂鸦，建议人们在秘鲁马努国家公园的热带雨林里买一艘小船。接下来的7条附加说明和1条附言围绕相关方面作了一些说明；提防该死的蒸粗麦粉，小心那种有4种颜色，看上去很华丽的大嘴鸟。”
虽然现在“书”已经变成国际化的了，但依然保留着最初以色列人的痕迹。当地版本的“书”一直保存着，而且开始在各地出现一波“趋势”—希伯来大学的社会学家达里娅?毛茨（DaryaMaoz）博士称其为以色列旅行者目的地“转变的时尚”。许多年轻的以色列旅行爱好者只是跟随着“书”的建议来确定下一个目的地，这是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冒险爱好者，看起来他们之间最常用的语言之一就是希伯来语。
很多人都知道一个关于以色列旅行爱好者的笑话，它在尼泊尔、中国台湾、印度、越南、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旅行者的身上同样适用。一个旅店老板看到一个前来住店的客人拿出以色列的护照，便问道：“顺便问一下，你们有多少人呢？”当年轻的以色列人回答说有700万时，老板震惊了：“那还有多少人留在以色列国内呢？”
很多国家的人都认为以色列一定和中国一样大，人口一样多。有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总是能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多。”《户外杂志》说，“（以色列人）承载着全世界流浪者最狂放的信念：走远一点，停久一点，看透彻一点。”
以色列人的旅行癖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个世界，它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军队受了几年的约束之后，他们急切想要释放一下。雅尼夫（Yaniv）是以色列众多旅游爱好者中的一个，《户外杂志》对其采访的文章里写道：“他在军队时的发型留了好多年，现在看到他仍能让人想起他的过去：他的下巴上有一小块疤痕，被太阳晒黑的头发卷曲成令人生畏的样子，还有耳边那一绺正统的鬓发，所有这些都充满了狼人的味道。‘头发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以前在部队服役。’雅尼夫说，‘先打理好头发，再考虑旅行。’”
播撒创新文化 第36节：追逐“书”的人们(2)
但是，原因多半不止于部队生活。毕竟，这些年轻的以色列人很少遇到来自其他国家的退伍军人，也就是说单纯的部队服役经历并没有驱使其他国家和他们一样的同龄人热衷于旅行。还有另外一个心理上的因素在起作用—对现实和外交孤立的反抗。“当周围都是敌人的时候，生活于其中让人感觉像是一座精神监狱。”以色列旅游杂志《MasaAcher》的编辑耶尔?齐达（YairQedar）说，“天空如此开阔，那就走出去吧！”
直到现在，以色列人也不能到他们的邻国去旅游，尽管贝鲁特、大马士革、安曼和开罗距离以色列都不到一天的车程。与埃及和约旦之间的和平协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虽然一些好奇心强的以色列人也曾经拜访过这些国家。无论怎样，尽管只开放了一点点，但这并没有妨碍以色列人冲破枷锁的愿望，这种愿望从一开始就是以色列历史的一部分，或许在开始之前就是。
在这个叫做以色列的国家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犹太人孤立的处境就已经存在。有一项针对他们的经济制裁可以追溯到1891年。当时当地的阿拉伯人怂恿巴勒斯坦的土耳其领导人阻止犹太移民入境，禁止他们进行土地买卖。1922年，第五次巴勒斯坦阿拉伯议会要求全面禁止犹太人的所有商业活动。
22国阿拉伯联盟开始正式抵制犹太人是从1943年开始的，以色列建国前5年，抵制的内容是禁止购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生产的产品”。后来，这项禁令延伸到了外国企业，禁止任何国家的企业和犹太人有购买或者销售行为（“二级”制裁）；再后来，这项禁令演化为禁止和列入黑名单的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三级”制裁）。韩国和日本几乎所有的大型汽车制造商都遵守了“二级”制裁禁令，包括本田、丰田、马自达和三菱在内，它们的产品不能出现在以色列的道路上。不过，富士重工显然是个例外，很长时间内它在以色列的市场几乎和本国的市场相当；但是，正因为如此，它被禁止将产品销往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联盟国的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官方的制裁办公室，专门督促常规抵制工作，监督二级和三级目标行为，同时找出新的抵制对象。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乔伊纳（ChristopherJoyner）教授说：“在所有同时期的制裁活动中，阿拉伯联盟国对以色列的制裁，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是最致命的；从组织上来说，是最复杂的；从政治上来说，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从法律上来说，是最富争议性的。”
有时候这种抵制的目标简直匪夷所思。1974年，阿拉伯联盟国将所有的巴哈伊（Bahai）教派列入黑名单，因为巴哈教在海法的庙宇成功地吸引了很多游客，这为以色列创造了收入；黎巴嫩禁止迪士尼影片《睡美人》在本国上演，因为电影中有一匹马用的是希伯来名字萨姆森（Samson）。
播撒创新文化 第37节：追逐“书”的人们(3)
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以色列人想要摆脱排斥他们的阿拉伯世界，公然对抗他们的国家拒绝主义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就好像那句话，“你越想控制我，我就越要让你看到我能挣脱。”同样的道理，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接受网络、软件、计算机和电信等事物就很自然了。在这些领域里，边界、距离和运输费实际上都没有意义，就像以色列的风险资本家欧娜?贝瑞（OrnaBerry）告诉我们的一样，“高科技通信成为一种全国性运动，帮助我们克服生活在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小国所产生的那种幽闭恐惧症。”
这不仅仅是因为偏好或者方便，更多是出于一种需要。
因为以色列不得不将自己的产品出口到很远的市场，慢慢的，以色列的企业家对那些大型的、易识别的制造品就比较排斥，因为它们的运输成本很高。而同时，那些体积小、不知名的组件和软件就比较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如此一来，在全球经济转向知识型、创新型的背景下，这种状况反而为以色列的完美表现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全球的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很难估计在过去60年里，阿拉伯国家的制裁和其他国际性禁令—比如法国的军事禁令—对以色列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从丧失的市场以及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的困难上来说，损失估计高达1000亿美元。但是要想估计这些制裁给以色列带来了多少好处同样难以估算：由此激励以色列人通过不懈的努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又如何计算呢？
今天，毫无疑问，以色列的公司已经完全融入中国、印度以及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正如欧娜?贝瑞所说，电信业在以色列很早就获得了优先发展。现在，中国各大通信公司都依赖于以色列的电信设备和软件。当今中国第三大社交网站—为这个国家2500万年轻人提供网络浏览服务的公司，其实是一家以色列创业公司，叫做库拉诺集团（Koolanoo），它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就是“我们所有人”，该公司由一名来自伊拉克移民家庭的以色列人创建。
说到灵活的终极体现，不得不提到以色列那些投资于库拉诺集团的风险资本家。起初库拉诺只是犹太人的一个社交网站，不能不说他们把这个网站及其所有管理层移至中国是个明智之举，在中国，这些年轻的以色列人和中国的管理者可以并肩工作。
吉尔?克尔布斯（GilKerbs）曾服务于以色列8200部门，也在中国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当初他离开以色列国防军后，收拾起行囊来到北京，专心学习汉语。他有个一对一的老师，每天都要学习5个小时的汉语，如此坚持了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同时在一家中国公司工作，目标是要在那里建设一个企业网络。今天，吉尔?克尔布斯在以色列是一名风险资本家，主攻中国市场，他的一家以色列公司在为中国最大的零售银行提供语音生物计量技术。他说，实际上，以色列人在中国的日子要比在欧洲的日子轻松得多。“首先，我们比那些‘观光客’早到中国一步。”他所说的“观光客”是指近几年才发现中国是一个新兴市场的那些人，“第二，中国人对犹太人没有丝毫的敌意，确切地说，这里很欢迎我们。”
播撒创新文化 第38节：追逐“书”的人们(4)
在发现并进入这类市场方面，以色列人的确要远远领先于他们的竞争者；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必须跳过中东地区，去寻找新的机会。年轻的以色列背包客足迹遍布全球和以色列的科技企业家们渗透到国外市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再明显不过了。只要过了20岁，绝大部分以色列人都尝试着到外面的世界去挖掘机会，他们从不惧怕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也不担心和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打交道会出现什么问题。事实上，根据军事历史学家爱德华?勒特韦克的粗略估计，大部分以色列人在35岁的时候就已经游历过超过12个国家。以色列人在新兴经济体和在未知领域中的活跃，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常常在外面的世界追逐着“书”的踪迹。
耐特菲姆（Netafim）公司是这种贪婪的国际性的例证之一，这是一家以色列人的公司，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滴水灌溉系统供应商。这家公司始建于1965年，它为以色列技术落后的农业架起了一座桥梁，将其引至现在正日益盛行的清洁技术领域。
耐特菲姆公司由辛迦?布拉斯（SimchaBlass）创建，他是以色列建国初期最大的一项基础设施工程的建筑师。辛迦?布拉斯出生于波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华沙组织的犹太人自卫战中表现出色，20世纪30年代来到以色列之后不久，他很快成为国家自来水公司麦考罗特（Mekorot）的首席工程师，负责管道与运河事业，筹划将约旦河和加利利湖（SeaofGalilee）的水引到干旱的内盖夫（Negev）地区。
布拉斯滴水灌溉的灵感来自于邻居家后院一棵茂盛的树，一棵看上去应该“缺水”的树。最后证明，这棵大树是靠通过地下水管缓慢渗透出来的水维持生长的。当现代塑料技术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现实时，布拉斯意识到滴水灌溉在技术上已经可行，他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了专利，并和位于内盖夫沙漠地区的基布兹哈策里姆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开发这项新技术。
之所以说耐特菲姆公司是先行者，并不仅仅因为它创造性地使用了滴水灌溉技术，在将农作物的产量提高了50%的同时还节约了40%的水资源，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是基布兹地区第一家工业企业。在此之前，基布兹集体公社一直是以农业为基础，想把它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耐特菲姆公司真正的优势在于它不受距离的限制，只要哪个地方需要它的产品，那里的市场就属于耐特菲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世界上还有许多西方的企业家未涉足的市场，这给了耐特菲姆公司捷足先登的机会。结果，耐特菲姆公司现在的业务领域覆盖了全球110多个国家，横跨5个大洲。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越南、中国、新西兰、印度、泰国、日本、菲律宾、韩国和印度尼西亚都有耐特菲姆的办事处，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也有公司的分支机构，耐特菲姆在欧洲和前苏联地区还有11个办事处，另外在北美地区也设有1个办事处。
播撒创新文化 第39节：追逐“书”的人们(5)
因为耐特菲姆公司的技术如此不可或缺，许多历来对以色列充满敌意的外国政府也开始向以色列开放外交渠道。耐特菲姆在前苏联地区的伊斯兰国家比如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尤其活跃，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和以色列政府的关系逐渐好转。2004年，以色列贸易部长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Olmert）跟随耐特菲姆公司的行程来到南非，希望在那里促成新的战略联盟；结果此行收获颇丰，不仅为耐特菲姆签下了3000万美元的合同，还在两国政府之间就农业和干旱地区的发展达成了“谅解备忘录”。
以色列的企业家和主管们让人们觉得他们总是在攸关国家利益的时候自作主张地行使一些外交权力，不过也有许多在全球游历的以色列商人并不仅仅热衷于科技的传播，他们会更加努力地“推销”整个以色列经济，乔恩?米德维—“昵称晴雨表”的发明者—就是这样一个人。
米德维在加利福尼亚长大，在那里他接受较多的是政治方面而不是工程方面的教育，他的第一个职业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者。1981年米德维搬到了以色列，在那里他继续去各地演讲，向以色列人讲述以色列的未来，以此来维持生活。但是1982年，在他和以色列最大的防御工程承包商Rafael的一位管理人员的谈话中，米德维的梦想破灭了。那位经理很突然地对他说，他现在做的事情只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以色列不再需要专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政治家。“以色列需要的是商人。”米德维记得那个人是这么说的。米德维的父亲在加利福尼亚经营着一家小公司，主要生产光电发射器和光电接收器，从此以后他开始在以色列推销父亲公司的产品，不再从一个基布兹到另一个基布兹去兜售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未来，而是从一个公司奔到另一个公司销售光电技术产品。
后来，米德维进入投资领域，并以他在耶路撒冷的车库作为办公地创建了以色列种子风险投资公司。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的资本超过了2.6亿美元，投资的以色列公司多达60家，其中包括Sm，现在已被eBay收购，还有Compugen和Am，这两家公司都已在纳斯达克上市。2006年，米德维离开了种子风险投资公司，自己开创并经营一家创业公司—Vringo，这家公司率先将视频铃声用于手机，这项技术很快就占领了欧洲和土耳其市场。
但是米德维自己的公司还不是最重要的。尽管他为公司做了很多事情，但他总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推广以色列的经济上—他的投资者总是抱怨他用在这方面的时间太多了。每次要出国的时候，米德维总要不辞劳苦地带上一个便携式投影仪和一台电脑，电脑里下载并存储了以色列几乎所有的科技成就及图片展，在演讲或者是和某人的谈话中，米德维会一一列举所有对以色列来说有意义的事件，例如哪个公司被收购了或者上市了。他还把所有的“以色列制造”科技分成了很多类。
播撒创新文化 第40节：追逐“书”的人们(6)
米德维在展示时，会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以色列跟随“英特尔芯片”的路线—要让英特尔芯片无处不在—把“以色列芯片”也作类似的定位，那么现在只要是人类可以触及的地方肯定都能见到它们的影子。米德维还举了一些例子：从计算机到手机，到医疗设备和特效药，到基于网络的社交网，到先进的清洁能源，到我们所吃的食物，到我们购物的超市中的寄存器，以色列的科技几乎无处不在。
然后米德维会暗示房间里的跨国公司管理者，如果他们还不在以色列设立工厂，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遭受损失。米德维发现，公司经理们在听他的陈述之前和之后一定会问，他们的竞争者中有哪些已经在以色列建厂了。“我们接触的任何事物背后几乎都有以色列的影子，原因就是在以色列我们可以发现几乎一切公司的影子。你的公司在吗？”米德维问道。
不管在哪个国家，米德维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应当是当地的商会会长、贸易部长或外交部长。
不过，创业家米德维的演讲绝不仅仅是在他投资的人之间进行，在准备这些演讲的时候，米德维总是有些激动：“难道我不能在那些从以色列走出去的、有前途的新公司面前谈论Vringo吗？当然可以，这是个宣传公司的大好机会。”但是他抵制了这种诱惑，“我宣传的对象是以色列，我的那些美国的投资者为此常常痛批我—‘你正在帮你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你自己的公司。’他们是对的，但是他们应该看到那个更大的目标。”
米德维是一台永动机，从不知疲倦，在过去的15年里，他每年都要进行大约50场演讲。如此计算下来，在世界各地，在超过40多个国家的大学和科技会议上，米德维总共进行了大约800多次的演讲。此外，那些国际知名人士在拜访以色列时，也都曾是他的听众。
《红鲱鱼》杂志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维克斯告诉我们说：“我参加过在各大洲举行的无数次高科技会议，总是能看到像米德维那样的人在为大家作演讲，旁边就是其他国家的同行们。别人都在为自己的公司作宣传，而以色列人从来都是为以色列作宣传。”
播撒创新文化 第41节：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1)
第四章?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
这里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大家彼此都认识。
—约西?瓦尔迪
阿米尔?哈里韦（AmirHalevi）与我们见面的地点约在他耶路撒冷的家里，当时他身穿飞行员制服，但是一点儿也没有《壮志凌云》（TopGun）里的感觉。他的谈吐温柔可亲，对人细致周到而且还特别谦虚。虽然身穿制服，但他看起来更像是一名文科大学生，丝毫不会让人想到这是一名在军队服役的飞行员。但是，当他自豪地说起以色列空军如何训练出全世界最优秀的飞行员时，你就会知道他是多么适合这个职业。以色列空军当然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这从众多国际竞争以及他们的战斗记录中便可得到证明。
当其他国家的学生还在考虑该去哪所学校就读时，以色列的年轻人却在衡量各个军事单位的优势和劣势；当其他地方的学生还在考虑该如何做才能进入最好的学校时，许多以色列的年轻人却在准备随时听从国防军精英单位的召唤。
阿米尔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学阿拉伯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他就知道这很可能会帮助他进入军队最优秀的情报部门。
但是，这种想要进入优秀部门的压力在他们17岁的时候才会真正到来。每年此类消息会在以色列中学的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之间传得沸沸扬扬，谁被叫去参加飞行员的课程选拔了？谁被要求去参加另外的侦察队、海军突击队的选拔了？谁去参加空降兵、步兵旅的选拔了？又有谁去参加所有这些单位中最挑剔的、隶属于总参谋部的突击队—总参直属侦察营（SayeretMatkal）的选拔了？
还有哪位同学被叫去参加精英情报部门比如8200的选拔了？当初施瓦特?沙克德和FraudSciences的合伙人就在这个部门服役。谁会去国防军计算机系统事业部？谁又能去Talpiot—在这里不仅会接受技术上的训练，还有机会参与所有顶级突击队的作业。这个部门将技术练兵和全面参与所有顶级突击队的作业结合在一起。
在以色列，达到应征年龄的前一年，所有17岁的男孩和女孩都要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征兵中心去报到。第一天他们会参加各种筛选，包括体能和心理测试、面谈以及初步的医学检查；最后一天，公布健康和心理评定结果。在进行个人面谈时，年轻的候选人会知道自己都有可能服务于哪些部门。达到健康、能力和性格等各项要求的合格的候选人，将有机会参加另外的资格测试，这是他们通向某个国防军精英部门或机构的又一道关卡。
举例来说，空降兵的测试每年进行3次，一般都是在应征者达到应征年龄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进行。这些年轻的普通人要用两天的时间去接受严格的体能和心理测试，最初4000个候选人会被分成400人一组，对应不同的部门。然后属于空降兵的400人候选小组要自愿参加进入特种部队之前所需的现场测试和筛选过程，这就意味着又有连续5天、重复11遍的强化训练。每次训练都要持续好几个小时，而且总是在很严格的时间限制下进行，训练所伴随的身体和心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全部训练持续期间，休息很短暂，睡觉的时间几乎没有，食物不多，留给你吃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参加训练的人想起来都觉得这5天的时间就是一段很长的模糊状态，几乎分辨不出白天和黑夜，没有手表，也没有手机—教官尽可能让他们的这段经历变得模糊不清。在5天结束的时候，每个战士都会有一个名次。
播撒创新文化 第42节：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2)
一旦最终的分数确定下来之后，每队排名前20位的战士会立刻开始长达20个月的训练期。那些一起完成训练的人会一直作为一个团队度过他们的常规军和预备役生涯，这个团队会成为他们的另一个家庭，他们会留在预备役一直待到45岁为止。
顶级的以色列大学或许很难进，但是在这个国家可以和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相媲美的是国防军的精英部门。如果离开部队后你想申请加入某个机构，那多半要向未来的雇主讲述你在国防军精英部门所经历的筛选过程，以及你已经拥有的各项技能和相关的经验。
“在以色列，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人在学术上的经历比不上其在军队的经历重要。在求职过程中，每次面试必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军队的哪个部门服役？”吉尔?克雷布斯说，他曾经服役于军队的情报部门—后来开始追寻“书”的脚步，现在在风险资本领域工作，主攻中国的科技市场。“在网上有许多工作机会和招聘广告，专门注明了‘只要8200的毕业生’。8200毕业生聚会现在是全国性的，与其他种类的聚会不同的是，他们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历数过去参加过的战斗或者对往昔的追忆上；他们会向前看，这些昔日的战友们把精力都集中在生意网络上。成功的8200企业家们会在聚会的时候向校友们讲述自己公司或者所在行业的经验。”
我们能够看到，以色列空军和精英突击队的选拔很挑剔，训练复杂且难度大；此外，其毕业生素质之高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以色列国防军还有一个部门，其苛刻的选拔标准、超强的军事训练比之前者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这个部门专攻科技创新领域，那就是Talpiot。
Talpiot这个名字源自《旧约?雅歌》中的一首诗，意指城堡的塔楼，象征至高成就。Talpiot的特点就是要求条件高，而且在以色列国防军中需要的训练时间是最长的—41个月，这比大部分士兵全部的服役时间还要长。进入这个项目的士兵都要另外签署一份延长6年的服役协议，所以他们的最短服役期也得9年。
成立Talpiot的想法最初是由菲力克斯?多森（FelixDothan）教授和沙尔?雅兹夫（ShaulYatziv）教授提出的，两位都是希伯来大学的科学家。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后他们提出了这个建议。当时，整个国家仍然处在战争重创后的恢复期，人们还沉浸在缅怀死难者的哀痛中。这场战争对以色列来说代价无疑是沉重的，它提醒以色列必须掌握科技上绝对的优势，以此弥补国土面积小、人口少的弱点。随后，两位教授向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拉斐尔?埃伊坦提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把一小部分以色列最具才干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由大学和军队来为他们提供最集中深入的科技训练。
播撒创新文化 第43节：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3)
这个项目，一开始只定了一年的试验期，截止到现在已经持续了30年。每年，以色列高级中学中2%最顶尖的学生（2000名左右），被叫去参加选拔。在这些人中，最后能通过一系列的测试（主要是物理和数学测试）的只有1/10，这留下来的200名学生接下来会接受为期两天的人格和能力集中测试。
一旦准许进入该项目，Talpiot的军士会加速取得数学或者物理专业的学位，同时他们会了解到以色列国防军各个分支在技术方面的需求。他们所接受的学术方面的培训范围远远超出以色列或世界其他国家普通大学生所接受的培训范围—他们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学到更多的东西。除此之外，他们也要经历和空降兵一样的基础训练，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对以色列国防军各个主要的兵种都有整体的了解，以便于他们能更深刻地领悟到“科技和军队的需求—尤其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多森说。
虽然经过培训后这些学生拥有了较宽的知识面，但是这并不是这些课程设置的终极目标。真正的目的在于把他们培养成以任务为导向的领袖，培养成能解决问题的人。
为了实现最终的目标，学员们就要不断地接受新任务，教官仅给予最低程度的指导。有些任务很简单，比如为同伴组织一场会议，协调发言人、设备、运输及食品等事宜。而有些任务就很复杂，比如将远程通信网络嵌入一个活动的恐怖分子的手机里。
但是更具典型意义的情况是，让这些战士针对某些具体的军事问题找出跨学科的解决方案。比如，国防军的直升机飞行员常常因为飞行过程中产生的共鸣导致严重的背痛，某个军士小组就负责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军士们要找出测量飞行中的共鸣对人体脊椎产生影响的方法。基于先前的研究，他们设计了一个专门的座椅，装在直升机模拟飞行器里；然后在椅子的靠背上挖了一个洞；接下来，他们放了一支钢笔在飞行员的后背上，让他在飞行模拟器中“飞行”，同时用高速摄像机记录下不同振动产生的特征；最终，通过对计算机数据进行分析，对运动形态进行研究，他们重新设计了飞行座椅。
假如这些军士能顺利通过开始两年或者三年的课程，那么他们将成为真正的“Talpion”。这个称号将为他们带来许多威望和声誉，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都受用不尽。
Talpiot项目整体归属Mafat负责。Mafat是以色列国防军内部的研发部门，可以和美国的精密国防研究计划局（DARPA）相媲美。Mafat的工作让人垂涎但却非常敏感，它有权分派任何一个人到国防军的任何一个具体部门，一待或许就是他在正规军服役的6年时间。
播撒创新文化 第44节：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4)
从一开始，Talpiot项目的超级精英定位就惹来了众多非议，因为军方的领导认为在这么少的人身上投入如此多的成本有些不值得，这个项目差点无法启动。最近，又有些人说这个项目其实是失败了，因为绝大多数毕业生结束了9年必需的服役期后，都没有留在军队；而且在结束之时，他们也都未在军队中获得高级职位。
虽然Talpiot培训的首要目标是要维持以色列国防军的科技优势，不过这种将领导经验和技术知识结合起来的训练，对于创造一个新的企业家来说也是最完美的了。尽管在30年的时间里，这个项目仅培养了650名毕业生，不过后来他们都成了以色列顶级的学术专家，或者全国最成功的企业的创始人。NICESystems—福布斯排行榜100家公司里有85家公司的电话监测系统都是由这家全球公司提供的，它的创始人就是几个Talpion。Compugen公司也是如此，该公司是人类基因解码和药物开发的先驱。许多以色列的科技公司都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了，它们要么创始人是Talpion，要么就是有Talpion在公司成立过程中担任过重要的角色。
所以Talpiot的创建者多森和雅兹夫有充分的理由来反对那些批评的言论。首先，他们认为Talpiot在国防军内部开展的服务竞争，有力地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有时候竞争的胜负甚至需要总理来评定；其次，他们认为Talpion在6年的服役期间，很轻松地就能将花费在他们身上的投资弥补回来；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条，2/3的Talpiot毕业生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创建科技公司方面，都在继续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只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报效国家罢了。
Talpion可能代表着以色列军队精英中的精英，但是这个项目背后的战略意义—通过提供更广泛深入的培训，培养创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已经明显渗透到了以色列军队的方方面面，而且看起来已经成了以色列精神的一部分：教人如何精通各种领域，而不仅仅在一个专业上追求极致。
Talpiot项目为以色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益处，当然也同样给部队带来了许多益处。但是这种优势被我们所理解并不是以色列人的功劳，当然这份功劳也不属于美国人。加里?西恩博格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水手（短小精悍的那种），而不是一个科技奇才，这或许是因为他曾有18年的英国海军服役经历。他现在是英国电信公司主管技术创新的副总裁，我们遇见他是在特拉维夫市的一个酒吧里。当时已是深夜，他在以色列出差，正打算去海湾地区的迪拜。
“有人试图从基因的角度解读以色列人难以解释的创新能力，”西恩博格说，他自己倒是有另一种独到的见解，“我想这应该归因于成熟，因为在这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人在科技创新中心工作的同时还要服兵役。”
播撒创新文化 第45节：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5)
每个以色列人年满18岁都要去部队至少服役两到三年；兵役结束后，他们多数都会去上大学。“比起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以色列人在服完兵役后进入大学的比例要高出很多。”西恩博格说。
事实上，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的数据显示，以色列45%的公民都接受了大学教育，这个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位列最高水平。另外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公布的《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以“大学教育是否能满足竞争性经济的需求”为标准，以色列在60个发达国家的排名最近已升至第二位。
大部分以色列年轻人结束大学学业的时候，都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拿到研究生学历，大部分人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结婚。“所有这些都会对一个人的心智产生影响。”西恩博格推理道，“他们已经相当成熟，获得了很多生活经验，（对他们来说）创新只是找到那些想法而已。”
创新常常依赖于某个与众不同的想法，而想法来自于经验，真正的经验往往和年龄或者成熟相伴相从。只不过在以色列，人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获得足够的经验、想法和成熟度，因为以色列的社会里充斥着如此多变革和挑战性的因素，甚至在高中毕业之前他们就已经深深地受到了感染，等到他们进入大学校门的时候，他们的心智和生活在美国的同龄人已经完全不同了。
“你对生活的看法会完全不同，我想那是因为后续教育、年纪较轻时结婚以及在军队的经历—我在英国海军服役18年，所以对这些事还是有些了解的。”西恩博格继续说道，“在部队，你必须反应迅速……有时候必须去作生或死的抉择，你懂得了什么是纪律，你会努力锻炼自己做事的决心，尤其是当你在前线或者面临正在进行的一些事时。这些在生意场上也是很有用的。”
当这种成熟和那种接近孩子气的冲动结合在一起时，它所产生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
从出生开始，以色列人就热切关注自己的未来—无论是眼前的还是遥远的—他们总会认真地考虑，每一步都有很长远的意义。马克?吉森（MarkGerson）是一个美国企业家，投资了很多家以色列创业公司。他说：“如果一个以色列男人想要与某个女人约会，他当晚就会叫她出来；如果一个以色列企业家在生意上有个想法，他本周就会付诸实施。一个人在冒险之前应该先积累经验的道理根本不存在，虽然这在生意场上或许真有些用处。过多的时间和经验只能教给你察觉现存或即将发生的问题，不会教会你创新和改革的能力。”
和其他应征入伍的年轻人一样，对于埃米尔来说，以色列国防军为他提供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机会，让他通过各种考验证明自己。除此之外，以色列国防军还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另外一种很珍贵的经历：在以色列国内为他们创造一个独特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经济形态、不同宗教信仰的同龄人，男孩和女孩，一起合作共事，共渡难关。在这里，有的犹太人来自俄罗斯，有的来自埃塞俄比亚，有的是来自特拉维夫郊区爱出风头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有的是来自耶路撒冷犹太神学院的学生，还有的是来自基布兹农业合作社成员—所有这些人可能会聚在一个小队里，朝夕相处度过两到三年的时间，之后20多年的预备役期间，每年的服役时间他们还会重温这种时光。
播撒创新文化 第46节：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6)
如前所述，以色列国防军从结构配置上就非常依赖于预备役部队，因为对于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来说，要想保持充足大量的常备军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预备役期间的士兵来说，在军队中的时间常常是变化的，每年几周或者有时候是一年就一周的时间，这期间你要离开自己的职业和个人生活去参加部队的训练。所以也不难想象，许多商业关系就是在长期共同作业、执行警卫任务或者训练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哈佛商学院（HBS）每5年举行一次校友聚会，”塔尔?凯南（TalKeinan）说，他是一名以色列战斗机飞行员，同时也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非常有趣，它会帮助你稳固自己的社交圈。我们用两天的时间来和同学聊天，坐着听演讲。想想如果是每年都有一次这样的聚会，每次都持续两到四周的时间，聊天的对象是你在部队相处了3年的战友，只不过你们不能坐下来听讲座，而是在边境上安全巡逻，这会让你得到一些完全不同的或许是终生难忘的回忆和友情。”
事实上，在军队服役期间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形成了另一个交际网，这个交际网虽然不大，但却是个互联互通的世界。“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关系非常紧密。”约西?瓦尔迪说。他是十多个互联网创业公司的教父，同时还是一家冠军级网络商的创始人。和乔恩?米德维一样，瓦尔迪也是以色列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业大使。
瓦尔迪说他知道以色列的公司都是不用招聘广告的。“都是靠口口相传……这里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大家都彼此认识。或许我和你的兄弟一起在部队服役，或许你的母亲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或许某人的叔叔正好是另一人所在连队的指挥官—没有人能隐藏起来，如果不做点什么，你是不可能消失在怀俄明州或者加利福尼亚州的。在这里，一切几乎都是透明的。”虽然在以色列这种内在的联系是非常突出且普遍的现象，但它所带来的益处不仅仅只限于在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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