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11）
使团的团长是国王的亲戚、著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这个使团规模十分庞大，成员多达七百人，这些人包括了外交官、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当然还有水手和士兵。这个使团不但是到那时为止的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甚至也创下了欧洲历史的纪录。
使团的使命是与中国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英国人希望在中国设立大使馆，与中国互派大使。希望与中国签订一个外交条约，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
当然，英国最迫切的目标是促使中国政府改革外贸体制，允许英国商人自由贸易，以减轻中国官员对外商的剥削和刁难。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大的胃口，他们还打算劝说中国开辟新的、更方便的港口来进行贸易，比如宁波和天津。如果一切顺利，他们还打算提出一个他们自己也感觉有点过分的要求：给英国人提供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堆放货物，并长年居住。此外，还有一个不是最重要的，却为全体欧洲人所关心的任务：“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做出准确的估计。”（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戛尔尼使团分乘安装了六十四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巨大的三桅船“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从英国南部的朴茨茅斯港乘早潮出发了。
为了敲开中国的大门，英国人确实动足了脑筋。
多年来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使他们深知中国政府的骄傲自大和刚愎自用。他们知道，如果以外交谈判的架势前往中国，很可能被拒之门外。所以他们找了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向乾隆皇帝祝寿。当官不打送礼的，给皇帝拜寿，应该会受到皇帝的亲自接见吧。
因此刚刚接到任命通知后，马戛尔尼就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不要使北京朝廷感到意外，要先行通知特使行将到来，特别要发出声明，保证此行的目的不是强求改正过去所受的委屈，只是代表国王参加向皇帝祝贺八十大寿的庆典，并附带谈一下两国以后贸易的互利问题。”
对于使团的规模和座舰，英国人也是精心考虑。马戛尔尼认为，要使中国对英国重视起来，必须使使团的外表令人注目。“对付一个如此骄傲的朝廷，它对西方国家的力量与重要性无知，而坚持东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须给予皇帝及其大臣以庄严华丽的印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所以他特意安排以兵舰作为大使座舰，并派轻装步兵和野战炮上船以作检阅之用，以直接展示英国军力。
在准备礼品过程中，他们更是费尽了苦心。他们知道，乾隆皇帝是一个喜欢西洋物品的人。他们也知道，其他欧洲国家的天主教士已经向中国传播了一些欧洲的科技产品。不过那都是一百年前的技术了。“天主教传教士未能把我们最现代的机器展示给中国人。把我们最新的发明如：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灵巧的民族高兴的。”（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他们要选择那些最能体现欧洲技术进步的产品，准备让中国人大吃一惊。
他们带上了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好东西：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还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工业机器；也有吊灯、座钟、机织布料、韦奇伍德瓷器、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等生活用品；也还有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有一百一十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另外还准备进行机械和光学示范以及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也准备进行陆军、炮兵表演和铜管乐队的演奏。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12）
他们甚至还带去了一个热气球驾驶员，如果皇帝感兴趣，可以坐着英国的热气球到天上转一圈。那样，他就成为东半球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英国人充分相信，这些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一定会让中国皇帝大开眼界，对欧洲人刮目相看。因为他们通过贸易深知，中国的工业还停留在中世纪时代，与英国的差距实在是不可以道里计。
英国人判断得很准。乾隆皇帝被这些还没有到来的礼品吊足了胃口。早在英国人到来前几个月，皇帝就已经降旨给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几省最高长官，命他们无论何时遇到英国船只，都要马上稳妥地护送进京，不得迟误：“海洋风帆无定，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要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
对于使团船只到天津之后的搬运问题，皇帝想得也很周到。他提前吩咐：“该贡船到达天津时，若大船难于进（海）口，着穆腾额预备小船，即将贡物拨运起岸，并派员同贡使先行进京。不可因大船难以进口，守候需时，致有耽延也。将此传谕各督抚知之。”
皇帝的心急火燎一目了然。
经过九个月的行驶，英国使团终于抵达了中国。1793年7月26日，他们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两位中国官员登上了“狮子”号。寒暄过后，他们开门见山地询问起“贡品”情况：“中国官员对于特使携带的礼品更是关心，正式请求先将礼品单送呈皇帝阅览。这项请求自始至终是中国方面所最关心的问题。所有同使节团沿途接触过的中国官员以及在广州同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方面接触的中国驻广东官员无不提出这一个问题，足见他们对携带的礼品是如何的重视。”（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并不是他们重视，而是他们知道皇帝心急。
如他们所愿，英国人提交了“贡品”名单和详细的说明。它们被迅速转交给了皇帝。
英国人到达北京时，皇帝正在承德。他的八十三岁生日将在这里举行。皇帝命人将运到北京的英国礼品画出图样，飞马送到承德供他观览。由于一些礼品太大，运输到承德可能损坏，皇帝特意指示，比较大的八件礼品在北京安装，其余那些，随“贡使”一起运到承德，让他先睹为快。
皇帝在承德等了几天，礼品图样一直没有送到，这引来性急的老皇帝一通训斥：
贡使于十七日到园，距今已有六日。今日本报到来，朕以金简等必将如何装饰，及西洋人并首领太监在旁观看，是否得其安装方法，大概情形分晰附本报具奏，乃竟无一言奏及，殊为不解！……金简、伊龄阿、徵俱着传旨申饬……仍着金简遵照昨降谕旨，逐一开具尺寸清单，一并迅速具奏，勿再迟延干咎。（《乾隆上谕档》）
皇帝对礼品的关注显然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英国人把这个理解成对英帝国的重视。与此同时，皇帝在使团北上的一路上又下达了大量指示，指示地方官员对英国人给予最高标准的礼遇。这使英国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充分认识到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分量。使团很有可能顺利完成使命，开辟中英贸易的坦途。
两个国家彼此的柔情蜜意一直持续到使团到达承德。
就是在这里，双方发生了第一次不愉快。原因是中国官员提出，马戛尔尼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这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使节大吃一惊，他立马拒绝了这一要求。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13）
误会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英国人采取了祝贺生日的伪装，而这很容易被中国人理解为称臣纳贡。而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环节，加重了这个误会。
传统中国对翻译的要求不仅仅是“准确”，那些对皇帝心思揣摩得十分透彻的中国翻译深知怎么样才能得到皇帝的欢心。所以在翻译时，他们往往将外国来文的语气加工得十分“恭顺”。前面提到的那篇皇帝读后认为情词极为恭顺的“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的呈文，其实原文并不怎么恭顺，翻译们却在汉文中添加了“谨呈天朝大人，恭请钧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等原文中根本没有的“惯用语”。同样，英国国书经过中国翻译加工后，也味道大变。
国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也曾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此种举动绝非谋求扩充本国已经足以满足一切需要的非常广大的领土，亦非谋求获取国外财富，甚至并非谋求有益本国臣民的对外商业。陛下志在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增进整个人类世界的知识水平。
改头换面之下，就成了如下内容：
咭唎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咭唎国大红毛及佛郎西依拜尔呢雅国王海主恭惟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的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国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变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并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也不是为贪图买卖便宜，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处，各处事情物件可以彼此通融，别国的好处我们能得着，我们的好处别国也能行着。恐各处地方我们有知道不全的，也有全不知道的，从前的想头要知道，如今蒙天主的恩可办成了。要把各处禽兽草木土物各件都要知道，要把四方十界的物件各国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是以长想着要将各国的风俗礼法明白了。如今闻得各处只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实在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
翻译们自作主张，让英国国王在信中欢呼中国“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又删去信中英王说他自己“仁慈为怀”，关注臣民与全人类的幸福，及其军事威力强大，“远及世界各方”，对战败的敌人，“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等语，反而把这样内容加在乾隆身上，改写成英王赞扬乾隆“大皇帝心里常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大皇帝“恩典”，“都要保护”。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14）
读了这样的译文，能不认为英国人是前来进贡的吗？
“平等精神”和“等级观念”，这是英国人和中国人的矛盾焦点所在。在英国人眼里，他们对中国进行的是一次平等的友好访问。而在中国人眼里，国际关系中根本没有平等二字。凡是到中国来者，都是向中国表达顺从。中国人处理国内事务时，以等级制度为原则来获得秩序。他们处理外交事务时，也依然如此。朝贡体系的核心精神是等级制度，是基于文明不平等而产生的政治不平等。
而马戛尔尼的头脑中，文明国家的外交是平等的。英国人是以英国绅士的姿态，挺着腰板来到中国的。航行几万里，只为了给中国皇帝磕个头，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马戛尔尼使团的目的是“为了使整个东方向英国开放贸易，并使英中关系建立在条约的基础上”。那个时代英国人头脑里装着的是欧洲社会流行的启蒙运动的信念，那就是外交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而扩大国际贸易对全世界都有益。欧洲人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可以扩大生产，互通有无，提高就业水平，改善人类整体的福利。在起程之前，马戛尔尼说过这样慷慨激昂的话：“要使人类的知识更趋完善，不顾我们天性里的缺陷去建设一个幸福的社会，这就不光需要我们同中华帝国间建立起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关系。”这是典型的启蒙时代的话语。
因此，英国人说：“在地球上我们必须渴求的唯一东西是贸易自由。我们比地球上其他商业国家拥有更多的工业、更多的首创精神和更多的资本，除了开拓市场我们别无所求，让我们忠实地与对手开展竞争吧。”正是在这种信念下，马戛尔尼被授权向乾隆表述说“大英帝国除了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外别无所求”。（《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然而，在乾隆时代，这是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的观点。中国人的财富观是静态的，他们不相信贸易会增加整个人类的财富。在西方人眼中，利润是压倒一切的。而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利润从来不屑一顾。在中国人眼里，天朝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英国人不太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在乎那个三跪九叩之礼，而中国人也实在不能理解英国人为什么拒绝做这个并不难学会的动作。两个民族的思维，实在是大相径庭。
英国人拒绝行礼的消息震动了整个中国朝野。中国朝廷的脸色立刻由晴转阴。
英国人记述道，他们会见和珅谈判觐见礼仪时，遇到了一副阴沉的脸色：“和中堂接见公使的时候坐在正中一个铺着绸的高椅上，两旁有四个大臣。”“他们见了我们也不起立，态度冷漠，语气傲慢专横。”英国人感觉和珅故意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为了表示国家的尊严，他们似乎决心避免以平等的精神回答特使的敬意。”（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关于在此之后的争执的记载，已经汗牛充栋，没有必要在此罗列。事情的结局众所周知：因为英国人拒绝行礼，整个中华帝国都极为不悦。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英国人同意单膝跪地，随众俯首，中国人也不再勉强他们非要把头碰在地上。晋见因此勉强得以举行。
不过从此之后，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餐桌上的菜少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也不再可口。其他丰富的供给也减量一半，甚至英国人所住的宾馆档次也降低了一格。中国官员的脸色冷淡下去。一切都表明，这个帝国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15）
但是，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是实力论者。他们都十分清楚，国家的实力主要建立在军事及物质基础之上。因此，英国人对于此行还抱有希望。他们认为，皇帝看到那些代表英国国力的礼品后，会改变对英国人的态度。
确实，英国人的倨傲并没有影响皇帝对英国礼品的关注。
皇帝首先看到的是运到承德的体积较小的礼品，内容如下：
二百匹呢料，两台大望远镜，两支气枪，两支漂亮的猎枪，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嵌银；二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枪（可一次连射八发子弹）；两箱爱尔兰特产波纹绢，每箱装七匹；两箱高级英国手制华贵地毯。还有一大批英国贵族和名人的肖像。
皇帝细细观看了这些“贡物”，不过略感失望。皇帝期望的是看到“自行人”“机器狗”那样匪夷所思、巧夺天工的玩具。他并不需要呢料，在他的印象中，英国的呢子除了做帽子外别无用处，而他并不需要那么多帽子。至于枪械他也应有尽有。老人恋旧，虽然这些英国枪支做工很别致，但他用不太习惯，况且大生日的舞刀弄枪不太适合，所以他也没有试用。至于“千里镜”，在康熙年间就传到过中国。这两架大的望远镜他看了半天，除了别的望远镜是从正面看，这是从旁边看，似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明白赫歇耳望远镜与普通望远镜的本质区别，而中国并无这样的人才。英国人在写礼品清单时，十分强调这架望远镜的特殊之处，还特意强调了它是大科学家牛顿所发明。可是英国人的一片苦心白费了。在翻译时，翻译图省事，语焉不详，而且漏掉了牛顿的名字。
这些东西让皇帝兴趣索然。
真正让皇帝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印刷品，喜欢绘画的皇帝承认这批画作确实十分精美。留在圆明园没有北上的巴罗写道：“（这批印刷品）主要是英国贵族和名人的肖像。为了易于接受，用黄色的摩洛哥革装订成三册。皇帝对这批肖像极其欢喜，派飞骑来到圆明园，（向英国画家）索要每一个人的姓名、爵位和官衔，并将其译成满文和中文。”
看过之后，皇帝命人把这些贡品摆在澹泊敬诚殿前，供中国百官观赏。
虽然对这些小件礼品有些失望，不过对于那些留在北京的大件，皇帝还是充满期待。毕竟，这些东西用了三千人才运到，光安装调试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其新奇巧妙，应该可想而知。
为了早点见到这批礼品，皇帝取消了每年生日之后都要举行的狩猎活动，提前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后，皇帝没有进城，而是直接去圆明园看贡品。因为马戛尔尼不愿在他面前下跪，所以他没法叫马氏陪同讲解：“皇帝一到圆明园，便前来观看礼品——这是当时在场的丁维提告诉我们的。他宁愿表现出这一合乎情理的好奇姿态，因为他知道马戛尔尼不会来向他夸耀这些‘贡品’。特使只是在第二天才获悉皇帝参观的事。”
然而皇帝的反应大出英国人的意料之外。英国人对“天体运行仪”寄予了很大希望。它向中国人立体而清晰地展示了太阳系的全貌。中国人的宇宙观还停留在天圆地方阶段，而英国人已经通过仪器，直观地告诉了中国人地球是如何围绕太阳运动的。“该仪器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从仪器上还可看到太阳的轨道，带四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16）
然而在翻译过来的清单中，这个仪器被称为“天文地理大表”，中国人认为，它是用来测算节气的。甚至认为它和那种被称为“八音盒”的音乐装置类似。
皇帝也没有兴趣弄明白这架奇怪的大表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他关心的是里面的机关消息是不是与以前见过的钟表有什么不同。然而，据中国匠人汇报，并无新奇之处：据派出学习之西洋人及首领太监、匠役等佥称，连日留心看得大表内轮齿枢纽运转之法，并无奇巧，与京师现有钟表做法相同。
皇帝因此对它就没了兴趣。
至于地球仪，皇帝更看不上眼。因为这东西康熙的时候就传到中国来了。宁寿宫、乐寿堂里的地球仪已经放了上百年了。英国人想要通过地球仪展示的是他们的地理知识和航海成果。“该地球仪标有受英王陛下之命在世界各地远航所发现的新地方，并画出所有这些远征的航海路线。”而这些奇怪的地名和符号，皇帝根本看不懂。况且翻译也没有提到什么新航线的问题，只翻成：“天下万国四州山河海岛，都画在球内。亦有海洋路道，及画出红毛船只。”
对于那架“地理运转架”，皇帝和中国官员只注意到了其座架花纹一般，不如宫中旧藏：“地理运转架一件……座架上装饰花纹尚不及景福宫仪器精好。”
唯一引起皇帝兴趣的是帕克透镜。英国天文学家在皇帝面前卖力地做着各种示范。他将一块金属放在透镜前面，一会儿工夫，金属熔化了。皇帝十分惊奇，由此得出了结论：“无论透光镜或望远镜的原料都是玻璃，同一种东西通过欧洲人的技巧而做出不同功能的仪器来。”
这真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不过皇帝并不以为奇。西洋人的长处就在于制造这些淫技奇巧而已，于人生日用并无大的裨益。试想，谁会用这样笨重的家伙来点火呢？只有和珅表现出了漫不经心的兴趣和一定程度的敏锐。“和珅用它来点他的烟斗——似乎这个仪器只是个‘笨重的打火机’——并提了几个问题：‘是否可以用这透镜去火攻敌方的城市？阴天时它们如何起作用？’但他并不听回答。”
帕克透镜的表演以哄堂大笑结束：“一个冒失的太监伸出手指被烧痛了，匆忙把手缩了回来，这引起了哄堂大笑。示范表演就到此为止。这太可怜了。”
皇帝又看了一眼气压计，确定了他的失望。“他看了一眼气泵，临走时冒出这么一句话：‘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
在礼品中，英国人最希望中国人重视的是“君王”号的缩小模型，这是一艘装备着一百一十门大炮的战列舰，是英国舰队中最出色的战船。如英国人所愿，皇帝被它吸引了片刻。但是他提的问题却遇到了翻译上的困难。
皇帝扫兴地走了。不过基于他不同寻常的英明伟大以及他的军事素养，他后来还是补看了一下英国火炮的演练。不过很不幸，他们没有用英国炮手。“来了一名官员，他要求把炮弹即刻送到圆明园去试射。但中国人自以为技术熟练，没有要用我们的炮手。”
这次没有英国人目击的演练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从此之后，这些欧洲的最先进的迫击炮就再也没有被搬出来用过。总的来说，皇帝认为英国人是一个爱吹牛的民族，开始所称的极大极好的贡物，只不过是“张大其词”，很多甚至比不上中国人自制的“精巧高大”。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17）
皇帝总结说：
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
英国使团还有一样撒手锏。这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尖产品，但使团成员几乎个个认为它会在中国打开销路，这就是英国马车。
中国马车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大的变化。由于车轮是木制的，座位位于轮轴上方，人正好坐在重心上，又没有弹簧等减震设备，因此乘客饱受颠簸之苦。坐上几十里路，往往困顿不可言状。
英国人马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甚至皇帝坐的马车也是一样的不舒服：“皇帝轿后有一辆二轮马车，式样笨重，又无弹簧座位，同中国的普通马车相差无几……同英国赠送的舒适、轻便、华丽的马车比较起来，上下悬殊简直无法比拟。”（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而中国人乘坐英国马车的感受也让他们信心大增。斯当东写道：“特使在这段路上乘坐从英国带来的马车。从北京到鞑靼区这条路上，这样规模的大马车，大概首次遇到。特使有时约请几位同行的中国官员进到车来同坐一起。中国官员最初怕车身太高，容易倾覆，特使告诉他们绝对安全。他们坐在车上，看到各种灵巧设计，尝试到舒服的弹簧座位，可以随意开关的玻璃窗和百叶窗，车子走得又稳又快，他们乐不可支。”
如果说皇帝的科技知识缺陷使他无法理解英国科技仪器的过人之处，那么他的屁股总能感受到西洋马车的舒服吧？
他们因此判断，这将成为英国人用来交换茶叶的有力武器：“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总无法否认和抵抗舒服方便的实际感觉。如同钟表和布匹一样，将来英国马车也将在中国是一大宗商品。”
不料，事实证明这又是一个可笑的一厢情愿。英国人“进贡”的两辆有弹簧减震设备的马车，根本没有被乾隆看见。因为车子的形制不合中国规矩：
所有礼物当中，那辆哈切特制作的漂亮马车最叫中国人伤脑筋了。京城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光是车上哪一部分是供皇帝乘坐的就让他们争执不休了。那辆冬天用的马车驭座篷罩带有漂亮的花边，装饰着玫瑰垂饰。它华丽的外表和高耸的位置让大多数人立即认定这是皇帝的座位。但是车厢之内该由谁坐就难以判断了。他们检视了窗户、百叶帘、帷幔，最终得出了结论，那只能是给他的嫔妃坐的了。那个老太监跑来问我，听说那个漂亮的高座是给车夫坐的，皇帝的座位在车厢里面，他面带讥笑地问道，难道我认为大皇帝会容忍有人坐得他还高、把背冲向他吗？他想知道，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把那个驭座拆下来，移到车厢的后面去。（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原来，西式马车车夫的座位位居车厢的前面且高高在上，车夫背对皇帝，不合中国的礼制，只好将这辆车“束之高阁”。
这件事很容易让人想到乾隆的重孙子媳妇慈禧的另一件事：1898年，外国人送给太后一辆德国杜依尔汽车公司生产的第一代奔驰轿车。从普通人角度分析，这大奔至少要比马拉的轿车减震性能好，也要比人抬的凤辇减少颠簸感。然而，史料记载慈禧对这辆大奔并不满意。因为这辆车里，司机坐在太后的前面，这让慈禧很扫兴。因而仅仅坐了一次，这辆豪华的大奔就被慈禧弃而不用了。从那时起，这辆大奔就一直停在颐和园内。据说在“文革”动乱期间被砸烂后扔进了废品堆。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18）
对礼品的失望加重了皇帝对英国人的反感。他认为自己受了“张大其词”的英国人的骗了。
而马戛尔尼偏偏选择了这个时候通过和珅向皇帝提出了英国的几项主要要求。他认为，皇帝认真观看了英国礼品后，应该对英国有所敬畏了。
见到马戛尔尼的这封信，皇帝才明白了英国使团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庆祝他的生日，而是想提出这些过分的要求。
即使是心情良好，皇帝也绝对不会考虑同意英国人要求中的任何一条。为大清王朝确定一系列永不变更的制度，是皇帝在位几十年一直致力的事情。因为一个小小的岛国几件不合胃口的礼品，就改变天朝定制，是不可想象的。
皇帝给英国人下了一道长谕，逐条驳回了英国人的请求：
关于英国人想与中国互派使节，皇帝说：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例改易服饰，天朝亦从不肯加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住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关于开放珠山、宁波、天津，皇帝说：
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尔国亦一律遵行，多年并无异语，其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均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所销卖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晓谙尔国语言，诸多未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船泊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对在北京设一洋行，皇帝说：
京城为万方拱宸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掺杂。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关于英国人想“获得”一个岛，放置货物，皇帝说：
尔国欲在珠山海岛地方居住，原为发卖货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无洋行，又无通事，尔国船只已不在彼停泊，尔国要此海岛地方，亦属无用。天朝尺土皆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
至于让生活在广州的英国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度这个小小的要求，皇帝同样断然拒绝。英国人希望能住到省城之内，并且恳求说，他们在广州期间，应该有骑马、从事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和为健康而进行锻炼的自由。英国人还保证说，他们将注意在得到准许后将不打扰中国人的生活。但皇帝认为，这个问题过去早有过定制，不容更改。他说：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19）
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画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给地方分住耶。至于夷商等出入往来，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随时稽查，若竟毫无限制，恐内地民人与尔国夷人间有争论，转非体恤之意。核之事理，自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方为妥善。
关于改革广州贸易体制并公开关税，皇帝则说：
粤海关征收船科，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晓谕。
总之，马戛尔尼的所有要求，一字不落，全部被否定。在结尾处，皇帝总结说：
以上所谕各条，原因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能深悉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妄于。朕于入贡诸邦诚心向化者，无不加之体恤，用示怀柔。如有恳求之事，若于体制无妨，无不曲从所请。况尔国正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嘉倍于他国。今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代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兹再明白晓谕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经此次详谕后，尔国王或误听尔臣下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该处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当立时驱逐出洋，未免尔国夷商徒劳往返。勿谓言之不豫也。其凛遵毋忽。
乾隆的这道谕旨，向世界宣告了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中国大门的不可能。
乾隆不知道，他错过了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对外部世界一直是怀抱着相当兴趣的。汉武帝多次派人外出探险，与欧洲遥通声息。唐代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已经相当繁荣，“自伊吾以西，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员不绝”。各色人种的商人聚集长安，一直是大唐开放气派的一个标志性证明。两宋海外贸易更为繁荣，数代皇帝对外贸都十分重视。北宋神宗曾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因而他要求臣下“创法讲求”，以“岁获厚利”。南宋偏居东南一隅，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错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南宋外贸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大元王朝的开放直接导致了《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马可·波罗记载当时刺桐港（泉州）繁荣的盛况：
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这里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运往亚历山大港以供应西方各地所需的数量却不到百分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虽然贸易关税和运费加在一起占到了货物价值的一半以上，但剩余的一半仍有很大的利润。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从16世纪起，西方国家以葡萄牙为先锋跨越重重大洋终于来到神往已久的东方海面。它们在东南亚及中国大陆东南海域的岛屿建立贸易据点，展开激烈的贸易霸权争夺。全球化过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而恰恰从此时开始，中国开始转向闭关锁国。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20）
当西方人出现在东方海面之际，中国恰逢改朝换代。在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看来，海外贸易除了进口些用不着的奢侈品，以及带来危险的海外势力外，不能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所以他下诏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不仅海外贸易，连近海内贸都在禁止之列。虽然明成祖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但是其目的仅仅是招徕朝贡国以及追踪建文帝。明成祖去世后，这种赔本买卖很快停止了。虽然明朝中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允许小规模海外贸易，但仍然禁令重重。嘉靖年间，明世宗规定：“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明初郑和宝船有9桅之多，船的吨位也大至1500吨左右，而双桅船的载重量则只能在500石以下。这一禁令影响持续了300余年，直到1820年，中国驶往东南亚的海船仍限制在两桅。
清朝建立后，由于台湾郑氏势力的存在，一度宣布禁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清朝收复台湾，同年十月，开放海禁。这是中国赶上世界的最后一个机会。从内外条件来讲，中国都处于有利地位。从内在条件看，康乾时代，中国的制造业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绸缎、生丝、瓷器、茶叶等独步世界的商品不仅销往南洋、日本、中亚等传统国家地区，而且远销俄国和欧美。一直到乾隆辞世的1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所占的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大约相当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比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还要高。贡德·弗兰克说：“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白银资本》）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无论对东洋还是南洋，都是大量出超，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
从外部环境看，17世纪后半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已经衰落，后起的荷兰也进入衰落的过程中。英国还未走出革命后的内政困扰，其向东亚的大规模扩张是18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半期，可以说是东南亚海上力量的空白期。甚至从马戛尔尼使华到英国有能力直接攻击中国，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乾隆能通过马戛尔尼访华敏锐地感觉到迫在眉睫的威胁，并抓住这最后的时机积极经略海上，加强中外海上交流，并非没有可能获得大量最新西方军事及科技成果，迅速赶上世界水平。（《16世纪至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外贸易政策述评》）
可惜，这仅仅是一个假设。中国文化并没有提供这个可能。中国人从这次交往中所获甚微。
在马戛尔尼离开中国后，乾隆皇帝得出结论说：
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驶，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
“便于水而不便于陆”，在后来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官员得出的结论仍然与此毫无二致。
马戛尔尼使团的到来对中国重大的后果只不过是在天朝的朝贡国名单中多了一个名叫“咭唎”的海外番国。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开始重修的清代第三部一统志中就增加了“咭唎”一条。
虽然英国人拒绝下跪，惹得乾隆生了一肚子气，但精明过人的皇帝仍然不愿意放过利用这次英国人来访标榜自己的统治的机会。英国人送来的大批衣料，被他赏给了大臣们，让他们看看新鲜，并且特意说明这是英国人万里远来进贡的东西，以使“内外大臣共知声教覃敷之盛”。不过，有一些大臣头脑不够灵光，收到赏赐后的谢恩折中未说明是收到了英国所进之物。皇帝对此深为不满。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特意因此而降旨说：“本年英吉利国遣使赴京，祝禧纳赆。朕因系远夷所进方物，特命分赏，俾内外大臣共知声教覃敷之盛。督抚等接奉后，谢恩折内自应将所赏物件系英吉利国呈进之处叙明。昨朱圭奏到折内即将此意叙入，乃本日蒋兆奎谢恩之折，止称奉到恩赏啤叽褂料一件，而于英吉利国所进并未一字提及，竟系无故而特加赏赍。所奏殊不明晰。”虽然英国人的进贡过程闹得很不愉快，但清王朝上下仍然毫不费力地将此事归纳为圣朝光荣伟大的证明。长芦盐政徵瑞在奏折中就这样写道：“圣主至德如天，外夷闻风向化，吉祥好事甚多。”直隶总督梁肯堂在奏折中亦说：“英吉利遣使入贡，实为圣朝吉祥盛事。”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21）
那几样最大、最精美的礼品，比如那个“大表”，被皇帝当成了装饰品，分别陈列在了圆明园及大内。至于小件礼品，大都随意处置了。英国人礼品中有一批金属工具，这些“钢铁制成品”，是“为了皇帝陛下可以同中国同样物品做一比较”，目的是展示英国金属加工工业的发展水平。斯当东乐观地认为，“将来东印度公司的船假如能开到天津，英国伯明翰和设非尔德的货品（五金器具）只在北京一个地方就可以销很多”。而皇帝是怎么处理的呢？档案记载，当年十月二十九日，皇帝把它们当成“铁家伙”赏给了造办处的工匠们使用。“十月二十九日，库掌舒兴、催长恒善来说，太临监鄂鲁里交西洋铁家伙一件，英吉利国进，传旨，着赏给造办处匠役用。钦此。”
那些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军火还有那驾没法被皇帝看见的马车则被锁进仓库，再也没有人关心过。1860年英国人抢劫圆明园时，又找到了60年前他们进贡来的东西。“在金库旁边，就有一座较大的库房，里面放着马车和大量的器物，这些器物都是成套的，几乎不是镀金，就是镀银，非常精美。蒙托邦将军一眼看出，这是一个车马库，存放的都是欧洲货，有公元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代表英王乔治三世，敬送给83岁高龄的乾隆皇帝的豪华大马车，还有公元1792年在英国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制造的杀伤力极高、制作精致的榴弹炮以及炮弹、炮架和牵引马车等全套装备，还有马戛尔尼私人敬送的礼品。令众人惊讶的是，这些进献之物，竟然全都原封未动，丝毫没有碰过的，上面落满了灰尘”。（《故宫国宝宫外流失秘笈》）
英国人很奇怪中国人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武器不用，而一直以自己那笨重过时的火绳枪与他们较量。
二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
出使中国这一年，马戛尔尼勋爵55岁。从27岁作为特使被国王派往俄罗斯起，他已经从事外交28年了，历任爱尔兰事务大臣、格林纳达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早已经是外交界骨灰级人物。漫长的外交生涯已经使他厌倦。“后来政府委他做孟加拉总督，他辞不就任。就权力和报酬而论，孟加拉总督是大臣所能推荐的最高职位了”。（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不过出使中国这个任命，却令宦性已淡的他一下子兴奋起来。“到北京访问这个工作对一个热心追求新鲜事物的人来说是太有吸引力了。因此当政府刚一向他示意，他立刻欣然表示接受。”（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原来，马戛尔尼勋爵是一个“中国迷”。事实上，那个时代的欧洲，每一个贵族沙龙里都会有一两个中国迷。
从罗马时期开始，欧洲人就对中国怀抱着浓厚的好奇心。通过越洋而来的丝绸，他们对这个古老国家已经展开了无穷的想象。对欧洲人来说，中国似乎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国度，中国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神秘。人们传说，在遥远的东方丝国，人们从一种奇特的树皮中抽取丝线，织出美丽的丝绸。（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
直到马可·波罗时代，西方人才真切地触摸到了中国。1275年，21岁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穿越欧亚大陆到达开平府，在这里见到了令世界震撼的蒙古大汗忽必烈。他向欧洲人汇报说，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众多、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22）
1522年，麦哲伦打通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线。从那时起，一批又一批身怀传教热情的传教士抵达中国。他们向欧洲寄回大量书信，汇报他们的惊人发现。传教士们说，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由孔夫子的思想所指导，由开明君主们所统治，社会富庶而和平，人民勤劳而礼貌。这些说法令刚从中世纪蒙昧中觉醒过来的欧洲人眼界大开。一股“中国崇拜”的热潮迅速燃遍欧洲。欧洲许多的大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如醉如痴，他们认为中国的一切，从制度到道德，都比欧洲优越。伏尔泰在他的小礼堂中供奉上了孔子画像，并且向欧洲人宣称：“世界历史始于中国。”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他的学生沃尔夫则认为中国就是现世的乌托邦。
马戛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迷。他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大洲，从加勒比海到印度，但神秘的中国对他来讲仍然是一个谜，一个让他魂牵梦绕的谜。在并不知道自己将要出使中国的1786年，他已经在诗句中这样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
仿佛我游览中国幸福的海滨，
攀登她无比自豪的杰作万里长城。
眺望她波涛汹涌的江河，
她的都市与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
越过北方疆界，探研鞑靼旷野，
不列颠冒险家从未到过的地方。（《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他曾经在梦中游历了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国家，如今居然有机会让梦成真，他怎么会不激动万分呢？
马戛尔尼时代的欧洲正处于启蒙时代。与现在的“欧洲优越论”相反，那个时代的欧洲在中华文明面前怀有深深的自卑心理。在当时的欧洲著作中，我们能找到很多“当中国已经……时，欧洲还……”句式的表述。比如伏尔泰说：“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就像今天我们动不动用“西方”来比照“中国”一样，那个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正是用“中国”来批判“欧洲”。（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陷入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粗鄙而教条的宗教信念笼罩着欧洲的一切。“中世纪的精神状况是愚昧无知地拜倒在教会的偶像——教条、权威和烦琐哲学之前。”（约翰·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史》）
启蒙运动意味着从蒙昧的宗教迷信中清醒过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欧洲人许多启示。欧洲人惊讶地发现，没有教会的中国似乎处处比欧洲优越。与四分五裂的欧洲比起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安定的国度。欧洲任用贵族来管理国家，而中国则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一视同仁地选拔文官。欧洲各国沉迷于狭隘的宗教教派之争，而中国各教之间则相互宽容。欧洲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缥缈的来世，中国的儒家学说因为不语怪力乱神而更显理性。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的世俗精神启发了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主义大旗，猛烈抨击中世纪的神学教条。传教士的书简成了最热门的读物，精英阶层的客厅里，人人谈论孔夫子的学说、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甚至还有圣明的康熙大帝的生平。
传教士们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为它建立在父权这个神圣的自然法则之上，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机构，构成了中国这样一个全新的道德世界。这令一直激烈谴责天主教会的伏尔泰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他赞扬中华文明伟大的奥秘在于其贯穿了理性与道德的原则。他说，中国人“具有完备的道德学，它居于各科学的首位”。他在《哲学辞典》的“光荣”条目下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23）
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样，当时的许多学者号召欧洲向中国取经。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莱布尼茨甚至这样建议：“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
当然，关于中国的声音并不是一边倒的，也有人对传教士的书简做出了另一种解读。启蒙时代热爱自由的欧洲人对任何一点专制的信息都极为敏感，不幸传教士书简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暗示。孟德斯鸠就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千年不变和社会稳定是专制控制的结果。
百科全书派主持人狄德罗和伏尔泰一样，十分推崇孔子的理性和务实精神，不过却对中国人的父权原则提出质疑。他认为，对父辈的盲目服从，只能产生纵容父辈错误、剥夺儿辈自由的恶果。
另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对中国文化优越性的疑问：如果中国文化果然这么辉煌，何以一再被异族统治呢？“如果无论大臣们的见识或者法律所号称的睿智，或者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所堆砌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出什么结果呢？结果不就是住满了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吗？”（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余建华《17—18世纪西欧启蒙思想家的中国文化观探略》；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
对同一个国家，人们的判断和评价如此两极，让人莫衷一是，也让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们迷惑不已。中国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再过几个月，一切都将真相大白。
经过九个月的行驶，英国使团终于抵达了中国海面。
乾隆盛世是中国史上的登峰造极，一直为后世所艳称。为了向远人展示帝国的富庶繁荣，皇帝更是精心准备，一掷千金。那么，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传统盛世，在英国人眼中是什么样子呢？
英国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个东方大国的人口众多和市井生活的繁荣。从马可·波罗时代起，这一点就一直为欧洲人所惊叹。关于中国的人口，长期以来在欧洲是一个谜。马可·波罗说，汗八里城（元代蒙古人对大都的称呼，即今北京市）的“人数之多……是世人想不到的”。（《马可·波罗游记》）这已经让欧洲人产生怀疑，明清时传教士的说话更令人难以相信：全人类人口的三分之一会集中在一个国家之内，而这个国家的面积虽然广大，也不过是整个陆地面积的十二分之一。不过英国人的访问为欧洲得出了定论：“人们给予这个国家人口数量的上限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真实的。”（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人口众多的最有力证明是自然资源的稀缺。英国人刚刚抵达中国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1793年7月初，英国舰队抵达第一片中国领土舟山群岛。由于遇到落潮，“克拉伦斯”号只得在一个叫六横岛的小岛边抛锚稍停。英国人想“利用等候潮水的时间上岸对中国领土进行第一次的观光”，于是他们爬上了六横岛。爬过海边陡峭的石壁后，他们在山下发现了一块人工填海填出来的小平原。很显然，为了造出这块小平原，本地的居民们没少费力气。“为了防止海水的冲洗，前面筑了一条三十呎高的土堤。但这块平原的面积并不大，我们怀疑花费这样大的力气搞出这么小的一块土地来是否合算。平原上种的是稻米，耕作得很精细。”（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24）
这就是展现在英国人面前的典型中国国情：土地稀缺，人口密布。这有点出乎英国人的预料。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固然人口众多，但同时疆土也极其辽阔。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东方大国的人口压力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随着后面行程对中国的深入，他们越来越体会到土地对中国人的珍贵：
中国的全部土地，只有极少数例外，主要是种植人吃的粮食。中国没有大的牧场，也没有专为种植牲口吃的燕麦、豆类和芜菁等等。除了皇帝的御花园外，全国很少公园和其他公共娱乐游玩地带。中国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公路既少又窄。全国没有公地。大地主们也不肯划出大块土地来不事生产而改作娱乐或者运动的场所。所有耕地从不休耕。（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确实，传统中国似乎从来没有“公园”和“休耕”的概念。土地在我们眼中，唯一的使命就是生产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
历史学家们认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实际的人口数比政府统计的还要多。乾隆晚年中国人均耕地的乐观估计是3.5亩，而同时期的英国，人均占有耕地10亩，是中国的3倍。此外，当时英国还有800万英亩荒地，也就是说，全英国每人尚能拥有1英亩（合6亩左右）的土地储备。整个欧洲情况与英国相似，“欧洲是一个遍布草原、休耕地和森林的地区，它从来不缺少可耕地”。（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了解了这个事实，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对中国的耕地紧张状况如此惊讶了。
从上岸的第一天起，英国人就开始持续不断地惊叹中国的人口众多。使团总管巴罗说：“要说有什么令人惊叹的话，那就是人口之众多。自到达之日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蜂拥到岸边来。”（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每到一处，大路边总是站满了看客。根据一路上的见闻，副使斯当东判断，中国的人口密度比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还要多1/3。也就是说，马戛尔尼到中国时，中国人口估计在3.5亿左右。
英国人的第二印象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紧张繁忙和商业的兴旺发达。
到达舟山群岛后，不熟悉中国海况的英国人在浙江海岸停留了几天，为的是等中国官员为他们寻找到北上的领航员。
利用这个时间，他们来到一里地之外的一个小县城——定海观光。
他们主要关注的还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定海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小而繁荣的城市。“定海非常近似威尼斯，不过较小一点……城内服装店、食品店和家具店很多，陈列布置得相当讲究……整个城市充满了活泼生动的气氛。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人都必须做工。事实上人人都在劳动，无人过着寄生的生活。我们看到男人们忙碌地走在街上，女人们在商店里购货。”（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一群金发碧眼的怪物出现在东方小城的街头，我们可以想见其轰动的程度。“无数好奇群众争先恐后地把我们包围起来……我们最后走到一个庙宇里去躲避群众。”巴罗的描写总是更生动：“人人都想把头伸到轿窗前来满足一下好奇心，咧着嘴笑嘻嘻地喊一声：红毛！”（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这些睁大眼睛好奇地盯着英国人的定海百姓哪里能想到40多年后将要来临的灾难。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25）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小县城已经令英国人对中国商业的高度繁荣和中国人在人口压力下的紧张生活有所了解，后来中国的其他城市，特别是最大的城市北京给他们的印象当然更为深刻。
在浙江海岸稍作停留后，使团船只继续北上，抵达大沽口。在这里，他们换乘吃水浅的中国小船，沿白河前往北京。
来到北京，英国人马上被迎面而来的商业气息拍了个跟头。副使斯当东说：“（北京东郊）铺石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商店，作坊和顾客之多，处处表示出兴盛繁荣的气象。”“街道上的房子绝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装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商店门外挂着角灯、纱灯、丝灯或者纸灯，极精巧之能事。商店内外充满了各种货物。”（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巴罗的记载则更加详细生动：
穿过城门走上那种大路之后，我们眼前马上就展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象。大路两旁各是一溜屋宇，全为商铺和货栈，门前展示着各自的独特货物。商铺前一般都竖着大木柱。柱顶高过屋檐，柱身刻着镏金大字，标明所售货物以及店主的诚信名声。
……流动的匠作如补锅匠、剃头匠、鞋匠和铁匠，卖茶、水果、米饭和其他吃食的摊贩，以及商铺门前展示的货物，把一条宽阔的大路挤得只剩中央一线。
……一切都在移动。大路两侧也塞满了巨大的人流。或买或卖，或以货易货，各取所需。众声喧哗，既有小贩的吆喝，也有其他的争吵……捧货筐的小贩、演杂技的、变戏法的、算命的、走方郎中和江湖医生、说相声的和卖唱的，挤成一堆。（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中国人是有着商业天才的民族，自古以来一直如此。虽然英国是商业大国，但乾隆时代中国国内商业的繁盛仍然令英国人大开眼界。虽然中国历史上一直实行轻商主义，但中国人的商业本能从来没有被熄灭过。事实上，每当天下太平之后不久，中国各地的商业都会迅速勃兴。乾隆时期的商业繁盛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不过由于其巨大的人口基数和财富基数，却肯定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人目睹并见证了乾隆盛世的一个侧面。
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18世纪末来到中国的英国人却惊讶地发现，与黄金遍地的传说相反，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
如前所述，使团一路上享受的是皇帝最慷慨的礼遇。刚到大沽口，两名中国官员带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在此迎候，其数量之多令英国人惊讶，以至于使团副使斯当东认真地记下了礼品的内容。这个见面礼出乎英国人意料。按西方外交惯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团的出访费用是自理的。但到了中国后，他们却意外地享受到免费而且极为丰盛的供应。过于丰盛的礼物似乎证明了马可·波罗笔下中国超级富庶的记载。然而，运送食物的中国船只载着那两名官员刚刚离开不久，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就彻底改变了英国人的估计：因为中国人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这些英国人的弃物。“但中国人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26）
官员贯彻皇帝旨意，在一切环节中全力展示帝国的富强。但这一旨意毕竟没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领会。他们关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国家的尊严。这个细节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尴尬。
事实上，在登陆中国后，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这个外表繁荣富庶的处于盛世中的大国难以想象的贫穷。
他们首次注意到中国人吃狗肉。当然，不只是狗肉，只要是肉，中国人就吃：“狗肉是他们惯用的食物。生活在水上的悲惨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
更令他们惊讶的是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弃婴在基督教国家中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巴罗说：“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死婴的尸体，身上没有系葫芦，漂流在珠江的船只当中。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仿佛那只是一条狗的尸体。而事实上如果真的是一条狗的话，也许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很明显，这是人口压力和贫困所致。“极端的贫穷，无助的困苦，连年不断的饥馑，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悲惨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响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并导致这一为习俗所鼓励、又不为法律所禁止的惨无人道的罪行。”
中国人从来都是十分勤劳的。马戛尔尼说：“在整个路途上，我没有见到一块土地不是用无限的辛劳来加以耕作，来生产它能够生长的每一种粮食和蔬菜。”“中国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为了获得更大的收获，农民们挤在一块狭小的平地上，密集地进行劳动，精心选种育苗，进行精耕细作。事实上，乾隆年间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巴罗则估计粮食的收获率高于英国，他写道：“在中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
然而，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饥饿的盛世。马使团的来访有力击破了马可·波罗以来一直流行在欧洲的中国富强说，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判断从此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马尔萨斯后来在《人口论》中用中国作为典型例子来论证人口无限制增长的可怕后果：
在一些国家，人口似乎受迫，人们习惯了靠尽可能少的食品生存。在这样的国家一定曾有这样一些时期：人口不断增长，而生活资料却毫无增加。中国看起来符合这种描述。假如我们所得到的对它的描述可信的话，那么下层阶级的人民习惯于靠尽可能少的食物生存，并乐于食用欧洲工人宁死也不愿意吃的泛滥垃圾……这种境况下的国家必然会面临饥荒。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中国政治上的贫困。
斯当东和巴罗都注意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中国政府高官中有许多胖子，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斯当东说，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27）
对于社会的强烈两极分化，中国人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但是地球上其他国家并不都是这样。斯当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18世纪欧洲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产阶级迅速兴起与壮大。中产阶级的兴起，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近代世界的许多变革，如英国的清教徒革命，法国大革命与19世纪的民主改革等，都与中产阶级的要求密切相关。”随着他们力量的壮大，国王和贵族都不得不向他们低头。
巴罗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实际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申冤的机会。”（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而对于英国人来说，“实业”是他们致富的基本手段，经济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带来政治地位的上升。当然，这一过程需要对个人财产权的绝对尊重。而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是英国法律的重要内容。英国人认识到，个人财产权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洛克就说，财产权与个人的自由有着直接的关系。财产权不是一种物的关系，而是一种道德的关系，一种与因果关系相联系的涉及预期的稳定性的社会关系。没有它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预期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法律中，个人财产权却屈居政治权力之下。巴罗研究了中国法律后得出结论说：
中国所有的有关财产的法律确实都不足以给人们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恰恰只有这种安全感和稳定感才能使人乐于聚积财产。对权势的贪欲也许使他们对那些小康视而不见，但是那些大富却实难逃脱他人的巧取豪夺……执法机构和执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执法官员有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对善与恶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
马戛尔尼的结论与巴罗相似。他说，是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进步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才能发生。但是，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总是皇帝的利益”，因为“任何财产违反了他的主张是得不到保障的”。马戛尔尼不否认中国存在着大土地产业，但他认为它们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如“高利盘削和官职馈礼”所获取的。它们是贸易或侵吞的短暂的积聚，而不是土地贵族或绅士的产业。他写道：“在中国确切地讲没有世袭贵族。”
在那些推崇中国政治的欧洲学者的著作中，中国社会的和平、稳定、井井有条一直是他们赞美的重点。他们认为，这说明中国是民权、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国。“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组织”。（郑鸣谦《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儒学”镜像》）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28）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