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皇帝却问我：“之前陈襄举荐你，他却上书陈青苗法之害，请废青苗法，你的看法如何？”
我到此时才知道举荐我的人是著名的陈襄，他在今年因为陈青苗法之弊而被贬出京师，这个我是知道的。抛开我对陈襄的钦佩不谈——他在举荐后竟然当没事发生一样，皇帝此时特意点明，必定有他的用意。
“臣此时方知是陈大人荐臣于陛下之前，青苗法利弊，非臣所宜言，然古人已有论述……”
皇帝大吃一惊，古人哪有什么青苗法呀，他很吃惊的看着我从袖子里掏出一本书递上，看得清了，却是民智印书馆最新印的《盐铁论》，我本来是想借这本书和皇帝讲讲炼铁的，没想到这时候做了道具。
皇帝哈哈大笑，“卿欺朕不读书吗？《盐铁论》中何曾言及青苗法？”
我故意大声回道：“臣不敢，《盐铁论》中的确没有说过青苗法，却说过官营盐铁于民生之害。”
但凡官营垄断的东西，质量往往粗糙，给百姓造成很多困扰，这种种弊病，是当年的文学贤良攻击盐铁专营政策的一大理由，皇帝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我这时候提出这个引子，是因为我知道新法的下一步，马上就是要由地方官去市集卖东西赚钱了。王安石对这种计划经济的喜爱，真是到了变态的地步，古往今来，没有做得这么过份的。
皇帝是聪明人，很快就是明白我的立场，但是却微笑不答。
我接着话题说道：“青苗法本是善法，然而一由官府主持，善法必成恶法，还请陛下明察。微臣以为，青苗法不必废除，也可以去其病而成其利。”
皇帝看我的眼光里都有点急切了，不过他还是矜持的保持着微笑。
“……臣以为，国家之弊，不在于岁入太少，而在于岁费太多。本朝文武官员兵丁士卒为历朝之最，且官员致仕后又有恩宠，月俸照常，而陛下又仁爱为怀，使得国家冗兵冗官虚耗国库。相公裁官精兵，实是良策。臣以为，如今之官吏，可减至二分之一，兵卒之数，一二十万足矣……”
皇帝吃惊的看着我这个比王安石还要激进的改革主张，打断了我说的话：“一二十万兵卒，国家秋防岂不荡然无存？”
我又向皇帝细细的解释着，我可能发明一种新的炼铁方法，并且向他描述了火枪的一些特点，希望皇帝给我一座铁山让我研究这些东西，至于费用可以由我自己负担，不耗国库一分钱，只是怕有嫌疑，希望皇帝能批准。另外我和皇帝讲到一种新的合作社体制，让地方的士绅三老族长公议，组成合作互济组织，由这些机构来推行青苗法，而一些被裁减的官员，可以让他们组成观风使，去这些合作社监督执行情况，并且和当地的父母官进行协调。我的本意是通过这种方法，把中国的行政体制推进到乡村，让帝国政府更有效率。
这一番解释，真是耗费时间。我上午进宫，和皇帝连饭都没有吃，一直谈到晚上。皇帝心思也较慎密，很多地方很问得很详细，我也不厌其烦的慢慢解释，力求皇帝能够明白这种方法的好处。其实中国古代本有这种合作互济社的雏形，宋代的常平仓就是一例，我的构想只不过是更加精密完善而已。
到晚上告退的时候，皇帝已基本接受我的意见了，但是他还是要我第二天上个详细的条陈。一方面是出于慎重，一方面他肯定要和大臣们商议，并且征求王安石的意见。
当天晚上，我把李一侠和段子介请来，开始详细这份奏折的写法。因为事先我并没有和他们通过，所以他们听到这个构想时，也是相当的激动。
技术性的细节问题一向是很累人的，不过这两人倒是真的有经世济用之材。很多地方能够提出不错的补充意见，就这样，由我构想，他们二人补充，段子介执笔，李一侠润色，若有什么地方有问题，马上就派人去询问学院里的学生，再仔细思忖下笔。一直写到第二天下午，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奏章才算写完。这篇奏章即是著名的《以乡村合作互济社推行青苗诸法札子》，其中详细阐述了合作互济社的构成、地位、作用与优点，并举出了许多的事例进行推理分析……可以说完全是不厌其烦，因为内容也并不局限于推行青苗法，还涉及到把一大批级别较低的散官改为职事官的问题，所以行文之际，更加注意严谨。另外在札子中，我提出了把两分利减为一分利的主张。
当天晚上我即把这篇奏章递了进去，皇帝看了，赞赏一番，赏了锦袍玉带给我。我又请旨公开发行这篇奏章，也被恩准。
《以乡村合作互济社推行青苗诸法札子》很快以最快的速度印了出来，因为我这里的针对冗官的地方主要是向阶层较低且无职权白领俸米的散官们开刀，所以预料中受到的攻击会比较小。旧党对青苗法非议最多，而我这种措施被司马光赞为“老成谋国之言”，而三朝老臣韩琦也多有夸奖，可以说是受到旧党的一致支持。（旧党们非常重视“祖宗家法”，我的札子在他们眼里，虽然有一些改革，却和之前常平仓的本意更加相近，在旧党眼里，这已经是一种胜利了。）比较不利的是，这些话很伤王安石的脸面，他对我也开始有防范之意，只是在公开场合，他还是赞扬这一篇对策是“良策”，因为我在奏折里也是称赞青苗法本身是不错的政策，算是给足了他面子。
结果本来我以为会受王安石强烈反对的事情，竟然出乎意料之外的在朝野受到一致的好评。而我的声望此时如日中天，士绅们都称赞我有经国之材，百姓们高兴他们可以和熟悉的人打交道而不是面对那有理说不清的官家……《合作社札子》的单行本很快被大卖，甚至传到了辽国和西夏，辽主看了这个对策，竟然半天说不出话来……凡有眼光的，都知道这份对策可以有效的缓和大宋国内的矛盾，保证青苗法起到它应有的效果。
只是他们却想不到，这份对策有其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标志中国有史以来，帝国政府第一次开始把行政之手伸到了乡村，虽然是自治性质的东西，却已经有了半官方的色彩。一次相当重要的变革，在无声无息中进行了。
第七节钢铁
年轻的皇帝很高兴的看到青苗法的争议渐渐平息，虽然新党和旧党争议依然存在，但是旧党和新党中有一些杰出者都注意到，有些问题，如果用不同的手段去执行，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可惜的是政治的智慧是不可能进步得这么快，就算有我这个推动者，也不可能。历史有其巨大惯性，这是个人的力量很难扭转的，特别是好些注意到这一点的人，都只是一些身处中低阶层的官员。因为身居高位者，对争论陷入太深了，很难跳出来客观的看待事情，便是如王安石、司马光这样有大智慧且人格无碍的政治家，也无法抛弃政治上深深的成见，盖因他们都是旋涡最深处的人。
我再一次很坚定的拒绝了皇帝给我的“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位置说白了就是宰相，但是我现在不适合做宰相，我还不想和王安石正面交锋。我现在的政治策略，就是紧紧的依靠皇帝和下层士子，我用大隐隐于朝的方式来赢得舆论的赞誉，用不断献策且免于朝廷纷争的方式来赢得皇帝的欣赏，用学院和学识来赢得下层士子的支持。我的政治地位在这样的策略下，必将不断的巩固。
皇帝很快批准了处于湖北境内的几座铁山给我，为了避嫌，我主动要求皇帝派工部的官员协助我。这一次我动用各种力量，雇佣了三千多名优秀的铁匠，随我一起前往湖北。湖北的铁矿至少在我之前的感觉中，是没什么名气的，我的想法还是在四川建立一个钢铁基地。但是目前为止，我的打算只能到此为止，一切等成功再说，毕竟湖北也算有一定的战略纵深了。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开往湖北的铁矿，我把这个地方命名为黑金。然后我就把铁匠中名气比较大的几个人叫来，向他们交待我的构想。
首先当然是要烧制耐火砖，然后在水流湍急的地方选炉址，再就是向他们解释着我理解中的铁炉，一个六人高的竖炉，用耐火砖砌成，椭圆型，十围粗左右，烟囱高耸入云。旁边炉子稍小，谓之平炉，中间用耐火砖砌成砖格以为蓄热室，烟囱处用生铁做了引风机，和竖炉平炉一样，皆用水车鼓风。平炉铸槽边又有水塔，做一工具控制水的快慢，以冷却铁水。在炉边又有旋梯，可以靠近观火。
我又细细说了炼铁与炼钢的一些事情，有人听到生铁可以直接炼成钢，当时就有不信之色。只是慑于我的威名，又是奉了旨的，也不敢反对。就只好按着我说的去思忖，有些铁匠也小心翼翼的提出一些经验之谈，我本来没什么实际经验了，也就鼓励他们去试。因为是皇帝钦准的，我同时让铁匠建了五座高炉，慢慢总结经验。
另外又叫一些人，去尝试把泥碳烧成焦碳。
虽然人力不愁，但是耐火砖的烧制，水车的制造都需要时间，当时我甚至想到如果水车制不成功，就用畜力鼓风了，不过这玩意倒没我想的复杂，这些巧匠们很容易就做出来了。
第一个月的五个高炉，最后竟然塌掉了四座，还有一座也不如人意，烧出来的那都不能叫生铁。几个铁匠顿时有了怀疑，不过李一侠和段子介倒是比我还能坚持信念，他们还没来得及见我，就被劝回去了。于是那些有点名望的铁匠就被聚到一起，开了个会，提出了许多细节上的修改意见。我因为有做玻璃的经验，倒是能够很坦然的面对这些失败。只要求他们尽力去试是了。
这些日子累的倒是段子介与李一侠，他们的雄心壮志，全在于此，真是比我还用心用力。我就每天喝酒，写写东西，筹划着另一件大事。相比起来，那个工部的叫杜子建的小官，倒还比我热心些。
总算老天爷对我不薄，或者也是因为中国古代在炼铁方面本身就有不错的基础，至少这个时代若论技术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在熙宁五年的三月份，第一炉生铁出炉了，一炉就炼出了三、四吨。然后在平炉用焦碳分开一炼，竟然就炼出钢来了。
（鸣谢酒徒……技术细节来自于酒徒的大作《明》）
就那一刻，欢呼声震彻大山，段子介和李一侠，还有那个杜子建，都高兴的跪到地上，大口大口的喝着酒，段子介更是不停用刀砍着地，放声高歌。
当天晚上，我宣布所有的工人都可以好好休息，狂欢一夜。
其实以当时的历史需要而言，中国所需要的铁是有限的，在历史上，每一年政府都要人为放矿工们的假，因为供远远过于求了。另外中国富铁矿较少，限制了中国在铁器时代取得更大的进步。但是我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我将创造一个钢铁与火器的时代，所以铁器的批量生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因为钢的成色不一，还有改良的余地。所以仅仅在休息一天之后，我就要求铁匠们继续努力。做为了鼓励，我下令给铁匠们修建相当的舒适的房间，改善他们的伙食，并且增加他们的工资，并且许诺我将给他们的后代免费的教育。
这一切刺激着铁匠们不断的努力。我又要求他们去设计车床和钢管……这一次没有铁匠会怀疑我了，虽然这种工作的挑战性真还不是一般的强，但是迟早有一天会设计出来吧。不过现在还只能靠铁匠们用人工和简易的工具打造各种钢制工具。
到了熙宁五年五月份，也就是我离开汴京半年之后，我终于又回到了京师，只不过此时的我，还带了一大堆钢制的农具、兵器。
汴京城表面上看来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唐棣、苏巩和石福尽心尽力的帮我打点一切内外事务，有一件事情让石福尤其不快并且似乎对我有所抱怨，那就是终于出现一家和我竞争的印书坊，掌事的曾经在我的印书馆做了一年半，是一个叫赵青芹的小伙子，据说他家里也是个有钱的富商，对于这种商业间谍，我倒是很欣赏，至少他做为一个富家子弟能肯吃这个苦，就是让人欣赏的。赵记印书馆开张以来，抢去了我们不少份额，石福更在和李三朴、赵树福商议，怎么样挤垮对手呢。只是唐棣和苏巩对这种行为并不支持，所以才要等到我回来再做决策。
我否决了恶意竞争的可能性，我告诉李三朴和赵树福，和对手竞争，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降低成本，一是提高质量。我是不会降低工人的开支，或者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的；但是我们的对手就一定不会恪守八小时工作法，所以要在成本上竞争，只有鼓励新的发明。我告诉他们，任何工人都有可以提出任何技术上的改进措施，只要行之有效，我都会给以重赏，我将成为专门的技术组，那些出色的人可以到技术组去工作，工资比工人高百分之三十。另外对于袁枢和郭泰，因为他们不一定能够长期在印书馆供职，我已经要求他们从编辑、太学生中推荐新人，我要求我们印的书，在各方面都要强于对手。
短暂处理完这些事情后，第二天大清早我就带着钢制产品去见皇帝复命了。
因为那天并无朝会，我也希望可以低调，所以这次接见我，在场的只有皇帝和王安石两人。在侍卫们的监视下，我让人一一呈上钢制的农具和当时普遍使用的铁制农具，然后让皇帝和王安石亲自试一下。这种农具比我们此时使用的农具真不知要轻多少又要耐用多少，没一会，皇帝脸上就露出了笑容，王安石也忍不住很高兴。接下来就是精心打制的刀具，拿了一把普通的刀过来，一刀就给斩断了，皇帝噌的站了起来，嘴巴张得老大，王安石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也看到他脸上的肌肉在抽搐了。然后又侍卫把大理进贡来的宝刀呈上来，让两个侍卫大力互斫，结果不多久大理刀就出现了缺口。这种钢刀的质量，当世无匹。
当我详细的向皇帝和王安石解释着生铁产量，炼钢方法，并告诉他们这些都可以大批量生产的时候，连皇帝也意识到，这件事对帝国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帝国有数以万计的官属铁匠，这些人一起动工，完全可以在一年之内把帝队武装到牙齿。本来有宋的兵器之费是相当巨大的，但是我这种生产方法，使得兵器费用反而会有所下降。
我看着皇帝的眼神，就已经很明白我本人现在在皇帝心中的地位有多重了。特别我是一个文人，并且明确表示我希望由朝廷来控制所有大规模的铁山和铁炉之后，皇帝对我更无一丝疑虑。
这时候我向皇帝上了一个条陈，说明我对钢铁生产及管理的看法。这个被称为《上皇帝言朝廷钢铁及钢铁制品生产及管理条例书》的札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帝国钢铁生产的指导性文件。
在言事书中，我建议由朝廷成立专门的钢铁专营署，为工部诸曹之一。由工部在四川、湖南、安徽等处建立五到六个大规模钢铁生产基地。把黑金山的铁匠分往各个基地，负责技术指导。但是钢铁生产基地，朝廷派兵驻扎，以外五十里不许任何外人进入，凡向外国泄露生产机密者，即行处死。非工部主管官员，不得过问技术事宜。否则将受重惩。钢铁产品分为民用制品和军用制品，鼓励境内的商人向各基地订购农用制品，国家制定指导价，最高不得超过指导价位。军用制品则由兵部向工部订购。生产基地所得利润，百分之三十上交国库，百分之二十支付工人和官员工资，百分之五十用于扩大生产和技术改进。各个生产基地皆独立核算，其利润将成为国家考核管理官员的重要指标，而工人与官员工资，亦由其利润决定，数在百分之二十以内。另外奏请皇帝每两年向各个生产基地派三到四位御史轮换，负责监督官员之贪渎行为，并且对生产基地进行财务审计。另外又要求在每个钢铁基地成立钢铁制品技术开发司，把优秀的铁匠们集中起来，一起专门对产品进行研制和改进。最后则是有关于工人的福利待遇，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免费夜校，子女免费上学，科考不受歧视等等。
同时我亦提到对钢铁销售的管理，首先就是要求皇帝下令禁止私人向外国出售任何钢铁制品，违者处死。向外国的民用钢铁制品销售，由朝廷建立“管制钢铁制品专卖署”来统一销售。另外我又要求皇帝允许向私人销售武器，但是亦由专卖署来统一销售，每个购买者都必须详细登记在案，并在所购兵器刻上名字，若有遗失，须向专卖署申报记录，一人遗失四件兵器以上，专卖署将请地方官府调查，并通知各处禁止向此人出售兵器。
言事书中更涉及到许多的细节，我向皇帝估算了钢铁制品可能给帝国带来的利润，并提出了更鲜明的财政预算的构想等等。
这份并不算很完美的建议书，又给皇帝和王安石很大的冲击。他们还没有从前一次震惊中清醒过来，我却想到更深远的问题。对于很多的东西，他们不能理解，首先就不能理解我为什么给铁匠们如此好的待遇，然后又置疑为什么只有百分之三十利润上缴国库，然后就对要新成立这么多机构感到不可思议……我不得不耐心的向他们解释，反复强调提高工人积极性的好处，不断的说“仁者爱人”，又要细细的说明每一个新成立机构的好处，另外又要说百分之三十上缴国库是长远的打算，以及御史监督的必要性等等……
皇帝和王安石不知道，我是在为大宋建立一个现代行政管理制度慢慢的打基础，从最边缘的事情做起，从最新出现的事物做起，先不去触动旧的整个体制，却可以慢慢的削弱它们，并让人们慢慢对新的制度习以为常，然后再取代它们。
第八节狙击新法（一）
皇帝和王安石并没有马上全部接纳这些意见，但是我知道皇帝已经倾向于接纳了。他现在已经开始习惯于我总是对的，并且我想他一定不会忘记我和他说的那种更先进的武器。在几天后的另一次会面中，我向皇帝指出钢铁工业是那种新式武器能诞生并且列装军队的基础，我们需要一个成熟的钢铁工业。
皇帝对我建议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虽然有些地方他觉得是多此一举了。另外保守派的几个大臣在读了这篇建言后，都表示支持。当时的保守派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顽固派，而是稳重派，他们自然很能接受我的观点，我这份建言不仅可行，而且有“仁者之心”，司马光更是早就认为我是“少年老成”了。这个时候，就皇帝可能也有所察觉，我其实已经和保守派有了一种默契的战略同盟关系，他们需要我来牵制王安石不要在某些方面太激烈。另外因为我巧妙的提出设立新的机构，就没有什么祖宗之法可言，他们更不会过多的牵制我，何况我在他们眼里，和士大夫是一体的。
而钢铁事业的出现，虽然只是上缴百分之三十的利润，但是一些精干的大臣计算后，即便是按我提出的对国内市场那种过份低廉的价格，也能发现这百分之三十其实是相当可观的，王安石对此心知肚明，却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明言，这种状况更让一些保守派大臣把这个利润说得更大声了。这个利润在头几年时间，可能达到数百万贯……而之后，我就希望籍此巨大的利益诱惑，引诱大宋朝廷制定海外倾销的政策了。
经过一个月的争论，皇帝终于通过了我的建议，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各生产基地的总管其实是一个大大的肥缺，而且工部的钢铁曹更是工部第一肥缺了。吏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人潮涌动了。不过工部的人选，我向皇帝推荐了杜子建，这个人毕竟最熟悉我的想法，而且对我也更加信服。而段子介被皇帝赐进士及第，去了四川，我要他带着最好的工匠去主持攀枝花的钢铁基地，在那里我要造火枪。别的位置，就与我无关了，制度已经定下，只要官员不太差劲，就不会有大问题，何况我还有段子介这个样板在，如果他们干得差，更好让我将来把段子介推向更好的位置。
至于李一侠，我却暂时离不开他。刚刚替帝国打下了钢铁工业基础的我，这时候已经不得不正面和王安石新法交锋一次了。王安石的市易法连水果都要由政府来卖，这也是他一直不愿意明确支持我的钢铁制品民营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则和他的那些政策简直冲突太大。我估计管制钢铁专卖署在他看来，不过是我和他妥协的一种让步。
所以在六月份的时候，有感于免役法和市易法的祸害，特别市易法对我的利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后，我频繁的和司马光、文彦博等名臣交往，商讨对策。文彦博对于市易法简直就是完全看不下去了。他不知道的是，如果没有我的出现，在这时候，王安石已经开始组建特务组织镇压舆论了。
另外，在八月的时候，按历史的正常发展，王安石将颁布方田均税法，这一系列的新法，包括五月份刚刚颁布的保马法，王安石成功的把国家的负担转嫁到了农民头上，导致农民大量破产。而方田方田，根本没有什么可行性，十几年也不会方清，只会给百姓更大的负担。王安石正是通过这一年的政策，把大宋国内的民怨激发到顶点，并且成功的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从而把北宋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李一侠替我不断的来往旧党名臣的府邸，讨论拯救黎民苍生的对策。在私下里，他甚至曾经给我出过主意，要求设置阴谋来陷害王安石。王安石的倒行逆施，旧党毫无应付之良策，现在整个大宋的清流，全部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这个时候如果不有所作为，毫无疑问会让天下失望。
这个月内，我的家人信使不断的往来地方与中央，收集资料。学院和太学的学生们也开始情绪激动起来，不少人开始抨击新法。王安石可能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对付白水潭学院的谣言也不胫而走，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个自负到变态的王相公真有可能不惜和天下士大夫为敌而封闭白水潭学院。
我说服了司马光等人放弃联名上书的提议，而改由各个大臣分别上表，以免加皇帝造成一个朋党的假象。我很明白年轻的皇帝对新法并无一定的政见，他倒是邓小平理论的支持者，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正是因为旧臣们让他失望，而王安石又给了急功近利的他希望，他才会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而王安石的权位虽重，却也完全倚重于皇帝的权威，他受到旧党的攻击、百姓的怨恨、地主的指责，全天下皆不信任他，只要皇帝一道旨意，他就什么也没有。
而我的出现，特别是我的表现，让皇帝在王安石之外，多出一个选择。我也已经成功的加深了皇帝对我信任。王安石把天下扰得纷纷扰扰，国库所添之数也有限，我只要几个月，就有望让国库充盈兵甲精良；我略施小技，就让青苗法可以有效的实施，朝野皆无反对之声……如此等等，可以说，皇帝对我的信任还在王安石之上。毕竟我让他看到了结果，王安石还在让他等待。
那些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皇帝的接见。几天后，在接到数以百计的言新法不便的奏章后，皇帝终于召见我了。皇帝第一次主动询问我对新法的意见，特别免役法和市易法。
于是我把早已准备好的资料一一向皇帝例举，指出免役法的实质，是王安石将原来敷年一次轮流之差役，变成年年应承担之普遍差役制，借以去除上户之特殊负担，并按普遍差役向所有主户征收免役钱和助役钱，除一部分用于雇役以外，使得国家可以每年增加现金免役钱收入。王安石先是普遣摊派不同等级之差役，逼迫农民与助役户按雇佣劳动特殊商品之市场价格，用货币赎回强迫自己提供的无偿劳动力。而变法官员胥吏，就是通过将户资产任意升级的办法，以提高征收无偿劳动者的绝对劳动量的货币，又通过压低雇募劳动者的支付额甚至到后来分文不给，来达到扩大国库与地方府库净收入之目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下户农民成为普遍劳役法之勒索财富的对象，被逼得拆屋卖妻，家破人亡，而国库、府库及官吏私囊则充斥财富，以钱满为患：市场上银贵谷贱，农夫无隔宿之粮，更无再生产的能力。我亦指出，免役法的本质，就是抢劫贫民之口粮以充实国库。这中间我例举了大量的例子，并提供了粗略的统计数据，很诚恳的希望皇帝能够废除免役法，至少要进行改革。免役实施两年来，已经害死太多的人了。
对于市易法，我亦指出此法必然使奸吏与豪商勾结，使市场价格不能稳定，并且行商被征重税，更会让商业破产。市易法最终损害的，是小商和下层百姓的利益。这又是一种向下层盘剥来充实国库的劣法。同时我再一次向皇帝解释着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并且以钢铁事业为例，指出倘若百姓有钱，则能买更多的钢铁制品，国库就会有更多的收入；而反过来，更多的钢铁制品流入市场，就使得百姓们能更加容易的挣到钱，从而百姓就更有钱。他们又有能力买更多的东西，国家就又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税收和利益……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同时我又向皇帝提出适度的商业税可以繁荣商业，并以管仲相齐为例，指出商业可以使国民皆富。我适时的向皇帝解释了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出小商贩对于国家的意义，并且分析国家过度干预经济可能造成的危害。并且第一次向皇帝提出了海外市场的概念，指出由中华向蛮夷倾销某些产品，可以让国库充盈而不必加重百姓的负担，这种方法较之王安石大言不惭的说不加税让国库充盈的作法要可行得多。
又因为皇帝对于商业可能损害农业这一种传统担扰，我更做出了解释。对于迷信政府干预经济可以解决一切的皇帝，我指出只要政府制定一种经济政策，限定谷价的变动，并且在谷贱之时大量收购，在谷贵之时出售，以平衡物价保护农业的方法。其实这些方法无论好坏，都可以在古代找到例证，从武帝时的平准，到王莽时的干预经济，这些理论我和皇帝从早晨一直谈到深夜。皇帝对于我这个“天下奇才”已经是相当的信服了。
第九节狙击新法（二）
我很详细的考虑了终结市易法和免役法可能产生的后果，王安石一定会以辞职来应对的。而我又不能够在此时出掌宰执之位，在内心的深处，我认为王安石也是一面很好的挡箭牌。我记得鲁迅有一个著名的譬喻，在中国，倘你说要在屋子里开一扇窗，必然有人出来反对，你这窗是开不成的，但是倘若有人高声叫着要把这屋都拆了，那么拆窗的主张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因为虽然是变革，但总比拆屋要温和得多。王安石对我的用处正在于此，有他在相位推行他的新法，一方面因为他新法为国库敛财的本质，可以保证国库的充盈，为以后的大变革做准备，而我不必承担敛财的恶名；另一方面，有他那把天下扰得纷纷扰扰的新法，就可以让保守派们向我靠拢，从而使我一些温和而务实的改革措拖得以顺利的推行。
倘若没有了王安石，只怕保守派就会分裂，一些有识之士固然会支持我，但是更多的人却一定会维护他本层的利益的。我并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一种局势，政治有多凶险，读多了史书的人是很明白的。一旦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我，那么我的出身与来历，我的年轻，甚至我至今未娶，都会成为攻击我的借口，流言会分化民众对我的信任，我并不肯定我的改革不会得罪许多的民众。而我承认自己并不能很正确的估算出大宋朝野各个阶层的力量比，如果我不小心的刺激了某一个力量够强的阶层，仅凭借着皇帝对我的信任和一部分大臣的支持，我也是无法在政坛上站稳脚跟的。特别是这个皇帝，历史曾经证明过他并不是一个很坚定的人。
所以我需要王安石站在这个宰相的位置上，帮我得罪所有的人，然后由我来做好人。打一个坏坏的比喻，王安石就象一个强盗，抢走了所有人的全部家当，然后我来做好人，还给他们一半的家当，或者只抢走他们一半的家当，人们比较起王安石的政策和我的政策后，心理上就会比较容易接受我了。这是历史上很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我岂有不利用之理？
因为王韶在西夏边境创办市易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市易法的危害还没有显示出来，皇帝若因此而取消市易法，必然会引发一场朝会中的大辩论，而辩论的结果若是我的政见获胜，则必然让王安石面子受挫，他非得提出辞呈不可；倘若是王安石赢，则即便皇帝信任我，只怕他也无力阻止市易法的推行了。况且这个年轻皇帝的信任，绝对不可能是无条件的，这一点我一直牢记在心。
两种结果皆非我所乐见，所以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集中精力攻击免役法，顺带着把市易法给毙了，同时再对保马法做一些改良。而攻击免役法却要不至于使王安石被迫辞职，我就需要在免役法的基础上，做出一些改良，提出一种新的政策来取代免役法。毕竟免役法是王安石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成，毫不夸张的说，免役法构成了王安石敛财的主要手段。
鉴于这种情势，第二天，我请皇帝召王安石入宫，做一个小规模的讨论。因为以我的身份，是没有办法和宰相辩论国家大事的，否则与礼制不合，所以不得不先召一个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的大臣来，签署了一份诏书，给了我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在宋代，皇帝的诏令如果没有宰相的副署，视为无效，不具备法律效应。而只要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宰相了，所以皇帝先给了我这个宰相衔，并特许我不必参预朝会，虽然祖制所无，但是眼下根本没有人来得及阻止这一道闪电任命。而事后即便是有人置疑，也可以将这个任命视为一种恩宠来解释，这是古代有先例的，把宰相衔做为一种恩宠赐给元老大臣。
所以当王安石进宫之后，我已经是大宋国名义上的宰相之一了。
王安石的脸色很不好看，很明显，他已经知道我从昨天入宫一直没有回家，而一进来皇帝就向他宣布了这道任命，并且任命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向全国公布了，朝报上面也会有这样的消息，想阻止也来不及了。我有点担心那些给事中们，他们没有驳回这道诏书，王安石肯定会记住他们的。不过政治斗争总要有一些冤死鬼的，我也没办法……
王安石听到我置疑他最得意的免役法，简直就是悖然大怒，不过碍于皇帝的脸面，才不好发作。他的道理倒是讲得很明白，无非是免役法有多么精密，国库每年的净入达到二三百万贯，而我则死死的攻击免役法扰民。并且再一次提出我对国富与民富的辩证观点。因为我准备得相当的充分，完全不象那些旧党一样，只是泛泛而谈，我收集了不少的真实事例，有地点有人名；也有做了不少的统计数字，指出免役法对百姓的祸害有多深；王安石对此根本无法解释，到最后他竟然赖起皮来，说这种事根本不是免役法造成的，以前也有这样的现象。我知道这种辩论手段他也曾玩过，没想到故伎重施，我毫不客气的追问：“相公谓不能保其无此，然某请问相公，免役法之前，百姓卖屋交役钱，相公可能实证？”顺便还给他带了顶帽子，“某亦敢问相公，之前百姓卖屋纳税，是仁宗皇帝时呢，还是太祖皇帝时？又因何事所致？”又批评他：“相公为宰相，为天子牧四民，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而谓不能保其无此，此非宰相之过耶？”
这时节王安石知道不能在这问题上纠缠了，便反客为主，开始质问我：“免役法使国库岁入二三百万贯，倘无此法，国库空虚，若万一国家有事，又当如何？”我朗声回道：“前者钢铁制造之业，可使国库岁入三百万贯有余，可抵此数。又若百姓能安居乐业，则商业更加发达，而国家从中厘税，收入当在不下数百万贯，然非眼光长远者不能谋此。”
我又补充说：“臣非请废免役法，乃请修改免役法。臣以为，可以复熙宁之前旧制，五等人家，数年一轮，以服国家之役，若百姓财有余力，则可以主动交钱免役，由官家请人代服此役，若贫家无力支付，则一凭旧制。并且适减役期。如此则有免役法之利而无免役法之害。”
我的这种做法，对地主士绅是很有利的，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合法的通过交一定的钱来免除差役，而一般的人家，则可以数年内集中数月的差役，不需要去交钱。另外我希望皇帝减少他们服差役的时间。这个自愿的原则下，官府小吏就不会有借口来翻手为云了。但是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废除了免役法，因为其精神和王安石的政策完全不同了，所谓的修改，不过是给王安石下台罢了。而这样做，虽然保留了王安石的颜面，却让他的改革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一下子要减少国库一大笔收入，为了给喜欢国库满满的皇帝一种安慰，我又告诉皇帝，凡是想出钱免除差役的，必定是有钱人，不想出钱的，则是穷人无疑。所以之前的五等人家不同差役的政策虽然仍可以继承，但是也可以有一定的修改，那就是凡是出钱免差役，我们可以把钱翻一倍。想不做事，就多出钱吧，反正这些地主们也有钱。
这样的话虽然收入少了，国库也有得嫌呀，至于有钱人多交点钱，就当纳个人所得税好了。我带点恶意的想着。并且我告诉皇帝，将来倘若老百姓中有钱的人多了，国库收入的免役钱就会更多，在一个良性循环下，不一定比现在收的少。
我不太能理解王安石此时的心情，不过我知道王安石肯定会提出辞呈的。王安石本质上倒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他的财经政策有点差劲罢了，属于那种好心办坏事的情况。他当然有私心，但是有私心和有坏心，还是两码事的。一个人身处高位，为自己的权位和儿子谋划，是人之常情。只要他能把握这个度，不要太过份就行，王安石并没有过这个度。
而对于市易法，我又做了一番阐述，这些议论对于王安石来说，也是很新奇的吧。在免役法争论失败的情况下，他已无心再战，我顺便又下一城，市易法被彻底废除。就在王安石可能已经打定主意要辞职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政见的情况下，我对本意想要提出一些修改意见的保马法，却不得不临时大表欣赏，并且用很赞赏的语气在皇帝面前夸奖他去年的任子法。
王安石在很多时候也算是公私分明的，至少他能和司马光保持不错的私交而在政见上如同水火就可见一斑。我这样做的用意也是想让他觉得我这个人并没什么私心，至少对他个人来讲并无恶意。并且希望能维持他的政治声誉，让他继续在宰相的位置上呆下去。这个人是不会甘于寂寞的，很快他就会想通我的做法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然后他还会再接再励，完成他的改革事业。
当然这样做也有一个头痛的地方，就是两法如果废除，哪怕是“修改”，许多的政治投机分子就会嗅出味道了，一定会开始攻击王安石，而王安石怎么样应对我就不能事先猜到了。是干脆不想干，还是以牙还牙，把这些人贬责再一次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想想这些，我就真的头痛。也许这要取决于皇帝对他的态度吧。只是聪明连王安石，一定也知道皇帝对他的信任不如往昔的，这次对我的人事任命过程就完完全全暴露出了不信任的意思呀。
第十节清议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王安石还是答应了修改免役法和废除市易法两条。在这个小场合里答应，因为我不参与朝议，那么王安石的政治声誉还是很好的保存了。虽然做为旧党的大臣心里很明白怎么回事，但在政治上，心照不宣和公开宣示，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不过我看王安石答应这两条时，颇有点忍辱负重的味道。也许他心里在想：“为了大宋的大业，就做一点让步吧。”而在我心里，则在感叹，都是为了华夏的事业，仅仅因为政见不同而要如此勾心斗角，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过我既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仅仅出于责任感，我也无法坐视历史朝不好的方向发展。
为了防止王安石朝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特别我对历史上王安石曾经搞过的特务控制舆论一直持有戒心，很害怕他突然就玩出这一手，那可真是要“一觉回到解决前”了。所以趁热打铁，我向皇帝提出了《朝野清议法》，清议法中，我提出：凡诏书旨意可分为三级，第三级为第低级，即皇帝面向全国百姓颁布的诏令以及各级官员的任免考核情况，每道诏令一旦通过，即由翰林院抄送副本交给两家民办印书馆，向天下公开发行；第二级为朝廷决定的大事，需要知会七品以上官员的，亦由翰林院抄送副本，交给一家指定的印书馆印制，由礼部向天下有功名的士大夫发行，并在三年后向天下公开发行；第一级为军机大事，不必公开发行，但在三十年至五十年后，再向天下公开发行。另外在清议法中，提出创办每周一期的《枢密院旬刊》，由皇帝任命翰林学士主持，任何有功名的儒生及官员，皆可向《枢密院旬刊》提交自己的策论、对朝政的看法，在《旬刊》上公开发表，但是《旬刊》只限于在有功名的儒生和官员中发行，严禁普通百姓传阅，违者课以重金之罚。若传向外国，则剥夺功名，处以刑责。又请创办《皇宋月刊》，由礼部主办，每月一期向天下发行，专门解释礼仪制度、国家政策，以争取士大夫的理解和平民的支持，使民心顺应天心。又奏请皇帝，儒生每逢辩论日，可以在朝廷指定场所辩论朝政得失。我对此的解释是防止这些儒生们私下里议论朝政，反而容易扰乱人心，不若给他们一个地方，表达自己的意见，朝廷可择其善者而从之，又可以更好的加以控制。
这个《清议法》并没有提出保障言论自由权与出版结社自由权，这些东西便是提出来，也会被否决。针对宋代皇帝对文人特别开明的传统，我这个《清议法》实际上给了士大夫们一些言论自由的权利。因为宋的开明也是有限度的，有功名的儒生谈论朝政一般不会有人管你，但是如果你向朝政上书谈论朝政，就算你说得对，有司也会说你“非所宜言”，这辈子的政治前途基本上就毁掉了。除非运气好，碰到一个好皇帝，而且没有权相当道。
《清议法》所保障的，是一种有限的政务公开，让朝廷的决策，受到士大夫的牵制，从而保证文化精英治国的法理正当性，虽然这不是一种民主主义，却也是一种循序渐进的促进政治更加开明的方法。《清议法》并没有保证皇帝不被议论的权力，是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保证，谏官们就是专门骂皇帝的，我并没必要开这个倒车。中国的皇帝可以不被大臣骂，是在满清开始的，满清把谏官变成了御史，只能骂百官不能骂皇帝，但是宋代的谏官们，却还保持着他们的本来职责。
我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一个大坝上捅一个口子。什么时大坝全部冲垮，则应当由民众自己来决定，当坝内的水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民众的政治意识慢慢的觉醒之时，他们就会籍着这个早就开好的口子，把大坝给冲垮。民主永远不是被赐予的，而只能是争取得来的，这是我所相信的一个原则。
而实际上，既便我想捅开这道口子，也是异常的艰难。皇帝和王安石对此都不能理解，他们不明白这个《清议法》的意义何在，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增加噪声，他们太习惯于只有一个声音的天下，便是这党争，就让人很不耐烦了，我还要让天下的士子来参加议论。特别在王安石看来，我这根本是想给旧党支持者更多的发言权。我当然不能向他们去解释什么民主什么自由，只是委婉的说，现在士子们特别喜欢议论朝政，若是钳制，则陛下不免于防民之口之讥，若是放任自流，则朝廷体面无存。不如由朝廷用适当的方法来引导，所谓堵不如疏，这也是疏导言论的一个对策。又，以上各种诏令和旬刊月刊，皆应收取费用，国家有功名的士子及官员数以十万计，即便不是人人都买，国库每年亦可由此创收五十万贯以上。又朝廷向天下公示诏令，亦可助天下百姓理解皇帝的圣明，显示朝廷的诚意，可以让百姓更加服膺陛下之英明，也可以防止下层奸吏欺上瞒下，诓骗百姓。
王安石始终认为这个清议法是给旧党加油的，所以他是决不可能支持的。而皇帝也在疑虑当中，虽然每年能给国库创收不是不让他动心，（当然未必有五十万贯那么多，我多少有点夸大其辞。）但是这个新法的必要性他还在摇摆不定。最后决定在朝会中讨论再议。
当天我回到住所之后，来道贺兼打听消息的人是络绎不绝，我一晚没睡，早就累得不行了，干脆闭门谢客，躺下来呼呼大睡。这是回到宋代以来最累的一天呀……
到了掌灯时分，李一侠闯进了我的卧室，毫不留情的把我叫醒了。，这个瘦子真是太过份，我差点破口大骂，不过他倒是机伶，抢在我骂之前开口：“子明公，司马大人来访。”
“什么司马大人？司马懿还是司马昭？”我很不甘心的爬起来。
李一侠一脸坏笑的看着我，慢慢的说：“非也非也，来者司马光大人也。”
切，司马光了不起呀？我又不是没见过司马光。肚子里骂着，但是还是让丫环服侍着穿好衣服，到客厅迎接。
司马光倒是很客气，见我出来，连忙见视：“打扰石大人。”
知道打扰还来？我心里真的很愤愤不平，我最恨别人把我从睡梦中闹醒了。脸上却堆着虚伪的笑容：“哪里哪里，让大人久候了。”
双方告了座，分宾主坐下。我也知道他的来意，就开门见山，把那边的事大略说了一下，并且告诉他皇帝可能在朝会中要讨论《清议法》，司马光是个精明人，他马上就明白这个《清议法》是我为旧党争取来的一个政治筹码。虽然我的本意并非如此。
然后我也向司马光暗示，王安石接受了免役法和市易法的结局，已经是一种政治妥协，要他们不为已甚。又赞了几句王相公很懂得为国家顾全大局之类的假话。司马光也就明白，这是我政治上的一种表态，我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和王安石决战。司马光对这个结局还是比较满意的，这是新旧党争以来，旧党所赢得第一役，我此已然隐隐成为旧党的领军人物。
和司马光又谈了一会别的历史典故什么的……借着清人的一些考证，还指出了资鉴中的一些错误，让司马光佩服了一会。文彦博又来了……
好不容易这些名臣们全都散掉，我又没有睡意了，只好坐在椅子上发呆。婢女家丁们也不敢来打扰，整个客厅里静得要可怕。
我想了许多事，我现在富甲天下，又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还是名义上的宰相，每天不耐烦见的人竟然都是以前做梦都想见一见的王安石、司马光之流，来到古代不过数年，人生际遇于此，真是让人嗟叹呀……只是每天里没有一本看得习惯的书，没有一个人可以和我说普通话，没有电灯没有电脑没有电视，也还真不是一般的郁闷。若是忙个不停，想着自己事业有成，能够使国家民族向一个较好的方向发展，心里还有一种充实感；但是抛开这些大的理想，做为个人来讲，真的是害怕静悄悄，虽然我现在从外表上看来，几乎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汴京人了，但是我内心的深处，却还是一个现代人。我也有文化上的寂寞感，有心理上的孤独……
苦笑着摇了摇头，似乎要挥开这些胡思乱想，我招了招手，让婢女把歌伎们叫上来，我需要热闹一点的环境，这样想多了，我会得抑郁症的。
宋朝的士大夫家养歌伎是一种很流行的风雅事，歌女们的声音软靡优美，让人陶醉，而长袖舞更让人眼光缭乱……我似乎要沉迷在这美妙的歌舞当中，忘记尘世间的纷扰了……
第十一节可爱的玻璃
当我沉迷在那些可爱的女孩们的优美舞姿当中之时，李一侠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再一次闯了进来。“无过兄，又有什么大事吗？”我懒洋洋的问道，这家伙的表字还真是别扭。
“有个叫孙守荣的老人想见子明公。”李一侠眼神里尽是笑意。
“孙守荣？”我苦苦思索着这个人名，突然灵光一闪，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玻璃，我的玻璃！”我想起这个人是我委托看管玻璃研制的头头，“快请他进来。”
不多久，石福引着一个怯生生的老人走进客厅，他似乎是躲在墙角里，很恭敬的长揖，叫了声：“给老爷请安。”
我让石福给他看了坐，让婢女上茶。那老人慌得不敢坐，我强要他坐了，他才又小心翼翼的坐了椅子的一角，那婢女给他上茶时，我看他都有点受宠若惊得全身微颤。
李一侠有点惊异的看着这一切，任他有多出色，也看不出我心里的一声叹息。这些善良的人们，想想这些，我的豪情又充溢胸间，我一定要让这些善良的老人有尊严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长者找我，可是有事赐教？”我待他喝了一口茶，才温和的问道。
孙守荣连忙站了起来，回道：“回老爷话，老爷说的玻璃，我们烧出来了。因为老爷之前说过，只要玻璃烧出来，不管什么时间，都要立即回禀老爷，故此小的不敢怠慢。”
我强抑着兴奋之情，轻声说道：“你坐下慢慢说。那玻璃在哪里？”
“是，”虽然答着，他却并不坐下，只接着说：“我让人抬了过来，就在外面。”
我连忙转身叫石福，石福早已答应着，让人把玻璃抬了进来。
我一看，却是一块平的玻璃毛坯，还有加工的余地。饶是如此，我那些婢女们眼里却已尽是惊异之色了，只李一侠显然之前知道，这时候却很平静。
我细细的看着这面玻璃，想着这些年投进去的金钱，又想着发明创造的艰难，真是百感交集。只要这毛坯能造出来，用不多久，真正的玻璃制品也就可以出来了，我的钱会越来越多，要怎么样使用，当更加慎重，我在心里暗暗提醒着自己。
当下我让人打赏了孙守荣，又告诉他，以后他在我庄园之外盖一间房子，我给他养老。他的家人赏十亩良田，若不想种田也由他。并外我又叫石福记着，我要给我家里的家丁长工，各个坊里的工人的子女办义学，我出钱请先生，给孩子们管中饭，让他们的子女全部来读书。
那老人感动得老泪都出来了，就是我家里的奴婢家丁们，也很高兴。我又叫孙守荣回去告诉他的伙计们，我明天会去看玻璃制造的过程，每个人都有打赏。
当下有几个家丁很主动的送着孙守荣回去。我叫人做了几样小菜，热了一壶老酒，和李一侠小酌。
李一侠显然不明白这玻璃为何让我这么看重，屁股没坐稳就开始发问了：“子明公，这玻璃又有何事值得如此看重？”
“无过兄有所不知，这玻璃成本低廉，售价却高，更有诸般妙用，若制成成品，利润可观，弟有意在全国办义学，让天下贫寒子弟，皆可免费读书识字，奈何力有不逮。若有这玻璃的利润，虽然不至于可以全国办义学，但建千所义学，毫无困难。”我微笑答道。
李一侠根本没有想到我有这样的打算，他有点激动的说道：“若真能如此，实乃上古以来未有之善政也。”这个时候，他甚至连佩服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却多想一层，说道：“办义学虽是善事，私人行之，却多有不妥之处。故此事仍需以朝廷名义行之，我只出钱，让陛下以内府名义兴办，则可免遭非议。君慎勿与外人言。”
李一侠想想果然不错，便道：“学生知道。”
稍停了一会，他又说：“学生回去拟个条陈，以免日后仓促。”
我笑道：“不忙，玻璃制品还没出来，无过兄也太急了。”
转了话题，又问他：“子誉兄可有信来？”
李一侠笑道：“方才子明公说学生急，现在学生又看子明公急了。子誉兄方往蜀地，一切妥当，也当在明年开春了……”
两人相视大笑。
第二天带了李一侠和石福去看玻璃制造，却见那炉的构造有点象我炼铁的高炉了，我只嘱咐着孙守荣把这个工艺流程详细记下来，我又几个出力最多的工人一起，交待了一些吹玻璃的构想，让他们想法做成各种东西。他们显见也有不少经验，一一答应着。这些人都知道我是有宰相衔的人，见我如此平易，都很感动，赏赐又很丰厚，一个个更是高兴得过年似的。他们不知道我心里还不好意思呢，这么好的发明，就给他们这么点赏赐。
我就等着他们把批量制造玻璃器具的工艺熟练了，就开始投资创办玻璃坊了。那天回来，我做梦都梦到自己在数钱……
接下来的日子真是难得的清闲呀，每日里在庄园里饮酒高会，偶尔接待一下工部钢铁专营署专门来求教的官员，杜子建是难得来了，他忙得要死，每里要派官员分往各处，催促监督生产基地的建设工作。这种大事，他万不敢办砸了。相当初不过是进士及第，在工部做个不入流的小官，现在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干得好，工部尚书都有希望，倘若差使竟然办砸了，虽然大宋不杀大臣，可丢官弃职是免不了的了。
我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慢慢的写一些以后纲要性的文件，为自己梳理一个清晰的思路出来。唐棣、苏巩、王石在明年三月要参加明经科的科考，除了偶尔来见见我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太学里背五经，便连我那白水潭学院的学生，也有一些有资格参加明年考试的人，所以听说最近几个辩论日，辩论的多是儒家经义，我也只好苦笑摇头，总不能我说不让他们说辩论这些吧？那岂不是天下大乱，幸好现在离明年三月还有一段时间，倒不是个个人都这么刻苦，家里有钱的少爷们往往对新学更有兴趣，有他们的存在，学院暂时还没有变成书院。
也有一个让我意外的消息，听说沈括在我的学院主持过几次讲座。做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沈括之名，如雷贯耳，史载从1067年开始，也就是就他三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了，但是我却一直没有和他有过什么往来。前一段时间因为对郊祠的礼仪做了一些修改，为朝廷省了一大笔开销，对国库比较敏感的皇帝很开心的给他做了个提举司天监，现在已经开始主持汴河水利工程了，这可以是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沈括有过许多的创举。我猜想学院请他来讲座，正是看中他的地理水利和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因为在历史上，沈括是王安石新法的坚定支持者，并且做过权三司使，是王安石财政方面的重要助手，我顾虑着他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和王安石有什么密切的交往并且很可能是旧党眼里的亲新党份子或者干脆就是新党，所以我在之前根本也没有想过要主动结交这个站在中国古代科学顶峰上的人物。毕竟我已经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举一动都有许多让人讨厌的顾虑。
没想到他居然愿意到白水潭学院来讲座，真是出人意料，对此我还是蛮高兴的。也许我真应当见一见他，毕竟他代表的是当时中国科技的金字塔尖，对于一些新技术的理解与运用，他一定较其他人远胜，倘若他能够站到我这边来支持我，那么于公于私，都是相当有利的。而且基于我对朝廷的了解，我知道现在为止，沈括还没有担任过重要职务，我也很有希望在王安石之前拉拢这个当时代最聪明的人。
不过暂时我还没有主动拜会他的想法，我想这需要一个安排。另外，我也有我要事先考虑的事情，在历史上，这一年也就是熙宁五年八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欧阳修逝世，因为欧阳修在生前受到王安石的排挤，而如同陈襄一样，欧阳修是一个很有人脉的大佬，所以他的逝世，无疑会让一些旧党在心里对王安石更加讨厌；祖宗之法，南人不为相，王安石南人也，地域上的偏见本已不堪，这种成见会越种越深吧。（另外就是朝廷会向欧阳修的《五代史》，这个业务皇帝多半会照顾我的。）而更重要的事情，是王韶在八月份将打一个胜仗，对于战争胜利有着饥渴感的年轻皇帝，这个胜仗很可能会使他恢复对王安石的信任，从而加重王安石的政治法码，让王安石扭转目前的不利情势，或者如历史上的进程一样，他会在八月份推行方田均税法。
这些事情我都需要考虑，旧党取得了对王安石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胜利，但是这种政治上的胜利却不是依赖旧党所维护的政治传统取得的，这无疑会分化旧党内部的力量。须知祖宗家法对于北宋政治的影响较之后世英伦习惯法对法官的影响还要深，几乎是大部分士大夫和皇帝眼中治国的天然条例，根本容不得置疑，这是有宋一百余年来政治传统造成的，即便是之后会大言“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在开始时也要借祖宗之法行事，而庆历新政更是在“祖宗之法”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是因为王安石的破坏和我的出现，一部分有识之士会认识到祖宗之法是可以改变的，在历史上，就有一些虽然反对新法却也支持改革的人物，如苏轼就是典型；这一部分开明的保守派，是我需要团结的对象。而另一部分抱残守缺的死脑筋则是被迫绑到我的战车上，在两个改革者中选一个，他们肯定选较委婉的我而不是王安石，特别是在我取得了对王安石政治斗争的胜利之时，他们会更加依赖于我，从而让我得以掩饰我改革的本来面目。但是我却无法阻止这些极端保守派想要趁势追击王安石的想法，特别在欧阳修逝世的刺激下，有个别人跳出来找个借口攻击王安石，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这无疑会使本来可以缓和的政局再次激化起来。
另一方面，王安石受此挫折之后，会不会利用王韶打胜仗的机会大举反攻，把那些极端保守派好好修理一顿以消心中怨气，也很难说。如果他果然如此，只会使政治斗争更加激化，那就不是我所乐见的局面了。而对于他可能推出的方田均税法，我也是很烦恼，如果听他施行，那么丈量土地的工程从此时开始一直到贾似道南宋灭国，大宋的对土地的丈量都不会完成，老百姓别想有安稳日子过。但是不实行吧，一来的确土地兼并严重是，二来把王安石逼到墙角，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第十二节沈括
表面上悠闲的我，因为过早的知道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不得不让自己陷入烦恼，苦苦思索着如何应付那该死的方田均税法。直到有一天传来消息，说《清议法》已经颁布，我才暂时从这种烦恼中解脱出来。
然而等到我看到那道诏书的时候，却发现事情永远不可能如我想的那么美好，便如这《清议法》，首先三十到五十年后解密军机大事这一条就取消了，也就是说这些事情皇帝和大臣们没兴趣让天下知道；这个倒还罢了，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拟议中的《枢密院旬刊》变成了《月刊》，而《皇宋月刊》变成了旬刊。至于让儒生到指定场所辩论朝政，更是没影没踪了。看着这个被从中间砍断的《清议法》，我才知道对于没有言论自由意识的人们来说，提倡言论自由是多么的困难。不过在诏令中，有一些句子暗示朝廷虽不提倡但也不追责儒生议论朝政，我想这可能也政治斗争的一种妥协吧。说真的，我还很怀疑发行这两本杂志和诏书，还是皇帝和王安石想挣钱，才做出妥协的。
本来我想在大坝上捅个眼，没想到这个眼又被堵上大半，只剩个沙漏了。也罢也罢，尽人事，听天命吧。我安慰着自己说，这总是聊胜于无。
正在那会做声不得的时候，石福来报，沈括大人来访。
我连忙到客厅相见，却见厅中站着一个中年人，脸微胖，长得也算眉清目秀。这人就是沈括？我嘀咕着上前，寒喧起来。
两人客套了几句，就分宾主坐下，我就问他来意，原来他是读了书院的几本教科书，一直想见我，没想到我却去了湖北炼铁，又听到炼钢有成……总而言之，就是他很佩服，就想来见见我。
我倒没想到沈括居然会成为我的追星族，肚子里暗暗得意，嘴里却不得不谦逊几句，又说了些沈括修水利，制礼仪的得意事迹，然后就开始闲扯起来。
据历史记载，这家伙几乎是个全才，数理化不用说，连生物天文地理全都懂，还会打仗，造兵器，炼钢，所以他一问问题，我就头痛。那几本书我编得多累呀，还有多少人帮忙才整出来。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东奔西跑，心里想的不是赚钱就是政治斗争，怎么可能和这个被后世数学家称为“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的，仅中国出了一个的”数学家谈数学呀，别看我是现代人，他一和我说算体积，我头都会变大多少倍。我高数早就扔了，初中数学当然也有他闻所未闻的，但是他擅长的地方我同样也不怎么灵光。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最差的情况，我东扯西扯，故意找一些自己懂得多的地方说，一会说到化石，说到地壳运动，让沈括非常有兴趣。我看着他那高兴样，心里暗暗好笑：“我能不知道你的痒处吗？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注意到化石的人呢。”我又和他说太阳历，简直让他感动得认我为知己，沈括主张废除太阴历改用太阳历，以适应农时，谁不知道呀？当时人们不采用，他还说以后一定会被采用，结果到九百年后英国人开始用了。这么出名的事我能不知道？不过我不傻，现在就算我是皇帝跟前的红人，我也不会帮你去主张什么太阳历的，采用新历法可是古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包括礼制、传统、实用种种因素都要考虑，而且采用新历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政治上的一种新气象，再怎么联想过份的都有，我这时候要帮你整这个，那不是告诉天下，我石越想变革旧制吗？
因为我地位比他高，知名度比他大，学问看起来也似乎比他强，他倒是蛮佩服我的。本来还觉得我这么年轻怎么知道这么多，见到我后才相信原来真有“生而知之者”，我猜他把我当圣人都有可能。我则一面肯定他对太阳历的认识，一面指出历法的改易是朝廷大事，需要极度慎重，他也只有点头的份。
留着他用膳之后，我们又说到计时的机器，他发明的漏壶很出名的，我却向他提出现代钟表的原理以及一种现代的计时方法，他蛮有兴趣的听着。完了我又让他改日去看我的印书坊的机器……总之种种新奇的东西和想法，我都一反平时的低调，在他面前口若悬河。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议论，一直谈到日薄西山，他才依依不舍的告别。
我知道对付沈括这种人，让他对你死心塌地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佩服你。沈括是个聪明人，他能想出许多技术发明，并注意到许多的细节，都证明他是比较开通的人。所以他不是那种恪守古制的人是有理由的，他支持新法也是有理由的。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沈括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他懂政治，关心民生，实际上他的许多发明就为了改善民生而发明的。他也是一个军事家，一个出色的外交使节，当然这些这时候别人是不可能知道的，不过我却可以从这些推测到他的为人——我相信沈括本质上，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支持新法，是因为他认为新法可以帮助大宋富强，当然，我不排除有可能是王安石对他有知遇之恩，但这种可能性只能是一个促因。
当我出现在这个世界后，他的人生将会改变，特别是在他主动拜访我之后，我已经决意把他收到我账下。政治上的事情，他不是傻子，他现在还没来得及站队，至少没有陷入政治太深，他应当很明白我的政见较之王安石的政见孰高孰下……
当我决心要把沈括收归账下之后，我突然发现，我的面前一片开朗——在之前，我虽然自觉的参预历史的进程，努力改变着历史的方向，却从来没有想过，我不仅仅可以主动改变大历史的方向，也可以改变一些个人的命运……在北宋的历史上，有一群人，当新党当权时，他们被视为反对者而被贬斥；当旧党当权时，他们同样被视为反对者而被贬斥。这些人，并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们反对新法，是反对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的变样与新法敛财的本质，所以当新党当政时，自以为是的当权者听不见任何的意见而视他们为旧党；当旧党执政时，对于新法风声鹤唳的旧党敏感的反对着一切新法，拒绝任何改变，从而把他们视为意志不坚定者。这些人是历史的寂寞者，却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当中真正的精英，务实而理性，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不够灵活，但是对于政策的理解却相当的灵活。从某个方面来说，正是因为这些真正的精英长期被打压而居于政治金字塔的中下层，才导致了北宋最终的覆灭。
这些人现在被视为旧党而遭受新党的打击，我相信凭我目前在政治上的表现，这些人应当是旧党中坚定支持我的一派，也就是说，这些人才是我真正的盟友，因为我们在政见上更加合契。而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部分都不在京师，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更巧妙的方法，把这些人聚集到京师来，让他们能够在朝廷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也许他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并实现我的意图。
当我想通这一节之后，我甚至觉得方田均税法都不那么让我烦恼了，如果王安石要闹，就让他去闹吧。我在方田均税法没有显示出它的危害时加以阻止，不仅会加剧我和新党的矛盾，而且也不会得到下层民众的有效支持，因为他们不会知道方田均税法的危害，甚至有一些有正义感的书生，可能还会认为方田均税法是良法，我的反对，反而会让我丧失掉这一部分原本支持我的儒生对我的信任感。
我一个人在那里带着坏意的微笑，婢女们在一旁窃窃私语，猜测她们的主人今天为什么会这么高兴，几个侍女远远的跟在我身后，望着我轻快的走出大厅，在院子里大喊：“石福，备马车。”
当时比较流行的交通工具是轿子，很舒适。不过我觉得那会让我变得软靡，也会让我慢慢的习惯高高在上的感觉，所以我一般不会乘坐这种玩意，我宁可骑着个驴子四处游玩……当然我并没有骑驴的机会，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马车，结果就导致我家的轿夫是最轻闲的，而马夫则是最累的。
我的马夫叫石安，名字是我起的。虽然我并不想给他起名字，但是事实上我不这样做反而对他是一种伤害，而任何人如果伤害你的车夫，都是一件不智的事情。
做为一个现代人，当然知道马车没有轿车舒适，不过如果赶车的是个老手，那么马车坐起来还是很舒服的，而如果要加急赶路的话，虽然颠颇，却也别有一种风味。
石安的动作很快，我才走出大院，他和他的马车就停在我前面等候了。我提起衣襟上了车，两个小厮跟上来坐到石安的身后，我轻轻吩附一句：“去汴梁城。”
刚听到石安恭声应答：“是，老爷。”马车便挥鞭绝尘而去……
第十三节汴京风物
马车跑得一阵，我吩咐石福把速度放慢下来，缓缓而行，我掀开窗帘观赏外面的风景。从道边的疏林中，隐隐能看见几间茅舍，远处的草桥静静的躺在细细的流水之上，几叶扁舟泊在河边的老树下之下，又有几个脚夫赶着一车煤球向汴京城走去……
这种画中风情，让人陶醉。倘不是因身处国家权力之旁，倘不是因为早已预知这个社会可能会走向的结局，单看这景象，谁忍心去打破这诗意般的宁静？但是帝国的喧嚣声渐渐入耳，这个注定是大改革的时代，是不能再允许社会如此平静下去了。
仿佛是为了证明我的感叹，身边渐渐传出来喧哗的声音，路上行人愈来愈多，有人骑着毛驴悠闲的漫步，有人坐在轿子上享受有钱人的特权，也有人欢声笑语，也有人愁眉不展，骑马的，挑担的，人们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汴京城。
一个小厮兴奋的指着远处依稀可见的一些建筑，对我说：“老爷，你看，那是咱家的印书坊……”我微笑着回应他，眼光所及，却发现一个骑在驴背的书生正拿着一本新书在读。
我对这个社会的影响，也许没有我想的那么大，但是总有一些如细细的毛毛雨，无声无息的沁入这片土地吧？
不知不觉之间，马车已经入城，汴河上粮船云集，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由纤夫牵拉，或是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紧张地卸货。名为虹桥的大木拱桥上，人们熙熙攘攘，一路行去，就进入了城楼以内的街道，可以看见两边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书店、庙宇、公廨……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又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一点的商店门楼扎着“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座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
回想起初到这个世界的情景，暗暗里也感叹着人生的际遇……
我让石福把马车停到汴河边的一座酒楼旁，下得车来，抬眼望去，只见市招上三个大字：“群英会”。我嘿声失笑，快步走了进去，两个厮连忙紧紧跟上。
早有酒保上来招呼着，我信步上楼，要了几碟小菜，一壶热酒，浅斟独饮，两个小厮却让他们另外叫了酒菜在旁桌吃着。
这个酒楼位置却是极好，临窗往去，正可见汴河景致，河的那一头只有稀稀的建筑隐在树林当中，于闹市中见雅静，颇具情调。
当我对窗浅斟，自得其乐之时，几个年轻人争辩的声音突然传来，循声望去，是在酒楼的另一侧靠窗处，几个戴着方巾，儒生打扮的年轻人在大声争论着什么……我倾耳听来，却依稀只听得几句“青苗……钢铁……边事”，原来是在议论时政。
我正微微摇头，把自己的心绪从那边收过来，却听到一阵脚步声，一个葛衣老头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儿上得楼来，看那打扮，不是说书的就是卖唱的，自到宋朝以来，从未有暇听过这些民间的曲艺，不料今日有此眼福，我不禁好奇的转向这爷孙俩。
却听那老人告了个罪，说过几句场面话，听得明白了，竟是说评书，那老头说几句书，那女孩儿或唱几声，或拉个小曲儿……说的故事却是当朝石相公的。
我正纳闷着呢，什么“石相公”呀？我怎么不认识呀？细细听了几句，那却是我的一些事情，不禁嘿然失笑。原来不知有哪个好事的书生把我落难寺中，虹桥吟诗，做煤炉印书籍，受天子恩诏，开书院写新书等等故事编成评书给这些艺人来讲，想我突然崛起，从出名到身居高位受皇帝重视不过忽忽数年，的确会有不少百姓对我的事情感到好奇，这评书说起来也不是没有市场……
只是难为这写评书的把我的事情打听得这般清楚，连我那两个小厮都张大嘴巴听着，一边眨巴眨巴着眼睛望着我，有点难以置信的样子。
我本来不以为意，倘在现代，做这样的炒作我也蛮喜欢，那评书说得对我也无甚恶意，我听到那青苗诸法，写的人也多方宣扬我的功劳……只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多了一种小心谨慎的毛病，我想到这评书倘若被朝中痛恨我的人听到，参我一本，倒也是个大麻烦，但是便我知道人家要借此参我，我也无可奈何，我能禁止这些人说吗？呵呵……想到无奈处，我也只好给自己劝上一杯了。
我正在这厢烦恼，却不料那边有人大呼：“那老头，你胡说什么……”
那老人听到一愣，我也一愣，以我所知，这老人倒并无胡说。看过去，说话的却是一个二十来岁的书生，腰间佩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独饮，此时见他双目睁圆，怒声喝斥，多半也是借了点酒意在发作。
那老汉见是个书生，怕是有功名的人物，连忙遥遥道了个安，然后很恭敬的回答：“老汉不敢胡说，这些事迹汴京城里人人皆知……”
“什么汴京城里人人皆知，汴京城的人又怎知青苗法便是善政，又怎知合作社便是善政？”似乎触及什么心事，那书生的声音都有点嘶哑。
那老人见他不如此，便不敢争辩。我那两个小厮正要按捺不住，不料先前桌上的那几个书生却先站了出来。一个高高瘦瘦穿着黑色圆领窄袖长袍的年轻人走近几步，施了一礼，问道：“这位兄台请了，方才听见兄台如是说，则兄台想必不是汴京人物？”
那佩剑书生想是趁着酒意，也不还礼，傲然答道：“不错，我是福州人士。”
那几个书生见他无礼，无不勃然大怒，正要群起而攻之，却被那黑衣青年止住，只听黑衣书生缓缓问道：“听兄台方才言道，王相公之青苗及石相公之合作法都多有不便？”
事已致此，那佩剑书生也知道自己言多有失，在酒楼指责执政，诽议朝政，这要传出，一世功名岂不全毁了？但是事已至此，倘要回头，更是万难，干脆博得一时之痛快。他朗声说道：“岂止不便，竟是扰民。”
那黑衣书生也真是沉得住气，依然缓缓相问：“敢问其详？”
佩剑书生答道：“执政坐于庙堂之上，谈道论政，皆不顾黎民实际。先是王相公行青苗法，百姓愚昧，只知借贷不知要还，更有官吏强迫小民贷之者，一季之后，利取二分，百姓由是困苦。而官家相逼，不敢不还。汴京人士或是不知，各路百姓却未有不哭者。其后石相公以合作社改良，息为二分降为一分，且百姓无官吏之威逼，不至于被迫借贷，致是初有常平仓之原意，若不出京师，原也不知道此事之弊，是故朝中诸臣，交口称赞，无有言不便者。便是地方长官，倘不达下情，亦不能尽知其中之弊。以三老族长士绅办合作社，百姓虽免官吏之逼，却不能免于富家之害。青苗之利，朝廷定为一分，有奸豪之徒，便定为二分三分，散官本是富家，枉顾王命，与之狼狈为奸，坐而分利。若有小民诉之县官，则县官多有竞相推诿者，以为散官亦王命也。石相公之合作社，能保得住上等之家不受官欺，却保不住下等之家不受民欺。前者王相公之法，朝野尚有言不便者，今日石相公之法，更无言不便者，则受欺压之百姓永远出头之日矣。”说到后来，可能触动愁肠，竟致语调凄惨。
那黑衣书生显然不知道有这些情节，默然良久，方叹道：“虽如此，却非石相公之过，奸人豪室欺压贫家，几时曾免？”
那佩剑书生愤然说道：“身怀经世济国之才，却不能涤尽人间不平，枉为男子身也。”
黑衣书生听他如此说法，不禁击掌赞叹，其他诸人也纷纷释了之前的敌意，只是这酒楼上经此一闹，却显得有点郁闷。一个书生显然想调节气氛，大声说道：“肉食者谋之，我辈但管喝酒……来，这位兄台，我先敬你一杯。”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