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望了一眼热切的邓绾一眼，心里冷笑一声，脸上却温和的笑道：“邓公子也可以趁此机会在地方谋一优差。”
“多谢相公。”邓绾谄笑道。
一声“相公”，把吕惠卿捧得身心飘然，浑身舒泰无比，为了这一声称呼，他奋斗了多久呀！“如今河北各路救灾，一切有条不紊，正是建立政绩的好时机，所以履善与邓公子，都会派到河北去。我会挑两个有矿山的州县。”他看似不经意的说出这句话，陈元凤还不知道深浅，邓绾却不禁大喜，如今朝廷出卖矿山开发权，在有矿山的地方做守令官长，不动声色之中，发财致富，如探囊取物。他却不知道，吕惠卿自己也想买一个矿山，下面有几个亲信，自然方便得多。
在给女儿定下这桩出乎许多人意料的婚事之后，王安石立即替王雱告了病，一家人乘船静悄悄的离开生活了五年的汴京，前往江宁任上。至于为什么王安石要把女儿许给桑充国，尽管外人有许多的议论，但是王安石心中的想法，却已经没有人知道。两个当事人平静的接受了这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典型中国古代婚姻，甚至连相亲这一道程序都省掉了。
就在王安石离开汴京三天之后，也就是熙宁七年八月十九日，李宪押解玛尔戬回到汴京城，枢密使吴充奉诏迎出西城外十里，赵顼喜出望外，御殿受俘，封玛尔戬为营州团练使，赐姓名为赵思忠，授王韶观文殿学士兼礼部侍郎，进枢密副使。王安石开拓熙河的政策，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此时王安石却已经不在相位了。
在这个时候，眼看着熙河靖平、天已降雨，受灾地区救灾有条不紊的进行，运粮的商人们络绎不绝的来往于大河南北，多数的流民们也陆续返乡，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大宋的局势，在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之后，应当有一个缓和与上升了。大宋国也该否极泰来了！
至少到熙宁七年十月三日之前，这一切亦完全如人们所料。这一天晚上，李丁文在汴京石府，提笔写信给石越：
“公子钧鉴：某观京师之事，暂不可为，公子安心于杭州开拓，立下政绩，一切功勋，自有人报与上知。某以为政局之平稳，最多半年，最迟明春，必有机会，吕惠卿辈，不过为王前驱者……”
写到这里，突听到一阵急勿勿的脚步声走了近来。他连忙把信压好，抬起头定睛望去，却是秦观闯了进来，只见秦观脸色红润，走到跑前，兀自气喘吁吁，也不待他相问，便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先、先生……出、出事了！”
李丁文轻轻做了个请坐的手势，说道：“少游，不要急，慢慢说，出什么事了？”
秦观深呼了一口气，走到李丁文面前，端起茶杯，也不管是谁的，全无半点才子风度的一口喝了，这才说道：“方才听苏子由大人的消息，辽人陈兵十万于边境，要求重订边界，增加岁币！还说十日之内，我大宋使者不到代州境上会议，就要兴兵进犯！”
“啊！”李丁文不由站起身来，他脸上的神情，却让人分不清是高兴，还是气愤。
而此时屋外的世界，月光如洗，星辰寥落，光芒隔着窗子，洒落在李丁文与秦观的身上，但是却无法照见他们的内心。同样的，从这皎洁的月光中，也没有人能看见大宋的前途究竟是什么样子！
[第一卷《十字》终]
敬请期待《新宋》第二卷《权柄》
注１：教阅厢兵，宋制，厢兵有两种，一种形同杂役，一种如禁军一样接受训练，名为教阅厢兵。教阅厢兵俸银较一般厢兵要高，但待遇不及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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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十字》后记
《新宋》这部小说，写到今天，已经快一年了。这部小说带给我很多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因这部书，认识了某一个人。除此之外，它带给我的一切，都与读者的支持有关，这些也很重要。
十一个月之前，我动笔写《新宋》的时候，我对宋史的了解，可以说非常的肤浅，到了现在，虽然不敢说有极深的了解，但是我想我已经站到了那个世界的门外。我想极尽自己的能力，来向我的读者展示一个更真实的幻想世界，到今天，虽然远远不能称为完美，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是可以满意的。
因为，我一直在进步。
只须知道自己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便是有种种的不足，我也能很坦然的面对。成熟是一个过程。
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新宋》能够带给读者一些东西——除了阅读的快感之外，还能有更多的一些东西——这是阿越小小的野心。我的读者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并不满足于跟着作者的思维跑动的，他们会有自己的思考，这是很可高兴的事情。有独立的思考，必然就会有不同的意见，然后就会有争辩——这也是极其正常不过的事情。难能可贵的是，不管怎么样，书评区的讨论，始终能有一个良好的气氛。
在业已结束的第一卷中，时间跨度大约是五年，从熙宁二年的冬天，到熙宁七年。这五年的时间里，石越并没有如初稿那样，登上相位，反而是去了杭州做地方官，这个改变是必须的。因为五年的时间登上相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石越创立的白水潭学院，不仅仅毕业了数以百计的学生，最重要的是，白水潭学院已经成为一个典范，各个书院争相效仿的对象——这个意义，也许比白水潭学院毕业了多少学生，更加重要。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桑充国创办的报纸，已经成为大宋中心地区与精英阶层非常熟悉的事物，这种习惯的养成，远比《汴京新闻》的地位更重要。
……
五年的时间，能发生的太多，但是不能发生的，也一样多。
在写作的时候，我常常不自觉的想，我写的东西，在宋代有可能实现吗？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觉得不可能。
我也会常常去思考，王安石变法时代的宋代，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个朋友在ＭＳＮ讨论宋代的役法，我向他略略介绍了聂崇歧先生在《宋役法述》中指出，宋代役法最困扰百姓的，无过于衙前与弓手，他很认真的对我说，弓手应当废，百姓能宽得一分是一分。当时我又是好笑又是感动——因为我自己常常也会代入那个时代。我也会由衷的去考虑那个时代本身面临的问题，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去考虑一部分读者希望看到现代社会在古代复现的心理了。
我常常会在历史与幻想之间徘徊选择。
我相信能有自知之明，我现在对于宋代的知识储备，并不足以写一部宋代的历史小说；而且《新宋》的本质，依然是一部历史幻想小说。这个故事，离不开幻想。而幻想，需要不断地看到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主人公的得意——我一直小心的控制住这种幻想，不要过份的游离于历史之外。以至于我有时候也会郁闷，我为什么不让赵顼拥有现代人的知识，而要选一个石越去白手成名？我为什么不能放任的科技的爆炸，偏偏要小心谨慎的把一切技术，控制在手工业时代？
有时候我甚至会自嘲：我这是做婊子又要立牌坊。
但是我始终坚持这个风格，不仅仅让石越戴着镣铐跳舞，而且也让自己戴着镣铐写作。这不仅仅是因为有读者的喜欢与支持，也是因为我相信这样的幻想，更能引起读者的思考。
小说需要的是传奇，历史和幻想本身是矛盾的。我常常说，戏剧性多一分，真实性就少一分。但是另一方面，真实也可能就是戏剧。我根据历史的脉络，编织着情节的发展，却无法也不可能准确的计算前面的改动对后面的影响。因为什么时候是历史，什么时候是幻想，只能依赖于我的感觉。
幸好，我的历史哲学告诉我，历史是偶然的。所谓的必然，不过是“偶然”发生之后，人们对它的一种承认。换句话说，任何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都只存在“偶然”；发生了之后，便只存在“必然”。这个观点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同，历史哲学不过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工具与方法论，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历史。我告诉读者的，只能是我站在的这个窗口所能看到的风景。
虽然我同样也有一种冲动，想告诉别人，你们看到的都是错的，只有我看到的才是对的。但是理智告诉我，真相不止一个。
所以当我在编织幻想的时候，我可以放心的相信自己的感觉。因为，它虽然不可能是全部的可能，但必然也会是可能之一。作为作者要做的，不过是尽其所能，让读者也觉得那是可能的。
在写完上面的话之后，我回去头，又重新将第一卷读了一遍。
这时候我才觉得读者真的非常的宽容。
当我回过头去读第一卷的时候，发现有很多语句，根本是不通的！而我的描写，十分之，倒正显出了我语言的匮乏——可居然还有人说我的“文笔好”！
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则是我常常用大段的旁白来强行推动情节的发展。从客观上来说，这自然是为了保证文章的节奏不至于太慢，但是也无可置疑的证明了我写作技巧的不成熟。
我想这些毛病，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会尽量的改进。
人总是在发现缺点后才能进步，我也只如此的开脱自己了。
在这篇后记的最后，我想对小说中几个人物，说一些自己[奇·书·网］的理解。
我对人物与人性，既有自己的理解，或者说恪于经验与固执，“只能”有自己的理解；而在客观上，小说也不可能为了人物的性格而安排情节。所以我虽然在写作之时，也有野心塑造一两个人物，但是我也不愿意也不太可能过于在意这些，当然，只是“不愿意过于”，没有作者不在意自己的人物刻画的——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自欺欺人。我来写这段话，实际上就是说明我心里还是在意的。
主人公石越，在我设想中，并不是所谓的“英雄”或者是有个性的人物，也并非是仿照作者为蓝本刻画的——虽然不可避免，会有作者本人的影子，但实际上，根本是两回事。
我所想刻画的石越，是一个聪明过人、有着反省精神、略显犹豫的性格、内心有坚毅的信仰、自认为有献身精神、带着道德的虚伪而甚少自觉、为人沉稳，偶尔也有鼓动家的素质的年青人。这个人物的性格，是不是刻画得足够成功，我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刻画这样一个人物为主人公，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无非是我见识所限而已。总之，石越并不是一个对现代人具有感染力的人物，但却绝对是一个能在古代有良好生存能力的人物。过多的阐述是没有必要的，石越之不同于岳不群，最重要的一点，是石越基本上不会认为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去牺牲别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可能会默认这种牺牲，但是他心里一定会有强烈的愧疚之情。另外，我赋予石越的性格上，让他至少在理智上，能够容忍不同的人与不同的意见，并承认那本是事物的常态。他所带来的所谓“文化启蒙”，也并非是唯我独尊的，而是以较低的姿态，争取融入社会文化主流的那一种。因此，白水潭的历史任务，是“百川汇海”，而非“取而代之”。
在小说中，被我“人为的拔高”而与石越齐名的桑充国，是做为第一配角的构想出现的。这个人的性格与习气，基本上就是我所了解的“书生”（一个狭义的定义，读文言文要查字典的，一律不算在此内；《论语》没有读过两遍以上的，一律不算在此内……）。对于他性格突兀的批评，我曾经做过很多回应，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对于“书生”的性格、脾气，在不同的情况，会如何处理事情，我想我比大多数人要了解。我想如果在这个人物上我有失败，那么我最大的失败，不过是对于桑充国的铺垫太少。
而桑充国为什么会和石越齐名，是不是有资格。仅举一例，郭逵凭什么能和狄青齐名？至于白水潭学生为什么服气桑充国，我想小说中或者交待还是不够。以后若有可能，我或者会补上一两笔。只不过我想说的是，范滂未必学问出众，天下未必不以其为楷模。中国的传统，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学问本是末节。何况桑充国其先有石越的支持，其后有程颢等人的支持。
至于对吕惠卿这个人物的表扬，在我看来，更是一种反讽。吕惠卿的形象，不过是我从历代奸相权相的言行中，取其“菁华”而成。典型的抄袭人物，不过这样的人物，也更符合大家的经典认知吧？重复了千百遍的人物，自然更容易得到认可，那也是人之常情。也许小说人物刻画的精义，就是写出符合大众认知的人物吧。
在小说中，吕惠卿是不会那么快跨台了。以阿越读宋史所得，认为吕惠卿急于在上任后标新立异，以求在政治决策上走出王安石的阴影，在具体人事上急不可耐地打击王安石；其原因，以阿越看来，无非有两个，第一个是他与王安石之子王元泽长期结下的怨恨，第二个是在郑侠案中，罢黜冯京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打击了王安国。从而导致了他与王安石事实上的决裂。因此吕惠卿一方面急于走出王安石的阴影，希望用政策上的成功来取得赵顼的信任，开始推行手实法等一系吕氏政策；另一方面，则无所不其极的离间王安石与赵顼的关系，迫害王安石——从而一方面进一步激化了与旧党的矛盾，一方面引起了赵顼的极度反感，终于自取灭亡。而小说中，与王元泽的矛盾因为石越的出现，得到了部分的缓解与转移，而郑侠案并没有第二波导致冯京罢相的事件出现，吕惠卿与王安石的破裂，将不会那么急促，接下来一系列的事件，势必改写。
所以，吕惠卿将继续留在书中到一个适当的时候。
作者在小说以外的话，本不宜讲太多。便在此收笔，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新宋》的创作。
阿越
于耶元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１日
第一节熙宁二年
我完全不记得我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了。但是当我知道自己居然成为又一位回到古代的同志，并且是回到了被陈寅恪称之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北宋时，我又昏过去一次。
记得曾经有人写过最想生活的十个历史时期，宋仁宗柳永的时代赫然入选，现在虽然是西元1069年，神宗皇帝熙宁二年，无论是在位长达四十年之久的仁宗，还是那个时代的柳永、包拯，都早已作古，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个黑暗的王朝，而是中华文明登峰造极的时代，回到这个时代，体验一下古人的生活，相信很多人都是很高兴来尝试的。况且这时代还有苏门学士，还有王安石、司马光……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高兴起来。我又不是故意回到古代的（而且据我所说，时光旅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身上只有几百元在这里相当于废纸的人民币，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因为我不吸烟，所以连打火机也没有）。既便我是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但是我所长的是秦汉史，本来历史的真相就淹没于时间当中，何况我所能知道的，也只是一些大事件，我也没有办法依靠这个来发迹呀，这毕竟是太平之世。况且还有户籍制度，我这个三无人员如何立足，实在是一大难题。我甚至不能说我是从海外回来的，因为我除了知道地球是圆的外，对外国一无所知，几句话就会被问出毛病来。
现在唯一能让我安慰一点的事情，是我所处的地点，是开封的一个座庙里面。庙里的和尚看我晕倒在外，头发又很短，以为是游方的和尚，好心把我救醒过来。我既然不善说谎，又怕言多必失，干脆就装糊涂，做成把往事一概忘掉的样子，那些和尚半信半疑之间，也就不再打听我的来历。只是我既已醒来，身体也无大碍，就不好赖在这庙里，须得自谋生路了。
出来后在汴京到处乱逛，方知道不久前王安石刚被二十二岁的皇帝赵顼提升为参知政事，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也就要在今年拉开序幕了。但是这等大事，与我这个未来人又何干，就算我想关心，也关心不到，现在首要的任务，还是在这里活下去。
一时半会，也找不到什么好去处，就信步而行。却到了那河边，那茶馆酒楼我是不敢去的，身上没钱，一分钱难死英雄汉，只好在那桥上呆立。突然间想起稼轩的一首词，不禁随口吟出：“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这词于稼轩本是另有怀抱，我却是想到自己莫明其妙来到这九百多年前，有家不得归，也有一点才学不得施展，现在几乎会饿死在这个世界，却也免不了一些悲怆之意。
不料旁边却有人在击节赞叹，转身望去，却是个青年，儒生打扮。宋代服饰本来就很优雅，穿在这个人身上，更是相得益彰，真是人物风流。那个见我望他，便走了过来，揖礼道：“打扰兄台雅兴。”眼眼里却有一丝惊异。我这身打扮，僧不僧，俗不俗，在当时也可算是奇装异服了，而且刚才吟诗用的却是普通话，需知各朝各代，官话发音各有不同，我讲话他虽然听得懂，却不免觉得口音别扭。
古时的礼节我也不太懂得，见到他客气，也就依样答礼道：“见笑了。”
年青人显然对我颇有兴趣，见我回话，便出言相邀：“适才见兄台在此吟诗，雅量高致，在下冒昧相邀，可否上清茗楼一叙？”
我正愁没地方打秋风，哪里有不答应之理。只是还要假惺惺客气一番：“如此多有打扰。”这话一讲，付账的人就铁定是他了。
这个年轻人对我显然很有兴趣，他以为那首《水龙吟》是我作的，便要请乐坊的女子配曲高歌，我当时便拦住了。“在下的词，可使关东大汉执铁板唱之，不可使儿女子持红牙板而歌。”这句话本来是苏门的对白，我也没想那么多，既然占了稼轩的便宜，就不妨先借过了。
他听了我这番话，不由一怔，旋即哈哈大笑，直呼“妙哉，妙哉！”，拿着扇子一边击打桌子一边就高歌起来。
我倒想不到这个人也精通音律，这水龙吟由他唱出来，有几分慷慨，有几分落拓，有几分无奈，又有几分倔强，竟引得满楼的人倾耳相听。我当时也不料这一首词第二日就传遍了汴京的大街小巷，那些不得志的文人才子，很喜欢这词的意境，我一夜之间，竟然以文名噪声京师。
这个年轻人姓唐名棣，以我对历史的了解，当然知道他不过是个默默无名之辈。但是有才情却默默无名的，这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青史能容纳的人，毕竟有限。唐棣家里是四川的大地主，祖父辈也做过官，他就在太学读书。我知道宋代政治开明，太学生议论之风，不下于东汉，这些人衣食无忧，前途光明，对这个社会多有抱负，也是正常的事情。
这一天他邀我一叙，本来一是好奇，二是喜欢“我的”词，不料高谈阔论之下，因为我对前朝史实颇熟，而且议论中常有新奇的观点，竟然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我不治经典，他却大不以为然。谈及我的处境，他知道我忽遇大难，前事全然忘记，便知道我定然处境尴尬，临别时竟然送了一锭银子给我。
银子在宋代虽然不是主要交易货币，却也是很值钱的。我知道唐棣颇有任侠气质，也并不拒绝，坦然收下，便告辞了。
第二天，我找到一个钱庄，把银子换成一包钱，置了一身衣服换上，然后问到附近的煤窑，又到茶馆打听了一个煤窑的价钱，就前去城外，想买下一个煤窑。那些百姓也并不抬价，这煤窑虽然是他们生活的来源，但是我出钱既多，买下后又许请他们做工，他们也就痛快的卖了。然后我设计了蜂窝煤的各式炉子，又找铁匠打造了做蜂窝煤的工具，又是请人来做煤卖煤。就这么忙了几天，那煤窑原来的主人叫石三，和我竟然同姓，我看他为人也很朴实，就让他负责帮我招呼那些琐事。
其实天气已然转冷，蜂窝煤的好处显而易见（并且买了那种做煤球的工具后，普通人家都可以自己做煤球），当时百姓也并不困苦，中等以上人家还用得起，这玩意很快就畅销起来。等到资金稍稍宽裕，我便叫铁匠打了一只北京炉子送去太学给唐棣。其后这种北京炉子也投入市场，不过价格稍高，却只有大户人家才用得起了。
唐棣虽然不太看得起生意人，但是对我这种新奇的发明，却也很是赞叹。不到一个冬季，我就由一无所有变成一个小财主，也是唐棣所料想不到的。但是我所得意的却是这是自己来到古代后，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第一个变化。
第二节印刷术
虽然我很快就成了一个富人，但是基本上我不是具备冒险精神的人物。我很清楚的知道这种煤炉的制造方法给我带来大利润的时间不会超过这个冬季。所以当我的身家达到几十万钱的时候，我在汴京周围置下了地产，并且登入户籍。在耶元1069年快要过去的时候，大宋的汴京户册里，多了一个不显眼的名字：石越。
我现在拥有数百亩的田产和大片的土地，在乡间也有自己的房子，并且有不少奴仆。虽然对于人人平等的观念我深表赞同，但是我并不拒绝享受被人服侍的感觉。而对于唐棣来说，这也意味着我走上了正道，他和他的太学生朋友开始和我频繁的交往。
做为回到古代的同志，我知道有几项工作是必作的：火柴和玻璃可以挣钱，炼铁和造枪可以强国……当然，还有印刷术可以推动文明的发展。这些东西虽然我不知道其细节，但是学历史的人有一个好处，就是要尽量的博闻强记，所以大体的东西我还是知道了。为了避免忘记，我把这些都整理成小册子，我并不担心失去机密，这个世界没有人看得懂我的简体字。
这几天来到我家里和我交游的太学生们，并没有在历史上很有名气的人物。除开唐棣外，一个叫苏巩，一个叫王石，虽有几分才情，却也不特别出色的人物，只是和唐棣都是一个类型的，慷慨任侠。这三个人都是蜀人，对王安石变法颇多议论。象他们这样有功名的人议论朝政，批评时局，在宋代来说是相当正常的事情，特别是还算开明的北宋。但是如今两党相争的时期，我也很担心他们的前途因此受到影响。而我一般却只谈些史事趣闻，我不想惹上大麻烦。
为了制造火柴，我开始派几个机伶的家丁去湖北荆门寻找磷矿，我知道那里有一个现代叫钟祥的地方号称“中原磷都”，另外四川的什邡，有李冰陵园的地方，也有很好磷矿，我另找了几个人过那边去看看情况。
历史记载，北宋初年就出现了“发烛”，那是一种火柴的雏形，是用沾着琉璜的杉条磨擦起火。但是这种火柴并不方便，而我要制造，却是现代安全火柴。我知道将白磷隔绝空气加热到250℃制成红磷，再把红磷和细砂做成胶糊涂在火柴盒边上，火柴的药糊则用可燃物三琉化二锑、氧化剂氯酸钾及催化剂二氧化锰，调成胶糊沾在浸过石蜡的木棒上。使用时火柴头和盒边的红磷相摩擦，红磷局部变为白磷引起燃烧，这种火柴不仅无毒，而且必须在涂有红磷的特制火柴盒上摩擦才会着火。
但是理论的东西要变成实作是相当困难的，且不说我并不知道四川和湖南的磷矿是白磷还是红磷，仅仅对于开采和提炼的流程，我就完全不知。而现代火柴的药糊，我自己既不会做，也无法请教当时的人。我不能不深深感叹，钱，并不是那么好挣的。
但是好歹也要试试。只是想想那些回到古代的同志可以轻而易举的做出火柴来卖，我却这么束手束脚，就不得不感叹人比人，气死人。
在等待那几个家丁的消息的同时，我在汴京城里雇了几个老琉璃工，我给他们的月薪不低，且答应让他们在我的庄园养老，他们也就很痛快的答应过来了。这时候我要做的，就是试制出玻璃来。我并不指望做出多么高级的奢侈品，要知道吹玻璃是一门要求相当经验的技术，没有二十五年以上的经验，想要做出那种美奂美仑的玻璃艺术品，无异是开玩笑。我的要求很简单，做出透明的玻璃制品来，就是成功。当然，最重要的是镜子。
配方倒是很简单，一份生石灰，一份半纯碱，七份半石英石（在此鸣谢端木赐兄），温度达到八百度的时间，就可以出炉了。然后就是吹的艺术了。买来练铁的设备，然后把大体的事情一交待，就让那几个琉璃工去试制了。一边试炼一边记录，我也不指望这么快弄出来，但是出于好奇心，我也天天守在炉边，偶尔指点指点。
一个月的时间就忽忽过去了，炉里出来的什么玩意都有，但是就是没有出玻璃。那钱花得我也蛮心痛的。现在煤炉的市场我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利润少得可怜，难不成真要我在这大宋当个地主了此一生？
玻璃没生产出来，但是对环境的污染却不好忽视。这些细节方面的经验慢慢也总结不少，科学家要习惯失败，我决定要坚持投资，只是个人来讲，到那炉边去视察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技术上的事情，全部交给那几个琉璃工了。
很快就到了春节，熙宁三年的春节很是热闹，我在现代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春节。我也慢慢习惯做一个宋朝人了。偶尔把后世一些词人的佳作让歌女们来唱，一夜间就可以传遍东京，现在整个汴京都知道在京师的郊外有我这么一个隐士词人，据说连王安石也夸过我的词写得好。偶尔也有些文人慕名来访，我也就刻意结纳，不管新党旧党，全不得罪。
做为一个后世人，我是很知道的，如果得罪旧党我还无所谓，但是得罪新党，只怕我会死得很惨。所谓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象我现在这样无权无势，就只有走终南捷径，刻意给自己营造一个大隐隐于市的形象，这样我的名声一大，政客们就会对我比较客气，这也是我的自保之道。
因为我毕竟是个现代人，对于下人我也比较客气，并不使用暴力，也不刻薄，家丁和奴婢们很快也就很高兴有了一个不错的新主子。便是方圆数十里，石员外的名声也是好得不得了。
这个春天，最要紧的事情却不是这些，而是我来到古代后，第二件大事终于成功了。
不回到古代不知道搞发明创造的艰难。本来以为有毕升的技术，不就是把活字变成铅字吗？但是做铅字的困难，另外新型铸字机、印刷机的发明，真的不是现代人做的事情，现在才知道就算我生在几千年后，照样发明不了什么。
只不过我知道这件事关系重大，什么都可以不管，这件事意义实在太重大了。所以才不惜花重金请了一堆师傅来，我提出设想，他们就反复琢磨。到最后我把我知道的一鼓脑的说出来，就让他们玩去了。
劳动人民的智慧还真是无穷的，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居然就捣鼓出一架水力印刷机和一架手摇铸字机。真是聪明呀……难怪宋代有那么多了不起的发明。
再也没什么比这种新式印刷机的发明更让我激动的了，做为一个历史系的学生，我很明白先进的印刷术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特别是以为中国的文明程度，这种印刷术一旦普及，就会使民智大开，只要能够维持一两百年的和平，民智大开的中国将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基础。
我立即请来了唐棣和他的朋友，在酒桌上很隆重的把印刷机和铸字机的主要发明者李三朴和赵树福介绍给这些太学生，并且决定成立一个印书坊，李三朴和赵树福就是印书坊的技术总监了。即便是唐棣也不能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激动，也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把两个从事贱业的人介绍给他们，更不懂什么叫“技术总监”，他们或者以为我这是一种名士风流的行为来宽容，或者是以为我吃醉了。而李三朴和赵树福却只会憨厚的笑着，不知所措的和我们坐在一起。当然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感到荣耀，虽然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发明给他们带来的荣耀远远不是和几个士子同桌共饮可以相比的。
“汴京民智印书馆”在这个春天开张了。我妥善的保存好图纸，并且要求李三朴和赵树福监制更多的机器，我要把这些机器推广到全国，而不是仅仅为了谋求自己的商业利益。这样万一我有不测，这项伟大的发明也不至于因此而失传。
鉴于当时的历史现状，我首批印刷出版的，是《春秋》诸传和《论语》，我得小心翼翼的出版着，害怕引起儒生们的反感而把我卷进政治的旋涡，让这个刚刚萌牙的力量就这样夭折了。除此之外，我也请太学生的朋友帮我去求一些本朝文人的著作来结集出版，一方面可以因此博得到士大夫阶层的好感，我只要印一本书，就可以让作者和他的门人朋友都对产生好感；另一方面，我不需要支付版税，还可以因此而挣得一笔钱。
本朝的文士们多有不错的见解和论作，但是他们的许多作品因为流传不广，而导致影响不大。把这些东西结集出版，很得儒生们的好感，而也不至于象出版报纸那样引起麻烦。当然，那些歌颂圣恩的文字，我更要选择性的出版，这样才能左右逢源。
很快，汴京民智印书馆就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焦点。大量的印书坊几乎破产，因为我们印的书大批量印刷，成本低质量好，价格又相当的低廉，仅仅到了夏天，《春秋》和《论语》就满世界都是了，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想读书，就买得起这两本书。而那些本朝名人的文字，让我获利颇丰，只是印量就不可能有《春秋》和《论语》这么大了。
之前因为我的清名早已传遍汴京，而我这种明显带有垄断目的的商业行为在这个时候反而给我博到了令名，士大夫们因为书价的下降反而夸奖我并不是那种追求金钱的商人，穷苦的读书人因为买得起想要的书而高兴，很快有人就向皇帝推荐我，想让我去朝中做官。
在熙宁三年的夏天，在我们那个时空中被谥为神宗的年轻皇帝，给我下了一纸诏书。
第三节第一次诏见
二十三岁的皇帝给我的这份诏书，让我深刻的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做隐士。然而也有一些是我这个现代人无法理解的，那就是我其实并不认识什么官员，他们为什么会举荐我呢？
赵顼在我们那个年代看来，是个英俊的年轻人。我有点近于无礼的观察着这个年轻的皇帝，思忖着他在历史上的作为，这是个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那个眼神中有几分傲气老头，一定就是王安石了，“他今年49岁，还有十六年好活”，我在心里飞快的回忆着，不由得有几分好笑。因为越是著名的人物，我就越知道他们的生死。
有人在呵斥着我的无礼，但是被皇帝制止了。三拜九叩首之礼是满洲的皇帝玩的把戏，在宋朝并不流行，我转过神来简单的参拜了皇帝，递上我奏折。在奏折里我委婉的表示，我并不想做官。
这种辞让很快被当成一种虚伪，于是皇帝继续要求我为朝廷服务，而我则“坚拒之”，年轻的皇帝有点恼怒，但是历史上我这样的人往往会有较好的名声，他必须答应我的请求，并且绝不能为难我，否则史官们会记上他的暴政。
然而在最后一次，他看来马上准备答应我的时候，我突然提出一个请求，我希望皇帝以给我专折上奏之权，让我能站在朝局之外，以平民的身份来关注着朝政的得失，并直接向皇帝本人提出建议。
很快有大臣出来说这与制不合，然而我的说法并非没有吸引力：
“古谚有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今日大宋相公有变法图强之议，臣虽山野贱民，亦知士大夫赞成攘助者有之，不以为然者有之，极力阻挠者有之。大宋朝廷之内，难免两党之争，变法者说变法是，非之者谓变法非，莫衷一是。陛下虽然天纵聪明，亦不免有偏信之失。倘有数人，不在朝廷之中，不在两党之内，以草民之身份观察朝政得失，上达天聪，而朝中诸君既知陛下能直达下情，则两党皆不敢虚妄诽谤，故陛下有兼听之明。又，臣身无官爵，于两党皆无所求，于两党皆无所私，臣亦不敢议论公卿，每月一折，只论市井见闻，为陛下之耳目而已，如此亦不违古制，当尧舜之世，便是山野草民，亦可向天子讲谏，今日之论，盖追三代遗风，而愿皇帝成尧舜也。”
虽然这些话并无文采，但是却也易懂。大臣们倒也并不认真阻拦，说白我不过是想做个不想要官职的御史罢了，又有什么好阻止的呢？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却至关重要。我现在的态势，一方面很想涉及到政治当中，来影响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也很知道此时的政局完全是个油锅，我很怕把自己给烫着了。有了这样一个超然的身份，我就既能影响到皇帝的决策，又避开了新旧的党争。而且我不要官职的令名，会让我得到更多的舆论加分，我的清名又反过来让我的进言更有影响力。
“熙宁三年……赐布衣石越进士及第，翰林学士……”——史官们如此记载着当天发生的事情。（注：北宋简拔人才，并不拘束，由布衣而为重臣近臣，史不绝书。）
“白衣御史”石越能给想有所作为的年轻皇帝多大的影响，即便我来自未来，也是不能预知的。但是皇帝的恩典却给了我生意上极大的方便。
汴京民智印书馆的印书坊放在了郊区，有宋文风之盛，使得各种书籍的销量相当之大，而其利润更属可观。仅仅半年时间，我的印书坊就雇用了数千名印书工，几乎垄断了境内所有的印书业。印书馆扩张的速度也是惊人的，我在青州（济南）、京兆府（西安）、江宁（南京）、成都、鄂州（武汉）、杭州开了六个分局，并且首次向尚且活着的文人支付象征性的稿费（精致的物品加少量的钱），进一步博得他们的好感。
印书馆的业务也开始全面扩张，不仅仅是经史子集、诗词曲赋、蒙学读物，我也特意请人把坊间评书整理成小册子出版，结果果然颇爱欢迎。另一方面，我利用自己的超然身份，并通过太学的学生们，请来了一些在自然科学方面颇有研究的学者，请他们写一些通俗的小册子出版。对于《齐民要术》、《九章算术》这样的古籍，我更加是不遗余力。书籍的价格很便宜，一般十几文钱就可以买到一本，小册子只要几文，一般的印书坊根本无法和我竞争，等待他们的，要么改行，要么被吞并。不过这个时代的人，对于被我较文明的吞并，似乎并不反感。
当然我也很明白这里面其实有人是想来偷艺的，我却并不因为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而用那些旧的行规进行限制，我并不想一直垄断印书业，我只是想通过这种刺激，让有能力者偷学到我的技术，和我进行更激烈的竞争。可惜的是我那些掌柜们似乎不太能理解我的想法，所以第一家采用新式印书技术和我竞争的印书坊，竟然在两年后才出现。
这其间我冒了一定的风险，轻轻的拍了拍相公王安石的马屁——我把他1059年写的《上宗仁皇帝言事书》印了一万册免费赠出。我知道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是不可能受贿的，而和他交游过密，只怕会招致旧党的痛恨，而不理他，又怎么也说不过去，那就找他最痒的地方下手吧。
只是这个王相公也真是够书生气，做为了赞赏的表示，居然只是送了把他写诗的扇子给我！简直让人觉得这家伙太抠门了。
耶诞1070年，我的生活主要就是印书馆的工作。这个印书馆能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我所不能预测的，但是我知道在书籍价格下降，印刷更加方便的时代，文明更容易保存和传播，则是毫无疑问的。比较直接的影响，则是我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书商，而且我也因此成为了当时汴京城里较为富有的人之一。而新技术的直接发明者，李三朴和赵树福也成为了我印书业的代理人，这两个人比较让我喜欢的是，他们并不是把钱看得很轻，但是也不把钱看成很重。而且他们似乎很自然而然的把自己的未来依附到了我的身上……（这一点，我是在放心的同时也感到悲哀的。）
做为印书馆的社长和总编，袁枢和郭泰都来自太学，这最后也成为汴京民智印书馆的传统，每一届的社长和总编，都是太学生，当他们考取功名担任官职后，就会自动卸任，另荐贤才来接替。之所以请毫无名望的学生们来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实在是因为请不到太有名望的人，而且太学生们虽然很骄傲，倒也不是高高在上，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做编辑的人要是眼界太高，也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
而这一年的大宋，则依然是在争论与变法中度过，王安石在旧历十二月被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欧阳修马上就要退出政坛（在神宗即位后不久罢知毫州）……我不冷不淡的写着一些街头的见闻，说着印书馆的故事，附一些刚印的新书，隔月送给年轻的皇帝，简直就如同一个弄臣。因为我知道大宋的病根，实在是在于政府的财政支出过于宠大，养兵养官养出了巨大的寄生阶层，他们吸干了大宋王朝的每一滴血。政府是没有任何余财来进行新的举措的，而王安石的变法，倘能有范仲淹的成功为铺垫，或者还有希望，否则只能走向死胡同。只是我虽然明知这一切，却根本没有任何把握可以说服年轻的皇帝。
第四节学院
很多人都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偏执狂，究竟是不是如此我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熙宁四年，王安石已经是真正的权相了，反对党中敢为仗马之鸣的或贬或谪、或罢或逐，留在汴京的人已然不多。或者有人认为我可以向皇帝进言稳重的推行新法，一府一路的试点而行，学着我那个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方法而行，但是对于熟悉历史的我来说，却是深深明白这种进言适足以为自己招祸。连韩琦这样的丞相、欧阳修这样的名臣，都斗不过王安石，我又有什么本事来说服神宗呢？所谓的试点，其实王安石在其短暂的地方官任期中，已经做过一些试验了，没有先例可引，就不具备说服力，人家只会认为你是多此一举。
熙宁四年，在大宋与西夏的边境，发生了军事冲突。但是这与远在京师的人们并无太多的关系，在消息传到京师的那个月，士子们中间最流行的话题，是汴京民智印书馆开始大规模发行由当今皇帝亲自作序并且做为礼物赠送属国与邻国国君的《资治通鉴》，也借由这个机会，我认识了司马光。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保守派的名臣。
另一方面，则是历史上本来应当在下半年才发生的事情提前发生了——皇帝诏令天下，《春秋三传》再一次成为明经科的考试课程，而诗赋取士则被废止。我不知道这件事多大程度是受王安石的影响，又有多大程度是受我大力发行《春秋三传》的影响，但是我参预了历史的进程，则是第一次如此明显的表现出来。
在此鼓励下，我在东京创办了第一家真正意义的大学——白水潭学院。这个名字如此的平凡，仅仅因为学院的所在地曾叫白水潭，便以地名命名了。
学院并未分系，只是学员们除了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外，还得学习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五门课程中的任意三门。这些教材由我亲自编写，第一次把阿拉伯数字和标点符号引入了中国。坦率的说，除开地理和生物外，数学、物理和化学三门学科，我的知识不超过高中的内容，而真正有条理连贯的，则仅仅是初中的内容罢了，其他的则全部附于书后，供那些有兴趣学习者去研究。我很小心的避开了天文学，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代研究天象，是要冒相当的风险的。
在最初，白水潭学院并未吸引到什么人来报名。当时的智识阶层无不以当官为唯一的出路，我这些“奇技淫巧”，顶多是做为一种证明自己博学的见闻来学习。但是我很聪明的率先低价发行了所有这些教科书，当那些读书人看到这些书的时候，所受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宋代是我国传统文明的高峰，中国的技术在当时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点，各种各样的发明层出不穷，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超越时代。然而却没有一个理论体系来归纳，并通过理论的研究来进一步促进技术的发展。
我的几本教科书——
《数学初步》是由我口述，雇了几个儒生写成的；这本书里表达了我所知道的全部数学知识，给当时一些博学的人带来的冲击只能用震憾来形容！他们无法想象数千年算术知识，在我这里简直如同小儿科，我所能解决的问题比他们复杂得多，我所面对的问题也不知道要深几个层次……坦率的说，宋人并不固执，特别是宋代的读书人，对于和儒家经典并不冲突的自然学科，他们能有自己的智慧来接纳这一切。
《物理初步》在这本书里我用无可置疑的权威阐述了一些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并且把一些我不能回答的问题列于其后。当人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都可以用一些定理来解释之时，他们的佩服马上就可以写到脸上。
《化学初步》则是最晦涩的一本书，因为我无法和人们真正解释清楚分子的概念。但是原子的概念却由此而深入人心，当然其原因仅仅是因为我在另几本书中树立起的权威形象让人们自然而然认为我这里也是对的。这本书自出版后不断的修正，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版本坚持过两年而不被修改的。
《地理概述》，这本书出版后，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新山海经》、《水经注》，但是其影响却是如此之深。因为凡是他们经验所及的，我都是对的。这本书关于中国的地理，却是由当时的儒生们所写，我仅仅是审议一下。
《生物学》，我对生物学一直有特殊的兴趣。所以这本书我写得相当的完美，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由我口里说出来，却仅仅只是一种猜想，并且由此引发了读书界的一场大争论。无数人的指责，亦有个别杰出的辩护，唯一无可置疑的，则是本书真正开创中国的生物学。
仅仅这几本书就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人们以看待一个奇才的眼光来看待，好学的神宗皇帝甚至亲自接见，要我本人向他解释这些书中所提及的概念。坦率的讲，虽然有些地方他并不能接受，不过皇帝基本上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很快接受了一些概念，并且对我提出的标点符号方案深以为然，下令在全国强制推行。喜欢写序的皇帝给这几本书做了一个总序，使得这几本书成为了钦定教材，甚至为太学所采用。
第一期的学员我招到了八百人，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规模。官方的学府，学生们上学是有津贴领的，而在我这里，却是要交钱的。这一进一出之间，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却仍然有如此多的人来上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有钱人家的少爷公子们到我这里来读书，以显摆自己也是个读书人。
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总比没有好吧。就算拿他们培训教员吧，那些“新学”的教员，就是那几个帮我编写教科书的儒生，虽然经我解释，明白得比别人多一些，也有些勤于实证的，懂得可能更多一点，但是总不是很专业的。这些少爷们，正好给他们实习。
然而让我想不到的却是，因为学院是公开授课，结果那些“新学”的课程，来旁听的人竟然是人山人海……来得晚一点，就绝对没地方站。还有一些人，则是很不服气，特别跑来学院找我辩论的，我当然很少亲自参加，而是由那些教员和学生中的积极者来应辩。我为此特意腾出一间大厅做为辩论厅，任由那些人和我的教员们辩论，并且每七天中规定一天时间就是用来辩论的。于是这一天成为大宋读书人和爱看热闹的百姓最高兴的节日，他们每七天就等这一天来创造一个新话题以为谈资。茶馆里人们一坐下来，多半就是在谈论上一个“辩论日”谈的是什么，下一个“辩论日”又会有什么新的争论。
而辩论的话题，则由新学的真伪，渐渐扩展到儒学的经义，但是我绝对不愿意卷入新党旧党之争，所以严禁在我的学院辩论朝政得失，明确的说“非所宜言”，这种鲜明的态度很受皇帝和王安石的赞赏，而旧党也觉得我这个人很懂“人臣之道”。
只是这种辩论的火种既已种下，就根本无法控制。读书人若是闲着无事，没有不喜欢议论的，而知识分子不谈论政治，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朝政的辩论，在白水潭学院没有发生过，不等于在别处不发生，而我在皇帝面前，也是委婉的为这些行为解释着，让他觉得不宜防民之口，又让他觉得辩论把问题找出来，也并非一无是处。
学院的另一个特色，则是在“辩论日”之前的一天，我会去请当朝大儒、著名的发明家、博学家来做讲座，这一天又被称为“讲座日”。每逢讲座日，学院的学生都必须上午前往听讲，下午则可休息。而这时候汴京城里的儒生们，往往也会来旁听，学院旁边倒象是赶庙会一样了。
总的来说，书院的成功超乎我的想像，我似乎已经看到第二年报名的学生挤满学院的景象了……
但是这种热情在一个学而优则仕的社会能支持多久，实在并不是一件让我感到乐观的事情，虽然那些有闲阶级会把科学的火种接下去，但是那离我想要的还差得远。
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第五节宴会
做为大宋国的名人，我却一直很小心的避免交游太广。但是汴京城里谁都知道白衣御史石越对于文化事业很支持，那些出身贫寒的儒生也经常是在我名下的印书局或者学院找份工作来养活自己，以度过金榜题名之前的苦寒，而其中那些谈吐不俗、仗义任侠的，也经常会被我宴请，一起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慢慢得觉得自己真有了些学者风范了。只是我的宴会上，却很少会有朝中的大臣，顶多就是一些翰林学士，喜欢我见闻广博，又能填些不错的新词，颇爱和我交游。
熙宁四年的冬至，是我回到古代所过的第二个冬至。历史上曾经记载，王安石曾经在熙宁四年，也就是耶元1071年，让人把他儿子的策论刊布于市，皇帝读后很是欣赏，就把他儿子王芳提拔到身边。这件事，是史上一个著名的权谋。我当然是知道的，只是没有想到，王芳的策论竟是通过的我民智印书馆出版的。
王芳的策论本身是不错的，但是想到这件事所包含的政治意义，还是让我哭笑不得。不过我既不敢，也无必要去得罪王安石。须知此时倘不是因为我过于年轻，我的声望只怕还要在王安石之上。无论新党旧党，都很佩服我的才学，同时因为我不做官，政治上不站边的做法，也让双方都想拉拢我。而在年轻的皇帝面前，我也是说得上话的人物了，因为我年轻，所以无酸腐气，很多时候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事情的本质，却从不正面顶撞皇帝。
皇帝想让我进朝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而旧党也很希望我进朝廷，来平衡王安石的力量。但是我很明白虽然我有多出千多年的见识，可是玩权谋，我的天赋还不够，最起码一定玩不过王安石。我还是离政治一定的距离，对于民族的贡献会更大。
然而也因为这些复杂的关系，这一年的冬至，参加我的晚宴的，不仅仅有唐棣、苏巩、王石、袁枢、郭泰以及白水潭学院的一些教员学生，也还有诸如王芳这样的太子党以及翰林院的穷书生们。
歌女们唱着靡软的曲子，酒醉灯迷中人们高谈阔论，有人在联诗斗酒，有人在争议曲直……我在醉眼中看着这些大宋的精英，浑不知数十年后野蛮民族乘灭辽之余威，用闪电袭击的方式倾刻间就颠覆了这个看似柔弱的帝国，心里不禁暗暗叹了口气……忽又想到，现在这个年头，倘若世间真有萧峰慕容的话，他们也应当出生了吧？
我正在自嘲着自己的胡思乱想之时，忽然看到西边末席的角落里，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独自一人在喝着酒，虽然宋代的酒度数很低，但是如他这样，端坐席前，一口一碗，且能神色清明，却也让人不能不另眼相看。而那种热闹非凡中的孤寂，更让我有惺惺相惜的感觉。这时候我又注意到这个小伙子是用左手喝酒，他的右手，却始终按在一柄短刀之上。
莫非是个侠客？我暗自嘀咕。不过却知道这种事情总是虚妄。能进我这个宴会的，都是读书人无疑了，哪里会有什么侠客呀。
我朝我的管家石福悄悄的说了几句。
我选用家人一向更多信任忠厚老实的，石福是个很本份的中年人。他小心的走到那个年轻人面前，把他请进了内堂。年轻人眼神里闪过一瞬即逝的惊讶，却并不推迟，很大方的就跟了进去。
我请唐棣帮我招呼席中的客人，自己告了个罪，就往内堂走去。
进去后才发现内堂里竟然坐了两个人，除了那个身怀短刀的年轻人外，还有一个削瘦的儒生笑嘻嘻的坐在一边。我不由向石福看了一眼，急得他汗都快出来了，但结结巴巴的却不敢分辩。那个削瘦的儒生笑嘻嘻的说道：“子明公（我给自己取的字是子明）不必责怪令管家，是小生自己跑进来的。”
我挥挥手让石福退下，几个侍女立即上了茶，也全部退下了。端起茶喝了一口，我慢慢说道：“无妨，在下方才见到这位兄台气宇不凡，故请入内堂一叙。”
然后很郑重的向那个年轻人问道：“不敢请问兄台高姓大名？”
那个年轻人连忙回礼，朗声答道：“不敢，小弟姓段，名子介，字誉之，齐地人。”
段誉之？我几乎一口茶要呛出来。看到我如此吃惊，两人都很惊讶的看着我。
我连忙解释：“方才听到段兄的字，想起一个故人。”段誉和我是故人吗？也算是吧。呵呵……
削瘦的年轻人却不待我问，自己就介绍了：“在下姓李，名一侠，字无过，却是晋地人氏，和段兄隔了一座大山。”
我笑了笑，说道：“李兄取得好字。”本来不喜此人进来打扰，这时候却觉得他蛮有意思，做不速之客做得这么爽。不禁又问道：“李兄进得内来，想必有所教我？”
李一侠笑起来实在是一脸的坏笑，他嘻声说道：“不敢，初到汴京，早听说石子明的大名，因此混进宴会中，白吃白喝，完了再来见见高贤。”
这个家伙倒是个痛快人，“原来如此。”却又转过去问段子介：“段兄一向面生，莫非也是才来汴京？”
“正是，在下到汴京不久，之前在白水潭学院听讲，听到石兄宴客，特来见识见识白衣御史。”这个段子介说起话声音很清朗，让人感觉特别痛快。
“看二位都是性情中人，我就不掉文了。段兄可是会武艺的？”
二人齐声赞同，段子介说：“我自幼习武。”
李一侠在旁笑道：“可否让我们开开眼界？”
“好。”段子介并不谦让，三人一起出到院子里，他就开始舞刀了。说实话，看多了港台片的我觉得这些招式也是平常，反正没什么刺激可言。
一路刀法下来，李一侠大声叫好，我却不置一言。
段子介以为我眼光高，连忙要我指教。
我却反问他：“以段兄的武功，若在军中，是个什么水平？”
“不敢说上将之材，较之一般军卒，还要稍胜一筹。”段子介倒有点自信。
“是这样呀。”回到内堂重新坐好，我又问道：“二位可知道本朝铁匠是如何炼铁？”
这两人都是聪明之人，一听到我东扯西扯，就知道我心里必然在想什么事情。李一侠摇了摇了头，段子介则说“看过铁匠打兵器。”
沉默许久，我又问：“二位对于今日朝局，有何高见？”
这话我知道说出来就是孟浪，但是我真想知道这两人的见识与器度。
这些古代人反而没有我这个现代人这么多顾虑，略一思忖，段子介就开始娓娓而谈：“王相公主持新政，朝廷里党争之象已成。若平心而论，则相公之法，倒不无可采，熙宁二年颁布诸法以来，裁兵省支，想必国库亦当充实不少。保甲、均输、农田水利诸法皆是善政。只是青苗、免役法却为祸不浅。至于太学三舍法，只怕还不如白水潭学院。而用王韶为洮河安抚司主管，在下亦不以为然。”
王安石用王韶为洮河安抚司主管，主持对西夏防务，两年后取得对西夏战争的胜利，让皇帝很高兴，这个我是知道的。王安石和王韶当然关系特殊，他处处插手，必然会引起无谓的猜忌，段子介的话倒不无道理。总的来说，段子介的评论倒也算客观。
而李一侠则完全是个奇才，“段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王相公变法，归根结底，富国强兵四字而已。富国本无错，然而相公之法，则求富国近于敛财，致使民怨沸腾。昔汉文景之世，国家无苛繁之政，而民已富足，民既富足，则国亦富足，故武帝可以凭此征伐四方；而武帝之时，虽然桑弘羊诸人用尽心机，国库却始终不能比文景之世。何也？与民争利也。与民争利，国虽富，民不得富，民不得富，国终不得富。至于强兵，我大宋兵员虽多，然而全是消耗国库之徒，一朝国家有变，必不能战。且兵员集中于京师，京师有事，则国家崩溃不可救也。太祖皇帝定策，是为北上收复燕云，如今攻守易势，倘若有不改，有朝一日，必然为祸。昔日强汉之时，民皆习马持兵，国家仅养羽林八军而已，武帝仗之足以攻略四方，何也，国家有事，全民皆可为兵，谁人能敌？”
这些话说得段子介击掌赞叹，我也很是欣赏。接着这个话题，我继续说道：“昔日汉武帝能大破匈奴，其实盐铁专营亦是重要原因，其重要之处，不在于能为国家敛财，而是因为铁器官营，使得铁兵器得以大规模装备军队，汉军之武器装甲远较匈奴优良，以至于能以一当五……”
我这番话在今天来说，是读史的人都能知道的。但在当时，却是人们根本没有想到的。这些话马上引起他们的兴趣，于是我向他们详细解释青铜兵器向铁兵器时代的转变，以及汉武时武器相对先进的情况……二人都听得频频点头，李一侠更是若有所思的模样。
第六节合作社
李一侠的确机智，他很快就反应过来：“方才子明公提到炼铁，必与此事有关。”
“李兄所料不错。”我沉吟道，“我有个想法，或者可以让大宋的军卒个个都能手持百练钢刀，甚至是一种更先进的武器，凭这种武器，十万大军，足以横扫天下。”说到后来，语气都变得慷慨起来。
段子介和李一侠却深服我之能，知道我这样讲必有所恃，二人听到血脉都涨了起来，连呼吸也变得急促了。
段子介忍不住欺身问道：“石兄有何良策？”
我凝视二人，半晌方道：“此事还需二位鼎力相助！”
二人恭声应道：“若有差遣，断不敢辞！”
我把玩着茶杯，笑道：“今宵酒酣，来日再议不迟。”三人相视大笑。
我知道我迟早要走这一步，任何回到古代的同志，无一例外的都要炼钢铁造火枪的。但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的火柴和玻璃还没有造出来，那些琉璃工人花掉了我可观的银子，虽然我不断鼓励他们，但是他们却似乎做了亏心事一样不敢见我。有鉴于此，我也不敢肯定我就一定能炼出好铁来。
另一方面，则是今年黄河决堤，虽然不是大患，却也为祸不浅，在这样的年头，我并不敢明目张胆的打制兵器，否则随便给我一个什么罪名按上，麻烦都是不小的。我现在不愿意因为任何事损害到好不容易在皇帝那里建立的信任感。
冬至过后，皇帝在书房诏见，顺便询问一下我对安置灾民的看法。一番应对后，我发现皇帝对国库的钱粮真的很在意，也许在这个年轻的皇帝眼里，国库里钱粮的多少，每年的财政支余，真的是证明一个国家是不是富强的唯一指标。于是顺着这个话题，我开始向皇帝讲起藏富于民的道理。
我不敢确定年轻的皇帝之前是不是想到过这些，但是我当例举汉唐的例子进行说明时，我发现皇帝的眼睛在发光。这个年轻的皇帝，真的是个很有抱负的皇帝，他没有成功，是有点志大才疏了。怪不得他一上任，就问当时的宰相富弼等人强国之策，那些老人们让他二十年内不可言兵事，他马上就把他们给罢掉了，开始启用新人。王安石的抱负和皇帝的抱负，倒是相近的，这个皇帝一心只想做太祖皇帝的孝子贤孙，念念不忘的就是想恢复汉唐的疆域，打败辽国与夏国。
也因为如此，我知道皇帝的本性是急功近利的，要他学文景，他是学不来的。人家那是几代人几代人的忍辱负重，换来国力的强盛，他却连二十年也等不及。我并不指望他能够改变王安石财政改革中敛财的本质，仅仅是希望他能够在心里留下一个藏富于民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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