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太后瞥了自己这个爱子一眼，没有说话。向皇后一向是个规规矩矩的懦弱性子，虽听出赵颢这冠冕堂皇的话后面，总有那么点不对劲，却也不知道该如何驳斥。朱妃在高太后面前，更是一句话都不敢有的，儿子闯了这么大祸，她也只知道跪着哭泣赔罪而已。惟有王贤妃却是听得极刺耳，壮着胆子，低声说道：“孔子曰：不观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圣人犹自如此，何况几个孩子？所谓知过而改，善莫大焉。六哥、七哥、主主，虽犯了过失，但若能就此知辱，谁说不是好事呢？还请娘娘重加责罚，让他们知道教训，这亦是为了他们好。”
她话中之意，也是附和着高太后的话，却又隐隐地和赵颢的说法针锋相对。
“王氏说得对。”高太后冷冷地应道，却听不出她是什么心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过犯了错，就要受到惩罚。不管是普通宗室，还是亲王太子，都不能例外。不能让天下万民讥我皇家没有家教。俗语云‘棍棒底下出孝子’，六哥、七哥、温国既做出错事来——”她顿了顿，沉声道：“陈衍，领他们三个一道去宗庙，跪足三个时辰。”
高太后此话一出，连赵顼都变了颜色。跪上三个时辰，文弱一点的大臣只怕都受不了，何况三个自小娇生惯养，过惯锦衣玉食生活的小孩子？尤其赵佣身体又弱，这么着一跪……朱妃一听这处罚，身子一晃，几乎便要晕倒，勉强支撑着，泣不成声地乞求道：“娘娘开恩，娘娘开恩……”
向皇后亦求情道：“娘娘，六哥、七哥、主主都是娇生惯养的……”
王贤妃却知道说什么也用，虽心如刀绞，却只是默默地不说话。
赵顼几次也想开口求情，但知道淑寿是个鬼精灵，若知道他有半点不忍之意，将来真是无法管教，嘴唇动了几动，终于还是忍住，只用目光向赵颢与赵頵示意。赵頵立时跪了下来，求情道：“娘娘，六哥、七哥、主主虽然有错，还望娘娘从轻些发落，若有个好歹，娘娘难道不心疼孙儿孙女么？”
赵颢却抿着双唇，只做没有看见，竟是一句求情的话也不说。
便在这当儿，却听殿外有人高声道：“好汉做事好汉当。六哥、七哥、主主，做错了事不许混赖，都和我一道去跪……”随着这话声，便见柔嘉大步走进殿中，跪在高太后面前，道：“云鸾之罪，任凭太后责罚，绝不敢辞。是我看丢了六哥、七哥和温国，我理当陪他们一道罚跪的。不过云鸾也有一事，想求太后应允！”
这么胆大包大的话，也只有柔嘉敢说。她也不待高太后答应，便又说道：“我听说，真宗曾说，太宗皇帝最好的诫谕，都是关于读书的。虽说祖宗定制，宗室要十岁才上学，但六哥、七哥闯出这祸事来，亦是因为没有个好师傅好好教导之故。便请太后恩准，给六哥、七哥选个好师傅，出阁念书罢。”
柔嘉的性子，高太后也是知道的。本来淑寿这般胆大妄为，她心里还颇有怨到柔嘉身上，却不料她居然还有这种见识，又想到几个孩子失踪时，柔嘉虽然还是莽撞的性子，却竟也知道去找石得一，种种事情联系起来，倒让人不由得要刮目相看。当下竟点头应允道：“便依了你。”
听到这话，向皇后、朱妃、王妃，都不由得不又惊又喜，心里暗暗感激柔嘉。赵颢却是脸色微变，口里却笑道：“不料竟是十九娘有见识。”
“谢太后。”柔嘉对高太后叩了个头，便拉着赵佣、赵俟的手，叫起淑寿，随陈衍一道出保慈宫而去。
高太后望着四人的背影，心里暗暗叹了口气。挥了挥手，道：“你们都退下罢。”众人连忙告退。高太后望见赵顼脸色苍白，起身时似乎晃了一下，心中一转念，又道：“官家留下陪我说会话罢。”
赵顼这一日之间，先是憋闷了半日，念着萧佑丹的话，又喝了不少闷酒。待听到几个孩子失踪，又惊又急又气，心情大起大落，莫甚于此。他身子本来就是病一段好一段的，担心着国事，常常整夜不眠，精神也不是太好。听到高太后的处置，心里又是心疼不忍，又是觉得孩子不管不行。这时候只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却不便当众表露出来，听到高太后召唤，勉强又支撑着，问道：“母后有何吩咐？”
高太后见向皇后以下都已经退出殿中，悠悠叹了口气，道：“官家道我这么狠心么？我哪能不心疼孙儿孙女的？”
赵顼勉强笑道：“母后……”
才说了两个字，便被高太后打断，“官家不用说什么，六哥是不能不教的，他是储君，自小要有人管了，对礼法规矩有了敬畏忌惮之心，将来才不至于为所欲为。否则他将来做了皇帝，谁能管得他住？今日犯了错，到宗庙跪三个时辰，那是轻的。将来犯了错，奈宗庙、天下何？”她顿了顿，又道：“向氏、朱氏，都是妇人见识，只知道疼儿子女儿。我若应了她们求情，哪怕是减轻一点，这几个孩子便知道有所依靠，将来定然还要无法无天，日积月累，只怕再也没有人管得住。所以我只能做个恶人，罚狠一点，让他们晓得厉害——我暗地里早已吩咐了陈衍，看他们不行了，便宣诏赦了他们。况且，有十九娘在那里，其实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吃亏……”
高太后兀自娓娓向儿子诉说着心曲，不料赵顼一面听着，一面便觉得脑袋越来越沉，忽然，便见他身子一仰，倒了下去。
＊
“陛下，还请安心保重龙体……”睿思殿内，吕惠卿与文彦博伏在皇帝御榻之前，委婉劝慰着皇帝。赵顼忽然在保慈宫晕倒的事，只有极少的人知道——为了防止引发动荡，高太后果断地封锁了消息。幸好，在太医的急救之下，赵顼很快便苏醒了过来。但是，医官们却没有一个人说得清皇帝到底得了什么病，只是开些调养的方子，让皇帝静养。但赵顼却不能“静养”，他移至睿思殿后，趁着宫门还未关闭，便派人急召吕惠卿与文彦博入宫。尽管太医们都避重就轻地说些宽慰的话，但从他们模棱两可的话中，赵顼便已经预感到，这次的生病，没有那么快好起来。既然这样，有些事情，他便不能再拖了。
“朕不是什么大病，但只怕也没这么容易好。”赵顼淡淡地笑道，“太傅与丞相，是朕的左膀右臂，朕希望你们二人能和衷共济。”说到这里，他停下来，歇了一下，却用目光制止了吕惠卿与文彦博插话，过了一会，忽然叹道：“今日萧佑丹说的话，朕一直耿耿，一直耿耿！”
“陛下不必挂怀。”吕惠卿连忙宽解道，“物价腾贵，无非是因交钞发行过多。但这种状况，亦不会持续太久。若陛下能用臣之策，臣敢立军令状，一年之内，可平西南夷之乱，熄益州之兵。两年之内，必令国家财计回复正常。”
吕惠卿说出如此几乎是孤注一掷的话来，连文彦博都大吃一惊。但吕惠卿自己却是心知肚明——果真一年之内还不能平定西南夷之乱，他有通天的本领，只怕也捂不住这锅到处冒泡的沸水。与其这么着让文彦博、司马光等人到处制肘着自己，慢慢被耗死，倒不如孤注一掷，若皇帝不肯用他之策，到时候他也有话说——此时他还不知道王安石已经婉拒复出的消息。
“丞相有何良策？”赵顼也觉得意外。
“西南之兵不熄，朝廷财计便不得不靠增发交钞维持。而益州之乱，正源于用人不当。将领无能，不止累死三军，还拖累了朝廷。陛下试想，西南夷所居，不过弹丸之地，以王师百战之余，岂有屡战屡败之理？臣的主张，还是请陛下用王厚、慕容谦为将。若其不效，臣愿与之同罪！”吕惠卿一次一次地加码，增大赌注。
“陛下，军国大事，不可儿戏。”文彦博这时再也无法坐视，嘶声道：“吕相公将一路之安危，系于区区二将身上，若果真有何万一，便诛吕氏全族，又于事何补？臣以为，要平定西南夷之乱，还须三管齐下。一面朝廷要发兵征剿镇压，一面要暂停熙宁归化，招抚分化西南夷，除此以外，还要善择益州路牧守，以防祸起萧墙。益州之乱，非徒用兵可定者。请陛下三思！”
赵顼凝视文彦博，道：“朝廷不是已经用王介甫做观风使了么？太傅以为王厚、慕容谦不可当大任么？”
“枢密会议以为林广是宿将，可当大任。”文彦博固执道。
赵顼苍白无血色的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石越、李宪都以为王厚、慕容谦可当重任，连郭逵亦觉二人为可用之材，奈何惟太傅难之？”
皇帝这话中，隐约便有质问之意了。文彦博勃然变色，嘶声道：“陛下用臣为枢密使，奈何又不肯信臣之言？”
赵顼心中亦觉恼怒，默然良久，终于忍耐下来，道：“朕非不信太傅。然此事久拖不决，非国家之利。”
“便请陛下除林广益州经略使，此事一言可决。”文彦博亢声道。
赵顼又沉默了一下，问道：“太傅，若用林广，多久可平西南夷之乱？”
“陛下既开西南之衅，奈何这时反而急功近利？军机万变，谁又能预测期限？然若以林广为将，必不至于败军辱国。”文彦博顿了一下，又道：“王厚、慕容谦非无能之辈，然臣所忧者，正是上位者急见事功，二人到底年轻，急欲取悦陛下，到时不仅坏了国家大事，还将自己也毁了。”
但文彦博的话，却不是赵顼想听到的。皇帝的目光转向吕惠卿，吕惠卿不待皇帝发问，便道：“陛下纵以为臣不知兵妄言，然石越、李宪、郭逵辈，岂得说其皆不知兵么？”
赵顼移开目光，缓缓闭上眼睛，似乎是在小憩，似乎又是在沉思。过了好一会，才睁开双眼，沉声道：“朕意已决——便召王厚、慕容谦为将。让他们先到京师来，朕要亲自见见他们。”
“陛下圣明！”吕惠卿连忙顿首颂道。
文彦博却默然不语。皇帝明明已经疑心他以党争坏国事，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唐康、田烈武的案子，也要一气结了。”赵顼仿佛想在这一刻，处理掉所有悬而未决的事情，“太傅与丞相怎么看？”
“臣理当避嫌。”文彦博冷淡地回道。
吕惠卿心情极是畅愉，只是皇帝到底还病着，他却不敢表露出丝毫，仍然是小心谨慎的模样。待皇帝的目光移到自己身上，方回道：“此事臣已累章论之，其实便是清议舆论，到底还是同情者居多。臣以为，这桩案子，不宜再争论下去，朝廷如今正在用人之际。孙默虽然判决了，然论法亦有恩自上出，陛下有特赦之权。此事凭陛下圣裁便可！”
赵顼心里想要的便是圣裁，吕惠卿所言，正合他心意。其实此事已经有政事堂的支持，朝廷上的官员，以人数而言，到底还是主张轻罚的居多。只不过清议可畏，赵顼亦不得不晾上一晾，以免过于刺激了反对者，万一闹出个给事中三驳出来，那才是毫无必要的大麻烦。但他还是假意想了一下，方道：“朕意以为，可黜唐康为大名府通判，令他去河北协助吕公著；李浑罢职编管，亦足为惩戒；田烈武罪轻，降一两级，闲置几年便可。至于高遵惠，实则功大于过，但亦不赏，平调益州做提督使。卿可与政事堂诸公商议，若以为妥当，便以政事堂的名义结了这案。”
他分明已经定了下调子，却还要展示公正，让政事堂去“商议”，一面还给自己留了条后路——若是如此处分后，舆论清议接受了，自然是皇帝英明；若是舆论清议激烈反对，板子自然打到政事堂屁股上。皇帝依然是公正的最高裁决者。
但吕惠卿自是不惮于替皇帝当挡箭牌的，他反而暗暗庆幸——皇帝如此处分，竟比他想象的还要轻些，这正说明他的队站对了，不仅对石越有了个交待，亦能在皇帝心目中加分。吕惠卿相信，绝不会有皇帝喜欢一个处处与自己唱反调的宰相的。象当今这样的英主，更加不会喜欢。
＊
约同一时刻，雍王府。
“皇兄又病了。”皇帝生病的消息，没能封锁过雍王府。
“哦？”李昌济吃了一惊，不由追问道：“果真？”
“千真万确，皇兄在保慈宫晕倒，不过现在已醒了过来。从太医的闪烁其辞中，可知这次病得不轻。”赵颢低声道。这些年他虽然“安安心心”当他的“贤王”，但却并没有白费光阴，禁中的事情，能瞒得过他的，并不多。
“太子失德，皇帝病倒……”李昌济沉吟着。
“仙长以为如何？”赵颢笑道，“汴京风云真是瞬息万变，有人以前是两面下注，如今风云一变，便向小王这边倒了。”
“大王说的是？”
“石得一。”赵颢言语中，不由有几分得意，“这个奄竖，鼻子比狗还灵些。”
“此人举足轻重，大王慎不可轻视。”李昌济对于赵颢的野心，本来并不抱多大的希望，但这时竟仿佛得天之助，好消息接踵而来，原来看来遥不可及的东西，突然间竟似乎近在咫尺了。
“小王理会得。”赵颢自然也知道石得一的力量足可倚重，“只是太子失德这件事，要不要现在散播出去？”
“再等一等。”李昌济摇头道，“要等个好时机。”
“但六哥马上便要出阁读书了，这个十九娘……”赵颢对于柔嘉的建议，实在耿耿，就因为柔嘉几句话，一件完美的大好事，变得好坏夹半起来。
“这也不是坏事。”李昌济笑道，“关键还是要看师傅是谁。”
赵颢一时没有明白李昌济的意思。
“以太子的这种性格，大王只要设法推荐几个学问出众、名望过人，却又迂腐刚正的儒士做师傅，然后悄悄令这些儒士知道太子今日之所作所为。用不了多久，师生之间，必然难以相容。只要太子厌学，讨厌儒士，让这些夫子对太子感到失望。到时候再将这些事情散播出来，一并大肆宣扬今日失德之事……”
“妙策！”赵颢不由击掌赞道，“今日之失德，还可谓不教之过。若这般师生相看两厌，则是朽木不雕也。”
“要紧是要找几个好师傅。”李昌济笑道。
“此事不难。”赵颢不假思索地道：“桑充国、程颐，皆是天造地设之选。”说罢，越发觉得李昌济此策之妙，不由又笑着赞道：“仙长真奇士也。”
第五章东风未肯入东门（五）
汴京是流言的天堂。
石学士夫人韩氏被削去诰命，很快便引起了从爱说是非的官员内眷到四处奔走钻营的官吏的注意，然后更慢慢扩散到民间，因为没有正式公布原由，这种神秘感，反而更引起了人们猜测的兴趣。各种流言不胫而走——当各种各样的猜测过多的时候，有时候真相反而成了最不可信的一种猜测，被埋没在五花八门的流言当中，人们只有在事后真相揭开时，才会拍着胸脯说：“这个我当时早就猜到了……”而对绝大多数的官员来说，在这种时候，谨慎地减少出入石府的数量，则不失为明哲之举。
不过，真正吸引官员们目光的，则是第二天在琼林苑的大宴。
枢密使文彦博告病，并且从消息灵通的人士口中，还传出这样的消息，皇帝已经下诏召有“小阎王”之称的小王将军与慕容谦将军回京，准备分别授予益州路经略使副之职，统率大军，去平定西南夷的叛乱。
那些不太熟悉王厚与慕容谦的官员，在宴会中悄悄地相互打听着二人的功绩与背景——尤其是一向不为汴京官场所熟知的慕容谦。有操守节气的官员，关心的是二人的能力能否替帝国平定西南的叛乱；一头扎进党派之争的官员，则关心二人的立场；汲汲于自己名利的官员，也要获得更多的信息，以判断这两个人是否有可能成为新贵，对自己的前途将有什么样的价值……大多数的官员，都是出于两种以上的原因，来关心着这个任命。而人们知道慕容谦与石越的关系后，有些人则不免要变得更加迷惑不解，感叹汴京的风云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慨叹帝心之难测——怎么会一面如此重地处罚石夫人，一面却准备重用慕容谦？也有一些自作聪明者，便以为这是一种御下之术；还有一些人，则更加疑心着石夫人是不是重重地得罪了什么重要的宫中嫔妃……
琼林苑的花丛之中，流言便如蝴蝶一般，处处飞舞着。
而对于大辽国的驻宋使拖古烈来说，这样大规模的社交场合，亦是他收集情报的好地方。宋朝皇帝的脸色极差，在各国使臣面前只露了不到一刻钟的面，便只留下礼部尚书王珪与鸿胪寺卿李陶作陪，悄无声息地众人面前消失了。拖古烈注意到宋朝皇帝离席之时，脚步虚浮，他一向很留意宋朝皇帝的健康状态——这显然是极为重要的情报——但他知道赵顼的身体并不是很好，因此亦没有太放在心上。而且，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当皇帝离开之后，官员们才不那么拘谨，青壮派的官员们，借着酒兴，开始先行走动，不再固守于自己的席位，他们以同年、同乡、同党为特征，自然而然地分开了群落。这时候琼林苑正是花开的季节，来自天下各路军州，甚至是海外的奇花异葩，争相斗艳，自然亦会引起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的诗兴，因为这一日琼林苑全部开放给官员们与各国使者游园，更有许多的官员干脆便离席而去，三三两两结伴去苑中赏花，诗词唱和。
与萧佑丹不同，拖古烈今日的穿着打扮，与一般宋朝士大夫毫无不同，他说着一口道地的汴京话，穿梭于大宋的公卿之间，倾听着他们吟诗作赋，得心应手地品评着诗词的高下，往往以一句妙语，赢得满座赞叹。他巧妙地拉近自己与宋朝士大夫们的距离，让他们不将自己视为“外人”，然后才有机会不动声色地听他们谈论各种看似无关紧要的流言耳语，大部分的中下层的官员们对于朝廷的人事、政策，总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他们亦不以为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会是什么军国机密，觉得自己说的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于是亦放心大胆地在拖古烈面前高谈阔论。即使一些对辽国抱有极重的敌意的官员，也不怎么排斥拖古烈——的确，要区分拖古烈与一个普通的宋朝士大夫的区别，实在是太难了，而他又是一个极能获得人们好感的人。也有人有时候会故意在拖古烈面前炫耀着宋朝的国威，比如河北某州的一个官员怎么样有才干，大宋又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拖古烈总是耐心地倾听着，偶尔不卑不亢地回答几句，即不让他们太失望，也肯不让他们太满意。而且因为他对儒家经典、汉赋唐诗，乃至宋朝的学者的著作都十分熟悉，常常巧妙地引经据典来回答，让那些存心想诘难他的人，也不能不在心里佩服他的才智与学问。
但对于韩拖古烈来说，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的职责，为了那个将自己从微贱中提拔重用的雄才大略的大辽皇帝，亦是为了大辽朝的存亡延续。对于自己的国家，拖古烈内心有着极深的忧患意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南朝的潜力——无论南朝现在面临怎么样的危机，他都清楚，南朝已非昔日之南朝。这是一种感觉，一种如果你不在南朝生活，便无法体会到的感觉。忠烈、先贤二祠，白水潭学院，朱仙镇讲武学堂，每天练习弓箭的小学生，汴京城墙上的火炮，熙宁蕃坊，还有汴河上每日熙熙攘攘的船只，汴京街道上越来越多的太平车……每一样东西，都让他感觉到南朝的力量——那是一种平静下面的巨大潜力。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能够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而拖古烈便恰恰是这样的智者。但这样的智慧，对他个人而言，却不全是好事。他感觉到时代在变化，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应当如何跟上这种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这只能让他产生极大的挫折感与焦虑感。
拖古烈所能做的，只能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祖国。
他深信大辽皇帝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大辽现在的道路，是契丹人唯一的选择。做为一个辽国人，做为一个辽国士人，拖古烈对一件事看得清清楚楚：游牧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这是有人类以来，就亘古不变的一条铁律。任何不肯改变的游牧民族，都注定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灭亡，其中绝大部分，甚至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丝毫的印迹——能够有机会做出选择汉化与否的游牧民族，都已经是极少数的幸运者。拖古烈不会被历史的表象所欺骗，汉化也是注定要灭亡的，但是游牧民族灭亡，却从来都不会是因为汉化——这是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横向比较，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不肯汉化的游牧民族，在同样的条件下，永远比愿意主动汉化的要死得快，而且是快得多。
大辽的先祖们具备超凡的智慧，他们意识到不汉化就无法生存；但又担心汉化后又失去赖以立足的竞争优势，所以创建了南北面官制度。但是，仅仅在太祖皇帝死后，太宗皇帝一亲政，其理想便是成为中原的皇帝。他统率大军南下，击溃汉人军队，在开封称帝，留下大辽国永远的荣耀，也留下大辽国永远的教训。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自居于中国的正统；也是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对汉人心存敬畏。
辽太宗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中原、河北的义军给击溃的。他离开汴京的时候，留下了一句名言：“吾不知中国之民难治如此！”
这是一句被刻在大辽历代皇帝心中的名言。
从此以后，大辽国就再也没有过野心要真正地兼并中国。与南朝和平共存，保持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实际上成为了大辽一百余年来最核心的政策。
契丹铁骑可以将阻卜人、女直人，将一切游牧民族毫不留情地践踏在脚下，可以无所顾忌地剥削他们，奴役他们，轻视他们。但是自太宗皇帝北还之后，契丹人就再也不曾真正轻视过汉人。
并且，契丹人、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改变。
或者说汉化。
当今的大辽皇帝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也许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拖古烈深信，对大辽来说，对契丹族与奚族来说，这都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惟有农耕，方能带来更多的、更稳定的粮食供应。
惟有将游牧改成畜牧，方能繁衍更多的牛马羊。
惟有如此，方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过上更富足的生活；惟有如此，才会有更多的人力与物力、以及时间——惟有如此，大辽国才会有前途。
真正的前途。
破坏者只能暴虐一时，建设者才会拥有未来。
这一定会付出代价。也许是非常惨重的代价，但是拖古烈坚信，除此别无他途。为了未来，你不能惧怕眼前的牺牲。
但是辽国人也是矛盾的。纵如卫王这样的智者，甚至是拖古烈本人，也认为“北方的朔风，才能锤炼出英勇强壮的战士来”——他们都为自己民族的传统感到由衷的骄傲；而且眼前的代价如果过于沉重，则会遮蔽人们更为长远的目光……不仅仅是那些坚持祖制的反对者，连卫王、拖古烈本人，也并非那么一无反顾的。党项人为了正确的道路，已经代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国土。大辽远比他们幸运，经过内战的锤炼，国内主明臣贤，政治清明，兵强马壮……
但是一个想要汉化的辽国，一个正在汉化的大辽，反而却要迫不得已与南朝开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太宗皇帝失败的阴影，在一百多年后，始终笼罩在辽国君臣的心中。
这次，他们将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南朝。
信念坚定如拖古烈，都不由在心里要有犹疑，更何况他人？
大辽国也在一个巨大的三岔路口，一念之间，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三个民族的命运，永远无法回头的命运。
至此时，拖古烈才深深地明白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凌牙门也有这么漂亮的荷花么？”一池绽放的荷花旁边，两个绯衣贵客毫无风度地坐在池边的大石头上，远离着人群，一面说着闲话。他们都是皇帝面前的新贵，在高丽，在南海，他们都是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人物，但是在汴京的官场，他们却只是普通的中下级官员，他们与汴京的官场，似乎一直相互排斥着。这种排斥，几乎是天然的。在这里，他们很难找到同伴，没有几个人与他们有共同语言。尽管大宋已经开拓海疆十余年，但海洋依然不是大宋关注的焦点。那里只是遥远的域外，是被放逐的地方。而他们的功绩，亦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被汴京官员背地里称为“夷官”。
“有。凌牙门的睡莲，不逊于琼林苑的荷花。但天下最好的荷花，应当是在杭州。”薛奕心不在焉的应道。他今天本来还幻想找机会与皇帝搭上话，当面陈叙他的设想，但是，九重之上，咫尺即是天涯，皇帝与他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他不由感到一阵沮丧——他好不容易见到文彦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让文彦博对他海船水军的新设想产生那么一丁点的兴趣，没有想到，文彦博却忽然告病。种种谣言显示，文彦博在密院呆不久了。原本他也曾寄望于石越再次进入中枢，或者退而求其次，盼着唐康得脱此劫，回来重掌沿海制置司。但是，从各种流言，他能猜到的，是唐康即使化险为夷，也很难再在中枢呆下去……这么些年来，薛奕从汴京官场学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汴京的谣言往往比政事堂的公文，更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秦观久久凝视着池中的荷花，他似乎并没有太留意薛奕的回答，而是在出神。半晌，忽然没头没脑地说道：“高丽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议论说，朝廷允许他们出海的商船太少了；另一种议论却说，高丽国物产应有尽有，贸易有害无益，为了造船，不得不让许多劳力去深山中砍伐良木，浪费国力……”
“短视。”薛奕淡淡地回道。
秦观没有理会薛奕的评价，继续说道：“我在想，解决高丽的麻烦，也许应当全面允许他们的商船分享我们的航线与贸易，这样高丽于大宋的依赖，将更深更长久……”
“少游一点也不考虑南边那些海商么？”一个声音在二人背后响起。二人连忙起身回头，笑道：“蔡元长怎的如此神出鬼没？”
蔡京笑着在二人中间坐了，道：“我看你们才是神出鬼没，躲到这个地方来了。”
“叶祖洽拉了一帮人在那里吟诗作赋，我实在没什么诗兴，便和世显躲这里来了。”秦观笑着也坐了下来。
薛奕却笑道：“少游是石门有名的才子，他是怕我一介武夫为难，救我一命。”又道：“元长知道我的，我要有元长一半的本事，亦不至于躲到这里来。”
秦观知道薛奕是说蔡京长袖善舞，当下笑笑，岔开话题，问道：“文太傅到底是怎么了？”
蔡京笑了笑，回顾了一下四周，见并无旁人，方低声道：“被都堂的那一位排挤了。听说文公是昨天和那一位一道面圣回府后，气出的病来。宫里有人传，帝心生厌，密院要换主了。我看不日之间，文公便要自请出外了。”
薛奕听得更是意兴索然，不由叹了口气。却听蔡京笑道：“薛侯果真要想成事业，吕府、马府、韩府，你总要走一家的门子。”
“罢了。”薛奕摇了摇头，道：“我一介武官，奔走于执政之门，传扬出去多有不便。”
蔡京笑了笑，不再多说，转向秦观，问道：“方才子游说的是当真的么？”
“我想来想去，并无其余良策。”秦观点点头，道：“眼前看是吃了亏，长远来看，却是得利的。鼓励高丽出海，我大宋才是真正把握了高丽的命脉。”
蔡京默然一会，低声道：“若出此策，是雪上加霜。大宋的海商岂会答应？少游可知道，朝廷的海船水军，实际是由这些海商们养着。况且这些人在东南势力不小，不可小觑。”
“若能用我之策，便让高丽人分一杯羹，又何伤大雅？”薛奕摇头道，“元长与少游可见过宝云斋的掌柜？二位若听他说一说，便知道大宋的海外贸易，其实还只是一个。踢开面前的绊脚石，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学士怎么说？”蔡京试探着问道。他知道薛奕已经拜见过石越几次了。
薛奕木然摇头，沉默不语。
“薛侯且耐心等等。”蔡京安慰道，一半却似乎是在暗示什么，“眼下朝廷关心的是，说到底还是西南的局势。千头万绪的一团乱麻，想理清了，总得要有个下手的地方。西南之事一日不定，朝廷就腾不出手来关心你的海船水军。再怎么说，注辇国也是在万里海域之外，与我大宋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前些年还有注辇国的使者来进贡过……”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又道：“使者今日早晨已经出发了，小阎王和慕容谦分任益州经略使副。皇上到时候一定会召对，询问军事方略……”说罢，瞥了薛奕一眼。
薛奕只在心里暗暗苦笑，他哪里又有本事能结交上王厚与慕容谦？
蔡京又与薛奕、秦观闲聊了几句，便告辞离去。对于薛奕与秦观的态度，他是十分不以为然的。汴京的官场的确十分疏远他们，但是这并非是没办法弥补的。一个契丹人拖古烈，尚能与汴京的士大夫们打得火热，何况薛奕与秦观，两个人都是石越门下有名的高足？秦观不必多说，他随手填一小词，随口占一绝句，哪里还会有叶沮洽等人的风头？便是薛奕，其实也是会写诗的，他在南海的几首诗流传回来，也颇受称赞。说到底，二人还是太骄傲了，少年得志，在域外又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自以为做的都是经邦济国的大事，打心眼里便看不起汴京那些风花雪月的官员们。他们只恨不得能和两府大臣天天谋划着国家大事，却浑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五六品官而已。新官制以后，这种级别的官员，汴京城里多如牛羊。
所谓的权力中心，在蔡京看来，绝不仅仅是指两府与学士院。
在外面的时候，你必须表现出吏材来——无论是石越，还是司马光、文彦博，甚至是吕惠卿、冯京，都不是你用“德行”就可以唬弄的人，没有值得称道的政绩，你入不了他们的眼。想出人头地，当然也可以贿赂内臣贵戚请托，“至宝丹”参政，还有吕惠卿、冯京那里，也并非无隙可钻，但是蔡京是个极精明的人，他知道这样做不值得——门下后省的给事中与御史台的御史们就不必多提，靠这样的手段晋身，在石越、司马光、文彦博那里，无异于判了死刑。如果他的政治野心仅止于五品六品，倒也无可无不可，但若真想有所作为，只要这些人还能发挥着政治影响力，这就是非常不智的。
要想升官，就要摸准上司的喜好，投其所好。两府诸公看重的是政绩，那就好好做出些政绩来给他们看。
但是，仅有这样是不够的。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同侪的关系若不搞好，就不会有士林的“清议”支持，仅有“德行”不能得到重用，但如果没有清议的赞誉，同样也会成为仕途上的重大缺陷。两府诸公看的是你的政绩，但是汴京的士大夫们，却不会象个考课官一样，凭着你的政绩来决定他的喜恶。
你必须谨慎的融入其中，表现出你另一些方面的才华，才能得到他们的欣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乃至品味美食，讲笑话，互相赠送歌伎……只有如此，你才可能成为汴京士大夫们中的一员，而不是成为他们的另类。除非你和石越一样，有机会一开始就得到皇帝的赏识，凭着自己的才干牢牢地在皇帝心目中占据一席之地；或者如王安石一样，用几十年的功夫，不断的积累着自己道德声誉与政治资本。但是，石越那样的奇缘，不是人人可以遇到的；而且，石越在未取得相应的地位之前，照样也结交内侍，与冯京、王安礼等人打得火热；王安石更是得到了韩、吕等世家大族的支持——没有韩维天天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王安石未必有机会披麻拜相。
所以蔡京有自己的策略。今时不同往日，熙宁初年，皇帝为了励精图治，兼之还没有一批自己了解、信任的大臣，所以才有王安石、吕惠卿、石越等人的崛起。但到了今时今日，皇帝已非昔日稚嫩的皇帝，他对于朝廷与大臣的操控，早已经得心应手。想通过得到皇帝的信任，而骤得大位，复制王、吕、石一样的传奇，几乎已经不可能。
皇帝依然是决定官员命运的最强有力的人。但在熙宁十七年，除非你是韩忠彦，你去逝的父亲是定策两朝的元老重臣韩琦，否则的话，一个太府寺丞，还是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为妙。决定自己命运的，是两府诸公，与他身边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中低级官员。
蔡京尽可能地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石党是他立身的根基，自然不用多说，即使是秦观、薛奕、曾布这样的海外官员，他也总是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在他们面前以自己人自居，偶尔也会友善地帮帮他们。而石党以外，对于旧党与新党，他也尽量地保持着交往，维持着较好的关系——只要他不公然出入吕惠卿的府邸投送秋波，就算是陈元凤站在他面前，他也能称兄道弟。除此以外，他经常出入白水潭学院，结交一切名士，偶尔也会资助一些贫穷的士子——能够影响到朝野清议（主要是言官与报纸）的力量中，白水潭学院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支。
总之，良好的声誉，是绝不能忽视的。
他嘴边带着一种温和亲切的笑容，朝每一个人打着招呼。并非所有在京的官员都有资格参加这次琼林苑的大宴。换言之，在今日的琼林苑，一次不经意的傲慢，就有可能树下难惹的敌人。这是蔡京绝不愿意犯下的错误。
他一面走着，忽然，从左边的道路上传来两个人的低声议论。
“大尹这桩案子，怎的一反常态？”
“舒兄有所不知，这案子牵涉到祥符令……”
蔡京心里一惊，他已经听出来这个“舒兄”，便是御史台大名鼎鼎的舒亶。而“大尹”这两个字，在汴京，除了开封府苏颂外，是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被如此称呼的。祥符县是隶属于开封府的第一个大县，天子脚下，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县”，祥符令也不是寻常县令可比。这二人所说的案子，听起来非同小可。他顿时留了心眼，放轻脚步，闪到一个树丛后面，却听舒亶又道：“蒋安？那僧人和蒋安也有关系？”
“这些和尚道士，出入权贵之门，也是常事。他们作奸犯科，哪一桩后面省得了要牵出几个权贵来？”
声音越来越近，蔡京仔细辨认这个声音，总觉得很熟悉。隐隐约约不是御史台的，便是大理寺的，却记不清楚究竟是何人。
“苏子容自任开封府起，便号称要厉行法禁，说什么京师重地，须用柱后惠文之治，以法弹压，断不能无为而治。说得好生冠冕堂皇，我还以为又要出一个包公了。”舒亶语带讥讽地说道：“想不到，区区一个祥符令，他便视国法于无物了。轻轻松松便将那僧人给放了……”
“蒋安是韩枢副的同乡。”
“一个韩持国，便可以给蒋某人面子，放过一个僧人。陈世儒的案子，他拖而不决，那也不难想象了。”
二人一面说着，却是朝北边转了过去。蔡京待到二人走远，方从隐身处走出来，怔怔地发了一会呆。他已经看出来另一个人的背影——此君是蔡确的同年，如今在开封府做判官。舒亶想对付苏颂，自然是有原因。吕惠卿曾经想过要收买苏颂，他曾经故意对人放出话来，说苏颂是他同乡的前辈，如果肯来拜会他，就可以位至执政。这话自然会传到苏颂耳边，但苏颂只笑不答，并不卖吕惠卿的账。兼之苏颂为开封府，的确也因秉公执法，得罪过不少权贵，舒亶是新党中有名的御史，想借机罗织罪名弹劾他，也不足为怪。但那个开封府判官，也是平素素有直名的，为何要陷害苏颂，他却一时没有想明白。蔡京自然不知道，此君想要对付的，并非是苏颂，而是陈世儒——蔡确的父亲蔡黄裳，曾经是陈世儒的父亲陈执中的下属，因为年老糊涂，被陈执中逼迫致仕，郁郁而终。蔡家与陈家由此而结下世仇。苏颂迟迟不肯判陈世儒夫妇死刑，自然也有他的顾虑，但却免不了便要得罪另一些人。
蔡京心事重重地边走边想，此事表面看起来自然是事不关己，但他的直觉却告诉他，这事没有这么简单。“不要多管闲事。”蔡京一面在心里告诫着自己，一面却又忐忑不安。
“元长，有礼。”
蔡京只顾着想心事，没料到前面来人，慌忙抬头望去，却见是国子监丞吕大临。他慌忙回礼，笑道：“与叔，有礼了。”一面在心里暗暗奇怪。
其时旧党人物，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因为新党势大，因此不同政治理想与信念的人物，不得已合成一块，而一起聚集在司马光这面反对党的“赤帜”之下。但实际上，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党，与势力最大、人数最多，主要由司马光的门人们组成朔党之间，是存在着冲突的。大体来说，其中二程的洛党，与新党理念最为接近，他们也主张对朝政要进行彻底的变革，因此程颢开始时曾经与王安石共事，只是后来无法接受王安石的行事方法，而分道扬镳。但至司马光秉政之时，其时大程已然去逝，程颐还是公然反对尽废新法的举动。后来又是程颐第一个自我反省，以为党争之祸，旧党亦应付责任。而蜀党与朔党的基本立场，则与石党比较接近，都是主张逐步的改良。但相对而言，苏轼较为理想化，而朔党则重视历史的经验，实干的精神较强。
此时历史已然发生极大的改变。但宋廷中的派系，反而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不清的状况。旧党中，已经不存在所谓的“蜀党”，这一派的政治势力，以二苏为首，已经隐隐并入了石越一派。而所谓的“洛党”，因为二程植根于白水潭学院培养学生，与新、旧、石三党，竟都有牵扯不清的关系。而真正意义上的旧党，亦即是朔党，因为与石党在政治理念确有相合之场，二者的政治联合，使之因此也成为了朝中三大政治势力之一，而且隐然是势力最大的一派，但同时也很难说得清楚，究竟有多少朔党，其政治光谱其实是在石、旧二党之间偏移不定的。
而这个吕大临，虽然此时不过是小小的国子监丞，但他的身份，却可以折射出熙宁朝中政治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他是“程门四子”之一，是所谓的“洛党”；另一方面，他本人是陕西人，他的兄长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都是旧党中极有名望的大臣，吕氏兄弟，也是公认的“关学”大家。在旧党的政治版图中，显然是更偏向朔党的。兼之吕大临以其忠直颇受司马光的赏识，而又以其学问，在白水潭学院颇具人望，因此与石党中的许多人物也牵扯不清。
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吕大临以其人品与学问、才干，兼之身具这种复杂的身份背景，一直被视为汴京城中极为前途的一颗政治新星。许多人都认为，吕大临成为“新贵”，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蔡京看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吕大临对自己一向是不冷不热的。他亲近的石党人物，多半都是所谓的“白水潭派”，象蔡京这种“西湖派”，显然不属于他“青眼”的范畴。
但此时，吕大临却一反常态，主动向蔡京打起了招呼。而且还亲善地和他交谈着。这既令蔡京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又让他心里非常的奇怪。他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有点“反常”的情况，接下来又不断的出现，一路之上，竟然又有两三个在朔党中素有刚直之名的官员，主动向自己展示善意。
一向极精明，极善于分析汴京各种政治势力光谱的蔡京，也几乎不由得晕了头。一个吕大临的善意，也许还可以说是偶然，但接二连三的出现，却一定不可能没有特别的原因。面对着这种不原由的善意，蔡京心里竟产生了不安的感觉。他极不喜欢这样的状况，哪怕这看起来对自己是好事。幸好，路上依然还是有旧党的官员对自己依然故旧，这让他稍稍安心一点。但很快，他就想到，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那件使吕大临们对自己改变态度的事情，就发现在今天，就发现在琼林苑，而很多人尚还不知道此事的发生？
一想到这里，蔡京背上竟冒出一阵冷汗来。
＊
琼林苑的一处行宫中。
石越静静地站在皇帝的身旁。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皇帝的病情会如此严重，连站立久了，都会支撑不住。当他被单独召来之时，见着皇帝的病体，他跪在皇帝面前，哽咽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对于赵顼，绝不是没有感情的。只不过，这种感情，有时候是致命的，必须谨慎的掩藏起来。年轻的皇帝可能需要一个亦君臣亦朋友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随着皇帝的成长，是不可能被允许一直存在的。如果他不懂得分寸，下场只能是凄惨无比。
但不管怎么样，见着赵顼的神情，石越却还是忍不住动了感情——他是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赵顼的寿命的。历史也许已经改变，但未必每一件事都一定会改变。皇帝的病情，让石越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哽咽着，一面却叩头赔罪，为自己女儿的行为请罪，以掩饰自己的感情。
赵顼显然也有点动情。
但他也不允许自己表露自己的感情。从治平四年算起，他已经做十八年的皇帝。他已经不再是熙宁初年的那个皇帝。他本来想和石越说说他的女儿，但是，结果赵顼只是和声安慰了一下石越，便迅速地谈起了正事。
他也不允许自己随便浪费精力。尤其是这个时刻。
“朕一定要稳住高丽国这个盟邦。为了北边！”皇帝的声音很轻，但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与高丽的那点贸易，是蝇头小利。朝廷也不缺那点钱，开贸易，是为了加深对高丽的控制，不是为了将其变成敌人。”皇帝停了一下，叹了口气，“只是，司马君实是断不肯白给钱给高丽的……文彦博已经……”
石越听懂了皇帝没有说出来的话。
“高丽使者带给朕的奏章，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显然高丽国国内也很危险了……”关系到高丽国王的王位，自然不会说假话。现在王运唯一的指望，就是宋朝。
“陛下，臣以为，朝廷不能抛弃王运。”沉吟了好一会，石越才开口说道。
“贸易怎么办？”赵顼注视着石越，“继续下去，王运迟早有一日王位不保，难道真要出动军队替他稳固王位？到了那个时候，江华岛那点驻军只怕不够……但也不能停止贸易……”
第五章东风未肯入东门（六）
“臣倒有个办法。”石越谨慎地措辞着，秦观与薛奕，都曾经拜会过他，高丽的局势，他已经反复地考虑过许久。“大宋要保持对高丽的影响，不但不能停止贸易，还应当加深贸易。适当地让高丽人更深地参预到海外贸易中，是一个长期的办法。但短期内，只恐难见成效。但若白送钱财给高丽人，这却是个恶例，臣亦反对这样做。”
石越小心地回视了皇帝一眼，又继续说道：“臣以为，不如借一笔钱给高丽。”
“借？”赵顼不由反问了一句。
石越微微点头，道：“高丽国缺钱，借钱给高丽，可以起立竿见影之效。但这笔钱也不能白借。朝廷如今国库拮据，一文钱也不能乱花，骤然间要掏出一大笔钱借给高丽，对朝廷财计，无疑是雪上加霜。”
赵顼听得频频点头，却听石越又说道：“臣估算了一下，以国朝与高丽之间的贸易总额，朝廷每年借给高丽国一百万缗钱左右，便足以巩固王运之王位。”
“一百万缗？！”赵顼几乎吓了一跳。
石越毫不迟疑地点点头，又道：“一百万缗。以后借多少，可以再商议。第一笔借款，要起到作用，不妨就多一些。这笔钱虽然借给高丽，但是，该怎么花，却不能由高丽人作主。”
赵顼不知不觉间，便被石越的主意吸引住了。
“朝廷借给高丽的一百万缗，高丽国必须全部用来购买指定的大宋商品。所以，这一百万缗，只是一个账面上的数字。朝廷也不必真的运一百万缗铜钱到高丽。”石越怕赵顼不明白，又解释道：“比如高丽国想买大宋某家商号十万斤盐，那么高丽人可以只要出二成或者三成的铜钱，其余七八成的货款，便可以从这笔借款中抵销。那家卖盐给高丽国的商号，拿着相应的凭证，再到朝廷这里来领取剩余的货款。朝廷扣除商税后，再交付货款便可。如此一来，高丽国的危机，便可迎刃而解。而朝廷借出去的钱，归根结底，还是宋人赚到了。而且，高丽人也不可能一次便将这一百万贯的借款花光，他们交易时毕竟有一个时限，国库也可以得到缓解。”
赵顼听到这里，精神不由一振。但凭他对石越的了解，知道石越肯定还没有说完，便只是赞许的点了点头，继续听石越陈叙着。
“除此以外，借钱便要有抵押，或有担保，还要定下还钱的期限。何时还钱，利息几何，这些可以由有司与高丽使者去谈判。总之不妨放宽点，但不能让他们觉得太轻易。”石越娓娓而谈，赵顼恍然之间，竟感觉到似一个巨大陷阱，送到高丽人的面前，“臣不指望着高丽人如期还款，借钱容易还钱难，自古皆然。臣以为，不妨便让高丽人以物抵债。今年高丽人借了朝廷一百万贯，明年朝廷让他们用谷物还债，高丽国这一年间，便得拼命种谷物；若让他们用人参还债，他们这一年间，便得拼命挖人参；有朝一日，陛下若要用契丹战士的头颅来抵债，高丽人亦不敢不从……这笔借款，便如同一根绳索，勒在高丽人的脖子上，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既不能让他们欠太多的债，免得逼急了他们翻脸不认账，跑到辽人那边。也不能太少，太少作用便不大。要恰到好处，便要靠利息与抵押。在他们的偿还能力之内，他们借得越多，利息越低，买货物时价格越低，要付的现钱越少；借得越少，则反之……”
说到这里，赵顼已接过话来，笑道：“朕看用不着这么麻烦，朝廷肯借钱给他们，其焉有拒绝之理。”他说的却是实情，自春秋战国之后，国与国之家互相借贷的事情，便几乎从未出现过。宋朝开出如此条件，对于王运来说，简直便如同天上掉肉饼一般。他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最要紧的，是朝廷有讨债的能力。”石越也笑道，“与朝廷交好，最不济，可以挖东墙补西墙，可以年复一年的借钱度日；若胆敢交恶，钱借不到了，还要引来兵戈之灾。只要他们借了第一笔钱，高丽国便从此被牢牢地绑在了陛下的战车之上。只要朝廷不逼人太甚，高丽国从此便是大宋最可靠的盟友。”
“最可靠的盟友？”皇帝不由得哑然失笑，他笑着摇了摇头，却不是否定石越的建议，而是在感叹着。司马光对于财政的看法，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对于国家财政来说，的确是重要的。但是，司马光依然过于谨慎了，除了裁并州县，汰减一部分官员，是由他主持的。此外诸如军制改革裁汰老弱兵士、整编禁军；发行交钞等等较为积极的财政措施，都与司马光没多大关系。凡是涉及到财计上的问题，司马光都没有太多的办法。在皇帝看来，他的户部尚书，只知道一味的保守与谨慎。这与赵顼的性格，无疑不太合拍。但是皇帝也需要司马光，一方面司马光的存在，有极重要的政治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司马光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狠拉缰绳，将狂驰中的奔马勒住，以免跑得太快，而掉下悬崖。所以，皇帝让司马光掌握户部，却将太府寺始终交到理财较有手段的石党和新党手中，不让旧党染指。
在皇帝看来，石越是一个永远不会让自己失望的人。他总能找到巧妙的办法，来解决别人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一点很重要。赵顼胸中的雄心壮志，在即位十八年后，不仅没有熄灭，反而越燃越旺。他需要有才干的大臣，特别是在有事之时。
但赵顼的身体并没有配合他的心情，因为精神突然的亢奋，他忽然急促地喘息起来。
“陛下！”石越心头浮过一片阴云，声音竟有点颤抖。
“朕没事。”赵顼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出三个字，又停了好一会，仿佛在积蓄力量，方又说道：“今日便先议到这里。卿回去好好想想，朕想给六哥、七哥找个老师……”
＊
石越没有想到的是，自十七日琼林苑接见，直到七月二十日，皇帝竟然都一直卧病不起。虽然这对宋朝政府的运转来说构不成太大的影响——宋朝的政治传统与新官制的精神，都不太需要皇帝处理具体的庶政，皇帝真正需要的，只是掌控高级官员的任命，以及充当最高的裁决者；但是，皇帝的健康与否，依然关系到政局是否稳定。两府宰执大臣经过商议后，决定不顾各国使臣在京这一事实，公布皇帝的病情。这一看似极为自信的举措，其实已经表露了宰执们的担心——他们害怕皇帝突然崩驾，如果不事先公布病情，就可能引来许多的猜疑，对于以后的朝局十分不利。尽管邸报与《新义报》上发布的病情，经过了许多的修饰，但是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皇帝病得已经极严重了。
而紧接着，又有两种流言，开始在汴京流传。第一个流言，是据说皇太后与皇帝正在给太子寻找合适的儒士当老师，太子赵佣，很快便要出外到资善堂读书。这个流言流传很广，很快引起了许多官员的注意，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太子的老师，这明显便是飞黄腾达的捷径。而另一个流言，却只有极少数与禁中的内侍关系密切的官员才知道（这些官员多半与旧党、白水潭关系密切）——据说，皇太后瞩意的资善堂直讲，是白水潭学院院长、《汴京新闻》总编桑充国，以及白水潭学院明理院院长、著名的理学家程颐。没有人知道这个流言是何处传出来的，但人们都相信它与禁中的内侍有关。这个消息是如此的宝贵——如果皇帝崩驾，不到十岁的太子继位，高太后显然会垂帘听政。迎合皇太后的意思，是博得皇太后好感的重要方式。而且，这是不要担任何风险的——桑充国与程颐可以说是当今天下没有做官的儒士中，声望最高的两个人。他们道德高尚，掌握着清议的力量，学生遍布天下朝野，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两个人当资善堂直讲，品德、才华、资历，都不会有任何质疑。
他们之所以没有立即上书举荐，仅仅是因为皇帝没有明发诏旨。病榻上的皇帝，精神格外的脆弱，而且也似乎更容易动怒——三天之中，他唯一处理的朝政便是，不顾司马光等人的反对，接受了一直告病的文彦博的辞呈，让文彦博以太傅的身份判大名府，拜韩维为枢密使。
这不是一次平常的任免。
权力格局的脆弱平衡，随着皇帝的重病，文彦博的出外，已经开始破裂。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这个时候，皇帝没有明发诏旨要替太子选师傅，你却不知好歹的上书，这不明明是咒皇帝死么？
但这个沉默却并没有更长地维持下去。
二十一日，去西京濮安懿王陵园献祭回京的金紫光禄大夫、景城郡公赵仲璲上表，请皇太子出外至资善堂读书，并荐布衣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
赵仲璲是现任濮国嗣王、宗正寺卿赵宗晖的儿子，皇帝赵顼的堂兄。因为赵宗晖年老体弱，赵仲璲近十年来，受诏担任祭礼之职，在宗室中辈份虽然不是很高，却德高望重。说话极有份量，新官制后，宗正寺卿一直由英宗的兄弟们依次接任，但此时实际主持宗正寺事务的，却是赵仲璲。因此连皇帝也要敬他三分。
赵仲璲的奏折，仿佛正是坐实了之前的流言。不待皇帝批复，顺水推舟举荐桑、程为资善堂直讲的奏折，竟如雪片般地飞进禁中。
＊
“荒唐！荒唐！荒唐！”听着陈衍转叙着外面的流言，高太后直气得浑身发抖。让桑充国与程颐担任资善堂直讲？高太后想都没有想过。她或许还听说桑充国的一些事迹，但程颐在士林中名气虽大，高太后却也仅止是听说这个名字而已。而这一切，居然还是“承太后之意”！
“这宫里头，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竟然胆大包天到敢出去造谣！”
“娘娘，老奴以为，空穴来风，必有其因。定是有人想着让桑、程二人，当太子的师傅，才出此奸计。”陈衍壮着胆子说道，他总觉得这事背后，有着巨大的阴谋。但却到底不敢胡乱开口。
“你是说桑充国和程颐？”高太后迅速地反应过来。没有非常的富贵，怎么敢行此非常之事？连皇太后都敢利用。
“老奴不敢妄言。”陈衍是极小心的老，借给他一个胆子，他也不敢妄言。
“桑充国、程颐不过是两个布衣，有什么本事支得动这么多官员？又有什么本事使得动赵仲璲？”高太后冷静下来，沉吟道，“果真他们能差得动这许多官员举荐，他二人想进资善堂，也不是太大的难事，何苦要出此下策？”高太后到底也是个聪明人，立时便想到，桑、程果真想要进入仕叙，方法多的是，纵算是想做帝师，也犯不着出此下策——只要不是太愚蠢的人，肯定都能知道，皇帝若有万一，倘是太子即位，那么实际主政的，一定是她高太后。得罪了她又能有什么好处？区区两个资善堂直讲，她随便找个借口，便可打发了。桑、程二人她虽不深知，但二人素有虚名，亦不至于利欲熏心至此地步。
但若这背后之人，并非是桑、程，又会是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