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键东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选文有删节。
一
对于一些关键的历史来说，一年等于很多年。时代总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它总要将一些人、一些事纳入自己的轨道。顺之者则合潮流，逆之者则产生所谓的历史悲剧。最能令人一咏三叹的，是有时实在无法分清究竟是人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
在被传统的中国人称为旧历癸巳年的1953年，对于陈寅恪来说，的确发生了不少不同寻常的事情，以至不能不在这一年徘徊、流连，细辨每一声历史在宇宙天籁发出的轻微的叹息声。
癸巳年，一年等于好几年。
沉寂往往是风雷激荡的前夕。毛泽东于1950年6月撰写的那篇著名的《不要四面出击》雄文中所描绘的理想目标——“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在癸巳年开始实现。大批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列主义，接受了新的思想教育，共产党对知识界的领导开始发挥作用。
以史为镜，是中国历朝吸取江山更替教训的最好法宝。对“史”情有独钟的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在政治、经济等压力稍为减轻的时候，便不自觉地对这个于智者来说充满了迷人色彩的领域，投入浓厚兴趣的关注。考察1949年以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人们会发现，在好几次重大的历史抉择前夕，总能在史学界隐约辨听出毛泽东在这里发出的新声及前奏。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1953年，这个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及尹达等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当时陈伯达的身份很奇特，他兼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身为院长的郭沫若反而要接受他的领导。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权威人士。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广东的杜国庠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这样，陈寅恪成为这一年筹办的《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并愿意在该刊物第2期上发表《论韩愈》一文，历史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在1953年10月，历史研究委员会做出了几项重大决策：尽快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要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特别指出：“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迎接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陈寅恪被纳入时代运行的轨道。
在即将设立的历史研究所三个所的所长名单中，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三人分别出任一所(也称上古史研究所)所长、二所(也称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及三所(也称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现代中国史学界人才济济，名家辈出，更有新史学家领一时之风骚。从身体条件与对时代的顺应而言，比陈寅恪更适合担任所长职位的人很多，是谁还能感觉出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陈寅恪的存在?今日已无从知晓其中的详情，但这一点已经变得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时代需要陈寅恪随其运行。
不过，这时陈寅恪独立的生命世界在岭南已重新构建完毕，生命意识在这重构的世界里再度勃发。历史出现了它永远不忍看的时代与个体生命不可调和的撞击与冲突。这种冲突在历史的星空中留下了多少悲歌与千古绝唱。
自进入1953年以来，北国便不断捎来信息，“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陈寅恪称为“北客”的北京来人，也不时借路过广州之机劝陈寅恪重返北京。早在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清华园的一些弟子便寄信来劝恩师重返清华。这种亦私谊亦关怀的劝说，陈寅恪并没有看得很认真，但一个“劝”字，历史已很朴质地点出了陈寅恪对北返的态度。
终于，一个肩负使命的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的出现，意味着劝陈寅恪北返的行动达到高峰；他的出现，也意味着共产党在全国学界最高层的领导，第一次正式表达对陈寅恪的尊敬和对陈寅恪学术地位的肯定。
这位带有私谊色彩兼学生身份现身的“使者”，身怀两封沉甸甸的信件，兴冲冲地踏上了南下的旅途。他就是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钱（加竹头）。他是怀着志在必得的心情上路的。
二
汪钱也许没有想到，他身上的两封信，他要完成的“使命”，使他此行爱徒探视恩师的温馨色彩荡然无存。而正是这种色彩，历史才会挑中这位无论从辈分、地位都不足以与陈寅恪作正式对话的其时才37岁的后学充当“使者”。汪钱更没有想到，一别四五年，自己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恩师也发生了变化，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
……
汪钱不会迟于11月21日抵达广州。还像五年前师生亲若无间一样，汪钱一抵中山大学便直接住进恩师家中。但很显然，谈话谈“崩”之后汪钱便搬到学校招待所去住了。
今日我们要感激汪钱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相当珍贵的原始记录。这份一万字以上的报告，真实地记录了陈寅恪与汪钱多次交谈时的真实思想和喜怒哀乐的情感发泄，令人闻其声而想见其人，陈寅恪的神态跃然纸上。
这份报告显然是汪钱即将结束广州之行时写下的一份汇报。其记忆力惊人，忠实地录下了陈寅恪的心声。
11月21日晚，汪钱将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转交给陈寅恪。“22日晨”，陈寅恪即作答复，由唐员（加竹字头）执笔书写，提出了陈寅恪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所谓“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与刘少奇。陈寅恪让唐员（加竹字头）将此两个条件写于纸上，明显地要让汪钱带回北京，以示并非空口无凭：
以后在全国学界暗地里流传的“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说法，便源自1953年11月22日的这个早晨。这一天是星期天。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很难堪的话题。汪钱没有叙述自己的心态，但汪钱说到了冼玉清与黄萱。这两位与陈寅恪有很多共同话题的女性，在这个早晨目睹了这一幕，参与了这一场谈话。冼、黄一齐劝陈寅恪没有必要这样提，陈寅恪倔强地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走出家门刚一年的黄萱问陈寅恪，“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陈寅恪回答“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
冼玉清再劝陈寅恪不必如此，陈寅恪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汪钱用忠实的笔调客观地记录下每个人的原话，今人仍能感觉出陈寅恪话语中含着一股怒气。以陈寅恪对历史对现实的“通识”，陈寅恪当然明白他这样做是极大的不合时宜。
这将是一个令人永不能释怀的人生场面。陈寅恪为何毫不掩饰地提出两条足以惊世骇俗的条件?
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怕是要解开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关键。可惜，至今还不知这两封信的内容。以后事件的发展，说明陈寅恪的“气”，相当部分是冲着郭沫若而来
其次，正像人们后来流传的那样，汪钱怕要负一定的责任。汪钱显然用了“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陈寅恪谈话。这位内心不乏善良、正直的学人，在北平和平解放后的初期工作中，曾以无限的热情主持编辑《北大周刊》，为赶时间常常编稿至通宵，创下这样的“记录”：在全校师生代表大会上担任记录员，三天共写下十多万字，随后又花了几个通宵整理誊清。对新时代的顺应，令汪钱从思想到语言都有了深刻的巨变。这种变化显然与他甫下舟车即入住恩师家的“旧我情结”格格不入。陈寅恪难以接受四年前的学生，四年后会用这样充满了“时俗”的口吻对自己说话。于汪钱来说，这也许不是他的错。他也许直到最后也不明白，恩师为何如此反感!而他所说的，不过是在政治学习会上人人都能说上一通的道理。
这次会面后，陈、汪两师徒从此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于陈寅恪，此事给他的伤害无法估计；于汪钱，亦是一个终生的遗憾。最具悲剧意味的是，从始到终，汪钱一直挚爱着自己的老师。1953年12月他从马列学院毕业后回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书，对讲台下的学生，他总不自觉地流露出对陈寅恪的敬意以及对陈寅恪治史方法的肯定。这些，陈寅恪都不会知道了。在1953年岭南这个初冬季节里，陈寅恪在火气正盛时说出了这样的气话，“你不是我的学生!”
不过，历史从来不认为个人行为能解释历史的全部原因。
陈寅恪是有感而发。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学习与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著作的号召。1951年5月，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时就强调：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教育全国人民，而不是用其他任何观点与方法；要运用各种办法和克服各种困难，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宣传马列主义。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政治学习”的热潮，对绝大多数的人民进行政治启蒙的教育。
50年代初学马列的热潮声势浩大，风气所及，人人言必称马列，著文论说以引用马列及毛泽东著作原文原话为荣事。最有影响的是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撰文表示与“旧我”决裂。许多学人大半生追求的“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开始被摧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开始树立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权威地位。
这一深刻背景，应是陈寅恪提出两条先决条件的最好注脚。“为学术争自由”，63岁的陈寅恪说出这句话时，在那一刻拥有中国传统历史学家某种秉笔直书的壮烈情怀。至此，这位老人并没有超然避世得以证明。
尤其值得探寻的是，陈寅恪为何在第二个条件中提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郭沫若等人的信中是否传递了什么信息?
对历史作合理的推测，总使人难以舍弃这样的背景：一年多以前，陈寅恪的挚友朱师辙喜获毛泽东的问候信，朱师辙视此为晚年最大的荣幸事。能“上达天听”，被“礼遇尊敬”，是50年代一批历经数朝的“名士”所感受到的——种罕有的“隆恩”。陈寅恪的确有所“恃”，他不一定戴德感恩，不一定以此为荣，但他透彻明白他在共产党心目中的分量。从性格而言，在常人看来迹近幼稚天真的两个条件，恰恰正是陈寅恪自傲、倔强气质最鲜明的体现。六年后，陈寅恪再次提出了意思相似的条件。很明显，两个条件的提出，绝不是陈寅恪一时的气话!
四
命运注定努力不辱使命的汪钱，只能带着惶恐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
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筏作了一次正式长谈。这个上午的长谈，表明陈寅恪向北京最后关上了大门，关闭之严密，没有留下一丝余地。它更意味着陈寅恪在 63岁这一年已决意选择一条余生只能是更加孤独的生命之路。
长谈也意味着汪钱的岭南之行要结束了，他应尽快北归复命。
这天上午，陈寅恪口述了一篇长文，其结构之紧凑，语气之从容不迫，决非即兴之作，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汪钱轻车熟道地将这篇陈寅恪的自述记录下来，也记录下一段不应被淹没的历史。这篇自述，全文如下：
对科学院的答复⑴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⑵。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⑶。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ＣＣ）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⑷。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⑸。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⑹，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⑺，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⑻。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⑴１９５３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及尹达等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同年１０月，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创办刊物《历史研究》，并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１１月中旬，陈的学生，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签［"钱"代"佥"］南下广州请陈寅恪北上。陈与汪对话的最终结果，便是１２月１日由汪记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首次将此文公诸于世。
⑵王国维纪念碑：《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文集之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中"与天壤而同久"《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误作"与天壤而日久"。
⑶立碑时间：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民国十八年已巳（一九二九），先生四十岁。研究院同学为静安先生树立纪念碑于校园内工字厅东偏，乞先生为《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论思想自由之真谛。"此碑由陈寅恪撰文，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式。末署"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字样。
⑷资本论原文：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先生二十二岁。在德国柏林大学。春，游挪威，有诗纪之。秋，至瑞士。入瑞士苏黎士大学。"
⑸王国维诗：《寒柳堂集》（陈寅恪文集之一）载"寅恪先生诗存"，其中《挽王静安先生》云："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甲子岁冯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无再辱'，意即指此。遂践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者盖指此。王维老将行'耻令越甲鸣吾君'，此句所本。事见刘向《说苑》）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又有《王观堂先生挽词》，文长不录。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先生三十八岁。……夏五月初三日，研究院导师王静安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排云殿前昆明湖中，终年五十一岁。按赵万里所编静安先生年谱云：'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指考新生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枝，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王先生逝世后，先生作七律一首挽之。继又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前冠长序，言王先生所以死之故。诗则仿王先生《颐和园词》，述清季掌故，致深切悼念之忱。两诗均见《寅恪先生诗存》。又有挽联云：'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⑹"四堂"：王观堂（国维）、罗雪堂（振玉）、董彦堂（作宾）、郭沫若（鼎堂）。
⑺韩愈、段文昌：韩愈撰《平淮西碑》事，见《旧唐书》本传："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仍赐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⑻李商隐诗：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韩碑》："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貙貙生罴。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澹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仪曹外郎载笔随。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於职司。当仁自古有不让，言讫屡颔天子颐。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手，负以灵鳌蟠以螭。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沙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呜呼圣皇及圣相，相与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
关于知识阶级
──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劳动大学之演讲
鲁迅
(1881-1936)中国现代作家。本文选自《鲁迅全集》(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本文有删节。
我到上海约二十多天，这回来上海并无什么意义，只是跑来跑去偶然到上海就是了。
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但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
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终于想不出什么，只能随便一谈；刚才谈起中国情形，说到“知识阶级”四字，我想对于知识阶级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只是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要诸君都相信我的话，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导诸君？
“知识阶级”一辞是爱罗先珂（V.Eroshenko）七八年前讲演“知识阶级及其使命”时提出的，他骂俄国的知识阶级，也骂中国的知识阶级，中国人于是也骂起知识阶级来了；后来便要打倒知识阶级，要利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了。知识就仿佛是罪恶，但是一方面虽有人骂知识阶级；一方面却又有人以此自豪：这种情形是中国所特有的，所谓俄国的知识阶级，其实与中国的不同，俄国当革命以前，社会上还欢迎知识阶级。为什么要欢迎呢？因为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为什么能把平民的苦痛说出来？因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几年前有一位中国大学教授，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要描写一个车夫的事情，这就因为大学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欧洲的著作家往往是平民出身，（欧洲人虽出身穷苦，而也做文章；这因为他们的文字容易写，中国的文字却不容易写了。）所以也同样的感受到平民的苦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因此平民以为知识阶级对于自身是有益的；于是赞成他，到处都欢迎他，但是他们既受此荣誉，地位就增高了，而同时却把平民忘记了，变成一种特别的阶级。那时他们自以为了不得，到阔人家里去宴会，钱也多了，房子东西都要好的，终于与平民远远的离开了。他享受了高贵的生活，就记不起从前一切的贫苦生活了。──所以请诸位不要拍手，拍了手把我的地位一提高，我就要忘记了说话的。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现在贵族阶级不能存在；贵族的知识阶级当然也不能站住了，这是知识阶级缺点之一。
还有知识阶级不可免避的运命，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至少我个人的意见如此的。唐朝奸臣李林甫有一次看兵操练很勇敢，就有人对着他称赞。他说：“兵好是好，可是无思想，”这话很不差。因为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现在倘叫我去当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因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难于实行了。有知识的人，讲讲柏拉图（Plato）讲讲苏格拉底（Socrates）是不会有危险的。讲柏拉图可以讲一年，讲苏格拉底可以讲三年，他很可以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但要他去干危险的事情，那就很费踟踌。譬如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其实无论什么都是有弊的，就是吃饭也是有弊的，它能滋养我们这方面是有利的；但是一方面使我们消化器官疲乏，那就不好而有弊了。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还有，知识阶级对于别人的行动，往往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先前俄国皇帝杀革命党，他们反对皇帝；后来革命党杀皇族，他们也起来反对。问他怎么才好呢？他们也没办法。所以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这实在是他们本身的缺点。
所以我想，知识阶级能否存在还是个问题。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显的例；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常见的。现在知识阶级在国内的弊病，正与古时一样。
英国罗素（Russel）法国罗曼罗兰（R.Rolland）反对欧战，大家以为他们了不起，其实幸而他们的话没有实行，否则，德国早已打进英国和法国了；因为德国如不能同时实行非战，是没有办法的。俄国托尔斯泰（Tolstoi）的无抵抗主义之所以不能实行，也是这个原因。他不主张以恶报恶的，他的意思是皇帝叫我们去当兵，我们不去当兵。叫警察去捉；他不去；叫刽子手去杀，他不去杀，大家都不听皇帝的命令，他也没有兴趣；那末做皇帝也无聊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然而如果一部分的人偏听皇帝的话，那就不行。
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后来在北京去看到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刻板的格式，觉得无聊极了。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绝声的Yes，Yes，那有什么趣味？但是还有人做皇帝，因为他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
总之，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
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
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
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
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
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
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
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至于诸君，是与旧的不同，是二十世纪初叶青年，如在劳动大学
一方读书，一方做工，这是新的境遇；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环境是老样子，着着逼
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
(以下删除)
譬如从前我在学生时代不吸烟，不吃酒，不打牌，没有一点嗜好；后来当了教员，有人发传单说我抽鸦片。我很气，但并不辩明，为要报复他们，前年我在陕西就真的抽一回鸦片，看他们怎样？此次来上海有人在报纸上说我来开书店；又有人说我每年版税有一万多元。但是我也并不辩明；但曾经自己想，与其负空名，倒不如真的去赚这许多进款。
还有一层，最可怕的情形，就是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那是不要紧的，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原故。因为痛哭流泪与实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往往反为旧势力所扑灭。中国现在也是如此，这现象，革新的人称之为“反动”。我在文艺史上，却找到一个好名辞，就是Ｒenaissance(10)，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意义，是把古时好的东西复活，
将现存的坏的东西压倒，因为那时候思想太专制腐败了，在古时代确实有些比较好的；因此
后来得到了社会上的信仰。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
来的是好的么？如果是不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
还有，中国人现在胆子格外小了，这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人一听到俄罗斯，一看见红色，就吓得一跳；一听到新思想，一看到俄国的小说，更其害怕，对于较特别的思想，较新思想尤其丧心发抖，总要仔仔细细底想，这有没有变成共产党思想的可能性？！这样的害怕，一动也不敢动，怎样能够有进步呢？这实在是没有力量的表示，比如我们吃东西，吃就吃，若是左思右想，吃牛肉怕不消化，喝茶时又要怀疑，那就不行了，——老年人才是如此；有力量，有自信力的人是不至于此的。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要是如此胆小，那真是衰弱的知识阶级了，不衰弱的知识阶级，尚且对于将来的存在不能确定；而衰弱的知识阶级是必定要灭亡的。从前或许有，将来一定不能存在的。
现在比较安全一点的，还有一条路，是不做时评而做艺术家。要为艺术而艺术(11)。住在“象牙之塔”(12)里，目下自然要比别处平安。就我自己来说罢，——有人说我只会讲自己，这是真的。我先前独自住在厦门大学的一所静寂的大洋房里；到了晚上，我总是孤思默想，想到一切，想到世界怎样，人类怎样，我静静地思想时，自己以为很了不得的样子；但是给蚊子一咬，跳了一跳，把世界人类的大问题全然忘了，离不开的还是我本身。
就我自己说起来，是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发议论，不要做杂感，你还是创作去吧！因为做了创作在世界史上有名字，做杂感是没有名字的。其实就是我不做杂感，世界史上，还是没有名字的，这得声明一句，是：这些劝我做创作，不要写杂感的人们之中，有几个是别有用意，是被我骂过的。所以要我不再做杂感。但是我不听他，因此在北京终于站不住了，不得不躲到厦门的图书馆上去了。
艺术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较地安全，但可惜还是安全不到底。秦始皇，汉武帝想成仙，终于没有成功而死了。危险的临头虽然可怕，但别的运命说不定，“人生必死”的运命却无法逃避，所以危险也仿佛用不着害怕似的。但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诸君中恐有钱人不多罢。那末，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了，我以为是最稳当的一条路。
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今天的说话很没今天的说话很没有伦次，望诸君原谅！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海劳动大学《劳大周刊》第五期，是鲁迅在该校讲演的记录稿。由黄河清记录，发表前经过鲁迅校阅。
上海劳动大学，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为背景，标榜无政府主义的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分农学院、工学院、社会科学院三部。一九二七年创办，一九三三年停办。
(2)易先生即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湖南长沙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两次担任短时期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运动，该校复校后曾兼任校长。一九二七年任上海劳动大学校长。
(3)“知识阶级及其使命”俄国作家爱罗先珂在北京的一次讲演的题目。记录稿最初连载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七日《晨报副刊》，题为《知识阶级的使命》。
(4)指东南大学教授吴宓。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5)李林甫疑为许敬宗之误。唐代刘輖《隋唐嘉话》卷中：“太宗之征辽，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竞为先登。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不解思量。’”
(6)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7)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反对英国参战，因而被解除剑桥大学教职；之后又因反对征兵，被判监禁四个月。
(8)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发表《站在斗争之上》等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9)Yes英语：是。
(10)Renaissance英语：文艺复兴。十四至十五世纪兴起的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权的思想文化运动。最初开始于意大利，后来扩及德、法、英、荷等欧洲国家。这个运动以复兴久被泯没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口号，因而得名。
(11)为艺术而艺术最早由法国作家戈蒂叶（1811—1872）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它认为艺术应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
(2)“象牙之塔”原是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1804—1869）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顾明远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民主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功能
霍克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自自梁从诫主编(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知识分子”这个词是很难下定义的。尽管按理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是睿智的人，但不幸的是，不仅有许多睿智的人没有成为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太多的所谓知识分子看来还真缺点脑子。
借逻辑学家约翰逊(W.E.Johnson)的话来说，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含义最丰而争议最少的定义就是：知识界(the intelligentsia)的一个成员。他是那种按其职业来说就关心普遍观念和价值——关于其性质、应用及批判——的人。一个从政者，如果不限于一个政治小集团的公事公办的头目，或它的一个顺从的成员的话，那么他也可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已近乎政治家了。目前在美国，这种人显然为数不多，但有理由期望今后会逐年增加。所有的文人——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编辑和批评家，就其职业秉性而言，都是知识分子，但其中也有一些，如果就他们的观念来评判的话，称之为知识分子显然只是出于礼貌而已。教师、学者，以及学术界中那些其作品超出了狭窄的专业范围的人，也都是知识分子。
智识是在现代社会中得以生存所不可少的。仅仅因为这个简单的实际，文艺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增长，人们的欣赏水平在提高。为此，可以预期，美国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还会提高。看来，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他们对权力中心的影响将会扩大，即使他们除了赞扬和批评之外，别无他途来分担掌权的责任。
知识分子是精神生活质量的天然保护者和糟粕的天然批判者，是理想的忠实卫士。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他生活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和文化中，而又忠于自己的天职的话，他就成不了这个现实的桂冠诗人的缘故。
今天，就像在法西斯主义是主要危险的年代中一样，知识分子必须活跃在两条战线上：一方面，反对那种可能彻底毁灭自由社会的强大威胁，没有这种自由社会，他们的天职也就无从实现；另一方面，反对自由社会内部的种种可能危及其素质并有损于独立人格的邪恶力量。这种情况和当年希特勒打算毁灭西方文明时一样。人们用不着费多少脑子就能懂得，我们是可以既反对纳粹分子的种族灭绝行为，又反对我们自己搞的种族歧视的。这样做并不是要在两者之间画一个荒唐的等号，不是要把它们当成半斤八两的两个恶棍，要么采取奥林匹克式的不偏不倚，要么统统打倒。事实是，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使美国人更尖锐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失败，以及他们自己是如何地有负于那些被排除在民主社会之外的人们的。希特勒主义的失败预示了一切少数民族在获得政治和社会平等方面将有长足进步。当法西斯主义威胁着自由世界的生存时人们一目了然的事，今天，面对着集权主义的挑战，对于不少知识分子来说，却成了棘手的问题。他们对于美国文化的不公正和庸俗之处相当敏感，这并不是根据历史眼光，而是站在欧洲上层文化人的立场上所作的评价。在后者眼里，美国不过是个“半开化的超级番邦”，就像希腊人眼里的罗马人一样。然而，希腊的遗产之所以能留给世界，靠的不是那些自己都合不成一个真正的国家的希腊人，不是那些对东方和西方的野蛮人一概鄙视的自命不凡之徒，而是那些坚决反对亚细亚式的拜占庭主义专制政权的罗马人。与一二十年前的“神经的新失败”相呼应，现在我们又可以在知识分子中看到一种“政治智能的失败”。
是接受一个全面暴政，抑或批判地支持我们自己这个蕴涵着种种期望和危险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民主文化?当美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历史性选择的时候，固然还有种种不足，但我就不明白他们何必为此感到歉然。无论如何，在我们的文化范围内，至少没有人强迫他们去选择，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中立，甚至沉默都被看做是背叛。即使对那些把为了维护自己的精神生存权而进行的斗争看做意识形态之间的庸俗厮杀的人来说，这显然也不是一件小事，事实上，他们的中立主义和纯情终究是离不开我们这个相对自由的文化所提供的保护的。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对美国生活价值的赏识，就一定要比对它的缺点的猛烈抨击，或对某些更加开明的，更能保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平等的内外政策的鼓吹低上一头。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慧眼独具，何不向人们显示一二呢?
对于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学者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政治和道德问题与工人阶级并无不同，后者知道，即使是处在我们这个混合经济的混乱状态之下，他们也比世界任何别的地方的工人阶级享有更多的面包和自由。如果有什么东西我们希望知识分子看得更清楚一点的话，那就是苏联式的集权主义对于他们在自己专业里的那点相对的自主权的威胁比之历史上任何其他社会制度，都要严重得多。
我还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也不大理解人们对于美国文化中创造性艺术家的所谓异化问题的悲恸之情，如果异化就是指比起50或100年前来说，他更难于完成重要的作品或找到知音的话。显然，和他的先辈相比，在生活的舒适程度方面他该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对此，他当然也和其他人一样地受之无愧。时下在某些人中间流行一种议论，说大学生活是扼杀知识分子精神的刑场，这是荒谬的。在我看来，危害美国创作生活的主要是平庸，而不是困惑。还有人认为群众文化或大众流行艺术给美国知识分子的地位造成了深刻的损害，这种观点也让人不解。当然，有些人也可能因此而斯文扫地。在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Casset 1883-1955，西班牙现代哲学家——译注)劈头盖脑的喋喋不休之中，只有一点我看还有点道理，那就是危及个人的所谓“人群”，不过是每个人心灵深处那种对于表现真实自我的恐惧而已。所谓的人群，不论取什么形式，总是存在的。只有对那种费尽心机要摆出一副超凡脱俗的样子的人来说，“人群”才会成为一种心理负担。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异化，如果把它们混为一谈，其结果将不堪设想。黑格尔是用自我异化这个概念来说明从无知到成熟，从完全基于直觉的单纯，到对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系统的具有深厚基础的理解，这样一种个体意识进步的辩证发展过程的。如果剥去那关于“绝对自我”的神秘外衣，放弃那种关于“整体”的安抚性的宗教式的言外之意，那么，我们从这种野蛮的文人心理语言中所获得的，不过是对在任何文化中都有的那种精神成长的痛苦过程的描述而已——这一过程不仅是艺术家，而且是所有的人都要经历的。马克思关于自我异化的观点历史地受到了局限，其外延也远不如黑格尔的理论那样宽泛。它首先是用以说明被迫从事既不表现他作为一个个人的兴趣，以不满足他的需要的劳动的工人的。对于马克思来说，没有异化的人就是有创造性的人。任何人，只要是受一种内在力量的驱使，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或力求表达某种意象而进行有意义的工作，就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艺术家，只要不仅仅是在制造一件商品，就可以算是个没有异化的人。除了那种以为在一个工业社会中所有的工作都能激发出入的创造能力这种乌托邦思想，和一旦市场经济消失，每个人就都可以去干创造性的工作这种幻想之外，马克思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社会越是真正地合乎人性，它就越会安排自己的机构来为人们提供机会，以便通过非强制性的工作来实现他们的刨造性。人通过工作使自身更符合人性，工作不仅使他同别人相联系，也是语言的源泉。强迫劳动使人非人性化。在一次奇怪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疏忽中，马克思曾提到过一个因为没有强制劳动而更为自然的社会，此中还真有点卢梭式神话的余韵。按照这种观点，一个站在传送带旁，没完没了地往机器里填料或完成指令的工人，要远比那些选择了自己的使命的知识分子更为异化，后者至少还享有为自己设立目标、选择最终目的的自由。
在某些社会主义者和狂放艺术家中，还流行着第三种对于异化的概念，这种概念适用于那些完全打破了自己的家庭、社会和阶级的一切行为规范的艺术家。人们怜悯他，有时他也顾影自怜，因为他没有市场或保护人，也没有人尊敬他；人们认为他既然标新立异，这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其他标新立异的人也照样可以有自己的追随者，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后者也并不感到被异化了，虽然怀有敌意的批评者常常表现出对他们的蔑视或愤怒。这是在异化了的美国以及西方的浅薄艺术家中最为流行的观念。我不知道它何以如此受欢迎，除非是因为很多个人误解了世界对他的冷淡，或出于他个人创作的苦恼——后者很可能是由于他缺少创作才能，或是其天分与野心完全不相称所致——要想找一个异化了的高等文化人，那么，这最后一点正好是个万无一失的标志。但是，一个自由文化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为他们提供反叛的机会，而不能保证他们在专业领域里的成功。
没有人知道重大的创造力的秘诀在哪里。我们只知道它不可能大批生产，也不可能在完全与世隔绝的条件下产生。然而，由于最近这几十年来美国艺术家们的物质条件大为改善，也由于美国的文化气氛有了很大变化——人们可以完全献身于一种创造要求了——例如，如果儿子们宣称，他们不愿到公司或某个机关中去求职，而要当个作家、艺术家或音乐家什么的，现在已经不会引起家庭危机了。还得承认，如果说如今艺术都是贫血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就比外国的艺术更苍白，而且我想谁也不明白。显然，在科学、学术和医学方面，美国人的成就并不比欧洲人差。说群众文化和流行艺术——好莱坞的把戏!——危及一个重大的、有生命力的、品质高尚的文化的出现，因为它总是引诱人去推销，这种假定看来是过于强词夺理了。除非是对于不可救药的假道学(我的年纪使我有幸记得那次由一批自作聪明的人所展开的关于电影算不算一门艺术的煞有介事的讨论)，群众文化和流行艺术的各种形式应当被视为一种挑战。人们从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当然，其中是有“推销”的问题，但是在每一项“推销”活动中都有两方。对于有些为了要过阔绰的生活而向好莱坞或庸俗杂志“推销”的作家来说，是不能开脱其责任的。他们为什么非得过那样的生活不可呢?人们可能会指责我，说我是想把艺术家和作家都饿死。但如果学者们能像勒南 (Ernest Renan，19世纪法国哲学家、宗教学家——译注)那样安贫乐道，还能写出重要著作来，那么，不去好莱坞就不行吗?
最后，我看不出遵守规范或标新立异这两种态度中的哪一种更加高尚。重要的是，它必须是一种对于某些价值或直觉的自愿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郑重的表达，而且为了它，个人已准备好要冒一定的风险，“遵守常规”和“标新立异”都是相对而言的。在评价它们之前，我先要知道—个人遵守或不遵守的究竟是什么，他又是怎样来表现的。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德国抒情诗人)、斯宾格勒和希特勒都是反对常规的人，而在沙皇统治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创作最丰的时候，却是个守旧主义者。对于许多伟大人物，如莎士比亚、弥尔顿、歌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或杜威等人来说，单讲他们是遵守常规的或反对常规的，都没有什么意义。
对于我来说，尤其不可解的一个广泛的问题就是：美国知识分子是否应当继承“批判的反常规主义”的传统。美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是思考：并采取行动，使自己思考的成果能回答当代的重大课题。思想的基本素质——其品格——就在于鉴别和区分。当他明智地批评美国的时候，不能就说他不爱美国，正像当他明智地赞扬美国的时候，不能就认为他是沙文主义者一样。很多美国知识分子还没有注意到，过去 20年，在民主的福利国家中，社会气氛和客观的可能性有了多大的改进。有些人还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好的。他们把一种经济形式当成了宗教，而且不善于从经验中学习。他们咬文嚼字，自欺欺人，以为他们的诚恳足以弥补自己的愚蠢。他们的对立面现在则认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罪恶的。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已不再是一种经济形式，而其自身已成了一种福利或社会控制的原则。像最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相信一种经济会造成惟一的一种政治生活方式。幸而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懂得了他们早就该从杜威那里学到的东西，那就是：民主的程序比任何事先决定的方案都重要得多，人和价值才是测量社会关系是否恰当的尺度，而不是相反。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储安平
(1909-1966)，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观察》1946年创刊号
一
本刊筹备多月，历经艰苦，终于今日问世。创刊伊始，兹谨一述我们出版这一个刊物的志趣、风度和立场。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道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末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在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但要抗御外敌，自强图存，显非单凭感情所能济事；而建设国家，改革社会，尤需有众多的能够咬得紧牙关、站得住脚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环顾海内，种种现状，固足使人疾首痛心，而瞻望来日，尤使人不胜疑惧忧虑。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乱灾害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但是这个刊物也不仅仅是一个论评时事的刊物。我们还有另一个在程度上占着同样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对于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多年以来，青年实在烦闷。在多年的烦闷中，意志软弱的，渐渐趋入麻痹、消沉及自我享乐的道路；刚强的则流于偏激。今日大多数青年，不是偏狭冲动，厉气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们瞻念国家，中心忧惧，莫此为甚！我们都是爱好自由思想的人，所以就政治上的信仰而言，我们对于青年，一无成见，他们信右信左，尽可信其所信；而且他们能够信其所信，无宁且为我们所鼓励并器重者。我们所欲一言者，即思想的出发较之思想的归宿，远为重要，所以信从一种政治上的思想，必须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而于重视自己的思想自由时，亦须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此外，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我们期望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人生的目的非仅图一己的饱暖而实另有所寄；都有现代化的头脑——思想的方法现代化，做事的方法现代化。我们国家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强横，都足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我们极望这一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态度、气息，能给一般青年读者以有益的影响。
二
其次，请一述我们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亦即本刊同人共守的信约：
1．民主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阻。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事，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并须经济民主。
2．自由
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守法护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进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3．进步
我们要求国家进步，我们绝对反对国家停滞不前。不跟着世界大势前进的国家必将遭受自然的淘汰。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先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我们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我们希望人人都有现代化的头脑。唯有现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进步，才能与并世各国并驾齐驱，共同生存。我们反对一切的停滞不前，故步自封，甚至大开倒车。停顿、落后、退步，都是自杀。我们要求中国在各方面都能日新又新，齐着世界主流，迈步前进。
4．理性
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借冲动及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能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各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解决。唯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发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设的成功。
我们谨以上陈四义，作为我们追求努力的鹄的，并本此以发言论事。我们的态度是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只要无背于前面的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发刊之始，谨述其志趣与立场如上。尚祈全国贤达，不吝指教，惠予匡助，本刊幸甚，国家幸甚。
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
殷海光
(1919—1969)，中国当代哲学家。本文选自《中国文化的展望》，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照《时代》周刊(Time)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做是知识分子。即今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制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如霍夫斯泰德(Richard Hofstadter)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Christopher Lasch)说知识分子乃以思想为生活的人。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而提出批评，那末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一个“人云亦云”的读书人，至少在心灵方面没有活。
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末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寥寥可数。在现代西方，罗素是十足合于这两个条件的。史迪文逊(Adlai Stevenson)显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我所知，明朝李卓吾勉强可作代表。自清末严又陵以降的读书人堪称知识分子的似乎不易造一清册。而且，即令有少数读书人在他们的少壮时代合于这两个条件，到了晚年又回头走童年的路，因此不算知识分子。
维斯(Paul Weiss)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团体，而且也没有什么朋友。赫钦士(Robert Hutchins)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试行追求真理的人。
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做“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依这推论，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的读书人，凡属立言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不耐寂寞而不能抱持真理到底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读读书的人，并非知识分子。
海耶克说，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
海耶克的说法没有《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那么严格。我对这两种说法都采用。依照海耶克的说法，中国文化里的知识分子倒是不少。《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所界定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粹。海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本干。前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先锋，后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时至今日，知识分子自成一个占特殊地位的阶层之情形已经近于过去了。今日的知识分子，固然不限于在孔庙里，也不限于在学校里，而是分布在各部门里。因此，我们现在谈文化创建，已经不是狭义的局限于拿笔杆的人的事，而是广义的扩及社会文化的各部门的优秀人物。在一现代化的文化建构上，经济工作者，工业工作者，农业工作者，以至于军事科学工作者，都不可少。可是，在传承上和方便上，以研究学问为专业的人是“搞观念的人”。我在这里所要说的种种是以这类人士为主。当然，这一点也不意含其他方面的工作对文化的创建不重要。
知识的责任
罗家伦
（1897-1969）中国现代学者。本文选自《历史的先见-罗家伦文化随笔》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要建立新人生观，除了养成道德的勇气而外，还要能负起知识的责任（Intillectual　Responsibility）。本来责任是人人都有的，无论是耕田的、做工的、从军的，或者是任政府官吏的，都各有各的责任。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知识的责任”来讲？知识是人类最高智慧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贵的宝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备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都可说是得天独厚，享受人间特惠的人，所以都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而且知识是精神生活的要素，是指挥物质生活的原动力，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的，不但无用，并且受了糟蹋。糟蹋知识是人间的罪恶，因为这是阻碍或停滞人类文化的发达和进步。所以知识的责任问题，值得我们加以严重的注意。我们忝属于所谓知识分子，尤其觉得这是一个切身问题。
所谓知识的责任，包含三层意义：
第一是要有负责的思想。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梦想，而是搜集各种事实的根据，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所以一知半解，不足以称为成熟的思想，强不知以为知，更不能称为成熟的思想。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必须要经过逻辑的陶熔，科学的锻炼。凡是思想家，都是不断的劳苦工作者。“焚膏油而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他的求知的活动，是一刻不停的，所以他才能孕育出伟大成熟的思想，以领导一世的思想。思想家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们为求真理而蒙受的牺牲，决不亚于在战场上鏖战的牺牲。拿科学的实验来说，譬如在实验室里试验炸药的人，被炸伤或炸死者，不知多少；又如到荒僻的地方调查地质、生物、人种的人，或遇天灾而死，或染疾而死，或遭盗匪蛮族杀害而死的，也不知多少。他们从这种艰苦危难之中得来的思想，自然更觉得亲切而可以负责。西洋学者发表一篇学术报告或论文，都要自己签字，这正是负责的表现。
其次是除有负责的思想而外，还要能对负责的思想去负责。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则一旦得到以后，就应该负一种推进和扩充的责任。真理是不应埋没的，是要发表的。在发表以前，固应首先考虑他是不是真理，可不可以发表；但是既已考虑发表以后，苟无新事实、新理论的发现和修正，或是为他人更精辟的学说所折服，那就应当本着大无畏的精神把它更尖锐地推进，更广大地扩充。我们读西洋科学史，都知道科学家为真理的推进和扩充而奋斗牺牲的事迹，真是“史不绝书”。譬如哥白尼（Copernicus）最先发现地动学说，说太阳是不动的，地球及其他行星都在它的周围运行，他就因此受了教会多少的阻碍。后来布鲁诺（Bruno）出来，继续研究，承认了这个真理，极力传播，弄到触犯了教会的大怒，不仅是被捕入狱，而且被“点天灯”而死。伽利略（Galileo）继起，更加以物理学的证明，去阐扬这种学说，到老年还铁锁琅珰，饱受铁窗的风味。他们虽受尽压迫和困辱，但始终都坚持原来的信仰，有“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的态度。他们虽因此而牺牲，但是科学上的真理，却因为他们的牺牲而确定。像这种对于思想负责的精神，才正是推动人类文化的伟大动力。
再进一层说，知识分子既然得天独厚，受了人间的特惠，就应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群，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来。世间亦唯有知识分子才有机会去发掘人类文化的宝藏，才有特权去承受过去时代留下最好的精神遗产。知识分子是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同时也是国家最幸运的宠儿。如果不比常人负更重更大的责任，如何对得起自己天然的禀赋？如何对得起国家民族的赐予？又如何对得起历代先哲的伟大遗留？知识分子在中国向称为“士”。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去担当领导群伦继往开来的责任。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有这种抱负，才配做知识分子。他的“胸中十万甲兵”，也是由此而来的。
提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很觉痛心。中国社会一般的通病，就是不负责任，而以行政的部分为尤甚（这当然是指行政的一部分而言）。从前的公文程式，是不用引号的；办稿的时候，引到来文不必照抄，只写“云云”二字，让书吏照原文补写进去。传说沈葆祯做某省巡抚，发现某县的来文上，书吏照抄云云二字，不曾将原引来文补入，该县各级负责人员，也不曾觉察。于是他很幽默地批道，“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云，想该县所办之事，不过云云而已。”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很足以形容中国官僚政治的精神。中国老官僚办公事的秘诀，是不负责任，推诿责任。所以上级官厅对下的公事，是把责任推到下面去；下级官厅对上的公事，是把责任推到上面去。责任是一个皮球，上下交踢。踢来踢去的结果，竟和火线中间，有一段“无人之境”（Nomans　land）一样。这是行政界的通病，难道知识界就没有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情形吗？有几多人挺身而出，本着自己的深信，拿出自己的担当来说，这是我研究的真理，这是我服务的责任，我不退缩，我不推诿！这种不负责任的病根，诊断起来，由于下列各点：
第一是缺少思想的训练。他的思想，不曾经过严格的纪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发挥，新鲜的思想也无从产生。外国的思想家常提倡一种严正而有纪律的思想（“Rigorous　thinking”）就是一种用逻辑的烈火来锻炼过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是不容易获得的，必得经过长期的痛苦，严格的训练，然后才能为我所有。思想的训练，是教育上的重大问题。历次世界教育会议，对于这个问题，都曾加以讨论。有人主张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他也得学高深的数学，不是因为他用得着这些数学，乃是因为这种数学是他思想的训练。思想是要有纪律的。思想的纪律，决不是去束缚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发展思想。中国知识界现在就正缺少这种思想上的锻炼。
第二是容易接受思想　中国人向来很少人坚持他特有的思想，所以最容易接受他人的思想。有人说中国人在思想上最为宽大，最能容忍，这是美德，不是毛病。但是思想这件事，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谈不到什么宽大和容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哥白尼主张地动说，固且自己深信是对的；就是布鲁诺和伽利略研究这个学说认为他是对的以后，也就坚决地相信他、拥护他，至死终不改变。试看西洋科学与宗教战争史中，为这学说奋斗不懈，牺牲生命的人，要有多少。这才是对真理应有的态度。中国人向来相信天圆地方，“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但是西洋的地动学说一传到中国，中国人立刻就说也是圆的，马上接受，从未发生过流血的惨剧。又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是经过多少年宗教的反对，从苦斗中才挣扎出来的。直至1911年，德国还有一位大学教授，因讲进化论而被辞退：甚至到了1921年，美国田纳西（Tennesses）州，还有一位中学教员因讲进化论而遭诉讼。这虽然可以说是他们守旧势力的顽固，但是也可表现西洋人对于新思想的接受不是轻易的。可是在中国却不然。中国人本来相信盘古用金斧头开天辟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不是多少本小说书上都有吗？但是后来进化论一传进来，也就立刻说起天演和物竞天择和人类是猴子变来的（其实人类是猴子的“老表”）。人家是经过生物的实验而后相信的，我们呢？我们只是因为严复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文章做得极好，吴挚甫恭维他“骎骎乎周秦诸子矣”一来，于是全国风从了。像这样容易接受思想，只足以表示我们的不认真、不考虑，哪里是我们的美德？容易得，也就容易失；容易接受思想，也就容易把它丢掉。这正是中国知识界最显著的病态。现在中国愈是中学生愈是一知半解的人，愈好谈主义，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是混沌的思想　既没有思想的训练，又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其当然的结果，就是思想的混沌。混沌云者，就是混合不清。况且这种混合是物理上的混合，而不是化学上的化合，上下古今，不分皂白，搅在一起，这就是中国思想混合的方式。我不是深闭固拒，不赞成采取他人好的思想，只是采取他人的思想，必须加以自己的锻炼，才能构成自己思想的系统。这才真是化合呢！西洋人也有主张调和的，但是调和要融合（Harmony）才对，不然只是迁就（Compromise）：真理是不能迁就的。我常怪中国的思想中，“杂家”最有势力。如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极端力行的墨，虚寂无为的老，都是各树一帜，思想上的分野是很清楚的。等到战国收场的时候，却有吕氏春秋出现，混合各派，成为一个“杂家”。汉朝斥百家而尊儒孔，实际上却尚黄老，结果淮南子得势，混合儒道，又是一个杂家。这种混杂的情形，直至今日，仍相沿未改。二十年前我取了一个“古今中外派”的名词，就是形容这种思想混杂的人。丈夫信仰基督教，妻子不妨念佛，儿子病了还要请道士“解太岁”。这是何等的容忍！容忍到北平大出丧，一班和尚、一班道士、一班喇嘛、一班军乐队，同时并列，真是蔚为奇观！这真是中国人思想的缩影！
第四是散漫的思想　这种是片断的、琐碎的、无组织的思想。散漫的思想固然由于思想无严格的训练，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懒。这思想的方式常靠触机，只是灵机一来，思想就在这机来的一刹那停止了，不追求下去了。这如何能发生系统的思想，精密的思想？于是成了“万物皆出于几，万物皆入于几”的现象。他只是让他的思想，像电光石火一样的一阵阵的过去。有时候他的思想未始不聪明，不过他的聪明就止于此，六朝人的隽语，是由此而来的。《世说新语》的代代风行也是为此。中国人的善于“玩字”，没有其他的理由。因此系统的、精密的专门哲学，在中国很难产生。因此中国文学里很少有西洋式如弥尔顿的《天国云亡》，歌德的《浮士德》那般成本的长诗。因此笔记小说为文人学士消闲的无上神品。现在还有人提倡沈三白《浮生六记》和小品文艺，正是这种思想的斜晖落照！不把思想的懒根性去掉，系统的伟大思想是不会产生的。
第五是颓废的思想　颓废的思想是思想界的鸦片烟，是民族的催眠术——并且由催眠术而进为催命符。颓废的思想就是没有气力的思想，没有生力的思想。什么东西一经过他思想的沙滤缸，都是懒洋洋的。颓废的思想所发生的影响，就是颓废的行为。以现在的文艺品来说罢，有许多是供闺秀们消闲的，是供老年人娱晚景的。有钱的人消闲可以，这是一格；但是我们全民族是在没有饭吃的时候，没有生存余地的时候呀！老年人消闲可以，因为他的日子是屈指可算的，但是给青年人读可为害不浅了。而现在喜欢读这些刊物的反而是青年人！文人喜欢诗酒怡情，而以李太白为护符。是的，李太白是喜欢喝酒。“李白斗酒诗百篇”。你酒是喝了，但是像李太白那样的一百篇诗呢？我们学李太白更不要忘记他是“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力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人呀！你呢？颓废的思想不除，民族的生力不能恢复！
第六不能从力行中体会思想　更以思想证诸力行。中国的文人，中国的“士”，是最长于清谈的，最长于享受的。在魏晋六朝是“清谈”，在以后是蜕化而为“清议”。清谈、清议是最不负责任的思想的表现。南宋是清议最盛的时代，所以弄到“议未定而金兵已渡河”。明末也是清议最盛的时代，所以弄到忠臣义士，凡事不能作有计划的进行，逼得除了一死以外，无以报国。“清议可畏”，真是可畏极了！横直自己不干，人家干总是可以说风凉话了。自己叹叹气，享享乐罢。
“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老实说，现在我们国内的知识分子，也不免宋明的清议风气，只是享乐换了一套近代化的方式。我九年前到北平去，看见几位知识界的朋友们，自己都有精致的客厅，优美的庭园，莳着名卉异草，认为不足的时候，还可到北海公园去散散步。我当时带笑地说道，现在大家是“花萼夹城通御气”，恐怕不久要“芙蓉小院入边愁”。现在回想起来，字字都是伤心之泪。这不仅是北平如此，他处又何独不然？我们还知道近年来通都大邑有“沙龙”的风气吗？“我们太太的沙龙”是见诸时人小说的。很好，有空闲的下午，在精致的客厅里，找几位时髦的女士在一道，谈谈文艺，谈谈不负责任的政治。是的，这是法国的风气，巴黎有不少的沙龙，但是法国当年还靠莱茵河那边绵延几百里的马奇诺防线呀！哪知道纸醉金迷的结果，铜墙铁壁的马奇诺竟全不可靠。色当一役，使堂堂不可一世的头等强国，重踏拿破仑第三时代的覆辙，夷为奴隶牛马，这是历史上何等的悲剧？我不否认享乐是人生应有的一部分，只是要看环境和时代。我们的苦还没有到头呢！我们不愿意苦，敌人也还是要逼得我们苦的。“来日大难”，现在就是，何待来日？我们现在都应忏悔。我们且先从坚苦卓绝的力行里体会我们的思想，同时把我们坚强而有深信的思想，放射到力行里面去。
以上的话，是我们互责的话，也是我们互勉的话。因为如果我脑筋里还有一格兰姆知识的话。我或者也可以忝附于知识分子之列。我所犯的毛病，同样的也太多了。不过我们要改造民族的思想的话，必定先要自己负起知识的责任来。尤其是在现在，知识分子对于青年的暗示太大了。我们对于青年现在最不可使他们失望，使他们丧失民族的自信心。我们稍见挫折，便对青年表示无办法，是最不可以的事。领导青年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试问青年心理的反应何如？我们要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没办法的事，民族断无绝路，只要我们自己的脑筋不糊涂！知识是要解决问题的。知识不怕困难。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如此之大，凡是物质的力量透不进去的地方，知识的力量可以先透进去。知识的力量透过去之后，物质的力量，就会跟着透过去。全部的人类文化史，可以说明我这句话。我们只要忠诚地负起知识的责任来，什么困难危险都可以征服！
顾亭林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知识分子？他又说：“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他所谓“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他所谓“亡天下”，是指民族的灭亡。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要挽回亡天下、亡民族的大劫。在这时候，知识分子如不负起这特别重大的责任来，还有谁负？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今后在学术方面要有创作、有贡献；在事业方面要有改革、有建树。我们不但要研究真理，并且要对真理负责。我们尤其要先努力把国家民族渡过这难关。不然，我们知识分子一定要先受淘汰，连我也要咒诅我们知识分子的灭亡。
按：本文初发表于《新民族》第一卷第一八期。嗣经改写，辑入《新人生观》。
知识分子的责任
哈维尔
(1936— )，捷克作家，曾任捷克总统。本文选自“思想的境界”网站，黄灿然译。
不久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到布拉格探访我，我怀着钦佩之情倾听他的谈话。不久，我就听说他逝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卡尔?波珀(Karl Popper)。他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曾经在新西兰这个国家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由纳粹狂暴的部族意识形态引发的战争。他在这里思虑世界的状态，并在这时写下他最重要的几本书。他显然受到新西兰群岛不同文化的人民和睦相处的影响，并自问，为什么开放社会这一理念如此难以战胜源源不绝的部族主义，由此他开始探究开放社会所有敌人的精神背景和他们的思想形态。
一
波珀那些受到丰富证据支持的基本批评中的一个目标，是一种他称为“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些企图，即：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概括地、综合地、全面地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波珀明确地指出，这种人类思考形态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可以证实波珀爵士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数以千计的证据，证明生命的所有天然的现象如何遭到扼杀，而扼杀者却是以一种宣称世界会更美好的抽象、空谈的理论的名义来进行这种扼杀的。这不仅仅像我们所称的侵犯人权那么简单。这种强制执行的观点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毁灭。
波珀不赞成这种全面工程，他提出另一种渐进式的方法，旨在逐步改善人类共处的各种制度、机制和技术，以及在持续不断地和经验保持联系及不断丰富经验的情况下来改善这些制度、机制和技术。必须按照任何被证明的良好的、实际的、有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来进行改善，不可妄自假设我们已经弄通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并自以为可以因此弄通所有有待弄通的事物以及懂得如何去改善它们。
在我国，对过去悲惨经历的一种可理解的反应是我们有时会碰到的这种意见，即如果可能，人都应该避免试图改变或改良这个世界，避免提出长远观念、战略计划或看法。这一切都被视为全面社会工程军械库的一部分。这种意见显然是大错特错的。矛盾的是，这种意见与波珀在那些自信已掌握历史规律并自认运用这种历史规律的人身上看到的宿命论有很多共通之处。这种宿命论以一种奇特理念的形式出现，这种理念认为，社会无非是一种机器，只要使它适当地启动，它就可永远自行运转。
我反对全面社会工程；然而，我拒绝给婴儿灌满洗澡水，并且我绝不认为人们都应该放弃不断寻找改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途径。这是必须做的，即使他们仅能达到某一方面的改善，即使他们总要停下来看看到底是否适合做出这种改善，即使他们必须随时准备一旦经生活证明是错的，就应该予以修正。
最近我向一位哲学家朋友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先是有点疑惑，接着便试图说服我相信一种我从未否认的观点，即世界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全面的实体，其中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做任何事都会在另一个地方发生预想不到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看不到全部，就连新近的后现代科学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这位朋友这席话迫使我补充我所说的话甚至波珀所写的书。确实，社会、世界、宇宙自身是一种无限神秘的现象，由数以亿计的神秘内在联系维系着。明白这一切并谦虚地加以接受是一回事，但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或人类精神或理性可以完整地掌握和描述世界并从这种描述中得出改善的看法——这却是另一回事了。意识到所有活动都有其内在的联系是一回事，相信我们已完全弄通它却绝对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像波珀那样，我相信政治家或科学家或企业家或任何人都不应陷入这种徒劳的信仰，认为他们以一次行动就能够全面地掌握世界。在寻求改善世界时，人们必须万分谨慎和理智，要一步一步来，要时时注意每项改变实际上会产生的后果。然而，同时我也相信——这与波珀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一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他们所能知道的所有全球性的互相联系，同时心中牢记这点，即在他们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无限广阔的互相联系。我在所谓的高层政治领域的短暂逗留使我一再相信有必要采取这种态度。如果我们能够由头到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更清楚地审视自己，看清楚超越于我们暂时性的或集团性的利益之上那种更广阔的内在联系，现在威胁世界的大部分危险以及它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相对有效地得到解决。当然，这种意识绝不可变成自以为是的乌托邦信念，以为只有我们才拥有了解这些内在联系的整个真理。相反，这种意识应源自对这些内在联系及其神秘秩序的深刻而谦虚的尊敬。
二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一场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辩论：有关他们如何重要或如何危险，有关他们的独立性的程度，有关他们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在某些时刻，这场辩论变得混乱，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这场辩论与我刚谈到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容我用几分钟时间尝试给知识分子下定义。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物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惟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我可否用这个词——来做的。就是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
如果我们接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义，那么我们就不会惊奇于很多知识分子做下了很多伤害世界的事。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并对它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经常受到诱惑，企图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办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面社会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难道大批独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最初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更不用说很多尽管并不制造或引进独裁，但由于比别人更容易幻想有一把消除人类苦难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钥匙而一再无法站起来反对独裁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出卖”这句说正是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我国发生的很多反知识分子现象永远是针对这类知识分子的。这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来源，即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中很危险的物种。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所犯的错误与那些从断然反对社会主义计划走向反对观念性思考的人所犯的错误是相同的。
如果以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服从于乌托邦主义或全面工程，那将是愚不可及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意识到那更广阔的背景，从更富全球性的角度来看事物，承认全球性的神秘本质，并谦逊地听从于它。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是使他们认同于人类、人类的尊严和人类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恶和暴力作斗争，推广人权，提倡他们的不可分割性。一句话，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当地球彼端一个不知名的国家的人民遭到灭绝，或当儿童挨饿，他们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不会对全球暖化或眼看着下一代将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而漠不关心。他们关心远方的原始森林的命运，关心人类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摧毁所有无法再造的资源，或广告、消费主义和电视上的血腥暴力故事这种全球性的独裁最终是否会导致人类走向彻底的白痴状态。
那么，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这里也有很多误解。我的看法很简单：看到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要更少地相信他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入政治。
这两种角色彼此很不一样。我的朋友蒂莫思?加尔顿?阿什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对的，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年。但是，尽管这种看法是很清楚的，我们却不能因此以为这类知识分子只可在大学或媒体立足而禁止他们涉足政治领域。相反，我深信越多这种人直接介入政治，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美好。就其本质而言，政治诱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与下次选举有直接关系的短期问题上，而不是数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它迫使他们追求集团利益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利益，讲一些人们喜欢听而不是人们不大愿意听的话，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待真理本身。但这不是拒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一席之地的理由。这反而是一项挑战，即要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政治上来。毕竟，在决定全球性互相联系的文明的命运时，有谁比那些最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最关心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对整个世界怀着最负责态度的人更有资格呢?
中国作家与精神气候
林贤治
(1948-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谢泳编《思想的时代》，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有删节。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接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时，对中国的成功经验作过这样的总结：“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知识分子失败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和能力；通过改造，长时期的淘汰和自我淘汰，所余是平庸与卑贱。一言以蔽之，角色丧失，知识分子不成其为知识分子。
1949年，随着大军进城，中国出现两部分知识分子合流的局面。其中一部分来自延安解放区，数量很小，而能量很大。他们普遍地被赋予一种优越感，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满布污泥浊水的广大区域。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即是进城前的一场预演。刊内载有署名无咎的文章，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带有代表性的。文章用列宁的论述定下基调，强调“知识分子是以资本主义‘思想’为立脚点的，这个阶级是与无产阶级有相当对抗的”，知识分子惟有彻底“投降”，“把知识分子特有的心理特点丧失无余”，即自行消灭，别无出路。这在理论上是荒唐的，却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是鸣响在城门外面的一声尖锐刺耳的警笛。
另外的一大部分是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面临新政权的诞生，他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早已不得人心，新政权取而代之，理应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所以，当时像陈寅恪一流终不为劝诱所动，不曾趋附台湾。对此，钱穆回忆时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对新政权缺乏了解，所以难免抱有隐忧，甚至产生畏惧情绪。钱穆论及西汉知识分子时说，平民知识分子骤遇大一统政权的建立而相形见绌，难免带有内心怯弱的自卑感。比较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国统区的广大部分是自卑的。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的发言，题目就叫《我是来学习的》。“看天北斗惊新象。”陈寅恪远离京都，避居南方，是另外的例子。胡风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广场上放歌《时间开始了》，抒发他的时代激情，同时又洞见了“杀机”，在“空气坏的洞中”给朋友写信，不时吐露着内心的灰暗。远在重庆时，艾青和田间先后邀他前去革命圣地延安，他都婉拒了。而今，是切切实实地置身于五星红旗之下；无论有着怎样的顾虑，都不可能离开脚踏的这一片土地，几十年滚动着自己和同伴们战斗的呼声，交织着光辉、火焰与阴影的土地了。
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相比较，其差异是十分鲜明的。十月革命前后，大批作家和学者流亡国外；留居国内者，如高尔基、柯罗连科等，居然著文或以通信形式公开抨击新政权的滥杀，及其他非人道行为，锋芒直指布尔什维克和领袖列宁，其态度之明确，措辞之激烈，是中国作家所不敢想像的。
共和国崛起之后，知识分子随即过起一种组织化的生活。他们几乎全部被政府包了下来，被安排到不同的机关、学校、团体中去。有了固定的工作，除了按不同的级别领取薪金以外，还得定期或不定期地参加会议和学习。这样的地方叫“单位”。他们的档案甚至户籍就都相随留在单位里，不然就在街道，总之是便于管理的地方。这样，作为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成为“单位人”。这种情形颇类古代的养士制度和俸禄制度，证之国外，则基本仿效苏联的人事管理制度。关于古代中国，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中国皇权之傲慢专断的政教合一的性质，对于士人的地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以孔子和老子曾经为吏作例子，指出：“此种与国家一官职的关系，对于士人阶层的精神本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随着中国俸禄制度的发展，士人原有的那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也就停止了。”至于苏联，尤其斯大林时代的文化知识界的禁锢状况，近20年，我国的报道很不少，那是令人震骇的。统一管理的人事制度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以及建立在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同构的，或者可以说是同步的。比较庞大的组织，个人是渺小的，意欲脱离集体而独立是艰难的，无能为力的。当体制内的个体为自身的独立而试图反抗时，将很快为大量的吞噬细胞所搏噬；因为惟其如此，才能确保整个有机体的健全。
个体被组织化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应当是难以适应的；在新秩序的面前，他们成了“脱节人”。但是，在新秩序已经建立并且巩固下来以后，这些脱节人即使抛弃了为之委身的专业，而单从基本生活考虑，也必须进入体制内，为大集体所包容。唐诗云：“欲采蓣花不自由。”陈寅恪一反其意，改作“不采颠花即自由”，呈示的是另一种选择，另一种生存状态。然而，即便自愿“不采藏花”，自由亦非易得。“组织”不是永远敞开大门的。于是，脱节人只好徘徊于“欲采”与“不采”之间，陷入新的脱序状态。建国之初，胡风就颇尝了这样一番为组织所排拒，不得其门而入的苦恼。首先是住地问题。由于工作没有着落，住地也就无法固定，他有一段时间惟在京沪两地流浪人似的奔走。1951年1月，胡乔木约见胡风，提出“三个工作”，由他选择，他随后书面答复说“愿意听从分配”，但从此没有下文，而外间的传言却说是他拒绝工作。1953年初春，他搬家的要求终于得到组织的批准。可是，到了北京，也跟在上海一样，什么理论文字也没有写。用他的话来说：“已是罪人的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可是，还有另外的一些话是不能不说的，那就是自我辩护和检讨。
职业及所在单位不是可以随意调动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日记有云：“到京八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胡风的朋友贾植芳曾拿鲁迅和胡风作比较，说鲁迅懂政治，而胡风不懂政治。那意思，大约是说胡风就栽在这“不懂政治”上面。说到对中国政治社会的了解，胡风当然无法与鲁迅相比，但胡风也不至于糊涂到要做赤膊上阵的许褚的。他曾经说过：“至于我，因为有一点经验，闻一闻空气就早晓得要下雨的。”对于政治方面的敏感，看来颇为自许。其实，两人战斗境遇的不同，最重要的正如胡风所说：“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各在领导下做工。”这里说的就是社会组织问题。胡风知道：普天之下，已经变得无可逃遁的了。
正因为组织的无所不在，胡风才极力怂恿他的同伴在文化单位里占据一定的位置，“从积极的意义上去争取”，以确保昨天的文学事业的延续。然而，愈是怂恿，愈见“反革命”的“野心”；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胡风唆使他的党羽们打进共产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据点，扩充‘实力’”的罪证，从而遭到加倍的打击。在组织中，权力是分配的，正如任务是委派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组织更是如此，怎么可能容许存在“独立王国”，存在自外于组织的文学使命和目标呢?全国的报纸、刊物、电台、剧院、出版社，统统进入了有组织的网络，而成为党的喉舌和工具。这就是列宁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中国的具体实践的产物。后来有人在翻译上闹小花样，把“文学”换成“出版物”，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的空气是强迫人的。”胡风是建国后第一个呼吸到这笼罩的空气而感觉窒息的人。置身在“僵尸统治的文坛”，他说：“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但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地存在着。”“但我们是，咳一声都有人来录音检查的。”他要求具有创作天才的路翎“拿出东西去，从庸俗和虚伪中间来歌颂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斗争”。但是，他和他的同伴们的许多作品，都得不到发表和出版的机会。他们劫余的通信，至今仍然留有在这方面到处碰壁的失败记录。至于他个人，“一动笔就要挨骂”，“不动笔也要挨骂”。他说：“现在才懂得了何其芳同志在文代会后说的话：不能给国统区作家有创作机会。”他致信牛汉说：“现在有权者所要的是没有过程的战斗，无根的花，或者失心的声音。那又何必写呢?当然，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如你所感到的，要我沉默！”他通过痛苦的个人体验，清醒地意识到：“在一个罩子下面”，“‘理论’问题仅仅是一个表现，这里面所要的是一个对特定个人服从的军事服从的企图。”“教条主义不过是一种表现，骨子里是恶毒的军阀主义在统治着。或者说，在争取巩固统治权。”军事化管理与权力，是这里的“一大结”。
组织及组织化生活，是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物质基础。惟其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使运动的空间在瞬息之内扩及全国，在时间上，使运动得以周期性地发生。从有名的运动到无名的运动，几十年来，大小事件，均呈“运动效应”。这里的所谓群众性运动，与历史上出现的真正的群众运动是有区别的。后者由广大群众自身利益所激发，因而带有一定的自发性质，如巴黎公社；前者则是自上而下地，按照权力意志推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政治运动中，把主义和思想教条化、教义化，从原来的经典意义的征引到后来的言必“最高指示”；把阅读制度化、教义化，从有组织的学习发展到后来的“天天读”，还有祈祷般的“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于是，领袖及其思想被绝对权威化了。个人崇拜和信仰主义盛行。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现代宗教运动，而作为宗教运动是其来有自的。在宗教运动中，除了“教主”的思想以外，根本不存在其他任何思想。所以，像遇罗克、张志新等极个别富于独立思考的人，就不能不被当做“异教徒”被残酷处死。胡风所以对张志新表示特殊的好感，而且一再提及，是可以理解的。著名宗教家威廉?詹姆斯在其著作《宗教经验之种种》中说：“圣徒对极微末的对神的侮慢必须愤怒，神的敌人必须受耻辱。……圣徒的脾气是道德的脾气，而道德的脾气往往是残忍的；它是党派的脾气，而党派的脾气是残忍的。”对这种极其褊狭残忍的宗教情感，他称之为“奉神病状态”。罗素也指出：“历史上无论什么时期，只要宗教信仰越狂热，对教条越迷信，残忍的行为就越猖狂，事态就变得越糟糕。”当胡风的“问题”尚未发展成为“事件”以前，在文化界已经招致众多圣徒的谴责了。其时，《文艺报》编辑向有关的知名人士征集批判胡风的文章，“几乎都一致感到很气愤”。真可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及至把胡风正式定为“反革命”而进行公开声讨，文艺界群众大会那种神圣而盛大的愤怒，也便可以想见了。胡风“集团”事件，其实是“权势者”与“知识者”合谋的产物。这是明明白白的。
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造神运动，同时也是造鬼运动。在运动中，一个或无数个“反面教员”根据预设的目的给制造出来，然后采取公开“斗争大会”——相当于斯大林时代的“公开审判”——的办法，不断施加压力，直到使之彻底孤立，投降屈服为止。这其间，也当辅以其他手段，但惩罚手段是主要的。顾准在6日记中有一段关于反右斗争的记录，说：“大开斗争会，既通过群众路线教育了被斗者，也教育了斗争者，并从斗争与被斗争者中物色了积极分子与骨干分子。于是有的人是经过恐怖达到了屈服，有的人方式不同一些，‘自觉地’成为积极分子，但总的说来，无非还是从恐怖到屈服而已。”群众斗争大会使人们长时期处于被动员的状态，使斗争者在狂热中失去理智，使被斗争者愈来愈显孤立，抵抗力下降，以致丧失信念，感到精神崩溃。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有一个“强化”理论：在“斯金纳箱”放置强化物，通过奖赏，强化某种行为模式。与此相反，塞利的“系统性压力”理论通过实验证明：对老鼠施加系列压力，结果出现“一般适应性症状”从惊恐反应阶段、抗拒阶段到衰竭阶段。人是高贵的，却又是不堪折磨的。然而，群众性斗争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对人类同时进行奖赏和惩罚的试验场。由于阶级斗争和群众专政已然成为公理，种种非人道行为也就成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群众性运动的“天然合理性”使法律成为多余的屏风，良知和理性遭到公然的践踏，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凶残、贪鄙、虚伪、嫉妒、阴险狡诈，被道德化、正义化了，告密与诬陷成了时髦的勾当。真诚保持沉默，世界惟余一片附和的喧哗。
胡风“集团”事件就在这样一个文化生态环境中展开。这个环境，是不利于—个正直的公民的生存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延安时期，工农兵被确定为革命的主体，建国后沿袭下来，致使知识分子必然下降为附属的等级，可以随意处置的等级。“阶级论”被儒教化以后蜕变为著名的“皮毛论”。知识分子中，除了技术知识分子可供调用外，人文知识分子基本上在改造和打击之列。许多政治运动都是针对后者的，对此，敏感而脆弱的作家、艺术家特别容易产生自卑感。庞大而严密的组织，则进一步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依据。制度化心理的一个重要提示是：人是生而为集体的，不应当具有独立头脑的，必须听命于人的。在遭遇运动的压力以后，自卑会迅速转化为恐惧与焦虑。存在主义者把这两种心理状态当做哲学范畴加以探讨，是不为无因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指出，一个可怕的结果就是：“逃避自由” 胡风的青年朋友，“中国的杜勃罗留波夫”张中晓说：“恐惧和畏罪，是中国道德实践的基础”其实．这也是针对自由而发的。无论外在的自由还是内在的自由，一旦失去，就只有无条件服从。中国几千年奴隶根性的养成，就因为权力者致力于培养恐惧，从天罗地网到不测之威。
近些年来，在讨论知识分子的时候，常常提及“人格”问题。人格的建树，除了土壤，同精神气候如何大有关系。“风号大树中天立”，这是罕有的。心理学家认为，焦虑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在具有恐怖症状的焦虑状态中可以观察列人格的解体。所谓人格解体，就是自我的丧失，独立性的丧失。1952年，胡风的朋友，著名作家老舍发表《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一文，说：“现在，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的作品。”1955年，著名学者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中写道：“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胡风30年代的朋友冯雪峰，40年代的朋友乔冠华，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与胡风是比较接近的。到了后来，也都先后反过来批判胡风，疏远胡风了。这种人际间的变化，是认识上的分道扬镳呢，还是出于自保的实际考虑呢?在“第二批材料”刚刚发布，而胡风实际上已经被捕将近十天的时候，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会上，郭沫若致开幕词，正式提出把胡风“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与会700多人报以热烈掌声，并一致通过决议撤销胡风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其间，只有吕荧一人公开为胡风辩护，但也立即招致会议一致的驳斥。这一幕，可以看做是中国知识分子作家群体的一次即兴表演，自此以后，批判性大会迅速扩展至社会各界，已经是集体人格——“国民性”——的更大规模的巡回演出了。
1979年，胡风获释时，问儿子晓谷道：“有没有一种能使人头脑混乱的机器?”由系统控制所引起的恐怖是巨大的。爱因斯坦说：“人们应当明白，人的组织制度同人的心理状态是相互影响的。”组织生活与群众斗争把个人抛向波涛掀天的大海，使之深感孤立无援，于是始而被迫继而自愿服从集体，也即权威的支配。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小说《判决》中叙述一个关于权威的故事：父亲疑心儿子反叛他而判决儿子投河，儿子不敢违抗，死前还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对于外部强加的意志不作抵抗，而是无条件顺从，甚至本能地顺从，从行动到思想、感情，态度，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正是现代人文化专制与传统文化专制不同的地方。
回顾建国后的第一个“文字冤狱”，曾经作为“胡风分子”过来的绿原说：“历史已经粉碎了那些鸵鸟式的幻想：无论胡风可能怎样反常，或者‘老实就范’，或者，‘装死躺下’，他也一定逃不脱此后几十年来没有人逃得脱的大小劫难。”这是穿越炼狱之后的觉悟者言。
左拉与德雷福斯案件
贝尔纳
法国作家。本文选自贝尔纳《左拉》，郭太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标题为编者所加。
1894年，左拉在意大利为《罗马》一书收集资料。后来又回到梅塘继续工作。同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上尉被捕；12月22日，他被判终生流放撒旦岛。
1894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罗马．12月15日前才回来。我在罗马当然很少阅读法国报纸。这就是我对这个案件长时间处于无知和冷漠状态的原因。1897年，我从乡间回到了巴黎，有机会了解到了后来公之于世的事实和一些资料，我的信念变得坚定了，不可动摇了，这时候我才开始热衷于这个案件。
案发之初，谁也不怀疑德雷福斯有罪：甚至日后成了他的积极辩护人的那些人，如克列孟梭和饶勒斯，当时都激烈地攻击他。后来有消息在巴黎慢慢传开，认为德雷福斯可能是无辜的。一位军官，皮卡尔中校，于1896年告诉上司，他确信艾思特哈茨是真正的叛徒，是向德国提供清单的主谋。但是有人强迫他保持沉默，派他到北非去出差。国防部各办公室不打算推翻前审。他们认为复核案件有损于军队的威望，有可能表明审理此案的方式有多么的武断。
如果左拉在巴黎生活的话，他或许会对当时在全城开始扩散的传闻十分敏感。但是他住在梅塘，全神贯注地在写他的三部曲：他对德雷福斯案一无所知，或者至少可以说，他把这个案件看做是一般的通敌案，并未予以过多的注意。
然而不安的情绪在增长。上议院副议长肖尔?凯斯特奈也产生了怀疑，他的正直是无可非议的，他是一个受人普遍尊敬的人。要强制他像职业军官那样缄口不语就不那么容易了。在这一场方兴未艾的斗争中，他投入了自己全部的道德信誉。此外，德雷福斯给家里人写的信也开始为人了解，这些信言真情切，动人心弦。他被关在撒旦岛的一间牢房里，有12个人日夜看守着，他不停地、顽强地鸣冤叫屈，使一些有良心的人深感不安。最后，贝尔纳?拉扎尔也参加到激烈的斗争中来了，他公开地向舆论发出了危险的警报。从此以后，正如左拉后来写的那样，“真理在前进，任何东西也不能阻挡它的步伐”了。然而，当时左拉还没有受到这股正义激情的感染，后来渐渐地，整个法国都燃起了正义之火。
只是到了1897年底，他到巴黎的寓所过冬的时候，才看到了一些资料，比较清楚地了解了事实。自从他从事创作30多年来，他第一次看出了行动的理由超越了他创作的热情；因为重要的是，必须揭露在全国人民面前犯下的罪行。
在左拉身上，犹豫不决的时间总是十分短暂的。当他明白某一行为是正义的、必要的的时候，他就会立即付诸实现。在他身上，思想和行动之间不存在距离，有时候甚至达到了天真的地步，正如《实验小说》一文中的某些段落所表明的那样。但是这一次他是脚踏实地的，不再是智力思辨了，而是要纠正不公正。
他的抗议是怎样成形的呢?又是在什么地方表示出来的呢?他自己感到已经为战斗做好了准备，然而进攻的计划还没有制订。他知道斗争将是严酷的，他已经知道对判决的公正性提出怀疑的人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但这并不能使他却步。他的勇气是经得起一切考验的，30年的论战已经锻炼了他。他丝毫也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只敢低声说出自己的顾虑，不敢高声谈论真理。巴莱士后来谈到左拉时，说他是一个时机感很强的人；确实如此：左拉不失时机地为了正义挺身而出，英勇无畏，不怕打击。在我国当今所处的时代，类似德雷福斯案的事件几乎每天都有发生的危险，左拉做出的榜样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
左拉采取行动的方式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有一次他在巴黎散步时，遇见了《费加罗报》社社长费尔南?德?罗代斯。那是在1897年12月；想必他们淡的是满城风雨的“案件”。德?罗代斯赞同左拉的看法，确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几天以后，在他办的报纸上登载了左拉的第一篇文章《案件笔录》(1897年12月5日)。左拉在该文中还谴责了反犹太主义。文中影射的“模糊的头脑”，显然指的是《犹太法国》一文的作者爱德华?德律蒙。
现在来谈谈反犹太主义。
反犹太主义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我曾经说过，这场使我们倒退一千年的野蛮运动与我对博爱的需要、对宽容和解放的酷爱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回到宗教战争中去，重靳开始宗教迫害，想要挑起种族之间的灭绝残杀，这在我们获得解放的时代里，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卑劣的企图是十分愚蠢的。这种企图只能出自于某一教徒失去平衡的模糊的头脑，出自于某一作家的极大的虚荣心——这个作家长期出不了名，而又想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扮演一个角色，哪怕是一个可憎的角色。我至今还不愿意相信，在法兰西这个充满了自由观察的空气、兄弟般的善良情谊和清澈的理性的国度里，这种卑劣的运动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
然而，这场运动已造成了可怕的危害。我必须指出，危害已经非常之大。毒素在人民中间扩散，尽管并非整个人民都中毒了。我们应当把这种类似巴拿马丑闻①表现出来的危险的毒性记在反犹大主义的账上。可悲的德雷福斯案完全是它的杰作：今天正是反犹大主义搅得民众恐慌不安，阻碍我们为了自身的健康和名誉而去心平气和地、堂堂正正地承认这个错误。确定最初的重大怀疑是否真实，这是再筒单、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已经达到了如此疯狂的地步，难道人们不明白其中必然隐藏着使我们大家发狂的毒素吗?
这种毒素就是对犹大人的疯狂仇恨，好几年以来，有人每天早上都向人民灌输这种毒素。这些人是一帮以下毒为职业的人，最妙的是，他们以道德的名义、以基督的名义去下毒，俨然以复仇者和伸张正义者自居。而谁又能跟我们说，反犹太主义切磋商议的环境气氛没有对军事法庭产生影响呢?一个犹大人当了叛徒，出卖了自己的国家，这是当然的事情。如果找不到任何可以说明罪行的合乎人情的理由，如果他是一个富有、明智、勤劳的人，又安分守己，生活上也无懈可击的话，只要他是一个犹大人不就足够了吗?
今天，自从我们要求说明真情以来，反犹大主义者的态度变褥更加粗暴，更加令人厌恶了。如果一个犹太人被证明是无辜的话，这对反犹大主义者将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人们将对这个案件进行预审。竟然会有无辜的犹大人?紧接着，一大堆七拼八凑的谎言就会站不住脚了，他们标榜的诚实和公正全是空话，只是靠肆意谩骂和无耻诽谤去影响头脑简单的人们的小集团将会彻底垮台。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公开的作恶者，他们一想到将要透出一点光明，就会暴跳如雷。遗憾的是，我们同样也看到了，受到他们毒害的民众慌乱不安，所有的舆论都被引入了歧途，亲爱的渺小谦恭的老百姓今天都在追击犹太人——如果某一个正直的人用神圣的正义之火点燃了他们的心田的话，明天他们将会起来闹革命，把德雷福斯上尉拯救出来。
12月14日，左拉的《致青年的信》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市面上销售。
青年，青年!请你回忆一下，你的父辈们经历了多少苦难，赢得了多少可怕的战斗，才取得了你此刻正在享受的自由。你感到自己不受束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来往往，可以在报刊杂志上说出自己的想法，有什么意见就可以公开地发表．这是因为你的父辈们付出了他们的智慧和鲜血。你不是在专制年代里出生的，你不知道每天早晨醒来被主人一脚踹在胸口是什么滋味，你没有为了躲避独裁者的大刀和为非作歹的法官的错误的重压而进行过斗争。你应当感谢你的父辈们，不要去为谎言喝彩叫好，不要去为粗暴的力量、狂热者的9狭和野心家，的贪婪推波助澜，否则你会犯罪的。独裁统治已经山穷水尽了。
青年，青年！你要永运和正义站在一起。如果正义的思想在你的心中变得暗淡了，你的面前就会危险丛生。我这里要对你讲的并不是我们法典的正义，它仅仅是社会关系的保证。诚然，对它应该尊重，但是正义还有一种更加高深的概念，这种概念原则上假定，对人的任何判决都可能是错误的，并且假定被判刑的人可能是无辜的，这并不是蔑视法官。这难道不是一种应当激起你酷爱权利的热情的冒险吗?你没有加入到我们的利害斗争和人身攻击中来，你既没有表态亮相，也没有牵连到任何不光明正大的事情中去，你可以完全清白地、完全诚实地高声说话，你不站出来要求主持正义，又让谁站出来呢?
青年，青年!要做一个人道的人，做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即使我们弄错了，但在当我们说一个无辜者遭受了可怕的刑罚，我们反抗之心正在为此焦虑破碎的时候，请你和我们站在一起。在如此过分的惩罚面前，让我们假定这种惩罚可能是错误的，让我们的心里感到痛苦，让我们的眼里流出眼泪。当然，凶暴的监视者依然会是无动于衷的，但是你，你还知道哭泣，你应该对一切不幸和一切怜悯产生共鸣!如果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受折磨的人被仇恨压倒的话，你怎么会不去做一个有骑士风度的梦，怎么会不去捍卫他的利益，把他解救出来呢?不是你，又有谁去尝试崇高的冒险，去参加危险而又壮丽的事业，以理想的正义的名义去与那一伙反犹太主义者抗争呢?再说，今天看着长辈们、老人们热情振奋，慷慨激昂地去干你应该干的事情，难道你问心无愧吗?
左拉这位新战士的介入，加上他那宽阔的外形、斗争的欲望、论战的才干和作品给予他的威望——他的作品仅在法国的发行量就高达几十万册——使敌对的小集团大为沮丧。因此，莱昂?布卢瓦、巴尔贝?多尔维利、罗什福尔、欧内斯特?朱代、德律蒙，巴雷斯、莫拉这一伙入，都把火力集中到了左拉的身上：不管是什么武器，即使是最卑鄙的武器，对他们来说都是好的，朱代竟至于在《小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对他的父亲弗朗索瓦?左拉的廉洁提出疑问。
在左拉加入激烈论战的时候，反德雷福斯的潮流异常凶猛。除了少数人之外，左派人士仍然保持沉默。当时的分界线主要是按照每个人的良心不安的程度，而不是按照政治归属来确定的。这个案件成了检验人们良心的问题。
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完全是在沙皇对犹太人大屠杀似的气氛中进行的。
在德雷福斯案发生之前不久，一家天主教银行——其建立的目的是想搞垮新教徒和犹太人银行家——破产了，银行家的斗争很快就转到了社会和种族方面。德律蒙早巳凭借手中的小册子准备好了阵地。发行量达100万册的《小报》把谎言和仇恨一直散播到最偏僻的乡镇。因此，许多人尽管确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但都避免公开表态。
左拉还是不断地发表各种文章；尤其应该提到的是，在《震旦报》上刊登的著名的致费利克斯?富尔的信——家喻户晓的题目《我控诉！》，是克列孟梭替他加上去的。左拉以令人钦佩的远见和勇气，在信中揭露了围绕在诉讼案件四周的阴谋诡计，这封信使他被判处了一年监禁和3000法郎的罚金。
于是左拉就出走英国，在那里呆了11个月——他装成谋反者的样子，改名为帕斯卡尔，收接从法国拍去的暗语电报，并且开始写作《四福音书》的第一部：《繁殖》。
当他获悉案子要重新审理时，他就回国了；但是军人刽子手们的阴谋再度得逞：德雷福斯又一次被军事法庭宣判有罪。左拉又写了一篇文章，表示了强烈的愤慨。
这一次是从国防部获得最后一分；从此以后，真理从四面八方喷射出来。亨利上校自杀了，艾思特哈茨逃亡国外，德雷福斯获释了。
他虽然获释了，但并没有恢复名誉。一直等到1906年才得到乎反。然而，尽管没有按照应该傲的那样，完全纠正不公正，案子还掺杂着宽大措施的阴影，然而道德的胜利是完满的。在1899年9月29日登在《黎明报》上的、写给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夫人的信中，左拉对受害者的妻子表达了自己高兴的心情：
人们把无辜者，把横遭折磨的人归还给你们了，把丈夫归还给了妻子，把父亲归还给了儿子和女儿，我此刻首先想到的，是你们一家终于得到了安慰，可以幸福地团聚在一起了。虽然作为一个公民，我心里仍然十分悲哀，虽然正义的人们还在反抗，并在愤怒的痛苦中焦虑不安，但是我要和你们共同分享这一充满了幸福之泪的美妙的时刻，想必此刻你们正在抱复活的死人，从坟墓里活着出来的自由人。不管怎样，这一天是胜利和喜庆的伟大的日子。
左拉确实是这场胜利的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从1897年到1900年，他表明了他的勇气并不亚于他的才华。
①巴拿马丑闻：19世纪90年代法国贿赂事件。
编者旁白
本章选文专谈“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特征、知识分子责任到知识分子姿态及其历史命运。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知识分子”。《汉语大词典》是这样解释的：“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教授、工程师、医生、会计、编辑、记者、文艺工作者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这代表着一种流行观点。在这里，“知识分子”是从学历与职业界定的，“较高文化水平”和“从事脑力劳动”是其识别标志。
海外的解释与此不尽相同。人们一般认为“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19世纪的俄国。当时，一些有知识的俄国人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念，并用以观察俄国现实，因而对俄国专制制度及其后果强烈不满，表现出改变现实的强烈责任惑。这些人被称做“知识阶级”。根据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的说法，“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于被处死。”他还认为：当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知识分子就诞生了。“知识分子”一词的另一来源是法国。1894年，法国发生了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在这事件中，左拉等一批具有正义感的人士站出来为遭受诬陷的德雷福斯上尉辩护，并于1898年发表了左拉的《我控诉!》。这篇文章被称做“知识分子宣言”。
由此可见，上述“知识分子”并非是从文化水平和从事的职业划分的。一个人如果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从事脑力劳动，还不一定算得上是“知识分子”。根据西方学界的一般理解，“知识分子”除了受过较多教育和献身于专业外，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人类的一切利害。也就是说，他们还需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社会良知，敢于伸张正义等。
至于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国内外不同见解甚多。我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并创造文化知识的人，他们不仅是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应用者，而且是文化的发展者与创造者。文明发展需不断地批判既有和探索未知，知识分子就是选择并承担了这种职责的人。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前沿性知识往往产生于某些个别的大脑，因此在其开始常常是异端的、不同于大众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却又往往被社会接受而流行。但在这时，新东西又在某些头脑中产生了。这些不断批判、不断探索，并以此为社会提供前沿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
因此，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阶层，也不是一个利益集团。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一个人只要承担起知识分子责任，发挥知识分子职能，就已是知识分子了。当然，其前提是占有较丰富的知识资源，且具有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能力。
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创造了自身的辉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现代中国提供了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不依附于权威，也不取悦于大众，他们通过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使自己从权力网络中独立出来，又通过启蒙立场使自己迥异于民众的意识形态，执著地探寻表来。遗憾的是，作为一个新生群体．知识分子人数毕竟太少，且多数人没完成从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转化，所以，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许多人又回到了传统文人角色。至于在特殊年代，知识分子成为改造对象，失掉了精神存在的合法性，更是一步步丧失了自身。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悲剧。
但文明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再次对知识分子发出了迫切的呼唤。
(李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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