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是一种淡淡的痛>
我们的村落
我们的村落
龙应台
学程二期
我一般非常不情愿在毕业典礼演讲，因为这个场合的听众一定是最糟糕的听众——你还没开口，他就巴不得你已经结束，而且，他决心已下，不管你说什么，只要戴着方帽子走出了这个大厅的门，他这一生不会记得你今天说过的任何一句话。
虽然如此，我还是来了，不仅只是因为受邀到医学院演讲是一份给我的光荣和喜悦，也因为我“精打细算”过了——迟早有一天，我会“落”在你们的手里。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自然渴望在床边低头探视我的你，不只在专业上出类拔萃，更是一个有社会担当、充满关怀和热情的个人。
我们都说这是一个毕业典礼，五六年非常艰难的医学训练，今天结束了。我倒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今天其实只是你“学程一期”的毕业典礼，一期的核心科目是医学。但是今天也是你“学程二期”的开学典礼，二期的核心科目是“人生”。
二期比一期困难，因为它没有教科书，也没有指导教授。在今天的15分钟里我打算和你们分享的，是一点点我自己的“人生”笔记。
奶粉和头虱
奶粉和头虱
我成长在台湾南部一个滨海小城，叫做高雄。1961年，小学二年级，发生了一件大事。班上一个女生突然严重呕吐，被紧急送到医院。没多久，学校就让我们都回家了，全市的学校关闭。过了一段日子，当我们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班上几个小朋友的座位，是空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一种病，名叫“霍乱”。我们当时当然不知道，高雄的“邻村”——香港，在同时，被同一波传染病袭击，15个人死亡。早在“非典”之前，我们的命运就是彼此相连的，但是我们懵懂无知。
是的，我是一个在所谓“第三世界”长大的小孩。想象一下这些黑白镜头：年轻的母亲们坐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夜以继日地制作塑料花和廉价的圣诞灯饰，孩子们满地乱跑，身上穿的可能是美援奶粉袋裁剪出来的恤衫；那运气特别好的，刚好在前胸就印着“中美合作”的标语，或者凑巧就是“净重20磅”。
1975年我到美国留学，第一件感觉讶异的事就是，咦，怎么美国人喝的牛奶不是用奶粉泡出来的？1961年的班上，每一个女生都有头虱，白色细小的虱卵附着在一根一根发丝上，密密麻麻的，乍看之下以为是白粉粉的头皮屑。时不时，你会看见教室门
口，一个老师手里举着一罐DDT杀虫剂，对准一个蹲着的女生的头，认真喷洒。
香港人和台湾人有很多相同的记忆，而奶粉、廉价圣诞灯、霍乱和头虱，都是贫穷的印记。如果我们从我的童年时代继续回溯一两代，黑白照片里的景象会更灰暗。一个西方传教士在1895年来到中国，他所看到的是，“街头到处都是皮肤溃烂的人，大脖子的、肢体残缺变形的、瞎了眼的，还有多得无可想象的乞丐……一路上看到的溃烂皮肤和残疾令我们难过极了。”
1900年，一个日本作家来到了香港，无意间闯进了一家医院，便朝病房里面偷看了一眼。他瞥见一个幽暗的房间，光光的床板上躺着一个“低级中国人，像蛆在蠕动，恶臭刺鼻”，日本人夺门而逃。
可是，为什么和你们说这些呢？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这样的场合，和你们说这些呢？
我有我的理由。
目光如炬者
目光如炬者
你们是香港大学一百周年的毕业生，而香港大学的前身，是1887年成立的“香港华人西医学堂”。如果这点你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了不起，那我们看看1887年前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不妨记得，在1887年，尸体的解剖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还是大逆不道的，而西医学堂已经要求它的学生必修解剖课。我们不妨记得，当鲁迅的父亲重病在床——那已是1897年，绍兴的医生给他开的药引，是一对蟋蟀，而且必须是“元配”。了解这个时代氛围，你才能体会到，124年前，创办西医学堂是一个多么重大的、改变时代的里程碑，你才能意识到，那幕后推动的人，必须具备多么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多么远大的器识与目光，才可能开创那样的新时代。是何启和PatrickManson这样的拓荒者，把你们带到今天这个礼堂里来的。
1887年10月1日，香港华人西医学堂首度举行开学典礼，首任学堂院长PatrickManson致辞——曾经在台湾和厦门行医的Manson到今天都被尊称为“热带医学之父”——他说，这个西医学堂，“会为香港创造一个机会，使香港不仅只是一个商品中心，它更可以是一个科学研究的中心。”看着台下的入学新生，他语重心长地说：“古典希腊人总爱自豪而且极度认真地数他们的著名伟人，我们可以期待，在未来的新的中国，当学者争论谁是中国的著名伟人的时候，会有一些伟人来自香港，而且此刻就坐在这个开学典礼之中。”
三十多个学生参加了1887年的开学典礼，学习五年之后，
1892年的首届毕业生，却只有两名。其中一个，成为婆罗洲山打根的小镇医生，另一个，觉得医治个别病人远不如医治整个国家，于是决定放弃行医，彻底改行。
这个学名登记为“孙逸仙”的学生，起先只有一个非常小的计划，有点像今天的大学生利用暑假去做小区服务。他走在香港的街头，看见英国管理的城市如此井然有序，惊异之余，百思不解：为什么只隔四五十里的距离，自己的家乡，一个叫香山的小城，却是如此混乱落后？他的小计划，就是把香山变成一个小香港。说到做到，二十多岁的西医学堂学生孙逸仙，利用寒暑假期，回到家乡，号召同村的青年出来铺桥修路，目标是修出一条路将两个邻村连通起来。这个小计划，最后由于地方吏治的腐败，以失败告终。小计划的失败，震撼了他，他于是转而进行一个略大的计划，就是推翻整个帝国。
从Manson1887年的开学致辞到今天2011年的毕业演讲，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了深刻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来自一些特殊的人。目光如炬者，革新了教育制度；行动如剑者，改造了整个国家；还有很多既聪慧又锲而不舍的人，发明了各种疫苗。今天你我所处的世界，天花彻底灭绝，疟疾和霍乱病毒已经相当程度被控制，台湾和香港的女生已经不知道有“头虱”这个东西。西医学堂创立124年之后的今天，港大医学院培养出很多很多世界顶尖的学者和医生，为全球小区的幸福做贡献。
而你们，正是踏着这个传统的足迹一路走来的。
亚洲的第一名
亚洲的第一名
也许你问我，既然前面的“长老们”，譬如PatrickManson，譬如孙逸仙，已经完成这么多重大的贡献，还有什么是你们这一代人，是你，可以做梦，可以挑战，可以全身投入，可以奉献和追求的呢？今天的世界，还有什么未完成、待完成的使命吗？
我相信有。
43岁的PatrickManson在创建西医学堂之前，研究过他所处的时与地。地，是香港，那时香港华人的医疗照顾与洋人相比是一个悲剧的状态。时，是晚清，传统的价值体系正分崩离析，而新的秩序和结构还未成形。孙逸仙毕业时26岁，每天从上环爬上陡峭的石阶上学，无时无刻不在“诊断”这个社会的存在状态，思索如何为人创造更大的幸福。
那么你们所处的时和地又是什么呢？让我们先看看你们是谁。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学生，20%来自医
学专业家庭，也就是说，这20%的学生有双亲或者双亲之一已经是医生或护士。你们之中60%的人，父母那一代已经具有高等学历。很明确地说，你们是社会的精英层。即便现在还不是，将来也会是。
而你们所身处的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香港这个“村子”，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享有近三万美金的每年人均所得，700万居民中却有123万人生存在贫穷线下。所谓“贫穷线”，指的是收入低于市民平均所得的一半以下。如果这听起来太抽象，没感觉，你试试看走到大学前面般含道的某一个街口站一会儿，数一数放学回家走在马路上的学童：一、二、三、四，在香港，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线下。
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过，在最繁华、最气派的中环，那些推着重物上坡的白发老婆婆是如何佝偻着背，与她的负荷挣扎的，在你们所属的这个社会里，40%的长辈属于贫穷线下的低收入户。来到香港机场的访客，马上会被一个漂亮的招牌吸引，广告
词很简单：“香港是亚洲的世界大都会。”这个广告没说出来的是，香港是亚洲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大都会。在全世界的已开发地区里，香港的分配不均，也名列首位。
你和我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一个摄影师不必守候太久就可以在街头捕捉到这样的画面：刚好一辆RollsRoyce缓缓驶过一个老人的身影，他正低着头在路边的垃圾桶里翻找东西。
最寻常最微小的
最寻常最微小的
我无意鼓吹你们应该效法鲁迅弃医从文，或者跟随孙逸仙做革命家，或者全都去从事社会工作，因为人生有太多有趣的路可以选择。我想说的只是，身为这么一个重要传承的接棒人，你也许可以多花那么一点点时间思索一下自己来自哪里、何处可之。124年前，第一颗石头打下了桩，铺出的路，一路绵延到下一村——你今天的所在。PatrickManson抵抗无知，坚持科学实证的知识学习；孙逸仙抵抗腐败，坚持清明合理的管理制度。你是否想过，在你的时代里，在你的社会里，你会抵抗些什么，坚持些什么？
我倒不希望你能立即回答，因为如果你能随口回答，我反而要怀疑你的真诚。一个人所抵抗的以及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做“信仰”。但是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信仰深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信仰流露在举手投足之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
PatrickManson后来担任伦敦殖民部的医疗顾问，负责为申请到热带亚非地区做下层工作的人进行体检，体检通不过的，就不到这样的工作机会。这时，他发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问题：90%的体检者都有一口烂牙，检查不合格。毕竟，有钱人才看得起牙医。他该怎么办呢？
Manson是这么处理的。他给上司写了封信，说，以烂牙为理由“淘汰掉他们等同于淘汰掉整个他们这个阶层的人”。他建议政府为穷困的人提供牙医服务。有些专业者看见烂牙就是烂牙；有些人，譬如Manson，看见烂牙的同时，也看见人的存在状态——他认识痛苦。就是这种看起来很不重要、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的判断和抉择，决定了我们真正是什么样的人。
茉莉花
茉莉花
我14岁那年，全家搬到一个台湾南部的小渔村。因为贫穷，孩子们生病时，母亲不敢带我们去看医生——她付不起医药费。有一天，小弟发高烧，咳嗽很严重，母亲不得不鼓起勇气去找村子里的医生。我们都被带去了。四个年龄不同、高高矮矮的孩子一字排开，愣愣地站在这个乡村医生的对面。他很安静，几乎不说话，偶尔开口，声音轻柔，说的话我们却听不十分懂，是当地腔的闽南语，还有日语。
林医师仔细地检查孩子的身体，把护士拿过来的药塞进母亲的手里，用听不懂的语言教导她怎么照顾孩子，然后，坚持不收母亲的钱。此后，一直到四个孩子都长大，他都不曾接受过母亲的付费。
那是我记忆中第一个医生。那个小小的诊疗室，几乎没什么
家具，地板是光秃秃的水泥，却是一尘不染。诊疗室外连着一个窄窄的院落，洒进墙里的阳光照亮了花草油晶晶的叶子。茉莉花盛开，香气一直在房间里绕着不散。
——原载2011年12月19日至20日《中国时报》
抽屉里的浪花
抽屉里的浪花
阮义忠
人对往事的记忆就像锁在不同抽屉里、舍不得丢的杂物，有些经过归档，有些无法分类，就那么一起掺杂地搁着，随着岁月的堆垒而尘封。某日不经意地打开一个抽屉，那被忘了、如同隔世般的旧事便猛然回魂，又有了温度、呼吸和生命，过去与现在又接续上了。
我的家乡头城是个东台湾靠海的封闭村子，居民一半务农、一半打鱼，连镇上那家历史悠久、破破旧旧的戏院，也有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农渔之家”。这家戏院是无数镇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童年时的梦想窗口。陪祖母在这儿看的一出出歌仔戏，让我对中国古代英雄或奸臣的舞台形象深信不疑，直到后来上了历史课，印象也很难纠正。
电影盛行后，歌仔戏跟着没落，戏院上映的多半是日本片，宫本武藏、盲剑客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小林旭、石原裕次郎在黑社会电影中的穿着打扮，乃至于一举一动都是年轻人效法的对象。在本土电影方面，大受欢迎的则是模仿美国《劳莱与哈台》的喜剧片《王哥柳哥游台湾》。在交通不便的60年代，岛民们透过电影，仿佛也游遍了台湾的名胜古迹。
胖得像酿酒桶的王哥是擦鞋匠，瘦得像电线杆的柳哥是三轮车夫。王哥中了爱国奖券，邀好友柳哥环岛旅行。两个土包子在旅途中糗事不断，既谄媚别人，又挖苦自己。情节虽然在戏谑中也有温情，却老让我觉得台湾人的命运实在坎坷。
在那个年代，我们对中国大陆的点点滴滴与日本的形形色色，比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清楚多了。台湾被日本殖民了半个世纪，皇民化的影响早已深烙人心，而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而言，中华民国只是暂时落难至此，迟早要回家去。像陕西路、青岛路、南京路、长安路、西藏路、沈阳路、迪化街、宁波街、哈尔滨街……这样的大陆省名全台湾可见，提醒百姓“毋忘祖国”。城里、郊外布满“反共抗俄”、“杀朱拔毛”、“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匪谍就在你身边”等标语，仿佛字写得愈大、愈漂亮，反攻大陆就愈有可能成功。
此外，桥头、巷弄、山顶或海边，不时会出现“此处禁止测量、描绘、摄影、狩猎”的警语，仿佛无处不是禁区。海岸线更是禁区中的禁区，相隔没多远就有海防部队的岗哨，既防走私偷渡，又防想家的人投奔对岸。在那段期间，小小的台湾实际上是个大大的隔离岛，因为政府把自己的人民给关起来了，直到蒋经国总统于1986年制定解严政策。
还好，有部分海岸线在当时是解禁的，那就是全省为数不多的海水浴场。在这里，浪花声与人民的欢笑仍能齐鸣。我就是一个幸运者，家离海水浴场只有20分钟路程。尽管父母三令五申，禁止小孩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去玩水，我们却时常偷偷地到那烫得可以焖蛋的沙滩上打滚，再冲向冰得刺人的大海中，几个钟头一下就过去了。回家前怕自己看起来太干净，就用菜园里的泥土往身上抹，好让妈妈以为我们是在泥地里撒野。
我们呼吸的空气常带着海味，发丝里不时夹着海沙，胳肢窝里总是沾有盐巴，可是大部分人却不敢梦想有一天会出海远行。我的二哥就像一些不甘被土地绑住的农家子弟一样，一直梦想当船员，幻想周游世界。
那时，乡镇村落的电线杆还都不是水泥做的，一棵棵树干被削得圆滚滚的，浸过黑黑的柏油后，便孤零零地立在道路两旁。人们在上面张贴宣传单或寻人启事，其中经常出现的就是征召船员的广告。
二哥每隔一阵子就会央求父亲让他上船去试试，央求过几年后，终于明白这件事是无望的。后来，我们家七兄弟之中，唯一留在老家当木匠的就是他。当初最想出走的，却认命地成了唯一继承祖业的人。事实上，我知道他好几次都有离家出走的念头，也不止一次地在深夜里听到他蒙着被子叹息、饮泣。
跟他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也一直深怕被钉牢在这个沉睡已久的小镇里。自古以来，镇上的每个人都过着跟父母一样的生活，仿佛命运老早就被决定了，时代的脚步、社会的变迁都跟我们无关。从小到大，或许就是靠着喜欢观察、创作的天性，才
让我能享有一方自己的天地。
还没分家之前，我们和四叔、五叔在同一个屋檐下过日子。每房有一间卧室，三个媳妇除了侍奉祖母外，还轮月掌厨，负责喂饱三个家庭二三十口人的肚子，家事虽然粗重，彼此倒也和乐融融。我们三房的寝室在炉灶、餐厅的楼上，四叔、五叔两家则是住在隔个过道的木料仓库二楼。
像那时大多数的人家一样，四叔、五叔都受过日本教育，在镇公所上班，其中一位还当上课长，算是镇上的小资阶层。在那不经申请就不得聚众的年代，民间的交谊活动都得偷偷举行。四叔、五叔的房间隔着一个宽大的空间，时常被他们用来举行舞会。四叔会吹萨克斯风，他的一些朋友会打鼓、吹小喇叭以及弹低音贝斯，一个三五人的小型西乐队就这么组成了。长大之后回想起来，那不就是爵士、蓝调吗？想不到头城也能如此赶时髦。原来，平淡无奇的庶民生活背后，也总有意外暗自运作着。
我们从小就在封闭的环境中成长，而那一场场的秘密舞会，就是一窥大都会时尚的时机。若是碰到有人密报，警察上门取缔、舞客四处逃窜的情景，也能让我们看得心跳加快，真是兴奋又刺激。每次有舞会，保守的父母都会禁止我们接近。我当然没那么听话，等父母睡着后，便去趴在窗口看跳舞。看久了便能去帮忙摇留声机，运气好的时候还能上场摇沙铃。
白天严肃木讷的长辈，在晚上仿佛变了个人似的，活泼、可亲又有趣。可保守的父亲却绝不可能如此，他在白天与晚上都是一个样子，严厉又寡言，永远在现实世界中扮演着一成不变的角色，从来不提过去。这样的印象一直维持到我高中时的某一天，在整理杂物时打开家中一个老橱柜。
那时四叔、五叔已跟我们分家，五婶到小学教书，四婶则是在镇上开了一家杂货店，两家的经济情况都愈来愈好。家人懒得整理他们原来的房间，我便把它打通、改造，变成由我一人独享的空间。四叔留下一个还不错的二声道音响，让我接近了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我用家里的剩木料做些摆设、装置，再把五叔留下的书桌椅摆在恰当的位置，将辛苦收集的世界文学名著放上书架。高中三年，这里既是我的画室，又是我的书房，迷上古典音乐后，还在里面练过几个月的小提琴。
在整理空间时，我把一个堆满家中杂物的橱柜撬开，发现了不少家族的老东西，其中包括一面沉重而纹路细致的古铜镜、一把日本武士刀、两顶降落伞、一顶日军钢盔，以及为数不少的日文杂志、书籍。我揣摩，那面老铜镜可能是祖先从唐山到台湾时所带的传家宝，武士刀、降落伞以及钢盔则说明了家族有人曾被拉去当日本军夫。
从小我就不曾听过大人谈日据时代或是国民政府初迁来台的事，就是追问也没人理，仿佛一不小心就会惹祸上身。直到许多年后，我离开家乡到台北工作，才从一位外国同事的口中得知，台湾曾于1947年发生过“二•二八”事件。对当时大多数的台湾人而言，这块土地的历史就像缺了许多片的拼图，不齐不全，模棱两可。
那两顶降落伞的布料可真好啊！在那物资缺乏的年代，连办完丧事后，写满黑字的白粗布挽联都会被拿来做内衣裤，美援的面粉袋也常被改成外出的便衫。我不敢探问降落伞的来源，自己偷偷把它裁了、缝成衣裤，穿出去拉风极了。后来，我才从大哥那里知道，爸爸年轻时因为手艺好，曾被强拉去修补弹痕累累的日本零式战斗机。那时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国力衰弱，连修补飞机上的破洞，也只能用木料。武士刀和降落伞，也许就是爸爸不得不接受的薪饷。原来，爸爸也是有过去的人啊！
无可避免的，我们从小就经常会碰到绰号“老芋仔”的外省军人。记得海边一个小渔村的附近有个营区，大家管里面的人叫“大陈仔”。小时候以为大陈和福建、广东一样，是大陆的一个省份。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个属于浙江省台州列岛的岛屿。1955年2月，台湾当局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护航下，将岛上的一万八千多军民全部撤退到台湾。由于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来台，故被称为“大陈义胞”。
学校里的国语课多半由外省老师担任。他们各有各的腔调，发音也不标准，所以很少学生能讲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我就是其中之一。那些老师都非常凶，仿佛把无处宣泄的郁闷都发在小孩身上了。记得小学时，只要是作业没交或是考试不及格，就会被狠狠地处罚。那种被戒尺打在手心、屁股或腿肚上的疼痛，直到现在想起来还会害怕。长大后想起来，对他们倒有几分同情。他们仓促惶恐地来到台湾，一夕之间与亲友、所爱天人永隔，那种痛岂止是锥心！
有些老师相当有学问，或多或少都对我产生过影响。比如说，我的绘画天分最早就是被读初中时的美术老师肯定的。毕业于杭州艺专的他，为我们这些乡下小孩带来了以往所不熟悉的艺术品味。读高一时的导师则是位精通甲骨文的学者，经常讲课讲到兴起，便在黑板上画些甲骨文让我们瞧瞧。正是由他的口中，我首次知道了李济、董作宾以及许多其他的中国著名知识分子。
到台北工作后，我更是发现，在一个小小的小区，或是短短的一条路上，往往就汇聚着来自大陆各个不同省份的优秀人士。这些学者、专家把厚实的传统文化、较先进的工业、金融知识勤勤恳恳地传播于台湾小岛。中华文化的种子有幸不受乱世摧残，在海岛的呵护下开花、结果。
20岁那年，我开始在海军服役三年，台湾的各式军舰，除了潜水艇之外，举凡巡洋舰、驱逐舰、运补舰、抢滩小艇，全都上上下下不知多少次。我是通讯士官，必须经常背着沉重的PR77无线通话器从大舰跳到小艇，再从小艇跳到滩头。有时还得在风浪大作的海上，从小艇爬绳梯上军舰甲板，随时都有可能被剧烈摇晃的军舰夹死。
大金门、小金门、大胆、二胆、马祖、北竿、南竿、东莒、西莒我全去过，甚至连很少人踏上的乌坵也到过。我们的小艇队在金门驻守过一年，晚上站岗时得非常小心地提防，以免被从对岸摸上来的“水鬼”给割了喉咙。可是在白天，透过望远镜就可清楚看到对岸跟我们长得差不多的哨兵。彼此虽然身处不同的土地，周遭的大海却是相连的，拍岸的浪花来自同一片汪洋。
快退伍时，当时的台湾“国防部长”蒋经国先生下令精简军队。我们的小艇队被解散，队员被分派至其他各单位，我也被调去了一艘运补舰。上了那条船，我的工作变得轻松多了，不必再背重得半死的PR77，而是守在舰桥上打灯号、升信号旗。
运补舰天天在各个小岛之间来来回回，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到乌坵的那趟任务。说实在的，乌坵岛小到只能算是一块大石头，但因位处海防要地，一直有军队驻防。那一回，船上除了依例载满换防的士兵、大量淡水以及各项补充物资外，还有一位通常在军舰上不大可能出现的女人。
原来，这位特殊的乘客因为非法卖淫被判了刑，在刑期内如果自愿前往外岛为士兵们服务，就可以不必坐牢。当时，军中为了解决外岛士兵的性需求，设有被弟兄们昵称为“八三一”的军中乐园，因为那儿的电话号码是八三一。在金门的“八三一”女服务员不少，在乌坵却只有一位，那天的那位乘客是去替换的。
由于身份特殊，那位30来岁的妇人被安置在舰上一个不会受到打扰的空间，也就是我平时打旗号所站的瞭望台。在两三天的航程中，我偶尔会跟她聊聊天，得知她有一个好吃懒做的丈夫，三个仍在读书的小孩。所有的家计都落在她身上，为了要让孩子们有安定的生活、完整的教育，她选择了出卖肉体的行业。在言谈之中，她没有怨天尤人，只说为了儿女的前途，一切苦都可以忍受。军舰在惊涛骇浪中靠近乌坵岛，岛上热烈的欢呼声盖过浪涛的怒吼。阿兵哥们蜂拥而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粗重的水管扛上军舰，在水阀上锁好，把水龙头打开。巨大的水柱洒向那群乐不可支的人；趁着淡水接往水塔之前，他们要好好享受一下天降甘霖的滋味。那位沉默的“八三一”服务员拎着简单的行囊走
下舷梯，坚毅地步向办点交手续的军官。她的背影看来笃定而自在，仿佛确知，所有的罪孽都将会在一次一次的承受中洗净。
退伍后，我很幸运地进入《汉声ECHO》杂志。这是台湾第一本以照片为主要插图的刊物，以有系统地整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为己任。在这里工作，除了让我开始拍照，还让我有机会在工作时吸取华夏文化的养分。在当时，《汉声ECHO》还只出英文版，这开启了我的眼界，激励我在日后创办《摄影家PhotographersInternational》杂志时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向全世界发声。
环境愈封闭，就会愈让人想挣脱局限。或许这就是岛民的特性，要挣脱的力道是这么大，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将范围拓展到超出自己原来的期望。每个岛民是否都拥有这般特性？而拥有这般特性，是否就能摆脱宿命？这就跟因缘有关了。时空不对，一切都会改观。
我时常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真是最幸运的。日据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还没出生；国民党政府来台后，我们才呱呱落地，免去了所有的战乱经验。在所谓的白色恐怖年代，我们还小，整天只知道玩。稍稍懂事后，只要不涉及政治，爱怎么作怪，想如何前卫、反叛，人家也懒得搭理。等我们能发挥所学时，台湾的经济环境也好了，处处找得到舞台。
台湾这个岛屿，说小是小，说大也很大，因为它汇集了整个大中华的精髓。从农业社会跨向商业社会，再踏入信息时代，人类上千年的进化缩影，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都沾了边。等到计算。
机盛行的虚拟时代来临，饱受传统文化滋养的我们已经茁壮得能够稳稳地挺住，有能力拒绝不良影响。在安定、没有巨变的环境中，我们得以坚守传统信念以及它的珍贵价值。
最令人感到欣慰与兴奋的就是，我们这一代还等到了两岸的友好往来。在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签订后，台湾与大陆将共创光辉荣景。原来的同胞曾一度成为敌人，六十年后的现在，彼此的兄弟之情终于又被唤回了。尽管在这新的一年，此岸的华人欢庆民国百岁，彼岸的华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最近整理三十多年来所拍的照片，不只让我看到，也让我听到那环绕整座岛屿、袅绕几个世代，活力无限、韧性十足的浪花拍岸声。这些浪花被锁在尘封已久的抽屉里，将抽屉一一打开，童年的阳光、海风、咸味扑面而来。过去与现在又接续上了。
——原载2011年10月2日至3日《联合报》
上课睡觉的女人
上课睡觉的女人
马任重
我搞不懂，有人“敢”在我的歌唱课上，趴在桌上呼呼大睡！这是“我的”课！我是“老师”！这真是过分！怎么可以这样！
这个四十出头的女人在刚开学没多久，就开始睡给我看，而且每次上课必睡。于是乎我开始想些对策，阻止这么荒谬的情形继续下去。
再次上课时，我展现出气质高尚的微笑，似有似无地说：“接下来，我请几位同学出来唱唱刚教过的歌！”
然后女人自好梦中被我点名叫醒，昏昏地站了起来，一脸惺忪，拨撩脸颊因汗水沾湿的微乱的头发，拨弄不掉的是趴睡桌面所挤压出来隐约的暗红痕迹，一种怪怪的红色。班上的同学讷讷地望向女人，场面颇不安的！
女人低着头，用一种极微弱的音量，讪讪地说：“老师，不好意思。”
我一时之间也不知该说些什么？虽然是有着这么一点抓到现行犯的感觉！
我心想，女人以后不会再睡了吧！接下来的课，女人又来睡觉了。
我又回去思考“对付”女人睡觉的各种策略，其中包括临时点名、说笑话、关爱的眼神、说灵异事件、要学生一个个出来独唱……
可是女人依旧昏睡！
最后我还想了一个自己觉得不错的“妙计”，让学生做自我介绍，小区大学的学生来自社会的四面八方，认识这些不同领域的人，我觉得挺快乐有趣的！
我想，经过自述，这样也许能对女人上课睡觉的行为多一些了解。
轮到女人自我介绍了，我注意地听。她说：“我不太会说话，请大家多多指教！”没了，就这样。我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的线索及答案。一学期的课，女人就这么昏睡而过。
我心里想：一定是她不喜欢唱歌，或者别的班名额已满，所以才“沦落”到我的班上，下学期应该就看不到她了吧！
第二学期，女人又报名了，又在课堂中呼呼睡去。
我那摩羯座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个性，决定我得私下找她好好谈谈！
纤细的身躯，低垂着头，女人羞赧地说：“真的很抱歉，我太累了，所以上课经常忍不住睡着，请不要生气！”
一时之间，我好像也没有立场不高兴，这些小区大学的学生白天都有工作，晚上还愿意抽时间学习，真的不容易！
女人不再多说，我也暂时收起我的好奇心，就让她继续睡吧，这一睡又是一学期！
第三学期报名前，女人问我说：“您还愿意教导我吗？真是不好意思，我常常撑不住而睡着，希望没有打扰到您教课的情绪。”
我笑着说：“没关系！那没什么！”可是心中却为女人上课睡觉的行为思索着种种合理的解释。女人又再次参加了我的歌唱班。
不同的是，虽然女人依旧昏睡，但是她似乎愿意多透露一些讯息。
晚上七点的课女人会提早半个钟头到，而且会贴心地替我带来晚餐！
为了解开她的怪异行为，我吃着女人所带来的晚餐，一边小心翼翼却又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询问着关于她的状况。
但是她总是避重就轻，所有的答案都是一声声的长叹，无法舒展的眉宇之间好像埋葬了垂死边缘的挣扎。看了让人心酸。
一次，女人望着夕阳余晖问我说：“一到黄昏心就慌，你了解吗？”
我埋头吃着晚餐，似懂非懂，心里想着，为什么今天夕阳的颜色那么诡异！
在一个下着雨的寒冷傍晚，女人搭着我的便车说要去“荣总”看病，这次我没开口问她任何事，也许是能承受的压力已经
到了燃点吧！女人眼睛无神看着雨刷，从板桥到天母的路途上，随着滴滴答答的雨声，平静而僵硬地说出了她的故事：
女人幽幽却又沉重地带我回到1999年的“九•二一”，在天崩地裂一瞬间，南投的家瞬间震碎成了一丘土冢，土冢下被沙尘石块层层覆盖着的是女人的一家四口。
在土冢垂死挣扎了窒息的48小时后，女人奇迹似的生还获救。
与死神的恶斗中，重见家人是支撑她唯一对抗死神的力量，女人说。她跌跌撞撞在废墟来回寻找，试图用受伤的双手扳开层层的瓦砾，萎靡的身躯瘫在土冢上不停地进行对上苍最凄惨的膜拜，双眼无神祈祷着奇迹也会降临在生死与共的三个人身上，直到孱弱的肉身无法再承担无止无休发狂的挖掘。
女人还是不放弃，继续凄厉地呼叫着家人的名字。
黑夜降临，其他受难者的哀号此起彼落响应了她对家人的声声呼唤！
毫无灵魂却又痛彻心扉的七天后，救难义工告诉女人，该是去“招魂”的时刻了，女人狂喊着：“不会、不会、再等一两天啊！他们还在土冢下等着呢！再等一两天啊！老天不会这样残忍的！再给他们一两天啊！只要一两天啊！”
女人双腿发软，倒了下来，被人搀扶着去“招魂”，去面对上天赐给她的“结局”。
女人发狂似的呼唤着家人的名字：“回来啊！你们在哪儿？
回来啊！回来啊！跟着我走啊！不要走失啊！跟好妈妈啊！你们在哪儿？回来啊！回来啊！”
声声泣血着！
于是“天人永别”的枷锁自此紧紧的紧箍着她，紧箍到陷在肌肤深处中，紧箍到渗出鲜血。
女人美满的家庭被撕裂成一面面的招魂幡，凄惨的三面白旗上是她的先生、儿子、女儿。所残存的是无法辨识破碎的冰冷身躯！
在香烟袅袅中凝视着牌位，她是个被诅咒的游魂，只能孤单地在世间来回飘荡着，没有目的地，无法轮回。
周遭的人说：“这种女人噢，根本就是带煞才会克死了丈夫及一对儿女。夭寿啊！娶了这样的女人真是……”
女人用微弱的声调说：“我好想自杀，伴随着我的家人一起共赴黄泉路，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解脱方式，老天为什么不一起带我走呢？”
有一次上课，老师你要大家自我介绍！你知道吗？我几乎当场崩溃，每个同学都可以聊聊他们美满的家庭，我呢？要我说什么？我要如何告诉别人我的遭遇？
刚开始的日子，我夜夜无法入眠，只要双眼一闭就看到他们……
我在厨房进进出出准备晚餐，儿子抱着我，在我怀中撒娇，吵着要买卡通玩具，我哄他说吃完饭就带他去街上买。
女儿刚下课回到家，放下书包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餐桌
夹一两口菜先往嘴里送，然后大叫：“妈！我回来了”。女人说：“我每次都要提醒她先去洗手呵！
“先生总是最后一个到家的，等他到家后，我们一家四口就在温馨的餐桌灯光下，慢慢享用晚餐。
“那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我真的很享受那种平静满足而感恩的日子啊！虽然不富有，但是，我的心中仿佛拥有着全世界……我要的不多啊！
“朦胧中，感觉好真实，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随着梦醒时分，家人突然在云雾里对我挥手，他们三人满身鲜血，小孩哭着对我大叫：妈妈，救我啊！我们被压住出不来，没办法呼吸好难过！你为什么不来救我们？妈妈！救命啊！
“每一声都让我痛到发狂，痛到无法呼吸。
“我的丈夫则是一脸惨绿哀凄欲言又止，牵着两个孩子不停地回首望着我，向云雾的另一端走去，伴随着小孩的呼救声越走越远，渐渐消失。
“我跳起来向他们直奔而去，却又发现有东西挡住我的去向，那个东西好坚硬，于是，我疯狂不歇手地捶打它，逼着我慢慢清醒的是我一双肿胀的手，我才发觉捶打的东西原来是一垣墙壁。
“于是，每次睡梦中我都要不停地重复及承受着相同的悲剧。
“最近我开始接受心理辅导，固定去‘荣总’接受重度忧郁症的治疗。虽然事情过了六年，虽然我也服用大量的安眠药，虽然……
“可是，我惧怕再入睡，不是怕捶墙壁的疼痛，而是无法承受相聚离散的锥心。
“有一天上课时，突然间惧怕的感觉不见了，或许因为有许多人围绕在我周围吧！我发觉我可以安心地睡觉，那种感觉好好，我几乎都忘记了我也曾经拥有这样的感觉。
“我很喜欢上你的课，可是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如果睡着了，老师，请你不要叫醒我，让我继续睡吧！我真的好累！经常好几天无法入眠！”女人喃喃地说。
我将车上的音乐关掉，点点头表示答应！
雨还是滴滴答答的下着，落在车顶上发出轻轻的节奏！好吵也好安静。
我目送着女人下车，雨刷来回地跑，似乎要将她从我视线上擦拭掉。可是不仅擦拭不去，反而更清楚。我发呆似的注视着她无助的背影远去。
老天啊！一个身躯竟要载这许多愁？
我惆怅地想着女人在被我叫醒时，因趴睡桌面所挤压出来的暗红痕迹，那种怪怪的红色在我脑中混乱交织成一幅不安的泼墨，不断晕染开来。
女人看着余晖问我说：“一到黄昏心就慌，你了解吗？”化成了阵阵的回音，如潮水般袭向我的耳膜，催魂般越变越大声！
我不由自主地全身发麻！
一到黄昏心就慌，你了解吗？一到黄昏心就慌，你了解吗？
我想该下车买包烟！好久没抽烟了！
——原载2011年5月《九弯十八拐》杂志第37期
梦中的父亲
梦中的父亲
利格拉乐•阿邬
最近半年，常常与父亲相遇，在梦境里；如真似幻，让我好几次自梦境中醒来，却又分不清楚那是做梦还是回忆。梦里的他，还是一如十数年前离世时的样貌，巍峨的白发，水肿的身躯和一脸严肃的表情，十足是个让人会害怕的长者之貌。
父亲过世将近二十年了，在他过世同年出生的孙子，现在都已经退役投入职场了，若不是因为最近父亲常在梦里出现，我都要忘记他离开原来已经有这么久远的时间；妹妹打电话来说，她最近也常在极度疲累的夜晚里，被久违不见的父亲造访梦境，但却不见父亲开口说一句话，她问我：“父亲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交代？”我沉默地挂上电话，却忍不住点起了烟放上案头，心底默默地问着：“爸，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父亲是个寡言的人，从小，只要见着他点起一根长寿，接下来便可以看到父亲陷入沉思的表情，那表情常常以一种令人敬畏的方式呈现，即便是再得宠的长女如我，也不敢轻易地在此时前去打扰他。后来，我随着父亲的苍老逐渐长大，这才慢慢地自他的口中得知，那些年来点着烟的沉默时光里，是离家多年的父亲
忆起远离许久的大陆老家，那种思念像极了战争时受伤的伤口，总在不经意间就袭上胸口，足以让他久久无法喘气。
我不懂，至少当年的我无法感受。直到，我自己也成为离家的游子之后，才了解父亲口中所叙述的那种疼痛感，而无法喘气竟直逼窒息的程度。原来，思念是一种这么折磨人的感觉，然而，我离家再怎么远，也总有方法可以抵达，那么父亲呢？尚未解严的时代，他要如何处理锥心刺骨的思乡感？因为有家归不得啊！
我为父亲点了一根烟，那大概是我少数对于父亲还有的生活印象之一，因为，这种时光出现的频率，随着父亲老去的速度愈来愈高，尤其在他即将离世的前两年，当时，他已经预知自己的死亡即将到访吗？我依稀记得，就在父亲离世前几周，他拉着我的手说着：“丫头，我就快要可以见到你的姥姥了，我想她啊！”那一年我17岁，也知道不过几年前，透过香港的亲友来信转达姥姥的死讯，父亲怎么就快要见到已然过世的姥姥呢？
过于年轻的我，没将父亲那一席话放在心上，直觉认为那是他过于思念老家的缘故，没想到，就过了几周而已，父亲因为中风倒在家里的浴室中，再也没醒来过，并且，走得极快，没有任何痛苦，甚至，快得连只字片语都没留下。这种遗憾，在往后几年不断地折磨着我，此刻才终于理解父亲有家归不得的疼，因为，无论我回家几次，都再也看不到父亲沉默的身影了。
自此，每当思及父亲时，我也总爱点起一根烟，陷入当年与父亲相处的点滴时光中，甚至开始慢慢地也抽起烟来，在烟雾弥漫中，似乎可以遇见父亲出现在缥缈里，什么也不说的只是望着我，一如他在世的时候，一如他离世的时候。或许，这就是父亲存在的一种姿态。
第一根烟就快烧完了，父亲如真似幻的身影依然没出现。这半年，他不断出现在我与妹妹的梦境中所为何来呢？我开始认真地想着关于父亲种种的日子，是冥诞吗？父亲的生日早已过去，那是牛郎织女相会的前一日；是忌日吗？时序尚未到达，那该在农历年过后、极冷的季节；那么，还会有什么？这才惊觉，原来现世的生活里，与父亲相关的纪念日只剩下两个。
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做子女的人所遗忘了的吗？父亲的骨灰放在灵骨塔里，为的是终有一天要将他送回朝思暮想的大陆老家，我想，这应是父亲最后没来得及说出口的遗愿吧！前几年辗转和老家相关的亲戚联系上，告知了父亲的死讯，并表达想要将父亲骨灰送回老家的想法，电话那头倒是沉默了几十秒的时间，然后淡淡地说着：“既然人都走了，就别这么麻烦吧，放在哪儿不都一样！”
这意思，隐藏的内容是什么？是要我们别送回去了？我心底有满满的疑惑，却无法对着电话那头该要叫声“姐姐”的女子提出。于是，父亲的骨灰坛就这么放在灵骨塔里，直到现在。那时距离此际也有七八年的时光了吧，父亲是为了这件事情出现在我与妹妹的梦境里吗？因为，我和妹妹曾在他的骨灰坛前焚香告
知，然而，这件事情却从未实现过。
我燃起了第二根烟，试图透过云烟袅袅和父亲沟通：思绪继续在过往中打转，将父亲送回大陆老家的事情后来怎么发展了？我想了好久，脑海中出现的是妹妹的不满叫骂、母亲的沉默不语和父亲战友的低声啜泣，那些和父亲一样苍老的游子为什么哭泣呢？想不起来的焦虑，让我忍不住也点了根烟自己抽着，就在第一口焦油侵入肺腔的时候，猛然忆起了一句话：“活着回不去，死了没人要啊！”那是和父亲极为要好的同乡，伴随着眼泪脱口而出的话语。
而不过就在前两年的时候，说出这句话的长辈也因病撒手人寰。据说，他的骨灰也寄放在某一座庙宇里，因为地点就在南部，所以妹妹偶尔会在年节时前往上香。毕竟，这位长辈在台湾未再娶，没有子嗣可以前往祭拜，和父亲情同兄弟的感情，就让我们顺道尽份孝心吧。想当初，父亲还曾经开玩笑地说，若是自己走了，母亲就要托给他“代为照顾”了，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第二根烟突然熄了，无风、无故、熄了！还剩好大一截，就在我思及母亲的时候。父亲来梦中，为的是母亲吗？这些年来母亲急速苍老，变化就如当年的父亲一样，头发白了、身躯肿了、愈来愈沉默了，唯一的差别是她不抽烟，父亲挂心的是愈来愈老的妻子吗？我拿起了电话，按下再熟悉不过的电话号码，给远在南方部落里逐渐老去的母亲，那头有人接了话筒，是母亲沙哑的声音传来，我鼻头酸酸地回答：“妈，是我啦！”
——原载2011年2月10日《中国时报》
坏 春
坏春
杨富闵
黄家过年不贴春联的习惯已经30年了。
30年来，什么福的春的满的大小毛笔字通通不见黄家三合院数十扇门窗，新年快乐是太难为情的字眼，天增岁月对众病缠身的黄家人来说，有时是太多余的日子。就是不贴，外公个性古怪，是有“癖”的人，问他春联呢，他回答你，贴头壳会不会比较快？外婆脚路歹，从前没习惯黏整厝间红趴趴，过年祭拜档期全满，她忙着炊粿问候地基主、历代公妈。二四送神，初四接送出去的神，管不了，反正黄家不向老天爷索取福啊、春啊、满啊，你不要，老天爷还真不会给嘞。
怎么说呢？福，自黄家两女儿陆续出嫁后，30年来黄家唯一可称有福的事，大概算前年外公高雄建志补习班退休，不再老迈身躯吃头路，我们好放心。他在家养老种茼蒿菜、大白菜、青葱头过田园生活，身体勇健。老人“老荣”年金挺够用，反正两老尪婆花不多。那阵子是我记忆中黄家气氛最甜腻的时刻，果园内花树都美，不远处嘉南大圳水势盛大，菱田偶有白鹭鸶歇跳，一跃而起。在黄家终老，曾经是我期待的事，大家也都习惯不提起
一些事情。春呢，两女儿出嫁后，唯一姻缘迹象是大舅前阵子跟大陆新娘在凑。被我省略的情节是他们骗吃骗喝，说要经营四川牛肉面店，拐外公退休金抵押地契至今面店仍不见个影，谎言越扯越大，又且说怀了小宝宝，我们一听就知道是假的，只因大舅rightnow身份是吸毒前科的假释犯，他曾于归仁监狱服刑13年。你敢想象一个海洛因宝宝的诞生吗？你敢期待一个神志不清、手抖动、目珠混浊的人许你新年新希望吗？既然退休金被拐光，那所谓满满满的米瓮、存款、红包袋就甭提，黄家从来不是太有钱的人，大舅屁股擦不完，2009年，年少搞学运、中年搞房地产的左翼青年小舅癌爆发，医疗花费好惊人，这回真穷到底了，又哪来金玉满堂这件事？
是的，30年来，大舅小舅兄弟档滋事不断，像连续剧情，日日重口味，且饶富变化，过年要贴的是灾、厄、衰才算应景，才算戳中黄家的心。我们时常天未亮就回黄家家族会议，议题从失业、欠债、借钱、跑路、安非他命、判刑、官司、重大伤病、癌症、化疗、搜索票，到病危通知单。围炉之夜，饭桌围不圆，漏洞百出，8点熄灯入睡，恭喜，恭喜。孙子有了数字相机后，初二回娘家，全家福没半张全员到齐。我开始对这家族产生下意识的排斥与恐惧，到底祖坟漏水荫尸有问题，还是三合院风水地理败坏，大小舅全被下降头了难不成？下一个要倒大楣的，会不会轮到我？
2010年，黄家30年来最坏的一年。大舅不断输出家产，行踪飘忽不定，黄家外头不时有警车在巡，小舅病情陷入胶着，他意识到死亡催逼在即，时序入秋，便开始血崩与昏迷，外婆三天两头就跌倒，失去行动能力的她镇日埋怨与哭泣与阿弥陀佛，连全家的支柱外公都进开刀房做摄护腺手术。出嫁的两姊妹遂逆着当年出嫁路线回后头厝当侠女，而我决定以外孙身份，好好思索黄家的问题。我们都盼望着大家都能好过一点，虽然，黄家故事的结局是小舅的死亡，以及吸毒的大舅再度被发布通缉。
该怎么做才好呢？那先贴个春联吧，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回黄家土脚地，让我们从头开始栽培家运。
于是今年二九暝下晡，驱车佳里镇大润发卖场，挑选三十多张凸版烫金春符、福符与满符，贴，管他外公跟前跟后碎碎念，再挑副雷射彩虹膜款对联贴大门，金框金字，好让黄家三合院金光闪闪。上联：一年四季行好运；下联：八方财宝进家门；横批：家和万事兴。道尽黄家无限心事，每个人都被写了进去。户埕前恰好停放小舅生前的破古董车，记得给挂个开车大吉，目前他的驾驶是大舅，据说乡间小路都开一百二，愿他上路大吉大利、意识清晰。我会再买串鞭炮造形吊饰，让客厅灶脚披披挂挂，火炉劈劈剥剥。旺，山珍海味就算了，外公外婆清淡吃，心血管不好，这字，就留给别人。最后我就行到小舅的房宫，贴个招财进宝，不成；身体健康，不成……花好月圆，不成。就给它开工大吉吧，我要在这里继续书写下去……黄家事，开工大吉。
贴春联工程浩大，这才知道我们黄家幅员真不小，只是人丁单薄。我气喘吁吁地躺在院子樟树下的海滩椅上吹冷风，一时落寞，可能想到小舅都死了，为时已晚，不要春福满，我要命，写个命来贴。外公为何不喜春联？虽然一路上他都跟在我后头递胶水看端正，大概他老早就意识到这狂放字眼都离黄家太远，看着心酸。我看着手上十来张财子寿、天官赐福，不贴，算了，不贴。这时外公又端来纯天然青草茶要我润口退肝火，他前阵子手术并不顺利，走起路来颇迟缓，想起他上回给我百来张统一发票，说是大舅前阵子失踪，声称去台中铺桥造路后带回家的。我按张检阅，发票消费地点全在台南县境内，购物内容是白吐司、鲔鱼罐头、全脂牛奶和长寿烟，俨然是逃犯才有的采买清单。大舅，你又说谎了！外公脸色立即沉落去，反反复复白贼话，唉。我的心情有点沉重，起身院内继续跑进跑出，贴吧，就贴吧！连亚克力板搭建的假门假窗都不放过，芙蓉盆栽也不放过，坏风扇旧电视潮湿床垫破锅炉都不放过，院外大舅起居的小暗房，也给个红字吧，谁叫他爱抽烟爱聚众爱骗钱爱吸食安……不得入家门。
黄家过年不贴春联已经30年了，今年，我要革掉这坏习惯，向老天爷要回少给了30年的好运势。日落未落，新的一年的除夕夜就要到来，我得先返杨家吃年夜饭，留外公外婆大舅三人围炉，黄家小世界，那画面有点凄惨。我想着，就过年嘛，过年就这么一天，再说，黄家灾异频传、运势败坏到底的2010年，终于，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