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一九〇一年的胡焕庸是典型的“五四一代”，他先后在东南大学和巴黎大学接受教育，像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学习现代知识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是作为拯救古老中国的手段。
但是，如果你都不理解自己国家，你能够帮助它吗？鲁迅不是在一九二七年说我们是“无声的中国”——“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这些应说的话……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胡焕庸相信人口与地理是了解中国的重要角度，地图上这条斜线不正说明了为何中国是如此拥挤，人口压力这样大吗？深入了解自身，既有助于我们对现实做出判断，也能从我们昔日的经验中获取某种精神与智力的鼓舞。所以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手不停歇地写作《吾国吾民》——中国历史悠长，曾经无比辉煌，也有很多弱点，但它充满了韧性，总是能从挫折中复原；所以历史学家雷海宗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完成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主要部分，他将一九三七年的抗日战争，比作将近一千六百年前的淝水之战，上一次战争标志着中国的再生，以南方为代表的新文化主导了中国，而抗日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他多少相信这次战争是一剂泻药，帮助中国摆脱痼疾，重新获得勃勃生气。
这些片段总是让我动容。他们让我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代人在面对巨大挑战时所展现的热忱、丰富与深沉。他们的洞察力超越了时间，以至于七十年后仍滋养着新一代人。
今天，尽管经过多次移民，我们的人口分布仍遵循着胡焕庸线的划分，而七十年过去了，没有著作比《吾国吾民》更诚实与美妙地解说中国，其中很多判断似乎是为这个时代而作。
地图上的斜线，不可能成为真实道路。我们的旅行大致沿着它进行，我们乘坐长途公共汽车经过东北的黑土地，在山西浓重的烟尘中穿行，在秦岭中绕来绕去后抵达了风物不同的汉中，然后从川北的绵阳到成都平原，最终进入云南……我们路过很多小城，和形形色色的人谈话，我迅速忘记了试图通过这条胡焕庸线来了解中国本质的宏大愿望，但是和这些不同土地、不同人的接触，却带给我某种更细微的触动——他们每个人都经历着时代的迅速变迁、种种的社会运动，二十世纪的中国被各种灾难与实验截成了很多不同的段落，人们必须顽强地在其中寻找平衡，为自己创造更大的空间。那个古老中国的很多特性留存在他们身上，他们勤劳、忍耐、富有韧性、随遇而安；另一方面，最近一个时期的气质也改变了他们，他们渴望各种“新生活”、不害怕流动性，甚至胆大妄为，也不再能做到精神上的自足……
这次旅行或许浮光掠影，观察或许不够深入，但我试着打破自己思维正在形成的某种僵化。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你很可能被书籍、互联网、咖啡馆里的谈话所封闭。你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但是很有可能你只是接受了某种狭隘的信息；即使你知道了，但由于没有亲身的体验，你的知识与理解往往流于抽象与苍白；你或许有一个宏观的框架，却没有细节可以补充。双眼、双手与双脚的感受，与电子屏幕很不同。
第三辑 中国是不朽的？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2）
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的感情，不是来自抽象的名词，而是来自具体的人、山水、食物的味道、对往事的追忆。在很多时刻，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念念不忘，是因为他曾爱上那里的一个姑娘，他的年少时光是在那滴水的屋檐下度过的。也因此，每个人对于他的国家的感受也该是不同的，它既具体又复杂，或单纯或浓烈，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就像是一棵大树和它的树叶，树叶吸收类似的养料，彼此形状相像，却永远不会有相同的两片叶子。
二
绵阳的北川县是这次旅行中的一站。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坐在北川县的县志办公室内，和一位县志编纂者闲谈。那间办公室气氛沉闷，有着典型的机关气氛，黄色的写字台，绿色的文件柜，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文员正安静地打着字。那位县志编纂者——真抱歉，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则和我们谈着北川县的变迁。他属于那种我在旅行中经常遭遇的中年地方知识分子类型，一开始羞涩、谨慎，但当谈话展开时，逐渐变得兴奋，并对自己的知识充满骄傲。他说起自己如何在“文革”之后考上大学，如何放弃在绵阳中学教书的好机会，他也向我展示了他刚刚编辑出版的厚厚的地方志，似乎是对他被迫偏安这种小县城的境遇的某种补偿。在谈话时，我偶尔向窗外看去，几个老太太一直坐在街旁，她们的藤椅和她们的年龄一样老。然后，这位业余却热忱的历史学者，还带我们到办公室对面的新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一座大禹的铜雕像矗立在那儿。这是座新的县城，带有中国很多新建城市的特征——平庸，廉价的簇新，看不到历史的痕迹。
和途经的很多小县城一样，我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但是五月十六日的下午，我又来了。
在从成都前往北川的路上，我想起这位喜好写散文、读历史的仁兄。在途经安县时，我们的车被拦下。拦车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人穿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小平头，而女人则是碎花紫色底的衬衫，脑后扎着马尾辫。他们的表情既平静又焦灼，黑黑的皮肤上皱纹深深。我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四川话，但约略得知，他们住在北川县的一个山里村庄，地震发生后，他们被转移到绵阳的体育场。但是，他们十八岁的女儿正在北川中学读高二。昨天，他们找遍了绵阳的医院，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的名单中，都没有女儿的名字。现在，他们想到北川中学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在说到女儿时，中年女人平静的面孔突然扭曲起来，她开始哭泣。但哭泣的时间持续得很短，随即转为平静了。一路上，她的脸上毫无表情，一言不发，眼睛只是盯着远方。
通往北川的道路拥挤异常，我和同事先下了车，徒步向上走。最终，我们抵达了北川中学。进入用黄色瓷砖砌成的窄窄校门，我们看到一片忙碌与混乱，连成一片的蓝色帐篷、绿色的军人、白色的医护、橙色的消防队员、深蓝色的专业救护队，还有各种颜色不一的受伤者、志愿者……这里也是北川县的救灾指挥中心。
校园中心是一大片废墟，四天前，它还是一座六层高的楼房，一群少年还在它前面的操场上嬉戏。如今，五台吊车正巍然矗立在那里。我走到废墟的边缘，踩在破碎的混凝土块上，发现在灰色的硬邦邦的碎片之间，是各式各样的课本。《优化的设计》、《思想品德课本》、《中国历史填充图册》，我不知道如今的课本已是这样大开本的。有两队救援者正在忙碌，一个巨大的水泥柱被吊起——围观者散落在周围，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等待废墟下的亲人和朋友突然出现。人们都戴着口罩，既是为了过滤掉灰尘，更是为了隔离蔓延在空气里的尸体的腐臭。
第三辑 中国是不朽的？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3）
距离地震已超过九十六个小时，意味着幸存者生还的可能性已迅速减小。救援者的动作缓慢，如果你在现场，就会发现在水泥板中将一个人救出是多么困难，大型机械经常帮不上忙，而用手挖掘又太困难与缓慢。我的同事在一个废墟中心处看到了堆放在一起尚未清理的尸体，柔软的肉体被包围在灰色的、冷硬的混凝土中。
我又碰到了那对夫妇，他们也徒步走上来了，妻子向我微微一笑，但是一脸茫然。他们那样无助地看着废墟，不知该向谁去询问，我的女儿在哪里？她在废墟下还是已被收走？现场混乱，被挖出的尸体面目早已模糊，不幸的父母那么多，谁也帮不了他们。
我身旁，一个穿浅绿色T恤、瘦瘦的小伙子摘下口罩，问我是不是记者，然后突然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四年前，他毕业于北川中学，现在绵阳一所大学里读书。他的父亲被埋在县城里，生还无望。“北川的下一代都没了，”他感慨地说，“从幼儿园到高中，不知以后怎么办。”
从北川中学出来，沿盘山公路而下。从山上滚落的巨大石头不断出现在眼前，从它们旁边绕过时，令人不寒而栗。远远地我开始看到县城的废墟，像是一片倒塌的积木。路上，是形神涣散的灾民，他们正赶往北川中学附近，然后等待被运往绵阳。还有一小队一小队的军人，他们年轻而疲倦，其中的一些正背着老人，或抱着走不动路的小孩子。
当我走到县城时，远望像是倒塌的积木的房屋，甚至开始变得更不真实了。它是意料中的面目全非，但是当它真的摆在眼前时，仍有一股超现实的味道，它们大部分只能看到残余的一角，或干脆像是一堆水泥材料零乱地堆在了一起。一些保存相对完整的楼房则大角度地倾斜着，保持着暂时的平衡，仿佛一阵风吹来，就会轰然倒塌。到处都是巨大的黄色山石，在其中的一个下面，我看到了压成了片状的汽车，另两个巨石之间的微小缝隙里，是一个小孩子的脚，上面是红色的小鞋子。在县城中心的北川中学新校区，则完全看不到昔日的痕迹，上面堆了一层又一层的巨石。唯一可见的是仍旧飘扬的国旗、一个歪斜的篮球架，以及白底黑字的校牌。
去年八月我走过的街道早已难辨。最终，我找到了那个下午聊天的办公室，它已严重坍塌。而在它对面的崭新的县政府也只剩下废墟了，广场上的大禹像倒在地上，依旧是昨日的坚毅神情。广场上散落着矿泉水瓶、废纸、各式垃圾，还有带着血色的棉絮——它是用来裹尸体的。“昨天，这里排着几十具尸体。”一个摄影记者走到我身边说。
县城空空荡荡的，散发出一种巨大的悲痛和疲惫之后的散漫，一些士兵坐在马路中央，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方向，偶尔有一具尸体被抬过，一位消毒人员正在上面喷洒消毒液。仍有救援者在营救，但是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在空气里飘荡。人们担心不远处的堰塞湖可能会溃堤，瘟疫可能蔓延……我没见到那个地方志作者的踪影，也不知道他日后的继任者该怎样记录北川县在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这一天。
三
自从五月十二日以来，我的情绪一直在摇摆。一开始，我无意加入那个迅速蔓延的悲痛与同情的潮流，因为很多情感是不需要立刻表达和证明给别人看的。我甚至犹豫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是否应该立刻冲到一线：一方面现场经常让我感到无力，另一方面我也警惕自己成为一名职业“经验收集者”——看，在那个重要历史时刻，我在现场。我像所有人一样被电视画面与互联网上的照片所触动，却不清楚我该怎样理解这一突然性的事件。
第三辑 中国是不朽的？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4）
在前往北川时，我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灾区的骇人场面。我的年轻同事们，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尸体。在深夜，他们坐在废墟旁，看着少年们的尸身被一具具挖出来，排列在他们身旁，夜晚的空气里有浓重的腐臭气息。
我不知道他们内心被怎样触动，这场景会对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他们一直欢乐、平稳的人生中遭遇到的最重大事件吧。我相信，这感受一定是复杂的，它不会仅仅是悲痛与同情……我记得五月十五日都江堰的傍晚，有着灾后的宁静，一个戴着口罩的女人面对一处楼房的瓦砾平淡地对我说，她的妹妹就在下面，已经三天了，而救援队暂缓了工作，看起来希望不大；而在另一处临时帐篷旁，一家人兴奋地给我们讲解他们幸运地离开映秀镇的过程，外公与外婆却滞留在那里，但他们说起亲人，却仿佛在说不相干的人；而隔壁帐篷里正传出麻将声……我们对于死亡有一种特殊的态度，甚至是豁达，在很多地区，除去颜色，葬礼和婚宴没有太多的区分。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民族，而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式，这方式则与漫长的传统、特殊的环境有关。
对我而言，让我心头最为酸楚的，不是那废墟般的城市，不是巨石下露出一只儿童的脚，而是那对前往北川中学寻找女儿的中年夫妇。他们的表情大部分时刻是平静的，有一种在乡村可以普遍见到的木然，那与艰辛、单调的生活有关。他们的大女儿在上海工作，北川中学的小女儿也在准备考大学。教育是他们改变生活境遇的最可依赖的方式。这对夫妇话很少，可能是过去两天的焦虑已让他们无话可讲，也可能语言从来不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当因为封路，我们的车堵在路上时，他们一句抱怨都没有，只是在那里安静等着。而到了现场，他们看起来那么茫然、无力。多少世代以来，中国的普通人不就是以个体的沉默、忍耐来承受社会的变迁与系统的失效的吗？
当我再度回到北京，通过电视机与网络来了解灾情时，对北川县城与这对夫妇的生动记忆，开始被各种信息所冲淡、淹没。在电视与互联网上，那些画面依旧：倒塌的房屋、成堆的瓦砾、绿色军服的士兵、橙色制服的救援队、踊跃的志愿者、担架上的伤者、温家宝总理焦虑的面容和动情的讲话，还有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与故事——一位老师用自己身体压住四位学生；一位医生一心在救助伤员却无力去寻找自己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子……“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心连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些口号，此起彼伏，还有在网络上流传的诗篇——如果它也能被称作诗的话——被一遍遍朗诵。
灾难的情绪进入人们的客厅，在餐桌上出现，在公司的格子间里，在出租车上，飘荡在空气中，人们的叹息中蕴涵着某种亢奋……它的高潮一幕在五月十九日下午两点三十八分开始的全国性默哀时上演。
那时，我在北京东区的万达广场，在林立的高楼间的空地上，一家证券公司的员工正整齐地站成四列，其他一些人则散落在周围。那种我很少听到的汽笛声突然响起，所有人都沉默着，除去不远处一个正在打电话的年轻人，他似乎对突然到来的声响和人群的沉静不知所以，尴尬地站在那里，电话还放在耳边。
第三辑 中国是不朽的？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5）
三分钟比我想象的更漫长，而且我感觉得到内心的某根神经被触动。但坦白而言，它不是来自对灾难现场的记忆，而是来自现场的仪式感——人们都安静和犹豫，汽笛声响又是那么凄厉。我们是个喜好形式感却很少有仪式感的社会。形式感要求你和别人一致，你根据别人而调整自己，而仪式则试图唤醒个人内心沉睡的一些情绪，你自发调整自己。
在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这三天的全国哀悼日，我心痛、无奈，几乎有些愤怒地看着这些人类的悲剧，很多人在面对悲剧时被唤醒的同情、善良、慷慨、助人精神，开始被滥用与利用。
如果你打开电视机，会发现几乎所有电视台——不管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在播放同样的地震新闻节目，所有的报纸都采用了黑白印刷——上面都是“国殇”、“天堂”这样的词语。而在人们的谈话里，“高尚情感”中开始不断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比起沙特阿拉伯的六千万美元，美国的五十万美元太少；跨国公司的“铁公鸡排行榜”；冯巩比姜昆更慷慨——于是，那个被很多人痛恨、希望能够被悲剧荡涤掉的无比简单、功利与庸俗的价值观，顽强地再次出现了。
与此同时，另一些亟待展开的事情却迟缓未动。距离灾难发生已经十天了，但政府与公众的情感与理智似乎停留在灾难的最初阶段，甚至有一种更为集中和一致的趋向。
最初，我理解并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情绪。一场重大灾难，就像一场战争一样，能有力地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突然之间，所有的阶级、财富、性别、职业、智力、性格的差异都暂时消失了，人们感觉到空前的平等，也觉得自己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找到了明确的归属感。人们抛弃掉平日的庸常与斤斤计较，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就像一位年轻记者在绵阳欣喜地发现了“灾时的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富有感染力，但是注定难以长久，这并非令人叹息，而是根深蒂固的人类特性。
而真正让我忧虑的是，事情已持续至今，但所有的媒体却开始用同一个口径说话，而且所有的私人记忆都变得一样，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国家真伟大”，所有的悼念、慈善活动都可能变成被形式化的集体行为时，所有对灾难更宽广和更深入的探讨一概缺席，只有一种单一的悲痛，这样复杂的人群、复杂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时，所有人却是“万众一心”……
这些倾向蕴涵着我们时代另一场严重的危机——情感与理智的双重匮乏。
我们都记得王小波关于芭蕾舞“天鹅湖”的例证，再美妙的演出，如果重复让你观看两百遍，最初的美感会迅速淡化。同样，那些悲痛的灾难画面、感人故事，经过六十个电视台不断重复的播放，它也会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更何况，那些故事与情感的维度又是那样的单一——总是悲痛、感激与高尚，仿佛一个个丰富的个体，都被抽象成某种精神。
这种个人故事与记忆的被抽象有着显而易见的后果——每个人、每种感情都是可以被轻易替换的。在此刻，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种“勇敢”，那么你可以寻找这个例证；那一刻需要的是“惨烈”，你可以寻找到那一幅画面……至于，这些具体的人是谁，意味着什么，则反而可能被忘记。
第三辑 中国是不朽的？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6）
这种抽象与被替换感，在普遍的公众情绪中也是如此强烈。对分裂的仇恨，可以被替换成爱国主义；对西方的蔑视，可以立刻变成“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对灾难的悲伤，也同样如此。在五月十九日的默哀中，超过一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喊“加油四川！加油中国！”不是说，为我们的地区与国家打气不对，而是对于死者的悼念与对国家的拥护不应该被混淆成同一回事。前者是对生命本身的敬意，与其他因素无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既没有尊重遇难者，也没有尊重我们自己的内心。
如果这种替换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难以相信任何东西。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很多，但很有可能，难以诚实地面对自身是最初的肇始原因。
就像我在第一部分所提及的，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是一棵大树上的树叶，我们具有相似性，却永远不会出现两片相同的叶子。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感知外部世界和自身，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对于某一个妈妈来说，繁华的王府井是商业中心，而对于她的三岁小女儿来说，那里则是一个到处是腿的地方——她太小了，只能看见好多大人的腿。
同样，对于祖国，每个人的感受不同，表达感受的方式也不同。辜鸿铭通过褒扬孔子哲学、女人小脚和嘲笑欧洲人来证明中国的优越性，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情感，鲁迅则是通过不间断的批评；你能说前者比后者更爱国，情感更深沉吗？当中日战争陷入胶着时，你不能要求沈从文、林语堂，或是西南联大校园里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都到前线去；而今天风靡一时的作品《未央歌》，谁也想不到那是烽火岁月的记录，对于鹿桥来说，年轻人的友谊、爱情和幻想，更重要……
这些感受与思想的不同，使国家保持了丰富性，它既为现实生活提供了多种可能，也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鼓舞。我真想象不出，十年后（或许只要一年后），倘若人们想要更多地了解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这场地震，他们能找到什么资料——那浩如烟海的信息，都是雷同的，都是浅层反应，普遍缺乏个体的独特性与生动性……因为，人们不敢，或经常忘记了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一个人对于别人的悲痛无动于衷，令人心痛，甚至可耻，因为他失去了感受力；但倘若一个人假装别人的悲剧就是自己的悲剧，用和别人一样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痛苦，那么他同样是可疑的，他可能既虚伪又内心苍白……
四
我不知道这些质疑是否不合时宜，但它正是我此刻的思考与感受。阿尔伯特·加缪在一九五八年致友人的一封信里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写作只是为了证明一切都搞砸了，那么他索性保持沉默。”我理解他的感受，写作，就像其他艺术与思想活动一样，应该给予人们以希望。但是，同样警惕的是，我们该给予的是希望，而不是幻象，前者激励人，后者麻痹人。
这场地震既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同时给予我们一次重新审视我们自身、审视我们的社会与国家的机会。人们对这场灾难做出的反应，像是这个国家的巨大的横切面，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面临的巨大问题，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被遮蔽的。
这场悲剧也赋予我们的国家、每个个人某种新的情感资源，借助这种资源，我们可能打破昔日头脑的禁锢，或是进行某种新的探索。
一个国家的勇气不是表现在，当他跌到时，立刻爬起来拍着胸口说——我没事，我很坚强；而是他会思考，为何我会摔倒，如何能够避免下一次，不因为同样的问题再摔倒。这种思考注定是痛苦而不安的，因为正视自己的弱点总是让人不安，但它值得一做。
（2008年5月）
第四辑 时代的稻草人 庸众的胜利
大约三十年前，当法国学生们被问道，谁是他们最仰慕的公众人物时，他们选择的不是老年萨特，而是米歇尔·科卢奇——一位电视喜剧演员，以嘲讽和出言不逊著称。
时代的风尚转变了，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改变世界的愿望，让位于七十年代的幻灭与狭隘的个人主义。嘲讽成了时代的情绪，人们在乎的是姿态，而不是内容。
此刻的中国，人人都在谈论韩寒。他像是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迷惘的时代的最后救命稻草。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说他头脑清醒，媒体欢呼他是“青年领袖”、“年度人物”，青年人觉得他不仅很酷，还有思想。在《时代》评选二〇一〇年影响世界的一百位人物时，他获胜了，而一位直接为推动中国进步而付出巨大代价的作家倒是落选了。
没人能否认韩寒的魅力。他能把赛车冠军、畅销书作家、叛逆小子和即兴讽刺者等多重角色结合起来，并在种种诱惑面前保持警惕，况且他才二十七岁。人们尤其着迷于最后一点，他在自己全球浏览量第一的博客上，嘲讽着社会的种种愚蠢和不公——它们绝大多数与这个越来越膨胀和傲慢的官僚系统相关。有些时候，他不仅嘲讽，还期待创造意义，尽管他还不清楚这意义到底是什么。
作为一个青年人，这似乎已经足够了，他必定是我们时代最可爱、最聪明的明星人物。但很多人（包括一些自认有思想的人）把他推到了一个令他本人都尴尬的位置——他要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象征着思想的力量，象征着对权力的反抗。
但这不是韩寒，人们越是把他推向这个位置，越暴露出这个时代、这些高声呐喊者的愚蠢、脆弱与怯懦。在某种意义上，韩寒的胜利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这个正在兴起的庸众时代的胜利。
是的，你可以说每个杰出人物必然与他身处的时代相关联，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名声和有影响力越来越与个人的质量、才能和成就无关。在西方，这是个ParisHilton和苏珊大妈的年代——她因为有名而有名，因为不怕出丑而有名。在中国，这是个李宇春与小沈阳的年代——人们因她小小的个性，或是他的自我贬损，而把票投给他们。
韩寒与他们不同，却也是被同样一种力量推到今天的舞台。他是这个时代明星文化与成功文化的产物，也符合这个时代所推崇的业余精神——赛车、写作、表演，你都要会一点；他还下意识响应了日趋强烈的反智倾向，他的文章总是如此浅显直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也不会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识；还有他嘲讽式的挑衅姿态，显得如此机智，他还熟知挑战的分寸，绝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他也从来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焦灼与困惑，很酷……
于是谈论韩寒，变成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理按摩。你沐浴了青春、酷、成功、机智，还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反抗，同时又如此安全，你不需要付出任何智力上、道德上的代价，也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彷徨，他是这个社会最美妙的消费品。
但世上真有如此美事吗？用他人来比较韩寒，既不恰当也不公平。但是，公众对两者的态度，却恰好不过地映衬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人们不谈论那些更重要的名字，是因为他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公共话语空间，也因为这有点危险。但集体性的沉默与忽视也在表明，其实我们对于真正的自由与反抗毫无兴趣，甚至心生恐惧。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它不仅要反抗，而且有明确的主张。这需要智力与情感上的成熟，并愿意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
对于韩寒的热烈推崇，是整个社会拒绝付出代价的标志。当我们沉浸于只言组词的嘲讽时，一定误以为自己已消解了这可恶的权力体制，其实一点没变，嘲讽只是为上面裹了一层糖衣，但我们进行自我麻醉，还将此视作一次反抗。
而且，人们或许也觉得，韩寒也不需要为行动承担任何后果，他可以进行象征性、边缘性的反抗，然后还全身而退，像是去商场进行一次购物。韩寒成了所有人的借口，人们借着他撒娇，卖弄自己那可怜的“小心思”。
但公众必定为这种愚蠢和怯懦付出代价。既然他们对于真正的成就缺乏兴趣，不去赞叹那些卓绝的道德勇气，不去准备接纳真正的思想，他们就只能在这个烂泥塘中继续打转，相互抱怨、相互麻痹。因为这庸众的数量是如此的巨大，他们还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中国已经影响世界。中国的确影响了世界，但它只是数量上的造就，而非真正值得尊敬的成就。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
（2010年5月）
第四辑 时代的稻草人 奥巴马女郎
人人都在谈论王紫菲，她是上海交大的研究生。十一月六日，她是上海科技馆内五百多名听众之一，恰好坐在奥巴马的身后。美国媒体喜欢强调，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在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国家进行的TownHall式会议。奥巴马则像所有政治领导人一样，热切地表明与青年交流的渴望。他在世界各地大放异彩的个人魅力与雄辩口才，却在上海凝固了。在沉闷、拘谨的交流之后，他刻意地谈到了防火墙和Twitter——他对信息流通带来的变革力量坚信不疑。
在网络上观看他演讲的中国网民，似乎对他所说的一切都缺乏兴趣，人们记住的是他身后的女生——她年轻、漂亮，有一种故作的端庄，并且在奥巴马演说时，脱下了黑裙外的红色外套。
她脱下外套的行为，无须追究，或许是闷热，或许只是无意识的行为。但她却随之被赋予“奥巴马女郎”的名称，并被称作“一脱成名”。在奥巴马三天的中国行程之后，大多数中国年轻人记住的只是王紫菲，尽管她一句话也没说。他们在网络上热烈、肆无忌惮地谈论，与上海科技馆那群表情一致、问话枯燥的青年人，恰似两个极端。
欢迎来到这个新中国。这个中国一方面日益僵化、迟钝，即使最该活跃的青年人，似乎也被过早固化。新闻记者闾丘露薇回忆起前两位美国总统在上海的经历。里根一九八四年在复旦相辉堂的现场交流，曾让几届复旦毕业生怀念不已，不是因为美国总统代表的权力，而是因为谈话是开放的、自发的。闾丘露薇也记得一九九八年，克林顿访华时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一场交流会。那场会议邀请了八位中国人进行讨论，总统夫妇的主要角色是提问，他们听取这些中国人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中国，其中一位是打假英雄王海，他被视作是公民社会的某种觉醒。比起里根与克林顿，奥巴马所面对的中国青年与中国社会是高度形式化的。似乎一切又像回到了尼克松年代，从总理到厨师，人们都用同一个口径说话。
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充满了喧闹、无序、混杂、嘲讽。人们陷入了可怕的犬儒主义，没什么理念值得尊重，也没有什么目标值得追求，一切东西都可以付诸一笑，似乎也只能付诸一笑。复旦的学生们怀念里根，除去他的个人魅力，更是他代表了某种价值观。这其中当然有对美国的过分美化。但是，这些中国青年知道自己渴望的是什么，尤其是在经过长期压抑与封闭的岁月之后，他们对外界充满好奇，喜欢美国代表的自由、民主与开放，当然还有平等——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能和他们这样平等地交流。人们喜欢克林顿，仍是如此，他的年轻或许还增加另一种美国梦的魅力。一九九八年的中国，也正是处于一个上升与开放的年代，人们相信这世界有些更好的理念去追逐。
但奥巴马到来的时刻，中国社会的一些根本情绪已发生改变。中国的实力迅速增加，对民族主义的盲目鼓吹，一种虚假的自大四处弥漫，人们不觉得中国还需要向外界学什么；中国教育体制在过去十年危机重重，青年人独立思想的能力与勇气普遍衰退；政治封闭所带来的压抑感扭曲了社会情绪，嘲讽变成了反抗唯一的武器，随之嘲讽又变成了唯一的目的，或者干脆选择放弃，人们将精力转化到娱乐与消遣上；互联网绝不仅是进步作用，它也放大了所有的情绪，塑造了一种巨大的同化力量，让压抑和嘲讽同时放大。这个社会内部的对话机制不仅没有随时间形成，反而变得更加压抑和极端化。
即使奥巴马是肯尼迪以来最能反映美国梦的总统，但他显然无法激起青年的好奇心。他们所见的所有新闻报道，不是都大谈中国模式的胜利吗？而这个迅速到来的娱乐时代，则分散了人们深入关注问题的能力，严肃的外交或政治理念的探讨已在公共话语空间消失了很久，他们习惯性地将所有事情都理解成娱乐事件。王紫菲的个人行为比奥巴马的政治理念更容易被谈论和传播。
仿佛是个重叠的噩梦。奥威尔害怕那些厉行禁书的人，使信息被掩盖，真理被隐瞒，文化受控制。赫胥黎的梦魇是，没有人愿意读书，汪洋如海的信息吞噬了人们的思考，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如今奥威尔的噩梦尚未完全醒来，赫胥黎的梦魇又叠加了上来。奥巴马浑然不知地在这样一个中国穿行而过。
（2009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