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稻草人>
第一辑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 自序 时代的喧嚣
原想重新编写这些凌乱的片段，但懒惰最终占了上风。而社会批评的声誉从来不佳，它往往只是时事的附庸，容纳不下更广阔的情感与思想抱负。
不过，现代人都是头脑懒惰之辈，他们掌握的物质与信息越多，越难保有独立的思维空间。这些即兴的评论，倒可能成为主要的智力消遣。
书中的文章陆续写于二〇〇八至二〇一二年间，它的主要驱动力是愤怒，你眼见着黑白的颠倒、美丑的不分，陈旧的谎言被包装成崭新的学说，整个社会似乎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
愤怒可能充满快感，却代价不菲，它容易遮蔽你的感受力，令你陷入姿态的窠臼，进而滋生出狂妄。批评权力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但如果你的眼中只有权力与压迫，则未免偏颇。谴责时代的空洞、大众的盲从、试图建立某种文化标准固然没错，但变成一个僵化的启蒙精英同样危险，是莱昂内尔·特里林说的吧：“我们天性中的某种悖论引导着我们，一旦我们使我们的同胞成为我们启蒙关注的目标，接着我们就会使他们成为我们怜悯的目标，然后成为我们智慧的目标，直到成为我们强迫的目标。”倘若对照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这一切都似曾相识。
如何保持平衡？我也不知答案。不过，对我而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是，它必须有赖于一种丰盛的个人主义的生长。现代世界的悲剧，常与个性的集体消失有关。因为欠缺内在的自我，人们倾向于服从，他们可能被意识形态、魅力人物所操纵，也可能变成光鲜的广告语的俘虏。他们还特别着迷于数量，因为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是最安全的选择。
但改变怎样发生？我悲叹的不是大众的平庸（他们常常如此），而是精英阶层的普遍堕落。很少人愿意站在越来越狭窄的中间地带，批评僵化的权力——不管它以何种面目出现，同时还保持充分的自省——思考“我”自身的局限性。精英们不仅不准备领导这个时代，还成为最热衷的跟随者，生怕被大众的狂欢所抛弃。
很有可能，我正是自己批评的典型对象，这些常常失衡的文字就是一种明证。在其中，我在铿锵的批判与感伤的无力之间，不断摇摆。所幸，这些文字都标明了写作日期，你大可自行判断，我变得更成熟，还是更褊狭了。
感谢理想国团队，他们耐心地把这些散乱的文章串联成书。我们对于这本书的价值判断不同，希望他们是对的。
（2012年5月27日）
第一辑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1）
一
“他们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独裁主义，但这其实是一种新的民主。”这个大胆判断来自约翰·奈斯比特，一位闻名世界的未来学家。在北京推广他的新书《中国大趋势》时，他对着中国的官员和公众说，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充满偏见，他们认为自己是民主的审判者，认为一定要通过选举才有民主，但即使是创造了“民主”的希腊人也并没有选举，他们甚至还有奴隶，而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体系，它是垂直式的民主，领导层发出指示，人民提出倡议，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又会自上而下的机制。
我在二〇〇九年九月中旬的一期《南方周末》上读到奈斯比特的言论。在同一期报纸上，还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的报道，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新闻纸上洋溢着成就、自得，以及一种被遮蔽的深深困惑——中国是如何变成今日世界眼中的中国的——一个将政治威权和经济增长如此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的国家，不管多少悲观的预言和深层矛盾，似乎都不能阻碍它变得更强大。
既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理论框架，早已容纳不下中国的成长？中国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体系吗？在得出肯定的结论后，奈斯比特甚至寻找出支持它的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任何一个对中国进行严肃思考的人，都多少会震惊于奈斯比特对中国的热情赞扬和这幼稚的八大支柱理论——它们就像是从一份中国政府宣传文件上整理出来的八个口号。
中国社会狂热地拥抱了它。《中国大趋势》的出版不仅是一桩文化事件，也是一桩政治事件。有关部门指令中国的报纸连载其主要内容，高级官员出场与奈斯比特对话，畅谈中国的过去与未来。它的广受欢迎也不仅仅是政治因素，在很多城市，商人、青年学子诚挚、热烈欢迎他的到来，一位大学教授当场背诵了他一本旧作的冗长段落。
一代中国人都曾是奈斯比特的热情读者。二十年多前，他与尼采、萨特、马尔克斯、托夫勒、艾柯卡等名字同时涌进中国，他们来自不同年代、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主张，却在同一时间抵达中国人的头脑。中国正在重新发现世界与自我。经历了多年的封闭、压抑和自我麻醉后，他们意识到所有自封的优越性不过是谎言。他们充满了知识上的焦虑，也对所有外来的思想和人物充满了不加分析的敬畏。他们在萨特“他人即地狱”的异化理论中寻找“文革”的原因；他们在艾柯卡的自传里，发现了企业家的力量；他们通过尼采的“超人”反抗集体主义对个人的压抑……
奈斯比特与托夫勒的未来学，则让人们寻找到意外的抚慰。中国身陷强烈的危机意识，人们曾相信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却发现自己的命运不仅比西方悲惨得多，连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从没进入中国视线的国家都大获成功。更令大陆人尴尬的是台湾，国民党丢掉了大陆，却让台湾进入发达地区的行列。很多知识分子忧虑，中国是否要被开除出球籍。
未来学家们提供了新颖的乐观——让我们暂时放弃对历史和现实的忧虑吧，我们错过了第一次与第二次浪潮，但倘若处理得当，我们将牢牢地抓住第三次浪潮，并一跃而至潮头。
第一辑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2）
二
“不可压制的乐观”，《纽约时报》曾这样评价奈斯比特的特质。那是一九八二年，他刚刚出版的《大趋势》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没人怀疑这本书表现出某种预见性。“从工业社会到信息时代”，“从民族经济到世界经济”，“从南方到北方”，“从等级官僚制到网络化”，这些预言都已成真。但他的成功不是赖于预见。
倘若你对于未来学的谱系有所了解，你会发现奈斯比特的所有预言，之前都有人做出阐述。若论思想的创建性，他要远远落后于丹尼尔·贝尔、彼得·德鲁克、阿尔文·托夫勒等人。但奈斯比特的判断更绝对，语言更通俗。他知道如何将杂乱无章的信息拼接在一起，创造一些朗朗上口的新词汇，然后用动情的、不容置疑的口吻大声讲出来，它传递的不是思想而是概念，它不鼓励你展开独立思考，而是要让你有“原来如此”的顿悟。人们很难成为丹尼尔·贝尔的追随者，却可以轻易加入约翰·奈斯比特拥趸的行列，前者进行高密度的智力探索，后者提供的则是令人舒畅的心理按摩，世界总是充满希望。
更重要的是，奈斯比特熟知迎合正在转变的公众情绪。倘若你不了解八十年代初的美国社会情绪，你很难理解《大趋势》为什么会获得如此爆炸性的成功。对于美国来说，七十年代充满了阴沉之气，从水门事件到石油危机，从撤离越南到伊朗人质困境，从苏联扩张到日本崛起，失败和沮丧主宰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
人们受够了沮丧。“新时代”运动是那个时刻开始的，既然改变不了政治与社会，那么我们就改造自己的内心吧，人们练习瑜伽，到印度寻找智慧，吃素食，谈论健康和幸福，将所有精力都投放在自己身上。人们也寻求激励，汤姆·彼得斯和罗伯特·沃特曼的《追求卓越》成为超级畅销书，他们试图向公众表明，美国商界并没有在日本公司面前黯然失色，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管理方法。
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更是乐观主义的强心剂。预言者不仅走出了罗马俱乐部的悲观，甚至摆脱了乔治·奥威尔式的阴影——一九八四年在逼近，极权主义不仅没有获胜，甚至政治都不再重要，新技术将改变一切，未来必然更自由、更平等、更美好，充满欢乐。人人都渴望自我感觉良好，他的乐观情绪感染了全世界，包括同样身心沮丧的中国，它在全球卖出了一千四百万册，其中还不包括中国数量惊人的盗版。
倘若说《大趋势》是他超过十年孜孜不倦剪报与分析的成果，他接下来的书籍都只是令人厌倦的自我重复。“大趋势”成为一项产业，一个追赶时髦的市场活动，二十年来，他出版了《二〇〇〇年大趋势》，《妇女大趋势》，《亚洲大趋势》……报纸上的新闻摘编，个人经历的逸闻，口号式的标题，都通过那种永不消退的乐观精神，被混成一本拉拉队手册。那些被欢呼的球队，都被拉拉队的兴奋劲弄得不能自拔，纷纷加入自我庆祝的活动。
三
我领教过奈斯比特的乐观。二〇〇七年一个夏日的早晨，我们在中国大饭店的咖啡厅隔桌而坐。窗外是汽车拥堵成一片的长安街，街对面是仍在修建的一个巨大方盒子建筑，它是北京售价最昂贵的公寓。空气污染让楼顶朦朦胧胧的。这是一个亢奋而污浊的北京，它准备举办历史上最壮观的奥运会。
第一辑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3）
他穿黑色长袖衫，腮上发白的胡须与浅色头发连成一片。他出生在大萧条开始的那一年，却丝毫未受到那个沮丧时代情绪的影响。“我们为什么要谈论黑暗面？做这事的人已经够多了。”他反问我。我问到全球变暖，他提醒我去读一读三十年前的畅销书《全球性变冷：又一个冰川的来年？我们能够度过这一关吗？》。我们谈到全球恐怖主义，他说这显然这被夸大了，现在比冷战时期安全得多。他也为我回忆起四十年前他在越南的采访，他不想去报道战争的悲剧，却想知道战争中孩子们在做什么，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是新的可能性。
我们还谈到了中国。“你应该通过发现新机会而不是解决问题来实现目标。中国是一个不断寻找机会的国家，相信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寻找路上解决。中国和中国人的竞争优势在于，他们愿意为任何需求和结果而调整自己。”他这样总结中国的优势。
当我追问为此付出的代价时，他用了这样一个比喻：“生活在鱼缸里的鱼可能并不知道鱼缸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水到底是什么。”他动情地回忆起第一次来到中国时见到的景象。那是一九七二年，放眼望去都是“破旧的房屋，晾在窗外的灰色衣服，满街都是中山装”。而现在，除去欢呼鱼缸的壮观，他不知道还能表达什么。
在那次会面中，他也谈到了正在写作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信息技术，被解放的女人，一个新亚洲，在发现了一个个历史动力之后，他确信中国牢牢地站在未来这一边。它要在二十年后，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要在四十年后，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就像英国人主宰了十九世纪，美国主宰了二十世纪，中国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历史火车头。
他再次触碰到时代的神经。世界焦虑于理解中国，中国也在焦虑于理解自身。三十年前的《大趋势》让人们从悲观的现实中暂时摆脱出来，此刻的《中国大趋势》则是一次自我庆祝的宣言。中国不再挣扎于“球籍”问题，反而被认定为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他的未来学家身份还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未来不可避免地属于中国。
奈斯比特不仅预言未来，还要确认过去。倘若未来已牢牢在手，必定是因为此刻道路的正确。它遭受质疑，是因为质疑者未能理解它的内在意义——中国产生了它独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它是一个新系统。
四
从最初的念头到诞生，《中国大趋势》也象征着一个新的中国故事的形成。“不如你来讲这个故事吧，我们会给你所有你要的支持。”奈斯比特喜欢回顾他和江泽民的会面。他甚至在这短暂的会面里寻找到一些共同点，他们年龄相仿，都是在农村长大的。这是典型的奈斯比特式思维，他寻找到表层的联系，忽略本质的不同。犹他州的甜菜农场与中国扬州的小农经济，美国农场主和中国农民的生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那是一九九六年，中国的导弹演习引起了整个亚洲的不安，台海危机来临。中国显示出的咄咄逼人的形象令世界不安。
中国需要一个很好的故事，这是奈斯比特的解决方案。“主席先生，台湾的故事很小，但他们把这个故事说得非常好，”他对江泽民建议说，“而中国的故事很大，但你们把这个故事讲得糟透了。”在奈斯比特的世界观下，政治危机变成了形象危机，形象危机又简化成一个公关问题，它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
第一辑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4）
江泽民邀请他来讲述这个故事。熟悉现代历史的人明白，好故事曾经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亨利·卢斯在他的媒体王国上对蒋介石、宋美龄的描述，塑造了一个不屈服的抵抗故事，激发起美国公众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这个故事没能抵挡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的故事——那个困在中国西北一角，却乐观、平等，渴望自由、民主的新政权。
新的中国故事是什么？会面令人愉快，奈斯比特还没准备好。一方面，他觉得自己不了解中国，或许更重要的是，彼时的中国故事也仍扑朔迷离。它还没从天安门事件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而新的困境即将到来，政府官员的贪腐，国有企业的亏损，在台湾、香港问题上的摩擦，跟美国的紧张关系，都让中国的前途不明。尽管有高速的增长，人们相信中国现有政治结构存在无可回避的缺陷，它既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也不能支持长期的经济增长，还会带来国际上的冲突。比起奈斯比特的乐观情绪，人们更倾向于一种悲观论调。从一九九七年的《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到二〇〇一年的《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正反映了这种情绪。
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日渐强大，这个灰暗的故事逐渐被遗忘了。到了二〇〇四年，一个新的中国故事日渐形成。一个大胆的青年人毫不迟疑为它赋予了闪亮的标签——“北京共识”，它既表明了九十年代初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也暗示世界力量的转移。
“中国的崛起已经塑造国际秩序，它引进了发展和力量的新的物理学。”约书亚·库珀·拉莫写道。《北京共识》是一篇八十七页的论文，也是一名追赶时髦的新闻记者的典范之作。从十六世纪的一名丹麦数学家的发现到与阿兰·格林斯潘的闲谈，从海森堡的测不准理论到摩尔定律再到《求是》杂志，从华盛顿共识到富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从巴西总统到中国主席，在眼花缭乱的引用之后，作者试图要证明中国创造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这套模式比“华盛顿共识”更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激励和参照。《北京共识》像极了中国社会给人的感受，庞杂、混乱，却透着十分的自信，有时候又过分滑稽、荒诞。如果你在中国生活，你会明白当官员们谈论民主、自由、实事求是、创新时，他们的意思和这些词语的真实含义经常没什么关系。人们谈论口号、标语和官样文章，但实际想的、做的却是遵循另一套逻辑。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外来者如此严肃地将《求是》上的文章、领导人的讲话翻译成英文并以它们作为论据时，你多少会感觉到某种奇妙和不适。
“北京共识”恰逢其时，引来的热烈回应，既来自国际社会又来自中国国内。人们已经厌倦和怀疑“中国威胁论”，小布什的出现增加了人们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反感。“共识”是个宏大、模糊、无所不包的框架，它也暗含了人们对中国的潜在希望——它对既有的世界体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日本与德国的崛起的翻版。中国的精英阶层也欢迎这种论述，它给予他们新的自信——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发生的。仅仅几年前，他们还经常被指责为贪腐、迟钝、专制，如今则被描绘成富有战略性的思考，创造了崭新的模式，他们不但不是改革的阻碍者，还变成了设计者。
第一辑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5）
人们被新发现的兴奋迷住了，甚至没兴趣去追问空洞的概念下是否空无一物。“华盛顿共识”虽遭人病诟，它至少仍有明确的理念与政策——一切都围绕着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展开。但“北京共识”意味着什么？
拉莫将这种新模式归纳为三点：强调创新的价值；讲究发展的持续性和平等；自主性。但哪一条能禁得起追问？追求创新？哪一个国家的成功不是缘于创新？讲究发展的持续性与平等？或许你只能从《人民日报》与官方文件中发现这个特征，任何对中国稍具常识的人都会承认，中国是个贫富悬殊、社会失衡、不考虑未来的社会，城市与乡村的差距、环境的破坏与教育的失败，证明了这一切。自主性？这是作者最得意的发现，“中国给其他国家开创了一条新路——不仅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知道在如何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保持真正的自身独立性，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不受这世界单一的巨大力量中心的牵引”，拉莫写道。但这独立性是中国政府有意为之，还是中国自身的历史与规模使然，却是一个问题。
但像所有的畅销书一样，它的标题比内容更重要。与《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中弥漫着问题相比，《北京共识》是一种压倒性的胜利感。“环境污染、社会不稳定、腐败、政府与公众间的互不信任”，中国社会面临的这些严重问题，被轻轻带过。它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内在的困境和危险都可以忽略不计，重要的是它在全球扮演的新角色——一种区别于美国的榜样角色。
《北京共识》象征着世界的一种新情绪。这种新情绪可以称作“发展主义”，一个国家只要获得了发展，就拥有了天然的合法性——既在它的国内，又在国际舞台。至于这个国家的其他问题，不管多么严重，都自然地被隐藏起来。发展难以定义，它很容易被简化成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则进一步简化为GDP。于是在这不断被简化的发展主义的信条中，GDP增长为中国提供了炫目的荣耀。
一种新的中国形象日渐强大。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消退了，对一个充满了内在矛盾、结构失衡的中国的质疑声也减弱了。威权政治与共产党的标签都扔掉了——它太富冷战色彩，在这个时代理应被抛弃。
一个盛赞中国的时代开始了，形形色色的人加入其中：昔日的政客、商人与新闻记者、左派学者，甚至还有建筑师。
对中国的美化在二〇〇八年夏天达到一个高峰，它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甚至审美领域。先是北京奥运会的炫目成功，《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称之为“中国奇迹式增长下的和谐社会的一场高科技展现”，奥运会的开幕式则是一种宣言，“发展不仅来自西方的自由方法，也来自东方的集体主义模式”。中国获得奥运会金牌的数量，再次印证了这“东方的集体主义”的胜利。
建筑评论家尼克莱·欧茹索夫这样写道：“如果西方人从飞机里出来步入新北京国际机场时，感到目眩和困惑，这可以理解。不仅因为空间的壮阔，更因为一种无法抗拒的感觉——你正穿越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这个强烈拥抱变革的世界正在把西方国家甩到烟尘中。这种情绪就令人想起阿道夫·卢斯的昔日感受，这位维也纳建筑师一个世纪前从蒸汽轮船踏上纽约港。他穿越了未来的门槛，他知道，在文化意义上，欧洲已经过时。”
第一辑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6）
北京奥运会结束不到一个月，雷曼兄弟轰然倒塌，金融危机从华尔街蔓延到整个西方世界，在这种群体性的迷惘中，中国的诱惑力进一步增强了。它强大的政府力量被视作深谋远虑，它的社会主义标签被理解成可以给普通人提供保护，它曾经被诟病的封闭的金融市场，如今则免除了传染性的恐慌……它几乎成了世界最后的希望之地。欧盟主席巴罗佐与法国总统萨科齐都敦促中国为解决这场危机做出重要贡献；《华盛顿邮报》的大卫·伊格内修斯写道：“在二〇〇八年的大恐慌中，我们都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没人希望站在市场的刀刃上过活。我们需要资本主义经济所独有的活力和灵活性。但我们也需要保护——个人在市场崩溃时能保护我们和家人的安全网。”他认定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提供保护的国家，宣称“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
这种青睐延展到整个二〇〇九年。G2和Chimerica是再形象不过的词汇——只有中国与美国能够决定世界的命运。而这两方中明显强大的一方则忧心忡忡。当美国人受困于自己的全国健康法案，或在能源改革悬而未决时，他们想起了中国。“只有一种制度比一党专制更坏，那就是我们美国的一党民主，”托马斯·弗里德曼写道，“一党专制当然有其弱点。但如果像是今天的中国一样被一群理性、开明的人领导，它也很有优势。这样的一党可以执行那些政治上困难却至关重要的政策，这些政策是一个社会在二十一世纪前进所必需的。中国在电动车、太阳能、能源效率、电池、核能、风能上超过我们并非偶然。中国的领导人理解，在一个人口爆炸和崛起的新兴市场的中产阶级世界里，干净的能量和能源效率的需求将增加。北京想确保它自己的产业和政策可以做到，包括自下而上的天然气的涨价。”
而另一位专栏作家鲍勃·赫特发出了类似的感慨，他认定在使用太阳能的竞赛中，美国正在输给中国：“低排放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可以被中国这样的领导性国家拽入这个更新、更绿色的世界；或者我们面对挑战，自己成为领导者。”一切似曾相识吗？五十年前，他们谈论的是和苏联的太空竞赛，而现在谈论的是和中国的能源竞赛。
当人们开始总结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时，很多人相信，中国是最大的赢家。甚至好莱坞的电影都在响应这种情绪：在地球即将覆灭的二〇一二年，只有中国制造出了诺亚方舟。
五
《中国大趋势》在中国引发了轰动，却未能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因为一位英国记者比他更狂热，也更耸人听闻地抓住了这股中国热——中国不仅创造了独特的模式，还将用这种模式统治世界。
马丁·雅格的《当中国统治世界》像是一本加长版的宣传手册，通篇是亢奋的口号。让马丁·雅克兴奋不已的是，他找到了“文明国家”这个概念。所有的“中国特色”都被装进了这个篮筐中，一个新的全球朝贡的系统正在形成。
但一切当真如此吗？多年之后，我们再次阅读到这些亢奋的宣言，会作何感想？它是未来业已发生，还是另一次胡言乱语。
“未来学的本质是：未来决定于现在，正如现在决定于过去……在我看来，未来学的基础是那种动人却全然虚妄的假定：‘把时间的连续性同变化的连续性、事件的连续性配合起来’。”罗伯特·尼斯比特的这段话不仅适合于《中国大趋势》，也适合于世界对于中国的想象。
一种混账逻辑似乎已经诞生。因为中国的经济成功，就足以证明它在政治上的成功；因为中国在此刻的成功，就一定能证明它在未来的成功；因为中国注定要领导未来，所以它此刻的思想与行动都是正确的、富有启发意义的。
这些东西正纠缠在一起，成为新的中国故事的思想动力。但历史从不这么简单，“不可避免的未来”经常是一种幻象。宣称中国是一个新文明国家的马丁·雅克忘记了，早在七十五年前，英国最著名的左派人士韦伯夫妇即已宣称苏维埃共产主义是一种新文明。
（2010年1月）
第一辑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 极权的诱惑（1）
一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雷蒙·阿隆感慨道。
这是一九五五年的法国。关于世界未来的论战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站在了左边，苏联则是他们的乌托邦。他们指责资本主义的异化，却对苏联的种种恶行保持沉默。他们担心打破头脑中“革命与进步”的幻象，似乎这比赤裸裸的现实还要残酷得多。
阿隆不是第一个发出这样感慨的作家。“大家想要到这个处于分娩状态的辽阔土地去逗留逗留，我们似乎正目睹这块辽阔的土地在孕育着未来。”安德烈·纪德在十九年前访问苏联归来后写道。像当时很多欧洲与美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苏联的热切支持者。资本主义正陷入政治、经济与人道危机，苏联则意味着一种崭新的可能性——集体制、人人平等。就像他所写的，“那里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尝试，使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
真实的苏联与纪德想象的不同。在工地、工厂、俱乐部、文化馆，他看到了进步的代价。在备受赞扬的集体农庄中，他发现“每一处住宅里都是千篇一律的难看的家具，同一张斯大林像……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东西……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也是一模一样，可以调换……”，而“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
纪德的批评，让苏联与世界都陷入短暂的不安。苏维埃模范农庄是沙皇时代的波将金村的延续，他们只展现应该展现的东西。访问者去同样的景点，和同样的人聊天，目睹同样的成就。很多访问者心甘情愿被此迷惑。“我已经到过未来，而它看起来挺不错。”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写道。英国的西德尼·韦伯夫妇则在旅行后用一本九百页的书宣称苏维埃共产主义是一种新文明。
纪德知道自己的描述将引起不安，即使他对更恐怖的古拉格群岛一无所知。另一位作家罗曼·罗兰早他五个月来到苏联，表达出类似的疑惑，但他执意要把日记尘封起来，五十年后才允许发表，这样就不会惊醒同伴们的美梦。
但纪德没能扭转世界对苏联的看法，他的尖锐声音被淹没在一片赞扬声中。苏联的诱惑在它与德国对抗中继续提升——它的制度与军队击败了强大的纳粹德国，或许还拯救了世界。
纪德的声音被忽略，苏联的流亡分子发现他们甚至连表达的机会也没有，他们更直接、也更残酷的个人经历无人理睬。苏联的叛逃者鲍里斯·苏瓦林很难为自己的回忆作品找到一个西方出版商。法国作家马尔罗则在私下的谈话里说：“苏瓦林，我相信你和你的朋友是对的。但在这个阶段，别把我算进支持你的人。只有在你占上风时，我才会站在你一边。”
这是诚实，也是玩世不恭。这种情绪主宰了三四十年代的西方世界，从知识分子到公众。既然自由市场充满了动荡、资本家们贪婪无度，为什么不能创造一种计划体制，去统一分配社会财富？苏联正在创造新的民主制度，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再不受充满偏见的媒体左右，也不再受政客们操纵。
当重要知识分子纷纷前往苏联时，一些普通人也准备投奔幸福之地。一九三一年的前八个月，苏联驻纽约的贸易处收到了超过十万份移民申请，大萧条中的美国人想前往苏联工作与生活。这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外移民，申请者或多或少读过畅销一时的《新俄国的首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被其中描绘的苏联生活迷住了，那里没有失业与剥削。几千名美国人最终被苏联接纳了，当然，他们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大多在劳改地丢掉了性命。
第一辑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 极权的诱惑（2）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苏联的态度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坐标。为什么左派们能对苏联的罪恶保持长期的沉默？在精彩绝伦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中，雷蒙·阿隆试图给出答案。他追溯了左派神话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宗教式语言的诱惑力，还有法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矛盾心理。苏联的实验给予他们这样一种心理安慰——他们站在了法国大革命的光荣传统中，苏联正是这进步、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体现。对他们来说，苏联人的生活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股代表前进的历史动力。而现实的法国太令人不安，大革命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它再没有辉煌的时刻，而十年前还羞辱地臣服于纳粹德国之下。在对苏联的赞颂中，他们觉得融入了新的历史动力，内在的焦虑也减弱了。
二
随着赫鲁晓夫秘密演说的公开、匈牙利革命的爆发，苏联神话开始褪色，它至少失去了道德上的优越性，但它的诱惑犹在。
人们把错误推卸给具体的领导人，从未怀疑过共产主义制度本身是否有问题，每当西方遭遇危机时，他们对苏联的感情就开始复苏。
“在这个无知与健忘的土地，教训从未被吸取。”让—弗朗索瓦·勒维尔写道。这是七十年代中期的法国，知识分子再度对苏联充满幻想。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石油危机与经济停滞似乎再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苏联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它比所有国家都生产了更多的钢铁、石油、水泥，甚至拖拉机，它的军事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相信，苏联人会把军事技术转化到工业生产中，苏联可能最终超越资本主义。从智利到埃塞俄比亚，共产主义者在第三世界取得政权，苏联的全球影响力似乎也在提高。
让—弗朗索瓦·勒维尔发现，法国的知识分子再次重复了二十年前的萨特与阿隆之争。左派们似乎仍占据着上风，他们诅咒资本主义的衰退、社会不公、媒体的商品化、消费主义、军国主义，苏联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莫斯科的地铁票也不涨价，报纸上充斥了这样的标题——《社会主义：解决世界危机的唯一办法》。他们仍遵循着萨特的逻辑：首要任务是批判法国社会、资本主义，苏联仍是个美好的参照。
但苏联并没有他们想象的这样美好，它没有石油危机，却需要大量进口小麦。赞叹莫斯科地铁票从不涨价的巴黎人，不知道苏联的土豆价格一直在上涨。苏联在人造卫星、核弹头、战斗机、钢铁制造上表现出了不可阻挡的力量，却不能给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它是一个“低度发展的超级大国”。它宣称人人平等，却创造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它说代表无产阶级，但官僚系统才支配一切；它要全面地解放人，结果是对人的全面禁锢；它声称带来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足，却只创造一片荒原……
即使“国家富强”也没有人们表面看到的那样强大。关于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书籍与论文，曾充斥美国的学术与流行期刊，很多美国学者相信苏联有一种不同的模式。经济学家加尔文·B.胡佛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当时的流行情绪。他相信，苏联的统计数字并不全然值得信赖，但或许“集体式、专制的政权”能比自由市场的民主政体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苏联有可能在七十年代超越美国。苏联的经济增长，基于它的政治动员能力，是建立在惊人的代价上的，为了给重工业提供资金，造成了农业的普遍萧条和大饥荒，数百万的流放者成为现代奴隶。它的长远代价同样惊人：环境遭到惊人破坏，几代人头脑陷入停滞，整个社会分崩离析，自私、冷漠与虚伪四处蔓延。历史上只有很少的时期，人的尊严受到如此践踏。这种成功也注定不可持续。
第一辑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 极权的诱惑（3）
局外人不知道，或许也无法真相信这一切。西方报纸上充斥着危机的字眼和自我批评，它是多元社会的特征。但在苏联的公开信息上，读不到危机，只有成就与欢庆。代价可以轻易地原谅，未来总是一片光明，人们只能猜测这信息黑洞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很少有人真的意识到，这种体制已经难以运转。
对于法国左派来说，现实是一回事（即使他们知道），观点却是另一回事，他们不愿用现实来修正既成的看法。最初的真挚信念已不可避免地衰竭，最后变成了顽固的身份确认。他们与其是对苏联的真心赞扬，不如说是对历史伤口的掩饰。或许也是对反美情绪的延伸。他们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心怀深深的不安（它在盗走拿破仑的昔日荣耀吗？）。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苏联背叛者的叙述，觉得他们是冷战阴谋的一部分，很多人觉得索尔仁尼琴描述的古拉格群岛不过是夸大其词。
苏联神话暗淡下来，一些新的替代者却正在出现。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曾让整个中东兴奋难安，更让反殖民的西方知识分子交口称赞。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曾令很多人欢呼雀跃，而越南共产党也激起过普遍同情，它是个纯洁的受害者。倘若苏联是历史中的恒星，它发出耀眼和持久的光芒，昭示着另一种可能性，这些国家则像是行星，它们与恒星结构相似，但光芒更微弱。它们都是反殖民浪潮的先驱者，是帝国主义的挑战者，是寻求公正的弱小者、受害者。它们内部的杀戮、恐惧与压迫，都被掩盖在这个角色之下。
在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泽东的中国扮演着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仅来自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来自它的古老历史。不仅是知识分子，政治家与普通公众，都亢奋不已。
三
“速成的中国学”，比利时人西蒙·雷斯创造了这个词汇，讥讽那些毫无常识与原则的中国问题专家。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充满了这样的人物。他们是记者、学者、作家，有的在中国居住多年，更多的仅仅是有过短暂的旅行。他们写出或长或短的作品，他们对于一个“革命的中国”赞叹不已。他们相信毛泽东推行教育、医疗的平民化，创造了一个更平等也更朴素的社会。“中国工人的购买力绝对比法国工人少，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差，工作的时间更长，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没有带薪假期，他们的住房条件也比我们差很多……但问题不在于绝对的比较，而是相对比较。比起社会的其他成员，中国工人的地位要比法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工人们高得多。就工资而言，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挣得比一个医生、教师或是政府官员更多。”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写道。他没兴趣继续追问一句，为什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要比一个工人挣得少？
“文化大革命”更充满了浪漫，古老的中国到处是灿烂的文化、光辉的革命。中国不仅是伯克利、巴黎、柏林、东京的反叛青年们的灵感之源，也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模仿的榜样。从游击战术到医疗、教育体系，再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都给予他们鼓舞。
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面，令中国变得更为时髦。尼克松与基辛格迷恋毛泽东无上的权力，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能像他这样率性而为，半人半神似的统治着世界最大的国家。中国也是他们重塑世界秩序的个人野心的合作者。即使对于那些从不支持“红色中国”的人来说，中国也散发出新的魅力，它是美国对抗苏联的盟友。在这种新眼光下，中国的一切都合情合理。
第一辑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 极权的诱惑（4）
“[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我们看来，被绝大部分中国人所支持……昔日的政权失败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用经济安全取代了贫困，用秩序替代了无序，大众的正义取代了对大众的压迫，力量取代了无力，民族骄傲取代了屈辱。”一个美国代表团在访问中国后写道。著名记者詹姆斯·莱斯顿则相信，“他们正在很有意识地生活着，重建着自己的国家，也重建着自己”，甚至单调的装束都别具风采，“女子绝对没有化妆，虽然她们养育着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庞大的人口，但多少隐藏着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时装相比，她们的服饰很纯洁，很一致而又古老，但这里包含着一种巨大的美和风采”。
政治的混乱、经济的崩溃、社会的压抑、个人的绝望，他们对这个真实的中国毫无感知。著名记者哈里斯·索尔斯伯里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认定，“文革”的混乱已经结束了，一种新精神已经到来。比起他在苏联所见——年轻人盲目崇拜西方、追随西方的流行文化——中国人则表现出自尊，“他们站起来了。他们有自尊和尊严”。
你可以说，他们不是真正的中国专家，从未认真学习过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即使他们亲身到来了，也只是浮光掠影地旅行，旅程又是被精心安排的，没人会对他们敞开心扉，就像一位美国人所说，“中国的每一个人——从走出厨房来接受我们称赞的厨师一直到总理——说话时用的词汇完全一样”。这个惊心营造的中国，像是三十年代苏联的另一个翻版。
但那些真正的中国专家呢？西蒙·雷斯提到了韩素音与罗斯·特里尔。韩素音是半英半中的混血儿，见证了中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熟识宋美龄、周恩来等重要人物。她用英文写作中国题材，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在为世界描绘中国时，她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类的大跃进”，并且促进经济发展；红卫兵则行为良好，富有民主观念；江青则尽其可能减少暴力的发生……
罗斯·特里尔则是一位公认的汉学家。他对中国的描述不仅在英语世界畅销一时，他的《毛泽东传》的中文版至今仍是同类题材中最受中国人欢迎的著作。西蒙·雷斯发现，罗斯·特里尔没有写出韩素音式的谎言，但他也从未揭示出中国的真相。他是个诙谐、经常也很敏锐的观察者，中国被它描绘成陌生和奇特之地，他不描写残酷、虚假和不公，更不对此作出道德判断。“有娱乐性，但不要富于争议；回避一切可能带来困扰、激起不安，或带来不愉快的话题；取悦每一个人。”西蒙·雷斯这样评价特里尔的风格。在他看来，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的献词再好不过地展现了这种风格：“献给在今日一些国家渴望的领袖天才，也同样献给那些想摆脱领袖的神秘感的普通人。”所有伤痛都在这献词中被一笔带过，领袖与人民都是对的，没人要为历史承担责任。倘若社会主义要求它的艺术家们删除作品灰色、负面的情绪，只表现斗志昂扬，罗斯·特里尔则进行了类似的自我审查。他的语调和结论总倾向于乐观，以至于忘记追问逻辑关系。在评价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时，他说新政权“养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工业产值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它取得了“三十年的社会进步”。即使我们不去追问大饥荒的真相，一个至今仍常被混淆的逻辑是——是世界这四分之一的人口自己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这个政权，而不是倒过来。农民们在参加“忆苦思甜”活动时，自然地回到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们的记忆里没有比这更苦的时光了。它也不缘于“自然灾害”，而是狂热政策的后果。
第一辑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 极权的诱惑（5）
“在他们眼中，法西斯政府是家族里的黑羊，它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背叛了文明，让文明蒙羞，而斯大林政权被视作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奇特生命：如果这些人愿意相互残杀，这是他们的事。”让—弗朗索瓦·勒维尔这样写道。他试图解释知识分子为何严厉谴责法西斯德国，却对共产主义苏联持宽容态度。
黑羊的比喻冷酷，却很可能是事实。俄国来自东方，人们认定一直被残暴所左右的传统。而比起斯拉夫人，中国才是真正的东方，它更遥远、神秘，更像另一个星球。尼克松就曾感慨，二十年来前往中国的美国人比前往月球的人还要少。所以，中国的残酷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西蒙·雷斯发现，尽管鲍若望的回忆录《毛的囚徒》、陈若曦的小说《尹县长》是对毛泽东时代真实的揭露，但它们没引起西方的重视，中国人正在遭遇的痛苦，淹没在中国的另一个形象中了。他们对中国的乐观判断基于这样的逻辑：中国真的不同，我们对它采用另一个衡量标准；中国有它的问题，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无权去指责它。对暴力的崇拜、隔岸观火的快乐、廉价的东方主义，构成了这些中国崇拜者的内心。
西蒙·雷斯是那个年代的异类，他翻译过《论语》，沉醉于中国的山水画。一九五五年，他第一次来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激动不已。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一九六七年，居住在香港的他看到了顺珠江漂流而来，又被海水冲到岸边的尸体——他们是广东武斗的丧命者。他与逃到香港的中国人交谈、阅读中文报纸，逐渐了解中国的真相。一九七二年，他作为外交官在北京生活了半年，这段经验肯定了他对于中国的判断。在其他的外来者纷纷感慨“中国的新精神”与“新的中国人”时，他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他几年后出版的《中国的阴影》一书，像是中国文人画的疏离与乔治·奥威尔的犀利的混合体，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他的观点却受到西方左派的广泛质疑。
“很显然，它是反共的知识分子时尚，尤其是针对第三世界时，”一位美国学者投书《纽约书评》，他接着写道，“……这种欧洲知识分子的倾向至少可以上溯到黑格尔，他用东方专制主义形容中国。”
但一切可能并非这么简单。八十年代的汉学家热衷于与众不同的邓小平时代，只有西蒙·雷斯仍在强调“这个政权从未改变”。但在八十年代末的悲剧发生不久后的一篇文章中，西蒙·雷斯也预言说，不管有多么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过，西方的政客与商人们仍将迅速到来，以促进改革的名义，重新恢复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只要给他们足够多的时间，他们将及时治疗好这短暂的道德创伤。
四
道德创伤愈合之快，有甚于想象。旧神话刚刚破灭，新神话就迅速到来。“中国的革命”仍在继续，它从意识形态转移到商业，从“文革”标语转到GDP数字。又一股“速成汉学家”的潮流到来了。他们不需要憧憬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而是要谈论商业、进出口的贸易额，还要引用《论语》与《孙子兵法》的只言片语，它们模棱两可又意味深长。他们还有一种莫名的确信，中国再次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再没有人比美国人李敦白（SydneyRittenberg）更能体现这种变化。
第一辑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 极权的诱惑（6）
在一九八〇年离开中国时，李敦白满是苦涩与幻灭。他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三十五年，是世界唯一的外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延安的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论美国，也与周恩来相熟。他被中国革命深深地吸引了，这里不仅有为“人类的平等与正义奋斗”的理想，他还找到了一直渴望的归属感。
他出生在南加州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出色的律师。犹太人的身份令他对社会不公格外敏感。大学期间，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党给予他“纠正周围充满的不公现象的希望”。接着他加入美军，学习中文，然后被派往中国，成为解决战后中国问题的美军代表团中的一位年轻军官。国民党统治区的丑陋、不公与腐败，令他心生厌恶，共产党的宣传品则激起他的向往之心。
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他来到延安，认定这是个美丽的新世界——这里人人平等，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他也发现自己获得前所未有的中心感，毛泽东对他颇感兴趣，所有人对他都特别礼遇。
他找到了发挥才干的机会，他把外电翻译成中文，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他进入了斯诺、白求恩的行列，这是国际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也是中国西北一角的脆弱政权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
美军的任务结束了，他留在了中国，西德尼·里腾博格变成了李敦白。但灾难也随着共产党的获胜到来，一九四九年一月，作为帝国主义的间谍，他被投入监牢。
牢狱生活没有摧毁他的信念，反而让他狂热。他相信这是党对于他忠诚的考验。六年后他获释，对他的指控被证明是个荒诞不经的错误。
接下来的十三年，他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他模糊地感受到这个国家正在遭遇的灾难，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但从未把它们视作制度上的根本缺陷。况且，他个人生活随着整个国家的暗淡而节节上升。他是北京的外国人社区的中心人物，唯一可以进入中国官僚系统的外国人，阅读普通人难以接触的红头文件。
他对党的政治忠诚也轻易压倒了个人情感。当他的妻子与右派朋友交往时，他紧张不安，想阻止她。即使他对中国有少许不满，也在一九六六年时彻底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爆发，他感到中国再度进入一个新时代，新中国的所有弊病都将在新的革命中一扫而空。他拥到毛泽东周围索要签名，在集会上挥舞着红宝书，高呼毛主席语录。南加州的美国人穿着蓝色毛式中山装，是中国革命魅力的绝佳展现。
“文革”之火燃烧了中国，燃烧了他的内心，最终也燃烧到他的身体。他再度成为帝国主义间谍，被投入了监狱。这真是炼狱的时光，他熬了过来。一九七七年，他回到家中时，他的确变成了“社会主义新人”，让他忧心忡忡的不是妻子与孩子，而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失败了？到处弥漫着幻灭、消沉与怨气。
复出的邓小平再度给人希望。但到了八十年代，李敦白的希望似乎再次破灭了。在西单民主墙事件后，他决定离开。
李敦白要返回美国的消息传出，一场挽留工作展开了。他被许以全国政协委员，可以有免费的医疗保障，随时可以出国……“名声、奉承、尊敬、各处的特殊待遇，如果我接受，就会永远放弃了个人独立，”他后来写道，“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我不再尊敬的体制的束缚中。”
第一辑 让我们赞扬中国吧 极权的诱惑（7）
李敦白的回忆录出版于一九九三年，这又是两个中国之间的转变时刻。另一个中国再度诞生——它是全球最诱人的市场。这一年进入白宫的比尔·克林顿用“建设性接触”来软化美中关系的紧张，用贸易来消解政治。
李敦白的新生活也正依赖于此。在西雅图，他开设了自己的咨询公司，成为日渐密切的中美贸易的连接点。他在中国的政治关系网络上，如今流淌着信息、金钱与产品。中国人与美国人都需要他的经验与智慧。他驾驶着最新款的宝马，倾听他对中国的分析的客户名单是这样一串名字：微软，英特尔，戴尔，宝丽来……
商业中国的形象迅速地覆盖掉政治中国。李敦白的新角色也日益显著。他经历的残酷革命，正成为另一种浪漫，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触，则是餐桌上兴致盎然的闲话。“从毛主义到微软的长征”，人们这样描述他的一生。
而在中国，对他的记忆则以另一种方式到来。二〇〇六年，他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题目从AManStayBehind变成了更煽情的《红幕后的洋人》，像是另一种宫廷回忆吗？他对中国的质疑，不管多么轻微，都被删除了。中国正在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它们都是“不和谐”的声音。
二〇〇九年十月，他坐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里，充满自信地讲述自己的岁月，对毛泽东的看法，像是对自己青年岁月的另一次怀旧。他是最后的历史见证人，谁能质疑他的感受与观点呢？他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从薄熙来到达赖喇嘛，年青一代的西方记者洗耳恭听，像是探知到中国的秘密。
他不是“速成的汉学家”，但倘若你以为这过分丰富的人生经历，能赋予他一种特别的洞察力，则是另一种一厢情愿。
他批评此刻中国人丢掉了灵魂，共产党丧失了让他们成功的法宝——他们没有了指导思想，不再实事求是。他谈论西藏时会感慨，“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有这么好的外交政策、对台政策，却有这么糟的民族政策”。他仍相信中国可以建立一套更好的民主系统——“因为美国民主是完全被金钱控制的”。
他似乎一点没变。那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和这个满口嘲讽的商业顾问，从未意识到中国内在的逻辑是什么。一个信徒只选择看到自己相信的东西，对于现实视而不见，在“拯救人民”的名义下，他对于人民从来毫无兴趣，一个关心“社会主义实验”有甚于妻子和朋友的人，又怎么真会关心具体的人。五十年后，他意识到昔日狂热的可笑，他变得足够狡猾，再不愿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仍旧对中国人的真实境地毫无兴趣，他只迷恋自己的个人经验。三十年前，他还可因一次判决而愤然出离中国，而现在，他再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情为另一场判决愤怒了。也有可能，他一生命运都与中国紧密相连，中国变成他身份的一部分，他的痛苦与荣耀都来自它。他无法否定自己一生的意义。他再度变成了另一种腐化的俘虏。
但谁又能逃脱这种腐化的力量？李敦白回到美国之后的十年里，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盛赞中国，相信这个政权已经改变。
不管是李敦白，还是约书亚·拉莫、约翰·奈斯比特、托马斯·弗里德曼、马丁·雅克，中国只是他们的幻想之物。中国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是十三亿市场的黄金国，是致命的权力诱惑……
人们总是生活在对别人的想象中。但倘若这想象中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则经常变成历史的污点。人们不仅赞扬过苏联，也大声为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喝过彩——他们能让德国与意大利运转起来，至于犹太人的命运，谁又在乎呢？道德意识被遗忘、被遮蔽、被交换。
而现代历史的中国人呢，要么是革命的材料，要么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他们从来都不是丰富的个体，从来面目不清。鲁迅的愤怒与嘲讽值得重新一提：“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我们终不能制止别人的想象，这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弱点。在我列举了那么多外来者愚蠢与不诚实的例证后，我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自我欺骗，才让我们如此热衷于别人的谎言……
（2010年4月）
第二辑 富强之后 富强之后
一
一个大国的崛起由无穷的细节构成。它派遣军队、收购矿山、修建港口、建造摩天楼，它也潜移默化地进入国民的内心。
“十年前，他们看不起我们，现在他们怕我们，等着吧，看看再过十年，他们会怎么对我们。”在北京友谊宾馆的咖啡厅里，邻桌的一位老兄正对着一群朋友高谈阔论。
重新装修过的友谊宾馆，灯光明亮、地毯柔软，扔掉了昔日给人的刻板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特权与隔离的双重象征。在眼花缭乱的表面之下，中国的变化比人们想象的慢得多。清政府把洋人挡在广州城外，只让他们住在水边划出的空地。而毛泽东的新中国则划出了使馆区、友谊商店，外国人只能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来接触中国。
这一切似乎早已过去。外来者们有很多不同的场所可去，而中国人不再需要护照、外汇券也能在这里消费。一种新情绪四处弥漫，中国不仅要扬眉吐气，还要领导世界。
但我们为什么，又靠什么领导世界？临桌所坐的几个人是中国新精英阶层的缩影，他们喝最贵的茶，叫最大号的果盘。通过零星捕捉到的谈话，我得知他们主要来自鄂尔多斯，一座因为能源而暴发的北方城市。他们留着平头，脸庞臃肿，面色黯淡，像是深受过度烟酒与夜生活的影响。而谈话的那位则年纪更长些，脸颊更丰润，头发也更稀疏，当然也更自信，像是北京长大的，拥有皇城根天然的自得。某家国有电信公司的董事长的夫人，某国有电力公司的总裁的外甥女，还有金宝街一个要出手的楼盘，一笔七亿的股票交易，与一家日本大公司的合作，他的谈话充满了震慑人心的效果，它是高层的人际网络、巨额的金钱、地产项目与国有垄断的结合体，像是一张金光闪闪、无所不包的大网络，似乎随着他的谈话逐渐延展，它不仅把中国包裹起来，还要包裹进整个世界。
随着他们的谈话，我断断续续读着最近一期的《外交事务》杂志。“规则改变者”，中国问题专家ElizabethEconomy以此形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新角色。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战略正在失效，中国将强有力地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这种变化不是来自中国的自主意识，而是缘于被动。中国政府在三十多年来的核心战略从未改变，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是它的主要目标。它试图成为一个既定国际秩序的跟随者与受益者，而不是挑战者。但新的现实是，一个庞大的中国必须依赖外来的环境，才能维持国内的需求。它对于能源与原料日益增强的需求，它迅速膨胀的经济规模，已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经济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深入到政治与社会层面。
二
将财富转化成权力，是人类历史永不停演的剧目。权力扩张既是一个国家的本能——强大者总是倾向于欺负弱小者，也是实际的需要，它四处延展的利益需要现实力量来保护。有时，它还是对不安全感与屈辱感的反应，要通过强大来获取从前丢失的尊严。
除去政治制度与领导人，公众情绪与文化取向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友谊宾馆中高谈阔论者的情绪，是自大与自卑的混合体。而这种情绪则贯穿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寻求富强”是它的主轴。
在九十年代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把钞票撒在白人妓女的身上，让她说出“我爱你”。倘若你嫌这片段过分粗鄙，你也可以阅读郁达夫写于八十年前的《沉沦》，中国留学生偷看日本女人的肉感身体时，大声喊出“祖国，你为什么还不强大起来”。或是一个被托福、签证弄得愤愤不平的青年的玩笑之语：有一天中国强大起来，也让你们来中国考托福，在餐馆刷盘子。
一个多世纪以来，从军事强人、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中国人着迷于“国家富强”。在它的名义下，种种言论与行动，不管它们多么荒诞不经、罪恶累累，都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它变成了不可质疑的神话。
中国曾经深陷屈辱与绝望，政治家们看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节节败退，军人们在战场上屡屡失利，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成为西方思想的小学生，而普通人则看到洋烟、洋酒、洋布、洋大人无处不在的威力……似乎一切都是令人屈辱的，政治、商业、文化、消费，还有性，中国与中国人，都成为被征服的对象。人们把所有的屈辱，都归结于中国还不够强大。于是，个人挫败与国家的挫败纠缠在一起，让人无法分清。但是，国家富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洗刷这些屈辱，重新获得尊敬吗？只要获得国家富强，就可以达到这一切吗？
中国已经获得富强，很多中国人已经沉浸在“中国世纪”、“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乐观中。但你又感觉中国远未获得富强，因为王启明、郁达夫和一个青年学生的感慨，仍顽固地存在着。即使奥运会与世博会充斥着对中国成就的自得，你也感觉到北京与上海的主办方都有一颗急于取悦外来者的心。即使他们已经财大气粗、挥金如土，却依旧渴望来自别人的认可。
我们生活在一种通过集体来拯救个人的虚妄幻觉中，也让我们把世界视作一个粗鄙的丛林——认定权力和金钱决定一切。原本是一种手段的“国家富强”，变成了目的本身。于是，当我们逐渐抵达这一目标时，发现它内核空洞，毫无意义。正是因为寻找不到“国家富强”的内在意义，它变成了一次又一次奢侈而空洞的形式表演。
此刻的中国不正生活在这样的迷惘时刻吗？——它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新获得的影响力，它也不知道自己该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支配它的仍是延续了上百年的情绪——物质上的追赶、对屈辱的报复。而模仿与反对本身，无法提供意义与目的。
（2010年11月）
第二辑 富强之后 奶粉的隐喻（1）
在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的一篇文章中，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提到了一个幻想故事。一群阿根廷人决定在一片适宜的平原上建造一座城市，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知道盖房子的地方是一块墓地，它一点昔日的痕迹也没留下来。只有头头们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保持着沉默，因为这是他们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新城市建成了，明亮的灯光与繁荣景象让人骄傲。但同时，一种奇怪的骚扰出现了，人们产生了怀疑和担心，总觉得某种奇特的力量在干扰、控告他们，竭力赶走他们。
最敏感的人终于明白，他们是住在墓地上，死者以他们的方式回来了，走进人们的家中、梦中和幸福中。
“这似乎是我们时代的某种理想得到了实现，我是说，这是一种技术上的胜利，是被电视机、冰箱、电影、大批金钱和爱国主义的自足包围的现代生活的胜利，”科塔萨尔在讲述完这个故事后评论说，“它慢慢地惊醒了最可怕的噩梦，惊醒了寒冷而黏滞地存在的无形的鄙弃和一种诅咒。这种诅咒难以言表，但是将其不可言喻的恐怖传染给了那些人在墓地上建造的一切。”
科塔萨尔借由这个故事来说明七十年代末流行的“阿根廷模式”。在经过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后，现任军政府给阿根廷带来了表面的平静。国际舆论都认定阿根廷正在“进入一个物质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积极稳定的时期”。至于之前几年，政府对于反对派力量的大规模清洗，则没人再提。阿根廷正展示着它的新面貌，成功举办了一九七八年的世界杯足球赛，还在重工业和核能源方面进行积极探索。而对于这一切，科塔萨尔写道：“一个不同的、畸形的现实已经形成，它像一座迅速安装、掩盖着基础的舞台那样耸立。这是一个由劳动阶级的屈从和贫困形成的基础，是一个蔑视一切思想和表达自由的基础，是一个使用着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效的爱国语言和沙文语言的无耻和实用的基础。”
二〇〇六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读到了这个故事。它带给我的惊颤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似乎一把利器刺穿了一直蒙在脸上的一块又湿又厚的棉布，我大口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一种由衷的敬佩也从心头升起，一位真正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不正是应该把那些人们只朦胧感受到却说不清的东西指出来吗？他的重要职责之一，不正是帮助人们恢复记忆，让人面对不安的过往与现实吗？
过去两周中，这个故事再次不断盘桓在我的脑海里，直接的原因是这场大规模的毒奶粉事件。它进展的过程多少像是试图拔起一根已坏死的荆棘，结果发现它们在地下盘根错节，彼此污染了。
但如果你是五万三千名患者的父母，你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集体犯罪网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痛苦无人过问。几乎所有行内人都知道其中的秘密，但所有人都选择了视而不见；而政府部门，则一贯地松懈与拒绝承认，要不是新西兰政府的坚持，恐怕这一切仍可以继续隐藏在黑夜里；而媒体正生活在一种窒息中，如果没有来自政府的授意，它很难发出警告。
与此同时，乳品行业也是中国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缩影；三鹿集团已经连续十一年是全国最大的奶粉销售商，它是中央电视台评选的全国名牌，是国家质检局的免检产品；蒙牛是中国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在七年的时间里创造了增长八十五倍的销售奇迹……在电视、报纸和网络上，是对“繁荣盛世”的赞歌，是这些企业家的高谈阔论，是世界舆论对“中国模式”的褒奖。
第二辑 富强之后 奶粉的隐喻（2）
但是，当后台的幕布突然被揭开时，人们发现那么多不堪的东西在那儿，而且很久了。你甚至很难去责难其中任何一位，因为他只是在按照各自的逻辑进行。河北一位奶农说，他从不让孩子喝奶粉，“只有没人要的奶才做奶粉”，另一位没有给牛奶掺假，是“因为牛养得少，容易被发现”；三鹿集团在得知婴儿患者时，第一反应是拒绝承认，然后封杀可能的消息，他们之前因此成功过，如果运气好，这次仍会过关；一些医生怀疑这些患上肾结石的可怜婴儿，可能与他们所饮用的奶粉直接相关，但他们不知该向哪些部门做出反映；一位湖南患者的父亲在七月曾独自向国家质检总局投诉，获得了三鹿奶粉的检验报告——“合格”；而卫生部在七月中旬接到了地方“肾结石婴儿”增多的报告，怀疑致病原因是三鹿奶粉，但卫生部“没有想到事情会那么严重”，它没有上报国务院，也没有通知质检总局、工商总局，此刻的北京，笼罩在一片奥运将至的亢奋与紧张中，它不希望坏消息来干扰；一些地方媒体零星报道了婴儿因肾结石死亡的新闻，但是没人想到它们是更大悲剧的一部分，也没有记者深入追踪这一切，中国新闻界既缺乏这样的能力，也知道即使这样做了可能也徒劳无功，这些消息很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其他新闻里了。
这一切的突然转变，是因为新西兰政府介入了此事。一家新西兰公司拥有三鹿集团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当它发现三鹿奶粉的问题后，早在七月就通知了中国政府，但没收到明确答复。到了九月八日，新西兰通过外交渠道正式表达了关注。“外交无小事”的因素开始发生了作用，而且那气氛紧张的奥运会已过去了。
九月十一日，一场暴风骤雨式的行动到来了。官员开始下台，媒体报道蜂拥而至，企业被严查，清算的力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几乎所有重要的牛奶企业都卷入其中。它的高潮一刻发生在一份宣言出笼之际——一百零九家奶制品企业集体宣布要确保质量与诚信。他们做出犯错学生的表情，期望悔改。悔过书充满了这个时代的荒诞——质量与诚实，最基本的要求，变成了最高的准则。
你也猜得到他们忏悔的对象是谁，不是面对公众，而是面对政府。他们知道其中的轻重缓急，谁是其真正生死的决定者。他们在广告牌上大声喊出“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但是他们知道提供给中国运动员、航天员的牛奶是特殊的，它与市场上所销售的不同。在私下，他们也有难言的苦衷。在这样一个过度竞争的市场，所有人心照不宣地使用着共同的手段。整个社会都面临着信任的破产、道德的沦丧，你怎么指望一家商业机构能出淤泥而不染。
总有人要承受这破产带来的后果。在一份杂志上，我看到了蔡冲的黑白照片。他圆圆的脑袋上戴着个小帽子，上面还扣着一副太阳镜。他有一个扁扁的小鼻子，眼睛黑亮亮的，正专注地盯着什么在看，嘴巴抿起来，看起来挺认真。要再过几个月，他才会长牙，才会学着说话。他的父母等不到那些喜悦的时刻了。七月十六号，这个小家伙离去了，外科医生从他的尿道里取了两颗米粒大的结石。他或许还不知道痛苦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更不知道自己为何失去了生命。他的父亲买来的四箱六桶装的三鹿奶粉，还有四桶没有打开。仅仅六个月大。那时，还没人将死因和他喝的奶粉直接联系在一起。
第二辑 富强之后 奶粉的隐喻（3）
这个小家庭，像很多受害家庭一样，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下层，他们选择三鹿奶粉，因为它是全国性的名牌，又价格低廉。就在这些父母惊慌失措地拥挤在医院门口，等待为自己怀中的婴儿测试时；另一些父母则相当平静，他们的宝宝一直喝的是进口奶粉。它或许也解释了为何中国社会的竞争是如此激烈，人们是如此迷恋特权。只有你处在人群中的最上层，才可能过上一个基本安全的生活；只有特权，才可能尽量减少生活中残酷一面对你的压迫，或许正是因为饱尝那些压迫，那些人一旦获得特权，立刻表现出变本加厉的冷漠和傲慢。
“这是系统问题”，出租车司机也开始进行这样的理论性评价。充满义愤的道德谴责，似乎没有触碰到问题的实质；政府暴风骤雨式的解决方式，注定只能是亡羊补牢，而且你在补住了这个缺口的同时，却可能对另一个缺口视而不见，直到再有羊从那里逃出来；至于公众，则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所左右，他们像是一个个孤立的原子，问题解决的唯一可能是被媒体大规模报道，所以中央电视台门口总是站着上访的人群，他们胸前或脚下陈列着自己的冤情，面无表情、徒劳地等待着被关注；而商业机构，它们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它们没准备给这个社会带来某种新的可能性，其中所谓最成功的、最聪明的，乃知道如何利用现有的方式，最大程度地推销自己的产品。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正呈现出它的新面貌。它成功地将公众由政治人转化成经济人。政府权力退出的空间，迅速被商业机构占领，而政府自身也正迅速朝向商业机构演变——它们变成一个个利益团体。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追逐物质利益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惊人的高效。让经济学家张五常赞叹不已的“中国制度”，不正是他所谓的两千两百个县，像是两千两百个公司那样运转吗？他们在出卖土地、招商引资方面表现出强烈的饥饿感；而每个普通人则没机会让自己成长为一名公民，他们要成为的是消费者、投资者，将个人的丰富性弱化成单一的物质欲望，将全部能量都转化成积累；而商业机构一方面生活在对政治权力的畏惧和不确定之中，另一方面也找不到自身的挑战与平衡力量，他们经常将公共资源转化成私人利润，覆盖在淮海路边的电子屏幕，城市楼房中电梯里，甚至洗手间里的广告牌，这些空间不该属于任何人，但是它都转化成中国最成功商人的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了……
但是社会力量却迟迟没有生长起来。它本应给个人提供社区感，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演练他们共处与建设的能力。于是，在这一切转变过程中，没有什么力量平抚人们内心的剧痛，也没有什么地方收容那些失败者，或是受伤的人。支配整个社会的公共哲学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们只有对成功者的仰慕，却没有对失败者的同情。本质而言，人人都感觉到孤立无援，经常凭借虚假的乐观、迟钝，或者是一种轻视一切的犬儒态度来继续生活。
但地下的幽灵终有一日将来报复你。事实上，我们不正遭遇到报复吗？在三鹿集团辉煌业绩的背后，原来是幼小的生命的代价。你只能暂时庆幸，他不是你。生活中的那种深深的不安感不是已经笼罩了所有人吗？在名为《中国人幸福的一天》的短信中，你读到这样的话：“早晨起床，掀开黑心棉做的被子，用致癌牙膏刷完牙，喝杯过了期、碘超标还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吃根有洗衣粉的油条，外加一个苏丹红咸蛋，在票贩子手里买张车票，准时赶到地下烟厂上班，九点三十分偷偷用山寨手机看股票从6124点跌到1240点，中午在餐馆点一盘用地沟油炒的避孕药喂养的黄鳝……”
你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玩笑，但在这玩笑背后蕴藏着多么深刻的不安全感和无力感。倘若日后的历史学家想要了解二〇〇八年的中国，这则短信不容错过，它或许比北京奥运会、神州七号，更能展现这个国家的内在情绪。
（2008年8月）
第三辑 中国是不朽的？ 焦虑的盛世
最初，它听起来只是一个再荒诞不过的谣言。
为了修建奉节到云阳的高速公路，施工者在当地寻找十八名十二岁以下的童男童女，将他们填埋于桥墩之下，确保高架桥的稳固。
一周以后，谣言变得越来越绘声绘色，它有了明确的时间和地点，不时有人传出有孩子差点被劫走或拐卖的消息，并出现“一个孩子卖给工地价值四十万元”、“歹徒开始使用麻袋装孩子”的新谣言。
整个朱衣镇陷入了惊恐不安。中心小学三年级数学老师饶友桂后来对本地报纸说，不时有学生家长打来电话询问谣言的真假。在镇上小学门口，开始出现一些等待接孩子回家的家长。胡家幼儿园的园长李繁荣从一个家长口中了解到一个“确切”的拐骗案：“上周四早上，老供销社楼上姓李的人家，有一个九岁的男孩上学，结果被一个以宽檐帽遮脸的男子在后面追赶，孩子后来狂奔才甩掉对方。”
在这些传言两周之后，本地的派出所对前来采访的《重庆晚报》记者说，从未接到一起关于学生失踪的报告，也没有发生一起拐卖或绑架儿童的案件。负责这段高速公路施工的重庆渝达公路桥梁公司的总工程师夏玺，则对此感到滑稽和荒诞。
这则新闻在互联网广为流传。这个近六万人的镇子距离奉节县城三十二公里。处于四川盆地东部边缘的奉节，也是长江三峡的起始。它超过两千年的历史，因其在三国时代军事纷争中的要塞地位，和以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为代表的诗句的吟唱，而变得有声有色。在过去的十年中，它的命运则被三峡大坝这样浩大的国家工程所改变，旧县城即将被新建大坝的水位淹没。
在贾樟柯的电影镜头中，它像是今日中国社会的某种缩影：“两千年古城要在两年内拆迁，我的镜头跟不上这种节奏。”在这儿拍摄《三峡好人》的五个月里，贾樟柯发现故事的发展跟不上场景的变化。一开始，他能看到一座旧楼在远处，在短暂回到北京再返回现场后，楼房消失了，紧接着，另一片建筑又倒塌了，即使摄影机镜头保持着静止，里面的空间也早已面目全非。
在电影画面里，我看到了奇异秀丽的三峡风景，和一边不断坍塌的旧县城、另一边又不断重建的新县城，交织在一起。我一直在猜想，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内心该是怎么样的。我记得前往采访谣言的《重庆晚报》记者在朱衣镇的所见，“在许多山坡上可以看见高高的塔吊，山谷中有挖好的深洞以待浇筑高架桥墩”。对于曾经偏僻的县城，它们都是陌生而不可控制的闯入者。而此刻，像中国很多乡镇、村庄一样，朱衣镇上大部分青壮年已外出打工，家中留下的多是老年人和上学的孩童，他们正是最难以抵挡意外灾难的群体。
我无法描绘这则出现在二〇〇七年一月中旬的新闻给我带来的奇特感受，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起了哈佛大学汉学家孔飞力的著作《叫魂》。书里的故事发生在一七六八年的中国，也是从修建桥梁开始。一开始，人们相信为了确保打桩的稳定，一位石匠将活人的名字写在纸上，贴在木桩的底部，打入河中，吸走了受害人的精气，他们称之为“叫魂”。这个谣言随即演变成另一种形式，一些云游僧人偷剪陌生人的辫子，以药迷人。不到三个月时间，恐慌已从浙江的德清县扩散到长江上游的汉阳府，它们相距千里之遥。那是乾隆晚期，经过康熙、雍正及乾隆漫长而稳定的年代，中国正处于它的黄金时代之一。根据孔飞力的精彩分析，这则最终演变成全国性事件的谣言，是宫廷与民间都存在的深深的不安全感的反映。皇帝将之视作一场政治事件，借此清理越来越难于应对的官僚体系的惯性，而对于公众来说，则是他们越来越强烈的生存焦虑和不安全感。中国的人口从一七〇〇年的一亿五千万，到一七九四年增加到了三亿一千三百万，资源变得过度匮乏，同时商业的繁荣正使得地区间的差异加剧，人们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正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左右，却不知道如何应对。很多时刻，谣言是这种无助情况下的缓解方式，人们需要一些虚构的对象，来将那种内心一直不安的原因归罪给它。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实验场。这不仅因为它创造了如此之多的物质财富，还因为我们看到仅仅一代人的工夫，我们压缩式地度过了数百年的历史。人们经常是一觉醒来，就发现那个熟悉的世界坍塌了。个人在这种巨大的、突如其来的、不可抗的、经常是杂乱无章的历史变迁中，显得格外无力。就在我阅读到这则新闻时，北京地区正在流行着“病猪肉”谣言，它轻易地勾起过去几年中人们一直不间断的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又与对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司法系统、官僚系统的不信任，奇妙地糅合在
一起……可以想象，不管政府多么有力地表明立场，这种谣言在未来仍会层出不穷。它不仅是因为通讯手段的发达，更是因为社会心理的失衡，公共的信用系统已崩溃，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其实和朱衣镇的那些家长拥有着同样的不安全感。有时，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仿佛一个人，虽有着庞大的四肢，却头脑空洞，内心焦虑不安。
（2007年7月）
第三辑 中国是不朽的？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1）
一
二〇〇七年八月到九月，我与几个朋友在一起旅行。路线虽不确切存在，却充满象征意义。从黑龙江的爱晖出发，一直到云南的腾冲。在地图上，这是一条斜线，一位叫胡焕庸的人口地理学家在一九三五年创造了这条线——爱晖—腾冲线，它也被称作“胡焕庸线”。以此线为界，约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百分之四十的东南部地区，百分之六的人口居住在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西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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