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４１成才与暴物
成就人才，即是栽培子弟；
暴殄天物，自应折磨儿孙。
［述论］
一个真正的人才，是得之不易的，需有良好的天资禀赋和合理的教育培养。然而，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着学术技艺传子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保守的传教思想，使得许多极有才赋的人员，得不到应有的教育而荒废其才；使得许多精学绝艺因无合适的学习之人，而失
之于世。或因只传内不传外，而使许多精学绝艺得不到广泛的传扬，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这是十分可惜的。
虽然二千多年前的孔老圣人就创立了广招弟子，聚众传学的教育方法，确立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但保守的内传旧习却一直得不到彻底的根除。自己的儿孙，有时不见得正合适接受家传。若是能将花在自己子弟身上的心力，也同样兼及一些有才而无良好环境的他人子弟，也许将来成功的就是这些秉赋好的孩子。明代左光斗，召史可法拜见其夫人时说：“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者，惟此生耳。”即是如此。
善不必由己出，种树的未必乘凉。然而，看到树苗卓然长成，有许多人在底下乘凉，不也是很愉快的事吗？孔夫子广招门徒，传道授业，其思想日传日深，至二千多年而不衰不竭；愈传愈众，传之中华大地，传之四海之内。真乃谓功德无量！自己思想有传，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呢？真所谓“成就人才，即是栽培弟子。”
至于暴殄天物，浪费钱财，则必使儿孙贫困。暴殄天物，挥霍浪费之徒，必然是不思求取，懒于经营之辈。坐吃山空，而不思创造积攒，金山银山也会被吃空玩空。隋炀帝肆意挥霍，暴殄天物，荒淫无度，偌大隋国十四年便断之乎也。暴物之徒，岂能给儿孙留下财物？再者，暴物之徒，必是思想腐坏、恶迹斑斑之辈。儿孙一旦染之恶习，承其坏行，再富之家，又岂能经得代代儿孙糟踏？恶习相传，其家道必败，其子孙必苦。说天报有应无不可，说折磨儿孙亦为实。
故有才之人，当育人子弟，使更多的人接受教育，于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自己的才学思想的发展完善亦是极为有益的。不可独占之，孤传之。故有财之人，应当思物力维艰，来之不易。既珍惜自己的血汗，又以善心德行教染儿孙，更以财物接济穷人，积善以成圣人。儿孙学之，便又善德相传，家道也就永远盛传了。
１４２和气平情与藏器待时
和气迎人，平情应物；
抗心希古，藏器待时。
［述论］
以祥和的态度与人交往，以平等的心情去应对世间万物，必然事事遂顺，家兴业兴。《论语·学而第一》中也说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就是说，礼的作用，在于以和最为可贵。过去圣明的君王治理国家，也是以和顺为最好，小事大事都以此为原则办理。但也有行不通的时候，如果单纯为了和顺而求和顺，不是用礼法规矩加以节制，就会事与愿违。
“和”除了有和顺的意思之外，还有一个更为贴切的含义--从容不迫。能从容不迫地待人接物，大事小事才能做得有礼有节，游刃有余，不偏不倚。《增广贤文》里有“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乡党和而争讼息，夫妇和而家道兴”的说法，可见以和为贵，则万事皆兴。
由于能保持平和的心境和静穆的心态，所以我们才能以公正平等的心去体贴万物，而不抱偏见；才能保持正常的判断能力，而不为物欲所障目窒心。心和则气平，气平则胸宽，胸宽则自谦，谦恭则处众。交往之道，只在一个“和”字上。和则心静，方能静以省身，静以察世，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论语》)。
一个人生而为人，绝不愿过一种平淡的生活，必然有坚强的信念和远大的理想，作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催化剂。也许我们感到自己生不逢时，没有处在诞生英雄的乱世。但是我们是否以“古人能，我何不能”来自我勉励，自我期待过呢？孔子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虽然指做学问的高下，但为人为事也存在着目标大小，追求远近的问题。更是需要自我支持和自我嘉许的自信心和英雄气。
当然，成功有时并不是躁进，而是蜗守忍耐。当“智慧”已经衰退，“天才”无能为力，“机智”和“手腕”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们便需要韬光养晦，藏器待时了。这时，忍耐便成为机遇与成功的代名词。于是坚持成为成功的铺垫，不可能成为可能，一切都变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了。
在别人自弃隐退的过程中，你却正迈上以忍耐求成功，于坚持求胜利的旅途。
１４３矮板凳与好光阴
矮板凳，且坐着；
好光阴，莫错过。
［述论］
老子《道德经》第八章上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其核心思想，就是要人们为人处事应如水一样平静利物，甘居下地，等待时机，安然处顺。板凳虽矮，心却不矮；坐待善成，诚于济人。平安无事，就是人生的良辰美景；我们不去平心静赏，还苦苦争斗什么呢？人生不满百，何怀千年忧？
道家主张谦下养生，以退为进，与儒家的精进利生和佛家的圣净无生合为三面古镜，以教人自然自明人生的趋向，应当何去何从，或在某一时机、某一地位如何自知自处。水，具有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争利的德性。正如古人所言：“到江送客棹，出岳润民田。”只要能做到利人利物，就永不推辞地去做。一个人要想做到如水一样至柔至刚、至纯至净、至容至大的胸怀和气度，就要效法水甘居下流的自然善行，退让不争，达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境界。
光阴若流，逝者如斯。如何把握短暂易逝的人生，而不辜负大好时光呢？首先，就是要珍惜时光，爱惜青春年华。既要有入世的情怀，更要有出世的境界。不为物役，不为欲累，守持一颗平静而快乐的心，来体味自然的博大和人生的奥义，领略人生的无限风光。即所谓的“风月无今古，情怀自浅深。”
只因观者心情不同，天下万物并无常见。古人的诗句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非花流泪，而是人心悲戚，欲泣如诉；非鸟惊心，乃人心的悸恸不定。对于人生的态度，可以精进求生，亦可退避求生。二者本无高下，只在内心一念。人生苦其短，复何苦求之。处世如一梦，自在由本心。人生须努力，但诸事不可太过执着。执着过度，则拘泥、则争斗、则苦恼。即便争得一人霸天下了，从而患得患失，忧心忡忡，又有何趣味和快乐呢？
中国古代的田园诗中，有一种特别的情趣。那种恬适与自然的契合，着实只有身处其间的人才能体味那不可言明的快乐。即如陶潜的诗云：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等等诗句，潇洒自然，如脱尘俗。能得此乐，夫复何求？
１４４良心与正路
天地生人，都有一个良心。苟丧此良心，则其去禽兽不远矣；
圣贤教人，总是一条正路。若舍此正路，则常行荆棘之中矣。
［述论］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就是说，人类与禽兽的区别就那一点点。一般百姓丢弃了它，君子却保存了它。舜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类的常情，所以他能自然而然地按照仁义去做，而不是把仁义当作工具来使用。其中，那个“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与禽兽相异的东西，就是我们称之谓“良心”的人性。
对于人性，中国自古有“善”与“恶”两论。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说，苟子主张人性本恶论。各执一端，莫衷一是。但“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却流传下来了。为何？因为人们相信人之为人、本性善良，是天地化生于人的内在本性，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所谓人之有别于禽兽者，就是因为人有是非观、善恶观，也即古人所讲的恻隐之心、羞
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和不忍之心。孟子又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其实，上述所说的“五心”，也就是人性的基本良能与良知。这些因素相交织，从而成为我们内心的善性，便是良心。
古之先贤圣哲，在如何为人处世上，给予了我们以很好教导。其中就作人的原则来说，班固在其所编著的《白虎通义》 中，引用了董仲舒所概括的“仁、义、礼、智、信” 五个要素：“仁”即人们互助、互爱、关怀、同情诸品德的表现；“义”就是做应当做的事，言论行为皆显公正、合时宜；“礼”是人们交往的规矩和对他人的态度；“智”即有才识而能懂事理，明是非而能措止合宜；“信”即信用，言而有信，诺而必践。这五者称之为“五常”，也就是五条正确的轨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可见，人生天地之间，对自己和他人都不可慢待和轻忽，而应当遵循做人立德的一般原则，沿着古之先贤圣哲和今之志士仁人所走过的正路向前迈进，则一往无前。
如果良心荼毒，性情险恶，则必然害己害人，招人唾骂而不齿于人伦，终究会走入人生的死胡同。
１４５务本业与当大任
世上言乐者，但曰读书乐，田家乐。可知务本业者，其境常安；
古之言忧者，必曰天下忧，廊庙忧。可知当大任者，其心良苦。
［述论］
中国古代有一种好家教，叫作“耕读传家”，可谓流传深广，深入民心。许多古旧住宅的匾额上，很容易见到这四个字。就是今天，在许多农村新建住宅的门额上，还时常会见到“耕读”二字。为何？这是因为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而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所以，耕读传家既学做人，又学谋生，把书本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失为一种好的教育目标。
但是，就中国古代早期教育的学旨而言，实在是以“诗书传家”为目标的。其目的就是培养有道德的人，就是孔夫子所期望的“君子”。因此，孔子轻视生产劳动，乃至轻视生所必需的其他本领。对同他请教种田知识的学生樊迟，不仅推开不理，而且加以批评。直到元代儒者许鲁斋提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的挑战，才打破了士不入农的教育旧范。
如果士君子都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甚至弄到无以为生，则学何继？业何传？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以礼义治邦，故以读书为乐事，以耕田为乐事，就算是抓住了人生的根本。有田种，则有饭吃，就解决了生计问题；有书读，则知礼义，就解决了道德问题。家境殷实，而又德性高尚，自然是能够安身立命了。这难道不算快乐的事情吗？
读书求知，耕田持家，虽说不失为一种赏心乐事的百姓生活，然而与念及苍生、胸怀君国的大业来比，确有高下之分野。可见，小人之乐固易得，而圣贤之忧实难去。古今仁人君子，胸怀宽广，心覆天下，忧百姓之疾苦，忧君国之安危。身处山木野居之所，而不忘学习经世伟国之才略；身居轩冕庙堂之上，而不忘天下黎民百姓的穷困艰辛。或舍身取义，或杀身成仁。就是因为他们有心存天下、不计身家的无私心怀，从而成为涤荡历史污泥的清流，而永垂史册，彪炳千古。
因此，古今能担当大任者，必有无私之心，有浩然之气，有过人之虑。他们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甚至不惜为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危而英勇献身。就是身为一个普通百姓，难道就应该只想着自己身家性命吗？
１４６好生与造福
天虽好生，亦难救求死之人；
人能造福，即可邀悔祸之天。
［述论］
生命是可贵的，然而却有人因贫困而厌世，因挫折而轻生。在轻生的人流中，往往是那些涉世未深的青年居多。对此，我们暂不去讨论他们的家庭教育以及他们的人生导向如何，对于他们正值豆蔻年华，处在人生最美好、最灿烂的时候轻易求死，仅仅以生命的角度来考虑，只能为之扼腕而叹息。
“哀大莫过于心死”，心去人难留。上天虽然希望万物都充满生机，却也无法救治那些心死之人。对于这些学生，最可悲的是仅仅受到一点挫折，就“心死了”。为了逃避挫折，而把生命割让给挫折。人生在世，没有任何挫折是不能放下的，没有任何结是解不开的。抛弃了所有身外之物，就什么都放下了，什么疙瘩都解开了。福祸往往由人自取，明知为祸而不知避，天也救不得的。
大家都读过巴尔扎克的小说，都熟悉那个守财奴老葛朗台。他的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躲在自己的小房子里数自己的金币。就在临死的时候，他还要紧紧抓住牧师的镀金十字架，恨不能把所有的钱财都带进棺材里。现实生活中，那些“生为钱财累，死为钱财憾”的人，何等愚痴！也可以说是最可怜的人。因为他们既不知道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又把自己的生命委诸于身外之物。这种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已死了，因为他早已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钱财的奴隶。
人总是要死的，死要死得其所。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重如泰山。就会像革命烈士一样：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只有知道了生的意义，才能明白轻生的可怜、愚昧，才能在需要献身的时候，用肉体的死亡来换取精神的永生。
古人讲：人生的福祸在天道。其实，这天道就是人心的善本。人要得福避祸，就要反观自我，反省本心。心正心活，则命自久长。世界名著《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青年时期曾有过一段放荡的生活。他不好好读书，像一般贵族纨绔子弟一样，天天赌博，借债，鬼混，玩忽人生。后来，他厌倦了上流社会的这种生活，对自己非常不满，认为自己的放荡行为无异于禽兽。
为了痛改前非，他把错误的原因一一查找出来，归结为八条，记在日记本上。这样反省本心，好象霹雳打在他身上，使他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他认为，人生只有两件事是真实的事。一件是选择，一件是死亡。为了同放荡的生活彻底决裂，他毅然跟着哥哥尼古拉到高加索去。在炮兵连队当一名下级军官，并逐步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终于成为誉满全球的文学巨子。
由此可见，人生欲得福免祸，成就大事，唯有自心反省，培植元气。天道福善祸淫，并非说的是巫算卜筮之词，而是事物运作之法则。善本是福路，淫欲为祸苗。人事本来就是如此，福祸在人而不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