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接着热热闹闹地说下去。说着、说着，她突然冒出一句：“跟前没人了，你要吃得好一点。”
她不说“谁”跟前没有“谁”了；她也不说“谁死了”她说“跟前没人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明白了这样的时刻，不论我怎样做，都不可能让她不去想那即将到来的背水一战。她想的肯定是她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我体会到了心如刀绞的滋味。我甚至也听见她的心被慢慢撕裂时的钝响。
很不风雅。“吃”在我们的一生中，几乎是最重的心思和负担。
过去妈老是为我们怎么才能吃饱而忧心，这几乎就是我们家的苦斗史。
所以妈要叮咛的，首先还是这件事。
我和妈也总是为了“吃”而吵架。
我规定她必须吃的东西，她老是舍不得吃，老想省给我、留给我。就算不是省给我、留给我，也还是省着、留着，直到留坏了、留烂了，她还是留着。也许是穷惯了。我到现在也不习惯自己和妈、和女儿享受一个水平的待遇。唐棣没有出国以前，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反正唐棣是我们共同的重点保护对象。唐棣走后，她就变成了天字第一号，先生是第二号。
回想我这辈子跟妈吵的架，基本两大类。一是不听她的话，净跟她不满意的男人恋爱、结婚；再就是让她吃好，她老舍不得吃。
其实妈并不想包办，干涉我的婚姻，只是她对我要嫁的男人要求太高。凡是我为之受累、受苦、受罪，让我生气、要我无穷无尽地服侍的男人，哪怕他是天字第一号的男人，也算不得好男人。
可是，不让女人为之受累、受苦、受罪、生气、服侍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她去世后胡容对我说，她十分不满地对胡容说过：“我都不让她生气，可是别人倒老让她生气……”她说的这个别人就是我的先生，纵观世上的夫妻，哪儿有不置气的呢？
过去妈是很爱“参政”的。并把她的“参政”叫做“提醒”。从我的写作，到结交的人等；到往来的应酬；更不要说是恋爱结婚……有些意见我从未认真听过，有些意见干脆不听，为此我们常常发生摩擦。
其实好的“参政”和一般人的好事大不相同，她是怕我处事不慎、招灾惹祸、吃亏上当。说到底，妈的“参政”是对我的守护。她老是不放心，总觉得我头上悬着一把利剑，那把剑随时都会掉下来扎在我的头上。她得时时守护着我，按妈的说法，也就是“提醒”着我。
“提醒”一次两次还行，时时“提醒”，我就烦了。一烦，就会和她呛呛起来。一呛呛，就免不了生气。我老是对她说：“妈，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虽然我们常常争吵，可我知道妈是为了我好。知道她是为了我好，也不一定就能采纳她的意见，甚至没有采纳过她的意见。
我们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发现妈有些不同。怎么不同？我也没去深想，听了胡容的话才猛然想起，她不大“参政”了。
过去可不是这样，她的“提醒”有时真让人火冒三丈。
为什么她不再“提醒”我了？
虽然她没有做过解释，我现在猜想，很可能是因为我把她接到美国，让她和日夜想念，甚至想得大病一场的唐棣团聚了几个月，是恩重如山了，更何况以后我还要带她再去美国，她欠我的岂不更多、而她又不可能放弃看望唐棣的机会，却又时刻都在想着如何报答我的这份情义。
她怎么不明白，她能把我拉扯大，岂止“含辛茹苦”一类的字眼所能容括？我就是把自己的命舍给她，她也是受之无愧的。我用得着她的报答吗！？
但是爱女莫如母。虽然我无法对她说清，但她深知我心中的苦楚。她深知再不能增加我的精神的负担，不然我就要崩溃了。而对我最现实、最好的报答就是别让我生气，别给我再增加精神上的负担。一点也不能了。不但不要给我增加精神上的负担，还要想办法让我高兴一点。这从她写给唐棣的信上可以看出。妈去世后，唐棣把它们的影印件寄给了我。
由于视力日衰，后几年她给唐棣的信很少，但每封信里都表达了对我精神状况的忧虑。
她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在电话中谈到我去看你，这是我最希望听到的话题。你离开我已经两年之久，怎能不想呢？真想马上见到你。这是我最后的寄托，以后又如何呢？想是感情的促使，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难办的问题。如果我去到你那里倒不十分难，买张机票就走了。我也不用人送，可是一想你妈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北京，她的思想上有那么多痛苦的负担和压力，把她丢下（尽管是几个月）我也不忍心。她每天都在苦恼中生活，所以我下不了决心……
希望你劝一劝你妈，她有时想不开。事情已经如此了，就得想开。我真怕她神经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号的信中写道：“……等你以后有了工作，有了经济基础，有了住房，我身体又没什么病，看看你妈妈情绪好些，我一定去看你一次。以上这些问题我都挂念，尤其你妈，我走后她一个人在北京……再一想我已经是快八十岁的风烛残年了，我还能活几年、感到很矛盾……“你妈五月二十号左右去美国，你们俩好好呆一个月吧，你劝劝你妈，别那么过于好生气，那样，只有摧残自己……你妈现在精神好像有毛病，一件事没完完了地说，脾气特大，我真担心……”
一九九0年八月六号的信中写这：“你妈回到北京以后，由于心情不怎么愉快，所以更年期的病又复发，整天出大汗、急躁。人家说这种病怕受刺激，我们都应该想办法使她得到些安慰。你有时间能给她多写些信，找她愿意听的事情说。姥姥嘴笨不会说什么，她有时急了说些话不对，这是病态，我们应该原谅她，这不是她的肺腑之谈。有人说更年期的病有时一年、半年之久……”
一九九0年十二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生活的担子够她呛的，我不能帮她的忙，反而累着她。我过意不去。我什么忙也不能帮她，她真可怜，精神老不愉快。我随便说说，你别往心里去，也不用说我给你写信的事……”
一九九一年五月七号的信中写道：“她很忙也很辛苦，所以她有时发脾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心很善良的，自己舍不得吃，给我和老孙吃。有时我很难过，花她的钱大多了……”
※ ※ ※
正像她在信中说的，为了让我高兴一点，她甚至放弃了对我的守护。免得她的“提醒”与我的意见相左，从而使我心情不快或伤了我们之间的感情，虽然我们吵过就算，但她也不那么干了。
她不“提醒”，不等于她想象中的，悬在我头上的那把利剑就不存在，它时时都在她的眼前晃动着。可是，既然她已经决定不再让我生气，她就只好咬紧牙关不吱一声。
对我和唐棣的爱，简直把她的心撕成了两瓣。
她并不知道，我虽然不听她的意见，不满意她的“参政”，可是我却需要她的“参政”左右在我的身旁。
※ ※ ※
我振作精神，继续努力扯三扯四，想要岔开这个话题。可是她又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你也成人了，书包也挺有出息，我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她果真没有什么牵挂了吗？其实何曾放心得下。说她没有什么牵挂，实则是要我别牵挂她：她去得无恨无悔，花开花落自有时地无可遗憾、也无可挽留。
我心痛得不知如何把局面维持下去。
她并不理会我的神态大异，硬起心肠往下说。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时机，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勇气，“时间长了就好了，我不也孤独了一辈子吗？”
这不是在交待后事么？
然而她要交待的岂止是这些？
也许她明明知道，就像往常一样，这些话说也白说，这一件我也不会落实，那一件我也不会照办，可是她又不能什么都不嘱咐，撒手就走。
她肯定想到，从此可能就是撒手一去，今生今世再也不能相见，她有千条万条放不下心的叮嘱，无比琐碎又无比重要。她就是再活一世。就是把天底下的话说尽，也说不尽她那份操不完、也丢舍不下的心。事到如今，也只有拣那最重要的说了。
以后，我想过来又想过去，怎么想都觉得妈这三句话，可能把她想说的全都包容进去了。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种把人生完全了然的平静和从容，倒让我感到分外地痛楚。我那费尽心机压在心里的悲情，一下就冲破了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提防，汹涌泛滥、无可拦挡地没过了我的头顶。我再怎么努力也维持不住为表示前途光明、信心有加、心情宽松而设置的笑容，只好趴在她的膝上大哭起来。
一向爱掉泪的妈，这时却一滴泪也没有，静默地任我大放悲声。倒是她反过来安慰我：“没事，没事！”
其实妈是很刚强的人，或者不如说她本不刚强，可是不刚强又怎么办也只好刚强起来。
她的刚强和我的刚强一样，不过是因为无路可走。
这样的谈话，自然让人伤痛至极，可她这要走的人，反倒能捂住那痛而至裂的心。这要使多大的劲儿？我都没有这力气了，妈有，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光了的妈还有。
祝大夫曾说：“老太太把全身的劲都使光了。”我想他也许错了，到了这种节骨眼上，妈还能拚却全力地护着我，而且如此的绵韧、深阔。
但是，妈，您错了。时间长也好不了啦，您其实已经把我带走。
※ ※ ※
也曾闪念，要不要叫唐棣回来。
这两年，妈常做安排后事之举，好像她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号她在给唐棣的信中写道：“……通过电话以后，我的思绪万千，我真高兴！我有你这样一个好孙女。感激你对姥姥的关心、体贴。为了让姥姥高兴，不惜辛苦劳动挣钱给我打电话，每次电话费要花很多钱。我真感激你，长大了，有了学习的好成绩，也没忘记年迈的姥姥，还约我和你妈同去美国，你带我们去玩玩。难得你有闲的机会。谢谢你——我的好孙孙，明年在你毕业时，你妈一定去（现在正联系机票呢）参加你的毕业大礼。你妈全权代表我祝贺！”
“我去你那里，只是为了看你，不是为了玩。我已是年迈的人，这样的机会很少，也只有一次。所以得周密考虑。这是我今生最后一次机会，再没有第二次了，所以我特别珍惜它，留着这个机会，不用。使我精神永远有寄托、有个盼望。所以先留着它。
“如果明年匆匆地去了，时间又不长，仅是一个月，花那么多路费也太浪费了，所以我决定明年先不去，等你考上研究院，或者工作和结婚，那时我再去。住个一年半载的回北京。我不能在你那里久住，你刚工作，必须奋斗使自己能站住脚。我哪能累着你呢。你妈妈工作有了成绩，我只好累着她，她是我的女儿。在北京度我的有生之年。可能的话，你两三个月给我打次电话，我就满足了。我估计二年之内去看你吧。但取得你（这里是否有漏字？——笔者）的同意，我自己就可以去，你妈认识一个空中小姐，我还不糊涂，最近身体比前些日好多了，你放心吧，活两三年没问题……”
※ ※ ※
妈去世前，我从不知道她给唐棣写过这封信。
尽管妈非常想念唐棣，但她知道条件尚未成熟，也从未表示过去看唐棣的愿望。
我们后来安排妈到美国去，完全不是这封信的影响，而是时机使然。一个偶然的、也是特定情况下的机会，使我能在美国停留一年，这是妈探望唐棣最好的时机。唐棣毕竟还是个孩子，没有多少顶门立户的经验。我不也是这几年才知道照顾妈的吗？而且还常常顾此失彼，完全谈不上体贴入微。如果把妈交给她一个人，是有一定困难的，只有在我的陪同下，妈才有可能去看望她。
现在，当我读这些信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
她果然是在写这封信之后的两年去看望唐棣；
她果然在美国住了五个月，正像她说的“住个一年半载……”。我本来打算让她在美国多住些日子，从一九八九年八月开始就请先生帮她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这些手续一办就是半年，到一九九0年二月，妈才如愿以偿。这个速度堪称世界之最，要不然妈还可以在美国多呆半年，那就真能像她说的“住个一年半载”；
她果然只看望了唐棣一次，果然成了她“今生最后的一次机会，再没有第二次了”。她没有等到一九九二年我再带她去看唐棣就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去美国探望唐棣的时候，只能带着她的一块骨灰了。当我取道法兰克福飞越大西洋，纽约已遥遥在望的时候，我默默地对她说：“妈，您就要再见到唐棣了。”可是她已然不能再用她的欢声笑语来回应我的激动；
她果然在这封信之后又活了两年多，应了她“再活两三年没问题”的话；……
她也曾两次嘱咐我：“我要是有个山高水低的，别叫唐棣回来。”不过那时候她还没有显出病态。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次是我们从美国回来不久，秋天的一个上午，阳光很好的样子。我站在她的房间里。她穿着一件前开口的宝蓝色的小毛衣站在电视机前，一边摆弄着柜子上的什么，一边对我说着这句话。妈常穿那件毛衣，因为合身，不像别的毛衣穿上去总是显得臃肿。
就在这封信封里她还写道：“……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万别回来，你回来也拉不住我。冒着坐飞机的危险何必呢。只要你听姥姥的话，别回来，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所以妈在住进医院之后，从未主动提过唐棣。
我想，她不提，是怕提起来更加心痛；
她不提，是为了唐棣的前程；
她不提，是为了安定我的心。因为她一提就等于“提醒”我，这一回她可能就活不成，否则为什么叫唐棣回来，那不是要和唐棣诀别又是什么，这一来可不就捅破了她和我都在极力掩饰的凄惶；
她不提，是怕我为难，她默默忍受着，这，也许、可不就是、真的，死别。
可是她不提不等于我不想。我真的为了难！
这个时候她一定非常想见唐棣一面。
我想把唐棣给妈叫回来，可又怕吓看她，那不等于告诉她，形势险恶，凶多吉少。否则为什么惊动唐棣，这会不会给妈造成压力？而任何思想负担都可能削弱她闯过这一关的力量和勇气。今天也许还活着，我还能天天看见她。
我要是不把唐棣叫回来，万一大事不好，我一定会为此而追悔无穷。尽管这是妈永远不会说出口的愿望。
唉，实在想不出一个两全之计。……
当我后来看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号妈写给唐棣的这封信的时候，方知妈在活着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如今的悔恨，并早早为我们如今的悔恨开脱了我们的责任——
“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万别回来，你回来也拉不住我。冒着坐飞机的危险何必呢。只要你听姥姥的话，别回来，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 ※ ※
我尽量甩开这些忧虑，寄希望于我的直觉。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妈的手术一定成功。
手术确实成功了，可妈还是带着没和唐棣见上最后一面的遗憾去了。
我对妈确实太残忍了。
我何曾孝顺过她？！
唐棣倒是常来电话询问妈的情况。
唐棣才是妈的一剂灵丹妙药，就像她在一九九0年十月一号给唐棣的信里说的那样，“听了你的电话后，像吃了灵丹妙药，心里多么愉快。多大的安慰呀……书包，我是多么爱你，有了你姥姥才活得有劲，否则还有什么意思……”
我这时变得非常唯精神力论。几乎每天都对妈说唐棣有来电话，殷勤地、真真假假地报道着有关唐棣的消息，为的是让她知道我们对她的眷恋，她也就会更加眷恋这个世界，这不都能增加她和死亡斗争的勇气？
每每我向她转述唐棣的电话时，她脸上的皱纹就舒展开来，那不仅是深感安慰的表现，还包含着别人无法攀比的满足——她不再像从前一个人拉扯我苦斗那样哭天不灵、叫地不应。在她生病的晚年，两个那么有出息的女儿在为她牵肠挂肚。
这两年她常说：“我这个小老太太，怎么生了两个这样的女儿？”
言语里满是苦尽甘来的况味。还有对自己居然创造了这样两个人的自得。
她所谓的“这样”的女儿，就是她常对胡容说的“她们都很争气，我再受多少苦也是值得的”女儿。
当然也有一些迷惑。自己那样一个忍气吞声的人，怎么生了两个这样不肯忍气吞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她把唐棣也算做她的女儿了，她是完全有权力这样说的。
※ ※ ※
我告诉她，唐棣找到了新的工作，这家公司在中国开有工厂，她可以借工作之便经常回来看看。
妈满意地说：“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一切都按照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唐棣说她年底回来，您手术完了再把身体调养好，等她回来，她要带您吃遍北京的好馆子。”
她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我对妈说的这些话，妈都如数家珍地对她重复过。
我又尽量找些讨妈喜欢的话题。
“妈，瞧您生病也会拣时候。秋天正好做手术，天也凉了，不容易感染，躺在病床上也比较舒服；我才五十四岁而不是六十四岁，完全有能力来支撑这场手术；我手头上的稿子也全清了，无牵无扯，正好全力以赴；赶巧宋凡同志能帮上这个忙，不然谁知道要等多久才能住进医院；您每次病好出院都能住进一个新家……”
或是谈妈的宠物：“您的猫可真行，那天它吃食的时候脑袋一甩一甩的，我想，它在干什么呢？仔细一瞧，它在吐馒头丁呢。原来它把馒头上的鱼和肝嘬完后就把馒头吐了。”这时，妈脸上就会漾出些许的笑意。
或是谈我们未来的日子，“咱们新家的地理位置相当好，离前门、西单都很近。比西坝河热闹多了……”
“楼下有街心花园吗？”妈很关心这个，因为她每天得到街心花园去散步。
“有个小花园。不过我还给您个任务，每天让小阿姨陪您到前门法国面包房去给我买个小面包，不多买，就买一个。这样您就每天都得去一趟。既锻炼了身体，也等于上街看看热闹。咱们家到那个面包房还不到一站地，按您过去的运动量，走一趟没问题。”我得说是给我买面包，我要说给她买，她就没有那个积极性了。
“过马路也不用愁，刚好楼下就是地铁的通道，反正有小阿姨扶着您，上下地铁通道没问题。”
“新房子的楼梯陡吗？”
“不陡，上下很便当，楼梯还挺宽的。还有电梯，您愿意坐电梯或是愿意走，都行。”
九月十九号，星期四，我最后签字同意手术。
手术订在九月二十四号。我默念着这几个字的谐音，心里净往好处找补地想：这就是说，妈至少会活到九十二岁才去世。
手术方案有过反复。
原定的手术方案是经蝶。如果采取这个方案，手术时妈的颈椎就要后仰九十度。这对老年人很危险也很痛苦，所以需要全麻，而全麻又容易造成老年人的死亡。这是一。妈的瘤子又大部分长在蝶上，如果经蝶并不能将瘤子完全取出。这是二。
最后还是决定开颅。
甲戈大夫和王集生大夫都是多次做过这种手术的主治大夫了，但是他们一再对我和妈说，“为了老人的安全和让老人放心，手术由罗主任亲自主刀，我们在旁边做他的助手。”
我很明白。也很感激他们的这份心意。但凡有些真才实学的人，谁愿意甘败下风？
甲大夫向我说明了手术方案。半麻醉，加针刺麻醉。加镇静催眠。由于老人对痛疼的反应不很敏锐，这个麻醉方案通过手术估计没有问题，而且比全身麻醉安全多了。甲大夫还建议，术后不必住到监护室去，那里虽有机器监护，但是一台机器看六个病人，万一护士不够经心，还不如就在病房给妈单独请一个特护。妈住的又是单人病房，很安静。只要妈那边一进手术室，病房马上就进行消毒。这样护理起来可能比监护室还好，手术当晚由甲大夫值班，发生什么问题自有他在。
我觉得他考虑得很周到，便决定按他的意见办。
决定手术后的这段时间里，妈还不断给我打气：“我的皮子可合了，肉皮上刺个口子，不一会就长上了。”
我接受了妈的鼓励，因为我怯弱的心正需要这种支撑。
妈的皮子确实很合，可是我们都想得太简单了，在脑子上动刀子和在肉皮上刺口子怎么能同日而语。
第3章
九月二十二号星期日是中秋节。我和妈两个人难得地在一起过了这个节。要不是妈生病住院，我还不能这么明正言顺地同妈在一起，过上这么一个实在是算不了什么节的中秋节。
自从再婚以后，每到年三十先生和妈吃过年夜饭，就把妈一个人撂下，陪先生到他那边去住。
也设想过妈和我一起到先生那边去，或先生在我们这里留下来。可是妈不肯到一个她觉得不方便的地方去和我团聚，先生也不愿意在一个他觉得不方便的地方留下来，我又不能劈做两半。
最后还是自己的妈做出牺牲：“你还是跟他到那边去吧。”
我只好陪着先生走了。并且自欺欺人的想，反正大年初一一早我就会赶回妈这边来；好在妈对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还有兴趣……她该不会太寂寞吧？
我想妈懂得我的心，就是我不在她身边，她也知道我爱她胜过他人。
我终日为他人着想，却很少为自己的妈着想，老是觉得“来得及，来得及”，妈的日子还长着呢，好像妈会永远伴随着我……我甚至荒谬地觉得，妈还年轻着呢。虽然我知道谁也不会永远活着，但轮到妈身上却无法具体化。
所谓的为他人着想，不过是牺牲自己的妈，为自己经营一个无可挑剔的口碑。我现在甚至怀疑起一切能为他人牺牲自己亲人的人。
可是妈先走了，想到那许多本可以给妈无限慰藉，欢愉的、和妈单独相处的时光却被我白白地丢弃了，那悔恨对我的折磨是永远平息不了的。
更多的时候，我会怀疑起来，万一我想错了，万一妈不懂得我的心呢？我不敢想下去了。
我甚至想到鲁迅先生写的“阿Q”。在强者面前微笑，在弱者面前逞强的势力、自私。
妈虽不是弱者，却因爱而弱。在这人世间，谁爱得更多，谁就必不可免地成为弱者，受到伤害。
每逢佳节倍伤情，可能是我和妈的一个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情结。
本来人丁就不兴旺，更没有三亲六故地往来。从幼年起，就跟着妈住她任教的小学单身宿舍。在食堂开伙，连正经的炉灶都没有一套。馋极了眼，妈就用搪瓷缸子做点浑腥给我解解馋。一到年节，看着万家灯火，就会倍感那多盏灯火里没有一盏属于我们的凄凉。我们那个家就更显得家不成家。少不更事的我还体味不深，就是苦了妈了。
渐渐地就不再枉存，或说是妄存过节的想头，不管人家怎样地热闹，我们则关起门来，早早上床、悄悄睡觉。
后来发展到三口人的三世同堂，还有了带厨房厕所的单元房，像个家的样子了，也有了过节的兴头。可是，自从那年节真正的彩头、第一代人的心尖、第三代人唐棣出国以后，又剩下了两口。这比没有过三口人的鼎盛时光更让妈伤情。而我再婚以后，一到年节，简直连两口都不口了。妈一个人守着普天同庆、鞭炮齐鸣的年夜该是什么滋味？！
我陪着先生走是走了，可心里连自己也不知道地就给后来埋下许多解不开的情结。凡是妈为我做过的、牺牲过的一切，在她走后都无限地弥漫开来，罩着我的日子。切，在她走后都无限地弥漫开来，罩着我的日子。
※ ※ ※
九月二十三号，星期一。
吃过晚饭，理发师来给妈做术前的备皮。
我坐在灯的暗影下，看理发师给妈理去她从前世带到今世那千丝万缕的烦恼。不免想到，理去这千丝万缕的烦恼，手术前的事就全部结束了。好像所有的事也都跟着一了百了了。这景象何等的惨淡。
我示意理发师，妈脑后还有一缕没有理掉的头发。理发师说，明天清早他还要再给妈刮一次头皮。
从此以后到她去世，妈再也没有照过镜子。
理完发以后，妈赶紧把前几天一再催我给她买的帽子戴上，我知道她不喜欢这种帽子，可是眼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帽子了，好在不会用上很久她的头发就长出来了。
她问我：“是不是很像你老爷了？”
我说：“是。”
她说：“真糟糕。”
见过我们三代人的朋友都说，妈是我们三代人中间最漂亮的一个。所以我和唐棣老是埋怨妈：“瞧您嫁了那么一人，把我们都拐带丑了。”
妈听了不但不气，还显出受用的样子。
妈的漂亮是经得住考验的。一般人上了年纪就没法看了，可妈即使到了八十岁的高龄，眉还是眉，眼还是眼。嘴唇红润、皮肤细腻、鼻梁高耸。好些人问过妈：“您的眉毛怎么那么长，不是画的吧？”
或：“您擦口红了吧？”
一想到妈那么漂亮的一个人，没等头发长出来就光着脑袋去了，我就为她委曲的掉泪。
我想她直到去世再也不照镜子，可能是想为自己保持一个完美的自己吧。
理发师走后我把折叠床打开，我和她的病床并排放在一起。我们躺下以后，我像往常一样拉着她的手，往往她就这样地睡着了。
这天晚上，我以为她一定睡不好。过去芝麻大的小事都可能让她彻夜不眠。
可是她的手，很快就从我的手里滑出去了。她睡着了，而且睡的很沉。
明天妈就要进手术室了。
可是妈再也没有对我说过什么。一句也没有。
这是一个空白的夜。
我和她之间的一切，似乎都在她交待后事的那个晚上，被她义无反顾地结束了。我觉得，我那连接在妈身上的脐带，这时才真正地切断了。
我为她能安然地睡去松了一口气，也为她已经能这样淡然地对待生死、对待也许是和我的永诀而黯然神伤。
她还是妈，可又好像不是妈了。
人到一定时辰，难道都会这样吗？
我尽力克制自己，什么都不要想。我怕一想，我的决心就崩溃了。这对妈好，还是不好？
我只好硬着头皮挺下去了。这对妈好，还是不好？
我猜妈也犹豫过，也曾想要改变过主意。可她是个好强的人，从不干那出而反而的事，医院和大夫都做好了手术的准备，她若中途变卦，不就白白折腾了医院和大夫吗？
我既然是她的女儿，所谓的有其母必有其女，又何当没有这种考虑呢？
那时她要是有一点表示，我立刻就会改变主意。可是妈一点这样的暗示也没有，矢口不再提手术的事。
为此，妈就把命都搭进去了。
※ ※ ※
九月二十四号，星期二。
清晨五点多钟的时候，妈坐起来了。我问她：“您要干嘛？”
她说：“我要收拾、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了。”
我心里一惊，觉得这话很不吉利。便对她说：“您上什么路！您是去做手术，什么东西也不用带。”
她才又躺下了，像个幼小的、听话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理发师又来给妈净了一次头皮，留在妈脑后的那一缕头发也就最后地消失了。
七点多钟，那个姓周的护士来给妈插道尿管。我看见消毒包有两根道尿管，就对护士说：“请给我妈插一根细的。”
因为有过插道尿管的经验，知道插细的要比插粗的痛苦少一点。可惜我只有这点经验，我要是能有更多的经验，妈就可以少受很多罪了。或我要是能把妈将要经受的一切先经受一遍，也就知道哪些事该怎么做，而不会留下那许多的遗恨。插过道尿管之后，给妈打了一针镇静剂。不论插道尿管或是打镇静剂，妈都很安静。直到进手术室，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
我又把妈满口的假牙摘下，包好。七点四十五分，手术室的护士就推着车来接人了。我一个人无法把妈抱上推车，只好求助于那些像我一样陪床的男士。
然后我一个人推着车向电梯走去。这情景可以说是罕见。哪一个去手术的病人，不是前呼后拥在满堂亲属，或是机关领导、同事的中间？
有两个病人的陪床家属动了恻隐之心，不但送我一兜食品和饮料，以备手术时间过长我在手术室外饮用，还帮我推车。
我看了看那一兜有备无患的食品，才明白我是多么没有打这种仗的经验。可是我不明白，这种时候人们还会有饥渴之感吗？
可我那时谁也不需要，我只想单独和妈在一起。此时此刻，只有我和她。
不论在这之前我考虑了多少，事到临头，还是觉得手忙脚乱，心里没底，什么也没准备好，可就是再给我多少时间，我照样会感到没有准备好，照样会感到：为什么这样匆忙？
不过，我要准备的是什么呢？
又“什么”是这样的匆忙？
似乎有一种我不能理喻的力量，将我一分为二、又将我合而为一。那一个我、看着这一个我，这一个我、看着那一个我。谁也帮不了谁，谁也救不了谁，谁都觉得谁不是真的。
唯一正常的感觉是我的心在慌乱地跳着。
※ ※ ※
我一面推着车一面对妈微笑着。一再对她说：“别担心，您最喜欢的甲大夫会一直守在您身边。”明明是危机四伏，为什么我却要满脸堆笑地这样说？那可不就像骗妈去死一样？
我还自以为是地叮嘱她：“如果感到有些痛，尽量忍住。可不要喊，一喊大夫也许就慌神了，那对手术不利。万一大夫以为您忍受不了，再给您加麻醉药就不好了。”
我不知世上有无探测眼底神色的仪器？如果有，我相信这时我眼底深处，一定让人惨不忍睹。
到了手术室门口，手术室的护士就接过了我手里的推车，车子很快就拐进去了。当推车就要从我的视野里消失的时候，我鼓足力气发出信心十足、但愿妈听了也会信心大增的喊叫：“妈，您放心。”
可听上去却是那么有气无力，像从远处传来的、一个回声的、飘浮的尾音。
妈没有回答，手术室的门跟着就关上了。我的眼泪一涌而出，就剩下了我自己，我还有什么可顾忌的？
手术室外两个和我同样角色的女人，好意走上前来劝慰我：“没事，没事。”
但愿妈能借上她们的吉言。可是有事没事全看上帝的旨意了。
我潜下心来祈祷。
妈进手术室不久，瑞芳就到了。她是特意来陪我的。那天要帮忙的朋友还有几个，我想来想去，还是请了瑞芳。她是儿女双全、家庭和睦的有福之人，我希望妈能借上她的福气，平平安安度过这一关。
手术期间，承蒙手术室文学爱好者郭小明大夫的关照，我和瑞芳可以进入手术室的大夫休息室里等候消息。
郭小明大夫本不上妈那台手术，可是每到关键时刻，就来报一次平安。“对病人家属来说，早一分钟知道手术安全也是好的。”她说。
幸亏瑞芳来了。我总不能撂着瑞芳自己愣怔，便和她拉些家常挨时光。一拉家常，人就不得不回到实际生活之中。
没想到罗主任请出了全国两个最好的麻醉师之一、天坛医院的麻醉室主任王恩贞给妈做的麻醉。
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一个多小时就做完了，几乎没有出血。我曾对大夫说，万一需要输血，千万别输血库里的血，输我的。我怕血库里的血不干净，再给妈传染上别的病。
因为要动手术，给妈测了血型，这才发现妈也是0型血。
我听见她自言自语地说了好几遍：“咱们家都是0型血。”
自言自语。
她在慢慢地咀嚼这份验证。这种咀嚼显然让她深感慰藉。她总算找到一些可以和她引以自豪的女儿、外孙女的相提并论之处，以及再有多少次也不嫌多的、我们的确是她的骨血的验证。
像我暗中祈祷的那样，瘤子很软。只用管子吸就把瘤子吸出来了，免除了用手术刀刮可能出现的险情。
当郭小明大夫前来告诉我们，手术顺利结束的时候，瑞芳高兴地哭了。而我却感到懵懂：这是真的吗？
※ ※ ※
我至今记得罗主任从手术室出来后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他的白外套敞开着，行走间一路飘拂着掩盖不住的喜兴，眉宇间也漾溢着手术成功的自得。
一个八十老人的手术，毕竟是外科手术的禁忌。
妈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神智是清楚的，眼睛是张开的。我急不可待地问妈：“您看得见我吗？”
她点点头。眼睛里满是对她还能生还、还能看到已经告别过的这个世界的感激和难以置信，以及生怕一不小心、眼前的一切转眼就会消失的谨慎。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她的眼睛看上去清澈多了。不像手术前那样混混浊浊、老泪涟涟。眼睛周围那一圈暗紫色的红晕也淡下去了。虽然大夫说过，只要对视神经的压迫一解除，视力马上就能恢复。一但这种情况真的出现，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喜出望外。但是她的眼睛里却凭添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惊魂未定的神色。
上午十一点二十分，我们回到了病房。这次是病房里的护士，和隔壁陪床的小伙子把妈从手术室的推车上抬上病床的。我不敢碰妈，老怕碰伤了术后的她。
当时就来了特护，不过她没做什么，因为妈一直在昏睡。
妈的刀口没有全部缝上，头上还留有一个连接塑料袋的排液孔，用以排除术后脑中的积液。我看了又看那个已然接收了半袋鲜红积液的塑料袋，心里想，怎么一下子就是半口袋了？虽说需要排除积液，可这样流下去行吗？接着就避开自己的眼睛，不忍、也不敢多看那个接收积液的塑料袋。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从妈体内流出的积液，在我看来就是妈的血。我身体里流动着的不正是它么，当时真有一种难言的切肤之痛。
妈躺下不久，罗主任就来查房了。他立刻把放在枕下的塑料袋挪到枕上，说：“口袋的位置不能太低，否则积液就排出的太多了。”
我想我大概有点特异功能，凡是让我心里一蹩扭的事，最后一定有问题。
罗主任还提醒我把手术前给妈摘下的假牙戴好。
把妈安顿好以后，我就开始给妈服用“片仔癀”。手术前胡容给了一丸，我又托她买了两丸。每丸分五次服用，一日三次。胡容介绍说，她做乳腺癌切除手术后，吃的就是这种药。对惊厥、痛疼、发炎、感染等症状有相当大的抑制作用。
不过服了两丸之后妈就说：“那个药还别吃了吧。”她这样说，想必有她的切身体会，便马上给她停服了。
但我觉得这药可能不错，妈吃了它，排出很多膜状的、韧性很强的东西。我猜想那可能都是妈多年便结，沉积在肠壁上的有害物质。
下午先生来医院告知，唐棣的汇款已到，和先生商议后，决定立即将支票所有权转让他人，以期尽快兑换到现钞。
晚上，被称为医院的“王牌护士”来值特护的班。我初到医院就了解了她的能力，早已私下和她约谈，也特别向护士长提出请她特护的要求。见她能在妈手术后的第一个晚上值班，放心多了。妈还在昏睡之中，一夜平安无事。就是双手老在胸前缓缓地，不停地绕着圈子，双脚也在被子里乱蹬乱踹。我们怕她乱抓手背上的输液针头，不断从椅子上站起来去按她乱动的手，最后只好把她的手用绷带固定在床栏上。可她还是蹬掉了脚背上的输液针头，也拧下了手背上的针头，蹭得被单上都是血。幸亏特护的技艺高超，没让妈受什么痛苦又把针头扎进了静脉血管。
仅仅为了这个，除去规定的酬劳我又多加给她一百块钱。
妈的血管本来就细，特别肘关节内侧，正是静脉注射的常规部位。年轻时做静脉注射就很不容易，上了年纪血管发脆以后做起来就更难了。常常会把静脉血管扎穿，注射的部位就会红肿瘀血。
刚进医院的时候，周护士给妈做静脉注射，在肘关节内侧找不到清楚的血管，只好改用手背上血管，但还是扎穿了。妈的手背不但肿起很高，还大面积地瘀血。当时我不在医院，事后隔壁陪床的大姐相当郑重地提醒我注意。
我明白那位大姐的好意，可是我没敢追询，这是经验使然。这种无关宏旨的事如果件件纠缠起来，到头来还是妈身受其害。何况周护士还有些内疚，以后再来发药、量体温、打针什么的，总是找些话来搭讪。
都以为妈受病的影响，糊里糊涂地分不清什么，护士们对妈说话，难免像对弱智儿童。
有一次周护士也这样问妈：“你还认识我吗？”
妈不说认识、也不说不认识，等周护士走了以后妈就爆了个冷门：“我还能不认识她！”
反过来说，要是我的手臂被人扎成这个样子，不管后果如何，妈非先就这件事情表个态不可。
妈比我有主意。一九八七年患黄胆性肝炎住院的时候，每天都要输液。护士总是拖到十点以后才给她输，每每到了吃中饭的时候还输不完，她就没法起来打饭。而我一般下午才到，她不得不经常麻烦病友，为此妈要求护士提前给她输液，以便赶在午饭前输完。
护士不理会她的要求，她就来了个绝食，这才引起护士长的注意，不但提前了输液的时间，态度也好多了。
※ ※ ※
妈手背上的大块瘀血，是不是早就预示她的凝血机制不够健全？我那时要是能预见这个信号带来的后果，就不会同意手术了。
※ ※ ※
所谓特护，并不是医院里专有一批干这个事情的人，而是护士们的第二职业，全靠自己挤时间干。白天不能耽误正常工作，晚上还要值特护的班，几乎是三十六小时连轴转，人是很辛苦的。
我们这位特护虽然不断冲盹，但都能及时清醒过来，给妈量体温、量脉搏、查看各方面的体症。尽管查下来的情况都很正常，我还是一点不敢懈怠，眼睛连眨也不敢眨地注视着妈的动静。
按理有了特护，我就可以大撒手了。可我觉得让她服侍妈的大小解总是不妥，还是由我亲自动手为好。
按照妈的脾气，我本以为她会拒绝他人、包括我在这方面的服务，没想到她什么异议也没有。大概到了这种身不由己的地步，也只好听人摆布了。
这一夜算平安地过去了。特护交班以前，说是要给妈换上干净的被单，因为被单上粘了不少妈的血。我问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换，她说妈用不着起来。只见她一个人把妈翻过来又翻过去的就把被单换好了。真不愧“王牌护士”之称。那个早晨，是我记忆中一个非常明媚的早晨。九月二十五号换了一个特护，不可能老是“王牌”一个人盯着，她还有她的本职工作。下午，我发现连接道尿管的口袋里尿量很少，心里一惊，以为妈的肾功能出了问题。后来才发现是妈把道尿管蹬下来了，漏了一床的尿。我知道这个特护是外院来进修的护士，怕是做不了什么主的，只好先在床上铺一块塑料布，塑料布上再垫上厚布垫，不过妈还是等于睡在尿坑里了。
这个晚上，妈的两双手还是像绕毛线似的在胸前绕来绕去，我们又用绷带把她的手固定在床栏杆上。迷蒙中妈也曾想把手从绷带里挣出来，但我们总是给她绑了又绑。
这一夜，也算平安地过去了。
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四。白天没有给我们安排特护，护士长说抽不出人。完全由我这个没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顶班。白天还好说，大夫护士全在病房。到了晚上怎么办？护士站又只有一个值班护士。我一再请求护士长晚上给我们安排一个特护。
这天，妈的神智渐渐地恢复过来。我问她头疼不疼？她说不疼。又问她头晕不晕？她说不晕。又不断伸出手指考问她：“这是几个手指？”妈都能做出正确的回答。妈就不只是高兴，而是兴奋了。虽然她不说什么，我却看得出来。
比如手术后本应多睡，就是她自己不想睡，她那经过大手术的身体也会自然调节她的睡眠。
可她居然就睁着眼睛。她是舍不得睡呀，那等于是死而复生的体味她一分钟也不想放过，更何况她做的本是别一番准备。
※ ※ ※
晚上，“王牌护士”又来护理妈了。
幸亏是她来了。
我立刻告诉她妈睡在尿坑里的事。她马上就找来干燥的褥子和干净的床单，甚至还有被套、枕套。为了大换卧具，我们把妈从床上抱起来，让她靠坐在太师椅上。这时我才看出这次手术对妈的影响之大。她力不能支地瘫靠在椅背上，颈子软软地歪着，全身都显出在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将一切丧失殆尽后的了无生气、颓唐和烦恼。
待卧具换完之后，妈才又睡在了一个舒适的床上。
由于前两夜都平安无事，我想第三夜更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何况还有“王牌”特护，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我把折叠床撑在阳台上，想要休息一会儿。
我很快就被惊醒了。
妈不安地折腾起来。
持护又是给她量血压，又是给她量脉搏。我紧张地查看妈的全身，发现妈的刀口出血了，而且越出越多，把包扎在头上的绷带都湿透了，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特护，她赶紧把值夜班的王集生大夫找来，王大夫打开头上的绷带，我看见妈左半边刀口对接得很好，缝得很光滑，针脚很小也很匀称。不过两天半的时间，已经长牢了，果然如妈所说：“我的皮子可合了，很容易长上。”
这半边刀口是Y大夫缝的。
右半边的刀口不但没有对接好，缝得也很马虎，以致刀口两边的头皮向外翻着。鲜血正是从这里的每一个针眼往外直冒。我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吓得两腿发软，趴在床栏上哭了起来。
这半边刀口是Y大夫缝的。
王集生大夫只好又在妈右半边的伤口上补缝了几针。
如果说妈最后是因为凝血机制的紊乱，引起某个要害部位出血从而造成猝死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凝血机制的紊乱呢，会不会是由于右边伤口没有缝好、再次出血的打击造成的？
也许不能这样说，但也不能不这样说。
上帝一定知道，可是它却不告诉我。
我的朋友人民医院的张主任说，这个晚上的刀口出血，无论如何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不祥的信号。
※ ※ ※
妈对王集生大夫在她头上的操作不但没有任何反应，反倒胡言乱语起来。
“你们要秉公办事！我就这一个后代……”是横下一条心血战到底的气势。听这话音，好像是我遭了什么难，妈正不惜牺牲地为我伸张正义。即使在她昏迷状态，为我牺牲自己也是在所不辞。世上唯有这份真情，才叫做溶化在血液中。
又说：“你还是我亲生的女儿呐，怎么就把我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大马路上，让那么多人站在两边看我……”
“你们这是骗婚……怎么扔给我一个红裤衩……”
※ ※ ※
补完这几针，流血才止往了。但是王集生大夫很不放心，他担心血会回流脑膜，再从刀口进入颅内。嘱咐我明天一早一定去做一次CT检查，看看颅内有无血肿。
血虽然止住了，快天亮的时候妈的心率开始加快。快到多少，我不清楚，幸亏特护很有经验，又把内科的值班大夫请来了。值班大夫正好是内科主任。张主任听了妈的心脏，说没问题。护士们也说，张主任要是说没问题，那就真是没问题。我想既然护士这样说，说明张主任一定是位医术高明的内科大夫，就没再把心率快的事放在心上。
比起妈对我的恩情，我对妈的关心太不够了。当时我为什么没再追问一句：既然没问题，为什么心率会快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当时最应该问清楚的问题吗？
如果当时我能追问一句，也许就会引起大夫更多的考虑，没准就能及早发现妈的问题，也许就不会酿成后来的大错。
可能就像人民医院张主任所分析的，那一夜就是不幸的开始。
第4章
九月二十七号，星期五。一早就推妈到CT室去做检查。没有帮手，还是得求助于隔壁那个陪床的小伙子，可我们两个人还是没有力气按照大夫的要求，把妈的头送到指定的检查仪器的凹槽中去。我伏身抱着妈的头，又要使劲把妈往仪器里挪，又怕过于使劲把握不住平衡，哪只手不小心碰了妈的伤口，或哪只脚落空一个跟头摔下去，两手一乍摔了妈。所以要特别注意保持平衡，并且由于这样努着劲而紧张得浑身发抖。
我仰起满是汗水的脸，恳求站在我身旁那个戴眼镜的、好像是姓w的大夫：“大夫，谢谢你了，请帮我们抬一抬吧。”
w大夫一动也不动，两只手潇洒地插在白大褂的中袋里，眼睛直直地、连回避也不回避地看着我那满是汗水的脸。我甚至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丝快意，让我不得不检点自己：以前是不是在哪儿伤害过他？而他一直没有得到报仇雪恨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终究来了。
我不敢说什么，更不敢埋怨他，我知道，要是我说点什么只能是妈更加倒霉。好比说妈脑子里明明有血肿，就冲我难成那个样子，他能一个手指头都不伸，他就敢说个没有血肿，等等。
我只好拼却全力抱着妈的身子，一点一点把妈的头往仪器那个凹槽里挪。我担心位置不准确影响检查的效果，那就可能误了大事。可是我再也挪不动了。当时我那个心呐，真是苦透了。
w大夫也就那样马马虎虎地拍了。
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妈头内没有血肿。王集生大夫说，幸亏妈出血的部位是在脑膜切口的另一侧。
下午，妈清醒了。说她晚上做了很多梦。并且一字不差地把梦中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她梦见有人把我拉进了一个帐篷之后，又扔给她一个红裤权，她觉得那种情况很像骗婚，就冲上去和那些人理论，并且上诉到有关部门……
又梦见我把她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马路上，大夫们在马路两旁站成两排，看着她赤身裸体地躺在马路中央。这可能是手术给她的刺激。
我说：“做这样的手术都得把衣服脱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需要抢救的情况，说不定要在什么部位做应急的处理，到那时再给您扒衣服就来不及了。”
尽管做了这样的解释，妈对把她赤身裸体地放在手术台上还是很不高兴。她不是不高兴大夫，她是不高兴我。她觉得我作为她的亲生女儿，竟然让她出那样的丑，很有些伤心。
虽然她这是刚刚恢复神智，对进来照看她的大夫和护士，一律都能说声“谢谢”。
古人云：过兮福所至，福兮过所依。
妈的手术，和手术后的一切反应都太顺利、太正常了，一般人脑手术后常有的水肿、血肿、感染、发烧，妈一律全无，最高一次体温不过三十七度五，而且很快就降下去了。
我、大夫、包括妈自己都太乐观了，真正是乐极生悲。
要是妈手术后哪怕发点烧，也就会引起我和大夫的警惕了。
※ ※ ※
术后第五天，九月二十八号晚上，联在妈身上的管子、瓶子都拿掉了。
临睡觉的时候她对我说，病床睡得很不舒服，她想睡我的折叠床。我就和她换了床。
见她术后这些天一切正常，以为可以睡个安生觉了。
可是我刚睡着就惊醒了。
一醒就发现妈在折叠床上坐着，正要从床上站起来。我吓坏了，她要是摔倒问题就严重了。我庆幸着自己及时地醒来。
立刻让她回到自己的病床上去，并且把病床两旁的栏杆也安上了。她一副痴呆的、木愣愣的样子。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谵妄”。这是她第一次“闹”，还不太严重，以后就愈演愈烈了。
现在回想，她的“谵妄”也和别人的不大相同。一般说来，别人的“谵妄”，术后当天晚上就开始了，她却发生在术后的第五天。
不过其它方面的情况很让人感到鼓舞。便结的现象消失了；手也不抖了；有了食欲；眼睛也清亮了；嗓子也不哑了；也不昏睡……终之，手术前的一切病状似乎都消失了。
她一撤销了输液，马上就想吃东西。术后第一次正常吃饭，就吃的是瑞芳送的广式稀粥。
那天瑞芳走后我问妈：“您想喝粥吗？”
她兴意盎然他说：“我早就想喝了。”
“那您怎么不早说？”妈有了食欲，就是恢复健康的征兆。我们苦尽甘来的时候到了。
“人家还在这里坐着，我怎么好意思就要吃人家送来的东西呢？”
妈，妈，您总是这样顾全脸面，委曲着自己，您还是个病人呢！
我赶紧从被窝底下掏出盛粥的瓶子给她装粥。还好，粥还是温的，正好食用。在医院里这就是一个因地制宜的土保温法了。她吃了两碗，差不多把瑞芳送来的粥全吃光了。
※ ※ ※
然后就是手术后第一次下地。我对她说：“妈，不怕，您两手搂着我的脖子，我两手抱着您的腰，您的腿一蹬就站起来了。”
我的动员没有用，妈还是吓得大张着嘴，一口一口地喘粗气。两条腿软得像是煮得很烂的面条，无论如何挺不起来。她贴在我的身上，全靠我奋力地往后仰挺着身体支撑着她，两只胳膊往上提着她，才勉强的站立。但是她的脚踩在我的脚上，却很有力。虽然很疼，我也没敢动窝，我怕一挪脚闪了妈，万一我抱不住她就糟了。
这时护士长恰巧走过。她严厉地说，“站起来，站起来。你的腿和手术一点关系也没有。”
妈果然“噔”地一下就站直了。
然后我和小阿姨扶着她到走廊里去，妈不愿意，可是她还不能自由行动，只好由我们搀扶着她慢慢向外走去。在护士长的指挥下她虽然站起来了，但走起路来腿还打晃，每迈出一个脚步膝盖就往前一拐。但她总算能迈步向前走了。
病房里的人见妈一下地就能走路，对妈以八十高龄战胜疾病的顽强精神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否则我为什么非要妈到走廊里去，这对妈的康复是很大的鼓舞。
当然还有一些显摆。我和妈出生入死地奋斗到这个地步，难道不值得显摆一下吗？
下地的第二天，妈就不要我们搀扶，自己就能扶着病床周围的栏杆绕着病床走来走去，而且走的很利索了。
很快她就行动自如了。
下地后的第三天，妈自己就能到处走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相当复杂的功能她恢复得很好，而且好得出人意料。有些很低级的功能却恢复得很差，或至丧失？比如说，自己从躺位上坐起。
后来我常想，要是妈第一次从躺位坐起的时候，护士长也能在旁边这么呦喝她一嗓子就好了。
她一到走廊里去，病房里的人就对她鼓掌，表示他们的祝贺、敬意和鼓励。妈这时就笑眯眯地向人家挥挥手，说“谢谢，谢谢！”那时她对自己的身体还充满了信心：“我早点恢复还是好，老不走就不会走了。”那时她还有闲心和我研究：“你说对面病房的那个男人是不是在搞婚外恋，有两个女的老来看他，可是还不一起来，而是分别来。他在走廊里碰见我的时候，指着搀扶他的女人挺得意地对我说，“你看，我自己能走她还非要扶着我不可。”
我想她既然有这份闲心，就说明她身体恢复得不错。
后来病理切片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瘤子是良性的。
※ ※ ※
这是我们最感幸福的一段时间。
我常志得意满地对妈说：“妈，我真高兴我签了字，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
妈也多次对小阿姨说：“你阿姨要是不签字，她会后悔一辈子。”
连甲大夫也对我说：“你决定手术还是对了。”
现在想想这句话，真觉得是上天对我的鞭苔。
※ ※ ※
胡容来看望妈的时候，见她脸色又红又白气色极好，就说：“姥姥年轻多了。从今以后，您的年龄应该从一岁算起。以后谁再问您多大年纪，您就说：‘一岁。’”手术后妈确实显得年轻了，因为手术在头上横切一刀，又经过缝线，头皮相应拉紧，额上的皱纹自然见少。
剩下的遗憾就是妈那双眼睛。
妈年轻时是压倒群芳、风光一时，这双眼睛功不可没。那不仅是双眼皮，简直是三眼皮。
可是到了老年，三眼皮一耷拉，就比一般的双眼皮耷拉起来长多了。妈的一双眼睛，竟让那眼皮遮得不见庐山真面目。
今后妈还会有相当长的一段好日子，何不请美容师把眼睑的松垂部分剪去，虽不能完全恢复妈那双眼睛的风貌，至少也能让妈精神精神。
我对妈说：“等您身体完全恢复以后，我把美容师请到家，把您上下眼皮松垂多余的部分剪掉，您再精精神神过几年。您没见咱们的领导人某某某和某某某，不都剪了眼皮、染了头发吗？立时精神多了。”
※ ※ ※
如果躺在床上养息，她就半合着眼睛看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做这、做那。我走到哪儿，她的眼睛就跟我转到哪儿，舍不得睡去。
我们这样朝夕相伴的机会不多，早年是她为生计奔波，等到退了下来，我以进入了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跋涉。两下总难凑齐。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有一次访问法国的机会，妈住院后我想都没再想过这个问题。我以为妈也不会记住这件顺口一说的事，没想到这时她突然问我：“你还到法国去吗？”
“不去，您住着医院我怎么能离开您。”
这是她唯一一次婉转地表示了对我老是离开她的不安。过去她从未有过这样的表示，不管我去的多远、多久，她都默默地隐忍着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可能发生什么紧急情况的恐惧。
过了危险期，在妈的抵抗力相对增强以后，就让小阿姨到医院来助我一臂之力。她一进病房妈就对她说：“小月，几天没见你了，我真想你。”也许她表达的是对健康、对正常生活的向往。
可是小阿姨一来就干了一件让我感到晦气的事。她刚一洗碗，就把唐棣送给妈八十大寿（我们在美国按照过九不过十的风俗，当然也是趁着大家都在一起的机会，提前给妈过了八十岁的生日）的生日礼物，一个陶瓷口杯打碎了。我洗了那么多次都没出问题，她怎么一来就打碎了呢？心里别扭极了，可是也没有办法补救了。只好想，她经常打碎东西，我还曾让她到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是否神经方面的问题。这次打碎妈的口杯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是我的多虑。
所以不要说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经过这次大难，我感到凡事可能都有先兆。
※ ※ ※
见妈手术后恢复得很好，我才把不手术的恶果告诉她。妈说：“实际上手术前几天眼睛基本上就看不见了，”
不过我不大信。妈常受心理作用的支配。好比我给她买过法国一种叫做“都可喜”的菜，针对她常受心理作用支配的特点，有意告诉她，那种菜是法国造，每瓶三十九元，很有效。妈果然说她服菜以后，眼睛清楚多了。其实按照她的病情，吃什么菜都不行了。
※ ※ ※
十月一号，星期二。小阿姨开始替我陪床，我可以回家休整一下了。也不光是休整，而是想浏览一下饮食市场，看看能不能给妈调配点花样。
在我陪床住院无法分身回家期间，只能是小阿姨做什么吃什么，妈在营养方面的需要，主要靠保健食品补充，对促进食欲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也曾在医院附近的餐馆买过小炒，只要对妈有好处，价格贵贱好说，可是现在的餐馆差不多是徒有虚名，卫生和菜蔬的新鲜程度很成问题，口味也难让人恭维。只有一次，那个红烧海参还算差强人意。我虽然也不会做，但总有那份为妈尽力而为的心意。
我先乘五十四路公共汽车到王府井，打算在王府井给妈买罐“力多精”。我知道和平里的一家食品店有卖原装的“力多精”。但趁换车之便能在王府井买到最好。
因为是节日，车上很挤。我只能紧贴车门，站在最下一层踏板上。站在上面一层踏板的人裙裤上，粘满了灰白色的、可疑的黏液。
装满空饭盒、空瓶子的口袋挂在我的肩上，我不紧不慢，甚至是逍遥自在地走在华灯齐放的大街上，走在身着节日盛装的人群中。
我知道我再也不必着急，妈的危险已经过去，让我们心惊肉跳的生死之谜已经揭晓；我不必再为了妈的等待住医院迅跑；也不必为了给妈送菜，或送别的什么赶往医院；或提心吊胆地等待医生宣告有关母亲的生死存亡……
无声的细雨滋润着我。我没有打伞，体味着只有经过拼搏才能体味到的，那份风息浪止后的疲倦的宁静；享受着上帝赐给我们母女的这份恩泽。
行人熙熙攘攘，周遭的世界繁闹而虚空。我肩负着与这世界毫无干系的沉重，和与这世界毫无干系的轻松，走着、走着。明白了除了血肉相连的妈，不管你活、你死、你乐、你哭……你和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其实毫无干系。没有，走遍王府井的食品商店都没有原装的“力多精”。香港造的口感和原装的口感就是不一样。没有那么沙口，也没那么容易冲化，看来还得到和平里去。在我办得到的情况下，我愿尽力给妈提供最好的服务。
我怕日后脱销，一下买了两大罐，每罐一公斤，够妈吃些日子了。可是妈终于没有吃完。
※ ※ ※
十月二号，星期三。下午给妈擦洗的时候，发现她肛门周围有几小块溃伤。肯定是昨天没有擦洗干净所致。平时每日给她洗两遍，我一回家休整，晚上那遍免不了由小阿姨代劳。
这样的事外人哪能完全彻底。心想，一点操心不到都不行，以后再也不敢依赖他人，一点也不能依赖。哪怕时间再晚，也要给她洗完再走。回家时经过东单，在东单中药店买了一管马应龙痔疮膏。这种药膏对过敏和溃伤也很有效。本想第二天去医院时再带给妈，因为还在节假期间，公共汽车很不好乘。可是想到这一夜妈会很不舒服，就又挤上汽车回到医院，给妈洗净患处，又涂上药膏才安心回家睡觉。
※ ※ ※
一般手术后第三天，或第五天就拆线了。妈的伤口因为有了那一番周折，是第八天拆的线。她的伤口长得很好，很平滑。就是一到晚上，妈就不是妈了。她的“谵妄”越闹越厉害。手术后已然消失的尿频，到了晚上又变成几分钟一次，我整夜整夜无法休息。我不是没有经济能力再请一个阿姨来照顾妈，我总觉得这种时候我应该时时刻刻伺候在妈的身边，否则就太对不起她的养育之恩。再说看护病人的阿姨不容易请到，有一个很有经验的老阿姨，我愿每月给她三百元的工资，她倒是很愿意，但她要求长期的合作关系，而我只能在妈住院期间雇用她，因为妈并不瘫痪在床、长期不能行动的病人，此事只好作罢。
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照顾好妈，反而让我犯下不堪回首的过错。
好比服侍妈的大小解。医院的便盆个个摔得残破不全，分到我们名下那个，也是病房里的最后一个。偏偏与身体接触的部位不但摔掉了搪瓷，还凹凸着高低不平的烂铁皮。我始终不明白谁能把便盆上的铁皮造就成这般模样。让小阿姨到医药商店买个新的，她说找不到门。而我又离不开医院去买，只好先凑合使用医院里的便盆。如此这般，我不但要一手托着妈的下半身，一手把便盆放在她身下一个合适的位置，还要在她身体接触那些高低不平的烂铁皮之前，赶快把手翻过来。手心朝上地垫在高低不平的铁皮上，免得那些烂铁皮硌疼了妈。
这时，妈又一再说起那句不吉利的话：“我怎么这么沉啊。”
但我这时的心情，比之八月份她做核磁共振这样说的时候轻松多了。毕竟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沉不沉的事就没再往心里去。其实这都不是好兆头。
我终因力不胜任扭伤了腰。而这个过程的每一环节都得动腰上的劲。
我只好让妈在我放便盆的时候配合一下，两双脚尽量往大腿根部靠拢，接着两脚一蹬，身子再往上一撑臀部就能抬起一些，那就会省我好大的劲。我说：“这一点也不难，您的两双脚靠大腿的根部越近，您也就越省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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