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很多病人进入一种健忘和无意识的状态，但是依然存在着坚持到最后的清醒者。他们说自己见到了来世并能够在临终前报告他们的经历。比如，他们见到了已故的亲属和朋友的幽灵，见到了宗教和神话中的人物，见到了灵光、美丽的强烈色彩等非尘世环境。这些体验很有影响力，能够带给他们祥和、宁静、安逸和宗教的情感。病人奇特地经历了美妙的死亡，这些都和临终前通常联想到的情况，比如说黑暗和悲惨，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比。一切刚好相反。”
1975年，这项有关于死亡时刻的研究终迎来了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附属临床医学院医生雷蒙德·穆迪（Raymond A. Moody）发表了取材于150例濒死研究的作品《生命之后的生命》（Life After Life）。这部作品迅速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截止到今天已经在全球创下超过千万册的销售记录。雷蒙德·穆迪在这部堪称划时代的伟大作品当中第一次提出了濒死体验（Near Death Experiences, NDEs）的重要概念；而在此之前，整个医学界甚至从未就这种奇特的现象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名字！穆迪博士的出现，彻底地打破了科研对于死亡的矜持。
2．“生命之后的生命”（2）
一位早于穆迪博士约20年就已然投身于这项重要事业的医学专家、德裔精神分析学家伊丽莎白·库勒·罗斯（Elizabeth Khubler Rose）以这项研究先驱者的身份，在这本书的初版序言中诚恳地写道：
“很高兴看到这位年轻学者勇敢地将其研究集结成书，并毫无保留地展现于世人面前。得以提前拜读穆迪博士《生命之后的生命》一书之样本更是备感荣幸。”
“在过去的20年里，我经常和那些濒死病人共同抗争死神。久而久之，便对于死亡等现象产生了浓厚兴趣，渴望有朝一日能够深入探究其中之奥秘。对于死亡的病理过程我们已有结论，但是发生于死前瞬间的种种异象，以及病人在被诊断为临床死亡之后所发生的各类体验，医学界尚留有无数疑问值得推究。”
“穆迪博士的研究成果让我们茅塞顿开，亦同时让两千年前的古老传言，再一次成为了科学领域的研究课题。尽管他并没有强调自己对死亡的研究，但是他详尽的调查结果无疑表明：濒死者在被临床诊断为死亡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对周围环境有一定的感知。这些与本人的研究不谋而合。我曾经根据复生者的口述做过些研究，然而所得到的结果与之前的预想大相径庭。这让许多治学严谨、造诣颇高的医学专家深感意外。”
“所有这些病人都感觉到思维飘离肉体，同时强烈地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平静以及完整；大部分人都感觉到有另一个人在帮助自己踏入另一个世界；大多数人都惊喜地发现逝去的亲友在欢迎自己加入，或者看到影响自己人生的精神领袖。当本人准备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形诸笔墨时，有幸先阅读了这本《生命之后的生命》，确实获益良多。”
“穆迪博士恐怕需要做好接受各种批评的准备。批评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是神职人员。当他们发现从前的宗教禁区突然被科学侵入时便无法安之若素，而且，确实已经有某些教派的代表对于类似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认为穆迪是在『兜售廉价的怜悯』。大部分神职人员都坚信，所谓死后的生命，人们只要盲目相信就可以，无须给予任何质疑或者考证。当然，来自科学家和医学领域的攻击会更加犀利，他们会将穆迪的学说按照其一贯传统，直接地排斥为‘伪科学’。”
“这注定是将要发生社会观念大转折的新纪元，我们需要足够的勇气来推开那扇大门，勇于承认现代科研器材已经不再适用于所有前沿研究。而这本书会给那些愿意接受改变的人士提供崭新的视野，会给他们带来勇气和希望，面对全新的纪元时不再感到畏首畏尾、不知所措。他们将会了解到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这本书不愧为一名诚实而又不失坦率的科学工作者的心血凝结之作。同时，本人以及许多严谨的科学家、学者，还有敢于在这个新兴领域里探索的神职人员都会不遗余力地证明这本书的真实性。在此，我还想单独对着那些最勇敢的神职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希望了解事实真相，而不是仅仅去『相信』某一学说。最后我再次向所有思维开放的人推荐本书，并再次衷心祝贺穆迪博士成功地将自己这项研究成果出版成书。”
这本《生命之后的生命》确实为人类文明推开了一扇新视窗。在此之前，没有哪一位学者曾经系统地对死亡过程中所发生的神奇经历做出过归纳总结。穆迪博士的工作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在上百例由不同人所报告的濒死体验中寻找到了某种共性；而这些共性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某种我们依然不知道的“知识禁区”。当然，这种“知识禁区”注定会出现在科学与宗教互相交错的领域；我们甚至可以去猜测，禁区之内的知识才是整个人类文明曾竭尽全力探索和追寻的奥秘。事实上，人类所拥有的智慧，全部智慧，都是在试图解答一对古老的谜题：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
在这些共性当中，穆迪开始了他的尝试。
3．临死之际你会感受到什么？（1）
[本节中所引述的各项内容均源自医学界公认的濒死研究经典文献、Raymond Moody博士的作品Life After Life。原作品存在多个华语译本，此处经过重新整理翻译的内容主要参考了吉林文史出版社在大陆出版的译本《死亡回忆：濒死体验访谈录》，译者夏乐。]
“首先，他感觉到生理衰竭到达极限，亲耳听到医生宣告自己的死亡。然后，出现一种令人不安的噪音传入耳际，类似于铃铛声或者嗡嗡声；同时，感觉到自己快速地通过一条狭长灰暗的隧道。突然间，他又发觉他自己脱离于肉体之外，但是依然在医院手术室里，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审视着他自己的身体。还以这种奇怪的方式看着医生对自己竭力地进行抢救，情绪起伏不定。”
“过了一会儿，情绪波动渐渐地平缓，他终于接受了自己的奇特处境。他注意到另一个他自己的‘躯壳的存在’，当然，这个躯壳完全不同于那具已然遗弃的有形身体。这里也许使用‘存在’，而不是用‘身体’来形容更为合适。很快，其他的事情开始发生，有一些人迎接他的到来，并帮助他脱困。他发现已经亡故的亲友再次现身，同时还会有一个他从未见识过的灵体，温暖而又充满着爱意，类似于一种光晕。这种光的存在会以无言的方式，向他提出问题，让他评价自己的一生，并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做全景式的快速播放。某个时刻，他会发现自己正在往一个关卡或者边界走去，冥冥中感觉到那是一条生死间的有效界限。然而他却突然发现自己必须返回原来的世界，还没有到离开的时候。此时他会出现抵抗甚至是拒绝性的情绪，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对死后的世界充满好感，不想再次回到现实。在这死后的世界里，他一直沉浸于某种强烈的喜悦、慕恋以及平静的情绪中。尽管如此，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回到现实中的躯壳里，并结束了这段美妙的旅程。”
“在醒来以后，他想把这一切都告诉别人，却觉得难以表述。一方面，他发觉无法通过正常词汇去准确表达那段在异世界里的经历；另一方面，他的叙述总是会遭到别人嘲笑，被当作胡言乱语。所以，他选择了缄口不言，不再向他人提及。但是这段体验为他的人生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尤其是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之上，他会与普通人差别甚大。”
这一段“死亡体验”是穆迪所总结和归纳的濒死经历中最具典型性的模式特征；每一位接受过相关调查和采访的曾经亲历濒死体验的人几乎都在描述中谈及了类似内容。而且，穆迪并不像“现代遗传学之父”格里高·约翰·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那样刻意忽略掉背离“标准模式”的“少数个案”，而是以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在《生命之后的生命》当中坦诚地说明这套经典模式的不足：
“一、尽管不同人的陈述，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并不存在完全雷同的案例。虽然确实有一部分案例之间的差别不是特别之显著。”
“二、我尚未发现有什么人在陈述中一次性提供了上述15个主要相似点中的全部内容。大多数人提供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要素。比如其中8个方面，甚至是12个方面。”
“三、全部15项所谓相似点中亦不存在完全普遍、在每个案例中都一定会出现的因素，虽然有几个因素确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3．临死之际你会感受到什么？（2）
“四、在这套抽象模式当中的任何一个内容部分，都在不止一个案例中出现。各部分的内容都可见于许多被调查者的叙述之中。”
“五、本人所要尝试刻画的濒死经历的各个阶段，并不一定和我所总结的‘典型过程’完全相吻合。比如说，很多人曾经表示，在他们真正地脱离自己的实体之前，或者同时，就看到了他们所描述的光之存在；而不是我之前所说的在此之后的某个时刻。不过在这套模式中，死亡各阶段出现的次序是具有典型性的，几乎没有出现完全相反的例子。”
“六、一个人经历的濒死体验的程度深浅，似乎与他是否经历了真正意义的临床死亡及其持续的时间有密切的关联。那些被宣告临床死亡的人比起仅仅面临死亡威胁的人，往往经历了更为完整的濒死体验；而临床死亡时间越长的人，其体验就越深刻、越完整。”
“七、我也曾经在与一些被宣告死亡而后又复生的人的深切交谈中发现：他们对死亡后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一无所知，且未曾经历过濒死体验里的任何所谓的要素。而更为有趣的地方是：有些病人在间隔数年中不同场合里多次被诊断为临床死亡并生还，而他们告诉我在某次死亡过程之中有完整的濒死体验，在其他几次当中却根本毫无感觉。”
“八、由于本作品中材料的主要来源是报告、转述以及陈述，都是别人提供的信息交给我本人，所以，当书中指出‘典型濒死过程’的某一方面没有在某条案例中出现时，不过是表明这个人并没有告诉我关于这方面的事情，而非意味那件事从未发生。”
这段说明中，穆迪博士所指的15项相似点包括：不可言喻之体验（Ineffability）、亲闻死讯（Hearing the Declaration of Death）、安宁平静之感觉（Feelings of Peace and Quiet）、喧闹或噪音（The Noise）、穿越黑暗隧道（The Dark Tunnel）、脱离躯体（Out of the Body Experience, OBE）、遇到其他精神性存在（Meeting the other Beings）、光之存在（The Being of Light）、生命回顾（The Review of Life）、到达边界（The Border）、回归（Coming Back）等等。事实上濒死过程中的相似点并非15条而是11条；另外四条是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日后所可能产生的种种观念上的积极转变。穆迪博士是通过分析150例有过死而复生经验并且经临床医学确认的事实案例从而得到了这些规律性极强的模式。他在其书中写道：
“尽管濒死体验发生的情境以及曾经亲历该种体验的个人都天差地别，但是有一点需要肯定：在这些濒死体验的陈述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相似性。实际上在我收集的报告里，这种相似点俯拾皆是，可以轻易地找到十五条之多。这些相似点都在叙述中反复出现过。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经过并不仅仅是某些个人的体验，而是类似于某种固定模式，它综合了大量经历中最具代表性的共通点。”
在这部书里，穆迪还将手中案例划分为三大类：首先是被诊断抑或宣告为临床死亡而之后又返生的人。其次是重伤或重病过程中非常接近于死亡的人。最后是已逝者的亲友所转述的部分死者在其死亡过程中讲述给他人的体验。穆迪对于这一套划分方法的准确性和系统科学性做出了以下这番解释：
“我对这150个案例进行遴选，有些选择有着明确的意图属性。就比如说虽然我发现了第三类叙述能够较好地补充以及印证前两类体验，但是我依然有意剔除掉其大部分内容。本人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首先是这样做有利于将研究对象缩小到某个可以操控的层面，方便我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讨论细究；其次是有利于我尽量贴近第一手资料，从而不受到转述者的细节修饰性干扰。在所有案例中，确实发生临床死亡的第一类案例，比起仅仅是与死亡擦边的第二类案例，更富有戏剧性。而这也是公众更加感兴趣的内容。死亡的噱头终究是最吸引人的。所以，新闻界的报道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我研究分析的所有案例仅限于第一类。然而，在为本书择取材料时，我已避免仅采用确实发生了临床死亡的案例。第二类案例事实上与首类案例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正如书中将阐述的那样，其是第一类案例的延伸。而且，虽然濒死体验本身均极为相似，但是发生时的周围环境及亲历者叙述抑或是关注的重点却不同。因此，我希望从尽量多的方面去努力地呈现濒死体验之全貌。”
这本书及书中所讲述的内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征服了整个医学界；穆迪本人也获得了“现代死亡学之父”的美誉。无论是科学家抑或是普通人，对生命不朽的强烈渴求亦有力地支撑着这项跨时代的研究；科学家的敏感视线终于被引向坟墓的背后。
4．医学界的濒死研究（1）
伴随着雷蒙德·穆迪所开启的这股死亡学热潮，康涅狄格大学于1980年初组织成立了美国濒死研究协会。协会于五年后升级为国际濒死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Near Death Studies, IANDS）。而就在这1980年，康涅狄格大学的肯尼斯·林（Kenneth Ring）发表了另外一本濒死研究领域名著《死亡时的生命》（Life At Death）。
这本书所讲述的内容就是日后震惊整个医学界的康涅狄格死亡研究项目；其是学术界，尤其是生命科学界，对于穆迪以及前人所曾经做出的濒死研究的科学性检验。而有趣的是：接受检验的雷蒙德·穆迪恰恰成为了这部经典作品的序言撰写者。
肯尼斯·林在该书中首次提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无论濒死者拥有哪类宗教信仰、隶属何种主要民族、事前是否对于死亡学有过了解，濒死之体验都不会因为这些背景差异，尤其是信仰的观念性差异而产生有效不同。事实上，研究还表明：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个体，往往会产生一种宗教热忱，即使当事人此前曾经持有无神论观点；然而这种宗教式的情感，却并不表现为传统的膜拜，而是恰恰相反，当事人都明显地减少了对于仪式化活动的兴趣，甚至是取消了祈祷的习惯，并且不再热衷于任何某种特定的宗教。他们在内心找到了神圣，因此不再屈从于外部世界的那些宗教领袖。
四年后，肯尼斯·林又为全世界带来了新作品《走向终极》（Heading Toward Omega）——该作品同样取材于康涅狄格研究项目。在这本书里，肯尼斯·林提出了一项惊人观点：濒死体验可能是精神文明的新型进化动力！是濒死体验将人们从对物质世界的徒劳沉醉中，震撼而有力地唤醒！他在书中谈及很多人觉得濒死体验的真正魅力并不在于死亡经历本身，而在于当事者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会发生极为显著的改变，人格上的改变，如使命感的增强，更加积极地为他人和社会而服务。肯尼斯曾这样评价道：
“濒死经历者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死亡教育发言人！”
就在这两本濒死学专著出版的空档期，一位影响力远超肯尼斯·林的美国媒体巨头，全球最大民意调查机构“盖勒普民意调查”的掌门人小乔治·盖勒普（George Gallup, Jr.）亦联合威廉·普罗科特（William Proctor）出版了基于全美公民调查的统计学濒死研究著作《不朽之旅》（Adventures In Immortality）。
小乔治·盖洛普和威廉·普罗科特发现：在所有曾经遭遇过死亡威胁的美国人当中，大约一成半的人反映自己曾经历过濒死体验；其中又有十分之一的受访者宣称自己经历了“典型的灵魂出窍”。超一成的受访者说自己曾进入到另一个世界或维度，另外还有近一成描绘了“高级生命”。仅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向医师报告了消极濒死体验。该书中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盖洛普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的调查。而在大约20年后的另外一次全美普查中，科研工作者竟得到了完全相同的统计学规律。该项调查亦印证了肯尼斯·林之前的结论：即当事者本人拥有的宗教信仰及对濒死体验的认知对于濒死体验的发生并不会产生显著的干扰和影响，亦不可能分化其在事后的感觉和描述。
当然了，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美国民众的特点。因为总会有人质疑说由于美国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所以美国人对生命不朽的观念亦应该受到了其宗教的影响，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在濒死体验中所亲身经历的一切都属于超自然现象。然而有趣的是：盖勒普并不这样认为。他如此评价美国人的宗教情感：
4．医学界的濒死研究（2）
“美国人民是尊重《圣经》的；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从来不读《圣经》。”
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于主张无神论的中国。1996年，天津安定医院院长冯志颖及该院医生刘建勋，受上级委派参与了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幸存者的濒死经历调查。在总计81例有效样本数据中，共有32人报告了濒死体验。两位医学家日后出版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幸存者中的濒死经历》报告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单一死亡**故中有关调查参与人数最多的有效案例；而所得到的结果，即使是非预期性的统计结果，也与欧美发达国家研究结论大体相一致。在这份报告当中，两位医生写道：
“濒死研究对于社会医学和临床精神病学具有实际的意义。濒死经历似乎在其主体脱离危险后，对他们具有积极的改造效果。濒死经历的现象学内容更与心理学、社会学、医学和其他科学发生关联。”
“我们的研究是初始性的和探索性的，关系到一桩特殊不幸的濒死事件；因此我们在把这些数据推广到其他人口时必须小心谨慎。”
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的知名儿科专家梅尔文·莫尔斯（Melvin Morse）却将研究对象大胆地推广到了儿童。他在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在西雅图的一所儿科医院里，由多位不同领域的医学家参与，采用了自然科学研究当中最具典型性的双盲对照法研究了两组患各种疾症的孩子。他还与美国《健康》杂志执行总编保罗·佩里（Paul Perry）合作，先后刊印出版了《趋近光明》（Closer to the Light）、《光之改造》（Transformed by the Light）和《临终视像》（Parting Vision）总共三本书。作者在其书中讲述了许多儿童的濒死体验，通过完美的案例证明了儿童与成人在濒死经历中所感受到的事物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差别。
而当《临终视像》这本书最终于1994年发布面世时，临床濒死研究领域的诸多成果，包括穆迪与梅尔文·莫尔斯等人的辛勤工作，已经载入了标准的医学教科书，成为了自然科学王国里的又一重要分支。莫尔斯如是说：
“当穆迪博士的著作刚刚出版时，所谓的医学专家对此不屑一顾，甚至大肆嘲笑。他们认为所谓的濒死体验不过就是简单的幻觉而已。25年后，科学证明了穆迪博士是正确的。我所了解的所有相关主流学科都已得出了与穆迪博士相类似的结论。在过去七年里，濒死体验领域，有三种主流观点；无论是哪一种都与穆迪博士最初发现的不谋而合。先行者们从前面对的那些怀疑和敌对的气氛现在已经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在主流科学期刊上发表一篇又一篇有关濒死学的论文。目前在美国的大学，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医学院都已在课程中引入了‘精神死亡’的概念。”
就在《生命之后的生命》出版后第20年，又一位重量级科学家加入到了穆迪所领导的濒死研究团队。他就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精神分析学专家彼得·芬维克（Peter Fenwick）。芬维克与其妻伊丽莎白·芬维克（Elizabeth Fenwick）在欧洲出版了一本名为《光中之真相》（The Truth In the Light）的濒死研究专著，以大量合理设计的调查问卷作为研究基础，讲述了总计350名不同国籍欧洲人亲身经历的濒死体验。作者在这部书里运用自己精深的脑科学知识，从神经生理学角度论证了现代医学所能够提供的各种“科学解释”在试图分析濒死体验时，将会遭遇不可避免的困境和矛盾，一种近乎于古希腊两难悖论的致命矛盾。芬维克夫妇的系统论著，从本质上将那些试图以机械唯物论来解释濒死体验的科学家挡在了这项研究的大门之外。
不过，这种矛盾究竟是什么呢？
5．神秘的灵魂脱体（1）
2001年12月，全球医学界最具权威性的核心科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刊登了一篇荷兰心血管外科医生皮姆·范·罗梅尔（Pim Van Lommel）递交的濒死学研究论文。文章内容围绕罗梅尔医生及其同事在1988年至1992年间救助的334位年龄在26至92岁之间的突发性心肌梗死症患者的濒死经历而展开。这项研究成果一经发表即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罗梅尔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濒死经历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意识脱体现象根本无法通过神经生理学知识予以解释！因为在很多患者经历濒死体验时，他们已经处于临床死亡状态——即所谓的脑死亡状态；心跳和呼吸已经完全停止，甚至是已经停止了很长一段时间；脑电波消失，整个神经系统失去了任何生理或病理性电冲动。如果按照现有科学的观点，人类的意识是经由脑神经的生理电活动而产生和运行，那么当患者处于临床死亡状态时，不可能具有独立于其躯体的意识或者任何类似于思维的活动，更不要说濒死体验报告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系列清醒而有秩序的认知和奇妙感受！
罗梅尔所提出的问题与六年前彼得·芬维克夫妇所讨论的致命矛盾一脉相承。芬维克作为一位全世界顶尖的神经生理学专家，曾经试图通过神经的生理或病理性活动而寻找出破解濒死之谜的科学钥匙。他曾经严肃地指出：人类的右侧大脑主管着思维情绪，左侧却负责掌管语言和记忆分类，由于左右脑在死亡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不一致，所以才造成种种难以解释的所谓濒死体验。
右侧大脑的积极参与，使得濒死体验经常会呈现出某种情绪化波动；然而左侧大脑却并未参与死亡的生理过程，因而难以找到适当语言对该种经历加以描述。另外，濒死体验当中有关空间疆界感丧失、时间定向障碍、事件排序错乱（即许多所谓的回顾“同时发生”抑或以“摘要的形式”发生）等都可以归结为右脑较之左脑的参与程度高。芬维克夫妇甚至专门论证了大脑右侧颞叶的某些功能障碍能导致类似体验的发生。
不过，彼得·芬维克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他并没有像许多将科学实证之名号看得比科学真理还重要的科学界的所谓专家学者一样，莽撞而不假思索地向全世界高调宣布濒死体验不过是大脑死亡过程中所发生的步调错位；即使他本人确实想通过生理学机制，而非类似于“灵魂”等观点解释这一切。芬维克最终向学术界公布的是另外一项研究成果：大脑不可能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下成功地建立任何足以产生“体验”的神经反射！即便能够在某些极端特殊的条件下建立感知模型，也绝无可能在事件发生后向人们完整地讲述其间的经过——因为记忆不可能在失去意识的条件下形成！
罗梅尔的研究与芬维克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罗梅尔在文章中提及了一位40岁的心脏病患者。此人心脏病突发摔倒在路边草坪。路人看到后，立即叫来了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抢救。在救护车上，这名患者渐渐丧失了所有临床医学的生命指征，走入了科学意义上的死亡。罗梅尔在该病人心电图和脑电图已彻底为零后，又继续坚持了一段长时间的“无谓抢救”，并在实施心肺复苏术时将患者口中的假牙摘掉。
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该患者恢复了血压和心跳，但是仍然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之中。数星期后该患者重新醒来。他见到罗梅尔医生的时候，感谢了罗梅尔所实施的敬业抢救并告诉罗梅尔他很清楚自己的假牙现在被放在什么地方：
5．神秘的灵魂脱体（2）
“我被人抬到医院时，看见你在那里，将我的假牙从我嘴里拿出并放在了一辆小车上。车上有许多药瓶，车下方有个抽屉，你就把我的假牙放在那个抽屉里面了。”
罗梅尔医生万分惊讶，因为他知道在整个抢救过程中，该患者一直都处于深度昏迷或临床死亡状态，绝不可能有认知能力！而通过进一步交谈，罗梅尔从该名患者口中得到了最为标准的濒死体验模型，即俯视自己在病床上的“尸体”和周围忙碌的医护人员。该患者甚至异常准确地详细讲述了他本人“俯视”急救车和抢救室时所曾发生的每一件事，其中还包括极其专业的抢救程序！罗梅尔不知道究竟该怎样解释。
当然，总会有人站出来质疑“这些都是幻觉”，只不过是“恰好符合具体事实”。为彻底消除这些基于统计的妄断，肯尼斯·林联手心脏外科专家迈克尔·萨博（Michael Sabom）共同设计了一套幻想试验：邀请患心脏病及其他重病的一组病人去努力地想象自己在观察医护人员为病人实施抢救，并将其想象具体细节完整地描绘出来。
而该试验的结果让叫嚣巧合论的人大跌眼镜：这些因患重病而常年有机会接受抢救性临床治疗的试验参与者都在其描述中犯下了明显的错误！没有人（只要参与者本身不从事医学工作）能够完全准确地描述抢救的正确程序！这项试验说明：若非曾亲眼仔细观察过临床抢救的具体实施方法及一系列复杂而且有序的步骤，仅凭借在影视剧中所曾经见到的救护情节而展开个人想象，绝对没有一丁点可能将专业的抢救过程描述得如此天衣无缝！该试验结果与濒死体验者所能够提供的精准描述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唯一的解释就是有关悬浮于房间上方俯视着自己接受抢救的经历，即所谓意识离体经历，是某种曾经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实。
梅尔文·莫尔斯在其作品《趋近光明》中提到了类似事件。加州大学医学中心为一名63岁的女性实施心脏手术。除其女婿外，患者家属皆赶到了医学中心，静静地守候。尽管该项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在凌晨两点一刻左右，患者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手术小组又奋战了三个多小时，才将老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约在清晨，患者的家属被院方告知手术取得了最终成功，但是没有透露手术的细节。
当患者的家属打电话欲告知她女婿手术成功的消息时，这位因故未曾出现在医院里的女婿竟然也有好消息告诉他们。他说，大约是在凌晨两点一刻，他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了本该在医院的患者坐在他床头，告诉他不要担心，手术很顺利，并请转告他妻子即老人的女儿，有关她一切平安的消息。
这位睡眼矇眬的糊涂女婿在床头贴士上记下了这一切发生的具体时间及信息的内容，就再度睡了下去。而几天以后，患者从漫长沉睡中苏醒过来所说出的第一句话竟然会是：你们有没有收到我留下的讯息？
梅尔文·莫尔斯以及保罗·佩里仔细地研究了该濒死案例的有关经过。他们发现几乎每一处细节都有大量客观证据。他们甚至亲眼见到患者女婿在恍惚中留下的那张便签条，上面的笔记虽然显得歪歪斜斜，但是清楚而明确地写有二点一刻这个时间，其与加州大学医学中心的手术档案中所报告的患者心脏停跳的时间完全吻合！意识脱体的奇迹，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在科学时代发生了。
应该说，基于现代生物学的西方医学对于人类生命的了解还极其有限。所有机械唯物观点，无论医学工作者们怎样去把握和修饰，都难以用来有效地解读心灵的内容；更何况机械论本身就拥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及漏洞。马克思主义体系当中最重要亦同时是马克思主义者最经常忘记的一句箴言就是“任何理论皆有时代局限性”。而恩格斯为后人们留下的这段话反倒是值得试图解码生命的科学家们去好好地品味一壶：
“西方医学的研究对象是生命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然而物质的运动，不仅包含粗糙的机械性运动、单纯的位置移动、热和光、化学的分解与合成，还包括更高级形式的生命和意识的运动。将高级运动形态还原为较低级运动形态，是注定要失败的机械论企图。”
6．难以置信的瞬间康复（1）
1998年夏天，《濒死研究杂志》（Journal of Near Death Studies）刊登了一篇重要论文。这篇文章讲述了一名大约30岁的女护士在其濒死体验中所遭遇的奇特经历。这名女护士约八岁时曾经因为尿血而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在做肾脏切片时，其门静脉竟意外破裂；所幸之后没有发生危险。出院之时，她和父母都受到了医师告诫，千万不要做剧烈活动。然而到家后，顽皮的她竟然去爬树，结果导致门静脉又一次破裂，她也因此而再度入院。住院输血时，这名不幸的女孩感染了乙型肝炎，致使其病情迅速地走向恶化。几天之后，这名女孩在一片恍惚之中告诉妈妈：自己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不久后，她的意识就彻底脱离了她的身体。她依稀感到一条漆黑的隧道。她在隧道中穿行的感觉令她感到很舒适。然而，这对她来说很不寻常，因为她最怕黑暗。这条隧道的另一头，她看到了神秘的光。日后，在接受濒死体验调查的时候，她将这种光描述为了神之力量，即使她从没有信仰过宗教。
离开隧道后，她遇到了一个穿着粗布衣裳的男子，他的形象和天主教堂里那些耶稣的肖像很相似。于是她很好奇地问道：“你就是耶稣吗”？那名男子回答“不是”；继而表示说自己在这里是为了“帮助她”。这名男子告诉她：死亡只是一种选择，她可以选择留下来或回到其身体里去。就在这时，女孩的眼睛竟然能透过那条漆黑隧道，看见守候在医院里的妈妈，真切地感受到了妈妈的情感和内心思绪。
紧接着，她被男子告知：她的肝脏其实能被彻底地“修复”，但是她的肾脏却没有这种运气。因为她那套患有疾病的肾脏是一种宇宙的“业果”（Karmic Carrier），注定是要跟随着她一辈子。（Karmic一词，其实来源于梵语，意思是“修业”；该词汇一般出现于印度教经文；大致的内容有点类似于佛教的因果报应）然后她苏醒了，肝脏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医生都感到惊诧不已，认为这种情况无法解释。而等到第二天，医院实验室的各项检查均表明她没有丝毫肝炎的症状，好像从未被感染。
该报道彻底轰动了学界。有关于濒死体验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被导向了神秘主义领域。虽然濒死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在高度地警惕着宗教神秘主义的非科学倾向，并不止一次试图在客观科学研究和神秘的宗教式传说之间，划出一道清晰而绝对的界限；但是，新奇现象的不断涌现总是将科学的目光霸道而急切地引向最为古老的传说与宗教。或许，正如爱因斯坦曾留下的这句名言：
“没有宗教的科学难行走，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
（Science without Religion is lame,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
然而，真正引发人思考的细节并不在于诸如“业果”等宗教神秘主义词汇的出现，这些词汇本身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值得我们投以关注的地方恰是科学可以去证明的奇迹，比如肝炎症状的消失和不可思议的康复。
而且事实上，濒死报告中近乎于天降奇迹般的生理性改变还远不止以上这一例。很多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都曾经报告说自己的某些缺陷在“死亡之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例如肯尼斯·林在《走向终极》里记载的这样一则有关于“视觉修复”的濒死体验：
6．难以置信的瞬间康复（2）
“砰！我离开了。接着，我漂浮在天花板上。在向下看时，我看见了医生的帽子和头。我能分辨出我的主治医师是哪位，因为他的帽子上有特殊的标志。那景象十分清晰生动。我近视得十分厉害，别人在400英尺以外就能够看见的东西，我须走到十五英尺附近才能看得见，所以这件事（即看见医生帽子上的特殊标志）令我感到非常惊讶。”
“医生们把我和一个处于我头后方的机器连接起来，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天啊！我居然能看得见！简直不敢相信我能看得见！我能读机器上的数字，而这机器在我的脑袋后面。所有的东西都很明亮和清晰。从我所在的地方，我能向下看到灯罩。灯罩顶很脏，布满了灰尘。我记得我当时还在想：必须把这些告诉护士们。”
肯尼斯·林在其新作品《心灵视线》（Mindsight）中还给人们带来了另一则更加神奇的案例。案例的主人公是一名约45岁的盲人妇女。由于先天失明，这名妇女在讲述濒死经历时不能有效地辨别颜色，然而其他细节描述却与标准濒死模式并无显著不同。当然，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毫无疑问是她在“死亡状态之下”，平生第一次拥有真正的视力。她说，开始时她的意识飘离了身体，近乎悬浮于天花板上，她看见了自己的身体，甚至还看见了她戴在手上的三枚镶金戒指。
然后，她飘出了天花板；飘到了整栋建筑上方。紧接着，她被吸进了一条看不见任何东西的狭长隧道。她以极快的速度穿过了那条隧道，在隧道的尽头看见了宽广而又明亮的光芒。她的耳边响起了音乐，然后她的身体滚入了一片草地。她描述说，她周围是草地、树木以及很多人；所有东西，包括她自己似乎都是用最明亮的光做成的。这个地方充满了美丽的光，她感受到了无尽和无私的爱。
这时，有些人向她走来。她依稀感觉到其中两位是她在盲校的同学；而她这两位同学早已于多年之前就黯然离世。她们生前不仅是盲人，还均患有智力障碍；然而，她们现在看上去是如此之健康而美丽，还闪动着智慧的光彩。她还遇见了小时候曾照看过自己很长一段时间的邻居，这对夫妇也已经在多年之前就离开了人世。最后阶段，她见到了挚爱的祖母。她们两人用心灵感觉，而非语言，进行交流。
这名妇女在接受调查时，对肯尼斯·林这样说：
“当我见到光和死去的朋友时，我感觉我忽然懂得了所有的事情，每件事对我来说都是那样合情合理。我一瞬间明白了：在这里，我将找到所有对于人生，对于这个星球，甚至是对于上帝以及每件事物的答案。”
梅尔文·莫尔斯和保罗·佩里在《光之改造》中讲述了另外一则只能够用“奇迹”加以解释的案例。一名身患癌症的病人在其治疗期间曾经“非常幸运地死去”，因而邂逅了濒死体验中堪称最为神秘的“光之生灵”。他所患疾病竟然在醒来后不治而愈：
“我问那道光：‘我的癌症能不能被治好？’我在向它祈祷。然而那道光对我说，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祈祷，实际上完全是一种抱怨；我们所求来的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惩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悔改我们的错误。那道光要求我想一个我最痛恨的敌人，我照作了。然后，光让我将我自己所拥有的全部能量都送给我的敌人，我又照作了。突然之间，一股光束从我的身体里面喷发而出，接着那光束就像被一面镜子反射了似的，又回到我身体。我能清楚感受到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我甚至能够看到我的每一个细胞从我的身体里发出声音和光芒。我又哭又笑，身体剧烈地颤抖。我试图平静下来，调匀我的呼吸。当我最后被彻底治愈的时候，那道光又对我说：‘你刚才经历了你一生中第一次真正的祈祷。’”
当然了，祈祷一词对科学家而言，并不是一个严肃的概念。毕竟嘛，我们的现代医学基于无神论的思想及观点。不过令学者们稍感意外的是：即使是最偏激的无神论者，亲身经历过死亡的教育和启发以后，竟然也会走向神秘莫测的领域。
7．归来者！太平间中的三天（1）
1996年，曾荣获三项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菲利普·伯尔曼（Phillip Berman）出版了一本濒死学专著，取名为《回家之旅》（The Journey Home）。在这部严肃的作品里，伯尔曼为读者们讲述了医学史上时程最长的一次“起死回生”。
该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著名的前苏联异见分子：乔治·罗德纳亚（George Rodonaia）。1976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亲自出面邀请其访问美国。就在临行前，前苏联国家安全局（克格勃）制造了一起车祸将其暗杀。由于涉嫌政治阴谋，美国国务院强烈要求莫斯科方面予以解释；而苏共亦假惺惺地命令有关部门安排一场尸检。
三天后，当法医们刚在乔治的“尸体”上划开了一道切口，这名“死者”就因剧烈的疼痛，而从验尸台上惊醒了过来。乔治的亲叔叔，作为当场的主刀，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发生。这位在冰柜里足足“沉睡”了三天的“死者”，在彻底醒来之后，经历了九个月的时间才康复。1989年，乔治终于携其家人移民美国并成为了一名牧师。而在此之前，作为医学专家，他曾将自己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挚爱的神经病理学事业。昔日大学里的无神论倡导者，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转变为了虔诚的传教士。
伯尔曼在其书中转述了乔治的“背叛”：
“关于我那次濒死经历，我能记得的第一件事是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完全漆黑的世界里；没有肉体上的痛苦。不知何故，我当时仍然能意识到自己是乔治。周围只有黑暗，从来都没有过的完全彻底的不能再黑的黑暗。这黑暗包围甚至压迫着我。我对这一切毫无准备，惊恐万状。我震惊地发现自己还活着，但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仅仅有一个念头在我的脑中萦绕：我不存在之时会是怎样呢？这样的念头始终烦扰着我。”
“慢慢地，我握紧了手，开始回想发生过什么事以及接下来又会怎样。但没有一件事情令人感到轻松愉快。我怎么会到这样的地方来？我究竟要去干吗？然后我想起了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于是乎，心里如释重负。因为此刻我毕竟能确知我还活着，尽管我显然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我想：既然我还存在，何不积极面对呢？我知道我自己是乔治，我处在黑暗里，但是我还知道自己是谁。我就是我，我绝不能够束手待毙。”
“接下来，我又在想：在黑暗里怎样做才算是积极？好吧，积极就是光。于是，突然间，我在光里了。十分闪耀、明亮的白光！就好像照相机的闪光，但不是闪烁不定的，既明亮又恒定不变。起初，我发现这道光芒让人痛苦，我不敢直视。不过渐渐地，我开始感觉到安全而温暖，并且，突然间一切看上去都很好。”
“接下来，我看见了所有微观粒子在我身边飞来飞去，原子、质子、中子，到处在飞。它们好似是混乱无序的，但这种混乱也有自己的对称性，这给我带来无比之巨大的乐趣。这种对称性美妙且浑然一体，将我沉浸在无比的快乐里。生命和自然的宇宙形态就展现在本人的眼前。就在这时，我心中一切对自己身体的挂念都烟消云散了。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不再需要它了。相反，它实际上还会限制我的自由。在此经历中的每一件事都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很难为每件事梳理出个来龙去脉。我知道的所谓的时间已经停止。对我这个永恒的生命体来说，过去、现在和将来已融合在一起了。”
7．归来者！太平间中的三天（2）
“某个时候我还经历了所谓的‘生命的回顾’。在刹那间，我看到了自己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人生。我参观了自己这段人生的实际演出，就好像有一张张人生的全息图像展现在眼前。没有过去、现在或是未来的分别，仅是此时此刻及我一生的实际情况。它并非是从降生一直到在莫斯科大学的生活，而是一次就全部出现。我就在那里，这就是我的人生。对于自己做的事，我没感到内疚或自责；对于成败缺憾也没感到什么。我所感受到的就是自己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我对此满足，接受如此结局。”
“这期间，我从光的照耀中感受到祥和与喜悦，这无疑很积极。在光中我是如此幸福。我终于理解了光芒的含义。我认识到同这宇宙真理相比，人类那些物理规律都不值一提。我甚至明白了黑洞不过是无限光芒的另外一部分；我还理解了真实无处不在，并非简单的只有在地球上才拥有生命；还存在着无限的生命！一切不仅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更组成一体。于是，我感受到与光相随的整体，感觉万物都同我及整个宇宙相合并。”
“我能够即时地到任何地方。我试着与我见到的人交流，有人感觉到了我的存在，但是没有人对此做点什么。我感到需要学习宗教和哲学。你想了什么，就来什么。于是，我回到并生活在基督耶稣和他门徒的思想中，参与其中。我听到他们的对话，经历他们吃饭、传递葡萄酒，闻、尝。是的！没有身体，我处在纯粹的意识当中。如果我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一个解释就会自动来到，但是没有老师讲话。我探险了罗马帝国、巴比伦、诺亚和亚伯拉罕所曾经历的那些时代，任何你能叫得出名称的历史时期，我都去过。”
“就这样，我沉浸在所有美好事物和奇妙经历中，直到别人准备切开我的腹部。你能够想象得到我在太平间的情况吗？我已经被宣告死亡，被扔在那里，三天三夜！因为要调查本人的死因，他们让人来验尸。正准备对我剖腹时，我感到好像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捏住了我的脖子将我生生地按了下来。这力量是如此强大，它使我睁开了双眼并感到剧烈疼痛。我感到身体冰冷并且开始颤抖。他们立即停止验尸并实施了抢救。我在医院住了九个月，脑袋上差不多一直带着呼吸器。”
“慢慢地我恢复了健康，但和从前再也不一样了。在余下的光阴中我只想去学习智慧。这个新的兴趣促使我来到佐治亚大学，并获得了第二个博士学位：宗教心理学博士。然后我成为东正教的一名牧师，最终在一九八九年，我举家移民美国，成为了得克萨斯尼德兰（Nederland）第一联合卫理公会的助理牧师。”
“许多人问我信仰什么？我的濒死经历如何改变了我？我所能说的就是，我信仰着这个宇宙的上帝。然而，不同于其他人，我从不称上帝为光，因为上帝远超越了我们的想象。我所信仰的上帝比光更多，甚至也是黑暗。上帝是存在的一切的一切。这完全超出了我们人类的理解。所以，我不信狭义上的犹太人的上帝、基督徒的上帝、印度教的上帝或其他什么宗教中有关‘上帝是或不是什么’的想法。他们所谈的是同一个上帝。这位上帝向我展示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宇宙的美丽和奇妙的神秘，它们关联在一起，直到永远。”
“任何经历过上帝的人，都会感受这样深刻的与真理相连的经历，知道一生中唯一真正有意义的事就是爱：爱大自然、爱人、爱动物、爱受造之物，仅仅就因为它们是那样的。带着温暖以及慈爱的慷慨怜悯之手来侍奉上帝，才是生命存在的唯一意义。”
“许多人求助于我们这些曾经有过濒死经历的人士，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有答案。但是，我知道并非如此，至少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当中也没有人能洞悉生命的伟大真理，除非，我们最终在死后与永恒相联合。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地球上瞥见了答案。仅仅这些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爱提问题并寻求答案，但我知道了最后我必须活在问题和答案之中。这很好，不是吗？只要我们热爱，全心全意地热爱，就没关系。也许，最好的方法来表述这一点，就是借用里尔克（Rilke）在其写给某友人的信中留下的句子。我在德国德累斯顿（Dresden）大学图书馆曾经看过这份原件。我还记得其内容：‘耐心地与你心中的未解之谜相处，试着爱问题本身。不要去寻求不能给你的答案，因为你会不能和它们共同相处。最重要的是活在一切当中；现在事实上就活在问题当中。也许你不明白，但是有朝一日，你会独自活在答案的世界。’”
“我的信仰就根植于此。活在问题中，宇宙将会为你睁开它的眼睛。”
因宇宙的伟大而睁开眼睛的生灵绝不止是乔治·罗德纳亚一个人。
8．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濒死体验（1）
[本节引自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 Neal Grossman 对该校历史学教授、濒死体验经历者Steven Fanning 的纪实采访。原文刊载于国际濒死研究协会（IANDS）2004年北美年会官方网站。翻译整理过程中并未进行删节。]
（注释：本节忠实地援引自Neal Grossman对Steven Fanning有关濒死体验的采访）
采访者：您能否介绍一下自己？
史蒂文：我在美国西南部长大，得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我生长在一个非常之保守的基督教家庭，非常虔诚，每个礼拜都去教堂。但是长大之后，我就开始排斥这些东西了。到了二十岁，我开始寻找别的宗教；到了二十五岁，我放弃了这种追求。我觉得所有宗教都显得愚昧。我对于宗教没有任何个人兴趣。我学习过宗教，作为自己的学术课题去学，但是确实没有引起任何个人的兴趣。
采访者：您的工作？
史蒂文：我目前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担任历史学教授。主要教中世纪史。
采访者：听说您有过一次濒死体验？
史蒂文：那是1988年，我在伦敦开会忙于发表我的论文。当时我患有严重的哮喘病。有一天早上，伦敦的天气算是非常不好。有消息警告说患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最好不要选择出门。但我是游客，结果没有收到这样的警告。于是我出门了。结果，我的哮喘病发作了。我感觉到越来越糟，越来越不妙，过了没多久，呼吸就困难了。旅馆为我呼叫来了救护车，我被送到伦敦当地的圣巴斯医院。而到医院时，两侧的肺气肿已经变得足以致命般严重了，整个肺都被黏液堵塞了，完全不可以进行呼吸。医院马上使用了呼吸器，我就这样昏迷了，昏迷了大约有两个星期。就是在这两个星期中，我处在生死临界点，有了这次濒死的体验。
采访者：您能不能仔细为我们描述一下您的这次濒死经历？
史蒂文：你若研究濒死体验，你就一定知道隧道和光等等。但我不记得这样的事情。我的经历似乎是从更深层的死亡状态开始，主要是一种所谓的‘人生回顾’的死亡体验。所以我记住的第一件事就是处在某个地方，没有任何形象特征，统统是一种蓝灰的颜色，也许它是天，也许它是地，但是总之都是这样一种颜色。
采访者：所以您没有见到光，同样没有见到人，亦没有见到任何所谓有意识的生命？
史蒂文：没有，我真的没有见到这些。但是在我到的地方，在我旁边，大概右手边，存在有生命的东西。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但我感到了这个生命体的出现。我经常感受到此物的存在，但我一眼也没看见。他让人感到巨大，极富力量，异常雄伟，他一直在我的右边，但我从未见到过他。我停在那边时，他一直在我的身旁。
采访者：之后的事情？
史蒂文：当我经历完了人生回顾之后，我发现这是我一生中最受感动的体验。若过去听说过这样的现象，我定会以为那是一种近乎于看电影的方式去回顾一生。然而事实上，完全不是这种方式。其实是重新经历一生，就像当初曾经经历时感觉一样。不是站在远处看什么电影，而是重新到一生的场景之中，重新经历一遍。这种经历当中最重要的是我在当初的情绪和思想。绝不仅仅是重新经历了过去的这一生，我还从三个不同角度同时体验过去的一生。当初的感情、思想以及动机，总之一切一切。同时我还体验了那些与我有关的人之经历，他们那时候的感受以及情绪，甚至所思所想。这些使我非常之震惊。我是说去体验别人的感受，使我感到非常之震惊。
8．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濒死体验（2）
采访者：这个人生回顾体验从您婴儿期就开始，还是从您记事时才开始？
史蒂文：不是！我记得不是个完全连贯的一生，而是有选择的一些情节。这样我回到过去，再一次体验，身处在其中，仔细感受每件事。我体验到他人的感受时就被震撼了。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知道，有时有的人很难对付。他们对你不友善，让你痛苦，你就会脱口而出地说些话，那些话很不友好，但却很合理。因为是他们先挑起来的，他们自找。所以，即使你说些很不好听的话，你也觉得没什么。因为是他们活该。但是如果你能感受别人的感受，一切就都变了。你能感受他人的痛苦，你曾说的话、做的事给他人所带来的痛苦，而且这痛苦如此真实。感受到这些，使我对人和人的关系，产生了全新性的认识。除掉了体验我的所思和所感，与我相关人的情与思，从另外角度，我还看到了一切事件的本来之面貌以及真实之原因。我看到的是自我欺骗，我们全人类的自我欺骗；我们总在为自己所做一切找正当的理由。我们满不在乎似的想做啥就去做啥，为所欲为。
采访者：能不能描述您是怎样从这第三个角度体验的？
史蒂文：我无法描述，三个角度的体验是同时发生的。
采访者：所以您能够同时从这三个角度看事物？
史蒂文：哦，不，不，不应该是看，而是体验！是感同身受的体验，同时感受这一切。自己的感受，别人的感受，还有这些事的背后实质。我所说的实质是指代那些行为的起因，不是我告诉我自己的动机，因为这总会是好的动机，也不是别人告诉他们自己的那些动机，那些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看到它的本来实质，看到我们是怎样愚蠢地自己欺骗自己，我们为自己的行为编造了些正当的理由，对于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就干脆欺骗自己说：没有什么错。所以，从一个更高更深入的视角来看，我真看到我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我，在那些人生历程中，我的情绪非常不好，我的动机也非常有问题，我是那种完全意义上的，生活在自我欺骗中的家伙。我简直是觉得无地自容。我感受到了一种极度耻辱。坦白地讲，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最彻底的失败者。我记得那像是一场最终审判，是我对自己一生的审判，我当时想，我失败了，彻底失败了，我不是那个我所期望做的人，我自己想象中的我自己。
采访者：然后呢？
史蒂文：这些使得我灰心丧气，我觉得非常沮丧甚至是窝囊。但在我旁边的那个生命，还待在那里。他向我传递了些信息，告诉我：不要紧，不要紧的，你只是人嘛！而我心想：我只是个人？哦，不，那绝不是我，我不只是个渺小的人。然而那个生命一直在安慰着我，他所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在世为人的很多生活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正在伤害他人，我们正在欺骗自己，甚至掩盖错误。但是，我无需太自责，因为我们只是一些最普通的人，做人就是这么回事。人会失败，人要犯错，人在自我欺骗，在这个层面上来说，也不算错，那都是最为正常的。但是站在一个更高级的层面上去俯视，这就不行了。我们该做得更好。总之，旁边的生命在安慰着我，告诉我不要难过，我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人就是这样做的。这部分人生回顾就于这里结束。
8．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濒死体验（3）
采访者：之后又发生什么？
史蒂文：而下一部分回顾是关于我自己成长的家庭，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和我自己。现在我能准确地理解每个人，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具有那样的性格。这种理解给我极大的安慰。直到之前那一刹，我甚至还在一刻不停地对自己的父母亲感到生气，我觉得他们始终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而现在我理解了，他们也只是有些缺点的普通人，带有著他们的局限，他们尝试了他们所能做的最大努力。看到他们就像刚刚看到我自己，对他们的怨恨便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这部分回顾之后，我那一段不愉快的生活过去了。我已不再感到生气。更重要的是我理解了家里的每个人，我能再次地接受他们了。
采访者：怎样一种理解呢？理解他们的情绪、动机或者是他们的局限？
史蒂文：我能理解他们是谁，从内心深处去理解他们，能够打自己心眼里去接受他们。我指的当然是更深一层次的理解，能从灵魂深处中去理解。这样，其行为就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接受的。这是关于自己家庭的部分。下一部分的回顾，从很多方面来讲都是最出色的，就是我发现我处在宇宙的最中央，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形容，语言去形容肯定会苍白无力了。我在天宇中，就在宇宙的最中央，我的周围是许多的星星，无数的星系，还有各式的星云，那是种多维的展现，非常的真实。我在宇宙中央自由漂浮，那是一种令人感到眩目的美丽，完全的美丽，惊人的美丽。而更加重要的是我感到了联系，似乎一种光，直接地联系着我，以及这个宇宙之中的每一个物体，就像我们原本就是一体。紧密地相连，我们竟彼此相属。这种感觉令人感动和震撼。和这整个宇宙紧密联系在一起，和其中每个物体都联系在一起，我是这宇宙之组成一部分，它也是我的一部分。这是最让人铭记不忘的，那种惊人的美丽，以及我和它的联系。
采访者：怎样才感到和星球发生了联系呢？
史蒂文：我就是觉得有种类似射线的东西，我能看到和感受它存在。一种神奇的联系，可以去想象一束细细的激光，一种细细的光束，联系着你和这整个星球，你会感受到自己，感受到自己就属于这个星球，而星球也属于你，宇宙间的几乎每件物体都是这样相互归属。我能看到这些射线，像激光一般的微弱的射线，联系着宇宙间各种物体。
采访者：您说有种光线，您能看到？
史蒂文：是的。应该是有种白色的，细细的白色的光线，联系着我和宇宙当中的一切！ 再下一部分回顾是，我理解了这宇宙当中万事万物所有秘密。我理解了每一件存在的事物，我理解它们为什么是那样的，一切仿佛都是那样地合情合理，只不过，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这种理解已经变得很模糊了。它不是数学的抑或机械的知识，纯粹是一种类似直觉的理解，对整个宇宙的感知。我理解了全部真理。遇到具体问题之时，我还能想起某些当时的领悟，因而从中汲取智慧，我清楚地知道每件事都应该怎样来处理。
采访者：然后？
史蒂文：而再下一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回顾了。就是我看到了未来，是关于自己的，特别是关于我儿女。在那时，我的儿子已经15岁了，女儿则十岁，我能看到明晰的景象，以后在生活中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会有哪些困难和麻烦，他们都需要我的存在，就在那一刻，我记得我决定要回来。如果他们需要我，我应该为他们回去，就在那一刹那，我回到了我在医院里那瘫痪的身体。这一场人生回顾对我的影响很难形容，但是我理解了，清楚地理解了我们的人生充满意义。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出现任何一种事情，都有确定含义，即使是很坏的事情，也深具其深意。我们在这里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学习和成长。
采访者：究竟是怎样的意义呢？
史蒂文：我们并不是毫无希望的漂泊的浮萍，一切都是有深刻意义的。我们取得进步、发展会非常之重要。
采访者：关于预见力，您能否谈谈具体事情，是否真的如你预见那般都实现了？
史蒂文：我当时已经离婚了。我的孩子半周与他们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半周和我同住。我在那边看到他们会遭遇到不少困难，会需要我，我能看到我需要去法庭。起死回生以后，来到芝加哥，好不容易出了医院，因为医疗保险不能付掉所有的治疗费用，我已一贫如洗。但是我很快就开始学会用心存钱，以备之后律师的费用。两年后，我预见的事真的发生了。完全就像我所预见的那样，孩子和母亲过不下去了，我打赢官司，争取到了儿子的抚养权。
采访者：您经历回顾的时候是有时间顺序的吗？该过程很快还是很慢？
史蒂文：没什么时间。这些不同的部分其实都是同时发生的。这次濒死经验后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确实有时间，那边则没有时间的概念。也许在那里，每件事都早已经结束了。但在我们在的这个世界里，事件还在发展过程之中。我们所见识的人生往往都是有秩序的，这样的秩序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其他地方的存在，时间也许就会变得不必要了。所以说，无法形容快和慢，我只能有顺序的去谈。因为我们只生活在有序的世界，一件事接另一件。我只能这样去谈，而无法去描述能同时在发生的事。
采访者：当时您右边的生命，您认为会是神吗？
史蒂文：我只会称呼它生命。我从来没有真正见到过它，但是我感受到它的强大有力。他也许是神，我并不知道。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次经历后，我坚信宇宙间确实有神存在。无法用逻辑来解释也无法去描述。
9．惊世骇俗的天启预言（1）
以上这段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历史学教授史蒂文·范宁（Steven Fanning）的个人专访属于相当具代表性的濒死研究案例。然而若论濒死者的名气，很多“大腕级”人物，显然比史蒂文·范宁更容易引起普通人关注。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就曾经在其自传《我的生活》（My Life）当中声称自己亲身经历过濒死体验。这位心脏里已安插了两根支架的总统在其接受“黄金时间”（Prime Time）栏目主持黛安·索耶（Diane Saywer）采访时，曾经这样描述死亡的感受：
“在黑暗中，我看到了黑黝黝的面具迎面向我扑来。就好像是一套死亡面具，想要罩在我的脸上。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许多巨大的光圈，在光圈之中我见到了希拉里的身影——好像还有我们的女儿，切尔西。而同时死亡面具被驱赶走了。随后，她母女俩的身影亦是渐行渐远，最终隐没在黑暗中。”
其实，比尔·克林顿这段陈述虽然颇有名气，但是却不够典型。然而太过典型的案例往往又具有过分的轰动性效应。这里所谓的过分，意思是指某案例的离奇程度远远地超出常识所能够允许的想象力范围，因而引发了猜度与质疑。历史上最为典型的“过分”案例，毫无疑问地当属于美国人丹尼·布林克雷（Dannion Brinkley）。
就在雷蒙德·穆迪发表《生命之后的生命》那一年，1975年9月7日，身为国家情报工作人员的丹尼·布林克雷刚从南美洲旅行归来，在家中和朋友通着电话，听闻窗外狂风大作，电闪雷鸣。突然，一道闪电击中了电话线，巨大的电流将布林克雷抛到数英尺高的房顶，而他所穿的拖鞋则被牢牢地钉在了地板上。丹尼的朋友立刻报了警。然而援救人员赶到的时候，他已停止了心跳。据说后来医生们在检查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从“尸体”烧焦程度来推断，这道残忍的闪电至少高达18万伏！
这完全是一幕悲剧；但与此同时，也是奇迹的启动。在被推入停尸房大约半小时后，丹尼·布林克雷，这位已经死去的人，在太平间里恢复了生命。而在此时，从本质上说，他只不过就是具被烧焦的残骸：身体和内脏都因为闪电的打击，而遭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近乎于残废的身体忍受着剧痛，却没有恢复自主性移动的可能。所幸的是，丹尼的呻吟被人们所听到，他被救出了医院停尸房。
复生固然是种奇迹。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件事发生了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他还拥有另外一项远超越于“生命奇迹”所能够描述的“心灵旅程”。1994年初，布林克雷受到穆迪的鼓舞，决定出版一本名为《光之救助》（Saved by the Light）的自传。在这部书里，布林克雷详细地讲述了自己死而复生的经历。
或许是因布林克雷确实有讲故事的天赋，这本《光之救助》当年成为了知名畅销书，连续五个月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在美国掀起了又一股濒死学研究的热潮。一年后，他又出版了《光照之中的宁静》（At Peace In the Light）继续讲述着死亡的美好。在这两本书当中，丹尼宣称：他曾经以一种类似旁观者的角度，亲眼目睹了他自己被抬上救护车；他还长时间地凝视着担架上死气沉沉的他自己的尸体；他看到救护人员发起无效的抢救，还亲耳听见了医生们宣读着他已死亡的“最终判决书”。
9．惊世骇俗的天启预言（2）
而此后，他彻底地离开了救护车和他自己的尸体。上升到了一条黑暗而古怪的隧道。然后他看见了明亮柔和的光，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国度，沐浴在爱与舒适的美妙感觉之中。一些和蔼可亲并且浑身发光的人走向他身前，似乎在迎接他的到来。在发光者的陪伴下，他对于自己的整个人生作出了点评式的回顾。刹那间，人生的真谛即被他所顿悟；宇宙的真理沁入到了他的脑海当中。
再之后，他被“发光者”领进了一座宏伟的水晶般的城市，参观了美妙的“知识殿堂”。这座殿堂里有十三位天使般的人物，分别向他展示了13个类似于电视机的“神奇匣子”；这些匣子里，正在滚动播映着“未来世界将要发生的117个影响人类文明史的最主要事件”！
事实上，这一段无论怎样看都显得荒谬的戏剧式的内容，即使是“见多识广”的穆迪，亦难以接受。20世纪80年代初，当丹尼第一次向穆迪谈及到这段“骇人情节”的时候，穆迪甚至还以为眼前的这个人疯了！然而极其出乎意料的是：仅仅在十几年之内，穆迪就亲自地验证了“预言”所讲述事件中的近九成在世界各地陆续地发生！在布林克雷的处女作《光之救助》一书的再版序言当中，穆迪谈到了自己的错误：
“丹尼将他所见到的事件告诉我时，我认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胡言乱语，都是一个曾被闪电烧焦的人所说的疯话！他在1985年时，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苏联将会在1989年解体，而且其特征将是哄抢粮食。他甚至还告诉我一个小国遭受某个大国入侵时，中东沙漠将会爆发一场战争。按照‘发光者’所给出的说法，将会有两支军队发生冲突，其中一方将被彻底歼灭。他坚持声称这场冲突会发生于1990年。而现在看来，他所谈论的这项事件显然就是海湾战争。”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丹尼·布林克雷的惊人“预言”并不像历史上很多预言家，比如鼎鼎大名的米歇尔·诺查丹玛斯（Michel de Nostredame）给出的诸多“预言”一样，具有极其强烈的模糊性以及不确定性。诺查丹玛斯所留下的那本被视为预言的长篇四行诗《诸世纪》（Les Siecles）一直以来都因其所绘事物过于抽象宽泛而饱经历史学者们诟病。
然而，布林克雷的“预言”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他异常精准地指出了未来重大事件的时间、地点及所涉人物，其中几乎不包括任何含糊；他甚至对于即将要发生的具体事件之细节做出了准确的描述；且他这些“预言”都在兑现以前就拥有了许多类似穆迪博士一样，根本就不相信这些疯话的人证和诸如日志等物理性的客观证物。应该说，布林克雷的预言能力挑战着五千年传统的理性和认知。
不过，就这一话题，我们有必要去展开有关认识论的探讨。事实上，文明历史当中，那些堪称最伟大的人物，尤其是身处在哲学世界里的思想巨匠，似乎都曾毫无保留地支持类似于“直觉引向真知”的“唯心观点”。从柏拉图到圣奥古斯丁再到康德，西方哲学体系里始终保有着明显而深刻的“先天知识”的味道。这些思想与东方的智者们，如佛祖和老子所分别借鉴、发展和演绎的“梵之冥想”及“道之领悟”似一脉相承。托马斯·阿奎纳甚至干脆抛出如下这句箴言给出了最终结论式的概括：
“没有任何人类智慧可以不经由直觉感悟而获得。”
（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non prius in sensu.）
有一个问题确实值得激发我们的思考：究竟有无可能在某种特殊的状态之下，比如濒死、气功抑或瑜伽，人类有机会获得某一类远超越理性所能够获得的洞见真相的感知能量？会不会存在某一种异常伟大的知识，就像柏拉图等先哲所说的那样，深深地藏匿掩蔽于所谓俗世生命的背后，只有在死亡或心灵出窍的一刹那才可以领略其高尚？对于死亡的研究如果能够将人类的智慧与知识更深刻地拓展到穿越时空般美妙的预见，我们为何不愿意放下陈旧的观念，去尝试一种最新颖、最富时代挑战性的思维的舞蹈，利用科学的手段尝试解析那潜伏在灵与肉背后的真相？
在濒死体验当中，我们应寻找不平凡的信号。
10．爱与求知：来自冥界的启示？（1）
“地球是为灵魂发展而设计的一间教室。我们的躯体就像是一只盛有珍宝的蓝色蒂法尼匣子。一旦其中的珍宝被取出，匣子就会被抛弃。不过珍宝依然会留存下来。只有无私的服务才是通往巨大幸福的途径。”
以上这段话来源于一位极负盛名的美国灵媒、职业精神治疗师玛丽·布朗尼（Mary T. Browne）。她于1994年曾出版过一本名为《死亡才是开始》（Life After Death）的畅销书。单凭这似曾相识的名字，我们就可以推断她是在向雷蒙德·穆迪博士等严谨的科学工作者所作出的伟大工作致敬（穆迪博士开启死亡学研究的那本书名字叫做“Life After Life”）。
在这本标题既模仿《生命之后的生命》又多多少少流露出古埃及宗教玄学色彩的超级畅销书中，玛丽·布朗尼为研究濒死体验的诸多医学专家和心理学家提供了一种极新颖的备选答案。而这条答案所针对的问题就是研究者一直以来都无法解释的某项共性：为什么所有经历过濒死的人都会宣称自己在“光”的教导之下领悟的人类生活之终极真理是纯粹的爱与求知？玛丽的答案是：“灵魂课堂”就是为了教育人们学习博爱与求知而设立。
爱心和求知，似乎是濒死经历的主题。一位又一位接受调查采访的濒死经历者都在其叙述中特别强调了“光”所教给他们的真谛。无数“死而复生者”像贝德在《英吉利教会史》当中提及的康宁汉或乔治·罗德纳亚一样，选择成为一名牧师，真诚而无私地为人们提供心灵服务。丹尼·布林克雷更是拖着自己本已高度残疾的躯体，重新点燃了残如曳烛般的生命花火，通过他最无私的爱向人们传递着生活的希望与福音。死亡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亲自见证了无数的倾心投入以及无偿付出，似乎那些从死亡线上归来的人一瞬间都成为了苏格拉底：传授给人们宇宙间的终极真理，不求任何物质回馈。因为亲历死亡而选择从事公益事业的西雅图濒死研究会会长金佰利·夏普（Kimberly Sharp）在其著作《光之后》当中留下的这句名言或许最能代表这些人的心声：
“我在生命另一边发现的东西能够改变你的世界！”
这些从冥界归来的旅者，似乎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改变世界的心态，积极地投入到为人服务的工作当中。他们仅仅在追求一种自我满足。对于这个群体而言，寻求理解或是提供帮助都是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环节。就好像存在着某种力量甚至命令，强迫他们走出从前习惯的享受，走向永不停止的付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研究者们都搞不明白究竟是怎样强大的意志，可以将嗜杀如命的暴徒瞬间改造成为懂得去关照他人的“新好男人”？是何种伟大的动力，可以让不学无术的浪荡公子拥抱量子物理？濒死体验中领悟的真谛，为什么非要指向爱与求知的古老命题？当然，人们会说：爱心和求知才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事业。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华人学者赵蔚扬在其《神秘的生命灵光》当中所提到的那样：
“回首凝望，全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是权力的尊荣？是财富的显贵？是如日中天的名望？是健壮的身体、美丽的外表？恐怕都不是。这些东西如今在哪里？我们已经看不见奢华的宫廷，已经看不见灿烂的黄金，我们已听不见曾经那些权威的声音，感受不到昔日健硕的身体和娇媚的容颜。我们看到的是增长见识的教训，是爱心的匮乏和渴求。祖祖辈辈流传给我们的，不是坚固的银库，大片的土地。生死与共的权柄，众望所归的头衔。我们真正一脉相承的是在艰难世道中完整保全下来的天良，还有和我们近在咫尺的数千年的人类文明。”
10．爱与求知：来自冥界的启示？（2）
但是，这段慷慨激昂的文字不足以说明“死亡课堂”的教诲。我们依然不知道为何冥界传递而来的信息会如此钟情于爱与求知。除非，我们敢于做出一些更大胆的假设，去假定生命存在着严格而具体的任务或者意义，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地理解生与死的奥秘。然而，假定人类的生命就是一堂灵魂课，尝试着学习如何博爱，尝试着通过哲学的眼光去思考人生的价值，注定是与科学相违背的思绪。科学的观点是：宁可不去解释人类和宇宙存在的终极原因，也决不用类似于上帝和灵魂等概念加以诠释。美国科学哲学学会主席、哈佛大学教授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在其作品《理性、真相和历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中就写下了此等严肃的批判语句：
“科学的成功竟然将哲学家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我们相信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存在。”
幸好，科学理性是需要经过反复推敲的。我们还有机会在推敲中撼动科学的狂躁症。毕竟生物学理论所能够提供的各种解释无法让人们感到满意，即使是那些科学家也在好奇爱与求知究竟和高级生物的本能有什么联系。事实上，如果说求知还能勉强和智能进化等理论沾上一些边，那么博爱就完全是生物学不能解释的禁区：生物正是凭借贪婪及自私才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强大与独立！
科学，至少在濒死研究里，扮演了一个畏首畏尾的角色。它一方面想洞知死亡背后的神秘力量，一方面却又不情愿去承认宗教背后亦隐藏着正确的东西。对于传统智慧和宗教玄学近乎于极端的排斥已使得科学不能够凭借最客观的视角去探查一切存在着的可能性；而这种失察正是科学的职业病。
本章的最后，让我们再次以科学家的视角回顾濒死体验。借肯尼斯·林博士所总结的标准模型，我们要去再度品味这些“无法找到适当的人类语言来加以科学之描述”的经历。在这种经历当中，科学曾经闭上客观公正的眼睛，人类失去过智慧光明。
“最初感觉到巨大的安宁和幸福，没有痛苦的宁静以及绝对的安全等正面良性的感受。然后开始注意到周围的环境。一般是在房间的上方，向下俯视，还能够看到自己的身体，这种知觉非常的生动和清晰。接着就发现自己正在穿过一片隧道状的黑暗；在隧道末端，会看到一点亮光，而且迅速地变亮甚至是光辉灿烂，白色中带着金色光芒，但绝不刺眼。这是以前从未见过的一种光，也不知道它来自何处，但是好像它能够掩盖住周围的一切。当靠近这种光时，似乎感受到一种最强有力的光波，爱的光波，整个人都会沉浸在其中。脑海里一片空白，只是完全地沉浸在这种光明之中。时间似乎都彻底停止，在这光明里，人们有一种找到了永恒完美的归宿感。然后意识到与光明联系在一起的某种存在出现了。这是种不能看到、但是人的大脑似乎与其意识相连的某种存在。它提醒人做出某种决定：是继续死亡历程还是回返到尘世之中。在这个时候，人眼前呈现出了成千上万幅按照一定顺序又似乎是同时出现的，非常清晰且生动的图像，自己一生中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重现在眼前。但当事人对此并无任何评价，只是在突然之间就顿悟了生活的深层涵义。在一些案例中，当事人遇到自己的亲人，但大致过程相仿。有的人能够清晰地记忆起是自己做出了回返的决定；但是也有不少人会不明原因地发现他自己重新躺在医院里，遭受着痛苦。因为忆起此前所发生的一切细节，所以我们能断定：这绝对不是梦或幻觉，抑或是想象。事情绝对真实，甚至比日常生活的感受还更加真实。如果是梦或幻觉的话，过一段时间会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濒死之经历，有些人即使在几十年后依然会记得十分的清楚。但这些体验却无法找到适当的人类语言来加以科学的描述。”
1．被封杀的“伪科学”（1）
现代医学的濒死研究开启了一扇灵学的大门。当诸如《自然》《科学》《柳叶刀》等传统科学领域的权威期刊发表了一篇又一篇暗示着生命意识主体在人类肉体死亡后依然有可能存在于世的学术论文，严肃的科学历史学者才“敢于”向世界公布当年被科学界绞杀的灵学历史。人们这才发现：远早于雷蒙德·穆迪及其著作《生命之后的生命》大约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曾经出现过一批最勇敢的“猎魂者”，不惜牺牲自己的崇高声誉和学术地位，坚定执著地对于坟墓背后的真相做出过系统严谨的科学讨论。
美英两国的哲学泰斗、进化论的合作创建者、美国人类学会会长，甚至是多位曾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物理学宗师和一位最终摘得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的法国神经生物学家都是“灵魂猎手”梯队当中的成员。而他们的核心，就是哈佛大学教授、实用主义哲学大师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可惜的是：科学家们在当时的态度异常顽固，拒不承认一切有关于心灵的客观暗示。要不是雷蒙德·穆迪博士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那本以“医学之视角探讨亡灵的著作”，估计传统科学界还会继续死撑下去。美国心理学家史丹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就曾代表所谓的“正统科学家”谴责过灵魂的研究：
“灵学是现代文明中的沉渣烂渍，是严肃的科学和传统宗教的普遍敌人，犹如肆意挥发毒气的泥沼，玷污并损耗着现代人类文明所创建的全部伟大成就。”
“科学说到底是一个坚固的小岛；被风暴、迷雾以及未名的海洋所包绕。所有诸如灵异之类的现象，都在海洋里随波浮沉，却不曾爬到岸上。曾有过的启蒙时代正是因为迷信的乌云出现略微的飘散或是暂时消退，才最终得以发生。”
非常之有趣的现象是：19世纪中末期的科学家们似乎习惯于以“乌云”这样的词语来表达对于科学阳光的信任。1900年4月27日，著名的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就在英国皇家科学大会上，留下了那篇因为“异常准确地预测了未来物理学之发展方向”而载入文明史册的传奇演讲：
“动力学理论断言：热和光都是运动的形式。但是这一理论的优美性和明晰性却被两朵乌云遮蔽，显得多少有些黯然失色。第一朵乌云来自菲涅尔（Fresnel）和托马斯·杨医生（Dr. Thomas Young）曾经验证过的光波理论；其中牵扯到的问题是：地球如何穿过所谓‘以太’之类的介质？第二朵乌云来自来于麦克斯韦（Maxwell）玻尔兹曼（Boltzmann）能量分配学说所遇到的实验障碍（即著名的黑体辐射）。”
这个时期的物理学家总是显得极其之傲慢。他们竟认为物理学大厦已然竣工，世界上没有任何问题是已知规律所解释不了的。然而，正是开尔文勋爵这次演讲中谈到的“乌云”后来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的面貌。第一朵乌云最终引出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第二朵乌云催生了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卡尔·普朗克的量子力学。自负而保守的科学家怎么也想不到几朵“乌云”会带来了如此的巨变；而乖乖躺在坟墓里的霍尔没准早就意识到自己曾经多么的愚蠢和狭隘——只因为他自己的意识居然还“活着”！
现代医学和理论物理学的日新月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醒着科学家群体不要过分地骄傲自大，但是今天我们依旧可以在各个领域里见到“因为已经取得的科学成绩”而表现出盲目乐观的学者们。他们并没有搞清楚一件事：科学的高贵其实并非来源于已知的东西，而是来源于对未知的事物始终保持探索的热情！
1．被封杀的“伪科学”（2）
当然，科学家并没有达到如此谦卑的层次。无论是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昨天，还是在21世纪的现如今，自然科学的实验室里始终响彻着对于神秘学，尤其对灵魂的不屑一顾。发现二氧化碳具有“温室气体效应”的前英国皇家科学学会主席、理论物理学家约翰·廷德尔（John Tyndall）便曾经在其1874年的就职演说中如此自负地大声咆哮道：
“科学是牢不可破的！其坚如磐石之崇高地位无须多言。我们要从宗教神学那里争夺来整个宇宙的论域！一切旨在侵害科学事业之计划和体系都必须服从科学的导引。单就目前灵学研究的所作所为而言，还必须停止操控科学的全部妄想和企图！”
瞧瞧！多么夜郎自大的口气呀！“客观的科学家”就是本着如此恶劣的态度，毫不懂得怜香惜玉地销毁了大量有关于灵学的历史。若非穆迪医生横空出世，或许我们的文明世界永远也找不到坟墓背后深埋、隐藏的奇幻和美丽。当然，所有这些都要拜科学家们所赐！曾经荣获普利策文学奖的美国科学作家协会主席黛博拉·布鲁姆（Deborah Blum）女士在科普作品《猎魂者：威廉·詹姆士及对死后灵魂科学实证的探索》（Ghost Hunters: William James and the Search for Scientific Proof of Life After Death）一书当中率性直言：
“许多年后，威廉·詹姆士对此惊讶不已：科学界针对超自然现象的打压简直毫无实效可言。‘到底有过多少次啊！所谓的科学企图要灭绝一切有关幽灵的哲学，将亡灵的存在、鬼魂的叩击以及通灵者统统弃之不理，权当他们是随处可见的骗局或幻想。’他大抵是带着讽刺的口吻吧！因为，正如詹姆士所指出的那样，鬼魂们源源不断地回到人间，异象异景仍然闪烁不停，怪声还常年不绝于耳。不管科学家曾经搬出多少次心理病症、梦境、幻觉，甚或是愚昧地解释为夜晚的突兀怪响，人们照样会谈个不停，并且信以为真。”
“回到历史，詹姆士指出：‘你就会发现，每一个时期都和当下一样，大量的灵异现象从来不绝于耳！’幽魂如烟气一般游浮在埃及金字塔上；烟熏火燎的恶魔从古代非洲的火堆里面爬了出来；亡灵甚至还与当地的猎手同行们一起在美国的大森林里，用他们那些完全不可见的手掌，控制着利箭的方向。”
“他写道：‘异象就在历史表象之下四处传播。’对威廉·詹姆士来说，真正的问题从来就不在于人们是否真的看到了，或是他们认为他们看到了，所谓的幽魂。问题始终都应该在于：如何处理这些古怪传闻？如何将这些非常规事件分门别类？又该如何在有条不紊的现有世界观当中安置这些知识？或许，最好还是把它们归类为一道难题，根本就嵌合不了这个规则缜密、井井有条的世界存在之体系。”
“詹姆士说：‘每一种科学的理想目标就是对真相作出天衣无缝、系统化的完整阐述。’倘若超自然现象并不符合现有科学体系当中任何一种分类，其内容势必会被指为不真实。詹姆士也赞赏那些有实效的‘科学性’推进。毕竟嘛，那样做还是触及了阴郁幽暗的灵学边界。‘如果你指望彻底祛除神秘，那么，证明这些人所言根本不值一信还算是比较英明的策略。’他写道。大部分所谓的超自然事件都存疑待定，对此他亦深表赞同。不过，真正令他忧心忡忡的是：科学家们故意对少数乍看之下比较可信的现象视而不见！由此，研究者极有可能忽略了‘一种本然存在的现实，而我们至今对其可能的深广程度还一无所知’。”
“同样，他还担心这种势不两立的局面会影响人们对待科学的公正态度。‘如今在美国，数以千计的通灵组织持续不变地依照那些老规矩行事，完全漠视现代科技，好像他们依然活在12世纪的波西米亚。其之所以对科学如此冷淡，正是因为科学界对于灵学体验一贯冷嘲热讽，始终漠不关心。’詹姆士警告说：‘如果科学家不能对外行表现出起码的尊重，那么公众也就基本上没有理由尊重科学界的诸多条文。’”[此处所引用的内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猎魂者》中文版，译者于是。本章后文中出现的部分名人言论以及引自《自然的夜界》一书中的“鬼故事”由于未能找到原文材料，均采用或是参考了此中文译本。]
2．自然夜界的幽魂闪现（1）
“脚步声下来了。那是这家的少爷——可怜的年轻病人。他已经病了很久，高烧不退，病因却不明。他想起床，和家人一起坐在客厅里。但是对他而言，这点小事都很难办到。脚下总是摇晃不稳，他去起居室的次数越来越少。他的皮拖鞋用得很少，已经开始发干，不管擦上多少鞋油都没法让它们再一次变得柔软。就是鞋的声音。并非是木头地板吱嘎、吱嘎的轻响，而是那双皮拖鞋走起来时的吱吱声。走一步响一声，走一步响一声。听到他脚步声之时，管家和他的妹妹正坐在一块儿聊天。他们没料到会听到这动静；他的父母将他从英国乡下接走，已经送去了葡萄牙，指望那里的舒适气候能减轻其病痛。这么说来，他一定是刚刚回来，在夜里。仆人拿起了蜡烛台，跑去帮忙。屋子里非常暗，楼梯上完全没有一丝光。显然，他应该需要点儿烛光才能走回房间里去。走一步吱吱响，再走一步。她几乎都跟不上他。只有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从下往上。她匆忙地跟在他后头，奔向他那间卧室。屋门是关着的；而走廊上空无一人。她打开他的房门。烛光跳动的光影扫上铺得整整齐齐的床。突然间，安静极了。等电报送到的时候，他们几乎有点迫不及待了。撕开了信封，信文简单扼要：那天晚上，少爷死在了里斯本。大约就是在他们听到那吱吱咯咯的声音在慢条斯理地要走回他自己的房间时。”
以上这则真实的故事截取自英国作家凯瑟琳·克劳（Catherine Crowe）女士于1848年发表的一本畅销作品《自然的夜界》（The Night Side of Nature or Ghosts and Ghost Seers）。这本书中收集了上百则类似的故事。虽然在当时，欧洲读者更愿意将这本“鬼故事集”当成纯粹的玄幻小说来读，但是凯瑟琳·克罗却坚定地认为这些颇为引人入胜的鬼故事里其实存在着某些真实元素。她并不否认自己悉心收集的这些鬼故事当中包含许多谣言和夸张，然而她觉得对于少数的“可以完全信赖的鬼故事”，科学家应当以较为宽容的心态甚或斗志大胆地开展客观系统的研究。作者在该书的前言里写道：
“我承认，在写自己这本书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更为高远的目标，绝不只是写来供人消遣取乐。对于即将倡导的观点，我感觉相当之满意，也同时抱有着严肃的兴趣。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引起读者朋友的重视，因为这将导向种种极其有益处的结果。”
“我坚持认为，不管这些灵异事件的源头是天堂还是地狱，也不管天堂和地狱是否真的存在，这都是我们有权质疑的重大问题。如果我能够劝服哪怕只有几位有识之士参与审视这些素材，而不仅仅是一笑而过，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会觉得自己的时间没有白费。”
威廉·詹姆士曾经对凯瑟琳·克罗的种种不懈努力表达了发自内心的赞赏和认可——因为威廉·詹姆士本人也坚持认为民间鬼故事的背后一定深刻隐藏着某些能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神秘的超自然性元素。这位实用主义大师如是说：
“任何一位就事论事的人，如果没有被科学的门派所局限的话，至少对于我本人而言，应该感觉到只要不是有人恶作剧，鬼屋、幽灵、在半睡眠状态时的超自然能力等等，都是自然界的某种正常现象，应该通过好奇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2．自然夜界的幽魂闪现（2）
事实证明借助科学来研究所谓的灵异现象会对科学本身产生正面而积极的影响。医学领域的濒死研究恰恰是在一片混沌不堪的宗教和玄学传说的泥沼当中跨入了最伟大的探索旅程。历史已不厌其烦地一再向文明社会指出：某些一贯自以为是的“科学专家”所鄙视的话题才是最应该予以积极关注甚或是系统研究的“真理之璞”。
曾经与威廉·詹姆士共事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家詹姆斯·海斯洛（James H. Hyslop）认为传统科学界对灵学所持有的盲目否定态度已然成为了科学家的致命伤。在海斯洛看来，科学家对进化论的热情完全应该分予心灵探索。他这样写道：
“科学家为了远征探索北极可以浪费巨大的资源；为了搜寻某种毫无益处的鱼类化石就劳民伤财地勘探深海，只图能够让进化论学者感到满意。为什么探求人类从何处而来就是一种高尚、伟大而值得尊重的事业，然而追问人类向何方而去的科学实践却成为了可疑且不受尊敬的愚蠢行为？现在显然是时候了，此等领域应该受到科学界重视，而不止是寻求公开认可的初级阶段。科学界的丑闻就在于未尝致力于这些有价值的事业！”
因为开创了现代临床血清疗法并发现了“过敏反应”而荣获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章的巴黎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查尔斯·罗伯特·里歇（Charles Robert Richet）更是非常勇敢地站出来号召医学界内的仁人志士共同参与到这项极具挑战意义的研究当中：
“摆在我们面前的职责很明白。让我们保持科学思维的清醒；让我们钻研、分析事实；让我们大胆地假说，正如在实验室中激情洋溢。玄学必将从神秘主义学说当中脱胎换骨！正如化学科学从炼金术中去芜存菁而终得诞生。没有人能预见到这门新学科在未来会取得多少令人感到惊讶的对人类文明最有益的贡献。”
堪称剑桥大学史上最负盛名的伦理学大师、古典功利主义经济学集大成者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在巅峰之作《伦理学史纲》（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Ethics）发表一周年之际（1887年）写下了他对于伦理学的期许：
“作为一名年轻的哲学家，我完全接受康德的学说。我丝毫不会怀疑我们必须预设灵魂在死亡后能够继续存在，其目的是为了对幸福和责任产生正面的影响。而在我本人看来，这似乎是理性精神生命当中最不可或缺的内容。”
而在一百多年之后，美国知名畅销书作家、夸特斯基金会（The Quartus Foundation）总裁兼全球首席执行官、曾经亲历过濒死体验的杨普莱斯女士（Jan Price）用一本传奇的自传性作品《死亡背后》（The Other Side Of Death）全面回应了西季威克的“幸福拷问”：
“如果死亡只是就人类的肉体而言，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意味着肉体的消亡。但是，生命并不等同于肉体，因而死亡并非生命意义的终结或停止。人们在生活中习惯使用‘死亡’一词，其实这个词只是针对人类之肉体而言的。死亡过程中的真实情况是：就意识而言，我们转化到了另一种状态，进入了较高层频率，或是短暂进入较低层频率，而后再转向较高层频率的区域；就生命而言，我们仍在继续。只不过，其表现形式不再是肉体。因此，若撇开肉体不谈，‘死亡’之意义其实是‘新生’或是‘转换’。”
当然，我们不能单凭一面之词就断定死亡之后的生命存在。但是科学的大门应该始终对于类似的话题保持敞开。《自然的夜界》虽然是本“鬼故事集”，然而其所揭示的内容却和《趋近光明》当中梅尔文·莫尔斯提到的那位于死亡时刻出现在女婿床边的老人极为相似——他们都是在生死攸关之时以“幻影”的形式出现在亲朋好友的面前或是回到了老房子。这些事件所展现的规律性值得人们去关心。
3．离奇的亡灵故事（1）
[本节所转述的“鬼故事”均源自英语世界中最经典的灵异调查文献Phantasms of the Living。本书中引用的内容均是该作品中最具代表性、最令人惊叹的“鬼故事”。因篇幅有限，翻译整理过程中将当事人自述的内容进行了转述，并参考了相关文献进行了适当删节和调整。]
1873年，一位当时小有名气的旅行作家毕绍普夫人（Mrs. Bishop）前往落基山游玩。她在旅途中结识了一位混有印第安血统的科罗拉多男子。这位男子被朋友们称作“吉姆山”（Mountain Jim）。分别时，性情淳朴的吉姆山显得非常激动，和毕绍普夫人交流了许久。两个人讨论到俗世的生命和《圣经》上所谓的灵魂不朽。
吉姆山对此话题似乎很有触动，坚定地声称：“我这辈子或许不会再有机会见到你了，但是在我死的时候将出现在你面前。”毕绍普夫人赶忙批评了他不负责任的激动以及这番不吉利的言语，但是吉姆山却以更大的声音重复着他刚才所说的话，还添加了一句：“你今天和我所谈论的内容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发誓我会在死亡的时候再次见到你！”
两人分别后，保持着断断续续的信件联系。一年后，女作家听说吉姆山又回归山野，过上了印第安式的野蛮人生活，并在一次野蛮冲突中不幸受了重伤，所幸没有危及生命。不过毕绍普夫人听说吉姆山计划前去报复对方，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雪耻。
1874年9月的一天，清晨6点，身在瑞士度假的毕绍普夫人正在给自己的姐姐写信。她忽然一抬头，看见吉姆山正站在屋里，目光锁定在她身上。她还在一个劲纳闷，吉姆山却开口了，语速缓慢然而发音无比清晰：“我来看你了，正如我承诺的那样。”说完便挥动双手向女作家告别。
之后没过多久，与毕绍普夫人一同来度假的一位好朋友走进房间，带来了两份早餐。女作家便赶紧让她做见证，在自己的日志里记录下了这个诡异的事件，包括日期、地点和具体事发时间。回到美国后不久，女作家接到了朋友的死讯。仔细计算了死讯中所记录的朋友死亡时间和大洋两岸的时差，毕绍普夫人发现幻影出现的时间与吉姆山逝世的时间竟几乎完全一致（事后经过埃德蒙·盖尼等人反复验证、计算，发现时间并不是分毫不差，而是相差了大约八个小时）。
一位英国贵族（Lord Brougham）和朋友们在瑞典旅游。他们决定前往挪威，花了大约一天时间才赶到，精疲力竭，便选择在一家小客栈里留宿。结束了一天的旅行，已然凌晨一点钟。寒冬里的寂静夜晚，外面结着厚厚的冰。这位贵族早已冻得够呛，跌跌撞撞走进自己房间时，牙齿还在打战。他决定去看看这里能不能洗个热水澡，彻底暖和一下。等他差不多洗完了澡，正要出来的时候，他晃着脑袋四处张望，看到自己之前叠放衣服的那把椅子上居然坐着一个很熟悉的人影。
端坐在椅子上的男人是他的老相识。他们曾是大学时代的好友。这位老同学现在正为政府行政部门工作并已经被派往了印度。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谈话已然是多年前的事情。这位贵族惊得站了起来，却因此而滑到，直接趴在了地板上。当他爬起来时，那位朋友已失去了踪影。贵族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发生得过于古怪，于是便不敢开口对其他人讲。但是他写了下来，在日记本里记下了那一天的日期：1799年12月19日。他也觉得非常困惑，不知道这件事意味什么。他很担忧自己的朋友，也开始担忧他自己。
3．离奇的亡灵故事（2）
“我和他曾用自己的鲜血共同写下过愚蠢的盟誓，许诺说无论谁先死去都应该在对方面前出现，这样就可以解除我们对于死亡之后是否还有生命的近乎开玩笑式的疑问了。”
这名贵族在他自己写给盖尼的信中写道：“我那时应该已经睡着了，而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一幕其实是个梦。”非常可惜，这种解释甚至无法令他自己感到信服。他也承认自己之前从未有过如此逼真的梦境，能令他目不转睛，如此清醒。等他回到家，不久便接到了一封来自印度殖民地的信。带来了自己那位朋友的死亡噩耗。这封信清楚地注明了死亡日期：1799年12月19日。
提摩西·库珀（Timothy Cooper）的父亲是剑桥郡的索汉姆地区的一名浸礼会牧师。1849年，作为大家庭中的一员，提摩西离开了家，自己闯荡生活，以减少家中经济负担。提摩西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母亲，而母亲也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儿子。因此在提摩西离开时，全家人尤其是他母亲深感不舍。提摩西在外闯荡了大约一年光景，便被人告知母亲病危，于是向老板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便慌慌张张地赶回家。所幸母亲坚强地挺了过来。在假期结束前即将返回工作岗位的最后一天，提摩西静静坐在母亲身旁，耳语道：“亲爱的母亲，若可以的话，当你离去时请告诉孩儿。”母亲答道：“我会尽量这样做的。”
1850年10月7日凌晨，提摩西莫名醒来。他感觉有一只柔和温暖的手正在抚摸自己，耳边则听到了最熟悉的声音：“我走了。”然后提摩西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自己身边滑过。他赶忙摇醒了正在身边熟睡的同事，对他说：“我母亲刚刚过世。她亲自前来告诉我了。”
楼上的钟表在此时敲响了三点整的钟声。尔后登载在当地浸礼会报纸上的噩耗传来，提摩西的母亲在他莫名惊醒的那一天凌晨差五分三点离开了人世。
一名英格兰商人在多伦多的一家剧院里看戏。在繁忙的商业旅途中像这样的消遣夜晚必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商人身边陪坐着他在当地的商业伙伴。他们坐在上层前排的座位。英格兰商人正往下面俯瞰。突然在正厅后排闪过了一个阴影，或者说是一阵光影的闪动，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俯身向下看去，望见一名男子就站在下层看台，正抬头紧紧盯着他。商人索性将自己的上半身都探出防护栏杆，向下方俯望巡视。他后来回忆说：“我一眼就将他认出来了！他正是我的孪生兄弟，当时人在中国。”
英格兰商人的这位孪生兄弟就伫立在一片半明半暗的阴影当中，但是灯光依旧能照亮的部分却已清晰地显示出了他精致的五官。商人回忆说：“我当时大声呼唤着朋友过来看。上帝啊！上帝！站在那里的人是我的兄弟！一边大声喊，我还一边不停用手指着那人影。”
“我们没看到有谁抬头朝这里张望呀！”他的朋友们说着也越过了防护栏杆，望向下层看台。可是英格兰商人情绪太激动，已经直接冲下了楼，大声呼喊着自己兄弟的名字直奔戏院的正厅跑去。然而那里确实没什么人，也没有谁在仰望着看台。围绕一旁的观众们也没有哪位长得像其孪生兄弟。他后来和朋友解释说：“我从不迷信亦不是唯灵主义者。但是好半天都难以从震惊当中缓过神来。”
当他回到了英格兰，才得知亲兄弟已经于1867年10月6日在中国上海的法国人医院去世。死亡时间恰好是他在多伦多剧院看戏的那个夜晚。在仔细核对了当天晚上该剧院的节目时间表并且精确换算过多伦多当地与上海的时差后，商人不禁惊讶地发现法国人医院记录的其孪生兄弟过世的确切时间竟然与他在剧院看到他兄弟死亡幻影的时间分秒不差！
1869年6月22日，“埃德蒙·格雷厄姆号”（Edmund Graham）商船航行在好望角到澳大利亚的航线上。海面突然掀起了一阵狂风，包括船长在内的7名船员被冲入湍急海浪。船长在下意识中抓住了拴在船头的绳索，被救了上来。而其他被冲下浪涛的海员不幸遇难。船长日后曾回忆说，自己跌入海中时其实已经放弃了，也联想不起来其他什么有用的细节。
然而几个月后，船长竟接到了一封来自印度孟买的信件。一位曾和他打赌如果谁先死，就出现在对方面前的女性朋友写来的信。这位好朋友在信中说自己在6月22日夜里看见了他出现在她房间里，于是便写信来询问其近况。
“后来我见到了她本人。她和我说，她在夜里突然醒来，看见我出现在她房里，向她缓步走来。她后来经常和我描述其经过。根据我本人所掌握的事实，她声称看见我的时间正好是我被冲下船的那一段，1869年6月22日凌晨2点到3点间。我虽然已不能记起确切时间，但根据经度时差计算，我认为这应该是同时发生的事件。”
4．仅仅是死亡幻觉吗？（1）
以上这些内容相似的鬼故事均截取自《生者的幻影》（Phantasms of the Living）。这本著作于1886年10月在英国正式刊印发表。威廉·詹姆士在通篇阅读这本书之后于1887年1月7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撰文称其为“非凡卓越的杰作式研究”。
该书的作者是三位英国的自然哲学家：弗里德里克·迈尔斯（Frederic W. H. Myers）、埃德蒙·盖尼（Edmund Gurney）以及弗兰克·鲍德莫（Frank Podmore）。三位学者在其调查取证过程中审阅了数千例搜集来的鬼故事，每一例都像是凯瑟琳·克罗那些鬼故事的翻刻版。所有的案例都具有一个共通点：即目击者亲眼见证的“不该于某时出现在某地”的“鬼影”最终都被确认为“正好于该时刻在异地死亡的目击者亲友”！
三位调查者最终只选择了七百例收入书中。第一条遴选标准就是要具备一系列完整的相关事实证据：“见鬼”之后的日记原件、事发时与其他人的谈话、事后登载于报纸的讣告或是通知噩耗的邮信，以及“正好于该时刻在异地死亡的目击者亲友”的官方版死亡证明。对于英国商人的案例，他们还费尽辛苦地找来了当天晚上剧院所安排剧目的详细时间表。三位学者甚至还进行了大量面对面的私人采访，并且精确地计算了死亡发生地与灵异事件发生地的时差以确保所有案件都是如此“凑巧”。
三位学者在作品中称这些搜集来的鬼故事为“生死攸关的亡灵故事”，因为这些惊人的灵异现象出现的时机总是如此恰到好处：声音、质感甚至是“鬼影显身”时不合常理的衣装外貌，无不精确吻合该幻影所对应死者在死亡或遭遇致命伤害时的模样。埃德蒙·盖尼曾试图将这些灵异事件都归结为死者临终前集中体内能量全力发送的心灵感应信号。为此他还专门发展出一整套有关心灵传感的理论假设：
心灵感应是一种确凿的生理特质。其指的是某人将意念和情绪传递给另外一个人。
即将逝去者或死者的幻影确实会被亲友看见，而且绝非偶然，事实上是经常发生。
心灵感应或许可以解释幻影现象，因为幻影能代表某人将意念隔空传导给其他人。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许多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对于所谓的心灵感应研究持有比较开明的态度。事实上，物理学家倾向于相信人类能够在某种特殊状态下发送类似于电磁波的生物信号，传递其想传递的内容。空气动力学大师、号称中国航天事业之父的钱学森院士在其晚年间就曾经大力支持有关于心灵感应的研究。在这位物理学巨匠看来，心灵感应仅仅是一种还未被科学家清楚认知的隐秘的自然现象。而埃德蒙·盖尼同样持有如此观点。他相信心灵感应才是通过科学解释灵异现象的钥匙。当然，困难总是存在的。理解生者的幻影不仅要考虑这些幻影的出现，还需考虑其出现的频率。
几乎每一名受访者都强调：这种奇特的体验有且只有一次。他们自己都因为亲眼目睹幽灵行走于街市，或亲耳听到其亡友呼唤自己名字而感到不安和恐惧。大部分受访者坚持声称自己从来不相信死后世界，也不信仰什么神秘莫测的灵学，因而在遭遇到这般诡异的情景时更加感受到困惑和焦虑。亲自采访这些目击者的埃德蒙·盖尼以客观而严谨的科学态度对这些亡灵闪现事件做出了多种假设，比如说基于统计学的巧合：
4．仅仅是死亡幻觉吗？（2）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能否利用‘意外或巧合’等观点去解释这些同时发生在不同地方的一致见闻？如果可以，那么想用心灵感应这种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理论去解释幽灵幻影的反复出现，就多少显得站不住脚了。但是如果，在死亡发生的时刻同时在异地出现的惊人幻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其出现次数远远地超过了合理的偶然性所能够预测计算的范畴之外，那么这种有关于‘巧合’的解释亦就不成立了。”
为了祛除基于统计学的干扰，调查者于1886年至1892年间共发放了数万份经过合理设计的灵异现象调查问卷。于1896年最先发放并有效回收的5705份问卷当中，有23人对问卷中所提及的事情予以了肯定的回答。而最初的这套“初筛版”问卷是这样的：
自从1874年1月1日直至今天，您是否出现过以下经历：
A．在身体健康、情绪稳定之时（即绝对清醒的状态之下）看到或听到任何当时您确定不会出现在现场的亲人或朋友的逼真的音容笑貌？
B．或是与当时确定不在现场的亲朋好友有过肢体接触？
C．或是在现场无人时听到过任何暗示现场有人的响动？
23人对于近六千份调查问卷而言，或许显得微不足道。但是考虑到类似事件本身就是极端小概率事件，哪怕是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比率其实已经高得吓人。而《生者的幻影》书中所陈列讲述的总共702例案件当中有401例出现“幻觉巧合”的时间是在“死亡的刹那”；另外还有25例发生于异地死者临终前的区区几分钟。埃德蒙·盖尼亦认为有必要展开更为广泛的取证调查，通过扩大样本数据库容量减少可能出现的统计误差：
“我们无法否认这一课题本身所具有的古怪特质，因而必须大胆地予以正视。现在我还无可奉告，因为我们不得不把数百个案例扩展到数千甚至是数万才行。如果这类现象无法随意控制，这项研究就应该更加苛刻；如果幻影闪现总是太短暂以致难以捉摸，调查人员就应该更加重视当时现场所能够留下的客观性证据。”
大西洋两岸能保持客观公正态度的心理学家都被这项研究所鼓动。截止到1892年初，英国收集了超过17000多份有效问卷。其中明确表示见过“死者幻影”的问卷合计2272份。除去有可能因梦境或精神亢奋等因素的“可疑性问卷”之后，还剩下1300份左右。而其中，只有80例受调查者遭遇“死者幻影”的时间在亲友确切临床死亡时间的前后12小时之内。继续进行案例筛选，除掉有可能提前预知死亡或等待死亡的案例（比如长期重病在床者），以及现场旁证只有一个人的案例以后，最终剩下32例“绝对可靠的活见鬼事件”。
美国心理学家所提供的样本数据库则大约是英国同行们所调查案例的一半：7123例。其他参与相关研究的国家，如俄罗斯、法国、德国以及巴西所提供的样本数量大体相当。所有研究者都发现“见鬼”的实际频率比统计学理论能够解释的概率要高出至少四百多倍。英国方面的数据高于理论值约443倍；美国的数据更是高于理论值足有487倍！1892年八月举行的国际实验心理学大会上，剑桥大学纽纳姆女子学院院长诺拉·西季威克女士（Eleanor Mildred Sidgwick, née Balfour）递交了心灵研究会关于死亡幻觉的普查报告：
“死亡时刻出现的死者幻影及其和生者之间的种种联系不应该仅仅归于巧合。我们坚持这一点作为已被证实的事实。这份报告不可能完成对这些实质内涵的充沛探讨。甚至或许无法在这个时代中叙说详尽。”
统计学的大量数据证明了生者所遭遇到的这种死亡幻影确实是种值得讨论的神秘自然现象，而绝不仅仅是“巧合”；但是这不足以表明究竟是心灵感应还是其他隐秘的未知原因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依然不知道亡灵闪现是拼劲全力的最后告别抑或仅仅是下一段全新生命旅程的开始，除非已经死去的人有机会回到这里为我们揭晓死后的内容。
5．与亡魂的对话（1）
公元1892年2月，纽约中央公园（NY Central Park）。
时年32岁的青年作家乔治·佩鲁（George Pellew）在一条铺满厚厚冰层的清幽小道上策马扬鞭。突然间马蹄下一阵致命的打滑，骑马者因此不慎跌落，头部坠地，当场身亡。而这不幸的悲剧竟然仅是一场神话的开始。
在佩鲁的葬礼上，当时颇有名气的灵异调查专家理查德·霍奇森（Richard Hodgson）特地从北方的波士顿赶来送别自己的好友。这位霍奇森1855年9月24日生于澳大利亚的文化工业名城墨尔本；不满23岁即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1878年，此人转战至英国的剑桥大学；四年后又加入了鼎鼎大名的心灵研究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SPR）。
值得人留意的是：作为19世纪末期最负盛名的灵异事件调查者，霍奇森的声誉并非来源于吹捧灵学理论，而却恰恰来源于他对种种灵异事件的客观审视及异常精准的把握，并且每次都毫不留情地戳穿弄虚作假的欺骗和表演。与其说霍奇森是一位灵异调查专家，不如说他是一名奋战在反伪科学前线的“刀锋战士”！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19世纪末的反迷信专家，依然对于好朋友在过世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极为玄幻诡异的灵异事件感到异常困惑不解。除了所谓“灵魂”能够在肉体死亡之后继续存在且再行回到尘世与故人交流这一骇人听闻的理由外，霍奇森实在想不出其他能够合乎逻辑的新颖解释。即使他代表了科学家的立场。
人们或许会好奇：佩鲁死后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若要令人满意地回答以上疑问，我们必须先了解清楚佩鲁生前做过些什么。事实上，这位经常和霍奇森聚在啤酒馆讨论哲学话题的青年，在其生前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诸如灵魂或是永生之类的“迷信观念”。按照佩鲁自己的话讲就是这些概念都太“滑稽”了。霍奇森亦深表认同。而仅有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认为此类的“滑稽概念”并非绝对意义的不可能。
恰恰就在去世前的一段日子里，佩鲁还曾经开玩笑似的向霍奇森作出保证：如果本人先你而死，无论如何要摸回来找你！毫不含糊地表明身份，活生生地证明一切！而当时的霍奇森虽然也只是一笑而过，却在有意无意间将这段趣味十足的谈话写进自己的日志里。霍奇森万万没有想到：这段玩笑式的记录于日后竟然成为了最无法忽视的证据。
话说佩鲁过世后的第五个星期，还未迎来温暖的四月却迎来了一位真正的不速之客。心灵研究会位于波士顿的研究对象、美国著名的通灵者莱奥诺拉·派普（Leonora Piper）在其神秘的“通灵会”上突然间改变了平日当中的恍惚举止，以霍奇森甚为耳熟的铿锵嗓音十分爽朗地自报家门：我又回来了！你的朋友乔治·佩鲁！
通灵会现场顿时变得骇然一片。
霍奇森毕竟是一名训练有素的顶尖灵异调查者，他并未表现得像其他认识佩鲁的在场观众们一样大惊失色。他转而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证明这个自称为佩鲁的家伙就是自己逝去的故友而非灵媒派普夫人的分裂人格？
为了验证该疑问，霍奇森特意准备了一份佩鲁的生前好友名单，并陆陆续续地往派普夫人的通灵会里带来一百多位访客与这位自称佩鲁的诡异家伙交谈。这批访客中既包括了真正的佩鲁生前好友，也包括心灵研究会直接从街上请来的过路者。参与测试的所有人都不允许谈及任何有暗示性的内容。至于每位来宾是否真与佩鲁相识，则完全依靠派普夫人在其“通灵状态”当中自己去判断。
5．与亡魂的对话（2）
然而最终的测试结果却出奇的邪门。这位佩鲁的“亡灵”不仅轻易辨认出全部生前好友，（要知道，在总计超过130多位来访者之中，只有大约20位是佩鲁真正的生前友人）还与其中一些关系极亲密的朋友畅聊起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隐私内容。有一位绅士在闻达这些隐私之后，还微笑着对霍奇森表示说：太隐私了！但是我很满意！
类似的测试共持续了五年。据霍奇森所给出的最终统计，从1892年3月“显灵”开始，直到1897年几乎每个人都已经确认面前的这位仁兄就是佩鲁遂叫停测试为止，这位从冥界归来的朋友从来就没认错哪怕一个人！虽然谈话的内容不多，但却“句句精准”。
一位生前好友问这位“佩鲁之灵”是否对死亡的奇异过程有任何慌张、惊讶等感觉之时，这位“返还尘世”的“亡魂”甚至还罕见地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
“其实在一开始我什么都分不清。就像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你知道的，吉姆（那位好友的名字）。我当时真的懵了，完全搞不懂究竟是发生了些什么！整个过程大大地超出了我能够解释得通的范围。但是今天的我已经完全搞明白了，就好似在太阳底下看清了一切！”
然而令人颇感沮丧的是：除去这次以外，这位“灵魂状态”的佩鲁再也没有吐露出任何有关于死后生活的具体情节。相比较于有关尘世间人际关系的近乎无懈可击的记忆而言，这位归来的亡灵似乎在刻意地隐瞒死后世界。
难怪就连《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这样一家时常对灵学持有嘲讽态度的美国主流媒体，也在不无坦诚地认可了乔治·佩鲁一案“足以证明死后生命继存”的同时，大胆地抛出了所有人的疑问：存活于死亡后的究竟是什么？是鬼？是灵魂？是精神意志？抑或是心理学家所谓的“人格残片”？该文章作者这样写道：
“就我们目前所见识的情况而言，所有证据似乎都充分地表明：所谓尘世生命的一部分内容有可能被记录或储藏于某种非尘世的超自然环境之中。而且在某些特殊的状态之下，生者的心智完全可以触及到这部分被他界封存的生命档案。”
“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以在人体死亡之后继续存活（事实上已经被证明了）；问题应该在于那样东西是否真的是一样‘活生生‘的事物？其是否还能够成长？虽然现在这一切仍旧是未知数，但是时间却终将带给我们背后答案。”
1897年12月底，理查德·霍奇森向心灵研究会递交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重点讲述了佩鲁案件当中所展现的一系列不可思议。尽管传统科学界对于霍奇森这份报告予以诋毁，认为其作为一名顶尖的“反伪科学斗士”，不应该“如此轻信”，然而霍奇森并未在乎科学家的恶言相向，执意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客观科学精神研讨此事：
“单就目前而言，我仍然无法确认其中必不存疑。但是可以确证的一点在于：报告当中所述及的那些借通灵者回来谈话的主角身份皆属实。他们在我们所谓的死亡后依然存活，并且通过派普夫人的生物性躯体直接和我们，或者说和生者们相接触，相沟通。”
由于霍奇森的参与，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知识界（而非科学界）亦因此活跃了起来。文化名人、英国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甚至在《坎特维尔的幽灵》（The Canterville Ghost）当中讲述了一则鬼故事用来调侃灵学研究所带动的“文化风暴”：
“奥蒂斯先生开始怀疑自己一向否认世间存在幽灵鬼怪也太教条了。奥蒂斯太太则表示自己萌生了强烈意愿想要加入心灵研究会（即SPR）。而他们的儿子华盛顿还给迈尔斯先生以及鲍德莫先生写了一封长信。正是他们负责调查和罪恶有关的神秘血迹案件。”
精神意识并不是戏剧小说，而是某种自然科学家所不愿意承认的客观事实。
6．派普夫人——跨越阴阳的使者？（1）
“我第一次访问她的印象是：她若非拥有超凡能力，就是曾经亲眼见过我太太的家人并借助幸运的巧合熟悉她们家中的种种情况，以至于能够产生如此令人惊讶的表现。稍后，我了解到她的背景也逐渐地对她有所熟悉，我不得不全然地拒绝后面的那种解释，而相信她确实具有某种超乎寻常的灵魂沟通能力。”
1885年秋，威廉·詹姆士第一次见到莱奥诺拉·派普夫人——即那位于7年后“帮助”乔治·佩鲁重返人间的美国灵媒。在亲自参与了无数次由美国心灵研究会组织的专门针对派普夫人的实验之后，威廉·詹姆士在一份五年后递交给英国心灵研究会同盟的学术报告《可以确定的灵魂脱体现象》（Certain Phenomena of Trance）当中写下了以上这番文字。
莱奥诺拉·派普确实是19世纪末的一段传奇。这位美国著名的通灵者似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灵魂脱体能力”。她可以轻易进入某种类似深度昏迷般的睡眠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中收集“绝对不可能从寻常生活中获知的信息”。霍奇森曾经亲自督导所谓的“测试”，比如将浓氨水直接置放在派普夫人的鼻子下，在其嘴里倒入满勺盐、香水甚至是洗洁精，使劲掐其脖子直至出现瘀斑，但是所有这些强刺激统统得不到反应。派普夫人继续沉睡在近乎异类世界的超自然时空，搜索着足以摄人心魄的“鬼闻”和讯息。而理查德·霍奇森亦在其一份专门研究派普夫人的报告当中宣称：
“派普夫人最近施行的一系列通灵座谈会提供了实质性的、更具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据。这些证据表明：确实存在某些特殊天赋才能，并且远远超越了和座谈者意念传导的程度。而这显然意味着提出某种类似‘灵魂永存‘的假说将变得更具可行性。”
有趣的是：霍奇森和莱奥诺拉·派普的第一次碰面就撞出了火花。当时派普夫人声称自己为霍奇森带来了一份“传自冥界的口信”；口信的发送者是霍奇森的表弟弗雷德。派普夫人异常详尽地描述起来：弗雷德和霍奇森在一起上小学，一起玩遍了各种小男孩的游戏——诸如摔跤和“跳山羊”；长大之后弗雷德依旧钟爱体操和竞技运动；在一次荡秋千时，弗雷德被甩了下来，摔断了脊椎骨，最终死于痉挛；而弗雷德去世时，霍奇森并不在场。种种细致入微的情节描述使得霍奇森想要否认都难。这位19世纪末最杰出的反迷信斗士亦不得不在其报告中写道：
“我的表弟弗雷德比我认识的所有人跳得都要好。他跳山羊的时候能够在空中腾跃一人多高。每次他跳山羊，同学们都会围观。他摔伤脊椎骨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体育馆里。那是在1871年。当时他就被送进了医院，苦苦支撑了两个星期，一直都伴有间歇性痉挛的症状。最后一次痉挛要了他的命。无论是事故的发生还是他的去世，我本人都不在现场。”
威廉·詹姆士在哈佛大学的一位研究自然科学的同事曾经借用假名拜访过派普夫人。在一次通灵座谈会中，派普夫人进入了昏睡的状态。这位教授还在心中窃笑不已。然而，就在这时，派普夫人却突然动手在纸板上写了起来，所述内容全是有关这位教授的情况；其精准度和琐碎程度像是查户口。这位教授曾于日后向詹姆士讲述了这一段神奇的经历：
6．派普夫人——跨越阴阳的使者？（2）
“我仅仅问了她一个问题，但是她却连续不断地在占卜版上写了三刻钟，其中谈到了我本人的名字、地址和生命当中所经历过的大事件，整个过程简直让人惊诧的无以复加。”
这位教授还带去了一枚戒指，是他母亲的遗物；原本是两枚戒指组成一对儿，是他和母亲在某年圣诞节所交换的礼物；每枚戒指上都刻有一个单词，是他和母亲两人最喜欢的谚语的起始词。不幸在很久以前，他将自己的那枚戒指弄丢了。而在母亲过世后，他送给母亲的这枚戒指就转交到他手中。在通灵座谈会上，这位教授故意用手捂住他送给母亲的这枚戒指，然后问派普夫人能否说出另一枚戒指上究竟刻有什么单词。派普夫人甚至没有丝毫犹豫，便用干脆利索的答案震惊了这位科学家。他在写给詹姆士的信中坦言：
“派普夫人将另一枚戒指上刻有的词语飞快地写了下来。也就是我妈妈给我的、已遗失多年的那枚戒指上面刻有的单词。我顿时瞠目结舌。那个词语很特别，我怀疑从来没有人会想过将其镌刻在戒指上，可是她就那么不假思索地写了出来。这一切令人好奇得很！”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姆斯·海斯洛也亲身经历过类似事件。不过在遇到派普夫人之前，海斯洛始终极端排斥有关灵魂不朽等“宗教式观念”。而海斯洛的第一次“通灵座谈会体验”，也是在极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恰是在那次通灵会，派普夫人为海斯洛捎来了一份“口信”，源自其多年前因为喉癌而过世的父亲罗伯特·赫威·老海斯洛（Robert Hervey Hyslop）。这位“冥界归来”的“父亲亡灵”和海斯洛谈论了许多，甚至提及了连他本人都不知晓的内容，比如他的母亲曾患有神经疼痛，家中农场曾经养过两匹分别叫做“吉米”和“鲍勃”的马等等，若非写信询问仍旧健在的母亲，海斯洛本人都不敢如此之确定。“父亲”还“教育”海斯洛说：
“你还记得吗？我对这辈子的感觉？其实我并没有错太多。我非常肯定生活自有定论。但是你总表现出怀疑，总是牢记你拥有自己的思想。但那些思想只是你的呀，詹姆斯！”
海斯洛对于这番话印象极其深刻。因为在父亲生前，他不知道已经听过多少遍相同的说教了。他还发现，这位“冥界归来”的“父亲亡灵”无论是说话口吻还是语言习惯都和父亲生前几乎一模一样，“简直像打电话”！威廉·詹姆士早已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他更进一步地指出：派普夫人的案例足以作为坚实有力的客观证据，推翻科学家们先前的武断思想。这位实用主义哲学家颇为严肃地表示：
“请允许我用逻辑学那套来解释：只需要一个反例就可以推翻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命题；如果你希望搅乱常理。比如说，牛都是黑色的，你没有必要展示所有牛以示证明。你只需证实有一头牛是白色的就够了。我拥有的白牛就是派普夫人。这位灵媒进入通灵态之后，本人实在不得不相信，从她嘴里吐露的事情全然不可能是清醒时耳闻目睹抑或是通过别的什么途径而了解到的。这些事实都是从何而来？可能现在还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应该用何种理论尝试去解释。但确认该事实作为证据，我看是永远跑不掉。”
“科学女神对我们正在研究的灵异现象并没有良好的耐心。她专横否认超自然的存在，甚至还否认其重要性，除非将它们当作论断人类纯粹的愚蠢。科学女神就此脱离了人类最为普遍拥有的共感性。就在不远的将来，会出现更富启蒙性的社会，待到那时候，人类就会哀悼我们这个时代，哀悼自夸又自诩的科学女神誓不悔改的盲目，他们将看到她所遗落的知识，而这很可能使她变得前途渺茫。”
非常之幸运的是：并非所有科学家都会如此盲目和狭隘。科学女神的光环下，其实还聚集了不少真正懂得独立思考的探索者。在许多“科学家”眼中“专门从事玄学迷信研究”的心灵研究会就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其历届主席都不是“轻信的文盲”。
7．心灵研究会主席名单（1）
1882~1884：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剑桥大学伦理学系一代宗师；
1885~1887：贝尔福·斯图尔特（Balfour Stewart），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主任、苏格兰热力学家、气象学家、电磁学家、地球物理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1888~1892：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即1882~1884年主席；
1893~1893：亚瑟·詹姆斯·贝尔福伯爵（The Earl of Balfour, Arthur James），著名哲学家、英国前首相、前外交部长、不列颠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主席；
1894~1895：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哈佛大学哲学和心理学系教授；
1896~1899：威廉·克鲁克斯爵士（Sir William Crookes），“克鲁克斯电极管”之发明者、金属元素“铊”之发现者、物理学家、化学家、英国皇家科学学会主席；
1900~1900：弗雷德里克·迈尔斯（Frederic William Henry Myers），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著名古典哲学教授、心理学家、时代散文诗人；
1901~1903：奥利弗·约瑟夫·洛奇爵士（Sir Oliver Joseph Lodge），大学学院（利物浦）数学与物理学教授、“无线电通讯技术”首创者、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1904~1904：威廉·弗莱彻·巴雷特爵士（Sir William Fletcher Barrett），皇家科学学院（都柏林）实验物理学教授、“矽钢片”之发明者、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1905~1905：查尔斯·罗伯特·里歇（Charles Robert Richet），法国生理学家、巴黎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理学教授、1913年度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章获得者；
1906~1907：杰拉德·贝尔福伯爵（Sir Gerald William Balfour），爱尔兰总理；
1908~1909：诺拉·西季威克（Nora Sidgwick, Eleanor Mildred），亨利·西季威克之妻、剑桥大学纽纳姆女子学院（Newnham College）首任院长、数学家；
1910~1910：亨利·亚瑟·史密斯（Henry Arthur Smith），著名法庭律师；
1911~1911：安德鲁·朗恩（Andrew Lang），著名人类学家、民间故事收集者；
1912~1912：卡朋特大主教（William Boyd Carpenter），伦敦西敏寺驻堂神父；
1913~1913：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192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14~1914：费迪南·坎宁·席勒（Ferdinand Canning Scott Schiller），苏格兰实用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大师、牛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哲学教授；
1915~1916：吉尔伯特·穆雷（George Gilbert Aime Murray），澳大利亚古希腊哲学大师、牛津大学古希腊文教授、“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创立者；
1917~1918：劳伦斯·普尔绍·杰克斯（Lawrence Pearsall Jacks），法学与道学博士、《希伯特杂志》（The Hibbert Journal）主编、牛津大学哲学教授；
1919~1919：瑞利勋爵（Lord Rayleigh, John William Strutt），剑桥大学物理学教授、英国皇家科学会主席、190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章获得者；
1920~1921：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哈佛大学和杜克大学心理学教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超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之父；
1922~1922：托马斯·米切尔（Thomas Walter Mitchell），英国医学生理学家、《英国医学心理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常务主编；
7．心灵研究会主席名单（2）
1923~1923：尼古拉斯·卡米莱·弗拉马里翁（Nicolas Camille Flammarion），法国天文学大师、著名的科普作家、法国天文学会原始创办者及第一任会长；
1924~1925：约翰·乔治·皮丁顿（John George Piddington），美国商人、英国心灵研究会捐助基金会创办者（1902年）；
1926~1927：汉斯·德里施（Hans Driesch），德国莱比锡大学实验生物学教授；
1928~1929：劳伦斯·琼斯爵士（Sir Lawrence Jones），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1930~1931：瓦尔特·富兰克林·普林斯（Walter Franklin Prince），美国律师、心理学家、多重人格领域著名研究者、波士顿心灵研究会首席调查长官；
1932~1932：奥利弗·约瑟夫·洛奇爵士（Sir Lodge），即1901~1903年主席；
1933~1934：爱迪斯·列提顿（Edith Joan Lyttelton），澳大利亚著名剧作家；
1935~1936：查理·邓巴·布劳德（Charlie Dunbar Broad），英国化学家、剑桥大学哲学和伦理学教授、不列颠协会高级会员、亚里士多德研究会主席；
1937~1938：小瑞利勋爵（Lord Rayleigh, Robert John Strutt），瑞利勋爵之子、伦敦国王学院光学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不列颠协会主席；
1939~1941：亨利·哈贝利·普莱斯（Henry Habberley Price），牛津大学数学逻辑学教授、亚里士多德研究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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