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奥义》
前言
在崇尚科学的时代，发表这样一本批判科学的作品确实有一点冒险。然而，作为一名重新发掘出古代文明核心机密的青年学子，如果我因为害怕来自科学界的抨击，于是就选择逃避，继续让真相沉睡在隐秘的历史之中，本人又觉得愧对自己的良心。科学家所讲述的科学史充斥着太多臆测和造假的可笑成分，而正是这些写满偏见的内容引导着人们去相信科学的所向披靡。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恰恰是对于科学的过分信赖，人类才会逐渐地遗失掉至关重要的品性。因为在迷信实证的科学王国里，既不存在灵魂，也不存在上帝；故而，道德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只要能够让自己拥有更耀眼的物质财富，人们已经不在乎道德和法律规范的束缚；毕竟，高等动物不过是一堆生物化学泡沫而已。如果不去为自己谋利，又还有什么生活的意义？
近三百年来，这种引导人类走向贪婪与罪恶的狭隘科学思想竟成为了文明的代名词。而令人惊讶的是：居然从未有谁曾经借助于科学的理性去批判科学理性的基础。人类对于科学的顶礼膜拜似乎已然成为了一种习惯，再不敢像当年挑战宗教独裁的科学勇士一般，质疑当今的权威。然而，我们需要为道德寻找更加确凿的基础；这一切，只能从批判科学开始。科学实际上存在着致命的内在矛盾，唯有用理性的手段在科学海洋中寻找最能令人信服的答案。我所做出的一切，正是努力地将这份答案尽可能客观地展现给每一位愿意并能够保持心灵开放的人，包括科学工作者。
在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教育家当中，我本人最为欣赏的一位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为他成功地找出了争执产生的原因。人们是由于不掌握某些基础知识，抑或刚好错误地理解了某些问题，才会用无知去反对真知。因此，在这样一本注定将引发争议的作品中，本人尽可能地采取“无我客观”的讲述方式，为大家提供最确凿、最翔实的科学研究成果和相关的历史证据，效仿苏格拉底引导读者去展开最客观的思考。我相信：任何一名读者，只要彻底地掌握了本书所提供的各种证据，能够以毫不带偏见的心态从一系列事实出发，就必然会得到与本人相同的结论。
这里需要明确地解释一点。由于本书在其哲学层面上属于最为纯粹的批判作品，因而可能的潜在受众必将有所局限。但是，考虑到本书所致力于讨论的内容是每个人都应该深入了解的道德基础，所以务必将其尽可能有效地加以普及与推广。这层意义为这本书的写作设置了诸多挑战，我有责任为大家带来一本可读性强甚至让人爱不释手的“科普型作品”。当然，我欲普及的内容并非传统意义的科学知识，而恰是对科学和理性的终极系统批判。上述要求使得本人无数次思考这本书的整体结构，我最终选定了类似科幻悬念小说的写作手法。但是我必须在这里强调：悬念和精彩情节的设置仅是为了可读性而提供的适当服务，本书的真实性和哲学批判性依然无比严肃。
为了让读者们有机会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证据，我甘愿在作品中化身为传递具体知识的媒介。这直接反映在了书中数量超乎想象的引用。许多堪称为时代经典的段落，比如苏格拉底的洞穴寓言或《达·芬奇密码》的第55章，我尽可能保留了原文的精彩，以损失掉自己的学术纯粹作为悲惨代价，换取人们深入阅读本书的兴致。由于写作本书的目的有且只有一个，即为人类寻找道德的基础做一些尝试，因此若本书中某些引述内容不够恰当，或是某处语气不够和蔼、得体，还望善良的读者能够予以体谅。
在物质产品已经趋向极大丰富的今天，文明社会需要学习转移前进的方向，为人类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提供道德的理论保障。如果资本主义社会拜金习气成为了我们迈向更美好社会的绊脚石，阻碍了人类实现社会主义和谐家园的理想，那么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抛弃狭隘的科学观，而非急需诉诸于道德的人类文明前景。倘若这部作品能够唤醒人们的深邃良知，那么我的种种努力便收获了期待中应有的价值。
1．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1）
公元2010年1月10日，埃及首都开罗。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主席扎西·哈瓦斯（Zahi Hawass）正在向世界各大媒体宣布一项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新近出土的古代墓葬群清晰地显示金字塔的建造者是待遇优厚的工人，而非此前人们想象中的奴隶！
在这份声明中，哈瓦斯如是说：
“这些墓地处在开罗西郊边缘的吉萨高地，位于近一公里长的大墓穴入口处。其年代可追溯至古埃及第四王朝时期（公元前2575年至公元前2467年），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墓内埋葬的是建造胡夫与哈夫拉金字塔的工人。”
“新鲜出土的大量证据表明这些工人所享受的待遇极高：不仅有专门的后勤补给团队每天为他们运送21头牛以及23只羊作为食物，每三个月还能迎来一次轮休。在一些建筑石料表面刻下的日记涂鸦当中，他们竟然自称是‘胡夫法老的朋友’……”
“这批坟墓就修建在法老的陵寝旁边，因此墓中所葬之人绝对不可能是奴隶——奴隶的下葬点不会离法老的金字塔如此之近！”
有关金字塔建造者是奴隶的说法始见于希罗多德（Herodotus of Halicarnassus）的学术著作《历史》。公元前454年至公元前445年间，这位古希腊文坛巨匠曾游历当时已被半希腊、半波斯化的古埃及。在向多位高级祭司请教过金字塔的建造秘密之后，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为后人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为了建造大金字塔，超过十万名奴隶共花费了约二十年时间；他们只在每年尼罗河泛滥的农闲时节才着手施工；他们用短木棍做杠杆可以轻易地将那些巨石搬到空中……”
然而，此次意义重大的考古挖掘，彻底否定了希罗多德的埃及史权威。建造大金字塔的劳动群体不仅不是奴隶，而且在人数上亦远远少于他所描述的十万之众。根据最新掌握的考古学证据，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给出了惊世骇俗的结论：区区一万人！
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恐怖的数字。不要说是区区一万人，就算是希罗多德记载的数十万之众，甚或上百万人，欲建造诸如大金字塔这般浩繁的工程，也几乎是一项没有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是享有假期的自由民，而非饱受压迫的奴隶，承担了这项建设工程。
丹麦国家工程研究所的土木建筑专家曾经仔细估算过建造金字塔所需的具体工作量：根据目前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大金字塔由至少230万块石灰岩巨石构成”这一前提推算，除去清理场地、开采石料以及其他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十万多名劳工必须每天垒砌超过4000块重以吨计的建筑石料，即平均每分钟精确码放六至七块巨型岩石，才能保证在二十年内完成这件史诗般的工作。
然而，工程实践的苛刻，又远非专家计算的那般简单。吉萨古代建筑群通过实实在在的重量向人们传递了历史的神秘与凝重。构建胡夫金字塔以及河谷神殿（坐落于狮身人面像东南侧，据说是古埃及时期用于制作木乃伊的宗教场所）的许多石料重达上百吨，甚至两三百吨。而截止到上世纪初，全世界范围内也仅仅拥有两台超级起重车，能将如此重量的巨石搬起。这两台充分展现出近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机器都是庞然大物，一支吊臂就长达六七十米。在实际作业当中，吊车基部一般都需要安装重量超过一百五十吨的被动载重以防止侧翻；且每次发动都需要准备六个星期之久，并配备二十名专业技术人员协同操控。至于在一分钟之内精确地码放六至七块巨型岩石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1．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2）
最令人惊愕的地方在于：依照如此工程强度建造而成的金字塔，竟然还能够统筹兼顾地展现出完美的建筑学精度！大金字塔非常准确地坐落于北纬30度（实际是北纬29度58分51秒）；纵贯塔尖的经线将地球上的陆地和海洋神奇地平分为二；塔周四墙不可思议地对应着正东、正南、正西、正北四个方向，最大误差不足；四条底边的长度分别为755英尺英寸、756英尺英寸、755英尺英寸和755英尺英寸（即最长与最短边之差仅有8英寸）。考虑到公元1301年开罗曾遭遇特大地震，人们甚至有理由相信金字塔的原始误差无限趋近于零！
要知道，欲将一座占地达13英亩、总重约六七千万吨的超级工程建造得比一只小小的瑞士钟表更加精密，就算是云集当今世界最尖端、最超凡的制造工艺，将波音、空客、洛克希德·马丁、保时捷、劳斯莱斯再加通用电气的专利技术一网打尽，也依旧是一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即使身处在科技发达的21世纪，最富野心和想象力的科学巨匠与工程学大师也不得不承认：矗立在吉萨高地的这些“神迹”，展现出了任何时代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建筑实力。这支建造金字塔的万人之师，简直就是传说中天宫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古老而始终无解的难题，伴随着这次载入史册的考古挖掘，再度闯入了文明的视野。这些建造了金字塔的科学与艺术大师们，究竟是借助了何种手段才得以完成如此杰作呢？而这些手段的背后又究竟隐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智慧与知识呢？
曾破解罗塞塔石碑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的一代语言学巨擘，号称“现代埃及学之父”的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远比与他同时代的史学家以及甚为自负的21世纪更加清醒：
“无论他们是谁，金字塔的建造者必定是知识王国里的巨人。和现代人相比，古埃及人就像上百英尺高的大人物一般高瞻远瞩，而我们欧洲人不过是小人国里的居民。”
另外一位伟大的法国人——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同样意识到了古埃及背后隐藏着无与伦比的知识与智慧。1798年7月，所向披靡的法国军队登陆埃及。这支拥有着至少三百艘舰船的远征军部队，不仅带来了约四万名将士，还包括来自法兰西皇家科学院的二百余名科学家和工程技师。手持尼布尔（Carsten Niebuhr）撰写的《细说阿拉伯之行》（Beschreibung von Arabien），这位传奇帝王倚着狮身人面像放声高呼：
“士兵们！4000年的历史在藐视你们！”
其实，藐视我们的又何止是尼罗河畔绵亘四千多年的金字塔呢？现代人眼中不可思议的古代奇迹遍布世界各地：从女神庙到三星堆，从米诺斯到迈锡尼。特洛伊城的废墟穿越千年史诗向今人勇敢挥手，梅尔奥克横跨浩瀚重洋承载了禹汤之谜。人类恰似复活节岛上那些稽首望天的巨大石像，仰觑着无际的夜空，苦心期盼着答案揭晓的日子来临。
伟大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曾时常教育我们：人类文明的历史伴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向前发展，逐步脱离了原始、愚昧与野蛮。于是我们这些现代人抱以一种近乎傲慢的偏见，将那些不会制造宝马汽车的前辈们看成是根本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无知少年。今天的我们宁愿去相信是远古时代的外星来客创造了金字塔、搭建了巨石阵，也绝不情愿将这一份无比崇高之荣耀留给自己的祖先。
然而，黄沙掩埋的历史，终要打破千年的岁月封存，以一场壮丽而华美的重现大戏彻底推翻唯物史观的自负坚持。我们的祖先毫无疑问掌握了某些迄今为止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
2．古人也许懂得并不比我们少（1）
号称文明摇篮的北非，始终是一片充满了神秘气息的土地；而她的心脏正是埃及。繁星般不胜数的古雅奇色，就像海浪退去后留在沙滩上的贝壳，今天的你我随手拾遗。然而，少许源自上古埃及的珍馐残卷，虽已在千百年的私密传承中变得愈加支离破碎，却依然能流淌出摄人心魄的智慧油彩，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勾勒出文明前进的曲折轨迹。这些经由一代又一代神秘的宗教团体收留延转的玄幻异志，仿佛为夜郎自大的科学家，推开一扇幽深的历史之门，前去窥探和猜测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梦境和雄奇……
曾经于1869年亲手创办《自然》杂志并长期担任该杂志首席编辑的英国天文学家约瑟夫·诺曼·洛基尔爵士（Sir Joseph Norman Lockyer）在其著作《天文学之曙光》（The Dawn of Astronomy）一书当中曾经这样写道：
“古埃及人非常熟悉因地球自转和公转以及岁差作用而引起的各种天体移动现象。他们对于这些现象进行了异常详尽的分析，通过最为简单的方式将观察结果以及有关天体变化的深入认识完整系统地记录下来。然后，他们将各种各样的天文现象分别赋予了奇思妙想并加以无比狂热的宗教式崇拜。”
古希腊学者亚里斯塔克（Aristarchus）曾因其在语言形态学领域所做出的划时代贡献而被推举为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17世纪的学者在重新整理有关他的文献时居然惊讶地发现：原来早在约公元前三世纪，这位语言学家就阐述了完整的日心说，比我们所熟知的哥白尼提早了大约一千七百多年！而这些“时代错误”的学问就来源于神话时代的古埃及。
至于尼古拉斯·哥白尼的旷世学说其实也是从亚里斯塔克这里借来的。早年在意大利刻苦攻读医学之时，哥白尼就通过某些神秘宗教团体而有幸接触到了亚里斯塔克的著述和其他一些相关的古埃及文献。他甚至曾经坦诚地向一些朋友解释说，自己之所以能够“洞察”宇宙的奥秘就在于他深入研究过许多传承自古代埃及的玄学作品。
而哥白尼的第一位事业继承人，被许多天体物理学家满怀尊敬地誉为“行星立法者”的约翰尼斯·开普勒则更加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坦白了成功背后的法则：不过是“盗用”古埃及人的金器罢了！
近代科学的第二位伟大传承者，曾经亲手创建经典物理学的牛顿甚至还将古埃及神话体系中的月亮与智慧之神透特（Thoth）描绘为日心说的真正创立者。他曾经明确地表达过个人对古埃及的观点：
“地球作为一颗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转，每年即旋满一周；同时地球每天自转一圈。而太阳则是固定不变的。古埃及人用宗教仪式和象形文字所隐藏和传递的这些奥秘根本不是常人智力之所及！”
晚年的牛顿曾经长期遭人误解为走火入魔的炼金术士和傲慢自大的玄学疯子。然而极端讽刺的是：恰是在这段岁月之中，牛顿所写下的读书笔记成就了日后的一段传奇。1936年，20世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一次秘密拍卖会上幸运地购得了数量庞大的牛顿作品手稿，其中包含很多从未发表过的玄学内容，光是有关炼金术的实验记录就达到了65万字，而神学论述更是超过了150万字！凯恩斯于1942年应英国皇家科学院之邀，为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递交了一份惊人发言（因为二战的原因，诞辰典礼延至1947年举行，而凯恩斯已于1946年谢世；这份稿件最终经由其胞弟转交给皇家科学院）。凯恩斯在这份正式发言中写道：
2．古人也许懂得并不比我们少（2）
“牛顿并非理性时代第一人，而是最后一位玄学魔法师。他是最后一位古巴比伦人、古苏美尔人，最后一位用大约一万多年前为我们创立智慧遗产的祖先们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可见世界的思想巨人！”
或许是因为批判伟人容易获取“快感”，人们似乎只记住了凯恩斯这段评语的第一句。正是这句话激发了英国剧作家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的创作灵感，于是乎，一本充斥着戏剧风格的传记作品《最后的炼金术士：牛顿传》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销遍全球，在一批批知识分子的脑海里印刻下“一代大科学家晚年误堕泥淖”的历史假象。
牛顿有句名言：我能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上了巨人的肩膀。
其实这句话还有一个更普及的拉丁语版本，而且不是牛顿首创的。公元12世纪，在基督教世界享有盛誉的法国沙特尔宗教学校的校长老伯纳德（Bernard of Chartres）说过这样一句箴言：
“我们都是蹲坐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
（Nos esse quasi nanos gigantium humeris insidientes）
这句箴言至今依然清晰而完整地保存在沙特尔圣母大教堂的亭廊窗户上。相传，正是因为见识了翻修沙特尔大教堂的设计图纸，伯纳德校长才留下这句至理名言。而沙特尔大教堂本身就是一团充满了疑问的历史迷云。
沙特尔圣母大教堂坐落于法国厄尔卢瓦尔省首府沙特尔市。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作为第一座哥特与罗马混合式风格的宗教建筑，沙特尔大教堂享有极为特殊的历史尊荣。虽然这座教堂的主体部分始建于1145年，较公认的第一座哥特式建筑，即1143年建成于巴黎市郊的圣丹尼斯大教堂要晚了两年，但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座哥特式尖顶却是于1134年初完工的沙特尔大教堂北塔楼。从1134年开始，哥特式建筑就像一个幽灵迅速统摄了整个欧洲。
抛开艺术成就与时代风格不谈，哥特式建筑最令人感到惊讶的地方在于：这些几乎在一夜之间遍布欧陆的完美杰作所映衬出的力学技术与工程学实践基础远远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古埃及金字塔一样，这些辉煌璀璨的珍贵艺术品不应该是那些“愚昧年代”的人力产物。另外，同样与吉萨金字塔相类似，哥特式建筑亦几乎是纯粹通过石料搭砌而成并且能够传递给人以一种飞入云天的震撼效果。据说，这些奇幻建筑是依靠着某些传承自古埃及的神秘知识设计和修建而成。而传承这些古代知识的神秘宗教团体就是大名鼎鼎的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及其遭剿灭后的遗孤共济会（Freemasonry）。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共济会的英文名称其实可以直译为“自由石匠”。
正是这些神秘的“自由石匠”，通过他们的一斧一凿忠实地传递着深奥的古代知识。饱经岁月摧蚀的艺术符号借助错乱的时代讯息，向今天的人们近乎挑衅般地炫耀曾经高不可攀的璀璨历史。似乎就像传说中的那样，某个已然到达文明巅峰的智慧王国在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消失于大西洋的茫茫夜色，只留下散落世界各地的无解难题继续折磨着人类乞求真相。
显身于错误时代的美妙知识，就仿佛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虚幻浮影的背后，必然存在真实的殿宇阁楼。传说之中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Bibliotheca Alexandria），亚里斯塔克触及“古文明哥白尼体系”的地方，值得更加深入的考察。
3．智慧之舟：亚历山大图书馆（1）
公元前356年7月20日，一名男婴降生在马其顿王国首都派拉。就在同一天，派拉市中心一座女神殿遭不明原因的烈火焚毁，巫师们都认为这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先兆。然而一位占星家却信誓旦旦地宣称：火起之时正乃天人下凡，东方大陆必将尽毁于他手！
此话一点不假！这名男婴长大之后成为了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与军事征服者；在短短13年的戎马生涯当中，数展雄才宏略，西出爱琴海，东征印度佛，南讨阿斯旺，北伐锡尔河，亲手建立起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帝国。他就是开创世界文明史希腊化时代的马其顿圣王亚历山大。
概括亚历山大的传奇人生其实只需要一个词：征服。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征服，以及对于人类知识的征服。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记载，亚历山大年少时已显露出极高智慧。青年时代的亚历山大还曾经拜入亚里士多德门下学习文学、哲学以及医学。终其一生，亚历山大都是无比虔诚的求知者。他那份对待知识与智慧的贪婪和极端渴求深深地影响了他的部族。而受其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亚历山大的部将兼密友，数十年后的埃及法老托勒密·索特尔（Ptolemy Soter）。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在出征巴比伦途中突然病倒并且持续高烧不退。6月10日，年仅33岁的亚历山大在军营里病逝。这位高喊着“将财富分予别人、把希望留给自己”的帝国统帅在其身后留下的既不是希望亦不是财富，而是空前绝后的政治版图和前所未有的一场国家权利纷争。据说一群臣子曾在亚历山大弥留之际，央求他指定一名合法继承人，然而这位一辈子驰骋疆场的国王依然以其惯用的口吻答道：唯强者当之！于是在他死后，昔日的忠诚追随者们便开展了一连串血腥残忍的王位战争。而亚历山大的母亲、妻子以及儿女亦都因此丧命。
在这一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当中，时任马其顿舰队司令官的托勒密不断鼓动其他将领一同瓜分帝国权利，并最终达成著名的“巴比伦分治协议”。公元前322年，托勒密根据该协议的安排，废掉了亚历山大昔日亲自任命的埃及省行政长官克里奥米尼（Cleomenes），自奉埃及地区总督。公元前305年初，他宣布自己登基为埃及法老，史称“托勒密一世”。
就在托勒密称帝的前一年，这位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求知欲望异常之强烈的准法老，下令开工建设亚历山大图书馆。直至公元前295年，这项建筑规模丝毫不逊于埃及金字塔的超级图书馆才最终得以完工。按照托勒密法老本人的意思，建造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唯一实际目的就是尝试“收揽全世界之书籍、汇总全人类之智慧”。
为了收齐天下藏书，托勒密及其后人甚至不惜采取一切卑劣下流手段。比如下令搜查每艘进驻亚历山大港口的船只，一旦发现携有图书，不论文字、科目，强行掠入亚历山大图书馆。据说当时所有航行于红海和地中海的船只都不得不重新绘制海图，因为原版已遭人没收。一则趣闻更惹人鄙视：相传当时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等人的原始手稿均藏于雅典档案馆；托勒密三世（Ptolemy III Euergetes）以制造摹本为由竟然凭靠一笔巨额押金成功地说服了雅典档案馆破例相借数月之久；然而最终归还给希腊人的却是复制手抄本，真迹却早已被这帮文物强盗直接藏入亚历山大图书馆。托勒密三世尝到了这种无赖行径的甜头以后决定继续发扬光大这一类小人手法，向每一个埃及已知的“主权国家”派遣使者，“借用”该国所珍藏的古籍经典并且屡试不爽。
3．智慧之舟：亚历山大图书馆（2）
经过几代埃及人不懈努力，通过各种正当抑或不正当之手段，亚历山大图书馆迅速地崛起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图书馆。没有人能说清楚这座传奇图书馆究竟藏有多少本珍贵图书。但是哪怕根据最保守的估计，馆中亦至少收藏了二十余万卷纸莎草原稿。一些权威学者，比如罗马帝国时期的大文豪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甚至给出了总计70万卷的推测。而目前主流学界最乐于接受的观点是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 Philadelphus）曾亲自任命的图书编纂官卡利马丘斯（Callimachus）的统计：约50万卷。这批无比珍贵的经典古籍，囊括了大量的东方文献，分别来自于神话时代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甚至还包括先秦时期的古中国。
至于具体的馆藏书目，尤其是时代珍品，潜心研究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科威特历史学家穆斯塔法·阿里·阿巴迪（Mustafa Al-Abbadi）曾经列出这样一份相当诱人的藏品清单：
盲人诗圣荷马的全部史诗原稿；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之完整手迹；
《摩西五经》（Torah）的第一版希腊文译本；
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的《测地学原理》；
阿基米德的海量设计图；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生理学述记；
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htra）的宗教箴言；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和谐音程定理；
伊莫贺泰普（Imhotep）的玄学与宗教经典；
苏格拉底同柏拉图的对话集；
……
当然还包括之前提到过的三大悲剧作家的原创剧本。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收揽全世界之书籍、汇总全人类之智慧”的超级图书馆却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尽毁于两场大火。公元前48年，史称罗马帝国无冕之皇的尤利乌斯·恺撒在法萨罗战役（Pharsalus）中击败格奈乌斯·庞培所率领的罗马元老院部队之后便乘胜追击一举攻入了埃及。在此期间，恺撒居然主动介入了“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 Philopator）与其兄弟间争权夺利的内战。考虑到己方海军力量薄弱且又被敌人切断了陆路淡水供应，恺撒大帝曾经下令不分敌我地焚烧掉所有停泊在亚历山大港口的军舰船；最终他亦凭借着此一奇招而赢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意在摧毁军用船坞的大火，后来直接烧进了城郭，亚历山大图书馆竟惨遭鱼池之殃，超过半数的稀世古籍皆被焚毁。
另一场大火发生于公元四世纪。公元379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the Great）继位罗马帝国皇帝。为了巩固政权，这位极有名的末代独裁者强迫全体国民信仰基督教，甚至还以具备“异教色彩”为由废止了古代奥运会。公元391年初，此人根据同样理由下令拆毁亚历山大古城。高举火把的宗教狂徒们随即将拥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主馆区夷为了平地，大量珍贵藏书或被歹人掠走，或是惨遭焚烬。
就这样，人类文明的早期经典彻底地消逝在了亚历山大港。先人留下的伟大智慧，宛如秋风中的红叶飘入了历史被疯狂燃烧所耀发出的璀璨灯火，殁为了一缕遁世青烟。今天的人们，已然失掉了大部分有关昨天的回忆，唯有在无垠而狂野的沉思和猜想里，去试图寻找和挽救那一连串堪称凄美的智慧足迹。
而就在这样两场令后世痛心疾首的大火前后，东方的帝国为了巩固统治焚书坑儒，西方的教会为了追求正统开展了一系列清洗活动。不知道还有多少珍贵典籍在一次次、一轮轮的悲惨灭绝当中，系统地销毁了古代文明。
核心材料不幸缺失，让人们曲解了不少历史；但若是因此而丢掉重述昨天的勇气，才是真正的懦弱与无知。从神秘莫测的埃及出发，伴随着曾经无比之沉重的宗教脚步，让我们这些真理的侍者，去挖掘和探索科学陨落的黑暗历史。
1．罗马建国与基督教的诞生（1）
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大帝在其前往罗马元老院途中遭遇了反对者集体行刺，最终身染23刀，惨死在庞贝城剧院的环形台阶里。参与行刺者竟然包括恺撒大帝的私生子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 Caepio），这着实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一桩轶事。然而相比于这位不孝私生子，恺撒家族中更具有传奇色彩的显然是他的另外一位“儿子”：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盖乌斯·尤利乌斯·屋大维（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公元前63年9月23日，屋大维出生于罗马。因其母是恺撒大帝的侄女，屋大维在其父亡故之后，便选择投靠了这位当元首的亲戚。而恺撒甚是喜爱这位甥孙，将其视作亲生儿子养大，还立下遗嘱，指定其为自己事业的接班人。
及至恺撒遇刺离世以后，年不满二十岁的屋大维勇敢地挑起了家族脊梁，与李必达（Aemilius Lepidus）以及马克·安东尼（Marcus Antonius）组成政治同盟，共同实施了“三头执政”的准军事独裁。约在公元前36年，屋大维又联合安东尼设计了一条军政诡计，废黜了李必达的军权，瓜分了罗马共和国。
而就在他俩“并肩作战”共同除掉李必达的大约一年以前，马克·安东尼竟大胆宣布自己要与曾经和恺撒大帝有过某些暧昧关系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成婚。果敢狡诈的屋大维迅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用来消灭所有潜在政治对手的天赐良机，于是先行联合马克·安东尼彻底斩断了李必达从中渔利的种种可能性，然后默默期待着前者移居埃及。等到安东尼正式移居埃及以后，屋大维便不断地怂恿着罗马公民大会和元老院向那位“越看越像是埃及人而非罗马人”的“共和国之叛徒”宣战。公元前32年，罗马人民终于“主动顺应”了屋大维的民族呼唤，组织了军队浩浩荡荡地杀向红海之滨。
这场战争的胜负很快就见了分晓。公元前31年9月2日，屋大维所率领的八万罗马海军与马克·安东尼以及克娄巴特拉女王共同率领的十万埃及军会战于希腊西海岸的阿克提姆海角。凭借罗马舰队司令官阿格里帕（Agrippa）神奇的临场作战指挥，屋大维此役大败对手，并顺势而一举攻陷了整个埃及，彻底终结由托勒密·索特尔于昔日所开创的托勒密王朝，迎来了罗马共和的历史性统一。
然而盖乌斯·屋大维的野心远不止如此。公元前27年，他一方面向罗马公民大会表示自己欲修缮共和制度，另一方面却又假惺惺地向元老院请求卸下自己所肩负的行政特权；其结果是热爱民主制的罗马人民“强烈呼吁”要他继续留任，屋大维亦只好“以人民的名义”攫取更多的政治权利，当上了国家的独裁者。于是乎罗马共和国最终演变成了罗马帝国。而处在独裁制度当中的罗马，在屋大维耐心而审慎的统治和管理之下，亦奇迹般地迎来了一场总共长约四十年的帝国政治经济大繁荣，史称“罗马和平”（Pax Romana）。
正是在这段屋大维掌控的“和平岁月”里，一名被唤作耶稣的犹太男孩出生在以色列北部城市拿撒勒（Nazareth）。此人日后创立了一种有别于正统犹太教的新型宗教，周游列国，四处宣扬爱、仁慈与一神教信仰。而当时罗马国内的主流信仰乃是罗马民族的传统宗教。该种宗教近乎于古希腊神话体系，却并不像古希腊神话一般积极地赋予神祇以各种人类的情感与思想。
1．罗马建国与基督教的诞生（2）
这种纯罗马式宗教在当时始终保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力，甚至还曾经一度获得了帝国政府的官方许可和支持。其他形式的宗教则是长期地被压抑在罗马传统宗教的公众与文化影响力之下，即使能够在部分地区短暂流行，亦丝毫动摇不了罗马传统宗教的绝对统治。因此，当局对大多数非官方宗教组织的存在并不会感到介意；各种形态诡异的复古宗教、祭奠和仪式，肆无忌惮地充斥着罗马万神殿里的每一个龛室。而耶稣所创立的以自我救赎为精神基础的新型宗教，在这种开明的环境里亦得到了迅速的普及与发展，直至其发展到因信众过多而主动招惹了一代暴君尼禄。
公元64年7月18日夜晚，罗马城突遭大火。火势整整蔓延了一个星期。城内十四片行政区当中的三个被烧为灰烬，另有七个行政区遭不同程度的焚毁。坊间说是尼禄导演了这场大火，然而这位罗马皇帝却直接将纵火疑犯之矛头指向基督徒。他先是声称这些信仰耶稣的穷苦人、奴隶和异乡客是制造惨剧的罪魁，继而又叫嚣他们是仇视全人类的祸首。而后尼禄亦正是凭借着这些“莫须有”的无端理由，残忍地杀害了数不胜数的基督教信众。
从此开始，罗马帝国对于异教的态度，便经由宽容而转入迫害。哪怕是贤明的哲学家帝王马可·奥勒留亦曾经于公元161年3月7日登基之时，宣布要从国家政策上限制异教的发展。然而伴随着罗马的经济衰败，基督教及其他形式的“异教”却迎来了一场难得的发展机遇，甚至连传统贵族也随着“穷人外来户”的脚步信仰了新的神秘教派。有关这段历史的蹊跷，著名的欧洲史研究学者沃伦·霍利斯特（Warren Hollister）和朱迪斯·本内特（Judith Bennett）在他们共同合作撰写的《中世纪欧洲简史》（Medieval Europe: A Short History）当中做出了极其特别而独到的文化性解释：
“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喧闹的诸神并未被人们所完全抛弃，只不过是随着时间的进程，被新神祇所代替。由于政治经济极不稳定，公元三世纪至四世纪期间，城市里的穷人纷纷转投了神秘教派，而富人们眼见理性宇宙、共和国愿景以及美好生活都渐行渐远，甚至连古典人文主义复苏希望亦化成了一滩泡影，于是乎也都转而改宗信仰了神秘教派。最后的结果是一种缓慢而根本的转变：对现实世界的兴趣逐渐消失，然而对于来世生活的期待却愈发强烈。这种特殊的转变也构成了帝国晚期和后来文明的发展基础。”
正是在这场转变当中，基督教徒数量急剧增长。当然，这还需要特别归功于耶稣门徒圣保罗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作为革新后的犹太教，基督教本来是犹太人传播给其他犹太人的福音，其中保留了诸如割礼和各种饮食禁忌等摩西律法之成分；甚至耶稣本人在其早期传教时也仅是向生活贫苦或无家可归的犹太人传授他那套有关于仁慈和博爱的理念。保罗则撕破了这些严格而陈旧的狭隘教义，主张任何人只要信仰耶稣，就都可以被接纳为上帝的子民，且完全没必要遵守异常复杂的清规戒律。于是乎，皈依之门被宽容地敞开，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各民族共同的精神乐土。
基督教取得成功的秘诀事实上还有非常之特别的一项内容：即耶稣毕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比较于完全和人类不沾边的神灵们，比如说古希腊神话之奥林匹斯诸神，明显更具有崇拜意义和实践性。况且耶稣生前事迹在小亚细亚和南欧地区被人广为传播，每个人都听说过巴勒斯坦省走出了一位善良、热情且极富人格魅力的神一般的宗教领袖，能够奇迹般地将病人治愈，引导人走向精神的拯救。
不过民间的各种传说，纵使再详尽可靠，难免也会引发一些争论。而有关基督耶稣的传说尤其如此。狂热信仰着耶稣的宗教信众并不愿意接受民间对耶稣的客观看法和描述；他们无比疯狂地坚持认定：耶稣是神，而非像民间传说的那样仅仅是一名“上帝般的人”！十分有趣的是：耶稣本人倒曾经不止一次地将自己和上帝作出了明确的属性区分，且这些内容均以谈话的形式录入了基督教会的官方性文献《福音书》。当然了，这帮耶稣的狂徒式追随者也并非没掌握任何有效的证据，他们紧握着耶稣说过的一句名言死不撒手：
“吾与圣父（上帝）为一体。”
（I and the Father are One.）
恰恰是这句话将基督教引向了伪造历史的荒唐与可耻。
2．尼西亚会议：君士坦丁的政治阴谋？（1）
公元325年6月19日，古城尼西亚（Nicaea）。
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在这里召开了基督教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尝试着商讨解决当时基督教会里最富有争议的话题——阿里乌争论（Arian·Controversy）。
该争论始于亚历山大城枢机主教阿里乌（Arius）于公元320年初所提出的三大问题：即所谓基督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他是完全的神也同时是完全的人吗？他与其父神即上帝完全相等吗？
阿里乌对于这三大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所谓圣子耶稣“首先是被创造者”，只有唯一造物主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神。他还更进一步强调耶稣在各方面都与上帝的本体及特征不同，亦没有人类所拥有的灵魂，因此人们既不应该将其看作是神，又不应该将其看作正常人，对基督最合理的描述应该是“半神”（Demigod）。
有关阿里乌为何会提出这一套新颖洞见的原因在历史上确实留有不少争论。主流历史学家倾向于接受古代基督教宗教史研究专家、法国学者米歇尔·梅斯林（Michel Meslin）曾在《宗教百科全书》当中给出的这段评论：
“对阿里乌而言，‘三位一体’中所展现出的神，既不能相等，亦不能被混淆。神性的绝对标志是非被创造性，或者称之非生殖性。可是，只有圣父才能符合这个标准。因此，圣子不可能是同样完满的上帝，因为他是圣父生的。他只能是次上帝。他的座次应该位于最卓越的神和造物之间。这样，阿里乌就不禁走入了某种严格而绝对的一神体系。”
然而，专门研究过古埃及神秘学的历史文化学者们似乎更愿意相信阿里乌驻任亚历山大城期间获得了某些启示和灵感。毕竟，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当时仍旧“健在”，即使恺撒大帝施引的那场大火已经将其烧毁近一半。况且，诸如“半神”这种概念其本身亦源于神话时代的古埃及。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在当时来自于东方教区的宗教领袖几乎一边倒地对阿里乌予以支持，而在罗马帝国时期，东方就是指小亚细亚和埃及！
某种似曾相识的迷乱铺展在人们的眼前：难道说阿里乌因为参考了某些珍贵的古埃及文献而对于耶稣基督有所怀疑？难道说其余的东方教区领袖也曾或多或少地接触过此一类学问而对于阿里乌给予了支持？回想起历史上所有曾经提出“异端邪说”的人——甚至包括认为“上帝是个钟表匠”的牛顿，没有哪一位不是和古代埃及的神秘知识发生过某种联系，人们甚至有理由相信：古埃及的失落典藏不仅仅涉及到科学，还描述过上帝！
不过，君士坦丁并不愿意这样看待问题。他之所以召开了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并非是出于宗教上的理由，抑或是有志追求真理；事实上，他所考虑的纯粹都是些政治问题。早在公元313年2月，君士坦丁就曾经联合其对手李锡尼（Valerius Licinianus Licinius）共同颁布了授予基督教信仰以完全合法自由的“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然而，在任何一位严肃的学者眼中，敕令的颁布顶多象征着这两位信仰太阳神的罗马帝王为了让罗马人的国家得到暂时安宁，而选择妥协于基督教众愈发庞大的人口势力。
待到公元324年12月19日，君士坦丁在一场艰苦鏖战中彻底地终结了其对手李锡尼，解决基督教教义争端的政治任务遂被提上日程。毕竟，基督教内部可能发生的信仰大分裂，足以导致政治不稳定。君士坦丁的解决方案就是宣布要召开一次全教区范围内的教公会议。
2．尼西亚会议：君士坦丁的政治阴谋？（2）
这场会议在六个月之后举行。举办的地点是坐落于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千年古城尼西亚，即今天土耳其西北部的布尔萨省伊兹尼克市。共有318名地区主教与会，除去少数十几位来自于罗马教区的宗教界代表，其余皆为东方教区的主教。
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情况是：那些支持过、至少是曾经表示过要支持阿里乌的主教们，在这次君士坦丁亲临的大公会议上都有所退缩。除去两名与会者外，大家一致反对阿里乌。会议在一片政治和谐而非宗教虔诚的气氛当中，被导向了令君士坦丁大帝满意的合理终结。而“合理”的含义是指严肃否决阿里乌教义争端，制定《尼西亚信经》（The Nicene·Creed），全面而彻底地“授予”耶稣以“三位一体”的神性。信经的具体内容有：
1．吾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大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
2．吾信独一之主，耶稣基督，上帝之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成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是藉他所得造；
3．他为拯救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玛丽亚而成肉身，而为人；
4．在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手下，为我们钉于十字架，受难，被埋葬；
5．照《圣经》第三天复活；
6．并升天，坐在天父的右；
7．将来必有荣耀再度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
8．吾信圣灵，赐生命之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他曾藉众先知说话；
9．吾信独一种圣大公使徒之教会；
10．吾认使罪得赦之独一形式洗礼；
11．吾望死人而复活；
12．吾望来世之生命。
正是《尼西亚信经》的制定和推出真正赋予了耶稣“上帝般的神性”。基督教最核心的教义内容异常之讽刺地通过尼西亚大公会议参会者的辩论和投票而得出。当然，君士坦丁这样做自有其深刻道理：因为只存在唯一真神才能有力地暗示罗马皇帝的唯一合法统治；只有明确神圣的独一性，帝国政局才能永保安定。相比于同时存在耶稣和上帝两个神明抑或是“半神”等容易引起贼人自立为王的宗教观念，绝对而严格的一神论明显有利于统治者编造封建制度的合理性。
当然了，更需考虑的情况是：耶稣信众团体在当时确实太有影响力！任何一位统治者如果不能够有效地做到“顺民心”，那么也就没有机会去谈什么“得天下”。君士坦丁在颁布“米兰敕令”时就已经意识到了基督教的政治潜力与重要性，尼西亚会议不过是一次更大胆的实践而已。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勋爵在其旷世巨著《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一书当中给出的中肯评价：
“基督教信众们凭借其团结与纪律，在罗马帝国内形成了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宗教国度。从政治意义上来说，这是极其、甚至最为重要的。君士坦丁大帝通过对基督教核心信仰的鼎力支持，而换取了基督教徒在政治统治上对于他本人的坚定拥护。”
非常不幸的是，人们今天只记住了君士坦丁于公元四世纪修改的政治化的宗教原理，却完全丢掉了公元一世纪由耶稣所创立的新犹太教之真义。事实上，人们根本就不了解，或者说不愿意了解，这段曲折而有趣的宗教历史。
直到公元2003年3月18日，美国兰登书屋为网络小说家丹·布朗（Dan Brown）出版了一本名为《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的新作品，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才开始关注这段被刻意隐瞒的传奇故事。
君士坦丁的“斐然成就”绝不仅仅是圣化耶稣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3．《圣经》——天堂的传真？（1）
[本节中所引用对话均源自Dan Brown畅销小说Da Vinci Code第55章。此处的中文版本在整理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达·芬奇密码》，朱振武、吴晟、周元晓译本]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经》是由罗马的异教徒皇帝君士坦丁整理的。”
索菲（Sophie Neveu）说道：“我还以为君士坦丁是个基督教信徒呢！”
提彬（Leigh Teabing）不屑地说：“根本就不是！他一生都是异教徒，只是在临终之时才接受了洗礼，因为那时他已经无力反抗了。君士坦丁在世时，罗马的官方宗教是拜日教——信奉‘无敌的太阳’的一种宗教，而君士坦丁是当时的大主教。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在罗马发生的一场宗教骚乱愈演愈烈。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三百年后，其追随者成几何倍数般地增长。基督徒和异教徒开始冲突，矛盾加剧，最后双方甚至威胁要把罗马一分为二。君士坦丁决心干预此事。公元325年，他决定用一种宗教统一罗马，那就是基督教。”
索菲吃惊地问：“为什么一个信仰异教的皇帝要把基督教作为国教呢？”
提彬笑了起来：“君士坦丁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因为他看到基督教正处于上升阶段，他无非就是要支持能获胜的一方。历史学家们至今仍然对君士坦丁表现出的雄才伟略极为赞赏，因为他竟然让那些拜日教的教徒们转而信仰了基督教。他把异教的标记、纪年甚至仪式都融入正在不断壮大的教会，从而创立了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混合型宗教。”
以上对话截取自美国作家丹·布朗的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第55章。作者声称自己在小说中所提及的事件均为史实，于是整个基督教世界都被这本书所惹恼。因为借助小说人物之口，丹·布朗向读者们传递了这样一种极有争议的历史观点：耶稣的所谓神性是在尼西亚会议上由各地区的教士们经过辩论和投票而得出的！
观点抛出，学术界议论纷纷。绝大多数学者都反对丹·布朗的观点。当然，他们反对该观点的主要依据基本上都是欧洲历史的“正统宗教文献”。所谓“正统”显然是指天主教会在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里“替代”全世界保管的写有相关历史事实的文献。不过，谁也不能保证这群保管者没有为自身利益而对文献进行过适当修改。恰恰是由于对这个问题持有不同主观见解，今天的人们才会因一本有趣的小说而陷入对历史的争论。
然而，不存在任何学术争论的地方，有时候往往更应该引起读者们的关注。单就以上这段对话而言，君士坦丁融合了异教徒的标记、纪年甚至宗教仪式创立了一种新的混合型宗教便是一例。没有任何宗教历史学家敢否认基督教的“圣物”以及神秘的宗教仪式是对于其他古代宗教，尤其是古埃及宗教的变相继承。因此，丹·布朗小说中有关这一类内容的阐述几乎没有在学术界收获任何非理性的待遇：思想保守的宗教史学家们颠倒是非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还是让我们看看这本充满争议的历史小说是怎样写的吧：
兰登（Robert Langdon）说：“实际上是变形。基督教标记中可以找到许多异教痕迹。古埃及宗教中的太阳圆盘变成了戴在天主教圣人头上的光环，而古埃及生育女神伊希斯（Isis）怀抱其子‘光明之神’荷露丝（Horus）的壁画则为圣母玛丽娅抱着小耶稣的画像提供了临摹蓝本。几乎所有天主教的仪式——比如大主教加戴法冠、圣坛、礼拜式上高唱荣光赞歌，以及领圣餐等等，无一例外都直接来自于远古时期的古埃及神秘宗教。”
3．《圣经》——天堂的传真？（2）
提彬叹息道：“千万不要让一个符号学家去研究基督教的圣子像。那些圣子像没有一个是基督教自己的。于基督教之前的神灵密斯拉（Mithra）——在古代波斯神话中被尊称为‘上帝的儿子’或‘世界之光’的‘光明之神’——出生于12月25号。他死后被埋进了石墓，三天后就复活了。另外，12月25号还是古埃及神话当中的冥神俄塞里斯（Osiris）、古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阿多尼斯（Adonis）以及葡萄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生日。而古印度宗教中新出生的毗湿奴（Krishna）也会被供奉上黄金和乳香。甚至就连基督教徒每周都要过的礼拜日也是从异教那里偷来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兰登说：“本来基督教应该遵奉的安息日是希伯来人信仰的礼拜六，但君士坦丁却把它改成了异教徒们敬奉太阳的那一天。”
他停了一下，笑着说道：“时至今日，大部分人都会在星期天早上去教堂做礼拜。但是他们都并不知道，那是异教徒们每周一次供奉太阳神的日子，也就是太阳日（Sunday）。”
以上这段对话所述及的内容，事实上还远不是君士坦丁治下的基督教“借鉴”其他古代宗教的全部成果。号称由上帝亲自传授给人类的《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每一段神奇故事，似乎都能在中东、埃及和印度找到相应的版本。
古波斯光明之神密斯拉的名字在古梵语中的意思为“契约”，而《圣经》据基督教徒们宣称，就是象征着光的上帝与人类签订的契约；毗湿奴在印度神话中则干脆亲自参与了将人类从大洪水中拯救出来的行动；埃及壁画上的冥神俄赛里斯在修成正果、仙登极乐之前经历的人生旅程和摩西完全相同。更引人注目的一个地方在于：以上这三位提彬在叹息中提到的神话人物在各自宗教中竟拥有三条同样的含义：太阳光、死亡以及永生（俄赛里斯或许是一个例外，其神话传说之中有关太阳光的寓意被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窜红的新太阳神阿顿彻底取代了。不过还请留意：摩西恰是在此时期带领古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旧约》亦正是在此期间创立）。
基督教试图教育人们的无非以下几点：上帝是光、上帝是宇宙创造者、人类在其肉体死亡之后会到达永生的极乐世界、耶稣即是上帝本身。除了最后一条，基督教矢志宣扬的其他内容似乎都源自古埃及、古印度和古波斯的玄学、传说以及宗教。我们甚至可以更加大胆地这样假设：要么是基督教对其他古代宗教开展过一场“大剽窃”，将其成果全部赋予耶稣一人，要么是所有这些宗教都试图在描述同一种深奥的宇宙秩序，只不过各居一角、盲人摸象。或许只是因为基督教是后来者，所以她必须照搬前人总结的成果和神话故事，尤其是一系列极富象征意义的图案和仪式，比如从古埃及壁画上搬来了代表着灵魂永生的十字架交予耶稣，将一位伟人哄抬至上帝的高度。让我们再来听一听提彬是怎样说的吧：
“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基督徒都知道相关历史，都知道耶稣是个伟大而能力超群的人。君士坦丁卑鄙的政治花招一点儿也抹杀不了耶稣的伟大。没有人会说耶稣纯粹是个骗子，或否认他曾行走世界各地，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过上了美好生活。我们所说的只是君士坦丁通过利用耶稣之重大的影响以及尊贵的地位，塑造了今天的基督教。其中曲折在于，由于君士坦丁是在耶稣去世四百多年后才把他说成是神，因此有成千上万份记录耶稣凡人生活的文件依然还在流传。为了能改写历史，君士坦丁知道他必须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由此基督教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发生了。君士坦丁下令并亲自出资赞助编写了一本新圣经。这本圣经删掉了那些夸赞耶稣作为一个凡人牧师所表现出来的美德的种种福音书，而将把他描述得神一般的福音书添油加醋了一番，早先的福音书被查禁焚烧掉了。”
在小说当中，丹·布朗借助提彬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圣经不是来自天堂的传真！细究起来，我们也可以宣称：圣经来自古埃及的壁画、古印度的寺庙、波斯高原的羊皮卷以及罗马人的烂笔头。然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除了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埃及壁画之外，其他类似的古代文献亦都难以逃脱与基督教圣经相似的命运，即屡次遭受到后人的篡改。因此，如果我们愿意本着认真严肃的态度，寻访历史的真相，那么古埃及人诡异的宗教便成为了最理想的出发点——只因为其年代最久远、历史确定性也最强。
古埃及宗教实际上对于整个西方文明都产生了最根本的重大影响。
4．解码古埃及宗教（1）
丹·布朗的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确实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宗教大讨论。批评和指责的声音居多。不过学者们所能够举出的反面证据大都集中于是不是君士坦丁将基督信仰立为国教，抑或是尼西亚会议究竟有没有“通过投票而确立耶稣的神性”。真正最核心的话题，比如说基督教的各种神圣符号与仪式“其实都源自某种古埃及神秘宗教的变形”，却从来都没有受到过严肃的挑战和质疑。
事实非常清楚：这些内容确实来自古埃及。
而牵线搭桥者，竟是一位古希腊的“酒神”。
古希腊神话中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亦即古罗马神话当中的巴库斯（Bacchus），是一位掌管着醉心力量的色雷斯葡萄酒之神。在神话传说中，这位“酒神”推动了古代的社会文明原始发展，制定了惩恶扬善的法则，通过庇佑农业与文化而保卫了世界和平。在希腊同罗马时期，专门被用来祭祀“酒神”的宗教狂欢仪式是最具神秘感的时代现象；而且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些选择叩拜“酒神”的狂歌热舞之徒会严格地遵守着禁欲主义。事实上，这是个极不寻常的历史与宗教之迷。
这套以禁欲为其行为模式的“酒神”崇拜，由于曾经被一位名叫奥尔弗斯（Orpheus）的祭司加以宗教式的规范和修改，因而被后世的欧洲主流知识界称为奥尔弗斯禁欲主义。这种被罗素评价为“增添了生活之乐趣亦增加了生活之危险”的宗教思想，主要包含着以下四大基本哲学观点：
灵魂可以轮回转世；
灵魂能够获得福祉，还是会遭受苦难，主要取决于人们在现世的生活方式；
人身体里的一部分属于天空，而另外一部分属于大地，生活上的苦修禁欲可以有效地增加属于天空的部分，同时减少属于地的成分，宗教净化仪式是为帮助人们实现其“纯洁”；
狄奥尼索斯抑或称之巴库斯，分别从其父母那里诞生了两次，按照其所教导的方式来生活，便能够发现藏在人类身体之内的最纯洁的神性，从而最终获得了灵魂的拯救，彻底地逃脱永无休止的生死轮回，重返于天堂。
这套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通过毕达哥拉斯及柏拉图种种努力，灵魂不朽及轮回转世的宗教哲学思想，成功地潜伏进了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神话和文学体系；君士坦丁推动的“基督教教义大摘抄”亦毫无保留地调和、吸纳了这些思想作为其理论根基。
然而，这一整套所谓的奥尔弗斯禁欲主义，却完全不是爱琴海文明的自由思想之产物，虽然绝大多数研究古希腊的历史学者们倾向于这样认为。主流学界之所以走向了错误理解，主要是由于在研究古希腊哲学史的专家群体中，几乎没有谁同时具备过硬的古埃及学知识；因此希腊人发扬光大的源自古埃及的非凡成果，都被贴上了前者首创的时代标签。事实上，古希腊人的几乎所有谓之科学或者宗教的东西，尤其几何学、数学、医学、哲学和工程学，以及所谓的灵魂不朽等理论，尽皆来自古埃及。
古希腊早期几乎每一位最杰出的思想巨匠，例如泰勒斯（Thales）以及梭伦（Solon），都是自埃及游学归来的学者。泰勒斯之所以能够准确地预言公元前585年5月28日发生的那场大日食，完全是凭借着其在尼罗河畔学到的天文学知识。
而开启了西方理性时代的数学天才，比如说毕达哥拉斯，亦算是深得古埃及人的真传：其流芳百世的勾股定理正是古埃及人用于三角测量学的绝技；而他的另一项顶尖科学成就，即闻名遐迩的和谐音程定理，则直接取材于古埃及玄学体系中所谓的宇宙共振频。
4．解码古埃及宗教（2）
至于所有关于灵魂体系的思想和独特观点，则更是谜题一般的古埃及宗教信仰之核心。该宗教信仰所关注的唯一问题即是生命的提升。在古埃及人看来，人类之所以活在地球上，就是为了锻炼和提升自己的精神能量——灵魂，以方便更好地活在死后才得以前往的天堂。古埃及人的所有宗教智慧用美国电影《木乃伊》当中的某句台词就可以完美概括：
“死亡才是生命真正的开始。”
（Death is only the Beginning.）
这套极为奇特诡异的宗教哲学观几乎体现于古埃及人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近乎政治却又明显高于纯粹政治的宗教力量主宰着文明每一处细节。史学巨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原始作者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就曾经在其书中对古埃及宗教的超级渗透力给出过以下这番评价：
“埃及的各种事物，可以说彻里彻外都带有极其浓厚的宗教色彩。文学、艺术、政府，以及一切的一切，莫不是直接受到了有关宗教的强烈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大胆地说：你若是没研究过古埃及的神，便休想要了解古埃及的人！”
早期基督教借由犹太教而获得的一切有关精神不朽、末日审判、天堂与地狱甚至复活等核心观念亦都是这种古埃及灵魂信仰的变形——甚至连故事情节都没有丝毫改变，只是更换了人物的名字。就连犹太教最有名的割礼也是埃及的宗教产物；逃出埃及以前，闪族从来没有如此习俗。要知道，摩西创立犹太教恰逢古以色列人逃出古埃及，而他本人甚至曾经担任过古埃及的大祭司！犹太裔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其历史学作品《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当中干脆将这位犹太民族最伟大的儿子描绘为一位情愿去拯救古以色列人的埃及皇室成员；而犹太教在这位杰出的心理学家眼中不过就是埃及宗教体系中某种特殊教派的巧妙变形：
“要证明一位被其民族赞誉为最伟大儿子之一的人物其实并非该民族的成员，确实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儿；尤其是当证明者本人也属该民族成员时，情况更加如此。然而任何维护所谓的民族利益之考虑都不能使我将真理弃置于不顾……”
“我现在冒昧地作出以下这番结论：如果摩西是一位埃及人，如果他将自己的宗教传给了犹太人，那么这种宗教就是阿肯纳顿（Akhenaten）法老笃信的阿顿神教，即太阳神教。在此之前我比较过犹太教和古埃及宗教，注意到了两者之间存在极大差别。然而我们比较阿顿神教和犹太教之后就可以发现它们从起源上来说是同一的。”
值得留意的是：这位阿肯纳顿法老的统治时间距离摩西率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年代，上下相差不足百年。根据不同体系推演，阿肯纳顿生于公元前1379年至前1362年之间，死于前1351年至前1334年间；而摩西率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是在公元前1445年抑或公元前1290年左右的光景。阿马尔奈出土的阿肯纳顿时期流行的《阿顿颂词》甚至与《圣经诗篇》第104章如出一辙，更进一步说明了犹太教起源于埃及的历史属性。
“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即“创造”了科学理性的希腊城邦和“构建”了道德律法的犹太民族，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古埃及文明的扭曲以及继承。就好像令狐冲和杨过各自领悟了“剑魔”独孤求败留下的部分本领，足以“天下唯我横行”。然而历史的魅力在于疑惑总是会不断地出现：留下如此深刻影响的埃及宗教究竟是科学还是迷信？
5．埃及宗教——隐藏尖端科学的手段？（1）
“古埃及《亡灵书》（The Book of the Dead）当中有关亡灵天际旅行的详尽描述之所以会被翻译成神秘难懂的宗教对话，原因一定是这些文字被看成了用意不祥的咒语。现代的宗教历史学翻译工作者们对他们这些为所欲为的翻译结果感到异常自信，就算《亡灵书》里使用了多达370个特殊的天文学术语，也依然不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判断有误。若根据这些拙劣翻译，我们需要到地球里面去寻找冥府，而不是仰望天空……”
以上这段极其辛辣的学术评语源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史教授佐治奥·德桑蒂莱纳（Giorgio de Santillana）和法兰克福大学科学史教授赫塔·冯德琴（Hertha von Dechend）共同合作出版的一本划时代作品《哈姆雷特之石磨》（Hamlet’s Mill）。在这部书里，这两位科学史研究者提出了新颖而大胆的学术见解：古埃及宗教是一种用来“隐藏”科学知识——至少是天文学知识的“人工神话”！
类似观点事实上得到了许多科技史学家的鼎力支持，其中当然也包括之前曾经提到的老一辈天文学工作者、《自然》杂志的创始人约瑟夫·诺曼·洛基尔爵士。希罗多德亦在其名著《历史》当中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一段简洁却发人深省的古埃及天文学评语：
“古埃及人最早发现了太阳年，并在其宗教崇拜体系当中将太阳年划分为了人们今天所熟知的12等份。唯有通过对星辰运转的持续观察才能做出这样清楚的区分。”
另外一位享有盛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生活于公元前1世纪的狄奥多罗斯·西库路斯（Diodorus Siculus）在其总计约40卷的作品《历史丛书馆》（Bibliotheca Historica）当中同样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一份值得关注和思考的证词：
“星辰的位置、排列及其运动，长久以来一直都是古埃及人天文观察的重要内容。自古开始，他们就在持续不断地记录几乎每颗星体的移动。这种做法其历时年代之久远，简直令人们难以置信。”
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埃及文物学专家珍·塞勒斯（Jane Sellers）女士则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哈姆雷特之石磨》所分析阐述的观点。她出版的重要学术作品《古埃及众神之死（The Death of the Gods in Ancient Egypt）》列举了大量十分具有说服力的天文学和历史学新证据，大胆而不失严谨地论证了古埃及宗教是对于天文学，尤其是“岁差”等专业概念的寓言型科普诠释。塞勒斯女士在其作品中写道：
“历史和考古学者们并不了解‘岁差现象’。这些方面的知识缺失难免会影响到他们对古埃及神话、神祇以及神殿结构的研究和结论。对职业天文学家来说，岁差是一个已经被广泛确认过的物理事实；而研究古代人类文明的历史学者们必须赶紧掌握这些重要知识。”
这里有必要粗略讲解一下什么叫做“岁差”。“岁差”其实就是物理学当中所谓的“旋进”（亦可以称之为“进动”）。即自转之物体由于受到外力作用而致使其自转轴围绕某一中心旋转的特殊运动。生活中最常遇到的例子是陀螺。当陀螺自转轴未能垂直于水平面时，观察者就会发现：陀螺自转轴围绕与水平面垂直的铅直线做旋转运动——这就是旋进。而地球就是一只大陀螺。在日、月引力影响之下，地球自转轴轴线在通过地心并与黄道所在平面相垂直的直线上旋进；其导致黄赤交角和春分位点的周期性变动。
5．埃及宗教——隐藏尖端科学的手段？（2）
这种周期性的运动，涉及好几个非常美妙的“特征性数字”：即黄道带星座的数目12、每一种星座所占据的度数30、春分位点沿黄道完成1度“岁差运动”所需时间72年以及黄道带总度数360。这些特征数字都“刚好”是古埃及宗教传说当中的标志性数字。对于埃及人而言，这些数就好像是“三国”中的3对于中国人那样的通俗和简单。科技史学家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在其著作《水晶太阳之谜：现代人失落的宇宙奥义》（The Crystal Sun: Rediscovering A Lost Technology of the Ancient World）一书当中更是深入考察了隐藏在这些特征数字背后的“奥义”：
“关键在于，热切关注天文学历法的古埃及人早就发现了我在1971年所发现的东西：一年365天5小时49分的真实长度比较于360天的‘理想长度’相差了大约是倍。他们大概已经在乐理中发现了这个毕达哥拉斯常数。由于碰到了两次，于是他们确信这是诸神最重要的数字。古埃及的月亮与智慧之神透特被称为‘第八’，因为他‘完成了七’；其代表了八度音程。音乐中的五度音程则由包括俄塞里斯（Osiris）及其妻伊希斯（Isis）在内的五位埃及神来代表。而且古埃及历法中恰是将这五位神祇作为额外的五天加到一年360天当中形成了365天。”
“古埃及曾经设置有专门奉献给‘八神’和‘五神’的神庙甚至城市，埃尔穆波利斯城（Ermoupolis）俗称‘八音之城’，其主要神庙被称为‘八度神庙’，而神庙的大祭司叫做‘五音之大者’。类似这方面案例还有许多。”
“事实上古埃及人没有先后相继地得到这些不同长度的年，更没有随着计算变得愈来愈精确而一个接一个地抛弃它们。古埃及人为所有形式的年都举行宗教祭祀活动。360天一年所造成的5天缺陷在短短72年之内就积累成一整年，他们将其看作太阳神环绕天宇飞行的时间。因此太阳神在《亡灵书》中用72个名字称呼。只有毕达哥拉斯音差常数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古埃及人保留和膜拜其自己早就知道不准确的以360天为单位的纪年：就是因为不准确，刻意地保留它并与精确的纪年相比较，才能够精确地计算出毕达哥拉斯音差常数。否则，这个如同圆周率一样重要的核心数字就会有失传风险；后代有可能不知怎样计算。从而这宇宙间最大的秘密就极有可能重新归于湮灭。”
至于罗伯特·坦普尔为何要说毕达哥拉斯音差常数是宇宙间最大的秘密，并不是本章能够解释和讨论的内容。因为这其中需要涉及更多、更加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诡趣知识。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古埃及宗教传说当中曾经流传过一个“预言”：埃及文明从神创开始，直到最后一代国王为止，整个过程将长达36525年。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一种宗教愿意去“预言”其所在文明的终结，尤其考虑到这种文明和宗教才刚刚开始。况且，根据现代人所掌握的知识，古埃及文明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出现直到托勒密王朝的覆灭，最多也不过几千年的历史。然而，如果能清楚地知道这些“迷信”数字代表着一年的天（即365天零5小时49分钟），或许对古埃及宗教体系的科学研究将会被整个学术界以更加开明的方式延展下去。
事实上，谁也不能否认宗教曾经是科学的载体。古埃及神秘宗教体系，若究其本质，无外乎是先人对于某种客观自然规律的抽象和隐喻。在漫长而悠远的历史进化过程当中，宗教正是以其这种内在的科学属性强力引领着社会主流思想不断向前发展与迈进；其最终演变结果就是形成宗教化的政治思想，而非政治化的宗教体制。然而，罗马帝国因政治之考虑而发起的“耶稣造圣运动”，彻底地伤害了宗教的科学属性；恰是从这里开始，宗教才逐渐地脱离了“古代科学寓言”之角色，走入了纯粹的封建愚民。非常之讽刺的是：这一场科学与宗教的“历史性大分家”，最终却导致了科学越来越近乎于宗教，不断假借着真理之名义，磨亮了手中挥向异见者的屠刀。
1．从奥古斯丁到阿奎纳（1）
现代人有一种近乎无知的历史观点，即认为科学与宗教总是处于某种极端的对立状态，水火不容。就如同在中世纪的罗马教皇，几乎总是不遗余力地猛烈打压，甚至是妄图摧毁，其科学界的理论敌手，今天的科学机器也应该丝毫不讲妥协地虐杀对方。
然而，纵观历史，我们就能够发现，事实并不像课本所宣传的那样：宗教完全是迷信，阻挡科学去探索真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绝大多数历史性阶段里，宗教像所谓的科学一样，积极承担着理解世界的伟大职责与义务，为社会的合理进步指明了航向。
中世纪的神学家对自然哲学（科学）虽然怀有某些政治领域的敌意，但是就整体而言，他们的态度比较包容。若非如此，哥白尼革命就不会也不可能得以发生；而这场革命本身，至少是哥白尼日心说之思想体系，甚至也来源于神秘的古埃及宗教信仰。事实上科学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哪怕直到21世纪的今天都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虔诚的宗教头脑。正如伟大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反复指出的那样：
“我认为宗教情感才是科学研究当中最强有力而且最为崇高的动机。若没有这种热忱，就不可能在科学理论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任何成绩。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内存和谐，科学就不会产生。这种宗教式的信念是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性动力。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并向往着理解真理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情感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挚的信仰。”
然而，深挚的信仰，在某些情况下，会为科学事业带来不少灾难；比如将年幼的科学从其宗教的母体中剥离，加以残酷虐待。历史上若非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不幸，近现代科学也就不会崛起于梵蒂冈的对立面。罗马的宗教“造圣运动”确实是篡改了历史，君士坦丁也确实向宗教原理中灌输了海量政治意识，然而这一切并不足以导致基督教彻底抛弃科学和信仰者对于真知的渴求。将科学的知识从宗教中一脚踢开并狠狠扣上了奴隶的枷锁绝不是罗马帝国的“政治杰作”，而恰恰是两位拥有着“深挚信仰”的宗教哲学家——即“恩典博士”圣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e）和“天使博士”圣阿奎纳（Saint Thomas Aquinas）相继做出的“历史贡献”。
奥勒留·奥古斯丁生于公元4世纪的北非。他原本是一名异教徒，且生活极其糜烂；后来在米兰城高级牧师圣安布罗斯大主教（Saint Ambrose）的感召下，放弃了淫乱生活，转而走进了基督教神学的象牙塔。而当时，基督教信仰正逢多事之秋。在罗马帝国境内，各大分支教派均宣称自己所持有的教义才是符合《圣经》的终极内容。曾经身为古希腊语修辞学教师的奥古斯丁，凭借其超凡才智，坚定不移地投身于基督教的教义论战与思考，并将其余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尽皆奉献给了系统传播和表达他所认定的“正统宗教原理”。而奥古斯丁的神学作品，比如《天主教手册》（The Enchiridion on Faith, Hope and Love）更是直接奠定了天主教所延续至今的教义。
美国学者奥利弗·约翰逊（Oliver Johnson）和詹姆斯·哈尔佛森（James Halverson）在他们共同编著出版的历史学著作《世界文明的源泉》（Sources of World Civilization）当中曾经这样评述奥勒留·奥古斯丁对于后世宗教的影响：
1．从奥古斯丁到阿奎纳（2）
“奥古斯丁所倡导的基督教义和圣保罗所倡导的基督教义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都拥有相同的中心概念，即‘原罪’；但是前者凭靠超凡才能将这套理论系统地表述出来。而一旦完成了自己所信的这套教义体系的理论著述，奥古斯丁就处于有利的地位，可以给相左的理论打上‘异教’的鲜明烙印。尤其是在他的后半生，奥古斯丁将其大部分时间、思考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教义正统性的宗教论战中，努力清除基督教神学所拥有的‘异教元素’。奥古斯丁的这种努力非常成功，正统基督教基本保持着奥古斯丁昔日倡导的内容。”
然而有意思的是：这套经由奥古斯丁亲自参与“编定修改”的“正统宗教原理”，并不是基督教传统哲学思想，而是古希腊新柏拉图主义的延展和变形。约在公元3世纪，所谓的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诞生于满布传奇的亚历山大城。学者普罗提诺（Plotinus）融合了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等多位古希腊哲学家的独创性思想，总结并提炼出了一套更加完善的唯心主义理论。罗素在《西方哲学史》当中这样评价道：
“普罗提诺在很多方面成功地澄清了柏拉图主义，坚定地发展了他所主张的那种理念，提出了尖锐的反唯物主义论据。他具有一种能够藐视感官世界的世俗生活，而从思想甚至是想象当中去获取幸福的能力。因而其哲学有个重大缺点：单纯鼓励人们去关照内心世界却忽视了外界的存在。这导致了唯心主义思想不断地增长。普罗提诺学说是古希腊文明的终结，但同时又是基督教世界的启蒙与开始。”
圣奥古斯丁恰恰是偷师了这套哲学理念，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今人所熟知的基督教义——尤其是天主教教义。而新柏拉图主义当中“关照内心世界却忽视外界存在”的重大缺陷亦被这位博士全面继承。奥古斯丁甚至认为：所有包含理性的、关于自然世界的科学知识及其相关应用技术都是“人类灵魂生存于尘世之中的某种无奈”。
正是“恩典博士”这一套藐视科学与技术的“正统宗教原理”将西方拖入了一场近千年的文化大萧条。对于知识的排斥，使得欧罗巴在宗教的诱拐之下，逐渐走入了愚昧甚至野蛮的封建牢笼。直到13世纪初，欧洲人才从十字军东征所抢回的战利品当中“重新邂逅”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宝贵文化遗产。而这次重要的“邂逅”直接导致了一场以光复古希腊文明为其革命宗旨的划时代伟大运动：“文艺复兴”。
大量失而复得的古典思想，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在基督教世界掀起了一场取代新柏拉图主义的文化风潮。为调和这场时代冲突，托马斯·阿奎纳及其诡辩哲学横空出世。在稍显短暂的一生当中，这位“天使博士”成功地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观点融入了以新柏拉图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基督教神学，并有效地建立起一整套“严肃且不容置疑”的自大狂理论；而其中最有名气的“宗教真理”就是“地球中心说”。似乎是为了“确保”科学对基督教宣战，托马斯·阿奎纳还发展出著名的“神学婢女理论”：
“首先，神学在其题材上高于哲学。哲学只能研究人之理性所能够涉及的内容，而神学可以研究超越理性的至高无上之存在。（这里所谓的‘哲学’包括自然哲学即科学）”
“其次，神学在确定性上高于哲学。哲学的确定性来源于人之理性的本性之光，难免会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而神学的确定性来源于上帝的光照，是决然不会犯错误的。”
“第三，神学之目的明显高于哲学。哲学之目的纵使再高尚也不过是服务于国家政治；而神学之目的则是在追求和探索人类永恒幸福。因此哲学以神学为其最终之目的。”
“最后，神学在地位上亦高于哲学。哲学依赖于神学并以其为终极探讨；而神学却得以独立于哲学之外，可以直接来源于上帝之天启。因此神学可以凭借哲学而得发挥，但不是非依赖哲学不可，而仅仅是借助于哲学的服务将自己的义理讲解得更加清楚而已。”
万事已俱备，只欠借东风。一场“新科学革命”等待着哥白尼的诞生。
2．解密哥白尼的日心革命（1）
1473年2月19日，尼古拉斯·哥白尼出生于波兰托伦的一个富裕家庭。18岁时，他考入了波兰名校克莱考大学研习法学、神学与医学。1496年，哥白尼毅然决定离开祖国波兰，拜往博洛尼亚大学攻读医学与宗教学博士。
哥白尼于此求学期间，有幸结识了著名的天文学家德·诺瓦拉（de Novara）并跟随其系统学习了天文观测术。通过某秘密社团，他还接触到了古希腊学者亚里斯塔克保藏的古典日心说。当然，这一套传承自古埃及的日心说理论并无严格的几何学证明，而是延续了古埃及人一贯的“学术传统”，即只有最简明的结论：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
数十年后，尼古拉斯·哥白尼这名昔日的医学生出版了划时代的天文学著作《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更加系统而完善”地提出了现代社会所熟知的日心说理论并将这本书和自己的名字永远地镌刻进人类文明的不朽历史。
以《天体运行论》的刊印发表为标志的“哥白尼革命”，彻底击垮了古希腊天文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在其著作《天文学大全》（Almagest）一书中系统阐述的地心说。而该学说因为在几何结构及其哲学观点上与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理论相一致，早已被圣阿奎纳整合为罗马教廷的神圣教义。因此，哥白尼学说的胜利被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视作科学反抗宗教压迫的莱克星顿枪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亦在其名著《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 of Nature）一书当中给予了哥白尼革命以如此评价：
“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似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那般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甚至可以说是只有在临终时才敢于——向统领着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发出了挑战。而正是从这里开始，自然哲学才从神学中解放了出来。”
然而，这场标志着近现代科学破茧而出的日心说革命真的像历史学家们所反复宣称的那样吗？毕竟发动这场革命的哥白尼本人终其一生都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而且在其生命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弗龙堡大教堂的驻堂神父！（科学家和现代教科书似乎总是“故意忽略”掉这些容易引发相关历史猜测的重要内容）其中会不会另有隐情？会不会是哥白尼试图恢复某种更加古老的宗教或传统？
有没有可能连这场革命及其“重大影响”本身也是后人幻想出的故事内容？
创办了德国《数学文摘》（Zentralblatt MATH）以及美国数学会当家刊物《数学评论》（Mathematical Reviews）等权威学术杂志的数学大师、古代数学与天文史学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奥托·诺伊格鲍尔（Otto Neugebauer）在其最著名的学术作品《古代数学天文学史》（A History of Ancient Mathematical Astronomy）中如此严肃地写道：
“现代历史学家充分利用了事后认知的有利条件，一味地强调日心说体系及其所导致的简明性的革命意义。事实上，哥白尼体系行星位置的计算完全遵循了古代模式，而且所得结果亦是完全相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理论肯定是与实际的计算以及根本的投影式等观念背道而驰。对月球理论而言，应该有第二个本轮并以此代替等分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些内容是与伊斯兰天文学的某一学派相似的方法。这种投影结构的美妙想法并不能够使人们更容易地想象行星运行。若不是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和开普勒等天文学家的辛苦努力，哥白尼天文体系，即所谓的日心说理论，只会有助于使托勒密体系以更加复杂但是能够令哲学家群体满意的形式永久地存在下去。”
2．解密哥白尼的日心革命（2）
哈佛大学学者、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欧文·金格利什（Owen Gingerich）曾潜心研究过哥白尼革命。作为一名职业天体物理学家，金格利什显然比从事相关研究的文科学者更具有发言权。他出版的科学史专著《追寻哥白尼及其他天文学历史的重大发现》（The Great Copernicus Cha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Astronomical History）以及《天之眼：托勒密、哥白尼再到开普勒》（The Eye of Heaven: Ptolemy, Copernicus, Kepler）赢得过科学界的广泛赞誉。而通过其细致的研究，金格利什获得了与诺伊格鲍尔相同的结论。在历次学术会议上他都会谈及对日心革命的历史谬解：
“人们认为，在哥白尼所生活的黑暗年代，解释天体运动的托勒密学说就几何学而言，已经发展到了极为繁琐和复杂的程度，复杂到使得整个托勒密体系都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而哥白尼之所以会大胆地提出日心说，或许是由于他觉得前人的理论模型过于繁琐复杂，因此需要采用一种新的模型取而代之。然而选取新模型时，我认为，他的信念出了问题。他坚信天体的运行轨道一定是正圆形，因而他在其体系上添加了许多复杂的东西，如圆，以满足行星预报的需要。这就使得他的体系比之托勒密体系既不简单亦不算准确，从而便招致了对该模型的抨击：既然这套新的模型并不比旧日的更加精准，为何要放弃已被人们信守了千年的旧模型呢？那种认为托勒密体系在十六世纪已近崩溃的说法根本就不成立！”
“哥白尼学说提出了太阳是宇宙中心，而非像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地球是宇宙中心；他用数学方法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哥白尼仍然持有天体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理念，这使得其理论先天地排斥椭圆形轨道，使用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匀速圆周运动用以描述行星的运行。因而其理论与旧式体系一样，都谈不上所谓的精确。至于传说中的明显改善了对行星预测的精准度则更像是无稽之谈。”
“据说是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观测证明了地球运动，从而使哥白尼的日心说体系得以建立起来。然而，前者对于天体的观测，特别是对于金星的观测，发现的并不是地球的运动，而是金星有如月亮一般的相位变化。对观测到的这一相位变化所进行的几何学分析表明：该种变化只能用金星环绕太阳运转，而不是环绕着地球运转，才能得到最为合理的解释。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是伽利略证实了地球运动理论或日心说，因为当时还存在第谷提出的第三类模型。第谷的模型认为地球是静止的，五大行星围绕着太阳运动，太阳则围绕地球运转。因此，伽利略对金星相位变化的观测及论证，只证明了金星围绕太阳运转的事实，无法证明日心说的正确性——第谷模型同样可以说明该现象。认为是伽利略证实了哥白尼学说的习惯性观点并不对。”
“人们认为开普勒借助于第谷对火星运动的逐日记录数据，采用三角函数拟合法确定了火星的轨道，拟合出火星运行的曲线，进而发现了行星轨道的椭圆特征。然而这种说法是一个伪陈述。因为第谷并未针对火星的运动做出连续性观测，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历史性数据。此外，开普勒喜欢用物理原理来解释观测现象，而不是用几何学方法。他是通过将第谷的数据与他自己提出的行星运动第一定律，也就是所谓面积定律相比较，进而发现只有承认行星运动轨道是椭圆的，前人观测数据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因此提出了行星运动遵循椭圆轨道这一特征。开普勒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只有对行星运动轨道的正圆模型加以适当修正，才能使其更好地说明观测的现象。”[此处引自Owen Gingerich教授于2008年10月22日在上海交通大学所做的英文演讲。演讲题目为Four Famous Myths of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在翻译、整理过程中有部分删节。]
创造历史的人总会被后人赋予太多不真实的光环，尤其是“击溃宗教独裁的科学巨匠”。然而还原历史真相是每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即使这些行动将“指向科学伪造历史的肮脏”。有关于日心说革命的“造假”，其实远远不止对哥白尼一个人的“重新包装”。
3．百花广场的烈士之谜（1）
公元1600年2月17日，罗马百花广场。
一名犯有“严重渎神罪”的前天主教牧师被绑上火刑柱。罗马宗教裁判所为防止这名重要政治犯在其临死之前喊出什么异端口号，甚至将此人的舌头死死钉牢。尽管如此，这名受刑者还是留下了一句流传四百年不朽的“赴死宣言”：
“你们在宣读判决时所亲身感受到的恐惧比我聆听这份判决时能够感受到的还要多！”
（Perchance you who pronounce my sentence are in greater fear than I who receive it.）
这名慷慨赴死的勇士就是著名的乔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
若提起布鲁诺的名字，人们几乎会下意识地将其和“为了哥白尼学说甘愿以死相随”或“英勇就义的科学烈士”等教科书上的概念联系到一起。然而，这类常见的“标准答案”并不符合目前已知的历史。这场火刑的时间、地点、人物甚至是情节都对，但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即布鲁诺是不是因为支持哥白尼学说而遭受火刑等核心内容，却被科学家以及自称“尊重客观史实”的现代科学教育工作者所歪曲。
1592年5月23日晚，罗马宗教裁判所正式批捕了布鲁诺。此后八年，罗马教廷的宗教仲裁官们先后施展出了浑身解数，尝试说服这位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重新皈依”。而这位仁兄的“前卫思想”也确实超越了梵蒂冈教廷所能够忍受的异见极限：布鲁诺居然宣称基督教的一整套理念，包括圣母玛利亚的童贞、三位一体、万物有灵，甚至是耶稣生前事迹都是些“莫须有”的荒诞故事！布鲁诺还曾经辱骂教皇、在修道院里肆意纵火、参与研究甚至是“公开传播古代巫术”（这点倒是和“最后的炼金术士”牛顿颇为相似）。
当然了事实上，布鲁诺阐述的天文学理论较之哥白尼日心说体系要完善得多！人家不仅仅讨论了地球和太阳的关系，还进一步推广到了宇宙的高级秩序！就连开普勒等一批堪称当时最顶尖的天文学巨匠也难以理解布鲁诺这套远远超越时代的深奥理论。
布鲁诺的“创新思想”在四百多年前不啻是标准的痴人说梦。而在今天，稍微具备点天文学常识的人都能理解该理论体系的正确性。然而问题在于：布鲁诺为何会在连地球绕着太阳转都没能搞清楚的“愚昧年代”就提出了如此完善细致的科学理论，甚至还极端自信地认定其掌握的这套理论“凌驾”于基督教的种种荒谬言辞？
难道说布鲁诺也如同哥白尼一样，通过某些秘密宗教组织而接触到传承自古埃及的天文学知识？难道说因为他直接理解了基督教背后的科学真相，才会对于被君士坦丁、圣奥古斯丁、圣阿奎纳等人反复篡改的宗教原理感到异常失望？难道说他不是哥白尼的勇敢追随者，而反倒是比哥白尼掌握更多古代知识的玄学术士？要知道布鲁诺曾经在其多部作品当中猛烈抨击过哥白尼体系，称其“过分拘泥于数学因而无法把握哲学真理”：
“将人们从普遍接受的一些错误以及偏见中解放出来确实要归功于哥白尼，尽管他并未超越这些错误偏见。与其说哥白尼是自然的学生，倒不如说他是数学的学生，他没有通过分辨这种思想方法的所有困难，深入到消除错误的根源或是误入歧途的原因，因而他不能引导自己和其他人从空洞问题中解脱出来，以至将注意力转向事物的永恒以及确定性。”
3．百花广场的烈士之谜（2）
非常有意思的是：布鲁诺曾撰写过一本类似于基督教原理的神秘专著《原因、本质和太一：魔法论文集》（Cause, Principle and Unity: And Essays on Magic）。在这部玄妙作品里，布鲁诺详尽地描述了自己所虔诚信仰的宗教哲学体系。而令人大跌眼镜的地方在于这一套哲学恰恰是传统基督教义的理论基石：源自埃及亚历山大的新柏拉图主义！
然而布鲁诺认为：基督教无耻地剽窃了古埃及人那套近乎于自然科学的宗教信仰，甚至还通过一系列自以为是的宗教纯化运动错误地保留了糟粕，却“遗忘”了其中精华。布鲁诺在其一首散文诗当中还毫不加掩饰地抨击了教会对其古埃及宗教本源的“背叛”：
“古埃及人一度拥有过各种各样的寓言，用以使人们的头脑更好地认识某些自然奥秘，使得那些凭借直观感觉没办法理解的事物能够借助于符号或是形象更好地被人类所认识。但是后来基督教给人民杜撰了荒唐的神话，于是出现了野蛮时期，肇始了罪恶的世纪。”
宗教裁判所对布鲁诺施以火刑，完全是因其反对基督教义，尤其是经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纳“修改”过的教义。布鲁诺的英勇献身更像是致力于恢复某种古代知识——已然被基督教视为仇寇的知识。而在科学史的研究领域里，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就是乔尔达诺·布鲁诺信仰着古老神秘的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cism）。而所谓的赫尔墨斯其实就是古埃及宗教体系中的月亮与智慧之神透特，即牛顿所宣称的日心说的始创者。一位牛顿极其推崇的高阶炼金术士、德国著名外科医生米歇尔·梅耶（Michael Maier）甚至在其《圣坛光晕之象征》（Symbola Aureae Mensae）一书中写下了这样的“诳语”：
“古往今来所有真正精通科学的人，其知识莫不来自古埃及的这位月神！”
一幅充满着悬疑的历史藏宝图铺展在科学史研究者的面前。似乎在中世纪能够做出科学突破的思想家多多少少都带有着赫尔墨斯主义的崇拜情绪。研究布鲁诺的权威学者弗朗切斯·艾米莉娅·耶兹（Frances Amelia Yates）在其作品《乔尔达诺·布鲁诺及其赫尔墨斯传统》（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当中亦十分肯定地写道：
“布鲁诺是一位拥有着强烈宗教改革意识的赫尔墨斯主义者。此人追随赫尔墨斯传统的行为非常激进。他本身就是一位古埃及宗教玄学法术的信仰者，一位彻头彻尾的魔法师。他试图通过炼金术等方式探索和发现自然的奥秘，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自然。其所有哲学，以及科学层面的学术探讨其实都从属于宗教使命。不论流行着怎样的思想，只要与其尝试复兴古埃及宗教玄学法术之使命能做到相互契合，他都愿意将其为己所用。为此，他不惜触犯基督教会的种种禁忌：高调坚持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强烈反对当时已经与基督教融合为一体的亚里士多德思想，讽刺其为‘只懂文法却不会深刻思考自然本质的学究’。他甚至还更进一步地宣称：基督教是种伪造历史的作恶的宗教。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最终导致了宗教裁判所对布鲁诺的反感。而赫尔墨斯传统及与之相连的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希伯来神秘主义在布鲁诺光辉的一生中，在其思想超越于同时代人及其传奇式的人格命运之塑造上，占据着令人惊奇的重要地位。”
哥白尼革命或许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科学诞生记”，而恰恰是某种以宗教为伪装的古典自然哲学激发的一场气势恢弘的卷土重来。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都领略过这套思想的深刻和伟岸，而其中理解最透彻、成绩最杰出的是艾萨克·牛顿。
4．最后的炼金术士（1）
“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海量的新知识淹没了西方世界。这些新知识皆表达出了一定的真理。面对这种情况，有两位我们通常会从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的人物值得仔细瞧瞧。对于古典炼金术来说，他们两人不是没有代表性：天文学大师第谷·布拉赫与牛顿先生。有关牛顿钻研炼金术已有许多猜测，特别是在1936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将其称为‘最后一位古埃及魔法师’以后。而另一方面，牛顿还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视作启蒙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正如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歌颂的那样：‘自然和自然之法则，在夜色中隐藏。神说：让牛顿降生！于是一切都被点亮。’”（这首诗其实是蒲柏为牛顿所创作的墓志铭。诗歌原文是：Nature 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 night; 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从这种两难困境当中摆脱出来的方法有两种。要么假定尊敬的牛顿虽然对炼金术极富兴趣，但是其始终持有批判的态度；要么干脆认为他令人遗憾地精神错乱了——如果不是仅仅在一段时间内发疯的话。当然，假如我们拒绝给‘发疯’设置一个准确的概念定义，我们确实可以按照以上的话来表达。但若是按照习惯的解释，即认为‘合乎理性的’就是精神健康的，而‘不合乎理性的’就是精神失常，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把历史上所有伟人都宣判为疯子。不过认为他们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并不能证明这些人的精神确实存在某些显著的问题，却只能反映出当今世界的精神状态。”
以上这段文字源于柏林理工大学化学教授汉斯·魏尔纳·舒特（Hans Werner Schütt）发表的科学史名著《寻求哲人石：炼金术科学文化史》（Auf der Suche nach dem Stein der Weisen：Die Geschichte der Alchemie）。
汉斯·魏尔纳·舒特教授曾经担任过德国科学史研究学会主席、德国国家科研基金会自然科学及技术史专业委员会主席等职，现为德国化学家协会化学史专业研究分部主席。作为一名职业化学家兼化学史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汉斯·魏尔纳·舒特认为有必要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最后的炼金术士”牛顿，甚至是炼金术本身所产生的重大误解。人们恰是因为不了解炼金术是什么玩意儿，才会被现代教育误导入对炼金术的盲目否定。事实上，今天所谓的化学正是源于炼金术。而炼金术所包含的内容，却远远不止是化学那样简单。近现代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炼金术士牛顿曾这样写道：
“据说炼金术不仅与早期的时代相契合，而且与神学相契合。前一点似乎完全是人类的事情，后者是神的业务。基于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令人惊奇的新悖论。这个通过神灵影响的神圣炼金术是时间的开端，以及地上所生之一切的开端。通过这门炼金术，所有的生物皆开始运动并且获得其存在。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全能的上帝在万物开始时就按照重量、数量和大小以完美的比例及和谐创造了天上和地上存在的事物，以便他们能在分给他们的时间之内完成他们的任务。”
“炼金术并不仅仅从事金属的研究。只有无知而头脑简单者才会这样看待事物。所以，他们才会怀疑这门最高尚的科学。炼金术还能研究物质的性能。上帝根据物质特性创造了女人并使她们接受上帝的创造物，生出神的创造物。这种哲学并不会被导向空洞和错误。通过引导人们认识上帝，通过帮助寻找药物，这种哲学既能够使用也有利于教育。柏拉图说过，这种哲学是对于神的模仿，当然也是在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这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性的哲学。不仅可以在自然这本书里见到其踪影，且还隐含在《圣经》里，比如《创世纪》、《诗篇》以及《以赛亚书》等篇章。”
4．最后的炼金术士（2）
牛顿所说的炼金术似乎并不是一门能够演变成化学的学科，却像一种用于理解宇宙及人类文明起源的古埃及和古希腊的哲学思想。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和印度人或许能够方便地理解这一套哲学，因为这些有关于“开端”、“和谐”以及“物质终极属性”的深邃观念简直就像是中国文化里的“道”抑或是古印度宗教中所反复强调的“梵”（Brahma）。无论是中国的“道”还是古印度的“梵”，都是机械唯物主义者不屑一顾，却又从未能理解的传承了至少五千年之久的“科学奥秘”。
而牛顿亦正是被这种传承了数千载有余的隐秘学问所吸引。他研究炼金术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深藏在已知文明历史背后的足迹”。而汉斯·魏尔纳·舒特在其《寻求哲人石：炼金术科学文化史》当中指出了牛顿“误堕炼金术泥淖”的原因：
“牛顿真正研究炼金术，研究的也是真正的炼金术。他和波意耳（Robert Boyle）不同。作为化学家的波意耳试图搞清楚他那个时代炼金术士的研究和秘密；而牛顿却和许多职业炼金术士一样：他相信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炼金术当中隐藏着太古时代以前的大智慧，甚至包括神学的智慧；而这些大智慧以密码的形式被一代代人保存和流传了下来。”
“牛顿坚信只有通过物质的‘死亡’还原到哲学意义的‘混乱’，即到最原始的物质，这些组成宇宙的基本成分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而炼金术操作中则包含了自然生命过程中的所有步骤。谁能够解开炼金术士们为了达成其意愿而试图利用物质基本内部结构的秘密，谁能够发现积极而又神圣的精神力量之所在，谁就成为真正的先知：一位有能力将古老的散布各处的因而也是隐藏的智慧收集并破解，进而从中凭空创造出最高级智慧的先知！”
这些隐匿了千年的“大智慧”激发了牛顿。他作为一名物理学家的严谨与热忱被炼金术所蕴含和展现的“渴望理解世界之本源构成”的思想彻底调动。毕竟，全部物理学知识都只为了一项任务而存在：解读构建宇宙的物质。
作为一名哲学家，牛顿渴望能获得真知。而如果破解宇宙奥秘与收获超凡智慧有机会同时达成，那么无论其充满了多少艰难险阻也值得大胆尝试。传承自古埃及的玄学炼金术正好提供了实践机会，牛顿亦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项极易引人误解的伟大事业当中。然而事实证明：钻研炼金术能够取得惊人的成就。按照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话来说：就连万有引力定律似乎都是牛顿“倒腾炼金术时所发现的副产品”。而牛顿曾经公开发表的两本科学巨著，即《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以及《光学》（Opticks）亦为后人们留下了“赫尔墨斯主义气息十足的玄学论断”：
“太阳、行星、彗星所组成的这个最美丽的系统只可能是在一位最富智慧、最具权能的上帝计划支配之下才得以发生。若其他恒星也处于类似于太阳系系统的中心，也只可能是出于上帝之心意。而一切亦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下。”（《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总附注）
“若一切物质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而我们竟然还要在其他地方去尝试寻找世界的起源，或是假装自然定律会让世界从一片混沌当中产生。这样做并不符合科学精神。”（《光学》）
《最后的炼金术士：牛顿传》之作者迈克尔·怀特在其书中明确地指出：神秘主义是牛顿思想中的重要成分，有关炼金术等“非科学”的学术探讨对现代科学理论的诞生起到了非常之重要的促进作用；正是通过这些“非科学”的研究，牛顿才获取了超凡的哲学灵感，完成了一系列思想转变，联想到了物体之间存在着超越时空距离的内在维系，从而完成了其“构造”万有引力定律的最后一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后世科学家们借助于牛顿建立的“理性体系”最终“销毁”了赫尔墨斯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科学神话”遂成为了所谓文明。
5．精心编造的科学神话（1）
“历史的旋律总是由胜利者来谱写的。当两种文明交锋时，失败者的文明历史往往会被彻底删除。胜利者会编写一套颂扬自己而极力贬低被征服者的历史。正如拿破仑·波拿巴所言那般：‘历史是什么？不过是编造的谎言罢了！所谓一家之言才是历史的本质。’”
小说《达·芬奇密码》当中的超级大反派提彬不仅仅串联了精彩的悬念故事，还为世人留下了上述这一段至理名言。而从古典宗教中脱颖而出的近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与传统宗教对立的“新时代文明”，亦逃不出私自篡改“文明交锋史”的客观规律。以推广近现代科学观念为己任的当代教育工作者们越来越像是编撰《圣经》的保守僧侣：为了证明肇始于日心学说的“新科学革命”比宗教更优越更精确，他们不惜故意收录充满了夸张甚至是神话的科学历史。
既然是亚里士多德扮演了主张地心说，因而在基督教立场上阻碍了哥白尼学说发展的历史角色，那么为何不干脆将伽利略思想的伟大也描绘形容成“不畏亚里士多德之淫威”而勇敢挑战旧时代基督教思想的“革命行为”？于是乎，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扔铅球的实验便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中小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仿佛是在传递一种明确的信号：你瞧！哪怕是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巨匠也不能阻挡科学家前进的豪迈脚步。
不过，伽利略真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这次著名的扔球实验吗？
答案是否定的。这次名垂青史的实验有且仅有一个人提供了“决定性”的历史学证据；而这个唯一的人证就是伽利略晚年时招收的学生文森佐·维维安尼（Vincenzo V. Viviani）。维维安尼在其为伽利略所创作的个人传记当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场“轰动一时”的实验。据其记载，约在25岁那年，担任比萨大学数学与自然哲学教授的伽利略“特意召集”了比萨大学的所有教授及在读生，请他们前来“见证观摩”一场“足以推翻亚里士多德体系”的落体实验。他从比萨斜塔上扔下了两只不同重量的铅球，而这两只铅球“在众目睽睽之下”同时着地。于是基督教所坚持的那一套亚里士多德哲学，即“物体越重则下落速度越快”的错误观念被“客观的科学实验”所彻底击败。
然而，除了维维安尼所著的传记以外，再无任何历史资料能够佐证这次实验的存在。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哪怕是野史作家，曾经在作品中提到过这次“引起轰动”的事件。比萨大学也没有留下过一丁点儿相关记载。而维维安尼在这部作品中“绘声绘色”的描述，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如果这场实验真的存在，那么其发生的时间应该是16世纪末，维维安尼却出生于17世纪初（1622年4月5日）——因此他不可能亲身经历这场实验！
而另一则有关于伽利略的“传奇逸闻”，即他在比萨大教堂观察到穹顶吊灯来回摆动便突发奇想地提出了著名的“简谐运动定律”，则更是无稽之谈。很巧，这桩故事同样仅见于维维安尼的伽利略传记。这位极其不靠谱的作者在书中宣称：伽利略在其19岁那年通过观察教堂内摆动的吊灯而发现了科学真理。但是比萨大教堂所保留的许多相关历史文献都清清楚楚地表明该吊灯是在伽利略23岁那年才首次安装！天知道伽利略究竟是观察了什么现象才发现单摆的！总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比萨大教堂的灯摆！那一盏传奇的吊灯是且仅是维维安尼的幻想。
5．精心编造的科学神话（2）
科学史学界的大师级学者、因为研究伽利略而享誉学术界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e）干脆在其作品《伽利略研究》（Etudes Galileennes）当中指出：伽利略在近现代科学实验史中的地位都值得怀疑！柯瓦雷认为：古典学者根据维维安尼的伽利略传记而得出的研究结论，已经被许多更加可靠的客观历史证据所推翻；维维安尼的作品中充斥着吹嘘甚至是神化；此人所记载的各项有关伽利略的所谓“史实”，从头到尾都像是《圣徒传》（Hagiography）。
而被人圣徒化的近代科学学者，尤其是参与了“新科学革命”的启蒙物理学家，绝不仅是伽利略。应该说，现代教育当中所提及的每一位对近代物理学产生了推动作用的思想者都被后世科学家们添油加醋了一番。然而，那些最重要的“发现”究竟是从哪里而来始终是科学界不愿意面对的棘手话题；若哥白尼和布鲁诺等人从古埃及宗教玄学体系当中了解到“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史实真相被民众知晓，他们又该怎样去营造属于自己的“科学宗教”？实用主义哲学泰斗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曾经于1898年5月4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这些文字很好地说明了究竟哪些人才会被称为“科学家”：
“‘科学家’这个词对我而言，暗示了某种极端自负的、宗教般的科学世界观；就仿佛他们是与传统宗教信仰，甚至是人类情感相对立的什么宗教派别。”
为了建立新的派别，科学家们需要首先摧毁人们对旧式宗教的印象以及情感。而如果这种旧式宗教本身出现在科学迅速发展的轨道上，那么就该编造一段科学神话将其取代。无论宗教背后可能隐藏着怎样的真理，也不在乎为什么那些推进了科学的伟人们总愿意在古代玄学当中寻找答案，只要能合理利用诸如“苹果”这样的常识性概念彻底遮蔽掉炼金术对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核心启发”，科学家就能继续睡个好觉。情况正如威廉·詹姆士批判那群“只讲科学却不讲科学精神”的学者时所写下的这段文字：
“宁可损失真理，也不留犯错之机。这就是你们这些否决信仰论者的真正心态。你们的手法简直和信仰论者一模一样！你们坚决捍卫自己所拥护的立场，与宗教臆想互相对峙，恰如信仰论者竭尽全力去保护宗教假说与你们所信奉的科学为敌。”
而有关于这则“苹果落地”的故事，堪称最权威的牛顿研究者、美国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协会前主席、重新将牛顿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由拉丁文原稿翻译成全新英文版的哈佛大学科学史学教授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 I. B. Cohen）则直言不讳地称其为牛顿为防止他人批判自己从事炼金术而“凭空创作出的虚假历史”。而引发争议的地方在于科恩教授本人并不认同迈克尔·怀特等学者积极倡导的学术观点，即万有引力的奇妙思想源自炼金术。可是如果牛顿不是凭借炼金术等“见不得人的勾当”而获取了真知，他为什么不愿意公布？或许，就连科恩也已经被现代科学教育的“炼金术”锻造为不敢睁开双眼正视历史的懦夫。威廉·詹姆士对于这种以科学的角度审视科学历史的习惯性做法十分反感；他曾经严肃地指出：
“科学家已然成为神学家的镜中人：都坚持通过单一方式看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科学意味着，最为要紧的一点，某种不掺杂情感的客观研究方法。假如你以为这就意味着可以将自己的信念完全地执著于某种体系等结论，永远抱在一起，那就非常不幸。因为你正好是误解了科学的本意，并将科学降格与堕落为实质性的迷信。”
而科学家总是打着反迷信的旗号，将自己所狂热信奉的理性抬得比基督耶稣还要高；有关历史伟人如何“冲破封建玄学之牢笼为全人类带来一缕阳光”的“科学圣徒传”亦并不比《圣经》中那些连篇累牍的谎言要少。科学家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按照自己“希望看到”的历史进程修改了近现代科学的履历表；而被删除的内容恰是科学得以诞生的玄学与宗教。这场“新科学革命”的特点就是科学家以科学的名义推翻了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母体并将反对该母体视为科学的崇高，其中唯一没从赫尔墨斯主义获得灵感的主角吹响了总攻的号角。
6．进化论破产了？（1）
1859年11月24日，英国人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正式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著作《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在这部作品里，达尔文通过大量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化石证据“尖锐地指出”：所谓的造物主其实是残酷的自然选择及物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所经历的变异。该理论直指基督教所矢志宣扬的“创世纪”神话，将维多利亚时期所开展的“自然哲学与宗教之战”推向了高潮。
事实上，这本在当时售价高达约十五先令的超级畅销书并没有讨论人类的起源，虽然大多数所谓的“专业生物学工作者”都近乎习惯性地这样认为。《物种起源》其实是达尔文的一次“试水”。这位谨慎甚至是有些怯懦的博物学家期待自己的作品能激发更多年轻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使他们可以不带任何偏见地面对生命的真相”。
《物种起源》在商业销售上所取得的成功鼓舞了达尔文。12年之后，即在1871年，达尔文出版了一本专门讨论人类之起源的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而在当时，欧洲主流学术界已经基本认可了进化论思想。日内瓦研究院院长卡尔·沃格特（Karl C. Vogt）甚至还在一次著名学术演讲中公开表示：
“当下欧洲，恐怕已无一人仍主张物种是独立创造的了。”
而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这本书的“绪论篇”（Exordium）中便开门见山地谈到他写作这本书的三大考察：一、人类是否像每一个其他物种那样是由某一既定存在的原始物种类型一步步遗传下来；二、人类发展的进化模式；三、所谓不同人类种族彼此间差异的生物学价值。他还不失严肃而又饱含谦虚地解释说：
“我曾着眼于两个明确目的：第一个目的在于阐明物种不是被创造的；第二个目的在于阐明自然选择是生物变化的主要动因——虽然这大部分借助于习性的遗传效果并且小部分取决于环境条件的直接作用。然而在过去我未能消除我以往信念的影响。当然这几乎是种普遍的观念，即各个物种都是有目的地被创造出来。这就会导致我不假思索地假定，构造生物体的每一渺小细微之处，退化器官之残迹除外，都具有某种特别的却仍然未被认识的用途。一个人如果在头脑中有此一类设想，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将自然选择——无论是现在还是在过去所起的作用夸大。有些承认进化论但是又否定自然选择的学术人士在批评我的作品时似乎忘记了我曾着眼的这两项目的。基于此，如果本人在给予自然选择以巨大力量方面犯下了错误——这点我完全不能认同，或是本人夸大了自然界的力量——这一点就其本身来说确实是存在着可能，那么我希望，至少我在帮助推翻物种被分别创造的封建教条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
没想到，达尔文这种极其谦虚而严谨的生物学治学风格被其拥护者所败坏。其中公认表现最激进的自然哲学代表就是“斗犬”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这位坚定信仰机械唯物主义的生物学家一开口便如此之“狂放”：
“人类只是机械性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是浮现在万物汪洋上的一堆泡沫；无论从其质量等级还是延续时间来看都是如此之渺小；只是宇宙机械运动的副产品而已。人类或多或少融入了这座机械性的有机整体，否则就将被其压垮。但是，这台大机器对于人类没有任何特殊照顾，如同对待其他存在个体一样。”
6．进化论破产了？（2）
不过，无论是谦虚而严谨的查尔斯·达尔文还是“狂放的斗犬”托马斯·赫胥黎都认可一项理论：人类是从猿猴逐渐演变而来。达尔文甚至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当中以其非常罕见的自信口吻（甚至是有些傲慢的口吻）宣扬道：
“至于人类和类人猿之间的具体差异，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再行加以说明了。因为即使最有能力的批评家们也认为赫胥黎教授已经对此进行了无可争辩的系统性阐释：在每一个可见的生物学性状上，人类与高等猿类之间的差异都远小于高等猿类与同一灵长目内低等成员之间的特征差异。”
这套“由猿变人”的经典生物进化论，直到今日仍然是科学教育的重中之重。然而专业古生物学界在《物种起源》“百年诞辰”到来之际却发现了另外一种全新的可能。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阿利斯特·哈代（Sir Alister Hardy）于1960年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这名古生物学家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一项足以和达尔文当年提出生物进化相媲美的观点：人类拥有的生物性躯体来自海洋！
该新兴理论认为：在四百万到八百万年前，非洲东、北部由于海平面上涨淹没了大片土地，而居住在那里的古猿为继续生存，逐步适应了水中生活，变身为属性奇特的海猿；大约四百万年后，海水退去，曾被淹没的陆地又重新显露出来，已经获得了不少海洋生物特征的海猿回到了陆地之上，逐渐演化为人类。
解剖生理学等领域提供的许多证据亦表明：相对于类人猿或是其他高级灵长目动物，人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的亲缘关系似乎更加接近。若按照达尔文和赫胥黎等人的那套逻辑，“生物性状差异小就意味着人类源于高等猿猴”，那么人类应该来自性状差异更小的海豚！生物学界目前已经总结出了许多海洋哺乳动物所特有而陆生哺乳动物却完全没有的生理学或是解剖学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涉及三大差异：
猿猴厌恶水，而人类本性亲水。人类婴儿一出生就具备天然的游泳能力，游泳甚至是孕妇妊娠期间唯一能做的安全运动。而且人类的脊柱可以弯曲，非常适宜进行水中活动。猿猴等其他灵长目动物却并不具备这种生理学结构。
人类的躯体和水生类哺乳动物一样光滑，头部却长满浓密的毛发，体内还含有厚厚的皮下脂肪。光洁无毛的身体和丰富的皮下脂肪更加适宜在较冷的海水中生活并保持体温。陆生灵长目动物却再没有任何一种亦具备如此特征。
人类无法调节其对盐分的需求；而且需要通过“排汗”来调节体温，但是“排汗”本身是浪费盐分的行为。陆生灵长目动物则完全无需通过“排汗”来调节体温，反倒拥有一套对盐摄入量进行控制与调节的生理机制。只有能生活在海洋里的哺乳动物才会像人类一样因为周围环境中拥有足够的盐分而不在乎“排汗”对盐分的浪费。就连人类在流眼泪时也会浪费体内盐分，而其他所有灵长目动物都没有流泪的生理本能。
其实，这些新学说、新证据究竟能说明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应该勇敢尝试敞开心扉，去接受潜在的诸多可能。达尔文本人治学即使再严谨公正，也防不住后人借其理论去创建新科学宗教的阴险图谋。人类究竟是从何而来，永远都像解不开的文明魔咒。马克思眼中“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创立者”培根（Francis Bacon）曾这样写道：
“否认有高级意志存在的人们其实是在诋毁人类的高贵，因为人类在肉体方面确实是与禽兽相近。如果在精神层面再不与神明相类似的话，那么人类就真的是一种卑贱的动物。”
7．失落的奥义（1）
“我所理解的哲学是种介于思考不确定事物的神学和依靠理性而排斥传统的科学之间，同时又会受到二者攻击的东西。其所考察的对象就处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即是科学不能做出解答而神学又不能满意解答的内容。其包括对以下事物的思考：世界的分类及其属性；宇宙的统一性、计划性和意义；人类的地位及其变化等等。对这些事物的思考应该划归到哲学的范围内。”
“对于这些不可解决之问题的思想探索之必要性的质疑，可以从历史和个人等两个角度回答。单就历史而言，社会环境塑造着哲学，而哲学又反过来影响环境。因而要理解一个时代的哲学必须先理解其所处时代以及民族。个人角度看，如果我们满足于科学所提供的有限的确定性的知识抑或神学的武断的定论，就会无视其他更加重要之事物或者滋生傲慢情绪。我们承受在这两种倾向之间徘徊不定而产生的疑惑是不可避免的。哲学的职责就是教导人处理这种疑惑并在其中继续生活下去。”
以上这段文字来源于伯特兰·罗素爵士的《西方哲学史》初版序言。作为一名顶尖的数学科学家与哲学家，罗素对于哲学构建科学与宗教之桥梁的理解远远地超越了其他人。在伯特兰·罗素看来，如果不能够真正理解一项内容，那么就最好不要去进行盲目批判。然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却总是习惯于批判自己并不了解的事物。某些文科出身的历史学家们酷爱抨击“科学宗教”的文化独裁；许多根本没读过《圣经》的自然科学学者嘲笑信仰论者执著坚守的宗教法则。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所爆发的那一场“科学大战”中很多学者都不禁感叹：如今自然科学家的人文素养越来越差，而那帮从未踏进过物理学或生物学实验室的宗教及人文学者却继续不懂装懂地指点江山！
非常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哪一方似乎都愈发轻视哲学能在其中起到的调和作用。对于哲学概念的高度无知竟成为了科学家和信仰论者的时代标志。北京大学曾组织出版的一套“通识教育经典名著”中就出现过极具代表性的笑话。在一本生物学著作的中文译版中竟然发生了这样的“误译”：伊曼纽尔·坎特（Immanuel Kant）！
哪怕是有一丁点儿哲学常识的知识分子也知道这个名字只应该被翻译为“康德”！如果一名科学家连这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理性批判者都不知道，却整天在社会上高声叫喊着“要通过科学理性破除宗教迷信”，岂不是开天大的国际玩笑！更加讽刺的地方在于：北京大学竟然声称这套作品为“通识教育经典名著”……
不过真正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哪位生物学学者翻译了这部作品；反而在于为什么类似笑话在当代主流学术界内层出不穷？假如自然科学家能够稍微放低高傲的心态去阅读一些哲学甚或是宗教，倘若社会科学学者能够真正理解什么叫做“知难而进”，于是乎尝试研究和接触一些历史意义上的科学成就，那么我们今天的科学甚至是文明体系是否会出现什么不同？
人们是否会继续认为近现代科学在击败了宗教之后脱颖而出？且哥白尼、布鲁诺以及牛顿都是“科学理性”的代表人物？世界是否会继续相信科学刺破了千年传统的玄思冥想，即使这些“封建迷信”是最终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古埃及炼金术？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足够开明的时代愿意回到历史中去寻找那些曾经给予科学以生命却又被狭隘的后世科学家一脚踢开的文明之母？
7．失落的奥义（2）
科学界与史学界的问题在于：很多有机会获得关键历史资料的学者完全不懂自然科学——因此他们无法搞清隐藏在这些史料背后的奥秘；而有能力解读这些资料的学者往往又对于这些“史学资料”表现得不屑一顾——因为他们是“科学专家”！比如从未听说过康德的生物学家。或许他眼中的科学不需要参考《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科学理性以及宗教当中所拥有的那种对“自然界普适规律性”的尊重与叹服颇有一番独到的见解。在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眼中，科学与宗教的区别仅仅在于对这种令人类感到自己渺小的伟大自然规律的命名。神学家称其为“上帝”，科学家却愿意称之为“客观规律”，但是这并不足以抹杀他们两方对这种背后规律的教徒式崇拜以及科学家式的探索和研究。爱因斯坦如是说：
“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主要来源于人格化了的上帝这个概念。科学之目的是建立能够决定物体和事件在时空关系上的普遍规律。对于自然界的这些规律或定律，要求而非去证明其具有严格而普遍的有效性。这主要是一种纲领。而在原则上，这种纲领是可以完成的信仰——只是建立在部分成功的基础之上。但是大概不会有谁能否认这些部分的成功，因而将其归之于人类的自我欺骗。至于我们能够根据这些定律精密和确定地预测一定范围之内的现象在时间上的变化情况等科学现状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现代人意识中。即使他对于物理学定律的内容还了解得很少，他只需考虑一下这样的例子就行：太阳系中不同行星的运动能根据少数几条简单的定律，事先非常准确地计算出来；同样，尽管精确程度会有所不同，人们还是有可能事先算出类似电动机、输电系统或者无线电装置的具体运转情况，甚至在处理比这些还要新的事物时也可以完全遵照这些规律。”
“显然，当一个复杂现象中能够起作用的因子数目太大时，科学之方法就无能为力了。只要联想到天气就可知晓。对于天气，哪怕只作几天的预测也不可能。但是没有谁会怀疑我们这里所碰到的是这样的因果联系：其起因成分在大体上是知道的。这个领域里的现象之所以会在进行精度预测的范围之外，是因为起作用的因素异常庞杂，而绝不是自然界中不存在任何人们可以遵循的秩序可言。”
“关于生物领域里的规律性，我们所洞察到的还很不深刻，但是至少也已经足以使人们感觉到它是受着确定的必然性的支配。人们只要想一想遗传中极富规律的秩序抑或是毒物——比如酒精，对于生物行为的影响就能够明白。这里缺少的仍然是对那些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联系的了解，而并不是秩序知识的本身。”
“一个人愈是深刻感受到一切事件都有其安排好的规律性，他就愈是无比坚定地确信：除了这种安排好的规律外，再没有余地可让那些本性不同的原因存在。对他来说，不论是人类的支配还是神的支配，都不能够作为自然界事件的一个独立原因而继续存在。固然，主张有一个能干涉自然界的人格化的上帝这种教义决然不会被科学家所真正驳倒，其原因在于这种教义总是能够躲进科学知识尚未插足的某些领域里去。”
确实如此！科学知识所“尚未插足”的很多领域里还残留着太多太多科学家所不能解释——有时候是不愿意去解释的重要内容。而这些内容的重要性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我们所谓的科学知识“已然插足”的理性领域竟然是来源于这种知识的蜕化和变型。遗憾的是：这些人类文明最核心的智慧被现代科学所伤害和诋毁，甚至直接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正如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Claflin Mansfield, Jr）所言：
“科学史就是一个收藏被遗弃科学观念的博物馆。”
然而这座博物馆当中所收藏的“被遗弃科学观念”却并不一定是因为错误而被“收容”。大多数情况下，有关于古代玄学的内容都是因为科学“无法求证”而被科学家们弃之不顾。某些夜郎自大的科学家甚至从来不思考“被遗弃观念”背后的规律，比如几乎所有模式信仰——无论是赫尔墨斯主义的古埃及传统还是篡改历史的基督教众，都在试图教导人们相信一种近乎童话的哲学观念：“灵魂不朽”！
1．死亡谜境（1）
1961年6月6日，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位足以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相提并论的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在苏黎世湖畔的家中病逝。同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组织出版了《荣格全集》。在这套总计十卷的精典当中，一部名为《记忆、梦和反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的荣格自传性作品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因在这部作品的第十章，荣格述及了自己于1944年突发心脏病时所亲历感受的一段“美妙的死亡”：
“我感觉自己上升到很高的空间。在极其遥远的下方，我看到了地球沉浸在一片辉煌的蓝光之中。我看到了深蓝色的海洋以及壮美的大陆。在我脚下是锡兰（斯里兰卡）的领土；前面远方是印度次大陆。我的整个视野并没有包含着全部地球，但是其球状依然清晰可辨。透过那一片蓝光，地球的轮廓闪耀着银白色的光芒。在其边际，地球似乎是被涂上了颜色，或是被点缀着暗绿色的像被氧化过的水银般的染料。广阔的深黄色的阿拉伯沙漠在我左侧，后方的红海就像在地图的左上方。至于地中海我仅能看到一点，周围环境都有些模糊不清。我还看到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但是她却显得有些雾蒙蒙的。而直至病愈之后我才知道：要见证地球的这番景象，我需要先离开地面大约一千英里以上！”
“沉思了一会儿，我转过身来，似乎现在我转向地球的南方。我看到了一块黑色的石头，就像陨石，足有我家房子那么大。它漂浮在空中，我自己也漂浮在空中。记得在孟加拉湾我曾经看到过类似的石头，有些已被镂空，做成了寺庙。我看到的正是这样的一块石头。在前庭入口处右边，我看到一位黑色皮肤的印度人静静地坐在石头长凳上盘着双腿打坐。他穿着白色的长袍。我知道他知道我此刻的到来。上了两级台阶后就进了前庭。里面左侧是这座寺庙的入口，数也数不清的碟状可可油灯闪亮着。当我走近迈入石头中的台阶时，一件怪事儿发生了：我感到似乎世俗的一切东西都被从我身上彻底剥离，所有我追求的、我一心所愿得到的、我所想世上变幻不定的东西，都像是在蜕皮一样被从我身上脱去了。这是一段极度痛苦的过程。但是依然有一些东西留下了，似乎是我做过的事情及其经验，我身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经验。我甚至可以这样形容，它跟着我，我就是它。这种经历给我一种极度贫穷但同时又非常充实的感觉。我不想再要任何东西。我以一种客观的形式存在，我就是一直这样存在着的。开始之时的那种剥夺和湮灭的感觉占据了我。现在突然觉得这些变得无足轻重了。再也没有那种像是被掠夺过的难受，相反我已拥有了一切。”
荣格这段有趣的“死亡描述”之所以会引人关注，据说是因为荣格是历史上第一位描述濒死经历的人。而事实上在荣格以前，诸多最顶尖的哲学家和历史学者都曾经提到过死亡背后可能隐藏的“美妙”。最早亦是最为完整的资料，来自柏拉图在《理想国》（Republic）结尾处所讲述的“神话”：埃尔的复活。
这段“神话”描写了一位名叫埃尔（Er）的士兵在一次战役当中不幸阵亡。死后第十天，前来打扫战场的战友们才发现了那具完全没有腐烂的“尸体”。战友们虽然感到异常之诧异，却依然决定要将其火葬。而两天之后，埃尔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火葬堆里爬了起来！他说：自己到达了生命的彼岸，见证了审判，学到了“心灵的真理”，且品尝了尘世间没有的美妙。
1．死亡谜境（2）
不过，柏拉图留下的这一段记载，长久以来并没有为人们所重视。知识界意见很统一：这些都是“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虚构”故事！和“亚特兰蒂斯”一样，都是疯人院的幻想！然而，这些自诩“知识界”的学者们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为什么“雷同”的史料案例如此之多，在历史学而非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概率如此之高。“英国史学之父”贝德（Bede）就在其学术著作《英吉利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中留下了这段传奇文字：
“大约在此时的英国发生了一个引人关注的奇迹，类似古代的奇迹。为了唤醒活人免于精神上的死亡，一位已经死去的人居然复活过来，述说了许多他见过而应该注意的事情。其中有些内容我认为值得在这里简单地叙述一番。在诺森伯利安王国，有一个人名字叫康宁汉。他和家人们过着虔诚的生活。后来，他生病了，病情持续恶化，终于在一个晚上的初夜时分过世。但在第二天破晓时，他竟又复活过来，突然坐起身来。在旁边哭泣的亲人好友大为吃惊，纷纷跑掉；只有爱他的妻子还留下来，却已浑身颤抖，恐惧万分。康宁汉再三向他妻子保证说：‘不要怕，因为我确实已经从死亡的掌握中回来。我被获准再度活在人间。但今后我却不可以像从前一般地过日子，我必须采取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从此他放下了世俗牵挂，进入梅尔罗斯（Melrose）修道院。”
‘‘他常常和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我的向导是一位穿着亮丽长袍的俊美男子，我们静静走着，似乎是往东北方向。当再往前走不远，我们到达了一个宽阔的深谷。他很快就领着我走出黑暗，进入有亮光的地方。当他领着我在亮光下前行时，我看到有一道巨大的墙，长度和高度似乎都往四面八方无止境地延伸。因为看不到大门、窗子抑或是入口，我开始怀疑为什么我们要走向这道墙壁。当我们抵达墙根时，一瞬间，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方法，我们就站上了墙的顶端。里面是一片广阔悦目的草原。由于这整个地方充满了光，使得在这里似乎比白天或中午的太阳下还要感到舒适和明亮。”
“此时向导对我说：‘你现在必须回到你的肉体去，再一次活在人间。如果将来你能够对你的所作所为更细心，并且尝试着让你的一言一行都符合善良和简单，那么当你再一次过世时，你将像所看到的状况一样，和这些快乐无忧的灵魂居住在这里。刚才我曾经离开你片刻，去了解你未来是何种模样。’”
“当他这么告诉我的时候，我非常不愿意再行回到我的肉体；因为我所看到的地方还有我在那里所看到的同伴，是那么的舒适而美丽，简直令我着迷。但我不敢质疑我的向导，同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又重新生活在人间。”
贝德记载这段“怎么看怎么像是玄幻小说”的真实历史故事的时间大约是公元731年。距离柏拉图向学子讲述着“埃尔的复活”，差不多有将近一千年。而又过了大约一千多年，类似的研究才开始逐渐地丰富活跃起来。一大批颇具胆识并且不畏世俗成见的科学巨子和哲学宗师投入了这项尝试解读死亡之谜的重要工作。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甚至是自然科学学者，直接或间接地为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真实案例和证据。“现代人类学之父”爱德华·伯尔内特·泰勒爵士（Sir Edward·Burnett·Tylor）在其1871年刊印出版的两卷本《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中即娓娓讲述了与之类似的神秘历史。浪漫主义文学大师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在两部传世著作《发自深处的叹息》（Superia De Profundis）、《英国瘾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中亦不添加任何文学渲染地忠实地记录了某位女士游历于生死之间的经历。德·昆西在最后一段中写道：
“这件奇闻在当时遭遇到了一些批评家的鄙视和怀疑。然而此后所发生的许多在本质上拥有相同经过的案例却毫无瑕疵地证明了此类事情的存在性与真实性。这些奇特的经历是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人所报告的，他们绝没有可能听说过彼此的故事。”
可惜科学家并不愿意这样想。不同实验室中重复出现的结果反映了客观真理，而不同人群自述的“死亡经历”则只应该是“蓄谋的欺骗”或“统计学巧合”而已。自然科学在宗教的管辖范围内若无其事地闭上眼睛，任由真理去流失，挑衅着一轮全新的知识革命。
2．“生命之后的生命”（1）
“我看见自己过去的全部生活在眼前呈现为了许多图景，好像在一个离我有一段距离的舞台上演出。我看见自己正是这场演出中的主角。一切都被美化了，好像被一种神圣的光所照亮。每一件事物都很美，没有悲哀以及焦虑，也没有任何痛苦。我清晰地回忆起过去那些可谓极其之悲惨的经历，但并没有让我伤心。我感觉不到争执或冲突：争执已经转化成为爱。升华了的和谐思想，主宰或者说是兼并了那些单个的景象。一种神圣的宁静如同最壮美的音乐扫过我的灵魂。”
以上这一段奇幻的内容，忠实地截取自瑞士地质学家阿尔伯特·海姆（Albert Heim）曾于1892年发表的一本名为《跌落濒死体验》（The Experience of Dying from Falls）的书。在这本书里，作者描写了自己攀登阿尔卑斯山时所发生的一次事故。当时他被一阵风刮倒，跌落了悬崖，所幸大难不死。在事后回忆中，海姆无比惊讶地发现：当他从高空坠落之时，所能感受到的并不是痛苦而是愉快以及宁静。
于是乎，自然科学出身的海姆毅然决定要开展一项有关的研究。他先后采访了30多名“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包括了曾经高空坠落的登山者以及建筑工人、受过致命伤害的战士、差点被淹死的渔夫等。他发现超过九成的受访者都宣称濒死的过程是令人满足的愉悦感受。因此，海姆在这本书中宣称：不幸坠落而死的登山运动牺牲者其实并不会感受到任何痛苦，真正痛苦的是目击者和死者的亲友。他写道：
“没有一丝悲哀，也没有在很多危险情况中有可能会出现的某种恐惧。没有紧张、绝望以及痛苦，只有最严肃的深深接受和精神力的明晰以及高速活动。”
这本书引发了生死文化大讨论，吸引了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参与。1959年，大名鼎鼎的美国心灵研究会（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ASPR）亦加入到了这项研究。学会成员卡里斯·奥西斯（Karlis·Osis）制定分析了数百份调查表。1972年，他联同冰岛心理学家厄兰德·哈罗松（Erlendur Haraldsson）成功地跨越了种族和文化的种种限制，将相关研究扩展到了印度。他们在自己的研究成果《死亡时刻》（At the Hour of Death）中客观公正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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