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信被一些内阁大臣阅过后，因为托马斯·惠特利已于1770年6月死去，所以没有还给惠特利，而且落到其他人手中。这些人把它们转到了富兰克林手中。至于这些人的姓名，富兰克林为了信守诺言，始终没有披露。
富兰克林拿到这些信看了以后，认为应该让麻萨诸塞的领导人知道信中的内容，以便让殖民地人民了解他们的斗争目标应该对准谁，让反抗斗争逐步升级的北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群众意识到英王和英国内阁是误信了这些人的报告和建议，才对殖民地使用镇压手段的。归根结底，富兰克林的目的是让双方消除“误会”，以保持英帝国的联合与统一。这样，富兰克林在1772年12月2日给库辛的信中谈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并将10封信的原件寄回了波士顿。
在此事事发之前，英国内阁对富兰克林日益怀有敌意。1773年7月的一天，富兰克林在他的朋友、英国邮政总监勒·迪斯宾塞家作客，诺思也在那里。富兰克林后来写信告诉他的儿子说，“我们一起参加朋友们的谈话，一道吃饭，可总共说了不过三句话”。但富兰克林不会在这样有意的冷淡面前退缩，他维护北美殖民地利益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他的斗争方式之一，是运用他的生花妙笔，写一些寓言故事，讽喻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关系。其中的一篇名为《普鲁士王之敕令》，文中的普鲁士王弗雷德里克大帝向普鲁士的殖民地不列颠发出敕令，指责不列颠不向普鲁士输捐纳税，尽管普鲁士“在上一场战争中为保护这块殖民地和法国军队打过仗”，他肯定不列颠不应该反对普鲁士的“公正而理智的管理”，因为这是模仿不列颠自己的作法而实行的，也是“从不列颠用于对待它自己的爱尔兰和美洲殖民地的好政府的国会法律，不列颠王公们的指示，以及两院的决议”中引用来的。文章见报的那天是1773年9月里的一天，富兰克林和一些朋友正在勒·迪斯宾塞勋爵的家中。那天的邮件到了后，一位名叫保罗·怀特里德的朋友把报纸的内容浏览了一遍，告诉了那间房里的人他发现了什么，然后他拿着报纸，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富兰克林正和勒·迪斯宾塞等人聊天的房间，说，“看吧，看这儿，这是你要的新闻！这儿是普鲁士王，向我们这个王国要求权利呢。”听了他的话，房里的人都楞住了，富兰克林也一样。接着，怀特里德读起那篇文章来，刚读了两三段，一位在场的先生说：“去他的厚颜无耻吧！我敢说下一趟邮差送来的报纸上就该登消息说，他正率领10万大军逼近前来支持他的要求呢！”怀特里德则对富兰克林说，“如果这不是你对我们开的美洲式玩笑，就让我被吊死。”说完又继续读那篇文章，刚读完，人群中早已是一片笑声。一位将军说：“这是公平的一击。”勒·迪斯宾塞勋爵则将那篇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保存起来了。富兰克林的一班英国朋友对他的讽喻是理解和同情的。
还有一次，也是在勒·迪斯宾塞家中，富兰克林又开了一次“美洲式的玩笑”。那天，人们的话题转到了寓言家伊索、拉封丹等人身上，当场便有人说，他认为所有的能想象到的动物寓言已被写尽了。富兰克林却说这方面题材是取之不尽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当下便写出了一篇鹰和猫的寓言。故事说，有一只鸟中之王鹰，展翅盘旋在一家农舍的院子上空，看到一只猫在那儿晒太阳。鹰错拿它当做一只老鼠，便俯冲下来，抓住了它，带着它飞上了天空。想要吃掉它。那只猫转过身来，把爪子抓入鹰的胸脯。鹰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张开鹰爪，想让猫掉下去，但猫不愿从这么高的天空摔下去，爪子却抓得更紧了。为了摆脱这样的窘境，那只鹰发现必需将猫放回到抓住它的地方去。
和这篇寓言相似的是一只大猛犬和一只幼狮的故事。第三篇说的是母牛和农夫：一群母牛长期以来为一个贪婪的农夫提供大量的牛奶、奶油和奶酪。但农夫却抱怨母牛消耗了他的青草，最后他把青草割了晒干卖钱，但仍指望从母牛身上挤到牛奶。母牛被他的无理做法激怒了，决定将来它们互相吮干它们的奶。
这三篇寓言显然都是在警告英国当局不要在对待北美殖民地的问题上犯错误。然而富兰克林那天在朋友们面前当场写出它们来倒真是开了个玩笑，因它们是早已写好了的，并且发表在1770年1月2日的《公众广告》上。
1773年下半年，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茶叶，成为双方矛盾斗争的焦点。在唐森德条例被废除后，茶税仍然保留着。殖民地商人仍用走私的办法运进茶叶。1773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旨在救济濒于破产的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条例，准许该公司在北美殖民地廉价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并只对东印度公司征收轻微的茶税。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输入的茶叶价格，比走私的茶叶价格便宜百分之五十。为了贯彻实行这一条例，英国政府重申：禁止北美殖民地人民购买走私的茶叶。而东印度公司在运进茶叶的同时，还可以捎带运进其他货物入口，因而必将干扰殖民地的市场。殖民地的走私商人感到恐慌了。各殖民地走私商人便以爱国主义为号召，发动群众，抵制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运来北美殖民地销售。在费城和纽约，被动员起来的群众拒绝卸货；在查尔斯顿，茶叶虽然运上了岸，但不准其发售；在波士顿，一批青年在绰号“走私王”的韩寇克和塞缪尔·亚当斯的支持下，组织了波士顿茶党，于1773年12月16日，面涂油膏，头戴羽饰，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三艘茶船，将价值1万8千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倾入海中；在纽约、纽泽西等地，也都相继发生倾茶事件。
波士顿茶党行动的消息传到伦敦，富兰克林不以为然。他认为倾茶事件是“暴烈的非正义行动”，波士顿人对此应主动、迅速地作出赔偿。而在这时，他自己的一场莫大的麻烦已经近在呎尺。
12月初，赫金森信件之事在伦敦造成了一段丑闻。那些信件的收信人托马斯·惠特利的兄弟兼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早在9月份就遭到人们闲言碎语的指责，说是他让那些信件公之于众的。原来，麻萨诸塞州的议会领导人收到富兰克林转给他们的信件后，十分气愤，向英国政府要求解除赫金森的州长和奥利佛的首席检察官的职务。于是，赫金森信件的情况逐渐为世人所知。受到舆论谴责的威廉·惠特利矢口否认自己与此事有关。他回忆起1772年10月，正是在这些信被转寄到美洲去前不久，海关官员约翰·坦普尔曾向他要求看看他自己从美洲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一些信，在得到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的允许后，拿走了一些信。由于1757年曾同船横渡大西洋的缘故，坦普尔认识富兰克林。
对惠特利的揭发，坦普尔的回答是，在他当初看过和取走的信中，并没有那些被公开的信件，只有他自己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信。接下来，两个人通过报纸展开辩论。后来，坦普尔向惠特利挑战，然后两个人于12月11日在海德公园用枪和剑决斗了一番。结果是惠特利受了伤，而两人的仇怨并没有因为决斗而化解。
在这整个纠纷中，没有提到富兰克林的名字，富兰克林自己最初也保持沉默，因为他曾答应库辛，既不暴露信是从他这儿寄走的，也不把信是寄给库辛的秘密说出去。在惠特利和坦普尔决斗前后，富兰克林出城去了，直到事情发生过后才知道。当时，他“以为他们之间的问题已告结束，我仍然保持沉默，直到我闻知在惠特利先生恢复体力后，决斗可能还要进行一次，而惠特利先生正在逐渐康复。这时我认为该是我出来说话的时候了。由于这场纷争是因公众舆论而起，我就采取了能够平息公众舆论的最简捷途径”。
在圣诞节那天，他在《公众广告》报上刊登了一篇声明，说明那两人对此事一无所知，毫无干系，“是我一个人得到这些有关信件，并将他们转寄到波士顿的。惠特利先生不可能传递它们，因为这些信从来就不在他的手中；而出于同样的理由，坦普尔先生也不可能取走它们。”
1月5日，富兰克林写信给儿子说，他已经承认了寄出那些信件，对此“我们的朋友坦普尔先生没有介入。这就把一些指责吸引到我的头上了。但是随着我越来越老，我也越来越不在乎被指责，只要认为我做得对。而使一位蒙受了不白之冤，名誉受到损毁的朋友得到解脱，我感到欣慰”。同日，他在给库辛的信中写道：“把坦普尔先生从不应受到的、没有根据的指责中解救出来，一些人告诉我说，我承认弄到并寄走这些信是欠审慎的，因为当局会因此而不满。我并不为此有太多的忧虑，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必当承担后果”。
富兰克林的登报声明，只是自己个人承担了一切责任，对他得到这些信的来源和在波士顿的收信人，他一直严格保守秘密，在伦敦的哪三个人给了他这些信，时至今日仍然是一谜。因此，英国当局的怒火就一股脑地集中到他身上了。
1月8日下午，星期六，富兰克林得到通知说王室枢密院种植园事务贵族委员会准备在下个星期二倾听麻萨诸塞州议会关于要求撤除赫金森和奥利佛职务的请愿书。富兰克林马上通知了同为麻萨诸塞州议会代理人的阿瑟·李（当时他在巴斯）和麻萨诸塞州参事会代理人的博兰。博兰反对请律师帮助。
1月10日（星期一）下午，富兰克林接到通知说州长和首席检察官的代理人伊斯雷尔·莫杜特已受到召见以提出意见。富兰克林由此得知自己已被置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上。
第二天，在举行听读会的科克皮特，比平时更多的贵族出席了会议，副检察长亚历山人·韦德伯恩出场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护。在宣读了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以后，委员会指定由富兰克林提出论据。这时，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委员会的唯一攻击目标，便提出需要律师在场。这样，会议延期二个星期举行，各自散去做准备去了。
这时，听读会的事在伦敦已是满城风雨。各种各样的传闻在城里不胫而走，有的说，内阁和朝臣对富兰克林转寄信件之事极为恼怒；有的说有关方面在考虑逮捕富兰克林，没收他的文件，把他关入监狱，只不过是认为在听读会过后再采取行动更好；有的说，实际上，在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在宣读之前，就已被决定弃置不论了，麻萨诸塞州议会将受到审查，而州长等人则将受到表彰。消息来源于何处，不得而知。
实际上，无论富兰克林和他的律师约翰·邓宁——前检察长和约翰·李——后来的检察长如何努力，也扭转不了在贵族委员会前辩论时的逆境。因不富兰克林已经承认了自己转寄那些信件的事实，又拒绝披露其过程，他只能忍受韦德伯恩对此进行的一切指责。此外，这次会议是英国当局蓄意安排的，从选择了副检察长来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论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看出内阁的意图。况且，韦德伯恩在俄亥俄公司的问题上同希尔斯伯罗立场一致，坚决反对王室授予该公司土地，又同死去的托马斯·惠特利交情甚笃。关于这次听读会的安排，可以看作是英国当局的借题发挥，借机使他们头痛的富兰克林声名归地，来否定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最终达到打击北美殖民地反抗斗争的目的。就在等待第二次听读会召开的期间，波士顿又传来了新的毁茶事件的消息。
1月29日，听读会按时召开。在枢密院的会议室里，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一张长桌前就座，会议主席高尔坐在桌子的首席。旁听席不设座位，旁听者只能站着。旁听席中，纽约州代理埃德蒙·柏克站在主席座位旁的椅子后面，和他在街上相遇后结伴而来的普利斯特里站在他下首的一把椅子后面。姗姗来迟的诺思本人站在普利斯特里对面的椅子后面。其他与会者和旁听者把房间挤得满满的。“所有的朝臣都得到了邀请，如同出席一个招待会。在一大群听众之外，不少于35名的枢密院成员在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如此神气”。
在将被征询的人中，韦德伯恩和莫杜特代表麻萨诸塞正副州长，博兰代表州参事会，富兰克林通过邓宁和约翰·李代表州议会。其他还有已被选定将接替富兰克林任麻萨诸塞代理人的弗吉尼亚的阿瑟·李，有曾代表坦普尔向惠特利挑战的南卡罗来纳的拉尔夫·伊泽德，有还未变成对革命的两面派的麻萨诸塞州的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富兰克林本人站在房间一头的壁炉左边，正对着长桌边的那群贵族。他偶而向人群中扫去几眼，看到了也在旁听席中的舍尔伯恩勋爵和年轻的杰里米·本泽德。他知道那是自己的朋友。
听读开始了。富兰克林写给达特茅斯的附有请愿书的信、请愿书、议会决议，最后还有那些信，一一地读了一遍。然后富兰克林的律师邓宁作了精彩的发言。他说，这不是一件法律诉讼案，也不是检举弹劾，州议会的决议和请愿书并没有提供证据，作为那个殖民地不满的证明，州议会只是诉诸英明和慈悲的国王，来请求恩惠即撤消州长们的职，以平息目前的不安定，恢复古老的和平与统一。
听到这里，韦德伯恩，站在主席右首的两名枢密院成员之间，开始为州长辩护了。他说，“这个问题之重要意义在于涉及王室有没有权力来雇佣一名忠实、坚定的佣仆来管理殖民地”。
他在叙述了州长们的施政经历后，说是议会自己的不轨行为招来了英国的军队，而不是州长的请求。而议会对州长的恶感应“归咎于富兰克林博士。所以富兰克林博士才是这场阴谋的第一策划人和主要的导演者”。
至于富兰克林如何得到那些信，韦德伯恩断定富兰克林是用卑鄙无耻的手段获得的，“除非他是从偷了那些信的人那里盗取的”，因而他希望委员会“给这个人打上印记，为了我们国家、欧洲乃至人类的荣誉。……他玷辱了社会和人的尊严”。他把富兰克林那篇为坦普尔和惠特利洗刷罪名的声明说成是“表达了最冷酷、最有意为之的恶意”。
然后，韦德伯恩攻击富兰克林“满脑子装的是‘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思想，所以他很容易滑向以一名独立的外国大臣的口气说话”，而一名外国大使是可能“贿赂一个恶棍去盗窃或出卖任何国家文件的”。他建议，对富兰克林“不论他在波士顿教了人们些什么，他至少在这儿是臣民，臣民伤害了另一臣民，就该负法律责任”。说到这里，韦德伯恩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
他把富兰克林的目的说成是富兰克林和麻萨诸塞州议会互相利用，把对方当作工具，来弹劾州长，目的是自己当州长，是“希望自己能成为超过罗马皇帝的暴君”。
最后，韦德伯恩大肆颂扬了州长们一番后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暴风骤雨般的攻讦诟骂中，68岁高龄的富兰克林戴着他那老式的假发，穿着曼彻斯特出产的带花纹的天鹅绒礼服，站在壁炉旁边一动不动，连脸上的表情都纹丝不动，目光中带着某种圣洁光彩的灰色眼睛迎着面前这些人满怀敌意的表情，听着委员会不仅不作丝毫征询和核查，反而以一阵阵掌声相应和，他的目光中只有冷静。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势下，抗辩是毫无意义的。他只能保持沉默。在当时，沉默似乎意味着认罪，但只有沉默，从长远看来，才有可能转化为二人中的强者。因为这时的沉默，也代表无言的蔑视。
即使是在当时，富兰克林最感忧虑的仍是英美关系的前途。2月15日，他给库辛写信时，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人们以为，在那种场合下我一定十分愤怒。……但真的，我为我个人而有的感受早已消融在我对公共事务的忧虑中。当我看到所有的请愿和怨忿对当局来说是如此可憎，而唯一传输它们的渠道也越来越受到破坏，我便不知道和平和统一该如何在帝国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保持下去或得到恢复。”
就是这样怀着为自己而感到的愤怒和为美洲而感到的绝望，富兰克林以其特有的精明和明智，听完了韦德伯恩的长篇攻击。
委员会的决议是立即向枢密院提交报告否定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因为它是“基于虚假而错误的借口之上”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韦德伯恩走出会议厅来到接待室，受到他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富兰克林独自一人静静地回到家中，已经是星期六下午很晚了。
第二天，富兰克林接到一封信，通知他已被解除了北美邮政总代理的职务。看来，当局在听读会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
2月7日，枢密院批准了委员会的报告，这就意味着英王否定了请愿书。
莫杜特把“全套赫金森信札”公开发表了，加上了关于政府处理此事经过的叙述以及韦德伯恩讲话中和这些信件有关的部分。15日，富兰克林写信告诉库辛，“他讲话的这一部分被认为恰到好处因而被印了出来，目的是贬损我的名誉，特别是破坏在大洋彼岸你们那里对我的敬意。但那诋毁中更为粗鄙的部分被略去了，我想，那些恶言显然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眼中，把它们在纸上印出来也太不堪入目了。因此，印出来的讲话比起它本身来，要体面得多”。
在听读会后，富兰克林听从朋友们的劝说，决定作一回击，写了“关于赫金森信件的短文”，文中说，他在政治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屡屡受到人们的审查，“对这些审查，我一般都报以沉默。我觉得，如果它们是正当的，我当改正而不是抗辩；如果它们是不正当的，那么短短的时间过去，我的清白必将得到证实。对那些洒泼到我人格上来的污秽之物，我任它们留着，我并不努力要除去它们，那反而会弄得满身都是，而是指望着那些东西干了以后便会自行脱落，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但这篇反击的文章未能发表，一直到富兰克林的身后，它也未能面世。
一位荷兰友人让·英根豪兹写信来告诉富兰克林说，他在得知消息后十分难过。富兰克林回信剖白道：“我的好朋友，请相信，我没有做什么不正当的事，我之所为与人之荣誉和对我王及我国的职责是完全相符的。这一点必将大白于天下，正如它们现在就已为此间了解我的人所知的那样。我发现在此时此刻，我并没有失去一位朋友。……我的确失去了一点他们的力量所能控制的一点东西，但没有那些我完全能行”。
的确，韦德伯恩代表英国当局对富兰克林的攻讦和辱骂并没有使富兰克林失去朋友的信任。在听读会上，富兰克林在旁听席上的朋友们已经对它愤愤不平，柏克认为韦德伯恩的攻击简直是“不着边际”，舍尔伯恩称之为“粗野下流的骂街”，普利斯特里则气愤之极，后来在接待室里当韦德伯恩走过去想和他搭讪时，他立即转身走开了。希普利在这一年里所写的《早已想说的话》中批评政府对麻萨诸塞的政策，赞扬“北美是世界上仅存的自由的独一无二的伟大捍卫者”。
在美洲，由于富兰克林的副手和预定的继任者阿瑟·李急于占据这一职位，对于富兰克林年复一年地留任颇为不满，甚至写信告诉波士顿方面说富兰克林颇受英国大臣（甚至包括希尔斯伯罗在内）的影响，得到麻萨诸塞激进派的应和——他们早已认为富兰克林的立场和斗争方法太过温和。但关于1月29日听读会的消息传到麻萨诸塞，所有这些猜疑即刻不攻自破，富兰克林重又成了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英雄。敌对者的谩骂攻讦恰恰增加了自己人的信任。
被解职后的富兰克林写信告诉麻萨诸塞人说，他可能对他们已无实际用处，但他愿意在阿瑟·李逗留法国、意大利期间仍留在伦敦，以私人身份照料州议会在伦敦的事务。
★最后的忍辱负重
1774年，英国当局在绝不准备让步的前提下，面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怒潮，颁布了五项高压政策的法令，以报复倾茶行动，加强镇压。这5项法令是：封闭波士顿海港法令，即在波士顿人民偿付被毁茶叶的价款前，断绝波士顿的对外通商；取消麻萨诸塞自治的条例，即取消麻萨诸塞地方宪法，改组其政治机构，州参议院议员、一切官吏的任免均由英王或州长任命；新驻营条例，扩大了1765年驻营条例规定的英国驻军的居住权限，规定英军可在一切旅馆、酒店及其他公共建筑物自由驻扎；司法权条例，规定英国官吏如犯罪，须送到英国或英属加拿大东部的诺法斯科西亚审判；魁北克条例，将俄亥俄河以北、宾夕法尼亚以西原为殖民地边疆的广大地区划归英王直辖殖民地魁北克。
这5项法令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满和愤怒激到了最高点，那里的人民称之为“不可容忍的法令”。抗议运动如同烈火燃遍了北美殖民地。各殖民地人民纷纷支援在英军围困下濒于绝境的波士顿人民；6月，塞缪尔·亚当斯起草公约，号召美洲人民抵制英货，各地纷纷响应；1772—1774年，从麻萨诸塞起的北美各殖民地先后建立起已经演变为反英斗争的革命组织的通讯委员会；1774年9月5日，各殖民地议会派出代表在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共商反英斗争的大计。会上，北美殖民地独立的主张提出来了。
远在英国的富兰克林，始终心系自己的祖国——北美殖民地，但他的思想和立场还没有转到用革命来最后解决英国对殖民地的镇压、剥削上来。此时的他已对英国内阁甚至英王不抱什么希望，但囿于维持统一的英帝国的宿愿，他仍担心英国的疯狂镇压措施会激起殖民地的民变；他一面认为从英国国会不可能得到什么，一面仍在指望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会引起英国内阁更迭，使开明的英国政治家上台执掌政柄；他一面告诉妹妹简，他再也不愿见到英国官吏，但在内心深处，劝说或推动当政者改变政策的念头并没有完全泯灭。
而英国统治阶级中一些不同意采取走极端的统治方式的人士对于内阁目前的殖民地政策也感到忧虑不安，他们也在寻找某种渠道来和殖民地人民沟通，以妥协让步的办法解决危机。率先走出这一步的是病休三年后复出的威廉·皮特——卡萨姆勋爵。
1774年8月，富兰克林在布莱舍尔姆斯通乡下度夏回伦敦的途中，经过肯特郡时，顺访朋友约翰·萨金特。萨金特告诉富兰克林，住在附近的斯坦侯普勋爵期待他们两人去做客。待到了斯坦侯普的宅邸，他们又被告知，卡萨姆勋爵想见富兰克林。
第二天，卡萨姆到斯坦侯普家将富兰克林接到黑斯——卡萨姆勋爵府。富兰克林在这里受到礼遇，卡萨姆表达了对他的敬意和对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敬意，仔细询问了殖民地的近况，谈到当局对麻萨诸塞采取的措施，言辞间颇有不以为然之意。他表示，殖民地的法定权利应该受到尊重。
富兰克林抓住机会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希望英国的有识之士发挥作用，纠正目前内阁的错误作法，以恢复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和平与团结。
卡萨姆赞许富兰克林的如此愿望，但认为共同反对内阁难以做到。因为英国的不少人认为北美殖民地企图独立或至少摆脱航海法的约束。富兰克林则否认了殖民地有独立的意图，但指出目前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不是从整个帝国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不惜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卡萨姆同意对殖民地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应该加以修改。
不论卡萨姆是从统治手法和统治后果的选择来考虑，而富兰克林则是出自真诚的政治理想，两个人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即设法恢复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点就成为他们后来合作的基础。
9月，英国国会改选，其人事变动决定了它仍将遵王室的意图行事，而英王乔治三世在7月份接见了刚从麻萨诸塞来到英国的赫金森，听说封锁港口的决议生效，从而使波士顿人感到沮丧、不日即将屈服的消息后，自以为高压措施已经奏效，变得更加一意孤行。
富兰克林在伦敦的处境日益艰难，内阁中的人散布流言，使人认为他是引起殖民地与宗主国间误会的根源。他不得不经常更换住处以避免被捕。但使双方达成和解的希望支持着他继续留在英国。
11月17日，富兰克林的侄孙约赛亚·奎恩西从波士顿来到伦敦探望他这位下同凡响的舅爷。奎恩西和一般的波士顿人一样受到阿瑟·李去信的影响，曾经一度怀疑富兰克林亲英。但见面后不过两个小时，奎恩西心头的疑云已散。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富兰克林的思想“明确而大胆”，“他和我一样对美洲自由的胜利满怀希望”。奎恩西在伦敦期间和富兰克林相处得甚为融洽。11月24日下午，富兰克林和普莱斯引见奎恩西出席了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富兰克林还带侄孙到“诚实的辉格党人”俱乐部参加其活动。12月初，富兰克林原拟邀请奎恩西同去希普利主教家去度圣诞节，但没有去成，因为在那前后他们没能见上面：奎恩西到巴斯和舍尔伯恩家去了，富兰克林却留在伦敦。1775年1月17日，奎恩西在斯蒂文森夫人家同夫人及其几位女友为富兰克林祝贺他踏入人生途旅中的第70个年头。几天之后，奎恩西病倒了。富兰克林的医生也是朋友福瑟吉尔前来为他治疗，并将他送往伊斯灵顿休养。
奎恩西不知道，在他旅英期间和富兰克林短时间分开的一些日子里，富兰克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他为弥合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嫌隙的最后努力。
除了同卡萨姆勋爵保持密切联系外，富兰克林还和另一批同卡萨姆怀有类似意愿的英国官方人士进行了接触。事情的起因却始于富兰克林同一位女士下棋。
11月初的一天，富兰克林在皇家学会，一位会员雷珀先生找到他说，有一位小姐很想同著名的富兰克林先生对弈，并自信可以下赢这位科学家，所以拜托他代为联系，请富兰克林到她家中去。雷珀接着解释说，这位小姐是豪勋爵的一位姐妹，她有一些熟人，一定会使富兰克林喜欢的。富兰克林听了后，最初感到有些意外，但随即回答说自己已经久不下棋了，如果雷珀先生和豪小姐认为合适，他愿意奉陪。
当下，雷珀将豪小姐的住址告诉了富兰克林，请他尽早去，而且不需要进一步的介绍。富兰克林答应了自己直接去，却多少感到有些不自在——自己上门和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子对弈。因此，他不禁延搁了些时日。直到30日那天，在皇家学会的选举宴席上，富兰克林又见到了雷珀。雷珀提起他上次的允诺和没有守约的事，并请富兰克林指定一个日期，他去邀约富兰克林一同前去豪小姐家。富兰克林被雷珀一提醒，不觉有些发窘，便答应在第二个星期五（12月2日）一定前去。
到了那天，雷珀果然约请富兰克林去了那一家，豪小姐已等在那里。几局棋下过后，富兰克林感觉出豪小姐谈吐通情达理，举止优雅怡人，于是便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几天后再来造访。富兰克林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样一位新相识——一位淑女——的背后竟有着迫切的政治图谋。
原来，富兰克林的朋友福瑟吉尔又是内阁中殖民地事务大臣达特茅斯的医生。达特茅斯企图通过福瑟吉尔和富兰克林取得联系，福瑟吉尔同意了。福瑟吉尔完成这项使命的伙伴是和美洲做生意的教友派商人、银行家大卫·巴克利。巴克利有一个在内阁中任大臣的朋友海德勋爵——前外交、邮政官员，现任兰开斯特公爵事务大臣。他们的安排似乎是通过富兰克林和豪小姐下棋这一“偶然事件”，给豪小姐之兄弟豪勋爵以机会和富兰克林交谈。因为达特茅斯以其阁员身份，不便直接同富兰克林接触。而豪勋爵的长兄在美洲的乔治湖被法国人杀害，麻萨诸塞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他的另一个兄弟威廉·豪爵士将军曾在路易斯堡和魁北克作战，现为国会议员、海军上将，他希望和富兰克林成为朋友，并通过富兰克林和殖民地人民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样，曾备受内阁诽谤和羞辱的富兰克林，现在在英国成为空前重要的人物，阁员、国会反对派、商人、学者全都瞩目于他，希望他拿出摆脱目前恼人的困境的办法。
实际上，在富兰克林第一次同豪小姐下棋的前一天，巴克利就拜访过他。巴克利希望富兰克林提出殖民地和英国和解的条件，但富兰克林认为已无和解希望。然而豪小姐也逐渐地参与了进来，在下棋的同时，她小心地把话题引向英国同殖民地的关系。她说：“对大不列颠和殖民地之间的争端该怎么办呢？我希望咱们可不要打内战。”
富兰克林说：“他们应该相互亲吻，成为朋友。吵架有什么用？只会使他们同归于尽。”
“我常说，”豪小姐又说，“但愿政府能起用你来为他们平息争端，我相信没人能干得比你好。你认为这事是不可行的吗？”
“毫无疑问，小姐，如果双方都着手和解的话。因为这两个国度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它毋宁说是一些细节问题，两三个有理智的人在半个小时里就可以解决它。我感谢你乐于对我有这样的良好看法，但大臣们决不会想到派我去做这样有益的工作，他们宁愿诽谤我。”
“唉，”她说，“他们那样对待你真是可耻。真的，他们中有些人已经为那么做而感到羞愧了。”
这些富兰克林以为是偶然而作的交谈并没有使富兰克林想得更多，但不知不觉中已为他在当晚和福瑟吉尔的约会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见面时，富兰克林发现巴克利也在那里。经过一番商谈，富兰克林答应草拟一份和解计划。三人约定下星期二见。
第二个星期二，富兰克林得知英军的盖吉将军已率部“将波士顿变成一堆灰烬”，决定放弃原拟计划，而代之以17条双方“对话要点”。
当晚三人讨论富兰克林的“17点”。
在商业问题上，富兰克林提出，美洲殖民地可以宣誓在英国同外国交战时帮助英国，也可以接受英国的商业垄断，但要废除一切限制殖民地制造业的条例。福瑟吉尔和巴克利先是反对废除那些条例，但后来又答应重新考虑。于是双方达成妥协。
关于殖民地权利问题，富兰克林提出美洲殖民地承诺对英国的义务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英国必须将殖民地的立法权还给殖民地人民，并且不在和平时期征税。富兰克林特别强调，坚决反对英国国会改变美洲殖民地的法律和宪章，表示为捍卫自己的法律和宪章，殖民地人民“不惜付出生命及一切代价”。于是，双方的分歧就出现了，如对于不得殖民地立法机构同意，英军不得进驻殖民地等。
商谈结果到了海德或达特茅斯那里后，被认为是“可以说看到了一线光明”，但认为条件“相当高”。
12月18日，北美殖民地大陆会议的请愿书到了，富兰克林、博兰和阿瑟·李将它呈交达特茅斯。富兰克林暂时中断了和福瑟吉尔及巴克利的活动，直到圣诞节，才通过豪小姐的安排，同豪勋爵见了面。富兰克林答应草拟一份条款。
同时，就在第二天，富兰克林把大陆会议的请愿书呈递给了黑斯的卡萨姆勋爵。卡萨姆除了对一点有些异议以外，盛赞了这份请愿书。富兰克林向他指出在波士顿驻扎英军——或许这就是卡萨姆存在异议的一点——的危险。卡萨姆同意在上院为请愿书说些话。
富兰克林第二次同豪勋爵见面时，豪勋爵拿出了巴克利交给他的“17点”，说这些条件不可能在国会通过，他请求富兰克林重新考虑一份计划书。富兰克林拒绝了。他提出，既然“17点不能被接受，希望内阁提出他们自己的。豪勋爵答应几天后作出答复。但是几个星期过去，内阁方面毫无动静。
原来，豪和内阁研究后，以为富兰克林在玩弄外交手腕，以为他从大陆会议得到授权和指示，准备在和英国政府有关人士打交道中随机应变，看准有利时机才作出妥协。因而没有继续和富兰克林交涉。
通过巴克利和福瑟吉尔同海德之间进行的谈判也没有结果。最后，福瑟吉尔到富兰克林那里去，告诉他说达特茅斯认为“17点”中有一些是“合理”的，但有些是“不能同意或不可行的”。
1775年1月20日，卡萨姆约见富兰克林，告诉他说，自己准备第二天在上院提出关于北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希望他能在场，并将提案的原稿让富兰克林过目。提案建议请求国王从波士顿撤回军队，并在高度赞扬了大陆会议的行动的同时，肯定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压迫性法律的行动。指出美洲人所做的正是英国人决不会忘记做的，这就是：捍卫英国的自由。这份议案在一定意义上说不啻是在代富兰克林发言。
第二天，富兰克林如约去了上院，卡萨姆在门外迎接他，拖着因病痛而微跛的腿，挽着富兰克林的胳臂，高声对看门人说：
“这位是富兰克林博士，我准许他进入上院。”
门开了，富兰克林和卡萨姆进入上院。提案被宣读了，另一位杰出的发言人卡姆登勋爵表示和卡萨姆勋爵持同一立场，其他几位贵族也作了精彩的发言。然而，提案却没能得到大多数议员的赞同。表决的结果以68比18之票数否决了提案。
那以后，卡萨姆告诉富兰克林，他有一个弥合英国和殖民地的分歧、恢复帝国和平的计划不久将在上院提出。但在后来的几天中，两人忙于其他事务未能见面，富兰克林无从知晓“计划”的内容。
直到27日，富兰克林应卡萨姆的邀请乘邮车登门拜访，卡萨姆才将自己的计划向富兰克林和盘托出，在此之前，他只把计划内容告诉过卡姆登勋爵。
29日，卡萨姆亲诣富兰克林的住处，将已写成议会提案格式的计划交给他。计划的内容大致如下：英国议会有权将北美殖民地纳于帝国的利益之下，英国国王有权在没有得到殖民地议会允许的情况下向殖民地派遣军队，但只有美洲人可以在美洲征税，而且殖民地的宪章不可侵犯；建议大陆会议成为官方的永久性的机构，但要求它为帝国的利益授予豁免权。
富兰克林看过计划的内容，只在其中“宪章”一词之后加上了“宪法”两字。其他的，他并无异议。
2月1日，星期三，斯坦侯普勋爵受卡萨姆勋爵之托，前往富兰克林住处，用马车把他接到了上院。那时，上院议员已经到齐，卡萨姆勋爵作了精彩的发言，来介绍、解释和论证他的计划。卡萨姆刚一坐下，达特茅斯勋爵便站了起来，十分得体地说，如此关系重大的议案不宜立即表决，应将它放到桌面上仔细加以考虑。卡萨姆对此完全同意。看来，达特茅斯已受到了通过巴克利和福瑟吉尔同富兰克林进行的谈判的影响。
然而这时，对富兰克林和北美洲殖民地人民抱有敌意的桑德威克勋爵站了起来，暴躁而激烈地完全反对接受它。他表态说，这个计划应该受到它应得的蔑视并遭到否决，它看来完全是出自什么美洲人的手笔。桑德威克说到这里，把脸转向了富兰克林，说他猜想他已看到了那个起草这个计划的人，是这个国家所曾有过的最凶恶的敌人。这时，正如富兰克林后来自己所写的：
“这使许多贵族的眼光都落到我的身上。但是，由于我并没有认为这是我写的，所以我面部的表情纹丝不动，仿佛它是用木头雕成的”。
桑德威克的话音刚落，卡萨姆站了起来，针锋相对地肯定说，计划是他自己写的。但是，他毫不犹豫地宣布，如果他有幸成为这个国家的首席大臣并注意到解决这个意义重大的问题，他将毫无愧色地承认接受过一个人的帮助，这个人熟知全部美洲事务；这个人，他要说，“整个欧洲由于他的知识和智慧而予之以高度赞扬，把他和我们的牛顿和波尔等量齐观；他不仅享有英国的尊崇，而且享有人类本性的光荣。”富兰克林感到“比起前面的过分夸张的诽谤来，我更难以承受这过甚其辞的赞扬。因此我尽可能保持一副与己无关的表情，仿佛没有感到这是在说我。”
卡姆登、舍尔伯恩、里奇蒙德公爵和曼彻斯特公爵和其他一些贵族纷纷发言赞成对卡萨姆的计划加以考虑。但是内阁大臣们同意桑德威克的意见，达特茅斯没有敢坚持己见来与他的同僚作对，立即表态改变先前的立场。于是，由这么重要的人物提出，受到那么多才智之上支持的建议，立即遭到了否决，“如同轻蔑地对待一个醉汉所唱的民歌样”。
这以后，英国政府的镇压加剧了，武力镇压和商务限制双管齐下，目的是迫使殖民地人民屈服。2月4日，富兰克林作了最后一次尝试，和巴克利和福瑟吉尔进行了会谈。福瑟吉尔提到战争的恐怖。富兰克林对其“17点”作了调整，3点被放弃了，4点得到接受，其余各点也都作了程度不一的修改。
16日，富兰克林和巴克利、福瑟吉尔第二次会谈，巴克利带来了一份草案作为富兰克林和内阁大臣妥协的谈判基础。根据草案，内阁压倒一切的愿望是麻萨诸塞人认罪和屈服的行动。他们提出，那一殖民地的代理人应在给英王的陈情书中保证赔偿被毁茶叶；在赔偿茶叶后，波士顿港口才予开放。富兰克林回答说他倒愿意作出保证，但恐怕没有时间说服麻萨诸塞人同意；而且“如果这样一个保证生效的话，那么英国国会关于麻萨诸塞的所有决议都得立即废除”。这就是富兰克林的最后立场。谈判失败。
其后，富兰克林又拒绝了陪同豪勋爵赴美洲的建议，强调只有废除关于麻萨诸塞的法案，才同意赔偿茶价。2月28日，富兰克林同豪会见，提出将马上返回美洲。因为这时他已得知了妻子黛博勒逝世的噩耗。
1774—1775年之交，黛博勒感到身体骤然虚弱，她告诉儿子说，如果这个冬天他父亲再不回来，她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因为她相信自己活不过这个冬天了。12月14日，她病倒了。到18日，她感到好了一些，可第二天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死去了。葬礼在22日举行。而事隔两月，凶讯才传到富兰克林耳中。他得立刻回去。
一周后他礼节性地会见了豪，结束了与阁员的交涉。在离开伦敦前几天他最后同巴克利、福瑟吉尔见了一面。
3月19日，富兰克林和柏克一道呆了几个小时。3天后，柏克在国会发言倡议和解，但没有效果。
富兰克林在伦敦的最后一天是和普利斯特里一起度过的。普利斯特里从富兰克林的谈话中听得出来，他为内战即将发生而深感忧虑，可自己感到问心无愧，因为他已经尽心尽力。那天，富兰克林谈到这里感情不能自已，他含泪告诉朋友说，如果打起仗来，他相信北美洲殖民地人民将取得胜利。
的确，富兰克林此次出使伦敦10余年，无时不牵挂着他亲爱的美洲。他为北美殖民地的利益计，一直希望殖民地留在英帝国内部，和宗主国一道繁荣强盛，为此他置个人的荣辱毁誉于不顾，尽一切努力周旋于英国权贵之中。由于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利益冲突，也由于他梦想中的英帝国内和平共处的基本前提是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本土的平等，是坚持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这就注定了他百般的外交努力必然归于失败。但是，他失败得悲壮，失败得光荣。这一失败也使他多年的美梦破碎无遗，令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3月底，富兰克林携带孙儿谭波尔从朴茨茅斯登舟返美。在6个星期的海上旅程中，前半写他最后阶段各种谈判和交涉的实际，后一半他研究了海湾海流（这一研究的结论迟至10年后才有时间整理）。
当5月5日抵达费城时，列克星敦已爆发战争，伟大的美国独立战争已拉开序幕
七、为了美法联盟
★最沉默、最坚定、最无畏
离乡背井10载有余的富兰克林回到了费城市场街那已经没有了妻子身影的家。那所房子矗立在那里已经10年了，但对他来说还是新的。富兰克林和女儿萨拉、女婿理查德·贝奇叙过久别之情，尤其是黛博勒去世的前前后后，好一番痛惜、伤心又夹杂着父女重逢的欢欣之后，一家人平静地生活在一起了。
给富兰克林带来不少乐趣的是他未见过面的外孙们，可他也时时牵挂着从伦敦带回美洲的孙子。谭波尔已经到珀斯·阿姆波伊他父亲那里去了。6月13日，富兰克林给他写了一封充满爱意的信，告诉他伦敦的房东太太给他们寄来了一封长信，信里谈到那边的许多消息。他还告诉谭波尔，他的两个小表弟本杰明和威廉正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玩当士兵的游戏。
他写着信，不由得想到了儿子威廉，面色顿时阴沉下来。
在富兰克林的时代，很少有美洲人能像富兰克林那样，在学术上、外交上蜚声欧洲，因此，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富兰克林多多少少地成了北美殖民地的代表或领导人。富兰克林离开英国后，北美殖民地的武装斗争开始了。因而，在一般英国人看来，是富兰克林回到美洲，领导了一场战争，为他1775年1月在英国所受的诽谤和羞辱报仇雪恨。无论是富兰克林的朋友和敌人，多半都抱有这样的看法。但富兰克林并不顾忌这些对他私人的成见，一回到美洲，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去了。
回到美洲之后，他马上希望看到的就是儿子威廉和他在宾夕法尼亚的年轻战友加洛维也站在革命的一边。他还记得，当他在最艰苦的斗争中，他们是和他站在一起的，从私人感情而言，加洛维简直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而且，他深深地知道，作为英王委派的殖民地州长，威廉一旦站到了反对英王的旗帜之下，对英国政府的打击和对殖民地革命人民的鼓舞，都是不容忽视的，而他一直非常看重的加洛维的才干，也会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壮大。然而，这两个人都让他失望了。
这时，富兰克林突然醒悟到，对于10多年没在一起生活的儿子威廉，自己的确是不甚了解了。他记起年初他在英国王室枢密院的一个委员会受到攻击谩骂后，想到儿子或许会因为自己而仕途无望，便于2月2日写信给威廉，希望他在自己的农场安身立命。他写道：“也许他们会期待你会因怨愤他们对我的侮辱而辞职，从而省去他们在应当提升你的时候却将你革职的羞愧。但是我不会劝你那样做。如果他们想解除你的职务，让他们那样干好了，尽管实际上我认为这个职务不值得你留任。”
威廉果然没有辞职，现在看来，他并非是听从了父亲的忠告才不辞职的，而是他本身十分看重这个为英王效劳的职位。这么多年来，富兰克林将儿子视为天然的知己，在通信中几乎是无话不谈，可偏偏没有觉察儿子思想上的变化。两代富兰克林中，年届70的父亲成了革命者，正值壮年的儿子却留在了压迫者、镇压者的反动势力的营垒中。在8月的最后几天中，富兰克林到珀斯·阿姆波伊去了一趟，在儿子那里小住了几天。但是，父子商谈的结果，只在继续各行其是上达成了一致。威廉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政治感情，更不能接受父亲的政治观点。
9月，回到费城的富兰克林在儿子的信中指责他说，“你这个彻头彻尾的朝臣，是用英国政府的眼光看待一切的”，言辞间透着一位老父的伤心、失望和怨愤。
后来，威廉·富兰克林一直忠实于他的公务。在被殖民地革命派囚禁了一个时期后，他当了纽约效忠派协会的会长。加洛维在革命爆发后在美洲呆了三年，而后去了英国，当了伦敦的美洲效忠派流亡者的代言人。威廉·富兰克林后来也去了伦敦。和他们两人、尤其是和儿子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恐怕是开朗乐天的富兰克林一生中少数几件不顺心的憾事之一。
北美殖民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不允许他沉缅于个人的不快之中。回到费城的第二天，他就被宾州议会选为代表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会议于4天后在费城召开。
5月9日，南卡罗来纳的会议代表在费城码头弃舟登岸；北卡罗莱纳、弗吉尼亚、马里兰和特拉华的代表从南面骑马而来，由乐队奏乐、摇铃开道，穿城而过。费城街头云集了15000民众观看。
第二天，费城举行了阅兵式来欢迎麻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纽约的代表入城。
5月10日，大陆会议在宾夕法尼亚州政厅召开。第二天，会议代表们从伦敦的来信中得知英王和英国议会对第一次大陆会议的请愿书不予考虑。但会议主要是处理列克星敦的有关事务。
第4天，星期六，全体会议代表在市酒店聚餐，为在英国国会作了和解演讲的埃德蒙·柏克的健康干杯。星期一，富兰克林写信告诉柏克：“你将在报纸上看到，盖吉将军召开他的议会来提出诺思的和平计划。可会还没开，他们就拔剑开战了。他的部队作了一次最为强劲的撤退（3小时退了20英里），简直是史无前例。连孱弱的美洲人一路追打他们，都不能阻止他们前进。”这里，富兰克林开始使用了和以前截然不同的语气。也许富兰克林自己也感觉到了，在他反对英国政府的暴政又不想同他们彻底决裂以前，说话行事常常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并屡次遭到猜疑、误解。而现在，一旦决定了和殖民地的革命者站在一起，一切反而变得那么简单明了。
的确，大陆会议中年事最高的代表富兰克林是最坚定、最大胆的代表，又是最沉默的代表。很久以后，杰斐逊说，“革命前我和华盛顿将军供职于弗吉尼亚议会，革命期间和富兰克林博士共事于大陆会议。我从未听到他们中哪一个一次发言10分钟，也没有听到他们谈到决定问题的主要点以外的任何话题”。
6月，华盛顿离开费城去坎布里奇就任大陆军司令，杰斐逊——第三个沉默的人——来出席会议了。在性格上，杰斐逊十分接近于富兰克林，尽管他比富兰克林年轻得多。这样，在众多的政治家中，就有两位思想家了。习于演说的约翰·亚当斯曾对富兰克林“日复一日沉默地坐着，相当多的时间是在椅子上熟睡”却被指派参加所有最重要的委员会感到迷惑不解。他自己只参加了少数几个委员会。亚当斯认为，对富兰克林、华盛顿和杰斐逊来说，他们不喜欢争论真是幸事。
实际上，富兰克林在会议上默然聆听或干脆打瞌睡，是因为会议讨论的许多问题早已在他头脑中有了结论，他是在看着这些年轻人在一步步学会他已经知道的东西。
7月间，会议表决通过了向英王递交一份措辞更恭顺的请愿书。比起在座代表，富兰克林更了解英王和他的内阁，他相信递交请愿书只能是徒劳无益，达特茅斯不会将它转呈英王。
果然，8月23日的王室宣言宣布美洲人是叛逆，警告所有的人不得帮助他们。富兰克林尽可能地在争论进行中为会议保有一些机智和幽默。但他自己的才干和见解要行动，他看到，殖民地必须武装起来，只要取得力量，必将迫使英国内阁寻求和平解决。
在那么多年寻求和平解决办法的过程中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落得伤痕累累的富兰克林，比任何人都更加洞知寻求和平的唯一办法是用武力去争取。因此，他一旦决定了走革命道路，就更加反对妥协，更加义无反顾。
他曾经坚决主张用不进口英货来回答英国当局的征税，而现在他同样坚决地主张用武力作坚决抵抗，并不顾自己的高龄，大力地关注殖民地的防务计划。他曾经千方百计地维护英帝国内北美殖民地和宗立国的统一和谐，而现在，公开决裂已在眼前，他却毫无惧色，反而使大陆会议中的许多保守分子相形见绌。
富兰克林在大陆会议还承担了许多具体工作，如起草呈英王的请愿书，改革殖民地火药硝石的生产，起草华盛顿就任大陆军司令的宣言，安排印刷纸币，等等。
5月29日，富兰克林受大陆会议指派，主持一个委员会以建立一个邮政系统。7月25日，他提交了工作报告。第二天，他当选为邮政总长，而年薪一千美元全部被他用于救助伤兵了。富兰克林按照他的计划建立起来的邮政系统，成为后来美国统一完整的邮政系统的基础。
7月3日，富兰克林当选宾州公安委员会主席，承担起宾夕法尼亚繁重的练兵备战工作。到9月底，他已经领导人们在河水中设置了17处障碍，建造了13艘战船。这种战船长50呎，两舷各设桨手12名，士兵30—50人，船上配置有枪，使其在投入使用时犹如一座座移动的堡垒。
同时，富兰克林仍然兼顾大陆会议的工作。7月13日，他受命为三名委员之一，负责处理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以西的中部印第安人事务；7月21日，会议决定考虑美洲国家的问题，富兰克林宣读了他的《联邦和永久联盟的文件》，这是他将当年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作了修改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后形成的。然而，除了杰斐逊和其他一些人以外，大陆会议从整体来说，尚未作好接受这样的计划的准备。富兰克林也不强求。第二天，他奉派主持一个委员会考虑诺思的二月和解提案。31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反对该项提案，会议表决否定了提案。
在几乎整个8月，富兰克林都忙于在宾州组建国民自卫队、为战船遴选军官、为部队获取药物，将火药从费城军火库送往纽约的公安委员会等等。
9月18日，他被派往一个秘密委员会工作，进行枪用火药的进口；22日，他又成为美洲贸易委员会委员；27日，他出席美洲哲学学会的年会。他担任该会会长已达7年，而这一天是他第一次坐在会长的座椅上；30日，大陆会议选派他和两位同事前往坎布里奇同华盛顿和新英格兰当局会谈关于支持军队作战的问题。
两个星期以后，富兰克林一行来到了华盛顿的军营。当时，英军将领已被威廉·豪爵士取代，但英军仍被封锁在波士顿，只要他们一露头，就会遭到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国民自卫军和林中狙击手火力的致命打击。大陆会议用来作为大陆军的新英格兰各联队，都是自愿军，即将解散回家。华盛顿要求召募一支两千人、服役期至少一年、有着更好军纪和更充足给养的新的军队。委员们和华盛顿及其幕僚开了4天会议，计划重建军队，修改关于战争的文件，制定交换战俘和处理武装帆船在海上夺取的战利品的规则。那些武装帆船中有一艘的船名是“富兰克林号”，它们是美国海军作战的开始。那时，它们的任务是骚扰、袭击英国的军需船只。这一次的共商军务保证了独立战争的继续进行。
富兰克林在返回费城的途中在罗德艾兰稍事停留。5月份，他已得知，他的姐妹简离开波士顿到沃里克去了，猜想她一定和凯瑟琳·格林在一起。富兰克林已向那里给她写了信。不久，他收到了回信，是简和凯瑟琳一块儿写的，凯瑟琳自称是“你终生的亲切的朋友”。而现在，富兰克林终于和他最喜欢的姐妹及最亲爱的朋友在一起了。在这次愉快的相聚之后，富兰克林带着凯瑟琳10岁的儿子雷一道登程而去，雷将在费城入学。
短暂的轻松之后，是繁重忙碌的工作。
富兰克林在启程去坎布里奇之前当选了宾州议会议员，11月15日他回到费城时，议会正在开会；在大陆会议方面，11月16日他受命安排两艘快船运送邮件；第二天，他被选入委员会处理殖民地俘获的敌船和货物；23日，被派入一委员会处置那些拒绝接受大陆币的人；29日，他受命加入了一个秘密的5人委员会，任务是“和我们在大不列颠、爱尔兰和世界其他各地的朋友们进行通信联系”，即处理外务。此即美国国务部门的前身。
一年多以来，为数不少的北美殖民地人士谈到和欧洲国家交好以利于削弱英国力量。到11月底，大陆会议才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当时，战争的形势十分严峻：英军在6月焚毁了查尔斯顿，10月，又焚毁了法尔茅斯。还有消息说，英国当局已雇佣了不伦瑞克和黑森的德意志军队来镇压“叛乱”。于是，大陆会议也开始寻求外援。最有希望的外援是欧洲大陆的强国法国。
法国早就在关注北美英国殖民地的局势和大陆会议的情况。几天以后，一名法国密使阿夏德·德·邦弗洛尔来到费城。他先设法认识了富兰克林，然后通过富兰克林和其他委员结识了。他们在夜里碰头，每一个人都单独地、秘密地到达会面地点。尽管邦弗洛尔只受到口头指示，他却是奉法国外交大臣弗尔仁尼之命来的。他受权向殖民地领导人传递这样的希望，即殖民地可能独立，将贸易权交给法国。
委员会在和邦弗洛尔的三次会面中，力图使他相信大陆会议正在下决心独立。邦弗洛尔于28日也就这样报告给弗尔仁尼了。实际上，这时的大陆会议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在不能确信可以得到外援的情况下，殖民地不能宣布独立；可只有在宣布独立后才能保证得到法国的援助。
这时的秘密通信委员会，既没有贸然从事，更不能无所作为。于是，他们谨慎而策略地走了一步：12月12日，他们联名给在伦敦的阿瑟·李写了一封信，指示他了解一下各大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态度如何，并交给他200镑作为活动经费。早期外交通信的大部分工作落在富兰克林一人身上，因为他在欧洲有朋友，在这以前的一些场合，已经相互通过信。
这一时期，富兰克林和欧洲朋友的通信联系没有中断。7月5日，富兰克林写了那封给他的老友斯特拉汉的著名的信。当时，斯特拉汉——尽管仍是富兰克林的忠实朋友——已把美洲人看做是反叛者。因而，富兰克林在信中写道，“斯特拉汉先生，你是英国议会议员，是那些决定要毁灭我们国土的多数派之一。你们已经开始焚烧我们的城镇，杀害我们的人民。看看你们的双手吧，它们沾染了你们同胞的鲜血！你我为多年老友，但现在你是我的敌人，我是你的敌人。本·富兰克林。”
这封信始终没有发出。两天后，富兰克林写了一封友好的信，也得到了友好的回信。显然，一想到列克星敦和般克山，一想到他的朋友投票通过的法案、措施导致了这些战斗，他的笔下便出现了愤怒感情的激流，纸上也就写出了谴责和控诉，但抑制了这股感情时，一些通常写信的套语和冷淡的陈述句便代替了先前的感情奔放。
12月12日，他给布尔本的唐·加布利尔写信。这位亲王曾通过西班牙驻伦敦大使，送给富兰克林一部精装的塞勒斯特①的著作。在信中，富兰克林巧妙地将他的注意力引到北美殖民地——西班牙属佛罗里达的紧邻——上来：“或许，……刚刚发表的我们的美洲大陆会议的议程，会在您的朝廷中受到一些注意。所以我有幸在此向殿下呈上一册，附有一些记述近来有利于我们的一些成功的文件。……我很老了，很难希望看到目前这场伟大抗争的结局；但瞻望前途，我想我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正在此地崛起，它的利益使它将和西班牙（它们的领土相邻）结成紧密而坚定的同盟，站起来了的它不仅将使它的人民生活在和平之中，而且要驱除一切欧洲强国的军队”——
①塞勒斯特（公元前86—前34年），罗马历史学家。
他给曾从荷兰赠送给他一些书籍的朋友查尔斯·威廉·弗雷德里克·杜马写信，不久又给翻译并出版过自己著作的巴尔杜·杜勃格写信，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关于和外国结盟的可能性的信息，希望他们向当权人士建议同美洲贸易的价值，推荐美洲人急需的军事人才。当然，所有这些必须极其秘密地进行，因为英国的巡洋舰就在海面游弋拦截。
杜马和杜勃格没有辜负富兰克林的厚望。他们立即就投身于美洲殖民地的事业中来了，杜马还成了大陆会议驻荷兰的正式观察员。但他们的消息在几个月以后才到达大陆会议。在那以前，大陆会议犹豫了一段时间后，3月3日表决通过决议，派西勒斯·迪安——康涅狄格新近派出的会议代表——任驻法国或任何其他可以向联合殖民地提供援助、愿意和它友好通商的国家的大陆会议代表。迪安随身携带了富兰克林为他写的介绍信（一份外交书信的代表作）和富兰克林写给巴黎所有朋友的信。
富兰克林将要投身于之的美国外交事业就此开始了。
★“不可能再回英帝国”
1776年2月27日，富兰克林辞去了宾州公安委员会和宾州会议中担任的职务，这是因为他忙于大陆会议和众多新委员会的工作使他的眼睛过于疲劳，夜里不能写东西，也因为在冬季的几个月中，富兰克林已无暇兼顾这两方面的事务。他已经于15日接受了大陆会议的委派，前往加拿大争取法属加拿大人对英国殖民地的支援。
当时，加拿大的事务如同一团乱麻。只要英军据有魁北克，驻守在圣劳伦斯的各个堡垒中，便总会威胁到联合殖民地的事业。因为他们可以沿河上溯到张伯伦湖、乔治湖，然后顺哈德逊河直捣纽约。华盛顿曾派遣两支轻装部队开往加拿大，但在进攻魁北克时遭到失败，蒙哥马利战死。尽管本尼迪克特·阿诺尔德的部队留驻那里牵制魁北克的英军，但他的军队现有的装备不足以度过加拿大的冬季。在疾病、寒冷、饥饿威胁下，军纪涣散的士兵对法裔加拿大居民时有骚扰。这支军队的所作所为打乱了大陆会议对加拿大的战略考虑。
1775年，当大陆会议敦劝法裔加拿大人参加革命时，当年英国殖民地居民由于反对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而对天主教会持有的偏激态度和做法，还使这些加拿大人记忆犹新。这些居民得以从法国贵族的统治下改归英国人管辖，已经感到满足了。他们大都是农民——各种各样的农民，但他们中的领袖都不同情英国殖民地的人，或不相信他们的诺言。2月14日，富兰克林的外务委员会报告说应当派出代表向当地居民对时局作些解释。这就是富兰克林此行所负使命的由来。和他同行的有三人，其中只有塞缪尔·蔡斯是大陆会议成员，查尔斯·卡罗尔作为第三代表，是一位富有而且有影响的天主教徒。约翰·卡罗尔，一位天主教牧师，作为使团的副手一同前往。两位卡罗尔都是在法国受的教育。
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赴加拿大使团上路了。他们一路行至纽约——波士顿被英军劫掠一空，华盛顿的司令部已迁往纽约，两天后又乘船前往奥尔巴尼。第二天，在经过圣安东尼斯诺斯时，一阵暴风撕裂了他们的主帆。航行了一夜后，他们在早晨才抵达奥尔巴尼。纽约大陆军司令菲利普·斯凯勒迎接了他们，并把他们带到了离城一英里远的他的住处，然后吃饭、休息。在奥尔巴尼停留了两天，4月9日，他们和斯凯勒一家一同出发，乘车向斯凯勒的驻地萨拉托加而去。
萨拉托加正是银装素裹，积雪深达6英寸。使团在那里住了1个星期，跻身于当地的社交活动中。只有富兰克林感到疲惫不堪。他于15日写道：“我正在前往加拿大的途中，被湖面的现状——湖上那些不化的冰阻塞了航道所滞留。我开始担忧，以我的年龄，我是承担了力不从心的使命。因此我坐下来给几位朋友写信，用诀别的方式写信”。当时，他已70岁了，其他几名成员最年长的也不过四十出头。
翌日，他又和同伴们一道出发了，他们将深入到他未曾涉足的美洲那蛮荒的不毛之地。他们吃力地划着船，溯哈德逊河而上，4小时只前进了7英里。当晚，他们宿于爱德华堡的一家边境小店。
在前往乔治堡的途中，17日，他们接到斯凯勒派人送来的一封短信，信中说湖面仍未开冻，请他们在爱德华堡和乔治堡之间半路上的温酒店宿夜。他们照斯凯勒说的做了。斯凯勒业已离开萨拉托加，走在他们前面了。他已经和他的司令部到达乔治堡。但他病了。
次日中午时分，使团离开了温酒店，同斯凯勒会合，乘上笨重的敞篷平底船，一路奋力破冰前行。白天，他们在感到饿时就登岸生火取暖、煮茶、吃干粮；夜里他们有的宿在林中，有的住在船上，幸亏他们有先见之明，带了轻便的床。经历了这样冗长的跋涉搬运之后，使团于25日已航行在张伯伦湖上。27日下午，他们来到圣约翰，走过一段崎岖不平的陆路，在圣劳伦斯重又下湖航行。29日抵达蒙特利尔，他们受到现在已晋升为将军的阿诺尔德的迎接，碉堡中的火炮鸣放礼炮，向“以著名的富兰克林博士为首的尊敬的大陆会议委员会”致敬。
从和阿诺尔德于30日进行的第一次会谈中，富兰克林就觉察到自己所负的使命不可能成功。这个省的法裔天主教徒的敌意难以消除，而在不超过400名的英裔新教徒中，至少一半是效忠派分子，其余的也不可能站到反对英王政府的立场上来。因为对他们来说，联合殖民地的入侵者既无金钱，更无信义可言。听了这些，富兰克林将自己私人的钱借给阿诺尔德353镑金币。
不久，消息传到蒙特列尔说，海路来的英军增援部队将于5月6日开抵魁北克。阿诺尔德这支大陆军的处境已十分险恶，它将被驱逐出加拿大，像在前一年的6月那样。这时，富兰克林身上长了疱疹，疼痛不已，双腿浮肿，行走不便。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立即返回费城，认为在那里自己还能发挥一点作用。5月11日他启程返回。约翰·卡罗尔于次日也到了圣约翰，然后两人再从那里到奥尔巴尼去。
从奥尔巴尼，在斯凯勒将军的安排下，他们从陆路返回费城。
这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损害了富兰克林原本强健的身体。“我发现我一天比一天更虚弱了”，回到纽约后，他在给另两名使者的信中写道，“如果不是卡罗尔先生友善的帮助和悉心的照料，我想我是难以支撑着走完那么远的路的”。8年以后，由于富兰克林的推荐，教皇农西奥授与约翰·卡罗尔以总主教之职。卡罗尔成为美国的首任总主教。
回到费城以后，富兰克林逐渐地康复了，但他的痛风病，“使我从你上次离开我们后一直没有参与大陆会议和大家的工作，因此对发生的事知之甚少，只知道正在酝酿起草一份独立宣言”，他在6月21日写信这样告诉华盛顿。
在革命战争的进程中，北美殖民地的各阶层人民的思想意识里，“独立”这两个字日渐变得鲜明，变得突出了。1月10日，托马斯·潘恩——当时是费城的一名记者——发表了他的《常识》，像一声嘹亮的号角，穿破人们思想中尚存的疑云惑雾，直贯云天，使独立的观念在整个“大陆”的大地上不胫而走，植入了革命人民的脑海。一个新的国家即将诞生。
这时，英国议会颁布了绝对封锁令，禁止任何国家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以及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消息传来，大陆会议针锋相对地宣布，北美殖民地的港口向所有国家开放，除了英国以外。同时，始自北卡罗来纳（4月12日）的各殖民地纷纷向他们在大陆会议的代表发出指令，投票赞成独立。
尽管富兰克林和亚当斯、杰斐逊同为最早、也是最坚决地主张殖民地与英国决裂的会议代表，可是在独立的问题上，宾夕法尼亚却掉在后面了。已经分裂的宾州代表们受到保守的州议会的约束，而州议会正在州政厅另外一个房间开会。作为大陆会议的会址，费城有可能成为独立后国家的首都。因此，大陆会议决定干预该州的内乱。5月，会议通过决议，敦促尚无称职政府的各州加紧组建这样的政府。宾夕法尼亚人民在州政厅院子里召开群众大会，要求废弃英王授予的旧宪章，制订新宪法，建立新的立法机构。6月14日，宾州议会开会。4天后，一个各县委员会代表会议解散了旧议会，呼吁在7月召开宪法会议。
在这场变革各州州政的暴风雨中，威廉·富兰克林作为殖民地时期英王委派的纽泽西州长，受到了冲击。革命群众将他押往他在伯林顿的庄园，看管起来了。5月24日，大陆会议决定将他遣送到康涅狄格。尽管由于他父亲的缘故，威廉·富兰克林可能受到一些宽大，但他毕竟是效忠派分子。在康涅狄格，无论是在假释期间还是确实监禁在里奇菲尔德监狱，他做了两年多的阶下囚。
6月10日，大陆会议委派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份宣言。这份宣言可能向全世界公布。委员会包括杰斐逊、亚当斯、富兰克林、康涅狄格的罗杰·谢尔曼和纽约的罗伯特·R·李温斯顿。这5人碰头后，推选杰斐逊草拟初稿。初稿完成后，杰斐逊将它拿给富兰克林和亚当斯过目，也许不止一次。6月28日，该委员会将宣言草稿提交大陆会议。7月4日，经大陆会议修改过的宣言被通过了。8日中午，会议向群集在州政厅外的费城群众宣读了宣言。10日，宣言在《宾夕法尼亚杂志》上发表，人们称之为《独立宣言》。8月2日，会议代表签署了《独立宣言》。
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一样，只对宣言的初稿作了少许改动。对杰斐逊指控英王批准议会法案“以剥夺我们的宪章，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政府的形式”，富兰克林在两句之间插上了一句“废除我们大多数有价值的法律”，因为他记起了当年宾州议会通过的许多法案都遭到英国议会否决；对杰斐逊写到的北美洲殖民地的请愿书被“答以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富兰克林将其改为“仅仅答以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以加重语气；对于杰斐逊指控英国政府派遣外国雇佣军来企图“将我们淹没在血泊中”，富兰克林将它改为不那么夸张的“消灭我们”。但最后这一处被大陆会议删去了，以避免伤及英国人民。
和《独立宣言》的起草、修改和发表这样庄严、重大的事件相联系的还有这么一段趣闻。就在大陆会议修改《独立宣言》草案期间，杰斐逊后来回忆说：“我坐在富兰克林博士身旁，他觉察出我对这些改动不无想法，便说，‘我订了个规矩，不论何时，只要我做得到，我总避免起草将要由一个公共团体审查的文件。我这个教训是从这么一件事得来的，让我讲给你听。当我还在给一个印刷商帮工时，我的一个伙伴是个帽商的学徒，他在学徒期满后准备自己开店。他首先关心的有一块措辞恰当的漂亮招牌。他编了这样的话：“约翰·汤普森，帽商，制作并现钱出售帽子”，还画有一顶帽子。但他想到该让朋友们对它作些修改。第一个朋友认为既然后面有“制造帽子”的字样，前面的两字“帽商”便是累赘，应该删去。那两个字擦去了。下一位朋友认为那“制作”二字不如略去，因为顾客不会在意帽子是谁制作的，只要合他们的意，他们就买。他把那两个字又擦去了。第三位朋友说，他认为“现金”两字是多余的，因为当地没有赊帐的传统，每个买东西的人都会付钱的。它们又被擦去了。招牌上的字现在剩下了：“约翰·汤普森出售帽子”。“·出·售帽子？”下一位朋友说，“为什么？没有人会以为你会送给他们。那这两个字有什么用？”它们又被擦去了，接下来的就是“帽子”被擦去，因为牌子上画了一顶。这样，他的招牌最后被简化为“约翰·汤普森”和画出的一顶帽子”。
据说，在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一天，约翰·汉科克作为会议主席率先签了名后，说：“我们得一致；我们一定不要用不同的方式签名；我们一定要意见一致。”
“对，”富兰克林说，“我们的确要意见一致，不然，最肯定的是我们将被一个个地吊死。”①
尽管这是传说的一段趣闻，但从实际情况看，的确如此：意见不一致，革命不能成功，革命领导人的命运只会是凶多吉少——
①英文中“意见一致”“hang”，同时又有“吊死”、“绞死”的词义。富兰克林在此是利用单词的多义，开的玩笑，但又寓义深刻。
《独立宣言》的公诸于世，意味着一个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了。这个国家从她降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倾覆的危险。就在《独立宣言》问世的前一天，3月间从波士顿退到哈利法克斯的豪将军的军队在得到扩充休整后，在斯塔腾岛登陆。在《独立宣言》公布后的一个星期之内，海军上将豪勋爵率领一支舰队和运输舰，和他的兄弟会师了。除了英国部队和水手，他们还有9千黑森军队，加起来的总数和华盛顿在曼哈顿的兵力大约是2比1的比例，在训练和装备上，美军更是望尘莫及。豪家两兄弟以特使的名义声称，对要求宽恕的叛乱者他们愿意给以完全的赦免，而不愿和他们打下去。
富兰克林在受命为合众国设计印鉴的期间（7月4日到8月20日），又于7月18日奉命和约翰·亚当斯一同起草一份和外国缔结同盟条约的盟约草案，供日后谈判时提出。9月17日，他们的报告被通过了。包括一套商务条约、友好条约的文本。这些文本加上9月24日和10月16日给使者的指示，组成了“1776年计划”。后来和法国，和其他国家签定的条约均以此计划为基础。
这一时期，宾夕法尼亚的政务也在召唤富兰克林。7月8日，富兰克林当选了宾州制宪会议的代表，名列代表名单之首。15日，制宪会议开会，他任会议主席。20日，他再次当选大陆会议的代表。在他忙于大陆会议方面的工作时，在州制宪会议上他多半时间只相当于一位缺席顾问。但在9月份通过的州宪法中却包括了他提出的两项内容，一是复式的行政参事会，而不是一名州长，另一项是一院制的立法机构。富兰克林在当时曾说过（后来也写到过），两院制立法机构令他想起一则著名的政治寓言，说的是“一条一身而双首的蛇。……它想去溪边喝水，途中要经过一道灌木树篱，一根树枝挡住了它的去路。它的一个头决定从右边绕过树枝，另一个头却要朝左，就在这样相持不下的当儿，时间过去了。最后，它还没作出决定，那可怜的蛇已经渴死了。”
在此期间，他收到了豪勋爵的来信，措辞谦恭有礼，内容是表明他作为英国使者，愿意宽恕北美殖民地的叛乱者，但只针对个人。对这封信，富兰克林受大陆会议委派，于7月30日以个人名义作了回复，但信中的措辞语气却完全是公文化的：
“直接的宽恕将给予各殖民地，给予这些受伤害的人们，这的确表达了认为我们愚蠢、卑微、迟钝的看法，而这是你那无知又傲慢的国家长久以来引以自娱的。但这除了增加我们的怨愤之外，别无效果。要让我们向一个以肆无忌惮的野蛮和残酷在隆冬时节焚烧我们不曾设防的城镇，挑动野蛮人屠杀我们的和平居民，唆使我们的奴隶杀害他们的主人，甚至带来外国雇佣军将我们的居民点浸没在血泊之中的政府屈服，那是不可能的。”
“我不具备那份虚荣，阁下，去想预言这场战争的结果。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有了一切我前此曾预言的命令，直到事实将证实它时才去相信它。长久以来我怀着真挚、不倦的热忱努力阻止英帝国这只精美、高贵的瓷花瓶的破碎，因为我知道，它一旦破碎，各个碎块就不可能保有它在作为整体时存在的力量和价值的相应的份额，不可能指望它重新粘合起来，完好如初。阁下可能会记得，在您的好姐妹在伦敦的家中，当你曾给了我和解不久将会达成的希望时，喜悦的泪水濡湿了我的面颊。我不幸发现那些希望落了空，并被当作我奋力防止的那些罪恶的原因来看待。”
在讲到他一直对豪怀有敬意甚至亲切感的同时，他又说他遗憾地看到自己的朋友在进行一场战争，以便英国掌握美洲的贸易权。“我知道你来此的伟大动机是希望充当和解的工具。我相信，当你发现你不可能提出任何条件时，你将辞去如此可憎的司令之职，返回到更为荣誉的个人状态去。”
富兰克林的这封信使豪得知了富兰克林和大陆会议的立场，暂时阻止了豪的和平计划的进行。
7月底，在讨论新联邦国家的方案时，富兰克林提出各州应按其人数的比例和贡献大小来确定会议代表的人数。8月1日，他动议在会议上的席位按人口的比例而定。
大陆会议上的争论还没有结果，战场上的形势已急转直下。8月27日，华盛顿在长岛战败，虽然撤回了曼哈顿，却没有希望长时间守住它。这时，豪氏兄弟没有进攻，而是提出另一和解建议，要求大陆会议派出代表以私人身份前去和他会谈，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陆会议认为，作为自由、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机构，它不能派它的任何成员以私人身份和他会谈。于是，大陆会议派出一个委员会去试探对方被授予什么权力、多大权力和大陆会议授权的人打交道，并听取他认为合适的方案。9月6日，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和南卡罗来纳的爱德华·拉特列吉奉命去完成这项使命。
富兰克林写信给豪，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11日，珀斯·阿姆波伊对面的斯塔腾岛上，比洛普宅。
会谈的一天到了，一艘平底船将委员们接上了斯塔腾岛，登岸时，豪已在岸上等候，两列黑森士兵从海滩一直排到会谈的屋宅。豪问候了富兰克林，然后由富兰克林介绍他的同伴。在从海滩到屋门前的一路上，双方作了一般性的，非实质性的交谈。
豪命令秘书亨利·斯特拉吉和黑森军队的上校作陪，款待三位委员进餐。餐后，黑森军上校退了出去。会谈开始了。
在包括吃饭在内的3个小时会谈中，豪谈得最多。他说，他久已认为，双方的分歧可以缩小，直到双方满意。他说他对美洲殖民地的感情如同对兄弟的感情，如果美洲垮了下去，就像对兄弟的损失一样，他将感到难过。
听到这里，富兰克林微笑了，说：“阁下，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不让您蒙受那样的羞辱。”
豪说，他对自己没有能在《独立宣言》发表前到来感到遗憾。他当然没有权力将殖民地当作独立国家来对待，而且永远希望没有这权力。他也不能承认大陆会议，因为国王没有承认。这一次的委员会必须被当作“几位卓有才干、富有影响的绅士……聚在一起交谈，来尝试能否勾划出一个条款框架以结束战争灾难”。
富兰克林说，阁下尽可以用他认为合适的任何眼光来看待在场的绅士们，反正他们也有自由按他们真正的身份来看待自己；在这种场合，没有必要在大陆会议和个人之间划出区别；会谈可以像在朋友之间那样进行。对此，亚当斯和拉特列吉表示同意。
豪继续说：“希望停止这些毁灭性的极端手段，既为我们的国家，也为了你们的。一个美国倒下，英国人也会受影响。
难道就无法收回独立这一步，敞开充分讨论的大门吗？”
富兰克林说，他想象勋爵阁下已看过了大陆会议派他们来此的决议，那个决议中包括了他们的全部使命；如果这次会谈产生不出什么直接的良好后果，它也许在将来某一时候会有用处；美国已经把“禁运法案看作是对它向英王请愿书的答复；军队派出来了，城镇被摧毁了，现在他们不可能指望在大不列颠的治下会有幸福；所有的先前那些忠心、爱戴已经一笔勾销；美国不可能再回到大不列颠治下，所以想象大不列颠是要用武力解决问题。
亚当斯说，他不在意在这一场合他被看作什么，反正不是英国臣民。大陆会议是按各殖民地的指示宣布独立的，它只能作为一个国会来对待豪。
拉特列吉的发言很长。内容大致是，英国和一个独立国家结盟将比从英美之间原先那种关系得到更大的好处。南卡罗来纳已经接受了它的新政府，即使大陆会议希望再变回殖民地，它也不同意。
豪只能反复说他无权，“他也不希望他将有权将殖民地看作独立于大不列颠王室的国家；这些先生们为了如此微不足道的目的竟然走得这么远，他感到很遗憾；如果殖民地不愿意放弃独立体制，他就不可能开始谈判”。
过了一会儿，富兰克林突然说道：“那好，阁下，鉴于美国只被期待无条件屈服而……”
豪打断了他，说，大不列颠并不需要无条件投降；他认为他已经对他们说过的话证明了正好相反；希望先生们不要带着这样的想法离开。
富兰克林继续说：“而阁下又没有向我们提出建议，如果我来问，如果我们向大不列颠提出建议（并非我知道或被授权说我们一定会），您会接受或转达它们吗？”
豪认为他不能避而不接受交到他手中的任何文件，但他怀疑关于转交它们的意义；他仍不能说他会拒绝。
在豪的含糊其辞的答复中，会谈结束了。
很明显，豪的权力只限于在美国人屈服的情况下宽恕他们。富兰克林等向大陆会议这样报告了。既然英国的和平使者无权承认大陆会议也是美国人民绝不愿放弃的独立，那么和平就无从谈起。战事又开始了。
英国的海陆两军迅猛地向曼哈顿的华盛顿扑去，将他逼向北部的怀特·普雷恩。战况十分不利。大陆会议又把目光转向法国的援助。这时，杜勃格的一封长信终于寄到了，信中充满了对美国的事业的热忱，并保证说法国内阁对此很感兴趣。在大陆会议的讨论中，富兰克林这样表白自己对寻求外援的看法，他说：“一个处女国应该保持它处女的特点，不是到处去追寻盟友，而是应该怀着矜持的尊严等待他国的邀请。我被压倒了。也许这样最好。”9月26日，大陆会议秘密派遣富兰克林、杰斐逊和西勒斯·迪安作为会议在法国朝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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