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谈鲁迅(1)
更新时间2009-1-15 11:50:21 字数：6082
在《鲁迅是谁》的演讲中，你讲到“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与此类似的是否还有一批他同时代，而后在1949年选择去了台湾的学人，同样陷入这种“公案”中，如胡适、梁实秋等？陈：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研究鲁迅的工作。我不是学者，居然一再谈论鲁迅，是为了说出我们的处境——如果诸位同意鲁迅被扭曲，那就有可能同意：被扭曲的是我们自己。
五十年代初鲁迅被神化，同时是胡适的被妖魔化。当政府为鲁迅补办国葬时，胡适批判在全国范围展开，他的书被全部禁止，就像鲁迅的著作在台湾也被一律禁止。此后至少两代人，在大陆读胡适、在台湾读鲁迅，都是准政治行为，都有政治危险。所以独尊鲁迅、抹杀胡适，不是关于鲁迅，也不是关于胡适，而是我们几代人被控制被洗脑的漫长过程。
这一洗脑过程，在大陆，采取同一模式，就是：在各个领域选择民国时期某一位人物，以“政治上的正确”给予褒扬、抬高，不可怀疑，不可反对，直到被神化，同时，贬斥该领域其他重要人物，批判、压制，直到被抹杀、被遗忘。以下一组粗略的名单，是人文艺术领域的小公案：
在文学界宣扬茅盾、巴金，封杀沈从文、张爱玲的所有小说；在思想界抬高艾思奇，贬低冯友兰；在史学界抬高郭沫若，抑制陈寅恪——说起来不伦不类，郭沫若的身份严格说来并不是准历史学家，但解放后他公开批判自己在民国时期的创作，从事历史与考古学——再譬如音乐家，我们从小只知道聂耳和冼星海，长期不知道黄自和黎锦晖，因为不准播放他们的歌曲；美术界则高度肯定徐悲鸿，批判刘海粟、林风眠，停止出版民国美术的非左翼作品；在演艺界，推崇梅兰芳，抑制程砚秋尚小云等名家；电影界，除了民国时期左翼人物被启用，非左翼电影人逐渐消失……
以上人物和鲁迅、胡适的名声不能等量齐观，但大致是学术艺术领域中第一流人物。其中，凡是被抬高利用的“正角”多半死去或建国初期死去，譬如徐悲鸿和梅兰芳，很方便被神化。在世的则比较难办，譬如郭沫若，他到“文革”时期的表态更进了一步，公开宣称要烧毁自己的所有著作，事实上，他在民国时期的文艺创作并未再出版。至于那些被批判的“反派”，长期处境难堪：冯友兰很早作出公开检查，自我羞辱；沈从文完全放弃写作，并曾自杀；刘海粟成为右派；林风眠六十年代被逮捕监禁；民国时期广有票房的京剧名角，诸位可以阅读章怡和女士的《伶人往事》，就知道他们解放后从萎缩到灭绝的命运。
到了“文革”时期，几乎所有“正派角色”，亦即解放后的无产阶级文艺家，也几乎全部遭殃。所以“反派”人物远远不止这份名单。其中凡是留在大陆的，不容许他们出现在任何媒体，凡是走出境外的人物，迅速被抹杀，即便出现他们的名字，也是诸如梁实秋等被鲁迅骂过的人物，但我们不可能读到梁实秋的任何文字，不知道他也骂过鲁迅，而鲁迅文字中没有提到的人物，便自动消失。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八十年代初，我们这代人才逐渐知道学者傅斯年、罗家伦、陈寅恪、钱穆、钱锺书，小说家沈从文、废名、张爱玲……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目前就我记忆，列举以上这些。
在这些人物中，鲁迅和胡适名气最大，代表性最强，被贬褒的规格也就最高。
最近二十多年，政府相对理性，逐渐松动意识形态封锁，历史景观得以局部恢复，相对正常的学术研究成为可能。但是，长期以政治目的切割历史，因人废言，成为一种思维模式遗留给我们几代人，成为我们的细胞，甚至基因。譬如当胡适和大批民国人物的学说著作逐步解禁、公开谈论后，随即出现一种相反倾向，即贬斥鲁迅、褒扬胡适。这些议论部分言之成理，胡适的再出现也确实有益于了解鲁迅，但如果今天我们还在二者之间试图厚此薄彼，刻意贬褒，就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魔咒，因此，同样扭曲。区别，只是过去被迫扭曲，现在主动扭曲。
鲁迅、胡适，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物种与生态的问题。他们二位的是非，牵涉复杂的学术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心理问题，这里不展开。我的意思是说，人不免有所偏爱、有所倾向，但前提是有所判断、有所选择。从五四直到1949年，中国幸亏有一位胡适，也幸亏有一位鲁迅，幸亏有人反对胡适，也幸亏有人反对鲁迅——在他们二位之外，中国还幸亏有其他不同主张、不同学说、不同性格、不同来历的人物。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鲁迅被独尊、胡适被批判，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被抹杀，总的目的，就是剥夺我们的常识、判断与选择。这种剥夺的后果，是政治生态迅速败坏、文艺生态迅速荒芜，我们从此失去选择、失去记忆，最后，失去历史。我爱鲁迅，自以为熟读他的著作。八十年代以来，我开始读到胡适的著作、梁实秋的散文，还包括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等其他民国文人的作品——我发现，我喜欢梁实秋的散文，喜欢沈从文与张爱玲的小说，2007年我读过的最好的书，就是胡颂平编写的《胡适晚年谈话录》，我同时发现，阅读民国其他作者的作品，使我对鲁迅的敬爱与了解，获得更深的理由，这种了解，有一部分即来自胡适。
五十年代初，当中国神化鲁迅、批判胡适时，胡适正在纽约流亡，他知道对他，对死去的鲁迅，发生了什么，他有一次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大家会说，这是一面之词，不可能得到鲁迅的同意或反对，因为鲁迅那时已去世将近二十年，但不论我们是否相信，或怎样解释这句话，胡适说了这句话，这句话也说出了胡适，并说出了五四那代人的关系。
一个文人艺术家身后的毁誉，不绝于史，本来不奇怪，但像鲁迅与胡适这样的公案，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是否曾经发生过。孔夫子自称“丧家狗”，不是因为政治迫害，而是报国无门；诗人屈原投江的原因之一，是失宠于楚怀王；画家毛延寿被皇帝处死是他隐瞒了王昭君的美貌；纪晓岚得罪了主子，被放逐新疆，结果乾隆帝想念他，又将他召回来；至于司马迁、嵇康和金圣叹这些人物的致残和致死，是属于言论获罪。这类记载不绝于史，但毕竟那是古代，而鲁迅与胡适的故事发生在新中国。
苏联也发生过类似的故事，但远远比不上我们。此外，有哪个现代国家的政府、政党，以至于全国、全民，会对两个文学家思想家作出类似的贬褒？在法国，萨特与他的同学，同样是哲学家的阿隆，思想对立长达半世纪，萨特和他存在主义的同志加缪，公开绝交，可是法国政府和政党不会介入这种文人的分歧。更早时，纪德与罗曼?罗兰前后访问苏联，作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出了书，引起激烈争论，可是政府和政党也没有对哪一方肯定或者批判。大家知道美国著名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有乔姆斯基，有苏珊?桑塔格，可是美国还有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未必喜欢他们，认同他们。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在鲁迅与胡适的时代，有左翼，有右翼，还有别的主张与派系，有国民党，有共产党，还有别的政党，即便在各种党派或集团内部，也有左翼、右翼、激进派、保守派、温和派，如果要细分，还有极左、极右，或者中间偏左、中间偏右，等等等等。在文艺群体中，同样有各种主张、各种主义、各种派别，虽然有的很强大，占据主流，有的很脆弱，处于边缘，有的比较成熟，有的非常幼稚，但都能够发出声音，做点事情，能够保有各自的空间。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左翼文艺开始遭遇厄运，其中代表人物如胡风、丁玲、艾青、萧军、江丰等等“反党分子”与“右派分子”的命运，大家耳熟能详，不多说，到“文革”发生，党内权威理论家胡乔木、文艺教皇周扬、努力改造的小说家巴金、革命作曲家贺绿汀，还有几乎全部的革命画家、革命导演、革命演员，甚至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大批遭殃，或者被迫害，或者被置于死命……
今天的博士生应该做好多论文，详细寻找1949年以后在各个专业领域被刻意褒贬的名单。
鲁迅与这批学人的关系究竟如何？有过一些有趣的交往吗？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版图上，他们的位置又是一个怎样的格局？
陈：从鲁迅个人交往录去了解民国的“文化版图”，肯定是片面的。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近年对民国学者做了大量清理研究，诸位有兴趣，应该读他的书。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文人之间，不同门派、师承、游历、眼界，自然会有不同的圈子。鲁迅和章太炎的弟子们是留日派，胡适和傅斯年罗家伦他们是英美派，虽说都是海归，但不免有隔阂，分亲疏。这本来不奇怪，改革开放以来，许许多多从不同国家、不同学校、不同时期留学归国的海归，彼此之间也有隔阂，也分亲疏。而北大、清华、复旦、南大的教授们，包括从事不同专业的学者，都会有不同的圈子，有隔阂，分亲疏。此外，即便同一院校、同一专业的文人学者，由于不同籍贯、辈分、出身、境遇、性格，彼此谈得来，谈不来，经常走动，或从不来往，在所难免。
九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领袖，是陈独秀和胡适，鲁迅对他们敬而远之，有合作，有来往，遇见大是非，彼此声援，或者辩论，但平时未必是朋友，也未必是冤家。读鲁迅日记，五月四号那一天他写道：“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通篇没有一个字记载那场五四运动。
诸位有兴趣，可以查看鲁迅和胡适的书信，他俩在新文化运动早期很客气地交往过，胡适很喜欢周家兄弟，佩服他俩的文才。胡适是交际型人物，少年得志，成名早，在主流社会地位很高，和鲁迅的经历性格很不一样，鲁迅年纪比较大，作风比较地倾向旧式文人，胡适年纪轻，属于西方回来的新派知识分子，但这种差别也谈不上是非。
说起是非，1925年前后为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留日那群人和留学英美那群人意见相左，彼此的对立公开化，形成明显的营垒，建国后全部采取官方教科书说法，独尊鲁迅，抹杀其他。今天，史料研究早已公布当时各方意见，平心而论，英美派比留日派更理性，更超越，更具有现代国家的法制观念与公民意识。但不要说八十年前的语境，即便事情发生在今天，这些西方观念仍然会与国情发生深刻冲突，难以奏效。以我在美国的生存经验，我自然倾向胡适等英美派当时的意见，但以切切实实的中国生存经验，在更深的层面，我同情鲁迅，因鲁迅更懂得中国问题的纠葛，看破人心的险恶。今日中国许多大问题、大是非，英美式的理性姿态与法制观，越来越被认同，但在现实深层，处处遭遇国情的阻挠。“女师大”、“三一八”这类历史悲剧，在我们的时代多次发生，规模更大、剧情更离奇、代价更惨重，可是英美式的理性毫无余地。三一八事件发生后，各路知识分子能够立即在各种媒体上发言、争论、抗议、写挽联、开追悼会，可是鲁迅和胡适如果活在今天，唯一的选择是绝对沉默，此外一无所能。道理很简单，那时中国形形色色的文人还谈得上所谓“文化版图”，今日中国的文化人结构，顶多只能称作“文化板块”吧。
总之，用今天种种新观念强求八十年前的中国人、中国事，并以此作出贬褒，划分对错，那我们的进步其实有限，对中国现实的认知，也还是有限。
鲁迅交友之广，也是这个演讲中提到了的，但后人在照例的宣传中，只知道他有共产党朋友。鲁迅一生在对待朋友、与朋友相处方面，大致是怎样的性情？
陈：除了不可能查证核实的隐私，没有一位中国作家像鲁迅那样被详详细细暴露在公众面前。由于长期独尊鲁迅，他生前的所有生活记录——日记、书信、大量回忆和旁证——不但全都出版，而且重复出版。诸位如果真要了解鲁迅，可能要比了解任何其他中国作家更方便。这些资料中充满鲁迅对待朋友的故事和细节，诸位有兴趣，很方便查证。
然而长期被政权神化、非人化、政治化，鲁迅反而被过度简化，鲁迅资料中丰富翔实的日常细节，后人视而不见，绝大部分人谈起他，就是好斗、多疑、不宽容。语文教科书长期强迫学生阅读鲁迅，成功地使一代代年轻人厌烦他，疏远他，今日的文艺中青年多半不愿了解他，因为怎样看待鲁迅早已被强行规定，以至几代人对威权的厌烦、冷漠和敷衍，也变成对鲁迅的厌烦、冷漠和敷衍。敷衍一位历史人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简化他，给他一个脸谱，很不幸，鲁迅正是一个早已被简化的脸谱。
鲁迅很早就说过，你要灭一个人，一是骂杀，一是捧杀。大家现在看见了，过去半世纪，胡适被骂杀，鲁迅被捧杀。近年情况反了一反，是鲁迅开始被骂，胡适开始被捧，然而还是中国人的老办法：要么骂，要么捧，总不能平实地面对一个人，了解一种学说，看待一段历史。
“兄弟失和是他最难释怀的内伤”，这几乎也可算鲁迅生涯中的一桩超级情感公案。而且，尤具戏剧性的是，他与周作人在进入历史书写中所处的境地，甚至都可以用“神鬼”之别来描述。这个方面，除了失和内情的悬疑，周氏兄弟在对待亲情方面，性格有很大的不同吗？就鲁迅的作品来讲，有涉及这些的吗？
陈：鲁迅不是神，周作人也不是鬼。周作人曾在早年说，自己心中有一个“绅士鬼”，一个“流氓鬼”，这是文学的说法，修辞的巧妙，我们就此说周作人是鬼，那是不懂修辞，不懂文学，别说当不成绅士，恐怕还不如流氓，中国从前的流氓，有性情，会说话，用词很别致。如果因为周作人当过汉奸，就说他是鬼，更不应该。你是陈独秀，是胡适，是周作人的同辈，你或许有资格骂他一句，贬他一贬，到了我们这一代，有什么资格呢？我不认为我有资格责难前辈，看不出我们有什么道德的高度可以遥远地责难一位五四时期的文人——那是多么轻佻的道德姿态。诸位请看看今日中国成千上万的贪官、污吏、黑矿主、王八蛋，那才真是妖魔鬼怪啊。
至于周家兄弟的情感关系，哥哥弟弟都写过。中国从前的规矩，母亲死了，大姐在家就是母亲，父亲死了，大哥就是父亲，担当权威，负起责任。鲁迅的父亲早死，此后一生，他一直是位好哥哥，不摆权威，尽责任。他留学回来，接母亲到北京，给弟弟在北大安排教职，北京两处房产是他的薪水盖起来。弟弟得病，他比弟弟还急，后来写在《兄弟》这篇小说里。但是彼此失和，直到去世，在可见的文字中，两兄弟都很得体，即便在大观点大是非上有所暗示，有所表达，也十分厚道，十分守度。从前有句话，叫作“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何况兄弟失和。大家要知道，他们周家兄弟在当时是极端新派的、前卫的文人，但他们的行为大致遵行旧道德，不但他们，英美派海归的为人处世也谨守旧道德的规范。胡适在台湾去世后，蒋介石挽联就说出这层意思，我记不得原话，大致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我们再回头看看从1949年直到今天，中国的文人之间、师生之间、朋友和亲人之间，发生多少卑鄙丑恶、乖张惨痛的故事，像周家兄弟那般失和，像五四文人那种有教养的绝交关系，在今天，寥若晨星。
据说周作人晚景很凄凉，他一生是不是都对鲁迅怀了怨恨之心？
陈：周作人晚年不是凄凉，而是孤立和悲惨。说他孤立，因为建国后他被提前释放，毛泽东批示将他养起来，写回忆，弄翻译，月薪两百元，相当高。但他不再有朋友，不再有社会地位。说他悲惨，是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多年，到“文革”，他就被红卫兵折磨，撵到破屋子里，有个老婆子偷偷伺候他，有一天他在炕上喝完一碗粥，当天就死了。
——长沙谈鲁迅(2)
更新时间2009-1-15 11:50:27 字数：5363
周作人晚年有一方印章叫作“寿则多辱”，说的是实话。但他刻这方印时，还想不到会领教“文革”时期的侮辱。他因汉奸罪被审判，坐监牢，属于惩罚，不是受辱。至于他一生是否对鲁迅怨恨，我以为不要随便揣测。即便有怨恨，那也并非是错，因他是鲁迅的弟弟。而像这样的兄弟恩怨，不是外人可以任意揣测的。在座诸位可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但都有父母、亲人、好朋友，外人公开揣测议论你们的私人感情关系，你们会同意、会接受吗？
“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个意思，就是事实上的鲁迅并不只是诅咒万恶的旧中国，他诅咒之外的东西，可以简要介绍一下吗？陈：“吃人”的“礼教”，顽劣的“国民性”，军阀统治，国民政府的压迫，等等等等——这些主题，是鲁迅一代知识分子全都诅咒的事物。陈独秀、胡适，当年就是发起反礼教、主张文学革命、呼吁改造国民性的先锋人物。
可是为什么大家只知道鲁迅一个人在“诅咒”呢？就因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和知识遗产，被高度政治化——胡适的知识背景是英美那一套，后来又和国民政府合作，所以他的革命性全部不算，变成反动派；陈独秀因为二十年代末不服苏联的管制，既被共产国际抛弃，又被中共党内打击，所以他的革命性也全部不算，连创建共产党的大功劳也不算。鲁迅死得早，没有介入国民政府，也不是共产党员，而他的“诅咒”具有高度的文学性，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其他新兴知识分子比不上，所以鲁迅在建国后最有利用价值，最方便被以一种极不道德的方式树立为一个道德的，甚至超道德的形象，来压迫大家。
在这一场巨大的阳谋中，真正被利用的是我们几代人。独尊鲁迅的真目的，是为了使我们无知，使我们不怀疑，使我们盲从意识形态教条。我应该说，我们几代人被成功地利用了。现在一部分人知道被利用，于是掉过头来诅咒鲁迅。
那么鲁迅是否还“诅咒”过其他事物呢？第一，鲁迅固然诅咒过古文、礼教之类，但对其他事物，他不是诅咒，而是怀疑、讽刺、批评；第二，他议论过的事物，太多了，譬如文人相轻问题，翻译问题，美术问题，小孩子和妇女问题，留胡子和拍照问题，书籍封面设计和毛笔钢笔问题，等等等等。但他怀疑批判的方式多种多样，有轻重，有曲直，亦庄亦谐，即便他被引述最多的批判命题，也不像长期宣传的那么极端、片面、简单。所以第三，今天议论鲁迅的年轻人，阅读过几本鲁迅的书？阅读过多少其他五四文本？假如阅读过，应该不会有以上问题，不会问鲁迅时代的其他文人是什么状况，鲁迅怎样对待他的朋友或兄弟，尤其不该问鲁迅是否还诅咒过其他事物。为什么呢？因为只要阅读鲁迅，阅读那个时代的作品，就不会有以上疑问，即便有，也不是这么问法。
总之，半个世纪的洗脑，弄得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变得不知道，本来蛮清楚的是非，变得不清楚，本来很普通的常识，变得很稀罕。独尊鲁迅的后果，不是我们只知道鲁迅，不知道其他人，而是我们连鲁迅也不知道，也要来问。
我今天回答的，其实都不该是问题，结果都变成问题，要破解这些问题，很简单，请阅读鲁迅。可我从来不劝告别人读鲁迅，因为几代人被逼着读鲁迅，读了等于没读，或者，还不如不读——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扭曲鲁迅，就是我们的被扭曲。
在这个演讲中，陈先生也认为“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那么，鲁迅生前的语境究竟是怎样的？通过鲁迅的作品，我们是否能比较全面客观地了解到？或者说，我们需要如何自觉地破除掉那种强加的误导，去通过鲁迅作品，而真正了解那个时代？
陈：当我们说怎样“真正了解那个时代”，似乎暗示：我们已经了解自己的时代——我们真的了解自己的时代么？我看不了解。我们为什么要了解“那个时代”呢？就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的时代。
鲁迅时代的所谓“语境”，当然可以在鲁迅作品中到处感受。譬如他们两兄弟伙同北京一帮不安分的教授，一再写文章公开痛骂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现在哪个文人敢骂现任教育部部长？就算有，哪家媒体敢发表？又譬如鲁迅多次提到检察机关任意删除他的文章，可是当他将那些文章凑成集，还可以补全被删除的句子和段落，而且在下面标上黑线，告诉读者这些字句段落曾经被删除。诸位要想“全面客观”了解“那个时代”，读一个人的书，绝对做不到。最笨的办法就是读各种各样的书。如今的书店和图书馆，各种各样的书越来越多，只要你想了解，你就去买来借来读，好不好？
至于怎样“自觉破除那种强加的误导”，我的意见，是先从语言开始，从我们张口说话开始。我们几代人，包括今天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一开口，一下笔，都是党的语言，党的文化，除了这种语言，我们没有别的语言，没有别的表达方式——但这个问题太大了，这里不展开。
《笑谈大先生》说了鲁迅的好看好玩，印象最深的还有那些评价，说一些人，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这点真的显出有“不仅还原鲁迅，还还原着一个时代”之感。希望仍以这样生动可信的方法，为我们再画一个时代轮廓背景里的鲁迅像。
陈：这也是多读书的问题。“事功”在鲁迅之上的人物，民国时代太多了。譬如鲁迅是晚清的留学生，早期留美学生中有位詹天佑，曾经建立大功劳，就是发明了“人”字形铁轨，修成京张铁路。留日学生中有位大名鼎鼎的秋瑾姑娘，为了反清，脑袋给割下来。鲁迅从来没有发明任何有用的工具，也没有为革命蹲过一天监狱，更别说献出生命，他只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小说，叫作《药》，算是纪念秋瑾。
可是我以为这几千字，可能比秋瑾姑娘的牺牲更有价值。秋瑾献出自己的性命，未能阻止在她身后多少百万的性命继续牺牲，白白死掉。鲁迅借她这条性命告诉大家，中国的许多场革命何其虚枉，中国的亿万百姓何其昏昧，多少烈士以为一死之后，可以唤醒大众，可是后来几十年，上百年——容我说句残忍的话——成千上万的烈士真是白白死掉，他们以为自己的血可以免除民族的罪孽，结果我们的种种罪孽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今天社会上许许多多悲惨离奇、卑鄙无耻的事，在秋瑾和鲁迅的时代，不但没有，而且说给他们听，他们根本听不懂。
可是民众不仅不想到感念烈士，而且多数早给忘了。鲁迅在二三十年代的几篇杂文中就写道，民国人早已忘了建立民国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现在大家看看，什么七十二烈士，什么秋瑾姑娘，包括《药》这样的小说，包括小说中揭示的道理，多少人记得？多少人在乎？这就是鲁迅的小说的厉害——在中国，你为大家死，你死了也白死，而鲁迅呢，我看是写了也白写，他的书写的残酷，犹如血迹，是让人看了害怕而厌恶，赶紧清洗掉，弄得不像出过血才好。
所谓“事功”，大约是指某人为社会、为国家做成什么事情，可是我用这个词，意思是我们怎样看待一位文学家，怎样看待一件毫无用处的文学作品。现在对鲁迅的许多非议，其中一条就是说鲁迅只管批评，没有正面的建议。这话很好听，仿佛很正确，也是今天经常听见的漂亮话，说是许多知识分子只知道批评，不做实事——没错。鲁迅不会建造青藏铁路、不会弄个卫星升天，也不可能发明一项手机功能，或者给诸位找份工作，加点工资，教你怎样升官发财……中国这一百多年关于物质的事功，何止千万，诸位今天大学毕业，如果以为多少万年薪，弄个公寓，买辆好车，便是人生的大幸福，大目的，那真是别去读什么鲁迅与胡适，不如痛快赚钱，或者赶紧做官，任期内闹点政绩，拆几条马路，圈几块地皮，撵走居民，盖几座高楼，那才是伟大的事功啊！在《鲁迅与死亡》中，记得有说鲁迅写故友或纪念文字，总能击中人心，音容笑貌愈加清晰，但后人再来写故去的鲁迅，却是越描越模糊。为什么意识形态会戕害人心到这个地步呢？
陈：鲁迅是个至情至性的人，鲁迅又是现代中国罕见的文体家。有这两条，鲁迅的文章这才深沉动人。所谓“意识形态”教育的恶果，一面是泯灭人性，一面是破坏文体。为什么文体那么重要呢？因为感情性情，人皆有之，但你得将复杂细微的内心情感说出来、说得好，却是非常难。别说悼念文章，就是哭丧也要绝好的技巧。我在乡下插队落户时，亲眼见过发丧的家族特意花钱请乡里公认的专业哭丧人，调动情绪，营造气氛，那是哭得来出神入化，从低音到高音，从喃喃私语到放声号啕，那节奏、音量、姿态、表情的控制，简直叹为观止……这样来比喻鲁迅的文章，固然不妥帖，不过诸位要是读一读鲁迅的书，再查对文章写成的日期，你就会发现，鲁迅几天前写写调皮的短文，今天沉痛地悼念朋友，再过几天，他又去写妙趣横生的时评，或者老老实实的学术文章。
其实民国时代，连朱德这样的武人悼念母亲的文字，也是质朴真挚，比今日的文人写得好。那时的文人描述亲友，悼念故人，有不少好篇章，譬如朱自清的《背影》，虽然我不认为写得那么好，但也情性毕露，很可读。
这五六十年，全社会发展出一整套语言，煽情、造作、夸张、空洞，打开电视，几乎每个节目主持都用这种语言说话，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这样说话，即便说的是真人真事、真挚的感情，语言却是空洞、夸张、造作、煽情，而且大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我们是从丧失语言开始，丧失了传统、丧失了天性。你去听听一个幼儿园孩子说话，说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就已经造作不堪，不像一个孩子的说话。但这个题目太大了，今天也不展开。
鲁迅其实有比较长的教书生涯。他是个好老师吗？是怎么样风格的一个老师？他有情感传奇，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你也曾教书。对他的教书经历，有过特别的关注、兴趣和研究吗？
陈：鲁迅的所谓“师生恋”，在民国人物中并不格外“传奇”，算不得“轰轰烈烈”。当时著名的恋爱太多了，暗中的罗曼蒂克故事也不少。单是第一代共产党内的爱情故事就多得很，不方便说，可以公开说的，譬如徐志摩与陆小曼，徐悲鸿与孙多慈，都是有名的例子，在当时公开登报的……胡适与原配白头到老，名声很好，但他与美国恋人几十年的情书，台湾早已出版，他女朋友不止一位，当然都很得体。那位曾经要和鲁迅打官司的顾颉刚，在原配之外曾长期追求一位刚烈的革命女生，书信日记里是死去活来，那女同志解放后还在政协做官。被军阀枪毙的著名报人邵飘萍，三房夫人，都是红颜知己，大好人。北大前校长蒋梦麟丧妻后，与一位女子的婚恋在台湾闹得一帮老朋友伤透脑筋。还有左翼大王、文化主管周扬同志的发妻，是一位大家闺秀，变卖家当支持老公闹革命，结果周扬去延安后将她抛弃，娶了新人，一直瞒着，以至含辛茹苦的夫人得知后，发疯至死。另外，建国后第一任文化部部长茅盾先生也有一场漫长的婚外恋，那女子解放后还写了痛苦的回忆。
鲁迅因为被独尊，所以他的所有故事被放大，挡住了许多民国往事。现在，民国史料大量面世，我们可以自己看一看。上海老中医陈存仁先生的《银元时代生活史》，其中写他和章太炎、于右任、吴稚晖的亲身交往，充满细节，好看极了。譬如于右任曾经长期躲在上海的妓院，不是为了风流，而是为了清静，又譬如吴稚晖，自己德行还好，却非常喜欢讲黄段子，逗人乐。
我不曾特别留心鲁迅的教书生涯。鲁迅不自恋，很少谈自己，谈起来，只是自嘲，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譬如教授啊、名人啊、导师啊，要么从不说起，要么就是嘲笑。可是民国的老师普遍有师德，爱学生，例子很多，举不过来。
鲁迅与年轻人的关系十分著名，生前不知帮助过多少年轻人。给他画封面的画家陶元庆夭折了，他来出钱造坟。韦素园和瞿秋白死了，遗稿都是他亲自整理，花钱出版。这些人都比他年轻十几二十岁。有些晚生后来背叛他，攻击他，鲁迅至死也并不因此失去对别的后生的好心意。而胡适对学生和年轻人也是关爱提携，不遗余力，经常慷慨出钱赞助。他提倡新诗新文学，可是自己缺少文学的才华，有位年轻诗人他赏识，可惜名字我忘记了，这小年轻老是跟他开口要钱，他也居然一次一次给，一百银元，甚至两三百，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文革”中自杀的前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胡适就曾非常赏识，亲自介绍他到清华学明代史，吴晗不久入了地下党，解放后出任北京市副市长，还不得不批判恩师胡适之。台湾那位李敖年轻时穷困，就曾得到胡适的资助，现在李敖为了感谢他，还要自己花钱在北京大学给胡适造个铜像，我猜北大不会批准的，虽然北大的光荣，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和胡适很有关系。
鲁迅教书的细节，据学生回忆，一是清晰，一是好玩，经常逗得哄堂大笑，有位北大学生听他的课，笑得受不了，说是“好玩死了”。我只记得一个细节，是他文学史课讲到古代舞女一种发型，那发型的字，很古僻，又说到一种舞姿，是身体向后仰，鲁迅就当场作出向后仰的姿势，弯腰弯到支持不住，几乎倒下去，于是直起身子，说：“非不为也，余不能也。”我猜，其实鲁迅哪里看见过魏晋隋唐的舞女怎样跳舞，他是从古书古画中看来，凭自己想象，当场做点动作，然后特意用古语说：“不是我不愿意呀，是我学不像呀。”逗大家笑笑。
好了。我现在也来借这句话：“非不为也，余不能也。”——今天给大家勉强讲鲁迅，应该到此为止了。
2008年3月16日写在纽约
写在知青运动四十周年
更新时间2009-1-16 8:00:39 字数：2430
我现在见到年纪青青的农民工、保安、小姐、女招待，就觉得我曾和他（她）们是一路人。区别自然是有的：知青是城里人，民工是乡下人，我们“闹革命”，民工讨生活，但两拨人都在青少年时代开始了大规模而被指定的流放与流浪——蓬头垢面，胡乱吃饭，在任何可以躺倒的地方酣睡，然后做工、打架、偷窃、写日记、等信，以各自的方式耍弄小聪明，试图逃开同伙，指望有一天不再是知青或民工。不过我们远比民工优越，因为有历史的名份，被称作“知青”。此番出现在画展中的家伙们尤其幸运：只因为当年喜欢画画，结果老来居然能够算是一种资格，集体举办画展纪念所谓“知青运动”，同时纪念——甚至带几分炫耀——我们的青春。其实发起“知青运动”哪里轮得到知青，我们只是被“运动”的分子；每一代人都有青春，我们的青春换得异样的说法，乃因撞上非常时代，于是仿佛有异于常人。“青春无悔”这句话早已是知青的同义词，我却听之茫然，无如改一字，叫作“青春无伤”：幸亏我们一路画了下来，不然倒是要“悔”之不迭：老来下岗、沦落、穷愁，是绝大部分老知青的宿命，而喜欢画画的青年何止千万，画画之外，他们哪来什么适足夸示的美称？
所以我们这一小撮人真是好福气。
这回的展览将会挂出一些什么画，此刻没见到，不好说。知青主题早已过时了，而当年知青画的画，与有关知青的主题，不是一回事。前者是身份，后者是作品。二者重合，也有的，譬如上海知青画家的先驱：徐纯中、刘柏荣，既是知青，又画知青。1974年全国美展有一幅很好的油画，画一群知青刚到乡下，欢笑着，排排坐，作者周树桥并不是知青。定义知青绘画是件麻烦事：论作品，知青主题是“文革”绘画一部分，难以另说；论身份，则曾是知青的画家与别种出身的同行没两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各有追求，画路不一，而今聚拢玩一回，各人大抵有职有衔，有头有脸，不再是当初混在山沟草泽的小知青。
“知青”的意思，是非常时期集体失学的少年。“知青画家”证明了什么？很简单：没有学院，绘画并非不可能。虽然今次展览的作者几乎都在“文革”后考入美术学院，但从十六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也就是今日艺术学生从附中、大学到研究生这一年龄段，我们都在乡村或农场度过，学画的来路，其实取非正式的师徒制——在欧洲于十八世纪、中国于二十世纪出现现代制式的艺术学院之前，传授绘画技艺无非各种各样的师徒制。中国古昔的画院也是师徒制，并非今日学院分科列系那一套。我所谓“非正式”，是在“文革”乱世，嗜画的少年不可能正式拜师，但我敢说，每个知青画家少年时代都有一位，以至几位开蒙的恩师，追随左右，日后闯荡江湖，更有缘巴结各省市美术长辈，寻求点拨，获得提携，这些长辈或许无名，但都是每位知青画家终生感念的老师。
此外，一个没有学院、媒体和艺术批评的年代，知青画家充任彼此的学生和老师，私心倾慕、私相仿效。青春贵在友谊，习艺的良友尤其珍贵。那十年，绘画是唯一的快乐、希望，这希望的快乐乃是从知青同类而照见自己：于是拼命画画，求上进。知青画家的“业余性”另是一种珍贵的激励，失学不要紧，我们服膺领袖的训导：“干就是学习。”知青绘画的集体模式都一样：跳过漫长的训练，直接画创作，在创作中学会怎样描摩一张脸、一群人，以及，一道荒诞不经而被严格指定的革命主题。这样子学画，既困难，又容易，我是宁可被绘画折磨，也不愿领教如今学院的教条：考试、论文、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们不敢说要比此前此后的专科艺术学生画得更好，怕也并不更差，倘若撞见可畏的后生，我会如阿Q般闪过一念：呜呼，老夫瞎画到今朝，亦算不易。
再此外，“文革”之于青年的利用与捉弄，另有一番纵容：权威的职业画家那时全部被打倒，论资排辈，暂告中止——舞台忽然空了出来，于是我们被怂恿。你是知青吗？毫无学历，会画几笔，便直接调到省市机构去画画，就我所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甚至有脱产的创作组，或者，我们全都有幸被当时的所谓“美术学习班”召集，每人一块大画布，各自逞能。现在不可能有任何机构愿意组织类似的学习班，撮拢流窜的艺术毕业生痛画创作，管吃管住，所以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并不全是罪孽，这一层，每位知青都对“文革”心存怀念，不是怀念灾难，而是乱世侥幸，竟成全了我们的画笔。
而最初的觉醒者、怀疑者也是知青：新中国第一批婴儿的成长是见证时代灾祸的全过程，即便没有参考架构，我们仍然有理由被认为是思考的一代，至少，“文革”阅历是我们足以平摊的财富，善用者，收获可观：如今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与思想领域，有分量有担当的学者大抵当过知青，知青出身的小说家是八十年代新文学主角，知青画家的表现似乎稍逊，尽管今日官方美术界与学院主事者，多有知青背景——所谓知青运动，是社会的隐痛、时代的败笔；数十万知青以光荣始而被遗弃终。我们不是革命者，但亲历革命的后果；我们不曾参与建设，但个个目击背后的代价；过去三十年，社会经已草草安顿并打发了知青一代，此后人到中年晚年，一事无成，既不如上一代标榜革命而创建国家，也不及下一代，能以可度量的各种专业标准跻身国家栋梁。从祖国的花朵、红色青年，直到回归芸芸草民，其中千分之一，略有所为。每代人大约如此，多数隐没，个别彰显，我们，居然只因画画而安身立命。后起的青年才俊足以淹没我们，知青画家们早已从“文革”的美术舞台全数退出，现在则逼近退休了——好在绘画本无所谓退休，是的，我们真有福气。
1968年，全国街巷一日之内四处张贴“上山下乡”的领袖号令。其时我十五岁，不久，既与全校同学伫立街头欢送上届毕业生集体开赴边陲与乡村。又不久，我自己也挤在起动的列车上，耳听千百人声轰然嚎哭，从此开始知青生涯。这一幕如在昨日，昨日，我们都是大孩子——诸位见笑：本次展览开幕式我们想必都会开颜嘻笑佯装年轻，而墙上大部分作品果然画在三四十年前，向今天展示当年的种种热情、荒谬，还有百分之百的真挚。
2008年4月28日写在北京
人权与死权
更新时间2009-1-16 8:02:40 字数：1235
因写到美国兵汤米的小故事，弟弟告诉我，那年首场海湾战争，鲍威尔寻求欧洲列强支持的演词中说过一句话：“除了请贵国为埋葬美国子弟兵划拨土地，我们别无所求。”这是真的。欧洲，亚洲，包括中国，都有大大小小的美军坟场——那时，作家周涛先生关于中国西部大沙漠辟为世界坟场的惊人动议，尚未提出。人皆有死，怎样死？曾在纽约看一部长纪录片，导演的镜头历时数年追踪几位将死之人，揭示一场静悄悄的民间“革命”：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厌惧病房里插满管子走入冥界的冷漠过程，于是实行人类古老的传统——在自己家里死。此刻记得两例：一是中年女作家，患癌症，镜头拍摄丈夫与她日常会友、谈笑、拌嘴、念诗……医疗是上门服务，但所有人都知道她死期将近。终于，她的尸体被裹在布中从花园玻璃厅后门给抬出去，丈夫尾随着，忽然下泪，说：“她从没这么乖呢。”因她生前是个爱辩论的女子。另一例是边远小镇老牛仔，八九十岁，如中国乡村旧习，棺木早已备妥，停在后院，儿子时常推着轮椅送他到寿材前，瞧一瞧，摸一摸。大限将至，镇上中学举办仪式，给他打扮起来：领结、礼帽、金色绶带，扶他高坐十九世纪老式马车，车后拖着那棺材，全镇游行一圈，击鼓奏乐，还有球场拉拉队女孩踢着大腿，舞弄花簇，跳跳唱唱，博老人一笑——这老者并非当地显要，不过是寿数最高的人。下一镜头，便是落葬。
人权很具体，很细致，包括怎样死法，兼及生者的感受。近时读到国中第一例注射死刑的专稿，是为人权细则之一：中国进步了。不过获判死刑者毕竟稀少，大多数人的死法，总是问题。现代医疗先进，只要经济允许，十九会去病房走那最后一程，其实死者及亲友苦不堪言。怎样苦法，唯亲历者知，不赘说。以上纪录片中的死者并非穷到去不起医院，而是与家庭、社会种种条件相配合，勇敢而宁静地追求死亡私权，至于“安乐死”之类更是早经全社会广泛争论，说来很朴素，也很奢侈。推想国中亿万同胞，适成反例：凡有条件有特权得一病房而插满管子死，另是一种奢侈，亦且摩登，但毕竟少数，绝大多数中国人草芥般生出，草芥般死掉，农村更不必说。近期《人物》周刊有位作者描述他乡村祖父的死，不过是狠心花点钱给老人弄碗鳖汤喝喝，此外也就缩在炕尾，咳嗽等死。而这老人有位孙子写出来，给若干读者读到了，也算得一种奢侈吧，不然“轻如鸿毛”，等同尘埃，有谁在乎呢——那部美国纪录片中的几位死者也是平民，却以自己的死路，亲身给现代人权的万千细则，实践一份平实切当的可能。
死之意愿，因人事、宗教、国情而分殊异，或在医院，或在自家，不好强求对错是非，原是大可讨论的事。今天写这小稿，只因前时《南方周末》鉴于沙漠坟场的宏大构想，要我说几句，事后忽然记起那纪录片，试来对比这两种死亡的念头与现状，差别之甚。再借以上真实故事，申述所谓“现代化”固然意在追求产值的数据、国族的富强，此外，更要看是否落实到人人难免的生命感受，而处处顾及人的处境、人的尊严、人的权力与权利，其中，包括人怎样死。
2008年5月11日
仍然在野
更新时间2009-1-16 8:04:40 字数：5820
——纪念星星画展三十周年现在写稿子，提及“七十年代”，编辑非要添加“上世纪”字样，弄得像在写古代。有时回想“文革”过后的种种人事，包括空气中那么一股子莫名的亢奋，跟今天比，也真仿佛是古代。
“古代”的朋友们还活着，譬如星星画会那几位。九十年代初——又得写明“上世纪”！——我在纽约林肯中心音乐厅人堆里一眼瞧见马德升，彼此握手拍打，好高兴，他身后站一位脸蛋红红的法国姑娘，那么淳朴地笑着，听马德升说“这是我媳妇！”她就用力点点头。几天后，两口子在佛罗里达出车祸，马德升原先的双腿残废，成了全身残废。
星星画会的好几位成员都去了国外：王克平、马德升在法国，曲磊磊在英国，黄锐似乎去了日本，阿城、严力、艾未未分别久居洛杉矶和纽约。现在王克平、马德升仍然留居法国，其余几位又都陆续回来了。
我们这些苍蝇啊！
上个月和阿城聚会，说起再老下去会不会色盲，抹了颜料都偏红，却是看不出来，阿城沉吟道：恐怕难免。“星星”起事那年我二十六岁，他三十岁，刚回北京，没工作，闲着，正宗“知青”转为正宗“社青”。“社青”，也古代词，今语即盲流、无业者、闲散人员。
1979年冬末的一夜，中央美院学生会忽然请到以上几位“星星”英雄，台上一排坐开，我底下瞧着就兴奋起来：这不一伙老社青么？其时我结束八年农村生涯，进了美院，算是身属官家的幸运儿。那夜送诸位英雄到门口，校园浓黑，曲磊磊转头对我说：还是你们好啊，你们考上了。
如今大学请来的全是学者教授之流，“上世纪”学院讲台却坐着这样的乌合之众，当场叫嚣。只听马德升扯着嗓子咆哮道：“官方画家彻底完蛋！搞什么艺术！就知道他妈挣稿费！”——那时哪来画廊和拍卖行呢，除了工资，穷画家确是接点连环画挣稿费……黄锐也句句不买账，可惜远在“古代”，此刻记不确。王克平穿着才刚时兴的喇叭裤，坦然四顾，神色介于流氓和公子之间。阿城说话，镇定、清晰，南方不易见到这样无畏而老成的青年。不知为什么，初起我认定他是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的讲演者，听他说下去，才知道他是远赴云南的老知青，泡了整整十二年。
他们一律是北京人。“他妈”之类，轻快带过，“稿儿费”，卷舌，字字重音。全中国，也就北京盛产这类出言不逊的逆种，且多有文艺干部子弟：曲磊磊的父亲即革命小说《林海雪原》作者，王克平的父亲据说是驻印尼大使，阿城出现，美院上岁数的老师说，哦，原来是钟惦的孩子。钟惦？前辈于是打比方：就是当年电影界首席大右派，等于美术界江丰。
明白了，原来是老左派。1949年，他们成了解放区派来的军事委员会官员：艾青接管中央美院，江丰接管杭州艺专，钟惦接管电影界。1957年三人全都成右派，而今右派的儿子长大了。
我记得黄锐与马德升是工人。不久，在哪条胡同撞上黄锐支着架子画雪景，有天夜里，还瞧见马德升正在美术馆后街柱着双拐一挺一挺奋勇走。他永远穿着绿军装，消瘦见骨，眼睛亮，咆哮时双颊泛起红潮，我无端觉得正像俄国小说里患着肺痨，同时激烈辩论的民粹党人。
那天我台底下就给这五位草寇画速写。
1979年秋“星星”起事，我在上海，不曾见，那时媒体不报，更没网络，回来听得众人眉飞色舞讲：怎样先给美术馆撵出来，怎样立刻在大街上布展，北京市民又怎样围得里三层来外三层……赶紧打听，结果是江丰做主，亲自写了序，展览给挪到北海公园画舫斋。赶紧去，果然里三层外三层，好不容易挤到画跟前，又给别人的左膀右肩弹出来，那年头，男人们个个穿着中山装。
“文革”后首次在野画展不是“星星”。1979年春节前后，上海黄浦区文化馆举办的“十二人画展”才是头一回。上海人里自有民国油画的隔代知音，气候变了，他们就把“文革”期间偷画的风景静物画亮出来；北京的野种则挑明了玩儿政治，作品不细说了，国庆节后“星星”团体争取“艺术自由”的大游行，上海人是既不敢，也不作兴，北京地面却似真有五四的遗传在。后来有张照片不知谁拍的，黑压压游行队伍，为首站着马德升，远离众人，撑着双拐堵在市政府大门前。
1980年，各种在野团体闹起来：无名画会，油画研究会，同代人画展……后两个团体多是中央美院或老附中师生，无名画会则十九是野种，主将之一冯国栋，供职清洁公司，扫大街，去年我接到他葬礼的通知，因在外地，没去成，想起他那幅愤怒的画——纯色，粗线，画一把开裂的扫帚，一张倔强的苦脸。
我记得他们最激烈的作品。王克平的木雕在当时绝对挑衅，可比正面吐来的唾沫，没商量。马德升的小木刻粗粝而纯真，画自己在斗室画画，与民国左翼木刻神似。我记得凝视这张画时怎样感动，想起我正在美院磨素描，心里觉得可耻。
为什么我没参加？1980年美院老附中的孙景波、王怀庆拉我加入“同代人画展”，我从拉萨寄了速写去，但并不觉得入伙，后来聚会仍习惯说：“你们同代人。”我会交朋友，但于团体，向来漠然，习惯一个人。国中文艺圈可尊敬的团体或许不少吧，但我从未在内心轻微嘲笑过的，唯“星星”与“无名”。
设在798厂区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11月就要开张了。头一场派对是“八五运动”盛大纪念。很好，终于熬到这一天，不但国际承认，而且是在咱中国地面上以“国际”的规格，隆重承认。但是“运动”过去有，将来兴许还会有：不管什么运动，不管为了什么。“星星”剧情很难再上演，除非全社会回到1979年。
而1979年的种种骚动与可能性，也没有了:普天之下莫非学院，野生动物濒临绝种了，除非归顺体制，哪来别的出口。这是进步与自由么？在下不敢说不是。不过诸位明鉴：这是被恩准、被控制的伪自由。1979年的野种们血脉贲张，竭力证明自由是站出来抗争，不看人脸色，不靠权谋，不投机，甚至，不是为了艺术。
“在野”一词早已不再被使用，或为煞有介事的暧昧词语——主流、非主流，体制内、体制外——所替代。唯1979年，“在野”二字确曾闪烁一时，获得真实的价值。那不是词语，而是活生生的人。眼下除了农民工，文艺圈哪来真的草寇？谁敢大庭广众朗声叫骂：“你们完了！就知道他妈挣钱！”
是在进步。无须叫骂的时代确实进步了。八五运动不是草寇运动，初也混杂、幼稚，继之彼此不服，事后争功，但参与者大致是学院师生和部分开明的美术党官；论起事的条件、规模、理论和目标，则八五运动远远超越在野群体，后者只管叫嚣，没理论，豁出去再说。终于八五运动开花结果，“走向世界”，在野群体闹了两三年便即息鼓四散，其中几位主角出国，是为涉外的婚姻。
不论“星星”还是八五运动，近三十年来各路闯祸胚子的暧昧空间与真正后援，来自“境外”，区别只在声援的方式与规模。1982年，著名星星女画家李爽刑满出狱随法国夫婿飞临巴黎，法国人在机场盛大欢迎：那场婚姻惊动了良乡监狱，也惊动了当时的法国总统和邓小平谈判。2007年，则“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在中国的公开设立，是为西洋人就近拨弄中国艺术的大手笔，而八五运动的几位“元老”，早已在西方体制名单中各占一席。
总之，他们得到了二十多年前想要的一切，在野群体呢，没事。栗宪庭有言：“重要的不是艺术。”对于“星星”成员，重要的不是成功。1979年他们在深宵的胡同里图谋举事，煮点汤面充充饥，天亮了出去闯祸，一如印象派小子当初借个场子挂挂画，是为叫板，哪晓得有一天给请进博物馆——1979年曾有人将星星团体比作人家印象派，是的，可有一比：印象派起事，重要的不是印象派，而是有沙龙。同理，“星星”起事，因为有“文革”沿袭的全国美展系统，有“文革”后恢复的学院系统，有庞大的官方美术界。然而对应到此为止，此下、此外，中国在野群体与欧洲人无可对应。
从库尔贝、马奈到凡?高这三代逆种，生前始终是沙龙的强敌，身后被证明内在于历史的肌理与逻辑。“文革”十年所有少年逆种（包括诗人与作家）即便于七十年代末冒出地面，也不曾获得起码的水土，休想发育。当年是连全国的民意表达，也只京城里半截破烂的西单墙，而西单墙观者如堵，仅在1978年深秋到1979年春，属于历史一时语塞而疏忽，出点小事故，今之媒体后生，谁知道西单墙？
那时国家初度浩劫，百事待兴。文化废墟走出两群人，以两种方式向两种方向凝聚，并日渐分殊：一是学院再度成为学院，由“文革”的恶性混乱重归秩序；一是学院门墙外渴望表达的人，趁“文革”后的良性混乱，迅即寻求表达。所谓“朝野”在1979年前后没有俨然分际：朝臣与逆种，如前述，有时是饭桌上的父子；星星画展终于过关，得助于两位官复原职的老右派：中央美院院长江丰，北京美协主席刘迅；而“星星”成员啸聚游行的前科，虽据称公安局迄今犹未销案，但那年中央美院学生会高高兴兴请来“星星”成员讲演，完全自主，不必申报，党员老师和部门领导也在座，与年轻人同样兴奋，我记得现场灯光昏暗挤满人，简直狂欢。
没有人预知将来。当年种种官方默认与草根自发的骚动，只为挣脱“文革”噩梦——三十年后，学院群体哪料到繁衍成空前庞大的官僚行政系统，即所谓“体制”；在野群体也不知道自己拱开的缺口，催生了日后新文化形态之一，即广义的所谓“当代艺术”……八十年代的故事说来太繁，反正直到九十年代初，圆明园的日常剧情尚且是逃避警察的驱赶，而体制要到新世纪这才恍然明白当代艺术可资利用——七十年代末仍是使用粮票的年代，党官与野种穿着同样破旧的中山装在食堂里攀谈，就国事与文化，想入非非：谁都“摸着石头过河”，彼岸在哪里？何时并怎样抵达？
如今我们经已停靠岸边，快乐地喘息：新世纪以来，本土体制、境外机构，以各自的“政治正确”与文化阳谋，合纵连贯，成功覆盖了所有可能的空间。年轻人的选择与回报无疑远远多于三十年前，前提是抵押自己的天性。标准模式，任君挑选：考试，入党，或者交钱。游戏规则，则是体制内外的关系学与经济学，交相奏效，统称利益学。1979年的可怜讯息无不点燃艺术家的气血与妄想，今日全方位的讯息是教你趁早学乖——“上世纪”一度肆无忌惮的激情，一度边际模糊的文化版图，悉数成为古代的传奇。在新世纪，圆熟而明智的艺术家根本不需要马德升式的叫嚣。
1946年，人在巴黎的毕加索断然拒绝纽约前卫艺术家请他声援“艺术自由”的恳求，理由是：“眼下根本没有值得对抗的学院艺术，这对现代艺术很不利。原则即便糟糕之至，也该制定原则，艺术有没有力量的佐证，在于它能否冲破重重障碍。”且慢！他所谓的“原则”与“障碍”在我们这里指的是什么？今日中国的一切，平心而论，对现代艺术很有利，但他继续说：“艺术家一旦被认可，就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可以理解，可以通过，因而只是一顶破帽子，根本不值钱。一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情，都没法得到承认！”
残忍的真话。假如毕加索了解真实的中国，这话尤其残忍。
此刻星星群体在今日美术馆被纪念，我以为是在纪念他们从未获得八五群体得到的承认——印象派乌合之众并未被当时的历史承认，他们以终结历史的方式，成全历史；中国的乌合之众得以乌合，则受惠于历史的终结（毛去世、“四人帮”就捕、“文革”结束）。什么是印象派“值得一做”的事情？扭转历史，告别过去；中国历史的正式扭转——即便仅止于文艺——则谁肯算上在野群体的份？很快，被扭转的历史告别野种，从“星星”突破的缺口中，现代艺术运动蜂拥而出，迅速抛弃、贬低“星星”往事，并蓄意忘却。
“业已过去”和“曾经发生”乃是不同的概念。1979年过去了。虽有后来的八五运动，而星星群体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先驱。怎能想象八五运动之前没有任何异常的动静、放胆的发作？而先驱的命运好比微焰，划破浊空，无可成全，除非“成全”的意思是说，他们旋即消失在异国的茫茫人海，再度成为单独的人。
九十年代初在纽约见到王克平，沉静质朴，正如我熟悉的西方单干户，据说，木雕在他院子里堆积如山。阿城的录像拍摄了坐在轮椅上的马德升，他被缓缓推出走道，只剩脑袋能够转动了，更其目光炯炯。曲磊磊在哪里？我再没见过他。黄锐依然战士之身，谈话间残余七十年代的辩论激情，留了胡子，忽然笑起来，那种在野的笑。
艾未未在那场美院讲演中并未到场，他可能是“星星”最年少的成员。我猜他从不在乎“星星”，他在乎安迪?沃霍尔。这些年他就是北京版的沃霍尔，并神奇地注入他来自上代的本土左翼性格——那是美国人沃霍尔备感陌生的性格，恐怕那也是“星星”的部分性格：照未未的动作，就是向所有庞然大物握拢拳头，伸出中指。
文学圈不很有人知道阿城早先是“星星”成员，也未必留心在他文学才华的背后，另有宽阔深沉的立场。我们所知道的阿城很难与团体发生联想，人的成长伴随种种邂逅，而团体的魅力，是因其中有人。1989年香港一家画廊举办“星星十年展”，出了册子，阿城写了动人的回忆，还有他们挤在中国美术馆第二届星星画展招牌前的集体照：那时阿城多瘦啊！1979年。
在今天的芸芸青年中，在越来越安全而有序的当代艺术中，倔强的、难以制伏的种性非但不合时宜，且招人讨厌。一个机构林立利益均沾的文艺界，一个逐渐丧失“在野”空间的权力市场。不必铲除野草，土壤经已流失，一切正在被制定、被划分、被培植。历史为此付出多少代价，这可能真是来之不易的好时光，充满希望，然而糟糕透顶。
二十八年前，星星野种在北京大街高举“艺术自由”的横幅，公然前行。二十八年后，中国当代艺术——八五运动的代名词——欢然证明“自由”的降临：至少如可恶的毕加索所言，大家总算被认可，被理解，被集体“通过”，“星星”则早已退出历史。问题不再是争取所谓“艺术自由”，这句口号在1979年既危险、又高尚，意指艺术之外的立场，但已难言说今日的现实——什么是自由，以及，怎样把握自由，才是真的问题，一个远比1979年更形复杂，同时被我们长期绕开、回避，从未解答的问题。
听说那次“星星十年”纪念展毕，他们毁坏了部分作品，作势自我了断，此后从未群相聚合。确有此事么？除了阿城，我与“星星”成员并不熟腻，原初他们好像是十六七位吧，我仅识得以上这伙弟兄。就我所见，他们，还有无名画会几位资深硬汉，从未试图获取被招安的身价，个个如二十八年前一样，自履其道，仍然在野。
2007年10月22日写在北京
日常的台湾
更新时间2009-1-16 8:06:42 字数：1733
从纸媒与电视远看海峡对岸，一片混乱，闹翻天。我曾三次造访宝岛，只是末一回去台北，距今也有十二个年头了。上周，因台湾文学期刊《印刻》举办的年度“文学营”课席，去了几天，看望台北的老朋友，兼带访故宫，逛诚品书店——没有阿扁与马哥，也没有蓝绿阵营和贪污案，我看见的只是台湾的日常，日常的台湾。日常所见不免琐屑而平凡，我的形迹无非是机场，海关，宾馆，街市，搭计程车，看路上的人群，和朋友在酒吧夜谈。台北故宫大幅装修过了，最高建筑“一零一”的北端现在是诚品的“旗舰店”，楼层内的咖啡座与各种时尚店，已近东京的水准。十多年前位于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正待停业翻修，附近街心花园的吴稚晖铜像，当阿扁主政时，已被拆除了……短暂逗留，我无意核对十多年来的变化，对岛内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没意见。我所搜集的密集印象，仅只是交遇过往的生人与熟人，什么印象呢？很简单，用大陆的说法，即“五讲四美”，引祖宗的古语，就是“温良恭俭让”。
台湾人情好，我早就领教的，但那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可就处处看得稀罕，然而难描述。譬如“文学营”主办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没有差错延误，没有横生枝节，大陆做不到这般周详与准确；又譬如宾馆服务敬业到令你诧怪，每个服务生会一再提醒你有访客的留言，额外的请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绝对准时照办；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掌柜的看我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迅速数过，换给你整数纸币；在故宫买画册，台币不够，人民币能用吗？——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种种零星小节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走在这样的人丛中，我发现只有我自己时或粗心、急躁，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因为我已像久在此岸的人一样，惯于粗粝的生活，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连日会面的新朋旧友则另是一番温良与教养：非常地想要见见，但必定问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强或为难；席间随口应许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却已悄然办妥，如变戏法一般；谈话间难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议论，抑扬有度，不夸张，不渲染，总留三分余地，说是世故，却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点不是勉强，显然从来如此。通常，台湾对此岸的客人大抵格外客气，格外热忱，我的留心观察却并非人家怎样待我，而是人家怎样对待彼此，这一看，我随时随处目击的人情，实在并非假装——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装不出来，也装不像，我所以觉得以上种种情状难以举证描述，并非指社会精英，而是在街市随处遇见的人。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台湾人的恭谨是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不给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规矩兢兢业业，台湾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并不板着脸。细想想，好像在吴、蜀、闽、粤，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偶或遭遇，会念及早先的南中国民风大致还好——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种表现——而今日各大都市的民风民德，还用我来细说么？
所谓“温良恭俭让”，现代的说法叫作“公德”，也近于如今大陆常说的所谓“底线”。倘若温良恭俭让被养成集体的习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台湾的种种问题已被说得太多，不提政治状况，只说社会罪案，自我八十年代便在纽约华人报章不断读到，最惊心是九十年代演艺家白冰冰女儿的被绑架被撕票大案。然而由媒体了解一地，与亲履亲历的经验，实在天差地别，不可混同。我短暂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肤浅，但我所看重的正是这点浅表。假使社会的浮面与浅表都不好看，不看好，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度过每一天？我不关心台湾曾经戒严与解严，也不关心那里如今实行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以我的阅历和记忆，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时，世道尤为难测。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会的常态，是否失去底线。总之，在台湾，在这短短几天，我有所触动的并非阿扁的遗患或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琐碎。
2008年9月4日
绅士的没落
更新时间2009-1-16 8:08:42 字数：2095
您觉得什么样的男士才能被称为绅士？陈：交谈时看着对方的眼睛，注意倾听，不打断……
您觉得一位男士做了什么行为他就绝不可被称为一位绅士？
陈：只顾自己说话，动辄打断别人……抱歉，我的标准很低。
您见过的最绅士的一位男士是？他让您印象深刻的绅士举动是？（如果这位男士不是您的家族成员，那么在您的家族中，请您列举一位绅士和他展示绅士风度的具体作为。）
陈：不知道。不记得了。四十多年前倒是有一印象，是“文革”刚开始，弄堂对面一位老先生——不知是资本家还是别的什么反动分子——挨斗挨打后，每天被勒令拿把扫帚当众扫街。我从阳台看下去，只见他头发两边分梳，一丝不苟，优雅地欠身，一手持帚缓缓清扫，一划一划，很均匀，很仔细，另一手臂还像往常那样微微背在腰后。所谓“闲庭信步”，就是这样子。他年纪大概七十岁吧，小孩子走过，骂他，唾他，他就立定，很自然地微微笑着。孩子走了，又缓缓扫地。
我亲自认识的绅士，是刘索拉的丈夫，阿克巴?阿巴斯，印度裔香港人，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衔烟斗，安静地笑，一米八几高。
您见过的最不绅士的一个举动是？何人何时何处？
陈：上街，进饭馆，开会，看电视……机会太多了。但也谈不上“最不绅士”。即便独自待在家里也能见到：就是我自己——出国后，我大约知道什么叫作绅士，要学，太晚了，而况绅士学不来的。
您觉得中国绅士相对于西方传统的绅士，有什么特殊之处？
陈：我见过西方传统绅士，虽然不多，但肯定没见过他们被迫当众扫地，所以不好“相对”而比较。在中国电影或电视连续剧中当然见过很多旧时的绅士，服装不像，神态更不像。索性不扮绅士也罢，一扮演，就不像了，虽然还要做出他以为（其实是导演以为）的绅士模样。老演员没问题。赵丹、刘琼、金焰、金山、孙道临……他们小时候见过真的绅士。
有位老演员，白羽，在《风暴》中演一位文人军阀，那副儒雅而狠毒的绅士相，谈吐徐缓，斯文入骨。
您觉得在现代社会做一位绅士有困难吗？哪些困难？
陈：我也不晓得我们如今这算不算“现代社会”。豪宅、美车、会所、雪茄、高尔夫球，并不就是“现代社会”。但如今“做一位绅士”一点不难，谁见过绅士呢？还以为很像。
您在公司的年会、朋友的婚礼和私人的酒会分别会如何着装？烦请详细描述一下服装搭配，比如样式、颜色或品牌。
陈：我只有一两套出客穿的衣服，全是黑的，谈不上搭配。除了两件阿玛尼上装——阿玛尼上装的伟大是正好适合中国瘦男人—我不在乎，也不清楚品牌。
您在高级西餐厅会如何表现，比如点菜、点酒等细节？
陈：很抱歉，我亲历过饥荒年代，至今不顾吃相。别问我这些雅问题。我不会因为自己是所谓艺术家就在“高级场合”装自己。假如在昂贵的自助餐厅，我会在没人瞧见的片刻多拿好几只牡蛎。团坐点菜的场合，众人客气——也许真的饱了，或过惯锦衣玉食的日子——不再动菜，我要是谗，还会伸筷子。
您觉得女性在您的生活中占有怎样的地位？您会如何对待一位火辣性感的女子？
陈：我刚从上海尽孝道回来，陪伴母亲，下个月还要去。“火辣”或“性感”的女子常会遇见吧，在街上一眼就能辨别——谢谢上帝赐我眼福。不过既火辣而又性感的女子，不容易见，我要想想看。如果有这样一位女子居然和我搭腔，我更要想想看：该怎么办？这是经验的问题，有些经验不是你要有就有的。
您觉得绅士必看的一本杂志或一本书是？
陈：真的绅士就是一本书，我愿好好看“他”。
您觉得您是一位绅士吗？为什么？
陈：我是一位老知青。
您觉得艺术家和绅士是互相抵触的概念吗？为什么？
陈：要看人。杜尚，准绅士，博依斯却不是。马奈是个可敬的绅士，德加是个可厌的绅士，凡?高和高更不是。幸亏他俩不是。塞尚和毕沙罗则有时是，有时不是。
您觉得谁是艺术家中的绅士？
陈：你指的是中国艺术家吗？
就您认识的男性当中，您觉得绅士和非绅士的比例是？
陈：我认识人有限。我不在乎他们是不是或像不像绅士。中央美院老教授詹建俊，绅士，形神俱佳。活在这五六十年而仍然不失为绅士，是稀有动物的景观。
老一代党干部我记得颇有绅士相，他们其实出身民国时代有身份有教养的家庭，一浪漫，去革命了，没丢性命，当了官，地位高，假如心态还好，便显得十分儒雅而宽松，言语得体，淹然有风姿。从前的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侨办主任廖承志，绅士相，至少在镜头前一点不做作。周恩来通常被认为有绅士风度，但绅士并不单指风度，我们的老总理其实是位无比坚强的共产党员。
现在的党干部都是解放后长大的，绝对不可能了，哪来比例啊。不是说他们不好，但你问的是绅士。
您觉得最有绅士精神的一个城市或地区是哪里？（如果您选择了一个国外的城市或地区，那么在中国，最有绅士精神的一个城市或地区又是哪里？）
陈：有。台湾，香港。我在这两处中国领土走走看看，犹如艳遇，心想还好，没绝种。
2008年4月
台湾的文艺家
更新时间2009-1-17 8:00:53 字数：2069
自八十年代在纽约结识台湾文艺家，一来二去，总觉得这些同文同种的同行和我们有点异样。九十年代末常回大陆，新朋旧友的言状作风也渐变异——但并非台湾同行的那种异样——新世纪迄今可就日甚其异，我得悄悄调整才不至于在大陆同行面前暗暗受窘，最显著的进步，就是学会可别率尔谈论艺术。不谈艺术，谈什么呢？细想起来，却不记得谈些什么。概括地说，可能是位子？票子？房子与车子？当然，还有至关重要的路子……此外便是不咸不淡的闲话。几位熟透的老友自是例外，一见面仍旧挠痒痒似的聊艺术，而偏是这类憨人大致对位子路子之类不开窍、缺感应，直白地说，就是比较傻。这回去台北和几位老相识重逢，十几年没见了，一个个都还是从前那般，说不几句，就聊到各自永在周旋思忖的那一门子艺文，简直像卡槽的唱片，我忽然明白了：他们的“异样”固然不止一端，但相对今时中原文艺人普遍的老于世故或嬉于世俗，显得有点傻。
侯孝贤六十开外了，惯常如老农般寡言，除非说到电影。譬如问及《海上花》劈面头一个镜头不可觉察的移动，他来神了，详详细细跟我说机位怎么摆，演员又是如何调弄……朱天文长我一两岁吧，辫子斜扎，还有校园姑娘气，她出书不断，居然至今手写，不用电脑，若是开口言说必是文学的心得，脸色一正，如正在写作中，好一番思量……诗人杨泽是在纽约相熟的老朋友，那时他出版诗集《仿佛在君父的城邦》，意指当年被阻隔的中原，日后回台主编《中国时报》副刊，这回面见，意态殷殷要我写写作为“南朝”的台湾文化，显然对宝岛仍在爱恨交加的思绪中，心灰而热肠……张大春，台湾文坛悍将，这回特意听他一堂课，单说“七言”的缘起，深入浅出，浅出而深入，真听得我佩服，学生是社会上老中青业余爱好者，于各种典故应对如流，念及中原所谓“国学热”的虚火与声势，还是闹“运动”那一套，对岸则真的是在上课，好安静，好平常，窗外艳阳……九十年代以世界摄影观念启蒙大陆同业的阮义忠是个激动之人，才刚握手坐下，就讲起不久前在台北看柯特兹原作展：“哎呀呀，老兄！那种质地，那种震撼……”瞧着脸就涨红了，仿佛文艺青年，算算他也年近花甲。
天下文艺人的性情行状，本无定规，不该有个模式。我自己平素就不热衷整天价谈论绘画，念叨艺术。可那几天一拨拨与台湾老友倾谈，忽然置于一种疏远已久的氛围，那氛围，非指艺术，而是我们也曾有过的率真与本分：在我曾嘲笑的八十年代，中原文艺人群相聚首，一概热烈地犯傻，而此岸同行的集体来历，我也其中之一，毕竟熟悉而同情的，无非压抑过甚，穷贱过久，如今大约是该抖他一抖，活得猖狂一点吧，只是瞧着对岸同行的守本色，不免发生感触。
譬如老友请我吃饭，亦如从前那样寻个街边店铺，并不去豪华宾馆开包间，因出入各种场合，他们不在乎朋友是否在乎彼此身份的贵贱；除了本业，我至今不清楚这些哥们儿挂靠哪个“单位”，或有人兼课任教，或阶段性属于某些民间机构吧，但对岸哪有遍布中原的作协、影协或美协，他们向来只是“个人”、“自己”。享誉台湾数十年，以上几位无可置疑是岛内一流艺术家，可是没一位身居官位，言谈神色间看不出半点周旋官场的潜意识或显意识；他们的青春记忆有过白色恐怖，书报查禁，但从未经验彼此揭发、痛遭批判、革职流放，是故说及戒严年代，大抵平静笑谈，既不会咬牙切齿，也不会因创伤太深而刻意遗忘。他们中好几位出身“眷村子弟”，即王朔似的“军区大院”孩子，但细究其详，却又不好比较：譬如朱天文的父亲朱西宁原是“国军”作家，一路南渡，居然带着张爱玲的书，又在七十年代胡兰成来台授课而被正人君子讨伐之际，邀胡来家久居，日后成了朱家小姐妹的启蒙师，这在“我军”简直大逆不道。另一位“国军”画家李仲生，南来台湾，五十年代即以立体派与抽象画影响弟子，培育了岛内第一拨现代主义画家，这在“我军”又是匪夷所思……说起台湾种种，我们时或粗粗撮要国共之间两岸历史的相似，一笑而过，细究其故，其实越说越见分殊，这分殊，是当我将两岸同行一事一事比照过，这才愈见其深，背后的缘故，说来话长。
那天新竹文学营课后，教员休息室挤满十来位被邀请的文艺家，或年逾古稀，或正当少壮，报出名姓，全是岛内精英，如雷贯耳，也不过一人分一盒便当——如今中原大学客串教席的最低待遇也必是校园餐厅开包房——他们无官无衔，各自经营一摊行当，唯美其名曰文艺家。忽然我想起邓丽君、三毛、琼瑶、罗大佑、李敖、柏杨……二三十年前，这些人物的作品远渡此岸，如消息，如南风，拂润浩劫过后艺文枯败的大中原，如今中原的无产阶级文艺家变阔了，神气了，还记得昔时对岸的如缕南风吗？
此刻他们出去进来，调笑逗趣很开心，显然好久不见了。我从旁闲看，心里想：他们也会有异见、门派、代沟、猜忌吧？老一辈，则可曾在蒋家父子的时代有过同行相残的冤案与中伤？凡有人的地方总有这等小故事，但眼前这台湾文艺的日常一幕，又还是觉得有些异样，并非仅止温良恭俭让——隐隐约约，又像又不像，我瞧着偏安岛内半个多世纪的同行与同胞，无端望见了民国时期的文艺家。
2008年9月9日
午餐时间
更新时间2009-1-17 8:02:53 字数：1146
年初去纽约探望母亲和弟弟，饭后闲聊，弟弟说起单位的小事：2005年，南洋海啸万人死。单位午餐时间，便有同事搭起临时桌面，大家围拢，当场掏钱：二十、五十、上百美元，各人自便。如是者三五天，都在午餐时间，顺便，不耽误上班。临了捐款数目一并公布，做成账，上交专门机构汇到南洋灾区去。弟弟供职“联邦交通局”，算是“公家”，许多纽约大公司（即所谓“私营企业”）的芸芸白领也都踊跃捐款，用我们的老话：“群众发动起来了！”其实没人发动，和政府更不相干。美国政府的恶习不是扮演“世界警察”吗？美国人民的恶习之一，捐款救灾是也：但凡哪些不相干的国家地区遭了灾，“群众”就来纷纷掏钱管闲事。我居停纽约那些年，没单位，但常见教堂或社区的走廊院子里，悬个告示，搭开桌子，太阳底下一堆老百姓不动声色在捐款，事情办完，撤摊。
那年美国新奥尔良州飓风肆虐，屋毁人亡逾百千，弟弟单位，一点没动静——这是美国自家事，华盛顿会管，新奥尔良政府会管，全国各州援助，无数民间机构更会援助。这帮慷慨而精明的纳税人很清楚：南洋灾民比美国人更需要援助，而美国要比南洋更知道如何援助。援助，是一项专业。我有位中国画友那年正在新奥尔良，海水淹了他满架子画册和书籍。“丹青啊，你给我画的像也淹了！”他笑呵呵叫道，然后问我要不要买油画材料，“尽量买！除了家具、物资、抚恤金，光是政府赔我补充画材的经费就有四千美金，两年了，我还用不完！”
“9?11”过去七年了。你打听打听纽约下城密密麻麻得了高额补偿的私人与公司，就会知道什么是福利与人权国家的“国难财”，也会明白捐款南洋的热心公民何以母国遭灾，个个无事人一般。
好了。读者看出我是在暗示今春我国大雪灾沿途一塌糊涂的交通线……谢天谢地，过去了。近时“各级领导”正忙着论功行赏吧：论天灾，此番死伤比之海啸飓风，轻太多了；论人祸，则救灾的机制、援助的效率，早有不少文章聒噪过——政府独揽，民间无为，一方有难，八方措手，便是体制与国情的大隐患。“文革”时有句口号叫作“一切交给党安排”，有位文人私下多嘴：“哎呀，党多累啊！”随即被揪斗。而此番全国救灾的一笔亮色，是十几位河北农民义重如山，驾辆破车跨省越界径赴现场去救灾。人家有钱出钱，咱们有力出力，二者性质虽存大差异，但我那天读了报道，沛然神旺，简直活生生瞧见一组现代迷你型薛仁贵征西，好气派！昔年，杜月笙尚且划拨黑钱给河南灾民大捐款，今时燕赵好汉的义气丝毫不减。可是诸位明鉴：当今不是讲义气的时代，灾情骤起，偌大的国家和社会还看有没有自为自在的民间。什么才是真的“民间”？怎样叫作“自在自为”？答案说来简单，做到委实很难，就是：各单位安安静静排几张桌子，从善如流，利用午餐那点时间。
2008年3月31日
写在知青运动四十周年
更新时间2009-1-17 8:04:53 字数：2430
我现在见到年纪青青的农民工、保安、小姐、女招待，就觉得我曾和他（她）们是一路人。区别自然是有的：知青是城里人，民工是乡下人，我们“闹革命”，民工讨生活，但两拨人都在青少年时代开始了大规模而被指定的流放与流浪——蓬头垢面，胡乱吃饭，在任何可以躺倒的地方酣睡，然后做工、打架、偷窃、写日记、等信，以各自的方式耍弄小聪明，试图逃开同伙，指望有一天不再是知青或民工。不过我们远比民工优越，因为有历史的名份，被称作“知青”。此番出现在画展中的家伙们尤其幸运：只因为当年喜欢画画，结果老来居然能够算是一种资格，集体举办画展纪念所谓“知青运动”，同时纪念——甚至带几分炫耀——我们的青春。其实发起“知青运动”哪里轮得到知青，我们只是被“运动”的分子；每一代人都有青春，我们的青春换得异样的说法，乃因撞上非常时代，于是仿佛有异于常人。“青春无悔”这句话早已是知青的同义词，我却听之茫然，无如改一字，叫作“青春无伤”：幸亏我们一路画了下来，不然倒是要“悔”之不迭：老来下岗、沦落、穷愁，是绝大部分老知青的宿命，而喜欢画画的青年何止千万，画画之外，他们哪来什么适足夸示的美称？
所以我们这一小撮人真是好福气。
这回的展览将会挂出一些什么画，此刻没见到，不好说。知青主题早已过时了，而当年知青画的画，与有关知青的主题，不是一回事。前者是身份，后者是作品。二者重合，也有的，譬如上海知青画家的先驱：徐纯中、刘柏荣，既是知青，又画知青。1974年全国美展有一幅很好的油画，画一群知青刚到乡下，欢笑着，排排坐，作者周树桥并不是知青。定义知青绘画是件麻烦事：论作品，知青主题是“文革”绘画一部分，难以另说；论身份，则曾是知青的画家与别种出身的同行没两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各有追求，画路不一，而今聚拢玩一回，各人大抵有职有衔，有头有脸，不再是当初混在山沟草泽的小知青。
“知青”的意思，是非常时期集体失学的少年。“知青画家”证明了什么？很简单：没有学院，绘画并非不可能。虽然今次展览的作者几乎都在“文革”后考入美术学院，但从十六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也就是今日艺术学生从附中、大学到研究生这一年龄段，我们都在乡村或农场度过，学画的来路，其实取非正式的师徒制——在欧洲于十八世纪、中国于二十世纪出现现代制式的艺术学院之前，传授绘画技艺无非各种各样的师徒制。中国古昔的画院也是师徒制，并非今日学院分科列系那一套。我所谓“非正式”，是在“文革”乱世，嗜画的少年不可能正式拜师，但我敢说，每个知青画家少年时代都有一位，以至几位开蒙的恩师，追随左右，日后闯荡江湖，更有缘巴结各省市美术长辈，寻求点拨，获得提携，这些长辈或许无名，但都是每位知青画家终生感念的老师。
此外，一个没有学院、媒体和艺术批评的年代，知青画家充任彼此的学生和老师，私心倾慕、私相仿效。青春贵在友谊，习艺的良友尤其珍贵。那十年，绘画是唯一的快乐、希望，这希望的快乐乃是从知青同类而照见自己：于是拼命画画，求上进。知青画家的“业余性”另是一种珍贵的激励，失学不要紧，我们服膺领袖的训导：“干就是学习。”知青绘画的集体模式都一样：跳过漫长的训练，直接画创作，在创作中学会怎样描摩一张脸、一群人，以及，一道荒诞不经而被严格指定的革命主题。这样子学画，既困难，又容易，我是宁可被绘画折磨，也不愿领教如今学院的教条：考试、论文、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们不敢说要比此前此后的专科艺术学生画得更好，怕也并不更差，倘若撞见可畏的后生，我会如阿Q般闪过一念：呜呼，老夫瞎画到今朝，亦算不易。
再此外，“文革”之于青年的利用与捉弄，另有一番纵容：权威的职业画家那时全部被打倒，论资排辈，暂告中止——舞台忽然空了出来，于是我们被怂恿。你是知青吗？毫无学历，会画几笔，便直接调到省市机构去画画，就我所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甚至有脱产的创作组，或者，我们全都有幸被当时的所谓“美术学习班”召集，每人一块大画布，各自逞能。现在不可能有任何机构愿意组织类似的学习班，撮拢流窜的艺术毕业生痛画创作，管吃管住，所以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并不全是罪孽，这一层，每位知青都对“文革”心存怀念，不是怀念灾难，而是乱世侥幸，竟成全了我们的画笔。
而最初的觉醒者、怀疑者也是知青：新中国第一批婴儿的成长是见证时代灾祸的全过程，即便没有参考架构，我们仍然有理由被认为是思考的一代，至少，“文革”阅历是我们足以平摊的财富，善用者，收获可观：如今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与思想领域，有分量有担当的学者大抵当过知青，知青出身的小说家是八十年代新文学主角，知青画家的表现似乎稍逊，尽管今日官方美术界与学院主事者，多有知青背景——所谓知青运动，是社会的隐痛、时代的败笔；数十万知青以光荣始而被遗弃终。我们不是革命者，但亲历革命的后果；我们不曾参与建设，但个个目击背后的代价；过去三十年，社会经已草草安顿并打发了知青一代，此后人到中年晚年，一事无成，既不如上一代标榜革命而创建国家，也不及下一代，能以可度量的各种专业标准跻身国家栋梁。从祖国的花朵、红色青年，直到回归芸芸草民，其中千分之一，略有所为。每代人大约如此，多数隐没，个别彰显，我们，居然只因画画而安身立命。后起的青年才俊足以淹没我们，知青画家们早已从“文革”的美术舞台全数退出，现在则逼近退休了——好在绘画本无所谓退休，是的，我们真有福气。
1968年，全国街巷一日之内四处张贴“上山下乡”的领袖号令。其时我十五岁，不久，既与全校同学伫立街头欢送上届毕业生集体开赴边陲与乡村。又不久，我自己也挤在起动的列车上，耳听千百人声轰然嚎哭，从此开始知青生涯。这一幕如在昨日，昨日，我们都是大孩子——诸位见笑：本次展览开幕式我们想必都会开颜嘻笑佯装年轻，而墙上大部分作品果然画在三四十年前，向今天展示当年的种种热情、荒谬，还有百分之百的真挚。
2008年4月28日写在北京
幸亏年轻(1)
更新时间2009-1-17 8:06:53 字数：5122
——回想七十年代1976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文革”期间各省唯一的美术机构——借去画画，同行者另有南京艺术学院陈德曦老师和王孟奇。9月1日到拉萨，我们落宿幸福东路12号二楼，短暂的高原适应后，天天散在街头画速写。
9月9日午后，我们正收拾画具，负责安排活动的“美影办”主任屠思华上楼进屋，并不看着我们，说：“这样子，下午不出去了。四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旋即离开。
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1976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感觉，那是怎样的一年。元月周恩来殁，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准确，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萨阳光猛烈，我记得屋里的静，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那一瞬间，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这样描写奥布隆斯基偷情后被妻子发现的一瞬。不合时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里接到一封报丧的信，是父亲有位老同学干校瘁死，我先拆看了，递给父亲时，也曾忽然发笑，其时十四岁——1976年我满二十三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9月9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虽则理由大异，但何其危险：笑是可怕的证据，门虽关着，三个彼此信赖的人，可是一笑之后怎样收场？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宜。
确凿的经验无法确凿描写，我确凿记得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恐惧。四点钟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乐、回放，那些年城乡遍布高音喇叭。几天后，拉萨广场庞大的葬礼，万人默哀，所有警报汽笛齐声鸣响。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国举丧，我伫立街头，从风中肃然辨听远近四外的机械哀鸣，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后，此刻，我斗胆写出当年的真实，但找不到准确的词。
此后我不再目击千百人颠扑号叫的壮观。葬礼中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10月我画成的大油画便是一组痛哭的脸。这万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忧患、大解脱，或者，仅只因为恐惧，因恐惧而趁势放声一哭。我确知人民哀伤，我同样确信，那时，许多人，包括中南海诸公，都在暗暗等待终结的一刻，只是没人知道此后中国将会上演什么剧情……当我混在挤挤挨挨的葬礼行列中用力低垂头颅，周围数百人的号哭一阵阵如爆炸般轰鸣，怎么办？那些年我为种种理由感伤泣涕，可现在只剩几个人便轮到我上前鞠躬，眼中还是没有泪，怎么办，我绝非无动于衷，但此刻必须痛哭！疯狂搜索悲酸的记忆，忽然想起“美影办”资料中一幅老照片，是当纳粹占领巴黎，有位街头观看的法国绅士被屈辱扭歪胖脸，老泪溢出……一阵眼热，下颌趁势抽搐，几秒种后，我成功地哭起来。
演员。罗伯特?德?尼罗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剧的黑帮教父，他的手下潜入剧场悄声通知：警长已被击杀。正为咏叹调感动而泪流满面的德?尼罗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时继续痛哭。我又曾读到于是之的自白，他说，每当在《茶馆》第三幕规定情境流下泪来，他就心中默念：“没演砸、没演砸。”我岂是演员，大葬礼那天的急不择泪绝对不是表演、不是假装，当然，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泽东。
这篇文字被指定从1969年到1979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实，1976年9月9日之后，在中国，“七十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的百般骚动不过是为八十年代开始了种种铺垫和预演。
***
人忆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实难。记忆是内心的“视像”，封存无为；回想，则近于“思考”，不安分，试图有为了；一旦转成文字，被人读，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爱读各种回忆文字，然而苛求。历年关于“文革”的回顾，很不少，内容大多指涉党政高层人物，属于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大事记，其中千般机密，当年牵动亿万人，而亿万人浑然不知——1971年林彪事败，我正从江西回沪，赖着，混着，忽一日，与数百名无业青年被居委会叫到静安区体育馆聆听传达。气氛先已蹊跷，文件又短，念完，静默良久，居委会头目带领鼓掌，全场这才渐次响起由疏而密的集体掌声：勉强、短促，拍了一小会儿就停止了，与“文革”时期动辄爆响的“热烈掌声”完全不同——林副统帅跑了？死了？！那一瞬，没人来得及接受这是可以鼓掌庆贺的事——散场后我们路过街头某处宣传橱窗，群相围看一幅未及撤除的图片：那是江青上一年为林副主席拍摄的彩色照片，罕见地露出副统帅的秃顶，逆光，神情专注，捧着毛选。
那年月没有任何电影海报或商业广告，几乎所有公开的图片都是党政首脑。众人凑近细看，一声不响，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变，尤甚于几年后毛的死亡：毛总会死的，可谁曾想林彪谋乱，且是这种死法。后来内部传阅飞机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副统帅被烧焦的头颅和肉体，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众记忆中的最后图像。
我是依赖“观看”的动物。记忆随时饥渴，眼睛会自动核查往事的物证：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遗迹几乎消逝尽净，到处变样了。标志性宏大建筑如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都还在，1976年春“四五运动”在这里发生时，“毛主席纪念堂”尚未建成，现在周围新楼阻断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观——“祖国大地”也被大肆猥亵、践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户的穷乡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钱，总不至拆毁吧。常听说老知青结队回到曾经流放的省区，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年的山径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脚、村口，这才可能给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那十年有限的电影、图画，无一给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实，直到九十年代初终于看了那部“文革”中被声讨的意大利纪录片《中国》。导演，老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2004年被请到中国，重申自己当年的委曲。我也现在明白，为什么西方左翼尊敬欣赏红色中国，可是他们来过，走了，在中国的生存者，是我们——我盯着看，很久难以接受这就是记忆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对我说，承认吧，你就在这如蚁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处空旷贫瘠，城市，乡村，因为荒败，居然尚称洁净，简直优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镜头所及，村民争相走避，同时回看镜头。我找不到词语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国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习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视这幅员辽阔的前现代国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乡村小学生在操场上列成方阵玩跑步接力赛，大太阳照着，贫穷而顽强，如我落户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韧。
这一幕，确曾捕捉了整代人的无知与生命力。《中国》是我迄今所见唯一逼真记录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国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观看的大量官方纪录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实：毛、林、周、江青，红卫兵，批斗会，誓师大会，还有庞大的党代会……影像比文字无情，无情才能真实：年代久远，这些电影不再能够行使党政宣传而俨然转成历史的证据，而时间改变同一影像，改变人。四十多年前瞧着天安门广场千万人仰望领袖，欢呼雀跃—1966年，中国的七十年代其实从那时开始——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以为理所当然。如今平静目睹这光天白日的疯狂，我们长大了。人需要年龄。现在我瞧着周恩来的脸，这才读出他的表情，明白他虽笑着，心中何其警策而焦虑。黎明曙色中，当身穿军装的毛泽东被团团簇拥走下金水桥，断然步入沸腾的广场人群，这一刻，镜头摇晃模糊，我也能读到这个曾叫做毛润之的人——仅仅作为一个人——正怀抱心中的绝决，预备挥霍权力，闯开这历史的弥天大祸。
镜头没有偏见，但当年我们读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纪录片，那是七十年代绝无仅有目睹外国人的机会。各国首脑照例被周恩来陪伴着进入那间书房，毛靠在他的沙发上，困难地转侧脸面，收蓄口涎。自幼及长，我们年年月月在所有图像中逾万次看这张脸，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级明星——很久以后，我们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张玉凤——但这类电影一律关闭领袖与宾客的对话，只有配音解说，还有音乐，与七十年代猛烈叫嚣的革命音乐不同，这种配乐亲和、优美，我喜欢听，至今没有文献告诉我音乐作者是谁。
在电影院的黑暗中，被音乐感动着，安抚着，我总会闪过有罪的一念：还要等多久？
进到那间书房的国家元首都死了：尼克松、布托、金日成、胡志明……布托死于绞刑，齐奥塞斯库被好几条枪扫射毙命，马科斯暗杀政敌后，携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异邦。那年，八亿人民从电影屏幕目击毛在寓所的过道中与客人拍照时，捉起马科斯夫人的手，俯嘴亲吻。夫人身边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装扮：蓄长发，穿着腰身紧窄领口夸张的白衬衫，虽然他是亚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记忆中与我同龄的外国少年。
***
我仍留存着七十年代的中山装，因为件数少，终年穿着，洗到发白。如今男人们学会穿西装了，偶然看见零星来自乡镇的老人、穷汉、乞丐，一身中山装，辗转尘埃，甚至还戴着那时的干部帽，破旧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学听赵元任女儿说，海外华侨最是记得1971年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美国电视播出乔冠华率团走下飞机，一律黑色中山装：“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京城好几处豪华餐馆雇来导引宾客车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风中，倒是个个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那已成了仆役和下人的体面。
除非县干部，七十年代的乡民装束大致仍是民国款式的遗风：“文革”初大串联，上海街头走过成群的北方红卫兵，来自鲁、冀、晋、豫，黑粗布棉袄，圆口棉鞋；江南农夫则如鲁迅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中那样穿着传统短褂，农妇们一身青布衫裤，蓝围裙，入冬，个个裹着绣满彩花的头巾；赣南山民是如清末图画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宝领、盘扣、窄袖，只是溃烂污浊，不成形状——现在成衣批量倾销，电视中瞧见汶川震区乡下孩子的衣装，个个无异于城里人，而九十年代从江西乡下走出的女孩吕燕，早已被法国人捧为著名时装模特了。
那时的成衣业十分有限，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装经已流行“的确良”，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与混纺织品，冬衣，则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绒衣出现高领——深秋风寒，在坡地或谷场，农家老少围拢来，显然从未见过细密编织的绒衣，他们轮番抚摸，喃喃地说：“多软，多暖和！这么好的东西！”山民们甚至连鞋袜也没有，为了御寒，不过是单衣外再穿一件同样破烂的单衣，拦腰捆着草绳，双手擎一枚小炉，炉中是温热的灰烬。我不记得哪位山民穿过中山装，也不记得在农家见过像样的棉被，多半絮花累累，经年的破烂，不辨颜色。
我所在宁都县是老红区，村中有老农见过项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围剿”战事均在县内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猪，”老人们回忆，“大跃进，老树全砍了，现在连个獐子都找不见。”三十年代他们也这般赤贫么？很久后我才读到在苏维埃地区发生什么：数万人被认作“AB团”成员，在我落户的区域丧命。1934年，成千上万赣南红区的壮丁跟随长征，一路死伤——我们从小在电影中看见红军穿着青色的军装，八角帽，多年后在域外发现当年的历史照片，那些活着走到延安的人，挑着铁锅、枪械，一身赣南耕夫的粗布衣。
贫贱、暴力，已成遗传：从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斗，游村，便是毒打。村长张万策那张脸，畜生般野蛮而温顺，对我说，“文革”时他被公社派来的土红卫兵吊在屋梁上彻夜痛打，不给吃饭，不给喝水。我们惊讶，贫农干部被吊打？张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随即解开腰上的布条，缠绕双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势，同时朗声暴笑。
歇晌了，也是万策老叔，重重叹一口气，绽开惨笑，狰狞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给地主做，三餐干饭，尽吃，现在谁都吃不饱啊！”他环顾村人，快乐地吼道：是不是啊？！
***
我在赣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学会吃辣，剧烈的辣。农忙时节，田间的饭菜是每人带一小瓶炝熟的辣椒，拌着粗盐，连同密集的辣椒籽，狼吞虎咽。知青的农事多是失败的，直到我离开那里，仍然只会栽种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会蔓延，肥料是我们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然后洒向菜园——不知是为年轻还是饥饿，我们似乎每时每刻低头觅食，仿佛猪狗。赣南沙土适合种植山芋和花生，收获时，每个人掰断连根带泥的果实，大口啃着，生吃，满嘴辛涩的甘甜。邻家的猫被狗咬断一只耳朵，横在墙角，翌日死了。不记得谁剥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冲洗。溪流清澈湍急，一只剥了皮的猫，脑袋、爪子已被斩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兽尸出没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飞速奔临的草狗叼上溪岸，迟来的群狗，一拥而上。
幸亏年轻(2)
更新时间2009-1-17 8:08:53 字数：5295
仲夏抢收与冬末春节，一年两次，村民得以饱餐。呜呼！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还有，清晨宰杀的猪！那猪，没命嘶叫，我亲眼瞧着几条壮汉怎样拦截，怎样对准喉头一刀刺入、退出，鲜血如注。当全猪被滚水冲刷过，昂然倒挂，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温柔体贴，只轻轻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热烫的心、肝、腰、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堆坠落。当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屠夫于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边上。我至今记得那位分肉的老汉，简直勃鲁盖尔画中的角色，当他咧开溃烂的大嘴，像是盛怒咆哮，也像大笑。他四顾众人，并不看着案板，一刀切下去，四两、半斤，从不出错。昔年他是彪悍的土匪，当村人谈起土匪，莫不神旺。临村另一位壮汉的父亲，小地主，红军撤走，他成了寻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啧啧惊叹他的体魄和技巧：怎样喝退左右，徒手杀猪，徒手杀人，那办法，是握紧仇家的双腿，高高拎起，使对方倒悬的脑袋对准山石，频频顿挫，连连撞击，直到死。
他的儿子三十多岁了，没人愿意嫁给他，因他的父亲是被枪毙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发呆，女人走过他便解开裤裆，远远笑着，笑意粗野而妩媚，活像周润发。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记忆中，我看见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场排队行列，春节前夕，彻夜守候。天没亮，每个菜场布满黑压压骚动嘈杂的市民，曙色初露，人声鼎沸。排队！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终年记忆。春节前知青大抵回城，无业，无事，我在队伍中享受无比的温馨，傍晚菜市加班销售，拉出电线，点亮灯，尤其动人。我愿几小时排队，寻看路过的漂亮女孩，欣然绝望，默认自己是户口迁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到特许的食品票证，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鸡鸭、黄鱼、乌贼……开秤了，队伍纠结形同暴动：鸡鸭总有大小，每户一份，没选择，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声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骂，强者声色俱厉，失败者叫来是悠扬婉转，仿佛哭丧……花生、蜜饯、瓜子、黄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记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钱。自领到票证，家人无数次从抽屉深处取出，清点，商量，然后深藏，当轮到付钱的一刻，四分钱票据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暗中买卖。人民不远千里万里捎带腊肉、咸鱼、菜干、糖果和各种土产，火车上，被绑缚的公鸡忽然在人堆里啼叫司晨……我转去江苏插队后，每次回沪背几十斤大米，因江苏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购粮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证已历二十年，亲友赠送粮油票，等于钞票——顺便一说，除了特权阶层，七十年代全中国没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异不是如今的贫富差别：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国资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阶级标签，家产资产一律被没收冻结了。
亿万农民无票无证，口粮仍被严格限定。虽然史书记载历朝历代的灾荒饥馑，口粮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记忆。我每月口粮二十九斤，当被省出版社借去画政治宣传画，必须暂借粮票，然后择时坐长途车一整天回县城，再翻山越岭走到本村，以稻谷称满数月的口粮。粮库的大锁被锒铛打开，我记得会计的手与秤砣怎样颤抖，记得村里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后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谷子流泄无声，没入公社粮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劳是一块钱，农民难见现钞，欢喜接过，浑身大汗陪我到粮管所转换粮票，清点后仔细端详，递给我。我给他叫一斤米饭、一盘猪血、一碗菠菜猪肝汤——顷刻尽净。
1975年当我流窜到苏北二度插队，再次面对当地村官的无奈：他们在田里商量，争吵，拖延，用力吐唾，每个脚趾缝涌出江北松软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会计批发口粮。我又被领到粮库，出来时，村民老小站成一圈，瞧着这个据说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粮。
***
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偎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踯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次，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杆，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裎膀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亵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什么故事。记忆是该统统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触目的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任何事情。
历史在原来作痛的无数地点消失了。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乱已告缓和，七十年代仿佛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剪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1971年林彪事变前后的莫大事变，是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一律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鸡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多年后我读到美国人的七十年代回忆，他们居然十分清楚当年来华观瞻的种种奥秘，就像今岁京城奥运会的全套应对也被万恶的西洋人看在眼里，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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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监管，如今的招数与七十年代相比，各有胜擅。父亲，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节不许出门，于是大年初一将自行车扛到楼上，拆一地，细细擦拭——五类分子总算废除了，现在被各地官员层层扣押者是前仆后继的上访人员，再就是管不胜管的盲流人口，数千万。前几年坐火车北上，尾端两节车厢挤挤挨挨坐满民工，据说没有暂住证，集体遣返，年纪最小的十三四岁，看守的武警也是农村孩子脸——九十年代上海黄蜀芹执导连续剧《孽债》，一开头便是横七竖八挤满乘客的昏暗车厢，几位被知青遗弃的小孩混票上车，北上寻亲，被查出，逮起来。镜头移出窗外，黑夜，车声隆隆，呼啸转弯：这一刻，我猛然撞见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现在车站送旅人，站台空寂。1992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寥寥，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起动的刹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电影可能是火车生涯的最佳叙述，除了画面，车轮的密集音响才是记忆的神助：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六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七十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文革”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除非政治或商业性质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国大地”往来南北的群体，是上千万知青：被赋予光荣的革命身份，却没有户口和单位的人。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什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刹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七十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交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车司机还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对象）。军队与高层则是七十年代严格保密的移动群体。多年后，我从境外书刊获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数度出行：忽然起意备车，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车厢逐一召见当地省官——“你们要对我说实话”，毛主席恳求他的属下——当年军区或地方高官配有吉普专车，不过与今日玩高尔夫球的新贵们的豪华进口货，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周恩来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1976年自南京去拉萨，当天机场的全部业务，只有一班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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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贫荒、昏沉，七十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1949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
1969年，分送各省农村的大规模遣散，启动了，世称“干校”，名单中囊括当时全国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上山下乡号令经已发布一年，数百万老三届初高中生以半数比例发配边省，我所属69届的遣送比例，则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定为百分之百。
1970年，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3月注销户口，4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
1971年，当毛主席将他的专列停靠南昌郊外约来省委书记进车厢秘谈时，我在当年他和红军盘踞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9月，林彪事败。
1972年初，我在蚊帐里收听到美国人来了，局势缓和，5月，由江青做主恢复歌舞表演和全国美展。同年，全国人民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出访北美四国的纪录片中，第一次看到西方的摩天大楼和二次现代化的种种景观。
1973年，各省出版业渐次恢复，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调绘制连环画，走出山沟，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两位才子：描绘《开国大典》的内控右派董希文，描绘土地改革、来自延安的革命画家王式廓，盛年辞世。
1974年，我被告知仍须回乡务农，邓小平被安排去井冈山作革命“怀旧”之旅，意谓复职在即，年底，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斗胆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为观看全国美展。首都空旷宁静，古意苍苍。
1975年，邓小平施政展开，其中包括有限放宽并调整下放人员政策，我的私人变动是转赴江北落户，趋近上海，南京就在长江对岸。
1976年，元月周恩来死，3月邓小平下台，4月，南京北京相继爆发庞大骚动——我目击金陵城数十万工人借周恩来之死游行抗议，一路花圈高及树顶，浩浩荡荡——入夏是唐山地震。9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开始的一幕。不久华国锋上台，10月，“四人帮”就捕。
幸亏年轻(3)
更新时间2009-1-18 8:00:21 字数：5120
1977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国恢复高考。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中央适时正名，历年积欠累累冤案的平反昭雪，闪现希望：毛终于走了，为“文革”时期乃至上溯1957年反右运动数百万旧案的一举重议，在是年中央文件中显露契机。1978年秋，北上就学。深秋，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一份民间政论，并呼吁邓小平复出。冬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宣布告别政治运动。年底，中美正式建交。不久，邓小平访美纪录片公映，中国人看见了白宫与曼哈顿，并聆听由丹佛演唱的轻型摇滚乐乡村歌曲。
1979年春，中越开战，西单墙被封。“文革”末期临刑时被切断喉管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忽然成为是年被隆重宣扬的人物，中国美术馆为之举办专展，纪念活动随即被抑制，相关连环画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艺术团伙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这是一份被重复无数次的大事记，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无不仰赖国事的松紧与宽严，攸关亿万人的命运：命运就是公章——平反、出狱、回城、复职、退赔私产、准予高考、作品开禁……工人的奖金、农民的集市，终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琐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带辗转录制邓丽君的歌声……离散的人团圆了，到处是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刘少奇平反大会迟至1980年），控诉、涕泣、失态、过度惊喜、卑怯的感激——总之，一切的一切取决于公章和准许盖章的命令。农场朋友曾描述这等传奇：场部抽屉锁着公章，如玉玺，万难启用。1977年允许回城的国家指令下达了，为一拨拨申请人分别盖章，不胜烦，场部用一根长长的橡皮筋栓住图章，吊起来，大门洞开，四乡来人随时进入，一把扯下，自行盖章，盖妥了，命运的皮筋随即弹回原位。
自1976年底到1979年期间，虽然各省旧案的审断仍将案犯执行枪决，其中许多怨鬼稍后便属革命英雄。然而那时国家陶醉其间的总情绪可以概括为获颁大赦令，而党的语言甚至将1976年喻为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若非严厉的讽刺，显然这是全党共识——“解放后”的成年人个个扬眉吐气，悲从中来。久违的文艺名流陆续出台，苍老、衰败，动辄哭笑，引吭高歌，近于疯癫—我们的好总理啊！你在哪里——扮演白毛女的老区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几度哽咽，收音机长时间录播她的泣不成声，还有超长的不断被自己打断的感言。
1978年，华尔兹舞曲带动第二次解放感带来的集体晕旋，在场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岁上下，我辈不会跳，对这一延安时期和建国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唯贴墙围观。第一学期的课外记忆是终日寻看内部上映的西方电影——凡事略微开禁，中国人的活力火速蹿升：“文革”末期各省已闷着偷看若干“内部电影”——第一次目击全裸女子的彩色电影是墨西哥片，我的裤裆登时鼓起；卓别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肠胃抽筋，我强忍绞痛，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
那年最庄严的单项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首播李德伦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虽然早就偷听古典音乐，但中国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错觉中似乎只为《沙家浜》伴奏——非常好听——此刻这些弓弦在中国奏响原本发自它的语言。不久，傅聪与小泽征尔被郑重请到，以亚洲脸作为视觉过渡，在七十年代初开国门面对西方时，可谓入情入理，我接连三场混在红塔礼堂聆听排练《第九交响乐》，当“四海之内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来，忽然我想起赣南的村民与荒山。
那时，贝多芬已逝世150多年——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太多剧情，很久以后才知道，才了解：当我在山溪冲洗那只无头死猫，巴黎五月学潮、美国嬉皮士运动、伍德斯托克露天摇滚乐大会、安迪?沃霍尔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事均在六七十年代发生，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贝托鲁奇的《1900年》等经典电影均摄于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博尔赫斯、马尔克斯……长串的名单，他们，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与知识和艺术的可怜纠缠，当我后来去到域外，总算明白自己几乎是野蛮人。因此1978年上学后的发现值得一说：原来京城“文革”期间竟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以及早就试图谋反或治国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关传说，最集中，最传奇，几乎获得唯一的叙述与被叙述者，是北京群体。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流传书单，江南闻所未闻：《麦田里的守望者》、《二十二条军规》，还包括猫王与约翰?列侬的唱片……首都文艺高干子弟可能是这个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乱世聚散，他们是共和国第一拨青苗，也是头一代忤逆的人，他们和父辈一样，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分，诚哉居江湖之远而思庙堂之高，看来儒与我党的混合基因，不绝如缕——在几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忆中，他们研读内部刊行的西方政治、历史与经济译作，年纪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国务院的眼光思路，在边村油灯下摆弄未知的国家棋局了。
而当时代转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却怀抱纯净的绝望，熄灭了：1976年12月，穆旦写出七十年代无可替代的诗作，《冬》，翌年2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该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还是“多少人的痛苦都随身而没”？我默念，不像读诗，而是面对死者的遗物：放回1976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极深处的真实，以性命承受这真实感，并非我辈，而是上一代人。
***
诸位：倘若我们当年不是十七八岁，而是身为父辈或祖父辈的老人，该怎样讲述七十年代？会不会愿意讲述？
在各种“文革”回忆文字中，我留心受难者的年龄和死去的年份。湮灭的平民算不清、没人说——却说拿天下的一代，1970年前后，贺龙、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相继恨恨而死，火葬时不具名姓，唯有编号。问题不在寿数，而是：有谁在七十年代进入晚年么？那是老来遭遇的大劫、地狱、没顶之灾，且无可逃遁。穆旦，还有不及活到1976年的顾准，当他们在七十年代写着诗与文，正是我们现在的年龄：现在，七十年代早已退远，我们苦尽甘来，但对于穆旦顾准，那十年是迎面而来的深渊：并非死亡，而是覆灭，“多少人的痛苦都随身而没”。
冯友兰、梁漱溟、胡风、周扬、沈从文、巴金……不少高寿的人物活下来，经落实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个院子或公寓深处，但看晚岁照片，给很深很深的绝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郁结为神色，显然难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恶与毁劫；他们过去各自守护的主义、志业，似乎无助于七十年代给予的大绝望。严厉整人从无笑脸的周扬，晚年词汇总算出现“人道”，这迟来的良知，等同空话，令我厌恶，其实和以上几位曾在他鄙视与掌控范围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坏：秦城监狱蹲了九年。
“这世界会好吗？”在生命终点，梁漱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
如今回来分羹的“海龟”人士有福了。悬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苏联回来报效祖国的前辈，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老舍，傅雷，即选择自我了断，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现在知道他们在外面黄油面包吃过，回来是什么意思，什么感觉，他们真的爱国家。我辈的品学怎与前代比呢，他们中有人便这样收场了。
穆旦还参加过抗日远征军，并曾留学美国。
比穆旦辈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约四十多岁吧，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严，得享晚年，但我记得1966年“文革”风动，父亲日常答非所问，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书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岁了，一事无成。”说这话时，“文革”才刚开始——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无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侯一民先生，仪表非凡，学生时期即地下党员，“文革”初被侮辱痛殴时年仅三十多岁，几乎死，而父兄俱亡。1978年初见我，他端详片刻，说：你们可没给耽误啊！
是的。1976年后我目击多少中年长辈与悲观和时间展开持续博弈，或委身才学之外的去处。但那种奋然豁达，在深处，仍出于七十年代无可挽回的失败感——上回出《八十年代》，叫来我辈谈论，这次的叙述者仍是我们，这是一种权利么？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说，本书不过滴水。然而寻求别种辈分的叙述，却也为难：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确，上几代则多数故去，即便存活，内心都想甩脱七十年代的阴霾——除了极少数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有时，我从各种高层回忆录的零星细节中，揣想毛周一辈怎样感受并度过七十年代，那是他们最后的岁月了，他们会料想共和国第一代孩子，我们，将怎样谈论七十年代吗？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旺：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眼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
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我们迄今尚未获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识，尤难找到准确的语言——西方反刍历史的思想工具，嫌太丰富：譬如汉娜?阿伦特剖析纳粹文化，头头是道，以赛亚?伯林痛陈民粹主义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广——他对阿伦特不以为然——在海德格尔、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那里，同一历史公案持续展开强劲的道德纬度，紧张而饱满……然而西方的训诫总难契入我们的痛感，更与中国七十年代的灾相与祸源，大有所隔。我读《古拉格群岛》和奥斯维辛的故事，无话可说，然而劳改营和焚尸工程，毕竟呈现为一种人类罪恶的“行政架构”和“专业景观”，足使后人的指控有根有据，揭示历史脉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国人三十年来的浑浑噩噩若无其事，简直亿万活神仙。
而奥斯维辛与古拉格的罪孽，在西方无论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与锐变的大前提——旧时代的账目远未结清，簇新的时代改头换面，出发上路了：这伟大的民族真会“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寝陵停在首都心脏，供人瞻拜……中国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类似的历史修辞，他们没有。而中国修辞的古老历史，及这修辞所能涵括的道德与人文，自先秦到民国，经五四开裂，也还残破苟延至于五六十年代初，进入七十年代，行至终点，彻底溃灭了。
此后，种种“底线”的大规模丧失过程，于焉开始，直到现在。现在，这民族的万般活力与事功，已令世界瞠目，这倒是幸赖七十年代的教训与催逼，然而，图强求变的民族活力，与国家的元气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这样地将七十年代匆匆表过，淹在书肆里，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岁月人事，如何打发？那都是历史的坏账滥账糊涂账，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后果的后果，我们活该世代幼稚——实在说，七十年代的人质无分年龄，那十年的癌细胞早经内化为众人的心理与生理结构，深藏而细腻，并抓住每一种理由，对内心说：忘却七十年代。
不是么？有关“文革”的讲述久已在芸芸多数那里，乖悖时宜，我听说近有高端学术论坛中的少壮豪杰，西装领带，当面申斥在场人士省思“文革”的发言。难怪，这类国家主义逻辑，早经根植于将历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
朝露，翠岭，鹧鸪声从深壑间歇传来，灯油尽了，熄灭前，火苗忽然那么一亮，轻轻炸响，还有，雨后暴涨的山溪——在私人记忆中，我从未停止怀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浊纷乱的描述，假如我有过铭心刻骨的优美体验，全在那十年。什么能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当我躺在板床上凝视法国巴比松派的风景画片，后山的大樟树亦如画中那样，亭亭如盖；油灯下读到《战争与和平》片段——罗斯托夫的弟弟与军中少年在雨夜摸索行走，彼此看不见，颤声叫道：你在哪里？——我游目出神，窗外也漆黑一片。而村头的溪，蜿蜒出山了，汇入两条宁都县境的清流，单是名字就多么好听：琴江与梅江，“春来江水绿如蓝”。
刻画承平岁月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说，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日后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赔得起，看得开。回顾七十年代的艰难是在个人遭遇和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悲剧，两相重叠，难分难解——这篇长稿的命题不是私人履历，而是“七十年代”。
截至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赣南或苏北兀自怀旧。好在是十六七岁上遭遇流放，不懂事，仅有命运的触觉。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这题目，是为我辈侥幸，也为那时代无数被吞没的人。
2008年11月17日
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
更新时间2009-1-18 8:02:21 字数：5295
——谈鲁迅迁居上海八十周年大家好！
今天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1927年，鲁迅先生来上海定居，至今八十年了。中国这么大，当年鲁迅先生为什么选择上海？
又要说到所谓天时、地利、人和。鲁迅选择上海，就是选择“地利”——当然，鲁迅能在中国成全他自己，“天时”第一要紧。
譬如解放后逼着孩子们念他的文章，念得最多的两篇，一是《纪念刘和珍君》，一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两篇文章要是换了天时，鲁迅就未必写得出来，写出来，也休想发表——请愿学生刘和珍与四十几位小青年，被大兵镇压，打死了，鲁迅在文章里说，那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纪念文章，这样的说法，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直到今天新世纪，全中国还是没人敢写，写了，也不给你发表。《为了忘却的纪念》，写鲁迅几位年轻朋友怎样半夜里给拉出去枪毙，鲁迅怎样逃亡，还为此作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吟罢低眉无写处”，意思是写了也无处发表，其实不久还是发表了，两年后收入他的新书《南腔北调集》，公开发行了。这样的文章，这样的书，换了天时，在五六十年代，在七八十年代，直到今天新世纪，全中国还是没人敢写，写了也不给你发表。
有人会说，没关系，可以到香港发表呀，可以拿到网上去呀，是的，时代不是一点没进步，但这点进步，顶多也就是拿到香港去，拿到网上去。在我们的时代，谁要是遭遇同样的事情，全中国千千万万纸面媒体、视频媒体，照样不容他写，不给他发。
这就是“天时”的厉害。
现在再来讲鲁迅先生的“地利”。早年鲁迅愿意去北京，一是有饭碗，蔡元培请他去，二是北京古城大学多，文人多，照鲁迅的说法，适合做学问。所以鲁迅在北京盖了八道湾和阜成门外两处四合院，预备长久住下去，母亲、夫人、弟兄，全都接过来。但“天时”不很对，因为民国初年军阀统治，鲁迅的学生就是给军阀打死的，“人和”也不对，鲁迅在北平和许多当时官员、文人与海归派不要好，闹翻了，于是1926年到厦门教书去。现在关于鲁迅离开北京的理由，能够比较平实地交代了，就是说，鲁迅有了许广平许先生。出于当时的种种现实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地方。这是人之常情，我以为鲁迅走得对，走得好。
到厦门待了半年，“人和”还是不对：和林语堂不对，和将要到来的顾颉刚不对，等等，鲁迅就去了广州大学，和许先生会合了。可是到广州不久，著名的“四一二清党”发生，鲁迅说他一辈子没见过这么杀人的，而且是年轻人出卖同伙的年轻人……于是鲁迅在1927年秋天，带着许先生来到上海。
大家知道，“四一二清党”的发端就在上海，同时，发布清党命令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刚刚和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大家又知道，鲁迅痛恨帝国主义，各国帝国主义当时在中国最密集的地方，正是上海。问题来了，痛斥政府清党杀人、痛恨帝国主义的鲁迅，为什么反而去上海？原因很简单，大家也知道：上海有租界。租界的意思，就是发生灾难，有租界，你可以躲藏，可以逃避。我在当年的纪录片看见日本人攻进上海，租界的巡捕把铁丝网打开，指挥人山人海的上海难民往租界里逃；南京没租界，1937年兵败沦陷，大屠杀发生，不少洋人的教堂、医院、慈善堂，救了许多难民的性命。鲁迅有幸，生前不曾遭遇八一三淞沪战争和南京大劫难，但他因为和左翼的关系，也在租界躲藏过。我读到一位日本青年的回忆，说是在个粗陋的民居邂逅躲藏的鲁迅，两人坐在楼梯角落天天说闲话，后来才知道这个留胡子的中国人就是鲁迅，逃难过后，鲁迅还请他去家里玩，写字送给他。
外国的租界，是中国人的屈辱。鲁迅到上海的种种考虑和真实原因，却是因为上海有租界，而且特意选择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区。这一层原因，鲁迅不好说，也不愿说，因为这是屈辱。怎么表达这种屈辱呢？他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写成“且介”，作成文集的题目，表示他躲在租界，是一个半殖民国家的奴隶。所以在选择“地利”时，鲁迅既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个现实主义者。说他是民族主义者，因为鲁迅一步也不肯离开中国，在他危险时、生病时，宋庆龄、蔡元培、史沫莱特，还有延安来人，都劝他出国去，可是鲁迅不肯，连他当时向往赞扬的苏联，他也不去。说他是现实主义者，他明白上海，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当时中国各地的最佳选择，在上海待下来，他可以有一个进退回旋的余地。
这一层，后来一位人物的选择有点相似，就是大学者陈寅恪。出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1949年前后他不愿留在清华，决定远离即将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他也不愿去英国人治下的香港，或者跟着国民党去台湾，做流亡者。他选择了广州。虽然广州的“地利”适合他的病，广州的“人和”，譬如省委领导陶铸他们十分礼遇他，可是“文革”爆发，“天时”大变，他选择的广州埋葬了他。他死于承平时代的乱世，远远没有辗转于乱世的鲁迅在上海那么幸运。
八十年前的中国，有租界的城市不止上海，天津有租界、武汉有租界，鲁迅为什么不去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上海是大世界，不但是中国第一新兴大都市，也是亚洲第一大都市。鲁迅选择上海，说明鲁迅在情感上的民族主义、生存上的现实主义之外，他的文化立场是一位世界主义者、现代主义者。这样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大人物，当时的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厦门，都不能满足他，不能最大限度成全他的观察和言说，只有上海，中国第一座具有世界意识与现代规模的大都市，才是最佳选择。用今天的话语说，上海代表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
其实在1927年鲁迅到上海之前，各路新派人士就络绎来到，藏身上海，而且谋反。先有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后有民国建立之前之后的孙中山、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再后来，就有江亢虎、陈独秀、毛泽东、周佛海等等早期共产党人……总之，上海是这些革命党流亡和举事的乐园。至于来上海办学，公开宣扬新学问、新思想的大人物，更是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当然是出掌上海公学的胡适之。
可是历来描述鲁迅居住过的那个上海，都将上海的生态几乎全部肃清、抹杀，只剩个鲁迅，加上几位左翼青年和地下党在那里偷偷见面。为了衬托这些革命人，作为反派，偌大的上海似乎也只剩下一群军警、特务和检察机关，一天到晚忙着搜捕、暗杀、查禁，整个大上海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不过是这些正派反派的舞台，没有其他人、其他事。其实，鲁迅本人和左翼朋友们，才是当年上海真正的反派。今天的新上海，没有反派人物了，治理得非常好，除了前年被双规的一大群贪官污吏，新上海住满了密密麻麻的顺民和良民。所以我愿意想象在鲁迅迁来上海之后，三十年代的上海，和他一起住在这座大都市的，是些什么人——
除了老百姓，当年上海真正的主流人群是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买办，是高等华人、白领职员、民族资本家、各路生意人，此外，住着掌控部分上海社会的大流氓如黄金荣、杜月笙——这些人，鲁迅的文章几乎不提到他们。另一份长长的名单，是许许多多文化艺术界人士，这里只能扼要谈几位代表人物。譬如出版界的王云五和邹韬奋，报界的史量才，戏剧界的梅兰芳，电影界的郑正秋，演员那是太多了，鲁迅迁来上海前后，正是中国第一代电影演员出道之时，譬如著名花旦阮玲玉和胡蝶，著名小生赵丹和金焰，著名青衣上官云珠和秦怡……美术界的人物，我可以多说几位，譬如徐悲鸿和刘海粟，是在上海码头上船出去留洋，林风眠和颜文从国外回来时，也是在上海码头接受同行的致敬，然后分别去杭州苏州开办艺术学院。活跃在上海本地的艺术家，有去日本留学的陈抱一、关良和关紫兰，有第一代都市漫画家叶浅予、张光宇，有日后去了延安，建国后设计国徽的张仃……可是这些人鲁迅或者不知道、不认识，或者不感兴趣、不以为然，文章里也几乎不写到这些人，只是略微讽刺过梅兰芳、徐悲鸿、刘海粟，而阮玲玉自杀后，他却认真地写了那篇著名的《论“人言可畏”》，说的既不是电影，也不是阮玲玉，而是媒体和舆论的问题。
整个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史，可以说，就是上海文艺史。上海文艺史，从时间上对照，几乎密集发生在鲁迅来到上海的那十年。那十年，海派文学起来了，一长串名单，以前不提，这几年总算提起了，譬如实验小说作者穆时英、戴望舒、施蛰存、刘呐鸥、叶灵凤等等，加上更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如张恨水，再加上后来左翼的那帮人，这才构成上海文学三十年代的全景观。在这全景观的深处，我有兴趣的是，当鲁迅在虹口往来于大陆新村和内山书店时，年纪青青的傅雷先生已经从巴黎回来了，年纪更青的张爱玲正在圣玛丽亚女中读书。那时鲁迅哪里晓得有个才气横溢的小姑娘住在沪西呢？按年份算，当时十几岁的张爱玲已经发表了处女作，领到第一笔小稿费，当她拿着稿费立刻上街去买口红时，鲁迅很可能正在虹口区的马路上，和西装笔挺的四条汉子闹别扭，或者，正在家里请萧红萧军吃夜饭。
这样想象着，鲁迅的那个上海这才活起来，假如我们再来发动想象力，应该记得穷凶极恶的张春桥姚文元，当时住在哪条小弄堂，还是文艺小瘪三，轮不到周扬夏衍的资格，去和鲁迅打交道。
时间不够了，我应该快点结束这篇讲话。总之——
所有关于上海历史的记忆和研究，公认上海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而民国年间唯一短暂的承平时期，也是三十年代。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正是三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上海要是没有鲁迅，那是寂寞多了，失色多了，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因为有鲁迅在，就有了不可取代的分量，有了文化的制高点。前面说到的文艺界名流或者小瘪三，不论是左翼右翼，不论是中间派逍遥派，不论文艺的主张或主义，不论是喜欢鲁迅还是不喜欢，大家全都在乎鲁迅的大名，要么敬佩他、追随他，认他为精神领袖，要么拉拢他、利用他，换取党派的利益，要么攻击他、撩拨他，引他注意，自抬身价，要么对他敬而远之，走自己的路……可是在鲁迅的文章、书信和日记中，那十年除了写作，就是带孩子、见朋友、逛书店、看电影，有时参加集会、经常躲避追捕，再就是躺在那里生病……总之，鲁迅处于文化争议的旋涡之中，又置身于上海的主流生活之外，他在上海期间的全部作文，没对上海说过多少闲话，就是说了，也没几句好话，在私人信件中，他对上海的世相，语多讥讽，对文人的百态，心存鄙视，上海的文界，大致不入他的眼，以上海市井的粗话说，上海各路文人大致是“阿乌卵”，我们在他这些文字中，几乎看不到那个黄金时代的上海文化。
现在我要说，这就是鲁迅的大气，更是上海的大气。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上海容纳鲁迅，而鲁迅远远地躲开上海——这就是一座城市与一位文人最传奇、最风流的关系。巴黎出了雨果与波德莱尔，巴黎所以风流；伦敦住着狄更斯与王尔德，伦敦所以风流；彼得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详详细细描述了，于是彼得堡风流；东京有过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于是东京风流；纽约有过伍迪?艾伦和安迪?沃霍尔，于是纽约风流……我们不能想象这些城市不曾遭遇这样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选择了这样的城市，然后跟她过不去，跟她闹着玩，城市则不动声色，包容文化叛徒，持续地给他们想象的空间，给他们创作的灵感。
八十年前，鲁迅选择了上海，上海慷慨地窝藏鲁迅，在被鲁迅辛辣嘲笑的十年中，上海成全了鲁迅最后的岁月。八十年后，上海仍然记得鲁迅，但上海可能忘记了自己的过去，而且是被迫忘记。去年，上海市政府宣传部有几位小官员很客气，请我到一座高楼顶上吃中饭，要我看看上海每年制作的对外宣传片，片长五分钟，我一看，几乎认不出这是上海，为什么呢，因为全是拍摄新建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全是在吹嘘每年的海港吞吐量多少，每年的产量和产值又是多少，没有半秒钟出现上海的文化历史，没有一个镜头出现一位上海的历史人物。我就问，上海和上海的历史，最骄傲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现代史那么多那么多了不起的人物。鲁迅，是其中一位，有这么一位鲁迅在，其他上海人物的正邪明暗，这才出得来，有许多正邪明暗的人物在，鲁迅也才出得来。过去我们总是凸显、夸张鲁迅一个人，好像全上海只有一位文化人物值得夸耀，值得纪念，这是对鲁迅的尊敬吗？不是，是出于利用的目的，歪曲鲁迅，同时一并歪曲了大上海。一部关于上海的对外宣传片，无非是上海向世界来夸耀上海，很好，上海应该夸耀，将近六十年前，上海终于废除了所有租界，赶走了洋大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则要论建设与规模，要论富裕和繁华，要论所谓现代化，那是远远超过三十年代的上海。但什么才是今日上海真正值得夸耀、值得骄傲的呢？
今天的讲题，令飞兄的吩咐是“我心中的鲁迅”，是的，鲁迅在我心中，而我心中的鲁迅当年住在上海。令飞生长在北京，从您祖父的文字看，他比较地喜欢北京，而不是上海。我是上海人，多少总有上海情结，所以擅自把讲题改动了，叫作“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前一句，是说鲁迅，后一句，是指今天和未来的上海。上海是休想再请来鲁迅了，也休想恢复当年的文化生态。没关系。我只是说，未来的上海，除了高楼大厦，除了产量和产值，还有什么别的人事值得夸耀，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2007年12月22日写在上海
艳遇与我擦肩而过
更新时间2009-1-18 8:04:21 字数：1140
人在旅途中会有fantasy，就是想入非非。不知女人有没有，男人希望有艳遇。我现在还有这种fantasy：让你轻微快乐的不是真的艳遇——艳遇概率，少得跟空难一样——而是fantasy：也像空难的恐惧般，一念闪过，闪过一念。但我有个毛病：旅途中不会主动跟人说话。不是架子大，是害羞。天性如此。我觉得搭话是轻佻的。有的男女没几句就熟得跟前世冤家似的，火车没开就已经打牌了，那份儿亲昵呀：嗨！你瞧你、你瞧你，讨厌！
我给你说一次艳遇，真的艳遇。我是画画的，贼眼，去年从上海飞北京，一眼瞧见队伍最前面正在签票的女子，美人！后侧面那么好看，简直“专业”美人！她掉头走了。走了，我就忘了。
我经常迟到，好几次是广播播音找我，连名带姓。那次我也是最后进机舱的人。坐满了，一眼看见她——不是我在找她：这样的美人，怎会不看见呢。美术馆最好的画，老远勾你目光——我一排排对座号，居然就在她身边：我靠走廊，她居中，靠窗一位小女孩。看见正面了！形太准了，眉眼鼻梁，笔笔中锋，像王羲之的字。王羲之的字，极姿媚的。
我暗自高兴。要命的是害羞同时到位，你知道，害羞其实是倔强的情绪。我们就这样并排坐着，我不可能别过脑袋看她——除非眼睛长在太阳穴靠耳朵那儿——她索性坐我远点儿，还能偷看她。
害羞：一个老男人心里的小男生情结。我们从小不跟女生讲话，看到漂亮出众的女性，紧张，拘谨。这种心态跟一辈子。平时我胡说八道很放松，人不多的聚会，谁相貌出众，我会暗暗拘谨。现在还这样，没办法，这是性格。我很想画身边这位美人，跟她讲话，但此时此刻我知道什么都不会做，还不如没艳遇。
起飞了。她开始睡觉，身子弯下去，头发垂落，挡住脸面。空姐送茶水了，我替她攒在我的小桌面上，伺机递给她，光是递递也风流啊——我插队时有个哥们儿，打起人来拳脚忒狠，可是他常到县汽车站守候下车的女生，抢着给人扛行李——我也不过如此伎俩。
可是没得逞。她全程熟睡，根本没喝水，也不注意水杯。她偶尔起身朝椅背后仰，中国人很少侧面这么标致——我到底还是扭头看了，真是惊艳！摸出一支圆珠笔，一个信封，反面是白的，我飞快勾勒，飞机轻微颠簸，线条也颠簸。还像。我记得偷看周围有没有人注意，简直是作案。
完了。北京到了。艳遇结束了。飞机停稳，灯光大亮，我起身让她出来，活活看她走掉，一句话没讲。她标致到那样，自己知道，埋头走开。
下一次坐飞机，放个什么电影，香港片。她演皇后，绫罗绸缎，嗔怒着——哦，难怪，她是演员。过一阵，报摊上一本彩色杂志封面，又是她，查对名字：范冰冰，那位邻座睡美人。
做个悬念小说还行，留着期待。结果呢，结果就像我上面说的那样。
2002年11月
知青与农民
更新时间2009-1-18 8:06:21 字数：536
“知识青年”的意思，就是没有知识的青年；“上山下乡”的意思，就是大规模遣散，实现“都市乡村化”——流放、流落、流浪，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国家景观，失学、失业、失落，是上千万“文革”知青命运的总模式。极少数知青的个人奋斗，似乎印证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古训，其实是为国家政治命运的戏剧性转变所拯救，得以修成正果。绝大部分知青，三十年来被时代与社会一步步抛弃，成为多余的人。
知青不幸，因为此前、此后，没有一代都市青年全体遭遇被剥夺、被愚弄、被遗弃的过程。知青有幸，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歉疚、社会的隐痛、时代的败笔，因此尚有若干被言说、被纪念的历史价值。
今日都市青年的父母十之六七可能是老知青。请老知青们不要忘记：亿万农民远比知青更悲惨、更凄苦、更无告。知青被历史赋予一种荒谬的身份，但没有人会“纪念”农民，并给予格外的同情或尊敬——知青与农民的曾经“结合”、终于离弃，这不该只是知青一代的记忆，同时，也是农民的记忆。
黑明同志的影像追踪是对知青的记忆。在他的镜头下，知青们一个个老去。他们苦笑、成熟，或者面无表情。岁月留驻，并同时抹去他们被侮辱被损害的斑斑印记，现在，他们既不像当年的知青，也不像世代的农民。
2006年6月写在北京
中国符号与中国文化
更新时间2009-1-18 8:08:21 字数：4066
奥运会结束了。本次开幕式获得国内大部分观众肯定，国外舆论更是高度评价。在这些热情之后，我们是否对开幕式美学作一番清理，检视文艺创作乃至整体的文化问题。对此你能否进一步展开谈谈？陈：奥运会开幕式是“一次性”演出专项，创作资源博杂，显示机会稀少，四年轮一次，随不同国家有所变化。在欧美，供宗教与节庆的大型广场表演，包括拉斯维加斯专事制造梦幻与惊奇的超级制作，持续创发积累了大量艺术和技术成果，这样的制作公司全世界才几家，他们的创意会被某国开幕式酌情借鉴，有时得到惊人发挥。但你不可能将奥运会开幕式表演全球巡回，演过了就演过了。通常的演艺项目有固定场域、长期演出系统和深厚社会基础，而开幕式不是“可持续发展”模式，它被限定在体育场。总之，一次性。
庞大的开幕式表演超出任何演出所能网罗的观众量，对它的评价自然取决于大多数，少数意见难以奏效。本次奥运会开幕式，在下面，在网络，多有批评，尤其是文化人。我相信创意人员也有许许多多遗憾，明白有哪些瑕疵，但目前大范围的失望与负面评价没有出现——本来完全可能出现的——低调地说，北京开幕式被最多数量的观众接受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它将带来什么？它是中国可见的已知的文艺资源的总和吗？它会是一个良性的，甚至令人振奋的信号吗？
我会审慎看待。开幕式的驱动力、凝聚力和超常发挥，是一次性的。从主题看，不会出现别的理由再次调动同样的表演：今后还有哪场演出有必要叙述五千年文明，并给予世界性意图吗？不可能了。除非再办一次北京奥运。反正这事过去了，一切又会返回它发生之前的状态。我看不出此后中国的演艺会有决定性改变或飞跃。
张艺谋这次运用了大量中国元素和中国概念，他的运用和表达是否好？好在哪里？今后的文艺创作是否能够从中有所启示、借鉴？
陈：任何一个导演接手，哪怕外国公司，都会绞尽脑汁运用所谓中国的元素和概念。不可能有别的方向或选择。区别只在如何运用，效果如何。目前不论批评与赞美怎么说法，它已不可比较——谁能同时另排一台同样的大戏让我们比较选择呢？不可能。
这事与张艺谋的关系是双重的。开幕式是他个人事业的顶端，而他八十年代即以“中国元素”获取声誉。另外，如前所说，这也是他的“一次性”，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能调动的现成经验其实有限。一方面，虽然他的大片备受批评，但假如他没有几部大片的经验，直接介入开幕式是不可想象的；另一面，大片经验绝不顺理成章“等于”开幕式：我目击他千方百计回避他在大片中用过的手段，他非常清楚广场表演是另一回事。很多相当好的构想被他断然放弃。譬如他善于调动大场面，但并未滥用红色；他能驾驭千百古装演员，但这次服装总设计是日本人，就我所知，他介入意见甚少；另外，开幕式起先不是击缶，而是击鼓，被他否决了，说是有他早期电影的西北风调；他的大片故事即便再糟，毕竟有叙述框架，由他自己支配，但这类经验不可能用于开幕式的世界性人文要求和歌舞叙述，可用的只是他对大型项目的控制力和承受力，创意等等必须从零做起。所以他能调动的只有大片经验，又必须和自己的过去隔绝。我几次对他说：你这哪里是在创作，你是要发明啊。
当然，全场表演有他的强烈印迹：北方、男性、强悍，他爱说什么“浪漫梦幻”之类，用词不当。画轴定位是斯文的，主题歌、童声唱《我爱祖国》、孩子笑脸之类，打的是软性牌，但全部演出的风神与基调是意志的、猛烈的、强势的，不然那几下软笔触根本撑不住。
我不在乎所谓“中国概念”，也不确定什么叫作“中国元素”。素材、符号，无关成功失败，还看谁在用、怎么用。《花木兰》和《功夫熊猫》，准中国故事中国元素，可那是百分之百的美国动画片。希腊开幕式请张艺谋弄，他堆满古希腊符号，还是会“很中国”，一看就是老谋子。反过来，斯皮尔伯格拍《红楼梦》，肯定弄成好莱坞。
其实这次中国符号能够奏效，全靠西方演艺概念，譬如开始的“画卷”是舞者上去就地涂抹，古典中国哪有这样满地打滚的舞蹈？那是沈玮在纽约大获成功的西洋现代舞。缶阵、《论语》方阵，还有许多队列变化，全是西洋大型表演手段，西洋人也是从西方军事布阵中演化而来。你看古典长卷画，汉唐明清皇家仪式不是这样的队列阵营。至于大量高科技更是准西方产品，譬如画轴的LED，譬如整个灯光系统和照明美学，全是最摩登的西方夜总会和演唱会手段。
所以命题可能正相反：是哪些西方概念和西方元素能够使中国符号得以奏效？
但我暂时看不出开幕式对今后其他演艺会构成怎样本质的建设性的影响。今后的景观设计或春晚舞台，可能会有个把活儿给人瞧着说：啊！还不是从开幕式抄来的。但这种影响是枝节性的，开幕式是一整体，一次性弄过，就弄过了。
我倒是恐怕会对外国有点暧昧的影响。这回，全世界完整观摩了一次中国文明总演义，人家没有禁忌，广收并蓄的能量太大了，不是有文章说《功夫熊猫》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文化吗？中国人自己却弄不出来，根本没那根筋。单说服装设计，欧美人用东方的、中国的元素，花招奇出，妙不可言，你瞧中国自己的时装设计，那份不伦不类，那份土啊，“土”绝不是“中国”。张艺谋早先的花招也还是将本土符号尽可能西化，电影根本就是西洋文艺的“利器”。你要知道，纯正的中国货是昆曲、京剧、秦腔之类，这些土产能在西方引来好奇，但不可能被广泛接受的。
你认为还有哪些中国文化更能代表中国，而没有出现的？
陈：这就是上面谈到的问题：“中国”符号太多太多了，难题是怎样给它西化，给它一道所谓世界性现代性的视觉听觉洗礼，这是中国艺术家的普遍困境，同时也是机遇。你想，假如将中国上古的巫艺术、汉唐盛世歌舞、晚期的阴柔精致与文人气，以及大红大绿大吹大擂的民间艺术等等全部堆上开幕式，别说“世界”，连亿万炎黄子孙也看不懂，不要看。这次许多人嫌《论语》的咏唱听不清楚，当然，古人不是这么念《论语》，几乎跟念经一样，受得了吗？郭文井必须将吟诵“音乐化”，音乐又必须带出舞动的节点，不然上千人在体育场念经？就算句句清楚，等于“文革”时群众集体背诵毛语录，观众愿意听吗？毛语录尚且要谱成歌曲呢。
国力上升，文化影响力也在上升，奥运会开幕式成为全球聚焦点。这些年，政府力推的孔子学院，大学力推的国学，民间的汉服、读经，中国传统文化大有复苏之势。根据你的观察，这些年的中国文化、中国符号或中国元素，在全球范围发生了哪些变化和影响？
陈：政府力推的“孔子学院”属于国家主义外交宣传，不是你指望的“中国文化”，民间的种种瞎闹不可能发生影响，更别说影响世界。你真的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微波炉里“热”那么一“热”，端出来，就有“复苏之势”吗？奥运会开幕式的巨大影响根本不是因为“中国”，而是因为“奥运会”——没有奥运会，哪来开幕式？如果我们自己排这么一场超级表演，全世界会有四十亿观众等着守着看吗——我强调“一次性”，就是这意思啊。
文化是国家的灯塔。中国文化的原创力并不出色。本国电影多数不好看，或根本看不到，电视节目没有读书栏目，戏剧不精彩，图书多不足观，报纸文化版面成为稀缺产品。总之，今日中国不是文化大国，文化名人追逐着新闻热点而非真问题，新晋的年轻人则热衷于成名和投机。问题多多的大学也没有为中国文化的未来提供希望和清晰的愿景。这种中国当代文化究竟有没有创造力？
陈：我认为有创造力——这种创造力的伟大功能是成功泯灭人的创造力，使文化教育等等成为纯行政机构，供养无数饭碗。在中国，国家才是文化的“灯塔”，文化人可别弄错。
文化不是经济的花瓶，而是国家精神之根。没有杰出的文化产品，公众会失去精神方向。古代中国人在优美醇厚的文章中得到慰藉，观照人生的至善至美，今天人们难以得到相应的体验。我们正面临一个来自世界的问题：今日中国人将成为没有文化和信念的地球寄生者吗？
陈：中国已经成功证明一个“没有杰出的文化产品”、“失去精神方向”的民族，照样可以致富，可以崛起，可以在“地球”上大大方方满满当当“寄生”着，而拼命想做生意的洋人们，不请自来——这真的是一个“来自世界的问题”。
能否完成从“MadeinChina”到“CulturedinChina”的转型，恢复明朝以前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力？请你谈谈自己的判断。
陈：奥运会比赛项目哪几项是“中国创造”？几乎没有。眼下还添了一项蹦床，中国发明的吗？不是。可是男女蹦床都是中国拿金牌——明朝以前的“中国文化”哪有蹦床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