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废集
自序
更新时间2009-1-15 10:48:47 字数：1173
这两年藏身画室，静下来，自以为推脱不少稿约与琐事，近日搜查旧稿，竟得四十余篇，又可以出本集子了。体例仍类似《退步集》及其“续编”，并没新花招：有所期待的读者，怕会失望的。
话题多少是在变化：譬如给《南方周末》的“自由谈”杂稿，忽儿谈论死亡、救灾，忽儿评议歌赛及台湾；三篇关于鲁迅的讲演，是给周令飞先生一再叫去，写着写着，发现旧的谈资仍待扯出新的意见，新的意见，又该持续展开的；此外以编年排列的碎稿，较用力的是回顾“星星”群体和谈论奥运会开幕式，一则往事，一则眼前，既要说出自己的意思，又不至被删得没法子读，难免动些脑筋，书尾回顾七十年代的长文倒是才完稿，简直写到死去活来，终于顾不得章法，给汹涌的记忆卷走了。
早先在《退步集》遗弃的两篇游戏文章——关于坐飞机，关于非典——现在看看还喜欢，因为轻松，因为没意思。凡是刊物的专访，也多浅薄：我的书写全是这类命题作文，回国至今，也才明白开口说话最好是表不及里，深下去，媒体不便，我也没足够的学问和胆量的。
我与媒体的关系差不多便是写作的姻缘，照单全收，一概推却，都不是办法，但媒体自有一套办法将某人的言说予以扭曲而简化，更有若干记者有心无意来耍弄：有的只为填版面，生掰硬扯、取义断章，有的存心撩拨，那撩拨的资料也无非种种断章和取义。我偶尔回嘴了，年初致《新京报》的公开信即是一例，但我也难辞其咎，因在众人面前晃得久了，总不免有口水吐过来。好在多数记者是善意的，也好在临了自己编成书，白纸黑字排列好，有谁乐意继续教训我，目标可以比较地清晰而准确。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写稿出书，回国八年，别人看着很勤奋，自己思忖，总有荒废之感，虽然不忙这些，我也未见得做成什么更有价值的事——这回的书名题曰“荒废”，其实言重了，比起“退步”的意思，更显做作。父亲建议取名“缄言集”，意思狠准确：这些年，亲人和旧友，特别是对我侧目反感的人，或劝告、或指骂，归结为一句话：闭嘴吧！可是这“缄言”二字嫌太雅，又近生僻字，给出版社几位年轻编辑辨一辨，居然读作“箴言集”，“缄默”的“缄”，认得出而念得对，已属稀罕了，出版后，费尽口舌怕也说不清。怎么办呢，“荒废”二字先已写成书法，试印封面，效果蛮好看，别的书名既是想不出，下厂印制的时日逼近了，一横心：既有荒废之念，索性就此交差吧。
今后我仍将荒废光阴，抑或听劝而闭嘴么？父亲好几次对我说：爸爸妈妈这辈子，就为说了几句话！这是真的，而我近年何止几句话。可是每有书出，俩老右派却是认认真真反复读，并且大笑，或者流泪了。此生哪想到父亲母亲会是我的读者呢？年幼时纸片上画了几笔画，赶紧走去爹妈面前讨几句夸，现在情形稍许变了变：我知道他们心里欢喜，但总会一脸忧戚对我说：不管怎样，还是少说几句吧。
2008年12月12日写在德累斯顿旅次
访谈杂录1
更新时间2009-1-15 10:50:30 字数：965
很多人感觉你近几年来光批评了，这些年你有没有画画？
陈：我一直在画画。可是媒体会重新塑造人：李银河一天到晚谈性，王朔一天到晚骂知识分子，然后我一天到晚骂教育。只要我愤怒一回，我就得为公众二十四小时板着个脸。
你个人仍在寂静之中绘画创作，这些作品为什么不拿出来?
陈：为什么要把“寂静”拿出来？
你辞职离开清华时说：“单是盆栽也得有人好生供养着，体制怎能轻易改！”那种落寞……
陈：没有呀，我写到这里很得意。读不出来么？
那你以后靠卖画为生吗？
陈：我太久前就靠卖画过日子，二十七年前去纽约，每一块钱都靠卖画才会有。
其实你能大胆地辞职跟这个也有关系。
陈：对，有关系。我还有另外拿饭票的路。请媒体探讨辞职的原因，不要渲染我辞职。
现在是不是感觉到声名之累了，就是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都有媒体跟着。你好像很讨厌这种状况。
陈：我要是说很讨厌，有点做作，但确实挺打搅的。媒体纵容我，瞎撩拨，但对私人生活有影响，平均每天都会有媒体来找。你得费口舌说，不行啊，没时间——媒体可怜，每天要等米下锅，像我这样的刺头，就老被你们盯上，拽出来，说三道四，然后你们版面也填了，差也交了。
现在说起你的时候总是提到二十年前的《西藏组画》，作为你的代表性作品。你会不会有那种想法，要画出新的东西超越这个作品的影响呢？
陈：以前有过，现在不再这么想了。
为什么？
陈：这是个圈套。你画出所谓成名作，被承认了，就是一套子。人家提起，你会不自觉拿这个套子套自己，这就是圈套。然后你想超越它，又上了自己的当，又设一圈套。别想这些，往下走就是了。早些年，二十来年前吧，我会想（超越自己）：不服啊！老子得超越啊！现在可不想了。超越又怎样，不超越又怎样？
你有没有自己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
陈：没有，从来没有。媒体老要问这个，我只要活着就好。每天醒来，又是一天——不是理想不理想的问题，而是谢天谢地。你们年轻，不懂。真的，谢天谢地。
你怎么看待孔子所说的“五十知天命”？
陈：孔夫子时代的“天命”，与二十一世纪的“天命”——假如可以称之为“天命”的话——肯定不一样。过了五十岁，我仅知道自己在老下去，还会更老。
访谈杂录2
更新时间2009-1-15 10:51:05 字数：1123
很多人认为当下中国还处于一个常识普及的过程，比如王小波的很多文字，有人认为你的话仔细来看也是如此。
陈：我说的话连常识都算不上。
你说你“捞过界”，写东西什么也属于玩票性质，但是你捞过界做的那些东西大家都很赞叹，像《退步集》、像你讲鲁迅那些文章，都说你做得好。
陈：我这是耍猴。人总爱看耍猴嘛。只是耍得多了，就那么点拳脚。我不是不愿意耍来着，得回去睡个午觉再说。学问太少了，太业余了。所以我谈的态度是那种蹭在边上的姿态，并不假定我是对的，只算是有此一说，应该大家都来说呀。
有幸先睹得《退步集续编》文章若干，文字雅达、文风坦荡、文气奇倔，常一语中的、发人深思，你认为这种文字的魅力来源于何处?它与你的绘画之间构成什么关系?
陈：“雅达”、“坦荡”、“奇倔”，别给我这么多好听的。你要是真喜欢我写的文字，就告诉我哪篇、哪一节、哪一句写得还可以。要是你真愿意讨论写作，告诉我哪篇、哪一节、哪一句写得有问题，有错，是什么问题，错在哪里——这才是刺激，是礼物。
绘画也一样。人对我说：画得好啊，我已经不会怎样快乐。要是详细指出哪里好，哪里不好，而且说得精准，我会很感激。你看明清画家题款上写元人怎样，宋人怎样，多么懂啊，多么会说话。现在拿十个博士学位，也写不出那时一行题款。
据我所知，该书中所用到图片资料来源于五十本画册以上，其中不乏难得一见的艺术瑰宝。这也是你的书显著不同的地方，你想让这些艺术图像资料传递出什么信息?
陈：我写一万字，不抵一幅图片的说服力。明代的沈周和达•芬奇生卒年份差不多，唐伯虎和拉斐尔年龄一查对，简直哥俩。我家里不是档案馆，没藏着珍奇的图片，都是市面上找来的，可是两种图片一并置，你自己瞧瞧，就知道什么是所谓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注意，是差异，不是高下和对错。
你在这本书（《退步集续编》）的前言里说，给这本书排插图的时候你是有快感的？
陈：我写啊写啊，突然一张图片，你看！我没瞎说，有图为证！从前写小说，写到差不多了，“有诗为证”！我这是玩儿“有图为证”。
你说到插图的时候，提到“并置”，是什么意思？
陈：“并置”可能是“波普”艺术的一个概念：一张毛主席像和五十张毛主席像搁一块儿，视觉冲击力是不一样的。一幅洋画和一幅中国画搁一块儿，搁得巧妙，也会眼前一亮：咦？是这效果！
我们这也属于并置啊！一个老家伙、一个小家伙，一块聊。
我们期望有《退步集三编》的出版，在退步这条路上，你打算走多远?
陈：在我可怜的知识范围，我已经很冒失，走得有点迷路了。但还会瞎走。路不要紧，保持走要紧。
访谈杂录3
更新时间2009-1-15 11:03:47 字数：503
从网上看到一些反映，大家喜欢你的书，是觉得你说话特别痛快，针砭时弊，对中国人文现状的批评都是淋漓尽致。
陈：我从来就这么写，就这么说话，得到回馈，才知道这就算痛快——我猜可能是大家太不痛快、太不犀利了吧？我也才知道原来我就这副德行！
我其实也有顾虑，很多话是曲说的，绝对是曲说的。而且我非常注意文章要懂得进退。一件事不要说死，不要主见太强，要考虑各个维度——以我可怜的知识，以我对事情的判断，你仔细看，我都留着余地的，都准备好哪个意思说错了，有人会来反驳我。美国教会我：你说话，只是你一个人的想法。没有人能假定他说的话都正确。我期待更多的想法、交流、回馈。
但现在不太可能。一个良性的对话空间，现在不太可能：有呼应、有争论，都不太可能。
谈到空间问题，那互联网呢？
陈：互联网当然是决定性的改变：在传统媒体外拓展一大片空间。但不要误解这就是真的言说空间——正剧不能演，只能弄点滑稽戏。它给你造成误解，以为挺热闹，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的言说空间不是这样的。互联网只是舞台，不是节目。
世界，还有对世界的感受，是由许多事物构成的，网络不能代替世界，代替感受。
访谈杂录4
更新时间2009-1-15 11:04:33 字数：896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鸣出的那个事，就是你说过的大学行政化的问题，你能不能就这个事情说一下？
陈：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每个学校、每一层楼、每个办公室，都有一个教授或副教授在跟他的顶头上司明里暗里闹别扭。只是张鸣这事儿曝光了。
你觉得有局部改变这种状态的可能吗？
陈：不可能，除非体制变化。现在学校可怕的是学生层面，学生被学生会操纵，你是里面的人，你拿奖学金也优先，什么都优先。学生也被权力化，年纪青青，接受的都是权力教育，事事认同权力，以后出来到社会，国家就交给这样的学生。
你有没有关注中学教育或幼儿教育？
陈：请辞曝光后，很多陌生读者来信，其中竟有高中生，我一点没想到！高一高二高三都有，说是谢谢我为他们说话，其实我在学校闹脾气时没想到高中生。
我在西单图书大厦签书，来买书的竟有高中生，我很意外。
高中生都是怎么反映的呢？
陈：非人的生活啊！有一位《大学生》杂志的新编辑告诉我，他是某市二中毕业的，该中学的别称就是“第二监狱”：围墙、铁丝网、监视器。一年到头早晨五点起床，晚上十二点睡觉。各种威逼监视，无所不用其极。常有孩子自杀。每年春节学生喝醉了，就把可恶的学监暴打一顿，扔河里去，然后再捞起来，第二年继续当他的学监。平时老师要胁的话是：不好好读书？你他妈永远农村户口！
这话对吗？很对。可这是教育吗？监狱也不是这么管呀。狱卒说：好好劳动！不然赎不了罪——如今“农村户口”就是原罪啊！
国家对这种事情也不管。
陈：国家不管那就太好啦！什么农村户口城镇户口，全是国家管出来的事，然后直接导致第三监狱、第四监狱……学位都垄断在国家手里，你要拿到学位，你在社会上才像个人模样。所有这些问题都从这类政策衍生出来，这是个逻辑关系，因果关系，一切的一切，就这么形成了，改不了了。
张鸣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你，他说你在辞职的时候对教育提出了很多看法，但是其实都是没用的。
陈：对，没用。因为它不是教育问题，是权力问题。教育问题可以商量，权力问题没商量，你闹别扭？滚一边儿去吧！
访谈杂录5
更新时间2009-1-15 11:05:03 字数：4582
不管是上次的《退步集》，还是这次的《退步集续编》，我都从中看出你对现在整个中国文化状态的担忧。中国目前的文化太不繁荣了。
陈：繁荣？差太远了。社会上说来说去那么几个作家画家，那么几个导演几台戏。二十年前那几个，现在还是那几个。和经济成就比，文艺差太远了，太不相称了。
所以提文艺复兴，不如提倡多元化，提倡“百家争鸣”？
陈：什么都不要提倡。欧美日本从来不提倡什么多元化，什么百家争鸣。唐代宋代什么时候提倡过“百花齐放”？春天谁来“提倡”？春天还不是来了。
真要繁荣文艺，什么都别提，最好的办法就是退回零点。
你不觉得造成现在中国文化的尴尬局面，其实也是跟现在的经济发展有关系的吗？大家都想着搞经济，全都忽略了文化。
陈：经济问题和体制没关系吗？你看，体制不撒手，经济能发展成这样么？不是没有做文化的人，现在所谓“文化人”比以前多得多了。作家画家是以前的至少十倍。但不自由。外部、内心，都不自由。比如拍电影，能像好莱坞那样彻底交给市场吗？好莱坞有鬼怪片、心理片、三级片，我们很多类型片都没有。同时也没有真正的严肃片、文艺片、社会片。即便有，也非常脆弱、贫薄、狭窄。
你对众多体制问题持有激烈态度，你是否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文艺的建设有比较大的杀伤力？
陈：我不会说中国的文艺“需要繁荣”，这是官方语言。《退步集续编》中三次谈论“文艺复兴”，可以归结为一个意思：在西方文化与中国现实之间，我们必须审慎。换句话说，假如有文化上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我们可能应该寻找介于二者之间，并有所超越的立场。
我也不曾对中国文艺抱有希望或失望。赵丹同志临死前倒是斗胆说过一句话：“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
这种“杀伤力”源自什么？
陈：还是以赵丹为例：他在1949年前从影不到二十年，其间还在新疆坐了五年牢，却出演过三十多部电影，从1949年到1980年他去世的三十一年间，他只出演八部电影。其间，富有戏剧性地，他又坐了五年牢。
今日演员比他幸运太多了。可是他的话至今没有过时。你去电视台问问，这几年多少细规定：什么题材不能播，什么内容只能夜里十点以后播，什么节目立即被命令不能重播……出版社、报社、杂志社，也多有同样的困扰和管制。
你说中国现在来提文艺复兴，不知道到底该复哪个兴。
陈：我在三篇谈文艺复兴的文章中，希望自己审慎看待中国问题。中国是文艺大国，历史悠久，完全有自己的一套“文艺”，从先秦直到清末（现当代的另说），它是自足自在的系统。愣要拿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因后果在中国这儿套，很难。
中国古代有太多文化盛世了。二十世纪以来，小范围文艺盛世也有过。一是三十年代，一是五六十年代。很多人都忽略五六十年代，但当时的油画、芭蕾舞、交响乐、话剧，比民国好，国家介入了，有规模了，出不少人才。样板戏水准不能完全抹杀，那真的是全新的文艺，曾经有可能走向一个高度，达到一个程度，可是后来完全被妖魔化了。
谈中国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关系，历史命题不一样，文化家谱也不一样。文艺复兴并不只是文艺，各方面，包括解剖、地理、航海、武器、生物学……所以后来会接续启蒙运动，会出现一个呼唤理性的时代。“文艺”只是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它背后有很多事物。现在中国是需要好好谈谈文艺。我们的人马如今排不出一个《红色娘子军》，它至少动用了部分艺术方式，成功表达了一种谎言。现在连谎言都弄不好。“艺术就是谎言”，好比《圣经》故事画成画、拍成电影，很好看，但多少人相信这些故事，多少人真的信教，不见得。可是你听听宗教音乐，多动人！我到敦煌去看画，非常感动，但我不信佛教。我感动，因为这是人家真心真意做的艺术，真心诚意的作品，不管什么内容，都会打动人。
艺术是谎言。但现在我们不会说谎，很笨地在那儿说谎。
那你会不会很悲观地觉得，在未来再也找不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
陈：不，我们正在制造“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只是我无法定义这是什么文化和历史。比如“学术行政化”就是全新的文化，正在构成历史……我们离这个时代太近了。谁都难说当今时代的功过到底是什么。和过去那个时代比，我当然拥抱现在。这绝对是个值得肯定的时代，所以我才咒骂，因为它有希望。“文革”那会儿，死路一条。
从最近一年多的国学热，还有就是“百家讲坛”的火爆，我们可以发现大众想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愿望还是很迫切的，但是似乎没有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去了解文化。现在很多书的质量不高，给大众提供的文化产品不是特别好，好的东西也不一定能够做出来。
陈：垃圾太多。但这事得具体说：第一，我们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比于丹好？比易中天好？如果有，可是压制着出不来，那就不正常。第二，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那说明我们就在这水准，就不要总是去说于丹不好，易中天不好。有什么读者，就有什么作者，他们（于丹等）搁在三十年代，就是文艺青年，因为真的国学家在那儿，但今天就成了个事儿。你得接受这水准，然后大家慢慢往高了走。
这是整个人文水准的问题。法国是萨特上电视，英国是约翰•伯格上电视，为什么呢，因为法国英国的电视观众在那个水准。他们要是来中国，我也听不懂，因为我不到那程度，我的程度可能正好听得懂于丹。如果听下来觉得她说得不好，我自己去读《论语》，但没必要去骂她，你一骂，你的水准就下去了。
很多人反对于丹，前段时间“十博士”还联名抵制。你知道吗？
陈：中国的事情，我只有一个最低要求：让它发生。别管是对是错。现在刚发生一点事情，唾沫星子就来了，要抵制了，你去抵制吧，没用的。博士？你也来讲啊。联名反对？傻X。我没学问，可是我最讨厌拿着博士往外贴。我不了解于丹，她讲《论语》讲得对不对，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有人在讲孔子了。从“五四”打倒孔子到今天电视上讲孔子，为什么？这九十年来关于孔子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在乎的是这个。
有道德的卫道士，也有学问的卫道士，所有卫道士我都讨厌。真要卫道，世界上就一个真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这是尼采说的，中国呢，要说只有一个儒家，那就是孔子，其他都不是！
别拿着博士往外说事儿。别以为只有你懂《论语》。《论语》注释本不知有多少，朱熹、钱穆，多少版本，要听于丹的去听于丹，要信版本的去读版本。钱穆学问算得好，是博士么？连大学文凭也没有。他抵制谁了？！
你对目前的于丹热有什么看法？
陈：我没资格批评于丹，我没听过她讲《论语》。但我批评对电视明星的批评，因为这不是值得批评的事物，太正常了，学者早该上电视。如果你觉得他讲得不好，你去讲，这就是我的态度；再或者，你自己去读《论语》。接受群体不一样的，你不能要求所有听于丹的人自己去读原典，于丹也不会要求所有人只听她讲《论语》。电视是中性的，人不要听，会立刻换频道。
所有神甫都在讲《圣经》，这么讲、那么讲，但你不能喝止：不对，《圣经》不是这样的！然后神甫就得改口。于丹好比社会基层的“神甫”，西方几万几万这样的角色，等于我们这里的居民委员主任啊什么的，做做思想工作，调解调解，开导开导，前提是能说会道。于丹特像从前共青团系统能说会道的辅导员。
我记得你去陕西台做节目的时候，说台下的学生“表情都很茫然”，这么一个群体应该是于丹出现的原因吧？
陈：很茫然，无主见，集体无主见。国学热是市场需求，非常简单，老百姓要听，他就会听，不要听，你再上电视作秀也没人听。现在道德沦丧，信仰真空，谁出面“布道”，谁就有观众。学者不必急于批评，应该研究的是：中国在这个时期为什么会有学者上电视？为什么会有国学热？为什么通俗的说法会有听众？通俗说法和经典阅读的内在区别是什么？等等等等。
研究这些，会比单是批评更有价值。所有“热”的事情总会“凉”的，可是这当中恒常的规律应该去找一找。
有人认为，中国很多民间收藏家们手里其实有很多优秀的、中国自己的艺术品，所以就有人提倡搞私人收藏展，让普通人有机会看到真正的艺术精品。
陈：关键问题不是有没有人拿出收藏办展览。中国博物馆现在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各个博物馆试着推出各种展览，问题是公众参与程度太低。大家舍得去吃宴席，不舍得买个展览门票。如今门票钱是不便宜，可是那点钱你在好馆子里他妈叫个菜都不够。
中国公众的参与程度跟西方完全不能比。西方进博物馆的人口比例可能也就全国人口的20％到40％，可是这比例比我们高太多了。第一，他们接受教育的人比我们多；第二，人口素质高；第三很重要，那部分人长期进博物馆，是因为那是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就跟我们习惯去餐馆或习惯打麻将一样。国内长期没有博物馆，有，也没多少好藏品、好展览。进博物馆没有变成大众生活中一项习惯，大学生也很少去。在西方，听歌剧、听音乐会、进博物馆，很平常，很频繁。今天去哪里？博物馆常常是优先选择，这跟文化教养并不必然联系，而是习惯，是生活。***
中央电视台那部《大国崛起》你看了么？对中国人的大国情结你怎么看？
陈：自卑情结。
自卑太久了，总想出人头地，让世界承认。看你怎么理解“大国”，如果算面积、人口，当然是大国。可是英国、日本、德国，面积多小，人口也少，人家是大国呀。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也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期待，前一阵子，有一个美国的调查数据，说西方对世界各国的好感度，中国排在第五，很高。
陈：中国试图朝良性变化。但是西方这么说有个大背景：全世界要跟中国做生意。最大的生意场在中国。世界的主要潮流是利益，是做生意。
西方一直在影响我们，同时误导我们。我们是实实在在生活在这里的人，应该很清醒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空间。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我们的信息资源非常有限，或者说，只有信息。信息不能帮助你真的了解世界，但你会自以为了解世界。
你知不知道发生在2006年的中医存废之争？这是不是中国面对西方的一种自卑？
陈：老话题了，世纪初就争论过，民国政府一度还明令禁止中医。一位医生医术医德不好，跟中医本身好不好没关系。行业弄坏掉了，不能怪行业。国画、书法，算个行业，你去里面打听打听，一塌糊涂，都给弄坏了，但你不能说国画不好、书法不好。
为什么变坏了？
陈：钱嘛，利益、权力、行政，一个地方书协主席买官，底下塞150万，能想象吗？老主席退了，下面争当主席，行，看谁送的钱多，谁就上。一年，本钱就回来了。你想啊，长官那儿送礼，总得有个说法，名片拿出去，你是书法协会主席、副主席，你的字价钱就不一样啊。
行业坏掉了，不能说行业不好。我不清楚“废中医”是什么意思。中国各种各样的争论，背后的原因都没被说出来，都是停在面上的那几个焦点，我有兴趣的是背后没有被说出的原因。
我不太相信这类辩论会有什么结果，真正主宰中国医疗或者教育的，都是政治力量。这一行出了问题，是支配它的力量出了问题，可是争论起来，面子上都是学术争论。内部的原因，则来自社会、来自利益、来自上面。我通常不关注这种争论。
访谈杂录6
更新时间2009-1-15 11:05:31 字数：1544
新书（《退步集续编》）里有三篇文章谈到了鲁迅。对鲁迅，现在似乎很多人从一种完全的肯定到了完全的否定，这种现象似乎也是文化上的不正常状态。
陈：鲁迅话题，其实比以前好多了，至少各种声音能出来一些。重要的不是鲁迅问题，而是言论空间问题。目前相对能够展开的问题多一点了，比如胡适问题、陈独秀问题等等，比以前得到相对公正的谈论，大家更理性地看待这些人物。这时，再将鲁迅放回一个大背景去看待，会更清晰。
还是那句话，中国的事情要让它发生。发生了，还要让它往前走，不要一发生就论对错，不要这么快给一个事情作是非判断。
你说鲁迅已经“面目全非”，你心目中真实的鲁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今天还有可能“还原”吗？
陈：我心目中的鲁迅就是个长胡子的浙江人，穿件长袍，经常愤怒，随时好玩，笑笑世界，笑笑自己，很认真，很随便。还原是不可能了。没有人能够“还原”，全是后人的解读和想象。我有兴趣的是怎样想象，谁在想象，是什么让他们这样想象。
鲁迅是否依然适合中国人的精神？以你对鲁迅的熟读，试想他会对今日的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呈现的面貌作出什么样的评论呢？
陈：不适合。当鲁迅抨击他的时代，同时许许多多人在抗争，今天既没有人像鲁迅那样抨击，也没有像样的抗争。抨击与抗争不适合今天，准确地说，“今天”的一切，成功地使任何抨击与抗争变得很傻、很错位，非常犯不着，因此非常不合适——乖、忍着、别犯傻，这才是今日中国人真正的“精神”。
鲁迅的命题仍然在。同时大陆读书人开始注意胡适的命题。不过这二位先生都太超前了，“自由”与“宽容”，“怀疑主义”与“不合作”，今天仍然没市面，远远比七十多年前更没市面。
我可不敢“试想”鲁迅对今日中产阶级将会如何评论。或者可以模仿他的句式：“乐其脱贫，哀其不争”？
鲁迅和托尔斯泰在你身上同时发生了什么作用？
陈：我不曾想过这两位同志对我“发生什么作用”。我在少年时代只能读到有限的文学书籍，鲁迅和托尔斯泰是我阅读最多的两位，所谓多，就是直到成年、迄今，我仍然一遍遍阅读，从未丧失兴趣。但我知道，对今天的文学青年来说，我的阅读只是上一代人的兴趣。
当屠格涅夫将《战争与和平》第一册介绍给福楼拜读，福楼拜叹道：“啊！一流的画家！”鲁迅也喜欢绘画。他关于绘画的评论，比他同时代的其他美学家艺术家更透辟。不过这两位天才的文艺观也有极度偏激之时。托尔斯泰咒骂大部分西欧天才，例如莎士比亚、例如瓦格纳；鲁迅则嘲讽京剧，从来不提起音乐，并讥刺当时留学西洋的文艺海归派。天才偏激，毕竟仍是天才，我现在想起他们的激烈，会欣然自笑。
在我看来，鲁迅与托尔斯泰的魅力，是对人世的巨大的同情。
2007年是王国维去世八十周年（1937年自沉），你怎么看他？
陈：鲁迅说他太老实了嘛，老实得像火腿。非常耿介。我想这是性格。有一本书是关于他的死因的各种说法……那时国家也很剧烈地转型，凡是改朝换代，都会出现这样的人，一件事物折断了，忽然拐弯了，就会有这样耿介的人，受不了，寻死了。现在人太世故、懦弱，好死不如赖活，没什么信仰，活着顶要紧。中国人不会喜欢纪念这样的人，中国人会很主动避开太真实的人物……
你说他“独立”，这是西方的说法。中国有自己的标准，“士可杀不可辱”，就是“士”的标准。他的遗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最要紧是“义无再辱”这句话，现在知识分子不会讲这句话了，接受侮辱、习惯侮辱、自取其辱，早已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专业，娴熟得很。
还有就是所谓“节”，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观念。古中国的男子也有节烈观……他的纪念碑就在清华，谁在乎，学生们一点兴趣都没有。
访谈杂录7
更新时间2009-1-15 11:06:07 字数：668
你2006年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推木心先生。一般人不会这么高调地、努力地做这样的推广，是因为你的性格吗？
陈：我一路过来，在美术界推举过很多人，但是像你说的那么高调是唯一一次。我告诉你，我非常低调呢！出书发布会念一篇稿子，高调么？那天书市里每个摊位都在推作者啊！
我此生不会再遇到这样的文学家。我才开了头，很低调，对咱们这难伺候的空间，我很客气了。
你觉得他是完全值得推荐的？
陈：为什么纠缠推荐这件事？全国每年推荐多少作者，多少书，怎么我这一回就要来追究？我已经做得太晚了，二十年前就应该做。可是大部分读者恐怕到现在还没准备好，还很难接受这样一种文学。或者说，我们被别种文学填满了。
就是说他的风格可能有点让人消化不良？
陈：消化不良，是肠胃的问题吧？我们对文字的理解、对文学的理解、对写作对世界的理解，早就自己一副肠胃。我们被洗脑超过半个世纪，绝大部分都被洗过脑，包括我，而且根本不知道被洗成什么模样了。
其实你的推荐还是影响了国内很多人。
陈：我不是要影响很多人，文学不可能影响很多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既然有文学这回事情，大家都在找好作品，那么我告诉大家，请阅读木心先生。你不要读，请便。
你担心别人会说你是一个外行身份来推荐吗？
陈：是的，我非常外行，请懂行的大人先生们多包涵。我这些年没做一件行内的事情。我还会做，我只做了一小点呢。有人骂，狠对的。如果我做这事儿没人骂，我很沮丧，那说明不值得去做，我做的事情常会犯忌，犯忌才有意思嘛。
访谈杂录8
更新时间2009-1-15 11:06:33 字数：735
中国美术家的作品进入世界级美术馆的通路何在?
陈：不是通向人家的路“何在”，而是世界级美术馆一直在审慎寻找通向中国当代艺术家——当然是杰出的艺术家——的路。人家从来是在世界范围点鸳鸯谱，凡是点中的，我觉得大致公允。
有没有新一代有潜力的新锐青年艺术家进入你的视野，对他们作何评价?
陈：太多了。许多八零后青年艺术家在冒出来。名字一时说不上来。我不急于作评价，一朵花刚开，别评价，让她长大、盛开。
一个好的艺术家有标准吗?如果有，你认为标准是什么?
陈：有标准，但不能一律，要看谁，也不能不变，要看什么时代。每个作者不一样，标准因人因时而异。我不会以写实标准看待一位非写实艺术家，也不会以七十年代标准要求今天。真正的情况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会贡献陌生的标准。在塞尚或毕加索出现以前，很多标准不存在。他们是挑战既有标准、同时确立新标准的人。
摄影之于绘画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影像记录比绘画更客观、更直白，但是少了很多想象力。客观的因素多了，主观的因素少了。能被记录下的信息多了，创造的内容少了。）
陈：话不是这么说法。艺术无所谓“进步”或“倒退”。每一种艺术门类都会从无到有、盛极而衰，或逐渐消失，或褪一层皮，变化成别种模样。摄影发明后，绘画并未衰亡，只是改道了；电影发明后，摄影并未衰亡，一如电视发明后，电影也不曾衰亡。
影像未必比绘画更客观、更直白、更少想象力。十九世纪的摄影竭力模仿绘画，二十世纪的摄影不断摆脱绘画的影响，后现代摄影则又回向绘画，甚至古典绘画的美学，而古典美学在目前实验性摄影中，获得全新的生机。
不要在艺术的不同门类之间设贬褒、定是非。各种作品还看艺术家是谁。
访谈杂录9
更新时间2009-1-15 11:06:55 字数：346
你在关博客时提到“少上网，多看书”。可是，假如我们现在想看翻译著作，那么就会发现翻译书很多都没法看，都是错译、乱译的。
陈：至少这说明中文的没落。翻译不看你懂多少外语，而是考验你中文怎样。严复那代人洋文并不好，可是中文好。
少上网可以做到，但是多看书——你看现在的出版状况——那该看什么书呢？
陈：我没有资格提供书单。我一再说我不是读书人，不是学者。上网、看杂志，都没问题，那是另一种阅读方式。但以我可怜的一点阅读经验，觉得看书的经验仍然不能代替的。“读书问题”是世界性问题。传统书的读者不断流失。但我不敢叫艺术家非得多读书，这是很复杂的问题，一个古代大师读的书不及今天的中学生，读书不代表学问，不代表见解，更不意味着人文水准。今天书店里堆满书，人文水准更高了吗？
访谈杂录10
更新时间2009-1-15 11:07:19 字数：991
不久前网上有个“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评选活动，韩寒等得票很靠前，你怎么看这样的排行榜？
陈：排行榜是消费文化的事，是统计学，被用到文化上来。这是外国人先开的头，把不同的作品量化、排比，后果很坏。我想韩寒得知自己比老舍排得高，不会很高兴。在价值混乱的情况下，有人想快点找个办法来测试价值，排行榜就是出于这种心理，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处理最复杂的事。总之是商业行为。人文艺术这么丰富复杂的事物，给弄出一二三四名，什么一百个作家、十个作家，无聊透顶。商业极权很可怕的。往往要么是政治极权，要么是商业极权。
你觉得《阳光灿烂的日子》好看吗？
陈：我喜欢，但我会审慎表达我的喜欢，那是我们这代人的喜怒哀乐，我不想让下一代人陪着我们也来回忆、找快感，而《阳光灿烂的日子》之类只说出“文革”的一丁点儿侧面，真正的“文革”从未在文艺中说出来……我们发现小时候看革命电影，闹半天，原来是帮着左翼青年在怀他们的旧，我们傻X，陪着哭，以为那也是我们的事儿，其实是我们在怀他们的旧。
可是好电影能够成功地传达经验，向各种不同的人群传达经验。我们不是欧洲人，而且二战时还没出生，可是从大量欧美电影中，我们对纳粹时代很了解，很熟悉，这就是文艺的力量，真实的力量。这样的文艺，中国还没有。你不希望我们这些七零、八零后喜欢这些吗？
陈：我没有资格让你们喜欢或不喜欢。你们应该有自己的痛点、快感，不要跟着上一代人瞎起哄。在美国，披头士一代人，喜欢猫王一代人，喜欢重金属摇滚一代人，分得很清楚，你喜欢你的，我喜欢我的。我们呢，老是拽着下面几代人一块儿……等青年人有自己喜欢的事儿，这帮老混蛋还有人出来批评，指手画脚。我讨厌这种人。
巨大的问题：这次四川汶川地震整体中国人的表现，映射出目前中国社会、国家、公民等等什么样的状况？又带来什么？
陈：关于地震和救灾，漂亮的赞美词说过无数遍了：快速反应、全民救援、舆论暂时透明、下半旗，等等等等——代价是六七万人死。
如果不地震，不死人呢？
我审慎“感动”、审慎“乐观”：暂时有点像现代国家、现代公民的意思了。不过中国人常会以集体名义，忽然显得异常正义、异常慷慨——前提是发生非常事件，这一次，是几分钟内报废六七万条人命。
还要看。恢复常态后看——我相信不会有什么本质变化。不会的。
百年苦难的补偿
更新时间2009-1-15 11:08:31 字数：4802
6月，奥运会开幕式表演团队移进鸟巢，日夜操练。却说7月底8月初三场大彩排，虽非正式演出，但总算在数万观众面前亮相了。此前我已看过多次演练，这三场彩排就跟着记者在后台混。
午后一点左右，逾万演职人员开始陆续进入鸟巢庞大的地下室。男演员几乎全是大兵，女演员选自军区或地方文工团，他们据不同角色群散在指定点化装。古代造型分量吃重，两千多名击缶汉、八百多名船桨手，面妆尚称简单，近两千名汉儒唐女的浓妆和头饰，可就麻烦了，平均一位演员由两位化装师伺候，再加上另几场戏的数千名演员，真是人声鼎沸，望不到边。我猜，连资深导演也未必见过这等壮观的化装场面。
四点多钟，面部化装大致就绪，只见唐女们耸着高高的发髻，插满银簪金饰，穿着T恤、衬衣、牛仔裤、花裙子、球鞋皮鞋舞鞋拖鞋，满场走动，携手聊天，或成片坐开，歪斜瞌睡。儒生们的头顶则竖一先秦士子的笔直头饰，我叫不出名目，因是壮丁，成排坐着，不许动，唯游目四望走来走去的俏宫女。那二十几位将要吊上半空的敦煌飞天女浑身环绕精细的电线，像要执行爆破；数百名古船桨手活脱衙役，仿佛将去捕人；最可怜几百位活动字模的演员早在一楼大环廊集结，各自守在两尺宽窄的模具里，不得动弹，露个脑袋四处张望——观众席看去，演员们齐整鲜亮花团锦簇，好精神，就近看他们浓眉厚妆油汗淋淋，十九是农村的孩子脸。饰演要角儿的职业演员自然标致而娇贵，另有隔间给他们细细慢慢地弄，我每从门口过，惊鸿一瞥。
六点钟光景，全场轰然骚动，起立排队，分片领取戏服。没待看得仔细，周围已挤满古装人群，数千幅宽大的裙衣下摆彼此拂动阻碍，响成一片，只听男女领队高声吆喝着，他们排着队从各个出口涌向一层。一层，是鸟巢巨大的环型回廊，原已摆满各场戏目的大小道具，这时各区小门源源走出千百名演员，铺排蔓延，顷刻营营嗡嗡像个大蜂房——秦兵黑色，汉儒灰色，唐女分金黄与红绿三色，桨手蓝色，少数民族和儿童演员五颜六色，太极拳手和终场迎宾的男女少年一律白色。不少洋演员混杂其间，有肥壮的英国风笛手，有半裸体涂上油彩装扮野人的北欧汉子，有西班牙和南美的盛装舞者……后来我才看见下半场数千名演员都在鸟巢外露天候场，一楼早已站满了。
近七点，从东南西北四个入口向体育场内望望，夏夜黄昏，倾斜高耸的观众席已然密密麻麻，人声如潮。小时候看戏，进场的一瞬最是惊动，但哪里见过这等大场面，此刻演员行将出场，我参与开幕式策划的初衷与私念，便是等这观望古人的一刻。
我何以这般好古？所有古装都为今人改良，伪汉服、伪唐装、伪敦煌，但眼看一群群宽袍大袖及地长裙的男女迎面走来——聊天、打哈欠、弄手机——我的眼睛愿意相信他们是千百年前的祖先。当年汉高祖唐太宗登基、上朝、出巡，便是成百上千的官兵与宫女逶迤列队，如我眼前这般。现在他们散开、聚合，忽然群相坐下，一簇簇巨大的裙裾如花绽开，间中缀满浓妆的孩子脸和乌黑高耸的发髻，颤颤微微。宫廷画师顾恺之和顾闳中日日亲见宫中仕女，而后下笔描摹，现在我举着数码相机，只顾仓皇拍摄，这梦游古代的机缘，就是三场大彩排。
开演了。通道口工作人员火急火燎大忙起来：上一场临近结束时刻，下一场演员阵容早已趁灯光转换瞬间，鱼贯进入，迅速到位，全场大亮时，忽已布列成阵，手舞足蹈了，数万观众自然是继续赏看，不知下场的演员们在东南西北口简直如决堤洪水般汹涌而出，一通过狭窄的出口即拔腿飞跑，让道给密匝匝挤挤挨挨即将登场的另一拨演员……汉儒和唐女们下场后纷纷撩起闷热的古装，边跑边脱，露出裙下的球鞋皮鞋舞鞋拖鞋，负责推送巨型彩柱的红衣相公们立刻脱去沉重的头饰，露出孩子兵的乱发，如释重负开颜憨笑，同时，最后入场的愈千名白衣女孩从不知哪里忽然现身，两人一排，望不到尽头，白花花一片步入鸟巢——当这壮观的奔忙一一行进时，场内音乐激昂汹涌，被海涛般的惊呼和掌声再三打断。临近尾声，回廊的许多区域已经空旷无人，唯剩下三步一岗的小武警笔直挺立，地下室里，想必数千下场的演员已在集体卸装。
从中午到现在，这些从各地招募的逾万名演员苦等七八小时，上场舞弄不过四五分钟，便即仓皇退场。击缶演员训练了整整十五个月，唐女汉儒也集结至少半年。这些孩子既不能亲见整场开幕式，8号当晚又无缘看电视转播，一位大连小姑娘眉间描着唐代的梅花印，平静地说：9号一早我们就上车回去了。烦吗，我问，她像孩子般点头笑道：烦！
近十点，为避开散场人流，我们提前离开。一出鸟巢，更是人山人海，紧挨着每条街口的每一道警戒线后，是满满当当老百姓的脸，有限爆发的焰火刹那间照亮他们，又复昏暗，但群众仍然惊呼哗笑，高举手机拍摄，毫无希望地希望着，巴望下一柱焰火。他们被隔开得那么远，几乎听不到场内震耳的音乐，可是显然站了整夜，来自全城、全国的四面八方。回望鸟巢，我想起小时候上海人民广场入夏支起杂技团大帐篷，买不起票，也不知到哪里买，但孩子们必定扯着爹妈，走去远远看看，也开心发狂。
开幕式轰然闹过了。我想不到自己会介入这场大游戏，不然，会多一位冷然嘲骂的角色吗？我对任何竞赛没有感应，从不看体育节目，现在被要求陈述感受，写什么呢？
团队的老少成员均已相熟，赞美他们，可能与赞美开幕式是一回事。非公开排练时，我即一扫纸上谈兵阶段的疑虑，认定这会是一场壮观的演出，但回想年来无数次会议，当初一筹莫展时遭遇的所有创作疑难，仍然有待清理，然而很难表达——我虽在局内，时常置身事外地看，事不关己地想。
雅典的开幕式，休想超越，也难借鉴，希腊太优越。她是奥运会母国，这母国早古的所有造型符号，以新世纪的新美学与新技术作一番演绎，自必气势堂堂而顺理成章。此外，和就近数届各国奥运会开幕式比较，我相信，现在，张艺谋与他的团队自有说法——我已看到他们会怎样抑制兴奋，竭力谦虚——不过，一年多前大家为开幕式美学苦苦寻觅时，可不是这样。
而希腊的辉煌仅在纪元前，中国的历史的罕见，是在连贯。这连贯的历史交给世界各国首席天才去处理，怕也抱头鼠窜。从先秦到汉魏隋唐以至宋元明清，五十分钟歌舞一路叙述，谁愿夸口担当？何况此番是历史课必须演成开幕式，而开幕式不是历史课。
历史篇幅的删削整和，好几个月，众人已脱一层皮。场面、招数、表演、节奏、意象、风格……在哪里？面对滔滔高见，张艺谋总说：现在不是在讨论美学。他叠起一脑门子皱纹敲着桌子：“干货！你给我干货！”众皆默然。所谓“干货”，就是你满口道理、主意再绝，你得可实行。即便可实行，上下场能否衔接？工程技术是否允许？操作时出现伤亡谁来负责？无数国内外大型表演用过没有？大量绝佳先例又怎样套用过来？陈义太高妙，百姓看不明白。效果太通俗，文化人便来讪笑。内容稍出格，和上面怎样周旋？花招不够新，何必辛苦一场？我原是资深单干，又常开口叫骂，此番大型集体创作，这才承认自以为是的指斥或献策，其实多么轻易而轻佻。
忽然老张跳起来。每当他有一主意，总是起身绕桌来回暴走，同时叫道：“我先瞎说，先瞎说——这一段能不能这样……”于是如此这般，可是还没落座他就意态决绝地说：不行——他想起上一场的某个环节？想起别家早已使过的相似花招？或者，想起他自己备受指责的大片？
这时我打开手机念几则有色短信：哄堂大笑。蔡国强与舞蹈家沈玮常在国外，不熟悉这类本土的刻薄幽默，他们反应太慢，或凑过身要我再念一遍，张艺谋笑是笑了，也竟听不很懂，他也大讲笑话，但常在吃饭时间，且从不注意盘中什么菜：他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我现在有点明白——对不起，老张——巩大小姐为什么忍痛离开。
然而大彩排前全体团队临阵受命，张艺谋的最后发言很简单：没时间自作聪明了。安全！现在安全就是顺利，顺利就是胜利。
是的，此刻或许可以略约说起在民主时代已告失败失效的美学。两三位太庞大的名字，不必提了，但里芬施塔尔的《意志的胜利》，至今并未因第三帝国的罪恶与失败而完全消失，她的游魂，仍然有效。其前因，是瓦格纳与贝多芬，前因的前因——包括整个好莱坞早期大片的美学，包括前卫实验时期的苏维埃——则来自同样的源头，即罗马帝国。历经二十世纪的冷战与后冷战，这种美学与政权的覆亡同归于尽，但在别的区域，仅以美学论，它仍不失为动因与资源。
张艺谋与他的同事们可能完全不存以上念头。中国总是另一场域，另一种不成其形态的形态。华夏的传统美学在上世纪初即告作废，在新中国更是无所作为。过去半个世纪，我们的所有文艺与表演跟的是苏联。近三十年，苏联模式被成功摆脱，今时朝鲜的大型广场团体操虽则仍会勾起六十年代的宏大记忆，但在本届开幕式议题中绝对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笑谈。但我曾试图提醒他们：倘若作为不带贬褒的词语，并仅限于文艺，极权主义美学绝对是人类意志与想象难以抑制的表达，尤其当这种表达诉诸大型广场与超级盛典。意大利未来派的宣言——“个人”在这宣言中只是蚂蚁——并不知道会给日后的墨索里尼带来启示；而一士谔谔者如尼采，真的要对德意志命运负责吗？他为一匹被凌辱的马痛哭、疯狂，而他毕生迷恋并为之震撼的经验，未必是希腊悲剧或狂欢的酒神，而是步兵队严整划一的操练。
我想说什么呢？我确定张艺谋和他的同事们同样不存以上念想。过去二十个月，我目击全体成员义无反顾的热忱与激情（在眼下全社会的伪消费伪现代妄想中，这种短暂凝聚的集体默契真是久违了）与苏联、美国、德意志或意大利毫无关涉，除了意志（假如这可以被称作意志的话）。当今中国人的这种意志，我要说，只有一个深刻的理由，深刻到我们既不自觉也不肯承认，即百年的自卑——自卑，是无比巨大的能量。什么是民族主义？以赛亚•伯林的定义，即渴望得到承认。渴望得到承认，即渴望竭尽全力竭尽所能的表达，最佳表达，现在可以说，不是政治，不是经济，而是被远远低估，甚至被长期蔑视而反复狎弄的文艺。我不认为承办奥运会是彻底洗刷自卑的机缘，但奥运会有开幕式，开幕式必须交给文艺。当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四十多年前成为党政历史的超级自我表达，今天，则不论制作者与亿万观众是否有所意识，开幕式试图在世界面前一举清除全民族的自卑。
是这样吗？迄今，一位美国女撰稿人的话我以为最是恳切。她写道：“北京奥运会是对中国百年苦难的补偿。”其实，中国早已在奥运会和各种体育赛事中出尽风头（真抱歉，我对此毫无感念），这补偿的药引与真正的快感，无疑，是开幕式。
女儿近时在东京工作，日本人重播三次北京开幕式。电话里我问她怎样，她说好。为什么好？女儿以为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放肆展示自己的文化与历史，如我听到所有外国人的简洁评价：“非常中国”。我问她观看时什么感觉，她说“又感动，又难过”。感动，因为她和所有当代中国青年一样，在汉儒唐女的超级阵营中确认了自己来自这样的祖先，并知道全世界全程观看；难过，因她接受的历史教育和在中国的亲历，告诉她这一切的背后，什么曾经发生，仍在发生。
最后是李宁。他飞升起来，万众瞩目，在鸟巢大碗边奋力奔跑。和其他奥运会相比，这一点火的构想变得很难评价，它超越绝招，甚至超越了象征。我盯着他整个身体与手势以几乎不可能的方式，努力伸向前面，伸向前面，一跨一跨地跑，忽然发现此刻中国人全都是李宁。这一念不是象征，而是实情：我非要到达那里，非要做成这件事，尤其是，非要让全世界停下来当面看我做成这件事，像中国人常说的那样：“我拼了！”我瞧着他，甚至不感动，只是被惊呆，直到火焰点燃，我不再惊讶，那就像所有奥运会火炬被点燃时一样。
我可能没说清楚。至少，开幕式小组的全体人员过去几年全是李宁：拼了！没有选择，没有退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到达那里，时间是2008年8月8日，地点是北四环的大鸟巢。
2008年8月11号
比尔与汤米
更新时间2009-1-15 11:08:58 字数：1229
比尔，老邻居，来自中部小镇，在纽约华尔街股票行干一辈子，退休，丧偶，独居，满墙挂着他与太太游历欧洲的照片：“美啊！威尼斯、佛罗伦萨、拿坡里……亚洲可没去过，但我哥哥去过的！”于是他说出以下的故事：
“我哥哥，汤米，1944年当兵，派去太平洋战场和日本人打仗，一个月后接到阵亡通知书。爸爸妈妈哭了两个礼拜，我气疯了，对爸爸说，我要用机关枪打死所有亚洲人！”他大笑，同时瞪圆苍白的蓝眼珠，做出猛烈扫射的动作。我问他当时多大，他说上初中。接着，他就正色学他爸爸严肃的表情：“NO、NO、NO！听着，比尔：你哥哥被日本人打死了，但你要知道，汤米在亚洲也打死过人家的儿子！”
我常在美国遭遇这种“对等”的思路——譬如初到美国与人交谈：“对不起，我英语很差。”对方一定说：“不，我希望我会说中文。”——比尔和汤米的故事很简单：国家观念、敌我观念，还有，“人”的观念。四川老诗人流沙河曾走访南洋一处美军官兵大坟场，成片墓碑望不到边。其中或许埋着汤米？而汤米的爸爸痛哭过后，对活着的小儿子说：你哥哥也打死过人家的儿子。
自己的骨肉，异国的敌人。本国战争死难双方又该怎样看待呢？
朱学勤先生曾描述他参观美国南北战争纪念馆，双方阵亡将士一律立碑祭奠。又据说西班牙内战结束，独裁寡头佛朗哥也将胜败两军千万炮灰合葬，做成纪念碑。究竟怎样，手边没资料，还请专家指正。
不久前看《集结号》，很感动，小刚同志模拟战争影像的真实美学，在中国电影史总算跨了一大步。故事也好的，瞧那几位浑身血污的官兵临阵吼叫，彼此追问到底有没有听到集结号，我实在忍不住出眼泪，同时也就想：对面敌阵蟑螂蚱蜢般一片一片给打死的性命，不但“血浓于水”，而且很可能是我军战士同乡同村的穷弟兄。《集结号》主题其实并非战争，而是追究解放后“烈士”与“失踪者”的待遇差别。蟑螂蚱蜢算什么？！别说没有任何名分，他们的累累家属此后必是人下人，长期监管，动辄受辱，弄死也活该。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爱国主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温情主义；《吊古战场文》描述遍地尸骨，人道主义呼之欲出了：“苍苍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殁，家莫闻之。人或有言，将信将疑。”句句无分敌我，句句写人，虽则古昔没有“人道主义”之说，遑论“人权”。
说到人权，扯开去，斗胆说件小事：近时奥运火炬传递在欧美遭遇小恙，有位万恶的美国老太婆偏袒藏人，混在游行队伍中。我爱国华侨冲她高呼“中国万岁”，她居然敢顶嘴，只是笑眯眯：“中国人万岁！人权万岁！”我无端想起死鬼汤米的老爹。事由、场合，固然不同，然而美国佬觉悟太低了：都不说国家，只念及人——“人权”为什么“万岁”？我的粗野的解释是：战争、革命、对抗、闹，反正你想弄死我，我也弄死你，但打过闹过，别忘了，你我都是人。
2008年5月3日
不在其“伪”，而在其“劣”
更新时间2009-1-15 11:09:54 字数：2049
您对制造和买卖假画怎么看？现在的情况是：国内拍卖行不保证画作是真品，甚至公然造假，没有相关行规公约来制约，不承担任何责任；国外的大拍卖行到中国后也入乡随俗，不按照国外惯例。
陈：绘画的赝品和相关牟利，源远流长。欧洲和中国自古就有无比精良的假画业。美国一所博物馆曾买进前希腊时期的精美石雕，九十年代才被发现并查证是赝品，文艺复兴前后个别作品被发现并非出自画中署名的画家。伦勃朗那幅著名的《戴金盔的人》，十多年前被鉴定是赝品。二十世纪另有专门集团制作毕加索、米罗、夏加尔等早期现代主义大师的伪作，销路甚广。
中国古人玩这一招，更早更成熟。全世界可能唯有中国画家格外推崇并标榜“仿作”，明清大师的题款经常自称此画仿宋人或元人。现存王羲之书法没一件是真的，唐的宫廷艺人遵御旨仿制这类书法绝品，或备于宫中，或分赏高官——当然，这是美学问题，“仿作”和“赝品”性质不同——今日国内古画拍卖场常见一种被称作“苏州样”的绘画，落款是自宋及明的大名家，个别赝品比原作还要精良。民国时期第一伪作高手即张大千，他画的“石涛”，行内方家见了也没话说。
有趣的是中外画家对伪作的态度各不一样。董其昌有时吩咐女弟子画山水小品应酬客户，由他题签。柯罗是大好人，在世时不少穷画家仿他的画，他会动几笔，签上自己的名，成人之美。相传齐白石从不点破他的伪作，仿得太差，他会自己买下。
有真迹就有伪作，有市场，则伪作便能牟利。近数十年，名家伪作那是太多了，尤以二十世纪国画名家为甚，只是作伪的技艺一代不如一代，所以问题不全在“假”，而在假得太差，太糙，太欺负人。然而事物都是对等的，如今的买家藏家，眼光和上几代没法子比。
至于你所说的情况，是近二十年各行各业的恶劣现象，不仅假画，三百六十行，行行掺假玩假。理论上，拍卖行是不负责真假问题，相关行规、公约，则恕我无知。不过大家知道，现在的中国，所有行规公约都是徒有其表，不管用的。国外商家因此“入境随俗”，也不可怪，自家事事不规矩，外人很难规矩的。
您有没有假画的困扰？
陈：去年在拍卖场出现四幅，今年六幅，西藏题材或人体习作都有。我平时不留心这些，是朋友在网上发现传我看的，也有买家事先传来向我求证，这才发现。
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怎么维权呢?
陈：毫无办法。我对着屏幕上的假画愣几秒种，就想别的去了。要是这哥们能赚几文钱也好，可是花钱的人冤枉。我的画固然比伦勃朗差十万八千里，可是我的伪作也比我差十万八千里啊，譬如仿我的签名，为什么不肯稍微认真一点呢。
中国美术家协会不负责假画真画鉴定。国内也没有权威的鉴定机构。我们甚至没有打假的法律，完全是空白。在揭露制假者以后，公安局也不主动介入，造假者也没有法律追究。
陈：我同情美协，这种事不好办，太多人际关系和潜规则，比乱麻还乱。对各种恶，中国人的伟大，是心里有数，无表情，不表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只当无事。“权威鉴定机构”及“权威人士”，当然有，可是更权威的是钱。我不是说鉴定家拿了钱，但十个专家只要有一人收钱——哪怕一小笔，而且十二分情有可原——其他九人当然无表情，不表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假的法律，即便不空白，填满了，你以为真有用么？
对这样的现状，国外会怎么处理？越详细越好。
陈：欧美同样为这些事头疼。不过恕我无知，他们对此施行的律法、规定、措施、案例，我不清楚，不能乱说。十多年前倒是看过一部长纪录片，专讲欧洲庞大的赝品制造业及相关市场，一上来就是联邦调查局人员迅速闯入一间作坊，仿作者，一位漂亮的中年人，当场就捕，人赃俱获，他因败露而发窘，笑了起来。此后便是他与另几位作案者在镜头前眉飞色舞讲解怎样作假画——都是手艺一流的艺术家——譬如制作十五六世纪老油画那些布满干裂细缝的油彩表层，是趁颜料尚未干透前，在太阳下用电风扇对着猛吹，镜头清楚拍摄逐渐均匀开裂的缝隙——啊！原来如此，多聪明啊，中国人也早就知道怎样给伪青铜器涂抹泥土，看上去像是历经沧桑三千年，而今官窑或青花瓷的赝品，则直接从真迹残片提炼古代瓷质，用电脑数据制造器型，包括纹样图案，你他妈现代科技，查验吧，全是真的——总之，我记得那部纪录片详细展示赝品制作的全过程，将这一行业向公众曝光，制作人被判刑（刑期不长，很快交保）。最后的劝告，似乎是赝品还看质量，如果实在制作精良，不比原作差，买家又并不十分在意真伪，则也不失藏购欣赏的价值云云。
我们也来拍这样一部纪录片如何？前提是先得捕到一位作案者，那得劳动公安局。另一前提是作案者必须有点真本事，目前所见的种种假画，我所沮丧者不在其“伪”，而在其“劣”。
此外我说不出什么有益的话。倘若当今全社会样样事物良好无误，唯假画横行而众人束手，倒也罢，可是连教育、医疗和食品都伪劣腐败至于如今这步田地，假画一案，恕我直言，怕只是小事一桩，不值得格外惊怪吧。
2008年6月1日
从毛泽东到董其昌
更新时间2009-1-15 11:10:25 字数：4280
2008年7月27日香港书展讲演
大家好：
我不是作家，想半天，还是谈我学画的来路。可是在一个文学讲座系列中谈绘画，很滑稽，我只好拉了毛主席和董其昌陪我——昨天几位记者问我：这讲题什么意思？为什么是“从毛泽东到董其昌”?
今年是我学画油画四十年。四十年前,1968年，“文革”发生的第三年，我十四五岁,刚进初中，跟随美术老师章明炎到处画毛主席像，在校园、里弄、工厂、农村，总共画了一百多幅。艺术学院的学生是画石膏素描学习西洋画，我，还有许多“文革”中热爱画画的青年，学油画是从毛主席像开始的。三十年后，我在纽约写生静物。什么静物？就是画册和书籍。有西洋绘画的画册，有中国绘画的画册，画册上印着委拉斯开兹或者董其昌的画。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我大概“写生”过三十多幅董其昌的画面，当然，还有其他宋元明清中国山水画经典。
所以我的讲题是老实交代，不是故作惊奇。如果今年画笔扔掉，不画画，我这四十年干的勾当，就是从毛泽东那张脸，一路画到董其昌的山水画。但我没有足够的聪明想出这个题目，还是老实交代：这是抄西洋人的现成题目，改了改。
1976年，“文革”结束了，洋人开始进入中国。有位美国小提琴家伊萨克•斯特恩来北京，和中央音乐学院的中国孩子交流。他很惊讶中国有良好的西洋古典音乐技术训练，回去后推出一部纪录片，轰动西方，叫作《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多好的题目！毛泽东代表红色中国，莫扎特呢，代表欧洲音乐。那年月，西方人对中国长期不了解，一看这题目，就会认同：谁不知道毛泽东？谁不知道莫扎特？可是一位中南海的雄主和萨尔茨堡的天才，什么关系呢？诸位有兴趣，找来那部电影看看：有关系，很有意思的关系。中国，从1949年到“文革”，曾经禁止了几乎一切艺术，可是莫扎特的曲子仍然在演奏。今天，几个人乐意读毛泽东的书？可是全世界倾听莫扎特，还会继续听。
我所以将这现成的题目改个名字，换成董其昌。
毛泽东，生在19世纪，清末光绪年间，后来成为盖世无双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新中国的缔造者；董其昌，生在16世纪，晚明嘉靖年间，文人画家，当过官，松江一带大地主。毛泽东的革命是将孔夫子到董其昌们的一切，统统扫荡，他们两人要是活在同代，董不是毛的对手，革命群众会狠狠批斗董其昌，或者打死他，庄园全没收。不过毛泽东欢喜书法，两人要是认识，弄得好，可能老董会给请到中南海谈谈书法，毛放他一马，给个闲差，“养起来，做反面教材”。
许多年过去了，毛泽东的市面越来越冷清，董其昌的市面越来越火了：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起来，他和清的王时敏、王原祁等“四王”被激烈批判，1949年后直到“文革”结束，没画册，没画展，几乎被遗忘。可是八十年代迄今，先是中国学者研究他，出版专著，开研讨会，出好画集，九十年代又有纽约大都会美术馆隆重举办回顾展“董其昌和他的时代”。早先，他的大量作品不仅早已被欧美日本和中国的博物馆收藏，近十年更不断出现在拍卖行。2005年秋天澳门博物馆举办大型董其昌特展，题目叫作“南宗北斗”，我特意去澳门看了两天，看得我魂灵出窍，在几套山水册页前，我欢喜得简直生气，气得胃也痛起来。
现在董与毛忽然发生关系了：因为我的缘故。怎么回事呢？我得向大家交代：在画毛主席像之后，画董其昌画册之前，我画了些什么。简单说，从十四岁到二十五岁上美院，我画的连环画、宣传画、插图、油画创作，全是政治教条，譬如画知青向党表忠心，画老红军甘祖昌，画阶级教育图和计划生育图之类。1976年第一次去西藏，我还画了藏人为毛主席逝世而哭泣的《泪水洒满丰收田》，获得肯定，算是成名作，但主题仍然根据“形势需要”，属于政治宣传。直到1980年，我第一次画出了自己想画的画，就是《西藏组画》。后来，在纽约，在九十年代，我画了大型并置创作，还有书籍画册的静物写生。
总之，过去四十年我的绘画生涯，借用昨天哈金先生讲演的命题，是持续面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前阶段，国家决定个人画什么，怎么画；后阶段，自己决定画什么，怎么画——大家知道，“文革”时期弄创作，没选择，没商量，一律政治宣传，我的“文革”创作没有个人经验，只有国家经验，而国家经验，就是党的意志……这不是我个人的状况，而是全体艺术家的状况。
在我两次去西藏之间，相隔四年，这四年，我越过了建国三十年的文艺教条，以自己的喜好，开始表达个人经验。《西藏组画》可以说是国家命题到个人命题的转换。现在想来，《西藏组画》凭的是直觉、本能，并没有清晰的个人意识、自由意识。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弄创作都是靠青春、靠勇气，对世界一无所知。可是出了国，没有人处处管你，一切自己做主，这时，昨天哈金先生说的问题出现了：忽然获得自由，很可怕，很难办。至少在我，是巨大的失落——你自由了，但自由对你意味着什么？你拿这份自由怎么办？在纽约，你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看到，但你怎样使这些资源变成你的作品？变成你的自由？
这种反差很严峻。“文革”时我们都在挣扎，讨那么一点小自由、小突破，在小小的对抗中获得创作张力。譬如《泪水洒满丰收田》，我并未画出毛主席，而是一张张哭泣的脸，以哭泣毛主席作理由，摆脱“文革”绘画假大空教条，追求俄罗斯绘画的真实感和悲剧感。到纽约后，你自由了，可是失去对抗，失去张力，甚至失去支点。什么支点呢？就是你在中国的心理资源创作资源，没有了。你画什么？你想表达什么？画现实，你的“现实”在中国，你改路子，譬如抽象画或者任何后现代艺术的玩意儿，可是这一切花招的背景不是你的。哈金的写作生涯始于美国，他没有过去的负担；我的绘画生涯始于中国，这种生涯虽然获得成功，但在另一个国家，等于零。
这时，“个人和国家”的命题变了，不是紧张、对抗，也不是平等、和谐，而是，我暂时失去和国家的“关系”：我所在的国家不是我的国家。
不是我的国家，没关系，美国成千上万艺术家都不是美国人，但来自欧洲的艺术家和美国人分享一个文化资源，譬如基督教，譬如文艺复兴，譬如启蒙运动的价值观，以及种种现代理念。即便来自印度或日本的艺术家，也能和美国人分享同样的民主文化，懂得面对个人经验，调理个人自由。我呢？我这代人与中国古典传统处于深刻的断层，此前我的生存经验和创作资源只是1949年后的政治文化，那是我们厌恶对抗的经验，但它已塑造了我们。不是吗，整个中国可以告别“文革”，告别毛泽东，可是难以摆脱毛文化的巨大遗产。简单地说，我来到纽约，除了两箱子行李，此外就是带着“毛泽东”。
然而谢天谢地，美国完整保留着一个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学界称之为“文化中国”。在这个“中国”，准确地说，是在美国的美术馆，我遭遇了自先秦直到晚清的大量中国文艺，遭遇了董其昌。慢慢地，我的记忆越过了毛泽东，与毛之前的中国传统，接续了。
今天在这里不方便介绍我的第二阶段创作，大致说来，九十年代迄今我的大型并置和画册静物系列，都和历史记忆有关，即便是关于“文革”、关于毛的记忆，也被织入中国历史大记忆，进入我的画面：它强烈暗示政治主题，但不是政治教条；它选择历史符号，但那是我的选择；它再度回到国家命题，但不是被迫，而是自己的立场。目前大家能够看到的只是我的静物系列，画着一本一本画册，似乎与政治毫无关系，但有位学者居然说，这些静物画传达的是“文化乡愁”。如果我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文化乡愁”可以是形容词，那么，董其昌在他的时代也同样表达文化乡愁：隋唐五代，宋人元人，就是他的文化乡愁。你看他的笔墨和题识，五代的荆、关、董、巨，北宋的刘、李、马、夏，元代的黄公望、倪瓒、吴镇、王蒙，反复出现在董其昌的美学意识与历史对话中。全世界可能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绘画，像中国人这样迷恋于前朝前代的脉迹，沉溺于古人的美学言说中，而董其昌是其中最突出最完满的范例。
“文革”中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争夺下一代”。现在大家看到：我的青年时代被毛泽东扣留，画他的脸，画他的革命，画他治下的新中国，一直画到他被上帝扣留，被上帝争夺了去，或者，照共产党人的说法，他见马克思去了。到了1993年，毛泽东诞生一百年，我在国外媒体又看到无比熟悉的毛泽东的镜头。为了纪念我们的被扣留，纪念那张脸，我在1996年前后画了一组毛泽东肖像系列，从他青年直到老年的模样，各种表情，取名《毛润之》，这套画的收藏者，就在香港。
这是不是一个扣留的过程？争夺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这种自我寻找自我归属的过程，在我这儿，在我的绘画中，董其昌赢了，毛泽东输了。董其昌生前，自愿归属五代的荆关董巨，元代的黄倪吴王……现在，我跨越了毛泽东，自愿归入董其昌的阵营。
不过这寻找归属的过程，出现两个意外。一个巨大“意外”属于大批中国人，并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千年文化在二十世纪初发生断层，现在全中国以国学热等等方式，试图弥合断层，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代人想不到的。另一个小小的“意外”发生在我身上，就是，我追寻董其昌的过程，并不在中国，也不来自中国，而是在纽约：我在纽约的美术馆遭遇董其昌，我开始描绘董其昌，是在纽约的画室中。
有趣的是，当我画毛泽东指令的一切时，毛主席活着，知道所有艺术家被他扣押，做着他想要大家做的事；而我画着董其昌的画册，董其昌一点不知道，正像董其昌为他之前数百年的古典画家当“公共秘书”和“集体代言人”时，五代的荆关董巨、北宋的刘李马夏、元代的黄倪吴王，也一点不知道——大家想想看：毛主席在他活着时，也只有在他活着时，才能统治文化、控制艺术，他死去了，他的扣留与控制迅速失效。九十年代以来，他的脸仍旧经常出现在当代画家的画布上，但不再是以他指令的方式，而是以每个艺术家自己的方式，或者说，以他最不高兴看见的西洋人的方式，即“政治波普”之类。大家再想想看：从五代荆关董巨到明末的董其昌，将近六百年；从董其昌到我，又将近六百年，加起来，总共一千两百多年。一千两百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向这些画家呼喊万岁，从来没有人被迫对他们效忠，他们本人，恐怕也没想到自己的作品天长地久，影响后来人。他们一个接一个死掉了，可是活着的人，譬如我，一个毛泽东的孩子，仍然不由自主地挣脱毛泽东的摇篮，出去寻找他们，追摹他们，以西方的油画颜料描绘他们的山水画。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我猜，现在大家一定明白，并且同意，我的讲题为什么叫作“从毛泽东到董其昌”。
2008年7月27日
地狱和宗庙
更新时间2009-1-15 11:12:05 字数：2359
近时我与韩寒在湖南电视节目中聊到茅盾、巴金、冰心几位，以为文采欠佳，读不下去，于是被声讨。罪名不细说，更有网民要将韩寒拖出去枪毙。我既是与他聊天惹了祸，不该置身事外的。
今次要害，并非我们出言不逊，而在公开。两人的嘴固然没上锁，但把关者，大家知道，其实是电视台。眼下这类扯淡并无生命危险，倘若稍涉禁区，后期制作早给抹了。所以电视台每次闯点小“祸”都保了安全险，不是胆大，而是胆小，这不，交谈文字版先上网，讨伐骤起，制作方播出前赶紧隐去前辈名姓——此今之媒体“巧妇”的小动作与大为难也。
至于“鲁郭茅、巴老曹”名实之间的种种差异，同样的话，七八十年代我记得就和阿城、安忆说起，文学圈则二十多年前即有所辨析，学界还有专文述及，只是公众不知，而话题早已凉了。近日某作家对我说：“老陈，何苦呢？”你问他到底怎样想法，他也不过一笑。是的，中国人对各种人事向来关起门畅所欲言，眉飞色舞，但切勿公开，公开了，大家面子上不好交代、不好混，这潜规则，众人也早经熟悉了。
当然，崇敬文豪的读者专家多有人在，人多自然势众，本次讨伐的篇数、字数更是我与韩寒那段谈话的几十上百倍：正义迅即伸张！很好。我倒是因此念及中国文坛艺坛六十年来举世无匹的老故事和新剧情，归结两条：一是逼死他，一是说不得——傅雷悬梁，老舍自溺，演员石挥投海，巴金的爱妻被逼死，钢琴家顾圣婴一家开煤气自杀。未死者，有林风眠下狱，石鲁发疯，胡风案牵连逾千人，沈从文建国初年就往自己手腕割一刀……此外，被糟践被羞辱被毁灭的文艺家不知有多少。二三十年代呢，同是“鲁郭茅、巴老曹”，谁人批斗谁人整？却是有人敢于批评敢于撩，且多是韩寒那般的小年轻，而当胡适之陈独秀傅斯年瞿秋白们撩拨前辈、为难政府、游行办刊、组党谋反，大致都是二十来岁小逆种，言行之凶悍，后果之严重，岂是今之八零后小子可以比得——扯远了。“文革”后，前辈相继凋零，偌大的中国总得有几块匾，于是将前辈的声名从地狱捞出来抬进宗庙，树牌位，留青史，开纪念会，建文学馆。虽则京沪没有罗马巴黎的伟人祠，但几位前辈大抵都有雕像在，既是成了雕像，晚生除了鞠躬礼敬，岂能有二话。
这就是对待文艺前辈的常态与正道么？前一种糟践，其罪孽，不必说了，后一种恭敬，其异常，却比较地难说——稍不慎，正义之师又要严词声讨了——然而这就是六十年来中国历史的一体与两端：不是层层地狱，就是巍巍宗庙。此刻，我愿在地狱和宗庙之外，继续公布自己的褊狭和愚蠢：譬如法国雨果、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我实在读不下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纳博柯夫的《洛丽塔》，绝对了不起，可我只啃了一两章，全忘了。翻译不佳是个借口（对不起，又开罪译者，顺便一说，七十三年前李健吾即对巴金的创作有过真挚的负面评析），绘画不必“翻译”，我早已对伦勃朗略生厌倦（他曾是我的神），对柯罗轻微失望（我至今深爱他），对怀斯从来惧憎（他在民意调查中位居美国画家第一），好在欧美爱国者不会越洋寻我来算账……我所不以为然的中国画家呢，也斗胆招供吧，譬如黄宾虹、李可染、张大千，及晚期的林风眠。读不下去的中国写家，也还有——住口！你甚么东西？！有甚资格诋毁前辈？！喳！在下是没资格，但合上书页、目光移开，总算一份渺小的私权吧。有位正义者愤慨宣布，我们的言谈（总共几句话）“伤害了民族文学的尊严”。呜呼！这持续伤害文学与尊严的伟大民族，其“民族文学的尊严”竟如汶川校舍的预制板同样脆弱，而出语者一人居然自命代表十三亿中国人。知道吗，五十年代法国新小说派集体清算巴尔扎克的全知叙述，七十年代以赛亚•伯林万言痛陈启蒙先贤的刚愎自用，2006年英国乐评家大肆指责莫扎特甜腻媚俗，而约翰•伯格在毕加索在世的1965年即专书分析大师的失败，这些民族的“文艺尊严”受伤了么？以上被质疑的大匠师与我们本土的文学众神相比较，分量又是如何？
文学魅力的久暂、阅读趣味的差异、作者之间的好恶，原极复杂而微妙，这次争议的善道，应是进而探讨“文采”的是非，但问罪者的痛点哪里是关于文学，而是点了威权的名姓。韩寒的书我并未读过，也不在乎茅庐初出的写手是否文采斐然，他不过是如巴金所愿，讲了几句平凡透顶的真话。“自由谈”编辑时常关照文末要有结论，我与韩寒犯忌，正是对“结论”轻声说不。非要结论，是我忽然想起茅盾曾任文化部部长，巴金则是作协主席，念及此，这才背脊起栗，眼下声讨者咬牙切齿不依不饶，怕是要动议建立民族文学大法庭的意思吧。
2008年6月25日
附注：
这篇短稿的周折，值得一说。先是6月间投去《南方周末》“自由谈”栏目，标题被改为《这是对待文学前辈的常态吗》，送审后，全文被否决。我谅解而抱歉，因稍早湖南台已为此事作了内部检查。8月被叫去上海书市促销另一本书，将此稿念了一遍，算是迟来的回应，结果翌日十余家媒体一律避开文章主旨，只挑我新开列的作家与画家名单，指为挑衅升级，又来炒作。不久，《中国青年报》看此事越弄越糊，好意拿去全文发表，再易标题为《我能否对结论轻声说不》，引来一位好心评家指我常识错误，混淆“权利”与“权力”，根本不必“轻声说不”，放胆批评便是。至此，我原先为文的那点小意思，即“地狱和宗庙”，真的越弄越糊了——其实这位评家与我一样天真，以为有谁在乎文学，在乎批评。可资恶搞的小“话题”与伪拳脚，才是真卖点——我私下不止一次遇见记者问：陈老师怎么最近温和了，还是像以前那样痛骂吧，我们给你发！现在这篇小稿的遭遇便是四流的三岔口。但我不会因此听从某位专家要我闭嘴的喝令，同时感谢此事过程中为韩寒与我帮腔的写家：我并不认识他们，但他们使我确认，舆论一律而群相围攻的时代，至少在明面上，总算远去了。
非典在北京
更新时间2009-1-15 11:13:05 字数：1973
那天在校园走，猛听得女生尖脆的叫嚣，急抬头，是在教学楼高层，窗户大开着：
“非典、非典，向我开火吧！”
我止步发笑，瞧她兴尽住口，缩头关窗，其时4月下旬，学校因非典封校经已快两周了。
二十多年前看美国电影《等到天黑》，看一身冷汗：奥黛丽•赫本演个盲女困在家中，两拨黑道轮番出入她寓中，追索海洛因，她以瞎眼与之周旋终日，性命交关，万般险急中暗通楼顶一位小姑娘，向外报警，这才逃过一劫——片尾有句话，是所有人惊魂甫定，偏只那小女孩一脸遗憾，仰面说道：
“No！Iwisheverydayjustliketoday！”
我们被告知“非典”这回事，一个多月了。上海朋友来约稿，怎么办呢？应景应时的文字，我不会写，而我的写字，又大致全是为了别人的邀约，那就试试看——
4月16日，我开始每学期分四堂讲授的“共同课”，各系同学均可选听，照例讲四个钟头。承同学赏脸，允我抽烟。课后发现有一字条未及回应，写的是：“老师，您生活中有过恐惧的经验吗？当您恐惧时，您怎么办？”
迟午下课，手机响：就在我们上课时，本校第一位非典病人被架走了。
得病的是工业设计系学生。翌日，与之同系同楼同舍区的七十余个孩子当即被送往北郊招待所集体隔离。接着便是停课封校，离校的不得回，在校的不得出。我照常去画画，办了教工特别出入证，蓝绳子，压膜塑料，有名有姓有编号，挂在胸口晃荡着，如电视中昂然出入的人大代表，荣耀而特殊，进校门，只见戴口罩的警卫走上前来，手持一枚塑料温度计，状若手枪，照我眉心虚虚一戳，活像执行枪决：三十三度八。
三十三度八？我竟如此冷血：回说还要加上一点五度，便是正常的体温。
校园空寂，街头也空寂。春日明媚，群树爆芽，万千新叶簌簌作响，京城夹道是梅花樱花丁香花槐树花争奇斗妍，好不猖狂，以胡兰成所引家乡话形容，诚哉“难收难管”。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其间，戴着分配的口罩：先是圆形凸起的那种，如驴之嚼口，不几日讨得一枚普通棉布口罩，遂了心意，又多一招怀旧的实物：在上海，儿时少时年年入冬戴口罩，呼吸着自己的呼吸，从罩沿边窥看世界，以为世界看不清自己：很自爱，很性感，很私密。
天黑了，对街原本餐馆林立，4月底相继关闭。才八点多钟吧，街头好似深宵，昏沉僻静，路灯下，在我居住的团结湖北二条街口，日常夜夜聚着围观下棋的闲人，黑黢黢，面目不清，非常时期居然不散伙，直到今天仍旧在那里。依仗春暖，路边的椅凳昼夜靠坐着身份不清心绪不明的人：外地人？民工？热恋者？失恋者？或腿臂纠缠，或怔忡发呆，或者索性躺倒酣睡，占据着整张肮脏的长椅，状若济公……北京的灰尘。大型史诗《走向共和》连续剧隆重开播。还没弄清播放时日，已经错过十几集。预告片段早已看熟，画面一出，便即随诵如仪：
李鸿章高吼：“你难道听不懂吗！”
老佛爷厉声：“你这是勾结逆党！”
袁世凯哼道：“我从来就没听说过什么人民！”
孙中山长得多像孙中山啊，只见他仓皇奔逃，镜头迭化，愕然停格……
非典病例的屏幕数字也已看熟，看了几天，厌烦了。别的频道呢，别的频道亦无非“非典”：动员、宣誓、记者发布会，广东大夫钟南山，平心静气咬牙切齿，是的，岭南人多有耿介如钟南山者，偏说目前的病情只是“遏制”，不是“控制”，还要引据英文……忽然，明星们排排站好唱起战胜非典歌，想是哪位能干的写手连夜写就，“文革”时多有这等干才，大会一开，词曲便来。
早就注意那位中央台四频道“面对面”专栏主持人王志，那才是主持，想起纽约主持人。纽约主持人从来不哭，王志哭了，带着单边的酒窝，悄然拭泪，又复发问。
手机短信息满了，删除，又添满。沪地朋友4月底急劝我逃去南方，怎能呢，岂不给上海又送去一只危险的北京瘟鸡。
五一长假，两次骑车去故宫景山。一次放晴，护城河上空风筝飘摇，有位相貌堂堂的退休老人好不威风，白手套，花衬衫，全套米色西装，浅棕色皮鞋，慢悠悠教儿子怎样收长线，那老成持重俨然内阁大学士。另一次细雨，雨中树下是四五位京城中年男子纵声合唱，颈胸耸动，状若雄鸡，围一群中年女子，盛装，涂口红，个个烫发，眼神沉醉而景仰。雨势渐渐大了，雨中的歌声传得很远，远处，另一群围聚亭中的中年男女进进退退，一二三一二三，学跳交谊舞。七十多位孩子回校了。那年轻的病人很快恢复三十六度体温，原来是“疑似”。孩子们结束了快乐的京郊隔离：在那里，男女生朝夕混在一起，天天看电视。
我喜欢骑自行车，喜欢在人迹稀少的北京城忽悠忽疾地骑。在非典肆虐的一个多月，在轻快颠簸的坐骑上，我徐徐认出了二十年前的北京：在北京，在我出国前，大街上似乎就这么些疏疏散散的行人。
2003年5月18日
好一场举世未有的青歌赛
更新时间2009-1-15 11:13:28 字数：1527
又一届宏大漫长的CCTV青年歌手大赛隆重播出好几周了。我呆看几眼，叹为观止：从《我爱祖国》到《想你想得心发慌》，从军人演唱的革命战歌到伯爵夫人咏叹调，谁说咱文艺不够多元？民族、民间、美声、原生态、主旋律、流行曲，青歌赛囊括了几乎所有歌曲类型，同台比，分组拼，力避厚此薄彼，处处协调精心。评审者一律是资深专家与历届获奖者，但仍然根据不同辈分、资望、民族、职衔等等，细细考量配置。另有“监审组”高居其上，间或“当庭”陈述。判分的精确，不在话下；评审发言绝对秉公而断，情理并茂；主持人则必口吐莲花，应声总结；还专设庞大豪华的“第二现场”另请权威当场回应观众来信。至于我曾反感的知识考试，实则考题任选，占分微乎其微。总之，全过程晶莹透亮，好比高清晰电子显像屏幕及诸位年轻歌手酥嫩光洁的扮相，望之如对美玉，无可挑剔。
我想说什么呢？一如年年春晚的娇美歌声：赛手们唱得好极了，听完就忘。我所困扰者，是青歌赛处处提醒我近年万分感佩的事物：它的人选配置绝对照顾到党政军民汉藏蒙回方方面面，与政协人大的宗旨何其一致；它的游戏规则无不秉承公平公正之名，与今日大学无数精致的考核同一逻辑；它的语境一如所有官方会议，每位发言者精心顾及权力平衡与媒体效应，并久已熟练转换为潇洒的专业语言，一并散发着空话与套话的魅力……我确信评审专家都是好人，也想不出理由指责赛事。但我还是忍不住说：这一切是荒谬的。政治运作周全平衡，是属明智，施之于文艺，便起乖悖。设想，茨冈民间歌手与少年帕瓦罗蒂同台比试，苏联红军合唱团与麦当娜乐队联袂参赛，舒伯特或约翰•列侬们将作何取弃？倘若邓丽君与梅兰芳在江青或慈禧尊前同声献唱，将在“知识考题”失分后获得怎样的薄惩与厚赏？不，这并非离奇之想：青歌赛不但超规模实现此等旷世壮举，而且完美到无懈可击。
但我的意思还没说清。如同作为主体的学生沦为校园陪衬，盛装歌手也未必是赛场骄子：舞台光束频频掠过他们是为了照耀庞大的评审团（阶梯式坐席竟让我想起伦敦下议院），而评审团的苦心奉献，最终指归也非艺术，而是凸显“中央电视台”的无边恩威。注意：“CCTV”的主语不是“TV”，而是“CC”——如所周知，“中央”才是这文艺百花竞相盛开的最高主宰，而在我们这里，百花齐放不是指文化生态，而是体制的园林。如今各类新品种正在与时俱增：歌曲界的“原生态唱法”与流行歌，曲艺界的赵本山与郭德纲，美术界的前卫艺术，作协的八零后新会员……请幸运儿们勿与姚明刘翔的国际身价攀比，那是另行划分的高端政治正确，然而在神州内地，豪华版青歌赛虽或招致非议，但足以喂养亿万草民，“监审组”即曾当庭展读热情观众的赞美诗。半世纪以来，大众除了政府包揽的演艺大拼盘，不知还有别种文艺，而在愈形奢华的官方盛会中，中国文艺既不再受命于政治宣传，也看不出市场价值。作协有“茅盾文学奖”，美协有过“杏花村杯全国电视中国画大赛”……音协为什么要办青歌赛：为歌唱而歌唱？不必比赛。为人民服务？各种人群各具偏好，自会选择，也自会折腾各色各样的选秀与狂欢，哪里好意思麻烦“中央”。然而独此一家“CCTV”隆重开宴了，此所以人民一年等一场“春晚”，对了！青歌赛，莫非就是“春晚”的菜园与厨房？
可能我猜错了。一位令我心生爱慕的西藏歌女也没找对答案：她太美了，圣玛丽亚和藏教白度母都会嫉妒的。可是她答错了两项“知识考题”：一是男子剃须标志，一是奥黛丽•赫本六十年代主演的电影《蒂梵尼早餐》片段。零分！不像其他赛手猜题后愧悔不迭的可怜相，这位来自西部高原的民间少女依然表情圣洁，她脆声说道：“对不起，老师，我不知道这部电影。”
2008年4月15日
绘画与讯息
更新时间2009-1-15 11:50:06 字数：3151
您怎么看《韩熙载夜宴图》的艺术价值和它在中国古代写实人物画中的地位？陈：当我隔着玻璃亲眼看见《韩熙载夜宴图》那一刻，我不会想到它的“艺术价值”、它在“写实人物画”中是什么“地位”。这些词语不会出现在脑子里。
看画是眼睛在看，假如那是一幅像《韩熙载夜宴图》这样的绝品，你的心脏、呼吸、意识，似乎相随发生一些症状，说得夸张点，某一瞬甚至有轻微的虚脱之感。一幅画怎会弄得人心跳气虚呢？这时，“艺术”、“价值”、“地位”等等词语说不圆。
“人生识字糊涂始。”说出这句话的家伙倒是清醒得很，一点不糊涂。
其表现手法与西方的写实人物画作品有什么异同和优劣？
陈：此刻《韩熙载夜宴图》不在你我面前，可以随便说说了。
我愿意说，中国这类描绘贵族的绘画，论隽雅，远胜于西洋人的油画。西洋同类题旨的油画，则另是一种魅力。
但词语还是不管用。“隽雅”、“魅力”只是两个词。你得站在画面前，我来告诉你。可是真到了好画面前，我通常不会说话：您也长着眼睛，也会心跳呀。
中国人可怜，没有真的博物馆。就算有，好东西不拿出来，拿出来，也只有中国画，没有“西方写实人物画”。在欧美，你可以从法国馆转到中国馆，看来看去，比来比去，心得满满，不必讲。看过好画，一开口，都不对，都对不起那幅画。
这幅作品在人物刻画方面有什么特殊之处？
陈：这又不好办了。我得这幅画搁在眼前，才能细说。
画中主要人物的比例大于次要人物，这种处理方法您如何评价？
陈：妙不可言。我不懂历史，画史知识也可怜，会说错。以我猜想，这不是艺术“处理方法”，而是规矩：古代取人入画，依据人的尊卑分大小，不能乱来的。今人解作“艺术处理”，可能误会了。旧时建楼宇殿堂，可据皇家样式，尺寸不可同等，否则论罪。此外还有许多细规则，我不懂，因此不详。
具有可比性或相似性的西方作品是哪幅？譬如这幅古代连环画利用屏风分隔场景的方式，在西方作品中有类似的处理方法吗？
陈：“可比性”难说。我以为东西方艺术并不相通，不可随意横向比较，不然两头误解。在狭长尺幅中交代故事，延展“时间”，从这一端慢慢看到那一端，是中国绘画的传统。正宗观看手卷的方式不是全部摊开看，而是以双手握着画卷两端，徐徐展开，缓缓卷拢，一段一段看的。
要论“相似性”的例，譬如以器物分隔场景，则西方宗教艺术中很不少，但欧洲没有“长卷”那样的画类。
你到欧洲各国随便哪个大教堂，会看见至少一件《圣经》故事的组雕，详细叙述从耶稣降生直到上十字架然后复活的全过程，故事每一转折都有物件巧妙隔开，进入下一节叙述。巴黎圣母院就有一件这样的组雕，似乎是十六世纪前后的工匠作品，环绕整个圣坛，约二十米长。文艺复兴时期盛行屏风画，通常三扇，每一扇酌情描绘《圣经》故事，教士靠这样的屏风画到处宣教，因为便于携带，便于展开。
中国“长卷画”不能简单看作连环画，但与连环画功能一样，是为了叙述。“长卷画”是中国人独一的创造，西方没有。西方绘画是截取一景，将众多人物的行动纳入其间。中国绘画时间空间的概念是展开的，流动的，山水长卷、人物长卷，像是电影的长镜头、摇镜头，景别变动中，同一人物一再出现，如韩熙载就在画中出现几次，宋人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主人公重耳在每一场景中奔波。到了《清明上河图》和清代的《乾隆皇帝下江南图》，真是大型纪录片了。
这幅作品对现代学习创作人物画有什么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陈：一时代的艺术，过了就过了，可资有效传递的技艺和时段很有限。今日意大利人或荷兰人休想从达?芬奇或伦勃朗那里学习借鉴任何东西。一切产生达?芬奇与伦勃朗的条件，包括作画工具，在现时代已经消失，也不再需要了。当今欧洲人距文艺复兴盛期约五百年左右，顾闳中的时代距今一千一百多年，你想想看。
现存中国人物画手卷，从晋的顾恺之，到唐的张萱周阎立本，再到五代顾闳中，画风变了几变，但大约还能找到线索脉络。后来宋的绘画，一路是伟大的山水画成熟了，一路是譬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分别影响元明清绘画，有迹可寻。但即便宋人，也早明白唐风不可能了，过去了。五代正在唐宋之间，顾闳中落笔，有唐的富贵荣华，又预告了宋画的丰饶而翔实。到了元，线描人物画精品也多，但宫廷人物画式微了，宋张择端的了不起，已不在宫廷人物的描绘，而是开启了展现世俗百态的活泼画风。
这都是太远的事情。今日国画人物画完全是另一路，和唐宋不可能有任何映照关系了——没什么遗憾，你无可借鉴，也学不了。我们有过《韩熙载夜宴图》就好，好好保存，好好看看吧。
这幅作品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陈：哪里都吸引我。譬如涂满屏风的那块石绿色，何等饱满熨帖——“熨帖”本身，即是无与伦比的美。用翻译过来的术语，即“纯绘画”的质地美。
以前看印刷品根本看不出屏风部分那种石绿色质地的贵气。古画有岁月年代的“包浆”（意指长期凝结在绘画表面的那种物质感兼美感，但不知这两字写得对不对），年代愈久，愈发好看。
那位舞女的背影也妙极了，异常准确——不是西方写实那种“形准”，而是把握舞姿瞬间那种形神俱绝的“准确”——韩熙载本人的形神最动人：俨然官相，骨子里的颓废，身居高位，看透官场，才会有那副深沉的颓废相。你看他胖身团坐，双手垂落，目光是在宴乐，同时心事重重。伟大的细节！顾闳中一定亲眼见过这姿势。画出姿势不难，难得是他对这姿势的精准解读。
周围的陪伴者也画得个个传神。我没学问，不知那是什么角色：副官？弄臣？亲信？门人？还是贵宾？我相信确有其人，有名有姓。这类作品的价值如今通常被强调其“艺术性”，固然没错，但这幅画的精妙是在格外丰富的信息量，同类经典中十分罕见，而这些信息与所谓“绘画性”可能无关。
我愿相信关于这件作品的传说是真实的。在今天，这就是高级间谍提供的录像存证：监视、偷拍，以便审阅。必须详确可信，必须有讯息量——正是这高度机密的政治任务，使这幅画有别于其他宫廷宴饮作品。也就是说，画这幅画，“艺术”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真实可信”。一种作者自己也不会料到的“美学”因此被带进中国美术史：“真实”的美学，接近西方“真实电影”的那么一种美学，也接近库尔贝关于现实主义的著名教条：“画你眼睛所看见的”，意思是说：不要美化、修饰，如你所见地去画。当代中国人的审美之眼已经西化了，不自觉会以西画一套“造型准确观”回看中国古画。要知道，一千多年前，任何见到这幅画的人绝对相信画中的真实性，就像今天我们看档案照片一样。
看古画要有“历史的同情”。在当时这不是一件艺术品，而是政治情报。然而就像所有绘画一样，当它的功能性、它的第一效果——宗教的、宣传的，或“政治情报”的性质——被岁月和历史洗净、遗忘，它的第二效果，即今人所谓观赏的、审美的、文物性质的种种功能，逐渐显示。
西方艺术也是一样。委拉斯开兹画的一幅幅公主肖像，精美绝伦，今日的观众谁会在乎那是陪嫁品？年幼的皇家女当年远嫁奥地利王室是因为西班牙国力衰弱，公主被国家刻意安排了一桩政治婚姻，以便挽救朝廷。她不到二十岁就死了，四幅无与伦比的肖像至今挂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而不是她的祖国。
我年轻时相信“艺术至上”，只看绘画的用笔、色彩、韵致、气息，现在我明白使一幅画好看的原因远不止所谓“绘画性”、“艺术性”。《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绘画的瑰宝，异常动人，但它背后的故事，同样动人。
可惜顾闳中没有其他作品传世，不然我们就能从他自己的不同作品中探寻绘画与讯息的神秘关系。
2006年11月30日
历史的叫喊
更新时间2009-1-15 11:50:13 字数：1914
以我的偏见，话剧《白鹿原》可能是林兆华导演最好看、最富野心，也最有力度的一次舞台实验。《南方周末》就此采访他，林导反复叨念两小时的舞台表演太难表达原著的长度与丰富，好像很对不起原著似的。可我一点不在乎这部话剧和小说的关系。多年前，我手里曾经拿到过小说《白鹿原》，读了头一章，再也读不下去，此后只记得主角连娶几位老婆，都死了。我说不出一部话剧与一本布满字词的小说应该是什么关系——或者说，应该没有关系——谢天谢地，话剧《白鹿原》的每一分钟我都看了进去，并自以为借此目击了小说《白鹿原》试图揭示的历史与人事。
在我看过的中国本土当代话剧中，这是一部以正剧所可能具有、应该具有的堂堂魅力，而调动了悲剧、喜剧、历史剧、荒诞剧、实验剧诸般元素，使之交相奏效的作品——论及话本的经典性、历史跨度、舞台表演、演员的阵容与传奇性，《白鹿原》仍然无法超越《茶馆》（哪一部现代中国话剧能够超越它呢？），但我以为，《茶馆》本该展开的时代景深、本该持续的历史追问，以及，这景深与追问本该诉求于话剧艺术的种种可能性、开放性与实验性，在林导演的《白鹿原》中获得大胆的应答。就此而言，林导演超越了他的前辈，换言之，他的前辈原本就期待并乐于看见话剧舞台终于出现这样的作品，一如我们所见证的历史——空前伟大而悲惨的这段历史——早就等待着无情的追究与质问。
我不懂得怎样评析《白鹿原》的话剧美学。剧情无须复述。以我的直观——观众只能直观——话剧只是活人、语言、动作、场景。我被话剧《白鹿原》所震动的不是剧情，而是历史的叫喊。当林导演指使原乡的农民在剧情首尾登场狂叫，剧作自身即已被这狂叫所震撼，并由此获得生猛的基调与狂暴的形式：那是历史的无情、绝望、不屈，是北国乡民千载以还遭遇骤变的大喜大悲、大恸大惑，还有，大茫然。
是这叫喊的设计，豁然超越了作为历史剧的《茶馆》，超越了《茶馆》开场那位敲更者与说书人：那位旧时代的符号被巧妙地赋予意识形态，在向六十年代的观众倾泻历史悲情的同时，颂扬着新中国与新社会。日后，老舍的生命为这意识形态的真实剧情所吞噬。今天，我们看见，从《茶馆》说书人与整部话剧所遮蔽的历史深处，涌出这群被林导演纵容上台放声叫喊的真农民。他们从未被允许放声叫喊自己的命运，尤其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叫喊。
至于中国农民的种种特质——淳厚、狡猾、刚直、愚鲁、善良、残暴、犹疑、顽劣、顺从、坚忍……这种种特质在百年革命的血腥变乱中被唤醒的毁灭性与承受力，被演员们表达得即便不算淋漓尽致，亦足鲜活而泼辣。真正的中国农民：乡党、乡绅，以及乡村族谱的种种角色，从被遮蔽被歪曲的历史中，闯入舞台，成为主角；而国共两党的内在关系与历史形态因之获致相当可信的真实性，以至不是我们在观看，而是我们被这真实所逼视。
这是原著的功德，不过若非演员的真身、舞台的效能，小说的字词恐怕很难具有这股生命感与说服力。而在把握整部剧作的悲剧性与史诗感之时，林导演——我不知道他以何种观念或方式——回避了所有可能的老套：历史温情、伤感主义、伪乡土气息、革命浪漫主义、卑劣的说教、前卫的噱头……他似乎以一种小心翼翼的决心，断然赋予全剧从头至尾的粗鲁感，以及，我愿意说，一种暴烈而诙谐的男性气质。
在传统现实主义美学与实验话剧之间，林导演是一位奇怪而难以替代的中介者。相对于前辈，他的实践迹近叛逆，相对于今日的实验话剧，他可能是稍嫌温和的前辈。他的路数与招式，譬如在《厕所》，尤其是《赵氏孤儿》中，已经成为他醒目而惯常的个人风格。话剧《白鹿原》大胆启用原乡的农民、地方曲调，还有真实的羊群，但认真说来并未造成手法的惊异：使我惊异的是这种林兆华式的招数释放了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曾预料的激情——我不能想象假如去掉我称之为“叫喊”的设计，这部愤怒的精力弥漫的历史剧会不会更精彩。除了首尾两次酒神精神般的集体叫喊，哭丧叫魂的原乡歌调在剧情中一次再次忽然发作，犹如见血的刀痕，刺耳的配器使这部话剧获得史诗的量感、音域，尤其是，残酷的效果。
陈忠实与林兆华都为《白鹿原》付出了各自的挣扎。我相信，陈忠实乐于看见他的小说在舞台上变得这样残酷——不论是谋杀、通奸、抉择的大痛、事变的惊骇，还有，革命的卑鄙一面，总之，在剧情中，在演员丰沛的表演中，均被注入残酷的快感。我观剧，看电影，向来为感官所牵引，弄不清情节：不论小说还是话剧，我至今说不出《白鹿原》的故事梗概，但在观看话剧的两小时中，我时刻听到历史的叫喊。这叫声可能被数十万言的小说闷住了，但在林兆华一手摆布的舞台上，农民，终于肆无忌惮叫喊出自己的历史。
2006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