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对“因”的觉悟，当看到那么多那么可怕的灭门血案、强暴案、凶杀案时，不是事不关己看过就算，也不是捧着八卦杂志从中得到亢奋的*；我常常觉得事件发生时，围观的群众本身都在帮助血案凶手，用残酷一点的话来说，好像要吸血才能活着的那种感觉——因为他的生活很单调很无聊，所以他把伤害事件当做一种刺激，没有任何反省与自觉。
生活十讲 第二部分 新伦理（3）
我觉得那是整个社会共同的残酷。
而背后巨大的因果是，什么样的人选出了什么样的民意代表，什么样的民意代表在制定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法律推动什么样的社会；个人与这个巨大的因果链或许难以抗衡，或许会有很深的无力感，但我们仍然愿意用一点点的演讲，一点点的书写，一点点的影响力，去对抗电视一打开看到的肢体冲突、粗俗咒骂，因为这是我们自己造的因，我们自己也在这个果报当中。
台湾人因为多次面临政治的更替、社会的转型，基本上是被压迫的，所以在性格上有某些弱点，容易被煽动；因为容易被煽动，就会带来另外一个因果，并且造成文化层次的断裂，而不同层次的人也很难互相沟通。这是回到人民本身素质的问题，但这个部分不是今天靠着两句口号，要提高人民素质就提高，还是要用大量的媒体去发生影响力。我曾经有一个很奇怪的愿望，就是希望进入媒体，感化媒体，却发现进去的人全部阵亡。有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说他要离开媒体，他说他爸爸很生气，因为儿子在那个媒体做事，让他觉得好骄傲。但他自己却痛苦不堪，因为他觉得每天要处理那些新闻，已经让他整个生命都扭曲了。
我从他的声音听到，他已经虚脱了。他每天辛苦采访，可是新闻播出来时，他自己看了都吓一跳，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跟他在学校学的新闻规则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还有感觉、有人性的学生，所以他在那样的地方会有冲突，但我想他如果不退下来，再做几年，他也就麻木了，甚至可能会开始认同。多少和我同年龄的朋友，在媒体工作，都已经是主管级了，他们就是视而不见，因为他们觉得每一个电视台都在争收视率，他们没有做错。
我想我们这一代的人会更清楚，因为我们童年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计算机，可是我不觉得那个时候不快乐。很多人说那是经济贫穷的年代，我认为是绝大的误解。我不觉得那时候“穷”，那时候有一个这么富足的大自然，在山上、在河里可以看到那么多种的生物，那时候的人有丰富的生命，也有丰富的人性。
由大国操控的意识形态
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说，我一直认为台湾基本上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资本主义系统中的加工出口处，本身没有自主性的经济，而是由大国操控，早期是苏联或是欧洲，现在则是美国。这些强国把订单丢给台湾，台湾就以其廉价劳力来生产，赚取酬劳，因此变得富有，却也失去了自主性。近几年来，台湾的电子业比较兴盛了，却还是受制于国际市场，就是说美国一打喷嚏我们就感冒了。
一般而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几个地区都是典型的第三世界，以第一世界、第二世界马首是瞻。比如说电影《泰坦尼克号》关我们什么事？可是经由美国巨大的好莱坞经济体制，它可以营销全世界，成为一个梦想，一个伟大的、感人的东西，其实这是意识形态的倾销，最后我们就会接受，就像现在穿衣服的方式、吃东西的方式，甚至谈恋爱的方式，都已经跟第一世界一样，我们也用这个意识形态去面对很多生命现象。
事实上，第三世界是很不自主的，从物质的不自主到政治、经济的不自主，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不自主。
生活十讲 第二部分 新伦理（4）
相反的，伊朗也是第三世界，却在这几年用激烈的力量去对抗第一世界。我们在台湾报导*教国家的信息，常常是翻译自美国新闻，对于*教国家的印象，就是*、野蛮、恐怖分子很多，我们并不知道像伊朗这样的*教国家有什么样的文化，在近百年来受到什么样的屈辱，只知道在*教文化中，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太太，我们透过美国人的转述，觉得这个文化很落后，就是屈辱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族群生态。我们从来没有好好认真思考，伊朗之所以为伊朗的原因。
伊朗导演阿巴斯（AbbasKiarostami,1940—?）的电影，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尤其在台湾这么快速、这么讲求物质的社会里，实在更应该安静地去看看阿巴斯的电影，像《樱桃的滋味》（ATasteofCherry）。阿巴斯是留过学的，他也有受到第一世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他的电影里有一幕是导演要一个女孩说“我爱你”，这个女孩是临时演员，前面台词都没有问题，每到那一句“我爱你”时，她就讲不出来。导演说，你怎么搞的，你现在应该讲这句话。女孩说好，可是开麦拉后，镜头对着她，她还是讲不出来，就这样重复了二十几次。那部电影很奇怪，我想没有耐心的观众大概看不下去，我第一次看也觉得莫名其妙，这个导演怎么会一直重复，那个女孩也一直重复，为什么这么一句简单的台词，她都说不出来？让导演简直是气死了。
最后有人把导演叫到旁边说，这里的女孩子不可以跟男人讲这句话，因为她还没结婚。虽然导演认为他是在拍电影，它并不是现实人生，可是对一个*教信仰的女孩来说，她就是说不出口。
阿巴斯要说的是一种信仰，不是因为拍电影，就什么都可以放弃，要*服就*服，要船沉之前拉美丽的小提琴曲就得拉，那是意识形态的包装。在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惨剧发生时，有人拉着小提琴吗？会感伤、浪漫到这样的程度吗？
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受到意识形态影响，却以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台湾也有一些自觉的人，在电影界里像是侯孝贤、蔡明亮，都是我很尊敬的，他们努力地让台湾有自己的身份，让全世界知道原来有一个叫做台湾的地方，有两千多万人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活着，一点都不虚假。
生命中幸福的开始
我自己曾坐在佛罗伦萨的亚诺河畔，思考着一个文明、一个文化，写下了《叫做亚诺的河流》（收录于《写给Ly'sM》，一九九九年联合文学出版），我思考着这座城市很多的前因后果，这里的人经过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承受宗教对于人的压力，一种禁欲、对欲望的不可讨论，才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从宗教的禁忌中挣脱，去确立人的意义，开始画人。在前一千年中是不可以画人的，因为人没有被描绘的价值，但从那个时期开始，他们开始面对身边的人、开始去描绘，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蒙娜莉萨坐在那边微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肖像画而已，它标志着一个人可以被当****看待的意义与价值。
我坐在那条河边想，在我们的文化里，人一直是面目模糊的，也很少去思考人的意义与价值。我们似乎很少有一幅能让你记住的肖像。当然，我们会在某些地方看到少数几个肖像立在那里；或者打开报纸、打开电视，看到许许多多的肖像，一个凶杀案里就有两个肖像，一个杀人的、一个被杀的。肖像似乎无所不在，却好像没有一个可以被记忆、被欣赏，或者被仰望、被思念的，它能够稳定地存在着，而不被时代冲毁。我想这是为什么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时期会让人怀念，因为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在那样的一个思索过程中，留下来的肖像是足以作为榜样，引领每一个人去努力的。我们的社会好像少了这一个部分，是消失了或者是被冲乱了？
生活十讲 第二部分 新伦理（5）
我并不是说，要恢复过去的英雄崇拜，或者是对于伟人的仰望，我不觉得应该要退回到那个时代。可是我会感觉到，崇拜本身是一种高贵的情操，我不希望针对某一个个人，但我希望心里能保有崇拜之感或者仰望之感。我自己一直在寻找一个使我可以仰望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我会跑到佛罗伦萨坐在河边，是因为我觉得有些生命是让我崇拜的，他们让我觉得他们是崇高的生命。可是对新时代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在商业文化里成长，不知道什么叫做崇高，甚至他们所崇拜的偶像，也可以是不崇高的，可以拿出来调侃、开玩笑或者污辱的，这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混乱，就是人内在有没有一种情操叫做崇高，或者叫做洁净，或者叫做高贵？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人性就走到不高贵、不崇高，比较低俗的或者粗糙的状态中了？
我常在旅游中，到了某些文化的市镇，就会拿来跟自己的故乡做对比，心里有很多很多的反省与感触，当然一下子不可能有答案，只是心里面会怀着一个很大的盼望，应该不至于完全落空吧，总觉得会有一些踏实的东西，在这个社会里面慢慢被找到。
今天我们说，这是一个富裕的时代，商业的富裕提供了物质上的满足，我们很容易得到想要的东西，一双鞋子、一件衣服，甚至一个人，拿钱就可以买到了。可是中间有一个东西，在容易购买、容易贩卖的过程中，遗失掉了，这个遗失的部分恐怕就是台湾目前最大的难题。
小时候，我们会为了一本同班同学忘掉的笔记本，翻山越岭渡过淡水河送去他家，那时候淡水河桥很少，我要绕很远的路，从延平北路、迪化街，一直走到今天的大桥那一带，然后走过大桥到三重，到同学家，现在那个记忆很深……
我的意思是说，“难”绝对是生命中幸福的开始，“容易”绝不是该庆幸的事。
我的学生说他们要找人上床真的好容易，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爱好短浅，我好高兴我那个年代这件事是难的，所以会有渴望、有盼望、有期待，所以到最后有珍惜。
我家里有很多破鞋子，朋友来看说，这个起码已经十年没有穿了吧，我说对，他说那还不丢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丢不掉，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解释，因为它里面有记忆，它不只是一个对象。这些鞋跟我的脚已经发生了一种每天一起走路，走过长长一段过去的关系；同样的，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虽然他的身体在衰老，可是你会知道他衰老的每一个细节，所以你不会轻易离开。我常常听到学生跟我讲他们的苦闷之后，我一方面悲悯，另外一方面对自己有好大的庆幸，庆幸我没有活在他们的时代里。我知道他们的苦恼在哪里，可是我真的也无法为他们解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不可能多一点盼望、多一点期待、多一点珍惜？
可是所有的对象、关系都真的太容易获取了，教他怎么珍惜？他知道永远还有机会要很多其它的东西。
我常常跟人家讲，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伊朗，但因为阿巴斯，我想去看看这个国家。我尊敬那个民族，因为那里有一个这么好的导演，让我看到生命有信仰，有一个他非常相信的东西。尤其是他有几部电影是在伊朗大地震之后拍的，路也断了，物资都没有了，在那个状况下伊朗人还是活下来了。我真是佩服这个导演，他把人的信仰忠实呈现出来了。
生活十讲 第二部分 新伦理（6）
信仰本身是一个过程，它并不在于终结点，也就是说，你不是真的要崇拜一个人或盼望一样东西，而是保持心里面的崇拜感；这个崇拜感的对象可以是对宇宙、可以对不可解的海洋潮汐、可以对人世间复杂的因果。这种信仰、崇拜感是经过思考的，不是像过去有一段时间被强迫要崇拜英雄伟人，这种强加的崇拜，是权力者的愚弄，所以我们会觉得很痛苦。
另一方面，商业用金钱堆砌的偶像，也会让人没有办法思考。你去买他的照片，买他的商品，看到他就兴奋得又哭又叫……我想，那是另一种形态的愚弄。在我们摆脱政治上的愚弄后，商业上的愚弄却是变本加厉地在发展，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反省。
社会需要多一点思考
其实我对《古兰经》不了解，对*教也不了解，可是我看到阿巴斯的电影之后，我觉得我不应该在不了解的状况下随便批判。那里面有一种我不了解的力量，在地球上有这么多的人信仰这个力量，它不应该是随便被批判的，一定有它的道理。就像在阿巴斯的电影中，有一些蹲在清真寺门口的老人，对他们的孙子说：“你过来。”孙子就跑过去，然后爷爷就骂他两句，孙子就走了。然后老人就跟旁边的人说：“小孩子没事要骂他两句，他才知道敬畏。”
在台湾，若是提出这样子的教育观念，不被骂死才怪呢。
但这就是这个导演让我佩服的地方，他不作假，他让你看到：就是这样子，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我记得小时候在庙口也是这样，常常无缘无故被一个不认识的老人叫过去，骂我一顿说：“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学校上课吗？怎么会在这边逛？”
我想，那是一个倚赖在土地里的人才会有的信仰，现在绝对没有人会如此吧。我有一个学生说他晚上八点钟在SOGO百货前被不认识的人打，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最后他是自己跑到医院去包扎。如果我们觉得老人随便叫小孩子来骂两句，是很坏的教育，于是宣扬另外一种自由的教育，就有可能变成走在街上被杀了也没有人管。这两件事可能是一体两面的。
很多朋友对我说，好羡慕你演讲的时候可以轻轻松松就把唐诗宋词背出来，我说你不要羡慕我，那是小时候被爸爸惩罚，做错一件事，就罚背一首诗，是这样背出来的。可是，我当时所受的管教，对现在的人来说是不好的教育，现在的孩子一不能体罚，二不能强迫背诵，要用理解的方式。所以可能在他记忆力最好的年龄，没有去记一些东西，长大之后，就没有文学的库存。我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体两面，有正面有负面，有优点有缺点，我们常在改革的过程中，把过去所依循的负面缺点放大，不思考正面优点，等改革过来以后，又只看到新制度的正面，没有看到负面，因而变成另一个更大的问题，直到下一次的改革。
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思考。
像伊朗这么一个*教国家，在世界上也不占什么分量，或者说微不足道的，可能过去看到的消息都是负面的，可是从阿巴斯的电影，我们可以看到伊朗文化里深厚的东西。我想，这是第三世界应该要有的觉醒，不是在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物化过程中随波逐流，一旦我们把这些重要的文化丢了，有一天要回头找也找不到了。台湾是最明显的，在短时间致富后，就被冲昏头；可是实际上，一点点政治上的风吹草动，一点点国际局势的风吹草动，台湾都会被吹得东倒西歪。我们在财富上很嚣张，但这是假像，也很危险，我甚至觉得，很多人看了电影《小鞋子》里小男孩为了一双鞋那么拼命时，会说：“这还不简单，我们就送三亿双鞋子去嘛。”
我非常害怕这样的事。
我中学时代，菲律宾是我非常仰望的国家，那时候我们有菲律宾的侨生，觉得他好棒喔，因为他穿的鞋子是我们没有的，好时髦。后来菲律宾因为政治的黑道、黑金的问题不能解决，让菲律宾人要离乡背井去赚钱，沦为亚洲的菲佣。
我其实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们并没有那么厚实的基础，而我们的自大，将使我们落入不能顺利发展的状态。
人际关系的变幻
当我们从“要花很长的时间期待，很困难地得到一样东西”变成很快速、很容易就能取得，而且选择更多，于是有后来的不珍惜。当这个现象转换到伦理跟人际关系上，就会变成一种新的问题。
譬如现在的网络恋情、*，那种情爱关系的混乱。当然，我说“混乱”是用过去的伦理来看，可是我们都知道，伦理、爱是跟着环境在变，并不是绝对的，它其实也跟很多东西错杂在一起。
我住在巴黎的时候，我觉得法国整个社会的节奏与速度没有像我们那么躁动，因为它本身的旧传统和新科技没有完全对立。法国的科技当然比台湾进步，可是相对的，他们的文化也深厚，而我们经常在炫耀高科技，社会文化却是短浅的，缺乏一种厚实的渊源让我们稳定下来。尤其我们还有一个很深的矛盾，就是试图要与文化母体切割，可是当我们为了不受母体限制，而把母体深厚的文化渊源也切断时，自己就会变得很短浅。
台湾真的有重重的矛盾，我们希望自己不受母体干扰，不会被飞弹威胁，所以把自己一步一步孤立出来，最后母体的大文化、大传统，以及很深厚的伦理，也被切断了。今日社会上很多关系的混乱，都跟母体文化切断有关。过去我会觉得，没关系，切断就切断，管他的。可是当问题一个一个浮出来时，我开始觉得那种矛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要忘记《论语》曾经在这个岛屿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如今它变成一个腐朽的符号，慢慢消失；还有那些戏曲、那些传统的诗词，在泛政治的思考之下，都变成不合时宜，也慢慢被淘汰。这种矛盾恐怕不是一下子可以解答的，台湾大概特别需要有更周到、更周密的心思，才能够在转型过程里不会掉入进退失据的困境。
我想，一个社会的变跟不变，只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在快速的变动当中，我们完全遗忘了不变性的稳定力量，就好像我们切掉了《论语》、唐诗、宋词里面基本的精神，接下来，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它？
台湾的富有并不是因袭而长久的，外在的变量还是很大，所以我们对于财富其实是有焦虑感、不安定感的，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我观察到台湾的一些企业或者家族，流动性很大，好像随时准备着要走，或者是要结束，或者要变坏，与欧洲资本主义那种一代一代传承的企业，绝对不一样。我想这个是台湾目前一个巨大的悲剧，也使下一代处于一个慌乱的状况，这里面最有趣的是，我们切断了文化，却保留了过去中国家庭里面对孩子的保护和供应，所有东西都给孩子，所以今天的孩子，他们为所欲为，予取予求，因为传统的父母对子女的爱已经变质成一种堕落的引导，就是让他们取得物质变得非常容易，要什么就给什么，他们从小就没有艰难取得东西的经验，艰难是一种教育，没有艰难感就没有珍惜。
第四讲? 新信仰
老画家刘其伟说过，他因为受日本教育，到九十岁高龄时还会想去非洲、去婆罗洲冒险，他就觉得中国人的教育根本是一种安逸的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对于冒险犯难的鼓励非常非常少，因为中国是农业保守的社会，离家就代表悲剧。如果我们真的要接受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要传统伦理，那么是不是父母也应该学西方伦理，让孩子十三四岁就独立，要读大学就想办法筹学费？而不是把两种伦理负面的东西合在一起，教出一个被宠坏的小孩。
我们知道农业社会需要人力，所以发展出“父母在不远游”的伦理，把家族人力集中，而不同家族就组织成小区的关系，互相帮助，互相依存。农忙的时候就是这样，稻成熟不收割就会腐烂，春雨过后一定要插秧，是有时间性的。所以农业社会发展出来的伦理需要一个人的内在的群体性很高，个人的独立性就不需要。而西方发展商业、牧业，都是个人的，所以他们的文化标榜individual。在社会从农业转换到商业以后，群体性的家族、小区伦理，受到西方个人主义的冲击，变得扭曲了，比如那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转化成前面提到的八卦性，因为农业社会里个人的所有行为就是会受到小区的监督；比如父传子的观念，以至于很多的企业家第一代把公司交给孩子，但孩子不一定能够承担这个任务，最后就富不过三代。
如何界分权利与义务
一个现代的*社会，是由公民（citizen）的观念建立起来的。公民就是说你入了国籍，信仰该国的宪法，比如台湾人到美国，入国籍并宣示效忠美国，他就是美国的公民。可是我们很多移民宣示的时候，自己也糊里胡涂，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说他是美国人时，他还很生气。因为他没有公民的观念，西方的公民观念是说，你在成年有独立意志之后，就有高度的选择权，你可以决定居住在这里，决定接受这里的宪法，接受宪法赋予你的权利与义务。
可是在台湾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对于公民概念却不清楚。我记得以前到选举的时候，我父亲就会要我投票给某一个政党，他说你一定要投这个人，不然就是不孝。我那个时候就好冲突，我行使投票权，表示我是一个公民，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意志，为什么要背负不孝的罪名？如果我父亲知道什么叫做公民的意义，他不会跟我讲这句话。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接受一个新的制度，却还是没有办法跳脱传统的回旋，就是纠缠着很多的这种不旧不新的问题，而且常常立场是摇摆不定。
台湾需要把这些问题厘清，到底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伦理？
这个问题在政界也有，例如说某一个领导人与某一个职务的人“情同父子”，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现代政治应该有的比喻，他们只有职务上的关系，但我们却一直在混淆一些家族、小区伦理的观念，模糊了问题。
在中国旧有的社会，道德是一种约束的力量，同时对家族也有一个相依赖的关系，如果我们是要鼓励西方的伦理，把个人独立出来，不要对家族负责，就需要社会的法律、公民的道德、公民的意识来做约束，这个部分是我们没有建立起来的，所以没有办法替代原有的东西，只好又沿用旧有的，就变成不新不旧。
譬如很多人会说西方的个人主义会让人变得自私，这就是错误的，他是自信跟自立，不是自私。自私是相对于中国旧的家庭伦理。小时候我们家八个人吃饭，那端出来的一盘菜，没有人规定一个人吃多少，可是每个人都会知道，我稍微多吃一点，妈妈眼睛就会看我，如果我还没有分寸，妈妈就会讲：爸爸还没有回来喔。就是吃菜的动作也要意识到群体，多吃了就叫做自私。可是今天，如果是另外一种社会，这个社会里面对于每一个人的界分已经是做好的，就像吃自助餐，你的食物就在你的盘子里，就没有自私的问题了。
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女作家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在研究人类的行为学，她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中文吗？因为我不能够了解你们为什么坐在一张圆桌上，没有人规定说吃多少菜，而大家都知道吃多少菜。我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好荒谬，这不是很简单吗？她说，对她而言很难，因为在西方社会里，如果不把食物分好，就不知道应该要吃多少。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们原有的东西是有一个道德公式，逾越了公式就叫做自私，可是今天转换成现代公民的时候，不应该存在自私的问题，因为法律跟道德原来就把每个人的权利、义务都界分好了。
如果法律跟道德没有界分，又没有旧社会的群体制衡，就会像动物一样，大家一起抢，抢赢的就是最强的人、最霸道的人，再由他来分配。
我想，台湾会慢慢建立出一种新的结构，不会完全是传统的，也不会完全是西方的，我们会有正直的法律，会有合理的公民道德，可是什么时候能建立？我不晓得。
但我知道，法的公正性是一定要先建立起来的，而我们的“立法”跟“司法”这两部分，目前都是被污染的，沾带了太多原有的家族的堕落性，是让人非常忧心的问题。
当然光靠法是不够的，还是需要有文化、道德、宗教等其它东西来辅助，我说法是当务之急，是因为法若不公正，其它辅助力量就会变成混水摸鱼，甚至可能会反过来伤害法。
时代快速进步，伦理不断改变，人要在这么不稳定的状况下自处，应该是要找回自己的信仰，在对人、对事的期待与渴望中，重新去体验追求本身代表的那种高贵性，才是永恒不变的。
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其自然的发展现象，人类有很多智慧就是从自然现象中学习到的，假设一百万年前、几十万年前的人类，蹲在地上观看一颗种子的发芽、开花到结果，或是发现季节的转移、仰观天上星辰，看到几点钟时星座会在哪一个方位，其实都是在学习大自然中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学习在人类文明历史中，非常漫长，也非常珍贵。比如我们走到台北近郊汐止，就会发现当初的人如何去发现基隆河的潮汐到这里是停止的，很多地名和观念都是从大自然的观察中建立起来的“信仰”。当他有这种信仰时，他就是生活在秩序中，会有一种安定感，他知道这棵植物枯萎了，但在下一个季节会再发芽，他发现了秩序，在植物枯萎时他就不会绝望、不会幻灭，他知道来年春天植物会再发芽。知道这个秩序、智慧的人，和不知道的人，他们的生命态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常常说，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也是从大自然中学习到的智慧，这种智慧也会变成我们的信仰。
信仰最有价值的力量就是实践，在佛教经典中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行深”这两个字就是强调实践。单单成为一种知识没有意义，反而会成为沉重的包袱，甚至是一种“知障”，因为有知识就会卖弄，会被知识牵绊，反而一个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生活在土地当中，很自然地就会有信仰，会认为“我知道的，我就要去做”。
我一直很喜欢“行深”这两个字，尤其是把“深”字加进去，就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不断地检讨自己是不是做到了。有时候做了，但可能做不够，就是行不深。信仰本身具有非常强的实践力量，哪怕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信仰。譬如说我观察父亲，在他青少年时期就培养九点钟上床、五点钟起来的规律，这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知识，可是当他到八十几岁还这么做时，就是一种信仰。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他都觉得这是他必须遵守的信仰，让我很佩服，这就是“行深”。
这里面没有知识上的大道理，难就难在实践，但对父亲而言，他觉得不难了，因为根本已经变成一种信仰，如果说他每天还要“努力”去做到这件事，就表示尚有一些勉强，可是他是很自然地做到了；时间到了，他就觉得应该去睡觉，早上天一亮，鸟一叫，他就觉得该起床。他的生活好像跟自然的季节、日出日落之间，有了一个对话的关系。这种信仰是令现在的我很着迷的，它是完全顺应自然的，健康的，不难做到，也不会走到歧途的。
把信仰导回心灵的本质
在一个“不对”的生活里，信仰很容易走向歧途。不对，可能是指违反自然法则，譬如太急着吃这只鸡，太急着要吃到某种蔬果。如何在生活中找回信仰，并把信仰导回心灵的本质，是现代社会当务之急。
我们会发现，这个社会有许多人渴望信仰，说明了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想要对生命状态中的无助、脆弱有更多的认识，这部分是我们绝对要尊重的。如果不能尊重这个部分，我会有一种心痛的感觉。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处于这种脆弱的状态中；试想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你浮沉于无边际的海洋中，从你眼前漂过的任何一根小草，你都会想去抓它的——那么当我们打开报纸，看到那么多人无助地寻找着信仰时，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要去嘲笑这些人，或是批判这些人？
当然，我们希望这些无助的人，能真正找到让自己生长出力量的信仰。但是，因为他无助，所以急切，因为急切，所以乱抓，而使得原本他拥有的某些健康的信仰，扭曲到另一个方向去。
这件事是两面的。我们不该嘲笑那些无助的、渴望信仰的人，我觉得，没有信仰的人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即使是再威权的帝王、再跋扈的将军、再富有的商人，他们都有最无助的时刻，只是还没有到那个关头而已，到那个关头的时候，他们不见得会比今天我们嘲笑的这些人好到哪里去。在现实社会里，那些咄咄逼人的人，在信仰面前都会下跪的。其实刚好说明，信仰本身绝对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动机。
台面上愈是强横的人，愈不容易让人看见他的脆弱之处，但是脆弱一定存在。年轻时我读过一本书，作者说，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乞丐。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帝王或是平民，是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我们面临的死亡是一样的，我们也都无法解答生死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信仰。因为我们是在同一种处境中，所以对于拥有不同信仰的人，应该要有很大的宽容和悲悯。
我还是要提醒这一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遭遇灾难，所以要留很大的余地，在现实生活中越不留余地的人，在脆弱时越可能乱抓。我不赞成当社会发生信仰的误导现象时，就加以嘲笑、打击，难道我们的社会不需要信仰吗？这些事实只是说明了我们的社会欠缺信仰，我们的教育系统里缺乏了极大的信仰教育。
我常看到一些在学校里被视为问题学生的孩子，他们可能会去飚车、会去打电动玩具、会吸安非他命，可是当我跟着他们去旅行，经过树林里的一间小小的土地庙，他突然双手合十，弯腰一拜，在那一刹那我非常震撼。那个行动本身就是信仰，让我知道他还是信服什么事的，这个信服的种子，总有一天会萌芽，让他在为非作歹的时刻找回自我，这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能让孩子从小开始就有信仰，让他信服，让他知道头顶之上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在做引导，会让他学会谦卑，对于他日后的成长，会有正面的影响。
我年轻时曾经加入天主教，因为那时候我很迷惑，想借由宗教来寻找答案。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和神父一起研读《圣经》，也接受洗礼，成为正式的天主教徒。那时候，我每个星期日都会去参加弥撒的仪式，仪式进行前要做告解，在一个小房间里，隔着网格、黑色帘幕，对着神父——这时候他代表的是神，不是神父，告诉他这一个星期来你所犯过的错、你的欲望、你的贪婪、你的自私……这是我到目前为止都还很感谢的时刻，因为你知道有个说话的“对象”，而且他在听。
通常神父不会告诉你这些行为是对是错，只会告诉你去念几遍天主经，然后领圣体。对我而言，念经是惩罚，也是一种解脱。而“告解”其实不只是宗教仪式，有时候我写日记、写小说，有时候我跟朋友倾吐心事，都是一种告解的形式，就是在自我反省。
信仰里面最可贵的就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也就是认识自己有多贪心、有多赖皮、有多恐惧。你知道了以后，再回到现世里，在做人处事上都会有一些不同，平常的咄咄逼人可能会收敛一点点，平常的予取予求可能会稍微少一点点，其实只是平衡而已。
换一个角度来讲，信仰不完全是因为脆弱。譬如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在物理学上的知识是人类世界顶尖的，对于宇宙的了解，没有人比得上，但他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很多人在检讨爱因斯坦在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我们总觉得他应该用科学知识来理解整个世界。事实上，爱因斯坦的信仰不是出自脆弱，而是谦卑，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有不足，而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一种坚强。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时，反而会让我尊重他。一个商人应该知道斤斤计较累积财富之后的不足，一个政治家应该知道权力之后的不足，因为这个不足，所以有信仰，并让信仰往健康有机的方向发展。
最高信仰就是自然
我说的健康、有机的信仰，是指非单一性的。信仰可以是哲学，可以是道德的实践力量，也可以是美的完成，它跟很多东西有关，如果把信仰孤立出来，它就很危险。
只有一种信仰很可怕，譬如只有政治信仰，只有财富信仰，只有权力信仰，甚至只有单一的美的信仰，都是不健康的，它应该要平衡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是一种“自然信仰”，就是对于各种现象都能有比较平衡的思维。如果有自然农耕法，我想也应该要有自然信仰法，把自然作为一种最高准则，就像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最高信仰就是自然。
信仰没有速成之道，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长时间与困惑的对话关系，好像是在一种螺旋形的山路上盘旋，每次盘旋的过程中好像升高了一点点，又好像在原地绕圈圈，我的信仰追寻旅程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从小时候到天主教堂拿卡片、背《圣经》，只是因为进口的卡片很漂亮，因为教堂的彩色玻璃很美，是不是真的信仰我不知道，那段时间的信仰其实是和美的感受结合在一起的，我会背《圣经》是为了得到卡片，但是那些句子还是让我开始变化了。
老子最崇拜的信仰是婴孩，他觉得婴孩是最圆满的状态，因为无所求，无所缺，一旦开始有困惑、有不足时，就会追求，就会要“返璞归真”，表示你开始作假了，你开始有很多尴尬、不舒服的情结，所以要努力回到璞跟真。这个过程，我称它为信仰的过程，是很漫长的探索，而当你又回到璞跟真时，就不需要信仰了。
在青少年时期，因为身体、心理的变化，有更多的困惑，我需要更明显的信仰，所以我进到天主教。到了高中、大学，我会希望信仰能够和思维、哲学结合，这时候佛经更能满足我，所以我长年住在庙里读佛经。这样的信仰旅途，让我在听到别人问我“你信什么教？”时，会愣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陪伴我的不是单一的宗教，而是所有的宗教陪伴我度过一个困惑、自我觉悟的过程，我到现在还是在一个巨大的困惑当中，所以我会说对于困惑的信仰不应该有嘲讽，而应该要悲悯，因为我们都在困惑当中，只是知道或不知道。
以我自己而言，我仍然在困惑中，但比较不急了，不会今天走进教堂、庙宇，就要立刻得到解答，或是今天买了什么东西，做了多少捐献，明天就要马上解脱，我开始觉得信仰不需要这些形式，而是像一个好朋友，永远陪伴在旁边，和你做更多的对话，甚至勇于去自然地呈现自己脆弱的情感，因为已经够坚强了。
第五讲? 谈物化
第六讲 【爱与情】
其实，每一段爱情，我们都应该回过头来问自己：我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你选择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要震撼整个社会的道德跟法律，你应该要很清楚结局。如果不知道，糊里胡涂的，在遭到责备时才满怀怨悔，那我会觉得是这个人自己没有想清楚。
爱情有绝对的内在本质，也有客观的外在层面。内在的本质可以是一个最圣洁、最崇高的东西，但它的外在则受限于许多形式：法律、道德，包括所爱的对象都是外在的现象。所以当你个人选择无怨无悔时，可能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对方退缩、改变了。
西汉卓文君在第一任丈夫过世新寡期间，在一个非常哀伤的状态下，遇到了才华洋溢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也非常喜欢卓文君，所以作了一首诗〈凤求凰〉，「以琴心挑之」，就是弹琴唱给她听，卓文君就被感动了。
在这里就有一个难题：爱可不可以被替代？历史上并没有记载卓文君的前夫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也爱着卓文君，或卓文君是不是也爱他？可是在这个时候，在她守丧期间，她却爱上了司马相如，甚至跟他私奔。那她不是背叛前夫了吗？
这里面是有矛盾的，不只是说她震撼了旧的社会伦理价值，跟一个男人私奔，同时也包括卓文君是不是相信有所谓永恒、不朽的爱情？如果她相信的话，那她自己本身就很矛盾，因为在她遇上司马相如之后，就背叛了与前夫的爱情。
后来司马相如也变心了，卓文君写了很有名的一首诗〈白头吟〉，说夫妻情分如沟水东西流时，她除了悲伤还是悲伤，但既然司马相如有二心，她也只好做个了断。其中一句「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道尽古今中外男女对爱情的最大渴望。
而这种被遗弃的心情，在班婕妤的〈秋扇赋〉中有更贴切的描写。她把自己比喻成秋天的扇子；夏天很热时，扇子不离手，但是到了秋天，不用扇子了，就把它丢在一旁，所以说「秋扇见捐」。我想我们社会里，不管女性男性都有过这样的忧伤。
在这个时候，我个人觉得应该要重新考虑自己爱情的圣洁性与崇高性，爱情的本体是在我，或是对象？如果是在我，那么在我的生命里面，爱情已经完成了，我所得到的欢悦、圆满的部分，都将随着我的一生永远不会褪色，至于结局是什么，我不太在意。
常常会有朋友或是学生来找我，诉说他们因为恋爱而哭泣、哀伤，觉得活不下去，我就会问他们：「你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曾经快乐过吗？」有时候他们生气到极点时，会说：「我从来没有快乐过。」我就会提醒他：「你是不是说谎了？你会不会没有注意到？因为你如果没有快乐过，现在就不会这么难过。」
我想，在很多时刻，我们需要被提醒，也要常常提醒自己，就是我所爱的这个人，他真的爱过我，对我善良，疼爱过我，难道要因为一些小失误，或者他离开我了，我就要开始憎恨他、报复他，让他从百分之百的好，变成百分之百的坏？
很多人会在爱情结束时产生憎恨，是因为他觉得爱情的誓言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谈恋爱时说的海枯石烂，就应该是要到海枯石烂才能变心，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回到古代的婚姻伦理，回到法律允许一个男人可以同时娶好几个妻子的时候，法律可以规定他要把爱平均分给不同的妻子吗？还是他也会有特别宠爱，特别不宠爱的？这就是说，爱的表达本来就是在一种习惯和形式当中。就像现在一夫一妻的制度被建立起来了，我们也习惯用这个制度去思考爱情，可是我们要知道，人永远不是制度。
千万不要觉得有一纸婚约就能保障爱情，只有爱情能保障爱情。
婚姻是法律，它可以保障一夫一妻制，如果有一方没有履行，另一方可以告他，可以要求他赔偿，法律可以判他有罪。可是你没办法以法律要挟另一方爱你。
婚姻与爱情不同，法律对爱情是无效的。可是我们常常把它们混淆了。
沙特和西蒙波娃这两个法国哲学家是一生的伴侣，可是他们不要结婚，他们不要法律的那张纸。他们对自己的爱情很有信心，所以不需要婚姻那张纸来保护。
爱情选择常两难
谈论爱情这个主题，我常要很小心，因为我自己对于爱情有不同的角度和形式，也比较不会从世俗的层面去考虑，但我想大部分的读者，还是比较接受世俗的观念，譬如说到了某个年龄就要结婚，结婚是要昭告诸亲友，得到法律的保障，婚后双方都不可以有外遇，这就是爱情最圆满最顺利的结局。
我不是说这样不好，也不是要鼓励任何一个人去学习沙特和西蒙波娃，事实上他们是在做一种实验，实验人性有没有可能不要靠法律的保障，靠人真正内在的吸引力去维持关系。譬如说两个人愿意住在一起，不是因为法律，也不是道德的约束，而是因为爱。
但他们的爱是很复杂的。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法国社会里有名的哲学家，所以社交圈很广，他们各自有很多同性的、异性的朋友，当然也会碰到被其它人吸引的时候。譬如说沙特去美国开会时，就曾经碰到同样也是很有才华的人互相吸引，这时候他可能就忘了在家的西蒙波娃。同样的，当沙特不在家的时候，西蒙波娃也会因为召开文学会议，遇到吸引她的男人。
沙特和西蒙波娃有个共同的约定，任何事情绝不隐瞒，所以如果真的发生了外遇，他们就会告诉对方。他们两个不断的在实验，如果听到对方外遇，会不会忌妒？会不会很伤心？会不会愤怒？怎么样通过这些忌妒、愤怒、伤心，然后更确定彼此的选择。
爱情的选择常常是两难的，爱谁多爱谁少，那个比重很轻微，我的意思是，不可能有全部爱或全部不爱这么绝对的事。如果不是两难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如果我全部爱这个人或全部不爱这个人，结局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做，又何必要吵架？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绯闻案，一个男子身边有三个女性，或是一个女性周旋在两个男人之间，我想，他们之间都不是全爱或全部不爱的问题，也不是因为爱了这个人，就不爱那个人。爱情是很复杂的，里面有很多微妙的东西，连当事人都不容易搞清楚，只有从一个非常宽容的角度，你才能够了解到在这样的事件当中，每一个人是如何在努力调整自己，使自己进步，增加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比重。
沙特和西蒙波娃都已经过世了，他们一直到老死都住在一起，所以被歌颂成为二十世纪伟大的爱情。可是我不知道，如果他们继续活下去，会不会发生某些意外？会不会遇到一个人，让他们决定放弃对方？
这种爱情的形式是让自己每一天都在面临挑战，当然很艰难，所以我不鼓励任何一个人去学他们，但同时我也要提醒，千万不要认为婚姻那一张纸就有用。
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婚姻可不可能继续保有爱的持续性？因为我看到一些朋友本来很爱读书、很上进、很在意自己形象，结了婚之后却开始发胖……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字去形容，我的意思是婚姻好像让两个人开始自我放弃了。
我真的觉得，当你开始每天睡觉十二个小时，不上进、不读书，然后发胖、不在意自己的衣着时，你就是不爱对方了。因为你已经不在意自己是不是吸引对方，不怕对方觉得你是不好的。
我相信我可以跟一个人在一起二十年，他都是新鲜的、迷人的，而且我也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在他面前我不可以太差，我不会让自己发胖，让自己讲话言不及义。我想如果因为跟一个人结婚而变得庸俗，或是对方变得庸俗，我真的会觉得厌烦。
我的意思是，千万不要让婚姻变成恋爱的句点，它应该是可以延续的。
很多人会说，好像古代的相亲比较好，因为结婚那天就是恋爱的开始，彼此是互相吸引的。而我们现在的恋爱形式，是恋爱谈到快腻了，就说结婚吧，然后就真的走进坟墓，把爱情葬送了，最后维系两人关系的常常是孩子。对于女性而言，至少孩子还有很大的吸引力，她可以把对孩子的爱取代了对丈夫的爱。可是那个男子就很寂寞了。有时候我会很同情这些男子，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孩子替代了，而且女性对孩子的爱是很强的，有一些女性甚至是完全在孩子的爱里得到满足，根本不在意丈夫会不会回来。
给对方海阔天空的自由
爱情的问题真的很复杂，如果要下一个结论，我想，真正的爱是智慧。
一张法律见证、双方盖了章的婚约是一种限制，两个人一起发誓说海枯石烂也是一种限制，但是这两种限制都不是真正的限制，因为在现实中，有人背叛了婚约，有人背叛了誓言。真正能限制爱情的方法，就是彻底拿掉限制，让对方海阔天空，而你，相信自己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量，你的爱，你的才华，你的宽容，都是让对方离不开的原因，甚至你故意让他出去，他都不想跑，这真的需要智慧。
我今天不只是在讲男性与女性的关系，父母对子女也是如此。我听到很多爸爸妈妈说：「为什么我的孩子老是不回家？」我不敢告诉他，他的孩子常常打电话给我，要到我家来。我想在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他为什么不回家？因为他回家只会受到限制，他是不被了解、不能沟通的，他在家里感到痛苦，所以逃掉了。如果不能改善这个部分，让家对孩子产生吸引力，那他永远都不想回家。
我常常觉得，爱应该给对方海阔天空的自由，然后让他愿意回来、喜欢回来。你要把爱人当做鸽子，每天放他出去飞，等着他回来，绝对不是当做狗，在脖子上加项圈、加绳子，时时刻刻拉在手上，怕他跑掉。而爱情的本体是自己，自己永远不应该放弃自己，你要相信自己是美的、是智慧的、是上进的、是有道德的、是有包容力的。如此一来，别人会离开你吗？
不会的，赶都赶不走的。
爱的平衡
在一些关于爱情的抽象论述中，我们绝对不会反对「专情」这件事情，我们最常歌颂的也是专情，一种「专一」和「专心」，爱一个人至死不渝，当我们对一个人这么说的时候，当然就是一生一世的事情，甚至是生生世世，像「七世夫妻」的故事，海枯石烂，还要结来生缘的。
可是，所谓的「专一」、「专心」要如何解释？每个人在他不同的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不同的领悟吧。就像你在春天时，到阳明山上走一走，繁花盛开，你凝视着其中一朵，这一刻是不是专一、专心？而当下一刻，你的视线转移到天上飘浮的白云，这一刻又是不是专一、专心？
其实我们是在很多的分心的片段中专心的，每一个片段的剎那是专心，从一个片段到另一个片段，还是专心，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界定「专心」、「分心」是很困难的。如果举的例子是花和白云，很多人都可以接受，但如果是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呢？
很多事物在自然当中，我们可以把它讲得很美，就像老庄思想所描述的自然。但如果是人就不一样了。我常跟朋友聊，花在开，开得那么美，香气四溢，她的目的只有一个：招蜂引蝶。我们说，花努力的绽放出美丽的姿态，吸引昆虫来采蜜，完成花粉的交配，让生命可以扩大和延长，我们会觉得美极了，但其实就是一种生殖的行为。如果是一个女性或是男性，很努力的把自己弄得很美，去招蜂引蝶，我们却会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不美，而且不道德。至少当我们用「招蜂引蝶」这句成语来形容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带着贬意的。
我喜欢把人的事情放到自然规则里去看，你会有一种更大的宽容。
我相信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虽然已经称自己是万物之灵了，但身上植物、动物的部分仍然还在，如果能常常把人的问题，推到老庄的世界、自然的世界，今天我爱的两个人，如果是杜鹃花或云的话，也许是一种转换的智慧吧。
蒋勋《生活十讲》（节选）
第一讲 新价值
我相信凡人处在一个生理发育、转变的时期，就是他最敏感的时候。
因为生理的苦闷引发我开始去思考人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动物还是人？我的精神在哪里？
我想，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是非常容易变坏的。幸好文学救了我，让我有足够的自信，不但没有变坏，并且在文学中得到很多关于人生课题的解答。
知识分数越高的人，自己越要特别小心，因为你将来要面对的生活难题，都不在这些分数里面。
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电影，让他在里面自我地熏陶。而这些，是不能考试的。
风范听起来很抽象，我自己的观察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基本上就是他们从小读古书，不管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受到东方文明非常优秀的训练，使他们对于人性有一种道德上的相信。
我们读古书，如《庄子》、《老子》、《论语》、《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在谈人的定位，很少是技术上、知识上的东西。
知识属于人，了解了人，无论你学到什么新的知识，都能结合在一起，不会有断裂的感觉。
整个社会物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很少人能逃过物化的影响。教育也越来越无能为力，尤其又卡在一个考试升学制度，如果没有办法对抗这个制度，就没有办法去扭转孩子的观念。
凡事以考试为导向、升学为目标，若教育体制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如此，他们会愿意谈人性、谈艺术、谈文化吗？
可是，有一天他会发现他需要这些东西。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每一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定位，有他不同的定位过程，每个人都能够满足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观念在欧洲一些先进国家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他们长期以来重视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们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与别人的比较上。
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
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
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
第二讲 新官学
当我读到梁启超的《心灵论》时，发现里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东西，是作为一个现代国民、世界公民的概念，他引述东西方经典，建立一个开阔的世界观，他认为，如果不经过改革，我们将会失去世界公民的资格。梁启超在五四时代就提出这样的见解，可是到现在我们仍然做不到，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现在比五四时期要开了倒车。
神话本身是一个起点，因为神话里面包含了幻想跟科学，这两个看起来极度矛盾的人类创造力——科学是一种创造力，幻想也是一种创造力，并都以神话为起点，就像一颗种子，很适合放在低年龄层的教科书里面，让孩子能保有这两种可能性，将来他可能会走到比较理性的科学，也可能是比较幻想的艺术。重点是，我们必须准备好这颗种子，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栽种。
在某一个意义上，我觉得老子和庄子的东西，启蒙性是比儒家的东西还要大的。
在国文教学中多一点让孩子有非答案性的思索过程，就是最好的思想教育。
革命者是寂寞的，必须孤单地在自己的时代里去对抗巨大的官学，而这个官学又是拥有多么大的力量，让它可以转变成各种形式，加强本身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是危险的，当一种文化已经长久稳定到一种程度，就很容易变成统治者愚弄人民的手段，我宁可它是不稳定的状态，因为不稳定才有调整的可能。
我们都是已经很能够调整自己的人，可是在官学系统中，还是不免有一些阴影。譬如我们会觉得生活在边缘的人应该是受苦煎熬的，当我们忽然发现这些人既不受苦也不煎熬时，正好就是让我们发现自己的官学不对了，要再调整了。
第三讲 新伦理
再怎么去制定法律，都要知道这是不得已。……法律没有办法制止任何东西。
当众人在指责一个人的“恶”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恶意是在众人之中，而且众人的恶意是杀人的动力，大家都急于要把一个人判死刑、要他死，这是很恐怖的。
真正好的、有文化的规范，是内省的，不是向外指责。
这里（佛罗伦萨）的人经过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承受宗教对于人的压力，一种禁欲、对欲望的不可讨论，才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从宗教的禁忌中挣脱，去确立人的意义，开始画人。……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蒙娜莉萨坐在那边微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肖像画而已，它标志着一个人可以被当成人看待的意义与价值。
我想这是为什么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时期会让人怀念，因为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在那样的一个思索过程中，留下来的肖像是足以作为榜样，引领每一个人去努力的。
中国人的教育根本是一种安逸的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对于冒险犯难的鼓励非常非常少，因为中国是农业保守的社会，离家就代表悲剧。
时代快速进步，伦理不断改变，人要在这么不稳定的状态下自处，应该是要找回自己的信仰，在对人、对事的期待与渴望中，重新去体验追求本身代表的那种高贵性，才是永恒不变的。
第四讲 新信仰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帝王或是平民，是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我们面临的死亡是一样的，我们也都无法解答生死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信仰。
信仰里面最可贵的就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也就是认识自己有多贪心、有多赖皮、有多恐惧。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在物理学上的知识是人类世界顶尖的，对于宇宙的了解，没有人比得上，但他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很多人在检讨爱因斯坦在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我们总觉得他应该用科学知识来理解整个世界。事实上，爱因斯坦的信仰不是出自脆弱，而是谦卑，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有不足，而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一种坚强。
我们不需要去批判不同阶段的人，去说：“你怎么还在那个阶段？”因为我们也曾在那个阶段过，当你走过来以后，应该要知道每一步踏过来是多么艰难，你不会去嘲笑，反而会尊敬。
在台湾，法规不能说不严，……甚至比世界很多地方都要严格。可是我们在执法上却很难严格，因为我们有传统儒家伦理中所谓的人情包袱，还有伦理中的一种“弹性太大”，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这就会让执法者很为难。
这是非常动人的一句话，维摩诘讲的根本是一个人性的本质，也就是说众生所生的病，就是因为我们有痴有爱。痴是没有办法看透彻，爱就是有太多的牵挂，可能是父母，可能是兄弟姊妹，可能是情侣、夫妻，可能是师生，可能是物质，可能是修行——因为种种牵挂，心就不够清明，所以“从痴有爱则我病生”。
如果要进一步做更深的思辨，我会建议读《金刚经》，那思辨更细腻，一直在正反正反，永远给你一个东西再打破，然后让你知道拥有以后又失去的那种空的感觉。任何一个伟大的宗教，都要经历一个巨大的破灭，才知道什么叫做空，否则的话，那个空就是假的领悟。
所以我常常觉得在人世间所经历的受伤、挫折、坎坷，都是一个领悟的重要契机。
第五讲 谈物化
我并不担心我们要面对台湾这么一个高度物化的现象，我担心的是有没有一个力量出来制衡？
或者是说，为了刺激商业，财团、企业或者商人在进行物化的工作，那么教育界、学术界是不是应该要扮演一股清流，出现像老子、庄子这样的人？
当我们打开报纸，看到那些应该产生老子、庄子的知识殿堂也被物化时，才是最恐怖的事。
他们没有被物化，他们对社会有自己的良心，他们把知识分子应该把持到最后关口的价值留在身上。
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官与商这两种人在一起的严重性。……所以汉朝以后，主政者对商人的压抑就非常明显。
抑商主义的缺点就是让中国近代的石油贸易和资本主义很难发达，我们没有办法培养出大企业家，因而构成资本主义的弱势，落后于西方。
可是今天在台湾，抑商主义不复存在，反而是空前“重商”。
一个成熟的社会其实就是两股力量互相制衡。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有为有守的人，在他们的岗位上，努力平衡社会的物化趋势，即使他们不完全成功，也是让人敬佩的。他们就是所谓的先知、先觉，在一个社会里面，这批人所做的事情非常重要。
第七讲 文学力
人大概到最后才会懂得，重要的不是“要什么”而是“不要什么”。
人跟人之间没有了解，只有好奇。即使亲如丈夫、妻子、母女、母子，一个二十四小时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你会发现原来有一部分的他，是你完全不知道的。我想，人跟人的相处是不可解的，每个人都是在了解与陌生之间游离，不可能有绝对的看破。
通常我们无法疏离，我们很容易投射，很容易陶醉，很容易一厢情愿，所以会看到很多的“假像”，……许多我们自以为了解的事物都可能是假像。
当我们破除一些对于人生的假设，有了悟性的看破时，就可以不带成见地去看一切事物。
文学是一种疏离，保持旁观者的冷静，去观看一切与你有关或无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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