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
⒈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
因为书是新的，我翻开来的时候也就特别慎重。书本上的第一页第一行是这样的：“初、哉、首、基、肇、祖、元、胎……始也。”
那一年，我十七岁，望着《尔雅》这部书的第一句话而愕然，这书真奇怪啊！把“初”和一堆“初的同义词”并列卷首，仿佛立意要用这一长串“起始”之类的字来作整本书的起始。
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起始和基调吧？我有点敬畏起来了。
想起另一部书，《圣经》，也是这样开头的：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真是简明又壮阔的大笔，无一语修饰形容，却是元气淋漓，如洪钟之声，震耳贯心，令人读着读着竟有坐不住的感觉，所谓壮志陡生，有天下之志，就是这种心情吧！寥寥数字，天工已竟，令人想见日之初升，海之初浪，高山始突，峡谷乍降及大地寂然等待小草涌腾出土的刹那！
而那一年，我十七，刚入中文系，刚买了这本古代第一部字典《尔雅》，立刻就被第一页第一行迷住了，我有点喜欢起文字学来了，真好，中国人最初的一本字典（想来也是世人的第一本字典），它的第一个字就是“初”。
“初，裁衣之始也。”文字学的书上如此解释。
我又大为惊动，我当时已略有训练，知道每一个中国文字背后都有一幅图画，但这“初”字背后不止一幅画，而是长长的一幅卷轴。想来当年造字之人初造“初”字的时候，也是煞费苦心的神束之笔这件事无形可绘，无状可求，如何才能追踪描摹？
他想起了某个女子动作，也许是母亲，也许是妻子，那样慎先纺织机上把布取下来，整整齐齐的一匹布，她手握剪刀，当窗而立，她屏息凝神，考虑从哪里下刀，阳光把她微微毛乱的鬓发渲染成一轮光圈。她用神秘而多变的眼光打量着那整匹布，仿佛在主持一项典礼。其实她努力要决定的只不过是究竟该先做一件孩子的小衫好呢？还是先裁自己的一幅裙子？一匹布，一如渐渐沉黑的黄昏，有一整夜的美可以预期——当然，也有可能是恶梦，但因为有可能成为恶梦，美梦就更值得去渴望——而在她思来想去的当际，窗外陆陆续续流溢而过的是初春的阳光，是一批一批的风，是雏鸟拿捏不稳的初鸣，是天空上一匹复一匹不知从哪一架纺织机里卷出的浮云。
那女子终于下定决心，，一刀剪下去，脸上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决然。
“初”字，就是这样来的。
人生一世，亦如一匹辛苦织成的布，一刀下去，一切就都裁就了。
整个宇宙的成灭，也可视为一次女子的裁衣啊！我爱上“初”这个字，并且提醒自己每清晨都该恢复为一个“初人”，每一刻，都要维护住那一片初心。
⒉ 初发芙蓉
《颜延之传》里这样说：
“颜延之间鲍照已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雕缋满眼。’”
六朝人说的芙蓉便是荷花，鲍照用“初发芙蓉”比谢灵运，实在令人羡慕，其实“像荷花”不足为奇，能像“初发水芙蓉”才令人神思飞驰。灵运一生独此四字，也就够了。
后来的文学批评也爱沿用这字归，介存斋《论词杂著》论晚唐韦庄的词便说：
“端己词清艳绝伦，初日芙蓉春日柳，使人想见风度。”
中国人没有什么“诗之批评”或“词之批评”，只有“诗话”“词话”，而词话好到如此，其本身已凝聚饱实，全华丽如一则小令。
⒊ 清露晨流新桐初引
《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说到王恭和王忱原是好友，以后却因政治上的芥蒂而分手。只是每次遇见良辰美景，玉恭总会想到王忱。面对山石流泉，王忱便恢复为王忱，是一个精彩的人，是一个可以共享无限清机的老友。
有一次，春日绝早，玉恭独自温步一幽极胜极之外，书上记裁说：
“子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
那被人爱悦，被人誉为“濯濯如春月柳”的王恭忽然怅怅冒出一句：“王大故自濯濯。”语气里半是生气半是爱惜，翻成白话就是：
“唉，王大那空伙真没话说——实在是出众！”
不知道为什么，作者在描写这段微妙的人际关系时，把周围环境也一起写进去了。而使我读来怦然心动的也正是那段“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的附带描述。也许不是什么惊心动魄的大景观，只是一个序幕初启的清晨，只是清晨初初映着阳光闪烁的露水，只是露水妆点下的桐树初初抽了芽，遂使得人也变得纯洁灵明起来，甚至强烈地怀想那个有过嫌隙的朋友。
李清照大约也被这光景迷住了，所以她的《念奴娇》里竟把“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的句子全搬过去了。一颗露珠，从六朝闪到北宋，一叶新桐，在安静的扉页里晶薄透亮。
我愿我的朋友也在生命中最美好的片刻想起我来，在一切天清地廓之时，在叶嫩花初之际，在霜之始凝，夜之始静，果之初熟，茶之方馨。在船之启碇，鸟之回翼，在婴儿第一次微笑的刹那，想及我。
如果想及我的那人不是朋友，而是敌人（如果我有敌人的话），那也好——不，也许更好，嫌隙虽深，对方却仍会想及我，必然因为我极为精彩的缘故。当然，也因为一片初生的桐叶是那么好，好得足以让人有气度去欣赏仇敌。
错误
——中国故事常见的开端
在中国，错误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诗人愁予有首诗，题目就叫《错误》，末段那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四十年来像一枝名笛，不知被多少嘴唇鸣然吹响。
《三国志》里记载周瑜雅擅音律，即使酒后也仍然轻易可以辨出乐工的错误。当时民间有首歌谣唱道：“曲有误，周郎顾。”后世诗人多事，故意翻写了两句：“欲使周郎顾，时时误拂弦。”真是无限机趣，描述弹琴的女孩贪看周郎的眉目，故事多弹错几个音，害他频频回首，风流俊赏的周郎那里料到自己竟中了弹琴素手甜蜜的机关。
在中国，故事里的错误也仿佛是那弹琴女子在略施巧计，是善意而美丽的——想想如果不错它几个音，又焉能赚得你的回眸呢？错误，对中国故事而言有时几乎成为必须了。如果你看到《花田错》《风筝误》《误入桃源》这样的戏目不要觉得古怪，如果不错它一错，哪来的故事呢！
有位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写过一出《高加索灰阑记》，不但取了中国故事做蓝本，学了中国平剧表演方式，到最后，连那判案的法官也十分中国化了。他故意把两起案子误判，反而救了两造婚姻，真是彻底中式的误打误撞，而自成佳境。
身为一个中国读者或观众，虽然不免训练有素，但在说书人的梨花简嗒然一声敲响或书页已尽正准备掩卷叹息的时候，不免悠悠想起，咦？怎么又来了，怎么一切的情节，都分明从一点点小错误开始？我们先来讲《红楼梦》吧，女娲炼石补天，偏偏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本来三万六千五百是个完整的数目，非常精准正确，可以刚刚补好残天。女娲既是神明，她心里其实是雪亮的，但她存心要让一向正确的自己错它一次，要把一向精明的手段错它一点。“正确”，只应是对工作的要求，“错误”，才是她乐于留给自己的一道难题，她要看看那块多馀的石头，究竟会怎么样往返人世，出入虚实，并且历经情劫。
就是这一点点的谬错，于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便有了一块顽石，而由于有了这块顽石，又牵出了日后的通灵宝玉。
整一部《红楼梦》原来恰恰只是数学上三万六千五百分之一的差误而滑移出来的轨迹，并且逐步演化出一串荒唐幽渺的情节。世上的错误往往不美丽，而美丽每每不错误，惟独运气好碰上“美丽的错误”才可以生发出歌哭交感的故事。
《水浒传》楔子里的铸错则和希腊神话“潘朵拉的盒子”有此类似，都是禁不住好奇，去窥探人类不该追究的奥秘。
但相较之下，洪太尉“揭封”又比潘朵拉“开盒子”复杂得多。他走完了三清堂的右廊尽头，发现了一座奇神秘的建筑：门缝上交叉贴着十几道封纸，上面高悬着“伏魔之殿”四个了，据说从唐朝以来八九代天师每一代都亲自再贴一层封皮，锁孔子还灌了铜汁。洪太尉禁不住引诱，竟打烂了锁，撕下封条，踢倒大门，撞进去掘石碣，搬走石龟，最后又扛起一丈见方的大青石板，这才看到下面原来是万丈深渊。刹那间，黑烟上腾，散成金光，激射而出。仅此一念之差，他放走了三十二座天罡星和七十二座地煞星，合共一百零八个魔王……
《小浒传》里一百零八个好汉便是这样来的。
那一番莽撞，不意冥冥中竟也暗合天道，早在天师的掐指计算中——中国故事至终总会在混乱无序里找到秩序。这一百零八个好汉毕竟曾使荒凉的年代有一腔热血，给邪曲的世道一副直心肠。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该少了尧舜孔孟，但如果不是洪太尉伏魔殿那一搅和，我们就是失掉夜奔的林冲或醉打出山门的鲁智深，想来那也是怪可惜的呢！
洪太尉的胡闹恰似顽童推倒供桌，把袅袅烟雾中的时鲜瓜果散落一地，遂令天界的清供化成人间童子的零食。两相比照，我倒宁可看到洪太尉触犯天机，因为没有错误就没有故事——而没有故事的人生可怎么忍受呢？
一部《镜花缘》又是怎么样的来由？说来也是因为百花仙子犯了一点小小的行政上的错误，因此便有了众位花仙贬入凡尘的情节。犯了错，并且以长长的一生去截补，这其实也正是部分的人间故事吧！
也许由于是农业社会，我们的故事里充满了对四时以及对风霜雨露的时序的尊重。《西游记》时的那条老龙王为了跟人打赌，故意把下雨的时间延后两小时，把雨量减少三寸零八点，其结果竟是惨遭斩头。不过，龙王是男性，追究起责任来动用的是刑法，未免无情。说起来女性仙子的命运好多了，中国仙界的女权向来相当高涨，除了王母娘娘是仙界的铁娘子以外，从女仙也各司要职。像“百花仙子”，担任的便是最美丽的任务。后来因为访友棋未归，下达命令的系统弄乱了，众花的雪夜奉人间女皇帝之命提前齐开。这一番“美丽的错误”引致一种中国国仙界颇为流行惩罚方式——贬入凡尘。这种做了人的仙即所谓“谪仙”（李白就曾被人怀疑是这种身份）。好在她们的刑罚与龙王大不相同，否则如果也杀砍百花之头，一片红紫狼藉，岂不伤心！
百花既入凡尘，一个个身世当然不同，她们佻达美丽，不苟流俗，各自跨步走属于她们自己那一番人世历程。
这一段美丽的错误和美丽的罚法都好得令人艳羡称奇！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看来，有人以为中国故事里往往缺少叛逆英雄。像宙斯，那样弑父自立的神明，像雅典娜，必须拿斧头开父亲脑袋自己才跳得出来的女神，在中国是不作兴有的。还算捣蛋精的哪咤太子，一旦与父亲冲突，也万不敢“叛逆”，他只能“剔骨剜肉”以还父母罢了。中国的故事总是从一件小小的错误开端，诸如多炼了一块石头，失手打了一件琉璃盏，太早揭开坛子上有法力的封口。（关公因此早产，并且终生有一张胎儿似的红脸。）不是叛逆，是可以了解的小过小犯，是失手，是大意，是一时兴起或一时失察。“叛逆”太强烈，那不是中国方式。中国故事只有“错”，而“错”这个既是“错误”之错也是“交错”之错，交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只是两人或两事交互的作用——在人与人的盘根错节间就算是错也不怎么样。像百花之仙，待历经尘劫回来，依旧是仙，仍旧冰清玉洁馥馥郁郁，仍然像掌理军机令一样准确的依时开花。就算在受刑期间，那也是一场美丽的受罚，她们是人间女儿，兰心惠质，生当大唐盛世，个个“纵其才而横其艳”，直令千古以下，回首乍望的我忍不住意飞神驰。
年轻，有许多好处，其中最足以傲视人者莫过于“有本钱去错”，年轻人犯错，你总得担持他三分——有一次，我给学生订了作业，要他们每念几十首诗，录在录音带上缴来。有的学生念得极好，有时又念又唱，极为精彩。有的却有口无心，苏东坡的“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不知怎么回事，有好几个学生念成“一年好景须君记”，我听了，面摇头莞尔，一面觉得也罢，苏东坡大约也不会太生气。本来的句子是“请你要记得这些好景致”，现在变成了“好景致得要你这种人来记”，这种错法反而更见朋友之间相知相重之情了。好景年年有有，但是，得要有好人物记才行呀！你，就是那可以去记住天地岁华美好面的我的朋友啊！
有时候念错的诗也自有天机欲汇，也自有密码可按，只要你有一颗肯接纳的心。
在中国，那些小小的差误，那些无心的过失，都有如偏离大道以后的叉路。叉路亦自有其可观的风景，“曲径”似乎反而理直气壮的可以“通幽”。错有错着，生命和人世在其严厉的大制约和惨烈的大叛逆之外也何妨采中国式的小差错小谬误或小小的不精确。让叉路可以是另一条在路的起点，容错误是中国故事里急转直下的美丽情节。
河飞记
很好的五月天，我到香港去演讲，诗人知道了，叫我到他任教的中文大学去吃饭，中文大学的地势是“据山为王”的。如果走路当然很辛苦，但如坐在别人开的车子里上上下下攀爬自如倒也有趣，何况车子里还坐满了此地“盛产”的作家。
“这广东话，有时候倒也有现代诗的作风，”诗人说。
我听人论广东话不免立刻肃然起敬，这玩意对我而言太高深了。
“有一句话叫‘水净河飞’……？他接着说。
“咦，河怎么会飞？”我毕竟是写散文的，不懂这句怪话。
“不是河飞不飞，是这样的啦，”梁锡华是老广，立刻摆出权威姿态，“譬如说，你今天到了中文大学，原来顾期会有番盛况的，谁知人影也不见一个，这时候你可以说：“咦，真是水净河飞啊！’”
我立刻牢宁记住了这个成语，甚至不免因此还觉得几分神气，毕竟粤籍以外的人懂这句话的也不多哩。事隔年馀，我有一天为了一篇论文来翻关汉卿的望江亭杂剧。元杂剧的语言向来生鲜活辣，我自己午夜披卷都有时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那天读到第二折，有一句：
你休等得我恩断意绝，眉南面北，恁时节水尽鹅飞。
我正暗暗叹好，却猛然一惊，咦？这句话好熟，原来老广的那句话不是“水净河飞”，而是“水尽鹅飞”，鹅变了河，就这样一路误传下来了。
我一高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想再找找其他杂剧里有没有类似的用语，这一找居然大有所获，又得四条例证如下：
我则为空负了雨云期，却离了沧波会，这一场抵多少水尽鹅飞（《柳毅传书·楔子》）
可不道一部笙歌出了随，抵多少水尽也鹅飞（《杀狗劝夫二折》）
我则道地北天南，锦营花阵，偎红倚翠，今日个水净鹅飞。《云窗梦四折》）
怕不到瓜甜蜜就，少不得水净鹅飞（《雍熙乐府（四）点绛唇》）
这一来，几乎可以说是证据确凿了，元杂剧的语言是以大都（今北京）为依准，这语言七八百年后怎么和老广相通的，倒也出奇。
记得家父有一次问我：
“我们徐州乡下过年，有些喜庆游行，里面有个节目，我们乡下人叫它‘月饼和尚镀了翠’，大家都那么说，但说的是什么，你怎么也猜不到。”
“我知道，”我笑起来，“这一点难不到我，那是‘月明和尚渡柳翠’给念走了音。”
想来不知有多少语言多少故事在江南江北流衍，就算念走了音，错误中竟也仍然不失其美丽。有一次听一位佛教大师说，佛经多有误译处，但从误译的地方却也自己发展出一番教义来，真是令人称羡。
原来只要人好，情好，自有好话出口：“水尽鹅飞”固然传神，“水净河飞”也另有风采。“月明和尚”也罢，在游行的队伍至，他都要除去高僧的岸然道貌，变成可亲的嘻笑的木头笑面，要去引渡一个凡世的姑娘。
中国太大，但大而同舌也就够好了，尽管传舌有误，却有白纸黑字的文字可以为凭。和百舌各说各话最后竟不免要拿英文来沟通的印度相比，真是幸运。这样想想居然忽地兴高采烈起来了一虽然平时一提到中国这大题目，总几乎要眼湿的。
仗美执言
我想，开始的时候，她自己也不知道后来会走得那样远。
就像嫘祖，偶然走到树下，偶然看见闪闪发光的茧，听到微风拨划万叶的声音，她惊奇的伸手摘下那枚洁白如雪凝炼如蕾的椭圆形，然后拉开它，伸展它，才发现那是一缕长得说也说不完的故事。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扯出了一种叫“丝”的东西，她更不知道整个族人将因而产生一部丝的文化，并且因而会踏出一条绕过半个地球的“丝路”——她只知道那棵碧绿的好桑树，长在一个温暖柔和的好春天。树上有一枚银银亮亮包容无限的茧，她哪里知道那样轻柔细微的一纤，竟能坚韧得足以绾住一部历史。
又如另个不知名的先民，在一个露水犹湿的清晨来到黄河边。听见水鸟婉啭和鸣，一时兴起，便跟着学叫一声：
“关——关一”
水鸟傻傻的应了一声，他顽皮的再学一声。忽然，他发现那以“马”收尾的关字是多么圆柔婉艳。
“关关。”他说。
“关关雅鸠。”他说，忽然，他知道那是一个好句子。
“关关睢鸠，”他继续念，而水鸟在沙洲上，沙洲在河上，并且由于春草萋萋，看来轻而膨松，仿佛随时都会顺流飘走。
唉，这样简单，一条河，一个春天，河上一夜之间绿透半实半虚的沙洲，洲上半隐半现的水鸟，以及一个看见这一切的又欢喜又悲切的自己。他觉得有话冲到嘴边，就照直说了出来：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他并不知道那就是诗，他只想把春天早晨听到看到的说出来罢了。然而，他却吟出了一首诗，从一条河开始。
初识碧华，只知她是诗人罗青的妻子。而“诗人的妻子”这一职分，恐怕已经是负累颇重的名衔了。我一时也没注意她本人。后来在1982年我为泰北难民筹款，办了“作家小手艺义卖”，她拿出一些精致的刺绣首饰，才真正把大家吓了一跳。1986年她又在台湾民艺文物之家展出一次，作品更见丰美繁富，最近她把心得和作品结成集子，一页页掀开，只觉是一幅幅有插图的诗集——或者说，有说明的画册，歆羡之馀，很愿意为她“仗美执言”。
碧华和丝线的因缘其实也很偶然。那年，她母亲出国，留一盒丝线给她，那大概是她第一次惊艳吧？中国人的色彩表现最早的可见于彩陶，至于文字方面的记载，则见于尚书：“以五采彰于五色的，作服汝明。”可见早期的色彩是和丝线连在一起的（虽然并不因而和各别的连在一起）。彩色丝线的绚丽艳泽足以用来调剂单色的布，进而可以区别官阶军种，算得上是源远流长了，碧华爱上的那盒丝线，溯其源竟可以上接五千年前中国人对蚕丝爱悦流盼的目光。
碧华拿起针来，描摹之际，竟不知不觉便做出类似香包的小手艺，香包其实正是往古时代农业社会初夏时日的好心情，新嫁的女子，在第二年端午节，照例要做些香包分送族人，特别是小孩子，往往可以像“佩六国相印”般带着婶婶、嫂嫂、姊姊等人的不同香包。名为辟邪，其实自有手艺高下巧拙的比较，而新嫁娘的手艺一向是大家争看的焦点。碧华初试手艺时，心情亦如新嫁娘吧？分给大家围观传阅的时候，心情亦不过是节庆期间的一团喜气吧？
但缝着缝着，一针一线之馀，她竟缝出自成一格的刺绣首饰来了。世上的首饰虽然有金有银有铜有锡有珠有玉有各种钻石宝石，且有玻璃、陶瓷、种子、木头、骨头、牙齿……但要找一条精致的刺绣首饰却必须到碧华的工作间去——这件事，开头的时候，我敢说，碧华自己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她只是觉得丝线鲜活美丽，她只是知道把两根丝线放在一起会比一条更鲜活美丽，线线相叠，不意就这样竟撞出一番乾坤来了。
我看碧华作品的心情，也如端午节小儿伸手讨新嫁嫁的香包，挂在身上，无限喜悦——为那一手生香活色的好针线，为村社间的好年成好节景好兴致，为玩着玩着不知不觉开了宗创了业的潇洒。
细赏碧华作品，或仿战国玉器，莹润温婉。或拟印度色彩，幽艳玄秘。或作螭蛟腾云或成花团锦绣。其心思之至于致密，品味之醇雅，用色用针之能宏肆能守成，都令人惊喜错愕不已。
如果碧华一开始就立好计划，打出旗号，拟定十年工作进度表，要把自己造成一位“现代化刺绣首饰制作人”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我更喜欢她目前的程序，是不知不识间拈起一根属于母亲的丝线——然后再拈起另一根。色与色相授，神与形相接。她在不能自持的情况下，一步步陷入困惑和奋扬，作品在梦中涌现，在冥思中成长，复在静定中一针一缕的完成。
我为碧华喜，但更为可以产生碧华的社会喜，为艺术上英雄四起开疆拓土的鹰扬时代喜，为传统可楔入现代喜，更为自己可以看到好东西的权利窃喜。
值得欢喜赞叹的《欢喜赞叹》
做学生的时候，读到前人评谢灵运的句子，曰：
“谢五言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
竟觉这样漂亮的句子简直比谢诗本身还要动人啊，后来又读词话，见王国维拿温飞卿自己的句子“画屏金鹧鸪”来形容其人自己的风格。同样的办法他也用来形容韦庄和冯延已，（取两人的句子各为“弦上黄莺语”及“和泪试严妆”），初读之下，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却也认为很好，不以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及至接触西洋文学批评，不免惊为天外美物，如此条析缕陈，真是中规中矩，毫厘必较。少年心性不免一见倾心，一时之间，人也变得沉重起来。仿佛一句“中国没有文学批评”是冲着我讲的。当时在报章杂志渐渐注意到学院式的批评，逐日取代了感性评述，所谓感性的评述，大约只须记住二十个左右的成语，便无住不利。论山水则曰‘叹为观止”，论美食则是“腴而不腻”，论文学不外“清新感人”，论声乐家则“收放自如”“馀音绕梁”，至于气韵生动”“力透纸背”则是论书画必祭之咒语。——在那时代所有的评述，少有不从一个模子里拓出来的，不同的只是像香烟或槟榔摊贩，谁先占了位子谁卖，至于货色全同，倒也没有人来过问。
而所谓学院人士，则不外搬弄另一套术语。那套术语比较高深莫测，常见的是英文，必要的时候也须加拉丁文及希腊文。而且必须五步一注解，十步一原文（所谓原，当然不可能指中文原文罗）。在那种迸代走火入魔的批评家，不免以文章遭人看懂为耻，整个说来，那时代的评论家仍是摊贩，不同的是此摊卖的是洋烟洋酒了。
前几年——大约前五六年吧，有个对艺评很在兴趣的老外，在“留台”一阵子之馀，曾经发出自认为“石破天惊”之论，他先认为台北没有艺评，因而艺术很难进步，他甚至举林怀民为例，曰，此人全台北艺术家几乎都是他的朋友，叫他到哪里去接受严苛的批评呢？没有严苛的批评，他又何由进步呢？
言之凿凿，使我不免静下来想想这个问题。
要说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批评，其实也不算错。正如胡适认为中国缺乏希腊定义的“哲学”一般。
批评之为事，多少和商业社会的发展有些关系，亚里斯多德之所以写出《诗学》一书，成为西方批评的鼻祖，是因为在他之前三大戏剧家的作品都完成了，他乐得跟在后面批评。而三大戏剧家是在发售门票（如有穷人买不起票，另有辅助办法），且有“最佳剧本桂冠奖”之下产生的。人必须付了钱买了票才能说话，此理甚明。否则像刘十九接到白居易的诗笺“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万万不能想到批评一事，（假如你在杂志上读到不满意的诗，也许会骂几句因为你有权认为诗太坏，对不起买杂志的钱。）又如朋友送你一幅画，言明是供你“补壁”（贴糊破墙壁）用，更谦虚的则说他的诗休你“覆瓿”（拆开了可封坛子口），这种时候，你又有什么资格去批评人家？至于钟子期听伯牙弹琴，一文未花，只不过站在窗外偷听——这种听法只合喃喃自语：“这是高山。”“这是流水。”或凭第六感，知道弹琴人必有不禅。至于谈批评，则于理不合，人家既非专业弹琴手，又没叫你来听，批评纯粹成了多事，至于寒山子写诗，也无非在隐居的岩穴里除了满墙，后人集而成帙，他自己全是顽童行径，后人如何能置喙评之？
中国虽也有“批”字“评”字，但在艺术上批字会让人想到“批水讲”，“评”字则让人想到“评话小说”，一向缺少剑拔夸张居高临下的气势，对于把艺术看作“馀事”的文人而言，很难进行专业的要求和精确的批评，只因将艺术看作“馀事”也自有优点，连带的也就不必认为缺乏西方定义的批评有什么不好了。
中国人当然也讨论诗，那不叫批评，叫《诗话》（《词话》《曲话》也同此意义）。讨论画的叫《历代名画记》（张彦远），《图画见闻志》（郭若虚）《画继》（邓椿）或《画禅室随笔》（董其昌）。讨论音乐戏剧的则名为《录鬼簿》（钟嗣成）或《顾曲麝谭》（吴梅），整个文学美术音乐，从来不曾因为缺乏西方意义的批评而呆滞不进步，相反的，这些随笔或手拿拂尘随便聊天式的著作，也很正常的辅佐了中国艺术的前进。
近年来，由于本土文化的自觉，批评文学渐自牵强而一面倒的西方系统回归。其中如康来新教授之论小说戏剧，以及蒋勋教授之论美术，皆在反映接受西方模式之后，返回到诗话系统的雍容和熙，而且坚持把削铁如泥的批评利剑，嵌镶拭擦成华美的舞器，剑之为器不一定用来割切杀伤，大可于点劈收放之间，以智慧决疑辨惑，并且一比一划一招一式，无不自成绝代风华。
近读蒋勋《欢喜赞叹》，击节之馀很想为他的一番“艺话”说几句话：能摆脱无知的“感性批评”以及无趣的“学院批评”，而进入此番新的协调，对创作者和欣赏者而言，都该是一桩值得欢喜赞叹的事。
作者的“历史系出身”对他的艺术观影响也极为显然，以中国这样一个充满历史感的民族而言、不谙历史，几乎可以算为“半个文盲”，蒋勋的“历史感”使他的美学体系有一种“行到水穷处”的溯流而上的探奥幽趣，以及在“坐看云起时”的安静中始能有见的玄冥天机。
以范畴言，此书包括一般艺术理论（《托尔斯泰说：将来的艺术……》）建筑林园（《藏须弥于芥子》）舞蹈（《云门的新舞台》《我舞影零乱》）戏剧（《人偶与人》《有什么东西被阉割了》（再创剧驼的高潮》）平剧（《部樵》）摄影（《认识我们的土地与人民》）雕塑（《欢喜赞叹》《雕塑之种种》《人群与群众》）绘画（《把台湾画进中国的山水》《悲愁又美丽》）电影（《看中国早期电影》）音乐（《天长路远魂若飞》）等，如果要以庞杂形容，亦无不可。事实上这部《欢喜赞叹》如能配合去年出版的《美的沉思》来看，是更为理想的，对于作者思想的纵深和走向亦可以更加脉络分明。
以《藏须弥于芥子》一文看来（题目本身出于佛经喻语，已多少可以看出本土化批评的色彩），作者旨在讨论苏州造园的精神，但在资料上，他先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造苏州园林的盛事开始，继而又先谈中国建筑——他主为园林是建筑物延伸出来的弹性空间，而为了谈建筑，他又谈了儒家思想中的位与分。最后，他终于使读者同意中国建筑的规格尺度来自儒家理念，而其林园的逸兴遄飞则来自道家思想。不可信的是，峰回路转，文章最后却在令人惊愕的观察中结束。
下面所选录的片段也许可以把该篇起伏跌宕的“美感传递方式”再加呈现：
简陋到一间两间的民房，繁复到皇帝的三宫六院，我们如果不被外在附加的装饰部分所干扰，大概可以发现，这其中共同遵守的准则，那就是：清楚的中轴线，对称的秩序，是一个简单的基本空间单元，在量上做无限的扩大与延续的关系。它所强调的，不是每一个个别的单元的差异与变化，而是同样一个个别单元在建筑组群中的关系位置，在这里，与其说它所强调的是单幢建筑物个别建筑体的特色，不如说它强调的更是组群间的秩序。
这一类的建筑，任何人走进去，都会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它的好处是给人一种安全感，个人退回到族群中，有整个族群为后盾，减少了个人面对命运的彷徨与孤独之感，它用严格的秩序来规范个人的行为，使个人没有任意表现的可能。
我们看到，在这样的建筑中，个人感觉到安全、秩序、稳定的重心，明朗而不可改变的关系，但是，个人的个性也同时受到牺牲，个人的特性被抑压了，在严格的秩序中，便感到了一种处处被安排与被决定的苦闷，有时会想要破坏一下这秩序，从这秩序逃开。
中国人从儒家的人伦秩序中逃开，为自己构造了另一个世界，便是道家的自然。
这样使我们惊愕，完全背反了日常理念的规矩，一击劈碎了我们习以为常一成不变的思维逻辑，便是刘敦桢所说：“小大空间转换的对比手法”的来源所在，也是中国古典诗、山水画等文人艺术，包括戏剧、建筑的时空内在最根本的美学凭据。
我们若要在园林中找儒爱的中轴线，均衡、对称、秩序，便要完全迷失了。园林，犹如道家的哲学，把人从严谨的人伦秩序中解放出出来，让每一个个人——而不是族群一一单独地面对自然，得到一种舒放。便得儒家在伦理中被抑压的部分在自然中得到发展。
在儒家的世界中，我们总要找一个定位，把自己安放得宜，在园林中，体现的却不再是人间的秩序，而是天道的幽深。
以上引述原文，目的无非让读者看到作者邃密的体例，以及解释现象的功力，以及在专业知识之上的民族感情。
另外，《欢喜赞叹》一篇中分析佛教雕刻之美的片段，也可作极优秀的散文来看待。
我去日本的时候，每次也一定去上野那间博物馆徘徊，在进门大厅的右边，一间宽敞的室内，陈列着北魏到唐不同地区的几尊佛雕。我特别喜欢一件无头的菩萨，是天龙山的作品，一脚跌咖，自在而安适，虽然没有了头部，却在那从容的坐姿是显现着凛然不可侵犯的人的尊严与气度。
我常常一坐好几小时，面对着那些破残的身躯，仿佛是重逢了久违的亲人，便相向对坐着，那离别时候，各自的辛酸与寂寞，都不堪言说，便只是静静流下的无言的泪水罢。
被砍断的佛手看来丰厚饱满，许多学生去做素描，用西方光影处理的方法传达它的体积与量感，但是，与原作比较，可以发现，那厚实饱满的手，处处透露着线的优美与纤细，如兰叶葳蕤，四面生姿。我们绕它一圈，这只手竟像一朵盛开的莲，在姿态上为了面面俱到，不惜改变手的写实性，使线条在手指部位做了夸张；一方面用手指自然弯曲的弧线，另一方面，被夸张的指尖部位，向指甲反方向开辟了另一弧线，使这只手如花一般有了一种“绽放”的姿态。花开到极限，那姿态的妖娇、螲蜒、妩媚反应，常常是一种自足的圆，的确是面面俱到，这只唐代的佛手便以这样的美在我们前面绽放。
记述云门舞集在南部客家人世居的美浓镇演出过程所采用的手法却又几乎是小说的——当然也许更像“古乐府”，像从“日出东南隅”开始拉开的质朴而又壮阔落实的叙事序幕，作者也是从一个剥豆妇人的眼里看整个演出事件：
美浓，这个仅有五万八千人口的市镇，被茶顶、月光、大武几个秀丽的山丘环抱着，以她的纯朴、勤劳、客家人保守的生活传统为人所乐道。
蜿蜒而过的美浓、浓两条溪流，灌溉出一片青翠的稻秧和烟叶。时时有鹭鸶飞过，仿佛刻意用它干净无瑕疵的白羽，指引你看这四周耀眼的青绿。
镇里旧街上的人家，门户上多半挂着竹蔑编的门帘，滚着蓝布边，中间画着红艳的花叶图案。
穿着旧式滚宽边唐衫的客家妇女，掀开竹帘，往外探头看一看。明亮的南台湾四月阳光，使她微微眯了眼。
但是，她还是走到院中来了。
隔着短土墙，看到几个邻家的妇人和孩子站在街上，热烈地谈论着。墙上告示牌贴了大张红纸，几个龙飞凤舞的字写着：云门舞集，四月十八日，美浓国中演出。售票处：上海饲料行。
快到四月十八日，这一向平静的市镇，有着一点不同于往日的兴奋和骚动。
“云门舞集”，这妇人回到屋听时候想：“云门舞集究竟是什么呢？”
唐人韦庄的词有句谓“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就因为那样沉重平白的记实，竟让千馀年前的四月十七至今不朽。而蒋勋所记下的某一年美浓镇上的四月十八，也应垂为一帧永恒的画面吧。
蒋勋的艺术评述另有一可贵处，一般而言，艺术总离不开艺术家，艺术家是人，艺术评诠都民是人，人和人之间难免有友谊上的压力，但蒋勋的评论方式，比较对“事”不对“人”。讨论的是共同的大现象，而不重在个体的成败，例如论席德进的画，重点便在如何赋新山水以新意义，以及如何假新技巧以传新山水。讨论所及的范围，远拉到五代以来的画家和画论，其堂庑这大，感慨之深，自非常人可及。能免于“友式捧场”和“敌式攻击”之外，且能同时一点一滴，建立起中国美学理论，应是蒋式艺术批评的成功处，下面引述的资料便是在论席德进绘画成就时以“事理”为轴的例证：
范宽的“谿山行旅”是一张杰作，画的是陕西关中一带的山，从华北平原上突兀而起，大气磅礡，用的是雨点皴，土质干硬，空气干燥清朗。这是北宋山水画的特质，当时画家活动的主要地区是华北平原。北宋到南宋，北方的领土失于金，政治中心南移，画家也大多迁到长江以南。面对新的山川，旧的技法不适用了，懒惰的人，还用画华北平原大山的老套来画江南风景，自然难以动人，逐渐就被淘汰。认真的画家、创造力强的画家，面对新的挑战，努力去观察自然，从真实的风景中归纳出新的构图，新的皴法、新的画风慢慢产生了。
江南是多河流的地区，北宋的立轴画大山很好，写长河不一定合适。于是，长卷、横幅的形式多起来了，使我宛然有乘舟
顺流而下的感受，视觉上，转高耸为平阔。河流代替了山峦，成为山水画的主题，或者，至少与山峦平分天下。
地理环境的变迁，对于中国山水画的改变，有这样重大的影响，以后我研究明末的浙江，也重重在他的画风与安微黄山的石质结构的关系，屡试不爽。
在法国的时候，有一次看到南宋马远画的十二幅册页的复制品，全部画的是水，大概是给学生讲解的画稿，画了十二条河流波纹的特性。看了很感动，我想：做为第一代在南方正建立家园的画家，马远需要加倍的功夫，才能为这一片绘画上的新山川造形吧！一条河，由于山壤的质地、坡度的陡斜，都可能影响水质的清浊、流速的缓急，它所产生的波纹也是不同的。画家一条河一条河去观察，不断地试验，最后把质地的清浊、流速的缓急，归纳成一根准确的线条，他从“格物”开始，建立了他丰富而辽阔的山川世界。我看着这一套册页，直似对这样的画家产生无尽的敬意。然而，我也担心着，我想，不知道马远的学生，拿到这样的画稿，会不会懒惰起来，不再去看真的河流，不再认真的观察和解析自然，只是依样画葫芦的画下去，使得一根原来具有概括性的丰富线条，最后空留形式，只是一根无意义的符号罢了。
我更担心的是，会不会有人，几百年后，从江南到了台湾，仍然用这根线条来画浊水溪，画淡水河，使我们的山水世界没有更新，没有开拓，使台湾——中国绘画上的新山川，永远进入不了中国的历史。
由于《欢喜赞叹》是一本值得“欢喜赞叹”的书，故为之欢喜赞叹如上。
溯洄
⒈ 掌灯时分
1931年，江南的承平岁月依依暖暖如一春花事之无限。
四月，陌上桃花渐歇，桅子花满山漫开如垂天之云。春江涨绿，水面拉宽略如淡水河。江有个名字，叫汩罗江，水上浮着倏忽来往的小船，他的家离江约需走一小时，正式的地名是湖南湘阴县白水乡晏家冲。家里有棵老樟树，树上还套生了一株梅花。黄昏时分年轻的母亲生下这家人的长孙。五十二年后，她仍能清楚的述起这件事：
“是酉时哩，那时天刚黑，生了他，就掌上灯了。”
渐渐开始有了记忆，小小的身子站在绣花子绷子前看母亲绣花。母亲绣月季、绣蝴蝶，以及燕子、梅花。母亲绣大一点的被面、屏幢就先画稿子，至于绣新娘用的鞋面枕套竟可以随手即兴直绣下去。绣到一半，不免要停下来料理一下家务。小男孩一俟母亲走开，立刻抓起针往白色缎面上扎下去。才绣几针，母亲回来了，看看，发觉不对，而重拆是很麻烦的。绣花当时是家庭副业，哪容小男孩捣蛋玩这种“侈的游戏”，所以按理必须打一顿。只是打完了，小男孩下次仍受不了诱惑又从事这种“探险”，怎样的葱绿配怎么的桃红？怎样以线组成面？为何半瓣梅花、半片桃叶，皆能于光暗曲折之间自有其大起伏大跌宕——这样绣了挨打，打完又绣，奇怪的是忽有一天母亲不打人了，因为七八岁的小男孩已经可以绣到和母亲差不多的程度了。
家里还织布染布，煮染的时候小男孩总在一旁兴奋的守着。如果是染衣服，就更讲究些，母亲懂得如何在袖口领口口袋等处绑上特殊的图案，染好以后松开绑线，留在蓝布或紫布上的白花常令小男孩惊喜错愕。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在夏未把整疋布铺在莲花池畔，小男孩跳下澉子去挖藉泥，挖好泥浆以后涂在布上曝晒。干了就洗掉，再敷再晒。五六遍以后粗棉布便成了夹褐的灰紫色。家里的男人几乎都穿这种布衣。
还放牛，还自己酿米酒、捡毛栗、捡菌子、捡栀子花结成的栀实。日子过得忙碌而优游——似乎知道日后那一场别离，所以预先贮好整个一生需用的回忆。
十五岁读初中，学校叫汩罗中学，设在屈子祠里。祠就在江边上，学生饮用的便是汩罗江水。做父亲的挑着一肩行李把儿子送到祠中，注了册，直走到最后一进神殿，跪下，对着阳雕金字“楚三闾大夫屈子之神位”叩了三个头，男孩也拜了三下。做父亲的大概没想到磕了三个头后，这中国的诗神便收了男孩为门徒，使男孩的一生都属于诗魂。
起先，在十岁那年，男孩曾跟宋容先生教授读过《左传》和《诗经》，宋教授从北大回乡养病，男孩在他家看到故宫的出版品和文物图片，遂悠然有远志。他不知道二十七年以后他自己也进入故宫，并且在吕物研究之馀也是《故宫文物月刊》的编辑委员。他回想起来。觉得遇见宋先生是生平最早出现的大事，另一件大事则是在理化老师家读到了长沙出版的新文学杂志，知道世上有小说、散文和诗歌。
1948年，从军。长沙城的火车站里男孩看着车窗外的舅舅跑来跑去在满月台找他，想抓他回家，他狠心不顾而去。在兵籍簿上他写下自己的名字。因而分到一枚框着红边的学兵符号佩在胸上，上面写着“袁德星”。
⒉ “到西安城外，娶一汉家平民女子……”
而同一年，远方另有一男孩才一岁，住在西安城的小雁塔下，和他生命相系的最早的这条河叫渭水。
外曾祖父那一代在西安做知府，慈禧逃庚难那一年还是他接的驾。大概由于拥有这么一种家世，他被娶了一个大有期许意味的名字：蒋勋。
辛亥革命之后，身为旗人的外曾祖父那一代败落了。外曾祖父临死传下遗命，要儿子必须娶个西安城外的汉家女子，平民出身，刻苦坚忍的那一种，家道才有可能中兴起来，外婆就这样嫁过来。外祖父显然不太爱这位妻子，一径逃到燕京大学去念书了。但这位外婆倒真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丈夫不在，她便养它一窝猫。日本人侵华的那些年，西安城里别家没吃的，她却能趁早晨城门乍开之际，擦身偷挤出去。一出城，她便如纵山之虎，城外到处都是她的乡亲朋友，弄点粮食是不成问题的，后来她又把大屋子划成一百多个单位，分租给人，租钱以面粉计，大仓房里面粉堆得满满的。
看到小外孙出生，她极高兴，因为小男孩已有哥哥，她满心相信可以把孩子胱给母系，所以格外疼爱。西安城里冬天苦冷，她把小婴儿绑在厚棉裤的裤裆里，像一串不容别人染指的钥匙。
母亲当年念了西安女子师范，毕业典礼上的那首歌她一直都在唱：“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她还有一把上海来的蝴蝶牌口琴，后来因为穷，换了面粉，事后大约不免有秦琼卖马之悲，也因此每和父亲吵架，都会把“口琴事件”搬出来再骂一遍。
中国民间女子的豪阔亮烈，蒋勋是在母亲身上看到的。
她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去参观，看到那些菲薄透明的瓷碗，冷冷笑道：
“这玩意啊，我们家多的是，从前，你外婆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摔它一个。”
看到贵妇人手上的翡翠，她也笑：“这算什么，从前旗人女子后脑勺都要簪一根扁簪，一尺长咧，纯祖母绿，放在水里，一盆尽绿——这种东西，逃难的时候，还不是得丢吗？丢了就丢了就是了。”
母亲有着对美的强烈直觉和本能，却能不依恋，物我之间，清净无事。
往南方逃亡的时候，到了福建，从长乐上船。小男孩哭，母亲把他藏在船舱下面，吓唬他不准再哭了——早期的恐惧经验在后来少年的心里还不断成为梦魇，他时时梦见古井，梦到惊惶的窒闷和追捕。
暂时住在西沙群岛一个叫白犬的地方，好心的打鱼人有时丢给他们几尾鱼，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奇怪的是，许多年后，做姊姊的仍然恋恋不舍想起那些渔人分给他们的鱼：
“好大的鱿鱼啦，拿来放在灰里煨熟——哎，那种好吃……”
终于，全家到了台湾，住在大龙峒，渭水换成了淡水河，孔庙是小男孩每天要去玩的地方。至于那轻易忘掉翠簪的母亲宁可找些胭脂来为过年的馒头点红，这才是真正的人间喜气。
⒊ 失踪的湖
1952年，小女孩九岁，住在一个叫湾仔的地方。逃学的坡路上有杂色的马缨丹，刚刚够一个小女孩爬得上去。热闹的街角有卖凉茶的，她和妹妹总是去喝——为的是赚取喝完之后那粒好吃的陈皮梅。当然，还有别的：例如迷途的下午被警察牵着回家时留在手心的温暖，例如高斜如天梯的老街，例如必须卷起舌头来学说广东话，例如假日里被年轻父亲带去浅水湾玩水的喜悦，例如英记茶行那份安详稳泰的老店感觉……然而，这一家人住在那栋楼上是奇怪的——他们是蒙古人，整个湾仔和整个港岛对他们而言，还不及故乡的一片草原辽阔，草原直漫到天涯，草香亦然，一条西喇木伦河将之剖为两半，父亲和母亲各属于左岸和右岸，而伯父和祖父沿湖而居，那湖叫汗诺日美丽之湖（汗诺日湖系蒙语“皇帝之湖”的意思）。二次大战前日本某学术团体曾有一篇《蒙古高原调查记》，文中描述的湖是这样的：
沿途无限草原，由远而近，出现名曰汗诺日美丽之湖，周围占地约四华里，湖水清湛断定为一淡水湖，湖上万千水鸟群栖群飞，牛群悠然饮水湖边，美景当前，不胜依恋……
但对小女孩而言，河亦无影，湖亦无踪，她只知道湾仔的眩目阳光，只知道下课时福利社里苏打水的滋味，五年之间，由小学而初中，她的同学都知道她叫席慕容，没有人知道她真正的名字叫穆伦·席连勃，那名字是“大江河”的意思。
读到初一，全家决定来台湾，住在北投的山径，那一年是1954年，她11岁。
⒋ 湖口街头初绽的梅幅
那一年，袁德星早已辗转经汉口、南京、上海而基隆而湖口，在岛上生活五年了。“受恩深处便为家”，他已经不知不觉将湖口认作了第二故乡。
也许因为有个学了点裱画的朋友，他也凑趣画些梅花、枇杷让对方裱着玩，及至裱好了两人又拿到湖口街上唯一的画店去悬挂，小镇从来没出现这种东西，不免轰动一时——算来也许是他的第一次画展，如果那些初中时代的得奖壁报不算的话。
楚戈这笔名尚未开始取，当时忙着做的事是编刊物、到田曼诗女士家去看人画画、结交文人朋友。1957年，他拿画到台北忠孝西路去裱，裱褙店的人转告他说有人想买此画，遂以六百元成交，那是生平卖出的第一张画，得款则够自己和朋友们大醉一场。
仍然苦闷，一个既不能回乡也不能战死的小兵，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将赴南方，当时他的一位老大哥赵玉明也报了名，别人问他原因，他说：
“不行啊，袁宝报了名，他那人糊里糊涂，我不跟着去照顾他怎么行呢？”
结果虽然没有成行，好在他却在知识和艺术的领域里找到了更大的挑战！戈之为戈，总得及锋而试啊！
⒌ 密密的芙蓉花，开在防窍洞上
搬进村子的第一天，蒋勋就去孔庙看野台歌仔戏。母亲一向喜欢河南梆子，所以也去了。一面看，她一面解释说起来：
“这是《武家坡》啊！”
母亲居然看得懂用闽南语唱的歌仔戏，也是怪事。家居的日子，母亲是讲故事的能手。她的故事有时简单明了。如：“那王宝钏啊，因为一直挖野菜来吃，吃啊，吃啊，后来就变成一张绿肚皮……”
她言之凿凿，令人不得不信，也有时候，她正正经经讲起《聊斋》，邻居小孩也凑进来听。弟弟又怕又爱听，不知在哪一段高潮上吓得向后翻倒，头上缝了好几针，这事让为人笃寮的父亲骂了又骂。
每到三月十二日，公家就发下树苗，当时规定家家要做防空洞，幼年的蒋勋和家人便把分到的芙蓉插在防空洞上。芙蓉一大早是白的，渐渐呈粉红，最后才变成艳红。此外又家家种柳，柳树长得泼旺如炽。防空洞当然一次也没用过，却变成小孩游戏的地方，在里面养鸟，养乌龟，连鸭子也跑进里面去秘密的孵了一窝蛋，小孩和鸭子共守这份秘密——及至做母亲的看到凭空冒出一窝小黄鸭，不免大吃一惊。
所谓战争，大概有点像那座防空洞，隐隐的座落在那里，你不能说它不存在，却竟然上面栽上芙蓉，下面孵着鸭子，被生活所化解了。男孩穿花拂柳——咱跑到淡水河提上去放风筝，跑得太快，线断了，风筝跨河而去。他放弃风筝转头去看落日，顺便也看跟落日同方位的观音山，观音凝静入定，他看得呆了——那一年，他小学四年级，10岁。
⒍ 我可不可以来学画？
14岁考上台北师范，席慕蓉背个大画架，开始了她的习画生涯。那一年，楚戈开始努力看画展和画评，后来因为觉得别人说的不够鞭辟，便自己动手来写。而13岁的蒋勋出现在民众服务处的教室里，站在老画家的面前问说：
“我没有钱出学费——可不可以来学画？”
老画家凝望了少年一眼，点头说：
“可以啊！”
1966年，楚戈退役，考入艺专夜间部美术科，而蒋勋，这时候刚开始念文化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又读了文化的艺术研究所，1972年，25岁的他启程赴巴黎。
“以前我以为西安是我的乡愁，飞机起飞的刹那才知道不是，台湾在脚下变得像一张小小的地图，那感觉很奇怪，我才知道西安是我爸爸妈妈的乡愁，台北才是我自己的乡愁啊！”
⒎ 回
终于能回国了，那一年是1970年，心中胀着喜悦，腹中怀着孩子，席慕蓉觉得那一去一回是她生平最大的关键。
蒋勋回国则是在1976年。
楚戈也回来了——虽然他并未出国。许多年来，他一向纵身于现代诗兴现代画的巨浪里。但从1968年供职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开始，却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青铜器的论文。1971年，他在《中华文化复兴月刊》上辟栏连续写了两年《中国美术史》。认识他的人不免惊奇于他向传统的急遽回归，但深识他的人也许知识，楚戈的性情是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的。
1981年，蒋勋出版《母亲》诗集，在序文里，他说：
我读自己第一本诗集《少年中国》，发现有许多凄厉的高
音，重复的时候，格外脸红。
接着他又说：
这几年我在大屯山下，常常往山上走走。一到春天，地气暖了，从山谷间氤氲着云风，几天的雨，使溪涧四处响起，哗啦哗啦，在乱石间争窜奔流，在深洼之处汇聚成清澈的水潭。……我观看这水，只是看它在动、静、缓、急、回、旋、崩、腾，它对自己的形状好像丝毫没有意见，在陡直的悬崖上奋力一跃，或澄静如处子，那样不同的变貌，你还是认得出它来，可以回复成你知道的水。
我对人生也有这样的向往，无论怎样多变，毕竟是人生。
我对诗也有这样的向往，无论怎样的风貌，毕竟是诗，不在乎它是深渊，是急湍，是怒涛，是浅流，它之所以是诗，不在于它的变貌，而在于你知道它可以回复成诗。
回来的不只是从前那个离去的蒋勋，还要更多，多了一整腔沉潜的关情。1983年，他接受了东海大学美术系系主任的职位。
至于席慕蓉，她在一个叫龙潭的地方住了下来，画画、教书、写诗并且做母亲。前后开的画展分别是人像系列、明镜系列、荷花系列、夜色系列。
楚戈的情节发生了一点变化，1986年底他发现自己得了鼻咽癌，此后便一只手抗癌，一只手工作，且战且前却也出版了三本书，出过四趟国，开了港、台五六次画展。
⒏ 各在水一方
1986年，蒋勋为毕业班同学开了一门课名叫“文人画”，他自己和楚戈、席慕容合授此课。属于渭水和淡水河的蒋勋，属于汩罗江和外双溪的楚戈、属于酋喇木伦和大汉溪的幕蓉，本是三条流向不同的河，此刻却在交会处冲积出肥腴的月湾土壤。
“学生受了四年的专业训练，”蒋勋说，“我现在着包的不是要为他们再‘立’什么，而是要为他们‘破’，找三个人来开这门课，就是要为他们‘破一破’！”
受惠的不只是学生，三个老师也默默欣赏起彼此的好处来。那属于蒙古高原的席慕蓉，可以汲饮汩罗之水，那隶籍福建却来自西安小枞塔的蒋勋可以细泽草原的秩序，至于那来自楚地的楚戈亦得聆听大度山的情歌。属于原来不可能相逢的人物，在他乡相知相遇，并且互灌互注，增加了彼此的水量与流速，形成一片美丽丰沃的流域。
⒐ 溪谷桃李
1987年4月，沿太鲁阁公园的绿水、文山、回头弯、九梅一路走下去是桃塞溪和整片石基的河床（原名陶塞，此处是故意的笔误）。再往前走，则是密不透天的桃花，桃花开得极饱满的时候雄峙如一片颇有历史感的故垒。躺在树下苔痕斑斑的青石上看睛空都略觉困难——那天，教室便在花下。
“席老师，”一个女孩走来，眼神依稀是自己二十年前的困惑，“这桃花，画它不下来，怎么办？”
“画不下来？”她的口气有时刚决得近于凶狠，“你问我，我告诉你，我自己也画它不下来呀！谁说你要画它下来的？你就真把它画了下来，又怎么样？”
“画家这行业根本是多馀的！”爬到一块大石头上的蒋勋自言自语的宣布，这话，不知该不该让学生听到。忽然，他对着一块满面回纹的石头叫了起来，“你看，这是水自己把自己画在石头上了。”
楚戈则更无行无状，速写簿上一笔未着，却跟一位当地的“莲花池庄主”聊上了，一个劲的打听如何来此落地生根。
“山水，”蒋勋说，“我想是中国人的宗教。”
那山是座落于大劫大难与大恩大砣之间的山，那水是亦悲激亦喜悦之水。那山是增落青天之外淡然复兀然的山，那水是山中一夜雨后走势狂劲直奔人间不能自止的水——各挟其两岸的风景以俱来。
一阵风起，悬崖上的石楠撒下一层红雾，溪水老是拣最难走的路走，像一个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艺术家，弄得咻咻不已，师生一行的语音逐渐稀微，终至被风声溪声兼并，纳入一山春声。
火中取莲
认识孙超这人，会使人有个冲动——老想给他写传记，因为太精彩。其实说传记还不太对，传记嫌平面，孙超的生平适合编成话本，有说有唱有板有眼一路演绎下去（或演义下去），这，先从三代前说起吧。
轰然一声，三进大屋的第一进炸成平地。
接着，第二进也倒了。
那是中日战争的年代，地点则在自古以来一直和“战争”连在一起的徐州城。
一家人都逃光了，只剩下一位老妇人不动如山，端坐在第三进堂屋里。有个日本军人直走坦为，看见她夷然自若地抽着水烟袋，啪哒——啪哒——，日本人刚入城，是这片沦陷区的新主人，但她是这所屋子的主人，一向就是。现在屋子虽炸了，但主人还是主人。她不打算站起身来。
日本军人心虚了，他恭恭敬敬的放了一些东西在桌上，是罐头，沦陷区最实惠的礼物。老妇人用大袖一拂，所有的罐头砰砰然全落在地上。
依照当时战胜军人的气焰，此刻洗劫全家，亦无不可，但那军人走开了，走到藏书的地方，拿了几本书就走了。
那老妇人是孙超的奶奶。
她把全家赶走，说：“逃得愈远愈好。”可是她自己却留了下来，只凭一口气，跟整个日本军比强。
逃难的孙超和母亲冲散了，母亲炸死，父亲也回了老家。开始自己流浪的那一年，他八岁。等胜利还乡，他十六岁，在徐州女师附小读了二年半，又开始第二次的飘徙，平生最拿得出手的资历，大约就是流浪吧！
“绝不拿别人的东西！”
从小离家，但从来没遭过人白眼，只因家里规矩大，教得严，看到别人有好东西，规定先把手背到背后才准看，绝对不去碰一下。这简单而彻底的训练使孙超成为一介不取的人。而且，日后艺术上也一空依傍，绝不捡现成的便宜，他永远只取属于自己的东西。
出来的时候是当兵，难的是二十年刻板严苛的军旅生活适应。那些年最大的慰藉就是读书，读极硬的书。
记得有一本书罗光著的《中国哲学史》，订价四十元，当年他的月薪十八元，他便去替人打毛衣（奇怪，一个大男人竟会织毛衣），三个月以后才存够买书的钱。
有一年，岁暮，有位中学老师邀他到家里去吃饭。他从清泉岗出发到台中市赴宴。绕着主人的屋子走了几圈，伸出的手几度缩回，竟不敢按铃，篱内的温暖家居图，不是这身二尺半可以撞进去的吧？严重的自尊心和自卑感交战后，她终于爽约了。
回部队的车子晚上才有，他竟不知该去哪里。逛着逛着，他很自然的走进书店，老板娘站近他，眼睛盯着他不放，她怀疑这年轻的大兵是来偷书的，她的疑虑不算太错，他的确没钱买书，只因店里有光，书里有知识的闸门，而当晚他无处可去。出身于有钱有势有根底的家庭，几度受过这种侮辱，他夺门而出。
去哪里呢？无百是另一家书店。
第二家书店是客家人开的，他们暗暗的用以为别人听不懂的客家话说：“那个兵，看样子要偷书。”他惊怒欲绝，放回书，冲出店门，把自己投身在十二月的冷风声。
总不能再到第三家书店去受凌辱吧？他踉啮在华灯四射的小城里。
忽然，他听到歌声，前面是一所教堂，门口站着一个外国牧师，红润的脸，亲和的微笑，看到这个年轻的兵，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伸手延客说：
“请进。”
他走了进去，诗班正唱着巴哈的弥撒曲，他忽然大恸，跪倒圣坛前，泪下如雨，再也站不起来。礼拜的人陆续离去，他仍跪在那里哭，善解人意的牧师远远站着，等他哭，所有的人早走光了，但一腔的委屈和压抑的泪却是流不完的啊。牧师耐心地等着，他走的时候，牧师和他握手，说：“下回再来。”
曾经，在战时，炸弹炸死前前后后的人，他却幸运的捡回了自己的生命。
而这一个圣诞夜，在一颗心几乎被痛苦扼死之际，一个微笑一声请进，使他及时重新觅得自己的心，这番惊险，其实也等于捡得一命啊！
“那一刹那，我只有一个感觉，我这才又是‘人’了。我重新有了人的尊严，所谓人间的平等，大概只有向宗教世界里才找得到吧？”他没有再去教堂，但宗教的柔和宽敬在他的创作里如泉源般一一涌现。
退役后，拿了七千元。
做什么好叱？真正想做的是念书，但钱不够，他跑到三张犁养鸡，透过“鸡生蛋，蛋生鸡”的原理，他希望为自己筹得“三万元教育基金”放在银行里，每月拿三百元利息省吃俭用，也就可以念书了。
他忘了一件事，养鸡可以嫌钱却也可以赔钱，他不幸属于后者。
为了投考艺专，仅读了二年半书而没有报考资格的他，只好制造假证件。他用肥皂、自己刻印，他这件罕见的罪行也被识破，主事人一眼看穿，是上天见怜吧，那人拿起笔来批了几个字：“姑念该生，有志向学，准予报名。”他欣喜欲狂，捧着批示，心里想：
“我不是违法的了，我现在是合法的了！”
大专联考后不久，他到摊子上吃了碗阳春面，然后，就真正的一文不名了。他去找赵老理由。
“赵老师，我没钱了……”
“没钱？哈哈，”赵老师朗声大笑，“没钱，那算啥？”
天气热，他把席子铺在地上，两人一起身着聊天：
“孙超，我说没钱，我来问你，你卖过血没有？”
“卖血？没有。”
“哈哈，连血也没卖过，那还不叫真没钱呢！”
赵老师为他找了工读的机会，但他真正受益而不能忘的还是那不在乎的大乎：
“哈哈，没钱？没钱算个啥！”
果真，那个当年离开面摊后就一文不剩的退役兵便这样活过来了。二十多年后，坐在淡水三芝乡的小山头上占地百坪（地坪相当于四平方公尺或三十六平方尺）的房子里和你说这番话，等于同时让你看“预言”以及“预言的印证”。在部队的那段日子，他学了两项绝活，其一是射击，其二是针炙，两者都是准确精密的艺术。这两项本事也让他获益不少，作为“神射手”，他的刻板的军旅生活稍获一些弹性特权，让他有一点点余裕来作“自己”。第二项本领让他因而认识了后来的妻子。
孙超似乎是一个对准确精密着迷的人，在这世上的百行百业里，如果有什么是比陶艺家更适合他当的，那就是“圣贤”这一行了。两者都是讲究唯精唯一的事业。迷上结晶釉以后，他守在窑门口，竟像圣贤守住一颗心似的慎重，虽然窑外有仪器表，窑摧有探测，锥，两者都可以知道温度，但都不是最精准的办法，最精准的办法还是靠目测。有一次，看得忘形，竟致瓦斯中毒，全身高烧到四十一度，上荣总医院躺了两个礼拜。等身体好了，他依然时时刻刻去看窑，只是改良通风设备，并且加买了防毒面具和眼睛的防护镜。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无意间打听另一位朋友的近况。
“他呀，他不成的，上帝不帮他的忙。”朋友是四川人，口才极好。
“为什么？”孙超一向实心眼，不知一个人为什么遭天遗弃。
“因为他变来变去嘛——结果上帝也搞不清楚他要干啥子！”
朋友说的只是一句笑话。他听了，却如受棒喝，一个人如不能本分务实，今天东明天西，连上帝也弄糊涂了，要帮也无从帮起！
他于是更专心的守住他的窑，以及心爱结晶釉。
第一次碰陶，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在艺专读书选的是雕塑，而陶艺只是美工科的专利），地时他在故宫博物院的科技室，和宋龙飞先生一起兴致勃勃的去做黑陶、彩陶……买了许多书，累积了许多资料，对于陶瓷这种“窑门没打开之前，完全不敢肯定”的刁钻性格，他深深折服了。面对艺术加科学的双重难题，他变得斗志昂扬起来。生平喜欢困难的东西，像二十岁的时候，读那本胡适的《古代哲学史》，便是一场硬战。自己没有基础，没有时间，更没有老师，唯一的信念是反正中国字是认识的，人家写都写出来了，我难道看也看不懂吗，于是把书塞在口袋里，演习或训练途上停车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不懂就查字典，一本书看了半年，总算生吞活剥咽下去了，懂不懂不敢说，但至少以后看类似的书就不再觉得困难了。
醉心于寻根究底，醉心于百分之百的投入，日子原来也就这样过下去了，不料有一天忽然后山山崩，整个科技室都埋在土里，他拨开水泥砸碎后的屋顶钢筋爬出来，再次捡回了一条命。所有精心收藏的书，所有曾经爱恋的资料全埋掉了，三个助手也死，还记得一位助手在里面急急哀哀叫着：“孙先生啊！孙先生啊！快啊！”
生命原来是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啊！经此一劫，他决心要作最无情的割舍，把其他都抛开，只专心致意弄一种结晶釉吧！
日本人有时把陶瓷艺术叫成“炎艺术”，让人看了不免一惊。世上的艺术，有些真的是要经千度的火来煅，万分的情来炼，才能成形成吕的啊！陶瓷艺术就是这一种。陶是奇怪的东西，既可以是小儿无心的玩捏，也可以是一生探之不尽、究之不大学问。看来人也是大化或工或拙的塑吧？否则为什么人也是如此单纯又如此复杂的个体？为什么人也是探针指测不明，形制规范不尽，釉彩淋漓不定的一种艺术？人本身也是一种成于水、成于火、且复受煎熬于火的成品吧？
艺术理论上有人颇以为作品因个人的境遇而有悲喜，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莫里哀一生穷愁潦倒，最后死在舞台上，却是喜剧圣手。莫扎特贫病交加，英年早逝，其乐章却华美流畅，如天际朝霞，花溪春水，浑不知人间有忧愁。有的人是奇怪的战士，受创愈重，流血愈多，他愈刻意掩藏怆痛，只让你看、也只许你看他的微笑。孙超似乎也是这种人，看到他的结晶釉，清澈美丽，透明处是雪，艳异时似紫水晶原矿，令人想起云母，想起冰河，想起菲薄匀整的细胞切片图。我虽因性情所趋，一向比较偏好质木素朴之美，也不得不承认孙超所经营的精致无暇的艺术，这种精纯唯美，几乎可以解释为一种赌气。命运，你要给我砂砾吗？好，我就报之以珍珠。命运陷我于窑火吗？我就偏偏生出火中莲花。一只陶皿，是大悲痛大磨难大创痕之余的定慧。那些一度经火的器皿，此刻已凉如古玉，婉似霜花。经过火——但不要让你看到烟熏火燎之气，经过火——但只容别人看到沉静收剑的光华。
我说到哪里了？是孙超的半生？还是他的火中取莲的结晶釉？我自己也弄不分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