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认为那是我空白的七年。告诉你！我过得很充实，也想得很多。以前没时间想的，那时候都想了。身在北大荒，你不面对自己，还面对谁？你面对的是存在、面对的是生命！有什么比一个人面对生命，更能产生强烈的震撼？”
最近我也在电视上，看到对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荷赛·卡瑞拉斯（Jose Carreras)的特别报道。
令人难以相信的，去年在世界足球大赛中高歌，吸引全世界几亿观众的卡瑞拉斯，居然在几年前，曾得过致命的血癌。
医生说他只有十分之一活命的机会。他不能再演出、不能再见客，每天被关在隔离的病房里，因为即使最普通的传染病，也可能让他死亡。
十四个月之后，卡瑞拉斯奇迹似的复元了。他重新回到舞台，唱出更优美而深入的歌声。很巧，他跟那位北大荒的作家，说出同样的话：
“孤独，使我们能面对自己、面对过去、面对未来，也面对生命。”
孤独也不孤独
我常想，生命的孤独是很妙的。
出生前，我们一个人（除非是多胞胎）住在妈妈的子宫里，一个人由肉眼几乎看不到的受精卵，长大到成熟的胎儿。我们一个人在羊水里浮沉，自己吮吸着自己的手指，没有人跟我们交谈。但我们也是不孤独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妈妈的子宫里面，被母亲带着走来走去。
当我们死后，我们被埋葬在坟墓里，一个人睡在骨灰匣子或冷冷的棺木里，也没有人能跟我们交谈。
但我们也是不孤独的，因为我们就住在人群四周，我们就睡在地球上面，跟着大家一起转，跟着四季一起变幻。
如此说来，孤独有什么可悲呢？
我们由孤独来、往孤独去。又总是被这世界、人群环抱着，稍稍往远处想一想，就不再孤独。
谈情理（1）
当一个人偏狭地对你好的时候，
他自然期盼你能偏狭地对他好。
施者总有不甘，
受者总有不安。
假好人与真乡愿
当我十七年前刚到美国的时候，曾应邀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小城举行画展。
画展揭幕那天，市长也来了。他拉着我到旁边，以一种很特殊的表情，说了一段很特殊的话，使我至今难忘。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城市和台湾的某城结为了姐妹市。”他对我说：“可是，我愈来愈不知道，该怎么跟那个城市交流了。”
“为什么？”我问。
“因为当我们去访问的时候，他们叫几千个学生列队欢迎、献花，用一长队礼车迎接，还加上警车开道。把我们都吓着了，不知道他们来我们这儿访问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安排。”市长摊摊手：“我们只是个小城，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结果，我们反而不敢邀请了。”
人情味的副作用
不久之后，我到达纽约，除了在学校教课，也在家里收学生。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洋学生用的毛笔很差，建议他买好一点的。
“这已经是店里最好的了。”学生说：“老师，能不能托你帮我买一支？”
我马上就去找了一支，交给他：“这支笔就送你！”
“真的啊！”学生兴奋极了。
隔不久，他又要买笔，我就又找了一支送他。说实在话，那笔没多少钱，学生又用功，我等于给他当奖品。
只是从此，即使他的笔已经旧了，而偷偷托同班的中国学生去买，都再也不曾向我开口。
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他很严肃地说：
“你总不收钱，我怎么还能托你买？”
把过去的两件事对照，我突然有种感触：
“难道中国的人情味，拿到洋邦，反而有了反面的副作用？”
请你照单付钱
没到美国之前，常听人说：许多中国人到了美国，别的没学会，先学会对亲友的无情。连打电话，都计时收钱。
到美国之后，有段时间，由博物馆安排，在各地旅游，并接受当地人士的接待。果然，他们也会把我打电话的账单寄来，勾出我打的长途电话。
“他们真是无情。”每次我寄钱过去，都想：“要是在我们中国，就算你抢着付钱，主人也不会收。”
只是，一天天过去，听多了，看多了，我发觉自己的想法可能并不对。
当朋友来住在家里，我不收任何电话费的时候，他明明需要讲二十分钟的长途电话，可能不到五分钟就草草结束。问题是，二十分钟的事，用五分钟怎能说得清？如果有要紧的事得讨论，又怕多花主人的电话费，而不能多谈，岂不误了大事？
于是，我改为对来访的朋友说：
“你尽量打电话，要是怕我付电话费，以后账单来了，我会告诉你，千万别因为客气，而该讲的没讲。”
我发现，对方反而泰然了。正如一位朋友说的：
“你这么做，真好！因为我到别人家作客，他们客气，绝不收电话费。害得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觉得主人在偷偷看表，结果，出来做生意，反而没做好。”
我真高兴听他这么说。只是，我心里还是多少有些不安：从国内来的朋友，是不是全能谅解呢？他们能谅解我这样做，是为大家好吗？
该拿的就要拿
有一天，读到明朝袁了凡写的《了凡四训》，其中说到两个有关孔子的故事，终于让我释怀。故事说：
鲁国的法律规定，如果有人肯出钱赎回被邻国捉去做臣妾的百姓，政府都颁奖金。孔子的学生子贡，赎了人，却不接受奖金。孔子知道就骂他说：“你错了！怎么可以只为自己高兴，博取虚名，就随意去做呢？现在鲁国大都是穷人，你开了恶例，使大家觉得赎人受赏是丢脸的事，以后还有谁赎得起人？从此赎人的风气，只怕要渐渐消失了！”
谈情理（2）
书里又说：
子路有一次救起溺水的人，那人送了一头牛为谢，子路收了。孔子听说，则大加赞赏。
了凡先生写了一段很引人深思的话。
“若所行似善，而其结果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善。若所行虽然不善，而其结果有益于大众，则虽非善而实是善。”又说：“例如不应该的宽恕，过分的称赞别人，为守小信而误人事，宠爱小孩而养大患……都亟待吾人冷静检讨改善。”
我发觉，其实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就重视了“合理化”，只是后来许多人故意表现“私情”，故作有人情味的样子，或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而造成“情理不分”。
假好人与真乡愿
读中国绘画史，有一段明代大画家沈周的故事，我永远不会忘。书里说，沈周的邻居掉了东西，误以为沈周家一个相似的东西是他的。沈周知道之后，就把自己的东西送过去。直到邻居掉的那个找回来，把沈周的东西归还，沈周也只是笑道：“这不是你的吗？”
书中举出的这类例子很多，似乎以此推崇沈周的“胸襟廓落”。只是，每次我读到这儿，都不以为然。这真叫“胸怀”吗？这根本是最害中国社会的“烂好人”“真乡愿”。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论语》中的一段话，而不能不佩服孔子。
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好不好。
孔子回问：“你拿什么去报德呢？”接着叮嘱：“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儒家“求合理”“不过火”的中庸之道，在这两句话中，已经做了明确的表现。
问题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为什么却处处忘记这个道理？
最近，一个跟英籍丈夫离婚的中国妈妈，为了把孩子带回台湾，而上了法庭。那英国人居然批评台湾是个没人情味的地方，说你在路上被撞死了，都没人救你。
虽然法官后来把孩子判给了母亲，那英国人的每个批评，却不能不让我们深思。曾几何时，我们这个最有人情味的国家，却成了最没人情味的？
那人情味去了哪里？
答案应该是：去了自己人的身上。
偏狭的人情味
总记得以前看过的两个电视笑剧——
二人在公车上抢一个座位，突然发觉是熟人，于是不抢了，你让我，我让你。
一桌不认识的人吃酒席，菜一上来，就抢着下箸。旁边一桌熟朋友，则正好相反。菜端上来，你让我、我让你，最好吃的鸡腿，反而在一桌人的注视下，留到最后，被端了下去。
这种谦让是真的谦让吗？还是一种“偏狭的人情”？
糟糕的是，当一个人偏狭地对你好的时候，他自然期盼你能偏狭地对他好，施者总有不甘，受者总有不安。
于是，当你做大厨的时候，一定要给熟客人多加两勺。
当你做公务员的时候，一定要给熟人办事，多一些方便。
当你卖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给朋友较便宜的价钱。
而你给这人多一勺的时候，那人就少一勺。你给我方便的时候，就比较给别人不方便。你算我便宜的时候，别人就要比我多付钱。
请问，这造成的是公平，还是不公平？
不平则鸣！鸣则不宁！它对社会的好处多，还是坏处多呢？
是光荣还是尴尬？
最后，让我说两个故事：
二十年前，当我太太在中山女高做训育组长的时候，一个老朋友听说，立刻兴奋地讲：“太好了！这样我女儿就可以进中山女高了。”
五十年前，在上海。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登台，戏院里座无虚席。突然进来一位“人物”，那名演员老远在台上看到，居然停下来打了个招呼。
我常常想到这两件事。心想，那位朋友难道以为靠关系，可以不参加高考？或是可以在考试中做手脚？他那样说，真是侮辱了高考。又想，那位“名角”，真能称为“名角”吗？一个敬业的演员，怎能在演出一半，不顾整场观众，而停下来打私人招呼？
我更想，如果我是那位“人物”，会觉得这是光荣，还是尴尬？
我梦想，有一天，我们能公平地、真心地，以合理合法的态度，去关怀每一个人，而不是只对自己人好。
我梦想，有一天，我们不再“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而能冷静地看每一件事。
我梦想，有一天，孔子“合理化”的中庸之道，能真正在我们的生活中落实。
谈压力
你看过城隍爷出巡的仪式吗？
那真是精彩极了！
掌管地府的城隍爷在前面威风凛凛地前进，
后面跟着一批青面獠牙的小鬼
和背枷戴铐“被打下十八层地狱的恶人”。
看吧！我终于办到了！
常听人说“压力太大，实在受不了”或是讲“我这个人，就是受不得压力”。
岂知道，我们每个人从没出生，就已经受到压力，而这压力一直到死，都无法脱离。
如果我们装满一杯水，在杯口盖上一张纸，再把杯子倒过来。会发现，那张纸和杯里的水，能不倾泻下来。
这是因为大气的压力。
如果把一个空心的铁球，切成两半，再合起来，并抽掉其中的空气。会发现那铁球的两半，紧紧吸在一起，即使用十六匹马，都可能拉不开。
这有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证明了大气的压力。谁能想到，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由地面向上延伸六十到三百公里，也把它的重量狠狠加在我们身上。
可是，我们不是活动得很轻松吗？
那是因为我们的体内，相对地产生压力。两个压力抵消，就毫无感觉了。
在高压下出头的人
记得一位政治家，回忆在监狱做*的时候，常自己孵豆芽。一大把豆子，泡在杯里，居然愈被压在下面的豆子，长得愈肥。
我自己也有经验——
每年秋天，我会在地上挖一个个深达六寸的坑，把郁金香的花球放到坑底，再盖上厚厚的泥土。
每次一边盖土，我一边想：这些娇嫩的郁金香，为什么非种这么深呢？它们又怎么有能力，向上冲破这么厚的泥土？
只是，一年又一年，它们都及时探出叶片、抽出蓓蕾，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若不是种过郁金香的人，谁会想到，它们是从六寸深的地方钻出来？
大家只见灿烂的花，有谁会想到它艰苦的过去？
在高压下退缩的人
当然，我也偶尔发现有些因为力量不足，没能钻出泥土而死亡的。看到它们终于萎缩的球根，我有着许多感慨：
它们不就像人吗？有些人很有才气、很有能力，甚至有很健康的身体，却因为受不了压力，而在人生的战场退缩下去。
他很可能是参加竞选的政治家，实在受不了精神压力，而中途退选。
他很可能是花十几年时间，准备参加世界运动大赛的国手，却因为承担不了太多人的瞩望。唯恐失败之后，难以面对全国同胞，而临场失常，败下阵来。
他还可能是每天把高考挂在心上的好学生。当那些功课不如他的人，都准备上场一搏的时候，他却宣布：“我痛恨考试，为了向这考试表示抗议，我要做拒绝高考的小子。”
他确实可能是特立独行的人物，敢于向他认为不理想的制度挑战。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想：
他是因为太怕失败、受不了压力，而选择了不应战。
城隍爷抓来的罪人
你看过城隍爷出巡的仪式吗？
那真是精彩极了！掌管地府的城隍爷在前面威风凛凛地前进，后面跟着一批青面獠牙的小鬼和背枷戴铐“被打下十八层地狱的恶人”。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那*队伍中，被边走边打的恶人，会愈来愈多。因为一路走，一路有人化装成罪人加入。
据说这样可以作为一种忏悔的方法，也可以消减一些罪恶。但是据心理学家研究，他们实在是怕自己死了之后下地狱，所以先主动“下地狱”。就好比原始人类怕狮子老虎，反而把狮子老虎画成壁画。
也可以说，面对恐惧时，他们不但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反而俯首下来，任凭宰割。
同样道理。许多人有惧高症，站在高处往下看，就心惊肉跳。你问他有什么恐惧。他会说“害怕”。你再问“你不是站在很稳的地方吗，有什么好怕？”
他可能说：“我觉得自己随时会跳下去。”
逃避与对抗
不敢面对压力，或实在无法忍受压力的时候，就采取消极的逃避。甚至向那压力去靠拢、屈服。这是多么可悲的人性啊！
连小孩子，都会用装病，或弄伤自己，来博取大人的同情。
连成人都会因为不敢面对工作压力，而装病不上班。
他们岂知道，如同我们面对大气压力，最好的方法，是由体内产生相对的压力，使它两相抵消，让我们突然间，觉得轻松无比。
不信自己办不到
最近读到两个人的报道，都谈到压力。
一位是在1985年，以十七岁的年纪，勇夺温布尔登网球大赛冠军的德国网球好手——贝克尔。
他居然说：“如果时光倒流，我真希望当年输掉那场温布尔登赛。”
因为自从他拿了冠军，大家对他的要求愈来愈高。只要一场失利，就嘘声四起。贝克尔感慨万千地说：
“大家好像只记得我是温布尔登的冠军，却忘了我还是个青少年。”
另外一位是伟大的音乐家伯恩斯坦，他曾对一群年轻的音乐家说：
“你们要想成为伟大的演奏家，不仅在于你多么勤苦的练习，更要看你走上台，面对观众的强大压力时，是不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恐惧与犹豫，全摔到一边。由内心产生一种特殊的力量，一种不信你办不到的力量。那力量，使你成为大师！”
我更永远记得，代表美国参加世界溜冰大赛的克莉丝蒂·山口小姐，当她做完一连串最难的动作时，没等表演结束，就握紧拳头，向空中狠狠一挥。
后来记者问她，那一挥是什么意思。
山口一笑，说：
“是看吧！我终于办到了！（Gosh！I made it.)”
谈保育
难道骆马和小鸟
都懂得怎么“留一手”吗？
它们为植物留一步“生路”，
也为自己留了一步“后路”。
奉献的大地
小时候，我家院子里有一棵百年的老树，我常爬到树的枝丫上玩。邻居小孩把球扔进院子，也常翻过墙头，攀着那棵老树，到我家捡球。
有一天，家里不知为什么，把大树砍了。我看着那剩下的半截树干好伤心。过了几天，更伤心的事发生了——
家里失火，一下子烧成平地。
大树的风水
后来，一位会看风水的朋友对我母亲叹着气说：
“都怪你呀！好好的，为什么把树砍掉呢？树长得不对，可以坏风水；长得好，则可以养风水。你家里的气，全仗这棵大树聚着。供还来不及，怎么能砍呢？”
对他这种迷信的说法，我很有反感，只是觉得看惯的大树，一下子空了，好不舒服，也有点不安。倒是有位朋友说得比较让我信服：
“树石、花鸟，跟人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一天到晚生活在其间，我们的‘气’感应了它们，它们的‘气’也感应了我们。经过长久的相互感应，是不宜有大变动的。你以为只砍一棵树，其实树上的小鸟没了窝，螳螂、鸣蝉没了家，下面的苔藓没了荫庇，习惯于树荫的房子少了遮掩，连你的眼睛都不习惯，这影响可就大了。”
前人的一小步，后人的一大步！
最近美国联邦政府对自然生态做的一项调查，也说出同样的道理。
做调查的生物学家说：“我们不只是在这里或那里失去一种生物，我们失去的是一大批、一大批的生物。”
他所说的正是那“连锁效应”，因为一种植物，或动物的死亡，造成连串的影响。
在电视上也见到一个感人的画面——
一群生物学家，用绳索垂降到夏威夷的悬崖上，拿着收集花粉的刷子，为一种植物的花朵进行“人工授粉”的工作。这原来应该是昆虫做的事啊！
想想，一只小虫，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是多么简单的事？何必这群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几百公尺，甚至几千公尺的悬崖上工作呢？
因为，那种昆虫已经永远从世界上消失了。这些生物学家如果不做，很快地，那稀有的植物也将消失。
“前人错误的一小步，常要后人的一大步去补救。问题是，我们能这样做多久？又做多少呢？”生物学家吊在绳索上喊着：“因为人类的贪心，而让生物永远消失，是我们的耻辱。”
聪明的骆马与小鸟
最近在美国公共电视上，看到有关骆马（Llama)的报道，也令我十分感慨。
骆马是生长在南美洲安第斯山的一种动物。它们有着长长的颈子、小小的头和细细的腿，又有着强大的肺，使它们能生活在五千公尺的高山。
印第安人认为骆马是上天的恩赐，因为它们不但肉可以吃、奶可以饮、毛皮可以穿，而且能帮人驮东西。
只是，骆马有点脾气，当它不高兴的时候，会对人吐口水。
影片里放出骆马吐口水的样子，追着人，呸呸地吐，有趣极了。更有意思的是它的嘴唇。生物学家说，骆马的嘴长得很特殊，它们在吃草的时候，不会伤到植物的根，使那些草能很快地再生，也使它们总有得吃。
电影里还介绍了骆马软软的蹄子，说那蹄子也长得巧妙，又能爬山，又能不伤到山上的植物。
它使我联想到纽约院里的小鸟。当我春天种菜，把种子撒下去，小鸟立刻飞来吃。可是过几天，种子发芽了，小鸟就再也不碰。
我常隔着窗子偷看，看那些小鸟，在我的苗圃间走来走去，发现它们居然能不伤到那些嫩芽。
等嫩芽长大了，结了籽，它们又飞来吃。
难道骆马和小鸟都懂得怎么“留一手”吗？它们为植物留一步“生路”，也为自己留了一步“后路”。
又难道，这也是骆马和小鸟能历经千万年，存续到今天的原因？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适者”不一定是占有者、战胜者，而是能与周遭生物“共荣共存”者。孟子说：“如果不把细密的网子放进池塘，鱼鳖就吃不了；砍伐树木能找适当的时节，木材就用不尽。”（《孟子·梁惠王上》，语译）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
留给我们孩子的礼物
读到谢尔·希尔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的童话书《奉献的树》（The Giving Tree)。
一棵高大的苹果树，荫庇着一个孩子成长。
孩子在树下睡觉、捉迷藏，到树上摘苹果，还把名字刻在树干上。
孩子长大了，找树要苹果去卖钱。
树给了全部的果子。
孩子要盖房子，找树要木料。
树给了全部的枝子。
孩子要到远方去，找树要大块的材料造船。
树给了整根树干。
孩子年老归来。
“我已经一无所有。”树说：
“倒还有个剩下的根，可以给你当椅子。坐下来休息休息吧！”
阖上书，我想：
如果这大地，像那棵树，是“奉献的大地”，我们会不会是那个人？总是向大地要东西，要到彼此都一无所有。抑或，我们该从小小的年岁，就知道“该怎么拿”。
然后，当我们老了、死了，我们的孩子仍然能够拥有一个我们曾经拥有的——
奉献的大地。
谈接纳（1）
在那小巷里
开了这么一个很新潮的咖啡店，
会有怎样的“酷人”，往那里聚集？
又会在他们交会时，
发出怎样的闪电？
别把自己锁在门内
有一天我到朋友家去，很惊讶地发现，他正喂怀里的娃娃吃乳酪。
“我只是给她尝尝味道，让她从小就习惯。”朋友笑道：“免得长大了，怕乳酪味道，还可能因此打不进洋人的社会。”
可不是吗？在美国处处看见中国人拒吃加了“起司”的东西，说又酸又臭，令人作呕。偏偏西餐里常加乳酪，连鸡尾酒会，都拿各种起司做点心。当我们不碰任何有“起司”味道的东西时，造成许多食物都不能吃了。
起司与臭豆腐
相对地，洋人常是不吃海参、皮蛋和臭豆腐的。甚至在中国待上几十年的外国人，碰到这三样东西，都敬而远之。
于是，中国人常拿洋人开玩笑——
“您到中国多久了？”
“十三年了。”
“您真算是个中国通了。不过，您爱吃臭豆腐吗？”
“我不敢吃。”
“对不起！您对中国文化是一通也不通了！”
这虽然是个笑话，却有值得我们深思的道理。
为什么中国人非但不怕臭豆腐，而且觉得好吃无比。西方人又视乳酪为珍馐美味，甚至不可一日无此君呢？
当我们拒绝一种食物的时候，是不是也拒绝了一种文化？甚至因此失去了许多情趣？
同样的道理，当有一个人对你说：
“我不能吃烤的，因为会上火。我也不能吃炸的，因为会泻肚子。我更不敢吃生的，因为会恶心。”
于是，你不能请他吃蒙古烤肉、美国炸鸡，更不能请他上日本料理吃“生鱼片”。
那是幸，还是不幸呢？
走向新一代
我有一位邻居，专门向大工厂推销经营理念，他对我说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
“当我去拜访时，有些工厂老板，无论多忙，都会安排时间，不但细细听，而且提出问题。相反的，有些老板只是一挥手：‘我没空！’”他语重心长地说：“对于后者，我只有同情。因为他不但把我关在门外，也把他接触一个新观念的机会，关在了门外。”
他的话使我想起一老、一少。
“一老”是叶公超大使。我记得就在他过世前不久，还参加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的艺术家座谈会。
满头银发的叶大使，扶着拐杖站起来，很客气地“请教”一位新潮艺术家的创作理念。他很辛苦地站着，盯着对方，十分专注地听那个比他小半世纪的年轻人分析。
我突然有种强烈的感动，觉得眼前这位外交耆宿，虽然已经七十五岁，仍然站在时代的前端。
至于那“一少”，则是位文艺界的朋友。有一天，她很不屑地对我批评一位二十几岁的新作家，说那作品太肤浅，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问题是，当我硬不信邪地看过之后，却发现那文坛新秀的作品好极了。
我开始了解：
当一个人追不上时代，他表现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否定新一代。他对新一代关上门，也把自己锁进了旧时代。
打开你的心门
只是令我惊讶的，是居然在新一代当中，也有人患了这种“关门”的毛病。
记得一群美术系的学生，曾对我说：“我们很讨厌阿璧那一套。”
他们说的阿璧，是老一辈的画坛宗师黄君璧先生。
也记得一群某名校的学生得意地对我讲：
“我们是不听国语歌曲、不看国片的。太没水准了！”
他们岂知道，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也是关起了自己的门。不论对下一代或上一代，只要关起门，就使自己的眼界更窄、出路更有限。
谈接纳（2）
其实我的儿子，也做过同样的傻事。
几年前，当我放国语歌曲给他听的时候，他很不屑地摇摇手走了。但是，没过多久，他到了台湾，接触了台湾的年轻人，也了解了台湾音乐制作的情况。
他突然改了，说台湾同时接受欧美和日本的最新资讯，在音乐创作上有惊人的潜力和成就。
他为什么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因为他对台湾打开了心门。
用他们的眼睛看
“试着用他们的生活去生活，用他们的眼睛去看他们的世界。”
在研究落后民族文化的时候，我接触到这句人类学的名言，也被它深深地影响。
我发现当我们嘲笑那些原始民族，为什么只会插鱼，不会网鱼？为什么对死人有那许多奇怪的禁忌时，常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
每一个民族，都是人类，都经过千万年的岁月，绵延到今天。我们会想，他们也会想。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他们有他们的价值观。
我们应该谅解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习俗，都有他们的道理。而当我们有了“文化谅解”，也就有了同情，以同一种情怀，同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更可以说：
我们对世界的每一种文化，打开了心门。
新人类的语言
打开心门，真是太重要了。
无论多忙，我每天总要抽时间看报纸、看电视、看杂志，也常常借录影带回家欣赏。
看报纸的时候，我不但看大新闻，也看小小的分类广告。因为在那里，我可以见到许多“社会角落”的动态。
看电视的时候，我常转到服装表演的频道。虽然知道自己不会，也不敢穿那样新潮的衣服，但我要看看现在流行什么，我相信那流行一定有它的道理。我可以不跟，但不能不知。
看杂志的时候，我会注意“新人类”的语言，也常看看新人类餐厅的介绍。我会想，在那小巷里开了这么一个很新潮的咖啡店，会有怎样的“酷”人，往那里聚集？又会在他们交会时，发出怎样的闪电？如同三十年前，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屋，灿烂出多少文艺的火花。
至于我看的电影，常是由美国图书馆借来的。许多是法国、德国或意大利的作品，必须跟着英文字幕欣赏。
许多片子，好冷、好平、好枯燥。
许多次，我才看一下，就想关机。
许多片子，我看完十分之九，都觉得烂。
但是，我相信，它一定有它的道理，于是坚持到底地看了下去。
妙的是：看完那最后的十分之一，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感动了。我发现自己最想半途关机的，常是留给我最深印象的电影。
我真庆幸自己没有关机。否则，我就关上了自己的机会。我也真庆幸自己，总能欣赏年轻人的作品，表示我还年轻。
而每当我听朋友说“我不看某人的作品，我不吃某种东西，我绝不跟某人交谈”的时候，我都会对他们说：
“别将别人关在门外，也把自己锁在了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