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的课程，但达尔文虚心地向周围的人求教，并亲自深入到大自然中去探索。他狂热地搜集着动植物标本，尤其热衷于搜集各种甲壳虫；他贪婪地阅读着有关科学探险的书籍，并梦想拥有同样的探险经历。然而他忽视了自己的学业，最后只拿了一个生态学学位，勉强从剑桥大学毕业。
《差距在哪里》 四第一次环球旅行
1831年回到斯鲁斯布里后，达尔文收到汉斯洛教授的一封信。他告诉达尔文英女王授命皇家游轮“猎犬号”去完成绘制南美海域航线图的任务，船马上就要出发进行一次环球航行，而船长正在寻找一位年轻的自然学家同行。他问达尔文是否有兴趣。达尔文欣喜若狂，他太渴望周游世界了。然而父亲担心会就此失去自己的儿子，所以想方设法说服达尔文放弃这个念头。但是达尔文心意已决，在得到了叔父约西亚·威杰伍德的支持和帮助之后，父亲不得不同意了。
当时达尔文不知道这次旅行将会意味着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回来。但他渴望去探寻那个未知的世界，以向身边的人们证明他能创造自己的事业。可是他最后还需要获得费兹洛伊船长的同意。费兹洛伊是一位相术师，习惯根据一个人的身材和面貌来判断其性格。他觉得达尔文的鼻子形状不佳，将很难共事，本想拒绝，然而达尔文优雅的举止和对航海的热情征服了他，最后他允许达尔文同行。
达尔文心里充满了对这次航行的美好憧憬，可当真正的“猎犬号”出现在面前时他不禁失望了。那是一艘快速帆船，船体很小，有90英尺长，最宽处也仅有24英尺宽，船舱要蹲下才能钻进去。在当时，这种船只由于船体不十分坚固而被戏称为“漂流的棺材”。狭小的船舱在达尔文看来有种说不出的邪恶。他怀疑74名船员能否在今后的3到5年时间里共同生活在上面。然而，达尔文现在已无退路可走，作为一名绅士他必须信守承诺。
为了等待好天气，船在岸边停泊了几个月之久。有一晚，几个船员喝得酩酊大醉。次日清晨，费兹洛伊船长命令鞭打这些船员。达尔文被这种严格的纪律吓呆了，他怀疑自己能否度过漫长的航行，并因此而焦虑不安，甚至还引发了胸口痛的毛病。“猎犬号”终于出航了，达尔文很快又开始遭受到另外一种折磨——晕船，整天呕吐不止，这是达尔文家族历代以来的通病。睡觉也无法安稳，他们睡的是和整个船舱一样长的通铺，每天随着海浪有节奏地前后摇摆。难以置信的是，达尔文竟以惊人的毅力挺了下来。
两个月后，“猎犬号”在南美登陆。达尔文收到了来自家乡的第一封信，带给他的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深爱的女友芬尼·欧文没有等他，已经出嫁了。达尔文被这个消息击倒了，但对大自然的一往情深填补了他内心的空虚。他不知疲倦地搜集着数百种异国生命的化石、皮毛和尸骸。“猎犬号”每到一处，达尔文都是第一个上岸。他同南美草原上的牧人一起深入内陆数百英里，还将那些牧人称作“南美牛仔”。这些人可都是亡命之徒。年轻的达尔文强壮且充满活力，凭借高超的骑术与他们并驾齐驱。他的绅士风度征服了当地的土人和同船的人们。船员们称达尔文为哲学家，并打造了木桶来存放他搜集的那些古怪的动植物标本。他们觉得达尔文从事的是一项神圣而伟大的工作。事实也的确如此，达尔文正一步一步地破译着大自然神奇的密码。在萨尔瓦多的山梁上，他发现了一条窄窄的海贝壳化石带。这些化石十分稳定，然而却要比海平面高出许多。达尔文开始感到疑惑：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海底的地表升高了，还是海平面下降了？《圣经》中说，地球的表面自从圣洪爆发后就再没有过任何的改变。然而达尔文的观察结果却证明地球是在不断变化的。对科学真理的崇敬使达尔文面临着潜在的风险。
探险途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阿根廷，他与凶恶的独裁者胡安·罗伊斯将军发生了冲突。在领取护照时，达尔文称自己为“自然学家”。“什么是自然学家？”独裁者不解地问。通过翻译，罗伊斯明白了自然学家就是对一切都感兴趣的人。他就此得出结论：达尔文一定是一名间谍。无奈之下，达尔文只得设法取悦罗伊斯而获准自由通行。最后，在当地人的护送下，他穿过了茂密的原始森林，直到遇上了提拉弗格野人。达尔文从没想到过会遇上如野兽一般生活的原始人。他简直不能相信上帝造人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像他自己以及剑桥大学的教授是那么文明优雅，而这里的人们却如此粗俗野蛮。这次经历使他相信人原本也来自动物王国，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其实都有亲缘关系，都是自然进化的结果。
当他们途经非洲好望角时遭遇了滔天的巨浪，“猎犬号”连续遭受巨浪的袭击，第三次巨浪险些将船掀翻。船舱已经进水，船体也被撕裂。假如还有第四次巨浪的话，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幸运的是，他们又一次闯过了鬼门关。
达尔文对自然科学的热爱丝毫不受危险环境的影响。他定期把搜集到的标本打包，运回给剑桥大学的汉斯洛教授。按说他每到一个港口就应收到来信，但两年来一直没有汉斯洛教授的回音。达尔文开始怀疑自己的努力是否有价值，这次旅行可能只是浪费时间。又过了一段时间，汉斯洛教授终于来信了，他说非常喜欢达尔文搜集的标本，并高度赞扬了达尔文的工作。达尔文高兴极了。汉斯洛甚至在英国科学家中散布达尔文发现动物化石的事情，使达尔文很快就成了一个名人。
然而，这些标本与达尔文在厄瓜多尔邻近的一些小岛上发现的化石相比根本无足轻重。达尔文也没有意识到在加勒比岛屿上的发现，将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和整个西方历史学的传统观点。因为这些小岛给达尔文的第一印象并不美好，从远处看岛上如地狱般荒凉，仔细考察之后，才发现岛上有许多奇怪的异域生物，至今仍生存着史前生物，简直就像一个野外的实验室。这些极不寻常的岛屿直到几百年前才开始有人类定居，而岛上的野生动物似乎丝毫不惧怕人类。达尔文注意到，每个岛上的动物都有几乎相通的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一个岛上的鸣鸟都有很长的嘴，以便于捕食昆虫；而在另一个岛上的鸣鸟则都长着沉重的大嘴，可以很容易地砸碎坚果。达尔文终于认识到所有这些动物物种都来自同一个祖先。《圣经》里说，世上所有的动物在造物之初便已定型。而加勒比地区的动物形态使达尔文相信动物都是会进化的。
达尔文的发现似乎直接向上帝发起了挑战。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感到自己好像犯了谋杀罪，然而我真的相信动物是可以进化的”。因为谋杀是顶级的罪行，犯谋杀罪的人都要受到严惩，达尔文觉得自己将要受到严惩。虽然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学过医学和神学以进入上层社会，然而现在他所思考的一切却是在向传统的观念发起挑战，同时也使自己成了一个反叛者。
《差距在哪里》 四廿年痛苦沉寂
1836年，“猎犬号”在经过长达5年的海上航行后终于回到了英格兰。航行开始时，达尔文还是一个刚刚跨出校门的年轻学生；航行结束后，他已经是一个27岁的充满自信的年轻人了。他战胜了没完没了的晕船，躲过了土著人的威胁，出色地完成了一个自然学家的任务。这次旅行之中他发现了1500种动物的化石、4000种动物表皮和骨头的标本，其中有许多欧洲人都是第一次了解。英国科学界的精英们力邀这位杰出的年轻人加入他们的圈子，达尔文很快成了生态学界的重要人物。而生态学家是编写世界自然史的主要力量，达尔文又被推到了这项重要科学工作的最中心。
进化论当时已经完全统治了达尔文的思想。他坚信物种是可以改变的。现在他又开始探索一个更大的秘密，即物种是以何种规则进化的。在座落于英国乡间的自家后院里，达尔文潜心研究和观察饲养马匹和鸽子的人是如何调教动物，使它们具备理想的习性的。同时他在思考自然界是否也有同样的能力呢？1838年他的理论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框架：自然竞争导致了物种变化，只有那些生理特征最适合环境的动物才能繁衍下去，简言之，即“适者生存”。
1839年，达尔文出版了《“猎犬号”航海记》，生动地描绘了他的科学探险活动，十分畅销。这本书同他在剑桥读书时给予他无穷想象的那些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表明了他的科学观点，并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这时，达尔文已经30岁了，但他却一直在结婚还是不结婚之间徘徊。他希望能有陪伴在自己身边的贤妻和可爱的孩子，可又担心家庭生活会占去自己太多的时间。最终，向往有一个温暖家庭的他还是选择了结婚。按传统观念，贵族必须与贵族通婚，经常是在表亲之间通婚。达尔文的表妹艾玛·威杰伍德文静优雅，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是威杰伍德陶器王朝的继承人。达尔文觉得艾玛身上有着贤妻良母的天性，正是他要找的类型；而艾玛则为达尔文敏感的性格所倾倒，迫不及待地答应了达尔文的求婚。由于两人的家庭都十分富有，达尔文根本不必担心生计。但有一件事却威胁着他们的幸福。艾玛是个天主教徒，她担心达尔文的自由思想会使他日益远离教会以及天主教的信仰，也担心由于缺乏信仰达尔文死后会入地狱而她则要去天堂，两人将不得不分离。达尔文因此陷入了无法解决的两难境地，他十分爱艾玛，但又不能假装相信天主教。最后，两人只能将这一矛盾埋藏在心底。同年，他们结婚了，并从伦敦移居偏僻的英国乡间。达尔文气派的房产为他提供了一个能够专心追求自己理想的场所。
1842年，达尔文写了一篇长达35页的论文，阐述了进化论的框架。但他没有公开，而是把这篇论文藏在一个信封里交给了艾玛，叮嘱她假如他突然死去一定要将其发表。每前进一步，达尔文都十分担忧，因为他很早就知道他的理论必将会引发生物学的一场革命。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如果教授进化论等于把自己放在异端的位置上，被视作危险人物，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年轻绅士最不愿看到的。达尔文别无选择，他只能将自己的理论埋藏在心底。
沉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达尔文得了重病，病痛折磨着他的身心。有几个星期，他饱受高烧、寒冷和呕吐的折磨。身体状况的恶化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巴西曾遭受过毒虫叮咬；另一则是精神压力极大的双重生活。达尔文曾是一名充满活力的探险者，现在却是个连在自家院子里散步都觉得困难的病人。
19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日子里，达尔文都不得不逃避深锁在自己脑海中的那个秘密。他的进化论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太难以承受了，有可能会毁了他的声誉和家庭。病弱的身体使达尔文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他将有限的时间用在探索自然界的所有细枝末节上，光是分析海底甲壳动物就耗费了8年时间。那段日子，他的家里就像一个海底甲壳动物的世界。由于病痛只能在家里工作的达尔文并没有与外界隔绝。他同海员们、传教士和自然学家都保持着联系，希望他们可以为他带来远方的动植物标本以及新的科学信息。无论身体状况如何，他每天坚持写信，在信中询问别的科学家是在何处发现某件动植物标本的。
在家里，达尔文完全依靠贤惠妻子的照顾。艾玛扮演了护士和卫兵的角色，替达尔文挡住了许多不速之客。当达尔文工作累了，她就为他朗读或弹奏钢琴。他们一共有10个孩子，有7个活到了成年。在那个很讲究父辈尊严的年代，达尔文算得上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对孩子们有很深的感情，再忙也会抽空关心他们的兴趣，并和他们一块玩耍。他与大女儿安妮在情感上尤为亲密。安妮是一个漂亮而欢快的孩子，经常陪伴着达尔文。她的活力和快乐总是感染着周围的一切，达尔文非常爱这个女儿，并觉得自己在年迈时能得到她的照顾。当他工作时，安妮是唯一能在书房里玩耍的孩子。但9岁时，安妮的精神状态开始下滑，连续几个月身体日趋虚弱。达尔文发疯似的找来一个又一个医学专家。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1851年的复活节，达尔文在病榻边眼睁睁看着安妮离开了人世。他知道不可能有什么复活的神话，女儿的死让他对一个公正、圣洁的世界的信仰彻底毁灭了。
达尔文重又开始了停滞多年的工作，他用数年的时间著书并进行修改，准备公开自己的进化论。直到1858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进一步刺激了他。一位英国自然学家爱尔弗雷德·威利斯提出了物种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相同观点，而他等了20年却没有发表。因此，达尔文下定决心要以革命性的观点来征服大众。他开始了长达13个月的疯狂写作。尽管知道著作会威胁到自己的名誉和孩子们的前途，更会为虔诚的爱妻带来无法想象的痛苦，但是他已经无法搁下手中的笔。按进化论的说法，人类在遥远的过去只不过是一种没有高尚灵魂的动物，这是基督教所无法认同的，没有灵魂就没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就没有天堂和地狱，就没有恩赐与惩罚。在努力完成自己的著作时，达尔文感到自己正在遭受罪恶的煎熬，也感到了肩上承受着全世界的重量。20年来他一直在与自己的命运搏斗，在与自己的双重生活搏斗，现在他的沉默结束了。
《差距在哪里》 四改变世界的新声
1859年11月，50岁的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发表了物种进化和物种起源理论，立刻引起了轰动。第一批印刷的1250册当天便售罄。达尔文在书中说，人类与猴子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但后来分别走上了不同的进化道路。对英国王室来说，人类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理论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因此，达尔文和其理论遭到了曲解和嘲笑，在一组漫画中，他被比作浑身是毛的大猩猩。
圣公会是英国的官方教会，而达尔文的理论却在暗示教会的存在是多余的，甚至似乎在说教会是欺世盗名的，这严重威胁着当时的社会支柱。因此，达尔文主义者和神造论主义者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达尔文在寓所里经历着这场暴风雨，并在幕后寻求着科学界精英们对自己理论的支持。他充分意识到公共关系的价值，努力将十几位科学界的权威人物转变为进化论者。公众舆论逐渐转向了他这一边。20年的细致分析使他积聚了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任何一个开明人士都无法漠视这些事实，甚至有些教士认为是上帝设计了地球上的生灵，后来它们又进化了。
1871年达尔文又发表了《人类起源》，第一次将人类的祖先同低等动物联系在一起。令他惊奇的是，人们对这本书的反应已经没有对《物种起源》的反应那么强烈。短短十几年后，他的观点成了主流。由于卸去了肩头的重负，达尔文的健康状况也戏剧性地快速好转起来。30多年来的各种病症全都消失了，他开始精力充沛地趴在院子里的地上研究起爬虫的生活习性。
《物种起源》发表后的20年间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仍有人反对达尔文的观点，但讨论这一命题已不再受人嘲笑。达尔文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并被剑桥大学授予荣誉学位，此时距他离开剑桥大学已有50年了。他的灵魂重又回归宁静，可与妻子艾玛之间信仰上的冲突却依然没法解决。艾玛坚信人可以在天堂获得永生，但每当想起她和达尔文将不能在天堂里共度美好时光时便十分悲伤。
1882年，73岁的达尔文心脏病突发。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贤惠的妻子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他是在艾玛怀中去世的。弥留之际，他一直反复说着希望他们能永远在一起，但他知道在艾玛的信仰中她会获得永生，而他不会。
达尔文的去世引发了一个难题，即将他葬于何处。当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希望达尔文的遗体能够葬在那里时，全家人感到异常惊讶。大教堂需要达尔文，胜过达尔文需要大教堂，因为达尔文为英帝国赢得了知识和科学王国中的新领地，英帝国依然将这位反叛者列为自己的优秀子民。1882年4月26日，英国上流社会的精英们聚集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墓地，看着达尔文的遗体被安葬在牛顿身边。一位向基督教权威挑战的反叛者，最终将在圣洁之地获得永生。
在达尔文死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物种起源》一书以29种语言被印刷了400余次。他的理论唤起了人们对自然力量的认识，也永远改变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观点。
《差距在哪里》 五宝马总裁：庞克（图）
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使产品每个环节的质量与档次都成为全球汽车产业中的领先者。 作为一名原子物理学博士出身的企业家，宝马现任总裁赫尔姆特·庞克始终是一个低调行事的人，不论网络还是媒体，关于他的资料都少之又少。但透过辉煌的业绩，人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个传统的德国学者形象：内敛、严谨、智慧与一丝不苟。 赫尔姆特·庞克于1965年毕业于美国新汉普郡艾斯特的菲利普艾斯特学院。此后，他进入德国慕尼黑大学物理系深造，并于1976年获原子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在瑞士核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78年，他开始在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从事顾问业务，并成为宝马的咨询师。1982年，庞克进入宝马担任研发计划部门总监，从那以后，几乎在宝马的各个业务领域都留下过他的足迹。此外，他在慕尼黑任企业规划总监期间还领导实施了宝马首个海外完整工厂的选址工作。1993年，庞克就任宝马（美国）控股公司主席及首席执行官，掌管宝马在整个北美洲的业务，并对位于南卡罗莱纳的美国工厂的生产步入正轨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家工厂生产畅销车型“X5”及敞篷车“Z4”，是支撑宝马业绩增长的重要工厂。
《差距在哪里》 五2002：“力争最优”
在2002年初担任宝马CEO后，庞克制定了“力争最优”的策略。当时的宝马，除了自身品牌以外，还通过1994年与1998年的两次并购获得了MINI与劳斯莱斯的品牌。庞克表示：“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使产品每个环节的质量与档次都成为全球汽车产业中的领先者。”
为此，庞克将产品锁定为高档路线，坚决不生产那些质低价廉的大众汽车产品：“在宝马，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对那些令人兴奋，但不符合宝马战略的项目说‘不’。我们没有任何虚弱的产品。客户购买我们的产品是因为喜欢，而不是仅仅买得起。”
庞克阐述宝马集团的全球策略时说：“我们深刻体会到，一家公司必须坚持不懈地发挥其优势才能成功。我们知道在哪些领域可以表现卓越，以及在哪些方面无法同样出色。鉴于经验我们知道：高档领域是我们最擅长的。我们一直努力，要比其他厂家做得更好。我们向用户提供的不是一般的汽车，而是独特的高档产品。”
宝马公司在走一条不折不扣的高档车路线，从不贸然进入不熟悉的领域。一个企业如此清晰地专注于自己专长的领域，使得宝马成为全球汽车企业中规模不大、但利润却相当高的公司。在2002年度，宝马集团的全球销量仅为105万辆，而利润却高达20.2亿欧元，远远超过了那些产量为数百万辆的公司。
宝马制定了追求个性化、按照订单生产的方针，每个月宝马车在某些方面都要有新的调整。在庞克看来，那些标准化的生产方式——今天生产600辆灰色汽车、明天600辆红色汽车，是不可想象的。
宝马对自己的三大品牌——宝马、紧凑敏捷的MINI和顶级的豪华车劳斯莱斯——实行分开管理，每个品牌都有各自明确的设计工作室，负责新车型从最初构想直到生产的整个研发过程。庞克认为，品牌管理不仅仅是一个标志或阶段性的广告活动，而是要渗透到整个组织的精神中。“在顾客购买前、购买过程中和购买后的每一环节，宝马都要力求为客户带来一种完美的品牌体验。”他说。此外，无论是组织宝马高尔夫球公开赛、一级方程式比赛，还是拍摄007 系列电影等，宝马都力求品牌形象的传播活动同其品牌内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尽管全球经济环境相当困难，在2002年宝马集团仍继续保持其增长势头，并在销量和营业收入方面创下新纪录。集团投资显著增加，并创造了5000多个新的就业机会。
年终时宝马集团宣布：2002年集团收入增长9.9%，达422.82亿欧元；其中汽车收入增长13.8%；摩托车收入增长6.7%；金融服务收入增长9.3%。2002年，宝马集团首次在一年中售出超过100万辆的宝马和MINI汽车，比上一年增长16.7%。出色的销售表现使宝马集团在2002年的收益继续增加，超过上一年业已创纪录的业绩。2002年宝马集团汽车产量增长15.2%，达1090258辆，其中集团装配工厂生产的宝马汽车比上一年超出2.9%。同时，宝马在中国地区的业绩也呈飞速增长的态势：2002年，集团在中国内地市场共销售大约6700辆宝马汽车，在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地区销售达15500辆，增长41.4%。2002年，大中华地区已经成为除了德国和美国外宝马7系列的第三大市场。
《差距在哪里》 五2003：拓展中国市场
为了增强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同中国国内厂商进行合作生产是宝马的必然选择。实际上，宝马早在1991年时便有过在中国建厂的计划。但当时中国的政策要求在国内建厂生产的国外汽车品牌必须达到年产10万辆方可予以考虑，而当时中国豪华轿车的市场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一要求，建厂的建议被搁置下来。
这件事一直搁置了10年。2001年，宝马前总裁访华时，见到了中国高层领导人，阐述了宝马的想法：世界汽车工业技术的发展总是把先进技术先用在高档车上，如果允许宝马建厂，就可以把最先进的汽车技术带到中国来，从而带动中国汽车业的发展。
当时有关部门推荐的企业是一汽，在和一汽接洽后，宝马认为一汽已和德国大众、奥迪合资，会“稀释”自己的品牌，同时可能导致技术外泄，最终选择了另一家国内名不见经传的新兴厂商——华晨。
2003年3月27日，宝马集团和华晨中国汽车控股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合资合同签约仪式。宝马现任董事长庞克和华晨汽车董事长吴小安代表合作双方签署了合资协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和辽宁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以及辽宁省省长薄熙来和德国驻华大使。按照合同，宝马集团和华晨汽车将共同组建一个生产和销售宝马品牌汽车的合资公司，并从下半年开始生产汽车。宝马集团与其中方合作伙伴分别持有合资公司50%的股权。到2005年，项目的投资将达到4.5亿欧元(约合40亿元人民币)。项目中期，合资公司将创造大约3000个就业岗位。当地供应商体系正在逐步发展，第一批产品的国产化率将达到40%左右。随着产量的提高，代理商网络也在不断发展。
在沈阳，合资公司将对华晨于1999年新建工厂的主要部分进行整合，按照宝马集团国际标准把现有设施扩建为完备的宝马汽车生产设施。
双方宣布，合资公司的生产厂将设在辽宁沈阳。业务范围涵盖宝马集团汽车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项目计划于2003年下半年开始投产，项目实施中期，宝马3系、5系的年产销量将达到3万辆。宝马表示，他们将为中国客户提供全球同一品质的高档产品。
2003年10月，华晨宝马生产出第一批宝马3系车；11月底，又与全球同步推出了全新的第5代宝马5系轿车。为了配合市场营销，宝马宣布，将2004宝马亚洲公开赛首次移师上海。
随着旗下各个品牌销量的增长，2003年宝马刷新了自己的销售记录：宝马、MINI和劳斯莱斯品牌的销售总量达到1104916辆，比2002财年1057344辆的汽车销售纪录增加了4.5%。庞克于1月5日在底特律举行的北美国际车展上说：“2003年我们圆满达到了预期，再次证明了宝马集团有达到目标的能力。”在中国大陆市场，宝马也取得了历来最好的销售业绩：2003年，共有18445辆宝马品牌汽车交付到客户手中，其中包含中国国内生产的、分别于10月中旬和11月底上市的“325I(2512辆)”和“530I(540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76%之多(2002年全年共售出宝马汽车6677辆)，其中售出7系列轿车7109辆。由于受到欧元升值的影响，公司全年415亿欧元的收入反而比2002年有所降低。
《差距在哪里》 五2004-2005：再现辉煌
进入2004年后，面对世界汽车市场总体上的严峻形势，宝马加大了自身的研发与销售力度。宝马集团在该年计划发布的新款车型数量超过历史纪录。新产品包括BMW 6系列、BMW X3、BMW 5系列旅行车、BMW 1系列和MINI敞篷车等，其市场触角将伸向所有重要的细分市场。过去几年中投入的前期费用将在今年创造丰硕的成果。如庞克所言：“2004财年将是新款车型频频亮相的一年。以后，宝马集团将以其卓尔不凡的产品在所有相关细分市场崭露头角。"
2004年，宝马集团汽车销量首次突破120万辆，全年共销售汽车1208732辆，比上年增加9.4％。其中宝马品牌销售1023583辆，首次超过100万辆，比上年增长了10.3％；MINI品牌销售量达到184357辆，同比增长4.5％；劳斯莱斯品牌销售量为创记录的792辆，而2003年只有300辆，新推出的“幻影”成为受欢迎的产品。
在亚洲市场取得的胜利造就了宝马的业绩：集团在亚洲全年销售汽车9.55万辆，增长2.6％，日本市场占了50％以上，在韩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市场都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宝马在泰国市场的销量增加了24.5％。 庞克表示：“我们从来没有在亚洲市场上售出过这么多汽车”， “在亚洲，我们认为销量取得10%至15%的增长是可行的。”此前他也曾经向媒体表示，宝马的目标是在2008年，在亚洲每年售出15万辆宝马汽车。
但是在中国市场，宝马的情况反而比上年有所恶化：统计表明，宝马集团去年在中国的销量下滑10.2%，至24321辆，而2003年则为27084辆。特别是中国大陆市场的降幅高达15.3%，销量仅为15829辆，其中国产宝马仅销售了8661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庞克对中国市场的期望：“我们认为这个趋势只是短期的，并不会影响我们对未来的信心。宝马集团仍然视中国为一个会长期保持高于平均增长的市场，并于今后几年在豪华车市场出现显著增长。在中国的机会将巩固宝马在国际上的市场地位，今后亚洲战略的重点将继续放在中国。”
2005年1月，宝马宣布在中国地区全面实施降价，国产宝马3系和5系全线降价13%～14%，其中最高降幅达10万元。庞克表示：“中国市场有它的特殊性。”在这里，宝马不得不重视在全球市场上并非主要竞争对手的奥迪。面对奥迪的价格打压，庞克对价格一向坚挺的宝马实施降价，并重新调整了中国市场的竞争策略，以期在2005年，让宝马的销量获得显著增加。
半年后，宝马宣布，2005年前6个月 ，宝马集团汽车销量与2004年同期相比增长9.2%，达到645531辆(2004年上半年为590980辆)。这样，2005年上半年成为宝马集团历史上最成功的半年。其中，宝马集团在大中华区的销量为13852辆，同比增长3.2%。在中国大陆市场，BMW汽车的销量与2004年前半年相比增长4％，达到9427辆；在北美市场，宝马集团2005年的销量增长1.3%，达到155571辆；西欧市场增长最快，汽车交付量达390233辆，同比增长12%。
庞克对部下、对自己都要求有最佳表现。他穿梭于工厂、销售处、公司餐厅、实验室之间。在测试场地试驾下线新车，对于他，就像发现生产线问题和分析行业趋势那样轻松自如。他的管理风格可以称作是苏格拉底式的——他喜欢提出问题，引导手下部门经理进行讨论。在这样的企业文化氛围里，员工们可以不必害怕向上级提出质疑。有人说，庞克投入大量时间与同事展开讨论，然后他又让大家自主管理，这样一来，他从每个人身上得到了120%的能量。
在庞克从自己的前任米尔贝格博士手中接过接力棒，担任集团CEO时，很多人心中都闪现过这样一个疑问：庞克能够续写宝马的辉煌吗？米尔贝格是一名光环耀人的前辈：在他的带领下，宝马成功地走出了收购陆虎失败的阴影，短短两年内汽车新品层出不穷，MINI、新型宝马7系轿车大受好评，更重要的是，在2001年低迷的车市中，宝马一枝独秀。但经过3年的时间之后，庞克用自己的业绩向世人证明：宝马的庞克时代，也必将和它的上一个时代同样优秀，同样辉煌。
《差距在哪里》 五扭亏为盈的高手：泰斯库
我更喜欢别人叫我“农夫”。我喜欢帮助那些濒临绝境的企业重新洗牌，恢复生机。
在欧洲商界，“大刀迈克”是一个无人不知的名字。正是他，屡屡从危难中拯救一个又一个公司。每一次，他都在局势开始好转的时候离开，然后来到另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地方。似乎只要有他的存在，便没有无法挽回的局面，他总能在一大堆麻烦中寻找到能够翻身的商机。因此，他被人们称为“欧洲商业世界最著名的扭亏为盈高手”。
“大刀迈克”
迈克尔·泰斯库于1943年出生于瑞典的赫尔辛堡，毕业于瑞典隆德技术学院，获理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的泰斯库靠销售饰针挣得了自己的第一枚克朗，此后，他的人生便始终和销售行业紧密连在一起。1975年，泰斯库进入瑞典的大型跨国工业集团——主营建筑及采矿设备的阿特拉斯·科普柯公司任职，并在这里一干就是22年。在离任时，他已经是该公司的CEO。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萧条时期，阿特拉斯·科普柯公司失去了1/4的销量，但泰斯库仍保持着公司的赢利。“他使公司赢利的数额超过了任何人的期望值”。因为这一成就，泰斯库被英国的《金融时报》授予银质奖章。
1997年，泰斯库离开了阿特拉斯，进入经营状态不佳的伊莱克斯集团任CEO兼总裁。针对这家全球最大的家具厂商机构繁冗、业务庞杂的情况，泰斯库在上任的第一天便宣称要砍掉23家工厂和50个库房，并裁去1.2万名员工。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为了让伊莱克斯公司专注于核心产业，他又出售了总额达210亿美元的非核心资产。“那时，重组是我每日生活中的一部分，如果你每天不做这项工作，那么烂摊子就会越堆越高。”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作为让泰斯库闻名遐迩，“大刀迈克”的名声传遍了世界，他也成为欧洲推行企业改革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因对瑞典工商业的杰出贡献，2000年6月他被瑞典国王授予国王荣誉奖章。经过五年的努力，在泰斯库离开的时候，伊莱克斯已经顺利地重新回到了盈利的轨道。2002年起，泰斯库不再担任伊莱克斯CEO，转而担任爱立信集团公司董事长。
《差距在哪里》 五临危上任
泰斯库一生同瑞典资本巨头华伦伯格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妻子便是华伦伯格家族的成员。无论是泰斯库为之效力了22年的阿特拉斯·科普柯公司，还是后来让他赢得了“大刀迈克”美名的伊莱克斯公司，都是由华伦伯格家族掌管的。华伦伯格家族还是爱立信公司两个最大的股东之一。
作为瑞典民族工业的象征，爱立信在瑞典国民心中的地位非同小可：斯德哥尔摩国家电信博物馆中的陈列像是一部爱立信的发展史。瑞典的每一位公民都会为自己国家有这样一个百年电信巨人感到骄傲。在这个国家的任意一家饭店，只要是爱立信的客人，就可以享受到特别的折扣。而2001年，由于在3G网络方面的巨额投资以及全球电信业泡沫的崩溃，这家自1876年以来连续125年保持盈利纪录的公司首次遭遇了20.29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在历史上，爱立信的收入曾经占到瑞典GDP的30%，瑞典300多万个家庭中，一半以上拥有爱立信公司的股票。爱立信之于瑞典，犹如IBM之于美国；爱立信之于电信业，犹如徕卡相机之于摄影界。如果爱立信一直陷于亏损的泥沼中难以自拔，无论是外界的批评还是内部的压力，都将是瑞典的这个百年巨人所难以承受的。面对危局，爱立信的所有者华伦伯格家族自然又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救火队长”——泰斯库身上。
2002年3月，大刀迈克出任爱立信全球董事长一职，开始了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场最为艰苦的重组战斗”。来到公司后，泰斯库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爱立信的全体管理阶层相信，状况远比他们预想的要严峻得多：“我加入时，公司上下仍然相信2002年能够实现盈利，因此最难的任务就是说服我们自己这个目标不会实现了。你永远需要明白眼前的问题，并与众人达成共识，才能继续着手其他工作。”事实的发展验证了泰斯库的预测：整个2002年，虽然公司上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最终也只是缩小了亏损的额度，并没有实现盈利。
泰斯库决定首先解决爱立信所面临的资金危机：2002年6月6日，爱立信的董事会召开了全体股东大会。此次大会决定授权爱立信董事会，面向所有爱立信股东实施配股计划。整个配股计划的总金额约为300亿瑞典克朗，预计在2002年第三个季度结束之前全部完成。为此，刚刚出任董事长一职不久的泰斯库和他的团队准备了220页的配股说明书，并向投资者举行了超过120场的演讲。在接近2002年9月底的时候，已经有超过99.5%的新发售B股被有认股权的股东认购，筹集资金约299亿瑞典克朗。另外，结果显示有35%的新发售B股是被持有普通股的股东购买的，因此这意味着总金额300亿瑞典克朗的配股计划已经超额完成。
这次由泰斯库领导的配股计划的顺利完成，被业界称为奇迹，但泰斯库对此却轻描淡写地说：“配股没有奇迹，是大家努力工作、夜以继日艰苦劳动的结果。此次配股计划的顺利完成显示了爱立信广大股东们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以及他们对于电信市场的坚定信心。我们从来都深信不疑，沟通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因此电信市场将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市场。依靠这次配股计划募集的资金将使爱立信因拥有一个坚实的财务状况而更加信心百倍。"
《差距在哪里》 五大胆改革
泰斯库决定从缩减成本入手，通过将大多数产品的制造外包给弗莱克斯特罗克（Flextronic）和旭电（Solectron）公司，甚至把重要的手机业务也交给与索尼共同建立的索尼爱立信公司，完成了爱立信由制造商向服务提供商的成功转型。数据显示，公司第三季度的开支总额不仅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7%，而且比当年第二季度也下降了9%。同时，他开始在公司内部实行大规模的裁员计划：公司雇员人数从2001年间的10.7万人减至约5.3万人，这一系列举动无疑为高效运营提供了必备条件。
与此同时，爱立信进一步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同欧美电信业务的持续萎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爱立信在中国的经营一直十分顺利，中国市场在经过数年的持续扩大后已经成为除美国以外爱立信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截至2003年初，爱立信已经在中国拥有超过10家的合资企业和公司。爱立信实施的向服务转型的计划也在顺利进行，在爱立信全部收入中服务方面的收入所占的比例正在迅速上升。
2002年底，爱立信决定对中国的业务进行大规模调整：南京爱立信将全面承担起爱立信采购中心、制造中心、分销中心和供应链整合中心四大核心角色，并成长为爱立信全球供应枢纽和亚太区物流控制中心。
不仅如此，爱立信还鼓励爱立信的国际一级、二级供应伙伴在中国南京投资建厂。同时，爱立信也积极寻找中国本地的企业作为供货商。为此，爱立信公司还专门建立了一个所谓生产供应本地化工作小组。
这样，爱立信在中国形成了两大支点：一个是以北京为中心的索尼爱立信中国公司及其下属的合资厂北京爱立信，另一个是设立在南京的南京爱立信。前者生产和销售手机，后者生产通信设备。
目前，爱立信在中国拥有35％～40％的GSM市场份额、40％以上的GPRS市场份额和15％的CDMA市场份额，中国50％的移动用户通过爱立信提供的系统实现通话。
经过一系列努力，2002年年底，在爱立信公布的第四季度财务报告中显示，公司在第四季度调整后的税前收入为负22亿瑞典克朗，比第三季度减少亏损17亿瑞典克朗，减亏幅度达44%。
在大力改善公司资金状况的同时，泰斯库也从未忽视过技术研发：即使在最为困难的时期，爱立信也一直把握着未来移动通信世界的发展方向，在3G、移动互联和多业务等解决方案上始终保持领先。随着欧洲移动运营商财务状况的日趋稳定以及亚太等新兴地区电信市场的强劲增长，爱立信的投入终于得到了回报。在3G方面，爱立信的战略集中在两条主要的系统发展方向——GSM/WCDMA和CDMA/CDMA2000，目前爱立信已经在WCDMA商用合同中占有40%的市场份额，其CDMA2000网络也在竞争中赢取前三名的地位。“我们每年将销售收入的20%投入到研发当中，每年有超过1000个的专利申请，目前爱立信已经在3G方面拥有超过10000项的专利。”除此之外，MMS等新业务的迅猛发展也使爱立信受益匪浅，在超过160个MMS系统商用中，爱立信占有50%的市场份额。
《差距在哪里》 五走出困境
在初步减轻了公司的压力后，爱立信迎来了管理高层的大换血：2002年底，爱立信副董事长汤姆·海德留斯与CEO柯德川相继宣布退休。在选择下任CEO的时候，泰斯库再次做出了出乎人们意料的行动：2003年2月6日，爱立信公司董事会宣布，聘请原Assa锁具集团CEO斯万伯格成为柯德川的继任者。消息宣布当日，爱立信股价大涨10%，而斯万伯格的老东家Assa 集团公司的股票则下跌了14%。
在锁具行业内，斯万伯格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他在几年时间内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锁业公司的股价翻了14倍；通过40多次的并购使Assa成为了欧洲最大的锁业集团；更被泰斯库看中的一点则在于他们二人同样都是盛名在外的善于控制成本的“吝啬鬼”。
和许多瑞典人一样，斯万伯格也为能在爱立信就职感到自豪。还没上任，他就自解私囊购买1000万美元的爱立信股票来聊表心意，同时也向外界表明了他对爱立信改革的决心。斯万伯格的到来，成为了爱立信扭亏史上的转折点，也意味着泰斯库的压缩成本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斯万伯格上任伊始，很多媒体就表示，他正是“爱立信所需要的”，是“卓越的沟通者和出色的领导者”。一些投资者也认为，斯万伯格可能会“为无法摆脱大机构形象（而非有效率的企业形象）的爱立信带来一丝新鲜空气”。
经过不懈努力，在2003年的第三四季度，爱立信终于实现了盈利，并且不计重组成本实现全年盈利，全年净收入为28亿瑞典克朗(3.89亿美元)。同时，索尼爱立信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索尼爱立信)连续两个季度盈利，计入重组成本后，爱立信在索尼爱立信四季度的收入为3亿瑞典克朗。
进入2004年后，随着电信市场的复苏，爱立信的状况有了进一步好转。投资巨大的3G业务开始获得回报，公司的无线网络产品销售总额上升了20%，增幅超过其最大的竞争对手诺基亚，电信服务领域的业务也获得了大幅扩展。在年底公布的财务报告中，爱立信宣布公司2004年总销售额为1320亿克朗，比前年增加了143亿克朗，全年实现税后盈利190亿瑞典克朗。深陷泥潭的电信巨人终于初步走出了困境，随即在2005年第一季度中，爱立信的净利润达到了46亿克朗，与去年同期的26亿克朗相比增长77%，远远超乎所有人的预料。公司的税前利润为67亿克朗，远高于去年同期的37亿克朗，也远高于此前分析师预计的58亿克朗。
对于泰斯库而言，挑战永远是他让自己感到充实的首要选择。他也曾坦言，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接手处于困境中的公司并带领他们重建辉煌。在泰斯库的眼中，自己始终都在困难中奔走的生活是一种相当幸运的人生：“我很幸运的是，事情每每开始变得无聊时，我就会投入新的工作中去。另外，只有你自己才能让自己觉得无聊，因为任务本身是不无聊的，但是你却可以把它变得无聊。我见过许多人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但他们却对生活保持着热情，你可以看到他们多么热爱这份工作，在这份工作中获得了多少乐趣。我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我觉得无聊过。”
《差距在哪里》 五电话之父：贝尔（图）
人是唯一不以动物的欲望为满足的动物。 19世纪中叶的美国正值迅速发展的时期，领土西起太平洋，东至大西洋。那时尽管电报线重重铺设，但是很多地区仍很闭塞，消息传播的速度跟马的速度差不多快。1876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的一句话带来了通讯的革命。“华生先生，到我这儿来。我想见你。”这是他对着自己的发明说的第一句话。从此，电话时代开始了。到了20世纪，他的发明已经遍及了陆地、天空和海洋。尽管他以发明电话而家喻户晓，但他却认为自己最主要的工作是为听力缺陷者寂静的世界架起桥梁。
《差距在哪里》 五初显发明天赋
19世纪苏格兰的爱丁堡是艺术和科学的中心，被称为欧洲北部的雅典。1847年5月3日，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诞生在这里。祖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发声法的教授。父亲梅尔维尔继承父业，以纠正口吃和发声方法而著称。母亲伊丽莎白在家里教育三个儿子，虽然她什么都听不见但却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师。贝尔在家里排行第二，与哥哥麦利和弟弟特德关系亲密。母亲对钢琴的热爱和父亲在语言研究方面的专长对他的前途产生了重大影响。
更多时候，贝尔喜欢独处，独自练琴，独自在安静的地方一连沉思几个小时。普鲁斯登修道院是他常去的地方。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贝尔与众不同。一次，他和小朋友在磨坊玩。磨坊主要用来给粮食去麸皮，贝尔看到后的第一反应是设计一台同样效果的机器。9岁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个小发明。他还把兄弟和朋友们都召集起来，成立了一个“促进协会”，自命为“解剖教授”。
贝尔不仅聪明、执著、富有好奇心而且雄心勃勃。这种性格导致他和父亲梅尔维尔经常发生冲突。为摆脱父亲的管制，当住在伦敦的祖父生病的时候，年仅15岁的贝尔要求去照顾祖父。不久，他搬到了伦敦和祖父住在一起。祖父给他买了成年人的服装，鼓励他从事严肃学科的研究。在这段时期，贝尔逐渐成熟起来，不仅在思想意识上，而且在言行举止上，让人感觉都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新的形象对他很有帮助，在应试苏格兰爱尔郡教师的时候他被雇用了，事实上有不少学生比他年龄都大。
然而，贝尔还是很难摆脱父亲的控制。1864年，梅尔维尔总结自己一生的工作，发明了第一套代表人类发音的符号系统，命名为“可视语音”。他指出，任何声音都可以用这套符号系统记录下来，而其他人则可以通过这些符号精确地复述出来。贝尔的学期一结束，梅尔维尔就要求儿子帮助他向公众展示这套符号系统。期间，贝尔和父亲参观了英国著名的发明家查尔斯·威斯顿的实验室。威斯顿发明了一个新奇的“说话机器”。贝尔对这种模拟人声的方式非常着迷，并说服兄弟们一起做出了自己的“说话机器”。
1868年贝尔21岁了，他忙着做实验、教书，还想上大学。这时他的家庭却遭遇了不幸：弟弟特德被维多利亚时代的灾难——肺结核夺去了生命；两年之后，哥哥麦利也死于同样的疾病。这让父母整天为贝尔的健康担惊受怕，因为他不是一个强壮的男孩，有着严重的头疼病。梅尔维尔认为加拿大寒冷的气候对儿子有好处，于是决定移民。尽管贝尔害怕再一次被父亲过分的保护束缚起来，但作为唯一幸存的孩子他只能让步。
《差距在哪里》 五开启电话时代
1870年7月21日，梅尔维尔举家搬迁到安大略省简朴的边境小镇布兰特福德。这里和国际大都市伦敦有着天壤之别。贝尔因为不习惯而感到痛苦，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对立。不久，梅尔维尔得到了一份在波士顿学校教育聋哑人的工作，可这与他的演讲行程有冲突。贝尔请求代替父亲去波士顿，这意味着梅尔维尔在演示的时候将失去儿子的帮助。梅尔维尔本希望唯一的儿子能够接他的班，这次他想通了，贝尔应该有他自己的世界去征服。
贝尔接受了波士顿学校教育聋哑人的工作，每个学期工资500美元。利用父亲的“可视语音”，再结合自己的想法，他在语音发音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莎拉·弗勒校长希望他下一个学期能够继续教下去，但是因为没有钱聘他，贝尔不得不回到布兰特福德。然而，贝尔已经爱上了波士顿。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有当时最为优秀的学者，贝尔喜欢和他们交流思想。虽然没有工作，但凭着充分的自信，他又回到了波士顿。为了维持生活，他为聋哑儿童当家庭教师，其中两个学生将改变他一生的命运：一个是乔治·桑德斯，先天性聋哑儿童；另一个是13岁的梅布尔·哈伯德，4岁时因为猩红热而失聪。
一天晚上，教完了梅布尔之后，贝尔在哈伯德家中弹钢琴。他用钢琴向梅布尔的父亲加德纳·哈伯德展示不同琴键的音高使音调发生了变化。哈伯德对此反应很冷淡。贝尔进一步解释说，几个不同内容的电报可以由协调而不同的频率同时传送出去。哈伯德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几年以来，他一直在试图说服议会与传播巨头西部联合公司竞争。如果贝尔的想法可行的话，他的计划就能够得以实现。哈伯德说服了乔治·桑德斯的父亲一起来资助贝尔。贝尔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很快他那间小居室就成了一个实验室。贝尔开始尝试着设计被他称为“谐波电报”的东西。
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与铁路密切相关。和火车同样重要的是道路旁的电报线，生意要成功，迅捷的通讯是关键。这时，被称为技术奇迹的电报开始受到怀疑：能否设计出可以同时传送多条信息的电报呢？贝尔是试图寻找答案的众多研究者之一。在哈伯德和桑德斯微薄的资助下，他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交织着失败和运气，年轻发明家的决心面临着激烈的挑战。
在1873年和1874年断断续续的试验当中，贝尔开始考虑一个更大的问题：人类的声音是否也能通过电线来传递呢？在一次参加麻省理工学院的展览会时，他看到了一个叫做“声波记振仪”的发明，通过一张膜来传递声音，把声音记录在烟熏的玻璃上。这个仪器实用价值很低，但是贝尔对它潜在的功能非常着迷。为了躲避波士顿的夏天，1874年他回到了安大略省布兰特福德的家中。贝尔向一位医生朋友要了一个死人的耳骨，做成了极其可怕的声波记振仪。当用这个简陋的仪器研究声音特性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启发：只需要很小的能量就能够扩大人的声音。在草图中，贝尔记下了发明过程中的这一重大突破。
1874年7月2日，贝尔开始构思电话，但是他的计划没有得到支持。当他回到波士顿，主要资助人哈伯德要求他继续研究“谐波电报”。当时，著名发明家伊莱沙·格雷也在研究这种同时发多个电报的技术。哈伯德担心对手西部联合公司总裁威廉姆·奥顿会利用他们强大的实力抢先一步，并对贝尔缓慢的进展感到沮丧。于是，他雇用了一个名叫托马斯·华生的训练有素的电工来做贝尔的助手。两人很快就融洽地合作起来。贝尔知道自己在做电工活以及其他类似事情方面的不足，而华生可以将他的想法做出来。
在电话的研究进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贝尔、哈伯德和桑德斯就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签署了一份简单的合作协议。同时，哈伯德继续对电报的研究施加压力，但是贝尔和华生对电话的前景更加着迷。他们的信念终于得到了回报。在寻找一次试验失败原因的时候，贝尔发现是电流搞错了，应该是交流电而不是直流电。当微弱的声音通过电线传过来的时候，贝尔记下了电话的发明时间是1875年6月2日。惊人的成功就在眼前，但是将近一年之后贝尔的发明才问世，其中的原因和电流或者扩音没有任何关系。
几个月以来，贝尔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失聪的学生——16岁的梅布尔。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主要资助人哈伯德时遭到了拒绝，他几乎崩溃了。哈伯德希望女儿的婚姻门当户对，而贝尔一个没有职业的发明者是不够格的。梅布尔的母亲则认为贝尔的年龄太大了，后来才证实他只有28岁，远不同于他的外表。贝尔非常固执，无论如何也要娶梅布尔。但是哈伯德控制着他的激情，督促他回到研究中去。贝尔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绅士，对梅布尔的爱不折不挠，工作中一有难得的空闲就去找梅布尔。所以尽管看来他成不了富翁，哈伯德还是让步了，并为他们在1875年感恩节的订婚祝福。梅布尔则支持未婚夫回到他热衷的电话身边。
漫长的冬夜里，贝尔和华生仍在改进着他们的技术。事实上，他们已经可以去申请专利了，但是贝尔还想做进一步的完善。这时候，哈伯德听说格雷在公开讨论声音传递的设想，并去专利局了解情况。于是他果断采取了行动，1876年2月14日早晨，在没有告诉贝尔的情况下就向专利局提交了申请。几个小时之后，格雷也向专利局提出申请，他的图纸显示了对电话的构想。显然，贝尔走在了前面，但是技术完善的竞争仍在继续。
1876年3月7日，贝尔的电话专利得到通过。3月10日，他在测试仪器时，一不小心硫酸溅到了腿上，疼痛异常，他立即喊道：“华生先生，到我这里来。我想见你。”当华生跑进房间时，他们立即意识到发明成功了。但在那时，没有多少人看好电话的未来。贝尔到费城的世纪博览会展示他的发明，但是没有引起轰动。为了解人们的反应，他决定向公众演示这一技术成果。几年以前，为父亲展示“可视语音”时所表现出的才能在这里得到了发挥。人们震惊了。同年10月，在回到布兰特福德家里时，贝尔进行了一次远距离展示。从杂货店到贝尔的小屋拉了一条5英里长的电报线，贝尔和华生首次进行了两地间的通话。当华生用毯子把自己包起来以遮挡人们的大喊大叫时，无意当中发明了电话亭。后来在塞勒姆的一次展示当中，消息从14英里以外传到了波士顿。电话时代开始了。
《差距在哪里》 五幸福与灾难
贝尔很快就闻名了全世界。1877年7月11日，他与相爱的梅布尔结婚了。8月，这对新人到英格兰度过了漫长的蜜月。期间，贝尔还给维多利亚女王展示一次他的发明。1878年5月8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埃尔斯出生了，这增添了旅途中的快乐。当带着女儿回到布兰特福德时，贝尔被紧急召到华盛顿，因为他的专利引起了争议。从1876年贝尔的发明被运用以来，电话的用量急剧增长，并被用于商务。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第一本电话号码簿已经出现了。西部联合公司意识到电话将给他们的通讯领域带来严重挑战。总裁威廉姆·奥顿召集了一些发明家包括伊莱沙·格雷对贝尔的专利提出质疑。贝尔了解电话发明的全过程，曾经为它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对这种诬蔑性的质疑他准备斗争到底。
由于大部分诉讼发生在华盛顿，贝尔一家搬到了那里。他一次次被叫到法庭作证，早期记录的手稿成了重要证据。这场持续11年之久的诉讼成了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专利诉讼案。证据已经足够了，贝尔按时间顺序记录下发明过程的资料，令人不得不信服他是真正的电话之父。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是格雷寄给贝尔的信，它进一步证明了这个事实。伴随电话技术的改进，还出现了其他的专利纠纷，但是贝尔最终赢得了这一场斗争。
随着专利的明确，电话公司在哈伯德和桑德斯的得力管理下发展迅速。然而贝尔对生意既没有头脑也没有兴趣，他热衷的是对聋哑人的教育。尽管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时甚至是徒劳的，但他执著于此，而且还有一些特别的技巧。他认为聋哑儿童应该和正常的孩子一起上学，相互交流，这样他们能更好地融入社会。贝尔的理论遭到了爱德华·高勒德的反对。爱德华的父亲是教育听力缺陷者的先锋，华盛顿著名的高勒德学校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爱德华认为手语是最主要的交流方式。贝尔不同意，认为这样会使聋哑人更加孤立。他们互不相让，都担心对方会利用聋哑人社群的影响来削弱自己的教育方式。为证实自己的理论，贝尔建立了一所学校以使用他的教学方式，后来因为找不到足够称职的老师，学校以失败而告终，这成为他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之一。
灾难接踵而至。1880年，贝尔和梅布尔有了第二个女儿，但是在1881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之后就死了，第二个儿子1883年出生，却患有先天性呼吸道疾病。贝尔曾经看着两个兄弟死去而无能为力。现在他又一次感到绝望，孩子最后还是死了。作为一名科学家，那种无奈和痛心使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科研上。他发明了“真空服”，能帮助有呼吸障碍的人，这对他的儿子来说已经太晚了，但此发明成了人工呼吸器的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