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看到一个老表的砍柴刀很好使，刀面加手柄有一个手臂长，刀背有一手指厚，刀口锋利，握在手里沉甸甸的，用力一挥，小孩手臂粗的松树枝就被砍断，唰唰地掉了下来。我一下子就看中了，花了五元钱，从老表处买了过来。
我在不动声色中准备着。
狭路相逢“勇”者胜(1)
三星期后的一个凌晨，天尚黑蒙蒙的，其他知青还在睡梦中，我悄悄地起了床，吞些冷饭，就出门了。我把柴刀从后背插入腰带，再披上一件灰色的外套。从外表看，没人能注意到我所携带的刀器。我走上去周家村的路，在看到那个村子时，天露出了鱼肚白，还是一个好天。
可是，我又开始犯愁了。那是个好几十户人家的村子，这么大的地方，我怎样才能不惊动别人，又找到上海知青啊？我觉得我的计划还是欠周密性。正好这时，我看到一个老表在前面的田间小路上走着，就加快几步，上去打招呼，询问上海知青的住处，又问小孙在不在。
他似乎与上海知青很熟悉。他告诉我，那些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刚走。我的心沉下去了。可是，他又接着说，小孙与他任民办教师的姐姐今年不回上海，要在这里过春节。而小孙送那些知青搭火车，昨晚才回来。真是太凑巧了！
他以为我是小孙的朋友，主动带了路，领着我在村中小巷里绕来绕去，最后带到村子大厅前，指着后面一个房间说：小孙就住在那里。事后回想起来，这么大的村，若不是这个热情的老乡，我还很难找到这里。我向他表示谢意，他就走开了。
整个村子仍是极其安静，多数家庭仍在睡梦中。我就上去敲门。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开门的就是小孙。他还是睡眼惺忪，但一看到我，脸色就变白了。我挤身进了房间，随手就把门关上了。他也不发一语，退身到床沿又躺下了。
我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为上次马家集的事而来的。我已知道那是你指使的，但我与你无怨无仇，所以一定还有策划者，只要你能告诉我他的名字，那么冤有头，债有主，我马上就走，不会动你一根汗毛。”
我恶狠狠地盯住他，等待他的回答。这一切太突然了，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已是慌了手脚。他先承认了，那些上海人是他的朋友，是他哥哥托他们照顾他的，但他矢口否认他与此事有关。在我的严厉驳斥下，他沉默了，不再回答我的问题。
我最后说：“我给你十秒钟考虑，如再不如实招来，我也就只能不客气了。”
“一、二、三……”当我数到十后，他仍无反应。我一把就抓住他的头发，按在床上狠狠地揍起来，我的全部仇恨都发泄在拳头上，还专拣要害的两肋和腰部打——后来听说他那次伤得不轻。
狗急了也会跳墙。他猛地一个翻身，把我一推，跳起身来冲出门外，我紧跟着追了出去。我到了门外，就看到他手里握着一把锄头，向我扑过来了。我已来不及多想，反手抽出插在背后的柴刀，迎头冲上去。
当他举起锄头劈下来时，我猛然向右一个侧身躲过锄头，左手趁势抓住挥下的锄头把，右脚向前一步，右手握着柴刀，就狠狠向他的头上砍了下去——甚至在多年之后，当我回想起那一刻的情景，就会冒出冷汗：我那一刀下去，如果砍中了的话，后果就实在不堪设想了。
他反应却也是极其灵活——此真乃大幸也。就在我的柴刀劈向他那一瞬间，他松开了手，一个转身就跑了。我也紧跟着追了上去。他赤着脚，在那湿漉漉的青砖地上还打了个滑，摔倒了，接着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一下就蹿出去了。那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那是人在性命危急关头的求生本能。他在小巷子里转了几下就消失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眨眼的片刻间。而那个时候，我还真是懊丧无比：已是煮熟的鸭子，怎能又给飞了呢？
但我已经冷静了。我对环境毫不熟悉，又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所以也不敢恋战。绕了几圈后，找不到他，也就只能离开了。我手里还提着那把刚夺来的锄头，以作防身之用。我出了村子后不久，就发现一个乡下老表在半里路之外，不紧不慢地跟着我，我已走了二里多路，他还跟着，嘴里喊着当地老表的土话。
开始，我不懂他在喊什么，可他一句一句地重复着同样的话。我终于听明白了，他在喊：“……那你可以把锄头还给我了吧？”原来这锄头是他的。在那个年代，一把锄头也是农民家庭的一件财产。可他又不敢走近，所以不远不近地跟着。
我又走了一里多路，就要上山了。估计也不会有人再追来，站在田埂路上，把锄头向水稻田的中央一扔：“锄头就还给你了。”
我继续上路了，而那个农民也没有再跟上来。
我走在山间小路上，忽然觉得脖子左边湿湿的，该是露水吧。我也没在意，随手抹了一下，可才一会儿又湿了，再抹一下，伸手一看，哎呀，都是鲜血。这才注意到左边头角上擦破了一块。
回想起来，可能是我刚才侧身躲过劈下的锄头时，未完全躲避开，还是擦到一下。可在那性命相搏的紧急关头，神经高度紧张，根本没有感觉。到这时，才觉得隐隐作痛了，我从树上摘了一片叶子贴在伤口上，用手指压着，一会儿血也就止住了。
我回到麾石村时，才是早上时间。在我们知青房子前，几个晚起的室友正在门口刷牙洗脸。我也不露声色，进屋后换洗一下，在伤口上擦了些红药水。那天我还出了工。
可到下午，就有消息从外村传过来了：小刘差点把周家村的上海知青小孙打死啦！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是高度警惕，怕有人来报复。晚上睡觉时都要顶上房门，那柴刀就放在枕头边。但是，后来一直也没有人来找过我。
很快地，打架事件在方圆几十里中流传开来了。有一天，附近何家村的一个老表带着他的儿子来见我，说要拜我为师学武功，还一本正经地说，要三拜九叩地举行拜师仪式，还会杀猪办酒席。
我忍不住笑起来，告诉他我不会武功，也不配做他儿子的老师。但是，民间故事还是在流传，传到后来就带有传奇色彩了。
其实，那些熟悉我的老表们，知道我是一个老实、本分，有上进心的上海知青
却也对我多了一份敬畏。所以，我后来当了生产队长，却也能有效领导那些世代务农的当地人。
这一次经历对我，却是极为深刻的一课，使我认识到人的兽性一面。我带了那把柴刀，不是去杀人，而是为了以防万一。我独身去闯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若是紧要关头，得有自卫的武器。而且我估计小孙不会轻易就范，必要时，也要以此来威胁他一下。只要他害怕了，就会说出实话来。
可在那紧要关头，我脑子就狂热了，我冲上去时，真的是想一刀砍了他。可那一刀如真劈中的话，他不死也会残，那么我不仅毁了他，也毁了我自己——我将是行凶杀人犯，我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那也就没有我后来的一切。是啊，犯罪与成功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再想想，许多决定民族兴亡、国家历史的大事，何曾不是决定于某人关键片刻的一念之差呢？
——这是一段不光彩的经历，但它若还对我有教益的话，那就是使我认识到，“狭路相逢勇者胜”。那次去过周家村后，我就以为对方不会甘休，准备了再干一场，但这却没有发生。
我想，是我在勇气上盖过对方，也就在精神上压倒了他，所以才没有后发事件。这也是我的人生启示：我们只要目标确定，决定作出就应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全力以赴，不要患得患失、考虑太多，那会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
数年以后，一次在我回家时，我妈突然注意到：“哎，你的头角上怎么会有一个疤啊？”我还想糊弄她，可她肯定地说：“这是原来没有的！”
我只好说：“我也不知道，或许发生过意外，但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妈就说我“戆”，连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伤害都不知道。在母亲的眼中，儿子是永远没有长大的。其实，我实在不敢告诉她这一经历，怕惊倒了她。
但那次打架经历给我上了深深一课，那可能的后果使我感到惊恐，也使我理性了，事情就告一段落。事后我又抄录下了本章初的那段话，本是苏轼评论张子房的，也成为了我的座右铭。
生命无法承受之轻(1)
我对农村生活的最大感触，还是本书开首时我母亲那句话：“过去你奋不顾身，是因为那时生命没有价值呀！”
是啊，那是一个人命不值钱的年代。我的亲身经历，以及耳闻目睹，都使我强烈感受到了“生命无法承受之轻”。以至于今天仍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记得那是一天中午，樟树县城的下放知青小刘
从公社林场过来看我，他与我很投缘。我们坐在房前聊天，只见一个乡下小孩，慌慌张张地跑来，气喘吁吁说：有人掉到后面的水库里去了，要我们去救人。
我们赶到了村后的水库处，看到在水库的堤坝上几个大小不等的孩子，在那里惊慌失措。他们指点着，大致告诉我人落水的地方，我就走下水去。
那是秋季，水库里的水只有齐腰深，但水库的中央，就有一个很大、很深、陡然陷下的坑，那是早年为修堤坝打土方挖的。那地形我知道，附近的农人就更熟悉了，因为每年冬天，水库干枯见底，就都可以看到——人就是掉进了那个坑里的水中。
我下到水里，一直走到那个坑边，摸索着下去了，发现那里的水确实很深。我一个猛子下去，潜到库底，水很浑浊，什么也看不到，只能用手在地上摸索着。实在憋不住气了，就浮起来，把头探出水面，猛吸一口气，又潜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又浮出水面，又吸口气，再下去。这样反反复复地好几次了。
最后，我的手触到了一树枝干似的东西，那好像是人的肢体。我正好快憋不住气了，脑中闪过死鬼附身的传说，有些恐慌，紧抓着那东西，使劲地向下踩水，头伸出水面后，换过一大口气，便全力向堤坝方向游去。直到我的脚触到水下地面时，才站了起来，也把手抓的东西提出水面。
在岸上观望的人们不约而同，“哇”地叫了起来——拖起来的是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躯体，我手中抓着的正是他的小腿。
我把他拖上了堤坝后，再一看，哎，还面熟。那是附近毛家窝村的一个老头，他老婆被我们戏称为“疯老婆子”，因为她平时嘻嘻哈哈的，显得有些傻气。那老头双目紧闭，脸色灰白，表情极其恐怖，早已没气了。水库离我们村有半里多路，从孩子找到我，再到我赶过来，耽搁了不少时间，已太晚了。
最初来叫我的那个小孩，哭哭啼啼地诉说了整个过程。他们几个人相约，中午休息时去水库捞喂猪的水草。到那里后，脱光衣服后就下水去干活了。农村人不会游泳，但也没有关系，因为水库的水很浅。他们都知道水库中央那个很深的坑，通常避免过去。但那天老头看到深坑那个方向漂浮着很茂盛的猪草，舍不得放弃，就站在坑边上，尽力伸手过去多捞一些草，一个站立不稳，就掉到坑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那个“疯老婆子”就赶到了，她抱着死去的丈夫，呼天抢地，嚎啕大哭起来。我看着旁边的猪草篓子，心中大为不忍：为了这些猪草，一条生命就这么结束了。
后来我和小刘就离开了。走在路上，他告诉我，见我下水时，他心里直打颤。其实，我也害怕，只是不愿表现出来。
那天下午，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听到毛家窝村的那个方向，传来了放鞭炮和吹唢呐的声音，那是在为刚死去的老头料理后事。
我们上海知青所集聚的麾石村，本村人姓吴，据说这一家族是历史上最早来这一带落户的，但近年来衰落了。吴姓的本家只剩下了三户，其他都是外村人家，包括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村里的一户吴姓人家，丈夫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了孤儿寡妇。那女主户叫秀英，她把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拉扯大了，也吃了很多苦。
秀英的两个女儿都出落得漂亮、能干。我们到村子落户时，大女儿已嫁出去了，小女儿叫在莲，十六七岁，尚在家。我们知青出工时，就爱与她打情骂俏，也别有一番情趣。秀英的小儿子长根才十五岁，聪明可爱，常与我们上海知青一起玩，也学会了上海话。
她大儿子水根在农校读书，那时也刚从学校毕业回乡。他长得很清秀，像个白面书生，在农村也算是一个有知识的，我们常在一起聊天。
可水根回来后不久就病了，据说是风湿性关节炎，拖了很久。农户人家有人生病，那就是个沉重的负担，他不能劳动挣工分，可还要吃饭，而且治病也要花钱。为了治病，秀英带着他去医院，又请了三教九流的土郎中，中西药都试过了，却都不见效。我们看着他脸色惨白，慢慢地消瘦下去。到后来连行走都很困难了。
这一寡妇家庭确实活得不容易，秀英平时也颇有怨言，水根当然也感到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最后，水根下了决心。那天他对母亲说，他想吃鸡。农村家庭都养鸡，但一般只有贵客到时才会杀鸡款待。当下，秀英就骂开了：为了你看病，花了这么多钱，全家都难以为生，你还想吃鸡，吃了会死喔！——那是当地人骂人的口头禅。
就在出上午工前，水根又吩咐他的弟弟：上海知青小沈还借了我家三寸布票（当时的棉布是计划供应，有三寸布票就可以用钱买三寸布），以后你要记得向他要回来。
可长根急着要出工，回嘴说：布票是你借给他的，你自己怎么不去要？他哥没吱声，他也就走出了家门。
收工后，我们一伙人从田里走回来，经过秀英家门口时，走在前面的在莲就开门进屋了，但马上就哭喊着，跑了出来，我们赶紧跟了进去，看到水根脖子上吊了根绳索，挂在门梁上——他自杀了。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水根放下来，但早已咽气了，应该是在心灰气丧之际放弃了生命吧。我看着那尸体，惨白枯瘦，肋骨条条分明，那简直是个骷髅啊！
那时，他们全家都在嚎啕大哭。农村妇女有边哭边念的习惯，那个秀英一边哭，一边念念有词：水根啊，你说想吃鸡，我怎就没明白你的意思呀……你关照长根去要回小沈借去的三寸布票，也就没有想到你要走啊……我这个寡妇为什么就这么的命苦哪……
——就这样地，我们才知道水根结束自己生命前所发生的琐碎小事，包括他为那三寸布票的后事安排。那一刻，我想起了《儒林外史》中的故事：那个土财主严监生，临终前总不肯断气，已说不出话来，只是直直地伸着两个手指，众人皆猜不到他的意思，只有小老婆赵氏明白，知道他嫌油灯点了两根灯芯太费油了，在把其中的一根掐灭后，他才长长吐口气，离世了。那只是故事，可在现实生活中，却也有类似的事情在发生。
困守农村的日子
上海知青初到农村时，以为那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在经受劳动锻炼后，就可以回城，或是进工厂，或是上学。可我们在西塘多年后，却仍然没有这种迹象。其中，只有小陈当兵走了，小金通过父亲退休顶替进了工厂，小曹办理病退回上海，其他人都还是在农村。
大家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更注重于眼前的实惠了。那时流行着这样的信条：“有‘如此’就如此，没有‘如此’也不过是如此。”每一知青离去的消息，都会在其他人心中激起更大的波澜。社会上越来越激进的政治高调，更是令人感到不祥。
在失望之余，有人开始找门路了，有的投亲靠友，转到其他地区，有的长期留在上海，也有的只是在乡下短暂地住一阵后就又回家了。我们刚下乡时，走在山前镇的街上，常遇到其他上海知青，可到后来上海人就越来越少了。
我一直坚持在农村，可心态逐步地发生着变化。下乡之初，我最感兴奋、最盼望的是回上海过春节，因为能与家人团聚，能吃到上海风味的食品，能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指点江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家已没有吸引力了，因为要好的同学大多已进了工厂或上了学，而回到上海只会触景生情，是苦楚大于欢乐。
有一年我回上海，在家附近遇上了街坊三宝，他当年学习不好，没有考上中学，进了工厂，也就避开了下乡这一劫。他随口问起我近况，大吃一惊：“怎么，你还在农村啊！”——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人生失败者。
当年我离开上海时，隔壁邻居的女儿小英还是个小孩，可我又在上海见到她时，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是啊，我在农村已太多年了。
我想起了贺知章的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诗人的失落。我已没有回上海的欲望了，见到故人旧物，只能增加我的伤感。
西塘大队的领导还不错，给予了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照顾。小汤担任了生产队的会计，小韩担任了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小宋担任了大队代销点的售货员，小毛和小沈成了拖拉机手。以这些工作安排，就可以避免田间劳动的艰辛。大队干部与上海知青非亲非故，能这么做，算是很不错了。
可我还是在当农民。大队领导先是让我去代销点工作，我推辞了这份好差事。我要继续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因为只有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才有表现自己的机会。
小谢已滞留上海很久了。原生产队长钱妮不愿再干。大队就任命我为生产队长，并让老农贵修协助我。我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重任，因为我要有所作为，就要有表现的机会。我野心勃勃——我要上大学。
在“文革”中进行的“教育改革”，废除了全国统考的大学招生制度，招生是以“推荐上大学”的方式。那时招生的数量少之又少，每个公社才有几个推荐名额，由基层单位推荐，还要送上级审查后选拔录取对象。
我目标很明确：我要上大学。所以，我积极努力，在劳动中表现突出，以获得群众的肯定和推荐，从而能获得到大学深造的机会。
我也有过机会，我曾数次被大队领导推荐上大学。我的表现出众，那是公认的，所以基层群众、大队领导，甚至其他上海知青都同意推荐我。但是，我在政治审查时却被刷了下来。
在那一过程中，我经历了热切期望后的无限失望。那种痛苦、绝望和挫折感，若没有亲身经历是难于体会的。而且我还不能公开流露自己的内心感受，那就显得我表现好是“动机不纯”。
——与其他知青相比较，我经受了更大的精神折磨。我更努力，表现出更大劳动激情，只是因为我更不安于现状，更希望改变命运。这看起来似乎是荒谬的，却带有时代的合理性。我也有过更多的机会，但随之而来的是挫折和受挫后的心灵创伤。但表面上，我仍然热诚，积极性不减，那是因为在压抑情感，凭着毅力在坚持。归根结底，我只不过是表现出更大的政治虚伪性。
工地上的悲哀(1)
在南方的农村，农民初春时就投身于紧张的劳动，到秋收后就闲了下来，而冬天基本上是在休养生息，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又开始忙起来。
在那如火如荼的“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这个千古习俗就被改变了。冬天就是兴修水利会战的开始，县、公社、大队各级都有工程项目，所需劳动力由上级向下面各个生产队摊派，而出差的劳动力费用也要由生产队承担。那个时期农村也兴建起了一批有效益的水利工程，但生产队的负担过重，农民苦不堪言。而且，由于缺乏一个长远规划，有些工程就只是人力和资源的浪费了。
我冬天很少回上海了，也就与民工一起出差，去水利工地劳动。我参加了西塘水库和吴城水库的修建，也挖掘过山前人工渠，体验到了出差民工的疾苦。那样的出差少则半个月，多则一个多月。民工们以大队为单位，住在工地附近的农户家中。所谓的住处，也只是农户人家腾出个房间，在泥土地上铺了稻草，摊开自带的铺盖，一排一排地就地而卧。甚至连妇女也要出民工，所以是男、女各一间房。
每天早早就上了工地，要干到天黑才收工。各大队会派人替集体煮饭，菜则要自己携带，也就是腌菜、辣椒、咸萝卜之类的，既下饭又可长久保存。
在山前人工渠道的工地上，成千的民工热火朝天地在那里奋战，场面气势壮观、振奋人心。我们依靠人工，挖出了宽有二十五米，深度超过两层楼房的人工渠道。
我穿着劳动布的裤子，裤管卷到了膝盖，脚着的是橡胶底的解放鞋。已在十二月的寒凉气候中，可我仍然赤裸着上身，与乡下人的唯一差别是肩膀上戴着垫肩，那是从上海带来的。我簸箕里的土石要比别人多，挑担时走路的速度也要比别人快，尽管我曾是大城市人——这就是我表现突出的秘密。因为我是上海知青，大家有着较低的预期心理，但我干起活来，比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更拼命、更吃苦，他们就很感动。那里的人们是善良、纯朴的。
人工渠道越挖越深，到后来已有三四个人高的深度，我肩担着泥土和石块，脚踏在沿着人工渠边挖上去的阶梯，一步一步走上去，到了地面后，把土石倒在指定的地方，然后又下去挑下一担土石。就是这么地，挑完一担又一担，一担又一担……一直要天黑才收工。然后，是一天，又是一天……
——这些经历说起来是枯燥的，但生活本来就是枯燥的，人本来就是这么地活着。在身临其境之时，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只是今天回想起来，觉得不可思异，我怎么能够如此长时间地忍受这样简单、重复、原始的体力劳动。这使我认识到，人在特定条件下，能够产生难以置信的毅力和忍耐力，而这种意念的力量其实也就是我人生的主要驱动力。
最后完成的山前渠，看起来气势磅礴，一条笔直的人工渠道一直伸展到极目之处，渠道的两边，两条等高、与渠道等距相隔的人造堤坝与人工渠道平行，也一直伸展到极目之处。当我站在完工的渠道旁，自豪感油然而生，这里也有我洒下的汗水。
这样的雄伟工程，是当政者的政绩，但实际效益却不是很大。因为这一条人工渠只是取代了已存在的自然河道，那河道本就有把上游的水排到下游的功能，但因为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是弯弯曲曲的。而这一人工渠道则那么地壮观，展现了那种人定胜天的冲天豪气。可是，这样的工程太劳民伤财了，而且还占用了不少耕地。
当年为修建水利工程，无偿地调用了农村劳动力。农民们的积极性当然不是很高，可又不敢违背上级指令，只能软扛硬磨。记得那是在西塘水库工地上，某天，公社党委书记来视察。他看到了出勤民工稀稀落落地没有多少人，勃然大怒，马上要下属去调查。那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结论是轻而易举，就能得出：“阶级敌人破坏”，要立即清查。
清查的结果显示，缺勤的人很多，但大都是“贫下中农”，所以无法和阶级敌人挂上钩。最后，发现毛家窝村的一富农家庭的父子俩都没有来。所谓富农家庭，也就是说，那父亲在50年代土地改革时，被定为富农的经济成分，而富农在文革中又被划为“黑五类”，而他儿子那就是富农的家庭出身。
其实这一对父子是请了假，才没出工的。他们向生产队长请了假去卖猪。因为队里派了他俩的民工差。那样的苦差，一般农民们都不愿去，所以成分不好者就要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不敢抵触。这父子俩都是单身，长期在外，养的猪也没法照管了，就只能先卖了。但猪由国家统一收购，所以他们那天把猪送去卖给湛溪街的供销社，却正好碰到公社书记下工地视察。
尽管他们缺勤是请了假的，但为要寻找“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就管不了这么多了。当天晚上，工地上就召开全体民工的批斗大会。这一对可怜人，就站在那里，弯着腰，低着头，接受批判，连气也不敢出。最后，批斗大会结束了。但是，对于阶级敌人，“在政治上要批臭，在经济上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所以还宣布了惩罚性处理：罚款三百元，还要罚他们夜晚加班，完成两个土方的工作量。大会结束后，公社书记前呼后拥地先离开了。
散会后，我看到那富农的儿子，一个忠厚的农民小伙子，在与黄书记说话。黄书记是个女性公社干部，约三十多岁，她由上级派驻在西塘大队。那富农儿子，可怜兮兮地向她哀求：是否可以减少一些罚款。黄书记断然决然地拒绝了他的哀求。
只见他手摸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颤颤巍巍地递上去，说这是他们卖猪刚得到的，一百八十五元钱，全部都在这里了。他接着说，他们家已没有钱了，要补足罚款的余额，只能向别人借钱。可借钱也需要时间啊！他恳求黄书记给予几天宽限期。
黄书记接过纸袋，向披着的干部服的胸前口袋一塞，凛然说道：“你只有二十四小时的期限，到时候你必须把钱凑齐交来。如果缴不清，我们将拆你家的房子，卖你的床，我们可以让你经济上破产。”她边说着边要离开了。
“还有，今夜你们必须完成规定的土方量，如果完不成，明天还要加倍处罚。”她又转过头来厉声地警告，然后扬长而去了。
我恻隐之心油然而起，可我强制性地压抑住这种情感，连怜悯的想法都不敢有。那是一种危险的情绪，因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那个时代，这可是大是大非，是关系到阶级立场的原则性问题啊！
发掘潜在的伟大力量
意志的力量原来就存在于精神意识中。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以人为的方式去激发它，以获得这种力量，为我所用——就像在核裂变过程那样，用中子去冲击原子核，从而释放出内在的能量一样。
今天我们生活在核时代，大家都听说过核武器的威力。原子弹由铀或钚等重原子元素组成，在一般情况下静静地躺在那里，相安无事，可当原子核受到中子冲击时就会发生裂变，成为轻原子核，在裂变反应时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一千克铀在裂变时，在百万分之几秒的瞬间所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爆炸时所释放出的能量。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啊！
在人的意念中——我称其为精神的“能量核”，也蕴藏着这样的力量，具有类似的威力。但它只是潜在的力量，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道它的存在或不知道如何去运用它时，它就不存在。可当我们认识到它的存在，并且有意识地去利用时，就可以释放出巨大力量，就可以排山倒海、创造出人间奇迹。这就是“意志力”的伟大力量。
其实，人们凭着直觉，已意识到了“意志力”的存在。所以，中国历史上有“狗急跳墙”、“穷寇勿追”、“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的说法。古今中外有许多成功范例，是通过这种力量的运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
秦末的楚霸王项羽以破釜沉舟的策略，激发了士兵的士气，打败了处于优势的秦军。公元前55年，凯撒大帝率领着他的罗马军团横渡英吉利海峡，去攻打今天叫英格兰的地方，他也把渡船全部烧毁，自绝退路。他的军队就只能前进并取得胜利，结果也真就是如此。世界最大的连锁超市沃尔玛的老板山姆在初期的发展中，也是通过员工激励，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精神力量的使用上，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地。在战争年代里通过“把支部建在连上”、“做政治思想工作”、“忆苦思甜吐苦水”等一系列的创举，激发起战士们的高昂斗志，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作战，打败了强大的敌人。
那么，在我们人生追求中，又能以何种方式去释放出这种力量，借助它来实现我们的追求呢？我前面提出了“三个必要条件”，就是为了激发出我们精神意志的力量，以实现我们的追求。
但要强调的是，意志的力量原来就存在于精神意识中。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以人为的方式去激发它，以获得这种力量，为我所用——就像在核裂变过程那样，用中子去冲击原子核，从而释放出内在的能量一样。
3.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
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
有一天，我与老乡们在水稻田里耘苗，远远看到村前山路上走来两位陌生人，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我们观察着，他们走进了村子，与在村口玩耍的孩子们指手画脚地说些什么。一会儿，春莲跑了过来，一边喊着：“小刘，有人找你！”
我踏上了田埂，把脚在水田里甩了两下，洗去了粘在脚上的淤泥，就踩着赤脚向那两个人迎了上去。 高个子笑着迎上来，自我介绍说他姓李，那个年轻些的姓张。他们是江西拖拉机厂的干部，现是下放知青的带队干部。这我已听说过了，江拖是江西的大企业，在山前公社林场设立了一个知青点，专门安置工厂职工的子弟，还在那里建起了拖拉机修配厂和农副产品加工坊等，这些都有利于地方的发展。
他俩从公社知青办的老萧处获知了我，就从公社林场步行十八里路，特地来找我。我邀他们在村前大树下就坐，并用竹筒勺子给他们各舀了一碗清凉的井水。他们大口地喝着，天太热，走长路最容易渴。我们聊得很愉快。
他们是来了解我们上海知青的情况，并想通过我们的事例，对那些刚从南昌下来的知青们进行一场思想教育。我同意了。他们下星期一将步行过来，自带干粮，当天往返。老李特别强调，不需要招待，只要提供凉水就可以了。
到了那一天，老李和老张带领着一个上百号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我们这个小村，他们大多是高中毕业生，年龄应在十八九岁，看起来是那么地年轻、单纯、天真烂漫，就像春天的太阳，我也为他们的欢乐所感染。他们对农村的一切都表示出极大兴趣，问这问那的，有些问题在农村人听起来会觉得很幼稚。他们太可爱了！
最后他们在村前的空地上席地而坐，老李说了几句，简单地介绍了我，然后请我讲话。我站在他们面前，突然想到，我刚从上海下放到农村时，尚不到十八岁，难道我那时看起来，也是这样年轻单纯吗？想到这里，心里就隐隐作痛，一种难言的悲凉之意涌上了喉咙。 我轻咳了一下，压抑住情感，开始讲话了。我首先介绍了其他几个上海知青：小沈、小汤、小宋和小韩。小宋是大队代销店售货员，小韩是大队民办学校老师，她们实际上已离开了这里，我请她们过来是为增加阵容。 我先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劳动是严酷的，但是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接着，我回顾了下乡历程，从上海大城市来到江西农村，从柏油马路走到田间小路，从白面书生到普通农民，这是个艰辛的过程，但也是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的必经之路。我也谈了理想、目标、奋斗等，都是一些慷慨激昂的话。
那些年轻人坐在地上，仰着头听我说话，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的虔诚，他们被打动了。 在讲话结束后，我又带着他们参观了我们知青的生活环境和生产队的田地。最后，在送他们上路时，我又特意带着他们经过了村前山上的整片杉树林，那是我们到麾石村那一年亲手栽下的。那时种下的杉树苗，已长成一人多高的小树了，绿油油的很喜人。
是啊，这已是我在农村的第七个年头了，可还是前途渺茫。
屡受挫折的大学梦
我的目标是上大学，但却一直无法实现梦想，因为政治条件不过硬。在前两次招生时，我被推荐上去，却在政治审查时刷下来了。在那个年代里，所谓政治条件，主要指家庭出身，即父母亲的政治面貌。 我父亲是教师。那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那虽不是“红五类”，但也不是最坏的“黑五类”。但我家还有“海外关系”，我大伯住在香港。因为是境外的亲戚，国内的人事部门就无法调查证实，那就具有可疑性，所以是“政治污点”。我大伯任香港国华银行副总经理，那是中国驻外机构，他算起来也是中国驻外机构的雇员，这应不同于一般的海外关系呀？我多次申诉，但从没有得到过正面的答复。 这在今天听起来，也许是荒唐的。可那个年代，政治决定一切，也直接影响到个人前途。我出身不好，为了改变命运，就要加入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只要我是党员，在政治上也就及格了。可正因为出身不好的“政治污点”，我入党也就更不容易，就要有更好的表现。 我想入党，就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大队的谢书记是个忠厚人，对我们上海知青一直很照顾，他也很支持我。入党的程序是先填写入党申请书，由大队党支部讨论通过后，再上报公社，只有当公社党委批准后才算正式入党。 那天，我与谢书记约了，晚上去见他——他极其关心我的入党进程，希望我的申请能尽早被大队通过。他邀我去他家吃晚饭。我就给他的小孩带去了一袋上海的大白兔奶糖，这在农村也是个稀罕物。 吃了饭后，我们就聊起天来。书记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他肯定了我的表现，说我有良好的群众基础，麾石村的人们对我反映很好，有口皆碑。 后来，他拿出了一个牛皮纸袋，递给了我。我看了才知道那是我的个人档案袋。那是对个人保密的材料，这也体现了他对我的信任。 在中国，每人都有个人档案袋，与他生命同时存在，终身保存。这一档案由单位的人事部门管理，当此人调到另一单位，也跟着转过去。里面记录着人生主要经历，社会关系，政治身份，也记录着在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的评定。在那个年代，这个档案袋的重要性不亚于肉体生命，也记录了很多的冤假错案——上海知青的档案是由公社党委保存的，但大队党支部为讨论我的入党申请，就从公社借来了我的档案，但我那时并不知道。 我拿着我的档案袋，双手微微颤抖。这东西极其神秘，尽管我从未见过，却一直在主宰着我的命运。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档案袋，取出里面的材料翻阅起来…… 其实，我的档案简单，因为我很年轻，又是在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我个人材料包括小学、中学的学习纪录和成绩单，父、母、弟、姐、妹的社会关系等。而我急切地寻找父母的政治情况部分，父亲的政治结论一栏寥寥几句，是用黑色的墨水写的：
父亲刘□，一九四八年从台湾返回，有敌特嫌疑，有海外关系，他兄长刘□，现住香港，据其自称是在我政府驻外银行机构工作。
那真是触目惊心啊！我当时的感觉，犹如当头一棒，眼前只冒金星，只觉得天昏地暗，那是一种突如其来的震惊，是我从未感受过的——那一瞬间，我却想到，我小学作文中曾用过这样的形容词（奇怪，我居然还会有这种念头，而且至今仍然记得），不过那是抄袭来的。因为没有亲身的体验，就以为那种描写是艺术夸张。可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过去之所以没有体验，只是因为尚未真正到达伤心处。 谢书记也许注意到我极度惊恐的表情，安慰我，说不要紧，我的表现是所有群众肯定的。他这么说，也许为宽我的心，也许因为他文化程度低，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可我很清楚，“敌特嫌疑”是个没有结论的结论呀，这才是最可怕的。有这样的一个政治鉴定，我是没有前途了。 在那惊骇之余，一下子，我似乎什么都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家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为什么在中学时，我报名去黑龙江军垦农场，强烈要求却被拒绝；为什么我数次被推荐上大学，都在政审时被否决；为什么我表现积极，入党申请却迟迟批不下来。一直以为因我不是“红五类”，那时才知道我父亲还有如此严重的“政治污点”。
不记得那天晚上是怎么回到家的。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没睡，凌晨时迷迷糊糊入睡了，可又在噩梦中惊醒，首先跳入脑海的是“敌特嫌疑”几个大字。我真希望那只是一个梦啊！ 我欲哭无泪。天哪，我倒底该怎么办呀？我想到了放弃。算了吧，我为什么要苦苦挣扎，与自己的命运抗争呢？为什么要继续地做无用功？还不如像其他上海知青那样，回上海去吧。 我感到绝望了，我在绝望的痛苦中思索了好几天，后来就逐渐地冷静下来了。我反复地询问自己：①是否已经尽了最大努力？②理想是否已经完全破灭？ 那时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我想到，我出身固然不好，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了。我已担任生产队长，这是重要的一步。我是上海知青中的佼佼者，应以此为基础，作出不平凡的业绩，以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 在那年代的政治术语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专指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而“典型”则是指他们中那些表现好，从而背叛了自己的“出身阶级”的榜样。那个时代极其看重家庭出身，但也为政治上需要，树立一些这样的典型。 当然这种典型是少之又少，可我对自己说，即使只有一个这样的“典型”，我就还有机会，我就要成这个“典型”。只要我入了党，也就有了新的人生。 只要希望尚未全部破灭，那我就要以十倍的勇气，百倍的努力，继续奋斗。当时，我是这样勉励自己：“今天我在为前途而竭尽全力，我也许不能如愿以偿，也许最后无法实现目标，但临终前我也可以告慰自己：我因为时运不佳、能力不够，才没有成功——但已尽力了，我死而无憾。” 我决定继续留在农村，我还要努力。同时我也去信家里，告诉他们我刚了解的情况。起先，我以为他们早已知道，只是觉得不便于告诉我。从回信中才获知，连我父亲也根本不知道这一组织结论。 事情就是这么荒唐，如此严重的政治结论，本人却丝毫不知。既然把他视为危险的政治人物，却又不作进一步审查，以消除这一政治隐患。他就这样地背了二十多年的政治黑锅，直到我了解到此事。 按说，我父亲的历史也不复杂，他1947年重庆大学毕业后，就去台湾高雄的石油炼油厂工作。当时中国大陆处于内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他在台湾感觉到当地人对大陆人的憎恨，认为台湾没有前途，就决定返回中国大陆了——可那时的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呀！后来，我知道还是因为我的大伯。他与一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同名同姓，结果就张冠李戴地被怀疑上了。就这样地，我父亲就有了这“莫须有”的罪名。 我父亲后来找了学校系党支部黄书记汇报，大意是自己过了这大半辈子，也差不多了，已无所求，但不能因为个人历史而影响小孩的前途。他反映了我的处境，请求上级能调查他的历史，并给予一个政治结论。上级同意这个要求，就开始了组织调查。 ——这个政治调查持续了近两年，最后终于推翻了原政治结论，我父亲上级也以公函形式通知了山前公社党委。但此时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文革”已经结束，已经恢复大学高考制度，大学招生是择优录取，而我是通过了高考而上大学的。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一切为了改变命运
那个时候，我仍在奋斗之中。但我终于明白了：光表现好是不够的，我必须有特殊贡献，我要在领导农业生产中作出不平凡的业绩。只有这样，我才有希望入党，只要能入党，也就能把这一局死棋走活。 我在农业生产上是一把好手了，耕、耙、犁都会了，挑担、推车都不比当地农民差，插秧更是一把快手。但这已不够了，我还要进一步掌握农业知识。 我就向贵修老头学习，他在村里年纪最大，也是本村人，不仅熟悉二十四节气等相关的农业知识，而且对当地的田地资源情况最了解。我常请贵修喝酒，虚心请教。一个上海知青，这么尊重他，他很有面子，也乐意传授经验。我们结下了友谊。 在生产队中，农民的劳动力和劳动技术决定他们工分的底分，所以他们要掌握技术活，但他们不是都很懂农业生产知识，因为生产队干部负责生产的组织与计划，他们才必须知道农业知识。 还有那些年纪大的农民，在集体化前是单干务农，所以还懂得农业知识。贵修就是这样的老农。由于他的认真传授，再加我的虚心学习，我开始比一般农民更懂行，也很了解当地水土情况。总之，我成为了一个比庄稼人更庄稼人的庄稼人。 我还一头扎进了科学种田的研究。上海的家人给我寄来了一些农业书籍。我白天在田头劳动，晚上收工后钻进蚊帐，凑在煤油灯下阅读。我是带着问题学习的，比如到了禾苗生产期，那是水稻最受昆虫威胁的时期，我就对照书本，研究各种昆虫的习性和防治方式。我也常在收工后，到田间去研究禾苗生长情况。很快地，我成为了当地颇有名气的农业小专家。 我虽然是生产队长，可一些农民起先并不重视我。在农务上有不同意见时，他们会说：“伢子啊，话到种田，你懂得几多哦？（孩子啊，说到种田，你到底懂多少啊！）”这是开玩笑，我也不介意。但不久，他们就对我刮目相看了。
我担任生产队长后，又到了春插季节。我们那里种植双季稻，春插的质量对早稻的收成影响很大，而早稻产量又占水稻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多，所以春插工作的完成对全年总收成举足轻重。我要有所作为，这是个关键的时刻。 当时农村在推广“合理密植”，也就是在插秧时，秧苗兜的行距要比传统的方式更密
每兜也要放更多根的秧苗。流行观点认为，田地若是肥沃，可以适当密植，因为土壤中的养分足够支持更多的禾苗。但田地贫，秧苗兜的距离就应该稀一些，因为土壤没有足够的养分。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田地若是肥沃，田里的禾苗会自己发兜（即抽条，长出多支苗来），最后结出更多的稻穗；可田地若是贫瘠
秧苗无法发兜，只能靠插下的秧苗长大后结稻穗。所以，贫瘠的田地就更是该合理密植。 当时尽管在推广合理密植。但在偏僻的山村地区，山高皇帝远，上面的政策很难有效地落实下来。我们村属田地贫瘠地区，就应该合理密植，但农民受保守传统影响，一直在私下抵制着。 我当生产队长后，就钻研起水稻种植技术。最后我得出结论，以我们的客观条件，合理密植才是提高产量的最有效途径，所以一定要推广下去。我召开了全村农民会议，宣传了合理密植的科学原理，并强调了落实。我也规定了惩罚性措施，插秧若达不到标准密度，就扣一天的工分。 在春插开始后，我发现插秧还是没达到密度标准。我若在场，大家都会顺从，可我若不在，却又是按惯例行事。刑不罚众，我又不能扣所有人的工分。最后我终于发现了，是贵修老头在作怪，他时常发牢骚，与我唱对台戏，而他又有威信，大家都听他的——他暗地在与我较劲。
我必须有个对策。要行之有效，就得杀鸡儆猴，我在暗中留神着。一天终于有个机会，我发现贵修领头插秧的那块田整个密度都不合标准，就跳上田埂怒气冲天，指着他破口大骂，又粗暴地把他拉上田头，推搡着，摆出一副要揍他的模样。自从前次在马家集打架后，老乡中已有我武功异常的传说，对我都心存一分敬畏。我又威胁要把他捆到大队部去。此时，可怜的贵修已吓得脸色发白，众乡亲们都为他求情，并承诺大家都会按标准插秧，我才骂骂咧咧地收了场，但还是扣了他一天的工分。 这一招还真灵。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作怪了。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春插工作，在完成的质量和进度上都得到了好评。 ——在2004年夏，我出国二十年后第一次去了当年下乡的农村，但贵修早已过世了。当回想起往事，我心情极其复杂：那到底是粗蛮霸道、忘恩负义，还是勇于坚持真理；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急功近利，还是在为改造农村的落后不遗余力？这些问题，甚至在今天，我也无法回答。但那是一个人性被扭曲的时代，很难以今天的价值观再去衡量过去了的历史。 在农忙接近尾声时，一件似乎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却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处境。公社党委袁副书记，一次在下乡检查工作时路过我们村，看到大家在插秧，就下田一起干起活来。收工后，我们知青们就邀他一起吃晚饭。那个年代，吃的也就是粗茶淡饭。在饭桌上闲谈时，其他知青谈到了我与贵修老头的冲突，袁书记听后马上很有兴趣
把此事作为了上海知青坚持科学种田，与农村保守势力作斗争的典型例子。后来，公社还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宣传和表扬。 那一年，我们队的早稻大丰收。农民咋也不明白，为什么从庄稼长势看，与往年差不多，可稻谷实际产量就是要多得多。那年我们春稻的收成超过了往年二季水稻的总产量，达到了“一季超全年”的目标。任何一个生产队，能达到这一点，都是了不起的成绩，而这发生在一个由上海知青当生产队长的地方，就更是一个奇迹。这样，我就成为了公社的先进典型，还成为县知青先进代表。 农民是最务实的，他们相信亲眼看到的，就对我信服了。自那以后，我的工作就顺利很多了。
哪里是我的出路啊
又到了每年一度的大学招生阶段，我又被推荐上去了。这一次，我的希望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大，可我的政治条件还不够硬，也就是说，我还不是共产党员。那么，我在政治审查时还是可能被卡。 所以，我在迫切地等待，等待着即将召开的公社党委会议的结果。那次会议将审批一批入党申请书，其中也包括我的。这已是我第二次提出申请了。前次，我的入党申请在大队党支部通过，却没有被公社批准。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我已是上海知青的典型，已很出名了。我觉得公社党委应该会批准我的入党申请。 如果我入了党，那政治条件就完全改变。我是知青生产队长，表现突出，还是党员身份，那就会被大学录取。那么，梦想就会成为现实。一下子，我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几乎陶醉了。
党委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得到了消息。我们大队报上去的五个入党申请人，有四个被批准，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而那个未被批准的就是我。尽管我的表现突出，尽管很多干部都知道我，但在讨论中还是出现了不同意见。最后的决定是“再考验考验”，我又被否决。我真是太失望了。 不久，大学招生的结果也宣布了，我又落选了，还是卡在政治审查这一关。 那一年，是莲塘大队的上海知青小胡被大学录取。她初下农村时，属于那种吊儿郎当的，常来我们大队找小宦和小毛玩，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很不以为然，觉得那与农村环境太格格不入了，因为我们是来经受锻炼的。 可在一年前，她一反常态，积极上进，在劳动中也吃苦耐劳，得到群众的好评。她的入党申请是与我同批报上去的，可她被批准了。大学招生她也被推荐上去，并被录取。她就要回上海去上大学。 我感到屈辱、痛苦，我太悲愤了——世道为什么如此不公平，难道这一切都是上天故意安排吗？我只想发泄。我一个人跑到了村后山丛中仰天长啸。 《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他临死前大叫：“既生瑜，何生亮?”我也对天呐喊：“老天哪，你既不让我上学，何必又三番五次给我机会，然后再是希望破灭后的绝望，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我在农村已多年了，可回顾整个历程，就好像在长途跋涉后，却又重新回到了原点。我们刚下乡时的政治口号是“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仅把下乡作为锻炼的机会。可此时却在提倡“到农村去滚一生泥巴”，一字之差，其含义却是天壤之别。 我变得悲观了，我也许将老死他乡，这一偏僻乡村也许将成为我最后的归宿地。
一天
大队部派了个农民来通知我，说接到上级电话通知，要我马上去县里参加身体检查。具体情况不详。我赶到县知青办公室，才大致了解情况。 县制革厂有一个招工指标，直接下到了我们大队，指明要我去参加招工体检。我很感激——可我至今仍不了解其中细节。不过我已听说了，县知青办也知道我，一个上海知青
下放在偏僻的西塘大队，表现很突出，却因复杂的家庭出身，无法上调。 可是，我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上大学。我表示了感谢，可我又说，我愿意继续在农村锻炼。也许有人会觉得我太不识抬举，因为对于其他人，这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了。 那次招工事件后，我们大队其他上海知青就对我有意见了，认为我浪费了一个招工名额。那时，多数人已没有奢望了，他们只想有一份拿工资的工作。可那样的机会，在江西就太少了。希望渐渐地破灭，很多上海知青干脆就不再回来，还有少数就在当地结婚落户了。 仍然坚持在农村的是少数，而像我这样的就更是少了——即使在人生最低点，还是好高骛远，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梦。
列车终于开出隧道
现在我是商学教授了，近年来回国，也常给一些公司讲授管理的课程。有次给深圳一大型零售企业上课时，谈到了员工激励，我是这么说的： 零售企业多半是简单、重复、枯燥的体力劳动。而且，这一行业高度竞争，公司也无法提供很好的薪水和福利。那么，如何留住人才，怎样才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最有效方式是给予他们目标和希望。要通过教育，让他们把企业的前途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公司的高速成长也带来员工成长的空间，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快的晋升机会。
其次，要使他们相信，个人目标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达到的。在战场上，如何使士兵勇往直前，战死沙场而不惧？靠的是赏罚分明。在商场上，如何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靠的是完善的考核制度和以业绩为基础的晋升制度。 多数人只要能够看到未来，只要觉得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就会有积极性，就能全力以赴，就可以为了将来而忍受今天的艰辛，甚至放弃眼前的利益。 切记，一个企业能在竞争中取胜，靠的是一群愿为企业拼命的员工，所以绝不要搞任人唯亲。要以企业的生存发展为重啊！
我这番话是肺腑之言，来自亲身的体会，是经历的总结。在农村的九年漫长岁月中，我经受了生活的困苦和劳动的艰辛，体验了灵和肉的折磨，可我都挺过来了。我能够顽强不懈，因为有目标，并相信目标能通过努力而实现。 可到后来，在已适应了农村生活后，我反而觉得难以承受了，因为信心开始动摇，因为前途变得渺茫。那才是心灵上的煎熬啊！
“哀莫大于心死”，那是我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日子。人若看不到希望，精神上也会变得软弱。我历历在目的，是一次送公粮的经历，那时我深刻体会到意识对感觉的巨大影响。 农村的每个生产队都要向政府交公粮，那年我们队是以蕃薯抵公粮。我们把成麻袋的蕃薯装上了拖拉机，拉到了临江镇公粮站，押车的是我与村里两个农民。可到那里后，才发现营业时间已过，公粮站关门了。货是不可能再拉回去了，只能卸下所有的麻袋包，堆在粮站前的空地上，要到第二天开门时才能再交粮。 这样地，就需要一个人留在这里看守，他俩脸上露出了难色，我就让他们先回去，自己留下来守夜。 事先没有想到要在外过夜，我都没有带行李。可那已是11月底，气温很低了，到了夜里更是冷气嗖嗖。我从麻袋堆中拔出一袋蕃薯，挪出了一人大的空间，我钻进去后，再拖过一袋蕃薯把洞口盖住了。在里面，我在地上垫下一个麻袋片，躺上去后，在身上盖上一个麻袋片，就这么睡了。 起先也不是很舒服，但我很快就入睡了，而且睡得很熟，搬了一天的货，人太累了。我一直睡到天亮后才醒来，那一刻的感觉还不错。 可是，当我推开顶上的麻袋，从洞里爬出来，展望四周时，我呆住了：哇，昨夜好大的霜啊！地上、树上、屋顶上、麻袋堆上，全部是白花花的。 在那一刻，我感到悚然，有一种冷若冰霜、寒气逼心的感觉。那是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真是“千里冰霜脚下寒”。但这种感觉，在我没有爬出来看到外面时，却是没有的。为什么呢？
——突然间，我明白了，那其实也就是我农村经历的体验：我不了解自己的档案时，就觉的有希望，再苦也可以挺过去。可当我开始觉得前途暗淡，没有希望，就变得脆弱了。那样的日子才难熬啊！那样的生活才是苦海无边，那么地活着就如同行尸走肉了。 每天，我还是出工走在前，收工走在后，还是与乡下人打成一片。因为我习惯了那种生活，已形成了一种惯性，就有如火车进入了高速行驶状态，即使没有牵引力，仍然保持着匀速前进。我已经麻木了。 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976年。那年的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不久“四人帮”就垮台了。终于，历史列车开出了长长的隧道，又重见光明了。本来我几乎是万念俱灭了，心几乎是干枯了，可这时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我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大通知：中国将恢复大学高考招生制度。我是难以抑制的兴奋，几乎一夜都没睡着觉。这一政策的重大改变，意义是局外人很难理解的——它实质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把翻过去的天又重新翻了过来。这是翻天覆地，也改变了多少中国人的命运啊！ 我看到了希望，我又有了目标。我重新激发起了勇气和力量，要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最后冲刺。 可是，多数上海知青已没有那种激情了。他们付出了青春的代价，在农村滞留多年后，唯一的愿望是回上海，“回家”是压倒一切的生理本能。那时流行说法是：“只要能回上海，即使扫马路、倒马桶，也甘心情愿。”人们会认为那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作，可上海知青的人生需求也已降到了最低点啊！ 最后，知青大军返回上海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在“文革”中一百多万上海知青去了农村和边疆地区，这一运动几乎触及到上海的每个社会角落，波及到每一居民家庭。下乡知青的境遇在群众中引起广泛同情，他们的安置也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最后，上海市政府终于有了新的政策，允许上海知青回城。也就是说，他们只要仍在农村，就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上海户口，在那个年代，就是无价之宝啊！绝大多数知青朋友都是借这个政策重返上海的。 ——但他们后来的境遇大都不是很好。那是生不逢时的一代人：在“文革”中，遇上了上山下乡运动，去了农村；“文革”结束后，又因学历太低，无法有较好的就业机会；在今天体制改革中，又首当其冲地承受了下岗的压力。真是差了一步，步步都差啊！也有考上大学，从而改变了命运的，可那毕竟是极少数呀！他们中许多人的现况，我感到痛心——在这一大变革、大动荡中，他们是社会代价的主要承受者。
人生难得几回搏
而那时，我正在全力以赴，为大学高考作准备。我以容国团为自己的精神榜样。他是中国早年的乒乓球运动员，在1964年世界杯乒乓球比赛中获得了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今天，中国已成为体育大国，在历次国际体育比赛中，总有中国运动员赢得金牌和冠军。由于这样的体育健儿太多了，逐渐地，人们已无法记住他们的所有名字。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容国团，因为他是第一个为中国赢得这样荣誉的运动员。 其实，容国团在技术和身体素质上，与那些外国的乒乓名将相比，处于劣势。他靠的是精神。在那关键时刻，他激发出了激情豪言：“——现在就是搏的时候了”，过五关斩六将而取得了最后胜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他将永远载入史册。 我知道，那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关头，也是“搏”的时候。容国团是我的精神支柱，激励着我不断地去冲刺。我夜以继日，常常在煤油灯下学习到天亮。睡眠已成为最大的奢侈品了，那个时间已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有时实在是困得难受，就用冷水洗脸、冲澡。再到后来，这也都没有效果了。
我想起了乡下的一种习俗：当某人快要离世、而他亲人却尚未到达时，为了在生死离别之际能见上最后一面，旁人就用手指掐住他的“人中”（在鼻子和上嘴唇之间的穴道），以此挽留住那垂死的生命。想来这个穴道的刺激性很大，应也可以提神。我就试着用手指甲掐自己的人中，又酸又痛，人却清醒了，效果真的很好。我也为此发明而颇为自得——相比较，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精神固然可嘉，却是愚蠢之举。 我报考了理工科专业，要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我上学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就要靠自学来提高了。其中，政治和语文都好一些，因为在实际生活中都有提高，数学、物理也曾自学了一部分，而最头痛的是化学。我从未上过化学课，没有一点概念，完全就得自学，可那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我在阅读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可就是不得要领。 我万分焦虑，灰心到几乎要放弃。
可家中来信说：决不能放弃化学，起码要拿到基本分数，否则很难靠其他科目的分数来弥补，要着重于理解基本原理。 那个年代并没有今天这么多的高考辅导材料。我父亲寄来的学习辅导材料，是手抄本，是他抽时间整理出来的，概括了中学化学的精要，包括化学元素表、基本定理和公式等。这些都是极其珍贵的，可以想象，其中包含着我父亲多少的心血啊！我万分感动。 我在化学的苦海里挣扎着，感到绝望，但没有放弃。回想起来，那一阶段我学习似乎没有进步，实际上是在积累，是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终于，到了那么一天，我突然地就悟通了，那瞬间就觉得什么都能理解了。那种感觉真是奇妙，简直不可思议！那一刻，我沉浸在狂喜之中，我有了信心。
从那天起，我的化学知识就开始与日俱增了，那时才发现中学化学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高考日期越来越近了，我迫切地盼望着，不是因为我准备就绪，而是我被紧张的学习折磨得痛苦不堪，身心已疲惫到了极点。我暗暗希望这一苦刑的早日结束。 我和小沈是到临江中学参加高考的。我俩在临考前一天出发，搭拖拉机到了临江镇，在街上一个小旅店住下，又找了家饭店吃饭。我们叫了一盘大蒜炒肉片，美美地吃了一顿。大战将临，我们是不会对自己吝啬的，而且也需要让紧张的大脑放松一下。 我还有“杀手锏”。家里知道我在高考复习中体力消耗很大，在寄来的信件中夹了一些人参片，如指甲盖那么大小，切成薄薄的片，一起约有个七八片。我妈妈说，不需要煮或炖——她知道我也没有时间，就是放在嘴里咬碎后再吞下去即可。在那个年代，这些人参片是很贵重的，使我又感觉到了家庭的温暖——后来我去了美国，曾去威斯康星州北部的农场买花旗参，那一买就是几十磅了，可它远无法与当年的那些人参片的精神价值相比较。 那是我力量的源泉。
我算好了天数，从临近考试日开始每天服用一片，到考完最后一科那一天，我也正好吃完了最后一片人参。我想到，早上空腹的时候，胃的吸收能力应该是最强的，所以我一早起来，先把一片人参片含在嘴里，细细嚼碎，吞下去后，再用清水漱口，把嘴巴里的残渣全部都带到肚子里去，一点也不浪费。不管这人参片的实际效果如何，起码增加了我的信心。 三天紧张的考试终于过去了。我走出考场时，自我感觉不是很好。我碰上了我们公社的老蔡，他是上海66届高中生，也就是说，他在“文革”前已全部完成了高中的教育。他显得信心十足，说这些考试题目太简单了。我听后，心中更是沉甸甸的。 当然，我也有出乎意料的喜悦。考化学时，我居然做完了所有题目，而且相当有把握。无论如何，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接下来就是等待发榜。我已作了最坏打算，也许不行，那就等下一年再重新来过。 我在焦急地等待着，心中更是忐忑不安。 终于等来了考试结果通知，我五门课程的总考分为359分，并不是很好。其中有我失望的，语文才考了65分，我原指望在这门考试上多抓些分数；但也有意外的惊喜，化学分数竟是92分，是我所有成绩中最高的，这连我也没有想到。当然那一年的化学高考题目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1978年江西理工科高考的总分录取线是340分，我359的总分就已经上线了，也就是说，我将会为某一所大学录取。我很想去上海上大学，可根据我的成绩，可能性不会很大。不管怎样，我还要继续等待……
好高骛远的境界
今天回顾往事，我自己都会感到惊叹，我那时为什么如此坚强，这是哪里来的力量？——目标是力量的源泉，信念是毅力的基石。只要有明确的目标，只要相信目标可以通过努力而实现，我就能经受一切艰难、困苦和挫折。
可以说，农村的九年生活，是我人生中最艰辛的阶段，也是逆境崛起的历程。我的奋斗，是以健康、青春、尊严为代价，可我最后实现了大学梦，也由此获得了人生的感悟。 为什么我能够承受那么多次的挫折、屈辱和痛苦？那么多次的冲击都使我几乎放弃：在我劳动过度大病一场以后，当我为自己的“政治污点”而震惊之余，在我多次推荐上大学被拒后……可我没有，一直坚持到最后。 今天回顾往事，我自己都会感到惊叹，我那时为什么如此坚强，这是哪里来的力量？——目标是力量的源泉，信念是毅力的基石。只要有明确的目标，只要相信目标可以通过努力而实现，我就能经受一切艰难、困苦和挫折。可是到下乡后期，在信念开始动摇时，我就感到脆弱，磨难就变得不堪忍受。 目标是人生奋斗的最根本的要素。只有目标明确，我们才能不为诱惑所动，始终保持前进的方向。当年，为了上大学，我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辛的道路——谢绝了供销站售货员的工作，放弃了县制革厂的招工指标，却去担任生产队长的重任；不去顺应上海知青回城的大潮流，却在经济落后的江西求学。 只有目标明确，我们才有持续下去的决心和动力。比如，我在坚持跑步锻炼，目标是五公里。我更习惯于跑步机上的运动，因为我跑步时身体有很强烈的不适感，要靠毅力才能坚持。若在跑步机上，我随时可以知道进展和离目标的距离，这样就比较能够坚持下去——试想一下，我们的跑步若是以感到累为止，那么很快就感到累了，就会放弃。 我们还要志向远大，只有这样才能勇于为将来而放弃眼前利益——这能使我们自觉克服人性的弱点。 今天的流行语是“跟着感觉走”，但那是错误的。人的大脑对感性事物比对理性事物更能理解，人体感官对物体的观察是“近大远小”。所以，我们肉眼看数步之遥的小平房，要比半里路外的摩天大楼体积更大。若是凭着感官的直觉作选择，我们就更倾向于短期行为，往往“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更有价值的回报。
只有认识到人性的弱点，理性和自觉地提醒自己，才有克服的意识，从而作出有利于个人发展的选择。 由于中国人比较务实，才把“好高骛远”作为一个负面含义的成语，以去挖苦那些不切实际、追求过高目标的人。 但是，我们人生就是要有“好高骛远”的精神。如此追求，你也许会身处“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境地，也许别人讥笑你“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即使你是不切实际，从而无法达到自己的最终目标，可就是在对目标的追求中，你能最大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取得原来可望不可及的成就。 而且，在下面的励志篇中，我会提到“普通人的实现法则”，从而使你相信，即使是“好高骛远”的目标，最终还是很可能实现的。 总而言之，在人生的追求中，“好高骛远”是关键，明确目标是动力，远大志向是指路灯。我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对目标的锲而不舍。我当年如果没有目标和志向，没有“好高骛远”的境界，也许就会走上另一条路，那么也许就没有机会在此讨论人生的体会了。 但是，人生光有目标不够，尚要有追求目标的勇气和力量。
4.博士，祸福相倚的求索
在敌意环境中求生
那是1986年的暑期末，一个晴朗的日子，我驾着一辆福特牌的旧车，离开了俄亥俄州的阿克朗市，沿着80号州际高速公路向东急驶。我刚刚完成了MBA（工商管理硕士的缩写）学习，去追寻我的博士梦。 我是在往宾西法尼亚州的路上。我已为宾州大学商学院录取，是去攻读国际商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我很振奋。进入了宾州的地界后，沿途都是高低起伏的山区，道路也变得盘旋弯曲，限定时速已降为每小时五十五英里，可车还是以每小时七十五英里的速度疾驶着，却仍然觉得车速太慢，不自觉地，踩着油门的右脚还在使劲。 在进入了被称之为州学城的小镇后，我才注意到我以三个小时就完成了二百多英里的行车路线。我已来过一次了，那是在我刚收到宾州大学的录取通知后。那时尚在暑假之中，整个校园显得宁静安详，我一下就喜欢上这座文化气息浓郁的大学城，向往那环境优雅的学习环境。这一次则是开学之际，马路上熙熙攘攘，到处都是暑假后返校的学生。那是一个有三万五千多学生的大学校，是美国大学的“十大”（Big Ten）之一。
我觉得我在人生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心中充满着激情，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握时机，努力学习，从而有所作为。 ——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将在那里度过六个寒暑，精神上会受到极大折磨，个人意志要面对严峻考验，这一经历也将对我的人生和思维方式产生刻骨铭心的影响。
国际商学专业设于商学院的商业后勤系。我报到那天，先去见了系主任巴考斯基教授。他是铁路运输管理学的著名学者，一个高高瘦瘦、行动敏捷的老头。在我的印象中，他永远是儒雅风范，西装领带，多半还穿着西装背心，对我和蔼又有耐心。我们初次见面，他就很友善，谈过几分种后，他带着我去见国际商学专业的博士指导员奈教授。那是一个看起来年轻，长得帅气的教授，他也很客气，向我介绍了情况，并作了学业的指导和安排。 在与奈教授谈话结束后，我就在国际商学的办公室，与刚结识的秘书璐比小姐聊了起来——我想多了解一些情况。
商学院有四位国际商学的专业教授，但两位教授已暂时离校：丹尼尔博士正在欧洲作访问学者，他是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克里西博士是国际金融教授，已请了一年事假，正在纽约的一家国际银行工作。其他的两位教授，一个就是我刚见过的奈博士，另一个是崔博士。 正在说话间，外面进来了一个中等个子的亚裔中年人，长着很有韩国人特征的方形脸，脸上所流露的是那种师道尊严的傲然。 璐比小姐马上说：“这就是崔教授。” 我已通过学校资料对他有一些了解，他是国际商业的主要教授之一，早年毕业于韩国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后，就一直在宾州大学任教了。 我那瞬间的感觉，如同他乡遇故知。我恭敬地站起来，先自我介绍，又对他表示了仰慕之意：“崔教授是我们亚洲人中的佼佼者。由于东、西方在文化和语言上的极大差别，亚洲人走商科的学术道路不容易，您能够这样在学术界崛起，是我学习的榜样，希望崔教授今后多多指教。”
“不要说这些，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就喜欢拉关系，我不吃这一套。”崔教授不客气地说，他的脸平淡得连肌肉也没有抽动一下，“不要指望我会因为你是亚裔学生，就会特殊照顾，我是一视同仁，对所有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 当时的我，真有一种拍马屁却给马踢了的感觉，但还是毕恭毕敬地聆听着他的教诲。 可是，我也颇感意外，因为这是美国。我们若观察美国现代文化，就不能不注意到它那种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强烈色彩。是因为农奴制和种族歧视的过去，是因为祖上作的孽，才有今天美国的负罪感，也才形成那种矫枉过正的社会倾向。美国社会对偏见和歧视极为敏感，即使那只是属于苗头现象。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在聊天时，经常会谈论，说河南人怎么怎么地，上海人怎么怎么地…… 这种说法，在美国社会，特别是在有教养的美国人中，是很少听到的。因为把人按类分别，建立标准，这本身就是成见（Stereotype）和偏见（Prejudice）。我并不是说美国人没有成见和偏见，只是说，他们即使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轻易地表露出来，因为这反而显得自己教养不够。这不能算虚伪，而是在特定文化下的社会行为规范。 所以，当我听到崔教授把中国人定型为“喜欢拉关系”——不管对与不对，就觉得很意外，这种一概而论不符合美国的主流文化。而且，我们初次见面，他就已表现出那种毫不掩饰的敌意，这更使我感到吃惊。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美国教授，他们有好有坏，但起码在表面上很客气。这使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以后，我对崔教授更了解了，知道他完全把自己看成美国人了——尽管他说英语带有明显的韩国口音，而且他表现出的那种强烈偏见也是美国人中少有的。
弱者的抗争
过了不久，我又遇到了另一国际商学博士研究生徐宁，一个挺秀气漂亮的中国女孩子，思路敏捷，善于谈吐，看起来就是女强人类型。她毕业于北京经贸大学，在一所美国大学拿到MBA学位后就来读博士了，她已入学两年了。都是中国人嘛，初次见面就感到亲近，而且她为人很热情，给了我很多积极的建议。我们很谈得来。
那时我人生地不熟，就急切希望能从徐宁处了解情况，她也很乐意地向我作起介绍。听起来，总的评论还是不错的。但当谈到崔教授，徐宁就表露出极大的不满。他自负、固执，有极度偏见，而且对她进行种种刁难。 有些事情乍听起来都是难以置信，但我已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了。我告诉了徐宁我与崔教授的初次接触，她告诫我要小心，说崔教授敌视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那次谈话后，她又多次向我倾诉。她与崔教授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后她忍无可忍了，正式向商学院领导提出投诉——她指控崔教授歧视女性、对她不公正的待遇。她说崔教授由于历史原因（指朝鲜战争中，韩国与中国是交战国），特别歧视中国学生。 在她提交正式投诉后，商学院就成立了一个由行政、教师和学生代表共同组成的仲裁委员会，此委员会将举行听证会，在听取原告、被告和第三者证人的证词后，要作出裁决。徐宁把我也列为证人之一，我所要谈的就是我与崔教授的第一次见面，以此证明他始终一贯地歧视中国学生。 那个学期，我正在修崔教授的一门课。一天下课后，他要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去了，他见到我，就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两份学期报告，递到我面前。我拿起来一看，是两份内容完全相同的报告，作者署名都是徐宁，但一个封面上注明是崔教授的课程作业，而另一个上则是奈教授的课程作业。
“徐宁投机取巧，把同一报告当做两门课的作业，这就是学术不诚实，”他洋洋得意，“居然还要控告我，现在证据确凿，她已是本性暴露无遗了。”至于他与徐宁的冲突，他说，根源是中、西方文化差异——徐宁是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把对她学术的批评看成是人身攻击，这是他在反驳徐的指控时一再强调的。接着，他又告诫我，在学习上不能像徐宁那样取巧。 崔教授话头一转，又提到了另一中国学生孙小彬。他主动向我解释，为什么孙上学期在他课上只拿到C的成绩。他说：孙之所以得到这个成绩，主要是他的程度太差了。 孙也来自中国大陆，我的朋友，是营销学专业的博士生。但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我猜想，他以为我已知道此事，才主动提起解释，以说明他没有歧视中国学生。其实我在此之前，只知道孙修了崔教授的课，也知道他对崔的不满，可并不知道他得到的成绩。
可是，当崔教授向我透露孙的成绩，那就是对学生隐私权的侵犯，是严重违犯了学校的政策——其实，孙小彬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我们后来一起修过国际营销学的课，发现他学术上很出色，他后来在事业上也是极为成功的。 最后，崔教授又一反过去对我的冷漠和敌视，表现出极度的关心。他亲切和蔼地告诉我，今后在学习上有问题，可以尽管去找他，只要我认真，努力，他一定尽力帮助我完成学业。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几乎是感激涕零了。 我当然明白，他在拉拢我。但他已达到目的了，因为我也有私心，要保护自己。那次谈话后，我就没有出席听证会。我没有勇气和盘托出我们首次见面的对话和我对他的看法。 事后不久，徐宁被迫离开了宾州大学，仲裁程序也以她撤回投诉书而结束。我最后一次与她见面时，她脸色苍白，似乎憔悴苍老了很多，可还是显得很坚强。对于徐宁，我深深感到内疚。我太软弱了，在关键时刻没有提供她所急需的支持。 会计系的玛克奈尔教授也是仲裁委员会成员之一。是我后来修她课时，她偶然提到这一事件，她相信徐宁的指控。起初，我以为她在感情上站在徐宁一边，是出于女人对女人的惺惺相惜。可我后来又有机会与商学院副院长谈到此事。他主持了徐宁投诉崔教授的听证会。他也觉得徐宁的指控可信，但因为有不利于她的证据，听证会的决定将不会支持她。在此情况下，他就建议徐宁撤回了投诉书。
——美国高等学府实行教授治校(Governance by faculty)，在那种自下而上的教育制度中，教授拥有极大的自主权，行政无权干预学术。在学术自由的名义下，老师按自己的意思决定教学内容，课本采用、考试形式和内容，也按自己的标准评定成绩。当我还是研究生讲师时，就已享受到任课老师所拥有的那种有很大随意性的权力了。 这样的制度有利于创造百家争鸣的教学气氛，但它缺乏一个有效的制衡机制，使得老师在师生冲突中处于绝对优势，除非学生提出不可辩驳的证据，这个制度都假设老师是正确的。所以，学生往往很难把老师告倒。 但在通常情况下，若是老师滥用职权，制度就很难充分保护学生的权利。所以，选择研究生导师是一项高风险投资。若遇到的是冷酷无情的导师，那真是给折磨得死去活来，很多年都无法毕业。 我刚进入博士项目时，就已得到前人告诫，在校园里遇上其他中国同学，若也是博士生，初次见面，轻易不要起问：“你已来几年了？”或“你还有多久毕业？”因为这可能会触及到对方的痛处，引起不快。
诚实是学术生命线
在上文中，商学院副院长提到，仲裁决定将不利于徐宁，那还是为她的学期报告之事。这在美国人来看，是违背了学术诚实（Academic Honesty）的精神。美国大学非常强调学术上的诚实，而且是把剽窃和抄袭（Plagiarism）看成是学术上的犯罪，不少人为此栽了跟头。 在我读博士的第三年，国际商业专业新进了一个台湾学生——小陈，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厚片眼镜，嘴唇也厚厚的，看起来很忠厚的样子。他是自费留学生，来攻读科学硕士学位。他刚到时，就向我询问学校情况，我也很乐意帮助他。但因为大家都是学生，忙于学习，平时见面机会也不多。硕士学习一般只需要两年时间，很快他就要毕业了。可是，就在最后的学期，他却碰到了巨大的麻烦。 在宾州大学，科学硕士的学位有二种结束方式：或是完成一篇硕士论文，或是加修额外课程和完成一学期报告，小陈选择了第二种，因为学期报告不需要答辩，可以更快完成。他赶着完成学业后回去，因为留学美国对一般的台湾学生来说也是昂贵的，而且小陈的父亲正病危，他是独子，在家庭中责任重大。
但学期报告也要有指导教授，小陈找了国际金融教授泊萨当他指导教授。后来小陈却几次向我诉说泊萨的不公平。他的学期报告是评估美国杜邦公司在台湾投资项目的环境影响。泊萨教授对此没兴趣，而是要小陈去搜集台湾股市的数据，并做数据的分析。在一次讨论中，小陈争辩，这与他的论题没有直接关系。泊萨教授沉下了脸，说：你既要我当指导教授，就得这么去做。 小陈心中不服，觉得自己是自费读书，没有理由为教授的研究课题去当廉价劳动力。他想换库马教授为指导教授，而库马也同意了——我猜想库马当时并不知道小陈先找过泊萨，但后来应该会知道。教授们会互相通气，而且他俩又都是印度人。 最后，小陈完成了学期报告，并把初稿交库马教授审阅。而库马收到报告后，就去了图书馆，按图索骥，根据报告列出的文献索引，找到所有的参考书，借回来后细细寻找，结果发现文章中摘引了原文，虽然也提到原著者的名字，却没有用引号把原文句子标出。库马也不与小陈沟通，就直接捅到系主任那里，指控小陈犯了抄袭的错误。 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事件爆发后，小陈才来问我该怎么办。他知道抄袭有错，却不明白它的致命性。我给了他一些建议，但他不愿去申诉或无法等候整个过程。那时他父亲刚去世，他要赶回台湾办理丧事，也就再没有回来了。这样地，小陈浪费了两年的光阴和留学费用，没有拿到学位就离开了学校。 2003年6月3日，美国有重大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发布了一条重要新闻：执行编辑瑞尼斯和管理编辑波伊德同时宣布辞职。
这一消息在新闻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他俩为不久前暴露出来的抄袭丑闻所累，最后引咎辞职了。那是该报记者基生?布莱尔，一个二十七岁的美国黑人，先因抄袭而辞职。但此案并未了结。在后续的内部调查中，人们发现他所完成的七十三篇报道文章中，在三十六篇之中都存在着弄虚做假、抄袭和背离事实的情况。知情者进一步指责，说他的行为得到上司的纵容和包庇，这才导致编辑上层的改组。该事件对这家有着一百三十五年历史的老牌报社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也促使整个新闻业界重新自我反省。 另一个是发生在高等学府的案例。波士顿大学大众媒体系主任约翰?许斯教授在一次给四百多名新生做报告时，引用了登载在《国民》杂志1999年11月29日期刊中的斯狄乐文章中的一段话，一共才六十四个单词，但他在引证后没有说明文章的出处。事后有个学生看到了此段话的原文，反映上去，说他剽窃。在质询下，许斯教授承认，他演讲时引用了他人的句子而没有说明出处，他的辩护理由是因时间仓促而疏忽。但这毕竟还是错误，结果他还是辞职了。 如果说，以上的麻烦始于剽窃或剽窃之嫌，那么北肯塔基大学的丑闻则属于另外一种性质。前不久，该校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斯耐德被解雇，另外两个金融学教授也被迫辞职。人们发现他们发表的文章中用了与他们过去文章中一模一样的句子。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他们从1995至2001年所发表的二十三个研究报告中存在着学术上以弄虚作假、抄袭以及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来发表新研究的做法。
——美国在学术诚实上的道德标准之高，对违反规范者的处罚之重，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长大的诸位读者所难以想象的。也许你会认为，抄袭这种事不算什么，许多人都在这么做，而且也不容易发现。请不要存有侥幸心理。这种行为，只要被抓住一次，你的学术生命就结束了，而且今天也有专门检查抄袭的电脑软件，别人真要来查你，是很容易做到的。 最后，我要给予来西方求学的中国学生一个忠告：同胞们，要警惕哪！
走上大学讲台(1)
我拿了学校的经济资助，因此要为系里提供劳务。这种工作通常有两种形式：或是研究助理，那是当教授的工作助手；或是教学助理，其实是承担教学任务。我更喜欢第二种，因为有独立工作的机会。由于情况特殊，我进入博士项目后的第二年就踏上了教学讲台。 我到宾州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在纽约度过，在中文报纸《北美日报》当工商记者，直到开学前一星期才回到学校。刚到家，就听到系主任秘书留下的电话录音，要我马上去见系主任。当天下午我就匆匆地赶到了学院办公大楼。
在系办公室遇到秘书璐比，她故作神秘，告诉了我最新消息：国际商学的三个教授，不约而同地都提出了辞呈。丹尼尔教授是去主持印第安纳大学的国际商学专业，奈教授已接受了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的教职位置，而克里西教授则去国际银行界发展。 在我读博士时，全球经济是方兴未艾，国际商学这一学术专业正在崛起，所以该领域的专业人才也就比较流动。像丹尼尔、奈、克里西这样的教授，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离去的，这对我们博士生的求学，却是极为不利的。 恰在这个时候，在我之前入学的三个博士生也都退了学：徐宁因与崔教授的冲突而离开了学校；美国学生安得鲁去一家共同基金组织做经理，他被年薪九万所吸引；还有一个印度学生要回去担任日本索尼印度分公司的财务总监。 璐比小姐还告诉我，系主任正在为我们国际商业专业的人事变动着急。因为事发突然，下学期连开国际商务课的教师都不够了。 我去见巴考斯基教授时，他显得很高兴。也正好快到下班时间了，他建议我们先去进晚餐，边吃边谈。然后他开着车，载着我去了镇上的一家意大利餐馆。 在那个时候，我只是人微言轻的研究生，却受系主任邀请，与他同坐一桌，共进晚餐，真是皇恩浩荡。我受宠若惊，不胜荣幸之至。在浏览了待者递上的菜单后，他点了龙虾套餐，而我却诚惶诚恐，只叫了一份最便宜的肉丸意大利面条。
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他需要我的支持。他要我下学期教两门《国际商学原理》的课。那是大学三年级的课程，而所谓的“下学期”也就是四天后，从下星期一开始。 我大吃一惊，到最后关头才分配给我这样的工作，实在太仓促、太艰巨了。而且，博士生通常要在修完课程、通过综合考试、进入撰写博士论文阶段时，才会承担教学工作，因为那时已积累了足够的专业知识，做论文研究在时间上又较为机动。然而，即使他们也只需每学期上一门课。 我坦白地告诉他，这太意外了。我没有讲课的经历，甚至都没有以中文母语教学的经验。我还提到了校方的规定：所有上讲台的研究生自己必须先修完教学培训课程，而我尚未完成此课程。 他说他有办法避过学校规定的限制。最后他说：“我完全信任你，你有能力胜任这两门课的教学任务。” 他是迫于形势，我也不便再推辞了——就这样地，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极其仓促的情况下，承担起了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而且我同时还需承担自己的学习压力。 ——这样的工作分配对我是困难的、也是不公平的，但系主任是出于无奈。他后来一直对我很好，在我与崔教授的冲突中，他也在职权允许的范围内，给了我力所能及的保护。我想也是因为我在重要关头为他分担了部分的压力，并且竭尽全力地完成了任务。
事实上，我要感谢系主任，他原也可以取消这两门课程，那么我也就丧失了这时势造英雄的机会。 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的第一堂课，那是一段令人汗颜的经历。《国际商学原理》是商学专业的共同课程，所以是一个大班的课。我走进了教室，站在讲台上，鼓起勇气向下面的听课学生望过去。那是一个梯型大教室，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一百多名学生，白、黑、黄，什么肤色都有。 我站在那里，两条腿在微颤着，都难以控制，教室里有冷气，可我却头冒冷汗。讲课时，我都不敢以手势做辅助，因为如果我举起手臂就露馅了，我在发抖。 我将每句话都写在纸上，而且全部都背下来了，可我还是很紧张……我为准备第一堂课，花了很多时间，内容也很充分。可我把准备好的话都讲完后，瞄了一下手表，还只花了一半的时间。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说了。我灵机一动，说，这是第一堂课，所以提早结束。 在那个学期中，我每次走在去教室路上，心中所担心的就是所准备材料若不够讲怎么办？ 第一次当老师，压力是极大的。每堂课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准备，而且往往是在前一晚上先把要教的内容弄明白，然后第二天再到课堂讲授。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做批发商的，现买现卖。有个精彩的美国式幽默：“研究生讲师和教授的差别是在于，前者的进度比学生早一个章节，而后者的进度比教学大纲晚一个章节。”（A graduate teach er is one chapter ahead of students
and a professor is one chapter behind the schedule.） 万事开头难。
有过首次教学经历后，我每学期分派的劳务就是教课了。这样我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就比其他博士生更多，有人觉得我吃亏了，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提高了英语的口头表达能力，这对我职业发展极为有利。 如今，我站在讲台上已很自信了，只要列出一个提纲，就可以开始讲课，时间也掌握得比较好。即使处于一个完全陌生的授课环境，也感觉自如，而且下面听众越是多，我越是感到兴奋，发挥得也越是精彩。连我自己都有些奇怪，因为培训我们教学能力的美国教授也坦承，她每学期走进第一堂课的教室时，都会有种紧张的感觉。可我却完全没有。其实我是比较腼腆的，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或参加公共社交活动时，都会有一种紧张感。可当我登上了讲台，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可以滔滔不绝，完全不感到害羞。我已经锤炼到“炉火纯青”、“厚颜无耻”的境地了。
——我想这就是职业的训练。所以，假如你生性内向，怯于在大众场合下讲话，请不要看轻自己，也不要放弃，应积极寻求锻炼的机会，你也可以成为公共演讲者。
祸从口出
教大家一句有用的英语俗语：“Watch your mouth!”意思是“注意你的嘴巴”，但实际意思是“讲话时要留神，不要说走了嘴”。美国是个民主社会，但并不是一个言论绝对自由的国家，你如果信口开河，很可能会招致麻烦。我就有过这样的教训。 在实际教学中，我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讲课和评分方式。
在第一堂课上，我就会宣布成绩是靠自己“挣来的”，并公布一个计分公式，学生通过作业、小测验、期中和期末考试来累积点数，向自己要争取的期末成绩努力，这很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如果学生对自己的考试分数不满意，也能通过额外努力来改善成绩。他们可以写一个学期报告，这个报告的分数也加入累计点数来决定最终成绩。学期初，学生大多都不愿意做额外功课，但在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有些学生就需要考虑这一选择了。这已成惯例，期中考试成绩一公布，就会有学生在课堂上问：“老师，这次的学期报告有什么具体要求?” 当然，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个报告的长度，这是个每次必问的问题。这已成为惯例，期中考试成绩一公布后，就会有学生在课堂上问：“老师，这次的学期报告有什么具体要求?”而我的回答是：“我没有限定报告的页数，但它的长度应像女孩子的裙子，要短得带有挑逗性，但又要长得足以遮住关键部分（It should be like a lady’s skirt
short enough to be interesting，but long enough to cover the subject）。” 这是一个美国式的幽默，随之而来的是全班学生的哄堂大笑，在笑声中，课堂的气氛就活跃起来了，我也自鸣得意。这个玩笑每次都可以用，每次也都达到预期效果，百发百中——直到发生了下面这个事件。 在一堂课上，我又用了同样的玩笑。下课后，一个美国女学生走过来说：“老师，你那个笑话很不得体，这是性别歧视，我无法容忍。你怎么能对我们社会当今关注的问题表现得如此漠视呢？” “我只是引用一个伟人的格言。”我以退为进。 “谁？” “这句话出自美国前总统罗斯福。” 可是，她反驳道：“罗斯福是一个伟大的总统，但时代已经不同了，你今天再用这样的措辞是对妇女的极不尊重，我表示抗议。” 今天的美国，有一个政治正确性的运动（Political Correctness），其性质类似中国“文革”中的“上纲上线”，把一些简单的事情提升为社会歧视的大是大非，给当事者造成很大麻烦。如果此事件闹出去，性质可大可小，结果很难预测。 我心中很不以为然。但这是在美国，而且我只是个寄人篱下的博士生，地位尚不稳定，我不能、也不值得与她发生矛盾。我马上表示，我只是开一个玩笑，如果这对她造成心理伤害，我深表歉意。 “我要求你在班上公开道歉。”她还不愿意罢休。 我考虑了一下，说：“可以。”
在下一堂课开始时，我“郑重其事”地宣布：“同学们，现在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通告。”整个教室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上一节课有学生问到学期报告的所需长度，我当时是这样回答的。”我又把这个笑话重复了一遍，又是一片哄笑声。 “可在课后，就有女学生向我提出抗议，说这是性别歧视。”我接下去说。班上马上就出现了一片不满的嘘叫喧嚷声。 “这是哪个‘Bitch’（英语原意是母狗，也是骂女人的脏词）这么说的？”一个坐后面的男同学举起了手，挑衅性地质问。 在一片附和的笑声中，我侧眼看了一下坐在第一排的那个女学生，她起初那种洋洋得意的表情已经不见了。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我现在重提此事，是为了告诉大家，我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向所有受到这个玩笑伤害的同学，表示诚挚的歉意。” 我停顿一下，又说：“我只是引用了一位伟人的话，但时代不同了，所以我觉得那句格言也要改动一下——我们的学期报告应该像男人穿的短裤，短得足以挑逗人，但又要长得足以遮住关键部分。” 下面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这一潜在的冲突也就在笑声中结束了。下课后，那个女学生又来找我解释，说什么她是随着父亲在兵营里长大的，那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世界，所以她对此类事比较敏感，希望我能够理解，等等。我马上表示，在这件事上她是正确的，我以后要多加注意。她满意地走了。 直至学期结束，她再也没找过我麻烦。当然有过那次经历，我上课时就再也没有用过那个裙子的笑话了。
一意孤行的精神
我把这种奋斗方式称之为“普通人的实现法则”，因为你若出身豪门、或运气极佳，或才智出众，就不必如此去追求，也可以创造“奇迹”。但你若是普通人，又要“好高骛远”，就只能这么地去做，去追求实现。 我提倡“一意孤行”的精神。为什么呀，这可是个带负面含义的成语？ 因为我们不仅要目标明确、志向远大，而且还要“好高骛远”。也就是说，我们在追求目标时，并不完全具备客观的条件，从而处于“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的状态。那么，目标也就很难实现。而且，越是“好高骛远”，愿望离现实也就越有距离，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若是这样，我们的追求很可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仍然要不放弃，也许屡战屡败，却还要屡败屡战，越败越勇，要发扬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这么做，那就是“固执”，就是“一意孤行”了，甚至会被人认为是在做“Impossible Things”（不可能的事）——我就曾经这样被调侃过。 这样的追求，是一个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在此过程中，我们会经受很多挫折和失败，以及失败所带来的痛苦。尽管如此，仍然要保持顽强的斗志，不折不挠，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一直不停地去争取。
普通人的实现法则
“那真是太自不量力了，明知要失败，为什么还要如此去追求？”有人说。 ——但我并没有说好高骛远的追求不可能会成功。我只是说，那是一种很难实现的目标，或成功机会很小的努力。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实现目标？” ——在偶然的情况下，或是当碰到某些偶发事件。 “什么是偶然情况或偶发事件？” ——所谓的偶发事件，是指某种情况发生的几率很低（可能性极小），而且它的发生是随机的（即说不定哪一次会出现）。 比如说，在追求过程中，这一偶发事件若不发生，努力就会失败，但它若发生了，就能成功。可这一事件出现的几率很低，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而且它的发生是随机的，我们不知道它何时会出现。那么，怎么去实现呢？也就只能是一次次地去努力，一次一次地去经受失败。你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尝试中，最后撞到那个百次一遇的偶发事件，你竟然成功了。你感到绝处逢生，而别人觉得是奇迹，是你的运气好。 这样的实现，是不是运气？当然是运气，但也是以上百次努力去争取那百分之一机会的必然结果。这样的成功是偶然的，但也是偶然性中的必然性。
只要能够坚持
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例。1935年，红军走过了千山万水，长征到达陕北，部队的人数从出发时的三十万下降到了不足三万。而且陕北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方，远离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共产党已经被边缘化了。可不久就发生了“西安事件”，又爆发了抗日战争，接着就开始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共产党得到一次生存发展的机遇，最后打败国民党，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回顾历史，人们觉得那是侥幸，是奇迹，也许是天数，毛泽东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 可是，想一想吧，在这之前，共产党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多少人流血牺牲，却仍然不屈不挠，没有放弃，最后才遇上这历史转折之机。共产党若在此以前已经放弃了，那就没有这个机遇。这大概不会改变世界的大局，日本还是会被打败，二次世界大战还是会以战胜法西斯结束，但就没有中国的改朝换代，就没有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了。
可还有人会问：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假如没有国共的抗日合作，共产党又会是什么命运呢？
——我说，历史没有假如。但是，只要有共产党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只要有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即使没有这个历史机遇，共产党在不折不挠的尝试中，还会撞到另外一种机遇，似乎又是历史的偶然，奇迹还是会发生，最后共产党还是会取得胜利。 人生也是一样。我的大学梦一次次地破碎，却没有放弃，最后终于等到大学高考制度的恢复，我进了大学。下面还会提到，我读博士时，一次次地经受挫折，最终因为崔教授没有拿到终身教授而离去，我才完成了学业。后来，我开发中美MBA项目，以及其他一些人生经历，也都是在不利情况下，全力以赴，努力到最后关头，就碰到一些偶然的遭遇，结果实现了目标。 当然，这些转机都来自外部环境的变动。
所以，有人反驳我，说我能上大学，能读完博士，都是得益于一些偶发事件，它们的发生带有偶然性，所以不具有普遍意义。 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再想一下，我以“一意孤行”的精神，去从事那失败可能很大的尝试，去追求那“好高骛远”的目标，实际上也是去撞那偶发的侥幸。假如没有那已经发生的事件，在那一次次的努力中，我也还可能会碰到其他机会，也还可能实现我的目标。
人生就是这样，只要不放弃，不折不挠，在那“山穷水尽疑无路”时，一定会遇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际遇。 我把这种奋斗方式称之为“普通人的实现法则”，因为你若出身豪门，或运气极佳，或出类拔萃，就不必如此去追求，也可以创造“奇迹”。但你若是普通人，又要“好高骛远”，就只能这么地去做，去追求实现。
5.在崎岖小路上攀登
在崎岖小路上攀登
博士学习的第一关是资格考试，只有通过这个考试，才正式成为博士候选人。博士资格考试通常在第二学期完成，主要是对学生的知识结构作一总体评估，以决定其是否具有完成博士学业的能力。考试通过后，将进一步确定学习方向。考生在考前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因为资格考试是口试，考官可以问任何问题，而且此项考试只有一次机会，如不能通过就要退出项目。 由于我们专业三位教授的突然离开，我的博士资格考试一直延迟到了第二学年才举行。考试委员会由系主任巴考斯基教授主持，其他成员包括崔、克拉里、珂勒、科兰多夫几位教授。 考试定在3月15日上午10点。这是秘书安排的，她选了一个大家都没有课的空档时间，再以系主任名义给相关人员发了备忘录，通知了考试的安排。 在众考官中，崔教授最难以预测。我先去见他，他刚收到会议通知，脸色很不好。他动怒了，因为没有事先征得他同意，因为他是教授，不是大兵，不是来听人发号施令的。即使有所安排，也要先商量。他即刻给巴考斯基主任回了以下的备忘录。
巴考斯基主任： 你所定的刘先生的博士资格考试时间对我不合适，因为这正是我坐办公室的时间。希望你再重新确定时间，并一定要在事前问过我。
崔
如此小事，他却反应如此强烈，有些过分了。那一刻，我怕他会推行连坐制度，殃及无辜，对我的考试不利，急着去找了系主任汇报。结果还是巴考斯基教授去崔的办公室，向他当面表示歉意，才算没事。博士资格考试还是按期举行，一切都顺利，因为我已准备很充分了。通过了考试后，我就是正式的博士候选人了。 韩国同学李始勋的博士资格考试就更多了一些意外。他的第二专业是金融，所以在考官席上还坐着个金融教授。在考试时，金融教授问道：“公司的目标是什么？”这是现代财务学最基础的问题，看得出来他并不想为难学生。 “股东财富最大化，更具体地说，就是公司股票价格最大化。”始勋自信地回答。这是标准答案，教授赞许地点了下头。 崔教授却不以为然，插嘴说：“公司目标怎可能只是股票价格最大化呢？那是财务学的观点，太简单化了，是建立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 他的评论是冲着始勋来的，却把那财务教授给惹恼了：“为什么不实际？现代财务学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是以数据说话的实证科学。”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已发表的研究专著来支持其观点。 崔教授的脸，因激动而微微发红：“一个公司的经营包括研发、采购、生产、营销等整个过程，它们的目标怎能笼统地概括为股票价格最大化呢？”他争辩说。
那个金融教授也毫不相让，以财务学严谨的逻辑进行反击。这两位不同专业的教授就针尖对麦芒地干了起来…… 始勋擦了下冷汗，稍稍松口气，观起战来。渐渐地，那个财务教授开始占上风了，他以雄辩把崔教授的势头压了下去。那倒也不见得是他真理在手，他是正宗美国人，在英语口头表达能力上占了优势。 最后，巴考斯基教授不得不介入了：“我建议两位教授可以在会后进一步探讨，但是这里，我们还是要让博士考生多一些机会表达意见。”这才结束了这场口水战。 有了那场激烈的辩论，考试也就草草地收场了。始勋后来笑着告诉我，他不仅是幸灾乐祸，而且感到幸运。因为他的太太那几天刚生了小孩，他忙得不可开交。所以站在考场里，心里发虚。可由于那场冲突，他蒙混过关了。 ——这场争端由崔教授挑起，也是他的错。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理论和假设，有其不同的着重点和局限性。所以，跨专业的学术讨论是很难进行的。当财务教授提出了财务专业的问题，始勋就要从那学科的角度来回答。可是，崔教授却从他领域的角度来评价另一个领域的研究，这是不妥的，也显示了他的固执和片面性。
逆水行舟却无济于事
前面提到，我修崔教授第一门课时，徐宁在投诉他，他有压力，为要拉拢我，对我也就没有太为难，那门课给了我B的成绩。
这低于我的目标，但能从他那里得到这个成绩，我就够满意了。 在徐宁离开后，她投诉案的调查也就中止了。天下似乎是太平了，崔教授逐渐地也就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我修完了基础课程后，开始上他的专业课。在接触过程中，他对我态度越来越恶劣。过去徐宁对他的许多指控，那时听起来难以置信，却身临其境地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上他一门国际管理课，那是MBA硕士课程。他说我是博士生，除了要与全班一起参加考试外，还要再写一篇学期报告。这也是合理的。可美国教授一般对学生的学期报告的内容只有一个大致的要求，让学生自己去发挥。但崔教授却规定要先有一个课题大纲（Topic Proposal），而且要在大纲得到批准后才能正式写这个报告。
为了早日得到他的批准，我积极地去图书馆查资料，阅读有关文章，忙碌了两个星期。最后，我终于完成了课题大纲。在一次下课后，我就把大纲交给了他。他仅是瞄了一下标题，就把它朝我一扔，就否定了。他要我回去修改，并就此发表了一番议论。我按他的意思改完后，再交给了他。他看了第一个句子又是驳回了，这次他全盘否定了这个题目，也否定了他前次发表的意见，他要我重新选择报告题目。 我又去图书馆寻找资料，重新定题目，第三次我将一个新的课题大纲交上去，他当场看了一下，又是不满意，当时就打回来了。就为那个报告题目，我与他来来去去，整整花了半个学期的时间，仍得不到他的批准。每次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思考和写作，交给他后，他就是草草看一下，评论一番，就退回来，要我重做。 后来我明白了，我这么一次次地把课题大纲交给他，再聆听他的口头教诲，是不会有结果的。应该以书面交流。我又完成了大纲，直接放入他的办公室信箱。那样，他先要阅读完书面报告，才能发表高见，而且是书面的。那样，我起码也有了证据，证明我在不断努力，而且他也不能口说无凭地任意评论。 他果然又把我的课题大纲驳回了，上面一堆批评语，还是不批准。就这样地，我前后给他交上去了四个大纲，每一个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结果都被他否定了。退回的材料上甚至留下这样的书面评语：“你可有两种选择：或是按我的要求完成报告，或是按你的想法随便写个报告。一切在于你了。”
不满之意跃然纸上。 已近学期末了，我竭尽全力，却连报告的题目都无法得到通过，实在急得没有办法。最后，我还是以一个被他否决的大纲为基础，完成了学期报告。我没敢当面交给他，而是留在了他的办公室信箱。 崔教授批了我的报告，分数是59分，一个不及格的成绩。我的课堂考试分数在全班上应该是最高的，或最高的之一。因为这个报告，我的最后成绩是C，这还是我最大努力的结果。这是我的第一个C，我感到无助、无奈。 他对我是很不客气：“你不适于读博士，你不属于这里。”更还威胁性地说：“我在考虑，是否要向系主任建议，中止你的研究生资助。” 在那个时代，中国学生能够在美国读书，完全是靠学校的经济资助。如果我的奖学金中止了，那不仅无法继续学习，连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都会断绝。我本是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博士读出来的，那时觉得像一只过河的卒子，都没有退路了。 因为我还有授课任务，工作和学习极其繁忙。可是，我知道崔教授难以对付，所以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他的课程上，即使如此，仍然无法得到他的满意。我每次受挫后是加倍的努力，可再次努力带来的还是挫折。我受到他经常性的批评，我听着他带侮辱性的语言，心中压力越来越大，几乎要精神崩溃了。 我在愤怒之余，还是尽力地躬身反省。是啊，我很努力，可仍未得到崔教授的满意。那就只有两种可能：或是他故意在整人，或是我的水平太差了。可如果说是因为崔教授的刁难，他与我前世无仇，今世无怨，为什么要这样？所以，最大的可能还是第二种情况，一定是我达不到博士所要求的学术能力。 要承认自己的无能，那是痛苦的。
可事实即使残酷，我也不能不面对——那我该怎么办呢？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自信心正在被逐步摧毁，那才是最可怕的。 国际商学专业还新来了个教授，泊萨博士，是教国际金融的。他起初对我挺友善，可后来的态度也越来越恶劣，甚至是刁难。我修他的国际金融课，期中考试的结果出来后，他把考卷都发还给学生，我的成绩是A。但期末考后，我的最终成绩却是C。我觉得我那一次的考试也还不错，就去找他查询考卷。他说考卷是他的财产，不能还给我。 我忍气吞声，但心里却明白：他期中考的试卷都发还了学生，为什么期末考卷就不能呢？他这是有意整我，可我又没有得罪过他呀？唯一的解释是崔教授的影响。因为泊萨也是刚来，他要与更资深的崔教授搞好关系。 学校规定在校研究生的平均分数不能低于3.0（即B的成绩）。如果不是因为我其他课程的分数还较好，学业都可能要被中止。
同归于尽是下策
1991年11月1日，美国依阿华大学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血案：中国留学生卢刚，来自北京，年仅二十八岁，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却走上了绝路——完成了他蓄谋已久的谋杀行动，而这一切又发生的那么突然。 在一次例行的系务会议上，会议刚开始，光天化日之下，卢刚站起身，拔出手枪，当场击毙了导师戈尔咨教授，系主任尼柯森教授，史密斯教授，还有他的中国同学山林华博士。紧接着，他又急匆匆地赶到校长办公室，在那里开枪打死了副校长克莱莉博士。连在场的兼职秘书，二十三岁的女学生茜尔森也没幸免，一颗子弹穿过了她的前胸。这女孩子最后活了下来，但自颈部以下终身瘫痪。卢刚在完成他的行动后，饮弹自尽了。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冷血谋杀案。卢刚为此行动而暗下购买了手枪，且去俱乐部参加射击训练。他在遗书中清晰地阐述了他的人生理念，也冷静地说明了他走上这条绝路的原因。他觉得自己长时期地受到了导师的不公正待遇，他认为系主任在博士奖的评选过程中犯有程序错误，他为此多次地向学校上级领导投诉，却没有得到重视。最后，他就以他的方式来寻求正义、替天行道，即使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他的遗书以“宣言”为标题，以“卢刚博士”的署名结尾，在行动之前又先把遗书寄往媒体，显然是想让他的观点产生最大的社会影响。可在血案发生后，当局截获了他的信件，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公开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而那些被保留的部分，说是因为过分尖刻或具体地涉及到某些当事人。
血案发生后，官方也逐步地公布了调查结果，所有的消息都是不利于卢刚的。但是，这一调查是在肇事者已无法为自己辩护，也没有人出头为他伸张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整个过程是在学校当局主导下进行。所以，它的公正性是值得怀疑的。可以想象，在事件爆发后，从当权者的角度来看，最有利、也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把一切过错都推给卢刚，而这一调查材料中的主要证据又只是当权者当事人的口头证词。不管当局如何粉饰，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在卢刚多次地提出申诉后，学校仍然没有开始正常的调查程序，这起码是个失职吧？ 这一事件惊动了美国社会。在中国留学生中的影响更是震撼性的，但他们几乎都是站在舆论一边，众口一致地谴责卢刚。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但大家都是局中人，即使没有亲身经历，也应该耳闻目睹过研究生受导师虐待的故事，为什么不能多一份同情心，为什么不能更多些独立的思考呢？ 卢刚是一个弱者，他感到极大委屈，最后才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来讨回他的公正。当然，个人性格是一个原因：他一直很顺利，没有经历过失败，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心胸不够开阔，不懂得忍辱负重的道理。
假如当时有人疏导他，点破“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他也许就不会走上这一绝路。 我并不想为卢刚的行为辩护。但我知道在那种导师全权负责制下，学生的基本权利很难得到充分保护。他若受到不公正待遇，除非能提出有力的证据，或指控是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或性骚扰有关，否则很难引起领导的重视，也很难讨到一个公正。而学生长期受压抑，就容易产生铤而走险的举动。今天，我可以坦率地说，我在博士学习期间，当被崔教授虐待最感痛苦的时候，也曾产生过报复的念头。 我也想过，众多中国留学生之所以公开地站在这个现有体系一边，因为那是最容易做到的。大家都是在这个系统里讨生活，都因它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而且，任何人，若是站在强大制度的对立面，只会感觉到自己的软弱。 另外，卢刚事件也使中国留学生感觉到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可避免地，美国社会对外国留学生，特别对中国籍的留学生，会产生不好的印象。大家都那么地表态，也许只是想要表明卢刚的行为是由他个人品质决定的，与其他人没有关系。保护自己的软肋是人的本能啊！我想到了某中国旅美作家讲过的一个故事。 某一北方人到了广州，听说南方人吃猴子，也想尝个新鲜。朋友说：“你想要吃猴，可要有胆。”北方人当时夸下海口：“绝对没问题！”朋友带他去了一家饭店。老板说：“你要吃猴，那行，但得挑一个你中意的。”当下带他到了后房。只见一只大铁笼，笼中关着许多猴子，它们瞅着食客，眼含泪水，并不停地拱手作揖，似在求饶。北方人见此，恻隐之心乍起，想退出来。朋友手指顶着他的后脊骨：“你的胆哪里去了？”他只得闭着眼睛，随手点了一只猴子。只见那些未被点到的猴子马上抓住被点到的猴，七手八脚地把它推出了笼子。老板就一手提着那只猴，一手拿着菜刀，到后面厨房去宰杀烹调了。 是啊，连动物也有求生的本能，更何况是人。
我们都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我想，今天我有勇气说出自己读博士的经历，是因为我的侥幸：我博士论文的课题曾被崔教授完全否定，最后却获得国际商学会的最佳博士论文奖，那是我们学术领域的最高荣誉（见下文）。这也就是对否定之否定。若非如此，或许我也不愿袒露出这些屈辱经历，或许我也只会小心地把心口的创伤掩饰起来。
竭力而得之才更有价值(1)
我的博士求学是个炼狱般的经历，使我真切地体会到徐宁所承受过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压力。我觉得她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性，我敬佩她。
但是，当她正式地提出投诉，也就激化了矛盾，迫使上级作出二择一的决定。我抗争是多次地向系主任反映崔教授的不公正。由于有徐宁的先例，也由于我及时地反映情况，他相信我，也想帮助我。但是，行政无法干涉学术，他又告诉我。 我在完成所有课程后，就要准备博士综合考试了，这是对整个学习的全面考核，也是学习中重要的一关，必须通过此考试才能够进入博士论文阶段——成立博士论文委员会，就论文题目建议书作答辩，最后才是论文答辩。
博士综合考试有两次尝试机会，如果无法通过，就要退出博士项目。博士生走到这一步，一般都是会过的。可我的情况有些特殊，崔教授已扬言我不适合读博士。我为了这一考试，向他请教，他拿出一个长长的书单，冷淡地说：这是我要你掌握的内容，你读不读，那是你的事了。泊萨博士也表现出相当的敌意。所以，我的压力很大。 系主任又主动担任了综合考试委员会的主席——他的专业不是国际商学，但却主持了我的博士资格考试和综合考试。我想他是为了保护我。
考试前的复习是极其艰辛的。因为学习的紧张，我整夜地失眠，无法入睡。我开始掉头发了，每次淋浴后都在浴缸里发现很多头发，睡觉起来枕头上也是散乱的头发。我猜是由于用脑过度引起的，但已无暇顾及这些了——幸好这种现象在我通过考试后就停止了，否则我今天就是秃头一个。 最后，终于到了预定的考试日期。博士综合考试包括两部分：首先是闭卷考，在考场里举行，五个小时内要交卷；然后又是开卷考，考卷带回家去完成，但要在收到考卷后的二十四小时内交卷。当我把完成的考卷交上去时，是大脑裂开的感觉。 而考官们在收到考卷后的四十八小时内，必须完成审阅。两天后，我去找系主任询问考试结果，他没有直接回答，面露难色，只是告诉我
考试委员会决定增加考试题目，我还要在解答额外的题目。结果，又拿到了一张考卷。在最后交卷时，人都几乎要瘫掉了。但我通过了考试，也就是说进入了博士论文阶段。 ——考卷评定是一个闭门操作过程，我无法知道教授们是如何讨论的，但我相信系主任利用了他的影响力，使决策过程产生了有利于我的结果。 我深陷在苦海中，而且是苦海无边的感觉。但转机最后出现了——崔教授的终身教授申请被否决了。
终身教授待晋的位置（Tenure Track Position）是“上或走”（Up or out），所以他必须离开宾州大学了。 秘书璐比过去对他毕恭毕敬，在他将离开时，却暗下在幸灾乐祸。她私下告诉我：你无法想象他对我的粗暴无礼，我是为了这份工，在默默地忍受。 崔教授的确是不同凡响。按规定，没拿到终身教授，还可任教一年。就在那最后一年，他也要把权力用得淋漓尽致。他走后那学期，我上课的班上有个学生，三番五次地询问我，她能否及格。那种惶惶不安使我奇怪，因为她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最后她才说出来，她是重修这门课了，上学期她上崔的课，但没有及格。不仅是她，而且很多学生，据她说是大多数，都没有及格。难怪乎，她已成了惊弓之鸟。 我几乎都不相信。美国老师一般给F（不及格）成绩很谨慎，因为这会把学生的平均成绩（GPA）拉下来，而这平均成绩对学生非常重要，它将决定学生申请财务补助的资格，还会影响到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但这在我与系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证实了，他当时是这么回答：“我没有办法，谁若是擅自改动教授评定的成绩，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崔教授的离开改变了系里的气氛，也改善了我的处境，特别是我与泊萨教授的关系。我对他表示出极大尊重，热情积极。他有时盛气凌人，我以平常心待之，并主动与他多沟通。我的努力化解了他的敌意，他对我的态度变了，变得友好了。
——在处理与泊萨的关系中，我也有了新的体会：面对敌意的环境，只要保持积极的心态，以乐观的态度待人，在多数的情况下是可以得到善意的回应。我把我的体会告诉了我母亲，她只说了一句话，却是高度的总结：“俗话说，拳头不打笑面孔。” 后来，泊萨教授还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他也想帮助我。但说实话，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研究兴趣是新崛起国家（New Emerg ing Markets）的股市行为，而我的研究方向是国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这是国际商学一个主要研究方向，也是崔教授和奈教授的领域。我的学习曾受惠于他们
可在他们离开后，我就只能靠自己了。 我博士论文是研究跨国公司的理论，我把信息经济学的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应用到了国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从而使其在实证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已意识到我的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我为自己的突破而激动万分。虽然泊萨教授是我的导师，对我的研究不是很懂，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坦白地说，他对我也没有信心。 所幸的是，我博士论文委员会的另两个成员，经济系的邦德教授和会计系的麦克尤教授，都是资深教授，对信息经济学造诣很深，也给予了我很好建议。我从与他们的讨论中，获得极大启发。遗憾的是，他们不是我的论文导师，所以不会为我的研究费更多的心思。但是，他们的智慧见地，他们对我论文的肯定，是我前进的动力。 在此过程中，我基本上是靠自己努力，在摸索中不断前进，但也走过弯路。那时我全心投身于研究，夜以继日地工作，因为我要早日完成学业。我的情绪也会随着工作的进度而高低变化，当研究有所突破时，我会欣喜若狂，而当实验结果不理想时，我也可能会彻夜难眠。
1992年6月22日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日，那时我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已极为满意了。站在论文答辩委员会面前，我口若悬河
介绍了论文的主要内容、研究结果和重要意义，也回答了所有问题，一切都顺利流畅。最后委员会主席示意我退出会议室，委员会成员将要闭门进行讨论和表决。但从教授们满意的眼神中，我知道自己已经通过了。我站在门外等候的时候，仍然感到兴奋，是一种余兴未尽的感觉。 几分钟以后，主席又把我叫回了房间。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所有教授们同时站起身来了，主席郑重地宣布，我已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教授们与我热烈握手以示祝贺，并第一次称我为“刘博士”——从那一时刻起，我就已拥有了世界上最高的学术学位：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那时那刻，我百感交集。我在博士项目中度过了六个寒暑，那是一条极其坎坷的路。其他一些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也许就放弃了。美国有个统计数据显示，进入博士项目的学生，百分之六十以上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中途放弃了。这条路太长、太难了。 还有些人修完博士课程后，却无法完成博士论文，最后没有拿到学位。英语中还有个专门的缩写语表达这种情况，叫ABD (All But Dissertation)。我数次碰到这样的同行，但从自身的经历知道，他们不一定没有能力，也许是不幸地没有遇到一个好的导师，又没有特别的毅力和韧劲，无法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结果功亏一篑了，而我只是因为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拿到博士学位，只是美国生存的第一关，就业才是更重要的。那一年，正好碰上美国的经济衰退，高等教育的就业市场很差。但我最后找到了大学的教职。那是个以教学为主的学校。应该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那时一些美国人都找不到工作。
迟来的荣耀
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思想来自我交给崔教授的学期报告——那个只得到59分的报告。他不满意那个报告，对我的论点基本否定。 但我没有放弃，一意孤行地把那个研究课题做了下去。其实，我下意识地已感觉到那是领域的一个突破。但是，在崔教授的无数次打击下，我已没有很多自信心了——那该不是我“自作多情”，在苦熬多年后，对自己的研究产生的自恋情结吧？ 无论如何，我还是把我的博士论文送交了国际商业学会(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去参加1993年的最佳博士论文比赛。该学会是国际商业领域最具权威的学术组织，每年都会举行一轮国际性竞赛，以选择出一篇最佳博士论文，在那年完成的所有国际商学的博士论文都可以参加，但参选者当然只会是那些自认为有竞争力者。 我参加这一比赛的动机，来自于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愿望，我太需要一个客观的公众对我能力作出的公正评估。 我把论文寄出后，就开始等待了。两个星期后，收到了国际商业学会的信函，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但那只是一个收到我论文的标准回函。但我也被告知，我的参赛论文已送交了评判委员会——其成员都是著名学者，评选结果出来后就会通知我。 三个月后，我才收到了一封寄自杜克大学商学院的信，打开一看，写信者是亚尔?阿哈罗尼（Yair Aharoni）教授，他是国际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之一，是这次最佳博士论文奖的评判委员会主席。他在信中祝贺我，说我入围了，是三名候选人之一。但最终结果将在国际商业学会的年会上才会宣布。 这封通知函使我感到兴奋。一个月后，我又接到了阿哈罗尼教授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要确定我能参加国际商业学会的年会，并说我学校若不能报销差旅费，他们可提供资助。我在期待中，心情变得更为紧张了。不，是一种恐慌的感觉。因为我与生俱来的坎坷多磨，有过那么多次的热切期望，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极度失望——这也许是我命中注定的，我已不敢抱有太多的奢望。 会议前一天清晨，我乘机前往夏威夷。一下飞机，我就感觉到了旅游胜地的那种悠然氛围。天上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暖洋洋的热风扑面而来，路上的行人大多身着休闲服装，看起来既舒适又放松。可我是来参加国际商业学会的年会的。 会议是在洲际假日酒店举行，主办单位已安排了从机场到酒店的大巴。我登上了汽车后，不经意地回头一看，意外地，我与崔教授打了个照面。他那时已经成了中西部一所大学的教授，我们是同行了，但他还是我的老师。我极其恭敬地问候了他，但在简单地交谈几句后，就觉得无话可说了。 在三天的会议期间，我根本无意享受酒店的美味佳肴，也没有心思领略夏威夷的美丽海滩、异国风光和宜人的气候。我焦急地等待着，等待大会最后一天的全体聚餐会，那时将宣布博士论文奖比赛的结果。 会议分组活动中的一项议程就是由最佳博士论文奖的三个入围者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听了其他两人的报告后，就觉得我的研究就独创性和重要性来说，都有更大的学术贡献。我认为我应该是获胜者。可这会不会仅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在那个会上，我们这三个入围者也互相认识了。尽管彼此开着玩笑，但都无法掩饰住心情的紧张。后来我们约定了，谁是得奖者就必须请客。 终于，熬到了大会最后一天的议程，在宴会厅上聚集着数百位来自世界各地国际商学领域的大小人物，众人都是衣冠楚楚，品尝着美酒佳肴，谈笑风生，可我的心却揪得紧紧的。在其他一些议程完成后，终于，阿哈罗尼教授走上了讲台。 他先要介绍这次博士论文奖进行的情况，然后才会宣布评比结果。我压抑着焦虑的心情，耐心地听着他的介绍，他简单地向大会通报了这一博士论文竞赛的评选过程，三名入围者的名字及他们论文的题目。这时，他故弄玄虚地停顿住了，我屏息静气地等待着。 终于，他读出了得奖人的名字，他正确无误地念出我名字的汉语拼音——Xianfang Liu。 那一时刻，我感到突然，觉得难以置信，尽管在这之前，我在内心中已做了无数次评比，与其他两个入围者的论文相比较，都觉得自己应该是最后的获胜者。
在热烈掌声中，我走上了主席台。阿哈罗尼教授向我赠送了一面镀金的奖牌和作为奖金的支票，我们又一起照了相，最后该由我作答谢辞了。我站在讲台后，环视着下面的观众，他们中有学术界的泰斗，有我的老师
有我的同事，也有崔教授…… 在那一刻，我百感交集，泪涌如泉，我已完全无法控制自己了。那时我觉得，就为这仅仅一瞬间的感觉，这么多年的痛苦付出就已是完全值得了。 博士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重要的结果是博士论文，所以一个博士的论文是衡量其学术质量的最重要标志。今天，在经过多年努力后，我的研究结果能为我所在学术领域的最高权威机构所承认——这是一个终身的荣誉。
这一奖项对于我，更是至关重要。因为我的自信心，在崔教授摧残下，几乎已荡然无存了。可在那一刻，这些学术权威对我研究成果的肯定，不仅是承认我的努力和能力，也是对我的公正鉴定，使我重新确立起了自信——从此我不会经常地自责，也不必把自己的挫折归咎于无才无能。这一荣誉使我找到了自我，也增加了我继续努力的勇气和信心。 至今我是获得过此殊荣的两个华人之一，却是唯一的中国学者。在会议结束后，上来祝贺的众人中，有位来自香港的周教授，她握手祝贺时说：“你为我们中国人赢得了荣誉。” ——至于崔教授，除了从机场去酒店路上的那一次，我就再没有遇上，因为那个会议规模太大了。但我在那里结识了他学校的另一个教授，在离开前又巧遇上她。她提起了崔教授，说那次宴会后，崔教授就到处告诉别人，我是他的学生……
似是而非的唯意志论
受挫后仍不气绥，仍然坚持一次次去努力，那是以一百次努力去撞那百分之一的机会，最后才如愿以偿了。所以，我能够实现，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放弃。 无独有偶，今天社会上流行着一种唯意志论的思潮。那些成功学和潜能大师们，在推广他们理论时，极其强调“暗示”、“潜意识”的力量，“自信的奇迹”等，其本质表现为这样的奇迹创造模式：“意识→实现”。
他们说，只要有强烈的意愿，坚定的信念，去思念，去想象，去充分运用意念，发挥潜意识的力量，奇迹就会出现，愿望就可以达到。按此说法，你若想发财，就要梦寐以求，每天化一定时间去考虑，想自己怎么有钱，怎么去过有钱人的生活，等等，结果暗示起了作用，你就能心想事成，如愿以偿了（我有盒励志类的英语录音带，就是这么说的）。 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很荒谬，难于为我们理性所接受，但却很有市场，因为它似乎印证了我们人生的体验。我以自己为例，就是以强烈的意念，“使”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实现了那很难达到的目标：领导生产队工作、上大学，读博士，以及后面会提到的很多经历…… 我也想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命不好，运气不佳，所以才人生多坎坷，多磨难，做事极少一帆风顺。可是，我又觉得上帝待我也不薄，在那最紧要关头，似乎就有那神秘之手，拉了我一把，使我绝处逢生。我认为，这大概就是天数。
后来，我与一些奋斗过来的人们探讨时，发现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有那种最后“险胜”的感觉——原来这是人之常情啊！正是因为众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也就有了“意念大师”的高超理论。 现在，我以悟得道了。且愿把自己的感悟谈出来，以使大家不再为那种时髦理论所误导。 首先，从我的经历来看，之所以不顺，不断受挫，不是运气不好，而是因为好高骛远，目标太高了，超越了自己的能力和客观境况的许可。所以，尽管我竭尽全力，却在从事着一种失败可能很大的尝试。但我受挫后仍不气绥，仍然坚持一次次去努力，那是以一百次努力去撞那百分之一的机会，最后才如愿以偿了。所以，我能够实现，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放弃。
那么，真正的奇迹实现模式是：“意识→努力→失败→努力→ …… →实现”。 但那些潜能大师们却在偷梁换柱，把这一实现模式斩下头尾，去掉中间，再把头尾嫁接上，编织出了这个“意识→实现”的公式。这似乎解释了我们生活中的观察和个人经历的体验，但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可以相象一下，如果没有过程中的不断努力与尝试，会有奇迹的最后出现吗？
盲目乐观的心态
中国人惯用激将法，而西方人则着重于正面鼓励，中国人强调忧患意识，而西方人更提倡积极思维。其实，西方文化中才包含着“阿Q精神”的深厚底蕴，西方人善于用精神胜利法来达到心态的平衡。 我们人生要有乐观精神，甚至是达到“盲目乐观”的境地。 有人问，为什么要如此极端？ 前面的励志篇阐述了普通人的实现法则，首先要有“好高骛远”的目标，然后再“一意孤行”地去追求，在此过程中去经历一次次的失败，去承受失败后的痛苦，却仍然不放弃，不折不挠地去努力，去撞那偶发的机遇，结果就能“侥幸”成功。我们若是普通人，又要去争取不普通的成就，就只有如此去奋斗。 这样的追求，是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去追求百分之一的机会。这样的追求，太难、太艰辛了，理性的人是不愿如此去尝试的。
又怎样才能一鼓作气，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 ——只能是盲目乐观，去无视那九十九次的失败，只看到那一次成功的机会。在寻求“好高骛远”的实现时，去从事挫折多于成功的努力中，我们就必须有这种盲目乐观的傻劲，否则很难有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一个将领在决战前夕，面对险恶的战情，明知道胜利渺茫，也不会把真实情况告诉士兵。士气可鼓而不能泄，而士气将直接影响到战斗结果。他必须以盲目乐观的精神，激发起士兵打败敌人的勇气和必胜的决心。他的士兵们在投入战斗前也许是盲目的，但也只有这样才有侥幸的希望。
进取、乐观和积极思维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要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才有坚持到最后的力量。但是，如何才能保持这种进取心态和乐观精神呢？ 那就要有积极的思维（Positive Thinking）。前一章提到的麦克，那就是积极思维的例子。西方人强调自信，可信心是建立在积极思维之上的。只有以积极的方式去思维，才会有成功的信心，才能集中注意力于如何实现目标，也才能在追求中总始终保持“盲目乐观”的精神。
一些国外朋友，在了解到我早年的经历，会问我：为什么你没有表现出怨恨的态度？是的，在海外经历类似事件的某些中国人，提起过去，往往对那个时代和制度表现出刻骨仇恨的样子。而我就没有那种感觉，确实没有，只是理性地分析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从客观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历史为什么会发生。那时我也不清楚，我们的态度为什么如此截然不同？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有积极思维。 谈到积极思维，我还必须提到我的母亲。她经历了那个动荡的政治年代，因而总的来说，人生态度不是很乐观的。但是，在“文革”中，当社会盛行“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潮时，她却鼓励我要学习文化知识——“因为社会到最后还是要靠知识吃饭的”。在那个时代，很少人会这么看，能坚持这么想。我到后来几乎绝望了，可她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一直这么说，一直这么地鼓励我。那才是乐观啊，而且是盲目的乐观。后来，变局果然发生，大学重新恢复了高考制度。
由于我能坚持自学，才以初一的教育程度，考上大学而且改变了命运。 积极思维是力量的源泉，也能创造机遇。前一章中提到了麦克和安迪，他俩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一个积极乐观，另一个消极负面。他们从同样的遭遇会产生不同的反应，而情绪难免会流露在态度上。他们的态度又会影响到别人对他们的态度和选择，那也就导致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际遇——我们都是更愿意把机会给予更积极的人们。
我这本书出版后，曾在美国的中文网站CND.com部分转载，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在那激烈的讨论中，有些评论文章是大肆批判，甚至人身攻击。我在初看时，觉得难以接受，因为我诚实地回顾过去，从经验教训中，总结对人生的认识。我在推心置腹，有些人却是站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以“文革”式的语言对我进行道德审判。初看那些评论，我心惊肉跳、面红耳赤、心里很难过。可我突然又想到，我人生还从来没有如此经历，这是新的挑战，是对我心理承受能力的考验。想到这里，我释然开怀，心静如水了。我事后意识到，我如此去想，就是积极思维，就能调节心态，也能找到平衡点。
阿Q精神万岁
鲁迅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农民人物，他懦弱、自私、愚昧、狡猾，常以“精神胜利法”，即心理调节和自我暗示来获得心态的平衡。他后来却被人当作了中国人的劣根性的代表。今天，“阿Q精神”已经家喻户晓，完全变成一个带负面意思的概念。其实，阿Q形象能在中国广泛地流传，并成为大众嘲笑的对象，这才反映了国人的民族性格。 中国人是一个比较不快乐的民族，倾向于悲观、忧虑，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历程，才比较能理解此民族性格的形成。世世代代衍生于华夏大地的中华民族，处于一个极其恶劣的生态环境，人口过剩、自然资源紧缺，走过了多灾多难的历史，饱受战争、疾病、饥荒、动乱等社会性大动乱。古代多次经历过人口的锐减，那是生存斗争的残酷表现形式，也是大自然以其固有法则重建起人口与资源的平衡。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中形成她的性格，带有很大的悲观性。 只要把中西文化相比较，我们就会注意到差别了：中国人惯用激将法，而西方人则着重于正面鼓励；中国人强调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而西方人更提倡积极思维。其实，西方文化中才包含着“阿Q精神”的深厚底蕴，西方人也善于用精神胜利法来达到心态的平衡。我们来看一下类同于阿Q的思维方式吧：
?人的内心是怎样想的，他就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詹姆斯?艾伦） 幸福不在于你是谁或拥有什么，完全在于你如何去想。（戴尔?卡耐基）。除了相信自己的美丽外，没有其他什么能使一个女人更为漂亮。（索菲亚?罗兰） ?要是火柴在你的衣袋里燃烧起来了，那你应当高兴，也要感谢上帝，多亏你的衣袋不是火药库。要是手指头扎了一根刺，那你应当高兴，多亏这根刺不是扎在眼睛里。要是有穷亲戚到别墅来找你，那你不要脸色发白，而要喜洋洋地叫道：挺好，幸亏来的不是警察……依此类推，朋友，照着我的劝告去做吧，你的生活会欢乐无穷。（契诃夫）
若是生活在西方文化中，就会无时无刻地观察到阿Q精神的痕迹。可鲁迅先生的做法，是先把这种思维本土化，然后再加以嘲笑和批判，就即刻得到了众人的随声附和，因为有思想上的共鸣。其实，这种精神胜利法，以及我所提出的“盲目乐观”，其核心就是西方文化中常见的积极思维。
结束语
2003年6月的一个早上，我要赶早班飞机，从纽约肯尼迪机场飞香港，所以凌晨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家。
我办了手续、登机、安置好手提行李，然后找到座位坐下，总算轻松下来。舒服地把头靠在枕头和毯子上，喝着空中小姐端上来的冰冻橘子水，我渐渐觉得有些困乏了。 飞机在缓缓地行进，我看了一下手表，上午8点整，飞机准时起飞。我到达香港时也会有人到机场接机，一切都很顺利。我顿时感到一阵轻松，不知不觉中就进入了睡眠。 再醒来时，飞机已在半空中了。看了一下手表，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打发。 于是，我闭着眼，把这次中国之行的主要行程安排在脑海中重新整了一遍：首先，为我们中美合作的MBA班讲课十天；然后，去珠海市接待美国著名的WNB建筑设计公司的总经理克里斯婷和她的团队，届时我将为他们引荐中国一家集团公司的老总，让他们商定最后合作的细节；最后，去深圳，我是新一佳超市集团的总裁顾问，按计划，我要为公司的主要管理干部提供一星期的管理培训…… 现在，该做些怎么呢？陡然想起在机场书店里买了一本杂志，便拿出来阅读。 这是美国主流杂志《美国新闻及世界报道》的一期特刊，标题是“改变20世纪的三个思想家——天才人物的秘密”。封面上是三个人的头像：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马克思。 文章介绍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20世纪这样缺乏思想家，如果说在20世纪初，具有世界影响的知识分子是这三个人，而该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所能想到的还是这三个人……专刊中又以专门的文章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和主要理论贡献……其中，一段介绍马克思的话让我的眼前一亮：
当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的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着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会洒下热泪。
这是马克思十七岁时写的《一个年轻人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的一段话，它曾对我的青少年时代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记得我也是十七岁那年离开上海，前往江西农村插队落户。当年我坐在火车上，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首页上就抄录了马克思的这一格言。 多年后的今天，我又以英语重温这段话，心中顿时掀起一股热浪，思绪万千，情不自禁地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那时候，我曾满怀理想，怀抱以天下为己任的凌云壮志，想要在农村改天换地，有所作为。 三十三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回顾人生历程时，我可以确定地说，我一直在奋斗，虽然已没有了青春年少时那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激昂壮烈。今天，激励着我前进的动力，却已不是人类幸福和社会事业，而是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实现个人的最大价值而不懈努力。从这点上说，我已经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 在这段时间中，中国也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现在的中国已今非昔比。她尽管不完美，甚至还产生了许多丑陋。但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活力，中华民族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希望，中国人正在逐步建立起一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尊和自豪。 可以这样说，当毛泽东主席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更多只是一种精神平等的向往。可今天的中国，经济上正在迅速崛起，综合实力也正在向世界大国迈进。发展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这是令人精神振奋的。对于这一经济奇迹的产生，很多人都会问：究竟什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原动力呢？ 早在1776年，亚当?史密斯首次提出“无形的手”的概念，其要点是说，每个人都在为追求自己的私利而努力，由于“无形的手”的存在，他们的活动最终促进了公共利益的发展。史密斯所说的“无形的手”，当然是指市场的作用力。 中国今天的经济改革，也是以个人利益为驱动力，这就使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产生了巨大的爆发力，从而带来了整个经济发展的前所未有的气势。这样的发展，是中国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式的领袖人物们梦寐以求，但却无法实现的。总而言之，是对个人利益的重视和包容，才换来我们实现大国梦的希望，才为振兴中华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人生，那么，我所走过的历程，我的个人奋斗，我为实现自我价值所作的努力，也就不能算是对我原有信念的背叛。就其实际结果而言，只能说是殊途同归吧！ 我人生道路虽然不平坦，但在经历这一切以后，我不能说命运之神对我不慷慨，因为它给予了我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与自己命运抗争的机会。从而，我能够脱胎换骨，改变命运，从一个农村的知青转化为一大学教授。 有人告诉我说，我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我的人生中有很多贵人相助。是的，当年我只身一人来到美国，举目无亲的迷茫中是访问学者王一民收留了我。我们素昧平生，他却让我在他的公寓里栖身，令我至今仍感动不已。 可是
回顾往事
我还有另外意义上的贵人：宾州大学的崔教授，他的冷酷、无情和刁难激发出我所有的潜力，从而完成了杰出的博士论文；协和大学的沃尔特主任，他对我人格的侮辱激发了我思变的动力，使我能够克服困难，在推进个人事业和国际教育项目上都取得了极大的成果……他们都从另一个侧面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应该衷心地感激他们。 回首往事，我经历过失败的痛苦，也享受了成功的喜悦，我取得了自以为荣的成就，也有人生选择的失误，更留下了“悔不当初”的无限遗憾。但是，人生没有“假如”，我的所做所为，有的是受当时环境的局限，但也有的则归咎于我人格的缺陷。 但我恳请你，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不要对我进行道德评价，因为我不是英雄人物，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我之所以坦诚回顾，根本目的是想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经验，以便给予年轻人激励和启示，让他们在不完善的人生中创造出最大的个人价值。 最后，我要说的是，如果你能够阅读到这里，而且仍然没有为你所花费的时间感到后悔，我就已经不胜喜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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