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落子无悔
普通人的奋斗法则
前言(1)
“磨刀不误砍柴工，”这是当年我下放江西农村时，听来的一句俗话。今天，你也许很忙，生活中有太多事情要处理，但希望你能够读完这本书，因为它可能会带来终身的影响。我已经收到难以计数的读者来信，这是他们的评论中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终于走上了经济改革的道路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存模式。市场机制的引进，无可避免会导致两极分化，强者在竞争中勇往直前，弱者却越来越步履蹒跚，两者的差距在不断地拉大。
时势造英雄。在这场不见刀光剑影的社会变革中，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夜之间成了英雄，成了富翁，成了名人。他们的成功，有的是靠聪明绝顶；有的是靠笨鸟先飞；还有的是靠祖上的荫德；更绝得是靠天上掉大运，想躲都躲不过……既然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机会当然也不均等，更何况机制转型中又存在着种种的弊病和陷阱。所以，这一过程中的财富分配虽然很难说是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但也不能简单以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来敷衍了事。那么，该如何面对或接受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迁呢？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普通人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以适应社会的要求呢？
中国人常说：“人比人，气死人”，这当然是无奈之下安慰自己的静心剂。且不说很难做到，也不足以取，因为不能起到积极作用。我说，就是要比，因为只有“比”才会人奋发。
但我们要同谁比呢？我曾问：“为什么不去与残废的、要饭的、睡马路的人比？”有的听众回答：“那我们的命是不一样的。”既然人与人命不一样，那我们就不能老与别人比，要比就与自己比，与自己的昨天比、前天比，只要在进步就好，就要感到欣慰。这才是积极的心态。
在今天高度竞争的市场中，大江东去浪淘沙，风流人物前赴后继。当今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在时过境迁之后，也可能会走麦城。在这挑战与危机并存的年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保持勇气、热忱和斗志，继续向前走。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以正确的方式方法，从事人生的追求。这就是这本书的中心要旨。
我写了这本人生奋斗的书，动机完全产生于偶然，主要还是出于自己的中国情结。因为工作关系，我今天在中国打交道的，大多数是“社会精英”，即这场经济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但我也常接触到一些仍在生活中挣扎的人们，这使我想起了自己早年的境遇。他们的处境固然要比我当年好了，但“民不患穷而患不均”，他们或许更为不安于现状。
我很想帮助他们。我是老师，帮助的最好方式是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所以，我在给中国学员上课时会谈一些人生道理。那一次也是触景生情，我侃侃而谈，以自己的经历为例，鼓励学员们要有远大抱负、奋斗精神和生涯规划。
那番讲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我原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是因为我以为听众只想了解西方商学知识。下课后，一个学员上来，含着眼泪说：“刘教授，你的讲话对我人生此刻太重要了，因为我几乎就要放弃，我感激您！”她没有细说，但很显然，她正处于人生低潮，而我的讲话给予了她继续努力的勇气和信心。
自那以后，我讲课时就常穿插一些人生激励的内容，都带来很积极的效果。后来有人请我去做专门的演讲，一些学生、朋友，甚至素不相识者也与我讨论，他们谈自己的体会，分享人生经验，也寻求我的建议。这些讨论使我的思考更加深入和系统了。
我也常问自己：为什么我面对种种不利条件和境况，能够逆境崛起？在反复思考中我感悟出了人生的奥秘。那一刻真是“大彻大悟”的感觉，那一刻我欣喜若狂。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思想火花的迸发不是偶然的，而是我经历和教育结合的升华。
很多人有类似于我的经历，始于社会底层，靠自己努力改变了人生。可是，他们无法像我那么地系统总结，因为他们缺乏我那样的教育。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国际投资，曾获得了国际商学会的最高荣誉，而我的突破在于把信息经济学理论结合于研究。而信息经济学着重于“不可确定性（Uncertainty）”环境下的经济决策。我们的命运也充满着不可确定性，因为人生发展受制于众多不可确定因素。此外，我的研究领域还包括商业策略学和营销管理学。是我的学术背景启发了我的思考。
总之，触类旁通，在总结个人经历时，更结合了经济学、策略学和营销学的概念，归纳出一些带规律性的道理。我把这些道理称之为“人生兵法”，因为它帮助我改变了命运。
最近我读到一些以中国留学生为题材的书籍，描写他们如何在神秘的异国它乡获得成功，迅速崛起。很精彩，也够刺激！可是，这些故事真有些像是灰姑娘的童话。起码，这不代表主流。海外华人的大多数，是靠艰苦奋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的。对于他们，美国不是冒险家的乐园，而是只要努力、愿意付出，就有机会，就能成功的地方。
我想，那类出版物能流行，是因为它投其所好，是因为中国仍有很多年轻人怀着出国留学的黄金梦。美国电影《漂亮女人》（PrettyWoman）之所以卖座，不是因为有理查得?吉尔(RichardGere)和茱莉亚?罗伯茨(JuliaRoberts)那样的大牌演员（其实罗伯茨也是因这个电影才成为超级巨星的），而是因为它编织了一个梦，使观众在梦幻中感受到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东西。其实，好莱坞电影的描写，也不代表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生活。很多中国人，甚至欧洲人，也是到了美国后才惊讶地发现的。
我真担心，此类读物也会像好莱坞电影那样地误导中国学生，使他们在出国前没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出国后也不能及时调整心理，结果无法完成这个飞跃。这样的出国经历不能给他们带来个人新发展，反而会成为他们的负累。
这本书不是那种类型的海外历险记。我曾是中国知青下乡大军中的一员，后来也只是海外众多留学生中的一个——或许这两种经历的结合才使我面对更多的困难。我的经历是普通的，此书也只是对这一经历的回顾，其中包括种种波折、艰辛和考验，我也从中获得了人生感悟。我要如实地反映这一历史和自己的成长过程，也尽可能严格地解剖自己，试图不要自我粉饰，从而使之有更大的现实意义。现在，这本书终于完成了，希望能够给予读者一些积极的人生启迪。
刘贤方
2006年11月28日于纽约
引子(1)
普通人的奋斗法则
某个周末，我去电话问候父母。在与母亲通话中，我告诉她，我最近特别忙，正在接待一个访问我校的中国代表团，同时还要完成日常的教学工作。
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变得紧张起来：“贤方啊，你千万要注意身体。过去奋不顾身，是因为那时人命没有价值。可今天只要你还有口气，人家就要付薪水，所以你的命值钱多了。一定要爱惜生命啊！”
听着母亲那郑重其事的叮嘱，我忍俊不禁。母亲是典型的上海人，精明、实在，常以通俗精辟的语言，揭示出事物本质。母亲的意思我当然懂，在经历种种艰辛后，我才有今天，已是终身教授，就不该再如此拼命了。寥寥几句话，虽说有些夸张和露骨，但也刻画出我的生命轨迹，所以我才忍不住笑了。
在母亲的想法里，我能走出那困难年代并发展到现在的情形，实属不易。她知道我一直在突破生理的极限来求发展，所以便经常告诫我要知足，能有今天的成就，已经足够了，身心应该放松些，该享受的时候就要享受——做母亲的当然都是这么关心孩子的。
为数不多的幸运儿
是啊，我今天的生活可以说很优裕了，但往事却不堪回首。上初中一年级时遇上“文化大革命”，十七岁从上海下放到江西农村，在那里挣扎了九个年头，直到恢复高考后，才走出农村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出国，从硕士读到博士，最后又在大学任教，中间经历了多少坎坷波折啊！总而言之，我走过了一条极其艰辛的人生道路。
坦率地说，我并不是成功人士，也没有什么特殊贡献——很多海外华人的成就都远在我之上。
但是，人与人没有可比性，起点、能力、机遇都不一样。我能有我的今天，人生事业，自我实现，社会的尊重，我感到庆幸。特别是能从那个恶劣环境中闯过来，会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在同代人中，我是那为数不多的幸运儿。
我曾经想过，我之所以为我，我之所以比我那个时代的多数人更有作为，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运气好吗？对这一点我却又很难认同。人生若确实有运气，那我恰恰是那种运气比较差的，因为我的人生极少一帆风顺，凡事皆要经历磨难。
而且，我又绝非那种才智出众之辈。我综合素质平平，直到最近才发现，我年少时其实脑子是有缺陷的（后文中还将提到）。
最后，我也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套用鲁迅的一句话，咱家不是“曾经阔气过的”，而且现在没有、将来大概也不会阔气吧！我的记忆中仍然留存着那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笼罩于家庭的那种惶惶不安。我们得以平安地度过那个动荡年代，要归功于我母亲。她是家庭的主心骨，精明、识大体、谨小慎微，善于自我保护，从而使我们避免了很多家庭所经历过的大起大落。
总之，我的出生没有撞上大好时光，能力一般，家境平常——我属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一个普通人。这不仅是我在自我表白，也是别人曾给予过我的评价。
我在美国大学任教后，就积极促进我所在学校与母校江西财经大学的交流。在此过程中，我与母校外事处长张小俊很熟悉了。在一次聊天时他调侃道：“自我到江财后，曾很多次听人提到‘刘贤方’这名字，那时就不明白此人为何如此有名，在认识了后，才发现他原来也不怎么样。”在座所有人听后，哄堂大笑。但他说的却是事实，我的确很一般。
然而，我逆境崛起了。我始于社会下层，面对种种不利因素，最终却克服了环境的局限性。固然，在我人生历程中，很多事情的发生似乎是带有偶然性的，其结果却是带来了命运的转折。但是，我仍然要问：“这些事件的发生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若是带有必然性，那就是规律性的法则了。那么，什么是导致我命运改变的根本因素？”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普通人应该如何奋斗
人们总爱引用爱迪生的名言：“天才人物的成功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这话没有错，可人们又忘记了，这百分之一的灵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所没有的。你若属于人类群体的主流，那你就属于那没有灵感的百分之九十九——而且这种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九。那么，你对这百分之一的天才也就只能望尘莫及了。
我相信你已读过一些介绍伟人或天才人物的书籍——否则你不会对这本书有兴趣。那些读物中的英雄事迹对你、对我、对其他很多人，都会产生激励作用。可是，伟人们之所以伟大，天才之所以是天才，就是因为他们与我们不一样，或是具有超人的智慧和体能，或是胸怀雄才大略，或是有过不同凡响的经历。但是，历史上又能有多少这样的人才呢？他们的境况与生活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很相关，他们离我们太远了。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群体都是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人类群体也是这样的，其中极优秀和极拙劣的都是少数，其余的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都是普通类型，在素质、能力和境况上都更接近于平均水平。那么，他们的人生就无法与那些特殊人物相比较。在认识到这一点后，我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更加重要：“若是普通人，那应怎样去追求人生，什么是普通人的奋斗法则呢？”
以上提出的两个问题其实是相关的，也是这本书的主线。我希望通过这两个问题的探索，能予多数人以启示，并希望通过人生经历的回顾，以总结出带有普遍意义、具有大众性的人生发展理论。而以下的阐述仅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引子。
对于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人生挑战不是去改变世界，也不是在历史上留下足迹。我认为，对于他们，更直接，也更切身相关的，是怎样以自己的所在、所有、所能，在有限的人生中寻求最大发展，在此过程中找到自我。这也就是普通人的人生。
可以说，我就是普通人，我的普通性，使我与大多数人有可比性，从而我的经历和体会对于他们也更为亲切。我认为，我能够命运逆转，主要是靠后天的因素，是借助了一些大家都拥有，或都可以创造的条件，从而克服了不利的个人境况。
也许，大家更想知道怎么去做——如何去追求，如何自觉地发掘自己的潜力和优势，如何建立起无常人生中的进取之道？这就是此书将要讨论的。我的人生感悟，来自于生活的磨炼和学术的训练，是这两者的结合给予了我生命的启示，从而总结出人生奋斗的方法论。我说那是“普通人的奋斗法则”，并称之为“人生兵法”。
人生道理一点就破
兵法是用来打仗的。秦末张良，出身平民，谦虚执著，因而得到异人传授兵书一部，学成后带兵治军平天下，辅佐刘邦建立起西汉王朝，创造了历史，也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同样的，人生如战场，我们面对生活，也要克服困难，战胜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们也需要“人生兵法”。
可这“人生兵法”果真有此功力？也许你觉得难以置信。我就是要说服你，不仅是通过逻辑，也以亲身经历为例，甚至还披露了一些比较隐私的个人情况。其实，书中所揭示的道理是带有普遍性的，不仅是我个人经验的总结，也是许多人命运得以改变的秘密。只不过我能以悟得道，发现人生奥秘，并以简单方式展示出来。
人生道理一点就破，这本书将使你成为“识时务者”。我们应该树立起一个强烈的信念：人是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人来到世间，不管始于怎样不利的起点，不管面对着如何恶劣的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主导自己的命运。你或许在劣势中奋斗，你或许是竞争中的弱者。但是，归根结底，你是否有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只要有，又能身体力行去做，你就一定可以。我将会告诉你如何改变人生，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把这一人生发展的方法论概括起来，归纳为“3+3=1”公式（念“三三为一”），它是建立在人之共有或都可以发掘的人性要素上的，是与我们普通人相关的。但是，它可以帮助你克敌制胜、超越客观存在的局限，实现人生的基本目的。
目录
推荐序 龙永图
前言001
引子：普通人的奋斗法则005
为数不多的幸运儿005
普通人应该如何奋斗007
人生道理一点就破008
1.往事不堪回首009
那年我十七岁011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016
与天地斗其乐无穷017
收获后的喜悦018
大病一场020
跌倒了再爬起来023
励志篇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027
影响人生的主观因素028
2．那生命没有价值的年代029
为何被陌生知青殴打030
狭路相逢“勇”者胜033
生命无法承受之轻037
困守农村的日子040
工地上的悲哀042
励志篇二发掘潜在的伟大力量046
3．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048
屡受挫折的大学梦049
一切为了改变命运053
哪里是我的出路啊056
列车终于开出隧道058
人生难得几回搏061
励志篇三必要条件一：好高骛远的境界064
4.博士
祸福相倚的求索066
在敌意环境中求生066
弱者的抗争069
诚实是学术生命线072
走上大学讲台074
祸从口出077
励志篇四必要条件二：一意孤行的精神080
普通人的实现法则080
只要能够坚持081
5.在崎岖小路上攀登083
逆水行舟却无济于事085
同归于尽是下策087
竭力而得之才更有价值090
迟来的荣耀094
励志篇五似是而非的唯意志论098
6．在跨文化中的生涯100
普天之下学而优则仕101
与刁顽学生斗法103
此社会不求公平而是摆平106
以积极态度求人生108
励志篇六必要条件之三：盲目乐观为心态111
进取、乐观和积极思维111
阿Q精神万岁113
7．人生也是一场赌115
我娶了这样一个女人116
两岸统一，从家庭做起119
此事古难全122
励志篇七人生的基本目的125
名、利、地位不是基本目的125
人生也不完全为幸福126
成功更是难以精确定义126
人生目的：个人价值最大化127
8.置之死地而后生127
中美教育合作的雏形130
MBA项目中途夭折132
君子一言九鼎136
励志篇八成功的奥秘141
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141
信息不完善与不可确定性142
抛硬币游戏的启示143
9．纽约与中国，完成心愿的福地144
多样化的纽约才有空间145
以中国方式选择美国伙伴148
重搭中美合作构架150
在夹缝中生存152
自负=英国绅士+美国教授154
励志篇九竞争策略一：定向157
以策略创造竞争优势157
人生发展要以市场为导向158
以“定向”为竞争基础160
10．暗流砥柱164
索赔条款的争执166
对得寸进尺的美国佬170
励志篇十机遇不在随大流175
机遇与危机并存175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176
11．走出农村上大学178
入学前的困扰179
生命重新开始181
我的初恋情人183
励志篇十一竞争策略二：专精186
市场细分与缝隙市场186
集聚策略与目标集中188
以“专精”创造竞争优势189
12．出国前后的风波192
我险些毁了自己194
初次体验加拿大198
在海外接受再教育199
励志篇十二竞争策略三：取舍202
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202
以“取舍”创造竞争优势203
人生要以事业为基础205
13．进退维谷207
我要读学位208
风云突变210
我已是过河的卒子213
事态更为复杂214
终身的愧疚216
我只能向前看219
励志篇十三我以我生为起点220
不要为自己找替罪羊220
客观条件不是决定因素221
14．在美国读MBA的日子227
阿克朗的学习生活229
餐馆打工的日子230
前赴后继闯美国233
励志篇十四人生兵法公式：“3+3=1”237
发觉自己的潜力238
人生兵法总钩架239
价值观才是最大财富241
结束语243
1.往事不堪回首
往事不堪回首
2002年暑期，我与纽约理工大学的校长查尔斯博士一起访问中国。他刚升任我们学校的校长，我知道，要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教育合作，就需要他的支持，要得到他的支持，就要让他了解中国，而了解中国的最好方式是实地考察，“百闻不如一见”。所以，我设法安排了这次以联合国开发总署（UNDP）项目为名义的中国访问。
我们先去了北京，然后是上海，在那里的活动结束后，正式访问也就结束了。同行的杰夫和马教授还要再住几天，而我和查尔斯则第二天离开，他去巴黎，我直飞哈尔滨。按预先的计划，我将与美国GKV建筑设计公司老板理查德在那里相会。我介绍他参加了哈尔滨一个地产项目的设计招标，他要来提交设计成果报告了，那也是很重要的事。
我们在上海时住浦东的金茂君悦酒店，据说那是上海最好的超五星级酒店。设施极其豪华、现代，服务素质也很专业，两百多美元一天的房价，按纽约的物价标准来看，也是物美价廉的。
在离开前一天晚上，我到服务台落实第二天去机场的交通安排。我和查尔斯校长的航班不同，但都要清晨离开。前台的服务人员告诉我，酒店门前平时都有出租车等候，但若是太早了，就无法保证能及时叫到车。若要保证用车，可以预订，但要先支付四百元人民币。
我觉得那样的收费也太昂贵了，真有宰人之嫌。但为防止意外，我还是为校长预订了出租车，而自己就不愿花这个冤枉钱了。我就要第二天早上在大门口叫车，就要“以身试法”。尽管出差费用都是报销的，但我已习惯为学校省钱了。
第二天清晨，我退房后，走出大堂门口，服务生一招手，一辆出租车马上驶了过来。这就证实了我原来的想法：这样一家大酒店前，怎么会叫不到出租车呢？
出租车司机是一位中年男士，胖胖的，头发都花白了，说着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他帮我安置好行李后，就驾车驶上了前往浦东机场的高速公路。一路上，他很健谈，心情不错，可能因为载到我这个远程客，一趟车费一百三十多元，基本收益就有了保证。
当我们聊起社会形势，他就变得愤世嫉俗
开始抱怨了。他又告诉我，在今天的中国，办任何事都要有权，大家也都在利用权。就连酒店大堂的服务生，也以权谋私利。他们都向出租车司机收回扣。像他这样不进贡的，是载不到长途乘客的，而他今天能载到我，那则是例外。因为时间太早，饭店前没有别的出租车，他们没有办法，只能把这趟车派给他。
起初我只是以普通话与他交谈。可无意间，我发现我们是同代人，同是68届初中生，又同样地在“文革”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去了农村。我为之一震，马上改口说起一口流利的上海话：“阿拉（我）也是上海人。”接着，我说出了我的背景。
他也很意外，说：“可你看起来这么年轻，我都不相信我俩是同龄人。”接着我们又谈起了过去。当年我下放到江西农村，而他则去了黑龙江军垦农场。共同的经历，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时代共鸣。
他极其感慨地说：“可我们今天的身份是完全不同了，你是美国教授，而我只是个出租车司机。”
“那只是因为我运气比较好，”我想安慰他。
“不，那不是运气，你靠的是努力，”他认真地说，“我们68届初中生，那时被称之为‘知识青年’，学校里其实没有学到什么，你能走到今天，完全是靠努力！”
接着，他谈起了自己的经历。他初到农村时也很努力，曾被推荐上大学，可在最后一刻，农场的主任开后门把自己侄女换了上去。他向上级部门投诉，却毫无用处。他极度悲愤却又无可奈何。那次挫折后，他灰心丧气了，就随波逐流，转眼间人到中年，也就成了现在这个样了。最后，他感慨无限地说道：“当年我若也像你这样努力，没有放弃，也许就不至于今天了。”
我对他深深地同情，但我又能说些什么呢？——他仅是那个大动荡年代的无数受害者之一。说话间，我们的车已到了浦东机场航站楼前，我付了车钱后，又塞给了他一张一百元人民币。他很意外，忙着表示感谢，我却匆匆地要去赶航班了。
我办完登机手续，坐在机舱的位子上，陷入了沉思，直到旁边有人轻轻推了我一下。抬头一看，可爱的空姐正冲着我微笑。我尚未反应过来，她又示范了一下系上安全带的姿势，我这才醒悟过来，赶紧系上了。陷于沉思中的我，没有听到广播里的通知，也没有注意到她刚才在与我说话——飞机就要起飞了。
与出租车司机的那番交谈在眼前挥之不去，我久久无法平静，心里还想着他的那句话：“你靠的是努力！”
我在询问自己：“当年我如果也放弃，那么今天又会是怎样呢？”
我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过去的年代，先下放到江西农村，后来上了大学……过去的往事，一幕一幕地展现在了眼前。
那年我十七岁(1)
中国在1966年末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是上海复兴中学的初中一年级学生。不久，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这也就结束了我的中学时代——直到十多年后，我才重又迈进了大学校门。不管今天如何评价那一场政治运动，对于经历了那段历史的很多人来说，那是难以忘怀的，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当时在校的高中和初中学生后来就统称为“老三届”，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我是68届初中生，是“老三届”的最后一届，所以我全部的教育也就是六年小学再加一年初中。
后来，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城市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一大批中学生离开了城市，前往农村和边疆地区插队落户。据统计，仅上海地区就曾有一百零九万学生去了各地农村，北至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南至云南、贵州和江西等地。
我们几个要好同学本来约定，要一起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我报了名，却没有被批准，是政治审查没有通过。由于具体情况是不告诉本人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海外关系”被拒，我有个住香港的大伯——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情况远要复杂。
最后，我是去江西农村插队落户。我出发时
寄出行李上写的地址是：“江西省清江县山前公社西塘生产大队叶家村生产队。”
我是从上海郊区的彭浦车站出发的。那个时期，上海每天都要发出数十辆列车，专送上海知识青年去外地。为了解决这一突发的运输压力，上海政府就在郊区设立了个临时火车站，也就是芦席棚搭起的简陋亭子，专用于发送知青列车。
我是1970年3月15日离开上海的，当时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爸爸、妈妈、姐姐和妹妹一起去车站送行。我们一早出发，赶到那里时，发现整个车站已挤得水泄不通。即将离开的都是些十几岁的年青人，而送行的则是家人、亲戚和朋友。
一个老太太抓着个女孩，似乎是她孙女，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死活就是不让她上车。车站工作人员强行把她拉开、拖住，才使那哽咽着的女孩子登上了车。看着那捶胸顿足的老太太，我妈妈已红了眼睛，我觉得心里酸酸的，就先上了车。
火车缓缓启动了。就在那一瞬间，人群中不约而同，齐声爆发出嚎啕大哭声。那一片哭声是那么地突然、那么地整齐，就如同在交响乐演奏中，当乐队指挥手中指挥棒猛然向上一挥
一下子就进入乐曲的最高潮。那真是个悲壮的场面——却也有悖于伟大领袖的教导。我坐在车厢的座位上，周边的许多男女学生都已哭成了泪人。
我们这列火车是额外增加的，得给其他列车让道，所以比慢车还慢。一路上开开停停，爬了二十几个小时，我也是时睡时醒。到了第二天下午，火车停下来了，听说到目的地了。我与大家跑出了车厢，发现那是一个极为偏僻的小车站，再看了车站的标志，知道是“临江站”。
下车后就看到一群群的乡下人，皮肤黝黑，衣着粗陋，有些拿着扁担，有些带来了手推的独轮小车。那车是我首次看到的，所以觉得很新奇。那些围上来的人都是地方上的干部和农民，专门来接我们的，我们要找到自己落户地点的接待干部。西塘大队还安排了一辆拖拉机来接人，我们这一行共是十五个上海人，七手八脚地把行李搬上拖拉机的拖车，也就都爬上了车。
我还注意到，不是所有单位都派了车来接人。有些来人只是肩挑背扛，带上了行李，领着他们的知青，徒步离开了。我还颇为自得，他们是靠“11号车”（指走路），而我们却有八个轮子的车来接。
后来才知道那些步行下去的知青才更为幸运，因为他们分配在离铁路要道较近的村子，交通方便，经济也比较发达。而我们下放的村子很远，离临江车站，走公路有七十多里路，走山路也有三十多里地。交通不方便，经济也更落后。
站在拖拉机的拖车上，抬眼展望，都是丘陵地带，是那种猩红色的红壤地，一路上所看到的也就是稀稀落落的松树和小灌木丛。在那贫瘠的土地上，只有这些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才能生存下来。所谓的公路也只是两条平行的车轱辘道，是由机动车轮子长年行驶压出来的痕迹。
可是，搭拖拉机是与乘公共汽车完全不同的感觉。那车轱辘道在高低起伏的山坡上绕来绕去。拖拉机也在山路上绕来绕去，它拉的拖车更是颠簸得不行。我们紧紧地抓着扶手，被甩得晕头转向，有些女孩开始呕吐了。最后，拖拉机终于到了我们的下车地点，湛溪镇。
小韩，一个长得很妩媚的女知青，气愤地在抱怨：“这种鬼拖拉机，今后再也不要坐了。”——那时大家尚不知道，以后若能搭到拖拉机，就该感到幸福了。我们那里没有公共交通，外出只能到光华山林场去搭便车。那里常有拖拉机外出跑运输，但是否能搭便车，那就要看司机的心情，且还要看他的脸色。
湛溪镇还不是目的地。我们十五个知青被五个一组地分到三个村子，离那镇上还有几里路。各村来接人的干部和农民早已在等候。上海知青们刚彼此结识，就又要分开了。大家挥手告别，并约好要互相走动，然后又上路了。
与我一起下放在叶家村的是小谢，还有三个女知青，小韩、小邹和小郑。
小谢是我们大队上海知青班的班长，68届高中生，所以比我大三岁，瘦高个儿，方盘脸，穿着深蓝色的咔矶布中山装，很有干部架式。一路上他很活跃，见到来接我们的生产队会计叶钱儿，就主动上前握手寒暄，显得很善于打交道。
从湛溪镇到叶家村，约为五里的山路。农民们把我们的行李装上了独轮手推车，推着吱嘎、吱嘎地上了乡间小道。
我对那手推车很有兴趣，也想试一下。农民们指点我：先微弯下腰，背上车背带，两手各抓一边的手柄，再挺身站起身来，推着车向前走。可我才走上几步，就跌跌撞撞，差点摔倒，赶紧歇手——但不久后，我能用这小车推着四五百斤的货，走上十几里路也不算一回事。
到了叶家村，已是下午四点多，村里的老乡已准备好了。他们帮忙搬行李，安顿我们住下，又是欢迎，又是问候，非常热情。最后，我们在厨房的饭桌边坐下。桌上的大碗里装着菜，堆得满满的，盖在上面是厚片的腊肉，而下面就都是蔬菜了。
我们在吃饭时，感到很难堪，因为周围站着一圈小孩，看着我们吃饭，睁圆的小眼睛中流露出渴望的神色。突然间，小郑，那个脸蛋白净的上海女孩，激动地用上海话喊了起来：“哦哟！这么肥的肉，猪皮上还有未拔尽的毛，恶心死了，这怎么能吃呀？”但不久后，她们就不再会那么讲究了。
按习惯，我们把吃剩的肉皮和骨头在桌面上留下一堆。做饭的农妇示意可以扔到桌下，我们照做了，马上就听到桌下汪汪的狗叫声，低头一看，那些张牙舞爪的狗东西们，为着争夺肉骨头而打架。毛茸茸的身体在我们腿间钻来钻去，吓得大家连腿都不敢动一动。
第二天，我就主动要求参加劳动，其他几个知青也跟来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那漫长的农村生活，所经历的艰辛困苦，无法一一言尽。但是，我们尚算比较幸运的，其他有些地方的上海知青还更为悲惨。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
当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每一公社下辖数个生产大队，再下面就是按自然村组成的生产队。生产队是基本的生产和核算单位，组织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并“按劳分配”，发放劳动成果。
江西农村以种植水稻为主，普遍推行双季稻生产。但因为属于偏冷型的亚热带气候，适于农作物生长的温暖期比较短，所以每年春暖之际，要尽快地把早稻秧苗插下去，以获得足够的水稻生长期，才能有良好的收成。这就是俗语所说的：“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春插季节的劳动，是分秒必争，极其繁重。
到叶家村后不久就开始了春插农忙。我们也与当地农民一样地出工、收工，参加生产劳动。挑担、拔秧、插秧、锄地、砍柴、挑水等农活，对我们都是新的挑战。农民们挑着重担在田间小路上健步如飞，可我们连空手走路都会滑下水田去。但由于努力，我们适应得很快。
在江西的上海知青，都经历过水土不服阶段。到农村后不久，全身长出了很多红点，像疹子一样，很痒，然后就转化为水疱，破了以后就流出黄水，痊愈后不久，又长出新的疹子。这样地长好了又发，断断续续，要到两年后才会适应。记得我有一次回上海，去公共澡堂洗澡。那里大伙都是赤身裸体在冲洗，旁边那个不相识的小伙子，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着我。我问：你下放在江西的吧？他点了下头，说：你也是吧？我们会心地笑了——我俩全身都是点点斑斑，疤痕累累。这是上海人在江西农村生活过的铁证。
我少年时很害羞。一次，西塘大队组织上海知青们学习，每个人都要发言，谈思想体会。我勉强才开了个头，就脸涨得通红，说不下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何红根笑话我：“来自大上海的，怎么连在大众场合下讲个话也不好意思？”
小谢是我们的带头人，他能言善道，长于外交。我比较木讷，但工作踏实，不怕苦不怕累，努力表现——三十多年后我故地重游，当地农民都还记得我，众口一致地说，小刘是最“吃嘎”（好）的，舍得累，吃了“恶苦”。
与天地斗其乐无穷
农村的习俗，每个村子中间都有一个大厅，称之为“总厅”。那里是集体开会和议事的地方，每到春节期间，厅里会生起炭火，众人围着烤火聊天。
走进总厅，就看到竖立在右边的鼓架，上面架着一个很大的鼓，看起来就像是古代衙门里的皮鼓。那鼓敲打起来，鼓声低沉，可以传得很远。白天鼓声响起，是集体出工的时候，若晚上鼓响，则是干部召集村民们来开会。
在春播农忙季节，前后大约要忙上三个多星期。在那期间，每天凌晨三四点，在睡梦中就被“嘭！嘭！嘭！”的沉闷鼓声惊醒，那是开早工的通知。我从床上挣扎了起来，走出门口，天空仍然是黑漆漆的，只见靠近村边的秧田中，已挂起了一盏点亮的马灯，隐约可见。早工的活是到秧田去拔秧。
我们几个知青，摸着黑朝灯亮的方向走去。到了秧田边上，我站在田埂上，迟疑了一下，一咬牙就把那尚留着被窝余温的脚踩入了水田。那是早春的凌晨，田中的水仍然寒气逼人
双脚浸在冷水中，是浸入骨头的冷痛，那种感觉刻骨铭心，我今天仍能清晰记得。
站在水田中的最初两三分钟，人就像是凝固了一样，当双脚被冷得麻木了，就丧失感觉了，也就不痛苦了。接着就弯下腰去拔秧，把秧苗拔出来后，再把秧苗根部的泥土洗干净后用稻草杆扎成一束，扔在一边后再拔第二束秧苗，第三束秧苗……这样地，一直要干到天亮。
收早工后，就匆匆地吃了早饭，那只是青菜煮粥，再放些盐而已。因为很饿了，就吃得特别香——回想起来，我都觉得不可理解，那么大的碗，我一下子就能倒两碗粥下去，人胃的容积真有那么大？
接着就是出上午工。我们挑着满簸箕的秧苗捆，到了水田，就下到田里开始插秧。就那么弯着腰，不停地插啊插的，要到吃午饭时方能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干，直到晚上，肉眼已看不清插下的秧，才收工回家。
我走在收工的路上，一脚高一脚低，一方面是因为疲惫不堪，另一方面也因为我是近视眼，天黑就看不清路了。回家后，农民们还要煮饭、喂猪，可我们就吃些冷饭剩菜或上海带来的酱菜、肉松什么的，很快就睡下了。
在一天的紧张劳动后，上床的感觉就不是躺下，而是瘫倒。浑身的肌肉酸痛，脚底板也是火辣辣的——白天踩在水田里干活，已被割了许多小口子。我倒在床上，心里在想：已是无法再爬起来了。可到了第二天凌晨，当鼓声又响起时，我又强行地爬起来，又是那么跌跌撞撞地走向了田头。
因为是农忙期间，生产队杀了一头猪，每户农家可分到一斤肉，知青受到特别照顾，每人一斤肉，我们五人加在一起就有五斤肉了。那是新鲜猪肉，是大家很久没有吃到了的。
我们提着肉，挺首昂胸地回家，肉切成了大片，扔到锅里加一勺水，放一撮盐，煮熟后就那么地吃了起来，还觉得特别香。那几个上海姑娘，也啃得欢。我看了一眼小郑，她筷子夹着一块白花花的肥肉，正飞快地往嘴里送，那猪皮上的毛还未刮尽呢！
回想起初到农村时，她那种挑剔劲儿，现在却也在狼吞虎咽，我乐了——古人说的不错，人是“衣食足而后知礼节”。农忙季节的劳动强度太大，人体消耗过多，生理上需要补充油水。
收获后的喜悦
农村在秋收后，就是农闲季节了，再到阴历年底，就要准备过年了。生产队也开始分配结算了，那称之为“分红”，就是按各家庭的人口、出工人数和天数、劳动强度把劳动成果分配下去。
我们上海知青也分到了应得的份额，包括一年的口粮、钱和其他实物。我分到了人民币六十七元多，尽管微不足道，却是辛勤劳动后的第一次收入，意义非凡。我们还分到了花生、食油等农产品，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当时城市的消费品极其匮乏，在上海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是计划供应，每个家庭都会按期领取到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蛋票、糖票、酱油票、盐票、油票……
我分到了十五斤花生油，二十三斤花生——要知道，上海每人每月才配给五两食油，而花生则是很少有的。我准备了一副担子，两个大纸箱，装上了食油、花生，还有自制的蕃薯片、麦芽糖、油炸豆腐、乳豆腐、豆豉等农副产品，喜气洋洋地准备回家把年过。
原本我是与小谢同行，可那三个女知青又来央求，要和我们一起走。那天，天空才蒙蒙亮，我们五人就出发了。我们步行，行李则由三个乡下老表用独轮小板车装着，吱呀吱呀地推着，一直把我们送到临江车站。从广州到上海的慢车停靠临江站，我们就是搭这班车。可快到年底，铁路交通运输正处于高峰期。火车虽然停下了，可车门口堵得满满的，不可能再上人了，况且我们还有这么多行李。
这倒难不住我，农村生活已使我变得粗野了。我领着头，我们一行人顺着列车一路走过去，看到一个车窗口是半开着的，这就是机会。我纵身一跳，双手抓住窗沿，再翻个身，一骨碌就钻进了窗口——我的脊背肌肉非常发达，在单杠上引体向上的动作，一下就可以做五十多下。
我进去后就强力打开了窗子，一边嘴里在说：“叔叔，阿姨，我们是上海知青，要在这里上车，请借贵方一块宝地……对不起，请挪一下小桌上的茶杯。”
因为既成事实，多数乘客只好默认了。只有一个小伙子生气了：“你看看，把我的茶杯都打翻了。”
我眼睛一瞪，吼道：“已经道歉了，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他看我气势汹汹的样子，就不出声了。
才眨眼之间，下面的行李就都传了上来。其他几个上海知青也被随来的乡下老表连推带顶，从下面塞进了窗口。
安顿好后，我才松了口气，发现上衣已全被汗水湿透了，因为用力，也是因为过度紧张。到此时，我才陪起笑脸，向座位上那些乘客表示歉意，说也是不得已呀！我们人都已在车上，他们也就只能体谅了。
终于到上海了！走出了火车站，我看着走在路上的行人，先大吃一惊：“上海女孩子的肤色怎么这么白啊？”苍白得就像在农村杀鸡时，放了血、拔了毛后的鸡那个颜色——请原谅我的不敬，但那确是首次回上海时的第一个视觉印象，因为在农村已见惯了晒得黝黑的肤色。
走进家门后，第一感觉是房间里太明亮、太干净了。在看到家里的锅碗后，又是一惊，怎么这么小啊！锅也就乡下人的碗那么大。我问：“我们家的锅碗都换过了？”
“没有啊！”
我明白了，我已习惯了农户人家的大碗、大锅、大灶，就会产生这种视觉上的误差。一会儿，我妈下班回来了，她看着我就抹眼泪，可我却充满着幸福感。
在吃饭时，我妹大叫起来：“哥，你怎么把吃剩的骨头都往地板上吐啊？”
我一下醒悟过来：“对不起，这是在乡下的习惯。”我告诉她，乡下屋内也是泥土地，吃剩的骨头扔到地上后，狗会吃个干净。
大病一场(1)
第二年开春时，上海知青们又先后回到了农村。稍事休息后，我就投入了劳动。我已很有经验了。去年我初次下水田插秧时，那秧苗插得东倒西歪，不成行也不成线。小谢就强多了。他是高中生，在农忙时曾去上海郊区参加劳动，有过插秧的经历。
但到这时，我就是插秧的一把好手了，甚至超过当地的农民。只见我下到水田后，左手操起一把秧苗，右手从左手里分出一株秧苗，三个手指捏着敏捷地插进了水田，然后又是第二株、第三株……一排六行，插一排退一步，一排又一排……那插秧的速度，真是比鸡啄米还快，即使在前面的人已先插秧很久了，只要我动起手来，那就是稀里哗啦地，一下子就赶上去了，最后还把他远远抛在后面。而且，我插的秧，窝距行距整整齐齐，秧行排列笔直。我在村里还是“起率”（即插第一排的秧，他人则跟着我的秧排插）的。乡下人夸我聪明，学习很快，才插了一年秧，就超过了他们很多人。
其实，我只是善于总结经验罢了。插秧的动作，左手握着一把秧苗，右手的中指、食指和拇指从秧把里分出一株株的秧苗，再插到水田中。但我已悟出了窍门：提高速度的关键不在右手插得快，而是能用左手的大拇指，迅速均匀地从秧苗把中分出一株株的秧苗。多数人不习惯使用左手，所以要提高插秧的速度，就要人为地训练左手动作。在插秧季节前，我就先训练自己了，有空就左手握一把短稻草杆，练习以大拇指分秧苗的动作。这非常有效，所以到插秧时，也就看到我那种令人惊叹的速度了。
一天上午，我与会计叶钱儿争执起来，我说我一天可插一亩田的秧，他却表示不相信，他是故意激我。我们打起赌来：我单独在一块九分多的水田插秧，只要完成了就可以收工——要知道，集体出工平均每人每天才插三分多田的秧。
我埋头干了起来，弯着腰不停地插着秧，插了一排又一排，中间也不休息。到了下午一点多，本是午饭时间，我也不回去，让小谢替我把饭带到了田头。到了下午，水田中的空白面积已越来越小，胜利在望了，但我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我极度疲乏，真渴望能放平身体，给酸痛的腰背一个休息的机会。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因为我知道，如果躺下后那就再也不愿起来了。
到了下午五点多，终于插完最后一株秧。我一下子就坐在湿漉漉的田埂上，仰天躺下了，就那么面朝青天背朝地躺着。我陶醉在那种放松后的舒服感，还有目标实现后的成就感。好几分钟后，我才又站了起来。
收工时间尚未到，老乡们还都在田里忙着。尽管先已打了赌，但我也不好意思真的就提早收工。但在不停插秧十多个小时后，我已疲惫不堪，再也不愿弯腰了，就去干挑秧的活。
晚上收工后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身体的感觉不对了。我暗中希望那只是因为太累了，只要休息一下就会恢复。回到家后，先躺下睡了，可到第二天早上，高烧已发到了39.5℃，全身无力。我还想坚持出工，可挣扎着下到田里，实在无法支撑，又提早回家休息了。
当时，春插最忙阶段已过去了，我就在家里整整躺了两天，烧退下了，但仍然体乏无力，没有一点食欲，知道要去看病了。由于乡下的房子室内极暗，我走到了室外，在“光天化日”之下，才发现自己全身泛黄，是那种令人恶心的黄疸色。我开始担心起来了。
我步行二里路，去了大队医务室，又找到蒋医师。当年农村实行“赤脚医生”制度，即选拔出一些有文化的农民，稍加训练后，就在乡下巡回治疗。这不能解决大问题，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西塘大队只有这位蒋医师是从县医院下来的，被乡下人公认为最好的医师。
我诉说了症状，他检查了一下，说我没有发烧，不会有大病，可能太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要注意营养，多吃些腊肉、鸡蛋等。可他的建议对我没有用，因为我不仅没有食欲，而且一看到油腻的东西就反胃，想吐。
刚好小谢参加县知青代表大会回来。他顺便去了医院验血，发现得了急性黄胆型肝炎，决定马上回上海。
我翻出医学手册，找到了对肝炎病的形容：皮肤泛黄疸色，没有食欲，怕油腻食品，体乏无力，等等。这与我的症状完全相同，而且室友已确症为肝炎，我无法再抱侥幸心理——我患上了传染性肝炎。
那时我已知道，肝炎症状极其明显。但蒋医师仍然误诊，医术也就可想而知，可据说他还是大队四个赤脚医生中最好的。真是庸医误病啊！不，那只是反映了农村落后的医疗条件。
我决定与小谢一起回上海。可全身软弱无力，村子离临江车站有几十里的路，就是去光华山林场搭拖拉机，也要步行五里路，我哪能走得动啊！乡下人告诉我，只要打一针盐水葡萄糖，就能立竿见影，恢复体力了。临走前一天，我又去找蒋医师，提出要求，他同意了。
当年的农村
尚没有今天流行的打点滴，类似方式是用一个大针筒把盐水葡萄糖液注射进静脉血管。蒋医师做好准备工作后，开始为我注射。我伸出了左手胳膊，他第一次把针头扎进了我胳膊，没有见到回血，就拔出来再扎进去，还是没有回血，就再扎……就这样地，进去再出来，反复地试了四五次。我睁大着眼睛，咬着牙，耐心地观察着他的不懈努力。
他一边工作，一边解释说，这个活挺难的，就得这么地反复尝试。他额头上冒出了汗，也真难为他，为了找到我的血管，确是费了很大劲。好不容易才听他说：“行了！”就开始为我注射。
在注射过程中，我的小臂感到又痛又涨。到最后，针筒里尚余下了约四分之一的葡萄糖液，无论他怎样尝试，还是无法注射完，也就只能作罢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就动身了，先步行到林场，再搭上去临江的拖拉机，最后才上了去上海的列车。我直到在车厢的位子坐下，才放松下来，那时就觉得左手臂涨得难受。我掳起了袖子，就吃了一惊，整个左小臂肿得像小腿那么粗，而且有一大片淤青。我感到吃惊，因为不知道原因。
最后，我到了上海，突然地出现在家门口。家人们看到面黄肌瘦的我，惊愕自是不言而喻的，我妹妹马上带着我去医院看急诊。
医生也不等血的化验结果，就根据初步诊断，要求我马上住院，是传染病隔离病房。在办理住院手续时，还得称体重。我一看，才九十八斤重，又吃了一惊——我曾做健身运动，肌肉比较发达，体重一直稳定地保持在一百二十五斤左右，身体又没有什么脂肪，怎么会瘦这么多？
在抽血化验时，我心里着实害怕，因为有过蒋医师打针的经历，但还是装出勇敢的样子——男子汉哪能怕痛啊！我左臂的淤青和水肿尚未完全消除，所以只能伸出了右手臂。只见她用橡胶管把我胳膊捆上，把注射针头敏捷地扎向我手臂，一针见血，然后缓缓地抽出了血液。拔出针尖也是快速地一下，然后熟练地压上棉花球。我几乎没有痛的感觉。
我看得目瞪口呆，不禁肃然起敬，佩服地说：“医生，你的技术可真高明哪！”
她不以为然地说：“这算什么？你锻炼过身体，血管很粗，这是最容易的。我们在实习时，都要用兔子耳朵的血管练习扎针。”
我告诉了她蒋医师为寻找我的血管，三番五次扎针的故事，她同情地摇了摇头。我又展示了仍青肿的左手臂，询问缘故。
她苦笑了:“因为针头没有扎进血管
葡萄糖液就都注射进了肌肉。”——难怪在蒋医师注射时，我又涨又痛，而且到最后也无法注射完所有针液。
跌倒了再爬起来
急性肝炎在初发期有传染性
必须住院隔离。在传染期过后，就可以出院疗养了。我出院后也与其他知青联系，他们在我和小谢离开后，都先后回了上海。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发牢骚，觉得农村太苦，没有前途，不想回去。
我妈妈说：“即使他们不回去，你还是按时回去，正好有机会表现自己。”
所以，春节后不久，我就先回到了乡下。后来听说，村里老表已在议论，说知青们正躲在上海享清福，不回来了。但见到我后，就知道我体质确实不好。所幸的是，那次大病给予我一个重大教训，使我开始注意身体。我逐渐地康复了。转眼又到农忙时，我又投身于紧张的劳动中。
我亲眼目睹的一件惨事
令我极度得惊骇。我们隔壁住的是叶文照家
他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小小的个子，连他老婆在他旁边都显得像个庞然大物。但他却是村里有名的强劳动力，犁、耕、耙、挑担、推车，都是好样的。家中有五个小孩，最大的才十四岁，所以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
他平时不苟言笑，也不会像某些农村干部那样，经常要我们从上海带回一些紧俏货。有次我送了他一条上海肥皂，这在那个年代是个稀罕物，备受农民欢迎，他却一定要付我钱。但是，在那冷淡的外表下，他是个热心肠的，对我们上海知青很照顾。
那一年春插农忙时，都没有看到叶文照，一打听才知道他病了。对乡下人来说，工分犹如生命。他没有出工，那就是说他病得不轻了。有一天，我又见他侄子用独轮车载着他出了村子，听说是去樟树县医院看病，那一定是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但过两天，他们又回来了，说诊断结果是肝癌晚期，没有治了。让送回来，那就是等死。
下放在我们村的小匡原是樟树卫生学校的。她告诉我们，急性肝炎若没有及时治疗，那就会转化为肝癌。
我们也去探望了文照。他已痛得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手里抓着一根拐杖，上身趴在桌上，痛苦地在哼着。他肚子鼓得大大的，已有腹水了。见到了我们，又用拐杖示意别走近——据说肝癌晚期的传染性最强。到那个时候他还在为人着想。
他老婆在客厅给我们让了座，从那里我们还能听到呻吟声：“老天为啥要我受这个罪啊……我这辈子没有害过谁……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哪！”真是惨不忍睹。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听说他精神好了一些，还喝了半碗粥。有经验的老人却悄悄地议论：“这是回光返照。”果然当天晚上，我们就听到他家方向传来了嚎啕大哭声。
村民们就讨论开了，为什么村里有这么多的肝炎病患者？小匡说：是公共厕所位置不恰当，离水井太近了。
那所谓的公共厕所，也就是一个土砖盖成的简易房子，里面是一个粪池，像游泳池那样的坑，上面横放着一些木板条，出恭就蹲在两条木条之间完成。那环境实在不是很好，特别在夏天，苍蝇纷飞，奇臭无比。我们刚到时就很不习惯。记得一次我解手时，突然注意到底下粪池里的积留物似乎在蠕动着，再仔细一看，天哪，那全部是蛆呀！真是恶心死了。
叶家村的公共厕所离水井才二十几米远，而且又是在坡上。小匡分析说，粪池里的积留物会随着地下水渗到井中去，而农村又习惯于直接从井里舀凉水喝，极不卫生。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把厕所挪到远一些的地方。大伙都觉得言之有理，也同意这么做，可不知为什么，就是没有行动。
后来，我们上海知青都搬去了麾石村。再后来，我一次路过叶家村，看到厕所还在原来位置，水井还在继续使用，但村子也还是人丁兴旺。是啊，咱祖祖辈辈不就是生活在这土地上，不就那么地生息繁衍吗？生命本来就是来去匆匆，何必大惊小怪!
那一年，西塘大队把我们尚在那里的十三个上海知青都集中到了麾石村。那时在政治上是宣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实际中的下乡知青却经历了一些极其悲惨的事。据说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汇报时，都为之动容、震怒。后来国务院就下了专门文件，要落实知识青年的政策，也就有了大队领导把上海知青迁到麾石村的决定。
大队的谢书记是个干瘦的小老头，留着络腮胡子，又驼着背，文化程度不高，说话带一口浓重的地方土音。他在群众中的口碑很好，对我们上海知青也挺关心的。这次他也亲自过问，为我们落实住房和生活问题。
麾石村原只是有三五户人家的小村，却有七十多亩水田，人少田多，历来要从外村抽调劳动力过去。大队在那里办过企业队，推行集体养猪，制作油面、米粉等地方特产，现又把这个村子办成了知青队。
村里的一栋土砖房，原是生产队的仓库，临时就改为上海知青的住房。里面隔出了四个房间，我和小谢、小陈住一间，小毛、小宦、小沈住一间，另外两个大间就留给了七个女知青。
一下子，这个偏僻小村就汇集了这么些上海人，竟成了半个小上海，也就热闹了起来。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什么是导致我们不同人生道路的根本因素？是的，我们可以把一切归咎于命运的无常，用造物主的旨意来解释人生的波澜起伏。但是，那种说法除了使我们感叹人生外，还是感叹。那种情怀并不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而且它没有点到主宰命运的穴。
那一次在上海与出租车司机的偶遇，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也激发了我的无限感慨。
是啊，我俩是同代人，当年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同样地经历了艰辛困苦。可在三十年后，彼此的处境却又如此不同，可谓天壤之别。那一刻，我们都百感交集，那种心情是无法以语言来表达、也是没有那个时代经历的人所难以体会的。
我开始思考了：什么是导致我们不同人生道路的根本因素？是的，我们可以把一切归咎于命运的无常，用造物主的旨意来解释人生的波澜起伏。但是，那种说法除了使我们感叹人生外，还是感叹。那种情怀并不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而且它没有点到主宰命运的穴。
我认为运气、天份、家境等客观因素都无法完全解释我俩人生的落差，因为我在这些方面也都很普通，我俩没有根本区别。
我在人生中经历过很多次的坎坷、挫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曾想到过要放弃。假如我那时果真激流勇退了，那今天又会处于何种境地呢？我是否就要把不幸归咎于命运呢？
那么，我为什么能够改变命运呢？那位出租车司机说，是因为我努力。
这话对，但也不对。说他对，因为我的确很努力；说他不对，因为中国还有无数很努力的人，他本人就是其中一个——他之所以能够载到我这个长途乘客，是因为他凌晨六点多就在金茂酒店前等待。尽管大堂服务生拿不到他回扣，也只能把这趟车派给他，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因为他比他的同行更努力。可是，为什么他和其他很努力的人们没有从逆境中崛起呢？
显而易见，在我们的人生中，还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在对我们的命运产生着影响。在这一思考中，我得到了人生的感悟。
影响人生的主观因素
我与那位出租车司机，有着共同的起点和类似经历，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样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因为我们也有不同点。通过分析，我觉得以下三个因素对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1. 目标明确，志向远大——拥有好高骛远的境界当年我俩都不安于现状，强烈希望改变命运，但我更还有个明确目标。即使在最困难时我也没有放弃大学梦。那个理想，以我的处境，太不切实际：我身在偏僻落后的乡下，每个县才有几个推荐名额，录取又是政治决定，而我的政治条件也不过硬。我那是“心高命薄”。
2. 毅力、勇气、百折不挠的决心——以一意孤行的气概去追求我俩的另一个差别在毅力。他在一次推荐上大学受挫后，就灰心丧气，放弃了。可我在经受多次挫折后，仍不泄气，继续努力，始终不放弃。为了追求，可以承受任何代价，积极创造条件，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一直到目标实现。
3. 积极思维，进取心态——甚至要有盲目乐观精神我俩的人生态度也不同。他愤世嫉俗，态度消极；而我进取、乐观，积极思维。所以，在最困难时候，也能看到希望，看到机会，也就能坚持下去。
这三点对人生发展的影响太大了。所以，我称其为改变命运的“三个必要条件”。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我的观点，所以我在下面的励志篇中进一步阐述、分析。我相信，你只要愿意读完，就会同意我的。
2.那生命没有价值的年代
那生命没有价值的年代
我们上海知青搬到麾石村后，生活就比较有着落了。但这么多青年人在一起，彼此间也难免就产生出了矛盾。
小谢是68届高中生，年龄大一些，是知青班的班长。但有些知青并不服他，认为他没有多大本事，只知道与上级搞好关系——回想起来，其实小谢人还是不错的，但年龄比我们大，更多些社会阅历，所以比较世故些。平时，小毛和小宦常向他挑衅，故意刁难，但小谢表现得很委曲求全。
那是因为他怕他俩。那时的小毛，矮矮个子，长得粗壮，一脸的横肉，很凶猛的样子；而小宦则中高个儿，黑亮的肤色，再配上粗浓的眉毛、厚嘴唇上的小胡子，看起来就很粗犷。他们的形象，以我们当年的说法，“很野”。
起初我觉得他们流里流气的，印象不好。但熟悉了，就觉得他们只是“吃象”（样子）难看，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但我看不惯他们对小谢的霸道样，嘴上没说，心里却觉得他们蛮不讲理。小谢是我们的班长，是义务性的服务，我们不应苛求责备，要支持他的工作。
一天下午，生产队保管员吴生和给我们分发口粮，小谢主动去帮忙。在过程中小毛和小宦又凶起了小谢，怪他没有让秤杆翘得更高一些，使他们得到的稻谷少了。
我觉得是那保管员在主秤，小谢只是帮忙，他们这么闹，实在没有道理。实在忍不住，也就多了几句嘴，意思是说他们的不对。我只不过想说句公道话，但或许态度也不很好，结果反而是我与他俩争吵了起来。
我与小毛吵得特别凶。我平时不太作声，似乎很老实，他们也许就没把我放在眼里，而实际上的我，却也是脾气急躁的。在激烈争吵之中，就发生肢体冲撞了。小毛又转身找出两把菜刀，威胁要与我单挑，一人一把刀进行决斗。我也不是吃素的，怒气冲天地冲上去。但是，其他劝架的知青硬是把我俩拉开了。
自那次吵架后，我们虽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彼此都不说话。
为何被陌生知青殴打(1)
一个多月后，就是农历七月十五，也是马家村赶集的日子。那里离我们村十五里路，是地方上一年中最大的集市，方圆几十里内的农民都会去赶集。那天，我们上海知青也都去了，因为我与小沈、小陈比较好，我们三个就相邀着赶早出发了。
马家村是一个有两百多户人家的村镇。我们到达时，集市上已是人流熙攘，热闹非凡。当地的习俗，到了赶集那天，附近的农民都会聚来，或是来卖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或是来买一些生产或生活必需品，或是像我们这样地来逛街。
我们兴致勃勃地走在人群里，观看着周围的环境。那是村里一条主要的街，街的两侧开设着杂货店、供销社、面馆等好几家店铺。街道两边已经摆满了摊位和各种有待出售的农副产品，有水果、蔬菜、鸡蛋、鸡鸭、箩筐、扁担等。街上人群拥挤，大家你推我搡的。
我们在逛街时，还遇上了其他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个叫老葛的，长得很壮大，曾有过一面之交，又都是来自上海虹口区的，就更觉得近了一层。大家聊了起来，在面店里叫了小馄饨汤吃，后又新结识一些上海知青。
然后我们又去逛街了。走着走着，我与他们其他几个人走散了。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头，侧头一看，一个高个的陌生人，开口就是上海口音，也是上海知青。“你跟我来一下。”
我已感觉到有些不对头，但还是跟着他走了。
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又追问了一句：“你是西塘大队的吧？”
“是啊！”
我们已到一个偏僻空旷的街口，他停了下来。旁边的三四个陌生人围了上来。“你为什么要欺负他？”高个子上海知青随手指着其中一人问我。
“什么？我都不认识他。”
“哟，你还嘴硬！”一拳就过来了。我挡开了他的手臂，回手也是当胸一拳。他摇晃了一下。
“好哇，还敢还手啊！”一下子就扑上来了，我朝他的下巴，狠狠一拳，他仰天倒下去了。其他几个人就都扑上来了，我也拉开了架式与他们干起来了。我出手也很重，他们在后退了。
“这些人也真是不怎么样。”我心中想到。
就在此时，后脑勺感觉到一个沉重的打击力，我站立不稳，向前扑倒在地，翻身起来，看到那个高个家伙抡起一条崭新的扁担，又向我劈了下来——他是从旁边一个卖扁担的农民那里抢来了这根扁担当武器的。我一个箭步跳上去接住扁担，侧身抬腿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扁担就在我手里了。我也抡起扁担乱劈。
我已是处于上风，胜利在望了。但一个家伙从后面猛然冲了上来，抱着我的后腰，我就施展不开手脚了。其他人一涌而上，大家挣扎在一起，那时我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也不知是打到了什么时候，直到另外一帮上海知青上来劝架，那个带头的就是老葛，他与他们那一伙似乎也认识。他边说“算啦，都是自己人，不要打了”，边把他们强拉开了。最后那伙上海人扬长而去了，而我也才注意到周围是一大群围观的群众。
小陈和小沈也找到了我，关心地询问着。我极其愤怒，一股难以压抑住的杀气，根本不想就此了结。但我实在是疲惫不堪了。
小陈心地很好，硬是拉着我就走，他连街也不逛了，陪着我先回家。在路上，我才注意到穿在咔矶布外衣里的背心已是稀烂了。我鼻青眼肿，身上好几个部位都在隐隐作痛，浑身疲软无力。可是我心中却是怒火万丈，一门心思地想着要如何复仇。
在回家的路上，我步履沉重，只能慢慢地走着，中间还歇了好几次——后来听说那伙人还不肯就此罢休，特别是那个带头的高个儿，他掉了一颗门牙。他们又纠集了一帮人，沿着往西塘大队的方向，一路追杀过来了好几里地。侥幸的是我没有碰上他们。
不久，老乡们都知道了此事，大家都沸沸扬扬，说：“这些上海人是不要命的，我们再不要惹他们了。”但谢书记是一个好人，他特地过来看我，还招呼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过来，要替我治伤。
那些农民朋友很关心我，我的朋友小夏，下放在另一大队的知青，也捎话过来问候，但我没有多说。别人看我不吭声，以为我把此事忍下了。
事实上我是咽不下这口气的，我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我暗暗发了狠：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报仇雪恨。但我懂得发狠不能在嘴上，也不能打草惊蛇。
我逐步地了解到大致情况。这群打我的上海知青下放在临近的高安县。这些人与我素昧平生，无仇无怨，显然就是受人指使来打我的。我又获知那伙人是上海知青小孙的朋友。这个小孙住在八里路外周家村，我也认识，因为他与小毛和小宦比较亲近，来我们村找过他们好几次。有这样一层关系，我就能猜到谁是幕后的操纵者。但我要从小孙处亲口得到证实，我要确切知道谁是罪魁祸首，然后就要一报还一报。
在表面上，我依然如旧。出工、收工、吃饭、睡觉。但在内心，我已经酝酿了一个行动计划，首先要养蓄精力、治好内伤。我每天都喝土郎中开出的草药，而夜里就摸黑悄悄地到村前的打谷场活动筋骨，甩拳踢腿，重新操练起学过的拳术动作。
我又向当地老表打探去周家村的路。我是闲聊中“无意”地询问，为的是防止走漏消息，惊动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