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知识分子在苦恼能为推动国家进步作何努力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罗皓菱2014-03-03 09:40我要分享 2
[摘要]学界曾出现“为何当代中国没有大师”的疑问，知识分子在当下应承担何种责任亦成为关注焦点。梁晓声表示，中国文化发展曾出现断层，中国知识分子仍在苦恼自己能为推动国家更加文明进步作何努力。
导读：梁晓声新作《中国生存启示录》告别往日的“郁闷”、“忐忑”系列，而是告诉读者如何在浮躁的社会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梁晓声认为，在五六百年的时间内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仍然在苦恼自己能为推动国家更加文明进步作出何种努力。如果我们更理性，对国家现状了解更多，对国家的要求也会更切中时弊。”梁晓声说。
日前，作家梁晓声携新作《中国生存启示录》做客腾讯书院，与读者分享出书经历和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认识。梁晓声表示，这部新出的书取名《中国生存启示录》是为了告诉大家作为国民如何面对当下的困惑和选择。
此次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生存启示录》告别梁晓声往日的“郁闷”、“忐忑”系列，而是告诉读者如何在浮躁的社会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该书是从他之前的文章中选择部分结集出版。“我很感激出版社，书名和文章内容很相似。起这个名字，就是要告诉大家，作为国民如何面对当下困惑并进行选择。”他说。
此前，学界曾出现“为何当代中国没有大师”的疑问，知识分子在当下应承担何种责任亦成为关注焦点。梁晓声在现场则表示，中国文化发展曾出现断层，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在苦恼自己能为推动国家更加文明进步作出何种努力。
梁晓声首先梳理了解放前的一段思想文化史。“从1900年到1949年，几乎可以定义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时期，当时出现了蔡元培、梁启超等一大批文化知识分子，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担负起使命。”梁晓声表示，当时其中有些人意识到改变中国当时的命运便要改造中国人，蔡元培甚至写过有关国人道德修养的文章。这种文化现象可定义为小的“百家争鸣”状态。
梁晓声进而分析了1900年以前的中外文化发展史。在他看来，如将1900年以前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和西方加以比照，会发现那几百年间正好是欧洲诸种思想似礼花绽放的时代，出现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等知名人物及重要思想文化，而中国却相对空白，好一些的只有《康熙字典》、四大名著等。
综合起来分析，梁晓声认为，在五六百年的时间内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仍然在苦恼自己能为推动国家更加文明进步作出何种努力。“如果我们更理性，对国家现状了解更多，对国家的要求也会更切中时弊。”梁晓声说。
学界曾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在东西方曾几乎同时出现一批伟大思想家，那个时代也被后人称为思想文化上的“轴心时代”。梁晓声分析，由于东西方差异、历史文明程度的不同及其他各种原因，国内外的思想文明进程会发生差异，但如果将这些人的成就总体对照并整合，会发现人类的思想在某些“点”上极为一致，这种一致会让人感到欣慰和愉悦，正是因此形成了人类的普世价值。
梁晓声表示，如果把传统思想作为盾来抵挡西方思想，这种文化心理他绝对不赞同，较为恰当的做法是“将历史上所有思想应该在近代社会经过后思想家们的洗礼，进而整合产生更好的思想文化。”
最后梁晓声强调，“无论中国的传统，还是西方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善，善良、人道。大家也可能暗想，我如果有一个儿子不管他善良不善良，只要有最大的能量和才华作为成功人士就好了。那我没有办法，这样的人生肯定走不远。”
梁晓声：中国应该补上“好人文化”
腾讯文化2014-03-04 07:01我要分享 154
[摘要]敬畏的产生，最初源于宗教对天堂和地狱的想象，人们害怕下地狱而不敢做坏事，希望上天堂而愿意做好事。后来文化从宗教那里接过了传棒，把宗教好的部分变成诗歌、小说。
【腾讯文化北京讯】2月28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梁晓声做客腾讯书院，围绕“中国生存”话题和现场网友交流。这也是梁晓声在2014年首度发声。
一个作家，更是一个知识分子
1968年到1975年间的七年，梁晓声曾在北大荒插队，后来基于他自身生活经验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知青文学，包括《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之后他的写作方向发生改变，作品主要探讨国民责任和公民使命，包括《郁闷的中国人》、《忐忑的中国人》，包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梁晓声说，他是可能是唯一一个反复写“论民主”这样话题的作家，大概也没有多少写小说的像他一样写这么多散文、杂文。但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位，一个作家，更是一个知识分子。这是知识分子面对国家现状产生的焦虑。
“别人问我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我就告诉他，你真的不知道嘛？当年在欧洲那些好的作家都这样做过。雨果这样写过，托尔斯泰这样写过，屠格涅夫这样写过，萧伯纳也这样写过。”在书院现场梁晓声这样解释道。
梁晓声回忆说，自己在文化方面的的启蒙很早，中学的时候就把哈尔滨市中学生能找到的书读遍了，法国革命史、伏尔泰、卢梭、托尔斯泰的短篇……这些阅读形成了他对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思考。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相信文化在改变人上的力量，所以他思考、写作，试图用各种形式回答一个问题，“这个国家应该变成什么样”。心中存在这样问题的人并不在少数，但梁晓声认为，“如果我们更理性，对于我们国家的现状了解的更多一些，我们对于国家的要求也会更切中时弊。”
《中国生存启示录》的腰封上，龙应台这样写道，“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纠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的使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这一点上作家梁晓声先生是令人尊敬的。”
现实问题在于一部分人“富”而未“贵”
作为作家、知识分子，梁晓声对于现实的关注由来已久。1997年他的著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出版，划分出了当年社会的七个阶层，并分别描述了不同阶层的生存状况，在当年引起轰动。2011年再版，又在原作基础上加入了农民工和“灰社会”。
从第一本书出版到今天，已经17年过去了。中国社会风起云涌，新的社会现实正在出现，新的阶层仍在分化出来。中国的富人数量在不断增加，但能引领我们这个民族心性提升的、可敬的人士并没有增加，而是土豪多了起来了，财富积累的过程中，相当数量的人没有道德化起来。有人也因此批评梁晓声的书，将财富和道德摆在了对立面，只有穷人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梁晓声在活动中对此做出澄清，“写这本书的意思并不是那么只有底层是道德的、只有草根是道德的、只有平民是道德的，道德这个词就专门属于底层。而是以我的眼来看的话，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生活先富起来的人变得更道德一些。而我们这样寄托民族素质的愿望，是绝对不错的。”
然而现实比较令人失望，至少一部分人没有做出好榜样。他们的灯红酒绿、挥金如土给社会带来了很坏的影响。越来越大的财富分配剪刀差，挫伤了当下已经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靠辛勤劳动改变生活品质的信心。
梁晓声认为，这对国家是很不好的事情。在他看来，对于中国的富人来说，在成为“生活中的人上人、贵族”以后，还应当成为精神上的贵族，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德烈公爵，当战争发生的时候率领军队上前线去保卫自己的国家。这是他理解的贵族。
中国应该补上“好人文化”
《中国生存启示录》中有一篇题为“敬畏在中国为什么水土不服？”的文章，探讨我们应该敬畏什么？比如人格的互敬、法律、良知、自然。然而当下种种现实都表明，中国人对法律、环境的敬畏之心是不够的。
梁晓声在现场剖析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敬畏的产生，最初源于宗教对天堂和地狱的想象，人们害怕下地狱而不敢做坏事，希望上天堂而愿意做好事。后来文化从宗教那里接过了传棒，把宗教好的部分变成诗歌、小说，体现在主人公身上，在舞台上形象化，在荧幕上形象化。让人们在文化中产生敬意，愿意像文化中塑造的人物一样生活。
“这种文化不断的太重要了，这是我们中国应该补上的。在西方我认为他们一直有好人文化这一课，好人文化的样板我个人觉得至少是雨果的《悲惨世界》……我们没有补上这一课，我们的宗教也没有达成这样的任务，文化也没有做好二传手。”
1949年之后，中国还经历了一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一个政治家关于政治的思想被赋予了宗教的力量。阶级间的斗争是暴烈的行动，而不是不是绘画、做文章那样雅致、温良恭俭让。一旦变成阶级敌人，身边的人对你都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就是当时的一种文化。
“这样的社会太不适合善良的人生存了，”梁晓声在现场感叹到。善良就是他在说好人文化时想表达的全部意思，“无论西方或者东方这一点一定是第一位的，是最主要的”。在一部马上开播的电视剧的结尾，梁晓声借一位母亲的嘴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感谢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培养出了善良儿女的父亲和母亲们。如果一个青年不善良，不管有多大的能量和才华，他最终不能成为一个好人。”
（2月28日，梁晓声于腾讯书院“中国人的生存启示录”活动现场，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违者必究。欢迎收听“腾讯思享会”或“ThinkerBig”公众帐号。）
梁晓声：文明的尺度
思想报道腾讯文化2014-02-25 17:14我要分享 102
[摘要]人类对于文明的认识，首先源于情绪上，心理上，进而是思想上，精神上对于不文明现象的嫌恶和强烈反对。当普遍的人类宣布某现象为第一种“不文明”现象时，真正的文明即从那时开始。
某些词汇似乎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因而人若想领会它的全部意思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比如宇宙。
比如时间。
不是专家，不太能说清楚。
即使听专家讲解，没有一定常识的人，也不太容易真的听明白。
但在现实生活之中，却仿佛谁都知道宇宙是怎么回事，时间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宇宙和时间作为一种现象，或曰作为一种概念，已经被人们极其寻常化地纳入一般认识范畴了。
大气层以外是宇宙空间。
一年十二个月一天二十四小时每小时六十分钟每分钟六十秒。
这些基本的认识，使我们确信我们生存于怎样的一种空间，以及怎样的一种时间流程中。
这些基本的认识对于我们很重要，使我们明白作为单位的一个人其实很渺小，“飙乎若微尘”。也使我们明白，“人生易老天难老”，时间即上帝，人类应敬畏时间对人类所做种种之事的考验。
由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大受影响。
对于我们普通的人们，我们具有如上的基本认识，足矣。
“文明”也是一个类似的词。
东西方都有关于“文明”的简史，每一本都比霍金的《时间简史》厚得多。世界各国，也都有一批研究文明的专家。
一种人类的认识现象是有趣也发人深省的——人类对宇宙的认识首先是从对它的误解开始的；人类对时间的概念首先是从应用的方面来界定的。
而人类对于文明的认识，首先源于情绪上，心理上，进而是思想上，精神上对于不文明现象的嫌恶和强烈反对。
当普遍的人类宣布某现象为第一种“不文明”现象时，真正的文明即从那时开始。
正如霍金诠释时间的概念是从宇宙大爆炸开始。
文明之意识究竟从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并且还将继续改变着我们人类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这是我根本说不清的。但是我知道它确实使别人变得比我们自己可爱得多。
上世纪80 年代我曾和林斤澜、柳溪两位老作家访法。有一个风雨天，我们所乘的汽驶在乡间道路上。在我们前边有一辆汽车，从车后窗可以看清，内中显然是一家人。丈夫开车，旁边是妻子，后座是两个小女儿。他们的车轮扬起的尘土，一阵阵落在我们的车前窗上。而且，那条曲折的乡间道路没法超车。终于到了一个足以超车的拐弯处，前边的车停住了。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为我们开车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翻译，法国青年。于是他摇下车窗，用法语跟对方说了半天。后来，我们的车开到前边去了。
我问翻译：“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
我挺奇怪，问为什么？
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对方说，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自己根本没法儿开得心安理得。
而我，默默地，想到了那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她们必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真的是天经地义之事。
隔日我们的车在路上撞着了一只农家犬。是的，只不过是“碰”了那犬一下。只不过它叫着跑开时，一条后腿稍微有那么一点儿瘸，稍微而已。法国青年却将车停下了，去找养那只犬的人家。十几分钟后回来，说没找到。半小时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那法国青年说他还是得开车回去找一下，说要不，他心里很别扭。是的，他当时就是用汉语说了“心里很别扭”五个字。而我，出于一种了解的念头，决定陪他去找。终于找到了养那条犬的一户农家，而那条犬已经若无其事了。于是郑重道歉，于是主动留下名片，车号，驾照号码……
回来时，他心里不“别扭”了。接下来的一路，又有说有笑了。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正如我们的翻译，不那么做就“心里很别扭”。
中国也大，人口也多，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其实还没达到物质方面的小康生活水平。腐败、官僚主义、失业率、日愈严重的贫富不均，所有负面的社会现象，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的文明，只能从底线上培养起来。上一个世纪初，全世界才十六亿多人口。而现在，中国人口略少于一百年前的世界人口而已。
所以，我们不能对于我们的同胞在文明方面有太脱离实际的要求。无论我们的动机多么良好，我们的期待都应搁置在文明底线上。而即使在文明的底线上，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方面也是很多的。比如袖手围观溺水者的挣扎，其乐无穷，这是我们的某些同胞一向并不心里“别扭”的事，我们要想法子使他们以后觉得仅仅围观而毫无营救之念是“心里很别扭”的事。比如随地吐痰，当街对骂，从前并不想到旁边有孩子，以后人人应该想到一下的。比如中国之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难道是天经地义的吗？我们听到了太多太多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的理论。当并不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被说成仿佛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时，上公共汽车时也就少有谦让现象，随地吐痰也就往往是一件大痛其快的事了。
中国不能回避一个关于所谓文明的深层问题，那就是——文明概念在高准则的方面的林林总总的“心安理得”，怎样抵消了人们寄托于文明底线方面的良好愿望？
我们几乎天天离不开肥皂，但肥皂反而是我们说得最少的一个词；“文明”这个词我们已说得太多，乃因为它还没成为我们生活内容里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需要中国有许多父亲，像那位法国父亲一样自然而然地体现某些言行……
（文章摘自梁晓声2014年新书《中国生存启示录》 ，经作者授权转载，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欢迎收听“腾讯思享会”或“ThinkerBig”公众帐号。）
梁晓声：文明不是做给别人看 而是使自己愉快
人民网 [微博] 梁晓声2013-10-05 10:16我要分享 16
[导读]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
关于文明的油画
梁晓声：中国现当代以青春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创作多以知青题材为主，著有《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人间烟火》等作品。
上世纪80年代我曾和林斤澜、柳溪两位老作家访法。一个风雨天，我们所乘的汽车驶在乡间道路上。在我们前面有一辆汽车，从车后窗可以看清，车中显然是一家人，丈夫开车，旁边是妻子，后座是两个小女儿。
他们的车轮扬起的尘土，一阵阵落在我们的车前窗上。而且，那条曲折的乡间道路没法超车。终于到了一个足以超车的拐弯处，前边的车停住了。
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为我们开车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翻译，法国青年。于是他摇下车窗，用法语跟对方说了半天。后来，我们的车开到前边去了。
我问翻译：“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
我挺奇怪，问为什么。
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对方说，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自己根本没法儿开得心安理得。
而我，默默地，想到了那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他们必定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真的是天经地义之事。
隔日，我们的车在路上撞着了一只农家犬。是的，只不过是“碰”了那犬一下，只不过它叫着跑开时，一条后腿稍微有那么一点瘸，稍微而已。法国青年却将车停下了，去找养那只犬的人家。十几分钟后回来，说没找到。半小时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那法国青年说他还是得开车回去找一下，要不他心里很别扭。是的，他当时就是用汉语说了“心里很别扭”五个字。而我，出于一种了解的念头，决定陪他去找。终于找到了养那条犬的农家，而那条犬已经若无其事了。于是郑重道歉，于是主动留下名片、车号、驾照号码……回来时，他心里不“别扭”了，接下来的一路，又有说有笑了。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正如我们的翻译，不那么做就“心里很别扭”。
中国大，人口也多，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其实还没达到物质方面的小康生活水平。腐败、官僚主义、失业率、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所有负面的社会现象，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的文明，只能从底线上培养起来。
所以，我们不能对于我们的同胞在文明方面有太脱离实际的要求。无论我们的动机多么良好，我们的期待都应搁置在文明底线上，而即使在文明的底线上，我们中国人要注意的方面也是很多的。比如袖手围观溺水者的挣扎，其乐无穷，这是我们的某些同胞一向并不觉得心里别扭的事，我们要想法子使他们以后觉得仅仅围观而毫无营救之念是“心里很别扭”的事。
中国不能回避一个关于所谓文明的深层问题，那就是：文明概念在高准则方面的林林总总的“心安理得”，怎样抵消了人们寄托于文明底线方面的良好愿望？
我们几乎天天离不开肥皂，但“肥皂”反而是我们说得最少的词之一；“文明”这个词我们已说得太多，乃因为它还没成为我们生活内容里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需要中国的许多父亲，像那位法国父亲一样自然而然地体现某些言行中……
梁晓声：读书可以使人具有长期抵抗寂寞的能力
中国文化传媒网 [微博] 梁晓声2014-02-09 02:05我要分享 82
[摘要]大学的寂寞包藏在许多学子追逐时尚和娱乐的现象之下。这是人在人群中的一种寂寞。这是另类的寂寞，现代的寂寞。
梁晓声
都认为，寂寞是由于想做事而无事可做，想说话而无人与说，想改变自身所处的这一种境况而又改变不了。是的，以上基本就是寂寞的定义了。寂寞是对人性的缓慢的破坏。寂寞相对于人的心灵，好比某些容易生锈的金属。
某次和大学生们对话时被问：“阅读的习惯对人究竟有什么好处?”
我回答了几条，最后一条是——可以使人具有特别长期地抵抗寂寞的能力。
他们笑。我看出他们皆不以为然。是啊，他们都那么年轻，大学又是成千上万的青年学子云集的地方，一间寝室住六名同学，寂寞沾不上他们的边啊!但我同时看出，其实他们中某些人内心深处别提有多寂寞。
大学的寂寞包藏在许多学子追逐时尚和娱乐的现象之下。这是人在人群中的一种寂寞。这是另类的寂寞，现代的寂寞。
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心灵中再连值得回忆一下的往事都没有，头脑中再连值得梳理一下的思想都没有，那么他或她的人性，很快就会从外表锈到中间。
我的父亲虽然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但在“文革”中，也遭到了流放式的对待。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他独自一人被发配到四川的深山里为工人食堂种菜。他一人开了一大片荒地，一年到头不停地种，不停地收。那段时间，他靠阅读来排遣寂寞。
知识给予知识分子之最宝贵的能力是思想的能力。因为靠了思想的能力，无论被置于何种孤单的境地，人都不会丧失最后一个交谈伙伴，而那正是他自己。自己与自己交谈，哪怕仅仅做这一件在别人看来什么也没做的事，他足以抵抗很漫长很漫长的寂寞。
而最强大的寂寞，还不是想做什么事而无事可做，想说话而无人与说;而是想回忆而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是想思想而早已丧失了思想的习惯。这时人就自己赶走了最后一个陪伴他的人，他一生最忠诚的朋友——他自己。谁都不要错误地认为孤独和寂寞这两件事永远不会找到自己头上。现代社会的真相告诫我们，那两件事迟早会袭击我们。
人啊，为了使自己具有抵抗寂寞的能力，读书吧!一旦具备了这一种能力，某些正常情况下，孤独和寂寞还会由自己调节为享受着的时光呢!
信不信，由你。
改写名著结尾为哪般 梁晓声：让麻木愚昧的人少些
文新传媒网-文汇报吴越 实习生刘剑 李凯旋2013-07-29 11:08我要分享 0
[导读]对这两篇小说的结尾，梁晓声都进行了改写：让原本或麻木或冷漠的人类良心发现，使木木和皮埃罗逃过悲惨的结局，以此表达他对文学中应有的人性关怀的期待。
作家梁晓声日前在复旦大学《当代文学的人文关怀》讲座上，改写了屠格涅夫等著名作家的经典小说结尾。他认为这样的改写和阐述表达了自己所理解的文学作品的意义：“让阿Q这样麻木愚昧的人少一些，让艾斯美拉达一样热忱善良的人多一些。”
如果说文学对人性有塑造作用，那么文学作品应有怎样的人文关怀？梁晓声从几部经典名著小说里的小狗的命运谈起。一只是屠格涅夫的名篇《木木》中的小狗木木，当木木咬了主人的裙子后，主人要求仆人格拉希姆“处理”掉木木，格拉希姆只能忍痛将木木和一块大石头一起沉入江底。另一只是莫泊桑的小说《小狗皮埃罗》中的皮埃罗，因为养狗要缴税，皮埃罗的主人勒费弗尔太太和她的女仆把它丢弃在一个泥灰岩井坑里任其自生自灭，后来内心不安想将皮埃罗救起，却又和掘井工人的工钱谈不拢，便每天送点食物给它；可当她们发现坑里又有另外一只狗时，索性将皮埃罗彻底遗弃。
对这两篇小说的结尾，梁晓声都进行了改写：让原本或麻木或冷漠的人类良心发现，使木木和皮埃罗逃过悲惨的结局，以此表达他对文学中应有的人性关怀的期待。梁晓声坦言改写的冲动缘自一次目睹小狗被残忍对待的经历，也缘于对文学的理想主义。
“谈文学的人文关怀，无非就是希望文学中多一些人性的温暖，以此来提升人的心性。”梁晓声说，“《悲惨世界》中冉·阿让虽是苦役犯，却心地善良；这明明是不典型的，但雨果依然要这样写。对人性的理想主义是永远都不过时的。”
梁晓声：当代文学亟需提升民族心性 对得起知青二字
深圳新闻网-深圳特区报张尉心2013-07-16 08:53我要分享 8
[导读]梁晓声：“我个人觉得知青是我不经意间背在身上的写作责任，一路写过来，已经对得起知青两个字了。”
知青油画
昨天下午，应龙岗区委宣传部邀请，著名作家、“知青文学”代表人物梁晓声做客龙岗读书会“名作家与你面对面”活动，做“关于多元文化的思考”的主题演讲。
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头上有过不少头衔，“平民代言人”、“理想主义者”，老了老了，又被冠以“最老愤青”。然而记者面前的梁晓声，愤懑文艺作品“娱乐至上”，他担忧民族心性几时提升，他的书出版了，电视剧却“难产”。撇去“愤青”的标签，今日之梁晓声，心性恰如他近两年结集出版的两本文集书名：《郁闷的中国人》和《忐忑的中国人》。
近代梁启超曾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谈到，小说有四种“神力”：“熏、浸、刺、提”。梁晓声解读任公的话，“‘熏（陶）’，是心性上要向善。‘浸’是长期‘熏（陶）’后，有了对别人命运的关注。‘刺’，我们都能理解，就是批判，就是鲁迅说的投枪和匕首。但是，无论批判也罢，还是‘熏’、‘浸’、‘刺’后，都要‘提’，都要把全民族的心性提升起来。”梁晓声在讲座中认为，借用梁启超的标准评价当代文学，始终缺少这四个字。
梁晓声给记者梳理现当代文学的“熏浸刺提”，始终紧锁着眉头。他说：“鲁迅一生做的事情都是‘刺’。鲁迅的‘提’主要在杂文上。用‘刺’的方式想要达到‘提’的作用。”
“梁启超说的‘提’是心性的提升，是指民族提升到以善化解仇恨，告诉当代人怎样提升自身修养。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文学才开始有了反思。一部分反思为什么国家会走歪路，另一方面是人性的反思。”梁晓声说。
梁晓声对文化进入商业时代的感觉是“太快了”。他感到，文化只起到了文化功能中娱乐的部分，电影、电视剧的制作者与观众、读者达成默契，仅仅是放松和找乐子。
我们的观众是只要让我乐就行
深圳特区报：文艺作品的“提”实现不了，有什么弊端？
梁晓声：我也看到有一些书籍还在秉承先贤们的愿望，但是这样的作者和读者都太少太少。可是在西方，梁启超们主张的文学、文艺与人的关系已经被体现了近一两百年。我们今天感觉到，文明在中西方不一样。文明不会自己产生，五星级宾馆铺上好地毯就不会随地吐痰，在机场也不会随地吐痰，但是在公共汽车上就可以随意吐痰，这是环境本身，但是这些“提”不能是内心心性的“提”。你可能离开这个宾馆，你怎么对人，是什么态度就又是什么态度了。
深圳特区报：西方文艺作品的价值有值得借鉴的吗？
梁晓声：不妨看看好莱坞。美国人很商业，也拍了很多垃圾电影。但是美国有别的一面，我们看《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林肯传》，虽然有争议，但是你能够看出人家是认真在写一个人物。同时好莱坞也没有放弃寻找好作品，伊朗、前苏联都得过奥斯卡奖，说明人家是可以克服歧视，承认反思的。可是中国电影现在没有反思、没有批判，我们都是中间状态。就是给你娱乐，一切题材都娱乐化。我们的观众也是，你只要让我乐就行。所以我很失望，不知道我们的民族几时怎样可以提升民族的心性，该怎么样“提”，我觉得这是一部沉重的文化史。
以后不再写知青小说
去年，梁晓声在知青小说《返城年代》的发布会上说，“以后绝不会再写知青题材的小说了。”问之原因，梁晓声答曰，“我个人觉得知青是我不经意间背在身上的写作责任，一路写过来，已经对得起知青两个字了。”然而由他自己编剧的同名电视剧却迟迟难播出，这也成了梁晓声心里不得不背负的“责任”。
深圳特区报：你怎么看中国影视的商业化倾向？
梁晓声：中国电影已经完全商业化了，你看电影有反思吗？但是我和导演李文岐在意识之外，总想讲点意义。假如这些知青作品都按《山楂树之恋》那样写，可能就没问题。对于我来说，我又不能按着《山楂树之恋》来写，就“多少”要带出来一些，就因为那“多少”，就有了一系列的问题。其实即使这部剧播出来，到了读者、观众那里，也会被批评“太浅了、反思太浅了”，这个悖论我没办法解决。
我不上网，但是我了解网上的事情
深圳特区报：您在最新作品集《忐忑的中国人》开卷就说，这本书想写写“看客”，是鲁迅当年笔下的“看客”吗？
梁晓声：我想今天中国的看客主要在互联网上。许多事情没人关注是不可以的，网络上需要有人主持正义。我为啥要称他们为“看客”呢？因为可能大多数人上网还是关注八卦、绯闻。网上许多人虽然对这个社会有所不满，虽然觉得应该改变、改革，但是他个人不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也不会做什么。所以我在书中写道，“但若将中国进步之大希望寄托在四亿多中国特色的网民身上，我认为纯粹是无望之望的寄托罢了”。
深圳特区报：我读您的文章了解到，您不上网，但是对网上的事情并非一无所知。
梁晓声：是这样的。我了解网上的事情，主要是看凤凰卫视的《天下被网罗》，一些网络热点都会提到。我觉得人也不需要接受那么多信息吧？
深圳特区报：现在微博上活跃着很多“大V”，不少跟你同时代的作家、学者都因此成了“意见领袖”，你想过要加入他们吗？
梁晓声：我不会。我习惯把真正的想法写在文章和书里。因为年纪大了，越来越对自己的文章立场、观点更多持怀疑的态度，不是怀疑别人而是怀疑自己。写文章有时间沉思下来，力求全面。而微博只是一种“表态”，“表态”很容易，甚至一句脏话也是“表态”。微博上有些深刻的话，可是今天也没有谁比谁不深刻，大家看得很清楚。所以微博多我少我，没什么分别。如果我在网上写一个文章，有一千、两千人读了，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写书的人越来越少了。
梁晓声：中国人需要对现实发声
南都网 [微博] 2013-07-08 09:23我要分享 1
[导读]梁晓声以朴素的情感、动情的笔触，勾勒出变革时代的中国的某些制度的缺失、群体的焦虑、人性的凉薄及个体尊严的失落。他从精神构建、社会制度、物质追求等多种层面，透视当代国人的困境。
梁晓声（资料图）
日前，梁晓声思想随笔集《中国人，你缺了什么》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这部书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位“有良知，有担当，以家国天下为己任”思想者梁晓声。
梁晓声在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时，还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带着《今夜有暴风雪》的残酷和梦想撰述知青生活。事实上，他还有一串长长的履历：1968年下乡赴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回城之后，1974年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1988年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厂长；2002年调至北京语言大学，在人文学院任教。这本随笔集，集中了他近年来对于“家国天下”的思考和责任。
如，在《中国档案制度质疑》中他说，自己也曾给别人做过“政治结论”，现在应该还存留在别人的档案里——“那是一个正直青年梁晓声曾经的作为”。《少年初识悔滋味》中，梁晓声回忆自己曾是一位被撤职的班长，因为纵容一位战士私底下养鸡而被举报。《纸篓该由谁来倒》中，他回忆自己作为一位普通教师的生活。《低消费，也潇洒》中，他又还原为一位喜欢去早市买便宜货而被老婆批评的底层市民。他在《关于张澜》、《三份提案》又成为一位敢于说话的政协委员。变化的是身份，不变的是责任。
在他的身上，可见“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三十年的爱恨纠结”。梁晓声一直倾注心血关注中国文化、社会和民生，积极创作与时代、与现实紧密相连的文学作品。
在《中国人，你缺了什么》图书发布现场，梁晓声一个人坐在讲台前 ，一讲就是两个小时，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瘦削的面庞时常显得很严肃，现场不时传出掌声。
“我在法国乘公交车，因为不懂规矩从前门上车，司机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把我一顿骂，我又听不懂，不知该怎么办。陪同的法国朋友对司机说了几句话之后，司机忽然变得客气起来，和蔼地请我从后门上车。我问他，你说啥了？对方说，‘我说你是日本人。初来法国，日本人在法国很受尊重，因此可以被原谅。’”这样的解释让梁晓声非常愤怒又陷入沉思。
他说：“红灯停，绿灯行，大家都知道。但如果没有车的时候，你会不会闯红灯呢？这种事我做过。但在国外，和我同行的外国朋友却坚定地站立在红灯前死等它变成绿灯。我好奇问了一句原因。他说，也许对面的窗户里会有孩子在看着我们。”这样的回答又震撼了他的心灵。
“阳光底下，农村人，城市人，应该是平等的。但弱者有时对这平等反倒显得诚惶诚恐，不是他们不配，而是因为这起码的平等往往太少，太少……”
在《中国人，你缺了什么》一书中，梁晓声将内容分为“公民的底线”、“人性的质地”、“被撕裂的中国”三部分。他以朴素的情感、动情的笔触，勾勒出变革时代的中国的某些制度的缺失、群体的焦虑、人性的凉薄及个体尊严的失落。他从精神构建、社会制度、物质追求等多种层面，透视当代国人的困境。他变身为不同的身份、身处不同的层面，对时代发声，他的思想随笔集充满了血性和知性。
在回答“为何重视非虚构写作文体”时，梁晓声说：“在十八、十九世纪，无论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诗人、哲学家，都曾对国家、社会以时评的方式发声。雨果、托尔斯泰、萧伯纳、海涅、拜伦、雪莱无一例外。我不认为作家就只是写小说。作家应该像那些经典作家一样，发表对社会、时代的看法。”
因为如此，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写下《龙年一九八八》、《九三断想》、《凝视九七》、《思考毛泽东》等思想随笔，后来有写作《二十一世纪的证明》、《郁闷的中国人》等杂文。“我把自己定位为时代的书记员。”
在梁晓声看来，当下时代光怪陆离的现实，远远超过作家的想象。“我认为，当下，如果小说反映现实生活尚有一定的力量，电影、电视剧就太不够了。我们几乎很少从影视中看到对现实生活的反映。‘非虚构’确实是一种好的方式。”
梁晓声承认以前也很在乎别人对他作品的看法和评价。“我相当敏感。总是希望甚至巴望着听到好评。但到了45岁、尤其50岁以后，我会想，中国少我一个小说家又会怎样？”“我相信，中国需要更多的人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
2013年，梁晓声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了三份提案：一是，呼吁“有效惩处贪污腐败”；二是，谈“城镇化该往何处去，值得研究”；三是，指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需要重视”。出版此书，他最开心的是“编者把这三份提案也收了进去”。
梁晓声：宫斗剧对心性和人格的提高没有任何价值
中国新闻网 [微博] 上官云2014-02-21 09:14我要分享 4
[摘要]一些出版社会寻找一个选题，然后把相关作品结集出版，梁晓声也遇到过这样的出书邀请。他说，这样东拼西凑出来的书他不喜欢。“并且这样的书会伤害我，让别人以为我缺钱花。”
梁晓声2014年新作《中国生存启示录》
近日，知名作家、学者梁晓声的新书《中国生存启示录》在北京出版。在这本书中，梁晓声一改往日的批判作风，首次提出中国人应该拥有好的心态，用一种人生智慧生存在这个世界上。19日下午，梁晓声接受记者专访，回忆当年的插队经历，称自己写作会秉持“好人文化”。此外，梁晓声表示现在的社会文化存在一些问题，而文学艺术表达恰恰要具有“化人”的力量，让社会具有暖度，帮助大众培养健康的普世价值观。
梁晓声，当代著名作家。
插队带有“功利目的” 因一篇文章被复旦录取
现年66岁的梁晓声也有过插队经历。但与许多盲目或被迫上山下乡的知青不同，梁晓声插队到北大荒经过深思熟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带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家里生活困难，哥哥精神有些问题，母亲没有工作，还有两个妹妹，而建设兵团是发工资的。”
梁晓声回忆，当时建设兵团里的部分知青被称为“农工”，有严格的编制，梁晓声因为插队前读过很多书，因此被大家推选为班长，后来又当了排长，在知青中威望较高。
由于一些想法与当时的某些领导相左，梁晓声后来转做团里的报道员；再后来精简机构，全团只有梁晓声被“精简”下来，被派到一个木材加工厂抬木头。
恰在这时，复旦大学负责招生的一位陈姓老师偶然在兵团的《战士报》上读到梁晓声的作品，连夜乘车来找他畅谈文学与人生，并向复旦中文系力荐梁晓声。
“不久我就收到了复旦的通知书，通知书上还写了一行字：不得转让。”梁晓声回忆，他就这样带着通知书走入复旦大学，人生从此被改写。
部分“知青文学”类作品并不愿写
迄今为止，梁晓声已创作了超过1000万字的作品。这其中知青文学所占比重并不大，却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下的最深的痕迹。
不少人在提起梁晓声时，总会想起他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知青》等作品。但梁晓声在提起这些成就时却表示，其中有些作品是别人的约稿，并非自己愿意写，“因为有些事太敏感，要负担太多责任。”
但后来梁晓声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主动用文字向读者展示那个特殊的时代。他说，后来觉得，如果能将人性的温暖与真诚在上山下乡那个特定的年代展示出来，可能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给予读者善的导向。
“还有一些事情也是我不愿意干的。”梁晓声表示，比如一些出版社会寻找一个选题，然后把相关作品结集出版，梁晓声也遇到过这样的出书邀请。他说，这样东拼西凑出来的书他不喜欢，“看到处都是改头换面的‘旧书’心里是不舒服的。并且这样的书会伤害我，让别人以为我缺钱花。”
尽管如此，但面对一些态度真诚的出版社或者编辑，梁晓声还是会答应出书要求。同时，梁晓声也会感到欣慰，“至少我能看到，我的一些旧作现在拿出来读，仍然具有价值。”
写作秉承“好人文化” 不愿刻意制造畅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