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中国生存启示录
中国“平民代言人”梁晓声携新书《中国生存启示录》开年首次发声，再次背起知识分子的使命，颠覆往日的批判作风，告别“郁闷”“忐忑”，告诉我们如何用一种人生智慧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在浮躁险恶的社会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给我们前行与追求梦想的力量。
梁晓声：关于人类民主的早期想象
腾讯文化 梁晓声2014-03-10
[摘要]《中国生存启示录》是梁晓声2014年最新力作，一部面对现实如何智慧生存的启示录：作为一个正常人，拥有好的心态，用一种人生担当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本文摘自《中国生存启示录》，作者：梁晓声，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1月
事实上，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现象，古已有之。
诸侯称霸的社会有诸侯们的民主现象；皇权一统的社会有皇帝们的民主现象；推而论之，大约氏族时期，无论父系还是母系，也自有其民主现象吧？
在中国，后来被史家称为“帝”的尧、舜两位氏族首领，便在民主现象方面有过良好表现。也有史家认为，包括禹在内的“三帝”，并不真的存在。即或如此，假托的民主表现，也还是可以证明人类对于民主的早期想象。
尧是有后代的，却将帝位传给了深孚众望的舜，这不能不说是“天下为公”的做法。舜也是有儿子的，却将帝位传给了禹，而且禹还是遭罪诛之人的后代（传说禹的父亲因治水无果，被砍了头，很可能还是经舜批准的），这也不能不说是“天下为公”的典范。禹也是一心想要以尧、舜为榜样的。考查期满了的第一位接班人，不幸死在他的前边。而第二位接班人尚未来得及接他的班，他自己却猝死了。偏偏他的儿子又有野心，威胁合理的接班人不许接班；偏偏合理的接班人又怯懦，所以也就不敢相争，结果禹的儿子成为首领。成为首领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合理的接班人杀了。
“天下为公”的历史随之终结，“家天下”的历史随之开始。这一开始，也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古代人的权力崇拜，远比近当代人强烈得多。权力得来不易，家传才心安理得，自然视民主思想、民主言论为大逆不道。
周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分封有功者、立诸侯，起初也是想民主些，要求诸侯们每年年末到王朝所在地开一次会，互相交流统治的经验教训，很有点联邦的意思。这方式，也不能不承认是人类早期的民主现象。但是，又要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又要一国权力家传，永远姓周，这就特难。好景不长，周王朝也瓦解了，于是群雄争霸，烽烟四起。
孔子一生大愿是“克己复礼”，所要“复”的正是周朝那一种制度。也许在他想来，那是光复民主。所以他的学生子路倡导文明祭祀，不杀活牲，孔子的反应是很冷漠的。子路不解，质问他何以不热忱地支持自己，他则叹道：“唉，你眼里只看到了几头牲畜的可怜，我心里日夜思想的却是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周天朝的那种礼啊！”忧国忧民心境，令人感动。
假如孔子至今还活着，假如我们问他，周天朝那一套封建秩序和那封建民主，恢复了又怎样呢？您明明心里清楚，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啊！他肯定是答不上来的，或者他认为，世代君王都接受他的谆谆教诲，争做仁君，便可持续了吧？但我们清楚，那不过是他的天真理想。后来的君王们倒是都极敬起他的学说来了，但没几个真照他的教诲做仁君的，而是要求百姓照他的教诲做良民。
中国历史上的情形如此，外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就说英王乔治一世吧，统一了疆土之后，实行圆桌会议，十几位有功的骑士，不但可以与他平等似的围坐着共议国事，还可以那样子和他共饮共食，碰杯同歌。比起中国最开明的封建君王与大臣们的关系，也还是民主多了吧？但那又怎么样呢？乔治一世一死，儿子称君，十几位有功的骑士们，还不是一个个被杀害了吗？到了乔治八世，自己亦难逃身首两处的下场。
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仿佛也是很乐于实行民主的，有新思维的人都有几分可能被她宣入宫中，待之以礼，赐给爵位。连法国的伏尔泰也做过她的贵宾，并且写过锦绣文章，赞颂她的“与时俱进”。但法国一兴起真的民主革命来，远在俄国的她便视为洪水猛兽了。一听说路易十六被“公民议会”处以死刑，她立刻下令出兵，帮助法国保王派武装力量镇压革命，“替天行道”。
封建社会制度之下，民主从来都是现象，从来都是陪衬封建统治的“秀”。封建制度是绝不允许民主也制度化的。
但古罗马的情况却是那么例外。在人类的社会中，民主作为一种形式，最先出现在古罗马文学中。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一经从希腊神话中被移植到了罗马神话中，便发生了微妙的情节改变：
人类不堪神们不断升级的崇拜指示和祭祀要求，只得和神们进行迫不得已的谈判。
要进行谈判就得有谈判代表，普罗米修斯成为人类公推的谈判代表。他的谈判条件只有两条——人类愿意对神们保持崇拜和敬畏，也愿意因而履行祭祀的义务；但神们不能对人类施加太多太高的要求，使崇拜和敬畏成为人类的精神负担和压力；并且神们也当集体自律，还应将人类最需要的火无条件地给予人类。
这是人类公推的代表，首次向神权理直气壮地提出人权诉求的文学记载，可视为人权最早的“白皮书”，当然也可视为人类最早的民主思想的萌芽。
可能正因为这种最早的民主思想形成于罗马，后来在古罗马出现了“元老院制”。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是罗马人首先在自己的古国里将民主制度化了。
细想想，令我们后人难免困惑——当时的罗马，其实还是一个兼有显著的奴隶制特征的封建制古国，怎么就会产生了“元老院”那么一种特现代的民主形式呢？
民主现象是一回事，民主制度是另一回事。民主只有制度化了，才进而合法化了；只有合法化了，人民才能变为公民，才能拥有公民的公权力。
由于有了元老院，古罗马才废除了帝王制，改为保民官制。恺撒起初只不过是保民官。他这位“保民官”当多久，取决于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对他的政绩评估如何。倘若他当得不好，别人经由公选取代了他，便是既合理也合法的事了。当时一心想要取代他的，自然是另一位统率众兵的将军庞培。
元老院倒是使一个古国在民主方面制度化，但并不意味着这一个古国于是成为理想国了。最血腥、最野蛮、最残酷、最违背人性的事情依然发生在罗马，便是经常发生在角斗场里的事情；便是奴隶非人，奴隶主有权任意惩罚、买卖乃至杀死奴隶。而且在元老、贵族和保民官之间，权力争斗、尔虞我诈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暗杀手段也是家常便饭。
恺撒不甘于仅仅做“保民官”，打算称帝，结果被元老们所杀。对于恺撒，这是悲剧；而对于一个古国的民主制，却是迫不得已。
只要人类的历史仍处于封建制度的历史时期，民主即使制度化了，也无法保证国家的公权力不被权力欲极大的人个人化。
又比如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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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
[摘要]人类最初的敬畏源于宗教，因害怕受惩罚而不敢做坏事。西方社会普遍通过“好人文化”的方式对民众进行感召。相较之下，中国民众亟需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不是盲目地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
【编者按】2014年2月28日，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梁晓声携新书《中国生存启示录》作客腾讯书院。他指出，人类最初的敬畏来源于宗教，因为害怕受惩罚而不敢做坏事。后来文化接过了宗教的接力棒，西方社会普遍通过“好人文化”的方式对民众进行感召。相较之下，中国民众亟需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而不是盲目地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实录如下：
问：您的新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敬畏在中国为什么水土不服？”里面谈到我们应该敬畏些什么？这里面包括人格互敬，包括敬畏法律、敬畏良知、敬畏自然。但眼下我们的官场现状以及污染雾霾，都体现出我们对于法律、对于环境的敬畏是不够的。请问为什么敬畏这个东西会在中国水土不服？针对这个水土不服，我们有没有什么良方？
梁晓声：敬畏的产生跟宗教有关。宗教把一个未知的空间定义为天堂或地狱，那时候人们都相信教皇和传教士们的说法，因此心里最早产生的是畏——因为害怕下地狱而不敢做坏事，希望上天堂而愿意做好事。人类的心性受这种宗教理念影响的时期相当长，当代西方还有很多总统是教徒，据我所知小布什是教徒，奥巴马也是教徒。人们为什么会成为教徒？一个原因可能是家族有信教的传统，还有一点要看到的，就是好的文化对宗教进行了改造，把宗教中左右人类精神思想、有可能使人成为宗教奴隶的这一部分摒除掉了，把宗教中好的那部分接受过来，很像马拉松。
宗教在漫长的时期中完成了对一个国家、甚至是半个地球的影响，然后文化从宗教那里接棒，随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宗教本身而言，再有口才的传教士口吐莲花，为大家解释圣经，其能够影响和打动的群体范围是有限的。但是文化不一样，文化可以把宗教中好的部分变成诗、变成歌、变成小说，可以体现在主人公身上，使之在舞台上和荧幕上形象化。西方文化在不断地反复做着这件事，逐渐地使后来的人不再因为害怕受惩罚而不做坏事，而是由文化中产生了敬意，愿意像文化中所塑造的人物一样生活，认为自己如果变成了那样的人会感觉很好。西方一直有好人文化这一课，这种文化的作用太重要了，是中国应该补上的。
我听到有些人说，善良在当下社会可能是缺点。善良怎么会是缺点呢？如果我们的民间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会感到非常沮丧。我想起两件事，一件是前几年我听到一位母亲教育孩子，那时候快中考了，母亲教导自己的女儿：“借来的考试教材谁都不要给看。”女儿问：“如果我最好的朋友借呢？”母亲说：“你傻啊，那也不要给她看。”还有一件事，是我在两个不同的家庭里面遇到的情况。有一次我在一个中国朋友家里做客，那个孩子正在看电视，电视里面正在演一部片叫《战马》，斯皮尔伯格拍的。《战马》里面描述的是人和马之间的情谊，即使是前线敌对的英德军队，都对马有很深的感情。女孩看了很感动，这时妈妈跟她说：“快去写作业！”女儿说：“我很想看，电影里有这么多好人。”妈妈说：“别信，都是瞎编的，哪有什么好人。”后来我去外国朋友家里，人家在看我们的电视剧。孩子问：“妈妈，这剧里面怎么都是坏人？”妈妈说：“别信，在我们的国家里不是这样，我们国家里好人多。”我们的母亲们怎么都变得这个样子了？是不是真的应该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其实我觉得给我们的母亲们补上已经晚了，恐怕只能给我们的孩子们补上。
问：东方文化、儒家文化或传统文化，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等，这些东方思想里积极的正能量是否能跟您提到的西方的好人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呢？
梁晓声：你说得很好。《三字经》和《千字文》其实是为了让孩子们识字而编的最早的课文，这两本书开篇之后不久都转入到了做人，还有《弟子规》，告诉孩子在家里面对父母应该怎样，在学校对师长、对朋友应该怎样，在社会上怎样变成一个有道德的人。比如《弟子规》里提到，走在马路上看到了长者，年轻人应该肃立在路旁，长者跟你打招呼了你才能抬起头，否则要等长者走过去之后才能自己开始行走。而现在像我们这么拥挤地上公交车、地铁，这种标准根本不能实现，也难以这样要求。其实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还是西方的理念，我觉得其中是有共通之处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善”，善良，人道。我在一个剧本里写道：“如果一个青年不善良，不管有多大的能量和才华，他最终不能成为一个好人。”在座的心里也可能暗想，我如果有一个儿子，不管他善良不善良，只要有最大的能量和才华、成为成功人士就可以了。那我没有办法，我认为这样的人生肯定走不远。无论是在西方或东方，善良一定是第一位的，你能做到这一点，其他都不在话下了。这也是为什么雨果在他的作品《九三年》里面写道：“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那是一位文化老人留给他的祖国的最主要的遗言，也可以认为是留给全人类的。
问：您的书里有一篇文章，叫做“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您提到了孔子的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您评价这句话是孔子为统治层提供的比较阴损的建议。请问儒家思想对我们的历史有什么影响？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儒家思想的作用？
梁晓声：儒家思想其实不只是在当代被称为国学，而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认为是国学，尤其为历代帝王所尊崇。我对孔子是这样来定位的：第一，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的思想产生的年代和希腊的苏格拉底、伯拉图、亚里士多德相差几百年，那时的东方和西方之间不可能实时交流，世界还不是平的，甚至我们还不知道有希腊这样一个国家。同样地，希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古国的存在也是了解甚微，我估计那时候中国最多也就是几千万人。但是在这两个国家同时开始生长思想，而且思想的内容存在相似的地方，这是一个足以令人类感到非常骄傲的思想现象。
第二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孔子是封建历史时期的思想家，这是一定要看到的。孔孟的像历朝历代都是并排在一起的，孟子也被尊称为雅圣。但孔子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代朱元璋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坚决地把孟子这种思想剔除出去了。正因为孔子的思想中有着这样的一些方面，我才认为我们不能仅仅学他。
第三点，不能因为孔子是封建时期的思想家，就断然否定他的思想中存在关乎人类自身价值的营养，但也决然不可以认为把当时的思想直接拿到今天来就可以疗治、解决当今人类的全部问题。不但中国的孔孟思想做不到，西方的苏格拉底、伯拉图的思想也不能做到。所有的思想都应该在人类的近代社会中经过洗礼、整合，产生出更好的思想。我个人认为，如果想使自己有思想的话，一定要既看孔子，也要看苏格拉底，还要看十七、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西方思想，以及1900年后的一些思想现象，把这些都整合在一起，你会发现是很享受的。你会看到，人类的思想现象有的时候在某些点上是那么的一致，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是那样接近，你会感到欣慰，并且感到一种极大的愉悦。正是这一部分形成了人类的普世价值。你也会看到，由于东西方的差异、历史文明的长短、被外族所侵略的次数多少，思想之间也会发生差异。这种差异会使我们更了解自身的历史为什么会是那样的，而不是和别人一样的。
我有些朋友以研究古典思想或古代思想史为专业，研究了一生，理所当然地形成了一种要维护的心态。但是我不认为，一个希望自己有思想的中国人应该把古代传统思想作为盾来抵挡西方的思想，或是认为“不用你们，即使我要变得有思想，有自己的老祖宗就够了”，这种心理是我绝对不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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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改革如同推动巨磨 须有耐心和恒心
[摘要]当年那些已经富起来的人，本可能变成引领我们这个民族心性提升的可敬人士，但我们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可敬人士多起来了，而是土豪多起来了，证明了道德化的欠缺。
曾梵志《路》
【编者按】2014年2月28日晚，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梁晓声携《中国生存启示录》作客腾讯书院。他指出，先富起来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的道德化程度决定了这些群体对于社会进步能否起到示范性作用；国家改革如同推动巨磨，需要恒心与耐心；由上而下严惩贪腐，利于塑造民众对于公平社会的信心。以下为访谈实录：
“先富起来”的群体对于社会进步缺乏示范性作用
当年那些已经富起来的人，本可能变成引领我们这个民族心性提升的可敬人士，但我们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可敬人士多起来了，而是土豪多起来了，证明了道德化的欠缺。我当年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想表达的，并不是说只有底层、草根和平民是道德的，道德这个词专门属于底层，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依我来看，我们寄希望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变得更道德，这样寄托民族素质的愿望是没错的。我们不能以道德与否的立场去评价那么多的农村打工青年，不能去要求在井下弯着腰的挖煤矿工们，不能去要求当年在共和国的发展历程中为了这个国家经受阵痛、提前内退下岗的工人阶级，也不能去要求1949年以后一直种粮食喂养着这个国家、且要交差不多40%口粮税的农民们。
从道德层面上看我们的人民大众，他们可以算是这个世界上很好的人民了。如果我们希望随着国家的发展能涌现一些更道德的新公民，那我们会更倾向寄希望于那些物质生活上先富起来、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恐怕问题恰恰正出在这里。我不敢说比例是多少，但至少一部分人没有为我们做出好榜样，辜负了我们的希望。财富分配的剪刀差越来越大，由此造成了一种情况，即对于当下的民众，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对于靠勤奋工作和辛苦劳动来改变生活品质的信心受到了严重的、甚至是羞辱性的伤害，而这对于国家是很不好的事情。
我当年写过一篇文章，探讨什么叫做贵族。如果我们重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面既有像阿纳托尔这种贵族阶层的花花公子，也有像安德烈公爵这样的爱国主义者，战争发生的时候率领军队上前线去保卫自己的国家，他的弟弟小安德烈公爵牺牲在了战场上。托尔斯泰这面镜子照出了两种不同的贵族。如果说我们国家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是物质和资源上的贵族，那他们究竟更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德烈公爵呢？还是更像阿纳托尔呢？
改革如同推动巨磨，须有耐心和恒心
我是相信改革的，但改革这件事好比推磨。中国人口太多，对于人口数量要有形象的概念：一百多年前全世界的人口是16亿多一点，我们现在的人口只比一百多年前的世界人口少一些。我们有2.6亿多的农村季节工，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只这一部分人口就相当于两个俄罗斯。
前苏联叶利钦做总统的时候有一件趣事：西方媒体访问克里姆林宫打扫卫生的老大娘，问她觉得自己和叶利钦总统的工作性质区别在哪儿？打扫卫生的老大娘说：“我打扫克林姆林宫，总统打扫俄罗斯。”这个话回答得太有水平了。那么我们姑且使用“打扫”这个词，要打扫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头脑？是一件多困难的事情？我个人觉得中国非常像巨大的磨，太巨大了，中国现在这一盘磨就是一百年以前的世界之磨。
为了使巨大的磨盘转动，你们在座的着急，我肯定也着急。大家都希望这个磨盘转动得更自然一些，不要时快时慢，同时也应该有各种粮食不断地输到磨道里，不使磨盘空转。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即谁守在磨的推把上，谁对于磨的转动是最给力的。我们大家的手都不在推把上，离最大的推把要远得很，可能连看都看不到这个磨是怎么转动的，只能听到磨转动的声音。我是政协委员，可能离磨还近一点，但是看到推磨的人也已经很吃力了。
由上而下严惩贪腐，塑造民众对于公平社会的信心
但我确实想说，过去的一年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向更好的明天迈进，确实又多了一些信心。不说别的，就说反腐这件事情，我曾经写过一篇长文章《九三断想》，当时我对腐败感到郁闷、愤懑，不知道对谁发火。对于敛财过亿的贪官污吏们，我们还没有很认真地像梳头一样清理。以前差不多单靠网络的力量来反腐，民间反腐义士们像家中养的好猫一样，在某个角落把老鼠咬死之后放在政府的窗台和办公桌上，说：“他在偷粮食，还把成捆的人民币拖到洞里去做窝了”，政府当然要管。而如今我们的反腐是自上而下的，我确实看到了这种自上而下结合民间力量而形成的一种活力，我期待这种活力形成更理性、更一致的一种愿望。
韩国曾经有一位总统陷入了受贿门，那天夜里很多韩国的出租司机喝醉了，他们觉得总统贪腐一次相当于自己一辈子挣的钱，他们失衡了。如果国家在反腐上能够做得更有力一些，政府变得清廉，贪腐的钱被追讨回来了，即使我们上班累一点，所承担的一切快速发展时代的压力我们都会觉得可以忍受。只要社会公平了，贪腐少了，有些由于发展速度而造成的现象是我们可以承担的。工人阶级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下岗内退过，阵痛落到他们身上，他们挺过来了。
梁晓声：改造国家和改造国人是知识分子的两大使命
腾讯书院腾讯文化2014-03-05 07:08我要分享 598
[摘要]中国人自身应该变成什么样，才有权利要求国家做得更好。要存在权利自觉上和诉求效果上的不同。如果我们能够更理性，对于我们国家的现状能够了解得更多一些，我们对于国家的要求也会更切中时弊。
【编者按】2014年2月28日晚，梁晓声携新书《中国生存启示录》作客腾讯书院。在谈话中他指出，对于知识分子，改造国家和改造国人是相辅相成的两大使命。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在社会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推动角色，相较之下，中国文化在过去几百年间出现断层，知识分子更需发声。以下为谈话实录：
改造国家和改造国人是知识分子的两大使命
1900年到1949年这一段，差不多可以定义为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时期，鲁迅、胡适、蔡元培、梁启超等等一批知识分子和作家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肩负起了使命。这所有的使命加在一起其实就是两方面，一方面要改造国家，一方面要改造国人，这两方面缺一不可。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等人意识到，为了更有成效地改造国家，一定要改造中国人。蔡元培还写过关于中国人道德修养的书籍。同样地，为了更好地改造国人，一定要改造国家。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纠结这两方面以哪一方面为主，二者同时进行的时候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会觉得力不从心。
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尤其是关于政治的思想不可以变成宗教力量。如果这样的东西被我们的孩子从小开始学习、接受，将为我们的民族造成一种民族心性上的问题。又比如说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不是绘画作文章，不能那样雅致、温良恭俭让，而是暴烈的行动。我们会思考，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尤其在夺取政权之后，是不是还要用这种方法来治理一个国家，还要用这样一种政治眼光来看待一个国家？
中国文化在过去的几百年出现断裂
从1900年再往前去梳理的话，我建议在座的朋友们做一个表格，最好是画图表，把1900年之前200年的中国和西方加以比照。在这种比照之下会发现什么情况呢？和欧洲对比的时候会发现那200年正是欧洲诸种思想像礼花一样绽开的200年，而中国的这200年几乎就是空白，我们只能梳理出《康熙字典》、《全唐诗》、《四大名著》，晚清的时候出现了《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这么大一个国度里太不够了。而西方在这200年里面出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研究了三权分立，也出现了雨果、巴尔扎克、屠格涅夫、箫伯纳。西方的诗人和我们的诗人又是多么的不同，比如雪莱和拜伦。
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国家在文化上其实发生了断裂。往前200年是清王朝的历史所决定的，往后的这200年是由于这个世界处于冷战格局决定的。即使是这样的情况，我个人感到，这个民族依然还是在改造国家和改造国民这两点上努力着，有一些知识分子为推动我们的国家变得更进步、更民主、更文明在做着些什么。
作家与知识分子群体更应关注文化对人的改变能力
还有一种讨论，是关于中国人自身应该变成什么样，才有权利要求国家做得更好。这里不是说要求国家做得更好一定是要有资格的，而是存在权利自觉上和诉求效果上的不同。如果我们能够更理性，对于我们国家的现状能够了解得更多一些，我们对于国家的要求也会更切中时弊。
有人问我，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其实当年欧洲那些好作家都写过这些，雨果这样写过，托尔斯泰这样写过，屠格涅夫这样写过，箫伯纳也这样写过。我相信文化能化人，我知道文化是怎样改变了一个人。我初中毕业时开始读法国革命史，读伏尔泰，读卢梭，这样的阅读塑造了我个人对于知识分子的思考。
（以上为梁晓声在腾讯书院“中国启示录”活动现场部分对话实录，依据录音编辑整理，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违者必究。欢迎收听“腾讯思享会”或“ThinkerBig”公众帐号。）
梁晓声：关于不幸 不幸福与幸福
思想报道腾讯文化梁晓声2014-02-26 07:03我要分享 19
[摘要]我们中国的当下主流传媒有一大弊端，那就是——讳言贫困、落后、苦难和不幸，却热衷于宣传和炒作所谓“时尚的生活方式”。似乎时尚的、时髦的，甚至摩登的生活方式，便是幸福的生活。
希腊神话中有所谓“美惠三女神”，她们妩媚、优雅、美丽，乃三姐妹，都是宙斯的女儿。一位是优芙洛尼亚，意为欢乐；一位是塔里亚，意为花朵；还有一位是阿格拉伊亚，意为灿烂。她们喜爱诗歌、音乐和舞蹈。一言以蔽之，人类头脑中的文艺灵感，得益于她们的暗示、启发和引领，故她们也往往被称为“美惠三女神”。除了她们，希腊神话中还有所谓“复仇三女神”“梦境三女神”，也都是“三姐妹”。而在美术创作中，有所谓“三原色”之说，即红、黄、蓝。
我想这么比喻——不幸、不幸福与幸福，也如同我们大多数人之人生的“三原色”，也如同我们大多数人之人生每将面对的“三女神”。她们同时出现在我们人生某阶段的情况极少，但其中两姐妹接踵而至甚至携手降临的现象却屡屡发生，于是有“否极泰来”“乐极生悲”一类词。比如，苏三的人生可谓是否极泰来之一例，范进的人生可谓是乐极生悲之一例。
我将不幸、不幸福、幸福比做我们大多数人之人生的“三原色”，并非是指以上三种人生状况与红、黄、蓝三种颜色有什么直接关系，我的意思是——如同“三原色”可以调配出“七常色”及“十二本色”；不幸、不幸福、幸福三类人生状况，几乎是各种各样的人生的“底色”。世界非是固定不变的，人生更是如此。“底色”只不过是最初之色。
我认为构成人生不幸的原因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严重残疾与严重疾病。
第二，贫困。
第三，受教育权利的丧失。
第四，由之而沦为社会弱势群体。
第五，又由之而身为父母丧失了抚育儿女的正常能力，身为儿女竟无法尽赡养父母的人伦责任……
也许还有其他方面，我们姑且举出以上几方面原因。
在以上原因中，有个人命运现象，比如先天失明、聋哑、智障、患白血病、癌等；也有自然生存环境和社会苦难造成的群体命运现象，比如血吸虫病、瘟疫、艾滋病、战争造成的伤残与疾病……
一个人的严重残疾与疾病，每每是一个家庭的不幸。一个群体的不幸，当然也应视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不幸。个人的不幸命运既需要社会来予以关怀，也需要个人来进行抵抗。
海伦·凯蒂、霍金、保尔、罗斯福，他们证明了人生底色确实是可以一定程度地改变的，有时甚至可以改变得比成千上万正常人的人生更有声有色。
但不论怎样，不幸是具有较客观性的人生状况。这世界上没有人因残疾和疾病反而有幸福感。而某些自认为很不幸的人之所以并不能引起普遍人的深切同情，乃因他们的不幸不具有较客观的标准。所以我们才未将失恋也列入不幸范畴，尽管许多失恋的少男少女往往痛不欲生，自认为是天下第一不幸，第一值得同情者。当然，于连是有几分值得同情的，因为他的失恋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疾病，那就是社会所公开维护的等级制。
我们中国的当下主流传媒有一大弊端，那就是——讳言贫困、落后、苦难和不幸，却热衷于宣传和炒作所谓“时尚的生活方式”。似乎时尚的、时髦的，甚至摩登的生活方式，便是幸福的生活。而能过那种生活的人，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少数。如此这般的文化背景，对新一代成长中的人，几乎意味着是一种文化暗示，即幸福的人生仅属于少数不普通的人；而普通人的人生是失败的，令人沮丧的，难有幸福可言的。
除了文化的这一种不是成心却等于成心的错误导向，我们国家13亿人口的实际生活水平也是每使普通人感觉不幸福的原因。普通人这一概念在中国与在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即使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普通人及普通人家的生活水平其实也是非常脆弱的。往往是一人生病（这里指的是重病），全家愁苦，甚而倾家荡产。现在情况好了一些，公费医疗、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保险制度有所加强，但仍处于初级阶段。粮食一涨价，人心就恐慌；猪肉一涨价，许多普通人家就奉行素食主义了；而目前的房价，使许多普通人家的“八○后”一代拥有自己住房的愿望几成梦想……
这使新一代都市年轻人，看在眼里，心生大虑，唯恐自己百般努力，却仍像父母辈一样，摆脱不了普通人的命运。
如果将大学学子、研究生们与进城打工的农村儿女相比较，结果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如果非是家境凄凉或不幸，只要有钱可挣，后者们的日常快乐反倒还会多一些似的。
日常快乐的多少也往往取决于性格，不见得就是实际生活幸福程度的体现，好的性格能够大大削弱感觉人生不幸福的烦恼。
为什么那些农村儿女们的日常快乐反而会多一些似的呢？乃较之于成为大学学子、研究生们的都市青年，农村儿女们对不幸见得较多，知得较多，接触得较多。而他们对所谓幸福的企求又是较低的，较实际的。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那就是，他们的人生是有“根据地”的，是有万不得已的退路的，即他们来自于农村。那里有他们的家园，有亲情和乡情，那里乃是没有什么生存竞争压力的所在。
而前者们却不同，如果是城市青年，则他们没有什么“根据地”，退回到家里就等于是失业青年了。如果是农村青年，则从怀揣录取通知书踏上求学之路那一天起，就等于破釜沉舟地踏上一条不归路了。他们从小学到高中以毅忍之心孜孜苦学，正是为的这样一天。如果他们考入的还是北京、上海的大学，那么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不但没有了什么退路，简直还没有什么别路了。那种留在北京、上海的决心，如同从前的节妇烈女，一厢情愿地从一而终，一厢情愿地为自己的“北京之恋”“上海之恋”而“守节”。这一种决心，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常人看来，在北京、在上海，一个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人，终于成为不普通之人的可能性仿佛比别处多不少。即使到底还是没有不普通起来，但成了北京和上海这等大城市里的普通人，似乎那也还是要比别处的普通人不普通。这一种普通而又不普通的感觉追求，往往会成为一种“亚幸福”追求。但这一种决心有时候也是可怕的——因为对于人生，还是多几种生存、发展的选择好一些，还是有退路的状态好一些。我这里说的退路，当然不是指农村。大学生、研究生回到或去到农村当农民，是知识化了的人力资源的浪费。但除了北京和上海，中国另有许多城市，尤其是南方城市，其发展也是很快速的，对年轻人而言，人生机会也是较多的。
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不幸福的人生感觉人人都会常有，是生存竞争压力对人的心理造成的负面感觉，不同的人面临不同的生存竞争压力。但有时候，也与我们对人生的思想方法有关。如果能提前对人生多几种考虑、打算、选择，也许人生的回旋余地会大一些，压力会小一些，瞻望前途，会相对的乐观一些；那么，不幸福的感觉，自然会相对的少一些……
谈到幸福，有些人肯定会和我一样，联想到《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的那一句话——“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呢？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我个人认为，幸福的人一定是生活在幸福的家庭里。我至今还不曾认识过一个生活在不幸福的家庭里但自己感到很幸福的人。曾经生活在不幸福的家庭里，但后来另立门户，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以后，人生开始幸福了的人是有的。但前提是——他或她的小家庭，必是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或曰：幸福只不过是一种感觉。
此话对矣，但不够全面。确乎，幸福和不幸福一样，主要是一种心理感觉。然而人的心理，通常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感觉，心理感觉更多的情况下是客观外界作用于主观的反映。如果说不幸福之感觉往往是与不直接的客观外界的影响有关系，那么幸福的感觉像不幸的感觉一样，更是与特别直接的客观外界的实际状态有关系。
第一，我们已经说过，幸福的人，肯定有幸福的家庭。第二，幸福的家庭，理论上肯定是人人健康，家庭关系和睦，夫妻恩爱，手足情深，家风良好，并由而受人尊敬的。第三，一个有着这样的家庭背景的人，他或她还需是起码具有大学文化知识的人。第四，而且他所从事的职业，恰恰是符合他理想的、他很热爱的职业。第五，这一种职业，一般而言，还要有较高的工资和较有社会地位的特征。第六，于是他本人的爱情和婚姻不但是一帆风顺的，还是如愿以偿的。第七，他们的小家庭起码是富裕的，当然应拥有宽敞的住房与一辆准名牌私车。第八，他们的孩子是漂亮的、聪明的，将来肯定有出息，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们还可以列出几条。
由是而论，我们不难看出，文化知识程度较高的人，比之于文化知识程度较低的人，对幸福指数的企求也是高的，即使口头上说自己只不过心存某些一般的幸福要求，综合起来，那些一般的幸福要求已是很不一般太不一般了。更有的时候，甚至会将幸福误解为一种人生的完美状态，因而似乎应包含一切人生的美好。而实际情况却是——世界上只有极少极少数人的人生是接近完美的幸福的人生。
如果将人的一生比做由一点开始画起的一个圆，那么只有极少极少数人的人生画得接近标准的圆形；有些人的人生仅仅是半圆，或一段弧。大多数人的人生，画成了一个圆，但却是像蚀缺时的月亮似的圆。
我个人认为，能将人生画成一个近似的圆，那委实已经该算是不错的人生了。我个人认为，一个人的人生，只要在以上几条中实现了两条，比如有一个比较和睦的家庭和比较美满的婚姻，他或她就有理由感觉幸福多一些，感觉不幸少一些了。而居然实现了三四条，几乎可以说，他或她真的就是一个幸福之人了。
家庭和睦，手足情深，亲人健康，工作稳定，收入能够满足一般消费，月有节余，哪怕很少……这是一般普通人的幸福观。他们既为普通人，却并不沮丧于普通的人生，于是他们反而善于在普通的人生中企求普通的幸福，并珍惜之。
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是否也可以给尚处于人生的一无所有阶段，但希望过上幸福生活的大家一点儿关于幸福的另类参考呢？
最后我要讲一个汉语常识——“希望”一词中的“希”字，在古汉语中，同“稀”，是一个演化字。“稀”——大家都知道的，乃指“少”。在农业社会，稻粮是宝贵的，布匹是宝贵的，都是稀缺之物。生产力不发达，靠天吃饭，好收成非是自然而然的事，于是每每举行祈祷。在古代，“稀望”是祭典仪式中的心理。
只要善于理性地把控自己的人生，一步步走在实处，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获得某一部分人生的幸福。
（文章摘自梁晓声2014年新书《中国生存启示录》 ，经作者授权转载，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欢迎收听“腾讯思享会”或“ThinkerBig”公众帐号。）
梁晓声：中国人可以在幸福与不幸福中选择幸福
北京晨报 [微博] 陈辉2014-03-04 08:54我要分享 3
[摘要]梁晓声的新作《中国生存启示录》一改往日的批判作风，告别“郁闷”“忐忑”，告诉人们如何用一种人生智慧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在浮躁险恶的社会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
龙应台曾经说：“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矫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的使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这一点上，作家梁晓声先生是令人尊敬的。”
在梁晓声的新作《中国生存启示录》中，一改往日的批判作风，告别“郁闷”“忐忑”，告诉人们如何用一种人生智慧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在浮躁险恶的社会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
不幸福的人生感觉人人都会常有，是生存竞争压力对人的心理造成的负面感觉，不同的人面临不同的生存竞争压力。但有时候，也与我们对人生的思想方法有关。如果能提前对人生多几种考虑、打算、选择，也许人生的回旋余地会大一些，压力会小一些。正如梁晓声所说：中国人可以在幸福与不幸福中选择幸福。
本书涉及了文化、政治、善与儒家等多方面议题，在腾讯书院举办的讲座上，梁晓声对自己的新著进行了深层解读。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当代著名作家。曾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及影视作品。中国现当代以青春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
我们的文化发生了断裂
1900年后的几十年，差不多可以定义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期。其实就是两方面，一方面要改造国家，一方面要改造中国人。但到后来，大家都不思考，只剩下一种思想。
我建议在读书的朋友们可以做一个表格，就是1900年往前和西方加以比照，就会发现此前那200年里正好是欧洲诸种思想像礼花一样展开，而中国的这200年几乎就是空白，我们只能梳理出康熙辞典、全唐诗、四大名著，在这么大一个国度仅有四大名著太不够了。
在过去五六百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国家在文化上其实发生了断裂。
我走的是经典作家们走过的路
我还是文学青年时，在“文革”前已经把哈尔滨市中学生能找到的书全读遍了，我相信文化能化人，我相信文化可以改变一个人。
一个初中毕业生，中国那个年代的中国初中毕业生已经开始读法国革命史，开始读伏尔泰，开始读卢梭。这就形成了我个人对于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思考，别人问我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我就告诉他，你真的不知道吗？当年在欧洲那些好的作家都这样做过。雨果这样写过，托尔斯泰这样写过，屠格涅夫这样写过，萧伯纳也这样写过。
我所走的路是和他们完全一样的，这样写了一批散文、杂文之后，出版社从我的散文、杂文中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然后由出版社起了一个书名。我也是在接到这本书之后，发现这本书是这样的书名。
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
书中收了《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这不是我文章原题。但原题我也想不起来了。
儒家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历代帝王们所尊崇，这里肯定有营养，我对孔子是这样来定位的，第一他是伟大的思想家，第二他是封建历史时期的思想家，第三不能断然否定他的思想营养，但也绝不可以说把那样的思想拿到今天来就可以疗治、解决今天世界和今天人类的全部问题。
有些知识分子朋友和我不一样，人家以研究古典思想史或古代思想史为专业，研究了一生，理所当然就形成了一种要维护的心态。但我不同，我不把这些作为专业，我不认为可以把古代的传统思想作为盾来抵挡西方的思想，并且心里在想：“不用你们，学习自己老祖宗的思想就够了。”我觉得这种心理是我绝对不赞同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才写下了这篇文章。
道德应寄望于先富阶层
我写这本书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有底层是道德的，只有草根是道德的，只有平民是道德的，道德这个词专属于底层，不是这个意思。
以我来看，我们只能寄望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变得更道德一些，我们不能以道德的立场去看目前那么多的农村打工青年；我们不能对于在井下蜗行着的矿工们，去要求他们去做更好的矿工；我们不能要求那些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承受镇痛、并提前内退下岗的工人，说你们要做有道德的工人。
从道德层面上考察他们，他们可算这世界上最好的人民了，相当相当的有道德。我们如果寄希望有更道德一些的新公民，我们当然要寄希望于物质生活先富起来的、没有经济上后顾之忧的、受到高等教育的人，那些已经住上别墅、开上豪车的人，这是自然而然的。
恐怕问题也恰恰正出在这里，我不敢说比例是多少，但至少一部分没有为我们做出好榜样。他们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一掷千金、豪赌、挥金如土，为我们社会带来了很坏、很坏的影响，辜负了我们的希望。
我相信改革
我是相信改革的，但是改革这件事好比推磨，中国人口这么多，100多年以前，全世界的人口是16亿多一点，那可是全世界。我们现在人口只比100多年前的世界人口少一些，想一想我们有2.6亿多的农村季节工，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两个俄罗斯再加上一个德国。
中国太巨大了。巨大的磨盘已经转动了，我肯定也着急，大家都希望这个磨盘转动得更自然一些，不要时快时慢，也应该有各种粮食不断输入到磨道里，不使磨盘空转。但是我们再着急也要承认一个事实：谁守在磨的推把上，谁对于磨的转动是最给力的。
我们大家的手都不在推把上，离它远得很，看都看不到这个磨是怎么转动的，只能听到磨转动的声音，有时候干着急就想“再快一点”，但是看推磨的人也已经很吃力了。
我确实想说，过去的一年里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明天确实又有了一些信心，又看到了一些好的迹象。
遏制贪腐要靠制度力量
如果是几个人贪腐，那一定是道德的问题，修养的问题；如果是几十个人贪腐，那一定是教育有问题；如果变成这儿有一些和那儿有一些，许多处都有贪腐，那就肯定和制度有关。就要在顶层设计上想办法，但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都知道贪腐和制度有关，但是目前都想不出来一个能够立竿见影的方法，既清除贪腐，且不至于在短时期内带来强烈振荡。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个步伐也会加快。一些知识分子在讨论遏制腐败的机构怎样设置才更合理，已经开始在思考这些问题，这是以前没有的。
东西方传统的共同点是善
《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其实是为了孩子们识字编的课本，之后转向学习做人，比如《弟子规》，强调的是即使你走在马路上看到了长者，年轻人应肃立路旁，长者打招呼了才能抬起头，这当然是君子社会，可现在公交、地铁这么挤，这种标准根本不能实现。
当然，也有共通的，无论中国的传统，还是西方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善，善良、人道。这一定是第一位的，是最主要的。这也是为什么雨果在《九三年》中写到，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雨果经历过巴黎革命，被保王党通缉过。他经历了这些，回过头来再总结出这样的话，并且在晚年郑重写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里，我认为他不是脑子进水了。那是一个文化老人、思想老人留给他自己国家最主要的遗言，也可以认为是留给人类的。
梁晓声：知识分子在苦恼能为推动国家进步作何努力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罗皓菱2014-03-03 09:40我要分享 2
[摘要]学界曾出现“为何当代中国没有大师”的疑问，知识分子在当下应承担何种责任亦成为关注焦点。梁晓声表示，中国文化发展曾出现断层，中国知识分子仍在苦恼自己能为推动国家更加文明进步作何努力。
导读：梁晓声新作《中国生存启示录》告别往日的“郁闷”、“忐忑”系列，而是告诉读者如何在浮躁的社会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梁晓声认为，在五六百年的时间内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仍然在苦恼自己能为推动国家更加文明进步作出何种努力。如果我们更理性，对国家现状了解更多，对国家的要求也会更切中时弊。”梁晓声说。
日前，作家梁晓声携新作《中国生存启示录》做客腾讯书院，与读者分享出书经历和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认识。梁晓声表示，这部新出的书取名《中国生存启示录》是为了告诉大家作为国民如何面对当下的困惑和选择。
此次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生存启示录》告别梁晓声往日的“郁闷”、“忐忑”系列，而是告诉读者如何在浮躁的社会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该书是从他之前的文章中选择部分结集出版。“我很感激出版社，书名和文章内容很相似。起这个名字，就是要告诉大家，作为国民如何面对当下困惑并进行选择。”他说。
此前，学界曾出现“为何当代中国没有大师”的疑问，知识分子在当下应承担何种责任亦成为关注焦点。梁晓声在现场则表示，中国文化发展曾出现断层，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在苦恼自己能为推动国家更加文明进步作出何种努力。
梁晓声首先梳理了解放前的一段思想文化史。“从1900年到1949年，几乎可以定义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时期，当时出现了蔡元培、梁启超等一大批文化知识分子，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担负起使命。”梁晓声表示，当时其中有些人意识到改变中国当时的命运便要改造中国人，蔡元培甚至写过有关国人道德修养的文章。这种文化现象可定义为小的“百家争鸣”状态。
梁晓声进而分析了1900年以前的中外文化发展史。在他看来，如将1900年以前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和西方加以比照，会发现那几百年间正好是欧洲诸种思想似礼花绽放的时代，出现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等知名人物及重要思想文化，而中国却相对空白，好一些的只有《康熙字典》、四大名著等。
综合起来分析，梁晓声认为，在五六百年的时间内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仍然在苦恼自己能为推动国家更加文明进步作出何种努力。“如果我们更理性，对国家现状了解更多，对国家的要求也会更切中时弊。”梁晓声说。
学界曾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在东西方曾几乎同时出现一批伟大思想家，那个时代也被后人称为思想文化上的“轴心时代”。梁晓声分析，由于东西方差异、历史文明程度的不同及其他各种原因，国内外的思想文明进程会发生差异，但如果将这些人的成就总体对照并整合，会发现人类的思想在某些“点”上极为一致，这种一致会让人感到欣慰和愉悦，正是因此形成了人类的普世价值。
梁晓声表示，如果把传统思想作为盾来抵挡西方思想，这种文化心理他绝对不赞同，较为恰当的做法是“将历史上所有思想应该在近代社会经过后思想家们的洗礼，进而整合产生更好的思想文化。”
最后梁晓声强调，“无论中国的传统，还是西方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善，善良、人道。大家也可能暗想，我如果有一个儿子不管他善良不善良，只要有最大的能量和才华作为成功人士就好了。那我没有办法，这样的人生肯定走不远。
梁晓声：改革如同推动巨磨 须有耐心和恒心
腾讯书院腾讯文化2014-03-08 07:34我要分享 120
[摘要]当年那些已经富起来的人，本可能变成引领我们这个民族心性提升的可敬人士，但我们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可敬人士多起来了，而是土豪多起来了，证明了道德化的欠缺。
【编者按】2014年2月28日晚，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梁晓声携《中国生存启示录》作客腾讯书院。他指出，先富起来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的道德化程度决定了这些群体对于社会进步能否起到示范性作用；国家改革如同推动巨磨，需要恒心与耐心；由上而下严惩贪腐，利于塑造民众对于公平社会的信心。以下为访谈实录：
“先富起来”的群体对于社会进步缺乏示范性作用
当年那些已经富起来的人，本可能变成引领我们这个民族心性提升的可敬人士，但我们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可敬人士多起来了，而是土豪多起来了，证明了道德化的欠缺。我当年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想表达的，并不是说只有底层、草根和平民是道德的，道德这个词专门属于底层，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依我来看，我们寄希望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变得更道德，这样寄托民族素质的愿望是没错的。我们不能以道德与否的立场去评价那么多的农村打工青年，不能去要求在井下弯着腰的挖煤矿工们，不能去要求当年在共和国的发展历程中为了这个国家经受阵痛、提前内退下岗的工人阶级，也不能去要求1949年以后一直种粮食喂养着这个国家、且要交差不多40%口粮税的农民们。
从道德层面上看我们的人民大众，他们可以算是这个世界上很好的人民了。如果我们希望随着国家的发展能涌现一些更道德的新公民，那我们会更倾向寄希望于那些物质生活上先富起来、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恐怕问题恰恰正出在这里。我不敢说比例是多少，但至少一部分人没有为我们做出好榜样，辜负了我们的希望。财富分配的剪刀差越来越大，由此造成了一种情况，即对于当下的民众，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对于靠勤奋工作和辛苦劳动来改变生活品质的信心受到了严重的、甚至是羞辱性的伤害，而这对于国家是很不好的事情。
我当年写过一篇文章，探讨什么叫做贵族。如果我们重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面既有像阿纳托尔这种贵族阶层的花花公子，也有像安德烈公爵这样的爱国主义者，战争发生的时候率领军队上前线去保卫自己的国家，他的弟弟小安德烈公爵牺牲在了战场上。托尔斯泰这面镜子照出了两种不同的贵族。如果说我们国家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是物质和资源上的贵族，那他们究竟更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德烈公爵呢？还是更像阿纳托尔呢？
改革如同推动巨磨，须有耐心和恒心
我是相信改革的，但改革这件事好比推磨。中国人口太多，对于人口数量要有形象的概念：一百多年前全世界的人口是16亿多一点，我们现在的人口只比一百多年前的世界人口少一些。我们有2.6亿多的农村季节工，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只这一部分人口就相当于两个俄罗斯。
前苏联叶利钦做总统的时候有一件趣事：西方媒体访问克里姆林宫打扫卫生的老大娘，问她觉得自己和叶利钦总统的工作性质区别在哪儿？打扫卫生的老大娘说：“我打扫克林姆林宫，总统打扫俄罗斯。”这个话回答得太有水平了。那么我们姑且使用“打扫”这个词，要打扫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头脑？是一件多困难的事情？我个人觉得中国非常像巨大的磨，太巨大了，中国现在这一盘磨就是一百年以前的世界之磨。
为了使巨大的磨盘转动，你们在座的着急，我肯定也着急。大家都希望这个磨盘转动得更自然一些，不要时快时慢，同时也应该有各种粮食不断地输到磨道里，不使磨盘空转。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即谁守在磨的推把上，谁对于磨的转动是最给力的。我们大家的手都不在推把上，离最大的推把要远得很，可能连看都看不到这个磨是怎么转动的，只能听到磨转动的声音。我是政协委员，可能离磨还近一点，但是看到推磨的人也已经很吃力了。
由上而下严惩贪腐，塑造民众对于公平社会的信心
但我确实想说，过去的一年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向更好的明天迈进，确实又多了一些信心。不说别的，就说反腐这件事情，我曾经写过一篇长文章《九三断想》，当时我对腐败感到郁闷、愤懑，不知道对谁发火。对于敛财过亿的贪官污吏们，我们还没有很认真地像梳头一样清理。以前差不多单靠网络的力量来反腐，民间反腐义士们像家中养的好猫一样，在某个角落把老鼠咬死之后放在政府的窗台和办公桌上，说：“他在偷粮食，还把成捆的人民币拖到洞里去做窝了”，政府当然要管。而如今我们的反腐是自上而下的，我确实看到了这种自上而下结合民间力量而形成的一种活力，我期待这种活力形成更理性、更一致的一种愿望。
韩国曾经有一位总统陷入了受贿门，那天夜里很多韩国的出租司机喝醉了，他们觉得总统贪腐一次相当于自己一辈子挣的钱，他们失衡了。如果国家在反腐上能够做得更有力一些，政府变得清廉，贪腐的钱被追讨回来了，即使我们上班累一点，所承担的一切快速发展时代的压力我们都会觉得可以忍受。只要社会公平了，贪腐少了，有些由于发展速度而造成的现象是我们可以承担的。工人阶级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下岗内退过，阵痛落到他们身上，他们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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